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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农业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0 16:15:25

世界农业论文

世界农业论文篇(1)

引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思想理论,其在指导革命、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视角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笔者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解读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对于明确农民群众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农村经济建设的概述

在马克思主义诸多理论和思想中,关于农村经济建设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在马克思系列理论著作中,无不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也是其以“实践”检验真理为基础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人的自主、选择、自为以及创造性的高度统一,人是参与实践的主体,在对客体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体现出其所固有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原则的论述是其在继承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形成的,是辩证继承了传统的唯物主义;融入了西方有关主体性的传统学说,又批判了这些学说的唯心主义内容。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主体性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作为主体性的人具有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意识、倾向”,但是,人的主体性是必然要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的。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重点着眼于“改变客观世界”,这是其哲学思想与以往的传统的哲学思想、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本质区别所在。马克思对人类的主体性、人是实践的主体进行肯定,但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主体就是必然等同的,只有具备自我、对象意识后,并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够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其才具有了真正的“主体性”。①

马克思主义的和谐观。马克思和谐观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人与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类自身与人的统一,这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主张自然界与人之间互相为对象的辩证关系,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过程中,自然界也同时以人作为对象,对人产生反作用。由于自然界的发展有其固定的规律,必然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客观的制约性。因此,人类改造世界必须要遵循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人与社会的统一的辩证关系论述了社会与人之间是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是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如果离开了社会具体的人就不存在,而离开了人的社会也是不能存在的。个人的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不能脱离人与自我关系的辩证统一而存在。由此可见,马克思和谐观所蕴含的思想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一个整体性范畴,具有四层互相联系的涵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历史指的是人类的总体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和统一性是世界历史观的基本含义,由此可见,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第二,世界近现代历史主要是18、19世纪以来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世界历史就是交往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整体和局部、系统和要素的关系。第三,世界历史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结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世界历史属于更高阶段,属于彻底解放人类的阶段,是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阶段。第四,世界历史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方法和视野。马克思关于世界观与历史观的论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②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历史观、世界观以及主体性理论等视角解读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有助于明确马克思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有力地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相对于城市的建设、经济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以及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受到了其它国家的巨大冲击,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甚至在部分地区,二元城乡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还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的相对减少也导致他们的购买力出现下降,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乃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③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不能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新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在实践中履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取得成功必须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要发展特色农业、集约型农业。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因此,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力度,推广种植新型、高产的农产品,提高农村居民农业种植的技术水平,发展集约型农业,以实现全面提升农业产出效益的目标。同时,要重点发展特色农业,挖掘农业的潜力。由于我国土地资源十分匮乏,尤其是耕地资源更是十分有限,通过深度挖掘农村耕地的潜力,可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上产物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以及其它工业,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镇驻地,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加工这一增值环节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留在“农村”。而工业的发展又可以积累大量资金,使广大农村地区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中去,如此,技术型农业、科技型农业以及生态农业的发展就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简言之,农村经济建设就是要注重效益、生态并重,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行性。④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的论述、强调的人的“实践”价值,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首先,必须肯定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农民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而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维护以及发展好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这就决定了农民必定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直接受益者、最终受益主体。因此,新农村经济建设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引导,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农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决定性作用,要从思想上、工作中把农民放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地位,创造有利的环境,调动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以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如果广大的农民群众被动地参与到经济建设,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就会比较低,新农村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其次,激发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必须激发农民的能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实现,首先必须要农民了解新农村建设内涵、最终目标以及最终利益获得群体,让农民知晓经济建设是与农民的切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只有激发、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热情,我们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才具有了更可靠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农民的选择性,只有农民明确了想要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经济建设才具有了必备的“人力资源”。相比能动性、选择性而言,创造性是农民主体性的最高阶段的表现,发挥农民的创造性作用,农民的创造性精神、创业意识能够推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进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能否实现,关键是取决于能否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只有让广大的农民群众称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他们才能够更好地享受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果。⑤

最后,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载体,尊重农民的自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与其全面发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新农村经济建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又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载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利,使他们能够主动、自主地参与到农村经济发展中去。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农村群众的主体性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的体现,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地意识到自己才是新农村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主体,才能够承担起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任,然后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实践,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劳动技能水平,从而促进农民群众自身实践能力的全面提高。

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并将其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人性发展的主要标志,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政治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和谐观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实现的途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首先,和谐观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可行性。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提出的人的自然、社会以及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人为本”的重要的理论来源,能够激发广大的农村居民参与到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浪潮中去,为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撑。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的论述,包含了人要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对当前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其关于人与社会辩证的统一关系的阐述对于营造和谐的邻里关系、增强农村居民的凝聚力向心力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离不开农村的参与,建立和谐社会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平、思想认识水平以及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从而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活动的顺利开展。当然,尊重自然规律并不意味着不能改造客观世界,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居民要积极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通过认识各种自然现象、客观规律,逐渐掌控这些规律的变化,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农村居民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人与客观实践之间“信息”、“能量”以及其它物质的交换,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稳定以及健康地发展。⑥

其次,和谐观对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实现途径具有指导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倡导的内涵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以农村产业结构优化为根本出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是基础保障,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生活质量得到了质的改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是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以粗放型发展为主的,过度的索取致使农村的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导农村居民发展生态农业、集约型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畜牧养殖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二是转变基层政府职能,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以镇、乡为主的基层政府的决策直接与农户的经济利益相关,决策正确将会有助于发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促进和谐农村建设目标的顺利实施;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紧紧围绕“服务农民、以农民为本”的理念为核心,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思路。三是以塑造新型农民为关键,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新型农民的培育必须要提高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使农民成为“技术水平较高、经营水平较高”的新型农民,进而为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小结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败、和谐社会建设能否成功、城乡二元经济差距能否消除、城乡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等都离不开农民的参与。政府必须进行科学的规划,激发农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积极性、主动性,使他们成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唐学文:“新农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论坛》,2011年第7期,第46~47页。

②左然:“构建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人民论坛》,2006年第7期,第56~58页。

③付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思考”,《现代商业》,2011年第24期,第173~174页。

④黄剑:“新农村经济建设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探讨”,《商业时代》,2010年第9期,第121~122页。

世界农业论文篇(2)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入世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的高效、农业生产者素质的提高等优势使我国在农业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为避免入世后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农业造成不利影响,要求我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发展可持续农业,促进农业的整体进步。

1 中国农业发展及农产品贸易现状

1.1农业发展现状

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农业发生了深刻变化, 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 主要农产品市场供求稳定。农产品总量成倍的增加,从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321亿公斤到200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0616亿斤农产品贸易现状,我国粮食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粮、棉、油、肉、水产品、水果等已跃居世界首位, 肉、蛋、水产品已超过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农业产业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见图1)。

图1 2002-200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及增长速度

但是农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人口、资源等原因,我国的农业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1)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中国论文网。中国农民一年收人均在6000-7000元,在种植上除去种子、化肥、灌溉等方面,在养殖上,除去幼苗、饲料以及家禽的医药费等,农民一年净收入也能有4000-5000元。而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一年人均收入为12000美元左右,因此中国虽然农民占全国总数的70%,但人均收入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2)资源快速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农业资源方面,由于水资源的过渡开采和被污染,导致农业用水严重失调,由于城市建设以及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生态环境方面,全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草原退化面积达0.87亿公顷农产品贸易现状,并仍以每年133万多公顷的退化速率在及扩展;森林覆盖率仅为20.36%左右,人均林地面积不足0.12公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6%;(3)政策对农业倾斜的扶持不够,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相对不足;(4)生产方式不适宜生产力的提高。目前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和发展,也阻碍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以后对社会化分工的要求,难以走上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5)随着农村外出务农人数的增多,农村劳动力大部分转移到城市中对农业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1.2农产品贸易现状

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8年来,广大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入世”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农产品出口与入世前相比发生了“质”的改变,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可喜局面,出口的增长在带动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产品进口更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局面。现阶段农产品贸易呈现以下主要特点是:(1)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即饲料、粮食、棉花,丝类等初级产品多,而高档次、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制成品较少;传统产品多农产品贸易现状,创新产品少;(2)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不合理,我国农产品大部分主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而南美、拉美、非洲等发展国家及欠发展国家地区出口量较少,但从贸易保护上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更容易采取贸易保护主义。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每年的农产品贸易总额逐年增加,但2009年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总额较2008年有所下降(见下表1)。

表1 2002-2009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亿美元)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农产品贸易总额

306

403.6

514.2

562.9

634.8

世界农业论文篇(3)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一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二生产结构的特点 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  

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三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四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  

。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着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世界农业论文篇(4)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世界农业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73 9841(2012)04-0162-11

在工业文明诞生前的人类经验中,重农是所有农耕文明世界的不二选择。所以,重农思想的形成是一种自然而直观的存在反映,举世皆然。同样,在早期经济思想史的绝大多数时段中,与重农思想直接而密切相关的轻商观也是中西共享的。重农轻商具有历史的普世合理性。但是,从重农轻商走向重农抑商的极端,却显然是中国古代产业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求索这种始同终异的原因并非是纯粹的经济思想理性可以胜任的。

一、普世共享的“重农”

美国的经济思想史名家韩讷(Lewis H.Haney)指出:“东西两洋之经济思想不同,学者所公认也。”无论东西方经济思想有多么不同,重农都是早期东方和西方的不二选择。遍观农耕文明世界诸国各族早期文献中有关经济的言论,无不盛赞农业,重农思想一目了然。中国乃早期第一农业大国,也是第一重农大国,自无须赘言。东方和西方的早期经济思想无不秉持“重农”观,且西方丝毫不落东方之后。希伯来人的经济思想;上古希腊的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古罗马的贾图、瓦罗、科伦麦拉、西塞罗、奥古斯丁的著述;中世纪的日耳曼人经济观念、基督教寺院文献、代表经院学派的阿奎那思想;直到18世纪名噪一时的重农学派的洋洋大观,无不直接或间接充满了将农业奉为首要产业的溢美之词。

论及15到17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时代,情况则较为复杂。当时的英国思想界视商人为“最利于国之民”,但绝非如重农而轻商的时代那样地重商而轻农,其法令政策中仍有“奖农律例”。重商学者蔡尔德在其《贸易论》一书中指出:“以余观之,商人,工人,与农人(注意其所言之次序)……实为一国之精华……”,这一表述诚可被确认为一种重商且尊农的产业观。被视为重商主义最后一人的斯图亚特受重农主义的影响,对农业剩余甚是重视。

韩讷总结道:“上古及中古以农业为第一,今则以商业为第一……中古之时,农业之优势甚盛;十七世纪之秋,商业之权衡日增;迨至十八世纪中叶,……农业复见重于世;及工业革命兴起,工业遂超乎各业之上矣。”即便如此,这里仍须补充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举凡禀赋农业资源条件、且工业文明的形成由农业文明转型而来的国家和地区,重农依然是天经地义而顺理正道的基本经济观念。一种产业是否受重视,主要不是由其在整个经济中的规模大小所决定的。自工业革命开展至今,欧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均显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所受重视的程度从未因一波接一波的工业化浪潮而弱化,尽管比之工商各业的强劲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和所占比例下落到了次要的地位。从原理上讲,重农思想的地位不可撼动。一方面由农业所具有的内在自然属性所决定,另一方面由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所决定。越走近远古,农业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越具有刚性;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又决定了农耕社会依赖农业的刚性。由这两方面的自然刚性相结合所决定,农业必然被视为各种经济活动中最不可或缺和最不可轻慢的部分。农业的自然刚性最容易为直观朴素的早期产业经济思想所认知和敬畏,而这正是集重农观之大成的重农学派奉自然主义为圭臬的缘由。显而易见,农业的自然刚性奠定了其“本业”的地位。早期经济思想的任何演进都不可能与农本思想背道而驰。由于农业的本位性从未受到过质疑和挑战,所以,孤立的重农主张本身不能成为一个思想命题,至少不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经济思想命题。

世界农业论文篇(6)

内容提要:本文从多哈谈判失败的意义、今后可能对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供应、及未来中国应如何应对三方面分析了多哈谈判失败后对世界各国农产品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未来世界农产品市场将出现供给增加、价格下降的趋势,中国应在保证一定程度自给率的前提下,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强化农产品质量、进一步寻求双边合作才是应对之道。 论文关键词:多哈回合,世界,农产品贸易,影响 由于在农业自由贸易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世人瞩目的多哈回合谈判再次破裂。这场发端于2001年11月的、继西雅图和坎昆会议失败后的漫长谈判再次无功而返。2006年7月 24日,WTO总干事拉米悲伤地宣布,多哈回合将被无限期终止。这一失败向世人昭示了多边贸易谈判的复杂性及未来世界自由贸易前景的黯淡。由于多边贸易谈判中农业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多哈回合失败对未来中国农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就非常值得关注。 一、多哈回合失败意味着什么? 农业问题始终是谈判的焦点所在,本次多哈回合谈判的核心议题是提高市场准入、减少出口补贴和农业支持。有研究表明,多哈回合谈判如果成功而给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带来的收入增长中,有63%来自农业贸易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而在这些可能实现的收益中,又将有93%取决于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然而,由于农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中均占有着举足轻重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各国均不肯在此问题上做太大的让步,发达国家尤其如此。面对多哈谈判的失败,作为世界三大农业供应集团的美国、欧盟、凯恩斯集团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美国农场主将继续享受美国政府提供给他们的每年22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欧盟的部分成员国如法国,作为欧盟第一大农业生产国将可以继续获得22.1%的欧盟农业补贴;而原指望通过多哈谈判大幅度削减农业支持从而扩大其粮食出口的加拿大凯恩斯集团则非常失望;对于那些处于全球生产链最低端的贫困国家而言,由于进入发达国家的困难增大而使得它们与全球市场融合的步伐更迟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将越来越大。按照拉米的说法,多哈谈判的被迫中止,对所有成员都是一个失败;这将使多边贸易体制受损,发展中国家失去发展经济和减少贫困的良机,对世界经济将产生负面影响,保护主义也会趁机抬头。 二、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对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多哈回合谈判失败意味着世界农产品自由贸易进程的推迟,西方高额的农产品补贴将扭曲世界农产品供应。西方国家农业国内支持和补贴额历来很高,其中美国、欧盟及日本的农业补贴约占世界总额的80%,且对部分农产品维持高关税,严重扭曲世界农产品贸易。如日本,2011年农产品进口关税仍保持17.7%高税率,其中大米407%,魔芋粉1124.1%。日本农业仅占其GDP的1.0%,但政府农业补贴却高达1.4%;美国1996年后的农业政策计划7年内给农民补贴356亿美元,《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规定今后10年将给农业补贴 1900亿美元,《2003年农业援助法案》再次规定向遭受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及其他紧急情况损失的生产者提供补贴。多哈谈判失败后,这些国家可以继续堂而皇之地给予本国农业以巨额财政支持,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长期处于扭曲状态。 凯恩斯集团是世界上农产品自由竞争程度最高的国家,他们试图通过多哈谈判以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从而更多地占领世界农产品市场份额。多哈谈判失败后,他们只能在扭曲的世界市场体系下进行农产品生产,这时它所释放的生产能力将小于或等于其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产量水平。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在一些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生产上本没有优势,如果大规模的削减农业支持,大量农产品的进口将对国内粮食生产者产生冲击,多哈谈判失败,使得中国暂时避免了这一冲击。按照我国目前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今后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还会继续加大,因此,中国未来的粮食自给率依然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从世界粮食市场进口的数量会比较稳定。然而,喜忧参半的是,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水果、蔬菜等,在出口时也会面临较高的市场门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判断这样的结论:多哈谈判失败后,今后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将有所抬头,各国在农业补贴上将会形成攀比,导致世界农产品市场供应进一步失衡,进而导致其平均价格的下跌。 三 、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后,中国农产品贸易将做怎样的调整? 1、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调整我国农业产业结构。我国人均可耕地少、资本短缺、劳动力充足的要素禀赋特征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竞争优势,而耕地资本密集型产品则处于比较劣势。在确保粮食安全前提下,为将比较优势转化成现实竞争优势,需适当减少粮棉油糖等土地密集型产品生产,增加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合理配置土地、水、资金等资源,以获取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世界上多种利益集团的存在为我们利用世界市场提供了可能。由于多哈回合谈判中存在着多个利益集团,如代表谈判主要力量的美国、欧盟等 G20国家,以瑞士和日本等代表农业保守势力的G10国家,还有以印尼、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G33国家,还包括传统的农业出口国,如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凯恩斯集团等,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谈判几方互相制衡。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各集团均不会减少对其国家的农业支持,这为未来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供应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也为我们以后利用世界市场调整农业结构提供了产品保障。 2、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提高农产品品质,扩大优势农产品的出口。我们也必须同时注意到,多哈回合的失败,使得我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越来越高,尤其是在进入发达国家时。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我国近些年农产品出口受阻的主要原因。多哈谈判失败后,各国除了利用关税手段限制进口外,还将大量使用技术壁垒作为限制进口的主要手段,如检验检疫壁垒、食品反恐规定及身份认证壁垒等。为此,我国应重视以健全统一权威的农业标准体系为基础,以构筑标准化生产体系为突破口,以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为保障,以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提高农产品品质为目的,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完善我国的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出口。 3、积极开展双边贸易,疏通农产品进出口渠道。多哈谈判破裂是一个消极的信号。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市场,多哈失败,多边贸易体制的威信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为此,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从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看,亚洲仍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05年 1~6月出口亚洲国家农产品达86亿美元,出口欧洲和北美两个世界最大农产品市场仅21.8亿美元和14.2亿美元,两者之和不及前者一半。故今后我国在保住现有市场份额的同时,要抓住欧美扩大市场开放的有利时机,积极开拓欧美市场。

世界农业论文篇(7)

1987年,林毅夫回到中国,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回国后,他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1994年至2008年,一直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讨论,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规范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较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他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并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性,以及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主张中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他还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给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林毅夫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认为在拥有和平稳定发展机会的环境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世界农业论文篇(8)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着,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着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着的是中国农业遗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缪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着;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着《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着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齐民要术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着,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着作,最着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着,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着,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着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着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着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着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    

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着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着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着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着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缪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着,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着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着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着,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着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着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着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着,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着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着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着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    

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着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着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着。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着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着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农业出版社,1983年。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着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    

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着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着《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着《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世界农业论文篇(9)

首先,“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是生存还是毁灭,是衰败还是复兴,是遗弃还是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成为古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才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

世界农业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32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17-02

一、世界苹果生产的现状

数据来源:(价值中国网)图1

从图1看出,世界苹果的产量稳定,世界苹果产量大概处于5 000万~6 000万吨,不过有逐年缓慢增长的趋势。所以可以推定在最近的几年世界苹果产量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世界上共有6大洲84个国家生产苹果,其中欧洲35个国家,亚洲25个国家。苹果产量超过100万吨的国家有12个,这12个国家的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5.8%。其中产量最多的5个国家分别为中国、美国、波兰、伊朗和土耳其,五国的产量约占世界苹果总产量的54.8%。

二、世界苹果国际贸易状况

1.苹果主要出口市场的地理分布:从出口量看,世界上最大的苹果出口市场在欧洲,其次是亚洲和南美洲,主要的苹果出口国有法国、意大利、中国、智利、美国、荷兰、波兰、比利时、南非、新西兰和阿根廷等。

2.中国苹果出口现状。 苹果是中国产量最大的水果品种,也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品种。近20年来,中国苹果的出口量增长很快,年均增长率是14.83%,远远高于年均3.06%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世界上出口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苹果出口量占世界比重已经由1985年的1.7%上升到2003年的9.8%。尽管如此,中国苹果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还是非常低,2003年也仅仅达到2.9%。而其他苹果主要出口国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都远远高于中国,以2003年为例,美国、波兰、阿根廷的比重稍低一些,在15%左右,其余的几个国家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都超过35%,甚至更多。

3.苹果进口市场的地理分布:从进口量上看,世界苹果的进口市场主要还是集中在欧洲,其次是亚洲和中北美洲。主要的进口国有德国、俄罗斯、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和法国,这10个国家的进口量总和达到世界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进口国,虽然这些年进口比重有下降的趋势,但年均进口量仍达72万吨,占世界苹果进口总量的16%左右。在这些国家中,俄罗斯、西班牙、墨西哥的进口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他国家进口量保持平稳或稳中有降。

三、保护我国苹果的产业的理论依据

(一)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幼稚产业的判定标准:坎普标准

1.坎普标准(Kemp’s test):幼稚产业保护应以实现产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为前提,即如果某一产业将来在经过保护之后能带来外部经济效应,则暂时性的保护是可以考虑的。

2.在外部规模经济存在时,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之间可能出现偏离。只要其在保护之后,能够产生显著的外部经济效应,则仍有保护的必要。

3.与强调内部规模经济的前两个标准不同的是,坎普标准更加强调外部规模经济与幼稚产业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分析

根据坎普标准内部规模经济的情形下,即使某一产业符合穆勒和巴斯塔布尔的标准,政府的保护也不见得是必要的。

从数据可得,中国的农民面临着地少人多的事实,一直处于精耕细作的劳动模式,生产规模不明显,生产率不高。

1.由于土地的资源的有限性,中国的果农很难成为美国似的农场主,生产达不到内部规模经济。

2.由于农业作物的特性,资本投入回收慢,而在中国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投资在股市或者其他行业,资本回收快,回报率高,因此中国的农业资本的来源是有限性,中国企业进入农业行业的热情不高。

3.农村的信贷体系不完善,果农的信贷依然存在问题。

4.农民素质的不高,没有形成有效率的、有组织的农业协会,难于承受市场的价格的波动,议价能力弱。

外部规模经济的理由如下:

1.中国是生产苹果大国,果农占产量、面积与分布

我国是世界第一苹果生产大国,栽培面积和产量均居世[LL]界首位。据统计, 2003年世界苹果总产量为5 796.7万t,我国苹果总产量为2 110万t,占世界苹果总产量的36.4%。

2.苹果也是我国重要产业之一, 2003年我国水果总产量7 552万t,其中苹果占27.94%[1]

3.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26个有苹果产量与栽培面积的记载。年产果100万t以上的省份有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和辽宁省。其山东省是我国苹果生产第一大省, 2001年苹果总产量达616万t,占全国苹果总产量的30.8%;栽培面积40万hm2,占全国栽培面积的19.2%[2]。

4.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苹果产业集中度、优质果率不断提高。如资料显示: 2006年渤海湾产区、西北黄土高原产区苹果生产集中度达85%,比2002年提高5个百分点,优质果率接近50%,提高10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苹果纯收入2 548元/亩,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超过5 000元/亩,是主产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总的看来,我国苹果产业已经发展成为最具活力的农业产业之一。

(三)利用国贸的幼稚产业保护前后的变化与福利效应理论分析

(引用老师上课的课件)

Y代表所谓的幼稚产业,其在发展初期的所对应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并不能反映其将来潜在的可能性曲线。如果选择自由贸易,那么对应于世界相对价格p,本国出口X,进口Y,社会福利水平为U0;短期内假设本国对Y产品进口征收一个禁止性关税,则征税后的国内价格pt回到了封闭下的价格水平,对应的社会福利为U1,低于自由贸易下的福利水平。保护期间,Y部门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从长期看,本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此时,撤除保护性关税,假设本国在世界市场上是小国,本国的发展不影响世界价格,那么有两种可能的结果:(1)如图8-3(a)所示,对应于p,本国仍然出口X,进口Y,但与保护前相比,社会福利得到了改善;(2)在图8-3(b)中,我们看到由于Y部门的发展十分显著,撤除保护后,面对世界价格p,本国反倒由原来进口Y转变为出口Y,社会福利水平由U1提升至U2,高于自由贸易下的福利水平U0。

因此,国家给予保护,是会产生外部规模经济,一旦苹果产业得到有效的保护,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26个有苹果产地。特别是年产苹果100万t以上的省份有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和辽宁省。

参考文献:

[1]张兴旺.我国苹果产业现状、在问题与发展对策[J].柑桔与亚热带果树信息,2005,(6).

[2]王朝辉.广东特色水果出口贸易发展问题与对策――粤西茂名地区的研究[J].林业经济,2007,(4).

[3]孔媛.世界水果贸易比较优势与产业内贸易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1).

世界农业论文篇(11)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中国农业的历史走向及其在近代的命运变幻,甚至关涉到对中华文明历史变迁的宏观认识,因而成为久谈不衰的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形成了若干种不同的看法,但研究传统农业经济和近代农业经济的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往往是各自表述,只有少数研究成果将传统与近代联系起来作连贯的考察。假如将已有的各种分歧连缀对读,将会得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结论。

 

 

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发展论、起伏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认为,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农业经济经历了连续上升的过程。秦汉时代为中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至唐代出现新的发展。如阎守诚以唐代后期工商业发展、货币经济、赋税制度等变化为依据,认为其时中国经济已出现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自此之后传统经济的发展转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两宋时代,传统农业承继晚唐的特征,并获充分发展,明清时代则将传统农业经济推至更高水平。[1]以粮食亩产量为例,有学者认为明清水稻产量不断提高,明代中后期粮食亩产量高于宋代,清代中叶又高于明代,达到传统农业时代的顶峰(甚至比20世纪上半期还要高)。农业发展的证据不仅限于此,江南区域研究的成果也显示,明清水稻亩均投入的劳动量无明显增加,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这些看法与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应。麦迪森认为11世纪的中国经济领先于世界,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明清时期,人均经济收入仍大致稳定于较高水平。[2]

 

起伏论者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先兴后衰,大致以宋代作为分界线,此前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时期,宋代超越前代,达至发展高峰,宋元之后由盛转衰,明清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时期。与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与宋元时期一样,也是传统农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只不过此一时期传统农业的发展不及前两个高峰时期显著,且受到更多消极因素的制约。这种观点可视之为变相的衰退论。章有义、吴慧、赵冈等人的研究显示,清代前期以后,粮食的平均亩产和人均产量都呈下降趋势。尽管此一时期粮食等农作物总产量有所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致使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停滞,尤以清代中期最为典型。黄宗智的区域研究成果也支持这种观点,他发现尽管单位面积产量上升,并以此支撑了城镇的发展,但绝对产出量的增加是以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还有学者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情况判断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认为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与唐、宋、元相比虽有进展,但进展不大,个别方面甚至衰落,总体上陷入停滞状态。[3]

 

衰退论者的典型看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历了由精耕细作到过密化经营的演变,结果导致生产者的贫困和社会的退步。但持此观点者认为,这并非简单否定传统农业的成就,而是兼顾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制约并存的两个侧面;从农业产量、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多重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经济变迁,既可看到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传统农业在空间布局、区域分工、生产总量等方面的发展,又可看到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人均耕地数量、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下降。[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乎是两面兼顾的观点,重在指出传统农业发展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升中有降,就其核心论断而言,仍可视为衰退论。

 

至于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国农业,学者们的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可大致归类为发展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总产量上升、人均产量增加、人均收入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据此,他们认为近代中国至少到抗日战争前,并未发生持续性的农业衰退。珀金斯的研究显示,在近代中国,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减退,反而不断上升。至于单位面积产量,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亩产有所下降外,在其他时期粮食亩产均呈上升趋势。罗斯基甚至对近代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肯定的判断。[5]

 

衰退论者认为,与清代前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顶峰相比,近代中国农业耕地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趋势;即使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也是过密化发展,实际上是陷于停滞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终至全面破产。这一时期农村资源贫乏、农家生活水平低下、农村金融枯竭,这些都是农业衰退的征候。一些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支持这一看法。如麦迪森,他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应下降为例,认为自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时间内,中国农业经济持续衰退。

 

 

对于上述宏观经济变动趋势,学者们在逐步深入的争论中,已经从资料可靠程度、估算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合理性等角度进行了辨析,但较少跨越传统与近代,以连续的眼光看待这些争论。因此,有必要将传统和近代作为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整体过程看待。这里,我们把上述传统农业与近代农业变迁趋势的主要观点加以简化,两两连接组合,可以得到自秦汉以迄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变迁基本趋势不同描述的示意图(其中传统、近代仅作为时间概念)。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悖论:

 

第一,如果认可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都是持续发展的,那么就要承认自秦汉时代起,农业经济虽然经历短期波动,但基本上持续发展直至清代中叶,19世纪中叶转入近代后,农业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了2000多年。若中国农业如此连续发展,那么以往被学者们所强调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就要重新估计,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工业发展与农业传统关系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也要重新评价。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隔也就成为多余。此外,还将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农业经历了两千年持续发展(当然,不排除其间小的间歇与停滞),到20世纪上半叶,超过半数的农民却难以过上温饱的生活。有学者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的成就都被增长的人口吞噬掉了,那么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下,农业持续发展如何可能?人口因素对农业的双重(积极与消极)作用转换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第二,如果认可传统农业是发展的,而近代农业是衰退的,就要承认中国农业持续发展至清代中叶,而当进入近代或近代前夕,却转趋停滞或倒退。这样就要认同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有利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增进等证据;同时,认同近代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因素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等证据。此外,还需要说明在中国近代化转折的过程中,在近代工业开始启动、城市经济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却经历了衰败的过程。近代农业经济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因素(或旧的困扰),使农业由波峰骤然跌向波谷?是城市工业发展、农业劳动力外流、农村经济加速融入世界市场等因素,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倒退吗?以农业劳动力变动这一因素为例,尚需证明近代农业劳动力流出农村经济领域、农业生产部门并未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更佳的生产条件。那么,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均被增长的人口数量抵消掉了,因而未能在农业中产生积极作用,还是农业生产未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制约,而是被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所左右了呢?

 

第三,如果认为传统农业先升后降,至近代却由衰转盛,重新获得发展,就要证明近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商品化等新的经济因素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而不是像衰退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与倒退。还需从上述有关近代农业衰落的证据中,找出农业经济发展的依据;或者证明中国农业经济自有其变迁周期,就像有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它与人口、土地、气候等长时段诸因素关联更为密切,却不一定与传统到近代转折期诸新经济因素有紧密关联。[6]而且要有足够的说服力,重新评价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影响的普遍看法。这样,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经济与社会剧变的一系列论证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从逻辑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第四,如果认定传统农业持续下降,近代农业继续停滞或衰退,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生态环境日益破坏、生产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都呈下降趋势。就整个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水平而言,是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及唐宋,唐宋逊于秦汉。若果真如此,何以解释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何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一系列发展的现象?难道中华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只不过是幻像?

 

除了上述悖论外,即使就20世纪上半叶短短50年而论,也有许多不能解释的悖论。一些学者看到的是市镇勃兴、乡村工业拓展、金融网络延伸;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却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家收入减少、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农村金融枯竭。试问,这两种矛盾的现象,如何能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区域中并存?

 

 

之所以产生上述悖论,除了学术理路的歧异,还有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由于研判标准和倚重的侧面不同,各种观点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与衰退的判断不免产生分歧。学者们所用的指标包括总产量、人均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边际生产率;考察的侧面除了技术水平、生产条件,还有收入水平、劳动分工程度,甚至还有人均GDP的增长等。各类判断虽都兼顾多项指标,但却各有所依以为据的侧重点,这就不免在一些基本判断上产生歧异。因此,以连续性、长时段的眼光看待中国农业的变化,建立一套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才可能对两千余年的农业经济做出恰当判断。同时,还需将近代农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判断贯通。近代农业是自明清农业延续下来的,而明清农业也不是无源之水。同样,明清及其前代农业的成就也会在近代农业经济中延续。每一个时段的研究在方法上都应“瞻前顾后”,尤其应关注被认为是转型时代的近代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固然要重视“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样的概括,但也不能在注重“变”的时候忽略了“常”。换言之,我们不能离开农业生产的历史生态评估近代农业经济。

 

其次,检视前述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两个问题:相对于唐宋而言,明清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相对于明清而言,近代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区域经济的研究入手。不管是明清农业经济还是近代农业经济,都存在着重大的区域差异,是发展还是停滞,要分别区域具体而论。对中国农业经济历史轨迹的判断,还需要在跨区域研究上更多地合作,因为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兴盛与衰退、发展与停滞的判断,往往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结论的。应当注意的是,认为明清经济发展和认为明清经济滞后有时并不矛盾。因为,有的学者是从纵向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明清较之唐宋时代而言,经济继续发展。而有的学者所提出的明清滞后论,则是从横向比较而言的,认为唐宋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较为发达,居于世界各国前列,而明清时期已经落后于西方。换言之,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经济是绝对地发展的,也是相对地(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发达的;但自唐宋以后,虽然仍保持绝对地发展,却相对地落后了。一些争论的实质就在于这种相对性、绝对性判断上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对中国农业经济判断的异同时,系统区分其结论是基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会减少似是而非的争论。

 

再次,在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这已为经济史学者们的共识。也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经济时,曾有意避开经济理论的预设,注重考察具体的生产条件,而较少讨论诸如价格、运销诸因素。然而,就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而言,不考虑农家经营中的市场因素,如何理解农业和农村经济呢?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分析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但完全无视经济分析也不能给予农业经济以充分理解。实际上,上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业经济兴衰共存、荣枯互见的矛盾现象,恰恰需要从与市场相关的诸因素去理解。在融入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由农村流向城镇,工业产品则由城市流入农村。在这种对流过程中,农村原来的手工业、劳务、农业收益的一部分经由市场流向城市乃至国外,日积月累,遂致农业经济衰退。这正是劳动生产率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经济区域,在接触较为发达的经济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近代土地兼并加剧,也正是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外部产品输入农村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视之为农家经济破产的根源。因为自明清至近代,土地制度没有本质变化;实际上,由于永佃制的扩展,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权关系变化。这说明制约近代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土地产权制度,还不如说是与市场关系紧密的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诸因素在市场条件下的相对水平。这就提醒我们,在解释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市镇规模扩大、农村贫困化的悖论时,除了考察中国农村和农业内部诸因素外,还需更多地联系“世界体系”加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