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论文大全11篇

国家经济论文篇（1）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以泰国为例，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误：(1)在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出口增长速度长期趋缓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调整货币汇率政策。(2)放松对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监管，以致于让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旦房地产热、股市热导致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少企业倒闭，呆账、坏账大量出现，银行倒闭，外商迅速撤走资金，使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乘虚而入。(3)过于重视引进国际资金，而忽视了对国际资金流入结构、流向进行监督与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泰铢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导致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利用利率差价进行投机，搞乱泰国金融市场。这些金融市场、体制、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缺陷与失误，是值得中国认真吸取的教训。

4.东南亚国家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均能有针对性地、比较及时果断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应对。它们在第一次经济衰退前期，采取了以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应对，先取得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稳定，然后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形势下及时地采取放宽财政金融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府敢于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与条件，对外资投资流动采取管制的严厉措施以求得金融形势稳定的改革经验尤为值得重视。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针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一起因，采取了扩大内需、调整出口市场、加速亚太地区区域内和东盟地区区域内经济合作步伐等政策应对，从而在2002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取得了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2.3%回升到3.6%的经济复苏。这些政策应对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决策财富。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振兴会：《贸易振兴会白皮书：投资篇》，东京，日本贸易振兴会，1997～2002年。

(2)日本经济企划厅：《东亚经济》，东京，日本经济企划厅，1997～2002年。

国家经济论文篇（2）

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高潮。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高潮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

除了通过国有化没收、征收、赎买外资企业，使之变为国有企业外，更主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投资兴建了一大批重点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并逐渐使其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独立比较早、工业化起步也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战前国有经济就有了一定基础。战后，这些国家再度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使国家资本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例如，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就从466家猛增到1478家。国内资本很快就在交通运输、金融、战略物资和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占全国营业总额的比重，钢铁工业为37％，造船业为45％，石油化工业为82％，电力、煤气、电话为95％。（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独立以后也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特别是把国有经济的经营重点主要放在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收益慢而私人无力经营的重工业和农业部门，以及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据巴西《视野》杂志公布的调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为81家，其总资产占200家大企业全部资产的74.2％，其纯收入占200家大企业全部纯收入的56.3％。

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韩国的国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强调自力更生和实行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国家应当拥有和控制所有关键工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事业，同时也适当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垄断了铁路、航空运输、港口设施、邮电、军工、保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部门，并在钢铁、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机床、重型机械银行等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在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6％，“二五”计划期间为7.1％，“三五”期间为10.2％。（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如此递增的工业增长速度，与国有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

国有经济在韩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韩国，通常把由政府投资创办并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企业称作公营企业。1960年以前，韩国的公营企业主要局限于公用事业方面：如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人参、烟等实行专卖的高价值消费品以及银行业。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公营企业不仅数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经营界限逐渐消失。政府开始在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地区建立公营企业，只要它认为这些企业对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和扩大韩国出口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并且不适合私营企业来经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只有52家公营企业，但到70年代中期，公营企业的数目增加到116家，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128）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石油、化工、汽车、造船、航运等领域。

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并从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回经济自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国的具体情况，限制外国垄断资本的非法活动，对受国外资本控制的部门和企业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做得尤为突出。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就将某些外资企业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迈丁上台后，加快了国有化进程，多次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不少国有企业。到1974年底，在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已控制了水电的96％、采矿的93％、碳化氢的78％，加工制造业的69％（其中冶金、机械工业82.7％，建材工业87.4％，化工57.9％，食品工业75.6％，木材和造纸工业64.3％，纺织工业34.1％，皮革制品32.4％）。（注：谈世中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34）

埃及从1953年起，开始对原有较大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银行、运输企业和进出口贸易实行国有化；1956年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同年10月对英、法资产实行冻结；1961年对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实行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业、全部银行和保险业以及重要的矿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不过，在许多非洲国家主要通过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办法来建立和发展本国国有经济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为避免中断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原宗主国法国的联系，失去销售市场和资金来源，没有对外资实行国有化，而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办法来发展国有经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部门和企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必需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港口、码头、电力、水利、公用设施等，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政府还通过掌握多数大中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引导这些企业围绕着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和生产。

二、国有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看，各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振兴、发展它们的民族经济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愿望。发展中国家独立之时，外国垄断资本尽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着其经济命脉，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小农经济，还是软弱的私人民族资本，都不是外国垄断资本的对手。如果还是按照早期市场经济的原则，听任它们去和外国垄断资本开展自由竞争，无异于开门揖盗，自招祸患。因此，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剥夺外国资本的特权，收回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重点企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国有企业，才能为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其次，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战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因此，要发展民族经济就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资本积累，把数量有限且分散在个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有重点、有规划地进行国家投资。特别是交通运输、电力、电讯、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及关键性的经济部门，耗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力量单薄的私人资本无力也无兴趣问津，但这些部门又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资兴办，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工业化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例如，拉美国家几乎所有的铁路、邮电、水运、航空都由国家经营；90％以上的电力企业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经营。可见，国有经济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立和经济起飞的基础。

第三，国有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带动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由于国有经济的建立提供了交通运输、通讯、动力等基础设施，增强了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填补了国内一些关键性经济部门，特别是建立了那些耗资多、收益慢但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国家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排除了其他经济成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改善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国家投资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扩大了国内市场，刺激了私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国有企业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主力军。技术进步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进民族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摆脱对工业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依赖，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从战后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往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比较广泛的与政府部门及科研单位的联系，便于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开展大型、重点科研项目的攻关活动。许多新技术的发明、新产品的开发，往往是由国有企业作为先导，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会推广。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方面往往扮演着生力军的作用。

第五，国有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差异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差，投资风险大，私人资本大多不愿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落后地区投资创办国有企业的办法，来促进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以达到改善工业布局，使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为了开发落后地区，除了采取财政、税收政策，给落后地区以财力支持外，还根据落后地区的资源状况及原工业基础，有计划地投资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规定在东北部投资近1000亿克鲁塞罗，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机械和电器机械联合企业，还加强了传统工业的纺织、成衣、皮革、制鞋等企业，使东北部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被称为“东北部的圣保罗”。（注：程极明.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不过，市场机制虽然具有合理配置资源、自发调节供求以及激励竞争的功效，但如果完全听凭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即使这种市场机制已相当完善，也无法达到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因为，在市场自发过程中所实现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证整个经济发展达到社会所希望的速度；市场机制主要依赖于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的利益；市场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往往忽视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这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严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着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观上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但是，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国家就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实力，并能对一些关键性的重大经济活动作出直接的决策。显然，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在一定领域中建立和发展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

三、国有经济的主要弊端

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实践证明，国有经济也有许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高度垄断，限制市场竞争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国有经济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资本往往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或重要的经济部门。因而，国有经济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种垄断性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维护国家经济的斗争中，以及在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垄断性也产生了许多负作用：第一，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作到优胜劣汰，才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是，由于国有经济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尽管国家主观上企图推动私人资本发展，实际上却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第二，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市场游戏规则，调节社会总供求，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等等。可是，国家行政机关直接掌管生产资料，垄断许多关键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引起国家宏观管理职能的畸变，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应该履行的职能。

2.产权不清，腐败之风盛行

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属，虽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宪法上被宣布为全体国民所有，可是，这一原则却无法在经济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加以贯彻。这是因为，尽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在名义上都是社会财产的所有者，但在实际上，由于全民财产不可分割和在传统体制下不可交易、转让的属性，使得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一份可以明确辨认、并通过支配或出卖等方式实现的所有权。所以，在一些国家严重的场合，名为“全体国民所有”的资产，实际上变成“谁都不所有”的资产，成为越来越疏远人民群众、甚至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上的一种物质力量。原来意义上的产权以及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在这里已经非常淡化了，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讲到的“产权虚置”现象。由于产权虚置，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中、营私舞弊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3.政企不分，企业经营目标重叠

国家作为政权机构和经济社会组织，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经济目标的组织所构成的复合体。作为全体国民的资产的所有权代表，国家负有管理全部国有资产的职能；作为政权机构，国家负有组织整个社会生活的职能；而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国家又具有控制和调节全社会经济运转的职能。此外，国家作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还负有国防、外交等方面的职能。在实行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由于政企不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所具有的上述多项功能必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和多个组织机构去控制、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实现上述功能，从而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经营目标。例如，国家的劳动就业部门可能把增加就业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因而在产业的配置上，更倾向于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财政部门则把上缴尽可能多的税收作为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而负责社会福利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部门则可能把稳定物价、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后地区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此外，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从政治角度考虑其他一些政治目标，如摆脱外国制约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赶超战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业经营目标的重叠，势必严重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无所适从。

4.管理混乱，企业经营效益低下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国家资本控股的企业采取国有国营的制度。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各级经济管理组织之间，以及各级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之间没有明确、具体的责、权、利的界定，对他们缺乏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约束，领导者作出错误的经济决策或管理失职而给经济带来损失，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照旧做领导工作，甚至还能担任更高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经济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奖励。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国有化以及创办和经营国有企业的过程中，缺乏具备一定素质的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国有企业的官员，或者根本不懂经济工作，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缺乏必要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生产技能，或者官僚思想严重，办事作风浮夸，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动辄就轻率地作出某种决策。可想而知，这种决策很少有不失误的。所以，国有企业管理不善，亏损严重，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并成为其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个国营企业中，有1／3是亏损的。土耳其公共企业在1977～1979年期间平均净亏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9％，经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墨西哥国营企业（国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获利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1980年的净亏损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塞内加尔的国营企业在70年代中期尚有赢利，但在1977～1978年出现了赤字，1979～1980年亏损企业达42家（1980年共有国营企业68家）。坦桑尼亚412个国营企业中，赢利者仅9个。据世界银行测算，如果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产生的财富，在土耳其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或年税收的10％；在坦桑尼亚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或全部卫生经费；在马里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或2／3的教育经费。（注：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75）

四、对国有经济的整顿和改造

面对国有经济的严峻形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开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诺切特就任总统后，根本改变了阿连德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有计划地出售给私人。1974～1980年间，智利出售了130家企业，价值超过5亿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铜矿外，智利其他国有企业已基本上实现私有化。这些政策的实施，调动了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在智利的带领和影响下，其他拉美国家也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7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经济复兴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把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属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的某些国有企业，如国家煤气公司、国家电力公司、邮政、电讯等实行“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将属于非关键部门的国有企业全部转让给私人经营。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私有化的还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数拉美国家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亏损状况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收支进一步恶化，国有企业的改造问题不得不尖锐地被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沉重，也成为促使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为外债中的相当部分是国有企业所欠的，有的国有企业欠外债达几十亿美元之多。将这些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不仅可连债务一起摆脱掉，而且出售企业的收入还可用作政府的其他开支。另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诱导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各国经济调整方案的建议中，提出1981～1987年期间直接贷款的1／4和政策性贷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进有竞争力和效率高的私营部门的发展，对私有化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席卷整个发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间，巴西政府宣布，通过拍卖和合并等方式对84家中小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1991年付诸实施的全国非国有化计划，又将钢铁、石化、电力、银行及铁路等65家企业列入私有化名单，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家钢铁公司。这些企业的拍卖收入达170亿美元之多，明显改善了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于1991年进一步宣布国营企业全盘私有化，其中包括两个电视台的私有化，并批准出售电话公司、国际航空公司、国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亚洲，除东亚地区的私有化取得较大进展外，原先仿效苏联模式，国有经济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南亚各国的私有化也进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减少公营垄断企业、提高私营企业资本的最高限额、提高合资企业中外资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于1990年执政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措施，将100家国有工业企业列入私有化计划，这些企业涉及化工、工程、汽车制造和食品饮料等。斯里兰卡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完成了对国有电信公司、石油公司、轮胎及橡胶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股份制改造的资金为7.5亿卢比，而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收入则达32亿卢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当一部分推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大力提倡国有化运动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等，也纷纷加入非国有化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行列。坦桑尼亚、刚果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整顿和改造国有企业，将其关、停、并、转，逐渐减少补贴，实行自负盈亏。扎伊尔在保持国家对能源、交通、水电等关键性企业的控制权的同时，将其他国营工商企业转为公私合营或完全私营。多哥从1983年开始实行私有化计划，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国有企业，并出售另外2家企业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还关闭了11家国有企业。

20世纪80年代起席卷发展中国家的这股“非国有化”浪潮，是国有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事实也证明，许多国家实施的非国有化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整顿、改造国有企业时走极端，把“私有化”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些本该由政府经营的关键性的部门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该让外资控制的企业也被出售给了外国公司。如上所述，国有企业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是，决定一个企业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在于其公有还是私有。私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学，从而成为经营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门都由私人经营，有些部门改为私营只会降低效率。例如，台湾早年发展钢铁工业，原希望民间企业家来办钢铁厂，但没有人愿意办或有能力办。后来，不得不由政府来办，建立了台湾人至今还引以为骄傲的“中国钢铁公司”。因此，在整顿和改造国有经济成分时，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顺产权关系，改革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凡投资巨大、回收期长、有一定风险，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垄断性部门如供电、供水、电讯、铁路等以及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部门，宜由国家投资兴办，以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应适当退出，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开拓空间。同时，应重视改革和完善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如：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变多头分散行使所有权为集中统一行使所有权；建立国有企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机制，如通过国有民营以及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将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与国有资产的增值联系起来；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收入分配机制，等等。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努力，将上述几方面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使其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当前，我国正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尽管实行计划经济，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有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分布过宽、布局不合理，以及国有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等等。因此，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整顿、改造国有经济的经验，对于搞好我国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

2.约翰·科迪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3.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国家经济论文篇（3）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纪宝成教授长期在教育管理岗位工作，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文集和专著，这些文集和专著是他长期以来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讨，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不可多得的智慧美玉。2003年lo月，纪宝成教授的《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规划、体制与发展》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2004年3月，他的另一本文集《发展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1月，《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纪宝成卷》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3月，由纪宝成教授主编的《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除了经济领域与教育管理领域，纪宝成教授还具有很高的国学素养，他先后在《南方周末》、《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的《重估国学的价值》、《接续文脉、重振国学》和《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引发了人们关于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争论和思考。他结合MPA教育工作，发起并主持编写了供公共管理硕士(MPA)学员使用的研究型教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受到了MPA学员和专家学者的好评。

纪宝成教授同时还是一个诗人。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诗作不断，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词选《岁月诗痕》，收录了他自中学以来40多年间所写的诗词多首。

这些诗词既是他峥嵘岁月的记载，又是他豪迈性情的体现。

长期以来，纪宝成教授不仅在领导岗位上积极探索、无私奉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他也在理论园地善于思考、辛勤耕耘，在多个领域拥有丰硕的成果，卓然成家。

商品流通理论与经济学领域

近三十年来，纪宝成教授对商品流通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商品流通理论、商业活动与市场机制、商品流通体制与运行的开拓性研究；二是将西方市场营销理论率先引入我国，并予以中国化的发展与创新；三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等宏观经济层面的研究，包括市场秩序、国有经济和国家经济安全等重要领域。

一)对商品流通理论及其运行体制的开拓性研究

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处于起步阶段，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还占主导地位。由于左倾思想的桎梏，人们普遍对商品流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等概念小心回避，甚至讳莫如深，但是纪宝成教授此时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和积极的探索。

早在1981年，纪宝成教授就批驳了狭隘的商品流通渠道观念，他认为商品流通不单是商品由生产领域进人消费领域，实际上包含商品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形态变化，是商品价值再分配和国民收人再分配；商品流通渠道问题也就决不只是简单的空间上的商晶流通路线问题，而首先是商品流通的社会组织形式问题、市场组织结构问题，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利益关系。o在此，纪宝成教授准确地看到了商品流通与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不能离开市场谈商品流通，这在还比较忌讳谈论市场作用的特定时期，这样的学术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

而在1985年的文章《市场机制与经济改革》中，纪宝成教授更为深人地论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他认为要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就必须十分重视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商品经济中，市场是呼唤出巨大生产力的法宝，是推动商品生产发展的强大力量；重新认识市场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正确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转的功能，是推进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引入市场机制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内容。②在中央尚未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这些理论观点无疑需要理论勇气。他还就发展商品经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特别呼吁推动价格体制改革，遵循价值规律，更充分地发挥自由价格的作用。

纪宝成教授还对当时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行了批驳和厘清。

当时不少学者以及媒体将“买方市场”几乎等同于理想市场，纪宝成教授在其1985年的《“买方市场”质疑》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买方市场不是市场繁荣的代名词，也从来就不是理想的市场格局，自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市场模式。毪十对一般认为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与社会主义无关的认识，纪宝成教授实事求是地深入分析和思考，认为我国当时出现的市场疲软，表面看是一种危及总量平衡的结构性疲软，但就成因而言，则是一种体制性、管理性的疲软，表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也有可能存在生产过剩性危机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只有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生产者，打破“诸侯经济”，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建立以市场实现为中心而不是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体系，才可能治理商业生产者的盲动，实现总体基本平衡。氆历史也已经证明，生产相对过剩与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政治制度无关，而更多地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市场疲软和需求不足的局面，唯有科学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搞好宏观调控，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1987年，纪宝成教授出版了其第一部学术专著《商业活动论》。这本书萌动于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之际，针对商业经济理论教材专著匮乏的现实，根据改革开放的时展要求．纪宝成教授以商业活动为主线，对商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功能、基本要素、运行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富有独到的见解，并融理论性、应用性于一炉，是当时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1993年，纪宝成教授与他人合著的商品流通理论专著《商品流通论——体制与运行》出版。该书明确提出了生产——流通——消费动态分析法，将商品流通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创新了研究视角与方法。该书认为过去重生产轻流通，本质上是轻视消费、忽视消费的经济表现，而忽视消费的生产不可能是健全的社会再生产。该书的出版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杜英斌认为这部学术著作具有开拓性，是现代商品流通理论建设的奠基之作，它将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不仅具有理论深度和历史厚度，而且具有现实力度，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商品流通理论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周万钧认为该著作是当时众多研究商品流通论著中一部有深度、有特色、有新意的理论成果。其理论贡献一方面在于它一开始就把研究纳入科学的轨道上，始终如一地把商品流通过程确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客观经济过程，@从而破除了把商品流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为以后的商品流通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在于它深刻厘清了商品流通本质上是商品货币经济中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依存与竞争的动态的经济利益体系，从利益关系的视角把握商品流通，从而把握住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

今天，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要知道这一历程是经过了漫长而又艰苦卓绝的探索，并非理所当然。回顾历史，表明我们唯有如纪宝成教授那样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秉承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唯书，不唯上，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认清和把握现实，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二)对西方市场营销学的弓l进与发展

纪宝成教授是引进西方市场营销学、并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创新的先驱者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计划经济体制尚未破除，商品总体上的供不应求使得市场营销的理念与方法远远没有进入大多数学者和企业的视野。

就在1989年，纪宝成教授主编出版了《市场营销学教程》，并于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成为在该领域获得国家奖的第一本教科书，引起了学界和企业界的极大关注。柳思维和施祖军等人认为该书无论在内容还是结构以及写作方法上都有创新，特别是对国内原有“市场学”的立论基础进行了新的突破，全书谋篇布局，别具一格，使人耳目一新。该书自始至终将研究焦点和视野对准企业的市场营销，但是又不仅仅分析企业，而是从卖主的角度研究市场经营问题，理性地研究企业处于市场上的动态行为，企业营销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是思考和分析问题的主线。同时，该书尽可能地摆脱西方营销模式的束缚，立足于中国的市场和企业，探索中国市场营销学的特色，努力走自己的路。‘p在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营销学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现，市场营销学也开始广为人知。纪宝成教授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成绩，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变化，于1995年和2001年分别对该书适时地进行了较大的修订，使其具有时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内容，与时俱进，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此，纪宝成教授领衔的“市场营销专业系列教材建设”，于2005年荣获中国教育界最高奖——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同时，纪宝成教授编著的《市场营销理论与方法》一书也在2001年出版。超级秘书网

纪宝成教授对我国市场营销学的研究贡献，不仅在于他是把西方市场营销学引入中国的先锋，而且在于他力图使之中国化的探索，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营销学体系。

三）对宏观经济领域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贡献

纪宝成教授对经济领域的研究视野日益开阔，从20世纪年代末开始对商品流通和市场机制的基本理论研究到年代对宏观层面的商品流通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再到最近几年对整个市场经济制度等更为宏观的经济问题研究，在学界和社会都引起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提出的有关主张多次被国家相关决策部门采纳。我们结合时代的具体历史背景可以看出，纪宝成教授始终抓住了时展中的重大经济问题，既反映了其作为一个学者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敏锐感知和探索勇气，更充分反映了其作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对国家和时展的强烈责任感。

自1992年国家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深层次利益矛盾亦目益突出，市场秩序_f．分混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型经济期如何构建有序的市场秩序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2003年纪宝成教授主编出版了重要著作《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该书对新古典自由主义演进秩序观、理性建构主义和立宪自发演进观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建构演进市场秩序观”。将其内涵界定为“利益和谐、关系和谐、收益共享、竞争适度、交易有序、结构稳定的资源配置状态和利益关系体系”，②在理论上从“市场秩序的核心”、“市场秩序的制度基础”、“市场秩序的法律基础”、“市场秩序中介组织与市场秩序”、“政府与市场秩序”等六个方面对市场秩序的构建进行理论性研究；并运用上述理论对我国在转型期面临的市场秩序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剖析了各类市场秩序紊乱的根据，提出了治理对策。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李卓元研究员认为纪宝成教授的市场秩序和谐论和建构演进秩序论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不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丰富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深化我国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高涤陈教授认为该书的出版弥补了以往市场理论研究的缺陷，填补了我国关于市场本身研究的理论空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该著作获得2004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于2005年再获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于n冶方经济学奖。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浪潮，以及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推进，纪宝成教授开始高度关注国家产业安全等重大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企业对海外上市可谓趋之若骛。截至2005年底，中国海外企业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3700多亿美元，海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310多家，其中80％是我国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优质国有企业；而且计划两三年内海外上市的大中国有企业还有上百家。匾对如此盲目的大规模海外上市浪潮。纪宝成教授从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指出国内大量优质企业海外上市将导致国家资本市场的空心化与边缘化，削弱资本市场价格功能和稳定性，并产生巨额上市成本，变相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为此，纪宝成教授认为必须纠正错误观念，充分认识到大规模海外上市对国家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外部性问题；从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对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进行分类管理，对带有垄断性、关涉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海外上市进行必要的审核和管制；取消海外上市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海外上市企业有序回归。在“第十一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纪宝成教授指出必须对海外上市企业的回归进行整体规划，分阶段、有计划、有目标地回归。在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义上，纪宝成教授作为人大代表率先提出海外上市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应逐步回归A股的重要政策性建议，受到海内外各种媒体的广泛报道，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受到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评价。

国家经济论文篇（4）

二、国家审计服务经济建设的路径变迁

国家审计工作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法定职责，确定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目标及工作重点，以充分发挥审计的作用。我国国家审计演进路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简称《宪法》）规定，在我国各级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进行经济监督。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下简称《审计法》），对审计监督的基本原则、审计程序、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职责、权限等基本制度作了全面规定。《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审计保证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免疫系统”论是对传统审计理论的创新，也是现代审计发展的理论基础。国家审计以促进公共责任的有效履行为天职，维护纳税人的利益，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世界审计组织第21届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2013）提出了国家审计在国家良治方面的目标，包括维护民主法治、提高政府效能、预防打击腐败、保障国家安全、促进改善民生、推动透明问责等。至此，我国国家审计的目标、内容、职能等理论与实践，同世界审计组织倡导的审计理念完全一致。我国国家审计已经与国际接轨，在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国家审计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现实反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人民对公共权力监督要求的提高，我国现行国家审计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

1.国家审计在服务经济建设中的局限

（1）国家审计对经济权力的监督作用有限在我国的公共权力监督体系中，审计处于重要而特殊的地位，这是由审计“免疫系统”的本质和《宪法》、《审计法》所赋予的职责决定的。托马斯.G.希金斯认为：“独立审计师必须拥有独立性，独立性实际上有两种，即实质上的独立性和形式上的独立性”。[9]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在我国现行审计领导体制下，国家审计机关在实施审计时既不具有形式上的独立，也没有实质上的独立，所以影响了审计对经济权力的监督作用。审计机关对同级政府的制约力度有限，特别是位高权重的政府主要负责人，即使进行监督也流于形式。审计机关通过审查、评价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的公共权力履行情况后所作出的审计处理决定，有时难以得到切实执行，致使“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现象时有发生。现行审计体制未能彻底解决审计问责所面临的困境。

（2）国家审计对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评价作用有限对公共受托经济责任进行评价并不是审计的本质职能，但在当前形势下，国家审计被赋予评价职能。我国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公共管理绩效和公共服务能力，应由上一级政府审计机关评价，因此作为最高级的中央政府的工作情况就难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公共受托经济责任评价的理论研究不多，缺乏科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无法为完善制度、体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审计实践中缺乏对公共权力行使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评估机制，法律依据和评价标准也不健全，导致审计人员难以顺利开展工作。审计署对中央部门公共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从2006年开始实施，但2012年开展绩效评价的项目仅381个，涉及资金139.38亿元，仅占部门项目预算的1.5%。[10]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治民主和履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要求是不相宜的。

（3）国家审计对经济社会的免疫作用有限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经济发展的“免疫系统”功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和危机，审计系统有责任、有义务尽早感受并发出预警信息，防患于未然，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持续健康发展。而目前，我国国家审计目标定位的重点仍停留在对事件的事后审查监督和处理层面，对风险控制或防范的相关标准及规范仍不完善，未能从源头上规避或控制风险，使国家审计免疫作用的发挥受到影响。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各级政府不断增加对基础设施、环保项目和民生工程的投资。为了保障公共资金安全，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防止政府官员利用对上述投资项目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进行权力寻租，审计机关应调整以往事后审计的惯性思维，创新审计路径，将审计重点放在事前介入和事中控制上，加强跟踪审计，对被审计项目进行全过程监控。

2.原因分析

（1）理论根源公共受托责任关系的存在是国家审计产生的基本前提。最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1985年在《关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指导方针》中指出：“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是指受托经营公共财产的机构或人员，有责任汇报对这些财产的经营管理情况，并负有财政管理和计划项目方面的责任”。[11]在我国，国家一切财富属于人民，人民作为委托人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委托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受托人），按人民的利益使用、支配公共财产，处理公共事务，并向人民代表大会（委托人）报告情况。人民同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府、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监察部等）委托国家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对受托人行使运用公共权力的状况和结果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客观、公正地判断、评价公共权力行使者行权是否恰当，以决定其继续行使或被解除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我国国家审计模式属于行政型，审计工作的领导权很大程度上由本级政府的领导掌握。在国家审计的审计关系中政府具有多重身份（如图2所示），审计主体和被审计人又同处于一个大的组织结构中，造成审计主体只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很难保证审计的质量和效果。

（2）社会根源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体制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尚未健全，决策系统、调控系统、监督保障系统等各自的职能配套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由高速增长向优化结构转轨，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诸多不和谐因素，如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无序、社会分配不公、官民冲突等。这些社会矛盾越严重，就越需要审计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免疫作用，以其特殊的职能，去揭露、参与消除矛盾，保证社会和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为了适应国家治理的需求，国家审计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推进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体制根源我国目前的国家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审计机构设置在政府内部，实质上是政府内部审计部门，如此的组织结构安排，客观上限制了国家审计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充分发挥监督保障作用的可能性。尽管我国《审计法》第15条对此作了规定：“审计机关负责人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审计机关负责人没有违法失职或者其他不符合任职条件的情况的，不得随意撤换。”但在审计实践中，由于国家审计机关与本级政府及各部门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导致上一级审计机关的权威性与领导作用往往被本级政府弱化。

四、国家审计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路径重构

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审计应更积极有效地服务经济建设，参与国家经济治理（如图3所示）。

1.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审计机关依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市场交易秩序、社会服务是否有效等进行监督，尤其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驱动，社会资本形式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这些都超出了原有制度的约束范围，使权力寻租、市场无序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市场经济自身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在运行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不完全竞争等因素造成资源配置无效或低效等情况。因此，为了维持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必须运用审计监督手段对其进行揭示和处理。

2.监督政府经济权力的运行现代政府应是权力有限型政府。然而，在我国经济领域，政府权力仍然过大，支配大量公共资源，与市场边界不清，影响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按受托公共责任理论和国家审计制度设计的初衷，国家审计机关对各级政府经济权力运行负有监督使命。国家审计监督的目的是创新政府经济治理方式，强化其公共服务意识，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审计机关应进一步加强政府权力审计，对政府及其各部门、国家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审查与评价，从而正确评价政府经济权力运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借鉴美国审计署绩效与责任履行报告框架，构建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满足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对绩效信息的需求，促进各级政府科学配置在经济领域的事权和财权。

3.促进财政的可持续性促进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国家审计服务国家经济治理的主要方式之一。从理论上讲，只要政府债务增长率控制在经济增长率范围内，财政就拥有偿债能力。多玛[12]提出存在一个最优债务负担率，只要一国债务水平小于或等于最优债务负担率，政府就有偿债能力，财政可持续。要保证我国财政的可持续，必须完善财政制度，提高政府债务管理水平，加强对财政支出的审计监督。审计机关要严格审查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促进改革与重构收付实现制的预算报告和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评价政府拥有的经济资源能否满足其未来应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改进预算管理模式，尝试引入中期预算框架，用审计成果倒逼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使预算模式符合完整性、准确性、程序性、详尽性、公开透明、约束严格等要求，体现财政收支的集中统一和预算的有效监督特征。

4.保障金融安全国家审计是金融领域的“免疫系统”，审计机关通过典型调查和普遍摸底双管齐下的方式，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政策、结构调整计划、资产负债损益和贷款投放进行审计监督，重点分析贷款用途和偿债前景，抓好贷款的流向追踪和主体的合规性，揭露我国金融领域潜在的问题及导致其出现的深层次原因，促使其加强内部控制，重视危机预防与应对，有效提升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增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审查，跟踪金融创新，健全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发挥国家审计对金融风险的“减震”功能，维护金融秩序，保障金融安全。从2006~2012年，审计署通过对国有金融机构审计，收回违规发放贷款或挪用贷款等违规使用资金共计1731.28亿元，对相关违法违规人员予以处理。2013年审计署查出问题后，相关监管部门和银行制定完善制度100多项。

5.维护公共资源保值增值维护公共资源与公共利益是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审计机关应严格审查国库资金收付，建立财政资金结转结余定期清理制度，防止被侵吞、挤占、挪用和浪费，对“小金库”进行专项治理。对土地出让金收支和耕地保护以及保障性安居工程、矿产资源出让等进行审计，避免公共资源损失，揭露、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政府公共项目投资审计，对资金、物资的筹集、分配、拨付、使用和效果全过程进行跟踪，积极探索项目招投标审计监督，保障重大投资项目和重大突发性公共事项应急处置、预防预警、恢复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推动相关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恢复和发展。

国家经济论文篇（5）

2000年前的秦国如果他的土地没有荒芜，那么土地上面长的粮食就可以足够他们的人民食用，只要种的土地足够，那么无论怎么说也就不会有少粮食的可能，大秦帝国在战争之前用商鞅变法，开垦了大量土地，在战火连年的年代，修建了郑国渠等很多水利工程，如果耕地全部种上了，那么他们怎么会没有粮食（《史记》记载在楚汉关中庸富）。农田的耕种是有时间，耕种并没有占有人民生活的大多时间，如果用现在的手工农业水平来说种三十个人吃的粮食也最多是一个人的一年的工作日。也就是说如果说人口劳动的安排如果十分合理，在封建农业社会农民劳动力在农业的利用效率只有三十分之一。而现在再加农业社会的其他经济产量也就是农业收入的两倍左右，那么农业社会人民的利用效率最多为十分之一，充其量五分只一，但是如果按照现在农村的手工劳动水平来说应该是远远不足十分之一的，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他大多的时间没有事情可以做，而与之相应的是农民也没有收入，还有在农忙时节他们比较辛苦。而现在只要在不违背农时的前提下开发他们的劳动，也就是说让他们做其他劳动，用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强盛。譬如实施如此耕战政策，在解放奴隶的时代实行如下政策，第一国家容许人民自由开发土地。任何土地封建领主只能够收百分之十的土地收入所得，国家收百分之四十，保证人民在农业劳动的时候他的收入不能够让他维持生存，其他各种行业也同样如此。第二国家在非农时节发展弓箭、牧马、水利、占车、手工制造业和商业和为国家开垦土地，保证农民的收入是他基本生存收入（粮食）的两倍，而且这一切用来交换他们需要的房子，布匹，家具，农用马车和马。而国家占有整个收入的十分之三，而生产这些东西也是要交税的，而这些收入全部用来进行非生产关系的国家建设，如建设军队和建金字塔，这些建设不是无偿也不是自愿的，他可以让人民得到他全部应德的生活资料或者更多，这在当时的人民应该是十分满意了，因为如果现在的我都是满意的，现在只要不进行被人鄙视的劳动我是愿意的，如果能够得到双倍生活收入就是汗水流到了我的袜子上我也愿意。如果这完成了这些国家战略，此刻国家是十分强大的，也就是说国家机构他能够养活十分之三的人口进行其他劳动，他是一同种国家的全部国家力量的劳动和经济收入，他可以任意支配十分之三或者更多的人来进行他们想要的非国家生产关系需要的建设，也就是说一个500万人口的封建国家除了国家本身的正常生产关系的维持的劳动还可以有150万人口进行其建设，如此发50万人建立金字塔同时用自己最精锐的部队进行长年的战争这自是不在话下。那么以上政策就如下特等所以当时候的秦国有世界最锋利的弓箭生产，有世界最浩大的水利工程的建设，也有世界最先进的马车（就是中国象棋里面“车”）的的建造和“车”行的直道建设，也有当时世界最多的马场，更加有世界上最富裕的生活，因为秦国在没有统一中国的时候秦皇就占有不是秦国的世界很多希世珍宝，可见其国富民强。而秦和六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还能够继续战争，可见他的战争是精英战争（用最先进的武器和人民中最强悍的来进行战争）那么国家就可以在不动摇国家根本的情况下进行长年战争，因为这些战争消耗的是自己钱和敌国的人民，而如果战争胜利那么一切失去的钱又可以拿回来，当然赢政是没有了解这些东西，只是他们的祖先和人民曾经做到这些了，做到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足，而赢政他不是十分明白这一点，这从他失道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今天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如果人民知道我上面的战略思想那么他们就算是用手工劳动也至少已经可以制造400座金字塔，而如果是进行经济建设那么其功绩是不能够用数字来衡量的，他可以保证人民更加安定而幸福的生活，更加让一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不朽之名。

国家经济论文篇（6）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在1938年经济危机后得到了持久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都摒弃了市场经济自由放任不干预的模式，并逐步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本文将从以下两个阶段来具体分析：

1.1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都受到了重创，因此政府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多方面的宏观管理策略以刺激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实行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以及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刺激投资和出口，从而达到拉消费、促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积极采取措施控制价格的稳定，这也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德国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很突出，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其次，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对应的，西方国家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总需求，美国在这一时期就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消费，保障就业。最后，综合手段并行使用，同时保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管理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西方国家都十分注重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这也是调节社会需求、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调整外汇汇率和出口价格等方式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1.220世纪70年代至今

由于长期实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停滞乃至负增长的局面，凯恩斯主义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西方国家不断完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前的货币政策虽然有效地刺激了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因此，这一阶段的很多西方国家开始减少货币的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局面。其次，实行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长期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国家的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等在这一时期所遇到的问题，因此，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可以摆脱收支赤字的困境，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最后，适当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在价格变化、汇率调节等方面实行间接控制，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

2.模式比较

虽然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上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从共同点上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宏观经济的管理内容和方式上有一些共性，具有预测性和灵活性。例如，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实质上只是根据市场发展趋势来作出相应的预测，并将宏观经济的发展目标与市场行情结合起来。其二，西方国家大多采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即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财政支出以及税收政策等来调节市场资源的配置。其次，从差异性上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美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极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即政府放松对市场的控制，减少对经济主体的干预。再如，欧洲国家向来注重社会福利的建设，强调政府社会职能的实现，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西方各个国家因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在具体的税收政策、价格政策上也存在着某些差别。

3.特点分析

通过上文的叙述和分析，笔者总结出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几个特点：首先，全局性和利益性。一方面，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管理手段都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整个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就业政策等都是以追求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为目的。其次，法制性和系统性。一方面，西方国家注重经济管理手段的规范化，一般通过法律来具体施行；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很多西方国家都采取系统化的政策来维护好市场秩序。

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实践

1.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美国素来有崇尚自由的传统，政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力度也相对较小。美国通常在出现经济危机后会对国民经济进行一定范围的间接调控，例如罗斯福新政。再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就签署了金融改革法案来扭转忽视监管的政策导向。笔者认为，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相对于其它西方国家，美国政府对市场的管控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农业等领域。其次，重视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例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减少军用物资的投入来改变财政赤字的窘境；再如，二十世纪初，政府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最后，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通过价格机制来平衡产业比例，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2.德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德国向来是一个追求严谨的国家，因此，其一般采取较为中和的经济管理手段，既保证经济的自由和竞争，也促进德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充分保障市场在严格的秩序中自由竞争。德国有着十分完善健全的财政监督机制和银行监管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市场运行的混乱和无规则，也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重视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德国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能够有效地根据市场运行情况来制定科学的货币发行计划，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最后，从长远利益出发，努力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契合点，如德国现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收入的跨区转移制度等。3.法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法国是一个开放自由、包容性较强的国度，因此，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也体现出多种经济学派理论融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形成了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的双重管理模式，通过政府采用多种手段来整合配置社会资源。其次，施行指导性的计划，例如法国近年来的“经济刺激计划”等。最后，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不同的政府也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经济管理手段和模式。

国家经济论文篇（7）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以泰国为例，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误：(1)在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出口增长速度长期趋缓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调整货币汇率政策。(2)放松对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监管，以致于让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旦房地产热、股市热导致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少企业倒闭，呆账、坏账大量出现，银行倒闭，外商迅速撤走资金，使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乘虚而入。(3)过于重视引进国际资金，而忽视了对国际资金流入结构、流向进行监督与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泰铢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导致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利用利率差价进行投机，搞乱泰国金融市场。这些金融市场、体制、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缺陷与失误，是值得中国认真吸取的教训。

4.东南亚国家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均能有针对性地、比较及时果断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应对。它们在第一次经济衰退前期，采取了以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应对，先取得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稳定，然后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形势下及时地采取放宽财政金融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府敢于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与条件，对外资投资流动采取管制的严厉措施以求得金融形势稳定的改革经验尤为值得重视。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针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一起因，采取了扩大内需、调整出口市场、加速亚太地区区域内和东盟地区区域内经济合作步伐等政策应对，从而在2002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取得了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2.3%回升到3.6%的经济复苏。这些政策应对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决策财富。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振兴会：《贸易振兴会白皮书：投资篇》，东京，日本贸易振兴会，1997～2002年。

(2)日本经济企划厅：《东亚经济》，东京，日本经济企划厅，1997～2002年。

(3)ASIANDEVELOPMENTBANK,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03,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

(4)张蕴岭、孙士海：《形势与热点问题透视》，载《2002年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国家经济论文篇（8）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世界进入相互依赖时代，推动了国际组织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国际经济组织发展更为迅速，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产生于二战结束后。冷战后的1995 年成立的、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更标志着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当前，国际经济组织对国际社会经济事务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惹人注目。为此，本文拟对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层次结构、职能范围和影响的二重性进行探讨。 一、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层次结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非常显著地侵入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领地内，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从三个层面上形成影响。 1.最高层次的全球性经济组织(协定)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协调是由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负责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其职能已不仅仅是协调国际贸易，而且几乎包括所有的世界经济活动。参加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必须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把许多经济主权让渡给世贸组织。这从最高国际层面上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行使。

2.中间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协定的影响 作为经济全球化组成部分的区域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01 年底，世贸组织得到通知的区域经济组织有200 多个，其中150 多个组织的协议仍在生效。 几乎所有的WTO 成员都参加了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有些WTO 的成员甚至成为10 多个区域一体化协议的成员。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参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也在区域范围内进行限制和约束，而且这种约束和限制比经济性世贸组织更强。 3.最低层次的双边组织和协定 对于那些涉及两个国家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解决，单独依靠其中一国的调节是不能发挥作用的，需要通过双方的组织(协定)来协调，参加这些双边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在双边协定和组织生效后，就必须遵守有关协议，从而使本国主权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 例如，中国加入WTO 之前的中美最惠国待遇协定;2003 年6 月中俄两国签署石油管道的能源利用协定，这些都是裁定协定两国之间分歧、矛盾的准则，使两国主权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性、区域性及双边性组织(协定)的状况日益增多。这种状况从高中低三个层次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职能范围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组织对参与其中的发 展中国家的主权从多方面进行限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内外经济职能从多方面有限度地(根据协定)转移到国际性、区域性或双边国际经济组织中。

1.经济法规、经济原则、经济制度的创建职能 过去经济法规、经济原则、经济制度的设立都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发展中国家把其看作是主权不受侵犯的重要体现。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这种主权职能部分转移到国际经济组织中，国内经济政策法规、国内的经济体制要同国际接轨，发展中国家要执行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经济法规、经济政策，甚至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都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例如：加入WTO 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接受WTO 规则体系，其中包括有《关贸总协定》在内的20 多个具体领域的协定、议定书、决定、谅解等。

WTO 调整的领域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发展到服务贸易，从关税减让发展到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和拆除。发展中国家国内制定的法规政策若与此有抵制的必须限期拆除。 2.监管职能 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有关制度的实施都是由本国政府执行的，是本国政府主权范围的事情，包括进出口关税的减让、国内贸易政策的透明化等。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监管职能转移到国际有关经济组织中去，由这些组织根据有关法则进行监督。例如：在经济方面，GATT、WTO 都有自己一套有效的监督惩罚机制。这种机制实质上侵蚀了一部分国家的经济主权，由于其规则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受到的主权侵害更为严重。[ ZHLzwCom] 3.解决争端职能 在国际社会中，发展中国家解决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是在国家政府间协商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扩大，不同国际主体之间的经济争端增多，日益复杂化，因此，国家主权范围内调节的局限性突现，国际经济组织开始介入发展中国家的有关国际争端，代行某些国家主权职能。

世界贸易组织在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中，全面规定了其解决争端的政治方法(包括协调、斡旋和调解)、法律方法(包括专家组审议和上诉)、裁决的执行与监督、救济办法等，还专设了争端解决机构(DSB)。世界贸易组织在争端机制解决上有突出的三点要求：其一，DSB 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其二，有一常设上诉机构，受理关于法律问题的上诉;其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当对违犯规则事件在多边争端机制下寻求救济，在裁决不能得到实施时可采取补偿和交叉报复的制度。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该体制所管理的一切协议和决定，没有例外(P150)。 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具有安全、可预见、执法权威性等特征，从某种意义上代替了国家主权的经济职能，这将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国家主权产生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在成立后的前6 年，受理了200 多件贸易纠纷，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既有保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好的结果，也有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不良后果。这些解决争端的机制在区域性经济组织中也存在。

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参加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组织中，就存在一个受理国家之间争端的制度，而且还平行地设有一个解决投资者和成员国之间争端的制度。在亚洲，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在1996 年6 月也成立了一个解决东盟各国内部贸易纠纷的仲裁机构。所有这些解决争端机构的设立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发展中国家主权职能的发挥。 三、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二重性目前，对于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认识，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就是意识到了挑战、侵蚀和冲 击等负面作用的严峻性。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主权处于不利地位的事实。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第3页)还有另一面，即积极的一面，由于和国际经济体制接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主权增强。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作用称作二重性。具体来讲： 1.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是促使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积极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动机之一。

主要表现在：其一，平台作用。一个是国际经济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主权受到伤害时，提供了解决争端的场所。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前，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通过两国政府谈判解决。由于中国是处于弱势的经济实体，结果中国做出的让步很大，有的甚至伤及国家的经济政治权益。美国常常以中美经贸关系同中国人权挂钩来威胁中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虽然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纠纷、反倾销争端增多，但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中国胜诉的次数也不断增多。 另一个是，在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内，发展中国家贸易争端机制的设立，提高了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减少贸易摩擦，集体行使国家主权的能力，某些国家主权的平等让渡，获得了更大的国家权益，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行使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二，提升作用。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存在着许多问题，其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内外职能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面，例如，市场经济管理措施的缺陷，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等，影响了国家主权的行使。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后，就必须同国际上先进的市场管理规则接轨，废除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法规、政策和制度，这固然会限制主权的作用，但同时也会使发展中国家抛弃原来旧的或存在缺陷的政策、法规和体制，接受国际上流行的政策、法规和体制，从而强化国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生产力的适应性，有利于提升国家主权的行使能力。其三，保护作用。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利用主导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基本主权进行限制和侵蚀，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维护主权的斗争及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力量的增强，在国际经济组织中也有一些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例。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就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和保护弱势产业的条款，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此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就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对自己的弱势产业进行保护，例如，对汽车工业、农业等就采取了保护性的措施。在实践中，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支持，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官方发展基金。尤其是作为世界银行“软贷款窗口”的国际开发协会，主要以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为贷款对象，向这些国家提供长期低息的贷款，以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该协会在全球反贫困斗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GATT、WTO 属下的各项多边协定，也规定了不少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别措施。

国家经济论文篇（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世界进入相互依赖时代，推动了国际组织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国际经济组织发展更为迅速，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产生于二战结束后。冷战后的1995 年成立的、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更标志着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当前，国际经济组织对国际社会经济事务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惹人注目。为此，本文拟对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层次结构、职能范围和影响的二重性进行探讨。 一、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层次结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非常显著地侵入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领地内，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从三个层面上形成影响。 1.最高层次的全球性经济组织(协定)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协调是由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负责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其职能已不仅仅是协调国际贸易，而且几乎包括所有的世界经济活动。参加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必须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把许多经济主权让渡给世贸组织。这从最高国际层面上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行使。

2.中间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协定的影响 作为经济全球化组成部分的区域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01 年底，世贸组织得到通知的区域经济组织有200 多个，其中150 多个组织的协议仍在生效。 几乎所有的WTO 成员都参加了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有些WTO 的成员甚至成为10 多个区域一体化协议的成员。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参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也在区域范围内进行限制和约束，而且这种约束和限制比经济性世贸组织更强。 3.最低层次的双边组织和协定 对于那些涉及两个国家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解决，单独依靠其中一国的调节是不能发挥作用的，需要通过双方的组织(协定)来协调，参加这些双边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在双边协定和组织生效后，就必须遵守有关协议，从而使本国主权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 例如，中国加入WTO 之前的中美最惠国待遇协定;2003 年6 月中俄两国签署石油管道的能源利用协定，这些都是裁定协定两国之间分歧、矛盾的准则，使两国主权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性、区域性及双边性组织(协定)的状况日益增多。这种状况从高中低三个层次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职能范围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组织对参与其中的发 展中国家的主权从多方面进行限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内外经济职能从多方面有限度地(根据协定)转移到国际性、区域性或双边国际经济组织中。

1.经济法规、经济原则、经济制度的创建职能 过去经济法规、经济原则、经济制度的设立都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发展中国家把其看作是主权不受侵犯的重要体现。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这种主权职能部分转移到国际经济组织中，国内经济政策法规、国内的经济体制要同国际接轨，发展中国家要执行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经济法规、经济政策，甚至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都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例如：加入WTO 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接受WTO 规则体系，其中包括有《关贸总协定》在内的20 多个具体领域的协定、议定书、决定、谅解等。

WTO 调整的领域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发展到服务贸易，从关税减让发展到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和拆除。发展中国家国内制定的法规政策若与此有抵制的必须限期拆除。 2.监管职能 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有关制度的实施都是由本国政府执行的，是本国政府主权范围的事情，包括进出口关税的减让、国内贸易政策的透明化等。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监管职能转移到国际有关经济组织中去，由这些组织根据有关法则进行监督。例如：在经济方面，GATT、WTO 都有自己一套有效的监督惩罚机制。这种机制实质上侵蚀了一部分国家的经济主权，由于其规则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受到的主权侵害更为严重。[论文网 ZHLzwCom] 3.解决争端职能 在国际社会中，发展中国家解决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是在国家政府间协商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扩大，不同国际主体之间的经济争端增多，日益复杂化，因此，国家主权范围内调节的局限性突现，国际经济组织开始介入发展中国家的有关国际争端，代行某些国家主权职能。

世界贸易组织在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中，全面规定了其解决争端的政治方法(包括协调、斡旋和调解)、法律方法(包括专家组审议和上诉)、裁决的执行与监督、救济办法等，还专设了争端解决机构(DSB)。世界贸易组织在争端机制解决上有突出的三点要求：其一，DSB 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其二，有一常设上诉机构，受理关于法律问题的上诉;其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当对违犯规则事件在多边争端机制下寻求救济，在裁决不能得到实施时可采取补偿和交叉报复的制度。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该体制所管理的一切协议和决定，没有例外(P150)。 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具有安全、可预见、执法权威性等特征，从某种意义上代替了国家主权的经济职能，这将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国家主权产生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在成立后的前6 年，受理了200 多件贸易纠纷，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既有保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好的结果，也有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不良后果。这些解决争端的机制在区域性经济组织中也存在。

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参加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组织中，就存在一个受理国家之间争端的制度，而且还平行地设有一个解决投资者和成员国之间争端的制度。在亚洲，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在1996 年6 月也成立了一个解决东盟各国内部贸易纠纷的仲裁机构。所有这些解决争端机构的设立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发展中国家主权职能的发挥。 三、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二重性目前，对于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认识，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就是意识到了挑战、侵蚀和冲 击等负面作用的严峻性。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主权处于不利地位的事实。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第3页)还有另一面，即积极的一面，由于和国际经济体制接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主权增强。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作用称作二重性。具体来讲： 1.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是促使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积极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动机之一。

主要表现在：其一，平台作用。一个是国际经济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主权受到伤害时，提供了解决争端的场所。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前，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通过两国政府谈判解决。由于中国是处于弱势的经济实体，结果中国做出的让步很大，有的甚至伤及国家的经济政治权益。美国常常以中美经贸关系同中国人权挂钩来威胁中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虽然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纠纷、反倾销争端增多，但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中国胜诉的次数也不断增多。 另一个是，在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内，发展中国家贸易争端机制的设立，提高了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减少贸易摩擦，集体行使国家主权的能力，某些国家主权的平等让渡，获得了更大的国家权益，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行使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二，提升作用。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存在着许多问题，其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内外职能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面，例如，市场经济管理措施的缺陷，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等，影响了国家主权的行使。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后，就必须同国际上先进的市场管理规则接轨，废除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法规、政策和制度，这固然会限制主权的作用，但同时也会使发展中国家抛弃原来旧的或存在缺陷的政策、法规和体制，接受国际上流行的政策、法规和体制，从而强化国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生产力的适应性，有利于提升国家主权的行使能力。其三，保护作用。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利用主导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基本主权进行限制和侵蚀，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维护主权的斗争及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力量的增强，在国际经济组织中也有一些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例。

国家经济论文篇（10）

(一)借重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议程维系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 跨国公司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推手。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有祖国，它们在全球性的商业活动中一般都得到母国的资金支持以及商业的、政治的甚至军事政策的庇护。它们凭借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携手跨国垄断金融资本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最新的形式连接起来，以达到通过塑造和控制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需求和欲望来影响全球市场和鱼肉全球百姓的目的。例如，在农业领域，它们窃取甚至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种子资源，控制粮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种子产业，操控全球的谷物贸易，利用转基因食品打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市场。在工业领域，它们牢牢控制了全球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或部门，同时利用国际金融炒家操控全球原材料和能源市场，打压发展中国家有竞争力的民族产业;利用“转移生产线战略”，有意将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生活领域，它们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专制政府沆瀣一气，压制人民追求民主权利和要求改善民生的各种努力;有意将母国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输入到发展中国家以进行文化渗透，等等。总之，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议程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利润回流西方的单行道，推动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 (二)利用三大国际经济 组织维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整体利益。 迄今为止的主要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规则由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处在被动接受的处境之中。

美国等发达国家操控着不合理的多边贸易体制，这为发达国家搜刮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打压发展中国家某些产业提供了极大便利。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美国的原则是不允许世界贸易组织干预美国的立法程序，WTO成了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公司利益的工具。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大的股东和拥有否决权的唯一国家，美国等西方七国垄断了几乎一半的投票权，根据成员国提供的资金数额来分配投票权的机制意味着富国在投票权上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4](P45)IMF的领导人通常由美国指定一个代表担任，所有IMF的执行主管都是欧洲人，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管理层之外。世界银行(WB)成立以来的九任行长都是与洛克菲勒家族或者与美国的几大公司有着联系的美国人担任。[5](P169-170)WB和IMF都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它们相互协调、保护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不受侵犯，奉行唯金融寡头利益是从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6](P169)而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缺乏，制约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国家在这些组织中的话语权。 (三)通过“国家瘦身运动”削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自主权。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鼓噪“民族国家过时论” 和国家主权“弱化论”，建立起服务于资本全球化利润至上逻辑的政治战略。为此，它们在国内取消西欧式福利国家制度，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精简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有意保持一定的失业率;在国际上取消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政策，将资金主要不是投向生产领域，而是投向信贷和金融领域。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政府调控本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难度，而且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这说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通过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保障资本的跨国流动畅行无阻，因为追逐资本利益要求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7](PXIV)西方发达国家还依靠国家的力量成功地使其经济发展不易受到来自弱势力量的竞争对手的挑战。

例如，在长达200多页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文件中，只有一页谈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其他地方都是在大谈特谈美国资本主义不容许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欧盟坚持要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的工业品，而它们自己却对本国的农产品进行补贴并不断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征收重税。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动辄指控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8](P29)西方发达国家还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它们还通过“颜色革命”培植对国际垄断资本言听计从的政府。总之，在新自由主义政治战略的背后，暗含着发达国家不可告人的目的，即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拜倒在跨国垄断资本的铁蹄下，假借他国政府之手豪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劳动成果。 (四)推行“媒体帝国主义”，构筑阻隔发展中国家的屏障。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大力蚕食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阵地，试图从根基上销蚀发展中国家人民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书籍、刊物、广告等手段进行文化产品的倾销，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发展中国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文化消费倾向。同时，锻造隐形的信息交互网络，向发展中国家“倾销”信息，如数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把持这些信息交互网路的主要端口;西方的商业公司是主要的新闻提供者和购买者;传媒产品的趋同化和数字化又强化了西方媒体的强势地位。这种信息交互的“单行道”协助西方搞“图像外交”，结果使新闻报道过程出现失衡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很难被听到。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还有意塑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美国媒体对穆斯林世界的报道向来有失公正，这使得美国64。9%的人对伊 斯兰教一无所知。[9](P369)“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媒体竞相炒作;“种族清洗” 被西方媒体用来描绘波黑的种族冲突;中国的台湾地区被西方媒体定格为“自由、民主的独立国家”;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常常被西方媒体进行妖魔化报道，等等，都达到了扭曲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掩盖西方国家的政治图谋的目的。总之，西方媒体动用一切手段有意塑造有利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的舆论氛围，同时消解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抵制情绪，以达到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目的。 (五)利用美国的军事机器维系西方列强的整体利益。 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强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存在，绝非只为维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维系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利益。

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在不发达地区的表现就像是个战争罪犯。资本主义使用驱逐、大屠杀、强迫劳动和贩卖奴隶等方法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如果说跨国公司打开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大门是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话，那么美国动用军队开拓全球市场，其战略意图就图穷匕见了。美国军队在维护西方列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和威慑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20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屡次采取“杀鸡儆猴”的军事行动就是证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将一些地区强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再通过人深化对这些地区的剥削。在中东，以色列被看成是西方列强在发展中国家的心脏地带建立的一个资本主义飞地。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将以色列看成是西方的“特洛伊木马”[10](P90-93)。美国的军队征服行动是造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动荡、贫困的根源之一。 总之，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精巧布局经济全球化，在事实上造成了生活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工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这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带给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境遇。 二、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几百年全球化进程，我们发现，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整体上下降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三个著名的“从属于”概括了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P277)发生于20世纪中叶的民族解放运动让资本主义世界感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寻求多种发展道路的呼声。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展示了蓬勃向上的景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不结盟运动联合自强，改变了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大国决定世界事务的局面;维护发展中国家集体权益的77国集团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联合国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抗击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舞台。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回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数增加了，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难度也相应增加了。联合国长期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联合国要产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决议已变得相当困难，产生强有力的谴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决议更是难上加难。结果，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他们的权益常常“被代表”。 第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民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综观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方面，而且在几乎关乎全球发展的每一个显示器上都可以找到这种差距。

例如，居住在西方富庶地区的9亿人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86%，他们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79%，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 总量的58%，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7%，拥有的电话总量占世界电话总量的74%。相比之下，世界最穷的12亿人口只能分享世界消费总额的1。3%、世界能源消费总额的4%、世界鱼和肉消费总额的5%和世界电话拥有总量的1。5%。[12](P77)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危机，结果造成大多数人的生存环境全面恶化;全球资本流动显示了巨大的不平衡性，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资本流动多，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则少很多。实施贸易开放政策的结果差异很大：在非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增加了工作的不稳定性，而在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降低了工作的不稳定性。[13](P41)可见，同在“地球村”，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成了发展中国家减少贫穷和实现发展的关键性障碍。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的剥削程度加深了。20世纪中叶以来，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化和高科技发展时期，为了继续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跨国采购和生产以获取巨大收益，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商品的生产链。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上的强大优势掌握着全球商品生产链中最能获取利润的部分，结果导致“生产遍及全球，利润流回西方”。

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生产全球化的逻辑里，利润至上才是最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着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例如，一双耐克鞋的生产成本在印度尼西亚大约是12美元，公司支付的劳动工资是每双12美分，而经过公司倒手后的销售价是每双130美元。一名印尼女工每天的收入只有2。26美元，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加班工作常常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抱怨工作条件差或者没有完成定额就可能挨骂或被克扣工资。[14](P158)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剥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东欧地区劳工，已成普遍现象。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的依附程度加深了。当今世界的种子市场牢牢把控在近十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除了通过收取专利许可费的方式直接剥削外，还披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外衣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基因资源，剽窃发展中国家的优质农产品的知识产权。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家农业跨国公司巨头控制着全球农业生产链的上游，操控着全球粮食价格和食物供给，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处于受制于人的窘境之中，而更加有利于粮食跨国公司巨头操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进而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户对种子公司的深度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如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粮食骚乱以及随后引发暴乱，2005年以来因粮食价格上涨在发展中国家数十个国家发生粮食骚乱。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依赖还易受本国货币贬值的影响而诱发粮食恐慌，直接威胁到农民的生计，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这又会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 第五，发展中国家的资财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西方劫掠了。20世纪中叶，金融资本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展现了肆虐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功能。60年代，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启动的国家发展计划因各种原因破产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它们的跨国公司乘机给非洲的经济套上各种“金锁链”。其中，附加了多种条件的经济发展型对外援助最终给非洲人民带来灾难性结果———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强化金融霸权机制，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力度;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由发达国家制定，这种机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脆弱性;金融深化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入全球金融体系中来，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开放资本项目账户，这大大增加了本国资本流动不稳定的巨大风险和损害，特别是增加了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结构脆弱性;对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直接进行剥削，这使得债务国不得不承担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和遭受资本外流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8%到1982年增加到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在这一时期，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债务将近占第三世界债务的75%。[15](P41-44)坦桑尼亚偿还债务的支出是其基本医疗保健支出的9倍，是其基本教育支出的4倍。[16](P23)8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速控制和占领转型国家与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金融操纵成为聚敛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新剥夺手段。 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着国际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发展中国家辛苦劳动或者出卖资源所取得的财富，借助国际金融炒家之手流到发达国家。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使发展中国家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经济成果遭蚕食。非洲的索马里、刚果、苏丹、利比亚、卢旺达的经济水平退回到30年前的状况。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等都是结构调整计划中的失败者。 总之，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严峻的发展环境，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此无所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行动起来，努力进行调整，才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使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分享全球化的成果，逐步实现共赢共存的全球化。 三、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目标。 不断完善社会生产方式，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展现了社会主义这一生产方式变革带给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广阔前景，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破解困局提供了经验。中国从被动拖入全球化到主动融入全球化，再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正是因为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成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国近30年分阶段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都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完善。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正是错过了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最佳时机，这导致后来生产力的发展总是难以摆脱生产关系的掣肘，甚至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尴尬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转型国家由于错误变革了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制度蜕变到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带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公平、民主、平等的发展愿景。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左翼领导人虽然主张通过推动国家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但对变革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再加上缺乏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措施，这使得拉丁美洲的发展既受到资本主义旧的生产关系的掣肘，又受到具体发展体制的羁绊。 把握参与全球化和规制全球化这两个基本点，是发展中国家努力走出困境的当务之急。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全面应对全球化，才能在全球化的航船上生存。

国家经济论文篇（11）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士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1985年T莱维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这一词，形容此前20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解释比较多，但从全球化一词提出开始就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贾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人员交往等活动，使得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且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关注，成为现实生活中最流行、最时笔的用语之一。

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关系的改变。同样，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已经或正在产生着深远影响。全球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助于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织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类型国家间关系有所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世界经济全球化虽然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现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发展毕竟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垒球化的出现与发展，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垒球范围的扩展。无论是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方面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而出现的，且在全球经济规则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制定的叠融和贸易规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争取更长时期，拥有更多的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经济全球化开始的过程，也是两极格局逐渐终结的过程，冷战结束后，殴、美共同对抗的敌人消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所上升．特别是西欧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经济与政治联合的步伐明显加快但这种矛盾和分歧并未冲破西方业已形成的利益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基本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制度规范环境和价值观念，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矛盾分歧(更多矛盾、分歧集中在经济领域)，同时还通过有效的协商的方式，通过沟通、谈判．通过各种组织，特别是西方富国俱乐部——西方七国(现在因俄罗斯加入而称八国)首脑会议，来缓和矛盾，解决问题，共同雏护共同的利益虽然这其中也不乏西方国家因面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世界而带来的困扰和苦恼，如美国实施赫尔姆斯——怕顿法靠和迭马脱法靠．引起西欧、加拿大等国家的反对，但美国强太的经济力量加上与西欧、日本、加拿大等的密切经济联系，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问关系的主调是协调、缓和。

二、经济全球化协调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封闭对抗走向开放缓和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问由于政治制度对立，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经济上相互隔绝互不鞋来．彤戌两个平行的经济体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鲁主义国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造一步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世界，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开放性恰恪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基于这种认识，杜会主义国家带5足改革开放的政策，冲破封锁，创造案件，抓住机遏，使社会主义刺度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从当前的客观情况看，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战胜资奉主义制度的国家都不是很现实，两种制度将是长期并存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方面，在维护全球经济安全方面，在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奉主义国家之间，有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使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在政治、军事，特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对立趋于缓和．由冷战时期“对抗”走向“既共处又竞争”的关系。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最蝽的革命性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存也可以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在当前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叉需要稍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尽可能短的时间提高自已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而资本主殳国家恰恰也需要象中国这样大的具有更大潜力的市场．因此争取与资本主叉国家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进免对拉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当夸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古、越等都认识到当前是一十难得的机遇，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开放、发展厦加入WTO，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彼此之间的依存度不断加深。:

当然，作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上的包两，政治上的“渗透、演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社会主义国家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干涉和影响，越是经济站舍的紧密，这种防犯工作越是艰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上相互结合与政治上对峙的结构将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