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1 17:08:50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1）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灿烂的文化历史遗产。传统文化中蕴含和积淀的教育理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一直以来都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影响着整个民族的世世代代的教育。
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内涵
“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ultura，具有制作、掘垦、居住、动植物培育等于物质生活相关的意义，引申出对人的性格的陶冶及品德的教养之意。而今天的“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专指文学艺术，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全部内容。 而“传统教育”作为一般的日常概念来说，是指历史上延传下来的教育现象而言的，相对近代教育而言有封建的传统教育；相对于现代教育而言有近代的传统教育。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本土创造的文化，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从夏、商、周一直延续到清末鸦片战争前，它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的作用下，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和积淀，逐渐形成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
德育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的核心。从孔子开始就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言论。再到后来的孟子又把德育加以发展。《大学》开篇也写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历代教育家都非常重视道德教育，逐渐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德主教的教育观。
1、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
仁爱的德育思想主要是由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的，他认为社会中出现的很多争斗，不公都是因为缺乏仁爱造成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彼此之间缺乏同情心。所以，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将“爱人”作为正确处理人伦关系的主要手段和最高道德原则。在具体的实践中，孔子坚持“一贯”和“忠恕”。“一贯”就是要坚持做，持之以恒，“忠”就是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恕”就是不做对别人有害的事。自己不愿意做或接受的东西，就不要施加给别人，这是爱人的基础。自己想要得到的，也要为别人谋之，这是爱人的高层次要求。所以，“仁爱”的思想体现了道德教育的本质和核心，即尊重他人，帮助他人，不加害他人。只有做到“仁爱”，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人与人之间才能互相宽恕，社会才会和谐。
2、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核心——孝悌
《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悌之所以能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处于起点、核心和根本的地位，其在于“仁爱”是德育的基础，而谈仁爱必然先要谈孝悌，且孝悌是仁爱之本。试想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又何谈兼爱他人。孔子故曰：“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的基础，也是“忠”的基础，从爱父母，到亲人，到朋友，到他人，再到国家和民族，只有调整好自己一父母家人的关系，才能进一步调整好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孝悌”是“仁”的根本，也是仁的实践，所以它在中国伦理规范中居于重要核心地位。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育
古人在传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了很多有益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其较多的贯穿在《论语》、《学记》中。
（一）孔子《论语》中的教育教学方法
1、温故知新
孔子开篇就说到：“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学了，然后能按时复习，这不是很高兴的事吗？“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习旧的知识，而能在其中获得新的体会，这样的人就可以当老师了。这两句话都表达了学习要按时温习，并要从就旧的知识中总结提炼，得出新的体会。
2、思考与学习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是学习而不思考，就会惘然无知，只是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疑惑不解。这说明了思考与学习的辨证关系，即学习时要思考，思考的同时也要学习。
3、因材施教
来自于《论语》中的一个典故，子路问孔子听到一件事情以后就要马上去实践它吗？孔子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怎么能够听到以后就要去实践它。冉有又问听到一件事就要马上去实践它吗？孔子说是的，听到以后就去实践它。另外一个学生听到后很奇怪，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却有不同的答案。孔子就说，冉有退缩不前，我教导他要勇于进取；而子路勇猛过人，我教导他要谦退。在教育学生的时候，要注意学生在兴趣爱好，性格特点方面的区别，要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避免盲目性和一刀切。
4、启发诱导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也就是教导学生，不到他心中渴望通达而自己不能实现的情况，不去开导；不到他想说却无法恰当说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不能做到告诉他一个方面，他就能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时候，就不再教导他。即教师在进行启发诱导的时候要注意时机，要让学生充分的思考，发挥积极的主动性，教师要适时、适当的进行施教。
（二）《学记》中的教育教学方法
1、“预、时、孙、摩”
《学记》中说，：“禁于未发之谓预，当其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就是说要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预防，要抓住适当的时机进行教学，要循序渐进，按照次序进行教学，要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这是教学的四大原则，掌握这些原则是教学取得成功的关键。
2、教学相长
“学，然后能知不足，教，然后能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段话深刻的揭示了教与学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辨证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能够得到提高，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3、长善救失
《学记》中说，学习者有四种过错，教师是必须知道的，即“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就是说有的人学的不好，要么是因为贪多，学的太过繁杂，要么是读的太少，知识过于狭窄，要么是不够专注，见异思迁，要么是不能坚持，浅尝辄止。教师要认真分析学生学的不好的原因，利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帮助学生发扬优点，克服缺点。
三、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美育
（一）乐
中国古代教育很重视音乐和音律的教育。其教学内容六艺就有“乐”，到了汉朝，董仲舒大力倡导以学校、社会与家庭为场所的乐教，汉朝随即设立了乐府机构，确立了乐教的重要地位。
（二）诗
诗词是我国文学艺术的瑰宝，他的出现和繁荣不得不归功于古代的诗词教育。《诗》是六经之首，诗教为各教之首位。在太学生的培养中，诗就是不可缺少的美育课程。在汉代还设立了五经博士，自此之后，各朝个代都把五经作为教学内容，诗的学习也作为传统沿袭了下来。
（三）书
书法可以抒发和表达人的感情和素养，能达到静心养神的功效。而六艺的教学内容中也有书法。唐代设六学，书学便是其中之一，宋代书学更加完备，有篆、隶、草三体，而历代帝王多擅长并倡导书法，致使书法成为古代学者必学科目之一。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教育也在这个文化大潮中传承沿袭了几千年，其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阅读和学习才能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从而指导我们更好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2）.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2）
文化传统不等同于传统文化。传统就是各种文化类型里面的基本核心，或核心精神。它是传统文化里面所共同具有的抽象东西，它主要包括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情趣，价值观念等等。与其他学科里的概念相比较，文化传统的含义与心理学里的本能、集体无意识、民族潜心态的意思比较接近，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抽象。那么，如何概括中国文化传统？这必须先理顺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以为较客观的理解是中国文化传统是从一个复合系统中抽象出来的，这个复合系统以儒文化为主导或主流，兼容并蓄释文化及其他文化。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是以中国特有的人本主义为核心构建起来的。这种人本主义重视的是社会整体人本或群体人本。从价值取向来看，它重视人类生命的价值，重视道德人生的价值，但不从个体人或自我主体人来论价值。个人价值依存于社会或有意义的其他人，否则就谈不上有价值。这种价值取向就派生出了重视道德功名轻视自然利力、重视宗法道统权威忽视自我主体的独立人格的一些价值观念来。显然，这种价值观念具有双重性。而在社会和个人关系范畴中，则重视社会价值、他人价值，否定个人的自我的主体性，东方道德和道义人生往往与“忘我”相联系，这是与西方的“我”道德大相径庭的。
作为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同价值观念是相互联系的。概括地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多以直觉表象为工具，具有内向性、综合性、求同性特征。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多以言语符号为工具，具有外向性、分析性、求异性特征。当然这样的特征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人们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常概括为道德型或道德核心。德育是道德文化传承的主导途径，传统对德育的影响当然是系统整体的，这里只是极简约的探索文化传统对德育的影响。
(一)德育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核心
中国特有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念，突出了人际关系规范传承在教育文化中的地位。德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的或终极的宗旨，德育当然是处在首位、主导、核心地位的。“以德育代宗教的优良传统”或者说宗教般地重视德育，都不能算过分。
西周的教育文化很重视伦常道德，国学的教育内容就是“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周礼 师氏》）。这里的孝、友、顺，初步表现出重视人际关系的“自他”道德特征。实际上儒家的教育思想、教学思想，基本上都是德育思想。《中庸》里的“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曾被解释为儒家的教学过程论，如果考证其“之”的内容含义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儒家的德育过程论。原因很清楚，孔子所谓文、行、忠、信之教是德育，设“六艺”课程之教即使较全面也只是实现德育目标的手段。
追究中国传统的尚德、尚德育的原因，与天人关系中的人化天、人化自然的价值观念相关，也与天人合德、天德人德、天道人道的系统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分不开。文化中之道德生活亦为自然生命的自然表现，道德本身之具备美感并能充实生命也就是由于道德离不开宇宙本体。天的道德必实现于人，人的道德则与天齐，所以有宗教般的道德确认和教育核心地位的德育。这不仅是大传统或雅文化范畴，而且浸润到小传统或俗文化之中，中国传统里，论到道德得失很习惯使用“天”的象征性，还习惯纳入阴阳轮回循环的系统整体意识，如天理、天良、阴功、阴德等；就是忠君、孝亲、尊师的道德，也是依循天地君亲师的一统顺序排下来的。
(二)德育内容是政治思想道德的规范体系
中国传统德育内容是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的三位一体，其中明显的是政德合一，隐含的是思想哲理。西周教育重视伦常的道德，孔子“复礼”以正名为基础发展为由德及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 雍也》)是爱人的仁，推己及人的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使民为政的仁，推己及人的恕，这就是以德为政的思想方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也是大德，它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人伦系统。
那么，政治化德育格局形成的文化源渊是什么？它对中国传统德育及其功能的影响如何？
1.宗法道统与政治政统相融汇。人与天和谐共处的最初理解是人化天、自然人化，但是这种人与天的早期关系觉悟却被纳入了人与人的伦常关系规范之中。这得归因于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功能，它使中国人传统地重视血缘关系、重视膜拜祖宗，于是人自己树起了规范人、制约人、超越人的“人”权威，是以人为天、以人为尊的权威，如圣人、天子就是这种权威的典型。这种权威建树的过程，经历的是道统向政统、德治向政治的变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往往是为着某种社会理想和责任著述立说的，试图以其道或德来化民变政，结果却往往是政“治”其道其德而为政所用，政治政统促成了政治道德的融汇，而这种融汇又顺应了中国传统的系统整体思维模式。
2.权能权威向权势权威变异的不良趋向。中国早期“人”权威重视权能而不是权势，尧舜的‘揖、让”、夏禹的践德，都是讲权能而不是重权势的，政治化德育格局形成以后，它与宗法制度融汇，就开始出现权能向权势的不良转化了。从思想倾向性来看，孔子主张德治而不是法制之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德道之，以礼齐之，必然要求以身立教的影响而不是以势相威的刑政，这应当说是孔子的政治化德育的初衷，他以身所“立”的也正是权能权威，是人仰其德能才识而后有权威，德高而后望众，而不是恃势以得人景仰。这种权威论在其后的重修身、重人师、重贤名的思想里依然有相承。然而政治化却提供了凭势的条件，因为以德为政变异成以政为德，德能者为尊变异成尊者为德能，能者为师变异成师者为能。当然权势往往是有“威”但却不尽有“信”，除去愚昧真诚的迷信之外，只能是获得些顺从的形式。这样，我们的文化中实际上就有起码两种权威思想，而权能权威是个好传统，权势权威是个不好的传统。
3.政治化德育规范体系的利弊。中国古代的政治化的德育规范体系，强化了德育的社会本位功能。一统的规范结构再加一统的教育疏导，使这种功能发挥得相当深刻。古代政治化德育从上层文化领域疏导到基层，相对协调了由客观的文化层次隔离而形成的冲突，从权威典籍到教育规划到乡约民俗，德育内容规范具有不同形式的和不同文化层次的适应性和一致性，它实际上是构架起了以封建伦理关系为基点的统一的德育网络。这种德育网络巩固了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持久延续和东方道德核心文化模式，形成了令西方不可思议的道德凝聚力、忘我入世精神、超功利的道德环境。但同时它也根本性地约束了主体性原则和个人的创造力发展，尤其是约束了社会思想、道德思想的发展。立论法古、消极守成意识渗透到几乎全部文化范畴之中，政治的正统、学术的道统、文学的文统、技术的家传家法、教育的师法师承都能看出这种约束性。
(三)德育方法思想的传统精华
1.重视学知和践行统一的方法思想。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重视社会群体的人，所以必然重视德，思维具有直观道德理性倾向，所以必然重视德行实践，而学知往往被理解为德行基础。孔子对他人道德进行判断也特别重视其体行实践，并不偏信他的言辞，“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 公冶长》）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古代德育所重视的知行统一，并不限于学知践行，而同时重视教人者或育人者的践行问题。如人师重于经师的传统是着眼于育人育德的思想，而以身立教、身教重于言教、身正正人等主张则强调了教人者和育人者以身作则为人之道德楷模的践德体行。
2.重视立志持志和自我磨炼的思想方法。中庸道德和思想所显示的主要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温文柔静，立志持志和自我磨炼则是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奋发刚健，就传统德育来说，激励人刚健奋发的道德意志是很典型的方法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反映的正是确立刚健之志的自强精神。可以说，刚健自强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性格、气派和特色。而立志持志自我磨炼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种方法思想，也是种自我修养自我教育的方法。前述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是具有非自我主体的本质的，但政治化道德规范却能在德育中微妙地转化成自我主动修养追求的价值目标，那么立志持志正是自我顽强努力克己以求这样的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3）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 传统文化 中国画 审美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一个富有审美传统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中国画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画艺术所固有的文化精神。因此，中国画所呈现出的审美特征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 中国画蕴含的审美特征
中国画所蕴含的审美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画审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中国画的本质就是反映中国文化，中国画的绘画准则则是依据“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以及“道法自然”的意境追求。用南宋邓椿的话说就是“画者，文之极也。”由此可见，中国画是一个文化性极强的审美艺术形式。
1 追求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中国画经历了悠久的文化沉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审美风格，其艺术格调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即与人和谐共生的自然。中国画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浑然天成”的自然。
质朴纯熟的技法是创作高水平中国画的必要条件，就是要达到画与人情感的和谐共鸣。任何一幅优秀的中国画要想感动他人，首先要使作者创造出的作品感动自己，只有这样，所创作出来的中国画才是富有生气、具有价值的。正如中国古人对中国画的创作所形容的：“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中国画在艺术旨趣一向表现出博大的气度。中国画讲究“气”，气贯则神通。如顾恺之的传神写照《洛神赋图》，就特别注重人物的精神状态，画置于丘壑之上的谢鲲，形象地表达出了其林泉之志，充分地运用了气韵及浑然天成的和谐。
一幅优秀中国画的丰富感染力是其内容、形式以及各种技法间诸多因素的综合运用，是“浑然一体”中所体现的大气。中国画注重以自然为上的追求，更多注重自然和自然审美的价值。如隋朝画家展子虔的作品《游春图》，描绘了春天自然明媚的风光，游人们或在山间小路、或在岸边浅滩、或在河面游船，沐浴着春光的温暧，整个画面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远山近在咫尺却又非常的开阔。中国画重视生命感的表现，中国画家借助绘画将自身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将理性和非理性的探索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天人合一”、“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
2 追求文人的审美趣味
中国古代文人的标志便是诗、书、画、印，它们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特有的欣赏形式，所以一幅完美优秀的中国画大多是四者俱全，这当然与欣赏者的文人趣味分不开，它们具有的独特艺术形式深受大众喜爱和推崇，中国画所融合的诗、书、画、印具有浓厚的文人审美趣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谐发展，相互借鉴，既自成风格，又可成为统一的整体，构成了中国画艺术的独特形式。
在中国画艺术史上，所有有成就的画家几乎都是人文修养很高的人，这也说明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要具备全面的修养和独特的才情。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书法、绘画和篆刻关系非常密切。自元朝开始，文人在画中题诗用印十分讲究，就是通常所说的诗、书、画、印“四位一体”，换句话说，在中国画中把诗、书、画、印结合起来，才能使传统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既能丰富画面内容，又能提升画面境界，且更具中国艺术特色，给人以更全面的审美享受。
书法与绘画在诗、书、画、印四者的结合中关系更为密切。在美学艺术发展中，由于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的工具相同，二者相互作用。书法既表现出了画家的缜密细致，又充分体现出了书法家的潇洒飘逸。在中国画中，书法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画家多会题字在画面上，其书法用笔与画家所绘制的形象搭配协调，完全融入画面，构成中国画的另一种审美形式。如元代书画家赵孟 ，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书画家，他就主张“书画同源”，他在所作的《秀石疏林图》上题字，大意是告诉人们书法用笔和绘画用笔是相通的，要想画好石头就要用好飞白笔法、要想画好竹子就要精通所有的书法、要想画好树木就要使用篆书书法等，并且也指出了优秀的绘画是通过笔墨韵味表现出来的。
中国画特别讲究“诗情画意”的表现，讲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是绘画的抒情性表现，或者说绘画的诗的表现性，它是中国画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的充分体现。
诗、书、画对篆刻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画中的印章不但是用来表达作画者身份的，同时也是表达作画者精神追求的。中国画与篆刻有很多相通之处，都很注重虚实关系的处理，如长短、大小、曲直、粗细、轻重、疏密、浓淡。篆刻在中国画中即活跃了画面的气氛，以与中国画的审美风格融为一体，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风格，绘画、诗书、乐曲等言、意、形、神等都是追求淡雅清静的奇思妙想的意境。所以，中国画非常重视意境的创构，中国画意境求静，气韵求动，意思深刻，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基本精神。
二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画的审美
中国画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因此，有着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格，中国画的审美特色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以及经典哲学，这些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画的审美。
1 宗教文化对中国画审美的影响
“儒、道思想”一直贯穿于国画之中。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得，依于仁，游于艺。”这句话充分解释了在儒家文化下中国画的基本审美取向。古人作画首先要学文，懂理论，会诗，因而形成了中国画的独特艺术风格。由于中国画里面融合了书法、文学、哲学等若干艺术形式，它们互相丰富、互相渗透，从而形成富有个性魅力的绘画艺术。
儒家文化中关于“刚健”和“自强不息”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动作用非常大，它们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中庸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画的审美取向。在中国画中大多喜欢使用植物来说明中国的文化精神，以此揭示精神品格或情感。如植物中的梅、兰、竹、菊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下中华民族的精神似梅坚挺，傲寒绽放；似兰清幽，冰清玉洁；似竹有节，宁折不曲；如菊灿烂，老当益壮。如北宋画家文同就喜欢用竹子进行写意，用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和品格。又如，同南宋画家赵孟坚特别喜欢画水仙、兰、竹、梅、松等植物，他的《水仙图》线条精致细劲，用墨轻淡，表现出似是不食人间烟火，清逸情韵。
佛学自汉朝从古印度传入中国之后，佛学文化便对中国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色空”、“中道”以及“圆融”对中国画的影响更加直接。唐宋以来中国画家们受禅宗式的审美心理影响，即直指“本心”、讲究悟境，它赋予中国画家敏锐独特的理论艺术启悟，使他们在审美心理越来越趋向内心的精神感悟。审美情趣由豪迈、激情转为婉约和恬淡远逸，因此，在中国山水画的创作思维中具体表现为自然恬淡、空灵幽寂、微茫玄远的审美境界。如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随笔》即是为了从眼前景物中提炼出形式语言，其意表现的就是淡泊自然，自证自悟。
中国画受佛学思想的影响，把中国画推向了更注重内涵与深度的艺术，并由此创立了中国画的“意境”学说，形成了完善的中国画艺术风格和审美特点。如吴道子所绘的《地狱变相》，笔力饱含怒鬼的情感势态，那阴惨的鬼神在他的描绘下，好像真的要从墙壁上跃下，令人浑身发冷，毛骨耸然。
道学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融会了中国原始宗教、哲学思想、古代科学理论等，有其独特而完善的思想体系。中国画从线描技法到大写意技法的发展证实了老子的论述，即“画道无常，意理随机”，它集中体现了在中国绘画中产生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求变”的创新思想。而中国画中的技法及构图形式的表现之“师法自然”也是缘于老子的《道德经》。再如，中国画常提到的“气韵生动”也是出自道家提出的“精、气、神”。又如，五代后梁画家荆浩所绘的《匡庐图》，他用具有阴阳向背的“真”来体现视觉上的空间美感。荆浩用道家朴素的直观，表现了“静心”或“养恬”的精神状态。
综上所述，儒、释、道文化对中国画审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画的发展和创新一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有儒、释、道文化的润育，才形成了中国画独具特色的审美艺术风格。
2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中国画的审美影响
传统的中国画是传统的中国式思维方式，贯穿了中国先贤的哲学观点，即中国画坚持主客体合一，它影响着中国画的审美取向，使得中国画的创作在精神上追求一种自由的表现，即中国画家必须具备远尘、脱俗的生活态度和审美心胸以及专一、自由的精神境界，才能创造出出神入化的山水画，这种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思维。
如王微的《叙画》就是写给颜延之的信，认为“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于易象同体”，其意在于强调精神因素，即情感和美学意味要浓，借此表达一种带有哲学色彩的精神内涵。
三 中国画与中国审美文化互为影响
中国画是一种艺术，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孕育着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博大思想，并讲求中国传统文化的尽善尽美，构成了中国画追求完美统一的艺术风格。如中国画的主要表现题材中，郑板桥的刚直不阿、陶渊明追求田园式的隐逸生活，这都是文人士大夫引以为骄傲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给无数骚人墨客提供了吟诗作赋的美好情趣，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审美格调。
1 中国画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审美格调的影响
在中国画艺术的创作风格中，可以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对于审美的感受，一幅优秀的中国画是用诗来说明画的音韵，同时，画又衬托出了诗意的完美，它好比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如北宋以来画院考试命题的诗句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就是需要用“藏”的表现手法来突出内容的含蓄以及诗意境的绘画创作思想。唐、宋、元、明、清的诗词与绘画是诗人、画家们溶化在心灵深处、在对静谧自然的关照中顿悟的审美的境界，即“画不入禅，意必肤浅”。
因此，中国画的意境是中国文化精华部分的集中反映，自古以来，中国画都与诗书相结合，成为人们追求人生审美的一个部分，这使中国画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审美格调，表达出特定时代的思想感情。如元明时期的画家由于社会动荡，像平远的山水画大行其道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缘于他们借助书画表现自己高洁孤傲的气节，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审美风格，受到这个清新简洁的影响，家具也主要以木雕为装饰，建筑等也出现注重细节和情调处理的江南园林风格，改变了唐宋时期奢华绚丽的风格。
2 中国画的独特风格反映着中国文化
中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派生物，是中国古代文人文化修养的一种重要体现，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的梅、兰、竹、菊等都是文人们用来表现自身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国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前代的绘画对后代的绘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后代的绘画又会继承前代绘画的精神。中国画的生命艺术从一万多年前的岩画，一直能延续到今天，其根源在于优秀文化传统的延续性。所以，中国画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艺术特色，因为，传统的艺术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四 结语
中国画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它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孕育着中国画的艺术，给中国画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中国传统文化是将中国画推向世界艺术之峰的巨大动力，因此，中国画要发展，就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画的发展更加繁荣和完美。
参考文献：
[1] 苏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画审美的关系探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2] 何志明、潘运浩：《魏晋六朝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5）
文化土壤是足球的母体，尽管足球还受到种族、体能等因素的影响，但无疑文化也是其中一方面因素。中国现代足球经过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在与世界接轨。本文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进行研究，总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和基本特征，以及包含哪些主要内容。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对足球运动发展的促进和阻碍两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传统文化对足球的深层影响。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到足球运动中，将文化对其的负面影响摆脱掉。使文化与足球更好的结合，更好的融为一体，这便是探讨文化与足球影响的价值。并且吸取各国丰富的经验与风格，使其与自身现状相结合，最后变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才是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最好的方法。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简述和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文化积淀，它博大精深，其内容包括极其丰富的物质成就和无比深厚的思想内蕴，渗透着中国人民的哲理和智慧。
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因素
一般来讲，衡量一支球队的水平至少应从以下因素去分析，即球员的技术水平，球队有没有核心的球星级球员，核心球员的技术水平，训练管理水平，教练指导比赛的能力和水平，球队的价值取向，球队是否团结，球队有没有大的比赛经验等。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制约足球运动发展
现代足球运动的特点体现在一个“争”字，即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和斗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崇尚个性的张扬，高度激烈，对抗性强。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讲究一个“和”字，讲究“天人合一”，即讲究人与宇宙及个体自身的协调，统一，和谐，讲究永远不超越“中”的度，没有争强好胜的思想，这种提倡中庸，崇尚中和的道德思想，要求人们舍功利取仁义，安于现状，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造成了习惯性的社会心理定势和伦理氛围，所以，从深厚民族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我国古代足球运动“蹴鞠”体现的就是一种娱乐性质和表演性质。
2.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重文轻武，重静轻动
体育运动被儒家视为丧志之举，自汉代大兴儒学之后，尚武之风大衰，而重文轻武之风则益盛。造成“秀才挟弓矢出，世人以不才目之。”的情景。古代人们鄙视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形成的社会风气，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由于剧烈的体育运动为世人所不齿，结果使一些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沦为宫廷宴会上的表演娱乐节目，失去了体育运动的本意。
3.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向性抑制中国足球的发展速度
有人认为西方民族是一种外在超越型的性格，而东方的中国则是一种内在超越型的性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向性是儒家思想晚期和佛道融合的产物。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足球运动发展有利的因素
悠久的中华文明，一直是我们的自豪与骄傲，优秀的中国文化一直是我们生活中所遵循的准则，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像一条河流，我们只是这条河流中的一滴水，永远也不可能真实的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关键在于其具有宏大的包容性，包容性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它可以同化任何文化[7]。唐朝盛世，因其包容了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并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事业才有大唐盛世的辉煌，直到现在，外国人还都知道中国的代表服装是“唐装”，而国外中国人聚集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
2.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传统文化中的兵家思想
中国人的骨子里就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的近现代是一段多灾多难的历史，八国联军的入侵，改朝换代的动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等，让我们的民族饱经血泪，但无论多么艰苦，我们都没有退缩过，因为我们有一种精神叫做自强不息，把这种精神运用到足球中，一定可以使我国的足球发生从内到外的本质的变化，其实自强不息也正是一种可贵的体育精神，不坚持到最后一秒决不放弃，而现在我国足球却未能将自强不息融入其中，中国足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发展。却又好像在传统文化中迷失了自己。足球场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场，如果把我国的兵家战术思想运用到足球运动或足球训练管理中，一定能产生很好的效果。
3.中国传统文化能净化足球
现代足球运动是对野性的极端热望和有力弘扬，是野性与文明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特殊的美，然而这种野性美却经常被球员或球迷们演绎成一种野蛮的暴力。
四、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足球存在着冲突，我们要想提高足球运动水平，就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消除他们之间存在的严重冲突。吸取传统文化中有利于足球运动发展的精华，为更好的提高足球运动水平服务，改善或摒弃那些不利于足球运动发展的文化，使中国足球形成自己的风格。
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6）
一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可说是它的最主要和最鲜明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在所谓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等概念不完全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彖传》。"贲卦彖传"曰：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
魏王弼对此解释说：
"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4〕
唐孔颖达补充解释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5〕
宋程颐的解释则是：
"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6〕
由以上各家的解释可见，"人文"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是与"天文"一词对举为文的。"天文"指的是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人文"则是指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具体地说，"人文"的主要内涵是指一种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文明社会。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一是人们所讲的"人文精神"一语，无疑与上述"人文"一词有关，抑或是其词源。但"人文精神"一语的涵义，又显然要比《周易·彖传》中"人文"一词的涵义丰富得多。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出现和展开显然要比"人文"一词的出现早得多，《周易·彖传》的面世不会早于战国末，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远则可以追求至中国文化的源头，近也至少可以推溯到殷末周初。
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说：
"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7〕
《孝经》中则借孔子的名义说：
"天地之性，人为贵。"〔8〕
这句话中的"性"字，是"生"的意思。宋人邢?m解释说：
"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惟人最贵也。"
"夫称贵者，是殊异可重之名。"〔9〕
其实，在《孝经》面世之前，荀子也已提出了人最为天下贵的观点了。他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0〕
荀子用比较的方法，从现象上说明了为什么天地万物中人最为贵的道理。其后，在《礼记·礼运》篇中，人们又进一步对人之所以异于万物的道理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如说：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11〕
这句话中"鬼神之会"的意思，是指形体与精神的会合。如唐孔颖达解释说：
"鬼谓形体，神谓精灵。《祭义》云："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体精灵相会，然后物生，故云"鬼神之会"。"〔12〕
以后，汉儒、宋儒如董仲舒、周敦颐、邵雍、朱熹等，也都不断地发挥这些思想。〔13〕正是有见于此，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为，人虽是天地所生万物之一，然可与天地并列为三。如，《老子》书中就有所谓"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或作"人"字）居其一焉"的说法，把人与道、天、地并列。不过，在《老子》书中，道还是最贵的。所以，他接着说的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与《老子》相比，荀子对人在天地中的地位强调得更为突出，论述得也更为明晰。他尝说：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能参。"〔15〕
这里的"参"字就是"叁（三）"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以其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因而与天地并列为三。对此，荀子又进一步解释说：
"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16〕
"分"是分位的意思。在荀子看来，"明分"（确定每个人的分位）是"使群"（充分发挥人类整体力量）、"役物"（合理利用天时地财）的根本，所以他所谓的"人有其治"的"治"，也正是指人的"辨物"、"治人"的"明分"能力。同样的意思在《礼记·中庸》也有表达，其文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7〕
按照传统的解释，"至诚"是圣人之德。《孟子》和《中庸》中都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中庸》作"诚之者"），人之道也"。这也就是说，人以其至诚而辨明人、物之性，尽其人、物之用，参与天地生养万物的活动，因而与天地并列为三。〔18〕
汉儒董仲舒继承荀子思想，亦极言人与天地并为万物之根本。如说：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19〕
"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20〕
"唯人独能偶天地。"〔21〕
"唯人道为可以参天。"〔22〕
从荀子、《中庸》和董仲舒等人的论述中，应当说都蕴涵着这样一层意思，即在天地人三者中，人处于一种能动的主动的地位。从生养人与万物来讲，当然天地是其根本，然而从治理人与万物来讲，则人是能动的，操有主动权。就这方面说，人在天地万物之中可说是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注重人的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养成等，正是由对人在天地万物中这种能动、主动的核心地位的确认而确立起来的。
由此，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一是高扬君权师教淡化神权，宗教绝对神圣的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一是高扬明道正谊节制物欲，人格自我完善的观念广泛深入人心。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性精神。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根植于远古的原始文化之中。人们常把"天人合一"视作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而考其起源，则与中国原始文化中的自然（天地）崇拜，以天地为生物之本；以及祖先崇拜，以先祖为监临人世的上帝（此亦为天，天命之天）等观念，不能说毫无关系。由此可见，"天人合一"中"天"的含义是合自然之天与天命（先祖上帝）之天而言的。以后，宋明理学讲的天理之天，即是自然之天与天命之天的统合体。
人与自然之天"合一"的中心是"顺自然"（这里"自然"一词的含义，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然界的"本然"法则与状态）。道家思想中强调顺自然，这是人们所熟之的。如《老子》书中就明确说过这样的话：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23〕
也正是《老子》书中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被看成是一种消极被 动、因循等待的思想。其实，《老子》道家顺自然而不敢为（无为）的思想，有其相当积极合理的一面，这在以后的道家著作中有着充分的展开。如在《淮南子》一书，对道家的无为思想就有相当积极合理的论述。如说：
"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24〕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25〕
"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故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也。"〔26〕
这三段话从不同角度说明了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绝不是什么消极被动、因循等待，而是在排除主观、私意的前题下，主动地因势利导，即所谓"循理""因资"地去举事立功。这也就是《老子》所追求的理想：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27〕
这种顺自然而不违天时的思想，在传统儒家文化中也是极为强调和十分丰富的。前面我们曾提到荀子关于人与天地参的思想，以往人们都以此来强调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殊不知荀子的人与天地参思想或如人们所说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恰恰是建立在他的顺自然而不违天时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所以，他在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的结论之前是这样来分析的：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28〕
而紧接着"夫是之谓能参"后，则又再强调说：
"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29 〕
最后，荀子总结说：
"圣人清其天君（"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正其天官（"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 ），备其天养（"财 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天政（"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 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养其天情（"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 臧焉，夫是之谓天情"），以全其天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 是之谓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 役矣！"〔30〕
这里一连串的"天"字，都是强调其为"自然"之意。荀子认为，人只有顺其自然，才会懂得什么应当去做，什么不应当去做，才能掌握天时地财，利用万物。又如，前引《中庸》"唯天下至诚，……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一段，同样也是强调只有尽人、物的自然之性，方能参与天地之化育。儒家把大禹治水的智慧看成是顺自然的典范，充分体现了有为和无为在顺自然原则中的统一。孟子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极有启迪的。他说：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31〕
朱熹非常赞赏孟子的这一论述，他的注释发挥了孟子的思想，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孟子这段话的精义之所在。现摘引朱熹部分注文如下，他说：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也。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然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
"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未尝以私智穿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润下之性而不为害也。"
"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32〕
以上所引都十分明确而概括地表达了儒家"顺自然"而与自然之天"合一"的基本观点。
三
人与天命之天"合一"的中心是"疾敬德"。这一观念，大概起源于殷末周初。《尚书·召诰》中有一段告诫周王要牢记夏、殷亡国教训的文字，很能说明这一点。其文曰：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有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33〕
这是说，夏、殷之所以灭亡，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敬德"，因此，周王如要永保天命的话，就一定要"疾敬德"。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是周初人的一种共识，也是以后儒家论述天人合一的一个中心命题。我们在《尚书》一书中，随处都可以翻检出有关于因"不敬德"而失天下的记述。诸如说：
"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34〕
"反道败德"，这是有苗失天下的缘由。
"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只若天命。"〔35〕
"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祗。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36〕
"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37〕
"有夏昏德"、"夏王灭德作威"、"夏王弗克庸德"，这是夏失天下的缘由。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缅冒色，敢行暴虐，……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38〕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俪?嬷?郑?氏腿酥?模?魍?甭荆?警j四海，……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 以尔众士，殄歼乃雠。"〔39〕
"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A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40〕
"弗敬上天，降灾下民"，"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暴殄天物，害虐?A民"， 这是殷商失天下的缘由。
这种自周初以来形成的"以德配天"的天人合一观中，无疑地其伦理道德色彩大大超过其宗教色彩。
天子受命于天，然只有有德者方能受此天命。何谓有德者？孟子在回答其弟子万章问及尧舜相传一事时，有一段论述是很值得思考的。孟子认为，天子是不能私自把天下传给他人的，舜之有天下，是天命授予的，尧只是起了推荐的作用。那么，天又是如何来表达它的意向的呢？孟子说，天不是用说话来表达的，而是通过对舜的行为和事绩的接受来表示其意向的。具体地讲，就是：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泰誓》曰：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41〕
这里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显然只具有外在的礼仪形式的意义，而"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才具有实质的意义。由孟子所引《泰誓》一语可见，"人意"是"天命"的实在根据，"天命"则是体现"人意"的一种礼仪文饰。
这种"天命"根据于"人""民"之意愿，"人""民"比鬼神更根本的观念，发生于周初，至春秋时期而有极大的发展。《泰誓》中，除孟子所引那一句外，也还说过这样的话：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2〕
而在《尚书·皋陶谟》中说：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43〕
孔安国释此句之义，最能体现天命以民意为根据的观念。他说：
"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归者，天命之。天视听人君之行，用民为聪明。"
"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讨之，是天明可畏之效。"〔44〕
至春秋时期，这方面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下摘引几条人们熟知的《左传》中的材料，以见其一斑。
"〔季梁〕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45〕
"史?ㄔ唬?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46〕
进而一些思想家更明白地宣称"妖由人兴"、"吉凶由人"。如：
"〔申?〕对曰：'……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47〕
何谓"弃常"？晋伯宗在回答晋侯的话中，有一段可为说明。伯宗说：
"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48〕
所以，当宋襄公问周内史叔兴关于"陨石于宋五"和"六?退飞过宋都"二事"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时，叔兴表面应付一下，退而则告人曰：
"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49〕
而晏婴对齐侯欲使巫祝禳彗星之灾时，则进言曰：
"无益也，只取诬焉。……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50〕
由此，人事急于神事，民意重于神意的观念深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历代圣贤、明君无时不以为诫的教训。《礼记·表记》中尝借孔子之口，比较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不同特色，其中在述及周文化特色时说：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51〕
周文化这一近人而远鬼神的特色影响深远，以至当季路向孔子问"事鬼神"之事时，孔子相当严厉地斥责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2〕
而当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又表示说：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53〕
"务民之义"是"人有其治"的具体体现，人之治如果搞不好，鬼神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说，只有懂得近人而远鬼神，把人事放在第一位，切实做好它，才能称之为"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中，把政权看得比神权更重的文化上的根源。
四
"礼"起源于祭祀，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则是越来越富于人文的内涵，乃至最终成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之一。"礼"通过祭祀，从消极方面来讲，是为了祈福禳灾；而从积极方面来讲，则是为了报本。报什么本？荀子的论述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54〕
把君师之治作为礼之本，一方面是以礼制形式来落实人与天地参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使"礼"包含了更多的人文内涵。"礼"字在《论语》一书中凡七十四见，然除了讲礼如何重要和如何用礼之外，对礼的具体涵义没有任何表述。即使当林放提出"礼之本"这样的问题，孔子也只是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55〕，仍然只是如何用礼的问题。《孟子》一书中"礼"字凡六十八见，其中大部分也是讲如何用礼的问题，只有几处稍稍涉及到一些礼的具体涵义，如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56〕；"恭敬之心，礼也"〔57〕；"男女授受不亲，礼也"〔58〕；"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指仁、义）是也"〔59〕。荀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学的奠基者。《荀子》一书中"礼"字凡三百余见，全面论述了礼的起源，礼的教化作用，礼的社会功能等等，尤其是突出地阐发了礼的人文内涵。如，他对礼的起源的论述，完全抛开了宗教的解释。他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60〕
据此，在荀子看来，礼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过的"明分"，或者说"别"。所谓"别"或"明分"就是要使社会形成一个"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61〕的伦序。荀子认为，确立这样的伦序是保证一个社会安定和谐所必需的。所以他说：
"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62〕
毫无疑问，荀子这里所讲的礼，充满了宗法等级制度的内容，是我们今天要批判、要抛弃的。然而，我们也无法否定，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一定的伦序，否则这个社会是无法安定和谐的。因此，荀子关于"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从而达到"群居和一"的理想，也还是有值得我们今天批判继承的地方。
荀子阐发的礼的人文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从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常常是把那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纳入到礼制中去，而不是使礼制作为宗教的一种仪规。试举一例以明之。如，荀子对于人问"雩而雨何也？"回答说："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则典故。"雩"原是一种宗教色彩很浓的求雨仪式，荀子在这里虽然明确表示了"犹不雩而雨也"的意见，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种仪式，只是认为不应当把它神化。换言之，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礼的仪式，荀子认为还是有意义的。请看荀子紧接着此问后所阐发的一个重要论点，他说：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63〕
这里所谓的"文"，是"文饰"的意思，相对于"质朴"而言，"礼"为文饰之具，"文"为有礼的标志。荀子这段话的主旨，就是强调要把救蚀、雩雨、卜筮等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仪式作为一种具有人文意义的"礼"仪来看待，而不要把它作为一种求助于神灵的信仰仪式去看待。
人们常常把荀子的这段话与《周易》"观卦彖传"中的"圣人以神道设教"说联系在一起，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通常人们对"神道设教"的解释，则似乎并不符合其原义。按照一般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借"神"道以教化百姓。把"圣人以神道设教"一句中的"神"字，与上述荀子《天论》中"百姓以为神"的"神"字，看成是相同的意思。其实，这里有误解。"观卦彖传"的"圣人以神道设教"一句中，"神道"是一个词，而不是单独以"神"为一个词。试观其前后文即可明白矣。文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明白地可以看到，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一句中的"神道"，就是前文中"天之神道"的"神道"。何为"天之神道"？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四时不忒"，亦即自然运行法则。所以，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即是圣人则天，以"四时不忒"之道来作为教化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效法天道自然法则正是传统"礼"论中的中心内容之一。如《礼记·丧服四制》中说：
"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64〕
由此可见，"观卦彖传"中所讲的"神道"，与荀子文中所表扬的"君子以为文"的精神是相一致的，而与其所批评的"百姓以为神"的"神"字意思则是根本不一样的。
以"卜筮然后决大事"为"文"而不以为"神"，这也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一个突出例子。"卜筮然后决大事"本来是一件"神"事，然而现在却把它纳入了"文"事。"文"事者，"非以为得求也"。这样，"卜筮"所决之事也就失去了它的绝对权威性，而成为只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意见。于是，"卜筮"作为一种礼仪形式的意义，也就远远超过了依它来"决大事"的意义。
把卜筮纳入"礼"中，确实有借"神"道以设教的意图。如，《礼记·曲礼》中有这样一段话：
"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豫）也。"〔65〕
这里把"畏法令"也作为卜筮的一项内容，其教化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因而，与此相关，对于利用卜筮来蛊惑人心者，则制定了严厉的制裁条例来禁止它。如，《礼记·王制》中规定：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66〕
文中所谓"此四诛者，不以听"的意思是说，对于这四种人不用听其申辩即可处以死刑。
至此，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上薄拜神教的人文精神，应当说已经反映得相当充分了。
五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则大量地体现在儒、道、佛三教的有关心性道德修养的理论中。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注重并强调心性道德修养，这是与中国历代圣贤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密切有关的。上面我们曾引过一段荀子论人"最为天下贵"的文字，在那段文字里，荀子把天下万物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无生命的水火，一类是有生命而无识知的草木，一类是有生命也有识知的禽兽，最后一类就是不仅有生有知而更是有义的人类。"义"是指遵循一定伦理原则的行为规范，如荀子说的："仁者爱人，义者循理"〔67〕；"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为恶与奸者也。……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68〕等等。在荀子看来，这就是人类与其他万物，特别是动物（禽兽）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荀子的这一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绝大部分的圣贤都持这样的观点，即把是否具有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看作人的本质，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孟子也说过：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69〕
那不同于禽兽的一点点，就是人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情。孔子在回答子游问孝时尝说：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70〕
孟子则说：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71〕
孔、孟的这两段论述都是强调，只有具有自觉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情，才能把人的行为与禽兽的行为区别开来。对此，荀子更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说：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72〕
《礼记·曲礼》发挥这一思想，亦强调人当以礼来自别于禽兽。如说：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73〕
宋儒吕大临阐发《曲礼》这段话的思想说：
"夫人之血气嗜欲，视听食息，与禽兽异者几希，特禽兽之言与人异尔，然猩猩、鹦鹉亦或能之。是则所以贵于万物者，盖有理义存焉。圣人因理义之同，制为之礼，然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男女有别，人道之所以立，而与天地参也。纵恣怠敖，灭天理而穷人欲，将与马牛犬彘之无辨，是果于自暴自弃而不齿于人类者乎！"〔74〕
明儒薛?也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谓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谓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也。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形，其实与禽兽何异哉！盖禽兽所知者，不过渴饮饥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于伦理则蠢然无知也。故其于饮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则飞鸣踯躅、群游旅宿，一无所为。若人，但知饮食男女之欲，而不能尽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理，即暖衣饱食，终日嬉戏游荡，与禽兽无别矣。" 〔75〕
吕、薛二氏的论说，足以代表宋明理学家们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历代思想家们一致强调，明于伦理是人与禽兽区别的根本标志。进而更认为，但求物欲上的满足，则将使人丧失人格而沦为禽兽。所以，对于人的伦理与物欲的关系问题，一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把人格的确立（以区别于禽兽）和提升（以区别于一般人）放在第一位，而且把伦理观念、道德规范的教育和养成看作是一切教育之基础的根源之所在。
事实上，在中国历代圣贤的心目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伦理与物欲的关系问题是确立人格和提升人格的关键。对于这一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致是从三个层次来进行探讨的。一是理论层次，讨论"理""欲"问题；一是实践层次，讨论"义""利"问题；一是修养（教育）层次，讨论"役物""物役"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概括地讲，在理论上以"以理制欲"、"欲需合理"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存理灭欲"说；在实践上以"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说；在修养上则概以"役物"为尚，即做物欲的主人，而蔑视"物役"，即沦为物欲的奴隶。
由于部分宋明理学家，如程朱等，在理欲问题上过分地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因而不仅遭到历史上不少思想家的批评，更受到了近现代民主革命时代思想家的激烈批判，斥其为压制人性、无视人性，这是历史的需要，完全是应当的。但是，我们如果全面地来检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理""欲"关系的理论，则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存理灭欲"之说实非据于主流地位。若如程朱等所说，必待灭尽人欲方能存得天理，即使以此为极而言之说，其理论上之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尝以为程朱之说发轫于《礼记·乐记》，如与朱熹同时之陆九渊就认为：
"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自《礼记》有此言，而后人袭之。"〔76〕
又说：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盖出于老氏。《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后好恶形焉。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天理人欲之言，盖出于此。《乐记》之言，亦根于老氏。"〔77〕
理学家之谈天理人欲或根于《乐记》，然程朱等所谈之天理人欲关系与《乐记》所论之天理人欲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乐记》所论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78〕
对照陆九渊所引本节之文，人们可以看到陆氏引文中略去了"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一句，然而这一句恰好是《乐记》本节所论旨趣之关键所在。《乐记》并未否定人感于物而动的性之欲，它只是否定那种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且又不能反躬的人。这样的人，在它看来就是在无穷的物欲面前，不能自我节制，而被物支配了的人，亦即所谓"物至而人化物也"。人为物所支配，为了穷其人欲，那就有可能置一切伦理原则于不顾，而做出种种背离伦理的事来。为此，《乐记》才特别强调了"制礼乐，人为之节"的重要和必要。
《乐记》的这一思想，很可能来源于荀子。上面我们曾引用过荀子一段论述关于礼的起源的文字，在那里他肯定了"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但同时他又指出，如果"求而无度量分界"，那就会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需要制订礼义来节制之，以达到"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理想。由此可见，如果说在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命题中具有禁欲主义意味的话，那么在《乐记》和荀子那里并无此意。《乐记》主张"是"节欲"，而荀子则除了讲"节欲"外，还提出了"养欲"、"导欲"、"御欲"〔79〕等一系列命题，"节欲"理论甚是丰富。荀子尝指出，那些提出"去欲"、"寡欲"主张的人，其实是他们在实践中没有能力对人们的欲望加以引导和节制的表现。他说：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80〕
他还认为，欲求是人生来就具有的，问题在于你的欲求合理不合理。如果合理，那么再多的欲求也不会给社会带来问题，如果不合理，那么再少的欲求也会给社会造成的混乱。这就是他说的：
"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81〕
总之，荀子认为：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可免也。……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82〕
荀子的这些思想是合理而深刻的，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宋明以往批判程朱"存理灭欲"说者，其基本理论并未超过荀子多少。试举一二以见其概，如明儒罗钦顺尝论曰：
"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于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当然之则，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而不知反，斯为恶尔。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为言，盖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严，但语意似乎偏重。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乐又可去乎？"〔83〕
又如，清儒戴震在批判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说，以及解释《乐记》"灭天理而穷人欲"一语时说：
"性，譬则水也；欲，譬则水之流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为相生养之道，譬则水由地中行也；穷人欲而至于又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譬则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 84〕
此外，道家等从养生的角度也讲述了不少有关"节欲"、"养欲"的道理，对于丰富传统文化中的"节欲"理论也是很有价值的。〔85〕
在荀子之前就流传着这样的教训，即所谓："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对此解释说：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86〕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注重精神修养和伦理实践的人则轻视富贵地位，也就是说，注重内心反省的人，对身外之物是看得很轻的。历代相传的"君子支配物，小人被物支配"，就是这个意思。做"役物"的"君子"，还是做"役于物"的"小人"，这是人格修养上必需明辨的问题。荀子进一步对比此二者说：
"志轻理而不〔外〕重物者，无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行离理而不外危者，无之有也；外危而不内恐者，无之有也。……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乘轩戴 ，其与无足无以异。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
反之：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 之履而可以养体，屋室庐庾葭 蓐尚机筵而可以养形。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势列之位而可以养名。……夫是之谓重己役物。"〔87〕
这种不为物累，勿为物役的思想在佛、道理论系统中更是俯拾皆是，此处暂不赘述。然至此，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应当说也已经反映得相当充分了。
人不应当"役于神"，更不应当"役于物"，人应当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不少人以为，依仗现代高科技，人类已经可以告别听命于"神"的历史，人类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支配"物"的世界了。然而，我们如果冷静地看看当今世界的现实，则恐怕就不会这样乐观了。"役于神"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绝非单纯的科技发展就能解决的。君不见，当今世界各大有神宗教，凭借着社会经济增长的实力后盾，几乎与现代高科技同步高速发展，且新兴宗教层出不穷。"役于物"的问题，则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人类向"物"世界索取手段的不断提高，因而对于物的欲求也是在进一步的膨胀。更何况当今世界是一个讲求实力的时代，全世界的经济实力竞争，把全人类逼上了"役于物"的险途而尚不能自反。
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88〕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恐怕主要是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以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我想，这大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为什么还值得人们在今日来认真研究一翻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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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佛教典籍浩如烟海，就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远，约可与"三玄"、"四书"、"五经"之地位相当者，当数以下"三论"：《中论》、《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此论为疑伪论），"九经"：《金刚经》（附《 心经》）、《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 《维摩诘经》、《涅??经》、《楞严经》、《圆觉经》（以上二经为疑伪经）、《坛经》（此经为本土禅宗之根本经典），"一录"：《景德传灯录》（此录为禅宗一千七百则公案之所本）。这一归纳仅为个人浅见所及，以便初学者入门，不当之处，切望高明赐正。
〔2〕这里借用了《论语·子路》中的一句话："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尚"和"而卑"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和"是综合会通的意思，"同"是单一附和的意思。任何事物，只有不断地综合会通才能发展创新，若是一味地单一附和则将萎缩死亡。诚如周末史伯所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
〔3〕引自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37页。
〔4〕同前注。
〔5〕同前注。
〔6〕引自《伊川易传》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四库全书》本，第85-86页。
〔7〕引自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十一，《泰誓上》。《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 印本，第180页。
〔8〕引自《孝经注疏》卷五，"圣治章第九"。同前注（下册），第2553页。
〔9〕同前注。
〔10〕《荀子·王制》，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第二册，第 104页。
〔11〕引自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二十二，同前注第1423、1424页。
〔12〕同前注。
〔13〕如，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汉书·董仲舒传》）。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邵雍说："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如禽兽之声，以类而各能其一，无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惟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类则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谓之贵矣。"（《皇极经世书》卷七上《观物外篇上》）
〔14〕《老子》二十五章，引自拙著《王弼集校释》上册，第64-65页。此文中之"王"， 即代表了"人"。所以王弼注此句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王是人之主也。"
〔15〕《荀子·天论》，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06页。
〔16〕《荀子·礼论》，同前注第243页。
〔17〕引自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十三，同注10，第1632页。
〔18〕此处参考朱熹的解释。朱熹《中庸章句》说："……能尽之者，谓知知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赞，犹助也。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引自中华书局1983年版《四书章句集注》，第33页。
〔19〕《春秋繁露》卷六《立元神》，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二十二子》，第781页。
〔20〕《春秋繁露》卷十七《天地阴阳》，同上第 808页。
〔21〕《春秋繁露》卷十三《人副天数》，同上第 797页。
〔22〕《春秋繁露》卷十一《王道通三》，同上第 794页。
〔23〕《老子》六十四章，引自拙著《王弼集校释》上册，第166页。
〔24〕《淮南子》卷九《主术训》，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二十二子》，第1245页。
〔25〕《淮南子》卷一《原道训》，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二十二子》，第1207页。
〔26〕《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二十二子》，第1296页。
〔27〕《老子》十七章，引自拙著《王弼集校释》上册，第41页。
〔28〕〔29〕〔30〕《荀子·天论》，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05-206页。
〔31〕〔32〕《孟子·离娄下》，引自中华书局1983年版《四书章句集注》，第 297页。
〔33〕引自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十五，《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 年影印本， 第213页。
〔34〕《尚书·大禹谟》，同上卷四，第 137页。 烈按，以下引《尚书》各篇只是为了说明周初以后传统文化中以"敬德"祈天命观念的广泛与深入，所以对于其中各篇今古文之别及时代之差异，未予细计。
〔35〕《尚书·仲虺之诰》，同上卷八，第 161页。
〔36〕《尚书·汤诰》，同上卷八，第 162页。
〔37〕《尚书·咸有一德》，同上卷八，第 165页。
〔38〕《尚书·泰誓上》，同上卷十一，第 180页。
〔39〕《尚书·泰誓下》，同上卷十一，第 182页。
〔40〕《尚书·武成》，同上卷十一，第 184-185页。
〔41〕《孟子·万章上》，引自中华书局1983年版《四书章句集注》，第 308页。
〔42〕《尚书·泰誓上》，同前卷十一，第 181页。
〔43〕〔44〕同上卷四，第 139页。
〔45〕引自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六"桓公六年传"， 《十三经注疏》（下册），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750页。
〔46〕《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庄公三十二年传"，同上第1783页。
〔47〕《春秋左传正义》卷九"庄公十四年传"，同上第1771页。
〔48〕《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四"宣公十五年传"，同上第1888页。
〔49〕《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四"僖公十六年传"，同上第1808页。
〔50〕《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二"昭公二十六年传"，同上第2115页。
〔51〕引自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十四，同上第1642页。
〔52〕《论语·先进》，引自中华书局1983年版《四书章句集注》，第 125页。
〔53〕《论语·雍也》，同上第89页。
〔54〕《荀子·礼论》，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33页。
〔55〕《论语·八佾》，引自中华书局1983年版《四书章句集注》，第62页。
〔56〕《孟子·公孙丑上》，同上第 238页。
〔57〕《孟子·告子上》，同上第 328页。
〔58〕《孟子·离娄上》，同上第 284页。
〔59〕《孟子·离娄上》，同上第 287页。
〔60〕〔61〕《荀子·礼论》，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第二册，第 231页。
〔62〕《荀子·荣辱》，同上第44页。
〔63〕《荀子·天论》，同上第 211页。
〔64〕引自孔颖达《礼记正义》卷六十三，同前第1694页。
〔65〕引自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三，同前第1252页。
〔66〕引自孔颖达《礼记正义》卷十三，同上第1344页。
〔67〕《荀子·议兵》，同前第 185页。
〔68〕《荀子·强国》，同前第 203-204页。
〔69〕《孟子·离娄下》，同前第 293页。
〔70〕《论语·为政》，同上第56页。
〔71〕《孟子·滕文公上》，同上第 259页。
〔72〕《荀子·非相》，同前第50页。
〔73〕引自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一，同前第1231页。
〔74〕引自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上册，第11页。
〔75〕《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十二"戒子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薛?全集》上册，第661页。
〔76〕《语录》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陆九渊集》，第 475页。
〔77〕《语录》上，同上第 395页。
〔78〕引自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三十七，同前第1529页。
〔79〕荀子提出"节用御欲"的命题，是强调人们在消费时应当有长远的后顾之忧，时时控制欲求，节约消费。他说："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锓?，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荀子·荣辱》，同前第42页）
〔80〕〔81〕〔82〕《荀子·正名》，同前第283-285页。
〔83〕《困知记》卷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页。
〔84〕《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11页。
〔85〕如《吕氏春秋》卷一"重己"篇说："昔先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裳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二十二子》，第 630-631页）又，卷二""篇也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同上，第633页）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实际这一概念中除了包括中国国情外，还涵盖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受到中国国情影响，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是学术界常谈不厌的话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观念上主要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创造和沉淀的特殊文化，是中国的国家特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为全球性扩张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从现代化所造成的异化中将人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止于理论，同时可以造成革命运动，这种特性与当时的中国国情无疑是相符的，与中国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而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则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相似相通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有借鉴和推动作用。在明朝中后期以前我国无论思想还是科学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文化中具有很多实用的思维方式和先进文化元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中国化的宝贵资源。如中华民族提倡的传统美德有利于诠释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辩等可填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新内容。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前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是其根本政治学说。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已经提出“民贵君轻”的民主化政治主张，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后世对政治的愿景和趋向，历代统治者都打着为民的旗号，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下马克思主义强调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理论才得以快速中国化。第三，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传统文化门类齐全，资源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实现必须立足传统文化这一根基才能得到中国普遍认可，中国传统文化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载体推陈出新，打破民族文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走出国门。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建设相关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国化奠定了深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贱平等”、“天下为公”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平等”、“共产主义”等理念不谋而合，是其社会理论中国化的有力基石。此外，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批判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论述，是其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的保证。
2 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融合的建议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8）
继承下来的传统文化精华，在一个时期内有力的支持和促进着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富强。16世纪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传统文化也一度漂洋过海受到世界各国的推崇与学习。但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托，逐渐进入闭关自守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随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维新运动预示着古老中国真正意义上涌进了世界现代文明社会的洪流。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现代化之初，对传统文化作出了强烈的批判，甚至要在中国实行全面西化，完全割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然而传统文化是一种更替积累的客观存在，谁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化之网。更进一步的说，文化没有优劣，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文化也不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我们要探讨的，应该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与共通之处，以及传统文化中有哪些部分应当为我所用，来促进现代化的发展。
二、文化和传统文化
（一）文化
“文化”一词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西方都对其起源有着详细的解释，这个词汇也是文化学及其重要的一个概念，其现代涵义复杂广泛，研究者也是汗牛充栋、百家争鸣，很难给予一个准确而令人信服的定义和分类。1979年新版的《辞海》中解释为：“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是指人类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80年代以后，学术界的种种研究大体上也不出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较为侧重精神方面。那么文化究竟有哪些特质呢？上海学者韦定广先生曾作出过这样的总结：文化的内在特质有四点，一是生成中的自然性，即其与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外在因素有着重要的联系。二是作用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的提出是瑞典心理学家荣格。三是继承中的积淀性，文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存和发展。四是交流中的融合性，各种文化本身都是互相渗透、转化和吸收的。这些内在特质的分析阐明了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作用，为我们了解其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研究角度。
（二）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也就是传统的文化、过去的文化，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个民族在实践过程中产生和积累的各种文明成果。传统文化是个内容丰富的集合，只要是一个民族存在过的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里需要指出是，传统是相对于近、现代而言的，是已经作古的前人所留下来的东西。这里面有文字记载的，也有口头传承或形成习俗的；有原始文化也有古代文化，内容广泛，无所不包，但前提是得以传承，否则就失去研究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其高度的稳定性。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存留的国家，自秦帝国建立大一统的格局之后，两千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连续性，与其他国家或文明不同的是，中国长久以来的文化结构一直随着王朝的更替不断修复与演变，在总体上是不断的继承，只是略微调整。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言：“中国的社会变迁是一种渐进式的微变模式，缺少断裂性的突变”。朝代的更替，并没有带来文化的断裂或改变，而是始终围绕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进一步演化。新的王朝的建立和鼎盛，必然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繁荣期。如历史上开国的封建王朝往往都以百废待兴、高速发展为开始，重建和调整已有的制度和社会秩序。产生了诸如西周“成康之治”、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清代“康乾盛世”等多次举世瞩目的盛世。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对皇权的支撑作用，其中儒家文化以较为温和保守的特点，得到历任统治者的高度推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内容，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完整，内涵丰富。文化的沉淀性和融合性决定了传统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和丰富。以主流的儒家文化试举，孔子提出儒家学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认真梳理总结前人的文化遗产后提出的具体思想体系学说。在其之后，又经过董仲舒、朱熹等人的补充和丰富，形成经久流长的经世致用之学，也成为现今世界华人的共同心理基础。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各种学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不仅仅是儒家，还有侧重法律建设的法家，崇尚自然、有无神论和辩证法倾向的道家，还有涉及政治、逻辑学的墨家等学说。各种学派彼此独立，各自发展。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就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按照时间节点细分为雏形期、定型及强化期和转型期三个时期，侧面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体系构建的完整性。
三、传统文化中促进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因素
100多年前，德国著名社会学者马克思・韦伯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东亚的传统文化是阻碍东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而今东亚地区的快速发展有力地反驳了韦伯的观点。诚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与现代化发展格格不入的地方，但是也应当看到许多可以促进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因素。“传统文化中也可能包括现代性的因素。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例,儒家重道德,这与传统社会是相适应的;墨家尚功利,这与转型时期的社会是相适应的;法家重法权,这与工业社会的要求是相一致的;道家重自然,这与后工业社会的价值要求相适应。”
关于此类积极因素应当说举不胜举。就个人发展而言，强调自强不息。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激励着人们克服困难，锐意进取，形成一种较好的处世观。就人与国家而言，强调忠诚报国。"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在现代社会可以增强国家的归属感和爱国主义情操的培养。就人与社会而言，强调和谐共处。如亲缘主义、尊长爱幼、仁者爱人等,在现代社会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群体协调的，加强社会的道德约束，填补法治社会的不足，净化社会风气，提高国民素养。儒家朴素的义利观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让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要考虑是否符合“义”是否违反商业道德，提高市场竞争的良性循环，。要将获得的财富返还到社会去，在今天看来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与社会主义的宗旨是一样的。就人与自然而言，强调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仁民而爱物”等，在现代社会有助于提高公民保护环境的意识，走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
四、传统文化的归宿――适应发展的新文化
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华夏的大门，由此带来的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进行中西文化论战，争辩的结果无非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具有适应现代化的因素，和能否从西方文化中汲取有利于中国进行现代化的条件。从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论到维新派的“西体中源”论，再到五四时期主张文化全盘西化的“西体西用”论，由于这三种不同的文化选择背离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所以遭受了沉重的失败。因此我们要在发扬传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人民所认同，有利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新文化。
（一）对传统文化的合理扬弃
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应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合理地扬弃。一定的文化形成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但由于文化具有滞后性，因而当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变化时，传统文化并没有消失，反而是跨阶段地影响与制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我们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要有选择地吸收和创造性地综合，用历史和科学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切实把握和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本质内容，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现代化的基本精神理念，进行有选择性的合理的吸收、改造、发展和创新。例如，社会主义本来是西方的思潮，在中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用中国人所能接受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从前我们也曾生搬硬套地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由于脱离中国的实际，所以成效不大，推广不开。
（二）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
文化本来就是多元化的统一，就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言，也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具有积极健康的心态，要有勇气实行“拿来主义”，努力发掘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让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东西为我所用。当文化多元化趋势成为潮流，文化的交流势必也日益广泛。如果用封闭传统文化的方法来保护传统文化，则更容易限制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窒息传统文化的生命。要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生机，就必须使它形成一种开放的状态，迎接各种外来文化的挑战，在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中得到全新的发展和进步。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广泛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是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从中国现在的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是基于传统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方式，汇总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我们应该研究和学习国外的经验，吸收人类一切的优秀文化成果。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9）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1.中国传统色彩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融入中国传统色彩，并不是简单的进行渗透，而是将现代室内设计理念与传统文化要素较好的融合起来形成新的室内设计观念。因此，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设计者积极寻找中国传统色彩的内涵，并且将传统色彩灵活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促使现代室内设计作品充满丰富的传统色彩。虽然室内设计在色彩应用方面体现着各个时代的精神内涵，但是作为中国传统的色彩始终被人们尊崇。很多设计者将中国传统色彩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从而创造了众多杰出的作品。其中中国传统色彩应用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红，中国人们始终喜欢红色，甚至红色被看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灵魂。中国红在经过长时间的沉淀，象征着热情、奔放、团结的民族品格。通过应用中国红，让整个建筑气势宏伟，是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与现代室内设计的完美融合。
2.中国传统书法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文字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设计作品的信息，更发挥着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这也就对现代室内设计文字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观察这几年的艺术作品，我们便能够清晰的看到很多作品中的文字都是经过电脑合成，这样的字体与书法相比缺乏灵动性，呆板生硬，缺乏内涵。然而，将传统书法较好的融合到现代室内设计中，能够较好的体现现代室内设计作品的风格。不同的书法具有不同的文字特征，不同的文化特征对室内设计作品产生的影响也就不一样。其中篆书代表着高雅；隶书代表着古朴的特征；草书代表着活泼和灵动。通过将中国传统书法较好的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有利于将作者的思想情感更好的体现出来，为室内设计作品增添精神内涵，从而引发人们的共鸣。例如：在一些茶室的设计上，便可以将中国传统书法元素较好的融入进去，让整个茶室充满传统的书香气息。因此，为了将传统书法灵活融合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便需要设计者深入理解书法表达的意义和内涵，然后将书法内涵的经典之处进行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室内设计作品具有更强的魅力。
3.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关于装饰的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大多数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代表着人们对幸福生活和吉祥平安的美好期盼，并且在不断传承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善。其中在一些房屋室内空间布局中，借景、屏风、隔断和博占架等多种装饰手法便是从传统社会发展中演变过来的。这些装饰图案不仅具有较强的装饰性，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功能性作用。当然，在应用传统装饰元素的过程中，不能够只是一味的强调对形的运用，还应该注重对装饰图案神韵的挖掘。尤其是在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进程中，将传统装饰元素通过设计以满足当代室内设计的需求，坚持在传统装饰图案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例如：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这所博物馆就是将传统的飞檐翘阁和现代科学技术有效结合起来，并且在整个建筑物的多个细节部分采用了传统的装饰元素。其中在这所博物馆的材质方面，主要以开放式的钢结构和木作架替代了传统的木梁和木掾构架系统，其屋顶也多采用玻璃和石头材质。同时，在博物馆设计中，追求色彩和纹理统一时，其传统的房屋坡顶和窗框被花岗石所取代。通过应用这些传统装饰元素，让整个博物馆都充满了浓厚的东方神韵。
4.传统建筑建构形式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一般来讲，我国的传统建筑结构多以木质为主，建筑装修涵盖了除隔断、门窗以及大梁的几乎所有小木作结构，对于木材的运用讲究大进深和高空间，视觉上注重对称艺术，画栋雕梁讲究色彩匀实，一些硬木作品，例如：官椅、屏风以及长桌等传统物件多常见于室内装饰，传统建筑构件的历史和功效性体现都十分的明显。传统建筑构件的雕刻技艺也独树一帜，浮雕、圆雕以及镂空作品等构成了代表性的表现手法，具体运用在建筑物上则因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取舍，在祠堂、牌坊、栏杆、壁橱、庭院以及月台部分多以石雕作品较为常见。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很多也在栏杆和壁橱方面采用了传统建筑构件的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10）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在这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必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等等？这些都亟待解决，本文拟就以上诸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认识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古代中国人创造了先进的文化，“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体系，其中古代法典编纂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按照现代以前的任何标准来看，中国法典显然是自成一格的巨作，”（2）“有关正式的中国法律的不仅数量多，容易理解，而且其适用的时间，比所有现代国家法律的历史都更长久。”（3）至唐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到了顶峰，对周边东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虽然到了近代，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被迫国门洞开，被强行拉入了世界体系范围，在欧风美雨面前，中华法系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竟沦为“落后”、“野蛮”的代名词。从晚清“新取”开始，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法治近代化的历程，从那时起，中国法治变革的参照物就是西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成为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与评判法治变革成效的主要标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备受冷落，沦为受批判乃至受攻击的对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关系的要求而已。”（4）因此，“在法的问题上其实并无真理可言，每一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如规范是适当的。”（5）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它根植于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想相适应，有其存在的内在的合理性，那种单纯地以西方法律文化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且只注重二者的分野，并进而由此得出结论，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落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使我们在对待传统法律文化上不至于妄自菲薄以致进而失去前进的勇气。
2．传统法律文化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6）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3．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现代化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着很多优秀的内容，但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与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7）受“公法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手中驭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缺乏现代化成分，注定了在当前的这场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法治现代化革命的进程中它无法扮演主要的角色。
二、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又如，“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8）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2．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我们知道，英美文化非常注重对传统的借鉴。在英国，不论是普通法传统，还是衡平法传统，均是其法制长期发展的结果，而美国则主要继承了英国式的经验传统。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对英美国家的稳定发展的绩效是明显的。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传统法律文化陈陈相因，“在古代就获得了体系上的高度和谐与超常稳定，传统的法控制指令，潜入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底层，它控制着新的法律体系的运转，使法律在社会实现过程中向既往的历史回复，”（9）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废弃而无效了的观点是天真的。”（10）但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法律文化却命运多舛。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制变革不是依靠内部因素促成的，而是迫于西方的压力，针对外部的刺激所产生的回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模式，其中从体制到话语都是西方式的，传统法律文化往往被忽略乃至抛弃。影响至今，当前我国立法工作中仍在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规模，盲目迷信立法手段，在制定和移植外来法律时往往割裂了历史传统和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以被民众认同、消化、吸收，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一切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11）
3．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于法律文化的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美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2）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13）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14）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15）
三、如何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本土资源
1．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法律文化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已被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宪政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律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的对象。例如，西方二十世纪民商法发展的趋势是从个人本位向在坚持个人本位的同时强调社会本位，突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就法律的社会本位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就是以集体为本位的。（16）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国家来说，当前的法治建设中不应过多的强调集体本位，相反更应大力弘扬的却是个人本位、个人主义，没有个人的自由、独立，市场与民主就无法建立。又如，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司法实践中的“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西方法律形式主义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牺牲个案正义的结果。但是，对中国的司法实践来说，更应受到重视的却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不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破除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现状。不确立程序优先、违反程序亦违法的观念，司法公正就根本无法谈起。因此，我们不能以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缺陷和内在的危机而对东方文明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东方文明的世界了，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些人，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17）
2．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应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它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天壤之别。故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变革图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最终将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上，应主要利用其形式，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唯如此，才能从中找到现代法治精神的支撑点以便嫁接现代法治的内容，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3．必须正确地看待法律移植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反法治成分是主要的，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充分有效地提供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从有限的本土资源中寻找零星点滴的资料更能提高效益，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因此，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相比，法律移植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一条更重要的途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的过程，诚如学者在论及中国法学如何走向世界时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否认，现代中国法律基本上是继受法，严格说来，我们继受的主要是西方法，因此，我们逃不脱当学生的命运。”（18）
注释：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出版社，1989年，第7页
（2）[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85-86页
（3）[美]D·布迪、C·莫里斯著：《中华帝国的》，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4）《马恩全集》第4卷，第121页
（5）[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泽文出版社，1984年，第2页
（6）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遗产》，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张晋藩：《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历史评价与借鉴》，载张国华主编：《中国主义法制建设的与实践》，鹭江出版社，1986年
（7）、（16）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第36-77页
（8）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9）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10）、（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第10页
（11）公丕祥：《法制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12）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13）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11）
引言
视觉传达设计是一种以“图”作为信息载体的艺术，也是与传播相结合的设计艺术形式。其中海报便是一种非同平常的布满信息与传达的交流载体，它往往可以不通过文字的阅读或提示，让人们一目了然地快速识别图形中所传达的内容和含义。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现代视觉设计中布满了受西方影响的视觉语言，“国际化”视觉符号的泛滥与“本土化”视觉语言“失语”现象非常突出。一个好的海报应该是在寻找表现某种可以识别、分析、解读我们的传统艺术中渗透的我们民族的聪明、意境、精神的“中国特性”。我们要为“中国设计”寻觅正确的方向，也为国际海报艺术设计的丰富性提供来自把握们本土的聪明和想象力。
1.民族文化和海报设计
1.1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海报设计
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对海报设计有着深刻的启迪与借鉴作用。面对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多层次、多角度的进行再熟悉、再发掘。
（1）从艺术手法方面借鉴。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发展，无论是宫廷美术还是民间美术，无论是文人画还是宗教画，经过历代的画家、艺人、工匠的创作实践，积累了大量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殷商时期的青铜，从战国时期的器皿、帛画到汉代的雕塑画像石，从唐宋的绘画到明清的瓷器，以及民间广为流传的剪纸、木版年画、建筑、纹饰、戏装、面具等等，充分体现了或恢弘灵巧，或简约或精致，或工整或粗放或热烈或娟秀，或质朴或奢华等多种手法。无论是逸笔草草的国画笔墨还是板刻结圆的装饰图案；无论是造型夸张的民间剪纸还是色彩强烈的木版年画，这一切无不为现在海报设计提供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图式语言。
（2）从图像元素方面借鉴。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凝炼后，逐步形成各具典型文化内涵的图形和纹饰。他们包括人物、植物、动物、图腾、几何符号等形式在内的图像，以及一些流传广泛的典故、成语、传说中的人物、景物，一些约定俗成的事物及组合。如梅竹松岁寒三友象征坚贞的友谊，三阳开泰象征吉祥如意，莲花与鱼寓意“连年有余”，喜鹊与梅花寓意“喜上眉梢”等。这些乡土味浓郁的图像元素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从思维方面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的、辨证的、因果循环的思维方式，强调事物各方面辨证统一和相互间的联系，其思维过程重综合、重归纳。反映在自然观上，强调“天人合一”，“浑然天成”，“物我不分”和“因势就成”。其思想发轫于先秦的道家，儒家以及禅宗理念，是原始朴质的混沌思维方法论的基本核心。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为现代科学技术解开某些知识密码提供了科学辨证的有力思想武器。我们知道思维方式转化到海报设计上，往往促成创意的产生，它是人所共知的潜意识中存在的思想意念。一个好的思维意念的生成，能够超越任何阻碍人类之间相互交流的因素，达到更高层次的彼此交流，它是使“中国海报设计”登向国际设计舞台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因此，在进行海报设计时，能够把作品的创作思维糅合到中华民族传统的自然观、哲学、思维方式中，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
2.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海报设计
中西文化的互动和双赢，成为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发展的必然趋势。海报设计要根植于本土文化精华的土壤中，深入领悟传统中的“中国特性”，汲取外来优秀的意识、方法、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做到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又不落后于国际潮流的设计理念与实践体系。
2.1对民族文化精髓的创造性转化对我国的民族文化，即要发掘出其中蕴藏的丰富资源，又要看到其中存在的不是和缺憾，在进行海报设计时，要活学活用。很多设计师还存有“借古人以自重”的倾向，认为套几件古装或搬出典故神话就是弘扬民族文化，设计就有了文化内涵，殊不知这恰恰是远离文化的一种流于表面的吸收，刻意模拟穿衣戴帽的行为表现。
那么如何在海报设计中将民族性与时代性创造性相结合，是体现其本土文化设计的要害之一。我们认为，首要的就是将中国文化传统中视觉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这些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与时代变迁的种子，根植于国人心中，使其保持文化的认同。因此，我们所要努力把握的不仅是形式与内容，更重要的是抓住中国传统视觉符号所蕴含的精神方式与审美内涵，并自然地将它转化到我们当代的海报设计之中，亦即将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现代视觉语言。
2.2“全球化”中的现代中国海报设计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海报作为信息与观念交流的载体，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个成功的海报设计应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共通性意念，通过图形文化方式表现出来，以求人们免去因文化、地域、语言、种族等，使人类交流产生阻碍的因素，通过视觉图形而达到心灵之间的直接沟通。真正理想的“现代海报设计”，应该更多是一种融古通今，关怀人性的思考方式，是多种文化并存，是人与自然协调的“现代化”的体现，是庄子所畅想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境界。当然，对传统的珍视，并不是一味的沉溺与审美的情感体验，我们所希冀的中国海报设计是在理性秩序下借西学之风，熔铸古代传统，培育拥护中国的文化生命的强大力量，而不是盲目裁切我们古代图形中的优秀片段，凭空移植外来文化。“民族的才是国际的”，把海报设计穿上民族的盛装，让它在世界各种文化的击撞中接受挑战，汲取营养。
3.结束语
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我们的文化艺术也必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狼共舞”并不可怕，相反，每一次异质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交融，都将会带来民族文化质的飞跃。面对设计全球化的浪潮，思想的贫瘠和信念的过失将成为每一位海报设计师共同的劲敌。因此，在这片具有悠久灿烂文化史的土壤中，我们的海报设计师要“善学邯郸，不失故步。中西结合，以中为主，源流结合。以源为主，形成民族个性，这样我们的民族文化将得以不断传承，我们的海报设计艺术在本土化的土壤里也必定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