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大全11篇

隋唐文化论文篇（1）

盛唐时期是我国民族大繁荣,文化大发展,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盛唐时期的九、十部乐在这一时期,更是充当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无可比拟的历史作用,它是后来在唐宫廷燕乐中占重要地位的坐、立二部伎的前身,有着很好的历史研究价值,因此,唐九、十部乐一直以来吸引了无数学者加以探索研究,但针对唐九、十部乐中是否将扶南乐列于乐部的问题,至今还众说纷纭,尚无定论。陈应时、陈聆群在《中国音乐史简述》中去天竺,增扶南。杨荫浏在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对唐九、十部乐的列图也记有扶南,但是以刘再生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为唐九、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亦不承认其地位。史料记载也有出路,研究扶南乐到底有无是非常有必要的。

“扶南”(公元1世纪―7世纪),它是东南亚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古代王国,是今天柬埔寨的古称,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历史上我国把古代柬埔寨音乐舞蹈称为“扶南乐”。[1]扶南乐是柬埔寨带有印度色彩的宗教乐舞。扶南乐早在三国时时代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就传入我国,范旃在位时曾遣使献乐孙权,扶南人善歌舞,扶南音乐在隋唐时期的中国宫廷及民间都很受欢迎。

史载“隋开皇初,置七部乐,又杂有七部外诸国之乐,扶南乐是其中之一”唐杜佑《通典。乐六》卷一百四十六载“武德初(618年,唐高宗李渊年号),为暇改作,每燕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一燕乐 二清商 三西凉 四扶南 五高丽 六龟兹 七安国 八疏勒 九康国。至贞观十六年十二月宴百寮奏十部乐,先是伐高昌收其乐付太常寺乃增九部为十部伎。”[2]

《通典》成书于贞元十七(公元801年),在其后160年,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唐会要》的作者在编写此书时也是参照了《通典•乐六》中关于扶南乐的论断,其原文所著与〈通典〉观点如出一辙。[3]有此观点的史书古籍还有李P等编撰的《太平御览》第一千卷原文所述如上。[4]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纪一 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载:“辛末,突厥始毕可汗谴骨咄禄特勒来,厥,九勿翻。可,从刊入声。汗,音寒。突厥官子弟曰特勒。咄当没翻,宴之于太极殿,奏九部乐。杜佑曰:“一燕乐 二清商 三西凉 四扶南 五高丽 六龟兹 七安国 八疏勒 九康国……”以上几本古籍对于扶南乐的观点多参照《通典•乐六》。[5]

类似观点在今人的论述著作中亦有体现,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6]和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7]的观点一致,在对唐九、十部乐的列表中也将扶南乐列于其中。

陈应时《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对隋唐九、十部乐的描述中说“唐武德初年(618)后,去“礼毕”和“天竺”增设“燕乐”和“扶南”,仍为九部。唐贞观十六年(642),加入高昌乐,形成十部乐。”[8]这段文字将扶南列于唐九、十部乐,删去天竺,说明唐九、十部乐中扶南乐占一席之地。

根据《隋书》《通典》等诸类史料记载,唐九、十部乐是因隋旧制而来,那么在古史关于隋七、九部乐中扶南乐的论述是怎样的呢?

《隋书•音乐志》载 “始开皇(隋文帝号)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 二曰清商伎 三曰高丽伎 四曰天竺伎 五曰安国伎 六曰龟兹伎 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乃大业中(隋炀帝年号)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9]从这段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当时,扶南乐在隋朝宫廷音乐中只是被列为除七部乐以外的杂伎而表演,并没有正式列于乐部,此观点与上文观点正相反。

《旧唐书•音乐二》卷二十九载“至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为九部。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漏不可用,但以天竺乐撰写其声而不列乐部。”其后一页又写到“扶南乐,舞二人,朝霞行缠,赤皮靴,隋世全用天竺乐。”[10]这段文字清楚记录了隋九部乐中没有扶南乐,且在隋朝只用天竺乐。可以肯定的是,在隋七、九部乐中,扶南乐包含于天竺乐中,天竺乐囊括了扶南乐的音乐成分。

《新唐书•礼乐十一》卷二十一载“燕乐,高祖即位,仍隋旧制,设九部乐:燕乐伎、清商伎、西凉伎、龟兹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隋乐每奏九部乐终,m奏文康乐,一曰礼毕。太宗时,命削去之,其后逐亡。及平高昌,收其乐,自是初有十部乐。”[11]从这段文字得出唐九、十部乐中没有扶南乐。

孙继南、周柱铨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12]及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13]和秦序《中国音乐史》[14]中的观点相同,为“至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废除‘礼毕’十四年,又将‘燕乐’列为首部,于是形成唐代的九部乐。”并未提及扶南乐。

刘再生参考《通典》及吉联抗《唐代就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等资料,在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15]中对唐九、十部乐得描述时,明确说明,唐九、十部乐中没有扶南乐,原文如下 “唐代九、十部乐中没有‘扶南乐’,扶南位于今柬埔寨,其音乐曾在隋代传入我国。《通典•乐六》载‘至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为九部。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漏不可用,但以天竺乐撰写其声而不列乐部。’这是扶南乐并未列于乐部的历史记载,但在天竺乐中,却也包含了扶南乐的音乐成分。这一资料和研究结论对于明确隋唐多部伎的具体乐部起到了澄清史实的作用。”从这段文中,大家不难看出,引自《通典•乐六》的观点和上述《旧唐书》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证明乐部中并无扶南乐。

上文同是《通典•乐六》,缘何一个记有唐九、十部乐中将扶南乐列于其部,而另一个论断却截然相反呢?

对照杨荫浏、陈应时、刘再生等老师的课本学习隋唐九、十部乐的过程中,他们在扶南乐方面存在争议,为求其原委,又翻阅多本史书及其他中国古代音乐史资料及刊物发现,多数赞成九、十部乐种列扶南的文章或史料观点,大都依据杜佑《通典》而来,但在翻阅《通典》以佐证其观点时,发现此书本身观点就自相矛盾,一说将扶南列于乐部,一说又将其否定,到底孰对孰错,这不免让后世人学习时无从选择,心存顾虑,那么它的观点我们应是不能轻易采纳用来论说是否有无扶南乐的。吉联抗先生在《唐代就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16]对《通典》的两种相反观点以假设形式,通过史料罗列对比,证明其书本身矛盾之处,由此对《通典》的史实性抱以质疑的态度。

唐杜佑的《通典》成书于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而在早于它一百四十五年左右的最初由魏罩鞅,由长孙无忌撰写的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的《隋书•音乐志》里已经明确说明隋七部乐中只列天竺,并无扶南的论断。而在其后的《旧唐书》和《新唐书》里对九、十部乐的记述也是肯定天竺乐的地位,《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较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叙述史实比较详尽,保存史料比较丰富,由此说明该书的编写是在尊重大量史实基础上而成的,这对于证明九、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也是很有说服力的论证。

翻阅《资治通鉴》发现,在炀帝大业二年(606年)“ 坚平张氏,於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及隋平陈后,文帝听而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帝定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为九部”。[17]在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六典》(《六典》)[18]中提到的十部乐也是由天竺伎而无扶南伎。

综上所述,同大量史料观点相同,笔者认为唐朝因隋旧制的九、十部乐,其第四部应为天竺乐是显而易见的。最早的《隋书》列扶南为杂伎,《旧唐书》隋世铨用天竺,《通典》“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漏不可用,但以天竺乐撰写其声而不列乐部”都足以证明此观点是成立的。另外从记述各部乐的来源、乐曲、乐器、乐工、 乐伎等方面,各类史料对天竺乐都做了具体描述,而扶南乐却未被正史专门记录,甚至只字未提。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天竺乐”在唐九、十部乐中是极受重视的,而扶南乐因未列于乐部,其地位当可想而知了。

结语

扶南乐虽只是隋唐宫廷音乐的一个小小杂伎,未曾被列于乐部,更称不上唐九、十部乐,但却不能因此抹煞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传入丰富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在隋唐时期外来乐舞艺坛中,它是灿烂的一枝。它以融合到我国民族音乐舞蹈中,对于我国古代乐舞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即使称不上璀璨明珠,但也不失为一块美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扶南乐及其它兄弟民族、外国乐舞的传入,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是雅、俗、胡乐交融的象征。显现我国国力强盛,万国来潮的繁荣景象。从隋七部发展到九部再增至十部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各民族、各地区的乐舞乐舞艺术以平等地位,将他们分别列于宫廷燕乐乐部,改变以往“四夷乐”的局面,使唐代宫廷音乐文化更加异彩纷呈。

在研究扶南乐方面,我们现有的资料是远不够的,以致在此问题上,学者们观点无法统一,为后来学习的人增加了困难,由此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引用前人总结归纳的观点时,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整合资料,避免以点代面、以一概全,片面引文和理解的现象,做到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能正确运用使其发挥应用的价值。

隋唐时代的宫廷音乐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是极具辉煌的一页,尤其盛唐时期的音乐更是整个中国音乐史上盛开的奇葩,它的绚丽辉煌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任何事物都不会永生永存,九、十部乐作为这一时期专门的宫廷宴飨制度,从隋开皇到唐玄宗后期经历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虽然于华夏五千年历史相比甚是微不足道,但它不可磨灭的作用和贡献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辉。

参考文献:

[1]李未醉.《古代柬埔寨音乐对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乐府新声,2002

[2](唐)杜佑.《通典•乐六》[M].卷一百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一版3270页

[3](宋)王博.《唐会要》[M].卷三十三.燕乐部份.北京:中华书局1955第一版620页

[4](宋)李P.《太平御览》[M].第一千卷

[5](宋)司马迁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M].卷一百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一版5792页

[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隋唐部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8次出版 215页

[7]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M]

[8]陈应时,陈聆群.《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122页

[9](唐)魏徵.《隋书•音乐志》[M].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 1973第一版376页

[10](后晋)刘徇.《旧唐书•音乐二》.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10,69

[11](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礼乐十一》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2月第1版469页

[12]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第一版80页

[13]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1年10月第2版

[14]秦序.《中国音乐史》[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5]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第2版 284页

隋唐文化论文篇（2）

二，隋唐营州的建置与职能研究。

主要探讨了隋唐在营州地域建立管辖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这些机构的具体职能，包括政治、军事、民族、经济、贸易、文化、宗教等多方面。这类研究成果与发表的文章，在隋唐营州研究方面的比例较大，可以看出学术界在隋唐营州历史问题研究上，一直偏重于中央政权与边疆政权关系的制度史领域。尤是吉林大学宋卿博士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并提出了许多有建树的学术观点。例如她的《唐代营州研究》、《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东北羁縻府州职官考》、《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营州政府行政职能略论》、《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等等，这一系列的文章对唐代营州的管辖机构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并总结归纳营州政府的各项职能。可以看出，宋卿博士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三，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研究。

营州是隋唐两朝东北边疆重镇，也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关于营州地域内的靺鞨人、高句丽人以及契丹人的流动、迁徙、叛乱、融合、多元文化，以及隋唐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所作出的反应与措施，也成为这一学术领域饶有兴趣的话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于契丹人李尽忠主导的“营州之乱”的研究尤为关注。因为，营州之乱几乎影响了此后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形成，尤是唐朝对高句丽故地的控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并且对唐代东北边防的稳定及原有防御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得营州成为幽州东北方向上的从属配合力量。除此之外，学术界对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讨论，往往把研究焦点投放到契丹人、突厥人、靺鞨人或高句丽人等单一民族问题上，缺乏对多元民族融合与互动现象的深入思考和分析。

四，隋唐营州的考古发现问题。

隋唐营州考古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地区学术成果积累最多，发表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历史遗存。隋唐营州考古的主要成果，就是这一时期墓葬的发现与发掘。这些实物资料，从各个方面为揭示隋唐营州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市井生活、都市文明、城市建筑、交通、宗教、艺术、音乐、舞蹈、贸易、货币等等，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资料。考古资料的丰富性，为我们原有的停留在隋唐营州的民族、历史、制度、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摆脱，并把隋唐营州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和实际。尤是对于隋唐营州的社会生活的细节研究有了可能。例如：“1993年3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博物馆在朝阳市黄河路发掘了一座大型唐墓。墓内甬道壁龛内发现2件辫发石俑。两件石俑原应放置在甬道中部的壁龛内，男东女西。因墓葬曾被盗掘，出土时男俑已不在龛内。两件石俑皆以绿色砂岩雕制，下部雕出方形台座。男俑连座高112厘米，浓眉大眼，高颧骨；头发向后梳拢，至后颈部扎结，然后两股头发梳长辫下垂，辫稍不扎结；身着圆领窄袖长袍，束带穿靴；左手微抬，架一鹰，将系鹰之绳缠于手指之上，右手下垂并执一铁挝。女俑连座高102厘米，浓眉大眼，嘴角微翘，面露微笑；头发向两边梳起，在头顶两边梳成两髻，然后又在颅后结成辫发下垂，辫梢部扎结；身着交领（一侧翻开）窄袖长袍，腰束蹀躞带，袍襟撩起系于带内，露出长内衣，脚穿靴；双手置于胸前，作左手握右手拇指作“叉手”状；在蹀躞带右侧佩香囊和鞶囊，左侧佩一条状物，身后别一把带鞘的刀子。两俑的脸、手部均涂成粉红色，头发涂成黑色，出土时虽已剥蚀，有的地方仍可见到施彩的痕迹。”这两尊石人俑的发现，为我们了解隋唐时期营州靺鞨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服饰装束、编发的形式、身材相貌、身份职务等都提供了可能。

五，隋唐时期营州社会文化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造成学者对此关注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文献记载的不足，以及对考古资料的深入分析与横向比较研究的不够。朝阳地区发现的考古资料，无论从墓葬的形制还是器物的质地、造型、制作技术都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鲜明的外来移入特征。尤是朝阳地区共出土了21方隋唐墓志，墓主人皆为隋唐营州地区的上层人物。中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不仅包括墓主人的生平，还包括当时营州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民族流动，以及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这些考古资料可以让人从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角度去审视隋唐营州的社会生活。同时笔者认为，隋唐时期营州出土的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古代营州地区已经形成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共生性。说明民族的融合现象是非常普遍和深刻的，尤表现出中亚与东亚，内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值得学术界深思。

六，在隋唐营州发现的墓葬形制的研究。

隋唐文化论文篇（3）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情绪。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N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R《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N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隋唐文化论文篇（4）

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明令宣布老子是自己的祖宗，道士的地位应在佛教僧侣之上。武则天时，佞佛达到了高潮，大修华寺，大造佛像，优待僧尼。唐玄宗上台努力复兴儒学，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对孔子后裔加官进爵，不过他同时也崇佛，更是崇道。三教在隋唐皇权财税的支持下得到繁荣和发展，这使得隋唐时期的财税文化在中国财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顶峰时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绝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和极精严的抉择，绝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和气度，是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统治者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

道教：轻徭薄赋

道教在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兴盛。隋文帝开国年号定为“开皇”即出自道典，文帝称帝时出于对道士们在其篡周自立时的帮助，而下令拨巨款重修道观，增度道士，对道教采取吸收利用的政策。隋炀帝即位后因迷信道教长生不死之说，大起道观，让道士为自己炼金丹。到唐代，道教地位始终处于儒教和佛教之上。唐代皇帝利用老子姓李，攀附为同宗，尊老子为“圣祖”，自称老子的“圣裔”，以此来制造皇权神授的舆论，唐高宗时期，财政拨付巨款令各州建道观一所供奉，唐玄宗时期又命令各家购藏《道德经》一部，并在京城及各地学校设置道学，在科举考试中专门设立道举科。

公元589年隋军灭陈，结束了长达37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再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洗礼，于公元618年又建立起唐王朝，大一统的隋唐两朝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农业生产，都采用过清静无为的政策。隋朝立国之初沿用北齐北周的赋役制度，男子18岁成丁，承担国家的徭役赋税，60岁为老，方可免除。每丁每年服役30天，向国家交纳的租调为：粟3石，绢1匹，绵3两。史称隋文帝“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改革：“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平陈之后，隋文帝又下令：“江表初定，给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开皇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役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防）。”唐承隋制，将这一措施发展为租庸调制，田租减为2石，并将输庸代役的措施制度化。这在不同程度上松解了农民对封建王朝的人身依附关系，起到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

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就向大臣坦言：“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为此，隋唐统治者制订和实行了一系统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切实措施。隋文帝、唐太宗都非常关心均田制的实行，尤其是在“狭乡”的落实。隋文帝曾于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发使四方，出均天下之田”。唐太宗到临潼视察，亲自过问当地均田制实施情况。均田制虽然没有触动原有的私有土地，但迁民宽乡不足者请受，大都是在荒地上进行的，因此均田制无论是在宽乡还是狭乡都具有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的作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在谈及农本政策时说：“夫不失农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岂可致乎？”因此在国事的安排上，唐太宗一直把“不失农时”置于首要地位。如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皇太子将行加冠大礼，礼部官员根据阴阳家理论，提出“宜用二月为吉”。加冠礼是非常隆重的大型活动，需用人力较多，而二月正是春耕农忙之时，唐太宗不顾大臣劝阻，宁愿屈礼而贵农，他说：“吉凶在人。若动依阴阳，不顾礼仪，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有吉会。农时最急，不可失也。”即使一些必须征发的徭役，如贞观初为防备突厥侵边修葺长安城墙，当麦收农忙到来时，亦停止施工让民工放假回家收割麦子。

由于隋唐两代在开国之初实行了黄老之学的轻徭薄赋政策，使得人户迅速增加。隋代在公元589年平陈时统计全国总户数为700万，15年后迅速增至800余万户，4600余万口，已经接近东汉最高水平。隋末大乱，人口锐减。新建唐朝在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户数仅存200万，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达300万户，经过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发展，到公元705年，全国户数达615万户，3714万口。国家元气得以恢复，并于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达到最高点，户数突破900万，人口突破5000万。人口总量超过两汉。

佛教：财政支持译经

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深入发展，已经扎根于中国大地，但经过两次损失惨重的法难后，佛教界开始反思和重视理论功底，在隋唐初期掀起了远赴印度取经的热潮。《西游记》产生在此历史阶段正源于此。隋朝开皇元年，文帝即位后下令财政拨付巨款修复毁弃的寺院，下诏整理佛经，“天下之人，从风而靡，况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炀帝也崇信佛教，即位后广造佛寺。到唐代，唐太宗认识到佛教有利于统治和王朝巩固，所以开始重视佛教，并在洛阳行宫亲切接见取经高僧玄奘，并指示度支部拨款，财政支持译经工作，大力引进译经高僧。从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到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的近182年间，中央财政对译经经费给予了有力保障，中外著名僧人翻译家前赴后继的辛勤劳动，翻译佛经有2万多部计7000多卷，实现了中华民族第一个引进外来文化的伟大工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同时随着佛经的大批译出，中国僧人对印度佛教的不同理论观点有了更多了解，佛教宗派开始出现。从隋到唐，佛教出现了8个宗派，分别是天台宗、三轮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贤首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前面2宗产生于隋朝，后面6宗产生于唐代。唐宋之交，禅宗与华严宗的禅教合一，净土宗和三论、天台、法相、律宗、密宗等五宗的合一，以及最后实现禅净合一的大融合，这标志着作为一种哲学文化的佛教最终真正实现了它的中国化进程。

唐前期朝廷财政上崇尚节俭，政治上从谏如流，因此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库积累了巨大财富。据《文献通考》载，玄宗天宝年间“海内富实，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

唐中宗后，宫室生活渐渐奢侈，尤其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安史之乱在范阳爆发，紧接着潼关陷落长安震惊，精神全面崩溃的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仓惶逃离长安，繁荣的唐王朝陷入一片混乱。直到公元763年正月，历时7年3个月才被平息，但此时的国家财政由于藩镇割据等原因已处于崩溃状态。到了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鉴于均田制被破坏从丁而税的“租庸调”制无法推行，决计改革财政，实行依资产而税的“两税法”，但不久由于佛教寺院多将铜钱融化铸造铜佛像等原因，社会上又出现了钱重货轻的通货紧缩问题。

而此时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各宗派正处于心心向荣的扩张时期，它们对社会经济的蚕食能力极强，它们凭借寺院经济的雄厚财利，以同宗庙产代代相传的私有化为驱动力，在唐初颁发的《均田令》规定僧受田30亩，尼20亩，老年僧尼退田转充常住田的基础上，额外大肆兼并土地，并强迫丧失土地的农民沦为寺院奴婢，使国有土地和劳动力大量流失，造成“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态势。

在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唐武宗不得不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和八月，下决心夺回佛利，两次颁发敕文，省并天下佛寺，规定：两都（长安、洛阳）、两街（左街、右街、皆在长安）各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节度使、观察使治所（相当于今日省会城市）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留僧5—20人不等；其余僧尼勒令还俗，非保留寺庙限期拆毁，资产充公；衣冠士庶之家，所有佛像限一月之内缴官，如有违反，依朝廷颁行的禁铜法处分。经过一个月的“灭佛”时间内，全国各地拆毁寺庙4600余座，招提、兰若（均为僧尼住房）4万多间，收回良田数千万顷，其他被国家财政没收的寺院财产更不可胜数，其中所没收的铜佛像、铜磬，委托盐铁使铸钱以解钱荒，铁佛像委托当地州政府铸为农器，金银佛像销毁后上交户部，还俗僧尼26万余人，释放奴婢15万余人，两者相加共增加纳税户41万余人。佛教从强势发展突然跌入历史谷底，无数典章文物毁于“会昌灭佛”期间，从此，随着唐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许多宗派也一蹶不振，佛教在北中国的衰落成了定局。

儒学：财税支持兴办儒学

经过长期的分裂，隋唐重归政治的统一。此无不影响到思想文化上来。隋唐的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尊崇儒学是其总结历史经验、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抉择。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但是思想交融的客观局势不是统治者所能阻挡和控制的。

终隋一朝，由于隋文帝与隋炀帝的重视与推崇，儒学得到了相当的恢复，隋文帝号召天下“劝学行礼”，重用四方儒士，财税支持大力兴办教授儒学的学校，国家设有国学、太学和四门学，地方上从州、县到乡、社也都设有学校，文帝还经常巡视学校、亲听讲授，并实行一些奖励政策。开皇三年时，国家财政支持，遣使搜求天下遗存的儒学典籍，“总集遍次，存为古本”加以保护。

唐代朝廷将儒、释、道并称三教，儒学正式成为官方认定的儒教，推行三教并举的国策，把儒学视为封建君主实行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它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旧唐书?儒学上》）。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诏令天下州县立庙，实行全国性的祭孔；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不过，在安史之乱前，唐代儒学基本上是在传统的框架内进行。儒学扮演的主要是促进王道与教化的工具作用。

隋唐文化论文篇（5）

一、隋唐五代山东类传人物分布

隋唐五代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共242人，其中隋代15人，唐代167人，五代60人。其各朝代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从以上三表的对比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时期山东地域类传人物人数和种类上以唐代最多，隋代次之，五代最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决定的。对唐代各类传人物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文学、儒学、忠义的人数较多，反映了山东地域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对山东地域历史的深远影响。而三代都有节妇入传，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山东地区妇女贞节观的影响。

二、隋唐五代山东入传人物地域分布

（一）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山东地域入传人物共有182人，其中唐代吴筠据《旧唐书？？隐逸》卷182记载为鲁中儒士具体所属州郡不明，其他181人地域分布如下：

从表4中可看出各州人物在数量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从所处地理位置上看其主要分布于儒家文化发达的山东西部到山东南部一带，其中贝州、曹州、魏州、博州、齐州、兖州、沂州七州共有143人，占总人数的79%。可见隋唐时期山东传统儒家文化对山东籍人才的地域分布存在着显著影响。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山东士人充分秉承了儒学中倡导的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和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在这种精神和责任感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参与朝政，并做出利国利民的事迹，从而载入史册。最具代表的就是山东大儒孔颖达“通《左氏传》、《王氏易》、《毛诗》等经书，入唐为秦王府学士。太宗即位后，留心庶政，数进忠言，贞观十八年，图形与凌烟阁。史学家赵翼也曾对齐鲁儒生做过这样的评价，“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1]

通过对各州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各州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入传人物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今山东地区作为隋唐时期的主要农业区，在中央朝廷的财政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实际上，山东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安作璋在《山东通史》中认为，山东地区的经济以青州为分界线，青州以西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以东地区则相对落后。[2]在此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照分析可以发现，入传人物分布较多的州基本位于青州以西经济发达的地区。

（二）五代时期

五代时期入传人物共60人，其地域分布如下：

从表5可以看出五代与隋唐时期各州入传人物数量的排列情况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五代时期居入传人数前六位各州的人物进行内部分析发现，此时地域家族势力对各州入传人物的影响已较为微弱。此时清河崔氏只有2人入传，唯一有一定影响的家族为五代时期新兴起的贝州张归霸家族有4人入传。可见五代时期军阀藩镇混战割据下对旧有地方家族势力的打击之重。

这一时期今山东地区的藩镇主要是以青州为中心的平卢镇和以兖州为中心的泰宁镇。五代政权为打击藩镇割据先后在山东地区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分别是后晋平定平卢镇杨光远的战争以及后周平定泰宁镇慕容彦超的叛乱。这两次战争不仅造成了经济的衰退，而且给地方旧有的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削弱了地方家族势力。不过战争也为地方封建势力的重新的整合提供了条件。一些没有家庭背景的下层百姓通过参军取得战功进入了社会的统治阶层。这一特点在五代时期尤其明显。

通过对比分析隋唐和五代入传人物地域分布的特点，我们发现入传人物的分布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社会环境，儒家文化，家族势力，经济状况等。而隋唐和五代时期入传人物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山东地域内地方家族势力的兴衰历程和战争对地方封建势力重组的影响。

三、隋唐五代山东入传人物入仕途径

（一）隋唐山东入传人物入仕途径分析

隋唐时期山东入传人物中有入仕途记载的有120人，其入仕途径分类见下表：

从表6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在入仕途径上以科举为主，比例接近一半。说明科举是这一时期山东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渠道。可以说山东士人敏锐的抓住了科举这一最新入仕途径，而且成果显著。唐代的第一科状元，也是中国科举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就是山东贝州武城人孙伏伽。朝廷采用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有利于山东地区士人的入仕。作为儒家文化的源头，山东地区儒家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对儒家经典的诵读从未间断。而这一时期朝廷比较重视进士和明经科，山东地区的士人多通过参加进士、明经考试中举。可以说是儒家文化为山东士人科举入仕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科举入仕的比例大，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崇文风气浓厚。这种崇文风气与隋唐时期今山东地域内世家大族有一定关系。山东地域的清河崔氏、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兰陵萧氏皆为唐代著名的文化士族。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崇文风气还表现在中小地主阶层对文化的追求上。如明克让“少好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三礼》礼论。尤所研精”。[3]王孝籍博览群言尤精于五经，注《尚书》及《诗》等。[4]吕才才学出众，尤长于乐律，与他人删定成《新阴阳书》制《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增修古琴曲《白雪》等[5]。

（二）五代山东籍入传人物入仕途径分析

五代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中有入仕途径记载的有47人，其入仕分类见下表：

从表7分析可见，这一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的入仕途径与隋唐时期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行伍出身的比例占据一半多。这与五代时期战乱的社会环境中对武将需求大的客观事实相符。除受到当时客观环境的影响外，该时期入仕途径特点与五代时期科举的发展变化也有一定关系。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相比，这一时期由于战乱不断，朝代更替频繁，据《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三·五代登科记总目录》载，有几个年份出现了科举全面停考的现象。科举中常科的科目明显减少，制举据史书记载仅后周显德四年一次。科举考试的减少影响了士人中举的机会。

与隋唐时期的崇文士风相比这一时期的士风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在表7之中即以行伍出身、投诚受封入仕的比例占61.6%。这一时期入传人物的事迹多体现了山东士人的尚武风气。如王彦章，少投朱全忠军，常持枪冲锋陷阵，驰骑如飞，号为“王铁枪”。[6]张归厚年轻时骁悍勇猛，有机智计谋，尤其擅长使用弓矛，和哥哥张归霸从黄巢军中投降梁太祖，任为军校，梁太祖军队较少，作战中张归厚往往以少攻多，无往不胜等[7]。

注释：

[1]二十二史札记（卷15）.[M].北朝经学者.

[2]山东通史（隋唐五代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3]隋书（卷五十八）.明克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隋唐文化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0-218-01

上下五千年，泱泱中华史。翻开史册，我们看到的历史，跳不出王朝治乱兴亡的周期循环。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初年至其中期，经历了休养生息，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往往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景。但这盛景之下，又往往蕴藏着危机。危机慢慢扩大，波及面渐广。至王朝末年，无疑是天下大乱，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群雄逐鹿，民不聊生。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亡了旧王朝，在旧王朝的废墟里建立起新的王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休养生息。

每个新王朝都希望自身能够长治久安，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君主、名臣开始探索王朝治乱兴亡的秘密。这些探索有些是以“君主”为中心展开，讨论君主的所做作为对王朝兴亡的作用与影响。魏徵在《隋书》纪、列传后论中所表达的对隋朝兴亡的所思所感即是其中的代表，我们且将其称为魏徵的“隋亡论”。

一、魏徵与《隋书》

魏徵此人“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由此可见其胸怀大志，且博览众书。在天下纷乱之际，魏徵先后跟随李密、窦建德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最终为唐政权效力，拜为太子洗马，效力于李建成。“徵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魏徵之深谋远虑可见一斑。一方面，魏徵胸怀大志、博览群书，有能力对隋朝治乱兴亡及隋代君主所作所为做出评价。另一方面，魏徵是隋亡唐兴的见证人，亲身经历过隋末乱世，其评价则更加客观中肯。且魏徵为人耿直，不会为阿谀当朝统治者而歪曲客观事实。魏徵的个人素质决定了其史论具有较高的价值。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命“秘书监魏徵修隋史”。由此，魏徵开始以主编身份编修《隋书》。除传统编修之外，魏徵还在《隋书》纪、志、列传或前或后撰写了序或后论。史载“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从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隋书》的这些序、论，尤其是帝纪后论，以隋朝的开国之君与亡国之君作比较，揭示君主心态、作为与皇朝兴亡的关系，尽显一代名臣魏徵政论家、史论家的本色。

二、隋代君主与王朝兴亡

隋代之兴离不开隋文帝的努力。581年，隋代北周。随后便是8年的统一之战，589年，隋文帝杨坚完成了全国统一，史称“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魏徵对隋朝的统一大业极为推崇，称赞隋文帝顺乎潮流，“乘兹机运，遂迁周鼎”，“劬劳日昃，经营四方”，经历了“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的统一过程，出现了“《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的统一局面。《隋书》对隋文帝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可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统一之后，杨坚又“躬节俭，平徭赋”，自身带头提倡节俭，不沉迷于富贵的帝王生活，节俭从政，且轻徭薄赋，思虑、关注民生，不搜刮于天下，这一点尤为可贵，以致最终达到了“仓廪实，法令行”的效果。

然而，隋文帝杨坚并非完人，其亦有性格缺陷，“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魏徵认为，这一缺陷导致了其“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才列，天下已非隋有”，竟为隋代由盛转衰埋下了伏笔！魏徵进而感叹：“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从此处可以看出，魏徵认为隋朝的“衰怠”、“乱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起自高祖，成于炀帝，由来远矣。在后文中，魏徵则以隋炀帝的种种倒行逆施为中心，着重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一系列政治原因。

首先，隋炀帝并非勤政之君，荒淫怠政；且性格狂妄自大，喜好猜忌，易构罪臣下。《隋书》称“帝性多诡谲”，“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治，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隋炀帝狂妄自大、滥杀无辜，尤其是他不听谏官之言，除之而掩过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

其次，隋炀帝穷奢极欲，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炀帝完全摒弃了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的做派，“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这样的奢靡生活，必然会使隋王朝日渐走向衰亡。

最后，隋炀帝大兴土木、三驾辽左，使人民不堪其扰，最终加速了隋代的灭亡。关于这一点，魏徵的评论可谓切中肯要，他说隋炀帝“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隋炀帝大兴土木、三征高句丽，必然劳民伤财，猾吏不断地向百姓征兵、征税、征发徭役，名目繁多，百姓多为破产甚至丧命，略有反抗，便有严刑峻法临之，以致最终民不聊生，群雄揭竿而起，隋朝走上灭亡的边缘。

三、“隋亡论”在贞观年间的影响

魏徵在《隋书》的序、论中阐发了自己的“隋亡论”，探讨了君主的所作所为对于王朝兴亡的影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隋亡论”并不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存世，它还对现实政治，尤其是贞观年间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使唐太宗不妄自尊大，任用贤能，虚心纳谏，君臣关系良好。其次，使魏徵更加明确了“居安思危”的思想，从而劝谏帝王，进一步完善唐太宗“任贤能，受谏诤”的言论。最后，有利于唐太宗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隋炀帝不恤民力、竭泽而渔的做法使得隋二世而亡，这使得唐代统治者更加重视君民关系。总之，“隋亡论”对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统治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隋唐文化论文篇（7）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女论语>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隋唐文化论文篇（8）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请将正确答案填入下表相应序号内)1.在中国历，分裂和统一的局面曾交替出现。结束 东汉末年以来近四百年分裂局面,有一位实现全国统一的关键人物是( )A.杨坚 B.李渊 C.李世民 D. 武则天2.右图是隋朝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轴，图中的①②③代表相关的历史事件，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①隋朝建立②隋灭陈，统一全国③开凿大运河B.①隋灭陈，统一全国②隋朝建立③开凿大运河C.①开凿大运河②隋朝建立③隋灭陈，统一全国D.①隋朝建立②开凿大运河③隋灭陈，统一全国3.下列属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建造的水利工程有( )①都江堰 ②长城 ③大运河 ④赵州桥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4.古人评论隋朝大运河说：“天下转漕，仰此一渠。”指的是隋朝大运河的主要功能为( )A.灌溉 B.泄洪 C.运输 D.饮水5.他在位时开创科举、开凿运河，造福后世。他好大喜功、不惜民力，结果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这里说的“他”是( )A.隋文帝 B.隋炀帝 C.唐太宗 D.武则天6.下面对隋朝特点的简短总结中，哪个最为全面且符合实际?( )A.经济繁荣 B.短暂而繁荣 C.二世而亡 D.节俭盛行7.唐太宗时期，下列人物得到重用的是( )? ?①房玄龄 ②姚崇 ③魏征 ④宋璟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①④8.虽然武则天诛杀公卿，独断专权，但史学家还是肯定了她的功绩。其原因是武则天( )A.创立殿试制度 B.重用有才之人C.打击大族势力 D.促进社会发展9.“2004年10月14日第六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京剧艺术表演家尚长荣出演京剧《贞观盛事 》中耿直进谏的名臣……”你知道尚长荣扮演角色是( )A.杜如晦 B.李世民 C.魏征 D.姚崇10.隋唐时期，青年李进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骑射好手。一天，他告别父母，满怀信心地赶赴洛阳参 加武举考试。 这可能发生在下列哪位皇帝统治时( )A.隋文帝 B.隋炀帝 C.唐太宗 D.武则天11.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唐诗的繁荣与当时的考试制度中进士科重视考诗赋有密切关系。诗赋成为进士科考试内容与下列哪位皇帝有关?( )A.隋炀帝 B.唐太宗 C.武则天 D.唐玄宗12.隋唐的考试制度的进步意义最主要的一点是( )A.削弱了显贵的特权B.改善了用人制度，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C.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D.对皇帝的权力有一定的制约作用13.唐太宗是我国古代一位有作为的开明君主，下列言论不属于他的治国智慧的是( )? A.“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B.“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C.“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D.“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4.2014年9月20日，国家主席在印度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重要演讲，他说“中印两国人民交往浓墨重彩的是佛教交流 ”。回顾历史，唐朝时曾经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是( )A.张骞　 B.玄奘 C.鉴真　 　D.戒贤15.近年来穿越剧受到青少年的青睐。穿越时空，回到隋朝，你可能看到或听到( )①家住余杭的张兄坐船游大运河来到涿郡 ②寒门书生王某通过考试获得官职③农民在长安的市坊间出售农产品 ④公孙大娘表演剑器舞A.①②③④ B.①② C.③④ D.②③④16.唐朝手工业发达，陶瓷业在唐朝有重要发展，被称为世界工艺珍品的是( )A.青花瓷 B.冰裂纹瓷器 C.唐三彩 D.白瓷17.下列历史人物与相关史实的搭配，正确的是( )A.唐太宗----将金城公主嫁到吐蕃 B.武则天----任用杜如晦为相C.李春----设计赵州桥 D.欧阳询----借谈笔法劝谏唐穆宗18.成都出土的印刷品《陀罗尼经咒》是研究我国印刷技术史的珍贵文物，该文物的印刷采用的技术是( )A.雕版印刷 B.活字印刷C.双色套印 D.激光印刷19.唐代历有一位书法家，他曾任平原郡太守，抗击过安禄山叛乱，其所创雄浑敦厚的新书体，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该书法家是( )A.王羲之 B.欧阳询 C.柳公权 D.颜真卿20.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应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方式，展现了中国的灿烂文化。右图中，福娃欢欢的头部纹饰源自敦煌壁画中火焰的纹样，假如你想欣赏更多的敦煌壁画，应该去( )A.甘肃省 B.河南省 C.陕西省 D.四川省二、非选择题(6分+7分+17分)21.根据下列称号或作品写出他们的名字(6分)诗仙—— “三别”——画圣—— 《秦中吟》——药王—— 《步辇图》——22.阅读下列材料：(7分)材料一：“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锂。”——唐•周匡物《及第谣 》材料二：隋唐考试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政府出面招生，考生“皆怀牒(证件)自列于州县”的自由报考原则，不论贵族和平民皆可参加公开考试。……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皆可为考试内容。……一切以程文(文章)定去留，为草野寒酸之士开辟了登仕之途……——杨齐福《考试制度与近代 文化》(1)材料一中的唐诗体现了我国古代哪种选 官制度?(1分)唐太宗和武则天对这一制度的完善分别作出了怎样的贡献?(2分)(2)根据材料二概括这种考试制度的特点。(2分)简要概括该考试制度的积极作用。(2分)23.唐朝是中国古代繁荣与开放的朝代，它政策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声名远播四海，是中国历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请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有关唐朝历史主题的探究并回答相关问题。 (17分)【盛世局面】材料一：“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唐•杜甫《忆昔》(1)材料一中的唐诗描写了唐朝开元时期繁荣富庶、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当时的统治者是谁?(1分)这一盛世局面的出现与他采取的哪些措施有关?(2分)【技术创新】材料二：(2)唐朝经济繁荣，农业生产工具有很大改进。请依据图A和图B分别写出当时出现的两种新的先进生产工具的名称和新农具的用途。(4分)【和同一家】材料二：上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材料三：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迎接公主。回到吐蕃后，他对亲近的人说：“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选自《中华上下五千年》(3)材料二体现了唐朝皇帝的什么民族政策?(1分)这一政策有哪些表现方式?(2分)(4)材料三中的吐蕃人是今天哪个少数民族的祖先?材料中的“公主”是指谁?(2分)【对外交往】材料四：“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郭沫若(5)材料四反映了唐朝对哪个国家的重要影响?(1分)举例说说有哪些重要影响。(2分)(6)唐朝的民族政策和对外交往留给我们什么历史启示?(2分)

隋唐文化论文篇（9）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人事和院系结构调整之际，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　挺先生奉调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持系务。在郑天挺先生的率领下，南开大学中国古　代史的教学工作分为四段：王玉哲先生讲授先秦史，杨翼骧先生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杨志玖先生讲授隋唐宋元史，郑天挺先生讲授明清史。《隋唐五代史纲要》就是杨志　玖先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课的讲义，这是著者前言已经说明了的。

许多我尊敬的前辈学者对我说，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是他们学习隋唐史　的入门教科书。我相信这些都是由衷之言。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断代史著作。　(注：1955年出版的断代史还有何兹全先生的《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较早一　年的有岑仲勉先生用浅近文言写成的《隋唐史》(二卷)，是1954年由高等教育部教材编　审处印行的，正式出版于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今天重读这部著作，会引发我们　对建国初期中国历史学的一些思考。

二

杨志玖先生《隋唐五代史纲要》分为5章，除文化一章外，其余每章各分为3节。内容　如下：

第一章　隋帝国的建立与南北方对峙的结束(公元581—618年)

第一节　隋的建立与统一中国

第二节　隋朝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措施

第三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第二章　唐帝国的建立与唐朝的强盛(公元618—755年)

第一节　唐帝国的建立

第二节　唐帝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　唐帝国的对外关系

第三章　唐帝国的衰亡(公元755—907)

第一节　天宝时期的衰象与安史之乱

第二节　安史乱后唐帝国的内争与外患

第三节　农民大起义与唐帝国的灭亡

第四章　唐代的文化

第五章　五代十国与契丹(公元907—960)

第一节　混乱期中的政治局势与社会情况

第二节　契丹的兴起与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第三节　周世宗对统一中国的贡献

附录：隋唐五代年表

向来学者评论这本断代史教材是事实交代清楚，内容提纲挈领，全书线索清晰，文笔　清新流畅。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这本建国后的第一本断代史教材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它属于开创建国后通史及断代史体例的著作之列　。新史学对著述体例的要求有其章节体的特点。它与清代以前的著作体式完全不同，是　从西方引进的。但是，中国历史著作的章节体特点在解放前并没有完全形成，它是在解　放后特别是50年代形成的。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杨先生在《前言》中说：“我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曾企图加以分析，避免枯燥的罗列　现象，但由于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分析也不免是肤浅的甚至错误的。”这里的　所谓分析当然不都是指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的分析，但是，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历　史现象却是包含在其中的，如《隋唐五代史纲要》对于隋末农民起义和唐末农民起义都　给以了较大的关注和较多的篇幅。对于经济史的叙述给以较显著的地位。20世纪初叶，　史学界的大师们就在讨论中国通史的编纂体例。但是，大多只能在传统的纪传、编年等　框架里打圈圈。比如章太炎拟订的“中国通史略例”分五表、十二典、十纪、二十五别　录、九考纪、凡120卷。当时有两种方案，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以典志体(如《通典　》)和纪事本末体为新史著的主要体裁；章太炎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以纪传体和典志体　的结合为新的著述方式。(注：参见方光华《中国思想学术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　2年版，第290页。)30年代邓之诚《中华五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当然已经突　破了20世纪初设想的那些通史体例。40年代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　简编》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已经从内容上引进了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章节体的　著述形式已经代替了旧的历史编纂体例。但是，即使是章节体，也各有不同。例如，与　杨志玖先生的书或前或后出版的岑仲勉《隋唐史》、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其学术份　量自然在杨著之上，著述体例也各有特点，但是，与杨志玖先生的《纲要》相比，后者　的体例更受欢迎也是事实。杨先生的所谓教科书模式实际上也影响到后来的著作者。例　如，1975年出版的韩国磐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篇幅和内容都较杨志　玖先生的《纲要》为繁富，但是，其所分设的分篇，一望便知与杨志玖先生的《纲要》　一致(注：韩著的五篇分别是：统一南北的隋朝、强盛的唐朝、安史乱后的唐朝、黄巢　起义和五代封建割据、隋唐五代的文化。)。实际上，即使是今天讲隋唐五代史无非也　是五大版块：隋朝；唐朝前期；唐朝后期；晚唐五代；思想文化。由此可见，杨志玖先　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的教科书体例对于我国隋唐史学科的建设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

三

《隋唐五代史纲要》还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一个尝试和　例证。为此，我们要从《隋唐五代史纲要》的作者这一代人的特点说起。

时代的剧变给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影响往往是后之学人所难以想象的。不仅个人的政　治命运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而且学者的治学道路也会因此而改变。学术传统会在这时候　发生断裂，而学术脉络却在断裂中蜿蜒前伸。学术史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学者命运的历史　。

中国近百年来发生的时代剧变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国初年；第二次在共和国建立之际　；第三次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即所谓新时期。经历了这样三次剧变的人都是民国初年　出生，抗战时期求学，解放前后建功立业，后焕发出学术第二春，而现在都是髦耋　之年的老人。他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坛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个时期的史　学，不能不关注他们。

晚清时期，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受到西方的入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受到西方的冲击之大，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　学术分类被新的学术体系所取代。民国初年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童蒙时代的已经不　读四书五经，他们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这与第一代、第二代史学家已经不一样(注：关　于史学家的代际划分详后第四节。)。他们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眼里，虽然被　目为 “老先生”，是做旧学问的。但是，他们自己看自己，却未必有他们前一辈那样的　旧学功底。杨志玖先生对我说过，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点读过百衲本《元史》，他把　《元史本纪考证》抄写在书眉的相应位置，这对他打下元史研究的基本功非常重要。但　是，陈寅恪则可以在失明的情况下，仍然熟练地使用《唐书》和《资治通鉴》。吕思勉　也通读过几遍二十四史。这一代人的旧学根底显然与其学生辈有深浅的不同。(注：199　5年在东北师大召开《中国历史》教材编写会议，谦逊的田余庆教授说，他的古文功底　不及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当然也不及比他更年长的一辈(我想，比如陈寅恪、陈垣这一　辈)。周一良生于1913年，与杨志玖是同辈人。)他们基本上是近代西方史学引入中国以　来培养出来的史学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们有新的问题意识，有新的写作范式，陈　寅恪总结王国维的那三句话是他们治学的圭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　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　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互　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互相参证。1928年创刊的《史语所集刊》上的　论文是他们学习的楷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50年代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被　废除，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可以用脱胎换骨来　形容。建国后，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他们又是一个更新式的教育，也是　新的挑战。郭沫若在1954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三点建议》就这样说：“　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　家的手提箧一样，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是一塌糊　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所以尽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　但总是学不到家。好些老年人都爱这样说：‘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很低’。我想这倒不是　一味的客气，确实是先入之见害人，旧的东西霸占着我们的脑子，不肯让位。”郭老的　这番言说，无疑反映了两点真实情况：第一点是，50年代前期，有很多旧社会过来的知　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有思想障碍，“总是学不到家”!但是，他们都愿意　努力接受。第二，既然大脑皮质有旧东西霸占着，就要清洗各种旅馆商标，就要洗脑。　这种认识不能说不是后来许多老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面前甘心接受批判、真诚地自惭形　秽的一个原因。

郭老的意见在其时的历史学家中是引起了高度重视的。1955年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　北朝史论丛》的跋语中就引用了郭沫若的上述文字，并且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　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　特别感到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　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他又说：“像我这样四十多岁的人　，还够不上称为上了年纪的老人，然而由于过去受到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毒害并不轻，　因而‘学不到家’是一样的。”[1]我相信唐先生在这里的表白完全是真诚的。

这里所谓“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是第一、第二代学者，例如，陈寅恪、岑仲勉、吕思　勉等。这些人基本上拒绝在形式上接受新的意识的形态。岑仲勉《隋唐史》的“编撰前　言”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话，云：“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　。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　，自不得不采用文言。”[2]岑仲勉引郭沫若是为了给自己用文言写讲义找根据，与唐　长孺引用郭沫若完全不同。“上了年纪的老人”中，还有吕思勉，他写的《隋唐五代史　》等断代史也是文言文。陈寅恪的学术风格虽然与他们很不同，但是，从论文格式和文　字风格来说，也是“古文”味道很浓的那种。

相反，在唐子孺先生那本充满真知灼见、以实证研究的功力见长的论文集里，是比较　注意引用经典作家的作品的。例如《魏晋杂胡考》就引用了斯大林的《民族主义与列宁　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两篇文献。目的是清洗旧的商标，而事实　上这一段话在整个文章格局里倒显得是在贴一个新的商标。杨志玖先生(1915-2002)与　唐长孺先生(1911-1992)基本上是同辈人，也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和处境。

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也学习引据经典作家的语录，留下了50年代旧社会　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研究中学习接受历史唯物史观的真实痕迹。第一处，即第50页在　分析唐代工商业繁荣的时候，引用马克思的话：“工艺这件东西，可以启示人类对于自　然之能动关系，启示人类生活之直接的生产过程。”第二处，即在第115页论及黄巢起　义的失败及黄巢是否投降时引用斯大林的话“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并且指出恩格斯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农民在革命中时常与敌人妥协。还有一处，即第150-1页谈　到阿保机的家庭出身时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时说，阿保机的家庭　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显贵家庭”。这三处对于经典作家的引用，有些是涉及到重大理　论问题，必须用唯物史观才能予以解释的。比如，第一处的引用，旨在说明唐代手工业　行会领域废除了奴隶制生产方式，所以，生产获得进步。第二处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失败　的原因和投降的原因是因为有皇权主义思想。这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非引用经典作家　的论述，不足以说明白的。而第三处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来说　明阿保机是显贵家庭，就显得不是很有必要了。可是在那个时代也许是很有必要的。

四

从梁启超、王国维算起，新史学发展到唐长孺、杨志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梁启　超大声疾呼“新史学”，王国维身体力行开辟“新史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　家的开山祖师，属于第一代人。(注：陈寅恪虽然比他们年纪小一轮，但是，并没有师　承关系，以在清华研究院的同事经历来讲，也属于同辈人。)杨志玖的老师汤用彤、向　达、姚崇吾属于第二代，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受教于清华、北大。郭沫若、范文澜属于另　外一个意义上的第一代史学家，即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像杨志玖先生这样一代人　实际上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和夹击。一方面他们要与“四书五经”的基础教育和“经史　子集”的学术体系告别。另一方面他们要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接受新的意识形　态方面，他们比那些“上了年纪”的第一、二代学者(比如陈寅恪就从来不引用马克思)　，更容易接受些。所以，其中许多人参与了解放后“五朵金花”的讨论。但是，比起他　们的学生辈(如漆侠、胡如雷等)又逊色很多。但是，在旧史功底上，一般而言则是逊于　老者而高于少者。他们是“中间派”。可是，不管如何德高望重，新中国时期中国史学　界的主体力量不是陈寅恪、吕思勉。而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在50时代还不老不少的“中间　派”。他们虽然不像郭、范、翦那么显赫，但是 ，他们在民间尤其是粉碎以后更　有号召力。因为他们是“老先生”，有旧学功底。他们的过去的治学风格可以作为对抗　教条主义和影射史学的一种力量。在所谓新时期，这些真正已成为老先生的一代人，担　负起了为复兴中国学术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他们重新操持的不是前50-60年代的旧　业，而是解放前的旧业。比如杨志玖先生研究元史和马可波罗，周一良先生研究魏晋南　北朝史等。可是这样说，深入考察这一代人学术路径的变奏，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　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发展的曲折历程。

收稿日期：2002-12-04

隋唐文化论文篇（10）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者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水平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从阶级社会就已经开始，然而目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主要还集中在现代，而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甚少，因此为了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体系，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主要研究在古代具有代表性的隋唐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以借此总体把握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某些普遍规律。

一、目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一）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分为两大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相应地他们基于自己的阶级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隋唐时期，最高封建统治者提出了君道论，它是由以帝王为核心的封建君臣群体创造的。他们主张治国之道要以民为本，以名教纲常教化百姓，用刑罚法律规范百姓，用贤能之才治理社会，最后国家在封建统治者管理下有序运行。而农民阶级则有着相反的思想主张。唐末五代时期，政治腐败，藩镇割据，胡兵入侵，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人们反抗封建统治意识越来越强。于是农民起义军提出了“均平”口号，表达农民阶级追求社会正义、公平的要求，表达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强烈不满。“均平”思想主张教育和激励了农民的革命意识，是农民阶级的思想武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基于自己阶级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鲜明的阶级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统治阶级统治服务

隋唐时期，最高统治者提出君道论。统治者在民本论中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提出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爱惜民力，仁政爱民等思想，在自我调整和维护中维护封建统治；统治者提出“以孝治天下”忠孝之道来教化臣民，以维护封建秩序；兼顾法制论思想，隋唐统治者不断修编法律完善暴力机器，以暴力巩固社会秩序；隋唐统治者也提出“人才论”思想，用科举制度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为封建统治服务。总之，封建统治者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都带有强烈的教化与政治目的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二、内容以儒为尊，兼并道佛

（一）儒学教化影响深远，纲常礼教，长盛不衰

儒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以孔孟为代表的文人提出的以仁义礼教治理社会的学说，在战乱动荡的社会并未得到为政者重用。儒学被确立为官方的思想政治教育规范起于西汉。随着楚汉之争结束，中国重新实现大一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统治人们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儒学的“君权神授”理论强化王权权威，用儒家的礼教纲常教化百姓思想行为，儒学始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经济倒退，百姓疾苦，玄学、佛学、道学借此兴起冲击儒家思想体系，儒学势衰没落。隋唐统一再度使儒学复兴有了契机，社会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为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满足统治阶级需要，隋唐最高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以儒学为考试中心内容，扩大儒学政治教化功能，儒学重新回归当时思想教育的正统地位。儒学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上长盛不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宣扬纲常名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增强了对人们的思想信念的引导，使民遵守社会规则，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学理论兼收并蓄，灵活多变，不断根据时代变化而发展新的理论。

（二）吸收道佛理论中的有利因素，麻痹人民精神

在隋唐时期，思想界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儒佛道合流”现象，思想合流对意识形态领域有重要的影响。隋唐封建统治者对于非主流的佛道文化并不是一律排斥打击，因为佛道理论中也有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因素可以加以利用。佛教本是一种外来文化，在初入中国时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严厉打击与排斥。佛教理论在经过中国化的改造和发展以后逐步服务于中国封建统治。为迎合封建王权，佛教对自身的理论与学说进行大幅改造，譬如论证佛教有益封建王权，为封建统治进行理论辩护，强调忠孝的道德观念与宗法思想、报恩父母的教义、长幼有序和嫡庶的区别等礼教等级的思想；而其因果报应论要求人民刻苦禁欲也起着麻痹百姓精神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理论核心―神仙崇拜理论中的等级森严的神仙体系更是与现实的政治等级体系不谋而合，皈依封建主义政治秩序，服务于君权神授理论。道教教义也充满着服务于纲常礼教的戒律、清规、规范的说教。这些有利因素被统治阶级利用平息和麻痹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的反抗意识。

三、方法教化为主，兼顾法制

隋唐统治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主要侧重通过客观激励方法来实现教化，将儒学经典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纳入科举考试中心内容，鼓励读书人积极学习儒学经典。隋唐统一中国以后，儒学作为思想统治工具适合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隋唐皇帝“召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设置科举将天下贤士尽入书院，施行仁义，扶正人性，努力扩大儒学的功利功能，使得读书人竞相接受儒学教化。隋唐书院学习儒学经典蔚然成风，为了进一步推崇和复兴儒学，唐太宗重用孔颖达作为国子祭酒，负责组织大儒文人编撰《五经正义》，制定规范标准的官方儒家学说，《五经正义》成书以后由封建国家诏令颁行，成为唐代学校的标准教材，以方便化学生，达到灌输儒家纲常名教目的。隋唐统治阶级利用儒学纲常名教控制百姓思想，使民不敢为非，使民耻于为非，教育人们尊人敬长，以及“尊尊”、“亲亲”，达到教化百姓思想目的。治国不可无法，控制百姓的思想也离不开国家暴力机关的保障，在理论上，隋文帝主持修《开皇律》总结了法制历史经验，较为全面反映了君权的意志和利益，将封建礼教法律化，将大量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直接纳入法律，并且用儒学经典说明律文，以礼率法，使伦理道德法律化。而实践中，隋唐也竭力做到“纳之轨度，令行禁止”，重视用法律手段整肃吏治，使得政治一度廉洁清明。隋唐思想政治教育教化与法制并行的方法，高效地维护了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行。

四、发展具有相对滞后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也会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隋唐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君道论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例如法制论使社会纳入法治轨道，吏治清明，民本论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人才论选贤任能促进封建政治发展。但是随着唐末时期土地兼并，吏治腐败，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的社会情况的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君道论宣扬的礼教纲常，与动荡的社会不相符合，便被人们所摒弃。最有代表性的是唐末农民战争年间农民阶级提出了与君道论相对应的“均平论”思想，追求公平正义，以及《无能子》一书提出的代表小农阶级的立场的天地万物平等的思想。虽然这些思想没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成熟，但是也一定程度迫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得不自我调整，适应社会。

五、结语

通过对隋唐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分析，我们可以总体上把握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某些普遍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诞生于阶级社会其功能和目的就有强烈的阶级色彩，思想政治教育以教化为主的思想灌输方法也被统治阶级运用到了极致，并且在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变化以适应时代，这样才能反作用社会存在并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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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炳洲.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初探[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03）.

[3] 贾勤美，李文廷.论儒家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J].社会科学论坛，2005（07）.

隋唐文化论文篇（11）

政治事件

密切关系

论文摘要：隋唐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被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九成宫与隋唐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据魏征《九成宫醴泉铭》所记，唐代九成宫就是隋代仁寿宫。九成宫与隋唐政治史的关系较少为学术界所重视，笔者将有关史料略作钩稽。

一、仁寿宫的修建与隋朝政治史

仁寿宫是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修建的。开皇十三年(593)正月，隋文帝杨坚到陕西扶风郡巡游，-Yt至所辖普润县。普润县距长安不远，“去京三百余里”(】卷"‘马周传’。县治五里之外的西天台山‘都8‘地理志一，“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九成宫’这里风景险绝优美，隋文帝下诏营建仁寿宫。

隋文帝谕令尚书右仆射杨素监督营造仁寿宫，杨素推荐封伦为“土木监”负责工程质量，以有“巧思”的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主持设计。‘宇文恺，命崔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具体施工)糊‘崔善为衔。

从开皇十三年二月至开皇十五年(595)三月，历时二年竣工。仁寿宫施工条件差，工期短，在杨素等人的督责下，“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卷4。‘杨素传)。工匠们以生命代价修建了这一奢侈品，仁寿宫的“盛饰”奢侈违背了隋文帝“性俭”的宗旨：

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日：“杨素为不诚矣!殚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杨)素惶恐，虑将获谴。(封)伦日：“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日：“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日：“卿何以知之?”对日：“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卷。‘封伦传’独孤皇后还以“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之理劝谕隋文帝，“上意乃解”卷绱t杨素传)。不管是大臣“孝顺”，还是帝王“法度”，均不能掩盖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与其后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这种残民以逞、穷奢极欲的行为，它们对隋朝统治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如唐初史臣总结说：“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史臣隋文帝多次长住仁寿宫，“每岁避暑，春往冬还”。据《隋书》卷2《高祖纪下》记载，从开皇十五年到仁寿四年(604)的九年时间里，隋文帝在仁寿宫将近四年，可见仁寿官表面上是隋朝君主的避暑胜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政治中心。

隋文帝受禅得位，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隋初，山东多流冗之民，隋文帝欲北徙实边，被太子谏止，“是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卷4《房陵王勇传)。可见，杨勇有一定的治国权力与能力。但他“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特别是冬至节皇太子接受百官朝见，形成与隋文帝相颉颃的东宫势力。此为杨坚所不容：“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房陵王勇传’自此隋文帝对杨勇恩宠始衰，父子渐生猜疑。

独孤皇后、晋王杨广、越国公杨素相互勾结，阴谋“夺宗”废立之事。史称隋文帝“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杨素、独孤皇后藉此机会相继陷害皇太子，“高祖惑于邪议，遂竦忌勇”。可以说，从京城长安至仁寿宫仅相距三百里，但隋文帝与杨勇父子亲情已远隔万里之遥。隋文帝说：“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0”其举动被皇太子监控，双方已处于十分敌对的状态，隋文帝怒责皇太子说：“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人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邪?”私房陵王勇传开皇二十年(600)九月，隋文帝“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卷。史万岁传’。

同年十一月，杨广取代杨勇被立为皇太子。接着，隋文帝将第二年改元为仁寿，“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杨广)监国”【)卷《炀帝杨广纪。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又至仁寿宫，“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卷(高祖纪下’。杨广实际上掌控了朝政。四月，隋文帝“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人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卷《房陵王勇传)。杨广荒淫的本性显露无遗。七月，隋文帝暴崩，杨广“矫诏”赐死已废为庶人的杨勇，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隋朝迅速灭亡，仁寿宫也在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废”于战I5)卷37《地理志一)／＼0仁寿宫虽是静态的建筑物，但却与隋朝的兴亡有密切的联系：

(隋文帝)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即仁寿宫)，权侔京室(即长安)，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横绕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卷2《高祖纪下》“史臣”史论认为仁寿宫与京城长安作为两个政治中心，成为隋文帝父子疏离斗争的原因，也是隋朝乱亡的根源。这种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是极为深刻的。

二、九成宫与唐朝政治史

《元和郡县志》有“贞观五年，复修旧宫，以为避暑之所，改名九成”的记载，为何唐太宗要将仁寿宫修复作为避暑胜地?据《九成宫醴泉铭》叙述，长期的戎马倥偬而餐风露宿，统驭万民而殚精竭虑，使正值盛年的唐太宗“忧劳成疾”。从《九成宫醴泉铭》“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爰居京室，每弊炎暑”来看，唐太宗身患中医学所谓的“气滞”之病。这种疾病，就湿不就燥，特避暑热。贞观二年(628)}k~J，因皇宫“卑湿”，公卿奏请建高阁而居李世民对他们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卷2‘太宗纪上’拒绝了群臣请建“离宫”，从节省出发，因循隋朝“仁寿宫”，略加修葺以作避暑地。贞观六年三月，唐太宗将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以“离宫游幸”加以劝谏，李世民晓谕道：“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翔。‘姚思廉传《资治通鉴》卷194所述与此略异：“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将唐太宗去九成宫的目的解释得十分清楚。

九成宫居深山之中，确为避暑之佳处。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三月至十月、七年五月至十月、八年三月至十月、十三年四月至十月、十八年四月至八月五次长住九成宫。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九月，将九成宫改名万年官，乾封二年(667)二月又恢复九成宫之名。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二月至八月、总章二年四月至九月、咸亨元年(670)四月至八月、咸亨四年四月至十月四次长住九成宫。两位君主几乎是春去秋回，公卿相随，冠盖相望，当时有诗序记其盛况：“九成宫者，天子之殊庭，群仙之一都也。五城既远，得昆阆于神京；三山已沈；见蓬莱于右辅。紫楼金阁，雕石壁而镂群；碧瓮铜池，俯银津而横众壑。离宫地险，丹硐四周，徼道天回，翠屏千仞。卫尉寝蒙茸之署，将军无刁斗之警。中岩罢燠，飞霜为之夏凝；大谷生寒，层淮以之秋冱。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效；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郊；群公百僚，扈龙轩而北辅。春秋络绎，冠盖满于青山；寒暑推移，旌节喧于黄首。”帮‘乐府杂诗序’该诗深刻揭示了九成宫因君主的幸临所赋予的政治中心地位。

唐太宗时期九成宫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太子监国与夺嫡之变

唐太宗于避居九成宫等处时，皇太子李承乾受命理政，“太宗居谅圈，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卷《恒山王承乾。李世民离京别处之时，对李承乾缺少足够的管束和教导，“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又加上先天性足疾，唐太宗移爱于魏王李泰，“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雾隙”[】卷’《恒山壬承乾传)。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因罪被废为庶人，李泰也被降封。

鉴于皇太子与其他皇子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唐太宗对朝臣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卷7《濮王泰传’唐太宗在九成宫等地避暑，将处理国务的权力全部下放皇太子，使皇太子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威，一方面导致父皇的猜忌，另一方面引起其他皇子觊觎皇权的野心，所以宫廷政争难免。唐太宗所规定“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的制度，对上述政治问题虽有所防范，但实际上使皇太子地位下降而导致储位变动，继承人的选择多受制于皇权等因素的干预，促使皇太子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疏离。

(二)结社率事件与突厥残部安置地的变迁正如《醴泉铭》“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所说，唐朝对突厥采取军事打击与怀柔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率大军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前，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先期率部归附。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以其下兵众安置顺、佑等州。贞观五年，突利可汗死后，其子贺逻鹘袭父官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