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形势论文大全11篇

国内外形势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3-0060-02

2004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强调，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1]为了进一步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织管理，教育部于2011年1月19日又印发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以下简称《标准》），其中明确指出形势与政策课要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教育教学要点来组织教学。[2]然而，通过调查问卷发现，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经过多年建设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未能跟上其他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步伐，其课程规范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基于此，拟以《通知》和《标准》为依据，来讨论“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的合理化

合理化的教学内容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只有科学编选适宜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作为教学内容，才能达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目的。

目前，教育部已经加强了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教材和教学资料的建设。每年制定两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并于春、秋两季学期开学前将教学要点印发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与此同时，教育部在每年两期“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上，聘请国内专家就相关专题作报告，从而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素材。此外，教育部还组织编写制作了及时反映国内外形势最新动态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含VCD）作为学生学习辅导资料。可以说，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方面，教育部已经有了很好的指导和规范，各高等学校应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结合本地本校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合理取舍。

笔者认为，就具体内容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涉及：国内外时事政治、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国内外形势与发展趋势、始业教育、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行业形势教育、就业指导等。就理论形态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二是国际与国内形势教育；三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等政策教育。

二、师资队伍的多元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是打造一支理论功底扎实、专兼职结合的多元化师资队伍，即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为主体，以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兼职。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及方法论来分析国内国际的热点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主要由学校相关领导、行政党群职能部门领导、院系党总支书记及学校辅导员教师组成。最后，“形势与政策”课内容的多学科性、宽领域性、广范围性的特点要求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兼职队伍，根据形势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学生做形势与政策讲座，不断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教学安排的常态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是教学安排常态化，即教学任务有计划、教学活动有场所、教学时间有保障。首先，将“形势与政策”课列入教学计划，公布教学计划进程表，并纳入学籍管理。“形势与政策”课应该合理规划学分和学时，制定具体的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进程表来规范完成“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4]其次，教学活动有场所。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室、实践教学环境、多功能报告厅等。应该依托学校和教师资源，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在学校大礼堂、专门教室集中观看专题影视，组织学生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参观考察，引导学生到企业或社区进行专题调查，加强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理解。最后，教学时间有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完成“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多，应该保障实践教学的时间。建立定期学生形势报告会制度，提前安排好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时间，使教学时间得以保障。

四、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一是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形势与政策的基础理论具有系统性、连续性、宏观性等特点，要从宏观上把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应该系统讲授。针对社会形势的热点以及学生关注的焦点问题，还可以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政领导来校举行专题讲座，并且建立定期形势报告会制度，与课程教学内容形成互补。

二是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请进来”就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先进集体领导干部等到学校给大学生做形势政策的报告和讲座。“走出去”就是授课教师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和要求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本地的经济社会实际情况，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实践考察，在实践中了解国情，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是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交流相结合。对于“形势与政策”课基础理论内容，需要通过课堂教学来系统的学习，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课外讨论、交流，特别是数字化互动交流对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观有重大影响，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学方式。

四是正面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教师要联系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及时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形势观和政策观教育，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同时，通过积极组织和引导学生自主收看电视、读书看报、座谈和网络学习等，引导学生自主关注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补充作用。

五、教学考查的科学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必要环节是采取科学的考核方式，即将传统的综合性试题考查与撰写专题论文、报告会心得、社会实践调研报告等形式相结合。

第一，传统的综合性试题考查。将开卷考试与闭卷考试相结合，作业考核和命题考核相结合。重点考查学生分析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能力及理解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考查学生宏观把握“形势与政策”课基础理论的情况。

第二，专题论文考核。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基础理论内容给出选题范围，鼓励并指导学生把课堂教学内容作为论文撰写的理论基础，引导学生结合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撰写论文。

第三，报告会心得体会考核。在学生听取报告会前，教师指导学生重点记录“形势与政策”报告会的主题、思路、报告方法、切入点、解决的实际问题等。报告心得体会考核，可以综合了解学生的整体素质，能够提高学生的知识理解与运用能力。

第四，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考核。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社区、农村、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并设计合理的问卷调查，用实证的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对调研考察过程进行总结，最后形成调研报告。

六、教学管理的制度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教学管理制度，即以制度作保障，以管理作依托，对整个“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以保证教学秩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一，加强各个教学环节管理。一是建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讲课质量评估制度，规范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二是建立定期进行教学检查和督导的工作，对教学环节进行监督。通过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进行监督、及时反馈教学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对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加强教学保障管理。包括：完善教师准入制度和教师培训制度；建立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制度；建立教材建设的质量制度；建立教育经费的投入制度；建立形势报告会制度；建立实践教学制度等等。

第三，加强考试环节管理，即构建完整的“形势与政策”课考核评价制度，完善细化考试环节，避免考试考核的随意化。这就要求明确“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原则、考核目标、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考核结果，建立试卷考核、论文考核、实践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制度。

七、教学研究的专业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驱动力量是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教育教学研究的专业化，有利于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

教育教学研究是规范“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既有利于教师把科研成果直接转变为教学内容，又有利于教师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这不仅能够提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理论深度，而且能够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效果。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应该重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通过学术研究活动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科研素质，以达到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的目的。学校应该鼓励和组织“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提供必要保障，如把“形势与政策”课纳入学校学科建设体系规划中，设立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的科研项目等等。

总之，“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构建一套成熟稳定的综合性机制与结构性范型。[5]只有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合理化、师资队伍的多元化、教学安排的常态化、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教学考查的科学化和教学管理的制度化，才能说“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真正走上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N].人民日报，2004-12-18（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EB/OL].[1998-08-16]..

国内外形势论文篇（2）

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外部市场不完全两个假设前提下，内部化优势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实行内部化的能力。因为内部化使用，可以比非股权式的转让带给无形资产所有者以更多的潜在利益。对于跨国银行来讲，内化优势可以细分为五个方面：资金在跨国银行之间转移的可能性与成本、客户合同的有效性、转移定价的控制、信息收集网络和盈利波动的潜在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中间产品难于定价、商业机密难于保护，存在着不完全的外部市场。为了克服外部市场缺陷，跨国银行必须通过其信息和客户资源优势的跨国界延伸，组织内部市场来保存其特有优势。商业银行跨国经营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对外战略有着紧密的关系，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

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这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由于国际专利制度或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该企业在某个时期在这些资产的拥有上具有排他性的权利。跨国银行的所有权优势体现在：熟练员工与管理才能的获得性、有利的金融资源、广泛而高效的银行网络、跨国经营知识与经验、服务特殊客户群的技能、信用状况、银行产品的差别化、影响力等等。所有权优势是跨国银行海外经营的优势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拥有这一优势意味着跨国银行能够克服东道国银行的在位优势，从而拥有与这些国内银行进行平等竞争的能力。

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的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相对便宜、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等。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跨国银行的区位优势可以细分为：管制框架、有效的利率差异、不同的经济状况、银行的国别性、社会经济差异。在银行的跨国经营中，区位优势只是作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挥作用。其无法单独解释跨国银行为什么能与国内在位银行展开有效竞争。

在以上这三种优势的基础上，学者们又不断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的动力，如“追随客户（Clientfollowing）”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跨国银行进入的基本动因。

二、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动因

用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动因的理论有很多，但是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鉴于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状况，笔者试图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驱动力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

客户服务的需要。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外资银行必然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正如前面的内部化优势里讲到的，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银行业是一个信息敏感性行业，在银行业市场开放初期，外资银行往往出于为其所在国客户服务的需要，跟随客户进入中国市场，为其客户提供比中资银行更加完善的服务，以维护其长期所形成的客户关系。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取决于其在中国潜在市场的大小，潜在的市场份额主要来自于其所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及全球产业经济的调整，使得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我国对外市场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对外国资本进入的地域、数量和股权的限制逐步取消，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国际银行抢滩中国最为直接的动因。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德国德累斯登银行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东京三菱银行与日本丰田公司等。

全球布局，抢占市场。如果东道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而且社会平均资本收益、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股票市场资本化程度较高，但银行业税率、东道国国内银行的平均效率较低，跨国银行就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利用高效率的经营在东道国取得高额利润。因此，外资银行正是在看好中国市场良好的发展潜力和投资环境的情况下，利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银行业经营效率低且不良资产率高，难以与外资银行形成有力竞争的机会，抢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作为其全球资产配置中具有增长潜力的业务单元，以延续其盈利的增长期。

广泛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双边贸易量等均对国际银行决定是否进入存在影响。在中国外资银行市场上一直非常抢眼的汇丰银行，与其总行起源自香港不无关系；同样，作为东亚经济圈内重要的经济主体，亚洲的跨国银行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分散经营风险。按照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随着跨国银行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投资范围的扩大，原先在一国经营时的某些系统风险在国际范围内可以通过国际投资组合变为风险系数有效降低的非系统风险。考虑到银行本质上经营风险的特征，降低风险水平显然有利可图。中国持续了二十余年的稳定发展造就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态势，尤其是中国经济在亚洲的金融风暴中的优异表现，无疑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这种信息的提升对于跨国银行选择中国作为全球风险战略的重要环节无疑非常具有影响力。

外资银行在技术、管理、服务网络、资产质量、资金能力方面的优势以及足够的动力和能力使得其在华市场上的份额必将逐步扩大。外资银行可能不会耗费最大的成本来建立庞大的机构网点，而是更多的通过外资并购的形式入股中资银行，这样一方面可以绕过政府的政策限制，规避对外资银行网点和业务领域的限制，更快的抢滩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中资银行积累的客户资源，通过入股、从地域、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三个方面更广泛地深入中国市场，既快速扩张自己的网络，又消灭了竞争对手。

参考文献

[1]赖建平，试析跨国银行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国内外形势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41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186-03

公元前500年，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提出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的预言。在当下，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的，历史上我们经历了过惨痛的教训：失去海洋上的权利，我们不仅由于战败而丧失民族与国家的尊严，并一度面临亡国的危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海洋意识发展有了巨大的进步。海洋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带来了文化科学交流的新天地、也带来了海疆领土争端乃至区域格局的复杂化演变。经历这些变化，中国大学生身处其中，不自觉地产生了海洋意识。除了这种自发的海洋意识之外，高校专门针对大学生所开展的海洋意识教育可谓为数寥寥、成果不彰。尤其身处沿海地区的各级高校，本该走在海洋意识教育的前沿，如今看来，效果堪舆。如何加强高校海洋意识教育，本文就海洋意思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的实践做出一些分析和建议。

首先，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必要性。有多项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大学生的海洋意识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海洋价值和海洋战略地位的认识十分匮乏。当今大学生形成的海洋意识多属于自发性的。在信息媒体时代，大学生通过互联网和移动媒体，以及报纸、电视等媒介获得新闻知识，相关内容如海洋开发、周边地区形势发展与变化、各国海上力量、区域海洋问题摩擦与争端、海洋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发的海洋意识。

在大学课堂中，海洋意识教育所占的比重极低，不论是教科书还是课外畅销读物等涉及海洋的内容非常少，大学里开展以海洋为主题的活动鲜见。普遍来讲，高校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理念和方法上是中学阶段海洋意识教育的复制，所以形式简单、内容单一、逻辑散乱、效果不彰。形式主要是海报挂板宣传、海洋知识竞赛等，进入课堂教学内容很少。内容集中在我国海洋国土、海洋权益争端、海洋经济价值等方面，基本上是海洋相关知识的普及，与国际形势、区域形势的发展变化关联较少。只有当周边区域形势变得紧张而敏感时，高校课堂才做出反应，如2009年“南海问题”、2012年“问题”在部分高校做专题解读。这些略显粗糙简单、仓促和被动的教育方式，很难满足我国要建设海洋强国所需要的海洋意识基础。

就当今高校教育的现状来看，若想使海洋意识教育切实有效地开展，进入大学课堂是必要的方式。而“形势与政策”课，则有着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先天基础。第一，“形势与政策”课的时政性强。“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自2004年、教育部下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来，形势与政策课针对大学生思想特点，结合国内外热点问题，通过课堂与教育实践，帮助学生认清了国内外最新形势。形势与政策课中的海洋意识教育不仅事关中国海洋利益的维护以及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更加包含我国国家战略的走向。同时，当今世界谋求发展的国家无不把海洋权益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方面，海洋意识的发展成为全球趋势。形势与政策课正是应对变化发展中的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有效教育平台，亦是实施海洋意识教育的有效平台。第二，“形势与政策”课具有思想理论深度和政治方向性。高校开展形势与政策课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与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政策观。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就是从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和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握形势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不断提升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和水平。马克思主义政策观就是从推进社会的总体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为人民谋利益，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海洋意识教育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与方法。

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需要清晰准确的内容布局。海洋意识教育在“形势与政策”课堂上应当讲授哪些内容？总体来说，海洋意识教育包含六项内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文化。在这六项内容中，笔者认为前三项是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点内容，后三项可作为辅助和补充整合为一个内容项。这四方面布局构成了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

第一方面海洋政治板块中，包括海洋权益在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际法等方面的内容。当前海洋竞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海洋意识是全球性概念，亟须国际视角加以诠释。国际关系是研究当代海洋问题的重点和基础，缺乏对国际关系的整体性认识，不可能形成完整深刻的海洋意识。比如当今国际关系学界中备受争议却影响巨大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如有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英国学者麦金德的“陆权论”和美国地理学家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等，均对国家的兴衰更迭和海洋实力之强弱关系做出了有力的阐释。当然，作为高校通识课教育，形势与政策课无须完整系统地讲授地缘政治学理论，但当前全球海洋权益竞争充满深刻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当前不少大学生对于南海问题和问题的认识存在误解和困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地缘政治观念。不仅如此，还需要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构建现代海洋意识。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海洋权益的追求是不同的，所采取的海洋战略也是不相同的。当某一国家告别自然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就会产生向海洋寻求更大市场和更多资源的客观需求和自觉行动。这期间的海洋意识发展同国家发展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联系，揭示这种规律性联系进而上升为国家海洋战略是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点。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国际政治民主化，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现代海洋法规基本文件，为确立海洋权益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和行为准则。需要注意的是，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并非国际海洋争端的终结，因其是各个国家协调、斗争乃至妥协的结果，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同时其中也因为模糊的解释而使海洋利益纷争广泛存在。但是，《公约》的基本内容对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有利。在指导学生认清海洋权益纠纷的复杂性的同时，还要明确学会利用规则，建立规则，趋利避害，有效维护海洋权益。

第二方面海洋军事板块中，包含军事战略、海上力量等内容。树立正确的战争观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重点之一。在此可以从军事战略和海上力量两方面着手。面对复杂的海洋利益争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与把握最受人关注，也最容易走向误区。现代国际局势下，军事打击手段的效能是有限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战争手段的积极运用才能有效控制局面。当前我国海上军事战略要追求的不是作战方面的“胜利”，而是战略主动和战斗效能上的“窒息”。这就需要创建边疆空间和强大的海上力量。有学者指出，在沿海国家所属和管辖的海疆基础上，存在一个为维护本国与世界和平、保障公海作业与航行安全而合法延伸的海上疆域，这种战略延伸可称之为“海上战略边疆”，即“战略海疆”。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我国采取的战略选择就必然是主导型的海洋军事战略，强大的海上力量呼之欲出。海上力量主要指海军，但并不仅限于海军，它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包括外层空间技术在内的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在这里航空母舰的特殊重要作用凸现出来，航空母舰作为集中陆海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于一身的作战平台，因其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而成为发展海上力量必不可少的军事工具，所以中国在发展航母的道路上应当走得更远。要明确的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并不走新兴大国挑战传统大国的老路，掀起全面海军军备竞赛并挑战现存的海权优势并不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第三方面海洋外交板块中，主要内容分为海洋条约和协定、地区和国际海洋事务、海洋军事外交、海洋权益争端等。首先围绕海洋事务展开双方或多方谈判，通过谈判缔结海洋条约和协定，以书面形式规定海洋外交中的权力与义务，赋予其法律意义。其次海洋外交还包括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海洋事务，如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上人道主义救援、打击海上犯罪行为、反海盗、开展海洋科考等。军品贸易炮舰外交、海军外交、海洋法律外交、海上合作外交和涉海民间外交。除此之外，还有把军事与外交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外交重要分支的军事外交。军事外交即军事部门之间关于海洋活动的交流合作，包括海军互访交流、海上联合军演、建立海上信任措施、开展海上安全合作等形式。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军事外交特点在于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深入发展，既展示了中国的海军力量，也传递出和平发展的理念，表达了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的愿望；与有些国家把海洋军事外交作为推动结盟、兑现安全承诺、威慑潜在危险和孤立竞争对手的工具，不断酝酿新的紧张因素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第四，海洋外交的内容还包括妥善解决海洋权益争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各沿海国家均可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不超过350海里的大陆架。因此，任何同濒一个海域且海岸线之间的距离小于400海里的两个国家或多个国家之间，都存在海域划界问题。海洋权益争端难以避免。世界上有2/3的海洋权益纠纷未得到有效解决。但存在争端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引发危机与冲突，关键在于如何认识问题和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和平、妥善地解决海洋权益争端是海洋外交所争取实现的重要目标。

第四方面海洋经济文化板块中，包括海洋科技、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等三方面内容。海洋科学和技术是世界科学和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是合理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健康和实行海洋综合管理的依据，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开拓生存空间和扩大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支撑。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海洋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主要包括两大类别：一类是融入新科学、新技术和新型管理手段，不断进行结构升级、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传统海洋产业，如海洋造船与运输业、港口业、海洋渔业等等；另一类是依托高新科学技术而直接发展起来的新兴海洋产业，例如海洋油气业、海洋材料化工业、海洋能源产业、海洋生物制药业等等。无论传统海洋产业还是新兴海洋产业，科学技术在其中都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海洋文化是人类在认识、把握、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通过开发和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海洋文化内涵丰富，按照文化系统所包含内容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四类：海洋物质文化、海洋制度文化、海洋精神文化和海洋行为文化；根据海洋文化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来对其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划分为九类：海洋民俗生活、航海与交流、海港与港市文化、海洋风情、海洋信仰、海洋文学艺术、海洋科学活动、海洋经济活动、海洋环境保护。根据不同地域高校的特点，选择重点，酌情安排海洋文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最后，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有赖于师资力量的有效提升。海洋意识教育本身处于交叉学科之中，不仅要求具备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地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相关基础性知识，还需要根据形势热点难点的变化对基础性知识加以融会贯通，根据政策要求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形势评估，甚至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形势与政策的发展走向给出合理的预测和建议。可以说这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是一种难度极高的挑战，需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壮大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首先，以专题授课为主要形式，由固定的教师负责所擅长方向的专题。在授课准备过程中，发挥教师团体的优势，集体备课，共同交流，达成共识，确定统一授课教案，强化教师对授课内容的把握。培养稳定性和灵活性共存的教师队伍。其次，建立良性的听评课机制。交叉听评课，课上发现优势与不足。总结经验，对于教学效果良好、教学方式先进的经验加以推广；反之加以纠正。最后，重视学生课后的反馈和成效评估。海洋意识教育也是一种思想教育，除了理论教学以外，实践应用和实际体验也不可忽视。同时还要与学生建立课后沟通平台，如与学生建立微信、微博等交流平台，掌握学生对于海洋形势与政策的理解与把握情况，观测海洋意识教育的成效。根据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测来发现与解决教学中的问题，提高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鞠海龙.中国海权战略[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43.

[2]郑志.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中海洋意识教育现状探究[J].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10）：28.

[3]杨震，周云亨.中国海权战略选择与战略海疆拓展[J].社会主义研究，2014（1）：145-151.

国内外形势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7-0153-03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对当前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正确分析，阐述了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1]世界是多极化的世界，做出了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的新的科学判断。

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形势，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增强理解执行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自觉性的思想品德教育必修课。因此，为提高大学生对形势的认识能力和政策水平，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下简称理论体系）指导形势与政策课中国际形势部分的讲解，不但符合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要求，而且符合形势与政策课综合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的特点。

一、运用理论体系确定讲解国际形势部分的立足点

1.国际形势讲解要立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

观察形势的立场问题关系到能否正确观察形势，能否抓住形势的主流和本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状况作了科学分析和判断，认为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才能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是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立足于这样的国情，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迅速激发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我国外交成果丰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只有立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才能更好地放眼世界舞台，判断国际形势，充分认识我国为创造改革开放良好外部环境所接受的挑战和做出的选择。

2.国际形势的讲解要立足于民族振兴的高度

民族振兴的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方向。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毕生追求的目标。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讲解国际形势，要求教师立足于民族振兴的高度，使学生认识到国际形势部分要讲述的国家关系、世界组织、经济格局，都不同程度地能为我国进一步抓住利用国际资源、扩大对外开放的良好机遇提供决策帮助，引导青年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审视和观察世界，明确时代赋予青年人的光荣使命。

二、运用理论体系中的国际战略思想把握国际形势部分的讲解内容

国际战略是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在一定时期内的对外关系中带全局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谋划。它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和一定时期国内外的实际状况，是其国内发展战略的延展。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国际战略理论，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学说，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国际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其中的“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辨明时展主题、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实现机动灵活策略”的红线是分析和看待国际形势的正确指导。[3]

国内外形势论文篇（5）

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开设，是要帮助高校学生能准确把握、正确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发展变化，提高大学生群体利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建党95周年讲话上指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要坚持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及文化自信”。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大学办学方向，加强“四个自信”教育，全面巩固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在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阵地作用。

1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程，但由于该门课程学时和学分相对较少，没能引起教师和学生足够重视，该门课程有逐渐边缘化趋势。目前，形势与政策教育课主要存在“四个自信”教育不明显、教学方法落后、考核方式单一、教师队伍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

1.1“四个自信”融入教学内容不明显

“四个自信”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要全方位融入到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中是重点也是难点。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内容一般是国内外热点问题，如何将“四个自信”巧妙地融入到教学中是需要教师去深入思考的。一些教师对于“四个自信”的教学往往是做简单的描述，融入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也不全面。也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四个自信”教学显得穿凿附会、生搬硬套，将毫无相关的内容联系上“四个自信”，其效果不明显。如果不能将“四个自信”教育与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内容有机衔接起来，不但教师授课底气不足，而学生对教学内容也难以理解和接受。

1.2教学方法落后、考核方式单一

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教学目标是要通过教学来帮助大学生正确看待和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形势发展变化，全面及深入了解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通过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如果教师仅仅是通过灌输式的教学，就很难实现这一目标。由于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学时偏少，考核评估也不严格，教师对该门课程缺乏重视，一些教师仅仅是对国内外热点问题进行平铺直述式的解读，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变成了新闻阅读课。问题在于这些“新闻”学生很容易通过网络获取，再加上课程内容陈旧，学生普遍缺乏兴趣。

1.3教师队伍教学水平参差不齐

教师队伍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水平对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教学效果有着重大影响。同时，教师自身的敬业精神、道德品质及理想信念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学效果。首先，由于形势与政策教育课面向高校所有专业、所有年级学生，教学任务繁重，再加上思政理论课教师往往把教学重点放在其他思政理论课上，大部分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往往由政治辅导员或其他行政人员来担任，该门课有逐渐边缘化趋势。高校辅导员队伍来自不同专业，一些辅导员老师未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系统和全面的掌握。此外，大部分教师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讲授也是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

2“四个自信”视角下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改革途径

2.1开展“四个自信”主题教育

（1）将“四个自信”主题教育与形势与政策教育结合起来。形势与政策教育不但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而且要通过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马克思曾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理论彻底”就是要善于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课要能说服学生，就要求教师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教育引导学生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2）“四个自信”主题教育要做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高校学生来自不同专业，学生的兴趣点及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不同，这要求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遵循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原则。教师最好能结合学生背景来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如给经管类学生上课就可以着重选择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内容，如给理工类学生上课，就可以贴合“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的发展动态，展示我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所取得成就以及发展趋势，同时要鼓励学生树立信心、刻苦学习，努力为祖国的经济发展及科技进步贡献力量。

（3）“四个自信”主题教育要提高针对性。近年来，社会上存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抹黑中国的现象，特别是网络上出现了“呲必中国”的“网络喷子”，他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视而不见，他们不择手段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因此，“四个自信”主题教育就是要主动澄清事实，引导学生自觉抵制“网络喷子”的错误导向。教师也可以布置作业，指导学生去查找客观数据，引导学生学会用事实说话，以正视听。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经济、民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大规模的沧桑巨变在已知的人类历史而言，是绝无仅有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采取科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既要讲道理，更要摆事实，针对性地培养学生辨别是非及抵抗“杂音”、“噪音”干扰的能力。

2.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建立集体备课制度。集体备课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资源的共享、信息的互通，而且经过“头脑风暴”也便于集思广益、达成共识。高校可以在开学之初召开形势与政策教育课集体备课会，就本学期将要讲授的内容、形式及办法开展广泛讨论。如此，每一位教师都能就改良教学效果等问题充分发言及建言建策，既w现教师队伍的主导性，也能增强教师队伍的责任感。

（2）建立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团队。专职教师团队成员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教师组成，他们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主体力量。兼职教师团队主要由政治辅导员组成，政治辅导员相比思政理论课教师更贴近学生、了解学生，他们是高校最前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专职教师偏重于教学内容的编排和理论研究，兼职教师则注重于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3）强化教师的责任意识与授课信心。为人师者，既要对学生负责，也要对自己讲授的内容充满自信，课堂之上才能理直气壮。讲好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授课老师首先要坚定“四个自信”，对那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理，要信心满满地讲，对那些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要敢于理直气壮地辨。“面对当下生机勃勃的中国道路，优越先进的中国制度，与时俱进的中国理论，厚重智慧的中国文化，深谙于此的老师们实在没有理由不自信”。教师只有始终坚定“四个自信”，授课才会有底气，才能有足够的动力去种好自己的“责任田”。

2.3优化课程设计与考核形式

（1）增强教学内容的政治性与时效性。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接纳新事物、新知识能力较强，而政治上不一定成熟，价值观也未完全确立，有很大的可塑性。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很有必要强化政治性。课程内容上要紧扣“四个自信”，帮助大学生客观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时代责任及历史使命。

（2）注重理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马克思曾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彼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表明，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自己认识的正确性。理论的灌输是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形式，但如果要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得采取理论灌输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形式，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实践教学是对理论教育的一种检验与映射，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国内外形势论文篇（6）

随着中西艺术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写实素描或者明暗素描对中国人物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多年来的中国画教学实践，笔者深深体会到，西方绘画的观念认识或表现技法对中国画的发展各有利弊，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西方绘画，特别是西方现代绘画的某些观念在某种层面上与中国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或相通性，有时甚至成为现代中国画革新与发展的有利因素或参照系。另一方面，西方写实素描中的诸如透视、结构、空间及造型等概念和因素的滥用，不仅无益于水墨写生中笔墨的造型与表现，反而大大地降低了写生的艺术性和表现力，反映在水墨人物画的写生训练中，就是许多写生作品被“演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水墨素描”，中国画的味道丧失殆尽。因此，要做到更大程度地保持传统中国画的艺术品质和审美取向，不失当代中国画的文化身份，除了对自身传统作进一步的挖掘与发展外，还需要对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作出合理的吸收借鉴，水墨人物写生也是如此。

一、写生是一种心理解释

中国传统人物画理论中没有“写生”这一概念，与此相类似的概念是“写神”或“写真”。按照西方的艺术理论来理解，绘画属于造型艺术，而在中国传统画论中只有“形”的概念，没有“造型”概念。一般意义上，“形”是指物象的外部形态，而“造型”是通过某种方式对物象外形及内部结构的整体塑造。虽然“写生”与“造型”二者都是舶来品，但是由于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画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从而在客观上加快了中西绘画观念相互融合与吸收，因此，现代西方绘画的某些概念和表现手法对中国画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或启示作用。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曾经对“形”所作的分析就特别适用于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写生。他认为“形”是眼睛所把握的物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它所涉及的是去除了物体的空间位置和方向等性质之外的那种外部形象。换言之，形状不涉及物体处于什么地方，也不涉及对象是侧立还是倒立，而主要涉及物体的边界线。由此不难看出，画家视觉中的“形”与客观真实的“形”是不尽相同的。如果将这种观察理解的方法运用在水墨人物写生之中，则有助于写生过程中对于形的刻画和对人物造型的体现。中国画的“形”的概念与内涵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绘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形”与“造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形”不再单指模特本身的外形，还应包括人物结构形态、画面结构形态、笔墨形态等诸多方面，或者说是人物外在的形象特征与笔墨的统一。这种按艺术规律构成的笔墨结构，是一种“笔出己意”的观念形态，是主体对客体自然采撷后的精神物化的存在，通过写生所塑造的形象其实是画家心灵感觉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看，“写生造型”是一定观念上的产物，是对客观形象的艺术化表现。

现代美术教学与绘画创作格外强调写生的重要作用。徐悲鸿认为：写生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艺术家如不在写生这一重要环节上打下坚强的基础，必然造成自身能力的先天不足而乞灵于抄袭模仿。所以，以写生作为锻炼人物造型能力的手段，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如果在写生中只把写实能力作为训练造型能力的基础，其思维意识与审美判断也会仅仅以再现模特本身的客观形象作为标准，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把中国画的水墨材料与西画的光影素描简单相加，形成所谓中西合璧式的“水墨素描”。在写生教学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发现，素描造型能力与水墨造型能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素描”是通常所谓的“明暗素描”。素描造型强的人，不一定适应毛笔造型，反之亦然。水墨人物的造型观念应当体现出画家对中国画造型的特征、笔墨的内涵、以及对传统的视觉审美习惯的理解。只有以这种态度统领水墨人物画的写生，观察与表现上才不至于过分依赖客观物象，造型才能真正获得一定的独立性而具有笔墨趣味。当然，艺术观念既不是凭空的想象，也不是建立在所谓的游戏态度上，它是服从于对主体、对客体审美感受的一种心理暗示或心理真实。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写生的价值内涵是心理上对现实对象的重新解释，是作画者借反映“客观现实”之名，行表现“主观现实”之实。

国内外形势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0892 (2007) 05- 0097- 05

收稿日期: 2007- 01- 31

作者简介: 白雪洁, 南开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政策、产业效率分析等。

企业的海外投资生产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也是一种结果。从决定资金流向的因素看, 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一个重要因素。雁行形态海外投资生产理论就是主张经济发达国家通过FDI 将在本国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向经济欠发达国家顺次转移的理论。若干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依次建立起投资国与被投资国的关系, 被形象地称为产业转移的雁行。雁行形态理论是阐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现象的一个主要理论, 反雁行形态投资则是基于雁行形态投资的一种逆投资。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及雁行形态理论变迁

引力模型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时的基本模型, 自Anderson ( 1979) [1]首次借助引力模型来研究国家之间的投资问题后, 引力模型几经发展, 由最初用来分析双边贸易流量发展到现在用来分析双边的投资流量, 得出投资流量与两国的经济总量呈现正相关性, 但与距离呈现负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区位选择是一个重要内容, 从理论流派来看, 有以海默( 1960) 和尼克博克( 1976) 为代表的垄断优势与区位选择理论, 有以弗农( 1966) 和小岛清( 1977)为代表的企业技术优势与区位转移理论, 也有Hirsch(1976)开创的交易成本与区位选择理论, 以及邓宁( 1977) 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视角, 即以发达国家为投资母国。[2]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 而原有理论对其解释力却很有限。因此, Louis.Wells.Jr(1983)[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和Sanjaya Lall( 1983) [4]的技术地方化理论, 均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拥有的是相对竞争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是相比自身更为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Cantwell 和Tolention ( 1990) 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 认为发展中国家应首先在周边国家投资, 待积累经验后向其他国家扩展, 获得丰富经验后为获得更加复杂的技术, 再向发达国家投资。也就是说,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从对象国的角度看是有先后顺序的。小泽辉智( 1992) 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以及选择投资对象国的原则和步骤, 仍然强调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2]

雁行形态理论最初用于探讨日本国内的产业升级和替代规律, 由赤松要最早提出雁行形态理论假说。其理论的原形是指, 在后进国的工业发展过程中, 工业品呈现进口――国内生产( 替代进口) ――出口三个环节的继起。后来雁行形态理论又发展出两个引申形, 引申形A, 即从产品的角度, 由低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国内生产、出口到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国内生产、出口过程的继起; 引申形B, 即从产业转移的角度, 由经济发达国家依次梯度地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过程的继起。因此, 引申形B 的雁行形态理论是描述国家和地区间的产业梯度垂直转移理论。小岛清将其概括为边际产业转移, 即转移产业是在转移国处于相对劣势而在被投资国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6]在现实中,雁行形态转移最典型的就是始于20 世纪60 年代的存在于日本――ANIES――ASEAN――中国、越南之间的产业转移和分工格局。

在雁行形态中, 处于雁头、雁身和雁尾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的收益是各不相同的, 对雁行形态稳定性的要求也不同。相比而言, 处于雁头地位的国家获益最大, 因其转移出去的相对劣势产业, 既可以延长产业的生命周期, 又可以在海外获得投资回报, 因此, 其对雁行形态的稳定性要求最高。而处于雁尾地位的国家, 虽然可以享受比较优势, 但因其所处的被动地位,以及实现赶超发展的要求, 总是寄希望于摆脱雁尾地位, 也是破坏雁行形态稳定性的主要力量。以存在于日本――ANIES――ASEAN――中国、越南之间的雁行形态为例,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 因为头雁日本的经济陷入低迷, 作为雁尾的中国、越南的经济却快速增长,传统雁行的稳定性已经大为削弱, 出现了雁行形态的种种变形。车( 2004) [7]将其归纳为“VWO 动态发展模式”, 即雁行形态成为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的复合形态、“东亚整体咬合联动增长模式”、“合意分工发展模式”等, 总而言之, 是变雁行形态下的垂直分工为多样化分工。

反观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遵照雁行形态模式,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投资, 获取边际产业转移优势, 即建立一队以中国为头雁的雁行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如果仅限于此, 作为被投资国甘居雁尾地位, 作为投资国建立另一队雁行, 从战略上看未免狭隘, 也不适应中国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 本文提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反雁行形态策略,为以投资者身份展露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国企业提供一种选择。

二、中国企业反雁行形态投资的涵义和支持条件

在雁行形态引申形B 中, 事实上存在两列雁行,一列是由转移产业构成的, 即从劳动密集型到资金密集型, 再到低技术密集型的, 由低附加值产业到高附加值产业的雁行; 另一列是由投资国和被投资国构成的, 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再到发展中国家的, 由高经济发展水平到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雁行。在上述雁行形态中, 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处于雁尾的位置, 即作为被投资国主要接受低附加值产业的投资生产。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涵义就是要突破传统雁行形态中产业和投资地的经验规律, 由中国向处于雁首和雁

身位置的国家或地区投资技术密集型、服务密集型乃至知识密集型等高附加值产业。因此, 反雁行形态投资可以形象地描述如下: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从图1 可以看出,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第一层涵义是中国向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自身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从投资动机看, 既有规避贸易壁垒的因素, 更是为了获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经验等, 这是在雁行形态投资下很难获取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占有和扩大当地市场也应是动机之一。

从图2 可以看出,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第二层涵义是从投资产业来看, 以技术密集型、服务密集型乃至知识密集型等高附加值产业为主。也就是说, 并非转移边际产业, 而是将在国内还处于新兴或主导地位的产业向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或地区转移。

从上述反雁行形态投资的两层涵义可以看出,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目的与雁行形态投资截然不同, 雁行形态投资是以延长本国居于竞争劣势的衰退产业的生命力为主要目的, 因此, 只能向比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投资生产。而反雁行形态投资是以分享学习效应, 或是扩大市场占有率, 或是参与全球竞争为主要目的, 因此, 反雁行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本质上是一种赶超策略。

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 对中国企业而言是一种挑战。因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总体上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内, 中国企业鲜有掌握核心生产技术的, 经营管理方法和手段也不够科学现代, 缺乏富有竞争价值的品牌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企业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障碍。但反言之, 如果以上种种劣势都不复存在, 也就无所谓反雁行形态投资了。正是因为中国目前总体上还不具备向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投资的有利条件, 才需要策略性地进行此类投资。

从现状看,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具备一些条件支持企业的反雁行形态投资, 主要包括:

1. 近30 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成长起一批具有相当资本实力, 富有开拓进取意识, 且相对优势较为突出的大企业, 如电子信息产业内的联想、中兴、华为,家用电器产业内的海尔、长虹等。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效果的根本因素是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 上述在各自领域形成了相对竞争优势的大企业, 要想进一步成长壮大, 必须广泛参与国际竞争, 当代产业竞争的层次性为中国企业以己之长克人之短提供了可能性。

2. 中国在某些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具有一定的知识生产和创造, 以及技术研发能力, 比如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是21 世纪的朝阳产业, 也是世界很多国家, 特别是发达国家竞相扶持的产业。对知识密集型产业而言, 知识创新能力是竞争力的第一决定要素, 中国在某些基础科学领域的研发能力并不低, 这决定了中国具有跨越性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基本条件。而知识密集型产业聚集而生的特性也对中国企业的反雁行形态投资提出了要求。

3. 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增强, 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都有一种潮流化、时尚化的趋势, 催生对富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个国家,最大可能挖掘中国元素, 将其贴上产业标签, 以民族性畅行世界, 是中国企业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另一机遇。

4. 中国改革开放引致的大规模人才向外流动, 以及近十几年来的归国潮, 造就了一大批通语言, 具有先进的技术或经营管理知识储备, 谙熟国外文化和市场的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在企业对外投资中, 人才是一个关键要素, 特别是向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自身的国家或地区投资时, 对人才的要求更高。中国目前的人才储备和培养能力, 基本能够满足反雁行形态对外投资对人才的需求。

5. 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也是一个有利的外部因素。在世纪之交,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鼓励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企业积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给予税收和信贷、信息等方面的支持。

6. 国际分工的水平化趋势日趋明显。水平化分工也被称为产业内分工, 是指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生产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 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的分工格局。产业内分工是国际分工深化的表现, 既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企业切入国际产业分工提供了机遇, 也为后发国家的企业发挥赶超效应创造了可能。

三、中国实施反雁行形态投资的主要产业选择

总体而言, 反雁行形态投资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综观中国企业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 主要有几种类型, 即资源获取型投资, 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市场占有型投资, 以发挥比较优势, 扩大市场份额为目的, 也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贸易摩擦规避型投资, 是为了解决贸易顺差问题, 主要针对发达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投资; 技术学习型投资, 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学习效应, 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投资; 信息交流型投资, 是为了更全面、快捷、方便地获取与交流信息, 对高度开放化、国际性城市所进行的投资。[7]在上述几类投资中反雁行形态投资主要表现在技术学习型投资和部分市场占有型投资上, 从产业来看, 集中在几类产业上:

第一, 高新技术产业。当前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生产优势还掌握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手中。而且为了持久保有这种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会释放核心技术, 甚至不会把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的部分高新技术企业, 虽然竞争力逐年增强, 但总体而言, 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 为了享受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扩散收益和发挥学习效应, 投资于发达国家并与当地企业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是一条有效途径。因此, 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首选产业。

第二, 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而言,我国在部分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很大, 可以作为提高我国产业竞争能力的制高点产业来加以重点培育。而对知识密集型产业而言, 因聚集而产生的知识和信息的扩散与共享效应, 对企业能否把握前沿, 有效创新至关重要。这类产业的企业聚集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因此, 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中国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另一可选产业。

第三, 带有强烈中国表征的产业。所谓带有强烈中国表征的产业, 是指中国特有, 或是源于中国, 带有明显的中国符号, 一旦提起马上令人联想到中国的产业, 比如中药、丝绸、瓷器、中华餐饮、中医等产

业。这类产业一般富有浓郁的中国文化内涵, 国外消费者接受和喜爱这类产品或服务, 最主要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喜爱。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较高的购买能力以及对异域文化的感受欲望等都为带有强烈中国表征的产业对发达国家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提供了市场空间。

四、中国企业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策略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虽然反雁行形态投资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不会很高,资源开发型, 以及基于雁行形态的边际产业转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占主要部分。但反雁行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地位不容置疑, 是提升我国产业总体竞争力的关键一步。而要成功地进行此类投资, 需要实施相应的策略。

1. 学习型投资的策略

学习型投资是指为了汲取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 创造新的企业比较优势而进行的投资。目前, 学习型投资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一个主要目的, 其成功实施的首要策略是准确的企业定位。这里所谓的企业定位有两层涵义, 一是指中国投资企业的定位, 需要该企业在国内乃至世界同类企业中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具有很强的学习基础和能力。如海尔、华为、TCL 等一批在20 世纪80、90年代开始全球化经营, 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生产的企业, 都是本产业内的领先企业, 能够满足反雁行形态投资对企业能力的要求。二是指在中国企业以兼并收购等方式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 需要当地企业存在某种相对劣势, 这是确保收购兼并计划能够成功实现的前提。也就是说, 以己之长, 克人之短。例如,中国联想公司成功收购美国IBM的PC 部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其次, 反雁行形态的学习型投资要获得良好效果,有必要实施两端在外的经营策略, 即在研发、生产、销售这三个主要经营环节中, 研发和销售倚重被投资国市场, 充分利用当地的研发基础、人才、消费能力等有利条件, 在产业价值链的两个高端领域培育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例如, 我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 在全球建立了8 个地区部和32 个分支机构,在美国硅谷和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瑞典斯德哥尔摩、俄罗斯莫斯科等地建立了多家海外研发中心, 充分体现了研发在外的特点。而在自主研发能力得以增强而国内需求市场尚未形成之时, 即华为已经具备全套3G 设备提供能力而我国市场3G 产品的商用空间尚未形成之时, 华为又率先在市场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销售其3G 产品, 生产则在成本优势相对突出的国内进行, 形成了两端在外的经营策略。如图3 所示: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再次, 学习型投资的对象产业延展策略。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企业反雁行形态学习型投资的核心产业,但不应仅限于此。围绕发达国家竞相扶持的知识密集型战略产业, 如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新能源、环保等产业, 中国政府和企业应以合资或独自创立知识和技术研发中心等形式, 率先进入发达国家知识和技术研发机构密集的城市或地区, 目的是享受知识共享和外溢效应。为了能够有效地分享外部效应,产业应选择在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此外,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竞争能力低下, 而在这一领域内, 各种服务创新手段、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 由于市场、制度、政策等各方面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业不可能将最先进的经营内容和方法带到中国来, 因此, 也只有依靠中国企业走出去, 投资于最前端、最活跃的发达国家的市场, 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最后, 反雁行形态的学习型投资策略也应以成本最小、利润最大为目的。中国企业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 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反雁行形态投资除具有经济意义外, 还被赋予一定的政治意义, 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一种表现。但毋庸讳言, 企业投资的终极目的仍然是获取利润。目前, 总体而言,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状况并不理想, 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企业可以盈利。学习型投资虽说是着眼于长远的战略,但也必须将盈利能力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因此, 反雁行形态投资应是中国企业实施全球价值链整合, 谋求长期利润最大化战略的一部分。

此外, 特别是对学习型投资而言, 政府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扶持性措施也必不可少。例如, 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起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我国还未实行。如果我国海外投资者碰到东道国实行国有化或征用、实行外汇管制以及发生革命、战争、内乱等政治风险, 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投资安全得不到保证, 这将打击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积极性。[8]因此, 借鉴发达国家扶持海外投资的一些成功经验和政策措施,建立起有利于刺激我国企业投资积极性的支持措施体系也十分必要。

2. 市场占有型投资的策略

市场占有型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进入当地或邻近市场, 扩大产品或服务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市场占有型投资, 在选择产业时差异化是基本原则。也就是说, 围绕中国化产业, 以民族性来塑造和挖掘差异化优势。

其次, 对中国化产业而言, 差异化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中国化产业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获得一席之地, 必须具备强大竞争力。为此, 需要政府对中国化产业, 特别是产业内的核心企业给予一定的扶持, 打造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药、丝绸、陶瓷、中式服装、餐饮、旅游、文化企业, 由它们在发达国家市场以独具中国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来表现和传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再次, 中国化产业要想成功地实现反雁行形态投资, 必须赋予产业更多的现代元素。也就是说, 必须提高产品和服务生产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例如中药产业, 必须遵循国外的药品生产法律和规定, 做到品质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等。同理, 其他中国化产业也面临生产技术、工艺、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等问题。

最后, 应充分挖掘中国化产业的文化内涵, 突出中国元素, 确定更高附加价值和利润的来源点。对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中国化产业而言, 产品和服务的基本功能不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 而是要通过赋予产品和服务更深的文化内涵和时尚元素,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利用世界性的“中国热”, 深度挖掘、阐释与推广中国文化, 将产品与服务作为中国文化的表达体来占有发达国家的市场。

总而言之, 反雁行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任重道远, 但时机已经具备, 辅之以有效的策略, 将可能收获越来越多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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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车.“雁行形态”理论研究述评[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 (3).

国内外形势论文篇（8）

国际形势教育是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宣传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现状、趋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等。加强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具有深远现实意义，它不仅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辅助，也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形成的重要条件，有利于大学生了解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高度认同我国当前制定实施的大政方针政策，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并为之不懈努力。

1.加强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世情。国际形势教育能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发展状况以及即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引导学生从本质上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教育具有不同于国内形势教育的特点。首先，内容范围具有广泛性，涉及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状况以及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其次，研究的重大事件具有震撼性，发生的事件足以引起各国关注和研究。再次，国际形势教育对教师要求较高，相关教师需具备更为全面而深厚的知识结构。全球范围内发生事件的复杂性不仅要求教师了解事件的表象，还应熟悉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状况以及与他国之间的深刻渊源和联系，善于从事件表面寻找到内在的本质根源，从而帮助学生深入辨清形势、辨别是非、理解世情，正确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加强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大学生认识国情。通过国际形势教育，学生能接受深刻生动的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珍惜和维护稳定大局，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因而它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国际形势教育能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的国际角色与地位，理解对外开放国策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使馆被炸、奥运火炬传递受阻、美韩联合军演等国际背景下的历史事件，无不牵动大学生的爱国心弦，使他们接受到严肃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国际形势教育也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形式和途径，国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强化公民为扞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来侵略和颠覆的精神，国际形势教育能普及国防和军事知识及技能，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国家安全观。

3.加强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掌握科学的形势分析方法。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学生自觉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培养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能力。国际形势教育能培养学生养成马克思主义系统观，通过局部看全局，透过支流看主流，抓住实质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世界在加速联系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宗教由此矛盾激化，引发此起彼伏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国际形势教育能引导学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本质上认识世界的各种现象，掌握矛盾分析的方法、辩证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等，科学分析形势的思维方法反之帮助学生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确保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正确立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二、当前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存在的盲点与弱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并对高校形势政策教育提出诸多要求。经过若干年的课程探索与建设，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得到普遍重视与发展，但由于国际形势教育本身具有复杂性、深刻性等特点及教育时间过短、实践经验相对不足等原因，当前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存在一些盲点与不足。

1.管理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目前很多学校实行多头管理的体制模式。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或由教务部门管理，或由党委宣传部管理，或由学生工作部管理，或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管理，多头管理的体制模式缺乏专门机构统一负责，致使责任推卸、管理混乱、备课不足、效果欠佳。此外，高校在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资金投人方面明显不足，国际形势教育需要长期的书刊、音像资料资金投人，师资培训、场所设置、专家、活动安排也需要一定资金，学校对课程的不重视及课程重要性的被弱化导致资金投人不足，国际形势教育缺乏必要的资金体制保障。在教学内容体系设置上，由于缺乏责任机制未能形成完整的教学大纲和计划作指导，国内形势教育与国际形势教育内容比例失衡，国际形势教育不能得到充分重视。

2.师资队伍不明确，缺少教研机构。目前许多高校未能建立稳定合理的教学科研队伍，没有设立专门的形势政策教育教研机构，国际形势教育缺乏深层理论指导，未能深入解释国际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本质及相关联系。大部分高校采取“专兼结合、以兼为主”的教学组织方式，让一些从事学生管理的工作人员、院系辅导员以及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其他一些行政人员承担该课程的教学任务，他们教学经验及理论水平的限度影响了教学效果。“形势与政策”是一门知识性很强的课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分析，把握事件的深层矛盾与规律。这种分析对教师要求很高，既要求他们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积淀，又要具备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如果不能将两者有机融会贯通，则会缺乏问题分析的深刻性和透彻性。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性对这种融会贯通知识要求更高，不经过长期系统培训很难深刻掌握国际重大事件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缺少专业老师的理论讲解及科研机构研究成果支撑，将是制约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实效性的重要瓶颈。

3.学生接受国际形势教育不具备连续性。由于形势政策教育仅限于低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无法连续接受接受相关教育，这既不能实现国家相关规定，也无法满足高年级学生的求知欲。《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实行学年考核制，每学年考核一次，该课程总成绩为各学年考核平均成绩，一次计人学生成绩册。不少高校或以其他教育代替形势与政策教育，或仅进行1至2学期的教育，这样既不符合《通知》精神，也不能满足高年级学生了解世界形势的求知欲。大学生对事物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思考问题具有宽域性、分散性和表层性特点，国际热点往往成为他们的关注点与讨论点，引发思维变化及思想变动。这种特点将持续整个大学阶段甚至研究生阶段，如果忽视高年级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不对国际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和及时引导，很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判断。

4.教学形式及教学方法单一滞后。目前，很多高校虽然已经改变了过去“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教学方式，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讲座报告等大课堂教学，但教学方法和手段仍然简单，教学形式依旧单一，教学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学生缺乏自主性和参与性，导致原本丰富有趣的教学内容变得枯燥乏味，师生间缺少应有的交流互动，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果不佳。与国内形势教育相比，国际形势教育受到时空、认知等条件限制，教师难以组织学生开展实地考察、采访调查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方式。随着网络时代的深入发展，学生更多地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开放性、交互性、及时性等特点获取国际资讯，随时了解国外动态。高校国际形势教育的滞后性及方法的单一性往往不能满足学生迅捷获取信息的期望，高校面临与互联网等新媒体争夺学生思想阵地的严峻困境，同时承担了网络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教育手段方法变革创新的重大任务。

三、探索新形势下国际形势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

1.建立健全形势政策教育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机制。《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对形势政策教育管理机制建设提出总体要求：“高等学校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机构牵头负责，教务部门、学生工作部、团委直接参与的教育教学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制定教育教学计划，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要加强督查工作，形成定期或不定期地教学检查和督导的工作机制。”各高校应依据国家政策指导，结合地方实际及本校特点部署教学工作，并组织落实教师培训、教学管理和考核等。例如，可确立党委统一领导，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主管，教务处、社科部、学工部、宣传部分工合作的工作机制。具体实施上，党委宣传部与思想教政治育理论教研部总体统筹规划国际形势教育，制定长期教学计划与大纲，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估机制，确保机制到位、制度到位、师资到位、经费到位，组织其他各部门协调配合，切实把形势政策教育尤其是国际形势教育贯通学校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各个环节。

2.成立国际形势教研室或研究小组，加强国际形势规律研究，提高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国际重大事件的能力。国际形势教育不仅要求讲授事件的过程和结果，更要求透析事件的起因、联系、本质和规律，这要求学校成立研究小组开展专业研究。、教育部等国家部门近年来多次颁布的相关文件也越来越表明：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应具有体系性、原理性、科学性、教育性，高校应尽快成立研究机构或研究小组，解决国际形势教育中存在的重大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具体主要研究如下课题：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提炼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对重大国际事件分析、指导的科学论断；学生心理特点及接受特征，把握学生关注国际形势的范围、特点，及时准确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增强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国际形势教育教学特点，分析国际形势教育、形势政策教育与其他政治理论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合理安排课程结构和宗旨大纲；主要国家发展历史及其外交联系，形成丰富稳定的资料库，有效预测、解释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教育范畴研究，揭示国际形势教育内容、方法和环境等各环节，研究该教育特有的教学要素与环节；国际形势教育方法论研究，探寻独特的研究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国际形势的思维方式等。

国内外形势论文篇（9）

高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为帮助大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而作出的重要决策。目前,“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借鉴上海大学开设“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经验，笔者提出了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构想。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逻辑基础

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看，“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从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情况来看，绝大部分高校已经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并规定了学时、学分，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或学工部、宣传部)组成一支基本的教师队伍，每学期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下发的“教学要点”为教学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发展态势总体是好的，但在课程建设方面也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课程管理不规范、教学工作不适应、课程教学效果有待增强等问题，[1]尤其表现在“教学内容流动变化大”“教师队伍建设不适应”“学科建设方向不明确”等方面。[2]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要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为重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准确把握师生思想状况，创新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何进一步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已经提上了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议事日程。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2014年冬季学期，上海大学开设了“大国方略”选修课，由10余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组成教学团队，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视角向学生深入解读党的十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学生讲授世界变化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进一步理解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的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开拓了当代大学生视野，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中国梦和中国道路，增强青年学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大国方略”课程开设以来，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社会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学生的课后随堂反馈中，我们感受到“大国方略”是有益的尝试。借鉴上海大学开设“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学问逻辑与教学逻辑

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看，一门课程涉及教学什么、何时教学、如何教学等问题。其中，课程与教学内容的编制必须考虑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学问的知识结构、系统、逻辑”；二是不同发展阶段学生的认知方式、结构、过程不同。[3]有学者把前者称为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学问逻辑”，后者称为“教学逻辑”。本文中的“学问逻辑”包括“当代社会生活经验”，“教学逻辑”内含“学习者经验”。[4]“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通知》的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主要是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等。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时效性强，需要紧跟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全国统编教材不同的是，它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各高校基本上是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每年两次下发的“教学要点”作为“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有的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只局限于每年“两会”、党的重要会议召开和重要文件颁布时，主要是向学生解读会议和政策的重要精神。从课程编制的逻辑来看，“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学科的教学内容，应该以科学、学问为依据引申出来，并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经验”。但是，“教学内容动态变化”，“学科建设方向不明确”，不利于“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发展。事实上，“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并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经验”。

2015年8月，教育部了《2015年下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要求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重大活动和热点难点加强思想教育和引导，深入阐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主线、改革任务，深刻认识大国关系演变态势，宣讲“一带一路”战略和建设重点，关注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全面理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等等。上述内容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高校学科分类目录中的大部分学科，属于多学科、跨专业的范畴。那么，如果我们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不是可以解决其“学问逻辑”的问题呢？即使这样，照搬“学问逻辑”作为“教学逻辑”来应用，也未必妥当。要使学问的知识逻辑“加工”成“学科构成”的逻辑，就必须考虑学生的认知发展、心理成长的阶段性特点。认知发展阶段、“学习者经验”不同，人们的“心智运算”的结构在质上就不相同，于是出现了具备其固有特点的掌握知识的“认识逻辑”。[5]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如何厘清“学问逻辑”，并实现“学问逻辑”和“教学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进行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上海大学讲授“大国方略”课程的10多位教师中，有学科专业背景深厚的校领导，有主管学院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有教学名师，也有在学界颇具名望的专家教授。授课成员的学科背景各异，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他们从聚焦青年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开展集体备课，针对当今大学生的认知方式、特点及“学习者经验”，进行团队教学。“大国方略”教学内容贴近社会现实，内含“当代社会生活经验”，如“中国梦，谁的梦”“中美真的能坐在一张椅子上吗”“中国高铁驶向何方”“中国能第一口咬到‘苹果’吗”“我们会被全球化淹没吗”等，引领学生熟悉本课程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大国方略”讲授时注重从问题切入，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解析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导。教学采取课前网络采集问题、课中讲解并现场提问、课后深度评析的方式进行，全程以问题作为线索统领框架，按照问题的不同领域分类，依据问题的深入程度分层，讲授时如层层剥笋，展现出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教学魅力。“大国方略”课程通过教学过程中“学问逻辑”和“教学逻辑”的有机统一，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研究角度，基于“学问逻辑”的视角，紧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结合“教学逻辑”，向学生阐释这些关乎国家发展的大问题，这是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中内容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与构想。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方法的运用策略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从改革的实践来看，恰恰是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在高校课堂上，填鸭式、灌输式的讲课方式依然存在，而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尚未全面推广。尤其是广大教师对于教育资源有限，班级授课制、课堂教学在当前乃至今后仍将是高校教学的重要教学环境等因素缺乏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的研究。上述现象也同样存在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领域。《通知》要求广大教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然而，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大多以大班授课为主，并以在大礼堂组织报告会、录像教学转播或班团组织活动等形式作为辅助形式。一个教师几乎承担了全部的课堂活动，面对100多名学生，教学内容缺乏活泼新颖的宣讲材料，甚至采用照本宣科式“一言堂”的授课方式。如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与当代大学生接受信息的多维化、接受手段的多样化以及思维方式的多元化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如何增强教师教学方式的适用性，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等，已成为广大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教学方法问题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从课程与教学论的一般意义上讲，教学方法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师组织和引导学生进行专门内容的学习活动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和程序的综合。[6]

教学方法除了要体现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即指向实现特定的课程与教学目标）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学方法受特定课程内容的约束。“我们并不否认‘一般教学方法’的存在，但是，这些教学方法的一般要素与规范要真正对教学过程起作用，还必须与特定的课程内容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反映了特定课程内容的内在要求，这是一般教学方法的具体化过程，这种具体化是深刻的质变过程，而不是在各种具体课程内容中简单地对一般教学方法进行‘贴标签’的过程。”[7]二是教学方法还受到教学组织形式的影响。教学组织形式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方法的选择策略。显然，班级授课和个别化教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是不完全一样的，甚至班级学生人数的多少，也会影响到教学方法的选择。如果某一课程的实践性要求很高的话，其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会有别于课堂理论教育的组织方式，教学方法也会因此有所不同。上海大学开设的“大国方略”课程，每星期1次，每次3个课时，其中，2个课时采用“项链模式”讲授，1个课时进行现场答疑，师生互动、生生互动。“项链模式”授课方式的特点在于，由1位教师作为课堂主持人，另外1-2名教师作为嘉宾，联袂授课。课堂上，主持人把握课程与教学内容的主题、控制教学节奏，构成“项链”的基座；嘉宾教师根据所讲授的内容，应用其特有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演示法、提示法等），像“钻石”一样镶嵌在“项链”上，通过深入阐释课程内容，并根据学生课堂反应，回应学生的问题。不同的教师承担不同的功能，有各自的教学任务，彼此配合，相得益彰。课外学生通过登陆Blackboard网络教育平台、上海大学BBS论坛及微信等进行学习反馈。考核以学生即时表达感受、撰写读书报告或课程论文等确证理解和阐述观点，教师分析点评，用循环式随堂反馈取代一卷式期末考试。“大国方略”课程把教学形式与考核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是一个整体，教师是一个团队。“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表明，教师的教学活动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个人讲授，而应该是一个团队的集体行为。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采用的“一人一班一学期”教学模式是建立在每位教师都是百科全书式人才的假设基础上的。如何建立专兼职教师共同参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长效机制，以解决“形势与政策”课的学科综合性强与教师专业背景相对单一的矛盾，提升为学生解疑释惑的能力，更有效地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这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2015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做到理念手段先进、方式方法多样，为此要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艺术，倡导集体备课和名师引领，强化问题意识和团队攻关，这为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配备高素质的专职教师，负责“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坚持把专职“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编制，努力建设一支专职为骨干、兼职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8]另一方面，教学方法不是以独立于教师之外的实体形态存在的，而是教师内在素质在教学活动中的一种外化。[9]教学方法的文化制约性，是教学方法个体性的自然延伸，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的教学方法。“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结合特定的教学组织形式，研究能体现教学思想、展现教学能力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形成特有的教学风格。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多学科性和跨专业特点，教学活动往往是组合了多种教学方法才得以开展的。如果教师仅以一种教学方法为追求，排斥其他教学方法，而不是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具体教学内容，通过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教学内容有机地组合起来，效果必然不会很好。因此，“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还应当注意多种教学方法的组合运用和整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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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云鹏.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260.

国内外形势论文篇（10）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 考 文 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国内外形势论文篇（11）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由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部分组成，其中理论教学具有课程难度大、教学内容变化快和备课耗时多的特点，适宜采用专题化教学方式。

一、“形势与政策”课采用专题教学的必要性

（一）教学内容要点化决定了教学方式的专题化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主要是依据教育部每学期印发的《教学要点》展开的，一个教学要点就是一个教学专题，任课教师应该依据教学要点及提示进行备课并教学。以2004年下半年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为例，国内“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有七个：一是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二是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四是准确把握中央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思路和部署；五是正确理解事关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六是全面认识当前我国社会领域的改革发展形势与措施；七是广泛组织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国际“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有五个：一是世界经济企稳复苏，了解增长格局的新变化；二是大国关系不断调整，把握其对世界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三是周边地区发展形势良好，清醒认识存在的诸多风险和挑战；四是地区热点问题有所缓解，深刻认识国际安全威胁的多样性，五是中国外交开拓进取，全面理解中国外交的政策举措。国内和国际的教学要点共计十二个，而这十二个教学要点之间并没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实际就是十二个教学专题。可以说，“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要点化决定了其教学方式的专题化。

（二）教学内容多而课时少的矛盾决定了专题教学的合理性

“形势与政策”课一学期的教育教学要点达十二个之多，每个教育教学要点如果充分展开的话内容十分庞大，然而每学期的课时数多则16课时，少则8课时。要在8至16课时的课堂上系统讲授十二个教育教学要点的内容，既无现实性亦无可能性，如果勉强为之，只能走马观花式教学。相反，如果采用专题化教学，则可以在十二个教学要点中精心选取几个要点，然后组织骨干教师集体备课，重点突破选取的几个教学要点。淮阴工学院每学期“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只安排8课时，要在8课时的课堂教学中系统完成教育部印发的十几个教育教学要点的教学工作是绝无可能的，只有采用专题化教学方式才能解决教学内容多与教学课时少的矛盾。从2006年开始，淮阴工学院就决定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采用专题化教学方式，即在教育部每学期印发的十几个教育教学要点中选择四个要点，然后进行重点备课，开展专题化教学。如本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淮阴工学院在教育部印发的十二个教育教学要点中精心选择提炼了四个专题，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专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专题、当前我国社会领域学习专题和中国外交政策举措学习专题。

（三）教学任务重而合格教师人数少的矛盾决定了专题教学的现实性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要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为重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如果严格按照《通知》的精神，本科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总学时应该是128学时，共计2学分。也就是说，本科四年每学期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可见教学任务十分繁重。面对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现有教师队伍无法承受。据笔者了解，多数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师资队伍存在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知识结构不尽合理的现象。从职称结构看，高职称的教师偏少；从学历层次看，博士学历的教师偏少；从知识结构看，多数教师的知识单一，缺乏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新知识为一体的综合型知识结构，使得“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以笔者所在的淮阴工学院为例，全校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约18000人，每个学期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学生约为4500人，要连续开设七个学期，共计112学时。为了完成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需要约50名合格的任课教师，但全校能够胜任“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教师数量不足30人，而且这不足30人的合格教师队伍还要承担全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四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为了确保“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切实可行的做法是实行专题化教学，集中有限的合格教师队伍，精心选择和提炼教学专题，然后进行专题教学重点攻关，由骨干教师牵头进行专题教学，带动其他教师全面开展专题教学，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完成十分繁重的教学任务。

二、“形势与政策”课专题教学的注意要点

（一）精心选择和提炼教学专题

教育部每学期印发的教育教学要点多达十几个，而每学期能够选择的教学专题只能有三五个，如何在十几个教育教学要点中选择三五个要点进行专题教学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笔者认为应该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但以国内为主的原则；二是坚持适当提炼、避免原文照抄的原则。下面结合笔者所在的淮阴工学院谈谈对上述两个原则的理解和运用。

1.坚持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但以国内为主的原则

淮阴工学院每学期开设8课时的“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一次课2课时，共计四次课。因为是一学年考核一次，故上学期上四次课，一次课一个专题，共计四个专题。对于四个专题教学内容的选择，我们一直坚持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但以国内为主的原则，如本学期的四个教学专题，其中三个专题是关于国内的，一个专题是关于国际的。下学期讲授三次课，共计三个专题，我们一般选择两个国内专题，一个国际专题，第四次课作为课堂考核。以上学期为例，教育部印发的2014年上半年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规定了十个国内国际教育教学要点，其中国内要点六个，国际要点四个。我们课程组经过精心选择，最终挑选两个国内专题，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专题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专题，另外选择一个国际教学专题，即大国外交学习专题。

2.坚持适当提炼避免原文照抄的原则

在十几个教学要点中选择三到五个要点作为教学专题，绝不是简单的原文照抄，而是要适当提炼。如上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课程组需要选择三个专题开展教学，经过充分考虑最终选择教育部印发的2014年上半年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中国内部分的第一个要点和第五个要点，另外选择国际部分的第二个要点。但是在选择教学专题时，我们不是简单地原文照抄，坚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炼的原则。如按照教育部印发的教育教学要点，国内要点中的第一个要点原文是“深入学习贯彻系列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经过适当提炼后确定的专题名称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专题”；国内要点中的第五个要点原文是“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经过适当提炼后确定的专题名称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专题”；国际要点中的第二要点原文是“关注大国对外战略调整动态，充分认识大国关系互动的复杂性”，经过适当提炼后确定的专题名称是“大国外交学习专题”。

（二）建立重点备课人制度

选定教学专题之后，接下来的重点工作是备好课。因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难度大、变化快，所以备课难度大。如前所述，面对如此繁重的“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任务，合格的教师人数无法满足教学需要，所以学校不得不让大量辅导员担任“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任务。然而，对于辅导员来说，他们要备好“形势与政策”课确实勉为其难，必须建立重点备课人制度。淮阴工学院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践中挑选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者博士以上学位的老师担任重点备课人，而且要求重点备课人熟练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并且深刻把握国内国际时事热点。重点备课人选定后，由课程组负责安排重点备课人的备课任务，一般是一个重点备课人负责一个教学专题的备课工作。为了激发重点备课人的工作热情，学校对重点备课人给予资金补助，一般完成一个教学专题的重点备课任务学校给予200元的备课补助。通过建立重点备课人制度，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课专题教学的备课质量，为搞好专题教学奠定坚实的前提。

（三）实行任课教师先行培训制度

鉴于授课班级多、学生人数多的客观现实，每个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都很庞大，其中包括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党务工作者、辅导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在这次教师队伍中，一般而言只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和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背景的党政干部能够胜任“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工作，其余人员特别是辅导员队伍很难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要求。为了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先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所有“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熟练掌握教学内容，把握教学要点，科学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现实需求。淮阴工学院在实践中采取的主要做法是依靠重点备课人对其余授课教师进行专题辅导，同时由“形势与政策”课课程负责人召集课程组成员集体研讨确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然后对所有“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培训和辅导。淮阴工学院的多年实践证明，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先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给学生讲授“形势与政策”课，能够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效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三、完善“形势与政策”课专题教学的建议

（一）提高认识是完善“形势与政策”课专题教学的前提

思想是行动的主导，只有认识到位，才能更好地付诸行动。提高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认识可以从学校、教师、学生三个层面入手。

就学校而言，思想重视要落实在行动上。在教学管理上，应以制度形式给予保证，即列入教学计划、排入课表、有学分、有考核，并且重视“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培养，确保所需各项经费、场所、设备落到实处。

就教师而言，要充分认识到“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教学实践。教师要立足”形势与政策”课层次高、领域宽、跨度大、学时少等特点，以学生为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改进教学方法，从学生关注的社会生活、时事政治出发，寻取学生思想需求与教学内容的恰当联结点，理论联系实际，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增强教学效果。

就学生而言，学生重视“形势与政策”课就是端正学习态度，对该课程投之以热情、付之以精力。通过不断地认知时事、认同政策，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认清大局和大趋势，最终树立科学的形势政策观。

（二）建立一支结构优、素质高的教师队伍是完善“形势与政策”课专题教学的关键

“形势与政策”课的思想性、知识性、时效性等特点对任课教师提出较高的要求。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中选拔专业理论功底深厚、对教学全身心投入的、不断探索教育教学改革的教师作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的骨干；选拔那些把握学生思想脉搏和关心热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前沿的辅导员作为“形势与政策”课的兼职教师，加强对其指导和培训，使之成为教师队伍的主体；吸收党政领导干部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加入“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中，努力建设一支以专为主、专兼结合、相对稳定、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通过定期开展培训、坚持集体备课、教学观摩，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注重培养青年教师，打造“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梯队，老教师要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帮助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有生力量；重视创新意识和奉献精神，不断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师德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