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论文大全11篇

世界农业论文篇（1）

引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思想理论，其在指导革命、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视角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笔者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解读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对于明确农民群众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农村经济建设的概述

在马克思主义诸多理论和思想中，关于农村经济建设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在马克思系列理论著作中，无不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也是其以“实践”检验真理为基础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人的自主、选择、自为以及创造性的高度统一，人是参与实践的主体，在对客体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体现出其所固有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原则的论述是其在继承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形成的，是辩证继承了传统的唯物主义；融入了西方有关主体性的传统学说，又批判了这些学说的唯心主义内容。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主体性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作为主体性的人具有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意识、倾向”，但是，人的主体性是必然要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的。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重点着眼于“改变客观世界”，这是其哲学思想与以往的传统的哲学思想、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本质区别所在。马克思对人类的主体性、人是实践的主体进行肯定，但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主体就是必然等同的，只有具备自我、对象意识后，并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够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其才具有了真正的“主体性”。①

马克思主义的和谐观。马克思和谐观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人与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类自身与人的统一，这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主张自然界与人之间互相为对象的辩证关系，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过程中，自然界也同时以人作为对象，对人产生反作用。由于自然界的发展有其固定的规律，必然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客观的制约性。因此，人类改造世界必须要遵循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人与社会的统一的辩证关系论述了社会与人之间是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是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如果离开了社会具体的人就不存在，而离开了人的社会也是不能存在的。个人的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不能脱离人与自我关系的辩证统一而存在。由此可见，马克思和谐观所蕴含的思想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一个整体性范畴，具有四层互相联系的涵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历史指的是人类的总体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和统一性是世界历史观的基本含义，由此可见，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第二，世界近现代历史主要是18、19世纪以来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世界历史就是交往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整体和局部、系统和要素的关系。第三，世界历史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结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世界历史属于更高阶段，属于彻底解放人类的阶段，是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阶段。第四，世界历史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方法和视野。马克思关于世界观与历史观的论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②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历史观、世界观以及主体性理论等视角解读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有助于明确马克思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有力地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相对于城市的建设、经济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以及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受到了其它国家的巨大冲击，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甚至在部分地区，二元城乡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还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的相对减少也导致他们的购买力出现下降，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乃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③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不能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新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在实践中履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取得成功必须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要发展特色农业、集约型农业。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因此，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力度，推广种植新型、高产的农产品，提高农村居民农业种植的技术水平，发展集约型农业，以实现全面提升农业产出效益的目标。同时，要重点发展特色农业，挖掘农业的潜力。由于我国土地资源十分匮乏，尤其是耕地资源更是十分有限，通过深度挖掘农村耕地的潜力，可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上产物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以及其它工业，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镇驻地，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加工这一增值环节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留在“农村”。而工业的发展又可以积累大量资金，使广大农村地区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中去，如此，技术型农业、科技型农业以及生态农业的发展就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简言之，农村经济建设就是要注重效益、生态并重，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行性。④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的论述、强调的人的“实践”价值，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首先，必须肯定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农民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而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维护以及发展好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这就决定了农民必定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直接受益者、最终受益主体。因此，新农村经济建设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引导，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农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决定性作用，要从思想上、工作中把农民放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地位，创造有利的环境，调动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以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如果广大的农民群众被动地参与到经济建设，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就会比较低，新农村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其次，激发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必须激发农民的能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实现，首先必须要农民了解新农村建设内涵、最终目标以及最终利益获得群体，让农民知晓经济建设是与农民的切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只有激发、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热情，我们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才具有了更可靠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农民的选择性，只有农民明确了想要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经济建设才具有了必备的“人力资源”。相比能动性、选择性而言，创造性是农民主体性的最高阶段的表现，发挥农民的创造性作用，农民的创造性精神、创业意识能够推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进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能否实现，关键是取决于能否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只有让广大的农民群众称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他们才能够更好地享受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果。⑤

最后，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载体，尊重农民的自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与其全面发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新农村经济建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又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载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利，使他们能够主动、自主地参与到农村经济发展中去。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农村群众的主体性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的体现，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地意识到自己才是新农村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主体，才能够承担起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任，然后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实践，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劳动技能水平，从而促进农民群众自身实践能力的全面提高。

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并将其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人性发展的主要标志，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政治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和谐观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实现的途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首先，和谐观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可行性。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提出的人的自然、社会以及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人为本”的重要的理论来源，能够激发广大的农村居民参与到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浪潮中去，为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撑。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的论述，包含了人要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对当前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其关于人与社会辩证的统一关系的阐述对于营造和谐的邻里关系、增强农村居民的凝聚力向心力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离不开农村的参与，建立和谐社会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平、思想认识水平以及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从而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活动的顺利开展。当然，尊重自然规律并不意味着不能改造客观世界，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居民要积极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通过认识各种自然现象、客观规律，逐渐掌控这些规律的变化，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农村居民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人与客观实践之间“信息”、“能量”以及其它物质的交换，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稳定以及健康地发展。⑥

其次，和谐观对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实现途径具有指导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倡导的内涵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以农村产业结构优化为根本出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是基础保障，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生活质量得到了质的改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是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以粗放型发展为主的，过度的索取致使农村的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导农村居民发展生态农业、集约型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畜牧养殖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二是转变基层政府职能，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以镇、乡为主的基层政府的决策直接与农户的经济利益相关，决策正确将会有助于发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促进和谐农村建设目标的顺利实施；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紧紧围绕“服务农民、以农民为本”的理念为核心，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思路。三是以塑造新型农民为关键，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新型农民的培育必须要提高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使农民成为“技术水平较高、经营水平较高”的新型农民，进而为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小结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败、和谐社会建设能否成功、城乡二元经济差距能否消除、城乡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等都离不开农民的参与。政府必须进行科学的规划，激发农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积极性、主动性，使他们成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唐学文：“新农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论坛》，2011年第7期，第46～47页。

②左然：“构建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人民论坛》，2006年第7期，第56～58页。

③付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思考”，《现代商业》，2011年第24期，第173～174页。

④黄剑：“新农村经济建设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探讨”，《商业时代》，2010年第9期，第121～122页。

世界农业论文篇（2）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一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二生产结构的特点 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  

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三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四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  

。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着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世界农业论文篇（3）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世界农业论文篇（4）

内容提要：本文从多哈谈判失败的意义、今后可能对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供应、及未来中国应如何应对三方面分析了多哈谈判失败后对世界各国农产品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未来世界农产品市场将出现供给增加、价格下降的趋势，中国应在保证一定程度自给率的前提下，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强化农产品质量、进一步寻求双边合作才是应对之道。 论文关键词：多哈回合，世界，农产品贸易，影响 由于在农业自由贸易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世人瞩目的多哈回合谈判再次破裂。这场发端于2001年11月的、继西雅图和坎昆会议失败后的漫长谈判再次无功而返。2006年7月 24日，WTO总干事拉米悲伤地宣布，多哈回合将被无限期终止。这一失败向世人昭示了多边贸易谈判的复杂性及未来世界自由贸易前景的黯淡。由于多边贸易谈判中农业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多哈回合失败对未来中国农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就非常值得关注。 一、多哈回合失败意味着什么？ 农业问题始终是谈判的焦点所在，本次多哈回合谈判的核心议题是提高市场准入、减少出口补贴和农业支持。有研究表明，多哈回合谈判如果成功而给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带来的收入增长中，有63%来自农业贸易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而在这些可能实现的收益中，又将有93%取决于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然而，由于农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中均占有着举足轻重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各国均不肯在此问题上做太大的让步，发达国家尤其如此。面对多哈谈判的失败，作为世界三大农业供应集团的美国、欧盟、凯恩斯集团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美国农场主将继续享受美国政府提供给他们的每年22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欧盟的部分成员国如法国，作为欧盟第一大农业生产国将可以继续获得22.1%的欧盟农业补贴；而原指望通过多哈谈判大幅度削减农业支持从而扩大其粮食出口的加拿大凯恩斯集团则非常失望；对于那些处于全球生产链最低端的贫困国家而言，由于进入发达国家的困难增大而使得它们与全球市场融合的步伐更迟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将越来越大。按照拉米的说法，多哈谈判的被迫中止，对所有成员都是一个失败；这将使多边贸易体制受损，发展中国家失去发展经济和减少贫困的良机，对世界经济将产生负面影响，保护主义也会趁机抬头。 二、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对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多哈回合谈判失败意味着世界农产品自由贸易进程的推迟，西方高额的农产品补贴将扭曲世界农产品供应。西方国家农业国内支持和补贴额历来很高，其中美国、欧盟及日本的农业补贴约占世界总额的80%，且对部分农产品维持高关税，严重扭曲世界农产品贸易。如日本，2011年农产品进口关税仍保持17.7%高税率，其中大米407%，魔芋粉1124.1%。日本农业仅占其GDP的1.0%，但政府农业补贴却高达1.4%；美国1996年后的农业政策计划7年内给农民补贴356亿美元，《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规定今后10年将给农业补贴 1900亿美元，《2003年农业援助法案》再次规定向遭受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及其他紧急情况损失的生产者提供补贴。多哈谈判失败后，这些国家可以继续堂而皇之地给予本国农业以巨额财政支持，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长期处于扭曲状态。 凯恩斯集团是世界上农产品自由竞争程度最高的国家，他们试图通过多哈谈判以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从而更多地占领世界农产品市场份额。多哈谈判失败后，他们只能在扭曲的世界市场体系下进行农产品生产，这时它所释放的生产能力将小于或等于其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产量水平。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在一些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生产上本没有优势，如果大规模的削减农业支持，大量农产品的进口将对国内粮食生产者产生冲击，多哈谈判失败，使得中国暂时避免了这一冲击。按照我国目前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今后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还会继续加大，因此，中国未来的粮食自给率依然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从世界粮食市场进口的数量会比较稳定。然而，喜忧参半的是，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水果、蔬菜等，在出口时也会面临较高的市场门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判断这样的结论：多哈谈判失败后，今后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将有所抬头，各国在农业补贴上将会形成攀比，导致世界农产品市场供应进一步失衡，进而导致其平均价格的下跌。 三 、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后，中国农产品贸易将做怎样的调整？ 1、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调整我国农业产业结构。我国人均可耕地少、资本短缺、劳动力充足的要素禀赋特征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竞争优势，而耕地资本密集型产品则处于比较劣势。在确保粮食安全前提下，为将比较优势转化成现实竞争优势，需适当减少粮棉油糖等土地密集型产品生产，增加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合理配置土地、水、资金等资源，以获取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世界上多种利益集团的存在为我们利用世界市场提供了可能。由于多哈回合谈判中存在着多个利益集团，如代表谈判主要力量的美国、欧盟等 G20国家，以瑞士和日本等代表农业保守势力的G10国家，还有以印尼、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G33国家，还包括传统的农业出口国，如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凯恩斯集团等，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谈判几方互相制衡。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各集团均不会减少对其国家的农业支持，这为未来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供应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也为我们以后利用世界市场调整农业结构提供了产品保障。 2、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提高农产品品质，扩大优势农产品的出口。我们也必须同时注意到，多哈回合的失败，使得我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越来越高，尤其是在进入发达国家时。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我国近些年农产品出口受阻的主要原因。多哈谈判失败后，各国除了利用关税手段限制进口外，还将大量使用技术壁垒作为限制进口的主要手段，如检验检疫壁垒、食品反恐规定及身份认证壁垒等。为此，我国应重视以健全统一权威的农业标准体系为基础，以构筑标准化生产体系为突破口，以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为保障，以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提高农产品品质为目的，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完善我国的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出口。 3、积极开展双边贸易，疏通农产品进出口渠道。多哈谈判破裂是一个消极的信号。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市场，多哈失败，多边贸易体制的威信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为此，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从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看，亚洲仍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05年 1～6月出口亚洲国家农产品达86亿美元，出口欧洲和北美两个世界最大农产品市场仅21.8亿美元和14.2亿美元，两者之和不及前者一半。故今后我国在保住现有市场份额的同时，要抓住欧美扩大市场开放的有利时机，积极开拓欧美市场。

世界农业论文篇（5）

1987年,林毅夫回到中国,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回国后,他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1994年至2008年,一直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讨论,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规范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较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他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并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性,以及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主张中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他还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给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林毅夫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认为在拥有和平稳定发展机会的环境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世界农业论文篇（6）

首先，“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是生存还是毁灭，是衰败还是复兴，是遗弃还是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成为古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才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

世界农业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32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17-02

一、世界苹果生产的现状

数据来源：（价值中国网）图1

从图1看出，世界苹果的产量稳定，世界苹果产量大概处于5 000万~6 000万吨，不过有逐年缓慢增长的趋势。所以可以推定在最近的几年世界苹果产量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世界上共有6大洲84个国家生产苹果，其中欧洲35个国家，亚洲25个国家。苹果产量超过100万吨的国家有12个，这12个国家的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5.8％。其中产量最多的5个国家分别为中国、美国、波兰、伊朗和土耳其，五国的产量约占世界苹果总产量的54.8％。

二、世界苹果国际贸易状况

1.苹果主要出口市场的地理分布：从出口量看，世界上最大的苹果出口市场在欧洲，其次是亚洲和南美洲，主要的苹果出口国有法国、意大利、中国、智利、美国、荷兰、波兰、比利时、南非、新西兰和阿根廷等。

2.中国苹果出口现状。 苹果是中国产量最大的水果品种，也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品种。近20年来，中国苹果的出口量增长很快，年均增长率是14.83％，远远高于年均3.06％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世界上出口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苹果出口量占世界比重已经由1985年的1.7％上升到2003年的9.8％。尽管如此，中国苹果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还是非常低，2003年也仅仅达到2.9％。而其他苹果主要出口国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都远远高于中国，以2003年为例，美国、波兰、阿根廷的比重稍低一些，在15％左右，其余的几个国家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都超过35％，甚至更多。

3.苹果进口市场的地理分布：从进口量上看，世界苹果的进口市场主要还是集中在欧洲，其次是亚洲和中北美洲。主要的进口国有德国、俄罗斯、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和法国，这10个国家的进口量总和达到世界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进口国，虽然这些年进口比重有下降的趋势，但年均进口量仍达72万吨，占世界苹果进口总量的16％左右。在这些国家中，俄罗斯、西班牙、墨西哥的进口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他国家进口量保持平稳或稳中有降。

三、保护我国苹果的产业的理论依据

（一）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幼稚产业的判定标准：坎普标准

1.坎普标准（Kemp’s test）：幼稚产业保护应以实现产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为前提，即如果某一产业将来在经过保护之后能带来外部经济效应，则暂时性的保护是可以考虑的。

2.在外部规模经济存在时，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之间可能出现偏离。只要其在保护之后，能够产生显著的外部经济效应，则仍有保护的必要。

3.与强调内部规模经济的前两个标准不同的是，坎普标准更加强调外部规模经济与幼稚产业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分析

根据坎普标准内部规模经济的情形下，即使某一产业符合穆勒和巴斯塔布尔的标准，政府的保护也不见得是必要的。

从数据可得，中国的农民面临着地少人多的事实，一直处于精耕细作的劳动模式，生产规模不明显，生产率不高。

1.由于土地的资源的有限性，中国的果农很难成为美国似的农场主，生产达不到内部规模经济。

2.由于农业作物的特性，资本投入回收慢，而在中国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投资在股市或者其他行业，资本回收快，回报率高，因此中国的农业资本的来源是有限性，中国企业进入农业行业的热情不高。

3.农村的信贷体系不完善，果农的信贷依然存在问题。

4.农民素质的不高，没有形成有效率的、有组织的农业协会，难于承受市场的价格的波动，议价能力弱。

外部规模经济的理由如下：

1.中国是生产苹果大国，果农占产量、面积与分布

我国是世界第一苹果生产大国,栽培面积和产量均居世[LL]界首位。据统计, 2003年世界苹果总产量为5 796.7万t，我国苹果总产量为2 110万t，占世界苹果总产量的36.4%。

2.苹果也是我国重要产业之一, 2003年我国水果总产量7 552万t，其中苹果占27.94%［1］

3.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26个有苹果产量与栽培面积的记载。年产果100万t以上的省份有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和辽宁省。其山东省是我国苹果生产第一大省, 2001年苹果总产量达616万t，占全国苹果总产量的30.8%；栽培面积40万hm2,占全国栽培面积的19.2%［2］。

4.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苹果产业集中度、优质果率不断提高。如资料显示： 2006年渤海湾产区、西北黄土高原产区苹果生产集中度达85%，比2002年提高5个百分点，优质果率接近50%，提高10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苹果纯收入2 548元/亩，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超过5 000元/亩，是主产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总的看来，我国苹果产业已经发展成为最具活力的农业产业之一。

（三）利用国贸的幼稚产业保护前后的变化与福利效应理论分析

（引用老师上课的课件）

Y代表所谓的幼稚产业，其在发展初期的所对应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并不能反映其将来潜在的可能性曲线。如果选择自由贸易，那么对应于世界相对价格p，本国出口X，进口Y，社会福利水平为U0；短期内假设本国对Y产品进口征收一个禁止性关税，则征税后的国内价格pt回到了封闭下的价格水平，对应的社会福利为U1，低于自由贸易下的福利水平。保护期间，Y部门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从长期看，本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此时，撤除保护性关税，假设本国在世界市场上是小国，本国的发展不影响世界价格，那么有两种可能的结果：（1）如图8-3（a）所示，对应于p，本国仍然出口X，进口Y，但与保护前相比，社会福利得到了改善；（2）在图8-3（b）中，我们看到由于Y部门的发展十分显著，撤除保护后，面对世界价格p，本国反倒由原来进口Y转变为出口Y，社会福利水平由U1提升至U2，高于自由贸易下的福利水平U0。

因此，国家给予保护，是会产生外部规模经济，一旦苹果产业得到有效的保护，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26个有苹果产地。特别是年产苹果100万t以上的省份有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和辽宁省。

参考文献：

［1］张兴旺.我国苹果产业现状、在问题与发展对策［J］.柑桔与亚热带果树信息，2005,(6).

［2］王朝辉.广东特色水果出口贸易发展问题与对策――粤西茂名地区的研究［J］.林业经济，2007，（4）.

［3］孔媛.世界水果贸易比较优势与产业内贸易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1）.

世界农业论文篇（8）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中国农业的历史走向及其在近代的命运变幻，甚至关涉到对中华文明历史变迁的宏观认识，因而成为久谈不衰的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形成了若干种不同的看法，但研究传统农业经济和近代农业经济的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往往是各自表述，只有少数研究成果将传统与近代联系起来作连贯的考察。假如将已有的各种分歧连缀对读，将会得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结论。

 

一

 

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发展论、起伏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认为，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农业经济经历了连续上升的过程。秦汉时代为中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至唐代出现新的发展。如阎守诚以唐代后期工商业发展、货币经济、赋税制度等变化为依据，认为其时中国经济已出现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自此之后传统经济的发展转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两宋时代，传统农业承继晚唐的特征，并获充分发展，明清时代则将传统农业经济推至更高水平。[1]以粮食亩产量为例，有学者认为明清水稻产量不断提高，明代中后期粮食亩产量高于宋代，清代中叶又高于明代，达到传统农业时代的顶峰(甚至比20世纪上半期还要高)。农业发展的证据不仅限于此，江南区域研究的成果也显示，明清水稻亩均投入的劳动量无明显增加，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这些看法与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应。麦迪森认为11世纪的中国经济领先于世界，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明清时期，人均经济收入仍大致稳定于较高水平。[2]

 

起伏论者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先兴后衰，大致以宋代作为分界线，此前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时期，宋代超越前代，达至发展高峰，宋元之后由盛转衰，明清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时期。与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与宋元时期一样，也是传统农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只不过此一时期传统农业的发展不及前两个高峰时期显著，且受到更多消极因素的制约。这种观点可视之为变相的衰退论。章有义、吴慧、赵冈等人的研究显示，清代前期以后，粮食的平均亩产和人均产量都呈下降趋势。尽管此一时期粮食等农作物总产量有所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致使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停滞，尤以清代中期最为典型。黄宗智的区域研究成果也支持这种观点，他发现尽管单位面积产量上升，并以此支撑了城镇的发展，但绝对产出量的增加是以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还有学者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情况判断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认为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与唐、宋、元相比虽有进展，但进展不大，个别方面甚至衰落，总体上陷入停滞状态。[3]

 

衰退论者的典型看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历了由精耕细作到过密化经营的演变，结果导致生产者的贫困和社会的退步。但持此观点者认为，这并非简单否定传统农业的成就，而是兼顾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制约并存的两个侧面;从农业产量、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多重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经济变迁，既可看到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传统农业在空间布局、区域分工、生产总量等方面的发展，又可看到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人均耕地数量、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下降。[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乎是两面兼顾的观点，重在指出传统农业发展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升中有降，就其核心论断而言，仍可视为衰退论。

 

至于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国农业，学者们的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可大致归类为发展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总产量上升、人均产量增加、人均收入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据此，他们认为近代中国至少到抗日战争前，并未发生持续性的农业衰退。珀金斯的研究显示，在近代中国，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减退，反而不断上升。至于单位面积产量，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亩产有所下降外，在其他时期粮食亩产均呈上升趋势。罗斯基甚至对近代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肯定的判断。[5]

 

衰退论者认为，与清代前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顶峰相比，近代中国农业耕地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趋势;即使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也是过密化发展，实际上是陷于停滞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终至全面破产。这一时期农村资源贫乏、农家生活水平低下、农村金融枯竭，这些都是农业衰退的征候。一些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支持这一看法。如麦迪森，他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应下降为例，认为自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时间内，中国农业经济持续衰退。

 

二

 

对于上述宏观经济变动趋势，学者们在逐步深入的争论中，已经从资料可靠程度、估算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合理性等角度进行了辨析，但较少跨越传统与近代，以连续的眼光看待这些争论。因此，有必要将传统和近代作为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整体过程看待。这里，我们把上述传统农业与近代农业变迁趋势的主要观点加以简化，两两连接组合，可以得到自秦汉以迄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变迁基本趋势不同描述的示意图(其中传统、近代仅作为时间概念)。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悖论：

 

第一，如果认可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都是持续发展的，那么就要承认自秦汉时代起，农业经济虽然经历短期波动，但基本上持续发展直至清代中叶，19世纪中叶转入近代后，农业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了2000多年。若中国农业如此连续发展，那么以往被学者们所强调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就要重新估计，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工业发展与农业传统关系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也要重新评价。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隔也就成为多余。此外，还将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农业经历了两千年持续发展(当然，不排除其间小的间歇与停滞)，到20世纪上半叶，超过半数的农民却难以过上温饱的生活。有学者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的成就都被增长的人口吞噬掉了，那么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下，农业持续发展如何可能?人口因素对农业的双重(积极与消极)作用转换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第二，如果认可传统农业是发展的，而近代农业是衰退的，就要承认中国农业持续发展至清代中叶，而当进入近代或近代前夕，却转趋停滞或倒退。这样就要认同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有利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增进等证据;同时，认同近代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因素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等证据。此外，还需要说明在中国近代化转折的过程中，在近代工业开始启动、城市经济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却经历了衰败的过程。近代农业经济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因素(或旧的困扰)，使农业由波峰骤然跌向波谷?是城市工业发展、农业劳动力外流、农村经济加速融入世界市场等因素，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倒退吗?以农业劳动力变动这一因素为例，尚需证明近代农业劳动力流出农村经济领域、农业生产部门并未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更佳的生产条件。那么，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均被增长的人口数量抵消掉了，因而未能在农业中产生积极作用，还是农业生产未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制约，而是被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所左右了呢?

 

第三，如果认为传统农业先升后降，至近代却由衰转盛，重新获得发展，就要证明近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商品化等新的经济因素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而不是像衰退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与倒退。还需从上述有关近代农业衰落的证据中，找出农业经济发展的依据;或者证明中国农业经济自有其变迁周期，就像有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它与人口、土地、气候等长时段诸因素关联更为密切，却不一定与传统到近代转折期诸新经济因素有紧密关联。[6]而且要有足够的说服力，重新评价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影响的普遍看法。这样，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经济与社会剧变的一系列论证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从逻辑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第四，如果认定传统农业持续下降，近代农业继续停滞或衰退，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生态环境日益破坏、生产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都呈下降趋势。就整个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水平而言，是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及唐宋，唐宋逊于秦汉。若果真如此，何以解释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何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一系列发展的现象?难道中华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只不过是幻像?

 

除了上述悖论外，即使就20世纪上半叶短短50年而论，也有许多不能解释的悖论。一些学者看到的是市镇勃兴、乡村工业拓展、金融网络延伸;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却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家收入减少、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农村金融枯竭。试问，这两种矛盾的现象，如何能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区域中并存?

 

三

 

之所以产生上述悖论，除了学术理路的歧异，还有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由于研判标准和倚重的侧面不同，各种观点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与衰退的判断不免产生分歧。学者们所用的指标包括总产量、人均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边际生产率;考察的侧面除了技术水平、生产条件，还有收入水平、劳动分工程度，甚至还有人均GDP的增长等。各类判断虽都兼顾多项指标，但却各有所依以为据的侧重点，这就不免在一些基本判断上产生歧异。因此，以连续性、长时段的眼光看待中国农业的变化，建立一套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才可能对两千余年的农业经济做出恰当判断。同时，还需将近代农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判断贯通。近代农业是自明清农业延续下来的，而明清农业也不是无源之水。同样，明清及其前代农业的成就也会在近代农业经济中延续。每一个时段的研究在方法上都应“瞻前顾后”，尤其应关注被认为是转型时代的近代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固然要重视“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样的概括，但也不能在注重“变”的时候忽略了“常”。换言之，我们不能离开农业生产的历史生态评估近代农业经济。

 

其次，检视前述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两个问题：相对于唐宋而言，明清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相对于明清而言，近代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区域经济的研究入手。不管是明清农业经济还是近代农业经济，都存在着重大的区域差异，是发展还是停滞，要分别区域具体而论。对中国农业经济历史轨迹的判断，还需要在跨区域研究上更多地合作，因为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兴盛与衰退、发展与停滞的判断，往往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结论的。应当注意的是，认为明清经济发展和认为明清经济滞后有时并不矛盾。因为，有的学者是从纵向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明清较之唐宋时代而言，经济继续发展。而有的学者所提出的明清滞后论，则是从横向比较而言的，认为唐宋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较为发达，居于世界各国前列，而明清时期已经落后于西方。换言之，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经济是绝对地发展的，也是相对地(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发达的;但自唐宋以后，虽然仍保持绝对地发展，却相对地落后了。一些争论的实质就在于这种相对性、绝对性判断上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对中国农业经济判断的异同时，系统区分其结论是基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会减少似是而非的争论。

 

再次，在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这已为经济史学者们的共识。也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经济时，曾有意避开经济理论的预设，注重考察具体的生产条件，而较少讨论诸如价格、运销诸因素。然而，就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而言，不考虑农家经营中的市场因素，如何理解农业和农村经济呢?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分析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但完全无视经济分析也不能给予农业经济以充分理解。实际上，上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业经济兴衰共存、荣枯互见的矛盾现象，恰恰需要从与市场相关的诸因素去理解。在融入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由农村流向城镇，工业产品则由城市流入农村。在这种对流过程中，农村原来的手工业、劳务、农业收益的一部分经由市场流向城市乃至国外，日积月累，遂致农业经济衰退。这正是劳动生产率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经济区域，在接触较为发达的经济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近代土地兼并加剧，也正是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外部产品输入农村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视之为农家经济破产的根源。因为自明清至近代，土地制度没有本质变化;实际上，由于永佃制的扩展，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权关系变化。这说明制约近代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土地产权制度，还不如说是与市场关系紧密的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诸因素在市场条件下的相对水平。这就提醒我们，在解释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市镇规模扩大、农村贫困化的悖论时，除了考察中国农村和农业内部诸因素外，还需更多地联系“世界体系”加以认识。

 

世界农业论文篇（9）

    受欧美翻译思想风潮的影响,日本语言学界也将目光转向了文化研究领域。氏家洋子在其着作《言语文化学の视点――「言わない社会と言叶の力》(1996)指出语言与说话者、听话者,以及以语言实现交际功能的社会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南雅彦在其着作《言语と文化》(2009)中提出了文化的导入问题,指出统合文化研究在语言研究领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翻译学界,大桥良介在《文化翻译的可能性》(1993)中提出“异领域间”、“异次元间”概念,河源清志主张界定翻译射程,探讨翻译领域和境界划分问题,认为将翻译看作社会事项,进行文化现象分析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翻译学的文化转向问题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孙艺文提出了跨文化意识形态的概念(2003),许钧提出对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加以系统研究(2003),王洪涛在《翻译学的学科建构和文化转向》(2007)中提出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及最终归宿问题。这股思潮在英语学界不断推进,不过在日语学界却略显滞后。②目前此类研究并不多见,而结合农业科技翻译方面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仅有林全庄、林松、付伟伶的《科技日语翻译中的两个突出问题》(《中国科技翻译》1991)等十余篇论文,且研究内容基本定格在语言现象、研究方法、研究技巧上。

    对于农业科技日语译介

世界农业论文篇（10）

正文：“三农”问题、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等是我们近一时期最紧迫而又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重要阶段。从国家层面讲，早已减免了农业税，并赋予农村更多的惠农政策，但从根本上说，有些地方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做的还远远不够，有的地方在工业发展、城市扩建的过程中还以占有“三农”财富为代价。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再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重视三农、会议重视三农上了，而要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吸取历史教训，抓住战略机遇，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

那么，吸取哪些历史教训？有哪些战略机遇？如何抓住？这里仅从回顾历史，抓住机遇两个方面，谈一些浅薄的认识。

一、回顾历史（一）不能割断历史。主要指1700年--19世纪末期，我国经济所处位置。历史上我国也曾经是经济大国，在清朝时期，GDP的总量和增长率都远远高于欧洲诸国。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从1700年到1820年，我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我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而同期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我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上，都雄踞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但是我国不是一个经济强国，到 1840年为止，我国年产铁仅有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不及英国的1/40。我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才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我国毕业论文提纲，纺纱女手工日产五六两，高的也才十两，昼夜加班才纺出十二两；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就能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在回顾这近200年历史的时侯，我们为自己曾经的辉煌而自豪，这表明中国人民有信心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虽然曾经是经济大国，但与历史的长河相比，也是昙花一现。即便那时我国经济增长较快，但还没到工业革命，即连工业化前期的启蒙阶段还没到，更谈不上重点解决“三农”问题、以工促农、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了。（二）历史欠账太多。主要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几十年，我国在损害“三农”利益发展论文服务。在这一段的历史发展中，事实形成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先市民后农民的局面，即历史欠账太多。

1、先城市后农村。集中表现为多年前的“剪刀差”、城里人下放和无偿征地。即先城市后农村的三把刀。第一把刀是间接地侵占农村财富：即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计划经济几十年，城市低价收够农副产品，再凭粮票低价卖给城里人，城里人又把低价的工业品高价卖给农村。这样的“剪刀差”每年间接夺走农村的1/3财富〔1〕。第二把刀是直接分占农村财富：就是60年代初城里干部下放，文革期间学生下乡，无论是那一种，其直接后果都是城里人到农村直接分占农民的财富。第三把刀是抢占农村财富：在计划经济年代，城市扩建无偿占地是常有的事，就是改革开放后的10年，城市扩建、工业园区等无偿征农地也是普遍现象。这三把刀的最终结果都是把农村大量的财富让给城市，即先城市后农村。

2、先工业后农业。根本原因就是农业要有新的进步、新的起色，没有工业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铁器，没有机械，没有化肥、药物，没有排灌设备等，农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这就出现了一个定式——农业要有新发展，就得先发展工业〔2〕。我国在150年以前农业为什么发展这么慢？就是因为工业很少，农业生产力总是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水平，那时农民全部被捆在农业上，没有余粮养活工人，农民只能从事农业，工业几乎停滞不前，人们的生活方式几千年几乎没什么变化〔3〕。再者，农业周期长、受自然灾害制约多、比工业受益少而慢，而工业才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到了现代社会，才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我国就是：在工业大干快上、保护城市的时候，在开发园区、发展城市的时候，在工业集聚到城市扩建的时候，牺牲的统统是农业。

3、先市民后农民。在生活必需品供应紧缺的年代，多数都是凭票证供应的，而这些票证都是优先发给市民。从享受低价的粮票、煤票、肉票、糖票到住公房，农民总是不如市民〔4〕。多年前市民的子女当兵回来就可安置工作，农民的子女就不行。最不可理解的是，在工伤意外身亡的赔偿中，同一个事故，市民的赔偿标准都高于农民。在我国很长的几十年时间里，就业上班也是先安排市民，有了非农业户口就等于有了工作，招工先招城市户口，有一段时间只要是国家正式工子女就可以顶替转为国家人；到了后期更为愚蠢的是，有的农民白白花了几代人的血本为子女买了个非农业户口毕业论文提纲，但城里职工又下岗了，由于不学无术，还是没有工作。

（三）借鉴国外经验。主要指借鉴一些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以城带乡的做法和经验。这一段历史虽然发生在外国，但他们有很多工业管理农业的做法和以城带乡的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借鉴。美国高额补贴“三农”功不可没，数额巨大，这种补贴涵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美国农业十分发达。德国“城乡等值化”是新农村建设最具代表性的模式，是指通过土地整理和村庄更新等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上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实现与城市生活相同等值的目的。荷兰的农业奇迹得益于走重视科技、优化结构发展高效农业的道路，从传统农业弱国发展为现代农业强国。丹麦长期致力于发展高效创汇农业，农业经营向高度集约化、专业化、企业化的方向发展并超出预期目标。墨西哥调整生产经营方式，推出“农村发展计划”，通过联合零散的农业生产者建立合作社，达到一体化的规模生产、加工和销售模式，成立“联盟在身边”互助基金。澳大利亚较低的土地产出率却造就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形成了以粗放和集约并存提高生产率为主的农业发展特色。韩国农业发展得益于“新村运动”和“农协”两个动力：“农协”向农民普及农业新技术、建立购销渠道、向农民提供信贷和保险，为农民致富提供资金保障。

这些国家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主要重视和加强农业农村立法、加大政府投资和融资支援、充分发挥农业协作合同组织的作用、遵循“三农”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推进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开发和调动农民的首创精神、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这些做法和经验正是我们加快以城带乡的过程中需要选择学习的。二、抓住机遇

（一）抓住关键时期。我国现在所处位置GDP虽然世界第二，但人均仍在100名左右；到2020年，我们GDP可能上百万亿，但人均仍远不及美国和日本。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在这个阶段中，工业化已越过了前期达到了中期，这是城市大建设快速时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最好时期，是以城带乡的关键时期。我们虽然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元又恶意贬值，我国又是持有美元资产最多的国家，但我们率先在全球走出危机低谷；我们虽然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还不成熟，各地工业化水平参差不齐，但我们已经从仿造、制造大国转变为创新大国，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虽然以城带乡的道路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农民进城直接就成了城市人口，没有户口之分，而我国农民进城至少若干年不能享受城市户口的待遇，但近些年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很快，这一次人口普查结论我国城镇化达49%还多。我们要抓住这些以城带乡的关键时期论文服务。（二）适应城市预测。据2020年前国家城市结构和预测〔5〕，2010年，我国已有城市1100个，其中特大城市60个，大城市70个，中等城市352个，小城市616个。到2020年，我们的城市总量要达到1400个，其中，特大城市98个，大城市78个，中等城市490个，小城市734个；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的建制镇将从23600个增加到28500个，全国城市化率达60%。以上仅是不同规模的城镇统计及发展预测，实际发展可能比预测的更快。当前，正是新一轮的全国旧城改造、扩建提升、拓展城市空间、增强承载力的高潮，这将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以工促农、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能力，进而加速城镇化的进程。我们要主动适应国家城市发展的预测，特别在今后的10年时间，我们要乘势而上，在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中，在城镇化的征迁拆违中，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三）利用有利环境。国际大环境对我们有利，尽管世界很不安宁，美韩日联合军演、利比亚战火不断、反恐趋于复杂化，但我们长期形成的和平外交、善意外交政策使我们在世界上交了很多朋友；我们虽然不是人均很富裕的国家毕业论文提纲，但我们是发展中的大国，并正朝着强国富民的目标前进；伊拉克、利比亚等人均不是很富有吗？但富有不能说明他们军队强大，我们党领导的人们军队是强大的；我们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是历史上最稳定的，至少说在今后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安全、稳定建设的环境。国内呢？国内环境对我们更有利，共产党执政对人民百姓有无比的优越性，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加快以城带乡的必然性。我们十一五取得了辉煌成就，奥运会、残奥会、亚运会、世博会在我国圆满举行足以说明我国和平盛世、安全稳定的环境；各种强农惠农政策出台、灾区恢复重建速度如此之快足以说明党以城带乡的决心和能力。我们要充分利用有利环境，借博鳌亚洲论坛、金砖五国峰会之力，以十二五规划为指导，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 （四）按照规划要求。我们已胜利完成了一五到十一五的目标任务，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启之年。从五级十二五规划统筹城乡发展内容看，国家层面：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省级层面（安徽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推动城市优质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市级层面（蚌埠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推动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着力破除束缚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县级层面（五河县）：稳步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乡镇层面（五河县十五个乡镇）：十五个乡镇为了以镇带村，围绕五河县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要求，以征迁拆违为抓手，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根据五个级别的十二五规划中的统筹城乡一体化内容，我们深知在“十二五”期间，“三农”问题是最重要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快城市的发展，但在统筹“三农”和 城市的发展中，城市支持农村是主线。我们要围绕这个主线，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

参考文献：

世界农业论文篇（11）

1“双一流”建设概论

报告中，指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双一流”建设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围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通过分类建设、开放竞争、动态管理、深化改革四项管理举措，通过建设一流师资队伍等十项重点任务，旨在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双一流”建设已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内涵是相通的，有了一流的学科才会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大学应有若干一流的学科。学科建设是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的重要基础和生命线，是一项长期性、持久性的日常工作，是建设一流大学的核心内容，学科建设水平的高低是衡量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2当前涉农高校学科水平与学科服务现状

2．1学科水平与世界一流还有差距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等部门印发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了42所世界一流大学名单和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名单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农林院校有中国农业大学等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农林院校有南京农业大学等7所。建设学科中涉农学科包括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林学、畜牧、兽医等。其中不乏综合型或非涉农大学中也有涉农学科为优势学科的，比如浙江大学的园艺和植物保护、华南理工大学的农学、兰州大学的草学等。这些都代表着当前我国涉农高校及学科的最高水平。但是，与国外一流涉农高校学科相比，我国的一流涉农学科水平与其还有很大差距。刘志民［1］等对国内外8所涉农大学科研水平对比分析发现，国外一流涉农大学进入ESI世界前1％的学科数量、篇均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均高于国内。刘国瑜［2］等人对20所世界一流涉农大学的研究发现，这些高校不仅农业学科处于领先，整体实力均处于领先地位，与之相关联的生命科学类学科也较强，说明开展与涉农学科相关联的学科群建设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学科水平。与此同时，国内一流涉农高校的发文增速远高于国外，在数量上已有赶超之势，此时要注意在保持数量增长的同时，一定要保证质量，科研方向注重与世界科技前沿接轨，推动科研论文由增产导向提质导向转变。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国内外涉农学科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然而我们要赶上甚至超过世界一流涉农高校，未来任重而道远，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2．2学科服务能力还有待提高

在涉农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上，刘荟岭［3］在2018年对国内30所CALIS农学中心成员馆网站进行调查发现，有4／5的图书馆都提供学科服务，其中江南大学等3所图书馆的服务还非常全面。17所开设了定题服务，22所开设了科技查新服务，26所开设了收录引用服务。但是，在培训课件和教学参考书下载方面还有所欠缺，在向用户推荐学术网站和投稿服务方面力度还不够。张思凡［4］等对我国“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比较分析得出，学科服务流于形式，建设水平低下，创新能力不够，高校学科建设与图书馆学科服务水平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结论虽有些直白，但这在不同的侧面也反映出了高校学科服务先天发展不足的现实。可见，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国高校图书馆包括涉农高校，在学科服务上，目前还是有很大空间需待提升、很大潜力需待挖掘的。

3涉农高校图书馆推动“双一流”建设作用浅析

3．1开展学科分析、共享空间等活动

3．1．1图书馆应定期开展对本校学科水平和潜力的分析。近年来，ESI排名越来越多的被各大高校广泛应用，借助ESI平台对学科水平和潜力进行分析和预测，以衡量科研产出和影响力，跟踪科学发展趋势，发掘具有发展潜力的科研人员，已成为当前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参考。如王弋［5］等人在2018年初利用ESI和InCite数据库对河北农业大学学科竞争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该校2016年1月入围ESI世界前1％的“农业科学”，高水平论文总数还在不断上升，但是质量有待提高；同时预测“植物学与动物学”最有潜力进入ESI世界前1％。据2019年1月ESI最新数据显示，该校“农业科学”持续上榜，“植物学与动物学”新增进入ESI世界前1％。可见通过学科分析，可以对高校学科水平进行准确预测，这不仅对学科建设管理工作提供了有效信息，为学科规划、资源配置优化提供参考，以弥补自身不足和差距；而且通过公示当前学科水平，可以促进对高校自身优势学科的宣传，为科研求职者了解意向单位、为广大高考考生填报志愿提供参考。但是以文献计量的方式进行学科分析也具有局限性，比如在时间上，ESI只对最近10年的结果进行统计，缺乏整体性；不同文献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使我们不可能获得全面、有效的信息，来准确揭示文献的宏观规律；文献计量分析的准确性依赖更先进的数学、统计学方法等。所以，学科建设也应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考量。3．1．2开展图书馆共享空间建设。共享空间是现代高校图书馆新兴的一种读者服务模式，它为读者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信息素养教育的平台。通过在共享空间开展科研活动，不但可以提高图书馆资源利用效率，也让科研人员感受到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担当意识，为科研产出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信息保障。图书馆应定期向外界宣传推介共享空间，同时要制定共享空间使用管理规定，有序管理。共享空间作为学术研究的场所，在物质条件上，应配备必要的学科文献资源、装有各种数字软件的电脑、投影仪设施等，在人员配备上，共享空间应有专业的学科馆员，对空间内的设备及软件使用进行维护和指导，为科研人员提供数据分析、文献收集等服务，同时作为共享空间学术研究的召集人，加强科研人员之间的联系等。3．1．3应加大开展数据库平台、软件等的培训力度。对图书馆购买的数据库，应邀请数据库公司专业人员前来，每年开展1～2次专题培训讲座活动，对广大科研工作者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其数据库应用实践能力、文献选题获取能力、科研论文撰写发表能力等。应将数据库平台使用培训课件或教学视频录像挂靠在网页上，方便师生下载学习。科研工作需要用到一些处理数据、图像和文字的软件，图书馆可在图书馆主页上设置常用数字软件下载链接，对一些需要收费的软件，可根据图书馆资金情况和科研人员使用率酌情购买。可联合本校计算机学科或软件公司前来开展软件培训，介绍软件的操作和应用情况。有条件的高校甚至可自主开发应用软件。

3．2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和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