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发表云网!为您提供杂志订阅、期刊投稿咨询服务!

比较政治学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08 15:03:51

比较政治学论文

比较政治学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2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以本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地区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方法的运用为基本特征。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先后成立了若干个研究机构①,出版了专门的研究性集刊②,也陆续召开了多次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研讨会③。对此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前景,曾有学者乐观地用“蓄势待发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做过总结[1]。不过,相比于大陆,海峡对岸的同仁们要更早地投身于比较政治研究,也已经有了很多的学术贡献。这里,笔者将从概况介绍、基本领域、重要问题和特点评述几个方面对他们的研究作简略的阐述。

一、概况介绍

1949年政府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随行的有数十万大军和党政要员,还有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这些人抵台后仍继续着原先未竞的研究工作,他们辛勤地培养下一代学术接班人,并运用自己的学术智慧撰写和修订各种填补空白的著作。例如与比较政治相关的就有萨孟武、刘庆瑞合著的《各国宪法及其政府》(台大法学院事务组1958年)、邹文海和杨幼炯的同名著作《各国政治与政府》(正中书局1961年和1963年)、张金鉴的《欧洲各国政府》(正中书局1968年),以及罗志渊(字孟浩)编著的《法国政府及政治》、《各国地方政府》、《英国政府及政治》、《美国政府及政治》、《日本国会制度》(正中书局1956年、1959年、1964年、1965年和1967年)等。这些著作都曾多次再版或印刷,它们对台湾新一代政治学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启蒙作用。

不过总体上看,台湾的政治学者是从大约20年前才开始系统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在此之前只有一些零散的、以国别政治描述为主的研究。这种学术兴趣的转向固然是该地区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结果,且得益于这样一个因素:众多接受国外政治学专业训练的人陆续回台从事本学科的教学研究,但更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亦即它与特定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适应解严后政治生活的新变化和克服“宪法”实际存在的矛盾和破绽,台湾进行了多次“改革”④。面对着日渐陌生的“架构”,政治家们迫切希望加强对国外相关政治制度的了解,以明确“总统”直选、双首长制、小选区两票制等应当如何操作,这就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开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台湾各高校的政治学教师是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具有国外访学的经历,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这当中的佼佼者包括台湾大学的朱云汉、王业立、吴玉山、张佑宗;政治大学的吴东野、蔡增家、张台麟、洪茂雄、黄纪、游清鑫;东吴大学的黄秀端、吴文程;世新大学的彭怀恩;中山大学的顾长永、徐正戎;成功大学的宋镇照;淡江大学的陈鸿瑜;中兴大学的蔡东杰;东海大学的胡祖庆、沈有忠、张峻豪;文化大学的苏子乔等等。除此外,在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大学、台北大学等校的政治学系或公共行政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和欧美研究所,中山大学的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淡江大学的欧洲、美洲和亚洲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学系,成功大学的东亚发展暨治理研究中心,也都有比较政治的研究者。

得益于众多研究者的集体努力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又伴随着政治家的期许和支持,台湾地区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最近20至30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以专著、译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它们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台湾比较政治研究的雄厚实力。说到专著,要数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的“各国政府与政治系列”(后改名“比较政府与政治系列”)最具代表性。该系列经营多年,影响非常大,里面收录的很多著作都由权威学者撰写,且被台湾讲授比较政治、比较政府的教师广泛采用为教材和参考书。译著方面,韦伯文化出版公司推出的“比较政府与政治丛书”、“民主化丛书”、“制度理论丛书”、“政党与选举丛书”都包含有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像利普哈特的《新兴民主国家的选择》(1999年)、威亚尔达的《比较政治的新趋势》(2000年)、盖伊・彼得斯的《比较政治的理论与方法》(2003年)、彭宁斯的《比较政党制度变迁》(2006年)、兰德曼的《最新比较政治的议题与途径》(2007年),等等。其它一些学术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桂冠图书公司、幼狮出版社、三民书局,也曾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和译著。至于论文,就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大多发表在下列期刊上:《问题与研究》、《东吴政治学报》、《政治科学论丛》、《台湾政治学刊》、《政治学报》、《台湾民主季刊》、《选举研究》……这些期刊都属于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特别是由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辑的《问题与研究》,它所刊载的比较政治研究论文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由于台湾有很多学术研讨会把参会论文集结成册出版,因此不少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以这种所谓“专书论文”形式发表。此类文集如姚志刚等著的《法国第五共和的运作》(业强出版社1994年)、苏永钦主编的《政党重组:台湾民主的再出发?》(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版)、宋镇照和周志杰主编的《变迁中的东南亚政治:制度、菁英与政策的磨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台湾的学术规范确立较早,为满足各种形式要求,学术论文的篇幅常长达两三万字,加之长期又形成了重期刊论文轻著作的浓厚倾向,故此对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整个学术共同体来说,这些论文往往比著作的分量更重,也可能更多地被引用。

(二)选举与公民投票

台湾举行选举的历史很长,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其各县市的政府、议会已逐步实现直接选举。进入90年代后,李登辉推行“”改革,又陆续实现了“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随着选举对政治生活变得日益重要,学者们也适时地从不同角度加强了对它的研究。首先是对各国总统选举方式的介绍和评论,如王业立的专论《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该文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比较了“相对多数决”与“绝对多数决”的不同,又以国外总统选举的经验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对不同选举制度的采纳是否可能改变选举结果,以及不同选举制度对于政党政治的发展会造成何种不同的影响B15。其次是对议员选举方式特别是单一选区两票制的研究,具代表性的包括吴东野的《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方法之探讨:德国、日本、俄罗斯选举之实例比较》以及苏子乔和王业立的《为何废弃混合式选举制度?――意大利、俄罗斯与泰国选制改革之研究》。前者从比较的角度剖析了在国会选举中同样采纳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德国、日本、俄罗斯三国如何因为计票方法的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选举结果[8]。后者则发现“意大利、俄罗斯、泰国三个国家取消混合制的主要行为者和动力各有不同:俄罗斯是基于普亭垄断权力的制度布局;泰国是基于军方力量的复辟;意大利则是基于小党的要胁” [9]。再次是就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而进行的分析,如苏子乔和王业立的论文《总统与国会选制对政党体系的综合影响:跨国分析》和林继文的论文《选举制度、选民偏好与政党体系的分化:东亚三国(和地区)的比较》。前者发现,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其国会有效政党数在整体上明显多于国会选举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而不论是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或是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有总统直选制度之国家的国会有效政党数,明显少于无总统直选制度的国家[10]。后者则指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下的有效政党数取决于选区应选名额M与选民的偏好结构,当选民重视政策理念时,此一选举制度将使有效政党数趋近M+1,然后文章通过假设理念型选民的比重和都市化程度成正比,并以农业人口比例和选区应选名额为自变量,解释了台湾、日本与韩国在过去数十年间有效政党数目的变化[11]。最后是对公民投票和复决B16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谢复生等的《公民投票制度比较研究》、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谢复生教授等的研究报告对民主先进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举行过的公民投票的时间、议题类型、投票结果、特征进行了全面考察,得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如“以目前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实施经验来看,公民复决的议题仍以与国际条约和组织有关者为最多”,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体制类’公民投票所占比例非常高”且“独裁政权往往喜欢用公民投票方式以显示人民强烈的支持” [11]。曹金增博士的著作既阐述了公民投票的含义和功能,更通过考察各国实施的公民投票经验而提出了公民投票的三阶段发展论,即为寻求独立之公民投票时期、为寻求代议民主之公民复决时期及为追求人民直接立法之公民创制时期B17。李昌麟教授的专著则通过对全球公民投票制度的探讨,概括总结了全世界的三种主要投票模式,即集权式、权力下放式和政党式的投票模式;以及六大投票系统,即丹麦系统、法国系统、意大利系统、瑞士系统、混合系统、拉丁美洲系统B18。除此外,林水波、林佳龙、曲兆祥、张台麟、汤绍成、黄伟峰、李俊达等学者也对公民投票和复决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

(三)分立政府与联合内阁

“分立政府”本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术语,指当总统属于一个党而国会两院中至少有一个议院为另一个党控制时所出现的局面,后来也被用以泛指行政部门所属政党无法有效掌控议会时所出现的局面。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行“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由此就在理论上出现了“总统”职位与“立法院”多数分属不同政党的可能性,于是学者们也相应加强了对分立政府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重礼先生发表的多篇关于美国分立政府的论文。在《美国“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体制运作之比较与评析》中,吴先生指出,美国的“分立性政府并不必然导致行政与立法部门的较劲冲突。首先,美国设计重视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分立,可以保障双方独立的地位,而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制衡,又可以防止任何一方垄断权力……其次……在组织松懈的美国政党架构之下,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的差异甚少,因为总统为推行其政务,减少议会的阻挠,必须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与同党及反对党议员保持接触,减缓对抗的可能。”[12]而在《设计、政党政治与权力分立:美国分立政府的运作经验及其启示》中,吴先生不仅概要探讨了美国分立政府的肇因、运作及其影响,还介绍了美国体制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改革分立政府的建议,即强化政党功能与政治责任及改善府会的互动机会,并以此为参考而提出了完善台湾“体制”的七项建议[13]。

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在1987年就已开放“”,允许自由组党,而多党竞争之下的“立委”直选有可能造成“立法院”中任一政党都无法控制绝对多数的复杂局面,并为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结盟留下政治空间,因此学术界也从很早起就未雨绸缪地开始了对联合政府(内阁)的研究B19。这方面最具影响的论著有原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和韦伯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陈坤森著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前者是新野论坛举办的多次讨论会、座谈会的成果汇编,内中包含了王业立和陈坤森对各种联合政府类型和成因的梳理,叶阳明等多位学者对德、法、日三国联合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以及杨日青、隋杜卿、陈淑芳对支撑联合政府运作的各种制度条件如政府体制、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国会制度等的论述B20。后者是陈坤森的博士论文,它收集了18个内阁制国家563次内阁的组成数据,然后运用动态的统计数据和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如“总体层次的宪项对联合内阁的影响,既深远且根本……它的影响力高过于个体层次联合内阁的竞争行为”,“联合内阁发生频率大致与议题面向呈现正相关”,“有效政党数目与不成比例性两者呈反向关系,比例代表制对小党较为有利,但易于产生联合内阁的局面”,等等B21。

B11具体内容参见沈有忠的《威玛宪奏曲――半总统制宪法的生命史》,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

B12具体内容参见吕炳宽和徐正戎的《半总统制的理论与实际》,鼎茂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

B13参见吴玉山的《半总统制下内阁组成与政治稳定:比较俄罗斯、波兰与中华民国》(载《俄罗斯学报》2002年第2期);沈有忠的《半总统制下的权力集散与政府稳定:台湾与威玛共和的比较》(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半总统制的崩溃、延续与转型:威玛共和与芬兰的比较》(载《问题与研究》2010年第49卷第2期)和《半总统制不同政府类型下的二元行政关系――台湾与罗马尼亚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4年第11卷第9期);陈宏铭和梁元栋的《半总统制的形成与演化――台湾、法国、波兰与芬兰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07年第4卷第4期);许恒祯的《台湾与蒙古半总统制下政府形态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12年第30卷第2期);王维芳的《半总统制新兴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与政治稳定:蒙古及波兰的比较分析》(国立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林继文的《共治可能成为半总统制的惯例吗?法国与台湾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27卷第1期);廖达琪等的《半总统制下的国会监督――从法制面比较台湾与法国国会的监督能量》(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2期)。

B14参见沈有忠的《半总统制“权力总统化”之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2年第9卷第4期)和《半总统制下行政体系二元化之内涵》(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李宜芳和石鹏祥的《半总统制的总统任命权与免除权对于总理任期的影响》(载《东吴政治学报》2014年第32卷第4期);陈宏铭和蔡荣祥的《选举时程对政府组成型态的牵引力:半总统制经验之探讨》(载《东吴政治学报》2008年第26卷第2期);郝培芝的《半总统制的演化:总统制与内阁不稳定》(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1期);张峻豪的《左右共治的类型研究》(载《东吴政治学报》2011年第29卷第4期);黄宗昊的《左右共治vs.蓝绿共治――法国与台湾共治与否的赛局分析》(载《问题与研究》2012年第51卷第3期);吴玉山的《半总统制:全球发展与研究议程》(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等等。

B15王业立的《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载《选举研究》1996年第3卷第1期,第4967页;在选举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王业立有非常突出的贡献,他所撰写的《比较选举制度》至今已出到第六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B16严格来说在选举与公民投票之间应作区分,前者着眼于挑选专司制定国家政策之责的政治家,而后者以让选民直接对特定议题发表意见为目的,但两者都采用选民投票方式来作决定,故此在这里也一并论述。

B17具体内容参见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

B18具体内容参见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

B19例如,早在1995年政治大学就曾举办过“联合政府学术研讨会”,当时参会并提交论文的有谢复生、韦洪武、黄德北、杨日青、陈坤森、邹笃麟等人。

B20 参见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初版。

B21参见陈坤森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后在2010年由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B22 2004年,由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的《台湾民主季刊》创刊,而其所刊载论文的主题之一就包括“民主政治经验比较”。

B23参见刘德海的《南韩民主化与国家安全》,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金荣勇的《印尼的民主化运动》,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3卷第12期,谢尚伯的《民主转型国家的选举课责实践――印度尼西亚的个案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5年第12卷第3期;廖淑馨 的《“民主联盟”主政的蒙古政府――民主化的考验》载《中国大陆研究》1999年第42卷第3期;洪茂雄的《论波兰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89年第29卷第3期;向骏的《墨西哥民主化运动之发展近况》,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2期;邓中坚的《墨西哥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5卷第7期;蔡东杰的《巴西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转机与危机》,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1期。

B24具体内容参见倪炎元的《东亚威权政权之转型:比较台湾与南韩的民主化历程》,月旦出版社1995年。

B25具体内容参见蔡东杰的《台湾与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较》,风云论坛出版社2002年,特别请参见第六章结论部分和第279280页的表6.1。

B26转引自李酉潭的《文武关系与民主巩固初探》,载《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1998年第1卷第6期,第134页。

B27具体内容参见陈佩修的《军人与政治:泰国的军事与政治变迁》,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9年。

比较政治学论文篇(2)

自1995年至2005的近十年时间里,中国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向前推进,呈现出了较多新的特点,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那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出何种特点?在比较研究方面,又呈现出哪些状况?本文通过对发表于国内各类刊物上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现将其整理如下:

一、研究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国内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伴随着整个中国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归纳起来,其呈现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且方法日益多样化

在十年里,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期间,发表于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的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论文大约有400篇。可见,该领域的研究取得的大量成果。其基本研究态势则表现为,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均有较大突破。就研究的广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上,且在研究的历史阶段上也以先秦时期为主。而这十年研究,则不仅涉及主要思想家或思想著作的政治思想研究,而且还涉及儒、墨、道、法以外的其他思想流派,如兵家、纵横家等的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先秦以外的历史时期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概念、范畴、方法的研究,还涉及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专题的研究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就研究的深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这种研究深度的加大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注重对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发掘,如靳平川的《论韩非的政治思想的逻辑线索》,另一方面则对政治思想做哲学高度的反思和考察,如王楷模、张师伟的《政治思想一般性质的哲学分析》。就研究方法来说,则表现为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不仅涉及文献研究法,还涉及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此外,还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

(二)研究体现出的冷静思考与理性反思色彩更加浓厚

由于,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者经受过西方现代科学思维和方法的熏陶与训练,特别是西方哲学的理性思辨方式的锻炼,因而在考虑问题时更加倾向于理性化思考,再加上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的深入发展,学者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就显得比以往更加成熟,同时也更加冷静,而不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或粗略勾勒上。因此,这就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深入发展,也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研究的鲜明特点。例如,学者张分田的《关于深化民本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就体现出了,张分田先生对于民本思想的深入思考和冷静理性反思。在该文中作者就指出:“在治学中,笔者发现一种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即规范性、制约性、批判性思维很强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而相关理论通常都是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规范性很强这个特点正是经过历代统治思想代言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形成、发展并广为扩散的。民本思想便是典型的例证之一。”[1]可见,张分田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冷静而理性的思考。

(三)研究以凸现时代价值为主流

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文章都富含有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当前时代价值与意义的讨论。这些讨论,要么是通过古今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进而来凸现出当前时代价值取向,如徐惠茹的《“以德治国”与传统的礼治》;要么是通过对古代政治思想问题的批判性研究,挖掘出蕴含时代价值的精神与思想资源,进而能够利用那些对当前时代有借鉴意义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如苑秀丽的《“德主刑辅”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文章中,以凸现时代价值的研究占有主流地位。

(四)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重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在整体上以综合研究的形式展开,另一方面在局部上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展开,体现为二者的并重。在综合研究上,既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探讨的,如曹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也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探讨的,如徐大同的《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还有对中国古代政治观进行研究的,如陈远宁的《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等。在专题研究上,既有对民本思想研究的,如王宏玲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考察》;也有对治国方略探讨的,如刘长江的《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还有对法治思想进行研究的,如江伟的《试论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传统法治观》等。这样,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同时得到了展开。

二、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比较研究方面来说,它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体现,同时也是构成整个研究基本状况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于比较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也有利于认识研究呈现出的基本状况。

(一)比较的正当性问题

这主要是涉及占有主流位置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正当性问题。由此,引发了学界对该问题的两类质疑,即:“一是历史向度的价值正当性质疑,二是逻辑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质疑。”[2]对此,学者任剑涛在其文章《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中,对这两类质疑做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他首先从历史的视角和逻辑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然后指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之所以具有自我辩护的理据,是因为这种研究具有理性上自我支持的正当性资源,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实践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以及这种研究实践展示的未来前景具有的显示人类政治生活新景象的潜力。”[2]180由此,任剑涛对该问题做出了比较有自洽性的说明。同时,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关于比较的合理定位的见解,即需要两个内部条件和两个外部条件。就内部条件来说具体是:“其一,我们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价。其二,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耐心对于中西政治思想文本进行仔细的解读和分析,进而对于政治思想的历史延续、文本对比和个案研究具有可靠的把握能力。”[2]182而外部条件则是:“一方面是现代的政治理念的认取,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政治心态的树立。”[2]182这样,他就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而有说服力的阐释。

(二)具体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近十年来,有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的比较研究情况,可以从以下一些角度进行梳理。

首先,从形式上划分,可以分为历时性与共时性、纵向与横向方面进行的比较研究。就共时性、横向上的比较情况来说,主要涉及中外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有:任剑涛的《中西政治思想中的伦理际遇》、薛丽蓉的《中西方传统民主观比较》、胡健的《中西“启蒙”民主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黄杨的《中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及其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道德”的历史差异》、郑慧的《中西平等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差异》等;同时,这也涉及相同历史时期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的比较,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寿建纲的《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比较》、晓林的《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比较》、刘艳琴和席宾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等;此外,这还涉及具有相同或相异政治思想的比较,如陈德正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同一性简论》和《试论管仲与梭伦法治观的差异》、赵玉芝的《简析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相同点》、刘重春的《试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国家思想之区别》等。就历时性、纵向上的比较情况来说,既涉及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等的比较,如张志泽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之比较》,也涉及具有延续性或历史继承性的思想的比较,如汪高鑫的《论董仲舒对墨子政治思想的吸取》、王克奇的《墨子与老子、孔子、韩非关系论》等。

其次,从内容上划分,可以分为人物、著作、政治观点或主张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就人物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来说,涉及孔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程朝阳、李永伟的《柏拉图、孔子之理想等级社会比较初探——谈“贤人政治”》和孙守春的《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治国主张比较研究》;涉及孟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王显峰、高剑平的《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之比较》;涉及老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林国治的《老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之比较》;涉及墨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林振武的《亚里士多德与墨子政治哲学比较研究》;涉及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比较的,如孙晓春的《韩非与马基雅维里非道德政治观平议》;涉及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黄旭东的《中西古代政治意识文明论——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涉及管仲与梭伦比较的,如李怀国、陈德正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之比较》;涉及卢梭与戴震比较的,如胡建、汪震宇的《中西启蒙“平等”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卢梭的“平等观”与戴震的“理欲之辨”为范本》等。就著作的比较研究来说,有代表性的是白真清的《从和看中西专制主义》。就政治观点或主张方面的比较研究来说,有代表性的,如陈开先的《民本与民主——中西文明源头政治理念之比较》、温志强的《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比较分析》、仲崇盛的《伦理国家与道德城邦——孟子与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比较》、孙守春的《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政体理论比较研究》、马小红和于敏的《中国传统德治与法治的思考》等等。

比较政治学论文篇(3)

一、选题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叠加;信息化使各种错综复杂的理念、资讯、情报、内幕等等充塞于各种媒体,因而,必然地使我们采用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逐渐失去效率。如何创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卓有成效地加强、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真正使正确的理论占领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个大课题,内容、方法、手段、模式、效果、理念等等是一个系统,本文则侧重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两国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将其置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重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教育方法上,却是各有特色,美国奉行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注重潜移默化的柔性灌输,重视实践教育,更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在教育手段上,更强调隐性教育。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注重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更多的是理论教育直接灌输,重视宣传的作用,弘扬主旋律,是典型的显性教育。

二、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统一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标志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开始起步。这方面的专著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理论。二是确定思想政治方法论体系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90年代初至中期的起步阶段,90年代中期至后期的发展阶段以及2000年以来的突破性发展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文章对1990―201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等,通过CNKI数据库用主题检索的办法并排除重复项后,显示90年代研究成果相对不多。而在之后的几年中研究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越来越多,成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以来,这方面学术论文大量增加。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以及研究深度的逐步加深,是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也是随着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我的逐步推广而开始发展和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致。

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历程的代表性著作那就是冯增俊先生在93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方面的专著。冯增俊先生在该书的第五章,系统地、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学校德育的的一些概况,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系统地、全面的了解美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概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我们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随着苏崇德先生在1995年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问世,学术界认为那是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从起点阶段迈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该著作从纵向、横向两方面对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情况从纵向和横向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介绍。

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在1997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思想政治教育搞得效果显著。陈教授认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美国制度、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现已被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这也成为进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基石。

郑永廷教授于2004年编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仅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基本概念而且对方法的理论基础、功能特点、历史发展等也做详细的阐述。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建构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实施方法方法、反馈评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书中也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不仅应当深入研究我们党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努力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要系统研究中外古代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与借鉴。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才能在比较、鉴别中发展和丰富。”同年王瑞荪教授编著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本经典著作,书中明确说明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王瑞荪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其所以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人们才能从鉴别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的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

通过研究发现现在我国思想政治学术界,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方法体系的研究不再是一个新兴的话题,但研究主要成果还主要是论文和期刊文章,专著较少。对于在中美两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历史、现状、特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并未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由于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虽有一些共同和借鉴之处,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完善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助于人们在认识和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能从更新的视角,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 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2] 苏崇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比较政治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6-0017-05

学科发展的状况在于其学术研究的积累程度。为了增进学科发展,有必要检视其学术研究的状况,从而更好地把握学术研究的方向,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分支学科,其发展同样要求我们审视其研究的进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探索历程和成绩

在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虽然是近20年的事物,但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应该说早已存在。随着开眼看世界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不断探索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思想和活动。许多教育家把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介绍到中国。解放后,向苏联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也被介绍到国内。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外社会文化的了解更为迫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必然了解的内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其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科研究不断深化,分支研究就必然出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是其中的分支之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审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我们似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性研究

当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后,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自从苏崇德主编的《中外大学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出版后,陆续出版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1999年出版了陈立思主编的《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出版了王玄武主编的《比较德育学》,2001年出版了王瑞荪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2005年出版了高峰所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2008年出版了唐克军的《比较公民教育》,2011年出版了苏振芳的《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和陈立思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这些成果重点比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思想流派、西方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变革和现状。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即使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名著选读课也要求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因此,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然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研究方面。赵康太主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一书综合比较前苏联、东欧、越南、朝鲜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包括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的思路与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理论“发现”与“改造”、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变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与越南、老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经济全球化与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剧变与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变化、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比较、思想教育的历史形成及其在世界的传播、社会主义多样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2.个别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研究

对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把握,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包括王学风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学校德育研究:以新加坡为个案》、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傅安洲的《德国政治教育研究》。如王学风说明了新加坡学校德育的嬗变、学校德育现状和特质,并与美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学校德育比较,分析了多元文化社会中学校德育的个性与共性,提出了“多元一体”学校德育模式的构建。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则详细阐述了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历史、问题、变革与发展,指出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深受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强调道德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重视道德教育的连续性。傅安洲等人对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内容包括德国不同历史时期如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政治教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主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思想渊源与基本理论和政治教育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等。

3.个别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侧面的研究

对个别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不过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其中以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居多。

(1)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 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对美国道德品质教育、社会研究课程、服务学习、学校建设活动和公民教育思想等方面。

一是品质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品质教育复兴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的现象。品质教育就是学校通过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如尊重事实、智慧、诚实、同情心、勇敢、勤奋、自律等,让学生成为好公民的活动。对品质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其一,界定品质教育。品质教育的本质是赋予学生美德,如“重视品质同盟会”将信赖、敬重、责任、公平、关怀和公德等品质作为青少年的六大支柱品质。其二,品质教育的时间活动形式,如提供网络咨询服务、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促进道德规范、塑造校园文化和建构课堂德育情境等。其三,品质教育的原则、课堂策略和实施方案。其四,品质教育发展中的理论分析。其五,品质教育的传统与沿革。

二是公民教育课程方面的研究成果。社会课是美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主要课程,因而对这门课程的研究也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包括对美国社会研究课程标准、内容编排、教学方法的介绍。高校的公民教育的课程研究也逐步展开。唐克军总结了美国大学道德与公民教育的经验、教学模式,并分析了作为美国高校公民教育方式的领导能力发展计划。

三是服务学习方面的研究成果。服务学习是近20年来美国公民教育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关注点。其一,界定“服务学习”的内涵,即把知识运用到服务工作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其二,说明服务学习的实施程序,如准备、服务和反思。其三,服务学习的形式,如高校有一次性和短期服务性学习、连续的课外服务性学习、课程中的服务性学习、集中的服务性学习。

四是学校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校的建设活动是美国道德与公民教育的途径,在这方面也有涉及,如唐克军说明了美国学校的价值追求,具体分析了美国纽约Berkeley Carroll学校通过全校性的伦理讨论构建伦理学校的实践活动,同时也说明了美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活动,如塑造荣誉体系、传递学校故事、确立学校的仪式和设计体现学校价值追求的物质文化等方式。

五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概念。如高峰阐释了美国公民教育的内涵,指出美国公民教育是指民主社会中关于自治政府的教育,旨在培养知情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公民,其公民教育包括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和公民品性三个基本部分。

(2)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日本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有关日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内容涉及日本的道德与公民教育。具体说,研究包括如下方面:

在日本的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研究指出日本德育的特色在于在思想上以东方思想传统为基础,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强调东西合璧的道德教育且有不断西方化的趋势;突出道德教育的主导地位;实行全面主义的学校德育途径;建立大德育的社会教育体系;重视德育乡土教材的建设。

在日本德育的课程方面,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包括道德课、社会课、公民课、生活课和特别活动等。其内容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经济教育等方面。研究说明了日本德育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如谷峪分析了日本小学现行《道德》教科书,指出日本现行的小学《道德》教科书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心理特征,在贴近学生生活的平凡故事中传承日本文化,培养学生的道德知识、道德判断力和道德实践能力,利用实际例子,既让学生可以接受,又增强师生互动,同时提供适当的道德要求。周宏芬分析了日本小学新道德教育课程标准,指出这一新标准考虑强调道德教育内容适应儿童的日常生活,注意创设学校和班级的良好人际关系和环境以及争取家庭和社区的合作,通过服务活动和自然体验活动从内心培养学生的德性。赵亚夫考察了日本哲学社会课教育目标的出台背景和内容变迁,指出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方法在日本社会课课程结构中占重要位置;社会课教育在学科的构成上是综合的,在学习方式上相对开放。

在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研究方面,有的说明了日本战后学校道德教育方法的演变,即从全面主义到特设道德课,从生活指导到新价值主义指导;有的指出了日本公民教育的阶段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公民教育重在民族主义价值上,以培养“国家公民”为目标,强调国家意识和为国效力的精神;在成熟社会时期,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于能驰骋世界的具有主体性的日本人。

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方面,论者指出日本德育面临校园暴力增加、犯罪率增长、自杀率上升和退学率严重等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学校教育与社会结构脱节、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良和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紧张等问题。曹能秀指出日本的道德教育存在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分离、道德教育的工具化倾向、文化对道德教育的负面影响、对道德教育的忽视以及学生道德危机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3)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其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包括,韩国道德教育的特点、课程内容。研究指出韩国公民与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突出民主思想和民主参与教育;评估方法灵活多样。如孙启林、梁荣华说韩国道德教育以弘扬民族精神为核心,既注意系统道德知识的讲授,又注重道德实践活动和青少年的“养成教育”,要求我国要不断丰富道德教育内容,改变传统的道德灌输模式,发展多样化的德育评价模式。张鸿燕指出,韩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珍视传统,突出民族性;与时俱进,坚持开放性;循序渐进,重视系统;获得丰富,注重实践;齐抓共管,倡导综合性。

课程内容方面,索丰和车雪莲在《韩国现行小学〈道德〉教科书评析》一文中分析了目前小学道德课的宗旨和学习特点,指出其《道德》课既要求将道德规范和价值内化,又要求培养道德思考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进行人性教育和民主的公民教育。杨敏在《韩国加强高中公民教育》一文中就重要介绍了韩国现行的高中德育课,指出韩国高中德育课程内容包括公民伦理教育、伦理思想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三部分,其中公民伦理教育强化现代公民意识和能力;内容突出现代性和生活化;注重教学过程的情景化;教育评价体现发展性。

对韩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开始,如陈立思的《从人文社科课程设置看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一文就考察了韩国高校人文社科课程的设置,从宗教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法律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等方面对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做出描述与分析,揭示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特色,展示了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中鲜明的政府导向以及教育形式与途径的隐蔽性和多样化。

(4)英、法、德三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英、法、德三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近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点。关于英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者集中于英国尤其是英格兰的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指出英国公民教育的管理主体由社会转向国家,公民课成为中学的正式课程,其公民教育延滞的原因在于英国存在反政治的文化导致国家忽视公民教育,教师不愿对公民教育承担责任,并介绍了英国学校四个阶段的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法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学校公民教育的课程。研究指出,法国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传授诸如平等、民主、权利和义务等共和国价值,培养学生成为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的合格公民;其公民教育具有凸显民族意识、重视社会整合、多种途径综合施教和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等特征;其内容包括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法律知识、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傅安洲等人对德国政治教育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分析了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在其政治文化转变中的作用;分析了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管理理论和学校教育理论;分析了德国政治教育课程的目标与任务、课程设计的步骤;辨析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概念,指出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注重对青少年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注重“知”与“行”的统一,注重政治教育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

(5)苏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对苏俄的公民教育研究,不仅有俄罗斯公民教育的介绍,而且有对前苏联思想政治工作的反省。研究指出,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失误在于忽视权利教育、割裂与传统的继承关系、缺乏开放性和先进性。如叶宗书根据解密的前苏联档案,分析前苏联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指出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失误在于企图用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对于俄罗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付轶男介绍了俄罗斯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张鸿燕反思了俄罗斯公民教育的得失,说明了俄罗斯公民教育强化民主性,构建公民教育空间等方向。

除以上所涉及外,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港台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唐克军等人分析了印度公民教育的新进展,包括推进人权教育、公民义务教育、道德价值教育和宗教共存教育。王学风探讨了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目标、内容和方法。另外对世界公民教育也有所关注,如陈以藏提出了全球公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4.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

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方面的理论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

(1)国外道德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国外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对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所进行的评述,其中以袁桂林的研究最为系统。袁桂林在其著《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回顾了卢梭、康德、赫尔巴特、边沁、穆勒、斯宾塞、涂尔干、杜威等人的道德教育理论,然后集中研究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观澄清理论理性为道德教育理论、道德符号理论、逻辑推理价值观教育理论、社会学习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教育教育理论、完善人格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十种不同的道德教育理论派别,内容包括人物背景简介、基本理论内容以及特征分析和评价等几个方面,并综合分析当代西方主要道德教育理论学派的共同特征,指出对我国学校德育理论与实践借鉴之处。

(2)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近年来,对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虽然人们对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思想政治教育是从内容上说的,公民教育是从目的上说的。因而公民教育的研究方面自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对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包括对西方重要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和杜威等人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也包括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国外公民教育理论流派的研究。如唐克军还对杜威的公民教育理论作了专门研究,指出杜威的理想是要建立民主的共同体,就是交流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公民。何晓芳专门探讨艾丽斯·杨的差异的公民资格观,指出艾丽斯·杨要求进行相互准则和积极面对和解决冲突的公民教育。胡艳蓓简要说明了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论的公民教育思想。赵晖对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公民教育理念上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分析。赵明玉分析了传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观。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主要差距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可不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丰富。但这种“繁荣”下并非没有问题。这些成果有相当大的重复、狭隘,甚至有武断的结论,与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1.与成熟研究方法要求的差距

学术成果的质量取决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为文献法或资料法。所以有人将比较研究视为史学的范畴。“史学便是史料学”[1],全面占有材料就是这种方法的要求。如果要提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质量,就需要大量占有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资料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占有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中文资料,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内容的重复。

2.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要求的差距

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服务学生,让学生具有相应的专业素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课程。作为一门课程,必须全面、客观、准确地把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教给学生。第一,内容要全面。从教育层次上,应包括国外小学、中学、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及其内容的设计与编排;从教育的场所上,既包括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包括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内容要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时代性,研究者必须紧跟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步伐。第三,要准确客观。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同分名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价值教育等。研究者要根据每个国家的确切内涵,客观地探讨其思想政治教育。从这三个方面衡量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设情况,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不全面,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未涉及,如巴西等南美国家研究还不够新,对许多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并未反映出来还不够准确,我们许多研究者按照我国的名称处理外国的材料,难免出现偏差。

3.研究队伍方面的差距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研究成果的作者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比较德育的研究者,而非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虽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断呼吁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但真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依然寥寥无几,即使有些学校成立了比较德育研究所,但很少有相互的交流,一些人不得不参加比较德育的学术活动。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很显然难以促进学科的发展,因为没有形成研究群体,没有研究者的合作。

三、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创新

笔者认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决于研究的方法和哲学思维水平。如果研究方法不科学,就难以把握事物的具体情况,如果哲学思维水平不高,就不可能把握现象的本质。

1.熟练掌握和运用基本的研究方法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其研究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文献法和比较法。因而研究者首先必须学会占有国外最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直接资料和研究成果。研究者要习惯于收集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掌握具体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等方面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对这个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特征、发展方向和侧重点有个基本把握,然后运用比较的方法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本质和普遍趋势。

其次,研究者要掌握调查的方法。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为各国之间人员的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不仅有机会接触国外的同行,而且可以通过网络调查国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如美国政府与公民学的教师。

2.切实提高研究的思维水平

追求真理、探索事物的本质是研究的根本目的。目前虽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很多都是就事论事,未能究其根本,所以提出的所谓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也是相当粗浅的。要改变这种研究现状,研究者必须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从更高层面把握问题。哲学无疑是我们提升研究水平的阶梯。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政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经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社会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必须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才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3.明确树立研究的宗旨

为什么要进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者必须有明确的答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发展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不仅汲取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还要了解国外最新思想政治教育最新发展的情况,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将难以成为独立的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贡献就在于整理、分析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料,总结其经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有自己特性的学科。其研究的任务在于,其一,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们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研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的就在于为我所用。其二,展示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教育的一个任务就是开阔学生的心胸,使之具有世界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向学生打开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窗口,让他们欣赏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所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要把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共同性揭示出来。其三,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发展趋势和理论框架。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成立,就是因为它具备独特的本质和有自己独立的发展方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部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同样要透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分析其本质,通过研究其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程,揭示其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

4.大力推动研究成果的交流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教学科研队伍。然而这支队伍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会,也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会议,虽然有些思想政治教育会议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列为分会的专题研讨,但很少有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其实,国际上有国际政治学会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教育研究委员会这样的学术组织、各国也有着类似的研究机构和实施机构,如德国的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委员会等。高峰曾呼吁我们应当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与之发生联系,在深入探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养成教育、国家意识培养、政治社会化实施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提炼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探讨世界范围内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行借鉴和吸纳,为探索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新经验服务。[2]我们不仅需要专门的机构推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而且需要它们作为交流与合作的中介。

比较政治学论文篇(5)

二、“本土化”概念溯源

“本土化”(localization)概念最早被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指的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本土化的策略。“本土化”一词被用于社会科学之中,指的是在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运用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当地的现实情况,要充分考虑到理论的适用情况,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加以改变或修正,增加其解释力,甚至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框架和范式。我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可以溯源到“西学东渐”时期。作为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科学从西方引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相伴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实践中对西方理论体系的消化吸收并要求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新。可以认为,关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论题,在包括以及西方国家的华人社会学圈,己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讨论。如前所述,从整个社会科学学术史来看,“本土化”乃是一个用法极为多样的范畴,既可以用来指西方社会科学制度和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也可以指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理论在本土语境中的修正或者转化,还可以指那些本来就发自本土文化的社会研究和理论成果。关于“本土化”问题,既可以指理论层面上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倡导和思辨,又可以指那些实质性的有“本土”创新的社会研究。而在当前的学术界,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日渐强大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有更多的学者提出,要实现民族的文化自觉和独立,就应该注重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并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

三、“本土化”的构建:范式的转移与四个发展阶段

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构建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范式转移的过程。联系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恢复学科建制后,在一段时期内,曾大量地引入和介绍西方的经典学术著作与理论观念,这段时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是在西方政治理论的范式下对中国问题进行讨论,可以看作是新范式的早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有学者开始进行关于中国本土政治现象与问题的理论构建,比如“群众路线”、“增量民主”、“干部公选”、“压力型体制”、“党内民主”等等本土的政治现象。还有学者从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区域研究的理论视角和通则式研究的理论视角对中国本土政治现象进行理论建构。总的来说,政治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四个不同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层次,即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区域研究理论框架和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四个理论框架的层次并不是彼此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当然,有些理论的提出是涵盖了不同的层次。这既符合库恩所说的范式转化,也符合理论构建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发展规律。

(一)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

所谓“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通过对于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单个现象进行观察①。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个案研究可谓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对中国政治学理论进行本土化理论构建的尝试。“群众路线”、“增量民主”、“干部公选”、“压力型体制”、“党内民主”等这些都是本土的政治概念,都是对中国本土政治现象所做的分析与理论构建。对于“群众路线”的分析,余逊达主要将党的群众路线和党注重运用全球视野去整体性处理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他认为这对于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兴衰成败和当前实行的治国理政的思路,尤其是对于当前在全球化条件下理解党如何建构和发挥领导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俞可平对“增量民主”的研究分析了增量民主的意义、要点和目标。俞可平认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在观察“干部公选”这一政治现象时,陈家喜认为干部公选的出现不仅预示着干部选拔方式的重要转型,也意味着干部选拔标准的重大变化,分析干部公选的发生与演进,意义与缺失,有助于把握改革以来执政党对精英录用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背后执政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与调适。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政府运行,是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关注的焦点。“压力型体制”是尝试描绘这一问题的一个视角。杨雪冬认为“压力型体制试图描绘出中国各级政府在各种压力的驱动下运行,从上而下的政治行政命令是其中最核心的压力,这种体制的成因是传统的动员体制在市场化、现代化新背景下的变形。”王长江探索了什么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如何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探寻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之路。上述学者对于中国本土政治中的特有现象进行分析和讨论,提出了对于这些现象的独特解释,同时,也指出了这些政治现象与整个中国政治改革的联系,这就是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对构建本土政治理论框架的学术努力。

(二)比较研究理论框架

所谓“比较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从比较视角对中外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理论建构②。中外政治现象比较研究,是这四种理论视角中最常见、成果最丰富的学术视角。两国之间的比较,尤其是最相似的比较设计,是比较研究中流行的研究视角。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比较。关海庭、刘莹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俄做了比较,认为虽然两国的政治发展都有确立和巩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共同特点,但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两国形成了完全迥异的民族性格,导致他们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不同,宗教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也不同,在此基础上形塑了各自的政治文化。其根源在于两国对待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根本差异,这也是两国在政治发展中选择不同模式的根本原因③。另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和欧洲做了历史的比较。王国斌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集体行动三个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两个过程既是近代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两个过程,同时由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扩张,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性的过程。具体来说,王国斌不仅从经济发展的动力视角研究经济变化,也从欧洲武力威胁中国统一前后中国和欧洲政治的历史环境的变化来分析国家的形成,还从政治与民众反抗的视角分析集体行动,并对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叛乱和革命的内在逻辑与环境展开分析。从上述文献中,我们可知,关海庭与刘莹从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入手,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比较,认为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性造成了中俄两国社会转型的不同模式。这种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对于我们思考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如何从传统政治文化中吸取有益成分,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地推进和深化社会转型等重大问题有重要的启迪。王国斌在中西比较史研究中对中国与欧洲经济、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做了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希望能对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诸种动力,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他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或者说,依照西欧的历史变化规律来观察中国的有关变化,由此来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比较研究。

(三)区域研究理论框架

“区域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通过区域研究的视角,对中国与区域内的不同国家进行观察,比较这些国家政治现象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从而进行理论构建。与中国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的区域研究是东亚模式②。很多政治学学者对此展开分析。杜维明等人都认为,由于儒家思想包含着有益的成分,因此他们完全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并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霍夫亨兹等人认为,东亚社会在各个方面存在的相似性促进了东亚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学者赤松要等人甚至提出了“雁行发展模式”。从东亚地区的区域研究视角,我们可以找到其对中国问题的启示,也可以为构建中国模式的理论框架做出有益的贡献。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与其它国家相比,有什么样的相同点和独特性?中国在今后的“雁行发展模式”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从区域研究的视角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对中国政治发展问题所做的理论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

“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尝试摆脱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的影响,建立一个既可以解释中国又可以解释其它国家,甚至包括西方国家的政治现象的理论框架。作为理论框架的最高阶段,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构建的一个层次。任何一个理论的内涵与外延都是存在张力的。对于通则式研究框架,学者需要有更高的学术研究视角和更远大的学术抱负才能构建。对于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的搭建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徐湘林关于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以视为通则式理论构建阶段的一个研究实例。徐湘林从历史比较和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变化,指出国家治理是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来对社会实施控制与管理的过程。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是基于对中国政治实践的实证观察而建立的,同时,这种理论构建也可以用于解释其它国家的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可以视为是力图建立超越西方政治理论命题的通则式理论的尝试④。从上述可知,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的学者在观察中国政治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中国现实的政治理论。当然,对于“本土化”理论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分不同的阶段进行的。对于政治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四个不同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层次,即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区域研究理论框架和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对“本土化”理论路径构建的一种探索和观察。

比较政治学论文篇(6)

中国和美国在文化方面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国在传统文化、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基础、目标、内容和方法途径等方面各有不同的特点,坚持辩证的否定观,理性地借鉴美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1、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比较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近代资产阶级学说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基础主要有政治社会化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和实用主义哲学等。比较重视实验探索和实证分析,注重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2、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目标的比较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有本质的不同。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比较开放,呈现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美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49年提出的“教育要面向民主、面向国际、面向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立意高,目标远大,肩负培养社会主义祖国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对人的政治要求高。

3、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内容的比较

(1)两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面从相同点来看:

首先,道德教育都是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调道的重要内容。公民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有直接的影响,高校大学生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素质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良好道德修养。

其次,中美高校都高度重视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阶级性,使国民对自己的国家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对大学生进行民族意识和国家价值观的灌输。

(2)两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面也有许多不同

首先,宗教教育在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更加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其次,美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抽象、纯理论的概念比较少,重视社会需要与学生个体的需要的紧密联系。我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注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体系的建构。

4、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方法途径的比较

中美两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和途径上的不同点。

(1)从美国高校来看。首先,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联系实际,针对学生的思想问题、模糊认识和他们所关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时事方面的敏感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其次,美国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自主化和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在学生的生活、学习、择业和交友等各个方面的过程中,突显了美国高校渗透式教育的特色。

(2)从中国的高校来看。首先,我国高校主要集中在心理咨询和就业指导这两个方面,而且指导理论和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我国高校比较注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理论内容的系统性。其次,教育主管部门给高校设置了统一规范的思想政治课程体系,而且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各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二、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美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不断提高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生动性、实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应当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

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贯穿实用主义哲学思想非常彻底, 而且其教育理论研究也卓有成效。我国高校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所以效益不高,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存在着脱离实际、缺少实验依据、理论过于抽象以及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缺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运用。

2、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人的价值

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常常过度地强调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而忽视了人的价值。借鉴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人本主义理论的合理成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注重从关注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了解人、理解人,正确地对待教育客体,尊重其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切实把工作做到人的心坎上。

3、注重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也应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增强公民的责任意识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这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既要重视教育目标的高远性和全局性,又要从扎实的基本实践入手,切实把责任感教育纳入日程,使公民勇于承担宪法确定的权力和义务,勇于担起责任。

4、以法制教育内容为重点,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法律教育内容相对薄弱。因此,应当注重公民的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教育,切实提高公民知法、懂法、遵法、守法的自觉性,能够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

参考文献:

比较政治学论文篇(7)

    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领域普遍采用的方法,不过很难对比较分析作简单界定。界定比较研究法涉及诸多复杂问题,例如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恰当的比较单元(国与国比较、地区与地区比较、或其他单元的比较);比较研究中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①。简单说来,比较分析涉及时间和地点两个维度,包括两种类型:同一历史时段内一国内部各种单元的比较;同一历史时段内不同国家的比较。一些历史学家按照历史学界的惯例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比较排除在比较历史学的范围之外②。沿用这一标准,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③也不能算是比较政治学着作。这一判断与人们对比较研究的理解相悖。此书研究南北意大利“公民能力”(civic capacity)的差异,进而对比两个区域的政府绩效,应该说这属于典型的比较分析,只不过比较对象是一国内部的两个区域④。如果按照常用意义使用“比较”一词,一国内部不同单元的比较也应该属于比较研究。此外,还有一种“比较分析”: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这种“比较分析”其实属于历史研究法,本文讨论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时不考虑这一类型。

    一、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诸领域的应用

    比较分析在不同研究领域的适用性不同。出于方便论述的考虑,我们可以把政治学研究分为三大领域:第一,政治理论构建⑤;第二,外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第三,本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对我们来说就是中国政治研究。第二和第三两个领域中的政治实务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转,政治理论则包括精英的政治思想和大众的政治观念①。这里的三分法并没有穷尽政治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例如,它没有涵盖国际政治。此外,具体研究通常不可能分成这样的三类,一项研究可能同时涉及这三个方面。为了方便论述,本文所区分的本国研究和外国研究不是截然分开的。研究一旦涉及本国与外国比较,无论这种比较研究的重心放在哪一方,研究者对本国的认知与对他国的认知必然相互影响,套用后现论的术语,此时,个体或群体对“自身情境”和“他者情境”的认知相互“构建”(construction)。对于三分法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政治实务”、“政治理论”这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是聚讼纷纭的话题,即使按照经验和常理对它们进行广义界定,政治学研究必然还会涉及“政治实务和理论”之外的领域,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这些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就远远不限于“政治实务和理论”。三分法大大简化了政治学研究的复杂性,有诸多不足。尽管如此,这里划分的三个领域还是凸显了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对探讨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不失为有用的出发点。(一)政治理论构建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首先来看比较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政治理论的构建。在政治学发展史上,有一类研究属于纯粹的理论构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规范研究”。例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罗尔斯的《正义论》,无论二者的论题和分析路径有何差别,它们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抽象的、成体系的理论”。《法哲学原理》和《正义论》中的理论构建并非基于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分类与比较,这些理论是从若干个预设规范推演出来的,比较分析在这一类研究中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对于另一类以归纳法提炼理论的研究工作,情形可能有些不同。此时,理论构建的前提是对同类现象的比较。由此看来,比较分析对于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的构建不可或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政治学界提出的“民主化理论”是“实证型”理论的典型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开始从非民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那么,这种转型的动力是什么?哪些条件有利于或不利于朝向民主的成功转型以及转型之后民主制的巩固?20世纪下半叶拉美、东亚、南欧,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等区域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否呈现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同的转型模式?“民主转型与巩固”(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and consolidation)理论围绕这些问题发展起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跨国比较是一种有用的方法②。(二)外国政治研究在实证研究领域,比较分析对于理论构建至关重要,这么说应该不会引起多大争议。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这种方法在国别研究中的作用。从表面上看,研究一国政治毋庸比较。这种说法对于未受过现代政治学专业训练的研究者来说是成立的,因为他的知识仅限于对本国的了解,他对异邦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采用比较分析法。一旦研究者的知识涵盖本国与外国两个方面,比较分析就成了他研究时无法摆脱的“魔咒”。下面回到上文所讨论的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个方面:外国政治实务与理论研究。研究者考察外国时即使没有直接采用比较分析,他往往也会“潜在”地进行比较:与本国比较、与他所知道的其他外国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克维尔研究美国民主的那部名着其实也是一部采用比较研究法的着作。踏上美国之前,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已经知道美国之行所要解决的问题。他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Saint-Beuve)说:“托克维尔在他一无所知时便开始思考。”事实恰恰相反,应当说:“托克维尔去美国寻找法国问题的答案!”《论美国的民主》通篇谈论美国,托克维尔思考时却总是把美国与法国进行比较,只不过这种比较并没有直接在文本中呈现③。托克维尔在写给一位将要去德国考察的朋友的信中对“潜在比较”的作用作了精彩解说:向法国读者描述一个社会的整体图景是个难题,这个社会的精神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困难不仅源于这个社会实际如何与我们认为如何不一致,我们对自身的体认引导我们去想象,这才是症结所在。偏见自然而然地产生于我们对祖国的反思和对本国历史的记忆,它对比较研究造成的困难远甚于我们研究时的疏忽。我不知道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唯一可做的是请您想一想自己对德国最初的认识以及后来理性的认识,再想一想如何一步步从最初的认识过渡到后来理性的认识……您想解释德法两国的异同吗?还是想让读者从您的作品中自行发现答案?……我研究美国民主时一直采用后一方案。我很少提到法国,但我写下每一页时无不想到她,她仿佛就在我面前。我并没有试图描述和解释美国这个异邦的方方面面,我只想指出她与我国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属稿过程中不断地联想法国是这本书成功的根本原因①。据上述引文,研究外国时比较分析有其特定困难:(1)研究者对他国的认识与该国的实际情形不一致;(2)研究者所处的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会制约他对其他国家的理性认识。托克维尔认为后一重困难对比较研究的影响更大。《论美国的民主》采用一种特殊的比较研究,参照系并没有在文本中彰显。托克维尔采用这种方法要实现双重目的:通过比较来理解法国;利用美国、法国等个案,探究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如他主张,“为了理解下文,视野必须越出法国;任何人如果只研究法国,我敢说他将完全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②“把基于美国和法国社会的概念作为我的出发点,我试图描绘民主社会的一般特征,对于民主社会,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模式。”③推崇托克维尔对比较分析的成功运用时④,我们当然也不应忽视比较分析的消极作用。进行比较分析时应时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一国政治的运转有其“内在逻辑”,研究该国的首要任务是把握这种“内在逻辑”。比较有助于研究者探究这种“逻辑”,不恰当的类别也可能会遮蔽这种“逻辑”,这重危险可以叫做比较分析的“遮蔽效应”。进行比较时如何避免“遮蔽效应”是考验研究者技艺的难题。第二,托克维尔所用的“潜在比较”可以看成一种为解决本国问题而研究他国的策略,这种方法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相关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价值中立”并非总是冲突而不可调和,然而研究如果完全为现实关怀所左右,对外国的考察服务于预定目的,这样必然不利于开展客观公正的研究。这里出现了目的决定结果的现象,可以称之为比较分析的“诱导效应”。研究从一种预定目的出发,凡是有利于此目的达成的证据都被放大,凡是不利的证据都被忽略乃至改动,比较分析成了一张过滤之网;运用这张过滤之网,能够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可以纳入“美国模式”。我国学者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批评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不余遗力,通常的批评是西方学者从本国利益出发,带着偏见和政治目的研究中国⑤。勿论这类指责是否成立,它确实揭示了研究时应当尽力避免的一种倾向:研究外国时(有意、无意地)与本国对比,对本国(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支配着对外国的观察。比较分析对外国政治的研究可能产生“遮蔽”或“诱导”效应,但不能因此否认比较分析对国别研究的价值。即使仅仅研究一个国家,研究者持有比较的眼光,也有助于他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比较使研究者更加敏锐和更具洞见,比较催生灵感,比较分析的重大价值即体现于此。(三)本国政治研究上述讨论也适用于本国政治的研究。考察一国政治,忽视该国政治的“内在逻辑”;研究者在本国政治社会情境下产生的问题意识左右着对外国的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本国政治研究中也可能出现。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时简单类比他国事例,这么做岂非忽视中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潜在地以某国政治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这么做难道不会扭曲对中国情形的体认?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潮:“中体西用”论与“全盘西化”论。两种思潮的鼓吹者都通过中西比较提出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结论。“西方”在支持“中体西用”的人看来是反面标准;对于“全盘西化”论的信奉者来说,“西方”是值得仿效的对象。这两种情形是中国人凭借西方资源反观本国时认知扭曲的突出例子①。上文讨论的比较分析对国别政治研究的积极意义当然也适用于中国研究。下面挑选三个例子来说明比较分析能够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这三个例子涉及三个重大课题: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还有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性。第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基层自治。推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疆域辽阔,加之传统社会交通不便、通讯技术落后,这使得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异常困难。国家对基层的管理要依靠地方士绅,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皇权不下县”———某些基层区域存在一定的自治空间。现在随着微观研究成果的积累以及社会科学界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审视的深入,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人再也不能把上述“基层自治说”当成定论而无条件地接受了②。“自治说”之失在于对问题的处理过于简化。国家控制与地方(或基层)自治并非截然对立,探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有必要引入新的概念。一些学者引入“国家内卷化”的概念就是有益的尝试③。研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推进。如果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自治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古代实行城乡合治,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存在“自治共同体”。与中国的情形相反,欧洲国家有城市自治的传统,城市自治权是一种“法权”。城市所隶属的国家———无论推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可以向城市颁发“特许状”,从而授予城市自治权,但是国家不能随意收回或缩减这些特许权,否则将激起城市针对国家的抗争④。反观中国古代的情形,城市共同体和乡村共同体并不享有“自治法权”⑤。国家可能容许地方共同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不过这种权利并非保留给地方,国家可以随时侵入地方的“自治”空间,并且只要国家愿意,她总有可依赖的人力、物力以及各种制度资源来实现这种入侵。地方士绅作为国家的维持地方秩序,他们不像欧洲城市自治势力那样为确保地方自治而对抗国家。中西比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的实质。可以把上述比较概括为两种中央地方关系类型的比较,在欧洲,地方构成国家;在中国,国

比较政治学论文篇(8)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是政治学类专业一门重要的课程。在大学生中开设《比较政治制度》课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加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认识,从而使其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有助于大学生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了解各种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助于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自觉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在全球化的时代,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研究比较政治制度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结合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并且注意适当的教学方法。

一、《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特点

(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政治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中一门古老的学科,正如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政治学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逐步起源发展起来。政治制度研究是随着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逐步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比较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制度研究再次分化的结果,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学科发展中还处于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之中。

比较政治制度,顾名思义,其核心内容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比较则是指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范围。一般而言,政治制度研究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如本国的、外国的、或者某种政治制度。

与普通的政治制度研究不同,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是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它总是把两个甚至几个国家某种制度综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比较英美政治制度、比较议会制度、比较政党制度、比较选举制度等等。这是其特殊性所在。

(二)对比较方法的依赖性

在政治学的五大分支学科中,比较政治学是比较年轻的学科。比较政治制度则属于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现代政治学的学科构建中,比较政治学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领域中一个相当独特的分支学科。这种独特性来自于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和依赖。如果说政治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主要是以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划分,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那么,比较政治学则主要是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而有别于其他的学科,以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而在研究领域上,比较政治学则覆盖了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内容,表现了特定的兼容性。因此,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就必须坚持比较这一个基本方法。

(三)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

比较政治制度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比较政治制度学科提供了学术支撑,推动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政治学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了基本理论和知识的源泉。比较政治制度与法学中的宪法学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政治制度与宪法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些共同的内容展开了研究,可以相互印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也是政治制度生态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作用,可以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一些相应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因此,执教《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需要教师拥有较为宽泛的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

二、《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教学方法

决定课堂教学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根据课程特点,选择一种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比较政治制度》教学实践中,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基本要求,根据《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上述特点,可以运用下列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活动。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19世纪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系统化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主义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要理解和判断某一事物的存在,必须观察这一事物所处的世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方法注重宏观和整体,在观察事物时把这一事物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并注意该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它坚持普遍的、联系的、发展的基本观点并且试图寻找客观规律。“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指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在关注个体事物的同时,强调通过个别现象发现一般的规律,而不是被个别想象所迷惑。

因此,在讲述某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应尽量采用系统全面的历史知识来讲解该政治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通过逼真的还原制度形成的历史环境,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某种政治制度形成、发展历史以及该制度同当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丰富历史知识,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学生以今天的某些观点来想当然的看待历史问题。

例如在讲解英国君主立宪制时,先概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英国王位的继承历史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英国国内的宗教纷争、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妥协传统、英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形势,乃至英国国王的婚姻家庭状况等等。与此同时可以向学生推荐了一系列的课外阅读书目,如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洛克的《政府论》等。

(二)大量采用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是一门强调和依赖比较研究方法的课程。在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比较是确定事物间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将比较看作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的加以研究,然后再把他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的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比较是从对比和鉴别中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和提炼理论命题的基本方法,也是从反复发生的现象中做出规律性总结并据以预测未来的方法。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旺森所指出的:“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明显的隐含的比较充斥着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

因此,基于《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的特点,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量的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建议主要采用的比较方法有国别比较方法(如中美比较,英美比较等)、专题或者专项比较方法(如比较选举制度,比较议会制度等)和注重价值的综合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还对政治制度进行纵向的历史的比较和横向的国家间比较来得出科学结论。

此外,除了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的比较,还从制度的生长和运做环境的比较研究来阐明政治制度无法简单移植的道理。

(三)恰当设计授课内容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很强,需要大量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就无形扩大了需要讲授的知识内容。

同时,《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本身就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就一个国家而言,需要讲解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元首制度、行政制度等内容,此外,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形形色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基本政治制度。

因此,要想在几十个学时的课堂授课过程中,讲解如此大量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这几个途径来安排教学内容。

第一,凡是涉及到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地方,只是简要介绍其方法和成果要点为本课程所用,但是推荐有关的书目给学有余力和有兴趣深入研究的同学课外阅读。

第二,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着重讲解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客观的把握。

第三,简明扼要的介绍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使学生对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基本了解。

第四,对各种政治制度进行较为客观的价值评价,不但讲解课本上的基本观点,也讲解教师本人的认识理解,启发学生思考。

第五,运用基本的政治理论,结合中国政治的发展现状和问题,预测中国政治制度未来发展趋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教学中,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畅所欲言的讨论和师生相互问答来形成活跃的课堂气氛。

总之,通过把握《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特点,采用正确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系统掌握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就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比较政治制度》的教学实践在历次学校教学评比中,均被评为优秀,获得了学生和同行专家的认可。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比较政治学论文篇(9)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是政治学类专业一门重要的课程。在大学生中开设《比较政治制度》课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加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认识,从而使其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有助于大学生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了解各种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助于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自觉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在全球化的时代,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研究比较政治制度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结合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并且注意适当的教学方法。

一、《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特点

(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政治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中一门古老的学科,正如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政治学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逐步起源发展起来。政治制度研究是随着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逐步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比较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制度研究再次分化的结果,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学科发展中还处于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之中。

比较政治制度,顾名思义,其核心内容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比较则是指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范围。一般而言,政治制度研究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如本国的、外国的、或者某种政治制度。

与普通的政治制度研究不同,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是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它总是把两个甚至几个国家某种制度综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比较英美政治制度、比较议会制度、比较政党制度、比较选举制度等等。这是其特殊性所在。

(二)对比较方法的依赖性

在政治学的五大分支学科中,比较政治学是比较年轻的学科。比较政治制度则属于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现代政治学的学科构建中,比较政治学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领域中一个相当独特的分支学科。这种独特性来自于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和依赖。如果说政治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主要是以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划分,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那么,比较政治学则主要是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而有别于其他的学科,以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而在研究领域上,比较政治学则覆盖了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内容,表现了特定的兼容性。因此,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就必须坚持比较这一个基本方法。

(三)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

比较政治制度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比较政治制度学科提供了学术支撑,推动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政治学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了基本理论和知识的源泉。比较政治制度与法学中的宪法学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政治制度与宪法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些共同的内容展开了研究,可以相互印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也是政治制度生态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作用,可以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一些相应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因此,执教《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需要教师拥有较为宽泛的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

二、《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教学方法

决定课堂教学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根据课程特点,选择一种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比较政治制度》教学实践中,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基本要求,根据《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上述特点,可以运用下列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活动。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19世纪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系统化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主义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要理解和判断某一事物的存在,必须观察这一事物所处的世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方法注重宏观和整体,在观察事物时把这一事物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并注意该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它坚持普遍的、联系的、发展的基本观点并且试图寻找客观规律。“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指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在关注个体事物的同时,强调通过个别现象发现一般的规律,而不是被个别想象所迷惑。

因此,在讲述某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应尽量采用系统全面的历史知识来讲解该政治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通过逼真的还原制度形成的历史环境,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某种政治制度形成、发展历史以及该制度同当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丰富历史知识,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学生以今天的某些观点来想当然的看待历史问题。

例如在讲解英国君主立宪制时,先概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英国王位的继承历史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英国国内的宗教纷争、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妥协传统、英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形势,乃至英国国王的婚姻家庭状况等等。与此同时可以向学生推荐了一系列的课外阅读书目,如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洛克的《政府论》等。

(二)大量采用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是一门强调和依赖比较研究方法的课程。在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比较是确定事物间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将比较看作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的加以研究,然后再把他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的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比较是从对比和鉴别中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和提炼理论命题的基本方法,也是从反复发生的现象中做出规律性总结并据以预测未来的方法。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旺森所指出的:“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明显的隐含的比较充斥着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

因此,基于《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的特点,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量的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建议主要采用的比较方法有国别比较方法(如中美比较,英美比较等)、专题或者专项比较方法(如比较选举制度,比较议会制度等)和注重价值的综合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还对政治制度进行纵向的历史的比较和横向的国家间比较来得出科学结论。

此外,除了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的比较,还从制度的生长和运做环境的比较研究来阐明政治制度无法简单移植的道理。

(三)恰当设计授课内容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很强,需要大量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就无形扩大了需要讲授的知识内容。

同时,《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本身就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就一个国家而言,需要讲解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元首制度、行政制度等内容,此外,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形形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基本政治制度。

因此,要想在几十个学时的课堂授课过程中,讲解如此大量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这几个途径来安排教学内容。

第一,凡是涉及到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地方,只是简要介绍其方法和成果要点为本课程所用,但是推荐有关的书目给学有余力和有兴趣深入研究的同学课外阅读。

第二,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着重讲解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客观的把握。

第三,简明扼要的介绍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使学生对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基本了解。

第四,对各种政治制度进行较为客观的价值评价,不但讲解课本上的基本观点,也讲解教师本人的认识理解,启发学生思考。

第五,运用基本的政治理论,结合中国政治的发展现状和问题,预测中国政治制度未来发展趋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教学中,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畅所欲言的讨论和师生相互问答来形成活跃的课堂气氛。

总之,通过把握《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特点,采用正确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系统掌握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就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比较政治制度》的教学实践在历次学校教学评比中,均被评为优秀,获得了学生和同行专家的认可。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比较政治学论文篇(10)

跨地区研究是一种日渐流行的比较研究倾向。在这一层次所作的比较研究因其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而似乎较有可能推导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但却要求研究者对不同地区的政治、社会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也要求研究者对自己在这方面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能力限度有清醒的认识,因此还要求研究者在概括和归纳时要客观、谨慎,避免自以为是和想当然。普热沃斯基作普沃斯基)在《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中,通过对东欧、拉丁美洲民主转型和经济改革所进行的跨地区研究,分析了民主转型与经济改革中的典型障碍。①全球比较是比较研究中分析层次最高的一类研究。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与地区机构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为全球范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使这一层次的研究成为可能。

这一层次的比较研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在宏阔的视野中思考各国普遍面临的共同问题,如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程度之间的关系等,但这种建立在数字关系基础上的研究很难推导出因果关系,而且有时还可能得出一些误导人的结论。此外,数据资料的可靠性也是全球比较中需要加以认真对待的问题。在全球比较这一富有启发性和令人兴奋的领域,适度的、“健康的怀疑主义”是必要的。②从对单个国家的研究到全球比较,研究者在不同层次(层级)上的比较,反映了不同层次的抽象水平,有着不同的比较范围和目的,所使用的概念也具有不同的逻辑属性和经验属性。③在这些不同层级的比较之外,比较政治学领域还出现了主题研究(thematicstudies)这样一个重要的、有希望的研究趋势,即对所有社会的某一特定类型的共同问题的研究,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走私、贩运等问题,以及不同国家用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④比较政治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多元运用,还体现于不同的比较研究设计。“最相似体系”设计(“mostsimilarsystems”design,MSSD)和“最不同体系”设计(“mostdifferentsystems”design,MDSD)是普热沃斯基和特纳在其关于比较研究价值的分析中所讨论的两种一般性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大多数比较分析者都相信,在“在尽可能多的特征方面尽可能相似的体系构成了比较研究的最优案例”。最相似体系设计特别适合于专注于区域研究的研究者。⑤因此,最相似体系设计是最常被使用的方法。研究者在研究中大多选取相似的政治体系,然后分析其差异,并观察这些差异对其他政治或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影响。最不同体系设计允许研究者选择两个或更多在本质上不相似的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研究集中于寻找这些国家的相似之处。最不同体系设计特别适于找出一个需要解释的特定结果的比较研究。譬如,厄里克•沃尔夫比较了发生于墨西哥、俄国、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有关农民参与的革命运动的重要案例。尽管这些国家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特征,但沃尔夫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是可以解释革命运动之所以出现并获得广泛的农民支持的关键解释变量。⑥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体现了对比较的不同认识,在研究和推导的准确性与严谨程度方面也存在差异,但对两种策略间的差异也不应被过分强调。①一些比较者在研究中将最相似体系设计和最不同体系设计结合使用。林兹和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中,就结合使用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设计:运用最相似体系设计来比较南美、南欧和东欧等不同区域内的民主巩固经验,又运用最不同体系设计来对这三个区域进行比较。②此外,研究案例的数量也使比较研究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大样本”(“largen”)研究和“小样本”(“smalln”)研究。其中,“n”代表国家数目,在比较研究中也表示观察的总体样本数量。利普哈特将运用定性方法对少数国家进行的研究称为“比较”方法(“comparative”method),而将运用量化方法对许多国家的比较称为“统计”方法(“statistical”method)。③“小样本”研究也被称为个案研究或案例研究。个案研究进行了深度的具体分析,揭示了单个个案中的因果联系。虽然统计学研究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上不及个案研究,但对不同个案的类似因果联系的谨慎的重复研究,则有助于加强和确认这种相关关系。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而最好的研究策略就是综合使用统计学研究方法和个案研究方法。④就有着明确方法论的比较政治学学科而言,“如何比较”和“比较什么”本来就是同一问题的相互关联的不同方面。从对单个国家的研究到全球比较,国家(民族国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最重要的甚至就是唯一的研究和分析对象,而全球化以及存在于一些国家的国家能力低下的现实,却似乎需要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学会并习惯于在相对意义上看待作为主要研究基点的民族国家,扩展这一基点或以其他基点取代民族国家。因此,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不仅使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变动不羁,也对这一学科提出了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beyondmethodlogicalnationalism)的现实要求,并使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处于持续的变革和发展压力下。⑤

理论范式的多元与研究焦点的失落

20世纪以来,比较政治学在其方法论、研究焦点以及关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已经经历了重要而复杂的变化,并从一个仅仅关注于制度和组织的描述性的学科,转变为包括解释社会与国家内部运作的诸多复杂范式的学科。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国家到社会再到国家的并非简单的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日益趋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并从这些学科中获得见解。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比较政治学表现出横向分裂和碎片化的明显特征。

从早期政治学产生直至20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政治学以及比较政治学一直处于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而它们在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的各种探索,都可以看做其寻求化解身份危机的努力。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比较政治学,在寻求一个充分的范式即一个建立在特定方法论基础上的全面的概念与理论框架方面,经历了比政治学本身更大的变动。许多比较研究者日益认识到,由于其学科特征,比较政治学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真正获得一个范式,这一学科所能做的最多是构建一个可以检验的解释理论。①但是,比较政治学对于新范式和理论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20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学科更因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变化而处于持续和频繁的变动中,并在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变化过程中不断转换研究概念,使比较政治学这一以方法来界定而研究内容却不确定的学科,持续处于寻求研究焦点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政治学对世界变化反应迟缓,②但比较政治学在主要理论和方法路径上的变化,与历史和时代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不断演化的历史、国家或国际环境的一个结果。

国家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基本行动单位,很长时期以来也是对实际政治进行分析的基本分析单元甚至就是比较分析的对象本身。作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国家”的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一直主导着比较政治研究,与之相关的法理———制度主义则成为此前很长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主导范式,同时被认为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仅有的存在共识的一个研究范式。描述性、狭隘的研究视野、保守主义色彩以及忽视理论性的抽象概括等,是这一学科“传统的”国家中心方法的明显特点。由于大多数早期比较研究者都是欧洲人或美国人,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使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制度,而忽视了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关注。对于法理主义者而言,大多数非西方政府缺乏正式的和合法的政府结构,因此也没有什么可以加以研究的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战后新国家的大量出现,人们对新国家的好奇和探索欲望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和研究视野,诸如“现代化”、“解放”、“政治发展”和其他现象通过流行的比较方法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或被概念化。国际政治中第三世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则强化了对替代的分析框架的需要。③20世纪50年代以来,摈弃狭隘的地方性,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分析视野,强调真正的比较分析和动态研究,并关注政治的非正式过程等,成为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主导观点,也成为比较政治学学科革命的重要方向。“行为主义革命”则成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在此后很长时期学科变革的总标签,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焦点也随之由国家转向社会。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行为主义革命,是这一领域研究理论和范式方面重大变革和转型的一个统称。在这一“发展主义的研究路径”(developmentalistapproach,与被看做snapshotapproach的相对静止的传统法理———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相对应)下,系统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段较长的时期成为主导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从而使比较政治学在法理———制度主义之后仍然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保持学科的统一④,但这种统一已远不是法理———制度主义时期比较政治研究者中间存在的有关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的共识。

这一时期比较政治学研究在概念、方法和问题方面对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开放和借鉴,在使这一学科变得更“科学”也更“比较”的同时,也使这一学科的研究焦点更加模糊了。比较政治学处于一个“政治逐渐消失”的阶段,而“寻求焦点”成为比较政治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①6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的分析效用被再次发现,国家再次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后行为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成为其后多个理论与研究范式的总概括。在新国家主义对“国家”的全新审视中,各种不同理论和研究范式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竞争范式,比较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多元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此前流行的范式虽然受到质疑和挑战,但仍然存在;新的理论和范式(如政治经济学、法团主义、官僚———威权主义、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等)被不同程度地运用于比较政治研究;一些旧范式(如政治文化)则逐渐复兴。与行为主义革命“将政治学的婴儿与制度主义洗澡水一起倒掉”②不同,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各种不同理论与范式相互竞争却可以共存,并在研究中形成了各自的问题领域。

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政治学在这一时期似乎进入了科学革命时期。③具有强有力的和有效的方法论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赋予其有力的分析工具和总是对新方法开放与接受的特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研究理论与范式的频繁变化,不仅是现实政治影响的结果,还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者基于对于现实政治和比较政治学学科本身的理解而在研究范式及理论优势方面持续竞争的结果。在各个范式与理论寻求相对于其他范式与理论的优势的竞争中,学者们持续不减的跨学科热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施密特认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已成为其他日渐专业化的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中概念与方法创新的贪婪的消费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学科的影响下,今天比较政治学的家谱图和进化树就像一株根部壮硕、枝繁叶茂的热带榕树。④的确,伴随比较政治学不同研究范式与理论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和竞争的,是学科挥之不去的一种莫名的学科自卑和焦虑,甚至是对相较于其他学科(先是社会学,后是经济学)的劣势的恐惧⑤。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经久不衰的跨学科热情,既是其总是对新方法开放和接受的特性的一个结果,或许也源于这种比较普遍的学科内部情绪。

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影响着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研究问题的选择标准。在研究范式和理论的持续竞争与频繁变化过程中,比较政治学学科研究内容不仅无法确定,还因现实政治的急剧变化而更加变动不羁。比较政治学只有方法论上的焦点而没有实质的研究焦点的基本特征,依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有些令人担忧的是,今天比较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将其他国家、文化或任何类型的比较都看做比较政治的趋势。这种将所有东西都草率地包括在内的研究趋势,可能使本来就不存在研究焦点的比较政治学更难获得相对稳定而明确的研究范畴,也不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⑥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今天仍然没有迹象表明不同理论和范式会出现集聚和融合的趋势。国际关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将这种状况形象地表述为“比较政治学现在是由各种各样的‘理论岛屿’组成的”。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被用以解释政治的不同方面。在这种意义上,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在缺陷的理论和范式,在整体看来却为决策者和公民提供了应对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工具库,但比较政治学至今仍然没有产生令所有研究者满意和服膺并使所有方法和发现找到恰当位置的包容性理论,却是一个可能削弱当代比较政治学学术抱负的学科特征。①

学科知识积累的非累积和非线性特征

多元研究理论和路径、特殊的学科渊源和身份特征以及现实政治不断变化的影响,使比较政治学学科知识的积累呈现明显的非累积和非线性特征。这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科的纵向断裂。从比较政治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史看,不同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提出常常只是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以既有理论和范式为基础的在概念、命题及理论或发现方面的推进和发展。在不同理论与范式的竞争中,新理论、新范式挑战老的理论和范式,常常表现为对老的理论和范式的批判和替代,从而使学科在概念、命题和理论等方面都难以形成有效的知识继承和联系,使学科史更像一段段以理论和研究范式为中心的片段史。这种多路径的学科发展与比较政治学学科知识积累特征之间有着较为明确而直接的联系。

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不同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这一学科受不同时期时代与社会影响的一个结果,或是不同时期时代与社会影响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一种反映。因此,比较政治学的历史表现为知识的稳定性被理论坍塌的时刻所打断的不同时期。深切的现实关怀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一个明显的学科特征,其中比较政治学在“解释的充分性”与“预测的准确性”的学科使命间向后者的倾斜,常常使学科承载了超出其实际能力的学科承诺,而变幻莫测的现实政治与社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挫败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抱负,还使以不同理论和范式为基础的知识的积累过程表现出自我否定和突然中断的特点,使学科发展显得极不连贯和统一。弱化或放弃比较政治学的预测价值,或许有助于使这一学科成为一个累进的知识性学科。②每一个学科都有其与知识获得有关的规则。

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渊源使得这一领域的知识获得和积累也极为特别。政治学源于哲学并逐渐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因此,政治学有两个“认识论灵魂”(epistemologicalsouls)。③在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整体定位方面,依据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标准,即将核心和共享的概念、理论、解释规则和研究的主题作为复杂科学的几个特征,政治学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④对政治学这种学科整体定位的理解,有助于理解比较政治学在知识获得和积累方面的特征。在政治学从哲学的一端到科学的另一端的连续谱系中,比较政治学因其强大的方法论而成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最为科的分支学科。政治哲学中知识的获得建立在理性方法或权威的基础上,或是依据道德真理;作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最为“科学的”分支的比较政治学,在致力于发现现象的一般规律和模式并提供理论取向的解释方面接近科学研究,但在科学研究的其他标准方面则达不到科学研究的标准和要求。科学研究是累积的,即科学研究建立在此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不必每次都进行重新证明,以及科学研究不仅描述还要预测等。但是,对于一般科学研究至关重要的这些原则,至今还没有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和相关知识获得与积累的基本规则。

现实政治不仅通过对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影响而波及学科的知识积累,政治现象本身对学科知识积累的直接影响也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研究的有关国家和问题领域的研究中。这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政治变化,在为比较政治学研究带来丰富经验素材的同时,也在动摇和颠覆已有的经验命题,而新的研究则需要在全新的基础上展开。譬如,在一些已得到广泛和深入研究的国家,某些政治制度(如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政党制度)的重要变化,对有关制度的既有命题提出了挑战,而新的研究则需要在新的制度现实基础上展开。

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也使已经被大量研究所验证的经验命题面临新的质疑和挑战,如社会地位与投票倾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就需要通过新的经验假设和证明以获得与现实变化相吻合的理论判断和解释。比较政治学知识积累的非累积性特征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比较政治学稀薄而不连贯、不清晰的学科记忆。反过来,稀薄的学科记忆也强化了比较政治学在知识积累方面的非累积、非线性特征。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有关一些重要理论和分析概念及其渊源的不明确,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学科特征。罗伯特•达尔在使用多头政治这一概念多年后,发现早在17世纪欧洲哲学家、法学家阿尔特胡修斯(JohannesAlthusius)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概念。

作为专业化分工的一个结果,学科的分化似乎已经成为包括比较政治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共同问题或学科特征,而比较政治学在纵向维度上,即在纵向发展过程中相关知识积累的断裂、分裂,则似乎是这一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明显特征。四、共存共生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在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并因之而似乎有些纷乱芜杂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与明显的学科分化、断裂现象共存的,实际上还有不同时期研究者在不同维度上所做的在多样性中创造统一性的持续努力。

行为主义革命很大程度上就开始于比较政治学试图创造一个统一的理论,从而使研究可以超越仅限于研究西方国家(有时也包括苏联)的狭隘范围,而将二战后大量出现的新国家也纳入分析和比较范畴的明确努力。20世纪50年代,随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大量新国家的出现,比较政治学试图寻求一种新的路径将这些新国家与西方国家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模式。因此,这种路径必须既能抽象到足以超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特性,还可以作严密、有效的推导,并适用于严格的比较检验。于是,结构功能主义成为在复杂多变的比较政治学领域绝无仅有的一次“提出一种看来可以解释所有政治现象而不考虑其国家背景的理论”的较为成功的努力。①发端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以“价值祛除”为标志的一般理论、宏大理论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主导理论。尽管宏观理论的大量出现或许可以看做学科健康和活力的一个积极信号,但这种努力在取得将不同类型国家纳入统一的理论进行研究的有限成功的同时,似乎重新回到了注重新术语的古代经院哲学,而无法缩小抽象概括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拉帕隆巴拉将学科研究中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宏观理论与微观运用间不断扩大的裂痕。①对现有理论的不满导致了对新的可替论和范式的探索,结果就是随之而来的学科研究范式和理论更趋多元,学科在理论和范式意义上的分化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新范式的出现在创造多样性乃至学科横向分裂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其他维度上的分歧,即通过范式与理论的中层改造或提出新的中层理论,理论及其现实运用之间的鸿沟被大大缩小了。“一个中层理论意味着它应该在其能力允许的条件下,以适当的抽象水平解释一个范围适当的领域。”在“中程(中层)”层面将重要问题概念化,寻求某种中层理论被看做比较政治学学科未来发展的希望。法团主义、国家———社会路径、依附论等成为替代被认为是“好高骛远的”宏大理论的流行理论和研究范式,并促使比较政治学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强大且理论上得到很好表达的领域”。②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学家就日益致力于运用比较方法构建更为完善的政治学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比较政治学不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可以理解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事实上,政治学领域的很多理论(如法团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等)就产生于比较政治研究。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比较政治学与作为整体的政治学的这种奇妙关系,也可以解释比较政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的诸多特征,还使比较政治学在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受到了较多的关注。③在使政治学趋向科学化的努力中,比较政治学因其方法以及建立在方法基础上的经验研究特征而具有重要的优势。但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不同学者对于政治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比较政治学学科本身的理解也存在差异。此外,研究者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倾向、本族中心主义等都可能造成研究者的分化和分裂。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中因信仰和实践不同理论与范式而产生的分裂,也是比较政治学学科分裂的一个重要表现。“不同学派的研究者坐在不同的桌边,对政治学有各自的设想和概念,……”④阿尔蒙德20多年前所描述的政治学研究者中的这种状况,今天仍存在于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中。

比较政治学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主权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