摘要：随着清末教会书院向教会大学的转型，“西方托事部一在华校董会”的双层董事会制度普遍出现，并先后出现三次制度转向。北洋政府时期出现第一次制度转向，大学治理权由西方托事部转向在华校董会；南京政府初期出现第二次制度转向，治理权由西方人士为主转向中方人士为主；全面抗战前后出现第三次制度转向，治理权由西方教会转向中国政府。在三次制度转向中，政策与实践、初衷与结果不尽一致，甚至名实不一，反映出政府与教会对教育权力的博弈，也是中国政府将教会教育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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