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论文大全11篇

古典文献论文篇（1）

一、中国古典文献概述

所谓“文献”，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而“古典文献”，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前用雕版、活字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凡是近代铅印出版物以外的文字材料，均属古典文献的范畴之内。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通行多种民族文字，拥有多种民族文字的古典文献。从古至今，中国用各种民族文字撰写的古典文献，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内容之广，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比肩的。

二、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发展的贡献

（一）中国古典文献与中国民族学的关系

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许多民族有本民族的文字和文献。56个民族在其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创造了反映本民族繁衍、发展和演进的历史文献，有的是用汉族文字、少数民族文字或其它文字记录在各种载体上，也有的是以口碑形式流传于后世。中国民族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包括汉族古典文献和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在内的我国各种民族古典文献。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在记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演进的历史，传播绚丽多彩的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同汉族古典文献一起，共同构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民族古典文献。

民族学和文献学是两门独立的学科，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民族学以民族为研究对象，文献学以文献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民族学尤其注重中国民族史和56个民族族别史的研究，因此借助于中国古典文献显得尤为重要，而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更是离不开古典文献。可以说，民族学研究是以古典文献为基础进行的；另一方面，文献学研究也经常涉及到民族文化和民族问题。我国许多民族文献，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就同时具有民族学和文献学的双重价值。我国民族古籍文献记录了历史上各民族的起源、名称的沿革、支派的离合、势力的涨落、部族的消长、文化的变迁等历史演化历程，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接触和融合的概况，它们既是民族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同时又是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中国古典文献对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初创具有促进作用

蔡元培先生是尝试充分运用中国古典文献资料促进民族学中国化的第一人。在民族学研究方法上，他尤其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古代文献中蕴含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特点，努力推进民族学的中国化。例如，他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汉民族的研究方面就非常重视利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民族学素材从事我国原始社会史和汉民族形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如此，蔡先生也是我国采用“民族学”这一名称的第一人。在其《说民族学》一文中，他研究了中国古代各种历史文献中的民族学资料，指出《史记》中的“四夷列传”、《蛮书》、《诸番志》、《山海经》、《真腊风土记》等都是一些记录民族学材料比较丰富的著作。他还认为，民族学“注重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它与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都有一定的联系。例如，他认为考古学上发掘出的古代器物，往往也需要运用民族学、古典文献学的材料加以解释和佐证。可以说，蔡元培先生在理论上奠定了中国民族学这门独立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其与其他相关学科联系的最早基础。

（三）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界澄清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汉族源流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界澄清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汉族源流具有重要作用。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过去长期存在着“一元论”和“多元论”、“本土说”与“外来说”之争。但是无论是从考古成果来看，还是参见世界各主要民族发展的通例，中国民族理应是起源于黄河下游。此外，在传统的汉文文献中，普遍也认为中华民族乃是起源于中原地区，其中有一部分扩展到边疆，才有了“四裔”各族。一个民族的族名往往是由最初的“他称”而转为“自称”的，“汉族”作为一个族名，也是在汉代以及其后中原的人与周边异族接触中产生的。通过借助于梳理中国古典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秦人或汉人自认为“秦人”或“汉人”都是出于他族对他们的称呼。“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代汉族自称。他族称汉族，或说‘华’，或说‘夏’。”[1]《左传》中戎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2]；《国语》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3]，都是古代文献中文字上的证据。

三、结语

在我国，本土化的民族学研究必须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古代文献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特点，尤其是在中国民族史和族别史的研究上，中国古典文献对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今后应当继续注重对中国古代文献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运用，如此才能更好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

参考文献：

[1]吕思勉. 白话本国史[M].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

古典文献论文篇（2）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古典文献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中的运用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也是不容回避的。笔者近几年来主持并直接参加设计“e书库”数据库的过程中，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提供给正在设计有关软件的计算机专业人员、愿意使用该类软件的专家学者们参考。

一、我国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历程

自古以来，历代学者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一直沿袭手工操作的方式，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计算机技术开始涉入到古典文献研究中，对传统的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自然也对一切需要使用古典文献资料的专业研究）起到了极大冲击。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领域内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图书馆、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陆续开始大规模地利用计算机设计并建立数据库。大致说来有两类数据库，一类是书目数据库，一类是文献数据库。南京图书馆于90年代初率先建立书目数据库，对读者检索有关书目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之后，各地图书馆纷纷效尤，类似的书目数据库很快就普及了。虽说至今各地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的检索方式，仍存在机读编码格式不统一的问题，然而书目数据库提供的方便快捷的查询功能，对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具体到学术研究来说，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查找有关古典文献的实用工具。

在建立书目数据库的同时，一些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开始研发各自的文献数据库。从数据制作格式来说，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图像格式，即将按原著内容扫描成PDF图像文本，另一类是元数据格式，即录入文献文本内容（或扫描并转化为电子文本）导入数据库，并转换成可阅读与检索的数据库机读格式。一般说来，无论是PDF格式还是元数据格式，它们数据库容量都较大，也提供了较为原始的检索方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从上述两类制作格式的数据库来说，PDF图像文本可以直接阅读图像文字，但总体说来不太适应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需要。而元数据格式较为精致，初步具备了较为方便的常用的功能，可以检索、作卡片等等。

古典文献数据库从收录的文献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类目数据库，即按“类”收录有关图籍，如经学类、史学类、文学类以及甲骨文、金文或出土文献资料、石刻资料等等，另一类是综合数据库，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之类数据库。

大陆最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是河南大学的《宋人笔记检索系统南宋主要历史文献》，建立于1987年。之后，各种数据库纷纷涌现，比较重要的有南京大学、河南大学、苏州大学联合研制的《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唐诗》、《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全唐文》、《诸子集成》等数据库、北京大学《全宋诗》数据库、南京师范大学《全唐五代宋词》数据库、四川大学《宋会要辑稿》数据库（与海外合作）等等。港台古籍数字化起步较早，均采用繁体字形式。198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发《汉籍全文资料库》，香港中文大学则有《汉及以前全部传世文献》、《魏晋南北朝全部传世文献》、《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数据库等等。其中《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收录《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睡虎地秦墓汉简》、《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及其它散见简牍共140多万字的竹简帛书出土文献，价值颇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库主要是提供给本单位研究人员使用的，当然也有部分数据库对外开放，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定帮助。虽然这些数据库有种种限制，但它们无疑为古典文献的研究（当然包括其它专业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之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方的图书馆、以及其它数以百计的网站向用户提供收费或不收费的古籍文献检索服务，甚至还提供古籍文献的下载服务。显然，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持。至今为止，据笔者所查索到的除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图书馆数据库之外，提供各种文献下载的中文网站至少在200个以上，其中就有不少古籍文献下载的网站。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或有关网站的建立，确实为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帮助。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古典文献数据库大量涌现的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与数据库本身的缺陷严重地制约着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

从古典文献数据库技术发展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PDF图像文本数据库，其数据来源主要是以扫描方式获得，形成PDF图像文本。这种图像文本优点是直观，与原书分毫不差，但它的缺点是功能极其单一，仅可供浏览图像和简单地检索书目。虽然第一阶段的数据库功能极少，但毕竟能方便而直观地阅读文献了，因此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兴趣。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功能太少，这类数据库难以进一步发展。

第二阶段是元数据数据库，以香港迪志公司投资、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设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全书》、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设计、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的《四部丛刊》、尹小林《国学宝典》、南开大学永川公司的《二十四史》，以及大陆、港台等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制作的较大型的数据库为代表。它们的优点是具有较多的基本功能，如检索、卡片、打印等功能，有些还附加了日历查询、字典、音乐背景等附加功能。然而，它们都不允许对数据库内的文本错误进行修订、没有图表处理能力、不提供功能升级服务（某些软件提供所谓新版本，实际上只是增加一些文献文本，并未真正提升软件服务功能）。而且由于各自为政，开发者大都采取自定义方法来自造非常用的生僻词，因此各种数据库之间字库不能相互兼容。这一阶段的古典文献数据库也有吸收第一阶段数据库有图像的优点，如上述提及的《四库全书》就附有图像，以利研究者核对文字。该阶段绝大多数数据库注意到版权问题，但仍有一些数据库在版权上出现较大问题，乃至引起法律纠纷。

计算机技术广泛地涉入文科研究领域，各种古典文献数据库纷纷建立，当然给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帮助，然而，在笔者看来，目前计算机技术在这一领域中的运用形成纷乱无序的“战国时代”，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将会影响或说削弱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中巨大作用。对此弊病，笔者拟作一概述，企望引起有关部门、数据库开发者及使用者的重视，以期真正使计算机技术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大致说来，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缺乏整体领导与规划，国家投资与收益不对称。当然，首先应该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已经着手做了一些规划，也实施建立一些比较大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如2002年10月，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受科技部的委托，牵头联合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启动了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项目。这一项目的目的就是力图建立我国比较统一和规范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自然也会对建立古典文献数据库有较大的借鉴与参考的价值。又如北京大学《中国基本古籍库》、上海图书馆《古籍影像光盘制作及检索系统》等等，也由国家有关部门投入大量资金，而且已经启动并完成了部分内容。不过也应该强调，由于国家没有制定出一个比较符合国内数据库发展状况的真正有价值的规范体系，因此这些项目的承担者仍是各自为政，数据库之间并不能兼容，不可能形成技术“合力”。再从所取得的社会效益或说实际使用价值来看，也不尽人意。因为至今为止建立的各种数据库仍人为地设置许多障碍，无法使它们实现较大的使用价值。数据库由国家投资，收益自然应该归国家，或者成为不收费的公益数据库，但目前收益既不归国家，又未能成为公益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实际上，数据库制作者无偿利用国家投资进行了开发，制作完成后却获得相当丰厚的收益，使人感到有“国家投资，个别单位图利”的印象。笔者不反对交纳一定使用费用，但收费单位一定应该说明收费后去向，绝不允许产生国家投资而由个别单位乃至某些个人得利的情况。

其二，开发商嗜利忘义，数据库错误严重。除上述由国家投资开发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外，还有一些有一定技术实力的软件开发商加入到古典文献数据库的开发中来了。比较而言，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各地图书馆建立的古典文献数据库质量较高，而开发商则很少关注数据库中的文献质量。我们承认确有少量开发商制作的数据库质量较高，如迪志公司开发的《四库全书》之类，然而象《四库全书》这样的数据库确实凤毛麟角，难以寻觅。我们发现，甚至有些开发商仅仅是把文本进行文字扫描导入，疏于校对，因此文本错误百出，难以卒读。由于利益驱使，绝大多数开发商都以“独自开发”为己任，数据库设计相互保密，互不兼容，使用户深感不便。这些问题已严重地影响到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了。

其三，热门文献数据重复，冷门文献数据罕见。虽说目前数据库品种繁多，但由于考虑到使用者对文献内容的需求，因此许多开发者热衷于开发那些热门数据，而一些比较冷门的文献则鲜有人问津。实际上，冷门的文献并非是没有学术价值的文献，只是使用人较少而已。因而，目前不但数据库中文献内容重复现象极为普遍，甚至同名同姓的数据库也有不少，如《四库全书》就出现了武汉大学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等数种不同版本。且不说那些数量繁多、质量也不甚高的数据库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其实也使用户陷入无可适从、欲舍不能的境地。用户往往为了某些少量文献内容不得不购买和安装整个数据库操作系统，而且这些庞大的数据库大量占据硬盘空间，导致计算机运行速度大为减慢。而那些允许网上检索的文献数据库又往往容量极大，上网检索者多，导致“交通阻塞”！

其四，技术关卡重重，难以互相兼容。各开发者既鉴于不同开发目的与技术条件，又为防止他人解密，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在数据库某些程序中人为设置技术障碍，以保障自己利益不受损害。自然，开发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保障本身利益不受损害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也由于人为地设置了障碍，却使各种文献数据库之间不能兼容，无法形成合力，先进的技术反而成为技术壁垒。实际上，这一情况大大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与财力，对古典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由于技术壁垒，在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文字方面更导致许多问题。我国古籍常用汉字大约为4万余个，这还不包括超过2万个异体字及数千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然而我国目前在计算机上采纳的国标字库(GB)和扩展字库(GBK)，两者相加也只有27000余字，这与我国古籍常用汉字数量相比，实在差距太大。因此，如此小的字库与需求相比确实是捉襟见肘。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一些软件设计者就采取在自定义区自造字（乃至占据字库中扩展B的位置）、有些也用图片方式来填字。而这些自造字、图片字，拷贝到WORD文本之后，由于内码位置的差异就变成其它字了，从而导致文本错误。

其五，功能单调，难以真正为科研服务。建立较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功能比较单调，只能做些简单检索、拷贝，没有更为先进的功能，不能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后来的一些古典文献数据库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四库全书》的检索功能，虽说可以采用添加“作者”、“书名”等限定条件，但检索结果只是罗列一排出处，无法直观地了解检索到的具体内容。而且《四库全书》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功能给用户，因此这一巨大的工程仍远远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况且这一数据库目前已经“定型”，不再继续开发，使用户对此深感遗憾。而其它古典文献数据库设计者的思维大多仍停留在“文本之争”当中，重复着原来设计思想的错误，没有更多地开发为科研服务的有效功能，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一做法显然不可能真正摆脱古典文献数据库目前面临着的困境。

其六，学术圈地，使人心有余而力难用。解放后，一些部级出版社化费了极大的精力，组织专家点校了不少重要古籍，为学术研究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然而时至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却出现了“版权”的问题。一些制作者忽视了国家有关版权法规，直接利用了一些出版社的成果来牟取经济利益，理所当然地会产生版权纠纷。笔者以为，保护版权是每个学者乃至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根本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然而问题是，现在一些出版社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对自己已出版的点校过的古籍进行开发，而愿意开发这些古籍资源者却无法涉入其中，导致他们处于既想开发这一宝藏又无法回避版权问题的尴尬境地，这就使众多需要使用者望洋兴叹。如果有关出版社不愿授权，那么想要开发这些古籍者只能返回到没有标点的原始文本中去。这种情况确实使每一个希望使用古典文献数据库的用户感到极其失望，而且严重影响了古典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化进度。

上述种种现实情况，已经是制约计算机技术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支持的瓶颈了，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计算机技术即使再发达，恐怕也难以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予以真正意义上的支持与帮助。

转贴于 三、如何解决古典文献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古典文献数据库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利学术研究（当然包括文献研究）的迅速发展？笔者以为现在应该设计和开发出新一代文献数据库的软件。按照笔者设想，这代软件应该以建立能自由升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为目的，是一种以提供强大功能为主、彻底解决版权问题的数据库，实际上是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功能相对完善的学术研究资源库。所谓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是综合性数据库，只能由国家有关部门作为主要规划者，它应该尽可能地包罗我国传世古典文献、碑刻资料和出土文献等。在此基础上允许建立适应每个研究者研究范围的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是指每个具体研究者所拥有的安装在各自计算机上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它拥有一定数量的适合自己研究的范围的古典文献文本。其实，各个研究者并不需要一个“包罗万象”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数据库，即使象占据6至7个G硬盘的《四库全书》，具体到一个研究者真正需要的内容并不是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与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两者之间的技术“契合”，即两者互相兼容的程度。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与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有所区别，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侧重于文献数量的完善、完备，而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则应该考虑其功能强大。因此，从本质上说，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是一个统一的设计比较周密、与其它个性化数据库在技术上能实现良好兼容的的数据库；而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应该是“百花齐放”式的但必须能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兼容而非各自为政的小型数据库。两者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鉴于此，笔者以为目前应该从两个层次上来解决问题，一是尽快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一是继续开发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

根据笔者近几年的实践，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能的。其实只要认真对目前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一分析与梳理，重点突破一些瓶颈问题，应该说是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的。那么怎么才能突破上述这些瓶颈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其一，加强总体规划，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作为一个具体单位来说，谁也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因此，这只能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人力物力来完成。其实，就目前来说，国家投入资金并不少，但由于制度原因，只是向某些重点院校或科研单位、向重点项目投入巨资，而这些单位建立起各自为政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期刊数据库，虽然也为学术研究作了一些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各自设计思路不同，相互之间不能兼容，已经妨碍到数据库进一步发展了。以笔者愚见，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主动负起责来，加强领导，重新考虑古典文献数据库的立项问题，组织力量、投入资金，真正建立起一个规模巨大、能为绝大多数研究者利用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同时也应该考虑所立项的古典文献数据库与其它数据库（如现代文献数据库、当代文献数据库、期刊数据库等）之间的兼容关系，只有这样，或许若干年之后就能建立起一个价值极大的能真正为学术服务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乃至包罗一切文献的数据库。当然，就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来说，可以进行适量收费服务，但主要仍应该定位在“公益”上，不以“利”为主，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有价值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来。

其二，数据库内容与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分离。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如果不能真正做到数据库内容与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分离，那么目前“列国纷争”的面貌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

我们知道，一个古典文献数据库实际上是两大部分组成的，一是古典文献数据库内容，即数据库所包括的文献文本，二是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其实目前所见有关古典文献数据库都是“两者合一”，即既包含一些文献数据内容，又有具体的操作服务系统。事实上，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在功能上明显存在缺陷的。就目前古典文献数据库管理形式来说，一是网络管理，一是个人管理。前者是网络数据库，一般是单位所拥有的数据库，即我们所说的网络版，后者是安装在个人电脑中的个人版。就功能来说，网络版没有必要具有卡片、文本修订、书签等个性化的功能，个人版应该具有做卡片、文本修订、书签、文献管理等个性化的功能。就文献数量来说，网络版自然力求文献内容丰富，尽可能包罗文献文本，而个人版实际所需要的文献数量是根据各自研究需要而定的，因而强行“规定”使用所有文献内容并不值得肯定。就文献内容来说，网络版与个人版都应该允许不断地增加其数据库文献内容，但不同的是，网络版应该是只增不减，而个人版应该允许用户根据研究需要自由增减文献内容。

在笔者看来，应该从单纯的文本内容竞争的思维中解脱出来，进入以文献检索服务系统竞争为主，文本竟争为辅的体系，或许是解决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出路。也就是说，擅长计算机技术的开发者（开发商）应该注重文献检索服务功能的开发与完善，而具体文本的整理可由研究学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这样，开发者就可能开发出比较成功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而数据库中的文本也由于专业人士的加入而能大大提高文本的准确率，然后合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当然，输入和整理古典文献文本可以采用投标（或以申报项目形式）来确定，规定统一格式，要求保证文本的正确率达到一定比例，完成后再分别导入这一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中；经过若干年努力，最终能形成一个规模巨大、适应于学术研究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我想，采取这种措施不但节省了大量重复投资，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且一旦建立起这个规模巨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可以解决了目前数据库泛滥、文本错误太多、重复劳动等弊病，而且真正能做到广大学者对古典资源“共享共有”。

在此基础上，各个开发商可以力求开发学者们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它无须考虑文献文本内容，但必须功能强大、操作方便，并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完全兼容，学者们通过“购买”文本或其它方式来方便地组建自己的数据库，这样或许会给学术研究带来真正的方便。

还须补充的是，我国的古典文献中有大量表格与图片，而由于技术原因，目前所有古典文献数据库都没有导入原著的表格与图片，极个别数据库有少量图片也是不能检索，这是目前众多古典文献数据库的重大失误之一。其实只要真正化力气去探索，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为笔者曾作过设计并反复试验，只要设计合理，图片与表格不但可以导入数据库，而且都是可以在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其三，加速确定字库方案，以利数据库健康发展。当然，要真正解决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问题，还必须解决字库问题。目前，国家虽然组织专家在论证有关字库问题，然而由于进程不快，远远落后于当今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需要。按照笔者的看法，应该建立一个以Unicode字库为基础的、适应汉语古籍需要的、并与国际接轨的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字库。这就需要抓紧工作，迅速落实扩展字库B的内码。同时根据我国汉字的具体特点，对自定义区域的6400字的内码配置也应该有所规范，这样才能使汉语字库统一问题落实到实处。如果真能做到如此，那么就能真正解决目前古典文献数据库之间字库互不兼容问题。

与字库相关联的是字体问题。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考虑到古代文献对文字的特殊需要，笔者以为凡是古代文献数据库中的文本应该保留繁体字，以防繁简不分而导致文义偏差。就目前计算机技术来说，解决这一问题是毫无困难的。其实用繁体字输入文本早已不是问题，而扫描古籍文本再转换成文字的技术也十分成熟，如北京书同文公司的“数码翰林”OCR识别系统，应该说是极有价值的识别软件，对绝大多数繁体文字能够正确识别。如果能再进一步加以改进，使扩充字库数量并与Unicode字库兼容，那么古代文献的文字识别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应该强调的是，古代文献以繁体字导入数据库，但应该允许在数据库中自由进行繁简转换，换句话说，若需要使用繁体字时，文本可以保留繁体字，而需要简体时，可以十分方便地转换成简体，这样就适应用户对繁简体的不同需要了。

其四，彻底解决古典文献版权问题。这是困挠计算机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重要难题之一。自然，这一问题要真正得到落实确实存在相当困难的，因为版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不过，即使困难再大，古籍文献数据化的发展的潮流是不可能停止的。笔者以为，有关出版社在维护自身法定的版权权益的前提下，应该从大局出发，在收取一定数量的报酬前提下，允许制作有关古典文献的数据库，以利学术研究的发展。至于报酬多少可以也应该实事求是地酌情商定，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主动与那些出版社协调，亦可将目前大量分散投入到各课题中的资金中抽出部分来补偿有关出版社，双赢互利，以求突破版权瓶颈，早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古典文献电子文本的版权问题，这也是个极难处理的问题。因为用户若贪图小利，版权意识不强，不愿化费代价使用电子文本，就容易产生“盗版”问题，如此就使得制作古典文献电子文本者的正当利益大受损失。按笔者设想，如果真正能够由国家有关部门主管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那么就可以设想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规定导入数据库的文献文本都给予一个“统一编号”，没有统一编号的文献就不能直接导入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和个人使用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中，也就是说，个人使用古典文献电子文献必须化费一定的代价才能取得使用权，这样就可以保证制作古典文献电子文本者的一定收益，防止版权意识不强者侵权使用。同时由于古典文献电子文本都有了统一编号，那么也就可以防止某一具体文献文本重复录入的问题。即使有部分重复，古典文献电子文本也可以在用户选择过程中优胜劣汰。

古典文献论文篇（3）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古典文献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中的运用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也是不容回避的。笔者近几年来主持并直接参加设计“e书库”数据库的过程中，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提供给正在设计有关软件的计算机专业人员、愿意使用该类软件的专家学者们参考。

一、我国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历程

自古以来，历代学者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一直沿袭手工操作的方式，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计算机技术开始涉入到古典文献研究中，对传统的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自然也对一切需要使用古典文献资料的专业研究）起到了极大冲击。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领域内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图书馆、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陆续开始大规模地利用计算机设计并建立数据库。大致说来有两类数据库，一类是书目数据库，一类是文献数据库。南京图书馆于90年代初率先建立书目数据库，对读者检索有关书目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之后，各地图书馆纷纷效尤，类似的书目数据库很快就普及了。虽说至今各地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的检索方式，仍存在机读编码格式不统一的问题，然而书目数据库提供的方便快捷的查询功能，对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具体到学术研究来说，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查找有关古典文献的实用工具。

在建立书目数据库的同时，一些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开始研发各自的文献数据库。从数据制作格式来说，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图像格式，即将按原著内容扫描成PDF图像文本，另一类是元数据格式，即录入文献文本内容（或扫描并转化为电子文本）导入数据库，并转换成可阅读与检索的数据库机读格式。一般说来，无论是PDF格式还是元数据格式，它们数据库容量都较大，也提供了较为原始的检索方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从上述两类制作格式的数据库来说，PDF图像文本可以直接阅读图像文字，但总体说来不太适应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需要。而元数据格式较为精致，初步具备了较为方便的常用的功能，可以检索、作卡片等等。

古典文献数据库从收录的文献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类目数据库，即按“类”收录有关图籍，如经学类、史学类、文学类以及甲骨文、金文或出土文献资料、石刻资料等等，另一类是综合数据库，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之类数据库。

大陆最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是河南大学的《宋人笔记检索系统南宋主要历史文献》，建立于1987年。之后，各种数据库纷纷涌现，比较重要的有南京大学、河南大学、苏州大学联合研制的《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唐诗》、《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全唐文》、《诸子集成》等数据库、北京大学《全宋诗》数据库、南京师范大学《全唐五代宋词》数据库、四川大学《宋会要辑稿》数据库（与海外合作）等等。港台古籍数字化起步较早，均采用繁体字形式。198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发《汉籍全文资料库》，香港中文大学则有《汉及以前全部传世文献》、《魏晋南北朝全部传世文献》、《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数据库等等。其中《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收录《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睡虎地秦墓汉简》、《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及其它散见简牍共140多万字的竹简帛书出土文献，价值颇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库主要是提供给本单位研究人员使用的，当然也有部分数据库对外开放，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定帮助。虽然这些数据库有种种限制，但它们无疑为古典文献的研究（当然包括其它专业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之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方的图书馆、以及其它数以百计的网站向用户提供收费或不收费的古籍文献检索服务，甚至还提供古籍文献的下载服务。显然，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持。至今为止，据笔者所查索到的除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图书馆数据库之外，提供各种文献下载的中文网站至少在200个以上，其中就有不少古籍文献下载的网站。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或有关网站的建立，确实为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帮助。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古典文献数据库大量涌现的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与数据库本身的缺陷严重地制约着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

从古典文献数据库技术发展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PDF图像文本数据库，其数据来源主要是以扫描方式获得，形成PDF图像文本。这种图像文本优点是直观，与原书分毫不差，但它的缺点是功能极其单一，仅可供浏览图像和简单地检索书目。虽然第一阶段的数据库功能极少，但毕竟能方便而直观地阅读文献了，因此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兴趣。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功能太少，这类数据库难以进一步发展。

第二阶段是元数据数据库，以香港迪志公司投资、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设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全书》、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设计、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的《四部丛刊》、尹小林《国学宝典》、南开大学永川公司的《二十四史》，以及大陆、港台等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制作的较大型的数据库为代表。它们的优点是具有较多的基本功能，如检索、卡片、打印等功能，有些还附加了日历查询、字典、音乐背景等附加功能。然而，它们都不允许对数据库内的文本错误进行修订、没有图表处理能力、不提供功能升级服务（某些软件提供所谓新版本，实际上只是增加一些文献文本，并未真正提升软件服务功能）。而且由于各自为政，开发者大都采取自定义方法来自造非常用的生僻词，因此各种数据库之间字库不能相互兼容。这一阶段的古典文献数据库也有吸收第一阶段数据库有图像的优点，如上述提及的《四库全书》就附有图像，以利研究者核对文字。该阶段绝大多数数据库注意到版权问题，但仍有一些数据库在版权上出现较大问题，乃至引起法律纠纷。

计算机技术广泛地涉入文科研究领域，各种古典文献数据库纷纷建立，当然给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帮助，然而，在笔者看来，目前计算机技术在这一领域中的运用形成纷乱无序的“战国时代”，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将会影响或说削弱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中巨大作用。对此弊病，笔者拟作一概述，企望引起有关部门、数据库开发者及使用者的重视，以期真正使计算机技术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大致说来，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缺乏整体领导与规划，国家投资与收益不对称。当然，首先应该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已经着手做了一些规划，也实施建立一些比较大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如2002年10月，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受科技部的委托，牵头联合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启动了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项目。这一项目的目的就是力图建立我国比较统一和规范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自然也会对建立古典文献数据库有较大的借鉴与参考的价值。又如北京大学《中国基本古籍库》、上海图书馆《古籍影像光盘制作及检索系统》等等，也由国家有关部门投入大量资金，而且已经启动并完成了部分内容。不过也应该强调，由于国家没有制定出一个比较符合国内数据库发展状况的真正有价值的规范体系，因此这些项目的承担者仍是各自为政，数据库之间并不能兼容，不可能形成技术“合力”。再从所取得的社会效益或说实际使用价值来看，也不尽人意。因为至今为止建立的各种数据库仍人为地设置许多障碍，无法使它们实现较大的使用价值。数据库由国家投资，收益自然应该归国家，或者成为不收费的公益数据库，但目前收益既不归国家，又未能成为公益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实际上，数据库制作者无偿利用国家投资进行了开发，制作完成后却获得相当丰厚的收益，使人感到有“国家投资，个别单位图利”的印象。笔者不反对交纳一定使用费用，但收费单位一定应该说明收费后去向，绝不允许产生国家投资而由个别单位乃至某些个人得利的情况。

其二，开发商嗜利忘义，数据库错误严重。除上述由国家投资开发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外，还有一些有一定技术实力的软件开发商加入到古典文献数据库的开发中来了。比较而言，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各地图书馆建立的古典文献数据库质量较高，而开发商则很少关注数据库中的文献质量。我们承认确有少量开发商制作的数据库质量较高，如迪志公司开发的《四库全书》之类，然而象《四库全书》这样的数据库确实凤毛麟角，难以寻觅。我们发现，甚至有些开发商仅仅是把文本进行文字扫描导入，疏于校对，因此文本错误百出，难以卒读。由于利益驱使，绝大多数开发商都以“独自开发”为己任，数据库设计相互保密，互不兼容，使用户深感不便。这些问题已严重地影响到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了。

其三，热门文献数据重复，冷门文献数据罕见。虽说目前数据库品种繁多，但由于考虑到使用者对文献内容的需求，因此许多开发者热衷于开发那些热门数据，而一些比较冷门的文献则鲜有人问津。实际上，冷门的文献并非是没有学术价值的文献，只是使用人较少而已。因而，目前不但数据库中文献内容重复现象极为普遍，甚至同名同姓的数据库也有不少，如《四库全书》就出现了武汉大学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等数种不同版本。且不说那些数量繁多、质量也不甚高的数据库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其实也使用户陷入无可适从、欲舍不能的境地。用户往往为了某些少量文献内容不得不购买和安装整个数据库操作系统，而且这些庞大的数据库大量占据硬盘空间，导致计算机运行速度大为减慢。而那些允许网上检索的文献数据库又往往容量极大，上网检索者多，导致“交通阻塞”！

其四，技术关卡重重，难以互相兼容。各开发者既鉴于不同开发目的与技术条件，又为防止他人解密，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在数据库某些程序中人为设置技术障碍，以保障自己利益不受损害。自然，开发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保障本身利益不受损害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也由于人为地设置了障碍，却使各种文献数据库之间不能兼容，无法形成合力，先进的技术反而成为技术壁垒。实际上，这一情况大大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与财力，对古典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由于技术壁垒，在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文字方面更导致许多问题。我国古籍常用汉字大约为4万余个，这还不包括超过2万个异体字及数千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然而我国目前在计算机上采纳的国标字库(GB)和扩展字库(GBK)，两者相加也只有27000余字，这与我国古籍常用汉字数量相比，实在差距太大。因此，如此小的字库与需求相比确实是捉襟见肘。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一些软件设计者就采取在自定义区自造字（乃至占据字库中扩展B的位置）、有些也用图片方式来填字。而这些自造字、图片字，拷贝到WORD文本之后，由于内码位置的差异就变成其它字了，从而导致文本错误。

其五，功能单调，难以真正为科研服务。建立较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功能比较单调，只能做些简单检索、拷贝，没有更为先进的功能，不能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后来的一些古典文献数据库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四库全书》的检索功能，虽说可以采用添加“作者”、“书名”等限定条件，但检索结果只是罗列一排出处，无法直观地了解检索到的具体内容。而且《四库全书》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功能给用户，因此这一巨大的工程仍远远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况且这一数据库目前已经“定型”，不再继续开发，使用户对此深感遗憾。而其它古典文献数据库设计者的思维大多仍停留在“文本之争”当中，重复着原来设计思想的错误，没有更多地开发为科研服务的有效功能，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一做法显然不可能真正摆脱古典文献数据库目前面临着的困境。

其六，学术圈地，使人心有余而力难用。解放后，一些部级出版社化费了极大的精力，组织专家点校了不少重要古籍，为学术研究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然而时至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却出现了“版权”的问题。一些制作者忽视了国家有关版权法规，直接利用了一些出版社的成果来牟取经济利益，理所当然地会产生版权纠纷。笔者以为，保护版权是每个学者乃至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根本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然而问题是，现在一些出版社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对自己已出版的点校过的古籍进行开发，而愿意开发这些古籍资源者却无法涉入其中，导致他们处于既想开发这一宝藏又无法回避版权问题的尴尬境地，这就使众多需要使用者望洋兴叹。如果有关出版社不愿授权，那么想要开发这些古籍者只能返回到没有标点的原始文本中去。这种情况确实使每一个希望使用古典文献数据库的用户感到极其失望，而且严重影响了古典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化进度。

上述种种现实情况，已经是制约计算机技术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支持的瓶颈了，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计算机技术即使再发达，恐怕也难以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予以真正意义上的支持与帮助。

三、如何解决古典文献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古典文献数据库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利学术研究（当然包括文献研究）的迅速发展？笔者以为现在应该设计和开发出新一代文献数据库的软件。按照笔者设想，这代软件应该以建立能自由升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为目的，是一种以提供强大功能为主、彻底解决版权问题的数据库，实际上是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功能相对完善的学术研究资源库。所谓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是综合性数据库，只能由国家有关部门作为主要规划者，它应该尽可能地包罗我国传世古典文献、碑刻资料和出土文献等。在此基础上允许建立适应每个研究者研究范围的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是指每个具体研究者所拥有的安装在各自计算机上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它拥有一定数量的适合自己研究的范围的古典文献文本。其实，各个研究者并不需要一个“包罗万象”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数据库，即使象占据6至7个G硬盘的《四库全书》，具体到一个研究者真正需要的内容并不是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与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两者之间的技术“契合”，即两者互相兼容的程度。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与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有所区别，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侧重于文献数量的完善、完备，而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则应该考虑其功能强大。因此，从本质上说，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是一个统一的设计比较周密、与其它个性化数据库在技术上能实现良好兼容的的数据库；而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应该是“百花齐放”式的但必须能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兼容而非各自为政的小型数据库。两者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鉴于此，笔者以为目前应该从两个层次上来解决问题，一是尽快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一是继续开发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

根据笔者近几年的实践，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能的。其实只要认真对目前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一分析与梳理，重点突破一些瓶颈问题，应该说是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的。那么怎么才能突破上述这些瓶颈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其一，加强总体规划，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作为一个具体单位来说，谁也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因此，这只能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人力物力来完成。其实，就目前来说，国家投入资金并不少，但由于制度原因，只是向某些重点院校或科研单位、向重点项目投入巨资，而这些单位建立起各自为政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期刊数据库，虽然也为学术研究作了一些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各自设计思路不同，相互之间不能兼容，已经妨碍到数据库进一步发展了。以笔者愚见，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主动负起责来，加强领导，重新考虑古典文献数据库的立项问题，组织力量、投入资金，真正建立起一个规模巨大、能为绝大多数研究者利用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同时也应该考虑所立项的古典文献数据库与其它数据库（如现代文献数据库、当代文献数据库、期刊数据库等）之间的兼容关系，只有这样，或许若干年之后就能建立起一个价值极大的能真正为学术服务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乃至包罗一切文献的数据库。当然，就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来说，可以进行适量收费服务，但主要仍应该定位在“公益”上，不以“利”为主，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有价值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来。

其二，数据库内容与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分离。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如果不能真正做到数据库内容与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分离，那么目前“列国纷争”的面貌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

我们知道，一个古典文献数据库实际上是两大部分组成的，一是古典文献数据库内容，即数据库所包括的文献文本，二是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其实目前所见有关古典文献数据库都是“两者合一”，即既包含一些文献数据内容，又有具体的操作服务系统。事实上，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在功能上明显存在缺陷的。就目前古典文献数据库管理形式来说，一是网络管理，一是个人管理。前者是网络数据库，一般是单位所拥有的数据库，即我们所说的网络版，后者是安装在个人电脑中的个人版。就功能来说，网络版没有必要具有卡片、文本修订、书签等个性化的功能，个人版应该具有做卡片、文本修订、书签、文献管理等个性化的功能。就文献数量来说，网络版自然力求文献内容丰富，尽可能包罗文献文本，而个人版实际所需要的文献数量是根据各自研究需要而定的，因而强行“规定”使用所有文献内容并不值得肯定。就文献内容来说，网络版与个人版都应该允许不断地增加其数据库文献内容，但不同的是，网络版应该是只增不减，而个人版应该允许用户根据研究需要自由增减文献内容。

在笔者看来，应该从单纯的文本内容竞争的思维中解脱出来，进入以文献检索服务系统竞争为主，文本竟争为辅的体系，或许是解决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出路。也就是说，擅长计算机技术的开发者（开发商）应该注重文献检索服务功能的开发与完善，而具体文本的整理可由研究学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这样，开发者就可能开发出比较成功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而数据库中的文本也由于专业人士的加入而能大大提高文本的准确率，然后合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当然，输入和整理古典文献文本可以采用投标（或以申报项目形式）来确定，规定统一格式，要求保证文本的正确率达到一定比例，完成后再分别导入这一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中；经过若干年努力，最终能形成一个规模巨大、适应于学术研究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我想，采取这种措施不但节省了大量重复投资，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且一旦建立起这个规模巨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可以解决了目前数据库泛滥、文本错误太多、重复劳动等弊病，而且真正能做到广大学者对古典资源“共享共有”。

在此基础上，各个开发商可以力求开发学者们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它无须考虑文献文本内容，但必须功能强大、操作方便，并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完全兼容，学者们通过“购买”文本或其它方式来方便地组建自己的数据库，这样或许会给学术研究带来真正的方便。

还须补充的是，我国的古典文献中有大量表格与图片，而由于技术原因，目前所有古典文献数据库都没有导入原著的表格与图片，极个别数据库有少量图片也是不能检索，这是目前众多古典文献数据库的重大失误之一。其实只要真正化力气去探索，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为笔者曾作过设计并反复试验，只要设计合理，图片与表格不但可以导入数据库，而且都是可以在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其三，加速确定字库方案，以利数据库健康发展。当然，要真正解决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问题，还必须解决字库问题。目前，国家虽然组织专家在论证有关字库问题，然而由于进程不快，远远落后于当今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需要。按照笔者的看法，应该建立一个以Unicode字库为基础的、适应汉语古籍需要的、并与国际接轨的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字库。这就需要抓紧工作，迅速落实扩展字库B的内码。同时根据我国汉字的具体特点，对自定义区域的6400字的内码配置也应该有所规范，这样才能使汉语字库统一问题落实到实处。如果真能做到如此，那么就能真正解决目前古典文献数据库之间字库互不兼容问题。

与字库相关联的是字体问题。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考虑到古代文献对文字的特殊需要，笔者以为凡是古代文献数据库中的文本应该保留繁体字，以防繁简不分而导致文义偏差。就目前计算机技术来说，解决这一问题是毫无困难的。其实用繁体字输入文本早已不是问题，而扫描古籍文本再转换成文字的技术也十分成熟，如北京书同文公司的“数码翰林”OCR识别系统，应该说是极有价值的识别软件，对绝大多数繁体文字能够正确识别。如果能再进一步加以改进，使扩充字库数量并与Unicode字库兼容，那么古代文献的文字识别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应该强调的是，古代文献以繁体字导入数据库，但应该允许在数据库中自由进行繁简转换，换句话说，若需要使用繁体字时，文本可以保留繁体字，而需要简体时，可以十分方便地转换成简体，这样就适应用户对繁简体的不同需要了。

其四，彻底解决古典文献版权问题。这是困挠计算机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重要难题之一。自然，这一问题要真正得到落实确实存在相当困难的，因为版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不过，即使困难再大，古籍文献数据化的发展的潮流是不可能停止的。笔者以为，有关出版社在维护自身法定的版权权益的前提下，应该从大局出发，在收取一定数量的报酬前提下，允许制作有关古典文献的数据库，以利学术研究的发展。至于报酬多少可以也应该实事求是地酌情商定，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主动与那些出版社协调，亦可将目前大量分散投入到各课题中的资金中抽出部分来补偿有关出版社，双赢互利，以求突破版权瓶颈，早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古典文献电子文本的版权问题，这也是个极难处理的问题。因为用户若贪图小利，版权意识不强，不愿化费代价使用电子文本，就容易产生“盗版”问题，如此就使得制作古典文献电子文本者的正当利益大受损失。按笔者设想，如果真正能够由国家有关部门主管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那么就可以设想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规定导入数据库的文献文本都给予一个“统一编号”，没有统一编号的文献就不能直接导入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和个人使用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中，也就是说，个人使用古典文献电子文献必须化费一定的代价才能取得使用权，这样就可以保证制作古典文献电子文本者的一定收益，防止版权意识不强者侵权使用。同时由于古典文献电子文本都有了统一编号，那么也就可以防止某一具体文献文本重复录入的问题。即使有部分重复，古典文献电子文本也可以在用户选择过程中优胜劣汰。

古典文献论文篇（4）

 

一、文献与文献学

（一） “文献”释义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现存的典籍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2]这里郑玄以“文章”、“贤才”解释“文献”，其意义是比较明确的。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八佾》这段话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图书馆，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3]朱熹的解释表面看似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但如果细细推敲，却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他这里所说的“献”即“贤”,既可理解为“贤人”，也可理解为贤人的言行。清代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中的解释可是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他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1]我们从这里可看到，贤才是指那些博学多识而又知礼仪规则的人。所以，对“献”的解释，更侧重于强调它的知识层面上。我们的理解是，“献”即“贤”，但“贤”真正所表达的是贤人的言行，他们通过传授知识和自已的行为示范表达规定出礼仪规则。

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关于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命名为《文献通考》期刊网。他在《文献通考·自叙》中解释道：“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4]在这里，马端临仍然把“文”与“献”相对而言,其实区别仅在内容上，这里的“文”和“献”皆是文字材料，“文”主要指历代可信典籍，供客观述事用，然而“献”主要是指不太久远的人物言论，可以作为主观评价事物准则的记录性材料。马端临对“文献”的解释与孔子所讲的“文”和“献”，只不过在范围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孔子所讲的“文”包括叙事性的文字资料，所讲的“献”也涵盖贤人对历史和时事的评论。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常使用“文献”一词图书馆，同样是指文字材料。如在《方志立三书议》中，就有“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5]的句子；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有“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5]的语句。

现今学术界对“文献”的理解和使用显得并不协调。如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以“文献学”名书的著者郑鹤声、郑鹤春两兄弟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6]王欣夫说：“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7]杜泽逊也称：“文献包含着所有历史资料。”[8]王余光先生则认为：“‘文献’指的是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9] 张舜徽先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10] 白寿彝先生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11]本人非常赞同张先生与白先生这种看法，这将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文献”的含义和范围。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献的解释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当代《辞海》（1979年版）对文献的解释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1983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把文献界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样对 “文献”的解释，很明显是当代人站在当代科学技术与信息化背景下对“文献”含义的一种理解，概括性与普遍性更加明显。

（二） “文献学”界说

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10]。“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文“全相望亦私淑宗义，言文献学者宗焉”。而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最早用“文献学”命名的专著是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28年)，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例言》中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图书馆，谓之文；审定、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6]二郑重在探讨文献的形成及传播、流传的全过程，对文献学学科有开创之功。1982年，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出版，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论述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作了这样的表述：“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甑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0]从张先生这席话里，我们概括文献学的内容为：一曰整序化；二曰通俗化。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学问的概括。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的产生与兴起，现代文献学的提法开始流行，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界学者纷纷加入文献学研究行列，特别是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文献学”列入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一些学者试图将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的简称）与现代文献学糅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概念期刊网。其实这是对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界限的混淆。现代文献学主旨是收集、典藏、分类、检索、传播、利用图书资料中的学术内容，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读者利用为终极目标。文献学以文献文本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文本的整理研究为目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12]。

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13] 简言之，就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

（一） 研究对象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以古典文献和古典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古典文献是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以后产生的文献。”[14]

（二） 研究内容

无论从学问上来说，还是从学科上来讲，中国古典文献学应至少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古典文献理论研究；二是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二者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理论研究包括传统古文献范围内的研究，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标点等，另包括一些新的理论研究，如古典文献的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古典文献学的编制理论研究等、古典文献的收藏、出土文献研究、考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发展史的研究、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研究。古籍整理与实践包括传统的古文献整理、古籍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应用、古典文献学工具书的编制与出版、出土文献整理、古籍电子化等。

（三）研究目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就是要综合运用古典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古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图书馆，力图通过对古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研究。

三、 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

（一）研究对象

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曾贻芬、崔文印更加直白的讲：“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15]

（二） 研究内容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其二、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其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其四、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

（三）研究目的

历史文献学是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力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特别是在搜集、鉴别史料方面，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

四、结 语

综合以上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研究摘要区别：那就是现行国家教育系统学科分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分类中，中国古典文献学属于文学大类，历史文献学属于历史学大类。

参考文献：

[1]刘宝楠.论语正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0.91；92

[2]（魏）何晏、（梁）皇侃.论语（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75

[3]（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64

[4]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571-572；590

[6]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1

[7]王欣夫.文献学讲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

[8]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5

[9]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

[10]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3

[11]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J].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480

[12]董恩林.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13]郭英德、于雪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

[14]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

古典文献论文篇（5）

为保护和抢救彝族文化遗产，使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推出《中国彝族文献典籍译丛》系列丛书，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翻译、整理、研究彝族文献。从2006年起就着手策划这套丛书，从众多的文献中精选各领域的经典进行翻译、整理、校勘、编排，并邀请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专家参与，终于在2008年岁末完成了丛书的第一辑《彝族古代文论精译》。这部著作既是对过去彝族文论研究的总结，又是今后彝族文献典籍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二、从对彝族古代文论翻译与阐释的角度，打开了彝族古典典籍研究的新视域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从大量的彝族古籍文献之中鳞选精译而成的几个译文篇章，著名学者贾芝、刘锡诚、刘魁立等认为，“这几个译文篇章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实貌和信息量。它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古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翻译等研究方面，无疑处于领先地位。”[3]《彝族古代文论精译》 “全面透彻地剖析彝族典籍译著中涉及到的每个理论观点，从而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彝族古代诗学的一大理论体系。”[3]

三、内容丰富精粹，理论体系宏阔完整，集中展示了彝族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编译者从彝族古籍中精选译出来的一部古代彝族文艺理论巨著。几乎涵盖了彝族古代文论和诗论的重要论题。其理论的丰富完整，体系的完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全面的准确对译总结与科学的完整考证论述,给人们研究彝族古代文学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参考文献：

[1]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M] (Tu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49), p.148.

古典文献论文篇（6）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同时它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为了增强该课程的实践环节，我们在教材选择、课堂教学方法、课外实践活动和毕业论文写作指导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具体增强其实践性的方式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效。现略述体会如下，祈同道指正。

一.《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中体现的实践性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材林林种种，各有特色。华师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是以张三夕教授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为教材进行讲授的。该教材2003年初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后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部级精品教材。2007年出版第二版后，大约每年重印一次，每次印刷1万册，可见其广受欢迎。我们之所以选择该教材进行讲授，是因为该教材体例新颖，立足于传统理论，又面向现代化，体现了很强的实践性，与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特征相匹配。该教材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教材章节内容设置上，除了重点讲述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五个分支外，还“突出地将标点、注译和检索这三类大众应用型知识纳入教材之中。”[1]“标点、注释、翻译和检索，是本科生和普通读者阅读和利用古典文献时遭遇的最直接的问题。它关系到古典文献的基本效用。”[2]如第七章第二节介绍了古籍标点致误的类型和原因以及古籍标点的几种方法，便于学生在阅读古书时，正确地句读、理解文章意思，提高学生阅读古典文献的基本功。第八章第二节详细介绍了注释的名称及其术语，这对于学生选择和阅读注书类典籍同样有很大帮助。另外，古典文献的检索包括传统的纸质文献检索和电子文献检索。第九章第一节按检索的对象从书名检索、人名检索、地名检索和字词句检索四个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并提供了各种工具书索引书目，便于学生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参考使用。传统纸质文献的检索学习也有利于学生学会如何充分利用华师图书馆八楼古籍藏书处的古籍文献资料。除了传统纸质文献，“在电子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电子文献已成为学生和普通读者经常阅读和利用的文献，但是电子文献资源也是良莠不齐的，这就需要文献工作者及时给予指导，推介一些资源优异而稳定性强的最新电子文献。”[3]该教材从光盘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两大方面介绍了目前使用率比较高的几种大型数据库，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电子版、古籍书目检索网络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检索网络数据库等，并详细讲解了检索方法和注意事项。特别提出“不论检索光盘还是网络中的数据，如果要正式引用，务必要校核书籍的原文。”[4]这也体现了文献学的严谨性。古典文献检索的介绍便于学生在学习中快捷、有效地查阅文献数据，进行实践性学习。

第二，传统文献学知识叙述注重方法介绍和技能的培养。除了以上标点、注译和检索三章体现的实践性特征，在其他五个传统文献学分支的介绍中也突出了对方法的介绍和学生技能的培养。首先，“就方法而言，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等主干知识本身就是整理文献的方法，同时，这些方法本身也表达了一种学术观点，一种对古代学术的看法和主张，一种处理历史文化的技能。所以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是纯客观的学问，它本身就是方法、观点和技能。”[5]因此学生在学习这五部分理论知识的同时就是在学习整理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和技能。如第三章第四节对“版本的鉴别和选择”进行了详细介绍。从版本形式、书籍内容和前人研究成果三方面介绍了鉴别版本的方法，便于学生鉴别古籍版本，选择善本进行阅读和使用。第四章“古典文献的校勘”第三节借鉴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的《校勘四例》对校勘的主要方法的叙述，从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对校勘方法进行详细介绍。第五章中也提到了辨伪的方法和要点。第六章古典文献的辑佚中提到了辑佚的基本方法：“从佚文献的认定、佚文献的搜辑、辑佚的主要资源、辑佚文献的整理”[6]四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方法介绍。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该教材为学生提供了大量文献整理方面操作性强的实用技能。

第三，“在教材体例上的创新，体现了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互动、多元化培养目标的现代教育观念。”[7]教材在每一章正文后设计了“关键词、思考题、练习题和进一步阅读文献”。其中“关键词和思考题”，便于指导学生课后复习、巩固课堂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进一步阅读”则为学生提供相关理论书籍，帮助学生扩充知识面，增长知识。而“练习题则集中体现了编者高度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师生互动的教学观念”。[8]如，教材“第二章古典文献的目录”这一章节后的练习题中要求学生“在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基础上，自撰一份专题书目提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兴趣或毕业论文选题确定专题，所介绍文献应自成系列，并不少于五种图书）”。[9]从这一练习题就可以看出教材在这一板块编写上，要求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知识运用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学习和研究，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强调学生的动手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再比如，在第七章讲解完“古典文献的标点”，我们配合教材后的练习题2，要求学生“利用《四库全书》电子版打印一部唐宋笔记小说发给学生标点（每个学生分几页），做完后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部唐宋笔记标点本。最后请老师讲评。”[10]这一练习题充分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理念，学生可以在做练习题的过程中实践课堂学习的标点古籍的方法，在老师讲评中又能更深地体会标点的重要性，更好掌握古典文献标点的理论知识；同时还能参与一部古籍的标点工作，可谓一举两得。

二.以问题为中心的启发式实践教学

作为一门专业选修课，“中国古典文献学”授课时间只有短短的36个课时，而这门课程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献的知识范围是很广泛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坚持理论和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原则，秉持“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避免教师单向性“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以启发式教学和研讨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采取教师课堂教授和学生课后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吸引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引导学生有效学习，最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能对古典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理论知识都有清楚的认识并能实际运用，有利于日后的专业发展。

（一）教师课堂提问

我们在“中国古典文献学”这门课程的教授中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启发式实践教学，这突出体现在“教师课堂提问”环节中。每堂课之后我们都会针对本堂课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根据课后关键词、思考题、练习题复习已学内容，有时也会列出一些重要的文献学著作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有选择性地亲身阅读古籍文本，第二次上课时我们会首先提问学生，了解学生是否自学，自学的效果如何，自学后有哪些收获，发现哪些相关问题等等。这种紧张而又活泼的带有研讨性质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不仅引导所有学生复习了已学内容，同时也促进学生养成带着问题学习的良好习惯。

比如我们在讲授完目录学一章后及时让学生课后自行复习目录学一章，第二次上课分别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叙录”、“六分法”、“四分法”、“史志目录”、“四家目录”、“《七略》与《别录》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经部”等提问12位同学，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点评补充的互动性课堂环节，学生不仅很好地回馈了自己的自学成果，也很好地复习了目录的定义、结构、历史演变、类别以及作用等理论知识，真可谓是取得一石二鸟的教学效果。

（二）学生亲身阅读古籍文本

我们不仅要求学生自行复习教材上的理论知识，更强调学生应该通过亲身阅读文本的实践活动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而使学生能够真正将教材内容完全消化并内化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提高阅读古典文献的实际能力。比如，我们在讲授完教材“目录学”的理论知识后，便立即布置学生们完成相应的课后作业——根据个人兴趣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种目录书中任选一种阅读并写下阅读心得。第二次上课时我们发现有几位同学都阅读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小说家”部分，于是我们建议这几位同学在课堂上分享并讨论各自的读书体会，借此引导学生培养讨论交流的良好读书习惯。而且，我们也发现有同学将《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隋书·经籍志》的《楚辞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楚辞类小序》进行对读，从中基本了解楚辞的发展源流。可见这位同学是将所学目录学知识有效地运用到读书实践中了。其实，学生们通过自己的读书实践，不仅自觉地体会到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中国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中各自不同的重要地位，也深刻地感受到古典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总之，学生亲身阅读古籍是本课程教学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实践性环节。

（三）教师充分运用多媒体PPT图片展示和现场实物演示等手段辅助教学

古典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等知识都具有很强的专业理论性，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除了口头讲解以外还积极利用多媒体PPT图片展示和现场实物演示等手段，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

多媒体PPT图片展示给人以具象感，往往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活跃课堂氛围，改善教学效果。比如，我们在“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的PPT课件中就插入了刻有甲骨文的龟甲实物、《甲骨文字典》书影、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石鼓实物、唐代墓碑文、郭店楚简、马王堆汉墓《老子乙本》等多张图片，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加深了学生对古典文献甲骨、金石、竹帛、纸张等多种载体的印象。再比如，我们在讲授“版本的鉴别与选择”时提到“看版式”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但现在学生所接触的书大多是现代书，版式与古籍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在PPT课件中首先插入了“雕版文献版式示意图”，介绍版面、栏线、行款、版心等，我们还结合多种古籍的书影图片向学生演示版式中单鱼尾、双鱼尾、顺鱼尾、逆鱼尾的区别。通过这些具体的PPT图片，学生们真正认识了古籍的版式，而不只是靠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和老师口头上的解释凭空想象。

如果说丰富的多媒体PPT图片为理论性较强的古典文献学课堂增添了生动具体的例证的话，那么现场实物演示则更加体现了我们授课的实践性特点。比如，在讲授完古籍纸书的装式这一节内容时。我们布置同学们课后动手，用现代人的材料还原古代纸书的装式，开展了一次手工制作纸书装式的竞赛活动。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他们在课下制作了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七种纸书装式。在下堂课授课前，同学们一一展示了他们的杰作，我们选出了十位学生代表对这些作品进行投票，选出了制作最好的，最符合课本上介绍的各种纸书装式特点的前三名，并颁发了一些小礼品，以资鼓励。同学们兴致勃勃，课堂气氛十分活跃。这一活动，既让同学们在实践动手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了七种古籍装式的优缺点及其之间的区别，又增强了同学们对古典文献的兴趣，可谓一箭双雕。学生们对这种实物制作、现场演示和知识讲解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方式反响很好。

（四）文言文标点翻译训练贯穿课堂教学

要阅读古籍文献首先就是要对文言文进行句读并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因此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始终重视学生古文今译能力的训练。教材当中已经适当地选入一些古典文献段落，这就为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文言文翻译实时训练提供了极大便利。比如，我们在讲授目录学中“一书目录”时，让学生朗读并翻译《易经·序卦》中的一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选段、《汉书·叙传》中的选段[11]，之后我们会对学生的译文进行评点补充，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对古籍中“一书目录”的发展源流、体例等基本的理论知识都有了较深的体会，而且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渐提高文言文标点翻译的能力。

再比如，我们在讲完“版本学”的理论知识后，让学生翻译并解答第一道课后练习题：

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至廉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这则故事说明了什么？[12]

这则故事讲教官读的是麻沙本，里面是“乾为金，坤为金”，而诸生根据所读的监本记载的“干为金，坤为釜”提出质疑。“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科目之一，即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它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故事中的“教官”便是太学中的老师。麻沙是福建省建阳县的一个镇，其刻本粗制滥造，质量不高，因而麻沙本也就成为了劣本的代称。监本是指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刊刻的本子。可见读书时若是根据的版本不好，纵然是博学多识的太学教官也会犯错。由此，学生不仅当堂进行了文言翻译练习，也更加明白好的版本在读书治学中的关键性作用，而且还顺带复习了“三舍法”、“麻沙本”、“监本”等中国古代文献历史方面的基本知识。

（五）理论知识的讲授和具体实用的例证紧密结合，提高学生文献处理能力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秉着学以致用、与时俱进的原则，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同时紧密结合具体生动的实例，引导学生将古典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和当代图书馆学、编辑学等学科知识融会贯通，有意识地提高学生对文献的运用处理能力。

比如，我们在讲授版本鉴别的方法之一“验牌记”时，便积极引导学生对比现代图书与古典文献在“牌记”方面的差异。古代版刻书的牌记，一般用一行或两行字，以说明刻书的时间、地点或刻书人、刻书铺号等，是刻书的一种版本记录，就相当于现代图书的版权页。我们以教材为例，当堂演示，引导学生们识读版权页，其中包括图书名、著者、版次、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时间、印次、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图书学科分类、中图分类号等详细信息；而从版次印次印数可以看出该书的畅销情况及其在学界的影响。由此，学生们学会通过图书作者、出版机构、版印情况等来初步判断图书的优劣，从而更好地指导读书治学实践。

再比如，我们在讲授完教材上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基本校勘方法后便让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校勘经验，其中有两位同学恰好是文学院主办杂志《桂风》的编辑，他们都表示这次在课堂上对校勘方法理论系统性的学习对他们的触动很大。一般来说，凡是投给杂志《桂风》的稿件都要经过实习编辑的一校、资深编辑的二校、主编的三校，但尽管经过了三次校审，稿件往往还是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面的原因除了编辑本身知识不足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完全掌握校勘方法。另外几位在杂志社实习过的同学也表示有同样的感受。最后，我们对同学们的发言进行总结，并让这两位《桂风》的编辑将电子版《图书编校细则》上传到班里的QQ群共享中，以供全班同学参考学习。同时，我们也强调当今大学生，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需要加强校勘能力的培养，这不仅对日后求职有益（特别是对于那些立志于做编辑的同学），更是当今高素质人才的基本素养之一。课后，学生们普遍表示此次课堂的收获极大，确实是深刻感受到了学以致用的快乐。

事实上，我们在这门课程一开始就以平时成绩加分来鼓励学生主动寻找《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中存在的错误，包括标点、错别字等。这也是实践教学的一种体现，既有利于学生仔细阅读教材，亲身参与文献校勘，也有利于教材本身的更新修订。

三.课外实践活动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丰富学习生活、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我们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与课程相关的课外实践活动。

（一）参观湖北省博物馆《书写历史》展馆

我们在教授完“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这一内容后，都会组织学生集体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的“书写历史”展馆。湖北省是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批次和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湖北省博物馆《书写历史》展馆陈列着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除此还陈列着甲骨文汉《朝侯之小子碑》拓片、石鼓文拓本等各种古典文献。其中竹简和板牍依次陈列着，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简和牍之间明显的区别，这有利于学生深切领会书本中的知识。在竹简旁边还陈列着竹简的制作流程，通过实物形象地向学生们展示竹简的制作成形过程，一目了然。

（二）图书馆查阅工具书

为了强调工具书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为了让学生学习怎样查阅、使用工具书，我们联系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张晓明老师，与图书馆合作，在周末组织同学们到图书馆亲自查检工具书，并及时解答学生在查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实践活动中，我们向学生讲解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讲解《说文解字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汉语大字典》等几部大型常用工具书使用法。很多学生反映到图书馆进行工具书查阅让他们受益匪浅，对他们后来论文写作和学习中的资料收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鼓励学生在QQ上创办文献学群展开互相交流

网络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即时性通讯工具如QQ群给师生学习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张三夕老师教的2009级和2010级同学，就在QQ上创办文献学群，群主由郑依晴同学负责，她把老师的课件及时上传给同学们，群内有什么学习资料就上传共享。老师也加入到群里，有空也在群里为学生解惑答疑。更多的时候，是同学们在群里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种促进学习的很好方式。一些同学表示，即使这门课结束了，甚至同学们毕业了，如果有兴趣，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群里互通信息，彼此交流，继续学习文献学的专业知识。

四.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关的优秀毕业论文

正是因为我们课程的实践性改革，课堂教堂形式的转变，引起了很多学生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知识的兴趣。很多上过该课程的学生在他们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都选择了文献学方向。在我们指导的毕业论文中有几篇曾获得省级优秀毕业论文。如，2006届毕业生伍婧琳同学的《韦庄词汇校札记》、2008届毕业生李程同学的《明人选宋诗与〈宋艺圃集〉研究》、2010级毕业生田彧同学的《古诗部分校释》、2011届毕业生柯玲玲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校读札记》等等。这些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古典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知识，并结合自己的专业，对古典文献进行了校释，在论文写作中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献学》课堂上学习的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方法，进行论文写作，论得扎实，成果显著。这也是该课程实践性教学中的一大重要成果，学生学以致用的最好体现。

注释：

[1][2]彭红卫：《直探本源的理论品味，与时俱进的实践特征——评张三夕主编（新版）》，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1月第1期，第96页。

[3][4]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305页。

[5][6][7][8]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08—213页。

[9]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03页。

[10]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50页。

[11]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71页至第75页。

古典文献论文篇（7）

一、“知人论世”的提出与发展

孟子的“知人论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关于“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来源，有文章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而卿大夫们在引《诗》的时候经常断章取义，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语，而忽视了诗句在整首诗中的意义。孟子认为这种截取诗句表达思想并不是对诗文本义的正确诠释，歪曲了原意，正是对这种行为风气的不满，他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以这种说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是为了矫正曲解文义的错误行为，达到正确理解诗文的目的，但是仔细探源“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出处，我们发现这种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论世”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找出一个文学批评的准则。我们且以此说法的出处《孟子•万章下》为证:“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译成现今通行的说法，这段话的意思是乡里的优秀人物就和乡里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国家的优秀人物就和国家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就和同样是天下闻名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觉得不够，便可上溯古代的优秀人物与之交朋友。但吟咏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样可以吗?因此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了解其人，这是与古人做朋友。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在这里认为，不同层次的人交友范围不同，层次高的人更需要沟通古人与古人做朋友，但与古人做朋友，只读其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这样才能读懂古人的诗书与其进行心灵的沟通，继而成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论世”的本来意图是阐释尚友的方法，“颂其诗，读其书”只是一种手段，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话同时也客观提示了一种对诗书的读解方法，并且后一种的意义为后世之人不断阐释发展，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本意。

“知人”与“论世”是两个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的概念。“论世”是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须“论世”。所谓“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论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处时代，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对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还有了解激发作者产生创作欲望的临时动因等等。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会有自己一定的动机。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会因为作者情感体验、生活体验、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艺术风格方面，不同的艺术道路，不同的审美风格和不同的个性心理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3］如果要论文，最好是能够在通篇考虑的基础上顾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处世为人，更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状态，兼顾了作者的“全人”和“社会状态”两个方面再谈论文，才更为全面和确凿。鲁迅先生的观点实则就是肯定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二、“知人论世”这一认知方法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共通性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历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4］但学者开始对某项文学现象分析研究时时，不管是分属文学史还是文学学术史研究都要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和媒介，如果没有实体的创作，研究就无从附着，空谈而已。自司马迁的《史记》创造了为作家写传记的研究方法后，研究古代作家的生平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同样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两者拥有共同的研究媒介，那么我们将“知人论世”的方法运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知人论世”在古典文学鉴赏方面

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时代在变化发展，文学创作也在跟着变化发展。我们今天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种文化现象彰显的不仅仅是各个朝代文学创作的代表成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发展与历史演变的关系。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的记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政治的嬗变都会影响文学的兴衰，作家的情感体验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继而这种变化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造成的文学现象就是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变迁。所以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能够反映出文流的更迭。因此，“知其人”“论其世”的研究方法才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研读文学作品时有助于更准确的把握其主旨。比如曹操的《龟虽寿》，对诗中“盈缩之期，不但在天”这一句的解释涉及到“天”这个字的含义。究竟“天”是解释为自然还是天命呢?这对把握诗词的主旨非常关键，二者虽然均可解释得通，但阐释出来的意思却截然相反。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知人论世”。通过查阅记载曹操生平事迹的史料文献，我们发现曹操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论者，可见他是不会相信天意、天命这些东西的。如此可见，“天”在这里应该解释为“自然的”，这样我们在解读这首诗歌的时候就不会曲解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更明确作者的感情倾向。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些作家受到时代环境或自身性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并不直抒胸臆，而是隐晦地将情感暗含诗中，令读者好像坠入了云雾中，不知该如何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但是经过知人论世这一环节之后，了解了诗人的生平遭遇及写作的时代背景，就能拨开云雾，更清楚地辨明作者的感情倾向。比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整首诗中并没有出现明显表现情感的字眼，也并没有提出想通过张丞相的提拔步入仕途，但是题目又为何是赠张丞相呢?我们若能“知人论世”，对孟浩然的生平有个简单的了解，就会明白孟浩然渴望功名却一直无官可做的焦急，这样作者通过诗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表达的急切之情就不难理解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阅读诗词时有助于明晓其写作方法，把握主题。有的作品意旨深远，作者往往会采用多种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难以理解其真实意义，此时就需要我们“知人论世”来考究作者的初意。比如大家熟悉的曹植《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通篇用比兴的手法以豆自喻，实则是表现诗人自身处境的艰难，沉郁愤激的感情。我们若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很容易推断出作者运用比兴的缘由并且揭开它的本体，把握作者表示的深层含义。

(二)“知人论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门学科，它涉及到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各项内容。在古典文献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和实践方法是考据，考据通过对文献的稽考、推演或辨正，判断考证对象的真伪是非、誊清其相互关系及发展脉络以发现或解决问题。可以说考据在文献工作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清代的朴学、乾嘉学派都是非常典范的代表，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夸大考据的作用，它只是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事实上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也实非考据一种方法就能完成。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就应该打破研究方法的单一格局，拓展多种方法，融合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思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时如果能把考据的实证科学方法和文学方面的人文方法相结合，研究或许能得出更佳的成果。

我们且以《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为例。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教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首次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两位先生认为《二十四诗品》不是唐代司空图所作的第一个证据可以说就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提出的，“《诗品》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杂著及文风取向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悖向。”司空图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诗品》却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书中可以很轻易看出作者对道家学说的由衷赞许和自觉认同;从文风取向上来讲，司空图认为作诗要达到圆融之境，作者应该深思极虑，但《二十四诗品》却是追求自然妙造，不倾向于人为雕镂;从审美取向来说，司空图在它的论世杂著中更称许“澄澹精致”的诗风，尤其对那些沉郁遒举的诗作最是推崇，但是《二十四诗品》却是推崇清淡逸雅的诗风。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二者的确是大相径庭，让人不由怀疑《诗品》的作者是否确为唐代的司空图。陈尚君、汪涌豪两位教授就此提出的《诗品》作者之伪说正是对司空图“知其人”的结果，可见“知人论世”对于古典文献辨伪中观点的“破”与“立”十分重要。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我们应该突破单一的研究方式，尝试多种方法和风格的实践，但这都不能取代或者是贬低“知人论世”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古典文学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据之功，也应重视人文方法的价值，既要提倡严谨的学风，又要鼓励自由的思想，做到理性与诗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才能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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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36．

［4］郭英德，谢思炜，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3．

［5］(梁)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M］．长沙:岳麓书社，2004:420．

［6］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28．

［7］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4．

古典文献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7）02-0090-03

全面掌握和了解彝医药古籍文献的分布和保存情况对彝医药研究与产业发展十分重要。彝医药古籍文献具有收藏分散、题材多样、文字古奥等特点，为充分掌握彝医药古籍文献的流布特征，课题组深入滇、川、黔等彝民族聚居区，针对图书馆、民委、古籍办、研究所等相关单位及彝医、毕摩等个人展开深入访谈与调研，初步对彝医药古籍文献的流布特征总结如下。

1 彝医药古籍文献数量众多题材多样，但收藏分散

课题组通过对滇、川、黔等彝族地区相关单位及毕摩、彝医调研，发现一些单位和个人收藏有大量彝医药文献，这些文献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涉及医经、医理、诊治、本草、病症用药、调护、医史、作祭献药、医算、综合等诸多方面内容，是挖掘整理、开发研究彝医药工作中不可多得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彝医药文献却未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分散收藏于各地，制约彝医药古籍文献的集约化发展。如四川凉山州的民委、西昌彝医药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等单位数十年来共收集上千卷彝族文献，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彝医药古籍，但多数未整理。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也收集部分彝医药古籍，前期虽然对《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论》等部分古籍进行初步翻译整理，但尚未针对各种医药古籍文献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蕴含的医药知识尚无法与临床实践有机结合。云南楚雄、玉溪、红河、昆明等地的相关研究单位，特别是楚雄文化研究院、红河州民族研究所、云南省古籍办、云南省彝医医院等单位收藏不少彝医药古籍文献并对其中部分重要文献进行研究，但尚未突破地域局限开展系统性的整理研究工作。一些毕摩、彝医和彝医药研究者也收藏部分彝医药古籍，如彝医专家王正坤就收藏古籍达20余种，本课题组也收藏到彝文医药古籍222种。

各种题材的彝文医药典籍分布流传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课题组所收集的222种彝文医药典籍中，记载彝医理论的典籍有《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突鲁历咪》、《疾病的根源》、《诺数》、《彝文古籍译注》等10种，主要是在贵州发掘。究其缘由，回顾一下彝族历史就能知道答案。明朝“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认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1]”就这样，彝族祖先世世代代传下的彝文医药文献，统统烟消灰飞了。后来的史志都出自官方编修，官派的编修者，历来就把彝族人当做“猓猓”，仇恨之极，因此在往后官修的史志文书中，不可能寻觅得到关于彝医药的只言片语[2]。虽然云南医药典籍受到了重创，但庆幸的是，明末清初“精通历算，哲学及医术的知识分子”根据记忆断断续续抄录的一些文献，如记载彝医药理论的《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论》等一批彝族医药典籍，在彝族轴心地区的哀牢山古代彝族居住的贵州仁怀、大方等地，相继发掘出，得以发展[3]。这些典籍课题组将其归为“医经”类，属于彝族古代哲学范畴的相关医学理论如气浊、哎哺、天地五行、宇宙八卦、五生十成、十生五成等均可以在此类古籍中找到出处和依据。

彝医药“病症用药”类古籍在各类彝医药古籍数量中所占比例较大，“病症用药”指的是根据病症特点使用相关药物和其他疗法进行治疗。诸如抄写于明嘉靖四十五年的《明代彝医书》、抄写于清雍正八年的《医病书》、清雍正十一年的《老五斗彝医书》、清乾隆丁巳年的《医病好药书》、清道光二十年的《元阳彝医书》等均在云南的楚雄、禄劝、新平等地发掘。而专门讲述血峰与禁刺理论的彝文典籍，如《二十八穴针灸》、《诺期卓苏》等在云南红河地区发掘。与疾病相关的占卜、历算类彝文典籍，如《医算书》就是在四川省凉山地区发掘的；是彝族根据十月太阳历和阴阳历推算患者的年龄、禁日和衰年的一部珍贵的著作，其中详细记载了彝医八方位年理论。

古典文献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179

1 隋唐时期典籍的特征

典籍，是我国古代时期一种书籍的记录形式，从意义上来讲，是我国古代古典文献的典藏方式之一，用其特殊的方法将数据、文字、传记等资料进行整理，有一部分类书的影子，却与我们众所周知的类书有着质的区分，这种区分体现在意义上，类书是工具书的一种，它从记载到整理其文化价值高于艺术价值，而典籍在艺术价值的层面上来看，其精确的记录、详实的分类、时代性的文化特征震撼着每一个学者。

学者普遍认为，我国隋唐时期的典籍应该具有一些类书的性质，既功能性较强，以纂辑文献中的知识为核心，典籍中的类目，就是所载知识的性质及范围的代表，类目本身具有成熟的检索功能，其编纂目的也十分明确，礼官在方便查阅和征引由文献材料所承载的各种专门的知识，因而典籍具有文献工具书的性质。典籍文献的编纂过程之严谨很难为现在的人所想象，其主要内容是对文献中有关资料进行重新离析、整理和排纂的过程，典籍并非个人专著，因此具有“古籍整理著作”的性质[1]。隋唐时期的典籍编纂，在现代的文明看来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的确，隋唐时期的文化纷繁多样，这个时期的典籍著作更是让今天的学者汗颜，其艺术性体现在现实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融合，不是简单的资料统计，也不是由个人对一些文化现象的见解和记录，是一大批文化官员根据详实的实际材料进行加工，流传给后世的文献典籍。这可以看作是类书最根本的性质。比如隋唐五代时期的密宗研究，多是以敦煌文献为中心，像流传至今的《摩登伽经》、《灌顶经》等，佛教的研究都是以敦煌所出的遗书为依据。

2 隋唐时期典籍的起源及编纂

任何成熟的、新兴的文献编纂形式的出现都有一定的渊源，文字的出现是文献产生的前提条件，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和商周时期，古典文献学的历史也开始于这一时期，大量的古典文献被记录下来，比《如坟》、《五典》、《八索》、《久丘》等，都是是传说中最古老的典籍，《易经》、《诗经》、《尚书》这类则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传世文献，我国的商代和西周时期，文献典籍的保存，多是集中在官府，官府中有专门的官吏掌管，我国上古时期史官文化相当发达，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力的强盛，对古典文献的搜集，整理，保存和流产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关于典籍的起源，有学者主张，是由战国时期的杂家所创，也有人主张，是以《尔雅》为始，开创了我国的典籍文明。

通过笔者的调研，可以推理出我国典籍的创始阶段，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我国的典籍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是官府修书，并借此一统天下文化，我们从史志所存的典籍来看，可以做出以下推断，这个时期我国还没有出现私修典籍的风尚[2]。没有印刷之术的时代，民间组织没有财力及人力来解决摘抄问题，在这种落后的条件下，也只有官府，才能充分利用卷数浩大的官方藏书。其次就是这个时候编纂目的非常单一，编纂目的主要为了服务皇室，我们从很多典籍的书名便可看出，比如《皇览》、《修文殿御览》等，“究兰台之籍，穷策府之文，以为观书贵博，博而贵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简。”是那时文献的真实写照。最后，是编纂思想上来讲，典籍的编纂都非相对独立的，有史为证，《文史通义》卷五《答客论》认为，“比类相从，原非著作”，典籍家是“书簏”，他们在编纂典籍时“采事而忘意”。官府在典籍的目录文献著上还没有单独成类，在文献类的图书出现在市面后，传统的分类法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局限性。

3 典籍的收录思想简述

笔者从众多的典籍研究论文、研究著作来进行了总结，隋唐时期关于文献典籍的学术研究，虽然都涉及到了有关典籍的分类思想，但是，典籍的分类思想究竟是什么，一般的文献研究都没有明确所指。众所周知，概念是研究的先导，研究对象的分类如果不确定，即使文献研究的成果颇有见地，也会有失不足之处。因此，在研究隋唐时期典籍文化之前，我们需要大量详实的资料作为储备，将所研究的文献进行有效分类、整理。我们从研究对象来看，典籍的一般分类思想即典籍的立类思想，也就是编纂者最初制定的指导思想。典籍立类的主观性受作者的影响极强，所以其文化价值取向较为真实，对文献的研究指导性较强。典籍的分类思想，从整体性上来看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典籍的立类思想，即文化取舍、章节安排所表现出的思想；第二则是隋唐时期的典籍反映了那时的文化，是文化载体的文字型记载，是精神资源的体现。

4 隋唐时期典籍的流传意义

我国的古典文献学发展至今，历史悠久而漫长，学者为了更好的把握古典文献学的发展的历程，一般要对之进行一个历史阶段的划分，每个时代古典文献的形式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参照相近的学科的历史分期法，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即古典文献中蕴含的教育作用，关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整体性和时代性的把握，反应了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及区域差异性，不论现在如何去把握其时代性，都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整体风貌及其演变的趋势和特征。隋唐类书的典籍体系及其分类思想，具有时代性及延展性，随着文化长河的源远流长、随着人们对古典文献认识的不断深化理解，相信我们在典籍的研究实践中，一定可以开发新的未知内容、给学术界注入新的力量。

参考文献：

古典文献论文篇（10）

因为古典文献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载体与基础，不了解古典文献就谈不上宣传国学与传统文化，所以是高校中文专业必定开设的选修课或必修课。但这门课程的说明特性太强，在教学中通常以说明的方式介绍文献学的一些基本常识，所以实际授课常常不免限于枯燥、单调，以致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不是很高，甚至连不少中文专业的学生都对《古典文献学》产生了误解，认为这门课程太冷僻了，与他们现实生活没有太大的联系。我在普通高校承担了多年的《古典文献学》授课任务，数年教学积累与多方思索，认为要提高本课程的授课效益，引发学生对《古典文献学》的兴趣，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任务是向学生介绍《古典文献学》的特质、发展历程，以及目录、版本、校勘等基本知识。不少传统中文专业强势的学校都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在梳理这些教材的过程中，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教材都能忠实地围绕文献学这个中心，采用说明的方式全方位地介绍文献学发展历史，以及基本的方法、技能，直接明了，一如商品说明书，简洁高效，但同时也给人以琐碎、平淡之感，容易使学生先入为主地认为这门课程比较单调而降低了对本门课程的兴趣，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当下许多《古典文献学》教材影响了本门课程的授课效果。在实际授课中，很多老师也会补充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但总体的授课框架和方法都没有摆脱围绕教材进行介绍说明的窠臼，所以授课效果也就很难达到预期目标。想让这门课程广为学生接受，提升这门课程的授课效益就必须改变以往说明性的授课方式，转而采用叙事式的教学模式，以多种手段丰富叙事过程，从而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传道授业”的教学目标。

其实授课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叙得好，学生就会兴趣大增，从而认同这门课程，甚至产生浓厚的兴趣。文学性的课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教授叙事性的内容，稍加引导就能使学生自主进入叙事进程，从而不露痕迹地达到“如坐春风”般的授课效果。而课程性质趋向说明性的《古典文献学》显然不行，所以我们要刻意营造叙事效果，亦如好莱坞大片的叙事模式，以不一样的打破常规的方式来淡化本课程说明性的特质。

其一，将常识介绍与背景介绍结合起来，选择新颖特别的案例来减低说明性的课程内容，营造教学情境，吸引学生关注。如在介绍古籍辨伪时，通常的例证都举东晋梅赜“伪古文尚书案”。这个案例涉及深奥的经学，学生对之兴趣缺乏；就“伪古文尚书案”本身而言：时代过于久远，现存文献载记不详，授课时无法详加阐述引申，授课效果当然不是很好。为了引发学生的兴趣，我在授课中添加了“熊大木泥马渡江”案例。向学生介绍明万历年间刻书商人熊大木在刊刻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第6回“宋康王泥马渡江”中第一次煞有其事地夹批南宋高宗赵构的“泥马渡江”传说，把神话当历史写进讲史里头，导致有明一代所有讲史演义和时事演义彻底偏离了真实的历史成为真正的讲史小说，在商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当时编刻书者所校从，形成所谓“熊大木现象”。这样，从通俗的讲史小说入手，又是成功的商业个案，很贴近如今生活在浓厚商业氛围中学生的思维方式，于是古人为利益名望而作伪的常识也就通俗易懂地为学生所理解，进而了解到历史中文献的作伪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促进文学的发展，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价值。

其二，授课时尽量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学生感到这门课程与自己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引发学生的兴趣。如在介绍避讳问题时，我随口问了学生一句：“在座有没有姓邱同学？”当得到肯定答复时，又问：“是丘处机的丘还是的邱？”随后告诉学生：在古代，邱即是丘，二者同源，为了避孔丘讳，于是丘姓改为邱。具体时间在清雍正三年，上谕云：“孔子讳理应回避……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加‘阝’为‘邱’。”［1］从此，无论官方民间，凡行文中遇到丘字，必须改为邱，或改为缺笔的“”或变形的“H”。刊印书籍当然也是照此办理。

知识点是死的，而人是活的，通过刻意创造教学情节，采用贴近学生生活的叙事式授课方法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文献学的相关知识，授课效果远比说明性介绍好得多。当然对授课老师来说，付出的准备工作十分巨大。但不可否认，对《古典文献学》这类以介绍说明为主，知识点又琐碎的课程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二

在注意叙事的同时，与时俱进，充分利用直观的教学辅助手段，也是提高古典文献学授课效益的重要方法。充分利用手头的教学实施如投影仪、电脑、幻灯片，以及相应的教学软件如PPT、Flash、Science Press等，以直观的形式将知识点集中地显现在屏幕上，既能让学生获得直接感官映像，在避免琐碎介绍的同时，又能给学生以系统简练、重点突出的视觉冲击。

比如在教授宋元明清书刻的特点与风格时，我选取了国图所藏残宋本、中华书局所藏明南监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清光绪金陵书局本同一页《宋书》，以幻灯片的形式集中放在一起，然后结合教程所说的宋明清刻书风格，与学生一起讨论辨析，这样学生对历代书刻的特点、风格有了直观且系统的认识。随即又打出几张木活字清道光《康熙字典》图片，与学生一起从排版、墨色、字体、书法、装订等多个方面探讨雕版与活字印刷的区别。再通过纪录片播放雕版与活字的形成过程，让学生自己发现雕镌书版时，是将一页之内的文字写成书稿，粘在版上进行刊刻。因此，在书写上版时，字体大小一致，且刻工一气呵成，上下字之间的撇、钩、竖、捺，交叉照应，因而版面简洁优美，但底版太多，工本较高。再及时提醒学生如经史子集等因面向消费水平较高的读书人，往往讲求美观，故多用雕版。而活字因选字入模板，因而排字应刷时容易导致字大小不一致、行列不整齐，甚至个别字倒置或卧（横）排，又因拼字排版，会出现版面凹凸不平，因此印刷出来，墨色就有轻有重，浓淡不均，所以版面粗糙，卖相不好。但活字印刷选字拼版，印完即可散版再拼，工本较低。此时再提醒学生像日历、医卜、童蒙之类量大而又不必讲究美观书籍，大多采用活字以满足消费水平较低普通市民的需求。这样图文并茂地扫除了学生中存在的一个认识误区：自北宋毕N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以来，活字印刷术是古代印刷业的主流。实际上直至清末，雕版因其版面简洁、字体优美、着墨均匀、行气整齐等原因一直是印刷业主流。明示同学们：有时先进的技术并不一定是行业的主流。

再如介绍古代书籍装订方式的时候，在课堂上用纪录片或幻灯片等视觉动态的形式展现古代历代各种书籍装订方式的同时，我以几张白纸做媒介，直接从古到今，依次演示书籍装订的各种方法，将各种装订方式的优点和缺点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同时让同学亲手演示书籍的各种装订方法，直接体验各种书籍装订方法的优点和缺点所在，这样枯燥的知识介绍变成了动手动脑的寓教于乐。

当然，现代科技的发展，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教学辅助手段来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辅助手段多了，就带来选择的问题，选择得好能使教学效果倍增，选择得不好，即有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古典文献学》知识点本来就多而琐碎，所以才借助相应的教学辅助手段化繁为简、提纲挈领，让学生一目了然。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直观、简洁、重点突出是首要确认条件，在此基础上再做到新颖别致。

三

存在即是合理，没有无用的学问，只有用错地方的学术。《古典文献学》作为一门中文专业的课程存在于当今的大学校园，当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为此作为教师，我们应当积极发现其当前价值，学以致用，使其不再成为远离学生生活的所谓“老旧无用学问”。这亦是提高学生参与兴趣，增强授课效果的重要方法。

如适当介绍古籍善本的目前市场价值对学生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具体的商业价值能够刺激学生的眼球，从功利角度引发他们对《古典文献学》的兴趣。进而介绍当前古籍的收藏形势：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姣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扬。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多。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要比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末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原状。清版书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

直观的商业价值刺激与走俏的古籍收藏行情，使得学生觉得冷僻的《古典文献学》与当前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是如此的贴近，进而引发学生的关注：什么是古籍善本？古籍善本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破旧的古籍修复方法有哪些？当前收藏前景看涨，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让人难辨真伪，古籍作伪有哪些手法？这些问题的解决既完成了既定的教学任务，又开拓了学生的眼界，甚至能为学生的将来就业提供参考，如古籍修缮这个职业目前是一个热点，在法国、意大利大约有4000人从事这个行业，中国却仅约400人。从业人数很少，刚性需求很大，市场前景非常好，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职业及其相关业务。这样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能为我国文献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自己的绵薄之力。

古典文献论文篇（11）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11.023

Abstract In August 26， 2016 the Third Xuan Lan Forum was successfully held by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aiw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y， Fo Guang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Culture & Education and Nanjing Library.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is meeting focused on the hot issues 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novation of public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 on， discusse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written in ancient books and so on， and hoping to be useful for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Xuan Lan Forum. Traditional cultur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玄览论坛”由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两馆在历史上皆源于1933年筹建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源，而且积淀了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如何更好地激活两馆雄厚的文献资源，使其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价值，同时延续两馆悠久的学术传统，是两馆面临的共同课题。2011年5月，南图学术代表团访问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两馆商定以举办论坛的方式，搭建两岸图书馆界沟通交流的高端学术平台，加强合作，增进两岸图书馆界的认识，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普通百姓更好、更深入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10月，经文化部批准，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南京联合举办“首届玄览论坛：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海峡两岸60多位专家出席论坛。首届玄览论坛圆满举办并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国文化报》、新华网、人民网、求是网等主流媒体均对论坛进行了报道与转载。2015年8月两馆联合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第二届玄览论坛”，以“阅读经典，精彩人生”为主题，研讨经典阅读与阅读推广，力图营造阅读经典的氛围。台湾地区对玄览论坛的成功举办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已经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之品牌，两岸文化之盛会。

为了巩固“玄览论坛”前期成果，进一步加深两岸图书馆界、出版界与高校之间的交流，南京图书馆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海峡两岸第三届玄览论坛，于2016年8月26日在南京开幕，论坛设南京主会场与南通分会场。本次论坛敬邀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两岸著名图书馆馆长与专家学者、高校知名教授、出版社社长及造诣精深的佛学界人士出席了此次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发表演讲，探讨如何将古籍焕发出现代风貌，重现经典之美，共同为此极具意义且有价值的文化传承而努力，让古籍重现新气象、新发展。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曾淑贤、佛光山副主持兼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慧开法师、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两岸图书馆界人士、专家学者、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约200余人参与，并在现场交流互动，探讨典籍保护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期望能更好地利用两岸图书馆界珍贵资源，唤醒沉睡在库房中的古籍，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价值，营造全民阅读氛围，全面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在发言中首先从玄览论坛的命名出发，回顾玄览堂丛书收藏经历，向郑振铎等爱国人士在抗战期间冒险抢救整理古籍的英勇行为致敬，高度称赞论坛在继承先贤遗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保护中华典籍方面的重大意义。其次结合此次论坛的主题，介绍国家图书馆丰富藏书，以及国家图书馆在服务领域的新拓展。多年来国家图书馆在致力于文献的收藏、保护和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开拓创新，采取讲座、论坛、夏令营、公开课等多种形式，拓展图书馆的服务领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鲜活起来而不懈努力。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了中华优秀典籍系列展，与大中小学和社会各界合作，策划了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国图公开课等社会教育活动，同时以中华典籍为元素，独立开发了一百多种文创衍生品。无论是展览文创衍生品，还是各类社会教育活动，都以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多角度地展现了优秀典籍，社会反映强烈，让传统的阅读方式得到了延伸，让典籍在参观者的心中活跃起来。最后，陈力馆长对此次论坛在弘扬和推动传统文化、加深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寄以厚望。他指出本届玄览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这意味着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已经不单纯是古籍的保护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能够为普遍百姓所理解，让古代典籍中鲜活的正能量，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增强以文化为内涵的民族凝聚力，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密码。

本次论坛的台湾参访团团长曾淑贤馆长于开幕致词中指出，本次与南京图书馆共同举办之“玄览论坛”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为了重现古籍的价值，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可以被欣赏，并将古人的智慧运用于现代生活，图书馆通过复刻出版，举办讲座和展览，规划多媒体的多元化展演活动，以及多元活泼的课程和影片的设计，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乐意接近古籍文献，容易阅读古籍文献，并贴近古人的生活和社会，运用古人的智慧。此外，通过对古籍中的文字及图像通过加值运用产生经济价值，并美化人们的生活，亦成为近年古籍典藏单位的文创开发新尝试。人类的智慧，经过千百年岁月的蕴涵，尽显图书群籍之中。古籍除了审慎典藏维护之外，更应随时供学者研究利用，藉广流传，进而阐扬中华文化，让许多特殊又珍贵的出版品重新赋予生命，以全新面貌与当代的读者接触。曾淑贤馆长最后强调，本论坛主要价值为弘扬文化、经验分享及维系情谊，共同打造中华典籍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全面提升图书馆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引领和推动学术进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与南京图书馆在开幕式中互赠图书，增益馆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以《日治时期的台湾》《世纪容颜》《寄给时间的漂流记：华人世界明信片图像写真精选集》赠送南京图书馆，相信对于祖国大陆研究台湾地区发展的学者专家，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佛光山副住持、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教授慧开法师代表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致辞。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一直重视阅读对提升全民素质和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在星云大师的精神感召带领之下，很早就开始在佛光山范围内推广全民阅读，举办读书会。慧开法师结合印度和中国古代社会有关文字起源的说法，指出语言文字具有神秘的魔力。而中国文字由于统一已有两千年之久，可以直接通过文字去了解两千年前古人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是其他文化难以望其项背的。慧开法师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讲述印度学者对中华古典文化的高度赞扬与羡慕，并指出“我们推行中华文化到全世界正当其时”。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酝酿了恢复汉唐盛世的潜力，中华古典文化不止要在中国发光发热，更要影响到全世界。他盼望通过这次论坛让古代优秀思想与文化活跃起来，真正影响现代人的生活，再现中华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