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论文大全11篇

公共文化论文篇（1）

二、政府扶持在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中作用发挥的依据

公共文化的建设和长远发展是社会和谐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不开政府的扶持。而政府对公共文化的扶持是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公共文化的需求，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保证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因此政府扶持对推动公共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是，政府扶持如何体现，如何真实有效地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责，公共文化绩效如何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公共文化绩效审计就是对政府等职能部门以及其他组织在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财务收支情况以及经济业务活动的效率性、经济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价和审计。下面从公共文化本身特征、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绩效审计供给与需求等三方面，分析政府扶持在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中发挥作用的依据。

1.公共文化的本质特性与私人文化相比，公共文化从它产生一开始就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特性。首要的特性是公共文化资源的公共性与公平性，如公共文化资源的场地、各种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规划和调配等，这不是由哪个部门或者企业能够单独建设就能完成和运作的。公共文化资源的取得和享有是人人都有权利，是人人平等地获取和使用的资源，这也不是哪个组织或者团体能够做到的，政府作为国家的职能部门首当其中负担起这种社会公共责任；其次是对公共文化产品需求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公共文化资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财产，公共文化面向社会提供的应该是多样化的服务和产品，因为这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必须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同时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理应是积极健康，能够体现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这就决定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权力机关能去扶持和引导公共文化。再次，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共享性和非竞争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受益者是在一定的区域内，人人都能随时享受到，一个人的享受不能排斥其他人的使用，并且是非盈利性与非竞争性的，即你享受的同时我也能享受，提供者不在乎盈利，在市场上处于一种非竞争状态，基于这些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性决定政府要进行扶持，要进行适当干预，才能保证公共文化资源的合理而有效地配置。最后是社会性和公益性。公共文化的产品和服务应该是一定社会范围内社会大众最需要的、最现实的、最关心、最实惠的、对老百姓和社会持续发展最有好处的产品和服务，而且面向社会是免费的或者是低费用的等。公共文化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公共文化是一项全民利益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公共事业，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必然需要政府更多的扶持。

2.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最初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和威尔逊的“二分法”作为公共行为行政学的理论基础。随着公众的价值理念的增强、需求的多元化、参与民主意识的提升，人们对政府的职能履行和作用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作用的发挥不能仅仅体现在僵硬化的体制管理、行政机构的规模化、行政效率的低下、公共资源浪费严重等，应是一种透明化、高质量高效率、执行力很强的管理。由此，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倡导公共管理的战略管理、重视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价、强化和明确政府的职能、更关注公众对公共部门的评价等。为此新公共管理为绩效审计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在20世纪70、80年代政府绩效审计得到迅速发展。绩效审计满足社会大众对公共部门履行职责的需求，因此政府扶持公共事业的效率和效果是大众迫切需要了解的内容之一，这也正是绩效审计的使命所在。

3.绩效审计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绩效审计在我国起步比较晚，运用在政府以及公共管理部门其发展也比较缓慢。但是我国绩效审计市场的需求日益增强，市场前景发展广阔。绩效审计一方面评价业绩，有益于提高被审计单位的效益与效率，另一方面也是对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一种监督和制约。绩效审计市场有需求，而且这种需求的呼声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我国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处于初级阶段，公共部门的绩效审计集中在财政支出、公共项目和设施的上面，审计方法也比较单一，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的专业素养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式下的绩效审计的需要。由此可知，绩效审计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出现严重的不匹配、不协调的局面。对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进行分析，是理论与实践中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

三、政府扶持在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中的作用表现

在公共文化绩效审计框架下，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的作用发挥得到重新阐释，其扮演的角色也各异。它既是公共文化绩效审计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主导者和监管者，还是绩效审计的建设者和保障者等，已经不再仅仅是履行政府的职能，而是“服务型政府”的引导、战略规划等作用的全新体现，从而保证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的有效开展和正常运行。公共文化绩效审计涉及面大、影响广，其任务更加繁重，这就要求政府扶持要有力度、有方向、有规划和有成效。

1.绩效审计政策扶持中的制定和宣传作用政府对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扶持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来进行，为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开展提供一个有序规范和公平健康的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近年来，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公共文化建设，先后颁布了《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十”提出的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等政策文件。但是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所以开展公共文化绩效审计首先要有法律支持和政策依据，这是政府扶持的首要任务。在政府政策扶持中制定关于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基本规范、绩效审计的责任追究制度、约束规范、执行标准、财政扶持支持的政策导向等制度文件，用明确的法律规范和规章制度将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目的、审计范围、审计职权、审计主体和程序、审计报告形式等确定下来，进而政府才能更好地进行宣传和执行这些政策。

2.绩效审计评价扶持中的主导和保障作用政府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授权下，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并承担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责任的机构。其主导作用体现在：一是主导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的全局工作；二是主导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的提供；三是主导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主体广泛参与；四是主导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的成效得到贯彻和实施。而保障作用则体现在法律上的制度保障、经济上的财力保障、社会上的文化氛围保障、基层相关配套措施的辅助保障等。在新形势下，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公共文化绩效审计对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等的重要作用，以全社会首席代表的身份和角色，全面担当起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主导者和保障者的神圣职责。

3.绩效审计信息扶持中的建设和管理作用公共文化具有公共性的同时也就有共享性，这就意味着对其绩效审计评价的信息也应该为大众所知，绩效审计信息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改进公共文化绩效管理，有助于审计决策的制定及预算编制，也是衡量政府公共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建设和管理公共文化绩效审计信息共享平台是政府的职能所在，这也是政府利用资源提供文化扶持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目前，由于绩效审计正处初级开展阶段，尚未建设绩效审计的信息共享平台，这就需要政府推进和探索共享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公共文化绩效审计信息共享平台就是利用政府公共文化资源，及时公共文化绩效审计政策、发展规划、动态、以及绩效审计市场供求等方面的信息，为区域文化企业和单位了解国内外的最新技术、资源、资金等情况提供有利支持，实现人才、技术、信息、管理的有效合作和交流。

4.助推区域经济和谐发展中的战略规划作用目前，公共文化建设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公共文化建设在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成为一支基础性的力量，成为区域软实力提升的重要衡量标准。对此各级政府要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在不断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从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公共文化需求入手，切实做好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战略规划工作。政府扶持的导向应该是公共文化事业绩效审计发展战略和制定公共文化绩效审计建设规划，对本区域内的公共文化绩效审计建设，进行科学统筹谋划和合理布局。要与文化需要相适应，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相适应。

5.绩效审计成效扶持中的反馈和监督作用绩效审计是为了发现和揭露公共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并更好地解决问题，这是绩效审计的最终目的。绩效审计成效如何关系着公共文化建设的社会效益和公众效益的实现。所以，政府扶持绩效审计成效不应只是关注如何实施绩效审计项目的过程，更应该关注如何将绩效审计结果反馈给民众，如何将绩效审计报告定期公布于众，并运用于公共文化的绩效管理和决策之中。目前，我国绩效审计结的成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量的绩效问题审而不揭，流于表面，大部分审计报告和结果常常被搁置一边，导致绩效审计工作处于弱势，往往开展起来“虎头蛇尾”，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更需要政府投入人力和物力进行扶持和引导。另外，在绩效审计中加强各级政府机构之间、政府官员、政府与社会各界的监督机制，绩效审计也是政府提升管理的重要监督手段，所以要在绩效审计中扶持监督机制，促进绩效管理有效实施。

公共文化论文篇（2）

1.2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特色专题展览服务展览在传播信息、弘扬文化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市级公共图书馆常年举办各种中小型展览可以更好地体现其作为地区文化中心的功能作用。邓小平图书馆于2004年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展出《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邓林摄影作品展》，展出期间，每天接待观众2000余人，100页的观众留言簿写满了三大本，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与此同时，征集社会名家收藏的精品(字、画等多种艺术品)汇聚展出。并力求形式多样、突出品位，高起点、高标准，确保展览质量、展览效果达到一流水准。“谭晓风个人书画展”、“川东北老年书法作品展”、“首届全国农民摄影展”、“文物图片暨民间艺术品收藏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建市10周年成就展”、“邓小平生平业绩图片展”、“诺贝尔百年科学奖图片展”、“大型海洋生物科普展”、“走进上海世博会图片展”等展览都深受市民欢迎。截至2013年12月底，已先后成功举办了60余场展览，观展人数达80余万。除了定期举办各类展览，该馆还举办各种讲座、座谈会，努力打造“以展促藏、以藏推展”的服务模式，为广大市民提供多渠道获取文化信息的服务，从而提高了图书馆社会服务能力、传递了人类智慧与精神文明，为市民摄取正能量知识提供了丰富资源与宝贵场所。

1.3汇集社会资源，开展多元化公共服务市级公共图书馆在深化开展延伸服务时，应寻求两个突破:首先是改变传统服务方式，探索出真正满足市民需要的服务模式;其次是突破资源单一的局限，挖掘社会资源，建立共享平台，开展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2010年8月，为传承民族文化艺术，培育广安后继书法人才，该馆与广安市书法家协会联合创办了“广安市青少年书法精英培训基地”，该培训基地是纯公益性的，管理正规，由广安市知名书法老师授课。培训对象是全市青少年及书法爱好者。2011年，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邓小平研究中心、邓小平故里管理局、邓小平图书馆联合举办“学习邓小平理论，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理论研讨会，邓小平图书馆组织专人向全国近300名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各高等院校、各级党校、省级社科院(社科联)、各省党史研究室、省委宣传部等发送邀请函近500封、电子邮件300封，共收到全国各地论文148篇，会议分组讨论中，来自全国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争相发言，学术氛围浓厚，该馆充分发挥了“邓小平研究中心”邓小平文献资料丰富的优势。现每年利用这个文化传播平台，集各方智慧，提供一个研习邓小平理论以及广安人文、历史、社会、文化的平台，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普及，使外来人和广安人更了解广安，促使广安人更积极自觉地使用家乡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家乡的建设更好地服务。每年暑假还定期开展计算机基础知识等培训，引导青少年安全、健康地利用网上资源等。通过举办各类公益培训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享受图书馆，使图书馆成为青少年读者的“第二课堂”，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2、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2.1与媒体合作，营造文化氛围近年来，该图书馆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固定专栏、图书馆网站、《广安图情》，以及编印并广泛发送《邓小平图书馆宣传画册(折页)》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发挥舆论的导向和激励作用，不断提高邓小平图书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几年来，仅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网、《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精神文明报》、《华西都市报》等各类媒体刊播宣传该馆的稿件达300余篇(条)，树立了伟人图书馆的良好形象，为深入开展服务工作营造了良好氛围。

2.2开发数字资源，扩大服务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资源的不断丰富，读者对现代化文献信息的查询、获取、利用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加大。各级图书馆都在积极开展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和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家也极其重视基层文化建设和投入，使文化服务覆盖城镇、乡村和社区群众的文化生活。该馆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资源对邓小平图书馆特色馆藏即邓小平文献资料和广安地方文献进行数字化，自行开发了“邓小平专题数据库”、“广安历史名人”、“广安大事记”、“广安旅游与特产”等数据库，建立了邓小平图书馆数字资源数据库，使市民在邓小平图书馆网站上就能轻松查找到有关邓小平的文献以及广安地域文化的信息。为满足广大市民的文化需求，该馆每年还在有限的购书经费中设置专款用于购买电子图书。相继购买了《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CNKI数据库》、《人民日报》电子版报纸等数字馆藏资源，为读者提供了方便的阅读条件。邓小平图书馆还对一些名人的讲话、讲座和一些精品展览进行录像，然后进行编辑、加工，制作成多媒体系列光盘，在社区、部队、学校、农村等场所以放“坝坝”电影的形式进行巡回展播，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既给市民提供了优质的文化服务，又丰富了图书馆自身的馆藏数据库资源。

2.3融入社会，扩大图书馆服务辐射面怎样才能将服务延伸至城市中各个阶层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之中，是公共图书馆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邓小平图书馆加强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联络协调，为缓解群众借书难的问题，该馆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辐射性的服务网络，将服务触角延伸到行业、社区、学校和农村，该馆在广安市五区市县图书馆均开设了邓小平图书馆分馆，并在党政机关、部队、看守所、企业、学校、社区新开办20余个“图书服务点”的基础上，又启动开展了“惠及百乡”送书活动，在五个区市县100余个偏远乡镇(村)建立图书服务点，送去的价值100余万元的各类图书5万余册，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市城乡的图书服务网络，并定期更换新书。在2011年国家出台公共图书馆实行免费对外开放政策之前，就已在贫困户中，开展为贫困读者免费办理“图书借阅卡”活动，免费卡达2000张。使这些市民也同样拥有了阅读的权利并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开展免费赠送“网络读书卡”等活动，扩大了服务辐射面，覆盖了地区每个角落。无论是“4·23世界读书日”、“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还是“惠及百乡送书活动”、“读丁华阿姨捐赠图书有感有奖征文比赛”、“邓小平生平业绩及相关理论知识抢答赛”、“教会孩子学习与生活”公益性专题讲座、“百姓话题”法律知识专题讲座、“我为读者找好书，我为好书找读者”等各项活动，邓小平图书馆都做到了出新求变、独具创意，在服务的组织形式上从社会公众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活动载体从馆内资源向社会资源延伸，活动受众从图书馆持证读者到广大市民扩散;活动项目从读书学习向科教文体多方面拓展;活动影响从亮点出彩向经常化、正常化不断提升。从2006年起，每年读书日期间，该馆都将在学校、社区或分馆以及本馆召开读者座谈会暨书评获奖作品表彰会，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公共文化论文篇（3）

二、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几项主要任务

推进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下面主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着重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抓紧抓好的深化改革几项主要任务。

（一）建立协调机制，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

《决定》指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设施网络建设是硬件基本建设，是刚性要求。要建立协调机制，努力建设形成比较完备的国家、省、市、县、乡镇、村六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国家制定方针政策，提出目标要求，进行国家的投入；省市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制定地方法规和措施，保证建设经费；地市级进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和部署，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指导；县级建设好图书馆、文化馆并指导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室的建设，努力形成级级相联、环环相扣的设施建设网络。特别要着重抓好农村基层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的硬件平台和设施网络建设。第一级是县级文化设施和场所的建设与服务。按照国家的要求，县应具备文化馆、图书馆和文化活动广场等基本设施。县文化馆要体现实用性、普及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开展经常性的文化活动。图书馆要增添新书和报刊杂志，加强数字化建设，体现现代气息，改善阅读条件，提高服务质量和利用率。县城一般应具备有开展演艺、集会、群众文体活动的文化广场或礼堂，同时成为群众日常休闲娱乐的场所。此外，纪念馆，文物馆，博物馆和民俗馆等可依据自身的资源和条件来建设，不必样样齐全，但要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县级要指导下级的文化设施建设，要注重以服务人口为依据，完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配置标准。第二级是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设施建设与服务。农村乡镇是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重点，长期以来，设施建设薄弱，欠账很多。一些地方没有公共文化设施，有些公共文化设施“空壳化”严重。乡镇综合文化站应建有图书室、放映室、培训教室等基本设施，有文化专干和相关服务人员。图书室要定时开放，设施不得挪作它用。广播室在农村具有特殊的功能，是农村中有较长历史的群众喜爱的文化传播工具，保留下来对传播本地信息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培训教室可与乡镇会议室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综合效应。有条件的乡镇，一般还应建有群众休闲娱乐、体育健身的游艺室、健身房等。农村远程教育是现代新兴的文化服务设施，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诱人的前景，乡镇应加强管理，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的功能。《决定》特别强调：要整合多种设施，建设好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因此，建设高质量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尤为重要。第三级是村文化活动室的建设与服务。村文化活动室在一些农村并没有普遍设置，已有的大多规模小，设施缺乏，利用有限。可以采取政府投一点，集体出一点，农民凑一点，把活动室建立起来，这样村文化活动才有基本的载体。村文化活动室可与村会议室、农家书屋、广播室等结合起来，成为农民开会学习、看书读报、活动的场所。由于农村居民的分散性和作息的不规则性，流动服务就成为十分重要的服务形式。这就要求建立从上到下的流动服务网络，配备必要的流动文化设施，多配置一些流动图书馆、流动舞台车、文化大蓬车等深入到各村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服务瓶颈。

（二）按照标准化、均等化的要求，实施农村重大文化惠民工程

《决定》强调指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起步晚，不规范、不标准、不均等的问题突出，越到基层越差。一方面，政府对文化的投入不足，建设本身就不标准、不规范，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又存在管理不善、使用不当问题。加大农村重大文化工程实施的力度，实施重点文化惠民项目，以点带面，是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举措。一是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必须继续深入推进。广播电视是农村最重要的文化阵地，看电视、听广播是农民最日常、最普遍、最喜爱的文化娱乐活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已实施多年，取得显著实效。“十二五”期间就是要重点解决20户以下已通电自然村的覆盖，基本实现户户通，全国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99%，消灭“盲村”，从根本上解决偏远地区收看、收听广播电视难的问题。二是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必须深入实施。网络是现代最重要的文化工具，是发展最迅速、势头最强劲、农民最欢迎的农村文化服务形式。农村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主要是实现农村服务网络全覆盖，通过有线电视、直播卫星、通信网、互联网等多种方式进入农村居民家庭，“十二五”期间入户率要达到50%。实现县县建有支中心，村村建有基层服务点，为农民群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数字服务。三是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必须保持强势。电影是在农村最早流行、深受农民喜爱的现代艺术，已成为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时期，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将实现农村流动银幕达到5万块，每个行政村每月放映一场数字电影，每学期农村中小学生观看两场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实现电影放映数字化。四是农家书屋建设工程必须全面推进。“农家书屋”是解决农民读书看报难、在行政村建立的、农民自己管理的、为农民提供实用报刊、音像电子产品、阅读视听条件的公益性文化服务设施。它坚持政府扶持、社会捐助、统一规划、分头实施的方针，建立出版物更新配送系统，实现覆盖全部行政村。“十二五”时期，主要要进一步提高配送图书质量，建设一批内容丰富、服务规范、农民满意的农家书屋。五是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必须不断提质。乡镇综合文化站作为服务当地农村群众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机构，其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和标准，配齐专职人员和相应的设备，针对乡村的特点和农民的需要，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和活动，提高农民的满意度。

（三）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加大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力度

《决定》强调提高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指出：必须“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然而，在过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较普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投入轻效果、重供给轻需求、重形式轻内容的问题，其结果虽然耗费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农民却并不十分认可和欢迎。比如，政府有的供给与农民的实际需求脱节，不是农民所求所需所盼，使有些一厢情愿的投入“打水漂”；有的理论宣讲、科学普及、法制讲座、精品推广，效果不如人意；有的节会、活动常常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有的公共文化活动组织得轰轰烈烈，场面形式大，但内容注水，群众喜爱的实际内容少。文化，特别是公共文化，本是群众共同创造和享用的文化，如果脱离群众的需求和实际，其公共性和生命力就非常有限了。加大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力度，必须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解决供需脱节的矛盾。首先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机构的单位在公共文化产品创作和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其服务能力。公共文化机构和单位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应承担主要的责任，要深化改革，深入基层倾听农民呼声，完善公共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机制，提供适合农民需要的、对生产生活有指导作用的、优质高效、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其次，要健全市场化提供机制，推广政府购买、集中配送、连锁服务等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方式。对于农村的送戏下乡、送书下乡等服务，并非都要直接由公共文化机构和单位来提供，市场可能更能准确反映农民的需求。只要物美价廉，采用市场购买等不同提供方式都是可以探索的。再次，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形成良性竞争、多元互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决定》特别强调：“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与农民联系密切，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支持。支持各种民办图书馆、博物馆在农村的发展，鼓励社会向农村捐赠图书、进行文艺演出，扶持文化企业以连锁方式加入基层农村网点建设等，切实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

（四）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广泛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

《决定》要求“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就像流动的血脉，保持着农村文化的鲜活性和持久的生命力。要按照“宏观布局、统筹指导、抓住重点、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以导向性、示范性、带动性、可持续性为原则，努力形成点面结合、上下联动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方式和长效机制，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广泛开展。为此，一要以村镇文化为载体，组织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如重大节庆的文艺表演、民间艺术活动、文艺比赛活动等。支持农村文化大户、文化能人、民间艺人等依法组织兴办各类文化团体，开展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二要加强政府的组织和引导，推动群众性文化活动经常化。要依托公共文化机构和单位，推动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送欢乐下基层”等活动经常化，组织好群众文艺精品在农村的巡演和展演，开展老年合唱、农民才艺表演等公益性文化活动。三要深入开展农村文化志愿活动。鼓励文艺工作者、热心公益文化事业各界人士以自己才艺为农民服务，鼓励大学生到农村从事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把服务活动送到农村。四要注重走与文化市场结合、互动的道路。无论什么时候、政府的投入，买单总是有限的，提供的文化服务也是有限的，而农民的文化需求总是不断扩充着的，要从根本上满足农民需求，还需要有市场的途径。不能把公共文化服务等同于“免费”服务，只要具有公益性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服务就要大胆采用和纳入。五要特别加强文化人才和文化队伍建设。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事业需要一批有热情、有专业、有素养的文化人才和文化队伍。这支队伍应该具有各色文化人才，如组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专管干部、专业艺术人才、文化专业团体、专门服务人员、业余文化骨干以及业余管理人员、辅助人员等。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待遇和条件，稳定、培育和发展一支专兼相结合的农村文化队伍。

（五）明确功能定位，充分保护和挖掘农村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公共文化事业建设的一项重要职责功能，是保护和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决定》强调和要求“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进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农村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尤其丰厚。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们身边的很多传统习俗、神话故事、民俗风情、民间工艺、村寨园林、古镇祠堂、风味餐饮等民族民间文化资源都在消失，甚至遭到人为损害和破坏，“乡愁”成为突出的问题。保持好、利用好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必须深深扎根于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才会根深叶茂，充满生机与活力。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只有与当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结合，才能为老百姓口授心传、喜闻乐见。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农村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的关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有效开发，合理利用。一方面必须注重保护，坚持“保护为主”，保护好当地农村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保护好农村的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其历史风貌、文物建筑、风土人情，防止损毁和破坏；保护好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名录工作，加强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工作，从以往单个性的项目保护，逐步走向整体性保护、科学保护和依法保护；保护好“聚族而居”的古村落文化、民间工艺、地方戏曲等，使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得到有效的延续和传承。另一方面，就是要深入挖掘，利用好当地农村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民族节庆文化内涵，为农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如汨罗龙舟节、潍坊风筝节、吴桥杂技节、凯里芦笙节等的开发利用就作了很好的示范。深入开掘文物建筑、风土人情、名人古籍，培育一批文化名镇、名村、名园等，增强农民热爱家乡的自豪感。深入开发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如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工艺等，发展乡村特色文化服务。所有这些都可极大丰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夯实服务活动的历史和社会基础。

三、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面对目前广大农村的“空心化”、“边缘化”的加剧，加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显得尤为紧迫。为此，文化改革发展中必须坚持以下基本思路和原则。

（一）坚持政府主导

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决定》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必须明确责任定好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公共文化服务是基本民生，本来就是以政府部门为主来提供的。各级政府必须在深化改革中，强化和落实政府责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上的主导作用。首先，政府必须承担好第一责任。因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使之不能赢利、不能缺失、不能厚此薄彼。在现代市场经济利益分化、多元化的条件下，唯有政府才能超越局部利益，把公共利益作为首要价值，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此，中央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任务，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3]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也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和决策水平的重要标志。政府应全面主导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设施建设、资源配置、服务内容，以及人才、技术和政策保障等各方面的工作，负责协调整个工作的落实和推进。其次，政府必须把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第一位的工作。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是第一位的工作。虽然文化产业也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但在基层农村它不是主要方面。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消费市场的活跃，以及文化产业对农村经济的促进和提升作用，政府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情高涨，这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但决不能由此而削弱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第一位的地位。投入是目前兴办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关键，政府必须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要实施财政支文“三个高于”的要求，确保每年财政支文资金增量高于上年，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文化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其中用于改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高于上年。确保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更多地投向农村文化建设，确保重点文化建设工程的资金需求能够到位。再次，政府必须发挥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政府的工作水平，直接决定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要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把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基本民生，纳入议事日程；组织上要加强领导，明确领导人、责任人，有专人负责专门抓；工作上要强力推进，采取各项有效措施，把工作抓紧抓实；政策上要全力支持，实行政策倾斜，给予资金、人才和技术各方面的保障；考核上要有硬指标，分解和明确具体的任务，列出时间表，保证如质如量完成。

（二）坚持改革创新

《决定》强调，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改革体制，创新机制是推进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出路。要着力抓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突出问题，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发展模式的创新，真正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科学发展。从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工作思路而言，要着重实现以下几个转变：一是在工作路向上，实现从实践推动为重点向政策制度建设与实践推动并重转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实际工作，初期主要在于实践推动，但当前则更需要有科学理论作指导、以科学制度作保障、以科学方法来推进。一方面要注重在实践中探索规律，总结实际工作中的好经验、好作法、好模式作为实践的指导；另一方面要注重理论探讨，着眼于制度建设，政策支持，进行顶层设计，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二是在设施建设上，实现从以“建”为重点向“建、管、用”并重转变。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进展很快，农村基本文化设施已初步覆盖，如何管好用好这些设施亟需改革创新，不能“只盖庙，无和尚”。应在进一步优化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在“管”和“用”上下功夫，实现三者并重，提高设施建设运转和服务的效能。三是在公共文化供给上，实现从“单向输送”向“双方互动、供需对接”的转变。以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主要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进行输送供给，农民只能被动照单全收。这就需要建立农民公共文化需求的表达、信息反馈的机制，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方式进行创新，实现资源配置的科学化、高效化。四是在工作方式上，实现从抓“点、线”为主向抓“点、线、面”并重转变。“十一五”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是“点、线”的方式，注重重点突破，由中央到地方“一竿子插到底”。但这容易造成地方“等、靠、要”的思想。今后，应在继续抓好“点、线”的基础上，强化“面”的工作，以“点带面”、“以线连通”，整合基层文化资源，使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到全体农民。五是在体制机制上，实现从增量改革为主向增量与存量改革并重转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动力和活力不足，关键是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力度不够。增量改革还是体制内的敲打，存量改革才是对体制的突破。必须加快推进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政府要增加投入，单位要转换机制，增强活力。同时要深化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竞争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提高服务意识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水平。

（三）坚持统筹兼顾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薄弱、最复杂的领域，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原则，实行政策倾斜和重点支持。《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只有坚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保基层、强基础、建机制”，增强发展后劲，才能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持续健康发展。一要统筹城乡文化建设，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和不均等，城市无论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和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享用都占有绝对优势。实现城乡统筹，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要求城市要通过赠予设备器材和文化产品、共享文化资源、开展业务合作、培训文化从业人员、进行工作指导等方式，对农村开展对口支援，帮助解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同时，城市要引导和鼓励企业事业单位、民营机构、私营企业主、外资项目等，采用多种方式支持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二要统筹区域公共文化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差距。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区域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和不均等。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就应结合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实施不同的支持政策，加大对中、西部的支持力度。推动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以财力重心下移为重点，加大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省向县一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文化财政保障制度。三要统筹各方面的文化资源，提升综合利用的效能。要调动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的积极性，整合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来源，强化配置力。比如，加快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整合服务“三农”的文化资源的力量，出版部门应大力开发出版服务“三农”的图书，实行优惠，或免费送书到农村；报刊要办好农村版和地方报，使报刊更好更直接为农民提供服务；广播电视要办好为农民服务的频道或专栏，多拍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广播剧；电影、剧团要多组织到农村进行经常性的放映和演出，提供受农民欢迎的文化服务。四要统筹近期效果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实用高效的持续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发展中要特别关注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后劲，坚持可持续发展，不能只顾一时的短期行为和效果。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充分调动农民自办文化的积极性，提高农民自我创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只有当农民自创、自建、自办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和主力时，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扎根并成长壮大起来。

公共文化论文篇（4）

二.浙江省温州市：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作为浙江文化系统首家成立理事会的单位，温州市图书馆对推动全省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工作发挥了积极示范作用。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理事会理事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为了真正吸纳社会人士参与图书馆管理，温州市图书馆以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的方式吸引各阶层市民代表加入理事队伍，以确保理事会成员结构的多元性、来源的广泛性、身份的公开性和公众的参与性。二是理事会理事中社会代表比例大。在理事会全部13名理事中，通过社会公开招募的理事占到了10席。这不仅是温州市图书馆在理事会改革工作中对自身的一大突破，也是目前全国文化事业单位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进程中的一大突破。三是由社会公开招募的理事代表担任理事会理事长，主管部门委派代表与图书馆代表不能作为理事长当选。四是理事会在图书馆建设发展规划、重大项目、重要服务、大项经费开支、薪酬分配等事项上享有重大事项决策权。通过以上四项突破和创新，温州市图书馆实现了政府与图书馆的“管办分离”，既保证了政府作为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出资方对图书馆的有效领导，也实现了图书馆利益相关群体的共同治理，同时也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积极性。

三.佛山市顺德区：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在学习和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法定机构的成功经验和管理精髓的基础上，顺德在整合区文体旅游局部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区文化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顺德演艺中心等机构职能基础上，成立了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使得政府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等不同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定位更加准确，权力责任更加明晰。其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按照政府瘦身、社会参与、权责明晰、协调共治的原则，明确政府部门主要职能是制定政策和监督执行，将一部分操作性、事务性的工作交由法定机构去承担。改革中，区文体旅游局将多项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二是规范事业单位管理。顺德区文化馆一方面作为事业单位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也建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明确与政府部门的权力责任边界，形成“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局面。三是盘活区属文化设施。通过法定机构改革，赋予了顺德演艺中心独立法人地位，按照“政府部门指导+公益性演出为主+市场化运作配套”的定位，自主开展经营管理。通过改革，顺德区在普及推广全区文化艺术、打造文艺精品、培养文艺人才等工作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开端。顺德区文艺演出和培训数量显著增加，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明显提高，文化资源配置更贴近社会需求。

公共文化论文篇（5）

农村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地域特色，风土人情，不掺杂商业化的品质，更具原生态的滋味，但规模小，人员匮乏，档次也相对较低，内容相对单一，这对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都起到制约作用。文化馆（站）主动承担此项任务，因地制宜，在整体的高度指导下，集结成强有力的群众队伍，集思广益，取长补短，研究探索乡村农民文化需求新动态。文化馆（站）在技术上给予支持，开展科普教育、职业培训、艺术辅导、文艺创作、文艺演出，为各级政府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奠定基础与平台。

文化馆（站）为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文化馆（站）

在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不断转变思路、转变模式，转变机制，为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打破以往的单一化、形式化，从多方位、多角度增加文化内容。一是开展送书下乡活动。除了文化演出、文化娱乐活动，书籍下乡是不可或缺的。广大农民可以从书中获取知识，了解社会、了解新事物，了解政府的新动向，以及时尚信息，多元文化，从思想根源提升个人的文化修养，丰富了知识储备，增加新点子，新想法，有利于更多文化活动的开展。二是文化馆（站）在发展中寻求创新，在创新中寻求突破、在突破中寻求与农民朋友生活的融合。大力支持并组织开展农村文化展演和少数民族歌手大赛等一系列可以展现农民精神面貌的活动，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既激活了农村文化，又开辟一个展示农民多彩生活的平台。三是研究乡土文化，让农民在传承中融入时代精神理念。文化馆、文化站正一步一步地全面推进农村文化建设。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经济的落后，对农村文化建设不够，特别忽略了农民群众自主的作用，使他们成为文化建设的被动旁观者。而另方面，在许多农村，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游神赛会等民俗文化活动，他们则表现出极高的热情。要扭转这一局面文化工作者及时地深入农村，了解倾听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学习他们自主自发的能力和精神，并积极组织开展一些具有乡土气息，适应节季时令，符合农民口味的文化艺术类活动，使之成为农民依托的精神乐园。创办文化大院这个平台，更多的农民朋友自编、自排、自演，在家门口唱起了大戏、扭起了秧歌，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节目更精彩。许多民谣、民谚、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等，也传递着为人、警世、爱国治家的良言。这些都是乡村最具特色的文化语境。文化工作者深入挖掘整理，将传统文化融入时代精神理论，使之发扬光大。并且积级引导和鼓励农村民办文化健康发展，农村文化队伍不断壮大。

文化馆（站）为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手段

随着农民对科技文化信息需求的不断增加，原有的文化服务手段已不能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得到更好的发挥和利用。开拓多元化的服务手段是文化馆（站）近几年攻坚的课题。一是开展的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利用方便、快捷的网络渠道传播最新，最快的文化信息，使广大农民足不出户就能更新知识，进行文化交流，使农村文化服务体系步入了崭新的轨道。文化科技信息不断向农村广大地区延伸。高级新款的文化服务手段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二是组织农村文艺业务骨干进修学习。到外边去，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拿来我用，将业余培养成专业，将单一的转化成多元的，将传统的升级为创新的人才，能更好地组织和开展农村的公共文化活动，文化馆（站）真正起一个传、帮、带的作用。

公共文化论文篇（6）

直接授权是指使用者直接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授权，又可分为一对一授权、授权要约和创作共用。①一对一授权是指使用者根据著作权自愿许可原则，一对一地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授权。②授权要约是指作者根据自己的版权授权意愿，在其出版的图书中刊登一页权利人授权声明，明确该书的著作权授权范围、授权费用、支付方式、使用方式以及保留权利等内容，该模式指引使用者依据授权声明合法使用作品，有助于免除一对一洽谈的巨大交易成本［1］。③创作共用(Cre-ativeCommons)协议作为一种相对宽松的授权协议，即除特殊说明以外，任何人可以免费拷贝、分发、讲授、表演某个站点的任何作品，但要注明出处或作者，只能用于非商业用途，不能为某种利益而擅自更改或删除作者名发表在任何商业媒体上，而且如果基于原作品内容进行再创作，应按照与当前协议完全相同的协议分发最终作品［2］。

1.2间接授权

间接授权也称授权，是指著作权人将权利授权给著作权机构，使用者向著作权机构交纳相应著作权使用费，著作权机构再将这部分报酬转交作者。间接授权又分为集体管理、由出版商授权、专业版权公司授权、技术平台服务商代收代授模式等4种方式。①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名义进行相应活动，如与使用者订立许可使用合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以及处理相关诉讼、仲裁等。②由出版商、专业版权公司、技术服务平台商授权，是指作者将作品使用授权交由出版商、版权公司或技术服务平台商代为管理，使用者与出版商、公司或运营商洽谈授权事宜。

1.3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是指特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据法律规定，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无偿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的制度。合理使用制度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对私人权利的法定限制，在不损害著作权人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给社会公众保留获取信息、学习知识的自由空间［3］。作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机构，图书馆依法享有两项著作权合理使用情形(也叫图书馆例外):①图书馆复制权例外。《著作权法》第22条第8项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并不向其支付报酬。②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7条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同时，依据《条例》第6条第6项规定，建设开通的“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2008年开通)和“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2011年开通)等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有相应的作品合理使用权;依据《著作权法》第22条第11项、《条例》第6条第5项规定，在新疆、等少数民族自治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适用于少数民族文字通行地区的翻译类合理使用。

1.4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据法律规定，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其作品但须依法支付报酬的制度。法定许可的本质是将著作权人的专有权降格为报酬请求权。《著作权法》第23、33、40、43、44条分别规定了5种法定许可情形(即教材编写许可、报刊转载许可、录音许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放已发表作品许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放已出版录音作品许可)，《条例》第8、9条则分别规定了两种法定许可情形(即作品网络传播的远程教育许可和扶助贫困许可)。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和相关公益性数据库的开发利用都离不开对作品的法定许可使用，如根据扶助贫困法定许可规定，目前设在我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点，依照法定许可规定，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传播扶助贫困和适用基本文化需求的数字化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2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著作权利用的困惑

2.1直接授权成本过高

虽然直接授权包括了一对一授权、授权要约和创作共用等多种方式，但授权要约模式由于可操作性不强和单靠市场机制推行难度大［4］，创作共用模式则由于协议较为复杂，作者正确理解协议有一定难度，并且协议普及力度不够，绝大多数作品并未加入协议，因此这两种模式目前还未得到广泛应用，无法成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主要授权方式。由此可知，一对一授权模式自然就成为直接授权的主要方式。同时尽管人类社会经过了数千年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无法计量的信息资源，但是对当前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传播最具影响力和推动力的信息资源，大多数还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因此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构如果不事先获得作品的著作权使用许可，就无法对大多还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和网络传播，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置于一种“海量许可”困境［5］，导致直接授权交易成本过高，使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遇到困扰。

2.2间接授权机制不畅

间接授权包括集体管理、由出版商授权、专业版权公司授权、技术平台服务商代收代授模式等4种方式。由专业版权公司授权的作品数量很少，同时也必须解决海量授权问题;由出版商授权，出版商往往凭借出版发行上的优势地位对著作权人提出许多不合理要求，如要求无偿获得作品网络传播权，因此大多数作者并不愿意一揽子将作品授权给出版商;由技术平台服务商代收代授模式主要适用于网络环境中的数字作品，技术平台并不能很好解决纸质作品的授权和收费问题。因此以上3种方式应用范围均有很大局限性，并不适用于大规模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相对而言，集体管理是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获取作品的重要间接授权渠道。然而由于我国《著作权法》第8条、《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19条都明确规定作品著作权人享有自由加入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这决定了我国各类集体管理组织不能强制著作权人加入，因此其所代表的会员数量非常有限，目前还根本无法完全满足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海量的著作权许可要求。同时目前集体管理模式表现出一定的缺陷，如缺乏先进的技术平台，授权效率不高;滥用其垄断地位，侵害权利人和使用者的权益;存在较为严重的不积极维权的问题，这导致很多作者对集体管理组织产生信任危机，影响了更多会员加入。因此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者来说，间接授权机制运行似乎并不顺畅。

2.3合理使用情形过严

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8项以及《条例》第7条均规定了合理使用条款，然而必须指出，为充分保证著作权人的权利，法律对其有较为严格的适用限制:一是使用地点限制，即图书馆等只能在本馆馆舍内(馆域网)内向读者提供数字化作品;二是作品范围限制，即限定为本馆收藏时就是以数字形式合法出版的作品和图书馆为了陈列和保存版本的需要而制作的数字化复制件;三是使用目的限制，即对馆藏文献进行数字化应被用于个人研究、保存版本以及教学科研的需要，并且不允许直接或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四是使用方式限制，即提供作品时应采用技术性措施，只允许用户在线阅读，不能下载全文。基于上述限制，绝大部分图书馆收藏的合法的数字化作品无法向广大读者提供，极大妨碍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所需特色资源的收集以及后期推广利用。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根据《条例》第10条规定，除第6条第1项至第6项、第7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作品，目的是防止作者通过事先声明的方式规避《条例》规定的上述限制和例外。然而由于该法条仅仅是规定“作者的事先声明无效”，并未明确当事人的合同约定能否排除上述限制和例外，因此《条例》并不能禁止双方以合同协议方式排除上述合理使用的行为。在实践中，正是由于上述法律缺陷的存在，资源提供方或著作权所有人往往凭借其强有力的卖方市场地位，隐性逼迫图书馆等用户单位签订“凌驾于法定的可适用于图书馆的著作权例外之上”［6］的资源许可协议，不断挤压社会公众利益空间，由此导致图书馆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可能因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但不符合双方签订的并非真实意愿表达的资源许可协议约定的行为而产生侵权风险。

2.4法定许可方式过少

前已述及，法定许可的本质是将著作权中的一些绝对专有权降格成为一种合理报酬请求权，从而在作者的排他性权利和公众的合理使用之间构建一种中间制度。作为一种具有较高效率的著作权授权方式，法定许可应该有更大的应用范围。然而出于对法定许可会过多损害著作权人利益的担心，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纸质文献数字化、已购数字资源下载转化以及网络资源下载链接的法定许可制度，《条例》第8条、第9条也只是就网络传播方面规定了实施远程教育和扶助贫困的法定许可，并未明确规定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馆舍外信息网络传播的法定许可。很显然，法定许可方式的过少也影响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所需特色资源的合法收集和有效利用。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的大多数法定许可规定了一个前提条件———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这与其他国家的法定许可制度有很大不同，准确地说应该是准法定许可制度，即同意著作权人以声明的形式排除法定许可的使用，这无疑极大削弱了法定许可的效力。

2.5技术措施保护过度

技术措施保护是法律界为解决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作品保护难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意在制裁为侵犯他人著作权而破坏有效控制作品的技术措施，以及有意为牟利而提供破坏技术措施的设备和服务的行为。为兼顾著作权所有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各国法律同时规定了若干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的例外情形。然而我国《条例》第12条仅仅规定了4种例外情形即为教学或科研目的、非营利为盲人服务、国家机关依法执行公务以及进行系统或网络安全性能测试等，例外情形范围过于狭窄，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依此规定，图书馆进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时，对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在市场上无法购买的作品不得合理规避其技术措施，因为不符合法定的4种例外情形。此外，对于图书馆履行自身职能、充分发挥自身在人类文化遗产保存方面的价值的至关重要的活动———数字文化资源长期保存，我国现行法律也并未明确规定允许图书馆享有规避数字资源技术措施的例外［7］。我国法律对作品技术措施的过度保护严重影响了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进程。

3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著作权许可的出路

资源授权无法突破现有法律与授权资源无法满足读者需求是目前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最大两难困境。虽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构最好现实应对措施是研究熟悉现行法律，并在法律给予的合法空间内开展工作，但这仅是权宜之计，非长久之计，根本出路是积极推动现行著作权法律的修订完善，争取法律给予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社会公众更大的法律活动空间，促进著作权法设计上的再平衡。目前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3月公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一稿)，公开征求意见后，又于同年7月公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以下简称草案二稿)，最后于同年10月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三稿)》(以下简称草案三稿)。下面笔者结合著作权法修订草案情况来分析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著作权许可难题的化解程度。

3.1坚持利益平衡原则

利益平衡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法治社会立法的方向。现代立法实质是一个利益识别、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及利益表达的交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立法者旨在追求利益平衡［8］。法律是相关利益方相互谈判和协商、相互让步和妥协达成一致并使相互权利义务制度化、规范化的结果，是利益平衡的产物。著作权法就是一部关于著作权利益平衡的法律，其调节利益平衡的机制是通过设定著作权人和公众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的。随着高新技术发展，传统图书馆版权利益平衡机制无可奈何地在数字空间下被打破，因为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作品创作、传播和利用的本来面貌，促使信息创造者、信息传播者和信息利用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网络的迅捷性、互动性、超时空性和整合性，数字化作品下载和复制成本非常低，不仅传播速度更快，而且传播范围更广，社会公众超出合理使用范围非法利用作品的情形大规模增加，于是为更好保护著作权人利益，著作权法规不断扩张，以弥补新技术带给版权人的实质性利益损失，如新设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却没有完善的权利限制措施，以致图书馆和社会公众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由此导致著作权利益冲突或失衡［9］。2012年启动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就是为了重塑著作权利益平衡，在增加著作权保护条款的同时，相应拓展著作权法的权利限制条款，以适应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背景下著作权利益分享与协调的新要求和本土文化事业与产业迅猛发展对著作权利用新保障机制的新呼唤［10］。

3.2完善集体管理组织

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可分为自愿性集体管理、延伸性集体管理和强制性集体管理。我国现行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就属于自愿性集体管理，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名义进行的管理活动。延伸性集体管理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起被北欧国家所采用，是指当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表足够数量的权利人，并与之就利用作品达成协议代为行使著作权时，这种管理行为可以延伸至该领域内的其他非会员权利人，但是每个权利人可以以书面禁令的方式来阻止其作品遭到延伸性管理而产生的复制行为［11］。强制性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无论是会员或者非会员，只能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行使相关权利，如果权利人不接受集体管理，视为放弃该权利。该模式以德、法为代表。显然，完善集体管理组织是一种解决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所面临的资源著作权海量授权问题的核心方式，学术界对此主要提出了3点建议:①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集体管理制度，改自愿性管理为延伸性管理或强制性管理。②建立统一著作权权利信息查询平台，开发版权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我国版权集体管理的数字化。③破除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性，引入市场竞争者，提高授权效率。草案一稿第60条、70条制定了有关延伸性集体管理规定，但由于社会反响强烈，该条款被指责为“被代表”、“被另行规定”［12］，甚至有学者建议本次修改应暂缓设置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等将来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运行机制相对完善后再作考虑［13］。到草案二稿，第60、70条虽然依旧规定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不过相比一稿明确了适用范围，即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和自助点歌。再到草案三稿，则只规定了自助点播这一种著作权集体管理延伸范围。这充分说明目前我国社会公众由于对原来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垄断性、授权效率的低下以及报酬获取的不公正的认识，极大影响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在我国的推动。因此，我们应顺应网络时代著作权利用的去中间化趋势，重构集体管理制度的角色即从交易参与者变为市场服务者［14］，确立集体管理组织竞争性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更多的私人机构参与竞争，以打破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性，推动建立跨类型作品服务平台，以提高集体管理组织的授权效率。只有这样我国才有社会基础，才有可能在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中借鉴丹麦等国著作权法有关延伸性集体许可适用于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以及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等领域规定，以更好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3.3优化合理使用制度

作为著作权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平衡器，合理使用制度已成为各国著作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合理使用适用范围的界定始终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相纠结。全球基于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各不相同，主要有3种:①因素主义模式。以美国为代表，提出了四要素，即使用的目的和性质、作品的性质、部分使用的数量和实质性、使用对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该模式具有灵活性和概括性的优点，但也有易造成司法实践混乱的不足。②规则主义模式。以英国、德国、法国、中国为代表，如德国著作权法以列举的形式详细规定了如临时复制、政府部门为公务而进行的复制等11种著作权合理使用行为，该模式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但易造成立法的滞后。③综合模式。以国际公约如《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议》等为代表的抽象概括加具体列举综合模式。我国现行著作权法采取的是规则主义模式，属于封闭性立法，缺少对合理性作统一判断的原则性标准，严格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同时法律规定的具体合理使用情形又过于严格，这自然非常不利于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因此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专家们建议，一方面我国应主动吸收因素主义模式所具有的优点，以利益平衡为总体原则，采用原则、要素、规则三者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另一方面要完善具体的合理使用条款，解决公益性机构收集、保存、使用、传播受著作权保护作品的合理使用豁免等问题［15］。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借鉴了国际条约的综合模式，将三步检验法加入合理使用条款之中作为判定要件，同时明确规定了计算机程序的合理使用情形。不过草案一稿和二稿有关三步检验法立法技术略有不同。草案一稿以单独条款的形式在第39条规定了三步检验法，合理使用的客体是已经发表的作品，这就与第40条所规定的合理使用客体既有已经发表的作品又有作品相冲突，因此草案二稿、三稿修改为:第42条第1款列举了合理使用的12种类型，并增加第13项合理使用的开放式规定或兜底条款———其他情形，在第2款则规定了三步检验法———以前款规定的方式使用作品，不得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著名知识产权法学者吴汉东对此修改评价到:“草案在列举式立法的基础上，加入了抽象的判断要件，使司法上对著作权法所列举的行为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10］同时，从合理使用具体列举条款的修订情形来看，图书馆界等公共文化机构学者所提的大部分提议并未被采纳，如馆藏复制与网络传播豁免、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豁免、网络资源链接豁免等［15］，这些豁免权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一方面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和服务过程中，应采取适当的服务模式、合理的用户控制和谨慎的资源控制，结合三步检验法来判定自身行为是否是合理使用，从而扩展合理使用的范围空间;另一方面继续关注后续的修订进程，积极反映图书馆界的诉求，即便在著作权法层面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取得合理使用范围突破难度很大，但如果能在未来关于其他情形司法解释中，能够包括适用于图书馆的新的合理使用类型，那么对社会公众来说是一件幸事［16］。

3.4扩充法定许可内涵

法定许可是在法定范围内自由利用作品，但必须支付法定费用的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弱化权利排他性的方式降低作品利用的交易成本［17］，以鼓励和促进对作品的利用和传播，平衡协调著作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关系。前已述及，虽然我国相关法规规定了七种法定许可情形，但类型还是过少，因此很多学者指出图书馆等公益性机构所享有的法定许可权利范围过于狭窄，社会公众基本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为此建议:一是变“准法定许可”为“法定许可”，取消著作权人排除法定许可适用的权利，即去掉现有规定中“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的前提条件;二是进一步扩大法定许可适用范围，赋予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建设(包含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法定许可权，即建设公益性数字图书馆使用著作权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如果收到著作权人对其作品通过数字图书馆上网使用的异议，则应立即停止该作品网上的传播［18］。然而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一些专家建议取消法定许可制度，因为根据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20多年的实践来看，权利人的报酬权并不能得到有效保证，法律规定形同虚设。不过立法者认为，该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其失败的原因在于付酬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的缺失，因此，一方面，草案一稿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增加了关于法定许可必须事先备案、及时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付酬和指明来源等义务的规定，如使用者不及时履行上述义务，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课以行政处罚;另一方面，草案一稿取消了法定许可制度中声明不得使用的例外(报刊专有声明除外)，教科书法定许可增加了图形作品，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增加了专有出版声明，录音法定许可调整为合法录音制品出版后3个月，将广电播放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并入广电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19］。很显然，法定许可类型并未扩张，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建设法定许可权并未纳入修订条款，即便是这样，上述修改草案一稿的意在完善法定许可制度的第46条和48条还是引起了音乐界的广泛质疑［20］。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定许可制度虽然具有授权效率高、交易成本低的优势，但也有定价效率低、法定交易条件僵化、不利于作品价值最大发挥的固有弊端］，著作权人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另一方面更是由于音乐产业因网络盗版已遭受重大打击，而长期存在的法定许可制度并未给权利人带来实质性收益，由此带来的是音乐产业对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极其不信任和激烈反对。后来在草案二稿、三稿中，删除了录音法定许可。由上可知，目前社会环境下，从著作权法律层面上设立公益性数字图书馆法定许可权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对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构来说，一方面是继续呼吁社会对社会公众利益的重视和关注，另一方面是认真探讨研究法定许可制度的完善，为今后著作权法律的再次修订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公共文化论文篇（7）

作者：阿里·法拉兹曼得（AliFalazmand），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FloridaAtlantic）大学公共行政学院教授。

译者：曾峻，上海行政学院行政学教研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校者：朱华，上海行政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导言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全球化的成因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导言

新千年到来之机，一种新文明正展露曙光。有关这种文明特性的变化已经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例如，亨廷顿谈到了“文明的冲突”，福山预言了“历史与人的终结”，科尔宾则宣称要“回归中世纪”。文明的这一变化的标记是全球化的进程，这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一体化和各种引人瞩目的成就，并激发了至少两种不同的思想回应。

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尤其是它“与国家无关”（state-indifferent）的性质，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多余；有些人甚至认为工作和公共行政已经终结。另一些人则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导致了超国家管理机构的出现，它们即便没有取代疆域性的民族国家，也成为民族国家的重要补充。还有一些人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侵蚀了共同体意识和城市权力结构，造成了城市职业的丧失。他们警告说，超国家管理机构加深了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加重了它们的财政危机，在这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统治困难。

另一方面，一些公共行政管理者和公共政策分析家则预言，全球性公司将创造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即一个“地球村”、一个实行“全球性管理”的“世界政府”。部分理论家甚至试图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全球性质的公共行政理论。其他人则竭力反驳国家终结的观点，为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行政辩护。赫斯特和汤普森（HirstandThompson）、佐兹曼（Zysman）、波易尔和多齐（BoyerandDrache）1996年的论著指出，全球化被夸大了，政府在一些关键性的管理功能上依旧举足轻重。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者也指出，“实际上，（国家）的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强化了”。同样，在八十年代“把国家带回”到学科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米歇尔·曼恩（MichaelMamn）和塞得·斯考波尔（ThedaSkcopol）等，也始终怀疑国家从历史中消失的说法。

但是，后一类学者也认识到，全球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政府管理的性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及相关的许多超结构变革，如跨国界的权力结构，对公共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几位社会科学家描述了国家权力和权威在质量与数量方面的“退却性转移”，他们分析了“从福利国家转变到竞争国家”、“空心国家”（thehollowstate）或者“法人国家”(thecorporatestate)的过渡性特征，这种转变是国家为了“适应、塑造和控制不断增长的国际政治、经济渗透”而作出的努力。

本文把全球主义和全球化视为一种在连续性的宽泛框架内的历史变迁所产生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晚近资本主义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层次财富快速积累动态特征的产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最新的动态特征是从早期的偏重生产资本转向了偏重金融资本、从国内资本主义转向了全球资本主义。变革与连续性是社会经济制度辩证发展的特征。始于“二战”结束、在70年代加速的几十年的质变与量变，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相应的治理与行政结构、组织的性质。

我认为，全球化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包括剩余资本积累、国家、国内束缚、信息技术、国际组织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全球化又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公共行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国家与行政核心部分保持广义的连续性的同时，随全球化而来的那些重大变革发生了，它们改变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性质，即从传统的福利型行政国家变成了法人型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需要国家，国家也不会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这两方面的精英在全球化进程中协同作战，因为全球化也同时造福资本主义和国家。

下面的探讨在四个部分中展开：第一部分展示有关全球化和新世界秩序概念的各种看法，第二部分考察全球化的成因，第三部分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对国家和公共行政的影响，重点是在总体上探讨国家性质和角色变化并专门探讨一下行政性国家。在第四部分，陈述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各种意义，给各国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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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

世界秩序并非一个新概念，但它的流行却是在“二战”以后。随着苏联改革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崛起——他呼吁重构世界、公开性、全球新思维、全面和平、超级大国的合作以及结束冷战，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又重新出现。1990年苏美两国首脑赫尔辛基会晤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今天，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的概念成为许多严肃的研究的主题。但它们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世界新秩序表示的是一种“集体的世界安全体系，各国家和民族捐弃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和平共处”[1]，“恪守各自的边界、维持集体的安全利益”[2]。海湾战争对世界新秩序的作用有据可查，布什宣称发动这场战争是“维护正义，惩罚错误”[3]。但是，苏联后，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包含了不同的含义，变得含糊不清了。

对不同的人群而言，全球化有不同的含意。经济学家把全球化看作是迈向完全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的一步。部分政治学者把它视为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性国家的过程、世界秩序中非政府力量上升的过程。商学院的学者和咨询顾问们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意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还有一些人把全球化当作一种仅仅由私有企业而非政府推动的现象。所有这些看法都涉及到国界问题——“国家管辖权的领土划分及相关的治理、经济、一致性和共同体等问题”[4]。与公共行政有关的全球化含义有五六种，这里作简要的评论和估价。

作为国际化的全球化。这是对全球化狭义的理解，它把全球化当作身份和共同体扩展到国家权限之外的组织间不断加强的交互关系。这种理解并不新鲜，国际贸易、经济与政治等方面国家间的联系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加强了，国际关系领域不过更加突出而已。公共行政的国际化亦不新鲜，尽管它在“二战”后获得了新动力，其时美国和苏联都国际化了它们的卫星国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思想和实践。联合国和它的会员机构的兴起也促进了国际化。“比较行政团体”（ComparativeAdministrationGroup，CAG）的诞生和成长就是这种发展的产物。

作为国界开放的全球化。这意味着通过取消国家管制屏障和保护主义措施，实现大规模的国界开放，为快速的金融交易、通讯、贸易和文化联系提供便利。这样一个无国界的世界，特征就是统一的全球性经济、全球性政府、一致的全球性文化以及属于题中之义的公共行政。因特网和其他信息技术对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也起了作用。公共行政全球化的意思就是“全球性的观念和地域性的行为”；“新世界”、“地球村”、“全球性管理”等概念似乎突出了这类全球化的特征以及它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但是，把这类全球化等同于自由化则是有局限性的和不完善的。反官房学派*的学者（anticameralist）使用自由化这个词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辩护，19世纪的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反对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在20世纪早期，具有自由倾向的国际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对抗均势原则，而超国家主义者则用这个词来反对国际关系中民族主义和国家方面的“现实主义者”的论调，那些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主义者的使命和社会主义者们的要求就不必再说了。

这类全球化概念也是多余的，因为针对新世界的国界自由化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特别是在那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卫星国家中，例如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世界，管制、劳工和行政政策总是向操纵商业利润的跨国公司提供让步。“比较行政团体”和其他国际公共行政咨询组织在欠发达国家也一直相当活跃，比较与发展行政学方面的出版物提供了证明这种现象的大量文献。

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用政治经济的眼光看，这种理解不是把全球化当作一种现象，而是当作一个过程，一个持续了数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不间断的过程。但直到最近，它才因现代技术的有效性而强化起来，所以，这种理解也不新鲜。这种全球化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标志是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晚期（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并带来了冷战白热化期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50—1970年）。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就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扩张性制度，它一旦生根，就会在内外两个方面成长、扩张。”[5]从1974—1975年经济衰退开始的三股潮流促进了全球层面上的资本积累，即：增长率下降、“垄断（或寡头垄断）跨国公司世界性的扩散”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6]。这种观点没有告诉我们国家和公共行政角色的变化，特别是在世界新秩序下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基础在美国和西欧的自由民主全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的信息（包括宣传）借助媒体、报纸、电脑和卫星通讯系统传遍世界，它们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仿效的理想的政治制度。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企业和多元民主等关键词语是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一全球化的规范性力量也许很重要、也很有效，却没有揭示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政治经济情况。

作为一种现象的全球化。这种观点把全球化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因果现象，认为全球化是70年代滞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为加速资本积累而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的结果。全球化对国家和其他组织造成了重大影响，即它们的疆界“不是被跨越或打开的，而是被超越的。这里，‘全球性’现象就是广泛的跨越并同时消解了地区性。地域距离和地域边界在这样的环境下意义不再重要，地球成了唯一的真正的‘地方’。”[7]这种全球化观点对于了解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的全球性变化是有用的，它还将世界视为一个地球村，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这类观点对导致全球化的现代国家和公共行政的作用却重视不够，也没有指出在全球性的“地方”中，国家、制度内精英和公共行政的未来角色，更没有揭示出由下面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既作为超越现象又作为过程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观点认可并建立在前述几种观点之上，它把全球化看作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为了扩大资本积累而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新疆域、获得新机会的连续过程；同时它又把全球化看作一种由全球资本积累而引起的现象，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显露了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其影响甚至被西方和日本等强国所感受到，在这些地方，即便不是所有、但也是大多数超级资本积累组织都拥有自己的基地，并得到它们所操纵的国家的支持。和那些几十年来深受多国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灾难性后果的第三世界不同，北半球的发达工业国的人民、组织和团体直到最近几年才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正是由全新的全球化过程所引起的性质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种变化还给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民族国家带来了“新的后果”。因此，这种全球化观点有新意，是对上述各种观点很好的补充，给全球化概念增加了新成分。这一观点把国家视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积极的制度性角色，能主动应付全球化带来各种影响，而其他因素例如信息技术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在新的全球共同体中，行政性国家和公共行动中的角色，既被认为是原因，也被看作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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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成因

为了避免简单化，全球化的过程和现象在这里不仅仅是从发达资本主义意义上来理解，尽管这是一个主要的作用因素。事实上，有多种因素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其中包括公司剩余资本积累、主导性国家及其所属的官僚机构的作用、国内危机、人们不断高涨的期望值、国际组织和技术创新。

导致资本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因素是剩余资本的驱动力，几十年来，它跨越了区域、超越了国界；它在“二战”后加速、在70年代后达到新高、并在90年代到达了顶峰。剩余（或利润）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命脉，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持续扩张，因此是资本主义取之不尽的动力。全球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也称多国公司）的核心特征，几十年来这些公司占领了全球市场、

享受了欠发达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新颖”之处仅在于资本积累的高速度和高比率，它们的实现得益于诸多机制，以及国家帮助下的公司在没有时空限制的全球范围内的灵活性。借用斯考尔特（Scholte）列举的原因，下面简要对这些因素加以解释。

全球市场。为寻求新市场、廉价劳动力和没有限制的生产地点，许多多国或跨国公司决定“走向全球”。从美国冰雪地带到反工会组织的南方阳光地带的移动仍在进行之中，它推动了资本的积累。但更多的美国公司发现全球化是更快速、更有利可图的战略选择。全球消费主义开始兴盛，那些遍布全球、握有大把钞票的消费者有能力“在同一时间购买相同的产品”；协调一致的公司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带来了个人公司所难以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为那些跨国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母国政府带来了很高的利润率和引人瞩目的转机。截止1989年，这些公司的广告费用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另有380亿美元花在了包装、设计和营销上。[8]1992年，英国和美国40家最大的广告公司几乎都设立了专门处理全球商务的部门[9]。《华尔街评论》写道，到了90年代，所有的法人公司均深信全球化“不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件必需品。”

全球生产。由于能够降低成本，它取代了国内生产；而金融全球化使之变得容易，并为它提供了“全球性资源”，生产企业能够以此从世界各地获得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由于金融全球化，“公司落脚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地方的资源、在任何地方生产、销售到任何地方”成为可能。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全球性工厂”，不同的国家承担不同的生产活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消化与生产全球化相关的所有社会成本和外部成本。

全球商品化。各种新事物的商品化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传统的有形贸易和工业已经向崭新的、唯一的、截然不同的“无形”东西转变，它们适合全球消费者的胃口，比如乡村歌曲、文化和民族风情。

公司结构的重组。世界性公司的崛起与扩张引起了纵向和横向组织的重构，引起了全球层次上公司权力的集中和全球性统治阶级的出现。世界性公司的数量从1960年的3500家增长到1995年的40,000家，它们的销售额占全球商业总额的40%。[10]从纵向角度看，跨国企业间的战略联合数量已经上升，连续不断的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浪潮形成了全方位的“融合”，1995年并购达6000起、价值2294亿美元。[11]实际上“兼并热”和“巨额兼并”潮流造就了全球性的核心组织和集权型的权力结构，最大的3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70%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公司资产。[12]

这种全球集权型的公司结构又造就了全球性的“管理精英”和能在世界各地实实在在影响公共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组织精英”，他们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组织文化”：他们挑拨政府与政府对抗，策动或来平息那些对他们没有同情心的人发动的反政府暴乱。

全球货币与金融化。全球性货币不会效忠或依附于任何空间、任何民族或区域的人民。以前货币及发行主要是区域性的，是促进国内的就业、机会、商业活动和共同体的价值，与此不同，在银行电脑数码空间的作用下，全球货币和区域性金融的联系已经松弛了。1995年，“全世界9万多亿美元的银行资产属于非本国储户，且该国帐目处在外国发行的货币的掌握或控制中。”[13]在“数码政治”的帮助下，全球金融化步伐加快，改变了“信息时代权力的性质”。[14]

全球政府与行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稳定的环境，它需要秩序和社会控制。那些处于全球性支配地位的政府特别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本世纪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在军事和安全系统方面耗费巨资，以保护和促进公司在欠发达国家和本国市场中的资本积累。他们在许多国家实行军事干涉，更替合法政府，建立或支持一些最具压迫性和最腐败的政权，如70年代的智利、50年代的伊朗和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政府运用出神入化的通讯体系输出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自诩为理想模式的治理和行政制度。通过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发动直接的和授权的干预战争和入侵活动，美国公司找到了自己利益所在，并将它说成是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依靠强大的政府。资本主义的繁荣需要一个强壮的国家和行政体制，而有权势的工商业精英们却支配着政策过程、影响着政策的结果。为了避免资本主义遭受周期性的衰退，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网络，市场的失败呼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现代国家通过公共开支，在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和形成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方面扮演了一个中枢式角色。可是，在公平问题上，现代国家尽管也花费了相当部分的预算来为福利国家提供经费，以维持社会和经济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却并不为公司精英所接受。

国内经济衰退。整个70年代资本主义受困于国内经济滑坡，典型标志是滞胀、能源危机、预算赤字、政治与总统危机、对企业和政府精英业绩的信任危机，以及普遍的组织松弛和管理水平下降。与这些问题相伴的还有公民抗税运动和公私部门里工会不断提高的工资要求。凡此种种国内难题又和伊朗、尼加拉瓜的革命对美国和欧洲施加的国际挑战混合在一起。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国家面临着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它难以对加速进行的资本积累有所作为，也难以改革已经引起“财政危机”、代价越来越高的社会福利体制[15]。这些事件反过来驱使更多的公司走向全球化。

民众预期的增长。大众特别是那些工会成员的预期已经提高，工会要求工作“产权”、要求更多地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劳动者队伍中妇女作用的上升等等成为明显的事实。公司权力机构认为公私领域雇员的这些要求与赢利目标不一致。此外，由“平等就业机会法”引申出来的法律案件也刺激更多的公司去国外的全球性工厂去生产，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很少甚至没有法律约束。这些都促进了全球化。

技术创新。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交通领域的发明以及因特网的出现，对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预言的那样，未来数码空间中的“购物天堂”，看起来能够提供一个地方，在那里“世界上一切商品都能通过因特网在家中购买”。[16]

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本身是全球化中的一个主要因素。70年代以来，它的一些关键性的会员组织如主要由“三边委员会”*支配和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重要的国际援助，一直是全球化过程中有力的工具。在最近20年中，这些跨国组织在全球化中相当活跃，其手段是向那些竭力寻求国际援助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提出“结构调整”的要求。而结构调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把政府管制、金融体制和行政组织等重大变革强加给这些国家。这些改革包括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促进私有部门发展、消除贸易壁垒、对企业经营提供税收激励、实行有利于自由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法规、强调出口导向型生产及与经济发展相对的经济增长、缩小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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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后果

全球化方便了民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全球性的联系是人类进步史上迈出的积极的一大步。但是，全球化所营造的新型文明的基础却充满了诸多矛盾。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受到全球化相同的影响或产生相同的回应。在北美、东亚、西欧和澳大利亚，这一进程要比亚洲和欧洲其他部分、非洲、拉美发展得迅猛。不过，资本、政治、行政和文化的全球化确实对全部国家都产生了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于外。对我们来说，下面的讨论仅聚焦于全球化对政府和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它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及其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我们都将讨论。

国家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全球化不仅没有终结国家及其行政组织，将来也不会引起国家的弱化。作为社会政治身份的地域国家会象过去几千年一样继续存在。市场与政治、资本主义与国家、私人部门的管理与公共部门的管理之间仍然会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继续存在，因为公共行政凭借着同样历经了几千年政治经济变革的官僚机构，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文明紧密相伴、彼此促进。但是，全球化也导致现代国家的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至少可以分辨出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区域性治理组织加强，它们的决定和行为规范与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影响了后者的行政体制。

二是为了处理区域性和跨区域性事务，及在诸如全球环境预警、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共同利益方面谋求合作，现代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在这里，地球村、全球环境和世界公民等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给所有的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实践形成了压力。

三是所有政府都在处理国内、国际有关治理与行政管理的各种信息中，享受到了信息时代的好处，尽管欠发达国家还要落后一段时间。更值得一提的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增长，它们从地球直到外层空间都主宰着世界，结果出现的就是全球霸权。

四是政府作为私人部门合作伙伴和促进者的作用日益增长，但通常以牺牲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代价。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政府的角色日益演变成给私人（公司）企业提供适合的、法律许可的环境”。

第五，对公共行政管理者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行政性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从福利国家转变成了“法人国家”,或者“影子国家”(shallowstate)、“无关紧要的国家”(indifferentstate)、“契约国家”(contractingstate)、“企业家国家”(entrepreneurialstate)。与此相应，公共行政与管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一些概念来概括，如“管理主义”、“政治管理”、“新公共管理”和“空心国家”、“法人行政国家”。

同样，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事业和专业性的领域，也将继续保持下去。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但这一探索领域的连续性不会改变。全球化中的资本主义需要国家，而国家都具有既不可能、也将不会被废弃的公共行政职能。不过，近年来关于国家角色的争论及深入到哲学、制度、组织和实践层次的研究显然说明，在研究领域，公共行政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公共行政学的两个孪生领域——比较公共行政学和发展公共行政学——充满了有关国家性质、规模和公共行政在拓展知识和建构理论原则方面的各种狡黠的争论，在国家与公共行政的实践方面可以观察到相似的变化。

作为全球化中的法人资本主义的结果，全球化中的国家的方向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与几十年冷战期间倾向于维持法人/市场利益与社会、政治利益平衡的福利型行政国家不同，新的法人行政福利国家的作用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中包括我们提到的平衡性的福利国家的萎缩，安全与军事或战争国家的膨胀，警察、监狱、法院及其辅助功能如社会工作、心理网络、咨询等国家强制机构的膨胀。因此，国家和官僚机构的的确确还生气勃勃。然而，平等和公平却成了贪得无厌的法人和资本全球化的牺牲品。

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很多，它们包括国家的销蚀或丧失，对民主的限制，共同体的消失，全球权力结构的集中，法人和政府组织精英的不断聚集，欠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权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对国家的威胁。国家所依靠的是疆域、固定的居住区、对领土、领空和领海的绝对权威。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国家的核心作用是“置于绝境”，从而对国家的身份构成了威胁。挑战意味着民族国家丧失了单独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为了迎合全球化，许多国家把本国政策制定权拱手让给了地区性或国际性组织；为了取得地区合作之利，一些政府甚至修改了自己的宪法（如欧共体的意大利、波兰、西班牙，拉美国家为建立泛美共同体也在考虑采取同样的措施）。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欠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前文提到的结构调整计划迫使这些国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使它们更加依赖跨国公司及其支配的政府。

1994年，世界银行打算“在未来十年里向第三世界提供2000亿元美元以改善它们的私人部门”[17]，这样的国际贷款既带有“一揽子”条件又带有交叉条件，这些条件加深了第三世界在金融、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对西方列强和全球权力精英的依赖，使后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对贫穷、落后国家的政策选择发号施令；这些金钱通常给支助国权力精英们带来滚滚财源，牺牲的却是千百万计的民众。大多数国外援助和国际贷款反倒有利于捐赠国也是事实。如科尔顿所说，“银行任用的顾问常常改写一国的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公共服务条款、劳工法规、医疗保健计划、环境章程、能源政策、定居条件、占有规则和预算政策。”[18]汉库克（Hancock）把银行领导们称作“贫困之主”，他们通过那些“组织精英”来指引全球政策的走向，而后者却执行的是有利于“内部小集团”和全球性法人精英的政策。

对民主和共同体的威胁。全球性资本的崛起与扩张，对全世界的民主理念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事实就是如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组织以及一批跨国精英为贫穷和欠发达国家设计并推行财政、货币及其他结构调整政策，恰恰是对当地民主的某种忽视。这些国家的人民没有也不能运用他们自己的人权和政治权利来决定自己政策的偏好，他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外部统治权力而被牺牲。全球化导致了更深重的贫困、社会分裂和环境破坏。因为偏向出口导向、初级农作物与全球利益，这些国家中的公司全球化破坏了本国的经济生产。许多国家的人民一直在同压迫他们的政权和政治-行政精英进行斗争，那些精英得到了跨国公司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

反过来看，跨国公司未同当地社会磋商而一夜之间关闭工厂、迁往海外，或者外国投资未经当地社会同意而进入当地企业时，也对那里的民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当地的人民失去了对他们共同体的控制。共同体解体是更痛苦的掠夺，众多落后国家上百万的农民已为此忍受了几十年。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自给自足的农民，被那些得到仆从式政府和行政精英们全力相助的跨国商业化农业和工业化农业逐往他乡，或变得一无所有。他们迁往城市寻找不体面的低收入工作，这又加重了原已经存在的城市问题。然而，这类解体问题却只有现代化理论研究过（如亨廷顿）。对全球化类似的谴责集中在“全球性掠夺”、以及“品牌之下血汗工厂”中的“现代奴隶制”，它们造成了一个“底层种族，最不利的工资和社会条件落到了最绝望的阶层身上。”

全球管理精英正在从事殖民主义的决策，这些决策将影响全世界的政府、共同体和民族，人类被贬低为全球市场的消费者。与一些理性选择理论相反，市场和民主并非同义词，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输出民主”是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背景下可人的口号。但历史记录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大国曾经支持过“地球上最专制、最具剥削性的独裁体制”，迫使欠发达国家无数人民发动了流血革命。

把民主和市场等同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也是危险的。它之所以使人误入歧途，因为它们的价值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正如赫尔布鲁纳(Heilbroner)指出的那样，“说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或宣称民主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平等在很多方面与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平等并不矛盾，当然是愚蠢的。”[19]市场天生偏爱有钱人，他们无需在意健全社会的需求。随着经济、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全球性公司和政府精英手里，政策选择受到了“破坏”，自由选择、享受受保护的个人权利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公司很难（即便不是全无可能）保持责任心。如科尔顿所说，“当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到少数巨型公司手里的时候，想要拥有一个健全、平等、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的。”[20]

把民主与市场等同之所以危险，理由有二：（一）这种等同在世界范围内是自相矛盾的，友好的独裁者因支持全球化的法人公司而被大加赞赏，被视为民主，而对跨国公司不那么友好的合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府被视为不民主。（二）它使那些生活在由西方民主国家支持的专制体制下的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对民利产生了错误的预期。

腐败与精英掌权。全球化把私有化作为结构调整计划的一部分而加以推广，使那些日益增多的、身为跨国公司人的附属精英们（仆从式的买办资产阶级）掌握了大权，并加剧了欠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的腐败。这些最高层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民族危机的顶点。例如，当三分之一的智利人生活在痛苦之中，而一小撮军事—官僚—工商精英享受着世界级的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个国家却被吹捧为私有经济的典范。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其他的研究也提到，全球化和私有化会诱发全球高层精英中的腐败行为。

精英掌权导致出了一种具有“法人帝国”特征的、新的全球组织结构，它在世界权力结构的巨大转型中具有灵活性。正如殖民主义一样，它需要的是中心化而不是集权化。这种中心化有四个要素：（1）缩小组织核心层的权限，（2）电脑化与自动化，（3）并购与战略联合，（4）总部的团队合作与核心人员中的士气。这一转型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后者被看作是可以牺牲掉的商品。全球化强化了世界新秩序下的精英统治，而在这一秩序中，霸权理论随着资本全球化而流传开来。那么，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对公共行政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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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以下各段集中分析公共行政面临的挑战，并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1．公私领域内出现变化有利于全球公司部门。政府与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财富公平分配、稳定经济、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的领导作用受到了全球公司精英的否定。由于苏联解体、全球化和国家财政危机，传统的行政国家遭到各方面、特别是那些不再需要福利国家的公司精英的攻击。因此，行政利国家的解体对公共行政和公民产生了消极影响，公共领域和公民活动空间因全球化和政府重构而缩小。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通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及在全球性法人精英控制之外的社会资源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来抵制公共服务领域的缩减。这一行动是他们未来的合法性基础。

2．国家的性质、活动的改变以及公共行政从“公民行政转向非公民行政”是更大的挑战。几十年来，传统的行政国家致力于平衡法人精英利益和广大公众利益，因而为资本积累和制度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在维系制度和巩固政权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平衡利国家已经被法人-高压国家所取代，其特征是迅速上升的强制性官僚机构把成百上千万被认为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公民投入监狱之中。这些威胁是由于市场混乱所造成，而后者又是全球化和市场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压力的产物。许多最受尊重、勤奋工作却难以忍受社会、经济景况的公民成了犯罪化社会的牺牲品。结果，公共行政为了社会控制和便利资本积累就从传统的公民行政转向了非公民行政——这种行政不关公众的事。这是国家性质主要的一个变化，所有具有社会良知的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一变化。

3．全球化国家迫使公共行政用更少的成本去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上，公共行政管理者是在严重的恐惧心理和裁员条件下承担不可能完成的高产出任务，这种做法导致的失败只能证明法人公司所宣称的政府无效率观点。公共行政管理者能够也应该拿出证明高效行政业绩及法人市场失败的证据。

4．广义地说，公共行政的职业化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回应。职业化给全世界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了组织、道德和伦理标准，并在借鉴全球跨国精英的组织技巧的同时，揭露他们的荒谬。过度全球化和市场失灵将引入更多的政府干预。出色的职业化公共行政应该为未来的行动做好准备。

5．全球化要求更多的私有化，而私有化扩大了腐败的机会。腐败把社会资源转化成了非法的、不道德的、没有生产意义的行为，它所冲击的正是健全社会的基础，破坏了公民对领导与制度合法性的信任。私有化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自利的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之上，个人为了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几乎可以不惜牺牲共同体和社会的一切。这种行为和规范的哲学将个体利益置于共同体和社会利益之上，这也正是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所竭力提倡的，他们要建立一种消费主义的、把各国文化融为一体的全球性文化。这种法人的全球性文化，部分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来营造的，它同各种民族的和共同体的文化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种把公民看作消费者、把他们降格为商品的市场化观念。

6．全球化倾向于促进精英主义，并造福于商业、政治、军事和管理领域的精英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作为跨国公司的人和“附属物”而存在的。这些“全球战士”的个人和职业利益往往凌驾于民族和共同体利益之上，他们的的确确成了“公司的雇佣兵”，推进着“文化帝国主义”。欠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这些以千百万人为代价、似乎一夜之间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仆从式精英并不陌生。由于全球化政府通过与全球化企业执行公私伙伴关系计划而主动卷入了法人全球化，所以，公共行政管理者和行政顾问们在这一方面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欠发达国家许多精英控制着侵犯他们本国人民人权的。美国的谋士与顾问则经常帮助这些军职和文职官僚精英加强对社会的统治。矛盾的是，全球化导致了法人权力及组织机构的大规模集中，同时却又鼓励全世界的政府进行分权。

7．全球化削弱了地方控制与公民的参与作用，并使地方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无法决定那些影响人民生活的政策，从而对共同体和“公共活力”（借用弗雷德里克逊1997年提出的词语）形成了挑战。当跨国公司为寻找更有利可图的地点而突然关闭企业时，地方政府对税基的预见能力将受到侵害。公共行政管理者对付跨国公司时应该保持长远眼光，以尽量使这种不确定降低到最低点。他们也应当建设共同体意识，鼓励公民参与行政管理，培育公民价值观和共同体/公共利益以抵抗粗劣的自我利益。同时，他们还应用尊重和效率来对待公民。

8．公共行政学及相关的比较行政学和国际行政学等分支学科，出现了知识爆炸。我同意法拉尔·海迪（FerrelHeady）的说法，这两个分支领域在过去几十年相互分离和脱节的情况下有所发展。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新分支，有必要对比较行政学、国际行政学及全球化行政学的研究进行整合。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成员必须采取这一行动，以为形成世界通行的行政学原则提供材料。进行这些必要的研究将使实际工作者获得启发，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地球村里更好的行政管理者。

9．从比较的角度学习更多的公共行政学知识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欣赏欠发达国家行政文化的文化、制度和宗教基础，美国的专家学者们可以拓宽他们个人和职业方面的全球视野，因为一些欠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与治理遗产。全球化对美国公共行政学狭隘的、种族中心论传统构成了挑战，打破了政治—行政的二分法，同时，也为欠发达国家有关公司的公共管理实践和咨询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向其他民族、文化和公共行政学习将带来进一步的“知识爆炸”。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美国人尚不知晓的行政管理传统。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苏联的公共行政体制，以及能够培育行政民主的协作型制度。同样，美国人及其他的全球公民也能从建立在别国的本土制度上的公共行政学中学到东西。对治理和公共行政的比较研究并不件新鲜事，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其研究重点——对行政的全球性研究——将在21世纪被提上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国际与比较行政分会研究的议程。

10．全球化对公共行政共同体的人类意识构成了挑战。全球共同体的专业人员有机会、也有责任了解并审视全球共同体每个角落的变化。许多问题对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挑战，包括贫困状态及对穷人的剥夺、全球性工厂里的工资奴隶制与血汗车间、环境破坏、地球变暖、不平等与不公正；增强全球性问题的意识——无论是积极的问题还是消极的问题——既重要也必要，因为公共行政管理者会在事关本国公民的政策方面作出不同的决定。他们可以质疑精英分子的忠诚、反对剥削，抵制整个世界不民主、不公正、不平等的目标。在80年代，全世界公共行政管理者在开展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就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唤起这种全球意识，能够抗拒全球化及各个层次全球精英的破坏性力量。因特网和其他通讯系统能够帮助公共行政管理者和遥远地区的同仁进行沟通。

11．作为“全球共同体利益”的守护人，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者有一种全球性责任，即采取协调一致的伦理、道德行动。他们必须揭露并与任何时候任何层次的腐败展开斗争。政治任命者和政客是临时官僚，他们中的大部分和全球的公司法人精英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私人联系，他们容易被腐蚀、容易滥用权力，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狭隘的，仅在意那些有权有势的选举人。

12．全球化不会终结国家与公共行政。存在一种能够拓展公共行政研究、实践与教学范围的全球新机遇。公共行政刚刚跨入人类文明新时期，全球化和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使得其未来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们期望的结果是全面的繁荣。[NextPage]

注释:

[1]法拉兹曼得《世界新秩序与全球公共行政：一份批判性文献》，载Jean-ClaudeGarcia-Zamor和RenuKhator主编的《地球村里的公共行政》，第65页，Westport,CT:Praeger,1994.

[2]汉米得·塞迪格（HamidehSedghi）《海湾战争：世界新秩序还是无序？》，载《新政治学》1992年第21/22期，第62页。

[3]艾里克·涂尔德（EricTrudeau）《世界秩序的监护者》，《纽约时报》1992年2月19日。

[4]J.A.斯科尔特（J.A.Scholte）《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0页。

官房学（cameralia）是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于德国的一种经济思潮，主张国家干预、限制货币输出。——译注。

[5]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更多（或更少）的全球化》，《每月评论》1997年第4期，第1页。

[6]同上，第1~2页。

[7]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1页。

[8]安纳·邓宁（AlanDuring）《多少才够：消费社会与世界未来》，第171~172页，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2年。

[9]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3页。

[10]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跨国公司与世界发展》，第4页，伦敦汤普逊国际商业出版社，1996年。

[11]《金融时报》1999年1月20日。

[12]R·哈维(R.Harvey)《大企业的回归：全球无序的到来》，第189页，伦敦麦克米兰，1995年。

[13]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9—440页。

[14]戴维·罗斯考夫特(DavidRothkopf)《数码政治：信息时代权力性质的变革》，载《国际事务》1998年第2期，第325页。

[15]海登海默（A.J.Heidenheimer）等编辑《比较公共政策：欧洲与美国社会选择的政治学》，第330页，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3年。

[16]比尔·盖茨(BillGates)《未来之路》，第158页，伦敦伟金（Viking）出版社，1995年。

*“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s)由美国、部分西欧国家和日本于1973年建立。——译注。

[17]米尔曼（C.Milman）和兰得斯滕(S.Lundstedt)《拉丁美洲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载《国际公共行政》1994年第9期，第1667页。

公共文化论文篇（8）

公共部门私营化在今日美国已是风起云涌。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政府都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与责任。"为创造一个运作更有效，花费更少的政府"（createagovernmentthatworksbetterandcostsless，这是美国副总统戈尔的《国家绩效检讨报告》中的著名标题。），在可能并可行的地方，城市、县、州和联邦政府都已开始与私营组织--不管是营利的还是非营利的--建立新的关系。在一些领域，政府可以完全卸下公共服务的沉重包袱――原先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而在另一些领域，政府与私营企业通过订立合同共同对公共服务负责成为首选的改革措施。

私营化浪潮--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与信息化浪潮几乎同时席卷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已现，美国乃至全球范围的人们都在购买个人电脑，光盘（CDROMs），争相上网。互联网、万维网、浏览器、搜索引擎、电子邮件、列表服务、聊天室以及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等已成为日常词汇。今天的工作场所--无论是中央控制室、专业办公室还是家庭--都日益高科技化，信息化。

未来是如此明显，连原本对我们十分有意义的公共与私营的历史区分好象也不再有效，而且当人们进入网络空间被扭曲的时空时，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一样没有意义。然而目前显现的私营与公共、过去与现在的虚拟界限怎样构成对管理伦理的挑战？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虚拟管理伦理（virtualmanagerialethics）的时代？今天的公共管理者，在日益高科技化、信息化的工作环境中，正伸开双臂拥抱私营化，那么以往通行的道德原则、伦理价值还能不能指引他们适应新的时代？未来是不是意味着一些不可见，却是不祥的可能？

私营化与公共管理的道德伦理

我们首先来看私营化如何改变公共管理者的道德面貌。

公共管理伦理部分扎根于二十世纪初席卷全美的进步改革运动（ProgressiveReformMovemen），充斥市政府、法院甚至各州首府的丑闻、腐败以及无节制的贪欲迫使改革运动树立一套新的道德准则，它以效率、责任、美德、政党中立（或称无党派，non-partisanship）及公共服务为内容。随着政府模式从市长-议会式向议会-市政经理式的推进，行政格局从分赃体制向公众服务系统的转换，以及政党中立和大规模选举的实现，新的伦理价值观逐步走向制度化。而1914年市政经理联合会（theCityManagersAssociation）及1939年美国公共行政协会（theAmericanSocietyforPublicAdministration）等专业化组织的成立则在精神上坚定地支持并践行着新的伦理准则。也许政府私营化带来的伦理困境唤起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道德关怀。新世纪已揭开序幕，许多人认为，我们可能给太多美好的事物束缚了手脚(Thompson1993)，也就是说，原本进步的改革运动连同官僚制度的繁文缛节创造了一个运作低效、成本高昂的政府。

1992年，奥斯本（Osborne）和盖伯勒（Gabler）响亮地提出了"改革政府"的口号，其回应空前热烈。改革者支持私营化并号召公共管理者以企业家精神带领政府进入二十一世纪，但他们很少提及私营化与企业精神对管理伦理的影响。十分遗憾，我们无法从《改革政府》一书的目录中找到丝毫与道德有关的内容。也许奥斯本、盖伯勒及其追随者会说他们只是让管理者在法律框架内尝试不同的管理，而并没有让他们从事非法活动，因而也就不必关心道德的问题。

私营化改革能否把伦理道德减少到最低标准？如果它并非不合法，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可行？如果可行，会不会必然出现道德的低地？

因此我们有必要看一看私营化与企业精神对管理伦理的可能影响。

腐败与公共利益

乔治·弗里德瑞克森（H.GeorgeFrederickson）在其著作《公共行政之精神》（TheSpiritofPublicAdministration，1997:194）中斩钉截铁地断言，私营化运动不会有成功的前景，在贪欲、腐败刚刚得到遏制，政府行政能力受到人们倡扬之时，这一运动很可能又将退回到原来的状况。他提醒道，我们总是在"为贿赂与欺诈创造一个诱人的环境"。难道已没人记得美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Agnew，1969－1973）是为何辞职的吗？弗里德瑞克森的抨击坚定不移（1997:18）："越来越多持私营化观念的人被任命到政府职位上，从而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采取企业模式，我们又将面对可恶的腐败与种种不道德的行为。"

琳达·德莱恩（LindadeLeon）对私营化、企业化公共管理及道德的看法较为乐观。虽然她承认，成功的私营企业家一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自负、自私、我行我素、旺盛的支配欲以及不择手段--如果在公共部门中得不到合理约束与督察，可能会危及公共领域的道德基础。不过她(1996:496)说："就其最佳状态而言，公共管理企业化是道德的。"自我服务、追求利润、精打细算的公共企业家们如果取得成功，一定能够把握机会，合理调配资源，开拓创新。当然两者相抵，道德环境不容乐观。尽管如此，德莱恩依旧相信，道德的企业化管理是有可能的，并且会得到公共组织的鼓励。

我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私营化、政府再造和企业化经营威胁到政府管理的伦理道德，甚至又使腐败与不道德行为沉渣泛起？理论推导也许是困难的。科恩（Cohen）和埃米科（Eimicke）在调查了企业化公共管理的三个案例--加州橙县财政破产案（theOrangeCountyfinancialbankruptcycase）、加州维萨利亚宾馆合作项目（thehotelpartnershipprojectinVisaliaCalifornia）、印第安纳波利斯废水处理厂私营化项目（theprivatizationofIndianapolis''''wastewatertreatementplants）--之后提供了某种证据(1996)。

加州橙县案的进展对伦理以及合法性问题提出了突如其来的挑战。该县财务主管罗伯特·西特罗恩（RobertCitron）为获得巨额的财政增益，用当地的共享基金（pooledfunds）进行投资，不想利率陡然上升。随之暴露的财政危机迫使这位财务主管弃职而去，给该县留下破产的残局。维萨利亚宾馆合作案无论成功抑或失败对道德问题的冲击更大。该市动用闲置的城市财产（cityownedproperty）与瑞迪逊连锁宾馆集团（theRadissonhotelchain）合作建造并经营宾馆，使纳税人的钱承受很大的风险，最后的结果是城市被迫收购宾馆，承担债务。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对斯蒂芬·格德史密斯（StephenGoldsmith）市长的行动经常津津乐道，早在1990年初，他便在四十多个公共服务领域实施私营化改造，城市废水处理厂便是其中之一。虽然这个厂一直是有效率的，市政当局还是决定把该项服务外包出去。结果当地的供水公司以51%的股份与一家法国工厂赢得了合同并取得了重要的财政贷款。在考察这三个案例的基础上，科恩和埃米科归纳了如下结论，公共管理私营化能够在道德上成立，但是小心谨慎和胜任私营化的资格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对美国中部某州的一个都会县与当地商贸促进会（Thechamberofcommerce）开展合作的道德质疑在理查德·K·高尔（RichardK.Ghere，1996）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为繁荣旅游业，吸引会议产业（conventionbusiness），该县制定了一套吸引外地投资的经济发展战略。占有当地税收3%的旅馆床位税被用来实施这一战略。根据协议，由商贸促进会提供与该战略相关的服务。不用说，商贸促进会的官员对这项安排非常之满意，自然成为干劲十足的合作者--不过这种干劲也许太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违规事件屡屡发生：能拿到非竞争性授权的商人是因为与促进会的官员有着家族联系，开支报告、围绕会议而进行的商务活动经常弄虚作假，促进会为县领导人支付打高尔夫、外出赴宴甚至出境旅游的费用。高尔没有为我们提供商贸促进会向县政府渗透的更多具体细节，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那就是高层合作在培育道德风气方面所作甚少。这一案例提示，公共官员原本遵循的道德行为在公共职能私营化的今天已失去往日的功效。无疑，合同是诱导转变的媒介。

总之，私营化运动构成对公共官员，包括管理者的道德挑战。也许弗里德瑞克森的观点(1997:171)是值得称道的："政府正沿着私营化方向前进，对此我们无须心存介蒂，但对政府伦理的关注应同时提升。"

信息时代公共管理者面临的伦理挑战

为获取和沟通信息而"上网"引发了一系列挑战，地方、州、联邦各级的大量部门拥有".gov"或".org"的域名。全美市/县管理联合会(ICMA)1995年对地方辖区的调查显示，虽然54.4%的辖区还没有上网(n=580)，但毕竟已有近半数（45.6%）在互联网上占据了一席之地(MoulderandHuffman,1995)。今天，无数美国的市、县、州行驶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如果这项调新开展，拥有域名的政府数量必定大得令人吃惊。

技术的使用可能对公共部门的社会生活或集团生活造成影响，网络专业技术不但给管理者带来麻烦，而且在理解与改善不合需要，甚至有时是不道德的技术影响方面同样是苍白的。一项电子邮件对公司内部生活负面影响的最新调查显示，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工作环境越来越缺乏个性化--一是技术本身（因为无须面对面的交往，社会关系变得公开化），二是因为用户或雇员为避免不期而遇的社会事务所做的有意识选择(Markus,1994:119)。不过信息技术对工作环境的社会影响不仅仅只是负面的，雇员能够而且已经作出选择，决定和谁或不和谁联系。事实上，努力提升组织伦理氛围的管理者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周围，尤其在组织行动的基本知识方面已受到特殊挑战――不管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组织上网对管理者的挑战表现在如何对与互联网相关的操作和行为进行定义、管理和监督。对于以下操作，如游览万维网网站，下载、收搜索黄色信息，从事营利的性广告与，传播政治言论，张帖或下载有攻击性的涉及种族和性的内容，收集或兜售各种机会，冒名传播电子信息等等，公共组织及其管理者应尽快出台令人满意的互联网使用政策，全力预防相似事件的大规模扩散。

与此同时，管理者越来越意识到，互联网已成为建设责任政府和创新政府的重要途径，因而必须积极地创造环境，极大地鼓励雇员利用数据库和万维网这些信息宝库开展工作。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在互联网的合理使用和滥用之间找寻平衡点，也许是最关键的伦理问题。

在雇员上网，使用Internet之外，伦理与合法性挑战还来自于政府行为。在线政府及其领导人应发扬并努力提高民主的理念与实践--在保护敏感信息的同时，保障公民获得公共信息。一方面要公布关于犯罪率与艾滋病的统计数据，另一方面要让公众能够获得受害人的姓名与住址。同样的问题是，当县资产评估办公室建立了包含资产价值与地址的查询数据库后，公共服务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它会不会给罪犯运用同样的科技手段找到作案对象提供方便？

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是紧巴巴的，这为公共服务私营化创造了土壤，它们在政府主页上出售广告空间，或把商业产品作为市县政府的公共产品，这些做法是否道德，又是否合法？互联网的商业化已成定局，而在政府商业化的道路上美国政府能够并应该走多远？私营化是不是商业化的另一种形式呢？

最后，公共官员、市民及他们相互之间的电子沟通问题也值得注意。公民与官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原来使用传真，现在则以电子邮件取而代之。而沟通路径一旦换在政府官员之间，情况则大不相同了。电子化方式的信息浪潮是不是有效地把政府暴露在阳光之下？公共管理者在使用电脑，把重要信息发送给他的同事和上级之前，有没有做到小心谨慎与踏实勤奋。

伦理进程的徘徊与困惑

私营化的迷雾和信息时代扭曲的时空观困扰着今日的公共管理者，本文一开始便提出以往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原则在今天还是否管用的问题。也许上文试着作了回答，但不确定性无疑仍存在。

诚实、正直、仁慈和尊严这些负责任的道德方式过去长期地与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私营化浪潮与信息时代到来之际的今天，它们依然是有效的。不过传统的伦理价值是否充分，回答则很可能是否定的。采取一种更适合二十一世纪现实的伦理观十分必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公共管理企业化与信息时代的现实是不该被忽视的。当然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在局部的和全球的工作环境中职员的行动究竟由什么推动。更进一步还应认识到，当个人成为道德主体因而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时，他很可能生活在一个远为活跃与复杂的社会组织环境中。

对于想在迷雾中乘风破浪的公共管理者来说，前面的路在何方？最迫切的问题也许恰恰是思考与实践组织伦理。管理者应该时时刻刻问自己："在组织中培育一种道德环境，我能够并且应该做什么？"根据特定的案例确立相应的伦理准则当然是一种方法，但这远远不够，另一种更可靠的方法是雇用诚实的员工。当然，说来容易做来难。40年前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话至今仍余音绕耳："良好道德环境中的诚实之人是政府道德问题的最终答案。"

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又如何判断你在这方面进展成功？回答后者相对容易一些。一个好的道德环境，应该有更高水平的尊重、信任，组织成员之间拥有良好的公开沟通，在这里，公正、平等、同情和关怀能得到最大的倡扬。最终，这些优良品质能超越工作空间而散布到整个社会之中。

管理者如何在他们的组织中培育一个优良的道德环境？一些建议已经提了出来（例如增加交谈的机会），但真正建立并维持组织道德所需做的自然会更多。至少管理者应尽力把道德自觉注入其组织并以此塑造与其他组织（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的关系。他们还要采取步骤开发与执行伦理原则，提供道德培训，建立道德投诉机制或在年终绩效评估中增加伦理的条款。这些措施无论是单独的还是综合的，都可以"作为组织发展的伦理道德"来看待(Zajac1997)。

总而言之，公共官员（选任的也好，非选任的也好）遇到越益复杂的道德挑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对于经历了200多年的民主实践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美国政府来说，任何这方面的失误都将有损于公众对其的信心与信任。

参考文献：

1.Cohen,StevenandWilliamEimicke.(1996)"IsPublicEntrepreneurshipEthical?"PublicIntegrityAnnual.Lexington,KY:CouncilofStateGovernments.

2.deLeon,Linda.(1996)"EthicsandEntrepreneurship."PolicyStudiesJournal24(Autumn):496-514.

3.Frederickson,H.George.(1997)TheSpiritofPublicAdministration.SanFrancisco:Jossey-BassPublishers.

4.Moulder,EvelineaR.andLisaA.Huffman.(1996)"ConnectingtotheFuture:LocalGovernmentsOnLine."TheMunicipalYearBook1996.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City/CountyManagementAssociation.

公共文化论文篇（9）

公民文化作为一种适合民主发展的意识形态，应有其存在的公共空间。当今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在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需要政治的发展与其相适应。在这样的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结构的特征需要公民文化在公共领域中培育。

一、公民文化的界定

“政治文化”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的《比较政治学》一文中首先使用的。他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

公民文化亦即政治文化，是用以稳定民主制度的一种心理分析理论.其逻辑起点是对政治文化做出严格的界定。阿尔蒙德运用定量方法在《公民文化》中进行分析，以问卷的形式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构建了一个公民文化的概念。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包括整个政治体系，以及政治体系的输人与输出的人口态度在政治角色中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根据一个国家的人口的态度在政治取向方面的概率分布，分出三种基本政治文化类型: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在现实中的公民文化是这三种文化类型的混合。在每个国家都是各种类型的国民身份的相互交融。如村民—臣民，臣民—公民，村民—公民等等。现代民主社会也是不同方式的混合型国民身份的集合地。

保罗·道格拉斯和艾丽斯·麦克马洪在《怎样做一名积极的公民》中提出一种”理性—主动性”模型。认为”一种成功的民主制度要求公民投身于政治并积极行动，获得有关政治的信息，以及发挥影响。此外，当他们必须作决定时，特别是在怎样投他们的选票这样重要的决定上，他们必须使其决定确立在对事实的仔细评价并对选择对象反复衡量的基础之上。”

阿尔蒙德认为:这种”理性—主动性”模型的特征，确实是公民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特征仅仅是该文化的一部分。公民文化实际体现的是一种平衡，亦即政府的权力和政府的责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这是民主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

另一方面，“公民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相互协调的参与者政治文化。”个人作为参与者不能放弃个人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不能够放弃村民和臣民的价值取向。文化的积淀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结构的。因此各国的公民文化有其各自的特点。个人的早期取向不仅保留下来，而且臣民取向和村民取向与参与者的取向也是相互协调的。

西方公民文化发展较成熟的是英国和美国，其公民文化是逐步成长和缓慢融合起来的。这种现代政治文化需要一种较适宜公民卷人和参与的政治环境。但这种环境是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在缓慢渐进的政治变化中逐步形成的。西方国家花了几个世纪完成的政治变化过程，形成了公民文化，发展中的中国可能找到这样的逐渐的、融合的政治变化方式吗?能有的答案只能是推测。从时间上看，最明显的替代物可能是教育。从空间上看，需要一种公民文化成长的公共空间。

二、公共领域:公民文化成长的空间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对公共领域从兴起到解体的过程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在此以前，汉娜?阿伦特也提出了公共领域的观点。哈贝马斯所论证的公共领域最初出现于希腊的雅典城邦中，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只是在这一特定场所进行。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公共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赛。”哈贝马斯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其来源是希腊城邦。卢梭用希腊城邦来比喻永恒的公民民主概念，在希腊城邦中，人民看上去可以不受干扰地在广场上集会。因此，在卢梭看来，”公共场所”是的基础。现代的公共领域是同私人领域与政治领域区别开来的，但是公共领域有其政治功能。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体表现为“公共舆论”范畴。它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在托克维尔看来“由于公民彼此相似，而且会越来越类似，因此，每个人都不倾向于盲目地信仰某个人或某个阶级。信仰大众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统治世界越来越多的是公众舆论……在处于民主体制的民众中间，公共性是唯一的权力。”公共参与在希腊城邦中要在公共空间里进行，这种参与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有其政治功能，是所谓的“政治性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是在市民社会的成熟发展下建立起来的，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就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是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之间的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

“公民文化所要求的，是一种个人能最终产生共同的政治认同感的过程;这是与其公民伙伴之间的一种认同，也是包含着对政治系统的，共同情感信仰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感的传递是在许多工作场合和政治系统自身之中进行的。公共领域中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具有公共性。正是由于这种自发的、有批判性质的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中培育公民文化是可以进行的。

与西方国家相比，当今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培育一种同西方国家完全相同的公民文化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国的历史背景和体制等原因，公民文化在国内的培育要适应特殊的社会结构。如前文所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培育出西方国家经过几个世纪形成的公民文化。因此，公民文化的培育从公共性的角度出发，应就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的文化，是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的混合。无论是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这三种文化都是存在的。在中国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输人渠道，缺少公民的积极参与。政府的输出没有与公民的政治输人平衡，对政治体系的稳定不利。在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习俗、价值观仍会持久地存在并起作用。村民、臣民与参与者三种政治态度的共存、平衡分别起作用，才是现代政治体系稳定的有效保障。这钟制衡需要公共参与为前提。

公共文化论文篇（10）

哈尔滨是一座景色秀丽、别具风韵的东北城市，由于地理条件所致，城市绿地中常绿树种较少。为了使哈尔滨市冬季亦绿意浓浓，生机盎然，增加常绿树种及绿化栽植树的数量显得尤为重要。但根据资料显示，目前对东北地区常绿树木的应用现状还缺少系统的研究调查。因此本论文从哈尔滨市自然条件出发，选择一批能适应本地区气候特点，有利于环境保护和改善城市面貌，并能满足各种功能需要的常绿树木，并从统筹规划的角度来充分发挥和利用哈尔滨市常绿树木的优化配置，提高园林绿地的观赏效果和使用价值，使哈尔滨市的常绿树木真正发挥其在绿地中的生态、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多种效益。希望本论文的完成，能为哈尔滨市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目标的实现有所贡献，同时也相信哈尔滨市的常绿树木以其苍劲的雄魂、常青的风格、抗逆的气质在未来的绿化建设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1、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在哈尔滨市区，对公共绿地形式分别进行实地调查，其中包括街道绿地、休闲绿地、等。地点的选择上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内容包括常绿树的名称、数量、所占比例等，并用表格的形式进行记录。在调查过程中，注意绿化树种不同层次、不同的季相变化，掌握调查地绿化树种的配置方式，常绿树种在整个绿地景观效果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并用数码相机进行实地拍摄。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街道绿化调查

近年来，哈尔滨市的街区绿化打破了原有的模式，随着道路的拓宽，分车道的增加，街道的绿化呈现出多种绿化形式。哈尔滨市的多条主要干道，都摒弃了单一的绿化模式，而是采用了落叶树与常绿树结合，乔、灌木与绿篱的层次搭配。常绿树种在街区的绿化的调查结果如表4-1:

表2-1街区绿化中常绿树的调查结果（棵）

调查地点

和兴路分车带绿化

和平路分车带绿化

和兴路街头绿地（动力区政府门前）

文昌街街头绿地（省图书馆路段）

红皮云杉

223

3

5

黑皮油松

7

4

樟子松

96

丹东桧

339

4

14

常绿树总数

562

96

14

23

落叶树总数

1817

196

91

42

常绿树比例%

23.6

32.8

13.3

35.3

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到常绿树在街区绿化中的比例约为26.25%，主要是红皮云杉和丹东桧，在数种的选择上显得单一，未形成自己的城市特色。

2.1.1街道绿化造景特点

和兴路在九九年改造后，变为四板五带式街道，成为哈市的一级街道，快车道的分车带内主要以丹东桧为主要绿化树种，其平均高度为2.5m。丹东桧采用分段栽植的形式，每隔约30—40米，便有5—7棵丹东桧栽于分车带内，株距大约为1.5米,同时分车带四周以80cm高的榆树篱围合。在街道两侧的分车带内，常绿乔木配以花卉灌木、草坪、绿篱(或色块)，这种绿化形式既可体现四季常青，又有季相变化,是目前应用较多的形式，同时给人以亲切、自然的感觉；分车带内的云杉球栽种于垂枝榆、丁香树下，形式灵活，富于变化。

和平路也是近几年哈尔滨市重点改造街道之一，是三板四带式街道。以樟子松为主要绿化树种，并辅以高约2.8米剪形榆树球、丁香等进行间种配置，水腊矮篱约40cm进行绿化带四周绿化。将樟子松作为分车带内的绿化树种在哈市街道绿化中应用较少，但所形成的景观效果却颇为壮观。特别是哈尔滨市较有名的亚麻厂、量具刃具厂等一些历史悠久的工厂都位于和平路上，这样的配置更能衬托出这条街道的历史文化气息。

作为街头绿地的一种形式，动力区政府门前的两块绿地，在配合改善交通环境的同时，其中的一块建成用来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小广场形式，其四周的绿化只是简单的小旱垂柳和水腊篱的结合，小广场的西侧背景为动力区人民政府办公楼，若是在此能栽植一些常绿树，会更加符合周围的环境氛围，突出建筑物的性质特点。另一块绿化区距区政府大楼较远处，该绿地的设计更适合附近居民进行休闲娱乐，绿地的树种以常绿树、小乔木为主，乔灌结合。配置形式主要以常绿树为中心树种，四周是剪形的水腊篱或水腊球，并配置一些京桃、垂枝榆，白桦等小乔木，灌木层主要为榆叶梅、丁香等。春季开花的树木，次第开放，与常绿树构成一幅美景；夏季草坪以常绿树为中心，进而点缀一些草花，更显出常绿树的高大魁梧；秋季的白桦与常绿树更映射出绿地的别具风韵；冬季傲然挺立的常青树，不惧严寒为城市添绿。但在调查中，绿地中唯一的大树为近12米高的黑皮油松，栽植于绿地边缘或树池内，并未能起到在炎热夏季为人们提供绿荫的作用。

常绿树在文昌街的绿化中主要应用于街旁绿地，且较有特色。在宣化街图书馆路段圆锥形的丹东桧与高低错落的水腊球围合成一个小空间，小空间内设置一些石凳供路人休息。在另一块绿地上，丹东桧和修剪成不同形态的榆树球作为背景，再配以组成波浪形绿带、高约30cm的水腊篱，整个绿地无论在层次还是颜色的搭配上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2.2休闲绿地调查

休闲绿地被誉为城市的会客厅，在代表一个城市的外在形象、精神面貌的同时，也起到了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作用。休闲绿地应尽量实行“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原则，在哈尔滨市调查的几处休闲绿地得到的数据情况如下:

表2-2公共绿地中常绿树的调查结果（棵）

调查地点

金桂园景观广场

道里文化广场

斯大林公园

红皮云杉

8

189

黑皮油松

5

34

桧柏

25

26

25

樟子松

108

红松

8

14

杜松

28

铺地柏

15

常绿树总数

61

26

398

落叶树总数

171

170

421

常绿树比例%

26.29

13.26

48.6

从表中可以得出哈市休闲绿地中的常绿树平均比例为29.4%,树种的选择也相对较丰富,其中桧柏、红皮云杉、黑皮油松、杜松等在绿地中都有很好的应用，但休闲绿地中也缺乏体形高大、树龄较大的树种，以用来配景和夏季遮荫。

2.2.1休闲绿地造景特点

金桂园景观广场的绿化主要以植物造景为主，尤以常绿树的应用独具特色。以龙塔为背景的一块约320㎡的绿地，三株桧柏以三角植的方式作为绿地主景，背景为白桦、山里红、梓树等秋季颇具特色的乔木，春季开花的连翘、丁香等灌木穿插在乔木间，常绿树的前方有修剪成球或波浪状的水腊装点，草坪上装点着彩叶草，鸢尾等花卉，整块绿地的配植都围绕着“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原则。几棵形状规整的桧柏栽植于剪成不同形状，不同高度的榆树和水腊树之间，再配植几棵小乔木，显得若隐若现，在白草和大叶红的色彩搭配下，整个绿地被衬托的高雅，精致。在绿地的一处出入口，两棵姿态优美的红松在置石和草花的装点下显得更加婀娜多姿。广场中的常绿树下群植一些不同时节开花的花灌木，同时选种一些耐荫的花卉,例如玉簪、日本凤仙等，使整个绿地树种高低错落，色彩丰富。

哈尔滨市道里文化广场的绿化树种主要有桧柏、红皮云杉、京桃、丁香、水腊等。广场的布局成对称式，利用绿地将广场分为主要空间与次要空间，中间的空间较大，设有音乐喷泉，可用于商业活动和大型的文娱活动。广场正入口右侧的次要空间，一块刻有“李兆麟烈士牺牲地”的石碑已经体现了此空间的绿化主题，石碑四周栽植着云杉球，两侧的绿地边缘各列植5棵圆柏，圆柏高约为3.5m，株距约为4.5m,这种配植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圆柏后侧为两排成行栽植的丁香，高约1.2m,最后一排为密植的京桃，将此空间围合的相对私密，同时圆柏的深绿色与丁香、京桃的叶色差异，增添了绿地的色彩变化，进一步突出了此处空间的静谧、庄重。整个广场大的背景绿化也是以圆柏为主，密植的京桃位于绿地的最，形成广场与道路分隔的屏障，圆柏位于高度分别为0.7m和1m的圆柏篱中间，绿地的最前方是品字形栽植的两排水腊球，黄色的花带穿插其中。整个绿地的常绿树起到绿化的骨架支撑作用，承上启下，同时乔灌结合，层次丰富，色彩和谐与周围的建筑群景融为一体，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3公共绿地存在的问题

⑴公共绿地中常绿树普遍有病害，叶色发黄变枯，严重影响了造景效果；常绿树缺乏管理养护，有些地段出现了绿化断带，导致街道绿地景观不连贯。

⑵公共绿地中的常绿树木应更充分的利用树木本身的特性，修剪成绿篱、模纹图案等，增加更多形式的绿化效果，同时也是为我市的冬季储备绿色。

⑶哈尔滨市街道却缺乏常绿树的装点；旧城区不少街道，路面太狭窄，基本看不到常绿树的踪影，使冬季的街道景观难觅绿色。

3、结论和建议

3.1常绿树木选择及设计应用上的一点建议

[1]以乡土常绿树种为骨架，适地适树

[2]利用常绿树木不同的造景特点，使其功能性和观赏性相结合

[3]在突出主要常绿树木的同时要根据不同的环境突出城市特点

[4]常绿树的经济适用与美观相结合

[5]在实行落叶树与常绿树相结合配置原则同时，掌握常绿树的合适比例

3.2常绿树在考虑植物习性及养护管理方面的建议

[1]在植物设计初期充分考虑植物生长特性

[2]加强常绿树木的养护管理工作，提倡科学的养护方法

[3]大力普及园林生态知识，做到全民绿化

通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我们得出了有关哈尔滨城市公共绿化建设中常绿树的应用的一些情况，不难发现使用常绿树来增加北方城市景观的方法已经被广泛的采纳。在哈尔滨合理正确的应用常绿树来丰富城市景观、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是有重要意义的。相信随着城市化进展的脚步不断加快，通过一系列切实的努力，北方城市一定会有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陈有民.园林树木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8

2．卓丽环.城市园林绿化植物应用指南（北方本）.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

公共文化论文篇（11）

珠海是中国南部的一颗明珠，澳门则是中国南疆的莲花宝地。自古以来，珠海与澳门就是陆地紧邻，山水相连，同根同祖，一脉相承，联系紧密。1978年，澳门商人曹光彪首先在珠海兴办了全国第一家补偿贸易企业——香洲毛纺厂。2003年12月9日，珠澳跨境工业区在澳门青洲正式奠基，更促进了珠澳两地经贸交流与合作。而今天两地从关闸、拱北两口岸扩建，通关政策逐步电子化、便利化，到治安、交通、供水、粮副食品的供应，每一领域、每一项目，合作更为紧密。2008年初，《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颁布，明确了珠三角地区未来的五大战略，也为珠澳未来的合作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港珠澳大桥确实兴建引发了热议，澳门日报于2008年3月6日在报道中提到“港澳深珠率先实现经济一体化、生活‘同城化’”概念。当年11月中国科学院邹德慈院长做为学界首个“同城化”建议者，就两地的城市规划提出“同城化”建议和思考也见诸报端。2009年4月，珠海、澳门两地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珠澳共城化”势在必行。通过加快基建对接、通关便利、产业合作、服务一体，共同推进珠澳共城化进程。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决定把横琴岛纳入珠海经济特区范围，为推进横琴开发，加速珠澳紧密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在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珠澳同城化在希望声中起步！

1.2珠澳同城化的内涵

首先，珠澳同城化不是政治架构及行政区划的同城化，并非指两地融合成为单一城市。而是指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以及粤港澳更紧密合作的前提及原则下，从整个基础设施、社会经济、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其次，珠澳同城化也不等于基础设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同一化”，而是以存量资源，以优势互补，相互依托，完善城市各方面功能，增强辐射力与竞争力，更有力地造福于两地居民。再次，珠澳同城化也不等于产业发展的同质化和同构化，而主要是实施错位发展或者说是错位竞争，实现优势产业、分工合作、产品生产、高端服务、品牌营销等方面的差异化，结果就是要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主业突出的产业创新模式，合作双方获得双赢的结局。而且事实上，粤港澳三地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一直没有间断过。当然，由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制约因素，深港、珠澳同城化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可以通过推动一、基建对接，特别是通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积极推进交通方面的对接；二、通关便利，通过共同加强相关口岸节点的建设和改造，积极创造更加便利的通关条件；三、产业合作，积极推进两地在观光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四、服务一体，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积极为两地居民提供一体化的社会服务[3]这四个方面的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从而促进人流、物流在两地间的便捷流动及生产要素的适当配置，提升双方的合作层面及深化不同合作项目，达致两城紧密融合，便民利民的效果。

2.珠澳同城化公共设施服务

2.1公共设施的概念

公共设施是指由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属于社会公众使用或享用的公共建筑或设备，按照具体的项目特点可分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交通、体育、社会福利与保障、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邮政电信和商业金融服务等。

2.2珠澳同城化公共设施服务的构想与实施方案

2.2.1通过跨境工业区将提升珠澳合作空间

众所周知，澳门地少人多，产业发展的空间比较有限。珠、澳同城化，主要体现在加强基建对接、通关便利、产业合作、服务一体四个方面，而旅游业、服务业合作是其中重要的环节。在全国首家建立的跨境工业区，是珠、澳产业合作的基础，珠、澳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既为澳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实现珠、澳同城化确立了路向。2003年12月5日，中央批复澳门与珠海成立“珠澳跨境工业区”。其中，珠海占地29万平方米，而澳门则在青洲区填海造地11万平方米。2006年，在珠海拱北茂盛围和澳门青州之间，一个脚跨两种社会体制的工业园区开始启动。这个“前院在澳门，后院在珠海”的全国首个跨境工业区——珠澳跨境工业区，不仅有利于促进澳门经济发展的经济适度多元化，也有利于珠澳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3年来，跨境工业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享受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税收政策及专用口岸”三重特殊政策，业务发展逐年递增。入驻企业2007年有40多家，到2009年已达到83家，目前企业的经营领域涉及到纺织制衣、金银首饰加工、物流、打印耗材、成衣、成药、塑料制造、用具生产、食品、时装设计、物流、印刷、电子产品等，基本体现了较多元的发展方向。据统计，珠海园区进出境（区）货物13．7万吨，货值8．4亿美元，业务量每年增速达3．5倍。运作近几年的珠澳跨境工业区，以成衣、成药和一些辅助产业为主，事实证明，建立跨境工业区，澳门方面获益很大，成衣、成药的一些工序在跨境工业区的珠海一侧完成，通过海关运送至澳门一侧，另外的主要工序在澳门完成，用澳门商标出口货销往内地，这将会大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工业园区的发展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

1）产业层次偏低。

珠澳跨境工业区运用两年多来，目前工业区整体产为层次偏低、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因此，珠海园区按照《珠三角规划及发展纲要》和产业方向，调整发展规划，重点规划好国际高端消费品贸易平台建设的功能及空间。引导园区现有一般工业项目进行产业转型，引进和发展适合珠澳跨境合作区产业规划与监管方式的优势项目，并根据园区新规划，加快引进和建设关键项目。未来通过对工业园内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珠海园区的产业配套，应不局限于澳门园区的产业，可针对更宽广的整个澳门市场。建立珠澳创新合作机制，把珠澳跨境合作区作为加强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合作的载体，发挥优势互补、合力分工、联手参与国际竞争。将跨境工业区调整为重点发展以高端物流、服务外包、展示展销、中转贸易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适度发展金融服务、酒店及展览服务、文化创意、信息服务、研发等配套产业，着力引进行业龙头企业和总部经济，打造高端消费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贸易平台。

2）通关不便。

由于政策支撑不到位和软硬件设施的不齐备，导致珠海园区的进出口报关程序和监管模式复杂繁琐，致使货物在园区与区外的监管并无二致。货物从区外出口至境外，需要报三次关（国内出口报一次，进入珠海园区报一次，出珠海园区进入澳门园区再报一次），大大降低了园区的通关时间也增加了企业的费用，更体现不出园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入区退税”的政策优势。通过协商，珠澳双方已初步达成共识，共同做好相关配套政策的申报工作，同时按“先行先试”方式，加强监管模式、创新通关手段。如可以借助珠澳踌境合作区电子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探索监管方式从以货物为监管单元向以企业为监管单元的转变，推动两地联检部门“信息互动、查检结果互认”，以实现通关便利化，提高园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未来，双方将更加细化工作分工，在统一认知的基础上，共同推进珠澳踌境工业区向跨境合作区的转型升级，使之成为粤港澳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的合作载体，这也是两地加快产业合作、服务一体、通关便利、基建对接，实现同城化的切入点。如今，澳门正在与珠海一起继续探索跨境工业区发展的新途径，创新园区发展模式，今后双方将主要针对内外形势的变化，调整园区产业结构。在发展园区工业的同时，加强物流、中转贸易、产品展销展示等现代服务业，致力把园区越办越好，使之成为珠澳产业合作的创新示范区。

2.2.2加强两地深层教育交流，推进同城化教育合作

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和《横琴总体发展规划》的出台实施，使珠海和横琴新区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而无论是珠澳两地居民生活往来，还是经济、文化等合作，教育的进一步交流合作都是基础，所以推进两地教育的实质性合作尤为必要。通过深化教育合作，可以实现珠澳教育资源的互补和更大程度的共享。同时，可以通过教育合作与交流，增进了解，巩固共同的文化基础，降低社会沟通成本，对珠澳两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合作与交流：

①加强两地基础教育合作。

因珠海的房价、物价相对澳门较宜，适宜人居住的生活环境，并由于珠海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使近年来澳门到珠海读书的中小学生数量有大量增加的趋势，为了提高澳门中小学生跨境学习的适应性，两地政府决定投资创建澳门子弟班。这样澳门班学生既可以与澳门的教学模式相衔接，保持澳门的教学特色。同时，港澳珠三地政府可以联手借助社会力量在珠海合办一所港澳式学校，以民办机构为载体，遵循自负盈亏、起点较高、运作规范、一校多制的办学模式，以满足澳门及香港中小学生跨境来珠海就读的欲望和不断增加的需求。

②谋取珠澳职业教育创新合作。

珠澳在职业教育方面一直就有许多合作项目：如珠海卫校与澳门卫生行业、市一职校与澳门旅游行业的教育合作项目，珠海电大对澳门开展开放教育，珠海目前已与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进行洽谈，协商在澳门设立电大系统的开放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办学机构。随着珠海和澳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力度不断加大，未来在珠澳职业教育合作方面我们可以更加创新合作方式，拓宽合作范围，深化合作内涵。我们可以通过创建珠澳职业教育合作试验区，重点建设一批定位准确、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合作项目，创新合作理念、合作模式和合作机制，促进珠海与澳门教育的更紧密合作和同城化进程，为两地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健全珠澳职业教育合作组织体系及协调机制，成立珠澳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确保两地职业教育合作高起点迈步、规范化管理、健康化发展。同时，要完善两地职业教育合作协调机制，全方位开展两位职业教育研究、教育教学双向交流、学历文凭互认、跨境合作办学等方面的合作，促进两地职业教育合作取得新进展，迈向新台阶。强化创新意识，积极探索珠澳职业教育合作新路径，坚持创新合作理念，推进创新合作途径，打造一批珠澳职业教育合作先行先试学校和“校—校—企”产学合作项目，走出一条多方参与、专业引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职业教育发展新路子，不断优化办学资源，扩大办学规模，提升办学层次，形成合作的集聚效应。通过开展“1+1、1+2、1+1+1”等创新的校际合作模式，实施订单式培养，更好地引进澳门职业教育办学资源。创新合作机制，通过博采中西，融汇古今，有效嫁接，确立国际化的培养目标，人性化的培养理念，功能化的课程设置，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服务区域经济的适应能力，为学生辅设求职就业绿色通道，实现珠澳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③依托横琴新区创新粤港高等教育合作模式。

2008年粤澳合作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在广东省设立澳门人子女学校的建议，澳门教育产业向内地迁移的首选目标一定是珠海，目前珠海的大学园区已颇具规模，其中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8所高校、5个产学研基地和7家科技创新公共实验室。这也为珠澳高校间的交流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的日子，继港珠澳大桥日前正式动工之后，澳门大学横琴校区正式奠基。随着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建成与新管辖模式的实行，预示着珠澳在教育共城化方面开始了一个先头项目。2009年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27日表决通过决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珠海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与横琴岛其他区域实行隔离式管理。这意味着，横琴岛一部分将成为实施“一国两制”的新区域，探索粤港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

2.2.3打通边界,实现交通同城化

众所周知，连接澳门、珠海的拱北口岸是全国第二大陆路口岸，平均每天出入境人数超过20万，而这其中有数万人工作在澳门、居住在珠海，两地经济联系密不可分。所以做为公共设施的交通对于珠澳同城化的顺利实现意义重大，所以打通边界，交通对接，实现交通同城化就显得十分重要。珠澳两地的交通同城化，机场作为一个地区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工具不可或缺。同城化之后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讲，两地可以根据发展的需要进行分工，澳门国际机场可建设成主要以客运为主多功能中小型国际机场；而珠海机场则以货运为主集中于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成为珠澳与外界物流的枢纽。珠澳两地的交通同城化，最紧迫的是轨道交通的同城化。目前正在建设的广珠城际轨道的终点站就设在拱北口岸附近，考虑到澳门在建的城市轨道交通的项目，如何实现这两条城市轨道的有效连接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建议之一是可以让广珠轨道自珠海南湾转入地下，通过隧道穿越马骝洲进入东北部，在莲花口岸北侧或南侧布置一处枢纽站，与澳门轻轨衔接。同时，在横琴中部北部，预留通向珠海机场的轨道交通走廊，以此增强澳门与珠海乃至整个珠江西岸的交通联系，服务珠澳地区合作平台。广珠轻轨与澳门轻轨对接将十分有利于两地的合作。目前，珠澳之间车辆往来仍然有诸多不便，也影响到通关效率。珠澳交通法规、车辆管理方法的差异给人、车的流动带来不便。如果能够改变目前的工作方式，在对跨界车辆的车辆保险，跨界两地车牌与驾驶执照的审批、发放、年审、验身、过境检查等问题进行简化，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交通同城化。同时改进口岸设置及查验等相关问题，使口岸设置与管理服务科学、合理、规范，发挥最高效益。而珠澳两地政府也正在加紧就大型交通设施对接方面展开深入沟通和探讨，力求加快推进两地在公共交通领域的同城化、一体化。珠海市对此高度重视，在进行交通规划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内地与澳门衔接的规划。港珠澳大桥、拱北口岸枢纽、广珠轻轨等各项大型交通基建均涉及与本澳对接的问题，部分对接规划方案已提交广东省发改委审批。2009年三月底，珠海交通、规划、港澳事务等部门赴澳访运输工务司，双方就交通对接展开沟通和磋商。围绕珠海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两年突破交通瓶颈，五年初步建成珠江口西岸交通枢纽城市”的战略目标，珠海交通部门在2008年就起草了具体实施方案，并开始将陆续投入三百亿元，加快各项交通设施建设。珠海已把高栏港高速、珠海机场高速、港珠澳大桥延长缐、珠海大道快速路改造等项目纳入了广东省建设计划，以加快工程的实施。同时落实“五个交通项目储备”，包括香海路、金港路、广珠西缐延长缐、港珠澳大桥连接缐和连接中船基地项目的珠海大道延长缐工程，其中广珠西缐延长缐、港珠澳大桥连接缐已确定由广东省交通集团投资建设。珠海自2009年起将陆续投入三百亿元，用于兴建交通基础设施，到今年年计划新增干缐公路一百五十二点八公里，实现高栏港区、珠海机场和横琴口岸直接与高速公路相接，使港口、机场、口岸交通瓶颈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到今年年底，再增干缐公路一百五十点四公里，基本完成全市主要干缐路网建设。新年伊始，交通领域的同城化、一体化工作便又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今年2月，珠澳城市规划与跨境交通研究工作小组珠海举行第二次交通研究会，澳方小组成员在会上介绍澳门轻轨系统筹建工作的最新状况，澳方对两地轨道的四个衔接点，包括关闸、妈阁、莲花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的整体规划考量，并重点提及横琴和澳门莲花口岸之间轨道交通无缝换乘对接的安排构想、妈阁轻轨站周边的内部及跨界交通规划考量，以及关闸站周边的交通规划佈局现况和相关交通配套设施的安排状况.珠海小组代表也向澳门小组代表阐述横琴与莲花的轨道对接交通考量、十字门商业区的规划情况和珠海湾仔与澳门西部地区的跨境交通规划。会议中，两地小组代表还就一些项目，包括：广珠城际轨道延伸线，以及湾仔与妈阁间行人隧道的规划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均认同两地透过四个轨道交通衔接点的设置，能强化澳珠同城化的进程。而双方会继续透过小组会议作为彼此之间交通资讯和沟通的平台。未来澳珠两地在城市规划和跨境交通方面，需要朝着同城化的方向进行研究，当中一些具体项目可以透过设立专门的研究小组，按轻重缓急需要针对个别项目作出细化研究。而随着跨界基建设施规划的进一步完善，双方均认同通关的效率及措施需同步适时进行优化，以便利两地居民及旅客为首要目标。这样的交流研讨形式很好，为未来澳珠两地交通朝着同城化方向发展起到极好的促进作用。

2.2.4实现优势资源互补,联系打造区域旅游品牌形象

交通项目的对接是为实现产业对接做准备。澳门经济不能只依靠业，而应该走产业多元化，优化与珠海的合作，深入发掘两地旅游、物流、会展等服务业的合作空间。将澳珠绑在一起，重新调整发展定位，瞄准具有优势的产业项目合作。珠澳边界旅游资源合作空间巨大。珠海与澳门对横琴的旅游联合开发可以充分利用横琴与澳门山水相连，及口岸相通的“近邻”关系，围绕澳门旅游产业的延伸，充分利用横琴的资源和澳门的投资，实现互惠互利。横琴则依托香港和澳门引入专业化机构联合策划会议商展等服务业，促进商业化运作，构筑国际性会展旅游中心。更可以面向国际市场、吸引海外投资，建设国际性的会议商展区，服务国际市场。同时，还可依托莲花大桥口岸，发展口岸服务区，并在南部延伸澳门的旅游观光业，发展休闲度假主题公园，拓展澳门国际旅游的产业链与区域辐射力。打造以横琴为核心的商贸、会展、旅游平台，成为具有国际多元化休闲旅游胜地和区域性生活服务中心，带动珠三角西岸和粤西沿海地区发展。同时珠海加快建设珠海高栏港工业区、海洋装备制造基地、航空产业园区和国际商务休闲旅游度假区，以便珠澳之间实现产业的对接。珠、澳方面对于旅游业的合作也有了较大的空间与价值。在应对国际金融海啸影响中，澳门旅游局确立了以推进旅游产品多元化和客源市场多元化为主要工作目标，致力建设澳门成为优质多元旅游之都、亚洲地区独特的休闲、娱乐和会展目的地。澳门与珠江西岸各市在地缘、人缘及历史、文化、经济联系方面密不可分通过加强合作及协调，随着港珠澳大桥、广珠轻轨和广珠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兴建，合作发展空间十分广阔。珠澳两地可以共享区域文化旅游产品，实现旅游资源优势互补，携手打造国际文化旅游活动，借助两地节庆活动扩大知名度。仅在去年，澳门与珠海、中山、江门等市联手，先后组织赴韩国、加拿大、葡萄牙等地参加旅游博览会，共同推介当地旅游产品，获得外地旅游业界及媒体的注意。在台湾举办的两岸观光博览会，珠、澳联手打出了“昔日大香山，今日中珠澳”的区域旅游品牌形象。还有就是澳门每年一届的格兰披治大赛车。由于场地的关系，澳门的车手都选择在珠海赛车场培训，而在珠海赛车场的各种比赛中，也有很多澳门选手参加。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的足迹踏遍珠海、澳门、中山三地，以大香山文化为背景的三地旅游合作也在进行当中，前景广阔。比较成功的活动还有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以及珠海航展、沙滩音乐派对等等。未来，两地旅游业者将探索珠澳联合举办活动期间，对两地市民给予同城化待遇，如对持有两地身份证的居民实行门票优惠待遇，以此吸引更多两地市民参与，增强两地交流，促进进一步合作。珠澳旅游业者还将以横琴新区开发为契机，深化珠澳旅游合作内容。横琴岛作为与国际接轨的复合型、生态化创新岛，重点发展与港澳对接特别是支持澳门经济多元化的高端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及旅游休闲等产业。借助横琴开发实现合作，在人流、物流、资金、服务、管理等方面更加自由地流动和融合，从而推动两地引进品牌酒店，高端购物商场以及娱乐设施的发展，推动珠旅游澳合作向纵深发展。

3.珠澳同城化公共设施服务发展的前景与未来

珠、澳同城化在公共设施服务方面的发展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上面所述外，未来还可以从教育服务交流、卫生医疗服务合作、旅游服务拓宽、文教体育资源联结、会议展览服务等等方面发展与深化，发展前景广阔。

3.1科学开发横琴岛，打开突破口。

横琴属于广东省珠海市管辖，横琴岛位于珠海市南部，珠江口西侧，与澳门最近处相距200米，现有陆地面积67平方公里，全部开发后将达86平方公里，是珠海市146个海岛中最大的岛，是澳门现有面积的3倍左右。岛上可供开发土地面积53平方公里，现仍有40平方公里土地未开发。南北长8.6公里，东西宽7公里，海岛岸线76公里。从地理位置看，横琴是位于中国乃至东南亚经济区的中心，横琴有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借鉴港澳管理模式和自由港制度发展为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服务的现代生产业，成为澳门服务业的延伸和进入内地的桥梁。目前澳门受空间限制正积极寻求与珠海的合作，而广东省也需要强大的动力带动珠三角西岸的发展协调东西岸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开发横琴岛有利于满足各方利益需求，形成多赢局面。

3.2在服务业合作方面，潜力极大。

“澳门有世界上最好的服务业，但澳门的面积太小”，澳门特别行政区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主任谢志伟博士认为，澳门酒店业的服务水平属于世界一流，珠海有相对丰富的资源，但服务业水平相对较低。如果珠、澳联手，优势互补，扩大服务业的合作领域，服务业合作大有可为。“从2001年起，我每周都去珠海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亲眼见证了珠海高尔夫球场管理、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谢志伟博士说，澳门只有两个高尔夫球场，规模比珠海的小，但服务水平是世界一流。珠、澳的高尔夫应该多进行交流，提高服务水平，扩大客源。

3.3在医疗合作方面空间巨大。

粤澳养老合作已经进行了养老制度方面的研究工作，而这个合作空间在就珠海和中山。养老院、养老社区倾向于选择环境优美、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充足、交通便利的地区。澳门与珠海主城区未来仍有重要的养老合作空间。目前的情况下，有许多澳门居民住在珠海，但珠、澳的医疗服务不能共享，澳门的医院相对少，如果与珠海的医疗系统加强合作，合作建立医院、培训医生等，在珠、澳同城化的框架下，服务一体化将有更好的推动，能有效地推行卫生医疗资源的共享、医疗保障一体化、医疗服务便利化;同时，进一步加强教育的交流合作，创新合作方式，拓宽合作范围，方分发挥两地的各自优势，共同打造健康的区域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