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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0 14:55:38

中国茶文化论文

中国茶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茶文化;跨文化传播;儒释道精神;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55-03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仅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内容。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吹响了关注、研究与拓展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文化开始渗透到宫廷和社会,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茶的丰富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始于神农,兴盛于宋,盛行于明清,传承至今,并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而延续下去。中国与韩国很早就有了友好交往,茶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也传播到韩国,茶文化也随之在韩国盛行。

一、茶文化以及茶文化所代表的精神内涵

茶文化由茶“物质”和茶“精神”两个方面构成。茶文化不仅包含了与茶相关的生产劳动,比如种茶、采茶、炒茶等,也包括与茶相关的艺术创造、观念意识和习俗方式等。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茶的‘精神财富’部分”。[1]

(一)丰富多彩的茶物质产品

从茶作为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直观的角度了解到丰富多彩的茶叶种类和别具特色的精美茶具,较为隐型的是各种茶类独特的种植方法、采摘手段及饮用方法。中国的茶种类繁多,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茶具种类庞杂,涵盖了许多方面,包含采茶工具、蒸茶工具、干燥工具、冲饮工具等。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采摘手段与配制方法。茶文化在中国完全上升到了“艺”与“道”的层面。

(二)茶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中国茶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标志之一,在精神方面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由茶艺引申出来的茶道,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的“德”为中心,注重人的思想、品德和修养。茶文化就其精神内涵来看,既包含儒家的内省、尊敬、伦理、凝聚,又包含佛家的宁静致远、空灵、禅学,同时又包含道家的自然、养生与清静无为。冲泡茶的过程,能够舒缓人的心情,在品茗的审美意境当中消除人的烦恼,反省自身,达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让人体会到茶中的“道”的精神。

(三)体现中国文化的茶艺、茶礼

中国的茶艺通过表演茶艺的器具和茶艺表演过程本身体现出来,茶艺在演变和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道”,达到一种空灵的、超脱凡俗的美学意境。茶艺和茶礼当中敬让宾客的行为体现了儒家的谦让、尊重、伦理与和谐统一的特点。在茶的冲泡和品尝的过程当中,表现了佛家“悟”的精神,并延伸出“茶禅一道”的哲理。在茶的炒制和种植过程中,体现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内涵。在茶艺的欣赏过程当中,人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反省,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谐自然的处世哲学。

二、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2]

中国很早就向东亚各国传播文化,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而“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其主干,朝鲜、韩国、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线,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3]韩国,位于亚州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与韩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在远古时期就与韩国有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茶文化,也在中国与韩国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并形成了独具韩国特色的茶文化。

“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4]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进行跨文化传播,韩国在本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对茶文化进行了理性的选择与解读,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茶文化。这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更有助于双方文化的传播和进步,在文化传播的进程当中,茶文化更加广泛的流传开来。

茶文化在韩国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在韩国兴德王三年,即唐文宗太和二年,韩国就已经从中国引进了茶种,并开始种茶、饮茶。韩国的茶文化就此萌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此,中国与韩国便把炎帝神农氏称为“茶圣”。韩国接受中国茶文化并进行本土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孕育茶文化的三国时期,饮茶之风盛行的高丽时代,茶文化衰微与复兴的朝鲜时代,韩国茶文化在日治时期、南北韩时代的自主与发展时代。在三国时代,朝鲜半岛分为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进行茶叶贸易,僧侣和贵族也开始产生饮茶这一习俗,茶道思想开始孕育,茶文化在韩国诞生。在高丽时代,由于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各地开始设置茶所,以便征收茶叶,茶园、茶艺以及青瓷等文化有了极大发展。高丽的青瓷艺术继承宋朝越州秘色窑的生产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了“象嵌青瓷”的独特艺术;高丽时代的茶礼也比较完备,在宫廷之别设有茶房,用来专门管理宫中茶汤和药汤的供应,并设有行炉军士和茶担军士,行炉军士带着香炉、茶风炉、提炉等,茶担军士则担着皇上御用的茶。不仅如此,在高丽的春之燃灯和冬之关会这两大传统祝祭活动之中,都会举行以茶为主的茶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朝鲜时代时期,佛教影响力日益衰弱,茶也被当做是丧志的东西而被丢弃,茶园也因缺乏管理而逐渐荒芜,茶文化也随之衰落。后来,茶文化在草衣禅师和丁若镛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再次蓬勃发展。1910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后,由于日本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和文化上的强制入侵,韩国茶文化受到日本茶文化的极大压制,日本式的茶室遍布韩国。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日本茶道作为生活化应用的形式基本消失,日本式的茶室也改为韩国式,但日本茶文化还是在韩国产生了影响。如今,韩国现代茶文化与茶道效仿古礼,寻求高丽时代的茶文化习惯。

现在,韩国定型茶礼的基本精神内涵为“和、敬、俭、真”,传承了中国茶文化的价值观念,并继承了儒释道的基本精神。“和”代表着和谐自然,主张人与人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体现了儒家“仁”的观点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敬”不仅代表着尊敬他人,更代表着敬天地与鬼神,融合了儒家伦理观念。“俭”,即俭朴廉政,倡导节约,体现道家和佛教思想。“真”即人的本心,为人正直善良,做事不违本心,待人真情实意注重内省,体现了佛教“悟”的思想和儒家自省的观点。可以说,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与道家、佛教相融合的中国精神。

三、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是跨文化传播的重大事件;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川流不息的遣唐使,堪称人类历史中跨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距今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跨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拉开了人类走上世界往舞台的序幕。将视线转移到西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伟大的探险家迪亚士、达・伽玛、哥伦布等人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时代,伴随而来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交往,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的群体、种族、民族不仅进行了器物和技术的交流,也进行了思想与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器物与技术往往是看得见的,易被人感知的文化因素,而器物与技术之下隐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

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不仅给韩国传授了茶礼、茶具以及关于茶的种植、培养的各种知识,也传播了茶文化所蕴含的儒释道的精神和观点,并由此对韩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政治领域来说,茶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接待外宾、进行政治对话的必备之物,敬茶和请人饮茶不仅成为向他人传递友好、表达友谊、促进谈话顺利进行的礼仪,而且也成为政治上与他人斡旋的一种手段。从经济领域来说,茶文化盛行必然带动茶叶产销量的增加以及与茶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从文化方面来说,茶文化给人带来思想的宁静,陶冶人的身心,促进精神世界的构建。不仅如此,茶文化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相关诗文层出不穷,为作家带来新的灵感。从饮食与健康角度来讲,茶具有保健的功能,饮茶能止渴生津、明目健脑、消食祛毒、清喉去痰,还有防癌抗癌的作用。茶文化的传播促进韩国整体风貌的改进,促进整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提升。

四、结语

“哪儿有人类交往哪儿就有交流,交流是人们生存与社交以及保护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5]在历史当中,中国和韩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但就茶文化来说,中国对韩国进行的是单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绵延不断地传播过程当中,中国将茶礼、茶具等知识传播到韩国,韩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性的改造,使韩国民众适应和接受中国茶文化,并产生了适合韩国自身的茶文化。韩国虽然改变了中国茶文化当中的一些礼仪习俗,但深深植根于中国茶文化当中的儒释道的中国民族思想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人的茶文化及韩国人的思想精神,从而对韩国产生了物质和精神多层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檀亚芳,刘学芬.茶文化与茶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周宏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中国茶文化论文篇(2)

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在宋代。”到了隋朝,茶业日益繁荣,中国茶文化基本框架形成。到了唐代,我国的茶叶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饮茶的风气也在社会上逐渐普及开来。

唐代的知识分子,常以天下为己任,要求自己有很深的修养和高尚的情操,要经常清醒地看世界,也常需要压抑住自己性格中狂暴的一面。饮茶被人们认为是含蓄、低调、深沉、友好的表现,正是符合文人们这一个性格特征。茶与诗互相促进,诗人们饮茶作诗之风在当时盛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代产生了大量有关茶的诗歌,其中不少是以茶为主题的茶诗。据统计,唐代众多诗歌中,提及“茶”的有500余首,不乏一些著名诗人对茶的独到见解。对茶文化最有研究的当数“茶圣”陆羽,他的《茶经》奠定了我国茶学的基础。陆羽也留传有茶诗。不过唐代茶诗的数量以白居易为首,有50余首。像白居易这样留传有50余首茶诗的一位诗人,透过其茶诗我们不难发现茶文化对其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仅停留在茶的物质功用,更是从处世态度和人生信仰等精神层面对白居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白居易的茶诗作为基础,研究茶文化对白居易的影响。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作为中唐杰出的人民诗人,白居易生前曾自编《白氏文集》,收诗文3800余篇,现存3600余篇。他在此集中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本文研究的50余首茶诗大多数收录在白居易的后期闲适诗中。

在白居易的50余首茶诗中,以茶为主题的有8首,其中有记录收到朋友从远方寄来新茶时的欣喜心情,如《萧员外寄新蜀茶》、《琴茶》等。除这8首以茶为主题的茶诗外,余下的40余首茶诗中只涉及茶但并非以茶为主题,但是这类茶诗对研究茶文化对白居易产生的影响还是有其作用的。

从体裁上看,白居易的茶诗众体皆备。从艺术手法看,白居易的茶诗作为闲适诗的一部分,有着闲适诗“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一般特点。

白居易的50余首茶诗涉及的面很广,写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足以让我们从中了解茶文化对其生活、交友、性情等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茶文化对白居易日常生活的影响

白居易的茶诗大多表现了其后半生的闲适生活,他几乎是一年四季香茗在手,这在其一些茶诗中有所体现。如《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中有“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火前春即是明前茶,说的是春天喝春茶。《吟元郎中白须诗兼饮雪水茶因题壁上》诗中有“吟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雪水融化后用于煮茶,说的就是在寒冷冬天的饮茶。

白居易晚年的生活作息比较有规律,对茶的需要,不仅仅表现在四季皆饮,更是时时刻刻的。其诗《偶作二首》说:

日出起盥栉,振衣入道场。寂然无他念,但对一炉香。

日高始就食,食亦非膏粱。精粗随所有,亦足饱充肠。

日午脱巾,燕息窗下床。清风飒然至,卧可致羲皇。

日西引杖屦,散步游林塘。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

日入多不食,有时唯命觞。何以送闲夜,一曲秋霓裳。

一日分五时,作息率有常。自喜老后健,不嫌闲中忙。

是非一以贯,身世交相忘。若问此何许,此是无何乡。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将一天分为五个时间,分别是日出、日高、日午、日西、日久。这些时辰,他几乎时时需要茶,这在他一些茶诗中被频繁提及。

二、茶文化在白居易日常交往中的作用

我国素有以茶待客的传统,特别是发展到唐代,真正成为全国性的礼俗。特别是唐文人相聚、迎宾待客必以煮茶。茶在白居易生活中同样有拉近与朋友之间的距离之功能。他和朋友间的聚会,话题间总少不了茶。“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诗人描写了以茶待客的礼仪,说明茶在其日常交往过程中是很被看重的。

在杭州任刺史时,西湖的香茗美景使白居易迷恋不已,他还经常出入灵隐寺,与韬光禅师感情甚好。据说“寺中有一眼清泉清洌甘美,特别宜与烹茶”。白居易与禅师经常汲泉而坐,边饮茶边吟诗,很是快乐。有一次,他邀请韬光禅师到城里相见,准备了许多素食,当然也计划好了饭后那一茶,然后郑重其事地写了一首诗――“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很动人的邀请,只可惜性情高洁的禅师不愿意来到喧嚣的城市与白居易共饮,回诗拒绝了他的邀请。

正是基于“以茶待客”的礼仪,使得白居易在独自品茶时常常睹物思人,怀念昔日一起品茗畅谈的友人,并且作诗寄托对朋友深深的思念。“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在独自喝茶的时候,看着茶人,闻着茶香扑鼻,想起了不在身边的好友杨慕巢,顿时觉得可惜,不能将这美好的感觉与之分享。借茶感叹知音难得,也是暗写彼此的友情非寻常可比。“可怜闲气味,唯欠与君同”,说的也是这样的心情,只是感慨的对象换成了刘同州。

当时,文人之间还很流行“以茶赠友”,生在茶乡或在产茶地为官行事者往往用茶馈赠志同道合的好友,并附以诗歌唱和。白居易与朋友间也是如此,他在不少茶诗中提到“酬赠茶叶”,表达了作者与朋友间高雅的志趣与情感。如《谢杨东川寄衣服》中的“春茶不断寄秋衣”等。茶在诗人的日常交往中扮演的角色,是沟通友情的桥梁,也是升华感情的催化剂。

三、茶文化对白居易性情的影响

茶,因其“清和淡静”的特性,加上融合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思想内涵。白居易以茶辅以日常生活和交友,在精神上更是与茶为伴,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在白居易的不少茶诗中都记录了茶文化对其性情的影响,无论是他“达则兼济天下”之得志时,还是“穷则独善其身”之无奈时。

白居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敦厚文人,他在茶诗中以“茶”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满足感。他选择与性情高雅的茶终日为伴,久久不腻,是源自他那知足饱和的心态。如《闲眠》中:“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消。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一顿饭、两碗茶,再没有更多的需要。这种对于生活的满足是真实的、敦厚的。像他那样有身份的人有很多,但是拥有这样一份知足心的就比较难能可贵了。

白居易作为一个姿态高雅、性情脱俗的官场文人,一生都在官场中起伏历练,加上他生活的时代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他常常感觉心中有愤懑的情绪却无法无人诉说,苦闷之中只能自己寻求消化的方法。“茶能散闷为功浅,萱纵忘忧得力迟。不似社康神用速,十分一盏便开眉”。(《镜换杯》)“杜康”(酒)的确是快速化忧解愁的良药,但是却不是诗人欣赏的宣泄情绪的方法,在诗人眼中,借助茶的功效驱散内心的苦闷仅为一般功力,茶是能够影响人的情绪甚至帮助饮茶人提升一个境界的。暂且不论白居易的功力是浅还是深,他借助茶来摆脱困境是个不争的事实。

白居易在人生的后期离不开茶,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一直坚持着“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茶“清新淡雅”的气质与他修身养性的需要十分吻合。诗歌《何处堪避暑》中“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体现的就是诗人这样休闲的生活感觉。没有了政治斗争的喧嚣,或者说诗人不愿意去触及记忆中那些令人不愉的经历。他选择的是茶,即是放松且惬意的生活。在他迟暮之年,他孤独地生活,虽然不得不坦白自己的寂寞,但还是坚持自己高尚的情操――读书、谈琴,吃不了橘子还是喝茶,与他心灵为伴的依旧是茶。“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茶给他的精神洗礼,力量是巨大的。或者说白居易选择了茶,即是认可了它的品质――清贫但高洁。

从白居易众多的茶诗可以看出,茶文化渗透到白居易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为人、为官、为学都受到茶文化的影响。从这些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出,白居易对茶是发自内心地喜爱。作为唐代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茶诗诗人之一,白居易爱茶、懂茶、品茶、歌茶,其中的原因来自方方面面,有唐朝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原因,也有自身的人生态度与性格、生活经历、信仰等原因。

中国茶文化论文篇(3)

On China's Tea Art as well as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Tea Culture.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Abstract: Early in Tang dynasty, the trend of tea drinking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the Chinese word Chadao(茶道) came forth, which disappeared later, and the book "Tea Classics" wrote by Lu Yu and other books on tea focus on explaining the art of enjoying tea (which is called Tea Art). Oppositely, Japan, after in- troducing tea drinking from China, has developed Chadao(茶道) under the thick religious sense. Different histor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have led to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Chi- nese scholars developed tea drinking as an art in life, while Japanese monks and priests regarded it as Buddha regulations.

Key words: tea art; Chadao; Chinese and Japanese tea culture;developing direction

“茶艺”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台湾茶文化界首先创造出来的,用以概括品茶艺术的内涵。但是品茶本身却是很早就存在,并且在品茶过程中生发出茶道精神。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茶艺与茶道无疑占据核心地位。不过与脱胎于中国母体的日本茶道相比较,中国的茶道似乎显得薄弱些,这很让一些爱国心特重的国人觉得尴尬,尽管底气不足,还是要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辩解。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用不着回避,感情用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不足之处,权当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一、中日两国茶道观念的反差及其原因

所谓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尝的艺术。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但是,品茶是茶艺的最后环节,如果没有品尝,泡茶就成了无的放矢,泡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品。而且,只有通过品尝过程中的各种感受和遐想,产生审美的愉悦,才有可能进入诗化的境界,达到哲理的高度,才可能升华为茶道。

茶道就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和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它经常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故中国古代也将茶道精神称作茶德,如唐代的刘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属于茶道精神范畴。刘贞亮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饮茶可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明确地以理性语言将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层次,可视为中国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中国的茶道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晋杜育的《?赋》,但是直到唐代中期才出现“茶道”概念,最早见于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描写了饮茶的三个层次:“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其第三层次就是饮茶的最高层次,即品茶悟道,达此境界一切烦恼苦愁自然烟消云散,心中毫无芥蒂。该诗的最后两句是“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意思是世上有谁能真正全面地了解茶道的真谛呢?看来只有仙人丹丘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茶文化史上首次出现的“茶道”概念,其内涵与诗中的“三饮便得道”相呼应,也与现代对“茶道”的界定较为接近,在中国乃至世界茶道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后,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却不见“茶道”一词,直至明代张源的《茶录》才提到“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茶道尽矣。”但这里的“茶道”仅是一些技术要求,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既与皎然的“茶道”也与现代的“茶道”精神相去甚远。在张源之后数百年间的明清茶书中,又不见“茶道”一词。个中原因实在耐人寻味。在我看来,恐怕与茶圣陆羽的影响有关。

皎然是唐代著名的茶人和诗僧,也是陆羽的挚友。他大陆羽13岁,是忘年之交。他对茶道的理念陆羽定然了解。但是尽管陆羽的《茶经》中涉及(或者说流露)了一点茶道精神的内容,但却没有出现“茶道”一词,也没有正面叙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词句。显然,陆羽没有接受皎然“茶道”的观念,他在《茶经》中重点阐述的是煮茶技艺(茶艺)和对茶汤的观赏,对茶具的实用性和艺术美非常重视,但没有从“形而上”角度来考虑茶道问题。茶圣的《茶经》不谈茶道,后来的茶书也不谈茶道问题。如与陆羽同时的裴汶在《茶述》中就已经提到茶的功能“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这已涉及到茶道的基本精神,但是就是没有归纳为“茶道”一词。又如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也涉及到茶道精神:“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可以说,“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对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显然,赵佶继承、发展了裴汶的观点,然而书中也没有出现“茶道”一词,可见,他也没有接受皎然的理念。既然号称茶圣陆羽的《茶经》和作为皇帝赵佶的《大观茶论》都不提“茶道”,往后的茶书作者大多是官僚地主出身,都是一些保守成性的儒生,只会萧规曹随,更不会独辟蹊径去探讨什么茶道问题。

中国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①

所谓茶之四妙,是说茶艺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是指深湛、清湛;“幽”是指幽静、幽深;“灵”是指灵性、灵透;“远”是指深远、悠远。都是与饮茶时生理上的需求无关,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智慧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和提高自己的视野。“导吾杳冥”则是使自己彻悟人生真谛进入一个空灵的仙境。这正是现代茶人们所要追求的茶道精神和最高境界。可以说杜浚已经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门,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过这道门槛,因为他也没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论茶四妙”也未得到后人的重视和弘扬,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纵观中国古代茶学史,出现了众多的茶书,其书名有《茶经》、《茶述》、《茶谱》、《茶录》、《茶论》、《茶说》、《茶考》、《茶话》、《茶疏》、《茶解》、《茶董》、《茶集》、《茶乘》、《茶谭》、《茶笺》等等,就是没有一本叫《茶道》,也没有一本茶书中有专门谈论“茶道”的章节。反观此时的日本,茶道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纪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一直沿袭至今,奉为圭桌。两相对照,确实反差很大。茶道的源头的确在中国,“茶道”一词也是最早诞生于中国,然而自唐代以后,中国历史上的茶道观念并不发达,至少在近代以前是如此。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那么,中日两国在茶道方面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见,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将中国的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并且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严格的传承下来。日本历史上的茶道大师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赋于日本茶道以浓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强了日本茶道的权威性,特别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继承的“家元制”,使其权威性更为稳固持久。

二是日僧来中国留学之时,中国的饮茶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长期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后来才逐渐传播到民间,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也为民间所全盘接受,形成社会共识。

三是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的重视利用,加强了茶道与权力的关系。如15世纪的幕府第将军足利义正,让高僧村田珠光撰写茶汤法则《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庙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禅院式茶礼,竭力以饮茶方式来改善人际关系,并且祈祷天下太平。后来的统治者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更将茶道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一统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为专职茶头,要他继续制定和完善茶道的仪式和规则。丰臣秀吉还常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举行规模盛大的茶会,进一步扩大了茶道的社会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茶道成为日本统治者驾驭民众的一种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会中能产生巨大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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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浚:《变雅堂集》诗卷3。

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茶文化是在民间土壤上发育起来,逐步成熟。在中国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来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形成宫廷贵族茶文化。民间的饮茶风习之盛已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远近同俗”、“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旧唐书·李珏传》)的程度,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剥夺的。茶叶已成为百姓们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养生,以茶自娱,以茶敬客,以茶赠友,以茶定亲,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风俗习惯,无需教导,无需劝说,人们自然而然会遵守。整日里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不会自觉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们则醉心于品茗技艺的探研,他们都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品茶时追求诗意的审美境界,很少人会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去考虑茶道精神问题。古代的官吏们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历来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得意时忙于政务,自然无暇来过问茗饮琐事,倒霉失意时则隐退山林不问政事,只以茶来排忧解闷,寻求解脱,不会过问社会道德教化问题。而中国的佛门僧侣向来不干预寺外尘俗世界的事务,他们出来参加茶事活动,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现,除了个别像皎然那样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茶道问题。

至于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赋于茶事活动以崇高使命,虽然他们也经常以茶宴、赐茶的方式来招待群臣,但仅是作为宣扬皇威笼络臣下的宫廷礼仪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们看来,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足以成为统一全国民众思想的强大武器,区区茶道,实在是无足挂齿。这是丰臣秀吉们统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备的。儒道大于茶道,这可能就是中国茶道观念不发达的最重要原因。

二、中国茶艺的发展历程

对于中国的茶人来说,饮茶是一门生活艺术,着重追求品茶时的艺术情趣,而不是缺乏诗意的清规戒律。即使是讲究“禅茶一味”,也是侧重以禅意来提升品茶的诗化境界,并不强化宗教色彩。

中国人饮茶饮了几千年,开始是将茶作为食物,然后作为药物,后来成为饮料,至迟从西晋开始,就将饮茶发展为一门生活艺术。作为饮料的茶汤,主要的功用是解渴、提神、解乏、保健,基本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生理上的需要。但是西晋诗人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中有“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区”诗句,已经在描写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可见当时人们饮茶开始讲究欣赏香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了。杜育的《拜赋》除了描写茶叶生长环境、采摘情况之外,还涉及用水、茶具、茶汤泡沫以及饮茶功效等,可以看出当时饮茶已经有了一套技术要求。特别是其中描写茶汤泡沫的几句:“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哗如春薮。”意思是刚煎点的茶汤,茶末下沉,泡沫上浮,其光彩白如积雪,亮丽像春天的花卉。如此重视欣赏茶汤泡沫的色彩和形状,则当时必有培育茶汤泡沫的技术,据关剑平先生的研究,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采用茶筅搅打茶汤使之产生泡沫。[1](p306)而对茶汤泡沫的欣赏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饮茶就具有艺术性了。至于《?赋》的最后两句:“调神和内,倦解慵除。”描写饮茶的功效,可视为中国茶道精神的萌芽。

中国茶艺的成熟是在唐代。这是因为有一大批文人介入茶事活动,撰写了众多的茶诗,提升了饮茶的文化品位,使品茗成为一种艺术享受。其中如孟浩然、王昌龄、李白、皎然、卢仝、白居易、元稹、杜牧、齐己、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都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茶诗,对唐代品茶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诗人们品茶,已经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赏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从他们的众多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2](P252—254)除了前述皎然茶诗的“三饮”之外,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描写的“七碗茶”也很典型:“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样的品茶已经不再把茶汤当做是一种饮料,而是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或者是诗人们审美活动的一种载体。可见,我国的品茗艺术至少在唐代中期已进入成熟的时期。因此,陆羽的《茶经》对此进行了全面总结。

陆羽将唐代的煮茶技艺总结为:“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茶经·六之饮》),就是茶叶采造、鉴别、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饮用等九个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据《茶经·五之煮》记载是先将茶饼放在炭火上烘炙,两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状,然后趁热用纸囊包起来,不让精华之气散失。等茶饼冷却后将它碾磨成茶末,再筛成茶粉。等水烧到冒起如鱼眼大小的水珠同时微微发出声响,称为一沸,要放点食盐进去调味。等水烧到锅边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先舀出一瓢滚水备用,再用竹笑环击汤心,然后将茶粉从中间倒下去。过一会儿锅里的水翻滚为三沸,将就刚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时锅里的茶汤会产生美丽的泡沫,称为“汤华”。这时茶汤就算煮好,分别舀人茶碗中敬奉宾客。

陆羽提倡的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罗(筛)茶、烧水、一沸时加盐、二沸时舀水、环击汤心、倒人茶粉、三沸点水、分茶人碗、敬奉宾客。整套程序是相当完整的,其技术要求也是颇为明确、具体。陆羽特别重视煮茶时要培育出美丽的“沫饽”。称之为“汤之华”,华者花也。指的是茶汤表面上浮泛的一层细密均匀的白色泡沫:“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赋》所谓‘焕如积雪,晔若春薮,有之’。”陆羽用了枣花、青萍、鳞云、绿钱、菊英、积雪、春薮等一连串美丽的名词来形容茶汤的泡沫,可见他对此是何等的重视。其实,唐代的诗人们也都很欣赏汤华的,常常用乳、花等美好字眼来形容:“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洲》)、“铫煎黄蕊色,碗转麴尘花”(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白云满碗花徘徊”(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白花浮光凝碗面”、“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曹邺《故人寄茶》)、“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郑遨《茶诗》)……总之,唐代煮茶并不是只煮出一锅普通的茶水,而是十分讲究培育茶汤面上的沫饽(汤华)。可以想象一下,唐代流行用青绿色的秘色瓷茶碗,茶汤是金黄色(杜牧《茶山诗》:“泉嫩黄金涌”;元稹《一字至七字诗》:“铫煎黄蕊色”),汤华又是“焕如积雪”的白色,一碗在手,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难怪诗人们会产生那么多美丽的联想。

不过,在唐代茶艺发展进程中,除了陆羽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茶人的贡献值得注意,这就是临淮县(今江苏洪泽县西)的常伯熊。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1)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2)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一定的服饰、程式、讲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成为一项艺术形式。(3)茶艺的基本程式虽然是陆羽制定的,但却是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即进行很大(“广”)加工(“润色”)之后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4)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故“李公心鄙之”。(5)既然陆羽的表演是“教摊如伯熊故事”,可见陆羽自己也接受了常伯熊已经“广润色之”后的茶艺程式,那么,现在看到的《茶经·五之煮》中有关煮茶的记载,应该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润色”而修订过的。因此,应该承认常伯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茶艺表演艺术家,是现代茶艺师的祖师爷。

唐代茶人们对“汤华”的追求对宋代的影响很大,宋代的点茶法的最大特点正是对泡沫(汤华)的追求。斗茶时是以泡沫越多越白而取胜的,即所谓“斗浮斗色倾夷华”(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当宋代的茶人们发现将茶粉直接放在茶盏中冲点击拂会产生更多、更美的泡沫时,自然就会放弃唐代的煮茶方式。而是将早已存在民间的“阉茶法”加以改进发扬。早在三国时,张揖《广雅》就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这与《茶经》所提倡的煮茶法并不相同,是将捣碎后的茶叶粉末放入瓷器中再用开水冲泡,《茶经·六之饮》中称之为“瘫茶”:“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瘫茶。”宋代的点茶法则是将“瓶缶”改为茶盏,将茶粉放人茶盏中用少量开水调匀后再冲点开水,然后用茶筅击拂使之产生泡沫。显然,用茶筅击拂产生的泡沫肯定比煮茶法要多也更美观。而茶筅是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发明。由此可见宋代的点茶法并非突然凭空冒出来的,而是有悠久的历史轨迹可寻。

从宋代的《茶录》、《大观茶论》等茶书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宋代点茶法的点茶技艺是:炙茶、碾茶、罗(筛)茶、候汤(烧水)、?菡?烘茶盏)、调膏、注水、击拂、奉茶。

宋代茶人们除了追求美丽的茶汤泡沫外,也讲究茶汤的真味。陆羽在《茶经》中虽然反对民间传统煮茶加进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佐料,但是他还是保留了加盐的习惯。宋代的点茶则连盐也不用,单纯品尝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宋代的诗人们也写了大量歌颂茶汤色、香、味的诗句,经常三者并提,如“味触色香当几尘”(黄庭坚《送张子列茶》)、“色香味触映眼来”(黄庭坚《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煮茶》)、“色味新香各十分”(葛胜仲《谢通判惠茶用前韵》)、“色香味触未离尘”(刘才邵《方景南出示馆中诸公唱和分茶诗次韵》)。而且还将三者称为“三绝”:“遂令色香味,一日备三绝”(苏轼《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戏作一诗为谢》)。

宋代的茶书就将色香味列为三大标准。如蔡襄《茶录》指出:“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茶有真香……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茶味主于甘滑”。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则将“味”摆到第一位:“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

但是,宋代点茶所使用的茶叶仍与唐代一样,是用蒸青饼茶,即茶叶采摘后要蒸熟、捣碎、榨汁、压模、烘干成团状或饼状的茶饼,特别是斗茶讲究茶汤泡沫贵白,尽量将茶叶中的汁液榨干,“蒸芽必熟,去膏必尽”(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致使茶叶的色、香、味都受到很大损失,有时会加进一些香料作为弥补,结果又使茶失去真香真味。而民间饮用的散茶,却有不用蒸青而直接烘焙,其香气和滋味自然胜过饼茶,于是逐渐传播开来。明代谢肇涮《五杂俎》引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后说:“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正如明代许次纾《茶疏》所指出:“名北苑试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挎之值至四十万钱,仅供数盂之啜,何其贵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名香,益夺其气,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时制法,旋摘旋焙,色香俱全,尤蕴真味。”特别是明明了炒青、揉捻技术之后,增强了茶叶的香气滋味。张源《茶录》记载:“候锅极热,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待熟方退火,彻人筛中,轻团数遍,复下锅中,渐渐减火,焙干为度……火候均停,色香全美。”茶青炒后复加烘焙,更加芳香,叶色青绿可爱,经过揉捻渗出茶汁,易于溶解,滋味更加醇厚,人们就直接采用开水冲泡,以品尝茶叶的真香真味,于是在宋元时期就已在民间流传的散茶冲泡法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饼茶改进贡芽茶之后,宋代的点茶法就被瀹茶法(散茶冲泡法)所淘汰了。自此之后直到今天,瀹茶法一直占据中国饮茶方式的主导地位。

瀹茶法是用条形散茶直接冲泡,杯中的茶汤就没有“乳花”之类可欣赏,因此品尝时更看重茶汤的滋味和香气,对茶汤的颜色也从宋代的以白为贵变成以绿为贵。明代的茶书也开始论述瀹茶法的品尝问题。如陆树声《茶寮记》的“煎茶七类”条目中首次设有“尝茶”一则,谈到品尝茶汤的具体步骤:“茶入口,先灌漱,须徐咽。俟甘津潮舌,则得真味。杂他果,则香味俱夺。”要求茶汤人口先灌漱几下,再慢慢下咽,让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触茶汤,感受茶中的各种滋味,此时会出现满口甘津,齿颊生香,才算尝到茶的真味。品茶时不要杂以其他有香味的水果和点心,因为它们会夺掉茶的香味。罗廪的《茶解》也专门谈到品尝问题:“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辨味,何异佣作。卢仝七碗,亦兴到之言,未是事实。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人瓯,云光缥渺,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主张品尝茶汤要徐徐啜咽,细细品味,不能一饮而尽,连灌数杯,毫不辨别滋味如何,等于是佣人劳作牛饮解渴。真正的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亲自动手,观水火相战之状,听壶中沸水发出像松涛一般的声音,香茗人杯,茶烟袅袅,恍若置身于云光缥渺之仙境,这样的幽人雅趣是难以和俗人讲清楚的。明代的屠隆在《考??馀事》卷3“茶笺”中强调要识趣:“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得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品茶讲究“幽趣”,是明清文人在品茗活动中所追求的艺术情趣,也是中国茶艺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品茶最适合用小壶小杯来品啜,许次纾《茶疏》“饮啜”就主张:“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所以茶注欲小,小则再巡已终。宁使馀芬剩馥尚留叶中,犹堪饭后啜漱之用。”冯可宾的《?舨杓恪芬仓髡庞眯『?莶瑁骸安韬?孕∥?蟆C恳豢停??话眩?纹渥哉遄砸??轿?萌ぁ:我?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的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功夫茶艺。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清初袁枚的《随园食单·茶》:“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馀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这是典型的小壶小杯冲泡法,是今天功夫茶艺的原型,至清代晚期,功夫茶艺就已经很成熟了。

中国茶文化论文篇(4)

适逢禅茶大会作为第二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的专项活动,使得世界各地的茶界嘉宾更加关注并亲自参与此次在大红袍祖庭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所召开的禅茶大会。

活动之一:禅茶文化节开幕式暨授牌仪式

在11月16日下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各种精彩的表演为盛会增添了亮点。

天心永乐禅寺是大红袍的祖庭,也是禅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当天,在这里举行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武夷茶研究中心”的授牌仪式。随后,国家茶叶检测中心主任骆少君,亲自将一捆已经珍藏30年的湖南“千两茶”赠给天心永乐禅寺。最后,“武夷文化研究院禅茶文化研究所”在这里授牌成立。

禅茶文化发源于汉代,2000多年来凝结了古圣先贤的哲思智慧,饱含“感恩、包容、分享、结缘”的社会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在人生日用的落实与升华,倡导人们感恩自然,和实生物;包容他人,和平共处;分享成果,和衷共济;广结善缘。和气生财。禅茶文化早在宋代就被尊为日本、韩国茶道的源头,更是中国茶道、茶文化的一渠活水。

此次,来自韩国、日本以及海峡两岸的佛教界、茶学界、文化界嘉宾云集武夷山,以“缘结武夷,茶和天下”的和谐理念,为人们谱写了一曲新歌。

禅茶文化肩负着“弘扬传统文化,构建和谐世界”的重任。以茶净心,心净则国土净;以禅安心,心安则众生安。

活动之二:国际茶席交流暨“传灯茗心”茶会

开幕式结束之后,于九曲溪畔、柳永纪念馆草坪前,开始了一场美不胜收、精彩迭出的茶席设计交流大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与现场的游客,都得到了一个漂亮的白瓷杯,并与分布在草坪各处的茶席的设计者与泡茶师们进行现场的品茗交流。

现场上演了抹茶道、禅茶道、文士茶、仙茶道等多种形式的国际茶道表演,令人目不暇接。精致的18个茶席,来自世界各地,他们都把第一道茶汤聚集在大茶钵里,再把这道茶汤普分给大众,体现了和谐与分享的精神。

此次茶席设计交流,传统文化的内容在茶席这一方小小的空间里得到了充分表达。一段枯枝,一垅石墙,几瓣落花,几束芦苇,都可以成为设计的重要元素。人们各自取景,利用洞箫、国画、美丽的插花以及各式传统盛装,利用武夷山水天然秀气之美,演出了一场美丽的大剧。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名家,在现场挥毫作画,于天然山水中书写心中山水画轴。

活动之重,是极蕴意义的“传灯茗心”活动,美丽的莲花灯,更加表达了一种祥和安宁与祝福的色彩。

活动之三:“佛佑中华・茶和天下”大红袍祭茶祈福大典

11月17日上午,祈福法会在大红袍母树下举行。此次10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僧相聚共同为大红袍母树举行祭茶活动,为几十年来的首次。

“得天独厚大红袍,味到岩茶意气豪。”6株历史悠久的母树,头顶是湛蓝无垠的天空,背后延伸到崖顶的泉罅,山腰中一抹血霞若隐若现,留给世人的,是无形无色却又无穷无尽的馥郁与芬芳。

来自茶学界、文化界、企业界的众多宾客和高僧于仙境氤氩中为神圣的大红袍母树祭祀祈福、开光加持,最后,一位身材魁梧的印度高僧做狮子吼,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据介绍,此后,禅茶祭茶祈福法会将每年举办一次,并沿袭这些禅茶仪轨,为禅茶开光洒净、诵经加持。

正、清、和、雅的禅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茶文化融合之产物。“疏狂素洁只争霞,固守深山待风雅。”儒、释、道“三教”与文化产业、茶业、旅游业“三业”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无疑将很好地弘扬禅茶文化,构建和谐世界。

活动之四:大红袍祖庭茶祖殿开光仪式

11月17日上午,在天心寺,一场纪念乌龙茶祖释超全的活动在这里举行。

天心永乐禅寺是大红袍祖庭,也是武夷岩茶的发源地、乌龙茶的发源地、工夫茶的发祥地,自古有茶鼓、茶寮的设置,配备制茶、施茶的茶僧,还有普茶、施茶的仪轨,有祭茶祈福、以茶浴佛的法会。

此次,在祭祖的盛大仪式中,主持人大声宣布茶祖殿落成暨乌龙茶祖(释超全)像开光法会开始,在祥和肃穆的气氛中,红布缓缓拉开,樟木雕制的乌龙茶祖像出现在人们眼前。此时人们共同分享大红袍祖庭普茶的吉祥与欢悦。

天心寺住持释泽道法师在《祭乌龙茶祖辞》中唱颂道: “世事人为本,人性尚自然,万众崇乌龙茶祖,八方礼茶王。年年献歌舞,岁岁香火燃,活水润灵根,生机万年长。祈国泰民安,求百业兴旺,朝吉祥如意,望福禄安康。”活动之五:品茗论道――国际禅茶文化论坛

由武夷山国际禅茶文化研究会发起,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国内10余家茶文化组织积极响应而共同成立“国际禅茶文化论坛”,作为禅茶文化国际交流的平台。

11月17日下午,国际禅茶文化论坛在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的祥学苑举行。距离第一届国际禅茶论坛已经一年,再次在武夷山举办这样的盛会,让人们感觉在秋日茶香之中,更透着浓浓的禅机。

在略显严肃而不乏精彩的论坛现场,与会前来的发言嘉宾有“中日韩三国茶道联合会顾问、韩国中华茶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寇丹先生,台湾著名茶文化专家、“中华茶文化学会”的创会理事长范增平先生,日本著名的茶师山口纪子女士等10人,他们对禅茶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在简短的一个半小时时间里,把最直接的禅茶体悟以及与武夷茶结缘的心路与人们分享。他们分别在论坛上作了精彩的讲演。认为茶更多在生活之中,而对于茶禅的认识,也应该用一颗平常心、清净心去体验。

活动之六:茶文化陆羽奖

中国茶文化论文篇(5)

广义上的茶文化泛指一切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我国,茶文化是一种十分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它深刻地与人们的生活系统结合在一起,扮演着重要的养生功能、尊礼功能、怡情功能和社会教化功能等。世界上的茶文化版图无论如何变化,中华茶文化是历史最为悠久、内涵最为丰富、社会影响最为广泛的一脉,在这一点上讲中华茶文化是一种出类拔萃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时期陆羽所写的《茶经》的问世标志着我国茶文化进入到了一个理论化的发展阶段,也将茶文化的技艺层面的内容纳入其中,形成了一个复合型文化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所诞生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倡用社会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语言的发展规律,在当前这样一个跨文化交际的时代我国茶文化理论的体系化构建面临着“现代化”的命题。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方言”,如何通过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构建发展成为一种可以融入世界话语体系的“现代性语言”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基于一种跨文化交际、弘扬中华茶文化、构建新的中华茶文化内涵的使命感,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引入到茶文化理论的现代性的构建中十分有利于我们提升当前的茶文化软实力。

1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主要内涵维度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典型的系统论下的语言学理论,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由MichaelHalliday、JamesMartin、ChristianMatthiessen、BronislawMalinowski等人所创立。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属于一种偏向于认知语言学范畴的流派,提倡采用系统化、结构功能导向、隐喻学等视角来审视特定语言的产生、流变过程。总起来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内涵包括这样几点:

1.1语言的本质是人的一种认知行为

韩礼德等人在提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时候,语言学领域最为著名的另一种流派是认知语言学,也被称为社会认知语言学,它认为语言本身不是形式主义语言学讲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偏向于一种人的主观认知、人的主观价值判断的能力。受这种理论启发,系统功能语言学更进一步,认为语言本身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能力,而是特定社会环境、特定语境下人的一种主观感知、主观认知的交际行为。当代语言学家认为“语义”是主观与客观二者的结合,我们在认识语义时不可避免地要对认知主体的主观看法加以探究。因此,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到了人们对于特定事物的主观看法就构成了一种“背景性知识”———或者说叫做“系统功能”。

1.2理解特定语言的语义最为根本的方法在于准确把握“隐喻学”

正如系统功能语言学所讲的,由于语言本身更多地是主体主观认知、主观感知的一种交际符号或者说行为方式,而不同语境、不同共同体环境中的人们往往对于特定的事物具有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这就显示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也就是学者们所讲的“隐喻学”,而此处的“隐喻”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心理映合,对人的日常思维、推理和想象都产生很大影响,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外一种事物的方式”。对此,马力诺夫斯基在调查土著居民语言变迁规律的时候曾经指出,我们如果要充分了解土著人语言的真实含义,就必须到土著人当时的语境中去寻找答案,这种语言发生的语境就是一种“隐喻”。

1.3语言功能的实现需要系统化构建

在语言学上,很多学者对于语言的功能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实证化研究。到了韩礼德等系统功能语言学家这里,他们提出了语言的三大基本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其中概念功能指的是一种相对抽象化的能力,代表着认知主体对客观世界进行语言归纳的能力水平;人际功能代表的是主体开展社会交际的一种功能;语篇功能则指向更广泛的信息传播、理论构建、模型构建等内容。因此对于特定的语言符号的构建(比如说茶文化体系的理论化构建)来讲,要采取一种结构功能的系统化步骤进行。

2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于茶文化理论构建的启示意义

长期以来,尽管我国茶文化自成体系、自成流派,具有浓厚的东方闲情逸致、宗教哲学色彩,但是在理论构建上相对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引入的东方茶文化只是引入了其物质文化,对于茶文化的精神文化则没有引进,所以在茶文化界一直存在着“西方人只是把茶当成一种饮料”,却“没有把茶当成一种信仰文化”来看待。基于这种现实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因循着一定的步骤将我国传统和当代形成的优秀茶文化总结为一个有机理论体系,来向世界宣讲。对此,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这方面给了我们这样两个启示:

2.1茶文化理论的构建要采取系统化步骤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分析语言学的时候采用的哲学思维是“系统论思维”,它将语言学划分为“语境”、“语义学”、“词汇语法学”这样三种层次,最抽象的层次是语境的分析。作为一种语言理论,这种系统化的思维对于我们构建新的茶文化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无论是基于文化层次结构理论还是传统的系统论又或者是任何一种理论,中华茶文化的理论体系构建都要用一种系统化的步骤来进行,实现一种体系化的构建。

2.2茶文化理论的构建要重视人本主义的导向

我国茶文化本身带有明显的世俗主义人本的关怀,无论是茶文化的宗教理念属性还是其物质功效和社会交际上的礼俗要求,带有的都是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关怀。系统功能语言学尽管属于一种语言理论,但是这种理论与认知语言学一样,将人视为是语言的基本目的和价值理性所在,并且“高度重视作为社会个体成员的人在认知发展和语言交际中所发挥的支配作用和能动作用”。因此,在对待茶文化理论构建过程时,要重视那些茶文化精神所器重的人格修养、君子之风的把握。这一点其实在教育界、语言界都是一种重要的共识性主张,例如说我国当前高校中的德育课程、选修课程等都开始重视茶文化的德育功能,借助于各种茶文化的平台和节日来向学生灌输传统社会的一些美德,十分有助于提升人本主义的社会化进程。

3茶文化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构建措施例举

总览中国传统茶文化理论的构建,无论是茶圣陆羽还是任何其他人所写的茶学专著,都带有明显的碎片化、技艺化的特点,茶文化尽管分散于这些著作或者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但是没有真正上升到一种系统化的理论层面,从而在一个全球化交际的时代也就不能给国内外的受众和茶文化的爱好者提供一个整体性的中国茶文化感官的机会。对此,可以尝试以下两点策略进行构建:

3.1文化结构功能导向的构建策略

在当代主流的文化管理范畴中,文化结构功能主义是一种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指导理论,并且这种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存在一定的交叉和融合。比如说,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围绕着中华茶文化的结构布局可以整体上分为“形而上层次”、“形而中层次”、“形而下层次”这样三个部分,分别代表着茶文化的精神价值哲学内容、茶文化的交际内容、茶文化的物质内容等。同时基于“功能”的视角,可以尝试结合当前茶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比如文化创意产业、茶文化旅游产业等)积极拓展茶文化的功能,使其功能从传统的养生保健功能、社会交际功能、人生修养功能、审美功能等拓展到更为丰富的产业经济功能、文化传播功能甚至是教育德化功能、政治外交功能等方面。

3.2互文性构建策略

互文性是当前翻译学术界和语言学术界都广泛关注的一种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研究的焦点领域。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分析特定的语言和理论时,是采取系统化思维、语境化思维的一种策略,将特殊语境中的文字内容进行特殊化理解,但是外在地又结合既有的研究知识和背景知识开展跨文化交际下的比较分析,这就是一种互文性的视阈,也构成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对此,中华茶文化的理论构建应当采取开放性、互文性的思路,将中华茶道与国外一些优秀的茶文化精华(比如说日本茶道、英国下午茶文化、美国茶文化、印度红茶文化)等开展比较构建;同时,基于我国茶文化内部的地域性和流派性都比较广泛和多元,可以尝试在中华茶文化内部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用内部的互文性和外部的互文性形成一种茶文化与茶文化之间的和谐沟通和语言上的对话。

参考文献

[1]Thies,A.PhaticCommunion&DiscourseMarkers[OL].2005.From:WikipediaFreeEncyclopedia,2006.

[2]王梅.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隐喻与大学英语教学[J].中国电力教育,2008(1):179.

[3]司显柱,陶阳.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翻译研究十年探索:回顾与展望[J].外国语,2014(5):100.

中国茶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茶文化论文篇(7)

系统化的来说茶教育是关于茶树的栽培,茶叶的采摘、加工,茶叶的冲泡、品尝,质量的检测,品种的鉴别,茶叶营销,综合利用,茶具制作、考究,茶和茶叶的历史,茶文化的发展演变等有关知识的教育。

全国高校中设有茶学专业或茶文化专业的有10多所。如浙江大学、西南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漳州科技学院(原漳州天福茶学院)、武夷学院等。

茶文化崇尚以“和”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对于建立团结和睦、和诚相处、和谐一致的人伦和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二五”规划中致力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茶文化是诸多文化的共同体,其“和”的理念更是深入人心。在推广茶文化过程中相应传承、复活了许多文化事物。

2011-2012年度,

中国国内有哪些知名的茶文化培训机构,

在茶文化培训上做出了哪些贡献?举行了哪些重要的活动?

福建省天晟茶艺培训学校

天晟茶艺培训学校自办学以来,一直坚持“茶艺师首先要了解茶、喜欢茶、珍惜茶,让茶发挥至最佳境界,能泡出泡好每壶好茶”的原则,受到了中外茶界的一致认可,并成为中国茶道国际交流协会唯一指定的茶艺培训机构和茶艺师培养基地。

天晟培养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茶艺师的同时,还以举办“创业型10天短期评茶茶艺培训班”而闻名茶行业,85%的学员自主创业,拥有自己的茶店、茶楼、茶馆、茶会所等事业。

天晟人坚信“专注成就专业”,只有专注于茶艺培训,才能做得更好更优秀。天晟坚持既不卖茶,也不卖茶具,让天晟的课堂成为没有利益的天堂。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员满意度达99%,成为茶艺培训行业的最佳品牌,成就了“最具实用型茶艺培训”的良好口碑,得到茶行业“世界茶叶看中国,茶艺培训看天晟”的高度赞誉。

陆羽茶艺中心

陆羽茶艺中心是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茶文化推广中心,与天仁、天福茗茶为关系企业,总部设于台北市,在北京、成都、漳州相继成立陆羽茶道教室。

陆羽茶艺中心成立于1980年,至今已有32年的历史,在茶道教学上和茶文化推广上取得很大的推动作用。

茶道教学上成立茶道教室,开设初、中、高级各种茶学研究,循序渐进地进行茶学教育,每年并举行1~2届的“泡茶师检定考试”。茶文化推广上出版了《茶艺月刊》,《茶艺月刊》纪录着近代茶文化发展的轨迹,并有《茶学概论》、《茶道教室》、《茶艺大观教学影带》、《无我茶会180条》、《茶学研讨会论文集》、《中英茶学术语》等茶书出版。

另外,茶文化活动:创办泡茶师检定考试、国际无我茶会,配合举办各种国内外茶文化活动,尤以两年一届的茶艺展、茶学研讨会会与每两年一次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无我茶会最受瞩目。

西安六如茶艺培训中心

“六如”是我国茶文化界的一个著名品牌,品牌的名称源于佛教的《金刚经》。“让好茶者喝到真正的好茶”,在大唐博相府六如茶苑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茶友们津津乐道的现实。

六如茶苑最经典的表演型茶艺:浪漫音乐红茶茶艺—梁祝,在2007年全国茶艺大赛中荣获第一名,在2010年重庆国际茶艺大赛中荣获最佳创新奖;六如的客家擂茶茶艺,在福建安溪全国茶艺大赛中曾荣获最佳表演奖,并被选拔去东南亚各国巡回演出;六如的东方美人茶艺、大红袍茶艺、绿茶茶艺、花茶茶艺等也都入选到大学本科教材。

在生活待客型茶艺方面,“六如”原创的功夫茶茶艺是考高级茶艺师的必考内容,“六如”原创的黑茶茶艺、凤岗锌硒有机茶茶艺、龙井茶茶艺等,也都正在全国各地推广,并受到茶人广泛赞誉。

杭州公刘子茶道苑

公刘子茶道苑位于杭州教工路59号内,处于杭州文化教育中心地区,专业从事茶艺、茶道文化的研究与交流、专业茶艺师培训、公刘子茶道(初、中高、师级)培训、茶艺馆经营管理培训、茶艺表演培训等,特聘茶界专家公刘子先生等为常务顾问。

公刘子茶道研修服务由杭州市公刘子茶道工作室总部(中国杭州)及各地公刘子茶道点、公刘子茶道聘任的主持人、聘任的各地公刘子茶道教师等组成。杭州市公刘子茶道工作室总部(中国杭州)是公刘子茶艺、茶道研修、教授服务的提供和运营机构,负责提供教材、资料、课程设置、证书颁发、授权指定各地公刘子茶道点开展研修工作,并接受各地公刘子茶道点及公刘子茶道教师的注册请求;各地公刘子茶道点是各地开展公刘子茶道研修服务人,提供当地的研修服务。杭州市公刘子茶道工作室总部和遍布全国各地的公刘子茶道点及公刘子茶道教师组成茶艺茶道研修产业联盟,提供技术支持、市场推广等服务,共同推进中国茶道文化。

2011-2012年度,

为茶文化培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有哪些?

刘勤晋

刘勤晋教授,著名茶学专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农业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西南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重庆市首届茶学学科带头人,首任福建漳州天福茶学院校长,现任福建武夷学院客座教授。兼职担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刘勤晋教授长期从事茶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工作,兢兢业业为茶学奉献五十多载。主要研究方向是特产品加工、茶叶深加工与综合利用以及茶文化。主要为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本专科生讲授制茶学、制茶技术理论与茶文化等课程。累计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其中一级核心刊物30多篇。编写教材与著作主要有《茶文化学》、《茶叶加工技术》、《名、优茶加工》、《茶、旅游、茶文化》、《改造古老的西南茶区》、《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国茶经》、《制茶学》、《茶叶加工学》、《茶、咖啡的现状与展望》、《中国普洱茶之科学读本》、《竹叶青》、《普洱茶的鉴赏与冲泡》、《茶馆与茶艺》、《古道新风—茶马古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

杨江帆

杨江帆教授为博士生导师,福建省重点学科茶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茶叶经济、文化与资源利用研究。

现任武夷学院校长、校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茶文化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福建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茶叶科技与经济研究所所长、一级学术刊物《茶叶科学》编委。兼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茶叶学会理事、中国茶叶学会茶叶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茶叶学会常务副会长、福建省农学会副会长、福建省茶叶协会高级顾问、中华茶人之家联谊会福建理事会高级顾问、本刊杂志专家顾问。

杨江帆教授在全国率先开展茶叶经济学科研究,该学科研究方向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茶叶经济研究方面的专著被浙江大学等许多高校列为博硕士生参考书。

杨江帆教授出版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多次在中国外交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07财富年会暨中小企业成长论坛、北京大学、闽台大学交流等论坛作主旨讲演,先后赴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孙威江

孙威江教授系福建农林大学茶学系主任。长期致力于茶学和类茶植物的教学、科研和开发。为福建省重点学科—茶学科带头人,任乌龙茶国际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有4项科技成果获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任中华茶人联谊会理事、福建省绿色食品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茶叶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农学会理事、福建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农科教结合协调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主要承担的课程有本科生的茶叶食品安全、茶叶市场与贸易等;硕士研究生的茶叶优质高产理论、茶树生理生态、类茶植物专题和茶叶经贸与企业经营管理等;博士研究生的茶树栽培学研究进展和茶园生态与茶叶无公害生产等。

他主持参与的30余项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全部通过省部级鉴定或验收,居国内领先水平,如主持的国家发改委“闽台茶树优异品种及珍稀种质快繁与配套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目前在研的国家和省部级项目达10项。出版专著4本(2本主编,2本参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获奖4篇。2005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主持的“茶树栽培育种学”被评为省精品课程,2005年获福建农林大学2001~2004年科研贡献奖。主持的《茶叶质量安全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优异珍稀茶树种质产业化关键技术示范与推广》分别荣获2008年、2010年福建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武夷岩茶有机栽培及标准化加工新技术研究与示范”与“无公害茶叶产业化生产综合技术研究”项目分别荣获2009年和2003年福建省科学技术三等奖。参与的茶叶中农残降解技术研究与可持续发展高优茶业系统调控技术及良种示范基地建设研究项目分别获1997年和2003年福建省科学技术三等奖。注重产学研的结合,研究的成果既有先进性,更有实用性,先后在约70家茶叶企业应用,作为企业发展的技术依托,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大力发展茶文化培训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茶文化论文篇(8)

中华文化悠悠数千载,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创造了悠久厚重的茶文化。茶,是当今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茶叶、咖啡、可可)之一,从古至今,由南到北,中国人都爱喝茶,茶在中国被誉为“国饮”。中国人爱茶,饮茶,品茶,论茶,世世代代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的茶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中介文化’”,即“以物质为载体,或在物质生活中渗透着明显的精神内容”。因此,茶文化当之无愧地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备了其特殊的道德价值作用。

一、茶文化的定位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茶文化从广义上讲,分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由于茶的自然科学已形成独立的体系,因而,现在常讲的茶文化偏重于人文科学。茶文化的内部结构可分解为四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观念文化层。

1.物质层面的茶文化

物质层是茶文化的最表层。茶兼有文化和实用价值。茶的种植、采摘、焙制,成品茶的辨别、分类,以及茶具、茶馆和世代累积的大量茶书典籍,都是茶之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因而茶文化也就包含了物质层面。这是茶文化的基础,文化特征相对而言也较为稳定。

2.行为层面的茶文化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是从端起茶杯开始谈论茶文化的。茶文化的行为层面,包括饮茶方式、泡制方法、饮茶风俗及各类茶文献中与茶相关的民俗内容。行为文化层是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常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层面的茶文化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时代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背景下,该层面的茶文化差别很大。

3.制度层面的茶文化

茶文化的制度层面是指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与茶相关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如古代的茶政,现代行政的茶叶管理等。现在饮茶、贩茶是一种自由生活或商业行为,只要不违法,不再受国家或社会制度的过分制约。历史上,茶与官制几乎是伴随始终的。充实国库的“榷茶”、经济外交的“茶马古道”等等,都与时代与政治相关。随着时代的变迁,“茶马古道”等文化现象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存在与消失恰恰说明,茶文化的制度层面是最具时代性的。

二、茶以载道——茶道精神与儒释道思想

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它始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在宋代。我国的茶圣陆羽所著的《茶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茶叶的专著。它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

茶道是指烹茶饮茶的艺术,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茶道是以修行悟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一般指宇宙法则、终极真理、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万物的本质或本源。道,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有佛教之道、各家之道不尽一致。中国文化主流是“儒道互补”,隋唐之后又趋于“三教合一”。茶道中所修何道?可为儒家之道、可为道家、道教之道,也可为禅宗及佛教之道,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茶道中所修之道为综合各家之道。修道的理想追求概括起来就是养生、怡情、修性、证道。证道是修道的理想结果,是茶道的终极追求,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证道则天人合一、即心即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极高明而道中庸,无为而无不为。中国人视道为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是宇宙、人生的法则、规律,所以,中国人不轻易言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茶道。

三、茶道之中见茶德——茶文化的道德价值作用

“文人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茶通六艺,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载体。茶文化是人们在对茶的认识、应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融汇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人们进一步认识了茶性,了解了自然;另一方面又融汇了儒、释、道诸家深刻的哲理,饮茶作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转化为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完美的展现出了茶文化的道德价值。

所谓“茶德”,是指饮茶人的道德要求。进一步而言,是将茶艺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升为一种深层次、高品位的哲学思想范畴,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和道德风尚。茶道精神将佛教圆通空灵、道教之幽玄旷达、儒家文雅含蓄的意境之美融为一体,因此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一个‘和’字,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实为最好的茶德概念之说。中国传统的茶文化关于人生价值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思想构成了互相联系统一的人生价值观,它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这种价值观潜移默化于中国的民族精神之中,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中国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共同享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思想,与生产生活实践相依托,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与人文和历史相伴随,贯穿于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形成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分析和研究我国茶文化的道德价值作用,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茶文化的历史,理解茶文化的核心,将中国茶道精神发扬光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当今茶的使用价值已经弱化的情况下,我们应更多考虑茶的文化价值,利用茶的种种文化优势,提升整个行业的认可度与辐射面,将茶作为一个文化消费品,融于整个社会中。品茶不仅仅是品茶,而是品一种文化,品一种沉淀在中华文明五千年中的厚重,品一种健康生活与道德规范的精髓。(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王玲.中国茶文化[M].北京:中国书店,1992.

[2]陈文华.中国茶文化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36.

[3][唐]陆羽、[清]陆廷灿著,志文注译.《茶经续茶经》[M].三秦出版社,2005.

中国茶文化论文篇(9)

目前学术界中以社会学视角开展的茶文化研究并不多,“茶社会学”的提法与用法也并未出现。但无可否认,中国茶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必然催生这一专有学术领域。笔者通过对该领域的尝试研究,得出了些粗浅的认识,由于行文限制,在此只对该学科的学科基础、研究对象与方法相关问题加以简要讨论。 一.以社会学研究茶文化的基础 茶社会学的学科基础在于如何把社会学的学科方法与视域与茶产业、茶文化相结合,以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来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所以其中涉及到茶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性质、茶与茶文化的社会性以及学科产生的可行性与必然性。 (一)茶与茶文化是一种社会事实 自茶被认知和利用以来,中国的茶饮及其文化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出现并初步传播(秦统一之前)、向全国逐渐渗透与传播(秦汉至南北朝)、全国茶饮的高峰出现(隋唐五代)、茶业与茶文化的高峰(宋元时期)、茶业与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曲折进程(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等。可见,中国茶文化发展不是由哪个人来决定的,而是一种按其自身规律发展的社会现象。陈文华在《中国茶文化学》中把广义的茶文化定义为整个茶叶发展历程中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认为茶文化结构可由如下部分构成:物质文化层(茶生产活动及其实体)、制度文化层(行为规范,如茶政、税收、外贸等)、行为文化层(茶的生产、消费过程中约定俗成的模式、茶礼、茶俗等)、心态文化层(在茶饮过程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文艺作品、哲学观念等)。可见茶文化是一种范围非常广的领域,它超越了个体的层次,并以社会现象的形式凌驾于个体之上,形成了其体系内的强迫性与集体性。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事实(也称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学应把社会看作一个“事物”,它独立存在于个体之外,并对个体产生影响。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客观性)、集体性、强制性三个特点,根据这一特征,包括语言、宗教、道德、法律、文化、人口、农村、城市、动乱等等许多社会现象都是社会事实,因而都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因此,茶及其文化当属社会事实,具备了以社会学学科进行研究的基础。 (二)茶及茶文化具有的社会性 1.茶与茶文化体现了一种社会互动的关系 茶不仅是一种实体,也是一种关系,即通过茶或茶文化体现出的社会互动。首先,茶具有社会仪式的含义。早在南北朝时已有了用茶进行祭祀的文字记载。传统社会中,以茶为祭的对象都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如天、地、神、佛,甚至亡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把这种祭祀看得十分神圣。作为祭祀品的茶也就被赋予了仪式的内涵,它传达的不仅仅是“实用”性的价值,而且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即“以茶接灵”,把世俗事物上升到神圣事物,茶成为了“集体欢腾”(涂尔干语)的重要媒介。所以,它直指向了传统社会的核心:集体整合。在传统社会中,集体的维系是一种集体的道德范畴,族规、仪式、制裁针对的不单单是内部的个体,更重要的是对集体的意义,以保证集体的有效运行,即保证社会成员互动的有效性、规范性及对集体的遵从性。涂尔干在研究社会整合时提出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概念。前者指传统社会中社会成员依情感结合到一起,完成社会整合。后者指社会成员的紧密联系依据的是劳动分工。涂氏认为,后者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但他同时意识到,仅仅依靠劳动分工的作用远不能完成现代社会的整合。所以,涂尔干在后期提出了“新型宗教”的概念。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阐述。这种“宗教”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并汲取营养,以弥补科学的片断性。所以,他认为社会整体层次的精神与道德对现代社会的整合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社会中,茶文化自产生以来,贯穿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不同时期。通过茶文化的传播,特别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后,以茶为媒介的社会互动大量增加。茶在交际、待客中的普及,特别是中国茶元素作为一种中国符号在世界各地的生根发芽,带动了范围更加广泛的文化互动,并有效地参与到了社会精神层次的整合之中。冲突社会学家科林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他认为互动的仪式连接起了微观与宏观,即有效的人际互动无限地延展下去就构成了社会。所以,行动者怎样创生、延续、扩充互动就成为了具有微观与宏观双重意义的命题。茶文化自诞生之日便与商业、宗教、文学、歌舞、书画等有了密切联系,茶文化也就随之嵌入到了社会互动的诸多领域。以此而言,茶已不仅仅是实体文化,而成为了一种动态的社会媒介。如茶在传统婚姻习俗中代表了“纯洁、坚定、多子(籽)多福”的意涵。所以,民间有“好女不吃两家茶”、“姻缘三茶”之说。在对茶文化的众多研究中,绝大多数都把茶与茶文化视作一种社会关系与互动的纽带,如把茶文化视作社区文化积极发展的纽带(卢祺义,1994)、都市文明的积极推动元素(徐永成,1997)、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构成(朱云松、江平,2007)等等。 2.茶文化中的群体性与组织性 社会学把不同的人群聚合称作群体,如家庭、社区、乡村、城市、部落、民族等等。组织是有一定规章制度与纪律性的群体。茶的群体性指茶在社会中反映出的与群体的关联性。主要包括了初级群体与偶遇群体。初级群体主要指家庭、邻里和儿童游戏群体。对每个家庭而言,茶几乎都是必备元素,邻里之间的交往,如串门聊天,一般也少不了茶元素的参与。以茶为敬来招待客人和朋友自古以来几乎是中国家庭中不成文的律条。茶对儿童们的作用主要在于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指在家庭或邻里关系中)耳濡目染父母的生活习惯,使他们对茶有了一种熟悉,产生了一种社会化的印痕。偶遇群体指没有固定成员的临时组成的群体,或者说主要是以特定事件或工作为纽带组成的临时群体。此时,茶成为群体内对话的重要媒介。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之风随着社会互动量的几何态增长,也迅速传播开来。而且,以茶待客比起酒席宴请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更显庄重和高雅。所以,无论在商界还是日常交往中,茶被更多的人所推崇。组织具有正式性,所以组织内部与外部的交往也具有正式的交际色彩。在单位内部,茶是必备的招待用品。单位具有科层制特点,韦伯甚至认为它是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从纯技术角度而言已经达到了最完美程度。#p#分页标题#e# (1)但韦伯也指出,科层制越彻底,越背离人的价值,或者说剥夺了人的工作幸福感与创造力,使人成为机器零件。现代管理学关注的中心之一就是如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排解掉压抑与不快,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科层制的负面效用。茶在科层中扮演了剂的作用。有学者这样评价茶:“杯中人性”(KakuzoOkakura,2008“thecupofhumanity”),英国首相格莱斯东也曾这样评价茶:“当你寒冷时,茶会温暖你。当你燥热时,茶会清凉你。当你失意时,茶会鼓舞你。当你得意时,茶会平静你。”所以,任何科层制组织中,备有茶水(或招待用茶)已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更是一种以茶道团结员工,弥补科层缺陷的重要手段。 3.茶在现代社会中应具有的“和谐”之音 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一方面腐朽的现象会趁机大量滋生,另一方面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机遇;社会的变动性增加了其自身的可塑性。在此举几例说明茶与茶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可奏出的和谐之音。社会化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是社会对其成员的塑造过程,主要依靠文化与环境的影响来实现。低劣的文化或庸俗的社会风气会使个体走上歪路,社会化失败。而优秀高雅的文化与成长环境则会培育出优秀的社会人,从而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毫无疑问,茶文化中传达的正是一种高雅、清淡、对人生品味与珍惜的思想,这在唐宋时期的茶诗词中已经有了深刻的体现(余悦、陈玲玲,2010)。因此,茶文化对个体社会化的成功大有裨益。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现象已十分明显,也愈发复杂。学术界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化趋势主要有四种观点:断裂化、中产化、结构化和碎片化。中科院于2001年发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阶层间的流动呈现逐渐增多的态势。按理论界的观点,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均衡状态,也是一种较理想状态。上层与中间阶层包括了除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半失业人员外的所有社会成员。他们的生存状况、经济收入以及休闲空间都为茶文化的开展与传播提供了有利空间;反之,茶文化对中国阶层社会的良性和谐发展也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社会对高雅文化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茶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优秀的传统、丰富的内涵以及高雅的意境等等。这就注定21世纪必将是中国茶文化大放异彩的世纪。现代化是一种整体的社会状态与进程。实现现代化,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现代化,也包括精神文明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等。要提升人的素质与精神文明,就必须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摒弃糟粕文化,抵制低俗文化。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不仅有益身心素质的提高,而且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益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从而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国茶文化在世界各地备受推崇,这一点足以说明中国茶文化的魅力。就此而言,物质文明越发达,越应该重视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其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学科必然性与产业必然性 郑晓瑛对交叉学科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交叉学科是两门以上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互渗透,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过程的证明,形成了更为有效的学科群。在理论研究及实践过程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1985年4月,在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学者的倡导下,中国科学技术培训中心会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17个学会、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口号。交叉学科的产生有其必然性。⑴科学发展本身自生的动力。研究一类问题的理论方法和体制发展成熟到一定阶段,就会强迫性地逐渐形成相关的学科。⑵社会发展需要交叉学科的支持。⑶“界”间的交叉学科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2)余悦认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茶文化研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围绕茶研究出现了三个主要的子学科:茶学(自然科学类)、茶业学(茶业经营学或茶业商品学)和茶文化学(人文社会科学)。他在《中国茶文化学论纲》中认为,中国茶文化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是一门开放的学科,还是一门边缘学科、一门当代之学。 (3)建国后,茶文化研究得到了进一步传承与发展。1984年茶产业内市场经济的建立为中国茶文化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局面,相应分出了几个主要学科,而且研究的深入程度也在不断增加。这就为新的与茶相关的学科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与机遇。由以上的论述不难发现,茶文化研究与其它学科产生的交叉学科是学科发展与茶文化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然。作为茶叶的发源地和最大生产国之一的中国,尚未产生一个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茶品牌。而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2008年时中国的出口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平均每公斤仅售2美元左右,比印度低40%,比斯里兰卡低60%多,甚至比肯尼亚的茶叶价格还要低20%。茶叶产品也仅仅占据了世界市场份额的6%。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杨江帆等认为,中国茶业具有七大竞争优势:茶文化优势、品种最为齐全、内外的市场优势、区域资源优势(产茶区域广)、产业优势(历史的久远与从业者的众多)、产业政策方面的支持、技术人才优势(人才培养的不断强化)。 (4)但这些竞争优势并未在国际竞争中真正显现,在整合利用方面仍显不足。另外也要着重开发产业内策略,加快产品升级步伐,提高茶产品附加值,注重广告策略与营销策略的应用,切实在打造品牌上下功夫,把握时机研发新的茶产品,增强创新能力。除了这些茶产业内的举措之外,还要积极开拓新的外在推动力,这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茶业界人士与茶学专家的认可。以交叉学科的视角来推动茶文化的影响与传播是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必然趋势,不可否认,把茶所附有的高雅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再与市场与社会生活结合,这是对现代中国茶产业纵深发展、良性发展的一种巨大推动力量。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中国茶文化以茶业经济活动为基础,又与美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相结合,一般而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茶文化是指整个茶业产生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了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多个方面;狭义茶文化仅指其精神财富部分,是以茶为载体展现出的特定文化模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健康理念,如茶艺、茶道、茶德、茶的医药与保健文化等等。在对茶文化研究时,多数学者更注重其狭义方面,而把茶树栽培、茶叶制作、茶具生产、茶叶包装、茶叶营销、茶品牌打造等方面归入茶学(自然科学类)和茶业学(茶业经营学或茶业商品学)之中(余悦)。王玲在《中国茶文化》一书中认为,研究茶文化,不是研究与茶相关的自然现象,更不能简单地把其作为茶史或茶考古来研究,而是要研究茶在社会生活中所带来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代表了茶文化研究的典型范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已在前了相关介绍。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是其主要研究领域,也是主流社会学家们所致力开垦的领域。在社会学中,二者作为一种具有外在性、强迫性与集体性的社会事实而存在,凌驾于个体之上。所以,茶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也就在研究对象方面达成了统一。另外,本文所关注的是一种交叉学科的概貌,也必须首先从最直接的、宏观的视角入手,达到浅显入门、抛砖引玉的作用。具体而言,茶社会学概论所关注的研究对象是与茶相关的文化现象(以狭义茶文化为主)与社会现象,主要通过角色研究、影响研究、关系研究、功能研究、群体研究、互动研究、组织研究、分层研究、社区研究、文化研究等多个方面体现出来。#p#分页标题#e# 根据茶社会学概论的研究对象确定相应的研究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研究方法论被称作整体方法论,其基本原则为:⑴把社会现象看作社会事实;⑵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而不能以个体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⑶严格区分因果关系与功能关系。在社会学中,还存在着其它方法论,如以韦伯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吉登斯创立的构造化方法论等等。是不是仍可以用这些不同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来研究茶文化呢?本文认为这同样是可行的。因为茶文化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不同的文化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视角与理念。比如,韦伯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重视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研究,以理解和解释的方法来阐述社会现象,这完全可以用来研究茶农、茶商在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各种际遇与选择,进而达到对中国茶产业不同层次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理解。不同的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都有各自的独到之处,关键看对社会现象进行解读的能力。所以,茶社会学并不排斥以其它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来进行茶文化研究。 三.结语 作为一种正在被广大茶学研究者关注的研究视角,茶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理论与现实基础,本文只是对该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的探讨,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待于有志于此的学者们不断开拓,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推进中国茶文化的社会学研究。

中国茶文化论文篇(10)

为了推广琥珀・金茶,深圳双剑破局营销策划机构专门进行了广泛的消费者调查,结果发现现在人们不喝茶有以下原因:一是认为喝茶是老土,是中老年喝的。不够时尚;二是认为喝茶不方便,流程繁琐;三是认为喝茶使人兴台,影响睡眠;四是几感苦涩,不愿意品尝苦味等等。其中对于后两个原因,由于琥珀・金茶是经过现代工艺加工过的,这两点在琥珀・金茶身上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前两个原因则完全是观念的问题,是人们对中国原有茶业的“刻板印象”。

为破除传统观念对人们喝茶的束缚,琥珀・金茶扛起了“反文化”的大旗,并进行了一系列推广活动。琥珀・金茶先是2009年11月25日在长沙举办了“中国茶业背销创新”高峰论坛,邀请全国茶叶研究专家、茶业背销专家、茶叶生产专家和茶业企业代表、全同新闻媒体的记者及经销商代表500余人参加。论坛现场上演一出“茶叶时尚倡导者PK茶文化护卫者”的辩论,正式打响了“时尚茶品向中国古老的茶文化发起反文化战争”的第一枪。此次活动激起各界人士广泛讨论,引发强势媒体跟踪报道,一时间有关时尚茶叶的舆论沸沸扬扬。

中国茶文化论文篇(11)

1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作为一种产业创新、产业融合的新形式,“茶旅融合”或者说广义上的“茶文化旅游”成为受消费者青睐、受茶农重视、受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新型业态。无论基于何种理论、追寻何种出路,茶叶产业的转型升级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推进茶叶产业的发展转型,从依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依靠科技进步、有机生态的产业;从纯粹物质生产类产业发展到文化创意产业,终极的目的就是促进茶叶产业附加值的快速增长。在关于茶叶产业的转型升级方面,我国《茶叶产业十三五规划》提出了要拓展茶叶产业链的延伸、促进茶叶产业与其它产业的融合发展、着力打造茶文化品牌、构建产业集群等,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茶旅融合”提供了全新的指导理念。作为茶文化旅游的一种营销策略,在当前国际化茶文化旅游的背景下创新旅游景点简介的翻译是一种吸引国外受众、拓展茶文化旅游附加值、提升茶文化旅游档次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功能翻译理论”作为一种实用性极强的翻译规范,对于改善当前我国大多数茶文化旅游景点简介翻译不得体的现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系统研究和应用。

2功能翻译理论关于翻译实践的主要倡导

翻译理论是在翻译实践中对于翻译本身、翻译文本、翻译者、翻译方法、翻译的过程等起到基础性指导作用的原则、规范、立场等的综合。在中西方翻译理论界,较为知名的翻译理论有“信达雅理论”、“功能对等理论”、“功能翻译理论”、“互文性翻译理论”等。茶文化旅游景点简介的翻译属于偏向于“专门用途英语”的一种翻译实践,更多地从属于商务英语的范畴,将文本翻译的“功能”放在首位,具体来看包括这样几点内涵:

2.1实用主义原则是翻译的主要指导轴心“功能翻译理论”

于20世纪70年代被德国学者HansVermeer等学者提出,他们提出这种翻译理论的主要着眼点是改变传统翻译界遵循的那种“一味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模式,认为随着现代翻译领域和分支的逐步细化、延伸等,不同的翻译文本有不同的性质属性、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受众、不同的文本功能,因此翻译理论也应当是多元化的。就偏向于商务交际语境中的文本翻译来讲,由于这种交际带有明显的逐利性、世俗性、现实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因此,翻译的着眼点应当将文本功能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一味地逐字逐句与原文对照。

2.2强调翻译的具体目的导向

在外语翻译的理论体系中,主要是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流派:其一是偏向于通用外语翻译理论翻译的流派,主要是尊重译文的形式、本意,确保翻译过程不偏离作者的文本表达原样;其二是偏向于专门用途外语翻译的理论流派,倡导根据不同文本的性质、功能和交际目的开展翻译,比如说商务交际目的、市场营销目的、学术交流目的、技术性能目的等。功能翻译理论整体上不倡导刻意“直译”相关的理论语言表达方式,“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根据各语境因素,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因此,如果说对于茶文化旅游这种明显的讲究市场营销和宣传推广的翻译实践来讲,如何吸引消费者前来体验茶文化就是一种首要的翻译目的和原则。

2.3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

学术界公认功能翻译理论的主要原则包括忠实性原则、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等,是一种翻译中遵循诺德讲的那种“功能加忠诚”的模式,或者说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翻译理论。一方面,功能翻译理论并不否认、不偏离文本的核心内涵和中心主旨等,另一方面在把握这个核心的翻译目的的基础上又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和“求变”,主要的思路就是“译者根据某种明确目的并通过积极发挥和运用主观能动性来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因此,在这种翻译理念下,任何对原始文本进行增减、删除或者补充的翻译行为都是合理的———当然前提是不能对原始文本的核心目的偏离。

3当前茶文化旅游景点简介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茶文化旅游快速地走向国际化交际的过程以后,我国茶文化旅游产业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和产业周期,这种国际化背后蕴藏的资本运作、品牌运作、文化创意运作、会展经济运作、分享经济运作等都是亟待发掘的重要产业资源。当前我国茶文化旅游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体现在茶文化旅游的文本宣传方面还存在着这些突出的问题:

3.1直译法泛滥影响了中华茶文化的魅力

茶文化旅游产业归根到底是一种通过人的现场体验来感受茶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的一种产业形式,渗透着美学、文化消费的基因,不是一种纯粹的旅游产业。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茶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其背后蕴藏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禅宗思想等体系深厚、理念多维,给国外消费者短时间内彻底了解中华茶文化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例如,当前茶文化旅游景点简介中在关于地名、茶叶名称(如金骏眉、大红袍)等方面还存在直译法泛滥的问题,文宣资料中直接将“金骏眉”翻译为“JinJunmei”;将“大红袍”直接翻译为“DaHongpaoTea”等,虽然这种翻译方法保留了拼音读法的汉字音调,但是,却十分不利于国外受众对这些饱含典故的茶文化产生深层次的审美。另外在翻译中一些低级词汇的应用错误也广泛存在着。

3.2句法翻译上中式英语思维严重

基于一定的文化差异和语言表达上的差异,我国在翻译相关的文宣资料时往往会采取“中式英语”的思维开展翻译,而不是用地地道道的英语进行翻译。比如说,汉字表达中的一些语言成分在中文语境中省略是可行的,但是在翻译为英语的时候基于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视角,要综合性地把这些缺席的内容补齐,在语法结构上形成“主谓宾定状补”相结合的完整表达,但是,受长期的中式英语思维的局限,我国茶文化旅游的文本翻译广泛地存在着这种问题。

3.3忽视了茶文化旅游景点简介翻译的本质目的

上文提到,作为一种商务交际、市场营销、整合营销传播行为,统一性地将景点的简介翻译为英文是一种市场行为,而不是纯粹的语言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国内一些译者在翻译茶文化旅游景点简介时一味地追求语言上的逐字逐句对等、只注重表达上的文雅得体而忽视了吸引国外受众能否从景点简介中产生深厚的旅游兴趣,很显然这就违背了功能翻译理论的基本立场。

4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茶文化旅游景点简介翻译的解决方案

在把握功能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多样化的翻译策略来创新茶文化旅游景点简介这种商务广告的翻译,在此笔者尝试提出这样两种解决方案:

4.1注释法翻译策略

茶文化旅游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消费产业,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还在于追求文化层面的消费感受。对此,为了体现出中华传统茶文化中一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审美享受,可以尝试“注释法”翻译策略,即在尊重原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的基础上,采取注释法增加补充一些西方受众青睐的文化典故(例如大红袍茶叶的由来、神农尝百草的典故等),增加吸引国外受众的概率。另外,基于一种跨文化交际、互文性翻译的策略,在用注释法、增译法等方法翻译文宣资料时,为了增加西方消费者的共鸣,可以将中西方茶文化的一些精华的对比等添加进去,使它们成为一种跨文化交际、促进文化对话的良好机制,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广告。

4.2标准化翻译策略

目前在我国茶文化旅游业的范畴内还没有关于一些基本性、基础性旅游用语标准化的实践,这也是导致我国茶文化旅游文宣材料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西方人认识中华茶文化的复杂性,如果在基本的用词、短语组合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翻译方法,会增加跨文化交际的难度。因此,我们建议可以由茶文化协会、地方旅游协会、高校教师、标准化委员会等组成联席会议组织,对涉外文宣中常见的基础词汇等进行标准化统一,成立专门的平行语料库以供西方受众和专业的翻译人员进行借鉴。

参考文献

[1]张耀武,龚永新,黄啟亮.“茶旅融合”助推茶产业转型升级探研———以湖北邓村绿茶集团为例[J].茶叶科学技术,2013(3):32-36.

[2]朱志瑜.类型与策略:功能主义的翻译类型学[J].中国翻译,2004(3):35-36.

[3]林华.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及其在实用文体翻译中的应用[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3):1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