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学史论文大全11篇

药学史论文篇（1）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摘要：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有课程分化、机构整合、学科系统三个方面机遇：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的形成，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机遇

【参考文献】

1袁浩.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封三.

2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部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刘飞，康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药学史论文篇（2）

二、把握壮医药学“口传心授”的主要传承方式

壮医药学是传统民族医学，必须具备一定符合其规律的传承性方式，由于壮医药学没有形成规范的文字记录，决定了其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这些传承内容主要体现在壮医药主要的医疗理论、药物功用认识、各科疾病诊断经验、治疗经验，壮医药各种特色疗法的经验传承上，是通过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壮族自治羁縻及土司制度州县和一般州县(中央)并存，决定壮医药也不是正统的官方中医记录，因而壮医药主要流传在壮族聚居地区讲壮族语言的民间。“口传心授”方式决定了其不可能为繁杂的体系，而多为简洁、实用及经得起考验，这些知识内容是客观的传统壮医药，但多散播在民间，须采集挖掘整理，这是目前壮医药的重要工作。

三、壮医药学没有形成规范文字记录的原由

使壮医药的基础医药知识不系统、直观，而必须借助于壮医药的壮族文化背景进行内容支助、理解、说明;如社会生产水平较低实际和对鬼神信仰的精神实际是壮医“巫医同源、巫医并存”，即是壮医的深远文化背景;如一些画符、念咒、驱鬼、三道公庙等形式中寓含许多壮医药知识内核，如果舍弃了“巫”的形式，那么壮医就怕一无所在了，就否认其历史价值了。又如壮民族特色的干栏式建筑文化反映着壮医药对流行病预防的重要成就。

四、壮医药社会历史的民俗、民族文化是壮医药经验和成就保留和保存的重要形式

并且这些反映着壮族人民以普及化形式或民俗形式或民族特质文化形式对实践认识到的最重要的壮医药知识、成就的记录和经历代相传的活生生的客观记录;尤其反映了壮医药的保健和预防医药的历史成就。如三月三的五色糯米饭、歌海节、赶圩文化、赶药市习俗，又如抛绣球、点天灯、花山石刻等体育锻炼预防保健形式;这些是壮医普及的预防医学的重要成就。另外，如壮药祛瘴法、群防隔离习俗等壮医药对流行病群防的重要普及知识成就。这些是壮医药传承不依赖文字记录外的较“口传心授”主要传授方式更高形式的开放传承形式，对壮医药很重要的知识尤其适合。

五、一个重要的实际是从壮民族的岭南地域和气候变化实际研究壮医药

这些地域和气候必然影响壮医的生活方式和影响决定着壮民族医药的历史医疗实践活动形式，是形成壮医药的基础。这一方面形成壮医药的生产毒药的基础、使用毒药的本能和历史上培育壮医药的解毒本能;这是壮医药的重要特色之一。故壮药多毒药、壮医善于使用毒药和解毒药，是壮医药的丰富医疗事实和实践经验基础;毒是壮医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最多的疾病，毒也是壮医外科学的实质纲领。由于壮族的地域、气候特色，使壮医“痧”、“瘴”、“毒”、“盅”、“风”、“湿”等地方病突出，并形成壮医疾病谱的基本纲领，且决定壮民外在活动频繁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壮医防治学重要的特色，即较注重外治方法，而内治方法较弱，即以外治为特色，并形成一系列的重要外治的特种技术;如壮医针法、壮医灸法，也催生了优秀的壮医挑治法、壮医刺血疗法和壮医佩药疗法等非常丰富的壮医外治疗法内容。壮医的地域环境特色和气候特点的影响，决定了壮医的发病观。中医的发病是正邪观，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较具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壮医更具体的实践环境是地域特点和气候特色，即南疆之域;邪气炽盛，阳气开泻，正气更易耗损，既表现壮地突出的“痧”、“瘴”、“毒”、“盅”、“风”、“湿”等地方病发病特色，也表现出明显的因虚致病特色，明显正气虚的特色，故壮医发病观表现更为明确病因的即明确而广泛的壮地毒虚病因的“毒虚致病观”。而这一具体的致病观从而决定了壮医治病的最基本原则是“调气”、“解毒”、“补虚”观。以这些治则为基础，去掌握壮医多种治疗方法的实质所在，如壮医针法更重在调气，壮医善用动物药以补虚，壮医更善用解毒药等。

六、壮医药知识保部分存在在中医典籍、地方志等记录当中

中医传统典籍中记录一些壮医药学成功典案或有巫文化特色的案例，壮族地域的地方志记录的壮医药成就、壮医药历史活动，以及诸多中药药典对壮药的记录，就是当今较直接的壮医药知识成就记录。但这些内容较少，不代表壮医药学主体。另外，壮医药学的文献考古工作对壮医药知识的佐证，故文献考证是壮医成就的重要佐证形式，以证明壮医的历史真实性、存在性和历史技术水平，也佐证一些目前中医药技术的起源。诸上所论壮医药各方面的特色提示在壮医药概论教学中，除按现在教材内容分类章节讲授主体形式基础上，在合适的地方也宜穿插一些知识要点的如壮民族文化、民俗、地域特色、民族特异性、自治政府卫生政策、口传心授等主题的专题讲授，以丰富知识背景。

七、在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诸方面的佐证壮医药的存在形式和客观事实后

结合壮族地域气候特点的发病观和疾病谱基础;并在中医药文化渗透基础上和无文字记录便于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上;可以理解壮医理论体系的历史概况，至少应该简捷、易理解、易解释，故形成“三气同步观”、“壮医生理病理观”、“壮医的三道两路观”，以及壮医理论基础上的客观指征如目诊、甲诊、腹诊等壮医的诊断学基础。这些理论隐约可见于壮医的传统历史中，但较多具体成形的壮医理论也只有30年以内，如何理解其历史必然性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但至少相较于中医的观点，其肯定有特异性、民族性和传统性;如“三气同步观”形似中医的“天人相应”观，但在具体的解释病情和说明治疗时使用得更广泛和具体。壮医的“巧坞主神”理论较中医五脏主神更具有壮医特色，也更符合“脑主神明”现代简明之说。“三道二路说”更符合壮族的历史传统，远较中医经络腧穴容易记录，易于口传心授等。了解这些概念的壮族历史地域特色是增加肯定壮医理论的基础，达到本课程教育目的。如上，壮医药医疗实践的地域特点决定的“毒病说”，就说明了壮医基于外邪所致的地方病“痧”、“瘴”、“毒”、“盅”、“风”、“湿”等主要疾病谱，而当今壮医基本理论的建立，如三道两路理论，就补充了壮医基于外邪所致的传统地方病外的壮医杂病辨证体系，即三道病、二路病，也补充了可适用于壮医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儿科等各科杂症辨证。另外，壮医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壮医基本属性，决定着壮医的地位和水平，又决定了其发展状态，如历史上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政策既是促进壮医发展因素又是阻碍壮医发展的因素，决定壮医的总体水平不及中医，但又保持了壮医药特殊方面的先进性，以及壮医药的民族特异性，因而决定了壮医在历史上作用、水平和地位。

八、注重中医药、壮医药的比较研究，肯定壮医药的民族性、特色性和传统性

“壮医药学概论”是壮医药学的入门教程，也是壮医药学各论中引用较多或占较大份量的素材，其份量远较“中医学导论”之于中医学各论中素材多，故其在壮医药学中的地位不光是一门专业思想启蒙教程，更是一门壮医药学知识简编读本，也是其他专业壮医药学的普及读本，在壮医学药专业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深入了解该课程地域、历史、文化、民俗、民族背景和基础知识，就基本上算得上较具素养的壮医师了，各个方面内容自然延伸、丰满为现在壮医药学各门具体的专业课程，因而，也就很利于更深入的壮医学专业各门课程的学习，更有利于树立稳固的壮医学专业思想。如注意以上诸方面线索的知识组合，并注意丰富、丰满医药背景知识，寻找更多的可视教材的支持，注意讲授的技术、艺术，仍不失为内容性、系统性和趣味性的一门课程。

九、学习掌握的壮医药学概论壮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传统性

最终要从各方面理解、说明并落实现在已成型的壮医学的成就和形成基础的理解、认识，坚定对目前成形状态的壮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的认同，更坚定壮医药学专业的专业思想基础。同时为找到壮医药理论和学科建设进一步系统挖掘整理的科学方法，这也是“壮医药学概论”教学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以达到更好地完成普及壮医药学知识、巩固专业思想、坚定发展壮医药学的教育基础任务，达到科学整理挖掘多门壮医学新的科学教材和更系统的壮医学科学理论。

药学史论文篇（3）

一、研究概况

中医药政策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针对中医药事业制定的大政方针、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其内容主要是以领导讲话、指示、卫生部等相关国家机关的文件、法律规范、党报社论、中医工作实践等形式表现出来。

建国后党的中医药政策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该课题的研究还非常不充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少数涉及该课题的研究者大多是中医学界的医史工作者。

从著作角度来看，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王致谱、蔡景峰主编的《中国中医药50年》（福建科技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全面反映建国50年间中医药发展概貌的学术专著，同时，陈敏章编写的《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赵含森等编著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等著作也对建国后中医事业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但这类通史性质的研究尽管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但不可避免有所疏漏，不可能对建国后的中医政策进行更加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对于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未能做出深入思考。

从论文角度来看，学术界对于建国后中医药政策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如2006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专业毕小丽的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黄永秋的学位论文《建国初期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研究（1955-1959）》，陈可冀、陈士奎的论文《党和国家的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和沿革》（《科技和产业》，2002年第2卷第5期）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此外，医学界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还有：《近50年来现代中医教育机构发展史略》（余永燕，《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年第11卷第12期）；《从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张效霞、王振国，《中医研究》2005年1月）；《新中国北京中医管理研究》（梁峻，《中华医药文明史论集》中医古籍出版社）。上述都是从医学史角度出发的研究，最近几年有些学者也开始从党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关注这个问题，比如：《建国初期党的中医政策述论》（许红霞，《传承》2008年第9期）；《中共的中医政策在新中国的贯彻――以北京为例》（刘慧娟，《北京党史》2007年1月）；《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李洪河，《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可以看出，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建国以来党的中医事业及中医政策的发展和变迁这个课题，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从该领域的总体研究现状来看，成果还是较少。

二、现状评析

（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1.对建国后中医药政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及阶段性情况都进行了描绘。在这方面，既有全景性的鸿篇巨著，也有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把握，也有细致的阶段性描述，做到了粗细结合。

2.从横向上对建国后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有从医学史角度进行介绍的，有从党史角度进行考察的，也有从管理学角度进行解构的，做到了研究角度的多样化。

3.在研究水平上实现了从政策介绍到政策反思的转变。对于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中医药政策，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如雷正荣所著的《对中医院发展的政策建议》、姚澄所著的《多源流视域下我国中医药政策的嬗变》（《江苏中医药》2009年第8期）等。

（二）存在的不足和欠缺

1.通史类的著作只着重于全景式的勾画和覆盖。没有做到细节记录和深入思考，并且对于党的中医政策问题往往不是通史类著作的重点。

2.中医医史类著作把侧重点放在中医事业本身的特点上，较多的关注医学发展、医院管理体制、医学专业教育、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医科研机构等专业方面，没有在一个大的政治史、社会史，或是一个更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这段历史。

3.党史角度的研究成果要么局限于地方史，未能从全国的角度出发，要么局限于研究领袖人物对中医的看法，没有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建国后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变迁，也未能做出全景性的历史考察。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药学史论文篇（4）

本文之所以提出本草研究的创新问题，是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研究肤浅和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和及时，也有的是属于学风问题。社会 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本草研究中来。以下拟从本草研究的几个方面作一探 讨。

一、本草文献研究

本世纪在本草文献（准确他说是本草专著）难芯糠矫娉晒?橙弧u夥矫孀钪匾?慕?故潜静莸哪柯佳а芯俊a??帷断执姹静菔槁肌贰⑸兄揪?取独??幸┪南拙??罚?约白罱?霭娴摹度??幸酵际榱?夏柯肌返仁椋??旧贤瓿闪酥泄?诘乇静葑ㄖ?哪柯佳у鞑椤?

在本草专著的研究方面，本世纪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有《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 《本草纲目》、《本草品汇精要）、《植物名实图考》等主要本草。所谓深入，是指对其成书、内容及版本都有过细的研究，尤其是近20年，这方面的进展非常迅速。过去一些研究较少的本草，在这段时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展， 如《绍兴本草》、《履?f岩本草》、《宝庆本草折衷》、《本草原始》、《滇南本草》等。在已有研究的本草专著中，绝大多数为明以前的本草，尤其是宋代及其以前的本草研究得比较多。伴随宋以前本草文献研究的深入，其辑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神农本草经辑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缕清我国本草文献发展的源头作出了贡献。尚志钧先生在宋以前本草的辑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由于本草学者的努力，南宋以前的亡佚本草几乎全都有辑佚本。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许多明清稀见的本草著作也陆续影印或校点出版。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本草全书》更是志影印全部1949年以前药学文献。而进行中的《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药学分典》如果能编辑成功，也将把古代本草文献的主要内容分类纂集于一书，这些进展为当今发掘中药宝库铺垫了道路。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大量以探讨医药成就为主旨的本草文献（主要是《本草纲目》）研究论文中，有新见解的越来越少。我们不是不需要这方面的论文，60年代初期以及80年代前期，的确涌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探讨《本草纲目》对医药乃至整个古代科技的论文，但此后的有关论文数量剧增, 质量却每况愈下。辗转抄录、选题琐屑、把书中反映的历代医药成就全部不切实际地归于李时珍等现象极为严重。《本草纲目》似乎成了撰写论文以谋晋升或参加会议等的捷径。

必须直言的是，研究本草著作的文献学内容（目录、版本、辑佚等）需要良好的获取第一手资料 的条件，并非人人都能涉足并取得成就的。加之国内现存本草专著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并有一定的深度，因此这方面发展的空间已经比较狭窄。围着几部重要本草变看法子为之粉饰颂德，或反复讨论前人已有定论的内容，或纠缠一些目前条件不可能定论的议题（除非有出土的或新发掘的资料），我个人认为这是使本草文献研究平庸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本草文献的研究已经到头。事实上百年之间，我们还只不过是围着中国内地所存的汉文本草专著打转转。即便如此，有些本草我们的研究还很肤浅（如《滇南本草》多种本子究竟那一种能算是兰茂所处时代的作品？传世的《绍兴本草》抄本有没有一个祖本？等等），国内不有可能出现或出上新的本草专著，流散海外的本草著作也有不为我们所知者。最近从日本接引回归的《药性会元》、《药性要略大全》等本草，国内学者过去就从不知其底里。原以为失传已久的墨西哥传教士石铎碌（石振锋）所著的《本草补》，最近笔者才从国外获得了它的影印件。这说明本草书志的研究尚未完结。马继兴先生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中医药联合目录研究课题将把本草文献的调查推向深入，这就是一件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此外，非本草专者的医书，乃至非医书中蕴藏着大量未被本草专著收录的药物资料，这些资料的调查、汇纂和整理，是本草文献研究者未来的用武之地。 厚古薄今是过去医药历史研究的普遍现象，近现代本草文献还有待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药学文献至今罕有报道。和中国本草一脉相承的日本、朝鲜本草也很少有中国学者问津。因此，未来本草文献研究不应该故步自封，开拓新领域是创新的重要体现。

二、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

在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方面，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最为辉煌。这一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早期中外动、植、矿物分类学家根据我国古本草或民间沿袭的名称来确定某一物的中文名。尽管在这一 过程中也包含着本草考证，但前辈并没有将其依据专门记录下来。本世纪上半叶，赵??啤⒒剖ぐ住 钟观光等前辈学者把现代植物分类和中国本草知识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对本草药物进行考证，确定其分类学地位，从而开创了我国药物品种本草考证之先河。日本的冈西为人等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并授徒传道。前辈们荜路蓝缕，确定了本草中大量的药物名称。近50年来，围绕中药品种进行的研究和资源调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包括“”期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反映在为数众多的动植物志、中药志、《药材学》、《生药学》及《药典》等书籍中。国家药典收入的中药，首先必须确定品种。一批药学界前辈把所掌握的现代分类知识与传统本草相结合，使中药品种考证工作不断深化，由此也积淀了丰富的本草考证经验，总结了一些本草考证的方法。楼之岑、谢宗万、 徐国均等许多前辈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除大量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论文之外，集中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专著当数谢宗万先生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于1964年出版）。该书以中药混淆品种为研究对象，这一选题本身就具有创新性。中药混淆品种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这就要求作者除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之外，必须精通古代本草的内容。谢先生正是把植物分类、实地考察和传统本草考证相结合，在药物混淆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独占鳌头。80年代初，为了使本草考证更上一层楼，谢先生又参加了西学中班，补充了中医临床知识这一课，使本草考证更贴合中医用药实际。正因为谢先生的知识结构的完善，使得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中）以及后来修订?的上册内容更为充实。“本草考证”在书中正式作为一个专项。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考证结果直接保证了中药用药品种的准确。然而谢先生并没有从此停步，他90年代又辟蹊径，将其多年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经验上升为理论，连续出版了《中药品种理论研究》、《中药品种新理论的研究》等书籍和论文，使这一研究由散在的经验变得有规律可寻。这一理论的产生本身就是创新，其意义远胜过零散的药物本草考证。

本文用较多的笔墨介绍谢宗万先生在药物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的业绩，井无忽视其他专家成就的意思，只是想借用此成功之例，说明要想在本草研究中不断创新，必须注意结合多学科的知识，注 重解决实际问题；并及时将实践上升到理论，为下一轮更深入的研究开辟天地。同时也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创新就不能安于老套路，必须根据各人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应自己创新发展的道路。可是近些年来，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发现许多品种中早已有人考证过的，结论雷同。有些混淆品种中的常识性问题，也有人再次重复前人的劳动。至于平时审稿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再者，选题基本上集中在植物，而动物、矿物方面的考证文章少而又少，这和本草记载的各类药物比例是不相称的。以矿物药为例，至今专门的论著只有王嘉荫1956年出版的《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

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与本草文献研究有所不同，前者需要有与药物基原考订相关的专业知识 （如动、植、矿物分类，药材鉴别知识等）。也正为如此，散布全国的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员都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地利之便，补习一些本草文献查找方面的基础知识，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药物品种混淆的实际问题，开展本草考证。至于信息来源，有志于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的同道，应遵循一般搞科研的基本方法，追踪本学科最新进展。同时，在选题之前，应该检索一些与之相关的基本工具书和专著。如果《中药大词典》、《中药材品种论述》等书都不看，怎么能保证不做无用功呢？

应该说常用药物混淆品种的本草考证都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除非有新的材料和新的见解，否则最好不要重复选题。对基层药学工作者来说，搞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注意扬长避短、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运用本草考证去解决问题。地区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是大有作为的。例如：药物混淆是有地区特征的，有些地区药物品种混淆历史非常悠久。熟悉本地区用药品种特点，对从事本草考证有着地利之便。我曾经见新疆药学工作者考证当地用的人参品种中，有古代的押不芦，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元代押不芦传人中国内地，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色彩。不曾想在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有应用此药的地方。广西有几位年青的药学人员，他们立足于本地用药实际，进行本草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很值得借鉴。一种药物的运用，有时可以沿袭千年。民间用药习惯有时可能解决文献记载的疑似。在古本草中，至今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是不明的。例如宋《本草图经》的外草木类的药物，有很多已成为历史悬案。有些历史上被认为很有疗效的药物，至今没有人考出其基原。 例如坐拿草，从来到明，医方中都有用者。《本草图经》说：“土人用治打扑所伤，兼壮筋骨、治风痹。 江西此甚易得。后因人用之有效，今颇贵重。”此药有图，江西吉州、安徽滁州是其产地，疗效也很明确，应该说是比较容易考证的。但由于其图形的粗糙，至今未有能为人信服的考证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寄希望于该药产地的药学工作者。如能在民间开展深入的考访，寻找到名称、疗效和形容近似的药物，是可能决这一疑难的。云南药学工作者考订《滇南本草图说》药物基原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古代本草书中，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有待考证。《本草图经》、《本草纲目拾遗》、《生草药性备要》等书此类问题最多。在考证时，除本草专著之外，应该注意充分发挥地方志等乡土文献的作用。 实地考察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瞩。此外，药物品种考证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这是一个与药物运用和生产紧密相关的问题。从生产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使研究工作充满生命力；从文献到文献，选题必然枯燥而无实际意义，这样的研究是难得有新意的。

三、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

药物炮制是中药学非常具有中医特色的内容。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药炮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不同的药物、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都会影响到药物炮制方法。处理 这些纷繁的炮制法，使之既有效又经济地为中医用药服务，光靠实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不可能逐药逐法地去进行验证。更何况传统中药炮制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实验研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本草考证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有助于缕清历史上炮制法的源流、种类及其不同的运用，为现掘、验证合理的炮制法提供符合中医用药实际的文献依据。

50年代到“”前，收集总结各地炮制经验是当时的主要工作。近二三十年以来，药物炮制的本草研究才真正蓬勃地开展起来。在这一研究中，应该特别提一下王孝涛先生的业绩。王先生本身是从事炮制研究的，他和谢宗万先生一样，接受过现代科学研究的系统训练，又具备本草考证的深厚功力，80年代他发表的有关酒制法、地黄炮制法等个案研究，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为此类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更重要的是，王先生与许多同仁经过近20年的努力，编成了《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1965年完稿，1973年内部印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古代虽有少数几本炮制专著，但远不能反映历史上炮制发展的实际。这方面大量的资料散见于医方书中。汇集这些资料真正是沙里淘金。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专家的研究激情和行政组织的推动，集合了众多的专家，低成本甚至是完全无报酬（包括不署名）地完成这个大项目。该书从167种古医方书中摘取药物炮制资料，按引书顺序排列，为此后炮制的本草考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在此基础上，王孝涛等先生又以药物为单元，正式出版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1986年），使得药物炮制的本草源流更加系统。本草考证在炮制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建立。在从事药物炮制实验研究之前，进行与选题有关的本草考证，这已成为一定之规。

近年以药物炮制法沿革为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可是仔细核对其原始资料，不难发现，很多文章的资料并没有超出《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的引书范围。罗列史料，缺乏分析，成为某些类文章的通病。照此下去，必将使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平庸化，成为毫无新意的文献综述（甚至是文献凑合）。本草考证之所以称之为考证，不是简单地堆砌资料，而是要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古代本草资料中缕清其发展脉络，寻求其历史原因，并提出去伪存真的个人见解，这才算是真正的研究。否则，就会使人看轻了本草考证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是不是说有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之类的书籍之后，单味药或单一的炮制法就没有再进行本草考证的必要了呢？否。我们反对的是依据他人已经汇集的资料，略加组织就当成考证。这样的工作毫无新意，无法为炮制的现代研究提供借鉴。但如果有更丰富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的依据，能对某些生产实际问题提供新的参考，那又另当别论。必须正视的是，《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用的古医书才167部，而现存的医方书至少也有4000部以上。可以断言，在《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史料之外，还有大量的炮制资料未得到发掘，再次广泛地汇集炮制资料是完全有必要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一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靠个人之力非常困难，而要想发挥专家群体优势，其成本和凝聚力都存在问题。即使有朝一日能把所有古代炮制资料集于一炉，也不等于大功告成。分析这些史料，需要现代科学和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会有比较正确的结论。因此，炮制的本草考证不是没有发展空间，而是需要把研究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另一个倾向必须注意的是，以往在炮制的本草考证方面的论著较多，但是对同样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中药传统制剂学的本草考证却显得非常稀少。须知中药的制剂不仅种类众多，而且至今沿用不替。中成药的发展是和药剂防腐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但这方面的发展规律并无深入的考察。已故药学史专家朱晟先生生前曾和我讨论过大蜜丸蜡壳密封技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很清楚。蒸馏技术，还有秋石（性激素）制备等先进技术，均曾在世界医药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领先的地位。但在中国，对中药制剂的本草考证在朱晟先生故去后，还没有见到卓有成就的后继之人。在未来的世纪中，亟盼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能做出成绩。

四、本草研究的相关问题

以上所谈的是本世纪本草研究最多的三个方面：本草文献、药物品种、炮制方法。但是，这就是 本草研究的全部内容吗？当然不是。药学中最为多见的实际是药物的效用问题，而这方面的本草 研究实在太少。一味药物的功效形成，决不是一句“经验所得”能概括得了的。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热门时髦药，这些药物在历史上走马灯式的“你刚唱罢我登台”。影响药物使用的种种用药思想，是中药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高晓山先生等的（中药药性论）在药性理论的本草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以后更深入广泛地开展此类研究趟出了一条道路。可以预见，药物效用的浮沉隐现历史的研究，将会为当代药学发展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借鉴。这方面的研究是广大临床医生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药物发展过程中不仅品种方面存在着同名异物的问题，同时也存在同物异位（药用部位）的问题。有些药物古今用药的部位是不相同的。笔者曾对龟甲（全甲）向龟板（下板）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本草考证，结果证实李时珍所说“（龟甲）古者上下甲皆用之”是完全正确的。现代实验研究也支持龟上下甲可以同等入药，因此，从1990年开始，《药典》将久已废弃的龟上甲重新作为药物；龟甲又恢复了其历史的真实面目。类似这样的例子决不只是龟甲一味，还有待更多的学者从用药实际出发，将药物同物异位的种类加以梳理研究。

在药物品种、炮制、效用、入药部位、用药分量等方面，同样尊崇《本草经》和张仲景用药的日本、朝鲜，却有很多与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茵陈蒿，中国讲究的是“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茵陈当柴烧”，即使用幼嫩的苗，而日本却使用结了果实的老蒿。是什么历史原因造成其中的许多差异呢？ 这就是中外用药比较的本草研究课题。尽管已有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但系统深入的调查和考证尚未开展起来。

道地药材的研究也是适用本草考证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一研究受到了重视，被列为重大课题进行攻关，有关的专著也已出版。道地药材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既有经验的总结，也有 社会因素的促成。各道地药材产区的药学人员如果也能参与到这一研究，利用地利调查乡上史料、民间口传，可望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

药物的栽培驯养在我国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这方面的本草研究一般不受人重视。可是，就本人所知，栽培菌类植物茯苓至少在南宋已经开始，其方法与现代相差无几。此外，我国唐代就有 驯麝取香的先例，北宋就开始淡水养珠，南宋就有人工牛黄……这些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和外国人争发明权，而是有可能为当今中医药发展提供直接的启示。人们熟知的浙八味、四大怀药等，可是又有谁肯下工夫将其栽培发展历史流理清楚呢？

药学史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2-0022-02

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已不是封闭和单一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已经与外来文化发生了深刻渊源关系的文化系统，并且因不同外来文化从不同方向上的传入和渗透，形成了藏东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曲贡文化以及藏北细石器文化。但是，的旧石器，与西面印度、巴基斯坦则截然不同。[1，2]

次旦扎西等一批藏学专家考证了上述现象形成的原因，认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相当明显，它不仅是南亚大陆和东亚大陆之间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了两个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高原虽与南亚大陆接壤，但它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东北面，在地理单元上属于东亚大陆，所以它在文化系统上与其东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而不与其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事[1，2]。”

藏族学者丹珠昂奔也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列举了诸多的历史考证，专篇论述了“与印度、泥婆罗的文化交流”[3]。丹珠昂奔指出：“从历史的大背景看，在周缘民族中藏人较早受到汉、波斯等民族的影响，苯教文化即是。作为文化影响其渠道是多样的，其时间也是久远的。”“关于印度文化对藏文化的影响……是从吞弥·桑布扎去印求学、赤尊公主入藏等为始点。”[4]“学经、译经的开始，从根本上讲是以佛教为主体的印度文化对藏族的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开始。”[5]。次旦扎西等学者的考证，对丹珠昂奔著作中的“始点”说，提供了原因的说明；而丹珠昂奔介绍的认证，则是对次旦扎西等考证的佐证。我们由此看到，印度文化对藏文化影响的“始点”和“开始”，定时在吐蕃时期即唐代，比中原战国时期的经典史料《黄帝内经》记载的藏汉医学交融，要迟整整一千年。

藏医是在文化传承中形成的特色鲜明的民族医药。历史上的藏医药学不仅纵向遗传了中医药学，而且还在吐蕃时期以后大量横向吸收了印度“阿尤吠陀”医学、古希腊医学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传统医学的许多营养。

例如，《闍罗迦集》和《妙闻集》被认为是最古老的阿输吠陀经典医著。古印度阿尤吠陀(Ayur-veda，梵文音译，意为生命之学)，是印度传统医药学(天竺医学)体系的主要代表。在《闍罗迦集》第一卷二十章二十八节中，把印度古典医学分为八科：“1.身体治疗(kayacikitsa)，2.特殊外科(salakya)，3.异物去除(salyapahartrka)，4.关于毒物、体毒、错误的配合食用而引起之异常的治疗法（vlsagarairodhi Kaprasamana)，5.鬼神学(bhutavitlya)，6.儿科学(kaumarabhrtya)，7.长生不老学(rasayana)，8.强精法(vajikarana)。”[6]以后印度佛教僧人义净，又将八科列举为：“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于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7]而藏医药《四部医典》，也将疾病分为八个学科的分支：1.普通疾病科，2.儿科，3.妇产科，4.神志科，5.创伤疮疡科，6.中毒症科，7.养老科，8.滋补壮阳科。并将“八支”写入《四部医典》原著的书名，此间明显存在阿尤吠陀医学对藏医药的影响。

关于疾病的种类，印度阿尤吠陀认为“疾病共有404种”。《四部医典》也记载说，由“龙”引起的病有101种，“赤巴”引起的病有101种，“培根”引起的病有101种，另外还有邪恶鬼祟引起的病101种。这404种疾病中，101种可不治自愈，101种可服药治疗而愈，101种经诵经祛邪可愈，101种治而不愈。这种有违现代科学的总结，显然是藏医药在未经实践检验的历史条件下，对吠陀医学“疾病有404种”主观论断的迎合。

又如，对病因的认识，阿尤吠陀认为世界是由四大元素即地、水、风、火组成。人体也由“四大”元素组成，人体是肉体与意识的统一。人死后肉体腐败，意识也随之消失，所谓“地还归地，水还归水，火还归火，风还归风，悉皆坏败，诸根归空”。《四部医典》则承袭了“地、水、火、风、空”之说，用以解释藏医药的疾病观，也体现了印度医学的影响。

阿尤吠陀还提出了气、胆、痰三体液说，认为三体液构成身体的七种成分，即血、肉、脂、骨、髓、精和经消化之食物。气、胆、痰三者必须平衡，太过或不足，平衡即破坏，疾病就会产生。[8]《四部医典》则创建了“龙、赤巴、培根”为构成人体生命活动能量物质基本要素的“三因学说”，认为“龙”属气，遍于身体各部分，变化急骤；近“赤巴”则生热、近“培根”则助寒。因而“龙”病是百病之根。“赤巴”属火，“培根”属水，性重寒，“培根”乱则生寒，灭人体正常之火，虽居于上，但寒盛可注于下。三者必须平衡，太过或不足，使龙、赤巴、培根发生容量及存在部位的变化，就成为引起疾病的“三因”了。以上三体液和三因虽然不同，但在论述上也存在相似之处。

外科是古印度医学的特色之一。古印度医将外科手术操作分为切除、牵引、抽吸、缝合、摘出、划痕等多种，并能运用药物进行麻醉。擅长运用100余种外科手术器械，较合理地处理骨折、脱臼、蛇咬伤等病种。由于古印度法典常以割鼻、割耳的方法惩罚犯人，使印度整形外科十分发达。藏医药在器械的运用上也很有特色，其外科治疗方法中著名的放血疗法，也与印度医学存在渊源关系。[9]

引进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相关知识为己所用，是文化进化过程中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正常现象也可能被扭曲。借托于藏医药博大的含量和多向的吸取，有人提出了“藏医外来说”[10]，甚至以《四部医典》存在一些与古印度医学相似的内容为理由，把《四部医典》说成古印度阿尤吠陀医学的译本，据笔者考证，这都是缺乏文化根基的主观想像。

首先，在阿输吠陀经典医著《闍罗迦集》和《妙闻集》，与《四部医典》前述种类的相同之处不超过十分之一。主张“译本说”者可能没有读过原著。

其次，与《闍罗迦集》和《妙闻集》雷同和相似的内容，不是《四部医典》的核心，部分枝节内容的形似与核心的神似具有本质的差别。

再者，《四部医典》与印度阿尤吠陀医学存在根本的冲突点。例如印度民族历来把牛奉为神物，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等地都明确禁令杀牛，而《四部医典》则倡导“牛肉是最好的食物”，[11]对立于印度民族的信仰，并抗衡于印度医学的“吃山羊肉最好”之说。“译本”翻译出这样对立的内容，世界未见先例。

更重要的是，藏医药是具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民族医药，与印度医药缺乏完整理论体系具有质的差别。世界上曾经兴盛的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古罗马等四大传统医学体系，在后来的发展中，欧洲传统医学与实验生物学相结合诞生了现代西医学；包括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则由于理论最完整、医疗实践最丰富、疗效最确切，以及依附于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迄今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其他古代传统医药，均由于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西医的扩张，已逐渐走向消亡而渐渐被世人遗忘。世界现存的其他传统医药，多是传统经验和方法技术，在被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遗产”受到关注和研究而已。唯有包括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在医药体系的传承中源远流长，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层次、性质各不相同的藏医药学和印度阿输吠陀医药学，是不能等同并见的。

此外，文化传承基因才是确定学科归属的根本依据。藏医药学对中医药学的文化传承，根本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恰恰是在这最重要的点上，藏医药与印度医学为代表的相关非中医传统医药学，是没有建立关系的。

总之，以古印度医学为代表的非中医传统医学与藏医药的关系，类同西医与中医的关系，确实存在许多的影响和相互的借鉴，但无论他文化的贡献多大、影响多大，也是未能产生核心影响的横向的文化“扩散”和“播迁”而已。《四部医典》体现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相当完整地纵向传承于中医文化，证明了藏医药和中医药的联系是直接联系、内部联系、主要联系和本质联系。而古印度医学部分经验知识的横向传递，也体现了“事物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既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事物的表面特征和间接联系、外部联系、次要联系。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Bvecdict.R.F.）说：“那种想给所有的文化都贴个标签，把文化塞进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12]藏医药与印度医学为代表的相关非中医传统医药学的联系和关系，证明了藏医药文化传承的历史也大量地体现着外来文化“扩散”和“播迁”的结果，因而体现着也算丰富的间接联系、外部联系、次要联系，但这些联系只是为文化人类学如下观点作出了一个生动的印证：“当不同社会的人民相互发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接触和交往，便有可能发生文化播迁现象，一种信仰、观念、风俗、医学等等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于是就使得这两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带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13]即“非本质联系”。所谓“藏医外来说”，只是一种缺乏理论根基的外来的杜撰。

参考文献：

1，2.次旦扎西．地方古代史[M]．拉萨：人民出版社，2004：17

3.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上册）[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654——664-670

4.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上册）[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653

5.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上册）[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655

6.廖育群.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 [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45

7.廖育群.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 [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46

8.张大庆.医学史·古印度医学[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3：10

9.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上册）[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654——663

10.陈庆英.象雄医学史浅议［C］//黄福开.藏医药研究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205-230

药学史论文篇（6）

中医药文化生态是中医药文化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是由置身于中医学体系之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中医药文化共同构成的宏观文化体系，它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文化环境。

1研究现状

1.1成就

中医药文化生态思想古已有之。先秦和汉代有关著作中就已涉及到中医生态医学思想的论述，体现了生态环境对人类健康及发病的影响。在“天人合一”生态观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古代医学形成了“人体阴阳说”、“人体五行说”和“自然诊治”、“养生保健”等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如《黄帝内经》将人的生命活动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生态环境来考察，确立疾病的形成原因、诊断、防治原理和思路、方法，它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

陶功定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的观点，认为应该以“大生态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此外，在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中，卢焯明、陈诗慧、梁兆科等学者又提出了人体生态医学、人工自然生态医学模式等观点。近年来，刘典恩教授则从生态医学模式建立的价值基础、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医学模式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认识发展的逻辑上来看，树立文化生态理念，并适时将其纳入医学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生态医学模式将成为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

1.2不足

历代学者在医学文化生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毋庸讳言的是，其研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有：①受特定学科视角的影响，只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研究，缺乏特定区域间的比较和整体性考察；②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过去较多集中在对其历史形成和现状发展的探讨，较少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来的生态属性进行考察。③研究方法局限，未能及时汲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先进方法，缺乏对素材进行时间上、空间上有机的组织、串联和分析，研究总体呈离散型。

2核心价值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闽台中医药文化是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闽台医史医家、流派演变、学术特点与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加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可以把握闽台中医药区域发展的规律性。

闽台中医药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健康文化心理结构。在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对于沟通两岸医学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我国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既具备了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属性，又具有闽台的民俗性特征，体现了闽台中医药发展同出一源的历史渊源。生态环境对闽台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对认识闽台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编著闽台医学史、医林人物传记、各家学说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基本内涵

中医学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下，在与古代自然科学交融、渗透、结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中医的整体观不仅重视人体自身组成的生态体，同时也强调人和自然生态环境应和谐统一。中医学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模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天即天文气象，地即地质地理，皆为自然生态环境，它的变化对人的健康和发病起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环境的剧烈异常变化往往是导致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闽台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地域形态，它传承了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在文化的不断交融、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闽台地域特征。

3.1闽台中医药文化特征

闽台人民所推崇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健康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生态。它以中医药文化为主，同时涵盖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中对健康认识的理念，其特征自然首先表现在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要素上，即以人的健康价值观念为主要指标的民族性特征上，并且形成了以民间风俗、、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这些健康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的。从历史进程来看，闽台的主要居民都是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迁移的汉人，并以之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在其开发进程中，首先表现为宋代之前大量的中原移民涌人福建，植入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实现当时福建社会跳跃式发展。宋代以后福建在经济、文化、医药、海外经贸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明末清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南徒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又大规模地迁入台湾，开发台湾，于是形成了当前台湾民众80？的祖籍都在福建的血缘关系。在此迁移过程中，中医药文化也就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传人台湾，受到了闽台人民的认可，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健康理念的精神纽带，以及行为模式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密切的医缘与药缘的文化生态关系。

3.2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内容与目标

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容十分丰富。本研究以历代相关文献为对象，结合田野调查，从事闽台中医药文化传布的传统性、地域性、宗教性、民俗性的特征考察。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2.1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来阐述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特征和形成背景。汉唐以来，福建、台湾一带文化逐渐昌盛，名医辈出，东汉建安时期的“杏林始祖”董奉、宋代建阳人“法医学之父”宋慈、闽台民间医神“保生大帝”吴、清代长乐医学教育家陈修园等著名医家，都为闽台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繁衍和保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3.2.2从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来阐述自然诊治与现代生态伦理在思想上契合的一致性。对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做专题研究，从文化地理学和生态社会史角度，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学实践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3.2.3从自然因素、地理因素两方面阐述台湾、闽东、闽南、闽西、闽北、莆仙六个文化分区的中医药文化生态状况；从中医药文化生态问题的成因，维护闽台中医药文化平衡的可能路径等方面，进行中医生态医学的研究，将传统“三因制宜”治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丰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涵。

本研究从中医药文化和生态医学相结合的层面，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达到在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等层面，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进一步弘扬闽台中医药传统文化，推进闽台中医生态医学体系的建立。

3.3研究关键与创新

本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

3.3.1闽台中医药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产生的地域性差别，及由此归纳出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生态特征。

3.3.2民俗材料的分析、疾病类别的选择和药物来源的考察，涉及到民族、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复杂问题。

3.3.3如何透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客观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综合论述，阐述生态地理因素对闽台中医药文化及中医流派形成的促进作用。

如实收集、整理、研究现有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社会生态环境，从生态医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地理空间中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生态伦理思想福建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区的生态状况等三个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4发展趋势

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上讲，中医是名木，中医药生态文化是沃土。因此复兴中医学术，提升文化精神，完善中医管理，都必须从复兴中医原生态文化做起。实现海峡西岸文化复兴的梦想，呼唤着闽台中医药原生态文化的真正复兴。

闽台中医药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而闽台中医药文化更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文化生态结构，这种联系既是生理的、血缘的，又是心理的、文化的。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对于增强大陆的吸收力、聚集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兆量.中国民俗地理探幽[J].经济地理，1999，19（1）：1-5.

[2]刘德荣.福建医学史略[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3]肖林榕，林端宜.福建民俗与中医药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于秀萍，刘典恩.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J].中国当代医药，2010，17（12）：14-16.

[5]陶功定.生态医学思想是贯穿《黄帝内经》的主线[J].山西中医，2004，20（3）：36-40.

药学史论文篇（7）

【论文摘要】中医药高专院校以培养乡土中医药人才为己任，在中医药高专因各种原因淡化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下，，指出中医药高专人才应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和医学人文素质。各地乡土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富含中医药文化，中医药高专开展乡土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热爱家乡、热爱中医的实用中医人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大地，每一方圣土都有着成千上百年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医药文化作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自然而然地渗透于每一寸乡土。乡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将乡土文化融入到中医药高职高专教育之中，有助于培养热爱家乡、热爱中医的实用中医人才。

1中医药高专以培养“乡土中医药人才”为己任

中医药高专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当地城镇社区和农村基层培养专科层次的实用中医药人才。中医药高专院校的多数学生从故乡来，学成后又回到故乡去反哺于故乡。所以，中医药高专教育主要是培养愿意到基层去，能为本土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乡土中医药人才”，简称“下得去、用得上的中医人才”。

2中医药高专应加强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

在高职高专教育强调“以就业为导向，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注重技能培养”的影响下，加上学制短，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交叉教学，生源素质较差等原因，中医药高专院校很少注重给学生喂养优秀传统文化的食粮，易使当代青少年学生错误地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产生功利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就业就是一切”指挥棒的指挥下，有些中医药院校更是舍弃了“人文”传统，“把大学降低到市场经济的附属地位，市场需要什么，大学便做什么，一种产销对路，短、平、快的人才培养模式悄然形成”

医学是对生命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实践活动，医学科学发展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精神，脱离人文关怀谈医学，学生就会成为医学匠人。中医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脱离传统文化谈中医，学生很难真正理解中医，也就学不好中医。乡土文化是一个特定地域内发端流行并长期积淀发酵，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乡土文化的地域范围放大到全中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学习乡土文化入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易于接受。所以，不论课时有多么紧张，不论技能是多么的重要，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对中医药高专来说是必需的。

3中医药高专开展乡土文化教育的途径

乡土文化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乡土文化教育列入人才培养方案，贯穿于教学之始终，分阶段实施是一条有效途径。由于中医药高专教育学制短、课时紧张，乡土文化教育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形式可以灵活安排，可通过开设课程，组建兴趣小组，建立专题网站进行辅导，举办学术讲座、文化节和知识竞赛等多种途径实现。如我校在中医药类各专人才培养方案中列入《三峡文化与三峡中医药》这门课程，纳入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之中，前4个学期均开设，每学期32学时，教师和教学时间不固定，灵活安排，重在营造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生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学。

3. 1入学教育普及乡土文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1)开展乡情教育，强化学生热爱家乡之情。每个学生对家乡都有或多或少的认识，但由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乡土文化教育的缺失，学生对家乡的了解多数是零碎的片断，不够系统全面;多数是直观的感受，缺少理性的思考。在新生入学前两周，学校结合军事训练的理论教学时间，用4-6个学时向学生讲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未来规划等，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发展历史，强化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如我校地处长江三峡库区，学生入学时就对学生讲长江文化、三峡文化、讲三峡库区沿线城市未来的发展，顿时使学生开拓了视野，对家乡产生了自豪感、认同感。

(2)开展本地中医药历史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医之情。中医药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各个地方乡土文化中富含中医药文化。学校通过系统研究整理后，在新生入学时开展1次本地中医药历史与来来的讲座，安排1-2次参观，如参观学校中医药博物馆、中药园、中医药专业实训室等，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医药在治病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如我校每年均安排中医药类专业新生参观校内富有特色的中医药实训中心、中医文化陈列馆、中药科技馆、生命科学馆、药用植物园，并讲解长江三峡地区中医历史文化，学生一开始便对中医药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学习兴趣。

药学史论文篇（8）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而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我国的南部、西南及西北等边陲地带，由于历史、地理、气候、民族习惯、疾病种类、用药方式的不同，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及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积累了许多医药经验和文献著作，有的还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医药理论和应用方法。由于历史原因，汉族人民在中国是主体民族，所用药物习惯用“中”字，故称中药或是中草药（“草”字，追其本意有民间用药之说），在我国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和深远影响，今天我们所称的民族医学只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医药学体系或医药知识经验。近年来民族药的发展可谓是“一枝独秀，异军突起”，经过多年来的发掘整理，约有30多个少数民族的民族医药得到系统整理，其中尤以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以及壮、苗、瑶、彝、侗、朝鲜、土家等民族医药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发扬。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弘扬民族医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着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各个民族的文化领域，既有互相交融、渗透、共通的普遍性，也有因基原、个性和特色不同而形成的特殊性。我们弘扬民族医药是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尊重。当前，国际国内对传统药物的民族特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如哈佛大学著名中枢神经天然产物研究家舒尔茨在1968年提出，综合人类学、考古学、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诸方面的知识来寻找新的天然活性物质的科学诸方面的知识的科学称为民族药物学。此后，日本、美国、欧洲等国相继成立了民族药研究所或研究中心［1］。1979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第三世界应更大限度地利用先辈用草药治病遗留下的丰富遗产。1982年他又组织摄制组赴墨西哥、印度、埃及、中国、肯尼亚等国拍摄科教电影《绿色药物》。这些都标志着人类对药物认识的日益深化。

正如著名导演张艺谋曾说过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样，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的其它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民族药就是中国医药事业一朵璀璨的奇葩，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展民族医药，是我国医学科学繁荣兴旺的体现，也是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发展创新的源泉之一。

2 民族药的独特魅力

医学的本质，是对人体生命的认识能力和保护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而且也是历史经验积累的成果。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物质文化丰富的同时，病痛却如影随行，不少疑难病成了人们的头号杀手。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医学家、药物学家从少数民族中的一些长寿者身上，从一些民族医和民间医生治愈了不少的实例中，首先发现了不少科研的题材和治愈各种疑难杂症的可能。

如藏药中“七十味珍珠丸”、“二十五味珍珠丸”、“七十味珊瑚丸”、“二十五味珊瑚丸”、“如意珍宝丹”可治疗心脑血管系统疾病；“仁青常觉”、“五味石榴丸”可治疗胃肠道疾病；“乙肝健”、“九味朱黄丸”可主治肝病等。傣药的“雅暖”（睡药）、“雅烘”（熏蒸药）、“雅喃”（药浴）对治疗风湿骨痛、偏瘫、痿软、中风后遗症、顽湿癣疹、皮炎等有显著疗效。蒙药“扎木萨-4汤”古方中筛选出了具有明显疗效的降血脂活性成分组成新方，命名格根饮片剂；通过对古方“阿如拉-3味”的研制，制成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心肌功能的新药“嘎格日―塔布”注射液等，这些古方中开发的新方，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都有着较好的治疗作用。苗药“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之说，苗医药不分家，就地取材，药物应用方法及剂型较多，简易灵活速效，如口含剂、香囊剂、熏洗剂等，一病一方，以单验方为主，以伤科称著，临床疗效卓著［2，3］。

除此之外，民族药有着丰富的药用资源，没有受到环境的污染，许多还是道地药材和特色药材。如青藏高原拥有大量的药物资源，是当今世界颇有特色的药物种质基因库，藏药1 660余种，其中植物药1 461种，隶属于200种，870属，由于青藏高原恶劣的环境致使药用植物有效成分具有高含量、高活性、无污染等品质。民族医药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理论基础，独特的疗效和优势，丰富的药材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医学、中医学上的困难和不足，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3 面向世界，迎接挑战，促进民族医药学的发展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西南、西北、边疆和贫困地区，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使当地的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得到宽容宁静的藏身之地。目前，各地方政府把民族医药的开发列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虽说这并没什么不好，但由于存在药品生产标准的制定滞后于药品生产，对野生资源不加保护的盲目的掠夺式的开采，以及对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认识不深刻，导致对药用植物的利用率不高的现实，致使野生资源急剧下降，甚至有的品种已濒临灭绝。应当实事求是，加强研究，合理利用，这对西部地区民族医药的开发发展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民族医药的发展，必将促进我国医学科学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成为我国医药文化繁荣发达的标志，也将为发展世界传统医药提供新鲜经验，为各国替代医学提供广泛的选择。

4 结束语

人类为全面适应现代社会与文明发展需要，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包括人类自身）的能力获得空前提高，民族医药也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弘扬民族医药要在把握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伴随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使整个民族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新的变革和升华，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具有现代科学水平的科学体系。深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新世纪的民族医药学将显示以下特征即：国际共享性，为世界大多数人所认识与应用；不可替代性，在当今的卫生保健及在预防、医疗、康复等方面显示出更大贡献；显示科学性，逐渐脱思辩与推论，在理论、实践与方法等方面均显现其现代科学特征，使其得到科学阐明与广泛应用；呈现开放性，使中医学成为主体发展与开放兼容系统；显示发展性，不断涌现出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

民族医药在今日中国的存在，既是历史文化的余荫，又是返朴归真的新声。它的继承与发展实际上是由它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我国民族医药的应用研究刚刚起步，还需共同努力。为使我国的民族医药得以发扬光大，我们还需几代人的继续探寻，不断总结。

参考文献

1 胡世林.国外的民族药.1982年全国民族学术会议论论文集［M］,1982,12(内部印刷).

药学史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K8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一、第巴桑吉嘉措身世背景论述

众所周知，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期，对于藏族历史而言是个多事的年代。自17世纪中叶开始，藏传佛教之格鲁教派和噶举教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噶举教派以当时后藏地区的藏巴汗政权势力为强大后盾，与集中于前藏地区的格鲁教派对峙，以至兵戎相见。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格鲁教派面临危机四伏的境地。鉴于此，五世达赖喇嘛高瞻远瞩，为谋求格鲁教派的生存和长足发展，他毅然决定求助外援――蒙古和硕特部汗王固始汗。自此，格鲁派依靠蒙古和硕特固始汗强大的军事势力统治的藏巴汗地方政权，进而建立起“噶丹颇章”地方政权，第五世达赖喇嘛成为地方的政教领袖。同时，固始汗以“持教法王”的身份掌握实权，蒙古和硕特部驻足。这就引起了后来蒙藏上层人物间长期的政治斗争，上层统治阶层形成一种蒙藏政治势力交错对峙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教派对峙、蒙藏政治势力联合执政的历史大背景下，第巴桑吉嘉措于公元1653年（藏历第十一绕迥水蛇年）出生在拉萨北郊埝卜仁的大贵族仲麦巴家族，父亲阿苏，母亲布赤加姆①。其叔叔仲麦巴陈列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第二任“第巴”②。桑吉嘉措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由于历史的机遇，1660年，即桑吉嘉措八岁之时，有幸朝拜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并聆听其教诲。此后，桑吉嘉措便留在达赖喇嘛身边，接受种种严格的教育和特殊的培养。五世达赖喇嘛对桑吉嘉措寄予厚望，决定要将他培养成一个学识渊博并具有果敢政治魄力的。由此可以推断，五世达赖喇嘛不仅有意把桑吉嘉措培养成佛学人才，并且有意把他训练成学识渊博、政治敏锐的政教活动家和格鲁派的接班人。有的学者根据五世达赖喇嘛对桑吉嘉措这种宠爱和特殊关照，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分析认为，他们二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也有不少学者对此种观点持否定的态度。

后来，桑吉嘉措学有所成，以盖世才华登上噶丹颇章地方政府之“第巴”要职，达赖喇嘛掌管地方的政务，从此也成为格鲁教派政权历史上的第五位“第巴”。他先后执政20多年，期间以出众的才能、显赫的权势、非凡的魄力，叱咤风云于历史舞台，最终因政治斗争而死于非命。对于他那带有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第巴桑吉嘉措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大学者，他一身作为颇多，是一位罕见的历史人物。

二、对藏族医学的贡献

（一）整理旧籍，继承先人成果

桑吉嘉措从16岁开始就拜师学医，开始学习《四部医典》（藏文《居悉》），同时钻研大量汉地与印度的医学典籍。众所周知，《四部医典》最早为公元8世纪时的藏医鼻祖宇妥云丹贡布所著，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原本失传。桑吉嘉措针对《四部医典》原传本残缺及纰漏现象，决心整理以《四部医典》为主的医药旧典籍，并付诸行动。

1687年（藏历第十二绕迥之火兔年），桑吉嘉措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校正了《四部医典》，主要参阅《月王药诊》、《八支精要》、《月光》、《毕吉黄色经函》、《教诲明灯十三条》、《大小甘露精华》、《十八分支》等古典藏医书籍，尤其是重点参阅宇妥云丹贡布的《亲手翻阅书》和舒卡年尼多吉的《藏箱之四部医典》，同时对照历代各种重要版本，诸如老苏卡版、扎当版、总噶版、干木保版、德丹版、乌东版的《四部医典》，对比分析，进行核实、研究，最后以《扎当居悉》为底本，加以校勘和全面整理、注释《四部医典》。由此可以看出，桑吉嘉措在发展藏医学事业上极其重视继承前人的成果，他认真总结医学前辈们的经验成果，善于汲取其中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概括和提高。本人认为，桑吉嘉措这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世界”的科学态度，在那个时代具有开创意义，很值得我们称赞和学习。

经第巴桑吉嘉措校正后形成的扎当版《四部医典》，是目前较早的刻版传本，它含《本续》（藏文《杂居》）、《释续》（藏文《解局》）、《诀窍续》（藏文《曼阿局》）和《后续》（藏文《启迈局》）四部，共157章，3200多页，约24.1万字。其内容十分广泛，从医学理论到临床实践、从药物到方剂、从卫生保健到胚胎发育、几乎医药学上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详细的论述，堪称藏医学之经典著作。

（二）著书立说，夯实医药理论

继承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其两者是相互促进、一脉相承的。桑吉嘉措在善于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富于开创，因此，他在藏医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处于领先地位。

1688年（藏历第十二绕迥之土龙年），第巴桑吉嘉措撰写《医学广论药师佛意庄严四续光明蓝琉璃》（通常简称《蓝琉璃》）一书，并于次年在刊行。此书把当时的藏医学的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一，《蓝琉璃》内容丰富，既有理论原则，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作者对藏族地区南、北两派学说的医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诸家之长，聚集精华于一体。既体现了历史传统的特色，又具有时展的气息。无怪乎后来的藏医大师达娃俄西指出，如此著作首先必须对前辈大师的医学秘诀有清楚的理解，尚能写出。其二，《四部医典》原以韵文体写成，虽然朗朗上口，但理解起来很费劲。而第巴桑吉嘉措所著的《蓝琉璃》语言通俗易懂，内容翔实，图文并茂，为藏医药的普及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后来有人称赞说，宇妥云丹贡布的《四部医典》如同金锁，而第巴桑吉嘉措的《蓝琉璃》则是一把开启走向藏医学光明大道的钥匙。由此不难看出，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在藏医学上的地位。其三，《蓝琉璃》对原著《四部医典》的药物种类加以扩展，并对“六味、八性、十七效”③作了进一步阐释说明，这对藏医学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蓝琉璃》的问世使《四部医典》变得较通俗易懂，历代医学家把《四部医典》尊为藏医学的必修教科书，又把《蓝琉璃》奉为它的标准注解本，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影响深远。

除此之外，第巴桑吉嘉措还写了很多藏医学方面的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他晚年之时，凭借对藏医学的长期研究和丰富的临床实践，撰写了《医学概论贤人喜筵》。这是一部有关藏医学史方面的著作，书中收集有关医学起源的各种学说，并加以系统总结。以桑吉嘉措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地位来看，他掌握着当时宫廷里大量的文献资料，因而也有充足的历史依据，比其他作者有更优越的条件来完成此书。此书观点新颖，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从传说时期一直到桑吉嘉措本人执政时期的藏族医学发展情况，还重点论述了宇妥云丹贡布、查瓦温嘉、措吉雄努等藏医学史上重要人物的业绩，是一部比较权威的藏医学史著作，它对研究古代藏医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开设学校，培养藏医人才

第巴桑吉嘉措对藏医文化的贡献精神，还表现在他热心发展藏医学教育事业上。藏医学教育在“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五世达赖喇嘛起就重视医学人才培养，鼓励大力地培养接班人，并先后在哲蚌寺设立“索日卓潘林”（即“藏医学利众院”），同时下令恢复日喀则的医学校，命名为“昌松堆白林”（意为“仙医云集寺”）。所有的医学校都招收优秀青年入学，主要学习《四部医典》，兼学草药药物学知识。后来，第巴桑吉嘉措发现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是个很好的地方，他察看风水地相，决定在此开设医学校。1696年，他在拉萨药王山上重新创办了一所藏医专业学校，这就是以培养优秀的藏医学人才而闻名的药王山医学利众院（藏语为“加波日卓潘林”）。同时，这所藏学学校成为乃至整个藏区的第一所官办正规高等医学院。

学校建成以后，桑吉嘉措亲自主持管理，他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课程内容，教材主要以《四部医典》为主，同时开设《增补四部医典秘诀本集》、《草药秘方》等课程。除了学医，还要学习天文历算、历史、语法等，学院有严格的考试制度。医学院规定学制为3年、6年、9年不等。其生源有三个渠道，分别是：各大寺选送的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僧人；从藏军的士兵中派人培训；招收具有一定医学基础的各地社会青年入学。最初学生为20、30人左右，后发展到70余人，人数最多时达170多人。④这所学校一直是近代培养藏医人才的主要场所。桑吉嘉措在主持开办药王山医学利众院、培养藏医学人才事业上，可以说是苦心孤诣。他从藏医学科实际出发，采取医药不分家的传统教学方法，要求学生既懂医理，又通药性。尤其重视教学上的实践活动，规定学员每年必须外出采药一段时间，以便实地掌握草药的采集和识别知识，增强了临床效果。对此，桑吉嘉措本人也身体力行，每年夏秋时节，他经常外出采药，辨认各种草药。在他所撰写的《藏医史》还着重提及如何辨别药物，这些足以证明桑吉嘉措对辨别药物之实践的极其重视。

在开办药王山众利院的同时，第巴桑吉嘉措还于布达拉宫的“拉旺”（即神灵之权利的意思，亦称“神权”）角，设立医学提高班，专门从各地聘请高级医药学者前来讲座、授课，开展藏医学术交流活动使学员的医术水平不断提高，办学效果日益显著。第巴桑吉嘉措在执政期间将心血倾注于藏医教育事业，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发展藏医专门教育，一方面使医学纳入了正规教学轨道，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藏医学者；另一方面也促使藏医理论日趋完善定型，为后来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绘制“曼唐”，丰富唐卡艺术

为了更好地开展藏医学院教学，切实培养一批具有实用性的藏医学人才，第巴桑吉嘉措不遗余力地为之创造条件。值得称赞的是藏医系列彩色挂图的绘制，这种彩绘挂图藏语称为“曼唐”，从称谓上不难得知它就是藏族特有的唐卡艺术的一种类，是用图画的形式形象地表达藏医学的内容。这种‘曼唐’曾在藏医南北两派中出现过，但主要是解剖方面、放血穴位以及草药方面的标本图。作为系统介绍藏医各个方面的全部内容的彩绘挂图，在第巴桑吉嘉措以前尚未出现过。

第巴桑吉嘉措在撰写《藏医史》一书时，亲自主持召集全藏区著名的医学家和画家到拉萨，以北方学派名医伦丁都智吉美所绘《四部医典教学图画》为底本，综合《月王药诊》和各派画稿，增补必要的内容，具体分工进行着色绘制，并于1703年制成79幅成套《四部医典彩色系列挂图》（又称“曼唐”），具体有：《本续》方面共绘有4幅，《释续》方面有35幅，《诀窍续》方面有16幅，《后续》方面有24幅，共计79幅。⑤他主持绘制“曼唐”在藏族医学发展史上是个重大的创举。这一整套“曼唐”的出现使博大精深的藏医学理论更趋形象化、具体化，为藏医学习和传承提供了捷径。它的绘制不但丰富和完善了传统藏族医学的解剖学，而且大大促进了趋重于理论学习的藏族医学向临床实践的转变。

此套“曼唐”是现存藏医学彩图的完整的蓝本。其内容涵盖广泛，举凡基础理论、药物治疗、生理解剖、防病治病、临床各科和饮食起居等等，无不涉及，具有丰富的医学内容。其中有关人体胚胎学的“曼唐”，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人体由父精和母血的结合开始为原动力逐周发育，一直到38周左右分娩等概况，这充分表明了人胚的发育是动物进化的重复过程，这一藏医学理论与现代医学的胚胎发育理论基本吻合，当时藏族医学的发达与先进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曼唐”对于继承和保存古代藏医学遗产，普及藏医学知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像这样数目众多、卷帙浩繁的彩绘图，不但是藏医学史上的一大宝贵遗产，而且是藏族特有艺术――唐卡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文化艺术宝库，在藏族文化艺术、藏医学、民族学等研究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三、结论

综上论述，第巴桑吉嘉措在藏族医学方面业绩卓著。可以说，他是自藏医鼻祖宇妥云丹贡布以来，对推动藏族医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一位人物。他对藏族医学的卓越贡献集中体现在，上承传统藏医系统完整的医药理论，下启新式公办藏医教学的先河，这对藏族医学的传承和再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具有历史意义。然而，第巴桑吉嘉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生活在一个政教合一制度的社会里，自身对藏传佛教怀有特殊的情愫，他的所作所为不可避免地受时代性和阶级性的限制，他的诸多论著中可能存在一些纯唯心的观点和思想。尽管如此，当我们还原历史时不难发现，他是清代藏族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我们论述他对藏族医学的贡献业绩，对评价这位历史人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不仅如此，第巴桑吉嘉措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诸如对藏族历史学、建筑学、天文历算和文学方面的业绩，涉及藏族传统“十明”⑥文化。在历史的长河里，以他的盖世才华，本可以在藏族文化领域中有更多的作为，但由于政治身份的特殊性，被卷入政治斗争，死于非命，使自己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他一生继承和发展藏文化，推动藏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藏文化的瑰丽宝库。

参考文献：

[1]第巴桑吉嘉措 著：《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藏文），人民出版社 ，1990年出版；

[2]第巴桑吉嘉措 著，毛继祖、卡洛、毛韶玲 译校：《蓝琉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出版；

[3]得容泽仁邓珠 著：《藏族通史吉祥宝瓶》，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4]恰白次旦平措 等著：《通史――松石宝串》，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5]张天锁 著：《古代科技简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6]陈柏萍、卓玛 著：《试论藏族杰出人物第巴桑结嘉措》，《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三期；

注解

①第巴桑吉嘉措 著：《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藏文）人民出版社 ，1990年5月出版：P819；

②第巴：为藏语音译词，原指部落酋长或头人。格鲁派执掌政教大权，建立噶丹颇章政权，随之地方政府的首领称之为“第巴”，达赖喇嘛总揽政务。

③第巴桑吉嘉措 著，毛继祖、卡洛、毛韶玲 译校：《蓝琉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出版：P236

药学史论文篇（10）

一、中医药名称翻译的历史

中医药学是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医学史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医药不仅产生得早，而且对外交流也有了比较长的历史。根据历史记载，在秦汉时期就有中国医学传入东南亚各国。同时，中国的医学、文化，以及汉字也传入了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在公元8世纪，中医药随着“丝绸之路”进入阿拉伯国家，翻译成了交流的必要手段。到了公元17世纪中叶，中国与欧洲多国有了医药方面的交流活动，但进展比较缓慢。18世纪末之前，在欧洲仅有19部有关中国医药学的译著出版，就翻译的语言有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和荷兰语。翻译者主要是来华的传教士。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随着帝国列强的侵入、新文化运动和，使原本封建闭塞的中国门户打开了，中西方在医学领域的交流也日渐频繁。不少中医药书籍杂志出现，翻译语言逐渐以英语为主。出现了黄光明博士等人亲自撰写的有关中国医学史专著。1932年出版由王吉民和伍连德所著的《中国医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天津出版公司）一书。七十年代初，美国的一位新闻记者在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访华来华采访期间，因患急性阑尾炎采用针灸麻醉术进行手术而获得成功。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掀起了外国人学习中国针灸的热潮，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派遣人员来华学习中医。为了适应这一需要，有关方面曾组织专家学者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医教科书，如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组织翻译出版的《中医针灸》（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等专著，至今仍被使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世界范围内西医对一些疾病的研究举步维艰，世界各国更多地开始关注中医，很多国家不仅派学者来华学习中医药，而且在本国成立中医学院或研究机构。此时，中医药的翻译者就成了中医药传播的主力军。经过许多年的艰苦努力，几部颇具影响的汉英中医用语词（辞）典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例如，1980年，北京中医学院（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出版了由谢竹藩等学者主编的供内部使用的《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Common Ter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nglish）；1982年，广州中医学院（现在已成为大学）编写组编著的《汉英常用中医词汇》（Chinese-English Glossary of Common Ter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1986年，欧明主编，广东科技出版社及三联香港分店出版的《汉英中医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问世；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编写的《汉英医学大词典》（Chinese-English Medical Dictionary）中所收录的“中医中药词汇”达11，000条；1984年，台湾五州出版社出版了刘必先主编的《汉英中医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同时，英国学者Giovanni Maciocia来华学习中医数年，归国后于1989年编写出版了纯英文版的《中医基础学》（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published by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 Ltd.）。1990年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出版张恩勤主编的《英汉实用中医文库》；199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的《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1995年，国内用于中医专业英语教学的《中医英语教程》（李照国，张登峰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等，1996年12月，“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分会”在海上正式组建，促进了中医药翻译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多的关于中医药英汉或汉英的辞书不断涌现。2004年，海外学者吕聪明博士英译的《黄帝内经》和《难经》的合订本（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Nei-Jing and Nan-Jing，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Vancouver）在海外出版。至此，中医药翻译事业朝着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主要目的在于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中医药名称翻译的现状

（一）中医药翻译取得的成绩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汉英中医词典。另外，大量的英汉对照、英文中医药教材也随之出版。目前已有大约8部汉英中医药词典问世，其中翻译了很多中医药术语，使中医药的翻译有了依据，推动着中医药翻译的发展；李照国先生《中医翻译导论》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中医药翻译长期以来由单纯的翻译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研究阶段；到目前为止，已有上千部中医药著作被翻译成了英文，例如《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匾要略方论》、《中医理论基础》、《中国气功疗法》、《大雁气功》、《中国推拿》、《实用针炙手册》、《实用中草药》、《中医梅花针》等。1991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医英语研究会及中医外语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会议的中心议题仍然是中医名词英译标准化。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召开了数次国际会议，最终出台了《国际针灸名词标准化方案》。这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名词英译标准化进程。

2005年7月张晶晶的硕士论文《中医药术语英译方法的探讨》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通过答辩，2007年7月，北京中医药大学赵霞的硕士论文《中医方剂英译标准化的研究》通过答辩。他们的研究标志着中医药名词英译标准化已进入大学研究生的教学领域。

（二）中医药翻译存在的问题

1.翻译术语不统一。词典应该是翻译的依据，但是现存的很多中医药翻译词典对同一个术语的英文翻译并不完全统一，这就容易造成翻译的混乱，甚至误解。

2.存在文化障碍。中医和西医的文化背景存在很大不同，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中医药的很多词汇和用语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包含着浑厚的中国文化意义。中医的很多疗法及用药使西方人很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产生误解。如果译者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重视理论，那将不利于中医药的传播。

（三）中医药翻译的必要性

当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中国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文字和文化。但是还有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中医是不了解的，甚至对中医的治疗方式方法抱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果很少在国际上被人了解甚至使用，导致这一尴尬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医药没有得到广泛推广，这其中中医药的翻译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中医药的恰当翻译，一方面有利于消费者的选择，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医走向国际化，造福于全世界人民。我们应该立足于前人的基础，不断深化中医英译理论，致力于中医术语英译的规范化。

参考文献：

药学史论文篇（11）

Abstract:It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for the medical colleges to enhance their humanistic accomplishment education， with which offering the course of 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can be effectively combined. The cours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patriotic feeling， cultivation of morals of the students in pursuit of truth and promotion of active and optimistic spirits.

Key words:medical colleges; humanistic accomplishment education; 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对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医药人才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文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谢欣等的调查表明，当前医药院校的学生人文素质很大程度上令用人单位不满，“二期预调查数据显示，高达81.72％的人认为现今医科院校大学生的价值观是以‘有效与实惠’为中心，调查医学生工作态度时近五成被调查者（44.7％）认为其‘缺乏主动性和对工作的认同感’，工作态度不端正。”［1］这从某种角度揭示了当前医药院校学生就业较为困难的原因。可见，无论从社会和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从医药院校学生的就业来看，加强医药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是迫切之举。

适逢教育部出台新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在整合原有的思想政治理论公共课的基础上，增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国历来有重史的传统，对于史学的功能，“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等语早为世人熟知。除此之外，读史更能使人崇德，正如梁启超所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也。” ［2］因此，有“人文学之母”雅号之称的历史课再次列入大学公共理论课的行列中，有着特别深远的意义，尤其对于历来崇尚知识和技能教育的医药院校更为突出。作者在担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中，深刻地感受到上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与提高医药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下简称“纲要课程”）与如何提高医药院校学生人文素质谈几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育，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和奋斗史，尤其在近代史上，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外敌入侵，几乎所有西方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都曾经侵略过我们。他们凭借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实力，以战争开路，强迫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弱，延缓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并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穷与落后。那么，通过对这段历史如泣如诉般的讲授，同时借助于一些历史电影的镜头和视频，必然能激起学生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例如，我们在讲授“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圆明园》，这是一部尊重史实的近唯美主义的史诗电影，学生们看到了一座荟萃古今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旷世皇家园林的毁坏，目睹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财富的掠夺和古迹的破坏，他们震撼于西方强盗们的野蛮行径，心底升起的是对苦难祖国的深深同情与热爱。又如，我们在讲授“五四运动”一章时，插入剪辑后的电影《我的1919》，该片以1919年“巴黎和会”为背景，通过中国外交使团拒签“凡尔赛和约”的历史事件，生动展示出80年前中国外交风云，讴歌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蓬勃高涨的爱国激情，同时也揭示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这对学生们的心灵震撼是非常强烈的，使他们切身感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意蕴，体会到国家的兴旺发达、蓬勃发展给人民带来的幸福安康，离不开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从而激发起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

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是一种大爱。一旦我们的学生拥有了这种大爱的胸怀和精神，他们才能形成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关爱，这是医药院校学生必备的一种人文素质。“医乃仁术”，要求医学以生命为本，敬畏生命，而不是让生命乞怜于医学。这才是真正的、完美的医学。这种对生命敬畏感的形成，源于一种内心崇高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只有在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驱使下，我们医药院校的学生才能更好地关爱生命，敬畏生命，从而努力地去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研制出能帮助人类解决疾病痛苦的良药，练就出更加精湛的医术。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求真的品格

史学虽然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但是它有着科学的精深严谨。它是对过去的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它不可凭空臆说，必须是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尽力得出合乎当时史实的结论。诚如北京大学的茅海建教授指出的：“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 ［3］可见，求真可以说是史学研究和史学教学的最高追求。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努力地向学生灌输史学的求真精神。例如，我们在讲授“鸦片战争”一节时，我们没有宥于旧说，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主战派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评价，而是结合学术界挖掘的新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于当时中国朝野上下昧于世界大势的真相给予正确的认识。甚至于对于当时号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不是只有肯定，因为作为朝廷钦差大臣的他，身处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广州，但是对于英国发动战争的信号没有作出及时与正确的反应，说明了他对于西方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从而形成对于历史人物更加全面的认识。再如，我们在讲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对于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地位与作用的问题，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结合中国抗战的三个阶段逐一地展开分析，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国民党在抗战的前期是积极地抗战，但是在抗战的后期转向消极、被动。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力图培养我们学生求真的精神，做到“论从史出”，以科学和真诚的态度对于一切事物。

求真是医药院校学生必备的人文素质之一。只有具有了求真的品格，我们的学生才能以真诚的态度去善待他人、善待生命。2007年度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陈晓兰医生，就是对于医药人员必备的求真精神的最好诠释。但是，历经9年的举报上访之路，陈晓兰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医药院校的学生都能拥有求真的品格，那么，陈晓兰就不再会是同行眼中的另类，也就不再会有目前那么紧张的医患关系。

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育，有助于形成学生积极乐观的精神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而奋斗，是纲要课程教学的主题所在。围绕这两大主题，近现代史上无数的仁人志士浴血沙场，进行前赴后继的斗争，才在失败之中开创出一条走向胜利之路。因此，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一部沉沦史也是一部奋起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曾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如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背叛革命，对革命力量进行大肆的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由5.8万人锐减到1万人，同时，中共党人领导发动的近百次武装起义几乎无一例外的失败。在如此惨重的打击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气馁，而是在失败之中，勇往直前，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继续探索，直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最后的胜利。再如，在抗战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凌厉攻势，还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加之国民党正面战场大片国土的沦陷，“失败论”弥漫国内。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这种局势吓倒，而是深入地对中日双方的国情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理论：抗战是一场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这体现出来的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不胜举。我们在教学中，突出这种精神的灌输与引导，教育我们的学生从先辈的身上继承这种精神，在面对任何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决不轻言放弃，以积极进取、乐观的态度坦然面对一切。

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对于医药院校的学生来说，更为重要和必需。因为他们跨入社会之后，主要是与病人和疾病打交道。这是一个需要激励和关怀的群体，它需要我们的医药人员以积极健康乐观的面貌出现在病人面前。尤其在今天这个“癌魔”肆虐的时代，众多的病人并非病死而是吓死，因而更加迫切地需要我们的医护人员具有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以此去感染和激励病人，帮助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决心，从而增强他们战胜病魔的力量。

概而言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绝非部分世俗论者眼中的毫无用处。它对于目前依旧重视科技教育而轻视人文教育的医药院校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它可以弥补学生历史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欠缺，培养他们的人文关怀，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从而增强他们的综合素质。因此，我们应给予纲要课程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努力探寻提高该课程教学效果的途径和方法，以收提高学生人文素质之效。

参考文献

［1］谢欣等.用人单位对医学生人文素质需求与评价的调查［J］.西北医学教育，2007（6）：1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