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论文大全11篇

唐宋文学论文篇（1）

对明代唐宋派的文学思想，21世纪前的研究重点大抵是放在对其成员主要是唐顺之和茅坤的文学主张进行论点抽绎和定性评价上，进入新世纪，则似有了两个研究路向：一，以前一时期提出的相关命题为话域，以更细致的材料梳理为基础，以更准确的流派关系认识为理据，进行新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精神的辨析、阐释和理解；二，对前一时期习以为常、几乎不加讨论的成员构成及称名缘由，进行新的梳理、厘定和阐说。对第二点，笔者以为，唐宋派是一个活动于前后七子派之间，且大部分文学主张与之针锋相对，在客观事实上存在的文学流派，只是其成员当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为代表，归有光则不能算。对第一点，笔者以为尚须阐明这样两条认识：一，三人的文学思想各有相当复杂之发展历程，由于交往出现了共同性，这解释了他们共为一个文派的事实；二，三人的古文主张是在应对前七子派的余脉和后七子派的批判以及本派成员的不断争论中得以发展完善。正是批判与争论的存在，唐宋派才完善了其文学思想(主要是古文理论)的建设。

以上述思考为出发点，本文以茅坤的书信为中心，探讨唐宋派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派内派外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思想建设和现实的文派要求。派内主要是与唐顺之、蔡汝楠的争论，派外主要是与后七子派徐中行的通信；前者关乎文学思想的建设，后者关乎作为文派的文坛现实要求。

一、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建设

以王、唐、茅为代表的唐宋派，其文学(主要是古文)思想建设大致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按王、唐、茅的顺序，三人先后从前七子派的摒弃唐宋、高扬秦汉的古文宗法，转移到包容秦汉而分外重视唐宋(主要是以欧阳修、曾巩为代表的宋)的古文宗法；二，再由以唐宋文为宗进到泯灭秦汉、唐宋文界限的超越阶段，建立独立的主体精神，阐述严密的文章格法。之后，三人的古文思想各有不同呈现：王氏基本没再发展，，茅坤则继续建立其古文正统论，唐顺之则转向了性命和事功之学。

茅坤古文思想体系的建构主要是在派内与唐顺之、蔡汝楠等人的交流争论中得以孕育成型的。同王、唐一样，其古文主张最初也蛰伏在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里，学习秦汉词句，模仿秦汉风格。其《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云：“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侧悲傻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者。”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与唐顺之相交后，受其影响，脱离了前此的字句模拟方式，转而习尚唐宋古文，但对唐顺之当时古文思想中的以唐宋文包容秦汉文的策略并不满意。其《复唐荆川司谏书》云：尝闻先生谓唐之韩愈，即汉之马迁；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古来文章家，气轴所结，各自不同。譬如堪舆家所指“龙法”，均之萦折起伏，左回右顾，前拱后绕，不致冲射尖斜，斯合“龙法”。然其来龙之祖，及其小大力量，当自有别。窃谓马迁譬之秦中也，韩愈譬之剑阁也，而欧、曾譬之金陵、吴会也。中间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称百二十二之异。而至于六经，则昆仑也，所谓祖龙是已。故愚窃谓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而至于马迁，则龙之出游，所谓太行、华阴而之秦中者也。故其为气尚雄厚，气规制尚自宏远。若遽因欧、曾以为眼界，是犹入金陵而览吴会，得其江山逶迤之丽、浅风乐土之便，不复思履毅、函以窥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诸作，其旨不悖于六经；而其风调，则或不免限于江南之形胜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断：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亦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为用，何必其尽同哉!

他以为唐顺之的策略矫枉过正，说明：第一，唐顺之尚未超越秦汉、唐宋文界限，是一种以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曾巩代替包容秦汉之司马迁的方式，可说只是为钝根人开的方便法门，带有临时的应付性质。因为它未能阐明秦汉文和唐宋文在古文学习中的复杂关系，毕竟秦汉文不能简单地就被替代或包容，其间仍存在价值和风格的界划。当然，这也是唐顺之(包括王慎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思想阶段，他们首先得让大众从前七子派秦汉宗法的沉疴里挣脱出来，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与前七子派不同的古文写作宗尚主张：前七子派“唐以后若薄不足为”，他们则要提倡“唐以后”文。宗法问题的现实针对性和迫切性使得他们的古文策略露出了设计的破绽，而这些破绽还得靠他们思想的继续前行来完善超越。在唐、茅相争时，唐也还未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于是给刚挣脱前七子派古文宗法的茅坤以辩驳的口实。

第二，茅坤抓住了唐顺之策略中的模糊之处，而代以明确的观“龙法”。他把古文按时序划为四大块，并赋予相应的堪舆分配和价值层级在其设计中，六经、秦汉、唐宋文的价值层级和堪舆分配是固定的，决不能随便挪动。用简单的算术表示，就是：六经>秦汉>唐>宋，司马迁>韩愈>欧曾，昆仑>秦中>剑阁>金陵、吴会。因此，在茅坤看来，唐的“包容”策略，至少犯了两个错误：随便挪动位置；以小包大。以此为基点，他倡导的学习顺序是由宋至唐至秦汉至六经的上溯，决不能如唐顺之目前的止于小之唐宋。此设计堪称精巧，但亦不免呆滞，于是又补充提出“神理”说，算是从前七子派脱出的成果。有此认识，他就既不满前七子派的文必马迁说，也不满王、唐的文必唐宋说，如此也算超越了秦汉唐宋之限。

大体说来，茅坤的观“龙法”流于死板，近似于七子派的格调，而其“神理”说趋向虚灵，近似于王、唐的独立精神，然两者的混杂，也说明茅坤未能真正超越秦汉、唐宋之限，于是遭到了唐《答茅鹿门知县一》的反驳：来书论文一段甚善。虽然，秦中、剑阁、金陵、吴会之论，仆犹有疑于吾兄之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发相，则谓剑阁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吴会之不如剑阁可也。若以精神相，则宇宙问灵秀清淑瑰杰之气，固有秦中所不能尽而发之剑阁，剑阁所不能尽而发之金陵、吴会，金陵、吴会亦不能尽而发之遐陋僻绝之乡，至于举天下之形胜亦不能尽而卒归之于造化者有之矣。故日：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语山川者于秦中、剑阁、金陵、吴会，苟未尝探奇穷险，一一历过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详，则犹未有得于肉眼也，而况于法眼、

转贴于 道眼者乎?愿兄且试从金陵、吴会一一而涉历之，当有无限好处耳。虽然，惧兄且以我吴人而吴语也。

此处唐氏即攻击茅坤观“龙法”说的拘泥。事实也如此，茅坤尚未完全摆脱前七子的思维模式，仍要在秦汉文和唐宋文问强作价值的高下区分，就不免受到唐的善意嘲弄：只是“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仍是以“肉眼”而不是以“法眼”、“道眼”观物；如以“精神”、“法眼”、“道言”观文，则秦汉、唐宋各有其至，不得强分高下，更不得以“风调”来论定。斯言虽轻，却攻击了茅坤的喻证漏洞，戳穿了其观“龙法”与“神理”说的脆弱联系。不过，茅坤以地理言文的观“龙法”，却为其后来的古文正统论打下了思维基石，其“神理”说也发展成了《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的“文必求万物之情而务得其至”理论。

该书内容庞杂，归纳有如下数端：第一，从自己宦场遭贬黜的经历出发，提出要学习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一意以著书作文为业，以求名传后世，稍寄其悲愤之情；第二，在“圣学”和“达巷”之间，他选择了近于文学创作的“达巷”，提出“盖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聪明智慧操且习于其间，亦各有所近，必专一以致其至，而后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的观点；第三，回顾为文历程，说自己走出了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摆脱了字比句拟的模仿习惯，在和唐顺之的交流中，加深了对上述观点的认识，并以其读司马迁传记的心得，明白司马迁的伟大乃在于其能“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并称这个心得乃是“此庖牺氏画卦以来相传之秘”。

蔡氏《答茅鹿门》驳议的中心就是茅坤的立言不朽，要他归宿于圣学的“考德”。第一，批评茅氏树为典型的司马迁、韩愈等人，认为他们“遂多太过不安之词，非有德雍容之象”，以“通于论道”的名义攻击茅氏藉以发扬的不平则鸣说；第二，集中批评司马迁的“不自知”和不懂立言的“直婉”原则，阐明“故立言者，夫子之末节，而夫子汲汲于修德为先，忠信为业，为吾人安身立命之学。”第三，强调修德省心为本，立言作文为末，希望茅氏进于圣贤“至德”的心性之学。由此可见转而趋道的文章之士在选择安身立命的归宿时，却往往断绝了立言不朽的途径。

但茅坤并未放弃为文的念头，而是吸收了蔡氏的六经为准之论和“道”，走进了文章正统论的建设。观《复陈五岳廷尉书》《复陈五岳方伯书》可知其仍津津于这次“天地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议论，以为循此，“学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藉之深，则固有释氏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颇以为得千古文章之秘。这个议论引来了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的好评，以为与己见大同小异。

由上可见：第一，《与蔡书》是茅坤的古文理论超越秦汉唐宋之界的标志；第二，唐宋派的文论决非如人们所言的一直就只提倡唐宋文，而是在不断发展，有一个由包容秦汉到超越秦汉的过程；第三，论争对文学思想的建设有重要作用，正是在通信交流中，一些主张才得以明确，理论才得以完善。

抛弃了《复唐荆川司谏书》中观“龙法”的呆滞，留下其以地理喻文的合理因素，再渗入由“神理”说发展而来的“万物之情、各得其至”理论，茅坤的古文正统论已经呼之欲出了。有多条材料表明，这个理论在嘉靖三十三年就已经成形，并由万历七年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及其《论例》公诸于众，流传四海。有关的书信文献还有《文旨赠许海岳沈虹台二内翰先生》、《与沈虹台太史书》、《与徐天目宪使论文书》、《与王敬所少司寇书》、《复陈五岳方伯书》等。可见其正统论也仍然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完成的。

二、唐宋派的文派要求

所谓文派要求，即是一种文学思想、主张，也即话语权在古文写作层面的要求、展开和实现。对唐宋派来说，其文派要求主要集中在古文领域，对诗歌领域他们要么归宿在七子派的诗歌宗法里如王慎中，要么先有所展拓而后归宿于已形成传统的性气诗最后又放弃了文学兴趣如唐顺之(包括晚年的王慎中)，要么自行逊让如茅坤，总之要求不多，现实效果也不显著，这也是我们将唐宋派定性为文派的根本依据。

如所周知，茅坤不仅是唐宋派的后劲，也是唐宋派的定名者。在唐顺之《文编》的基础上，他编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他的两种做法向世人告白了他对七子派李、何和唐宋派王、唐的不同态度：一，在该书《总叙》，他阐述了推尊唐宋八家的理由，而显攻李、何为不知“道”、“互相剽裂”，只是“词林之雄”；二，在该书的名家批评，除自己的意见外，主要采录王、唐评语，使该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宋派之书。随着该书的广泛传播，唐宋派的文学主张广为人知，七子派也因该书而大受批评。茅坤作为七子派的反对者形象就深人人心。确实早在此前，茅坤就已是七子派的坚决反对者，在很多场合，与很多人，讲了他对七子派的不满，与其时盛行的追捧阿谀大异其趣，特别醒目。后七子在嘉靖后期迅速占领文坛，成员众多，声势浩大，唐宋派一脉几乎全靠茅坤一人苦苦支撑，显得较为孤立。他与七子派的关系早已是势如水火，不可开交，你攻我讦，累见彼此笔端。茅坤斯时之显攻，不过是情绪的总爆发而已。

仔细察核茅坤一生之理论用心，主要在于古文辞正统论的建设和正统谱系的排列，此志可谓历久弥坚。其古文正统论有两个基本要素，如《答沈虹台太史》：第一，国统。国统有正有闰，传帝王之统者方称正统，其他最多只能称草莽、边陲。它由地理喻文发展而来，凝定为政治学上的正闰意义。第二，文统。文统也有正有闰，“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艺者”方能称文章之正统，在他看来，三代六经以下，只有汉、唐、宋条件皆符合。其正统谱系延伸至明代，能与于文章正统者，明初是刘基、宋濂，当代不是李、何，他们只能人“草莽”、“边陲”，当然更不是与之同时的王世贞、李攀龙，而是其素所钦敬的王慎中和唐顺之。这就与奉李、何不仅为诗歌正统也是古文正统的七子派大相径庭，口舌之争，在所难免。

但我们要说，茅坤对七子派的古文宗法及实践效果确实不满，颇多指责攻击，但：第一，在其古文正统格局里，汉文与唐宋文一样得到足够尊重，并未因汉文为七子派所提倡而强行拆除其典范地位，至于为七子派称道追摹的先秦文，如《左传》、《国语》等，他因其道理的庞杂不纯而确实排出了正统，这是两派在典范选择中最有争议的地方；第二，茅坤的指责攻击七子派只局限在古文领域，局限在与七子派抢古文的正统，对诗歌他是逊让不叠，愿意成就七子派在诗界的正统。能将这两方面意思综合表达出来的，是《复陈五岳方伯书》。陈五岳即陈文烛，与茅坤和王世贞都有很深交情。茅坤说：仆尝谬论文章之旨。如韩、欧、苏、曾、王辈，固有正统；而献吉，则弘治、正德间所尝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犹属草莽边陲，项藉以下是也。公又别论近年唐武进、王晋江以下六七公辈，亦足以与韩、欧辈并轨而驰者。……李献吉乐府歌赋与五七言古诗及近体诸什，上摹魏晋，下追大历，一洗转贴于 宋、元之陋，百世之雄也。独于记序碑志以下，大略其气昂，其声铿金而戛石，特割裂句字之间者；然于古之所谓“文以栽道”处，或属有间。文之气与声，固当与时高下；而其道，则六籍以来所不能间者。……故苏长公尝称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谓然邪?否邪?倘公然苏长公所云昌黎特从唐中叶起八代之衰，则崔、蔡、左、陆以下，并草莽边陲可知之矣，又何疑于献吉乎?献吉云云，如属非妄，则唐武进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鼓相当，或鸿雁相次，当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于世而自负其奇，且谓世无柳宗元，或然或否，公又且一笑而谢之矣。

他称赞李梦阳诗歌各体均善，许为“百世之雄”，但就是不许给他文章正统的地位。可见茅坤在对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的评价上，确实将诗歌与古文分开了。

唐宋文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135-06

关于唐宋诗之辨，钱钟书先生有过精到的论述。《谈艺录》第一“诗分唐宋”谈及如何看待唐诗宋诗之别的问题。钱先生举出大量中外文论观点，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有关论述，认为在如何区别唐诗宋诗的问题上，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断。同时，钱先生又表达了关于唐宋诗各自风格的见解，所作判断皆令人信服。另外，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亦对宋诗的特点及价值地位作有分析，并认为宋诗的总体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序中也包含有对唐、宋诗之不同特点的认识，认为明人批评宋人学唐而不像唐，恰恰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不过，宋人在诗歌的“小结里”方面有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但在“大判断”或艺术的整体方向上没有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总多多少少不出唐人圈套。关于唐宋诗之不同，除钱钟书先生外，现当代学者亦有论及者，如齐治平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及其专著《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版）、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之学术史篇第一章第一节“关于宋诗的论争：宗唐与宗宋”（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毅《20世纪的宋诗之争及宋诗特征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叶帮义、余恕诚《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及其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秦良《唐宋之辨与唐宋诗之争的发轫》（《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李金慧《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和滥觞》（《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赵娜《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述评》（《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等。在唐宋诗之不同上，缪钺先生的判断也多能代表当代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其《论宋诗》有关文字较为精到地概括出唐宋诗的不同风格特点，从中也可看出宋代诗人能在唐诗之后别开生面的创新意识。正如清代蒋士铨所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仅此而论，宋诗就有令后人不容忽视的认知价值。

其实，不仅是现当代有关学者的探讨，在宋诗的风格得以确立之后，中国古代就时有关于唐宋诗不同特点的辨析。如明代李梦阳的论述历来就较受关注，其《缶音序》云：“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在诗学传统上，李梦阳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扬唐抑宋的态度。

然追根溯源，文学批评史上的唐、宋诗之不同的分析，在宋代即已发端并对当时的诗学思想及后来的诗学批评产生影响。然宋代诗学批评史上到底谁开唐宋优劣辨析之先河，学界则有不同说法。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认为，“在宋代诗史上，最先开启唐宋诗轩轾之争的，当数魏泰、陈岩肖、叶梦得诸人。而从诗歌发展史以及创作规律的角度来区分唐宋诗界限的，首推张戒”。魏泰（1105年前后在世）论诗，对李白、杜甫、孟郊等唐人之作多有推崇，如评李白、杜甫诗作为“优柔感讽”。评孟郊诗“句法、格力可见”；而对于宋诗，除对王安石诗作甚为推崇外，对其他诗人则多持批评意见。如评欧阳修诗：“恨其少余味尔。”评黄庭坚诗：“气乏浑厚。”评石延年诗：“石延年长韵律善叙事，其他无大好处。”评西昆体：“杨亿、刘筠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魏泰所评虽然主要就唐、宋诗歌分而论之，但可以看出其诗学态度中扬唐抑宋的基本倾向。故王著所论不无道理。而在唐宋诗歌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一些学者又以张戒（？一1158前后）为始作俑者。如齐治平认为：“然最早发难于苏、黄且启唐宋诗之争者，当推张戒。”张戒论诗以言志为本，倡导风雅传统。故对于以用事押韵为工的江西诗风甚为不满，认为“诗妙于自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张戒因批评江西诗法而推崇唐诗乃至六朝诗歌的成就，亦表示出明显的扬唐抑宋的态度，实已导严羽《沧浪诗话》之先声。另外，陈岩肖（约1151年前后在世）《庚溪诗话》卷下云：“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在对宋诗成就的认识上，把宋诗提高到与唐诗同等的地位。南宋后期，尤其是宋末元初，诗学批评中的唐宋之辨表现得更为突出。唐诗、宋诗，各有何种特点，学唐抑或学宋，何谓诗坛之正宗等问题，成为一些批评家关注的话题。本文即以叶适、严羽、刘克庄等人为例对此问题略作考察，藉以窥见宋末元初的诗学取向。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瑞安（今浙江温州）人。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在南宋堪称鼎足而三。然虽为理学家，叶适又与朱、陆有所不同，他既重事功，又重文藻，文章成就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家”。叶适《王木叔诗序》论及唐、宋之别：“木叔不喜唐诗，谓其格卑而气弱。近岁唐诗方盛行，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叶适引用王木叔的看法并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因此，实际上也是他自己观点的写照。文中分析了唐诗之短长，从中也可推知宋诗之优劣。王木叔认为，相较而论，唐诗在刻画物态、词句工巧等方面胜出，宋诗在自我观照、明道见性方面占优。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认为：“对唐、宋诗作总体上比较并作出这样深刻断语者，王木叔或叶适是第一人。”不过，在此有几点需要特别指出：

其一、除《王木叔诗序》外，再结合《徐斯远文集序》、《题刘潜夫南岳诗稿》、《徐道晖墓志铭》、《徐文渊墓志铭》等文章所论，可以看出，叶适所谓的唐诗，当指晚唐而言。如《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云：“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又《徐文渊墓志铭》云：“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繇此复行矣。”唐诗的特点，即所谓的“敛情约性，因狭出奇”，以及句律的工巧。

其二、叶适对以晚唐为代表的唐诗持有辩证态度，既有肯定，又有批评。肯定，是要称扬四灵，反拨江西。批评，是因为看到四灵之学唐，主要以晚唐贾岛、姚合为师，“敛情约性，因狭出奇”还不是诗歌最高格调，与“布置阔远，建大将旗鼓”显然有境界高下之别。永嘉后学吴子良在其《荆溪林下偶谈》有一段话颇能剖析出叶适这方面的态度：

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翕然做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后为王木叔诗序，谓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要其终，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跋刘潜夫诗卷，谓谢显道称，不如流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潜夫能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可也。何必四灵哉。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尚晚唐者，误也。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近时学者，歆艳四灵，剽窃模仿，愈陋愈下，可叹也哉。

其三，黄昇《玉林诗话》“叶水心论唐诗”条云：“水心所谓验物切近四字，于唐诗无遗论矣。然与严沧浪之说相反。”按：如前面所述，叶适所谓的唐诗，是就晚唐而言，其风格特点，即其《徐道晖墓志铭》中所谓的“验物切近”。而严羽论诗，主要推崇盛唐，称为诗中之最上乘，对于晚唐诗歌，则以小乘禅之声闻、辟支果喻之，以此学诗，并不能得入门之正。以此而论，叶适与严羽之说的确相反。但是，叶适的观点又不仅如黄昇所说的那样对晚唐诗作简单地肯定，他对晚唐诗抱有辩证的态度，从笔者在前面作出的考察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诗学理想上，叶适与严羽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的。

严羽关于唐、宋诗之不同的辨析主要见于其《沧浪诗话·诗评》中：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只是气象不同。

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从上面所引可以看出，严羽关于唐宋诗歌的比较主要有如下几点认识：其一、唐诗、宋诗在工巧上难以轩轾高下，但诗歌风貌即气象上则各具特点。何为气象，严羽在其著述中并没有作出明确解说。陶明溶《诗说杂记》卷七：“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如把诗其与人的身体相比，诗歌的气象就如人体的外在风貌。在严羽看来，盛唐诗歌最能代表唐诗的气象。那么，盛唐诗歌与宋诗之不同在哪呢。《沧浪诗话·诗辨》已有所表述：“盛唐诸人，唯在兴趣”；“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其二、具体而论，宋诗尚理但意兴不足，而唐诗重意兴且理在其中。以此为准，显然唐胜于宋。意兴，主要指诗歌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情致元素，它可以来自于所咏对象，也可以发自于创作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与严羽所说的“兴趣”有一定的相近之处②，是侧重于诗歌艺术形象方面的考究。诗歌具有这种意兴，就可以给接受主体带来兴发感动。理，自然是诗歌中理性元素，它与创作主体的人格精神及所咏对象的思想内涵相关，是诗歌的深度的体现。意兴与理，二者如果相辅相成，就是诗歌的较高境界的体现。就严羽来说，在诗歌的本质问题上，他强调诗歌要吟咏情性，因此，在诗歌创作中，意兴更是第一位的因素。其三、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分别从时代、作者等不同角度对唐、宋诗歌作出细分。但从其对唐、宋诗歌的比较来看，严羽所谓唐诗、宋诗的内涵亦须加以辨析。一方面，唐人、唐诗，本朝人、本朝诗，皆是概而言之，严羽并没有在阶段上作出细分。但结合严羽的相关论述可以推知，唐诗，当主要指他所推崇的盛唐诗歌。而本朝诗，当主要为以四灵为代表的晚唐体诗歌，《沧浪诗话·诗体》中就把晚唐体、本朝体视为等同，“通前后而言之”。另一方面，唐诗、宋诗（严羽所谓的“本朝诗”），作为专有名称，也不能仅从时代上作出理解，二者在同一文中共举，多是立足于体格性分之殊而论。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日唐日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日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其四、对于唐宋诗之不同及有高下之别的原因，严羽亦作出分析。一是唐朝科举诗赋取士，二是诗歌既然难为进身之阶，遂成为文人交游之方式，于是导致赠答唱和诗创作的兴盛。严羽对此则甚为不满，《沧浪诗话·诗评》：“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诗歌几为文字游戏，与其吟咏情性、本色天然的本质特征则渐行渐远。

要而言之，唐诗、宋诗作为两种不同的诗歌体格，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严羽显然是表现出扬唐抑宋的态度，这与他在《沧浪诗话》中所表达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在诗学道路上，严羽主张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在诗学传统上，不提宋诗，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不过，严羽的诗学批评及关于唐宋诗歌高下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当时诗坛的现状而发，因反拨诗坛之弊而推崇汉魏盛唐。此论固然见出严羽卓越的诗学眼光，但是，因矫枉而过正，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宋人的诗学成就。郭绍虞先生曾评价严羽诗论：“后人论诗，严唐、宋之界，而于唐诗，复严初、盛、中、晚之别，都是受他的影响。”亦道出了严羽在唐、宋的辨析上所起的作用。

刘克庄有关文章中亦论及唐宋诗之优劣，兹列举如下：

《唐绝句诗选》成，童子复以本朝诗为请，余曰：“兹事大难，杨、刘是一格，欧、苏是一格，黄、陈是一格，一难也；以大家数掩群作，以鸿笔兼众体，又一难也。昔赵公履常欲编本朝诗辄止，其意深矣。”余病眊，旧读不能尽记，家藏前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书类，散落不可借。暇日姑取所尝记诵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学古文高出前代，惟诗视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谓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

本朝诗尤（脱一字，或疑为“多”或“盛”字）于唐，使野处公编本朝绝句，殆不止万首诗。愈盛选愈严，遗落愈多。后世愈有遗恨矣。此本朝续选之所为作也。起建隆讫宣靖，得诗如唐续选之数。或曰：“比唐风何如？”曰：“五七言，余固评之矣。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黄鲁直之作，流丽似唐人，而巧妙过之。后有深于诗者必曰：翁之言然。”

刘克庄不但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而且对唐宋诗歌总集的编撰亦抱有兴趣，这既表现于他对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等诗歌选本发表看法，自己又亲自编撰有《千家诗》、《唐绝句诗选》、《本朝绝句选》等选本。可以说在宋代诗歌总集的编撰上，刘克庄是用力甚勤且成果颇丰的一位学者。刘克庄在《本朝五七言绝句序》、《本朝绝句续选》两序中以时代为断，表达关于唐宋绝句诗比较的看法，与其他论家有所不同的是，刘克庄高度肯定了宋诗的成就，虽然有过于拔高之嫌，但刘克庄毕竟是在大量宋诗文献的基础上披沙拣金，还是能发现宋诗所达到的高度，所作出的判断自有其客观依据。另外，刘克庄的论断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同时及后来诗歌批评中对宋诗地位的确认。

如果说上述两序的看法还似乎有失偏颇的话，那么，从刘克庄整个著述来看，他对唐宋两代诗歌的评价则有褒有贬，显得更为客观。兹略作举例：

评唐诗，多有推崇，对李白、杜甫、韩愈、孟郊、李德裕等评价较高。如：“此六十八首，与陈拾遗《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有唐诸人，皆在下风”；“皆雄浑老苍，沉着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刘克庄对唐诗亦有批评，尤其对郑谷、贾岛等人诗作往往指出其不足。如：“余尝论唐诗人，自李、杜外，万窍互鸣，千人一律”；“施之他人皆可，何必籍也。籍尽有可说，今八句无一字着题，良不可晓”；“郑谷多佳句，而格苦不高”。

同样，刘克庄对宋诗的批评也一分为二，有批评，也有肯定。总体来看，他对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曾几等评价较高。如：“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后村诗话》卷二）；“曾茶山赣人，杨诚斋吉人，皆中兴大家数。此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诚斋稍后出，临济德山也”（《茶山诚斋诗选》）。而相比之下，刘克庄对宋诗之弊直言不讳的批评则似乎更多，如：“若《西昆酬唱集》，对偶字画虽工，而佳句可录者殊少，宜为欧公之所厌也”；“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论议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切中时人之病。

总而言之，刘克庄在对唐宋诗歌的认识上，态度客观公正，指出二者各有优劣短长。他一生致力于诗歌批评，面对当时诗坛纷乱驳杂、良莠不齐的创作现状，旨在为宋诗的发展指明方向。他关于唐宋诗歌的比较及有关精到的评点，也正是在当时诗学背景下所作出的一系列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叶适、严羽、刘克庄而外，方回的诗学思想中亦包含有唐、宋之辨的思考。其《瀛奎律髓》把诗选与诗话相结合，收录唐宋五七言律诗三千余首，并分别作出评点。就唐宋诗的收录比例来说，方回对宋诗有所侧重，尤其是多收江西诗派作家的诗作，但是在具体的评点中，方回并不袒宋抑唐，对唐、宋诗人的作品各有轩轾。

唐宋文学论文篇（3）

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史的发展观是许著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体现于三个方面:

(1)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音宋调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峰巅，唐宋两朝的时代环境固然是其决定因素，但先唐的诗史却是其不可中断的源头。许著对于这一点有深刻的体认，将唐宋诗置于中国诗学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不仅专辟一章(第一章)进行综述，而且这种宏观的意识贯穿全书，且精论叠见。他认为，唐前整个古典诗歌发展史，以诗骚范式的擅递、转型及南北文化因子的渗融、裂变为标志的演进，同时也表现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芽过程，进而分析诗骚范式对后世诗史的规范首先表现于《诗经》的影响。许著认为，经战国至秦汉，伴随失落了文学本色的经典化的《诗经》对后世的全部文学史内涵与走向都产生了无可拟伦的支配与规范作用。《楚辞》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诗经》诗性精神的承传和发扬。“自唐代开始，诗歌创作显然进人以文人诗为主体的新阶段”(《第一章规范:唐代前期》)的繁荣正是中国文人诗的繁荣，深有卓见，应该说，这是唐诗研究史的新见解。许著将学术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环境之中加以关照，从历时态上，将唐音、宋调对比整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持论公允而分析深刻。就其效果而言，对于唐宋诗的区别由模糊渐趋清晰，由零散机械渐趋系统辨证，反观过去的研究，问题本身进一步深化了。

唐宋文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H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84?05

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既能填补此项断代研究的空白，又为汉语方言学通史、唐宋语言学史、古代语言学通史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也能更正前人关于唐宋方言学的不妥之处。此外，唐宋方言学史中涉及的方言现象，还能为历史方言、现代方言、方言史的研究提供参考，为古汉语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支持①。

如何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目前可资借鉴的成果主要有：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 [1]、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2]、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3]、柳玉宏《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4]、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5]、汪启明《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6]、储泰松《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7]等。总体来看，专门探讨研究策略的不多，而且提出的有些策略也未必适用于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有鉴于此，我们拟定了几条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的策略，这些策略多为前人未述及或语焉不详者。

一、把重要方言史料纳入讨论范围

前人研究方言学史时，一直把方言史料亦考虑在内，如《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提及古籍注解 和文人笔记等文献中的方言记载；《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王力先生序云：“现在何耿镛同志把汉代经师的笺注和汉代语文著作所反映的方言现象、中古时期的方言记载等方言材料加进去，内容就丰富了……其所搜得的材料是很宝贵的，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汉语方言（学）发展的轮廓。”《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摘要》把辞书和经注征引方言称为“文献方言学”，并指出：“中国方言学研究的古典传统是口语方言学和文献方言学并行。”《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认为研究方言学史的方法论原则之一是方言学史与方言史并重，文中说：“（汉语方言学史）更大量的工作则是从各个时代的辞书、类书、注疏、文集笔记中把关于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零散研究爬梳搜罗，并按一定的组织方法进行科学整理。”《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 “系统清理周秦汉晋时期的方言学史料，并兼及这一阶段的方言史料。”[5]该书共收王逸《楚辞章句》22条方言记载，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33条、郑玄注群经67条、高诱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72条，复从辑本中获得三国时期的方言材料50余条、两晋时期45条等。鲁国尧先生序该书云：“它（按：方言学史）就得囊括这一长时间内的有关方言记载、研究的各种史料，予以甄别、熔炼、分析，做出论断，前人的观点正确者阐发之，错误者驳正之，不足者补充之，还要能提出自己的新见，这新见还要有份量，如果是高见，就更难能可贵了。”

前人论及唐宋方言学时亦是如此。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第七部分“中国学者的方言研究”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均视为方言学史料 [8]；《汉语方言研究小史》唐宋段重点介绍唐代汉藏对音

收稿日期：2012?05?14；修回日期：2012?12?28

基金项目：2011年甘肃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唐宋方言学材料及其价值”（YYGGS201107）

作者简介：王耀东（1970?），男，甘肃陇西人，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古代语言学文献.

材料和宋代方音材料[2]；《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主要依据玄应《众经音义》、窥基《法华音训》和《妙法莲华经玄赞》、慧琳《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音义书中的方言史料。

前辈学者把方言史料纳入方言学史，原因有二：一是现存的方言学史料太少；二是重要的方言史料亦蕴含方言研究成分。在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时，我们要广泛钩稽重要的方言史料，尤其是辞书、经注、笔记、集注、地志和佛经音义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比较零散，须整合后分类述评；辞书和经注材料须考察其共时性；汉藏对音材料的地域性和音值的对等程度不好把握，可暂不予考虑。

二、文献的全面考察和重点考察

相结合

前人对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或是简述性或是专题性。最早论述唐宋方言学史的是《中国方言学概论》，此文仅提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颜师古《匡谬正俗》、庄绰《鸡肋编》《宣和遗事》等，显然没有对唐宋文献进行全面考察。此后出现的一批旨在构建汉语方言学史史学框架的专著和论文谈及唐宋方言研究状况时，总是举几个常见的例子，而这些例子都来源于明清学者的称引。唐宋方言学史专题研究有刘红花《方言词研究》[9]、储泰松《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10]、王智群《颜注引方俗语研究》[11]、赵振铎《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12]等。李匡乂《资暇集》、沈括《梦溪笔谈》、王观国《学林》、王楙《野客丛书》、周去非《岭外代答》、洪迈《容斋随笔》等书中的方言学成果鲜有提及，对《匡谬正俗》、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书中的方言研究亦未进行深入探析。

全面考察须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入手（据初步调查，两种丛书共收唐宋文献近千部）。还要适当考虑元明清以来的唐宋佚文。考察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根据两部丛书的《提要》，结合清代《续方言》系列书，初步确定一批可能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微观层面，把这些文献粗略过一遍，确认蕴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据考察，涉及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在百部以上），然后逐本爬梳材料。

重点考察以史志、小学书、笔记和地志为主。史书的艺文志通常刊载方言专著；小学书包括小学专著和辞书，如李涪《刊误》《匡谬正俗》《切韵》系韵书等，佛经音义书也归入此类；《资暇集》《梦溪笔谈》《老学庵笔记》等唐宋笔记中含有大量的方言论述；唐宋地志除有零散的方言记载外，还有完整的方言研究内容，如《岭外代答·风土门》有“方言”和“俗字”两节。

三、合理利用清人辑录成果

最早涉及唐宋方言学史料的是清人《续方言》系列书。这些著作以续补扬雄《方言》为目的，辑录古代方言词语，并兼收少量方言学史料。这类著作有戴震《续方言》（二卷）、杭世骏《续方言》（二卷）、程际盛《补正》（二卷）、徐乃昌《又补》（二卷）、程先甲《广续方言》（四卷）、张慎仪《新校补》（二卷）和《方言别录》（四卷）等。影响较大的是《续方言》《广续方言》和《方言别录》（原名《唐宋元明方言、国朝方言》），其中后两部辑录唐宋方言学史料较多（总量不及我们掌握的十分之一）。《方言别录》把《匡谬正俗》《梦溪笔谈》和《老学庵笔记》等书中成段的方言学史料压缩成了简略的方言记载，抹杀了作者对方言的认识和思考。

《续方言》系列书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主要有：材料遗漏尚多，不标原始出处，所注出处有误，截取方言句段不合理，文字错讹脱漏，误判方言史料，朝代名与地名相混，自乱其例等。如杭世骏《续方言》辑录方言材料522条，时人评价很高。然《补正》校正67条，超过原书十分之一。《新校补》又“是正者十之七八，芟补者十之五”。凡此种种，笔者暂不赘言，拟另撰《清人辑录唐宋方言材料之失》一文详叙。

尽管如此，《续方言》系列书仍是研究方言学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初次排查含有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时，可把《续方言》中出现的直接认定；同时，通过与《续方言》比对，弥补搜集时遗漏的古籍和材料。

四、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相结合

一部完整的唐宋方言学史，既要全面概述其整体面貌和具体特点，又要重点讨论代表性成果。

全面概述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唐宋方言史料状况，可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概述。②唐宋方言研究状况，除介绍出现过的专著外，还要概述唐宋人研究方言的特点和内容。据我们了解，特点有：唐宋学者多以“论述”的方式进行方言研究，方言研究语音和词汇并重，有些研究是无意为之，注重揭示古今诗文中的方言等；内容有：关于方言观的论述，关于各地方言现象的论述，关于南北方言的论述，关于方言本音本字的论述，关于方言名源的论述，关于诗文中方言的论述等。

重点讨论的内容应包括唐宋人的方言观、方言专书和知名学者的方言研究，兹简要分述如下。

（1）唐宋人方言观包括：方言自古就有，各地方言不同；方言为通语之讹；方言多为通语音转而来，重音不重形；方言皆有所本，多为古语之遗；南北方言具有互动关系；方言形成自有原因等。

（2）唐代有李商隐《蜀尔雅》（三卷），北宋有王浩《方言》（十四卷）、王资深《方言》（二十卷）、吴良辅《方言释音》（一卷）等。这些著作虽已亡佚，然史志均有记载，如《直斋书录解题》卷3：“《蜀尔雅》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馆阁书目》。按：李邯郸云：‘唐李商隐采蜀语为之。’当必有据。”

（3）唐代研究过方言的学者有慧琳、刘知己、李涪、颜师古、刘肃、段成式、封演、李匡乂等，宋代有沈括、项安世、王楙、王观国、朱熹、郑樵、洪迈、胡仔、陆游、周去非、俞琰等。方言学史要归纳他们方言研究的成就，指出其对前代方言学的继承和对后世方言学的影响。对《匡谬正俗》《刊误》《资暇集》《容斋随笔·四笔·南北语音不同》（卷9）《野客丛书·俗语有所自》（卷29）《学林·方俗声语》《老学庵笔记》等著作，既要进行宏观评述，又要从微观方面揭示作者表达的方言观和反映的方言现象。

在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宏观评价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唐宋学者研究方言的方法、理论、经验及历史条件，探讨唐宋方言学的发展道路及其内在规律，构建符合客观实际的唐宋方言学史的史学框架。

五、参考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是汉语方言学史学科的草创之作；[13]许宝华、汤珍珠《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14]《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导论》第九章“方言学史概要”、[15]张玉来《方言音韵研究小史》、[16]游汝杰《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17]等勾勒了汉语方言学史的大致脉络；《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则是唯一的断代研究。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方言学史的写作范式。

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根据学者研究的自觉程度和所取得的成就，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上世纪20至80年代。这个阶段的研究多为印象性的简述或少量的材料辑录，学者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提到学术史的高度。主要成果有：《中国方言学概论》、崔骥《方言考》[18]、周祖谟《问学集》、[19]丁介民《方言考》、[20]周法高《中国方言学发凡》②和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等。

第二阶段为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这个阶段学者研究方言学史的自觉性加强，出现了方言学简史和断代史，其中有些涉及唐宋方言学史的内容。主要成果有：《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等。也有专门探讨唐宋方言学的论文，或是专题研究，如徐时仪《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 [21]；或是宏观概述，如《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此类成果还有时永乐、门凤超《唐代的方言著作》 [22]、汪寿明《与方言》[23]、马重奇《方言考——兼评张慎仪所辑唐宋方言》[24]、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25]、冯庆莉《和的方言词比较研究》[26]、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27]、刘晓南《朱熹与闽方言》[28]、钱毅《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29]等。

第三阶段为2010年以后。这个阶段人们开始全面探讨唐宋方言学和方言学史料。《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首开风气，谈及如下内容：唐代文献方言记录概览，唐人对方言的记录和描写，唐人对方言现象的认知等。其后王耀东《唐宋方言学材料考论》首次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了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30]

上述成果能为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提供一些材料、方法和观点。

六、辩证对待前人观点

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前人的某些观点进行辨正，试举数例。

（1）《中国方言学概说》、陈钝《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31]《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陈炳迢《辞书概要》[3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33]等均认为唐宋时期未出现过方言专著。《汉语方言研究小史》说：“这一时期（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关于方言研究的专门著作几乎没有，我们只能从研究音韵的著作或者其它文献资料中找到这一时期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何先生此说欠妥。首先，唐宋时期出现过方言专书。其次，我们从唐宋研究音韵的著作中很难找到理想的方言学材料。再次，唐宋方言研究的成果不限于一些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许多学者在谈及唐宋方言研究时总把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该书卷19有“俗语有所本”一条）作为代表。《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只提了《困学纪闻》和《齐东野语》；《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只提了《匡谬正俗》和《困学纪闻》；《汉语方言学导论》也只提到了这两部著作；[15]《辞书概要》说：“这段时期，兼录方俗词语的书有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赵叔向的《肯綮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但它们都不是方言词典专著，收录也很少。”[32]经考察我们发现，《困学纪闻》“俗语有所本”一条中没有出现一个地名，王氏只在古文献中找到了这些俗语的原始出处，该书与方言研究有很大距离。

（3）《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认为：唐宋类书和清代的一些重要的辑佚著作如《小学钩沉》《邃雅斋丛书》《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小方壶斋丛书》《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有六朝唐宋方言学材料。这一提法也许适用于六朝，但未必适用于唐宋。因为唐宋类书中的方言学材料极少，即使有几条，也因类书的抄撮性质，未必有共时价值；清代辑佚书所收佚书基本上是唐以前的，鲜有唐宋方言学材料。

七、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定位

举凡学术史，必是横向分析和纵向比较相结合的。在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的基础上，还须考察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代以及元明清的方言研究，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语言政策，在古代文化史、古代语言学史、古代方言学史的大背景下对唐宋方言学在学术史上定位。

南北朝以前的方言研究，《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论之甚详。南北朝方言学史料，据我们初步了解，只有刘延明《方言》（已佚）和少量的方言记载。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文献大量散佚的客观原因外，恐怕这个阶段方言研究处于低谷是主要原因。较之南北朝，唐代方言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蜀尔雅》，颜师古等学者也均有方言研究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方言研究仍处于低谷。宋代出现过王浩《方言》等三部方言专著，沈括等一批学者也参与了方言研究，民间可能还印行关于方言的小册子，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与宋代杂剧、话本等俗文学的繁荣有关。元代出现了反映北方方言的名著《中原音韵》。明代有李实《蜀语》、岳元声《方言据》等方言专书，也有《韵略易通》《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等一批反映方音的韵书韵图，还有《问奇字》《菽园杂记》《字学元元》等记载方言的笔记杂记。至清代，方言研究达到全盛，具体表现在：编纂了一批续补扬雄《方言》的著作；撰写了许多调查、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如钱大昕《恒言录》、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钱坫《异语》、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张慎仪《方言别录》、钱大昭《迩言》等；做了校勘疏证扬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方言疏证》、卢文弨《重校方言》、刘台拱《方言补校》、钱绎《方言笺疏》、王念孙《方言疏证补》等；出现了一些研究方言音韵的著作，如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陈澧《 广州音说》等；民间流传着各种地方韵书，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漳州和厦门的《雅俗通十五音》、潮汕的《潮汕十五音》、广州的《千字同音》、徐州一带的《十三韵》、武昌的《字汇集》、江西靖口一带的《辨音摘要》、河北一带的《五方元音》等。另外，研究戏曲声律的著作和地方志也涉及方音材料，如王德辉、徐沅《顾误录》和段玉裁参编的《富顺县志》、俞樾参编的《续天津县志》和《上海县志》、钱大昕参编的《长兴县志》和《鄞县志》、杭世骏参编的《乌程县志》和《平阳县志》等。

纵观古代方言研究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给唐宋方言学史做出比较合理的定位。《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把宋元之际视为方言研究走出低谷而承前启后的时 期[5]。《汉语方言学导论》则认为：“如果说汉代是传统方言学的勃兴期，那么隋唐宋元应该是衰微期。”[15]

注释：

本文所说的“方言”仅指汉语的地方变体，不包括无地域名的俗语、少数民族语和社会方言。方言学史料须有明确地域名或根据语境可推知地域。

周法高的《中国方言学发凡》载台湾1955年《中国语文研究》，笔者仅见目录而未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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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Tactic for the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ialectology

WANG Yaodong

唐宋文学论文篇（5）

一、双峰对峙的唐宋诗概貌

在风头一时无两的唐诗盛世环境下，宋诗长期沉睡在历史的尘埃里，为人忽视。即便在唐宋诗终于放到一起讨论的时代，两者也不是比肩而立，人们对待宋诗，一直贬多褒少，苛责甚多。近代以来，失之偏颇的唐宋诗优劣论逐渐转变为更理性、更平和的唐宋诗比较。其中，缪钺论宋诗的态度和观念是较客观和公允的，缪钺认为宋诗虽异于唐诗，但宋代诗人却是学唐诗形貌不存，神韵犹在，辟出境界的个中好手。

缪钺《论宋诗》云：唐代为吾国诗之盛世，宋诗既异于唐，故褒之者谓其深曲瘦劲，别辟新境；而贬之者谓其枯淡生涩，不及前人。实则平心论之，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近于宋，若明代前后七子之规摹盛唐，虽声色格调，或乱楮叶，而细味之，则如中郎已亡，虎贲入座，形貌虽具，神气弗存，非真赏之所取也。何以言宋人之善学唐人乎？唐人以种种因缘，既在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其所以如此者，要在有意无意之间，盖凡文学上卓异之天才，皆有其宏伟之创造力，决不甘徒摹古人，受其笼罩，而每一时代又自有其情趣风习，文学为时代之反映，亦自不能尽同古人也。

在缪钺之前，近代诗人陈衍对宋诗投入较大的关注和精力，在晚年编选出《宋诗精华录》一书，陈衍在编选该书时，也以唐诗为基准，对宋诗进行编选和评点，宋诗精华录卷第一云：案此录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吾乡严沧浪、高典籍之说，无可非议者也，天道无数十不变，凡事随之，盛极而衰，往往然也。今略区元丰、元以前为初宋，西昆诸人可比王、杨、卢、骆，苏、梅、欧阳可比陈、杜、沈、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范、萧、陆、杨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以后为晚宋，谢皋羽、郑所南辈则如唐之有韩、司空图焉。此卷系初宋，西昆诸人，可比王、杨、卢、骆；苏、梅、欧阳，可方陈、杜、沈、宋。宋何以甚异于唐哉！”

在评论宋诗时，两位学者都从唐宋诗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缪钺强调宋诗在继承基础上的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能，重点是突出宋诗异于唐诗，陈衍从唐宋诗在各阶段发展面貌的宏观视角出发，指出宋诗成长轨迹与唐诗别无二致，重点在同。正是基于唐宋诗发展相同的认识，陈衍效法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将唐诗分作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和高《唐诗品汇》一书，区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的做法，将宋诗分为初宋、盛宋、中宋和晚宋，并为宋代各时段涌现出的诗人在唐代诗歌中找到与之地位相当的对应者，如“西昆”与“王、扬、卢、骆”，“苏、梅、欧阳”与“陈、杜、沈、宋”，从诗歌发展的分期和诗人某种程度的相似来建构出与唐诗发展整体面貌相同的宋诗。此书四卷，每卷分别代表一个时期，其中卷一选39家，117首；卷二选18家，239首；卷三选32家，212首；卷四选40家，122首。从数目上可以看出，盛宋和中宋选录篇目最多，从各卷作家对比中发现，苏轼、杨万里、陆游、黄庭坚、王安石诗篇选录最多，分别为92首、55首、53首、39首和34首。陈衍的编选，既顾全了整个宋代诗歌发展的大局，又着重凸显了当时的诗歌名家，其倡导宋诗与唐诗发展面貌之同，彰显宋诗不逊于唐诗地位之用心，甚为明显。

陈千帆云“老人此论，盖以宋诗于唐，有类中兴，亦分四期，用资比附。夫截断众流以分期，所以便叙述研讨也，包举众家以分派，所以便欣赏批评也”，石遗老人采用四期分法确有“宋诗于唐，有类中兴”和“便叙述研讨”的成分，但如果按照宋代的历史背景，借鉴词分为“北宋词”和“南宋词”的方法，将诗分为“北宋诗”和“南宋诗”似乎更合乎逻辑，也能实现“便叙述研讨”的目的。纵览四卷，比对唐诗，除去各卷入选数目之多少，很难从诗本身出发，在初、盛、中、晚这崭然的分段中体味出分期所固有的差别。

很显然，石遗老人将四期分法引入宋诗，又将宋诗中各期的诗人与唐代各段诗人作平行比较，绝不仅仅是为了“便于欣赏批评也”，作为一个宋诗派诗人，陈衍最首要的目的和更重要的任务是要矫正前贤重唐诗轻宋诗之弊，将宋诗提高到与唐诗比肩而立的位置。但陈衍并不是通过贬损唐诗或区分唐宋诗之不同来提高和建立宋诗的地位，而是在承认唐诗毋庸置疑的高峰地位时，从唐宋诗发展过程和面貌的相似处建构出宋诗本该拥有的高峰地位，打开了唐宋诗比较的另一思路。

二、自出机杼、生新变化的宋诗

《石遗室诗话》卷一云：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斡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

陈衍拈出宋诗之精华，是为在唐宋诗优劣之争中处于劣势的宋诗找到自己合理的地位，标出宋诗之特点，石遗老人在肯定宋诗与唐诗血脉相连，“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时，也指出，宋诗不同于唐诗，属“变化”而来的，需要破除陈旧观念，重新认识和学习。因此石遗老人在选录中，尤其注重宋诗之“新”，并在评点中从各方面对“新”做出阐释。

文字之“新”。文字是组成诗歌的肌理，翁方纲《石洲诗话》“宋人精旨，全在刻抉入理，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处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翁方纲的“肌理说”点出了了宋诗的特质，为活在唐诗阴影下的诗人和理论家拨开云雾，陈衍点评宋诗，以唐诗为参照，抓住宋诗之“肌理”，包括造语、句调、音节、体格，取其精华录之。《送王四十五归东都》云“三、四对语生动，末韵能于旧处生新。”《元伯示清水泊之什因和酬》云：“出语总不犹人。”《寄黄几复》云：“次句语妙，化臭腐为神奇也。三、四为此老最合适宜语；五、六则狂奴故态矣。”，诗歌中的创造性用语总能得到石遗老人的赞赏，同时，对没有新意的用语，也能直接指出，《在燕京作》云：“宋诸帝皆能诗，然舍仁宗‘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十字，语多陈腐，无能如唐玄宗者。”；评《寒食寄郑起侍郎》云：“三、四句调特别。五、六景中情，虽“难”、“易”太对，然两句有流水意，不碍。”评《元丰行示德逢》云“音节极高亢。”评《书任村马铺》云“并无深意，音节独绝。”评《书磨崖碑后》云“词首音节甚佳，而议论未是”评《夜坐》云“音调常带清哀，《诗》所谓耿耿不寐也。公有琴诗云‘松风一榻雨潇潇，万里封疆不寂寥，闲坐瑶琴遣世虑君恩唯恐壮怀消。’尤为凄切动人，惜未有选者”；评《阙题》云“案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唐人中惟太白‘越王勾践破吴归’一首，前三句一气连说，末句一扫而空之。此诗异曲同工，善于变化。”评《峡山寺竹枝词》云“末句用吞笔，似他人所未有。”评《上巳临川道中》云“此首格局颇新”。陈衍从组成诗的基本元素出发，结合宋诗自身特点，独具慧眼地摘出宋诗中出新之处，过人之篇。

题材之“新”，这里既指在“一切可言之语皆为唐人道尽”的定论下，宋诗依然开辟出了新的道路，也包括在普通题材里发掘出新的内涵，道出人所未道之言。缪钺《论宋诗》云“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诚如缪钺所言，宋诗中的确存在很多情韵浅薄，而体物精微的小诗，但从另一面看，宋诗的题材却变新了，领域也拓展了，在“承其流而衍之”的过程中开辟出了新的天地，陈衍在选录中也对这类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评《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鼓角送行，未经人道过”，评句“猫来戏捉阱花蝶，雀下偷衔卷叶虫“体物入微，卷叶虫未经人说过。”，未经人道之内容，令人耳目一新。评《夜泛西湖》云“末句未有人说过”，评《池口移舟入江再泊十里头潘家湾阻风不止》云“写逆风全就江水西流着想，惊人语乃未经人道矣。”陈衍每遇前人未发之语，便做圈点，启发学诗者同时以示宋诗之优长。

通览四卷，大部分诗陈衍都做了简练，精准的评点，“新”是评点中常见词汇，也是陈衍欣赏宋诗的核心因素，录诗最多者，如苏轼、杨万里、陆游、黄庭坚、王安石之辈，从用意、造语、格局、韵律处皆能出奇制胜，生新变化，创唐诗之外的诗歌另一风貌。

三、唐宋诗宏观之同与微观之异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很多学者认为作为有宋一代文学的是词，而非诗，能与唐诗相提并论者也是词，诗在宋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甚少有人关注，比之于唐诗间见层出的辑佚、选注工作，清康熙和乾隆年间才出现较有影响和分量的宋诗选本，分别是吴之振、吕留良等辑《宋诗钞初集》106卷和厉鹗辑《宋诗纪事》一百卷。可见，宋诗被漠视和遗忘相当之久，要扫除几百年来人们对宋诗根深蒂固的印象，树立一种新的欣赏模式，实非易事。

唐诗的盛世不仅表现在名家层出，诗歌经典不断，同样也因其各时期诗歌题材、风味、情境不尽相同，生出一片“姹紫嫣红”之态。因此，初、盛、中、晚的唐诗分期就展现出了诗歌盛世应有的风貌，陈衍深得此中三昧，在编写中，便从宏观上确定了唐宋诗成长轨迹和发展面貌的相同之处，也将宋诗划分为四段，将各段时期表现突出的诗人与唐诗各段诗人作比较，给后学者一种宋诗与唐诗发展相类的体验，通过这种体验，深化对宋诗的认可。

确定了宋诗与唐诗发展轨迹之同，并不能言宋诗之好，更不能就此提高宋诗的地位，毕竟初学者在研读宋诗时确实能体验到宋诗与唐诗的差别，如一再强调宋诗与唐诗之同，则忽视了客观现实，不具备说服力，陈衍在选录和点评宋诗时，则从微观上指出宋诗与唐诗之异，即变化出新之处。一代之诗必有一代之诗的表达内容，审美取向和思维方式，所以就一代之诗歌而言，必须强调其属于一代的特质，这就要注重摘出其与前不同，富有特色的惊人之语了，在《宋诗精华录》一书中，陈衍一再点出出新求变，翻案，未经人道之诗，强调宋诗的特色，令读者对宋人之诗刮目相看。

陈衍的编选从唐宋诗之同僻处宋诗之地位，又以唐宋诗之异凸显宋诗之特色，为人们重新认识宋诗提供思路和范本，虽然陈衍通过这种方式有抬高宋诗之嫌，却是以宋诗的基本面貌和客观基础出发，而不是目的导向，忽略事物实际的做法，他的编选和点评方式有利于我们了解宋诗，一洗前人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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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学论文篇（6）

一

唐宋时期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上个世纪，中外学者对唐宋史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骄人的进展。这其中，唐宋历史观起到了主导作用。本文拟对二十世纪的唐宋历史观作一总结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唐宋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最早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唐宋历史作全面分析并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是日本学者。19lO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了《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在这篇文章中，内藤湖南指出唐代和宋代在历史发展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是：第一，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也就是说，六朝至隋唐为贵族政治盛行的时代，宋代则代之以君主独裁；第二，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唐代的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他们可以用钱代实物去纳地租，从而开始摆脱奴隶佃农地位：第三，在官吏的选拔上，贵族时代行九品中正法，选举权为贵族左右．隋唐开科取士后为科举制所代替。官吏选拔由配给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第四，党派的性质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之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第五，经济上亦有显著变化．唐代虽然不是实物经济，但不少物品在利用货币表示价值之余却以绢布来交换。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第六，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已意解经成为一时风尚．文学则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第七，艺术方面，以五代为分界，以前的壁画大多强调传统风格。以后的水墨画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唐代以舞乐为主，乐律重形式。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依据这些变化，内藤湖南总结说：“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由此，他提出了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唐宋历史观．

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赞成其说者不乏其人，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围绕唐宋变革论， 日本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大论争，这场论争一直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唐宋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唐宋史研究的开展。宮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五六十年代，宫崎市定首先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同样适用于东洋史。东洋史这三个时期的最大特征，也就是统一、分裂、再统一。东洋古代的发展，是由春秋时代的割据经战国时代至秦汉帝国的统一；中世以后，则形成三国魏晋南北分裂时代，隋唐帝国时代为表面之大一统时代，中唐以后割据势力再抬头，至五代分裂更甚；宋王朝统一后迄明清时代，大致维持统一之局，是为近世。他还说，从世界史的观点看，最早进入近世的是西亚，其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最后才是西洋．东亚受西亚的影响．西洋受西亚、东亚的影响才进入近世。接着，他详细分析了唐宋时代的变化。其分析侧重于经济变动方面。第一，宋以后，中世庄园之隶农(部曲)获得解放，代之而起的是佃户制。所谓佃户制，其本质是自由农民与地主间所缔结之自由的佃耕契约关系：第二，经过唐代三百年较和平的统治，人民私有权逐渐发达。两税法实行后，人民土地私有遂获得国家正式的承认，人民劳动力也获得自由。简言之，从唐中叶以后，土地倾向于私有化、贷借化：第三，入宋以后，因科举制度而新兴出一批官僚阶层，就文化上而言，他们属于读书人；就政治上而言．他们是官僚：就经济上而言，他们是地主、资本家．他们以土地作为资本投资之场所，从事生产、买卖、交易。同时，产业之经营已商品化、分业化．故宋代以后，经济之发展已脱离家内工业的阶段，走向了近世的资本主义式的大企业经营；第四，中国所谓庄园，实际上是中世的土地经营方式．它起源于汉，盛行于南朝，继之于唐。此种私家经营的庄园，随均田制之崩溃而衰落，继之而起的是近世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经营，决不是一般所说的均田制崩溃和庄园制继之代起；第五，中世庄园崩溃后，近世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营发达，都市的形式为之一变．宋代的都市，已几乎成为“商业都市”——以分业为基础的大企业(例如纺织业、制陶业等)与合股经营的大企业发达，科学知识亦进步：第六，从经济观点看，宋代可谓是运河中心时代．所谓运河中心时代，是以运河从事交通、搬运的事业发达，故运河时代也可谓商业时代。中国的商业，到宋以后，面目一新，对农业生产商品化有重大影响：第七，唐玄宗时代，政府兵制为募兵制，实为近世兵制的特色。在募兵制下，军人成为一种职业，兵员系从农民分化而来，这与近世产业分工的发展，同为近世社会的特征之一；第八，宋代在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美术、工艺等方面都有显著进步，成为近世的文化．火药、印刷术、罗盘针的发明，早于西洋几个世纪。煤的使用是燃料的革命，煤、铁的大量使用正是近世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占有先进地位。此外，宋代已有独立的逮捕、讯问、裁判犯人的机构，加以诉讼学发达，起到了保护人民权利的作用．审判机构的进步，也是近世文化的特征之一；第九，世界近世史上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民族主义的勃兴．唐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周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高昂，例如晚唐时期的突厥与回鹘，在西方影响之下，制作自己的文字，这是游牧民族自觉和先声，东亚世界近世发展的起点。到了八十年代，宮崎市定在吸收各方面意见包括批评者意见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从部曲到佃户》一文，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阐释。第一，从唐到宋，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是贱民的解放。在唐代，贱民指奴婢与部曲，奴婢即奴隶．部曲属于奴婢与自由民之间，如西欧中世的农奴。在唐末五代的动乱中，部曲获得解放，上升为佃户，或曰“佃人”：第二，从部曲到佃户的变化，反映出唐宋间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宋以后，佃户完全变为自由人，他们与地主的关系是平等的，尤其是在订立租田契约之际，完全具有选择权．因此，宋代以后，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庄园闭锁经济已告消失；第三，宋代政治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在独裁君主之下，万民平等，打破了古来所谓“身份制”．前代用以各良民区分的贱民阶层(如奴婢、部曲等)，到宋代以后已不存在，这无异是一项重大的“人权宣言”．宋代的佃户，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如地主，这是事实，但对第三者而言，并未失去对等的地位，这与唐代的部曲对主人以外的良民仍处于劣势的情况是不同的。宋代的佃户固然是一种“身分”，但这种身分等差是临时性的，如佃户将田地退还给地主，佃户立即可以恢复本来的自由民地位：第四，宫崎接受柳田节子的意见，承认宋代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后进地带”在大地主庇护下的佃户性质，实际为中世的部曲，而非近世的佃户。但他指出这只能适用于“后进地带”；第五，在均田制时代．中国确曾出现过有如西洋式的庄园制，中国若有农奴制，便是在此时代．但宋代以后的庄园，与西洋之庄园完全不同，故其佃户亦不得视为农奴：第六，中国的社会，宋代以后，贵族、官僚、富豪的家族，无法持续长久，不象六朝隋唐的中世贵族社会，绵延不绝．宋代以后，广泛实行着“社会流动”。因此，宋代以后的社会，实为唯才是视的时代，这是近世社会的特征，决非所谓的“封建”的固定社会。

对于内藤湖南提出的唐代历史观，前田直典率先进行了批判。1948年，他在《历史》第]卷第4期发表了《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文中．他设想东亚的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具有平行法，以这一基本构想为基础，前田反对唐中期为中世和宋代以后为近世社会的说法。他主要根据加藤繁的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主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盛行的大土地所有论，提出“唐代末年古代终结说”。这虽然没有明确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却开了此说的先河．稍后，石母田正依据加藤繁、周藤吉之有关大土地所有制研究的成果，认定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将此后形成的庄园制视为隶属性的佃户制。他说，佃户尽管在身份上是自由民，但在现实阶级关系中尚未成为农奴，而是接近奴隶形态．以这样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宋代处于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农奴制过渡期的位置．同样，仁井田升也根据加藤繁、周藤吉之的研究成果，视农奴制为中世封建制，又视地主佃户关系为农奴制，从而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

五六十年代，针对宫崎市定的学说，周藤吉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强调：第一，宋代佃户的身份隶属于主户，没有迁徙自由，或称为“随田佃客”：第二，地主对一般佃户的生活作某种程度的保证，但佃户对地主须负责重租，重役，双方形成一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第三，宋代的佃户与农耕奴隶不同，农耕的奴隶完全依附于主家，而佃户可独立经营生计。佃户与“佃仆”、“地客”类似．宋代的生产关系，可以说是从奴隶耕作转移至佃户耕作的阶段；第四，宋代以后，豪族(即官户，或谓形势产)的土地增扩，而从事庄园的经营。在庄园耕作的，即佃户与奴隶，或雇佣．此种庄园，从唐末至宋代之间，大为发达。根据这些特征，周藤认为宋代开始实为中国的中世社会。另外，崛敏一指出，从唐代古代国家和均田农民的生产关系向宋代个人的生产关系(地主佃户关系)的转化是封建制的形成，他把均田农民的分化视为中国中世社会的起点．柳田节子也非常重视均田制崩溃后地主佃户关系形成这一事实，但在某些方面，她似乎折衷了宫崎和周藤之说。她强调，宋代及其后的“地域差”的重要性，认为在“后进地带”的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地区，佃户的身份隶属性强，而在“先进地带”的以两浙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常是一田数主，佃户有较高地位．不宜一概而论．在宫崎市定八十年代所发表的成果中，显然部分吸收了柳田的观点。

八十年代，渡边对唐代古代终结说和宋代中世说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均田制下分田农民对上级土地所有者即国家而言，劳动过程、所有权等方面不存在充分的独立性，可以被看作国家奴隶。两税法是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可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因此，渡边把唐宋社会变革视为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除上述两说外，还有一种观点视唐宋变革为封建制的再组成，即封建制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化．五十年代，池田诚指出：均田制是以土地为媒介分配生产物的关系，本质上不是奴隶制。唐宋变革，是由于均田农民的解放而形成的地主佃户关系的过程．他与宫崎市定不同，将宋代的地主制视为封建制，并指出其特征是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的小农的存在以及超经济强制。因此，他认为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便是封建制的再组成．六十年代后期，佐竹靖彦在吸收日本领主制研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把唐宋间庄园制向地主佃户制转变理解为从大经营开始的小经营的自立过程．进而，他论述说，形成宋代乡村制度的过程是同地主土地所有相结合成立的封建性村落规范和由明确权力构成村落行政的过程。佐竹以私人的生产关系为视点，把唐宋变革看成从封建制前期向封建制后期的转化过程．

此外，在五十年代的论战中，浜口重国强调唐宋及其以前，基本的生产关系是国家和一般农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唐宋期间没有变化，次要的生产关系是从奴隶制向农奴制的转变。这种观点事实上基本不承认唐宋有所谓社会变革．在七十年代的讨论中，小山正明把中世封建制的成立期界定在明末清初．并据此确定唐宋社会变革是古代国家形态的延续，将唐宋社会看成是家长制的奴隶制经营的成长过程．也就是说，连宋代社会也看成是奴隶制社会。

二

欧美学者比较集中地视宋代为中国近世的开端，将唐宋社会看成是中国历史从中古向近世转变。他们注意到来代中国文明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台湾出版的{来史研究集》序言概括道：大部分符合所谓“近代”意念的中央官制至宋已成定型：分政教、商业、住宅区的城市之形成在宋；地方特产品如徽墨、端砚，以及各大名窑、名瓷，其发展至宋而臻于最高峰：火药、印刷、造船、指南针等使世界文明改观的重要技艺的发明与发扬在宋；文学新体裁的产生，由禅宗与儒家学说相互影响而演变成的理学，出现于宋：第一部中国通史({资治通鉴》)和第一部颇具现代规模的考古学书({宣和博古图》)亦成于宋……所有这些，标志着宋代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这种认识，是日本内藤湖南观点影响的结果．欧美的学者，过去比较“普遍接受”内藤学说。对唐宋社会变革或转型的理解．社会史方面，唐代结束了世袭门阀对政府的支配．宋代开始了一个现代的时代，以科举制为基础或途径，平民兴起，成为时代新的标志；经济史方面，经济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失去对商业的控制，商业特别是商税收入在宋代达到中国历史的最高点。唐代由国家重新分配土地的均田制为私人土地市场所取代。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非士族家族的私人财富积累得到承认和合法化．日益增长的私人财富和商业促进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京城从一个人为的行政产物变成了同时也是商业中心；文化史方面，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宮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与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而唐代士族政治衰落后，却出现了君主独裁。①

近二十年来，这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据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②一文所述，主要变化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近世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据此，欧美特别是美国学者对唐宋转型作了新的诠释．包弼德概括道：在社会史方面，将唐宋转型看成是一个士或士大夫身份的重新确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包弼德本人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③一书中，就曾详细分析了从唐代世家大族到北宋文官家族再到南宋地方精英的转变过程：经济史方面，传统意见认为，宋代的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看法已被普遍接受，还很少有人提出挑战．地方精英的存在与此有关：政治史方面，从对皇权独裁的研究，转向对十二世纪更重要的制度的研究．而这些研究还没有证明唐宋转型是独裁统治的结果；思想史、文化史方面，有三个转型的显著特征。首先，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其次，从相信皇帝和朝廷应该对社会和文化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一定要学会自己做主．第三，在文学和哲学中，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成为一个彼此协调和统一的体制的一部分。④

在唐宋何时转型的问题上，多数认为从宋代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刘子健认为变化发生在北宋和南宋之交。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⑤一书中，刘子健指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中更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但是，“如果抛开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不再生拉硬拽地将宋代中国的变化同近代欧洲相类比，那么，事情也许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他特别强调：“将宋朝——北宋和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是一个陷阱．”紧接着，他说：“千真万确，当女真人控制了北宋首都开封和令人魂牵梦萦的中原之后，继起于南方的王室和政府都将自己视为宋王朝的合法延续。然而，此际的中国却经历着巨变。就在北宋灭亡以前，经济重心已经在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后来，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临安(今杭州)．经济而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毫无疑问，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在书中，刘子健重点剖析了从北宋到南宋文化和政治的转变。他总结道：“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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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7月。

② 文载《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

③ 该书中译本．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④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⑤ 该书中译本．赵冬梅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三

在我国，古代即有人注意到了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化。明代．陈邦瞻在编撰{宋史纪事本末}时指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在陈邦瞻的变化论中，显然包含了一个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历史观念。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也觉察到来代的变化。他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 ①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在剖析中华历史演进时，同样注意到来代的变化和它的历史地位。王国维道：“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②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而金毓黻在撰著《宋辽金史》时，又讲道：“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他们均从揭示历史发展变化本来面目的角度，论说了唐宋时代的变化。

真正从科学历史观的高度对唐宋社会的变化给予全面的分析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新中国建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我国学者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唐宋社会的变革。侯外庐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④。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大概地说，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从商鞅变法起，又可以战国末秦、汉之际为过渡，两汉作为一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为一个阶段．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阶段，明代末叶，即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一八四0年为又一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这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从文中的论述来看，唐宋时期无疑是一个变革时代。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均田制破坏，庄园经济继之兴起．随之而来，立基于均田制上的府兵制，在开元、天宝间也就跟着破坏。此后不得不采用召募的雇佣兵制，以至于宋代的广募流民为禁军的制度．同时，依据均田制而制定的租庸调法，也大受破坏，两税法终于代替了租庸调法；第二，封建的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在唐代进行了再编制。唐代，九等户制确立，九等分户制的转变和确立过程，在地主阶级内部来说，表现了官品贵族、豪族和庶族势力的消长，也表现出庶族势力一升的过程，从而在等级制上涂上了一层资产的铜锈。同时，客户的人身权和社会地位从不合法到合法，从荫附户转为封建国家的纳租户，最后进一步把客户编入八、九等户中，使之制度化，也反映了农民的地位有了重要的变化：第三，农民的人格隶属关系、剥削制度、地租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变．以两税法的实行为标志，封建剥削形式由劳役地租转向实物地租形态．农民则从豪强的“私属”中解放出来，人格隶属关系得到国家的承认：第四，唐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分野和党争也反映了社会的重要变革。唐代一连串的党争，其实质是旧门阀豪族与新起庶族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虽属地主阶级内部之争，但也反映了他们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双方的差异：第五，结合作者(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以及{唐宋之际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两文(均见{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唐宋时期，农民战争有了重要的变化。前期，农民战争的矛关主要指向封建苛政和繁重的赋役，农民要求人身权和生存权．后期，他们已不限于人身权和生存权利的要求，而进一步提出了均平的口号，要求土地和财产的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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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衡杂志》第13页，上海中华书局。

② 《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家》，商务印书馆长沙本，1940年版。

③ 《金明馆丛稿》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④ 该文收入侯外庐著《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

胡如雷持同样的观点。他在1960年{史学月刊}第7期发表了《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胡如雷说：“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时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来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演变．”这种演变是“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从而使两个朝代显示出了某些阶段性特点。”具体说来，第一，阶级斗争发生了变化．从秦汉至隋唐，几次著名的农民起义，虽然也反对的打击地主经济本身，但纲领性口号中始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地主阶级政权。从北宋开始，农民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的旗帜上．阶级斗争的这种变化使地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某些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五代以前，对农民进行赈贷的基本上是地主政权，义仓、常平仓的设置即与此有关。宋以后，“州里富人”对农民进行“赈济”的记载突然大量出现。此外，农民的人身依附发生了由严重到缓和的变化趋势：第二，地主政权与地主间争夺剩余劳动的斗争形式发生了变化．从唐朝到宋朝，是隐漏土地与检括田亩的斗争由缓和趋向尖锐的关键阶段．宋代以前的田制，都有限制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土地的性质。但是到宋代，地主政权同地主争夺土地的斗争空前地激化了，统治者不再是限制地主侵占官荒，而是直接从地主手中剥夺土地。南宋“公田法”表现尤为明显；第三，地主土地所有制有了重要发展。宋代以前，．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水平还比较低，土地所有权还不十分巩固．均田制破坏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地主的称谓以及其对农民的剥削均发生了变化。文中他还强调，将隋唐作为一个时代的开端，或者以安史之乱、两税法、唐末农民起义为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志都不妥当，而以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为断限划分历史时期比较合适．

漆侠也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革。第一，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制衰落，进入宋代，土地私有制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北宋的土地占有制中，国有地不过5%，而私有地则占95%；第二，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发生显著变化，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首先，自唐中叶，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势力已彻底跨台，新兴土地势力(即武将以及所论有力者、富商大贾)则扶摇直上，居于社会最高层。其次，均田制破坏后，均田制下的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耕农：第三，封建租佃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渐居于支配地位；第四，两税法取代租庸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第五，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流一朝消散，思想得到相应程度的解脱，形成了新的思想、新的学风．主要是：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及其相互渗透。儒家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儒家正统地位岌岌可危，韩愈及其弟子以儒家卫道者自居，在排佛的同时，大力宣扬周孔之道。经学沿袭汉儒章句之学的路子，日益陷于烦琐哲学．唐代中中开始，一些人从大的纲领去理解经学要旨，使经学研究达到新阶段．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唐以来经济关系的变革，不过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自我推移，但从上地国有转为私有，从土地所有权到分配制度的全面变革，其方面之广，规模之大，实为历史上罕见．这些变革适应了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唐中叶经五代十国，直到北宋，是我国封建制时代经济突出发展的时代，到宋代达到最高水平。”①但在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上，漆侠认为是从唐代国家农奴制转向宋代地主制。②

王曾瑜在研究宋朝阶级结构时，发现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动，但他同时又指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以对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并强调：“自唐迄宋，地主和农民作为主体的阶级成分，似很难证明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地主阶级内部似未出现重要的阶层性变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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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題》，《宋代经济史》代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

③ 王曾瑜著《宋朝阶级结构》第1编第1]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四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在如何认识唐宋社会的变革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观。既有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终结，宋代为近世的开端的观点，又有唐代是中国古代的终结，宋代是中世的开端的看法，还有不少人认为唐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即封建制的再组成，也有人认为唐宋社会均为奴隶制社会，极个别的学者还认为唐宋时期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对唐宋社会的总体认识不尽一致。即使是同一种观点，不同的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特征的分析也并不完全相同。如在日本学术界，同样主张宋代近世说的学者，有的认为门阀士族的消亡和平民地主的兴起是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有的则重视地主与佃户的相互关系。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唐宋社会变革程度的认识也不一致。有的学者主张发生了质变，如宋代近世说的学者就作如是观．有的认为，唐宋社会变革是在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主张唐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的大部分学者即持这种看法。还有的学者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变动很小。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则由内藤湖南提出的唐代中世终结和宋代近世开端说的影响最大，是一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之所以为人们普遍接受，当与二十世纪的历史目的论有关，这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叙及。这里仅只指出，鉴于唐宋社会的巨大变革，内藤湖南不太主张将唐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尽管唐宋社会的变革是巨大的，但它确实经历了一个由微之著的过程，在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时，可以将唐宋作为一个时期，并且这样做，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唐宋社会的变化。

在对唐宋社会变革的具体论述中，中国学者更强调土地制度的变革，甚至认为变革是由土地制度的变化引起的．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所致．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欧美学者比较注重商业的影响，甚至说唐宋社会发生了商业革命。这主要是他们生活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唐宋社会的变革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到思想文化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揭示。但美国学者包弼德认为，“宋代标志着独裁的增长，这在内藤对唐宋转型的阐释中是核心内容，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事实上没有实现现代化。宋代以后中华帝国体制的独裁，解释了为什么进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没有持续按照一种走向现代性的方式发展，这种现代性就像西欧和美国的历史所界定的那样。”①而其他很多日本学者从土地制度、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小农的人身地位的变化来论述唐宋社会的变革，显然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状况，说明人们都是从自己所处的社会以及他们自己的历史观去理解和解释唐宋社会的变化．这充分说明了历史观在唐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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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弼德：《唐束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唐宋历史观问题，巨大地推动了二十世纪唐宋史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它从全球史的高度对唐宋史作了分析论说。中外学者多用“古代”、“中世”、“近世”对唐宋社会作定性研究。所谓“古代”，指奴隶制时代：“中世”指封建制时代；“近世”则指资本主义时代。这些概念完全是基于全球历史发展总结而出的。用这些概念研究唐宋史，重要的前提之一是要假定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使人们将唐宋历史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中去分析．同时，也使人们在研究唐宋史时，非常注意将其与西欧、东亚、西亚各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这无疑扩大了唐宋史研究的视野，有助于人们从更深层次把握唐宋史的特质；第二，它将唐宋史置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作了把握。唐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了说明唐宋历史的性质，必须将之与唐宋之前和唐宋之后朝代的历史作比较．事实上，各种历史观的学者正是在将唐宋史与此前或此后朝代的历史比较中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这使人们从一开始就是将唐宋史置入中国历史进程，作为其有机联系的一个部分来加以研究，从而避免了断代史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就事论事而缺乏全局观的问题；第三，它唤起了人们对唐宋史研究的热情和兴趣．由于中外学者长期围绕唐宋社会变革问题进行论战，所以，唐宋史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内藤湖南等人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甚至是世界近世的开端的观点，，更吸引了人们对唐宋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因为，关注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是二十世纪全球普遍感兴趣的课题。正基于此，在法国，著名汉学家狄纳．巴拉兹很早就提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在美国，就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而言，唐宋史的研究者最多。包弼德说：“我这一代对唐宋转型和宋史感兴趣，大概起初都是由于这一时期被说成是现代性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发展，而对现代性之目的论挑战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思想辩护。”①对于这三点，张其凡在评价日本学者“唐宋变革期”学说时作了一些分析论证。我以为，这完全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情况。第四，唐来历史观的提出，使人们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对唐宋史作了系统研究。唐宋社会的变革是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等各领域的整体性变化．为了说明唐宋的社会变革，必须对唐宋史的各个方面作深入研究。这是二十世纪唐宋史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国际学术界历史观的逐渐变化和唐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诸种唐宋历史观也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第一，西欧中心论的动摇严重地冲击了唐宋历史观。上面我们说到，唐来历史观是将唐宋史置于全球史的高度作分析论说，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欧的历史发展解释和说明唐宋历史。特别是在解释宋代为近世开端时，主要是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揭示宋代近世的特征．“西欧中心论”的色彩极为明显。但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巨大突破，以及世界历史发展格局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各具特色，没有统一模式。由此，西欧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样，以西欧中心论为背景的对唐宋历史所作的分析当然难以立足。

第二，正如包弼德所言．传统的唐宋转型学说是一种历史目的论。他在对唐宋转型学说进行反思时分析道：持宋代近世说和宋代中世说的学者尽管彼此迥异，但他们“有两个共同的基本观点：第一，他们把历史的变化理解为朝向‘现代性’的不同阶段．第二，他们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换句话说，这两个学派都持有一种历史的目的论观点，认为历史的终点就是现代性的实现，这种现代性以地中海文明为代表(尽管两种分期论一种是资本主义和官僚制的，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近年．由于受后现代标帜下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逐渐拒绝历史目的论②。由此，人们自然会对过去那些传统的解释产生怀疑．

第三，近二十来关于封建制研究的成果也冲击了传统的唐宋历史观．中外学者不论是将唐宋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还是笼统地定性为中世或古代，其实都是用大家所理解并认可的那种封建生产关系模式去解构唐宋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封建制的理论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对于封建制和封建社会，有的学者认为封建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经的历史阶段，所谓封建制，只是在西欧中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局部地区出现的制度，不具有普遍性．在对中国封建社会作具体研究时，不少学者逐渐放弃“封建社会”的提法，而改称“传统社会”③．这些变化，对传统的唐宋历史观无疑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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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②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③ 傅衣凌：《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第四，唐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使传统的唐宋历史观出现某些矛盾之处．如有的学者认为宋代为平民社会，具有平等性，但有的学者又强调宋代及其以后的君主独裁．有的学者强调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又指出它的自然经济特征．诸如此类，都使人们的认识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可以说，传统的唐宋历史观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唐宋史的研究呼唤新的历史观。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的唐宋社会变革论时指出：“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框架转变很大。由于战败，反省战前的中国史研究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日本学者拟定了克服中国停滞论这一最重要的课题．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普遍发展的一个环节，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相继而起的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拟定出围绕封建制的问题．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为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这不仅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立场的学者，而且也是站在文化史观立场的学者共有的认识．”又说：“研究唐宋社会变革，战后中国史研究与封建制的问题密切相关，而封建制的问题在理解‘世界史的基本法则’方面具有核心地位，与日本中国史研究整体动向和轨迹完全一样。然而，‘基本法则’的运用并未成功，专制国家的存在和领主制的不存在常常阻碍着‘基本法则’．不但如此，现代中国的形势足以让研究者在价值观方面把社会主义相对化。这种状况不管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还是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都产生了这样的新倾向，即把中国社会理解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的社会(多系统发展说)的倾向。这种情况明确出现在7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现在，唐宋社会变革论从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上退出。与此同时，在研究中成为指南的方法论正处于摸索新的展开的阶段。”①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唐来历史观牵扯到人们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牵扯到西欧中心论、历史目的论， 以及封建社会的有关理论。这些看似与唐宋史研究无大关系的问题，实则是最关键的核心问题。这说明，历史研究不单是对史料的一种简单解释，它更是一种理论的剖析和人们思维的活动。同时也启示我们．即使是研究断代史和具体问题，也应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历史研究只有有理论指导，才更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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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游彪摘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传统的唐宋历史观尽管异彩纷呈，但归结起来，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基于历史发展的法则提出的。这种历史观，是基于历史法则的历史观。正如上面我们所言，这种历史观越来越受到挑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从唐宋时代历史发展的事实中总结出新的历史观。我们将这种历史观姑且称为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这两种历史观相比，基于历史法则的历史观是从既有理论和概念出发，再以事实加以论证。这难免削足适履，与历史事实不符：而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论从史出，没有事先设定的框架的束缚，有利于揭示历史的真实变化。转贴于 五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外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变革的程度、变革的主要特征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但唐宋时期作为一个变革的时代，这几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变动。因此，研究唐宋史，我们要确立起变动的历史观。也就是说，要以变动的观点看待这一时期的历史。

对于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动，其实唐宋时代的人已感受至深，他们常常惊乎世道之怪和世道之乱。两税法是唐代非常大的变动，上自皇宮天子，下至穷乡百姓，都感受到了它的变化。但为什么要实行两税法呢?原因是，在两税法之前，社会已经是“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①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战乱不休，人们更感世道之乱．安重荣居匀说：“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②天子的地位都受到威胁而不稳，世刘之乱可以想见。北宋统一，虽然结束了军阀割据和长期战乱，但人们仍然感賀世道很乱．苏洶将世道之乱概括成“五怪”。说：

……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何则?律令之所禁，划一明备，虽妇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为之度，以一天下之长短，为之量，以齐天下之多寡，为之权衡，以信天下之轻重，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绳丝缒石以为之．富商豪贾，内以大，出以小，齐人适楚，不知其孰为斗、孰为斛，持东家之尺而较之西邻，则若十指然，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一也。先王恶奇货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贝。恶夫物之伪而假真，且重费也，故禁民糜金以为涂饰；今也，采珠贝之民溢于海滨，糜金之工摩肩于列肆，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二也。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三也。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续，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今也，吏之私续而从县官公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五也。若此之类，不可悉数，天下之入耳习目熟，以为当然，县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宄法以为奸，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昼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则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③

对此，与苏洵大约同时的石介深有同感，他说：

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臬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则不禁，民去其君则不禁，男去耒耜则不禁，女去织誑则不禁，工作奇巧则不禁，商通珠贝则不禁，士亡仁义则不禁，左法乱俗则不禁，官有游食则不禁，衣服逾制则不禁，宫室过度则不禁，豪强兼并则不禁，权要横暴则不禁，贿行于上则不禁，吏贪于下则不禁。④

《三山志》则具体记述了福建一地的怪现象：

闽俗诸节最重元日，……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戴或褐笼衫；富民、胥吏，皂衫；农贩下户，白布襤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自三十年以前，风俗如此，不敢少变。又其称呼，士人非实读书，不称秀才：豪门大户，爹呼父，娘呼母，其婢仆或在己下，呼之曰郎君，曰娘：农贩下户，罢呼父．呼母，其党类及在己F，呼之曰叔伯，曰嫂，锱铢甚严，虽骤富骤贫，不可移易。故其名分素定，岁时揖逊俯伏，井井可观。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称呼亦反，是非旧俗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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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② 《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③ 苏洵：《嘉祐集》卷6，《衡论下·申法》。

④ 石介：《石徂徕文集》卷下，《明禁》。

⑤ 《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

上述唐宋人所感受到的变化，涉及到了等级制的变动、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动、人心风俗的变动、社会力量的变动．这些变动，如果从现象上看，无疑是“乱”和“怪”．因为，这些变动打破了人们早已习惯的社会状态．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无疑是一种变革．换言之，变是通过乱体现出来：表面是乱．实质是变．这可能是传统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特点。

当然，仅仅注意到唐宋社会的变动的事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探究引起这种变动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唐宋社会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怎样引起唐宋社会的变革的呢?

人类社会有两种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历史比商品经济悠久，商品经济的前程则比自然经济远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不断推进，生产越来越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这就必然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乎，在商品经济业已存在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集中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宋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商品经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李埏先生尝称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运动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自然经济的退却…。伴随着自然经济的退却①。原来建诸于其上的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必然受到冲击，发生相应的变动。同样重要的是，商品经济以其固有的分化性，引起财富的两极分化，导致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从前引《旧唐书·杨炎传》的记载来看，两税法这个重大的变化之所以发生，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贫富升降已非旧第”。早在数百年以前，司马迁就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奴，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②即，财富力量的崛起必然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组合原有的社会关系．由此，商品经济引起了唐宋社会的变动。

分化性、流变性、竞争性、开放性是商品经济的特点．这与自然经济的凝固性、封闭性截然不同．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所引发的唐宋社会的变动，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这些特性．在政治领域，门阀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庶族地主靠什么打败了手中握有世袭特权的门阀士族，靠的就是手中的财富。由于财富力量的崛起，庶族地主成为社会上最大的財富拥有者，这样，原来富贵一体的体制再也不能维持，整个社会是“贫富贵贱，离而为四”③，富与贵发生严重分离，处于不断分化之中．唯其如此，靠富贵一体而长期家世不坠的门阀士族自然难以赓续。伴随着门阀士族的衰亡，科举制大兴并取代了过去的九品中正制．对于科举制，我们以往更多地强调它是统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实际上，它的产生，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使社会各阶层都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尽管这种平等竞争极为有限，但在古代那样的等级社会中，它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充分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是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就连在民族政策领域，统治者也逐渐抛弃了过去的和亲政策，转而利用商品经济规律，以“互市”为手段，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了签约议和等新的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文学由重形式转向自由表达，下层市井文化兴起。这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流变性和开放性。总之，唐宋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深深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这一系列变化．日本学者宮崎市定和欧美部分学者将唐宋时期称之为一个商业时代，言其发生了商业革命，这并非全无历史依据。所以，研究唐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从根源入手，我们主张将商品经济上升到历史观或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待它对唐宋社会的影响。这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历史观，这应是唐宋史研究今后进一步拓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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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

六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经过中外学者数代人的共同努力，唐宋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以新的历史观，进一步推进唐宋史的研究，也非常必要。以商品经济的历史观研究唐宋史，简言之，就是说，唐宋社会的变革是商品经济冲击下原有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研究商品经济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点，开辟一些新的研究路径。鉴于政治领域的研究较深入，这里拟就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三个层面的研究略谈一点看法。

在社会层面，应重点研究唐宋社会的流动．对此，已有学者作了一些探讨．例如，张邦炜发表了《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①一文。文中，他将两宋的社会流动概括为：(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并指出：“两宋的社会流动以中唐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在唐宋之际发生的变革所促成．”社会流动“不仅使得人们的门第观念相对淡化，而且给宋代社会带来了某些生气．宋朝素称‘积弱’，其所以同时又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而著称，无疑与社会流动有关。”但目前对社会流动的分析，主要限于等级制度方面。应拓宽研究范围，研究整个社会各种要素的流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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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从商品经济的视角看待社会流动，它既是一个资源配置过程，又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还是一个各种关系分化组合的过程。宋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的面貌，就是这些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举例言之，宋代社会租佃契约关系占据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这应是唐宋社会土地，人口等重要资源要素流动组合的结果．对于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宋人朱熹描述说：“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家活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产递相告诫，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①对此，我们过去强调朱熹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地主剥削佃农辩护。但这段话使我想起了明清苏州纺织业中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二者相为生存”的生产关系。以往，对后者我们过多强调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它与宋代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何其相似。都是商品经济下的一种劳资双方的经济依赖关系。以此理解宋代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就可得到新的认识．据《水浒传》的记载，宋代佃客往往拥立庄主。共同反对官府的统治。对这一现象，按传统的阶级学说，很难加以解释。因为，既然庄主剥削庄客，那么，庄客不应该拥立庄主，而是要反其道而讨伐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业师李埏先生对此作了颇有见地的解释。他说，庄园内部存在矛盾，庄园与外部也存在矛盾。庄客拥立庄主共同反抗官府统治是庄园与外部即官府矛盾激化并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结果．这种解释，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占思想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见。但如果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依存关系去理解，那么，原因应该是：由于地主与佃户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使他们在经济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走到一起，共向反对官府的统治。这应是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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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

在经济层面，应充分重视产权制度的确立及其效应。商品经济是一种面向市场的经济，它以市场为导向。市场交换要求经济主体对产品具有充分的所有权．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促成私有制的发展和巩固．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不断排挤土地国有制。宋代，政府推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对土地私有加以承认．顾炎武曾说：汉唐之间，民间将土地的占有者称为“豪强”或“兼并之徒”，而入宋以后，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①表明土地私有在社会上已得到合法认可。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制度确立的过程．以往，我们注意到了土地私有制主导地位的确立，但没有上升到产权制度的高度加以分析。

不同的产权制度下，经济利益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人”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支配地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角。叶适论述道：“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贏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②北宋人苏轼也强调：富家大姓，“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扰，亦非所当去也．”③有鉴于此，宋王朝一改传统的“抑兼并”政策，转而“不抑兼并”．有部分学者过多强调赵宋王朝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因而保护富人．其实，这主要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大势使然．在这种情况下，从佃农方面来说，由于租佃契约关系的确立，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而从地主方面来看，因其经济地位和利益受到承认与保护，也具有生产的积极性。过去．我们常常强调地主不劳而食，其实，它也有关心生产的一面。上引史料说地主向佃农提供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和叶适说到的富人虽“厚取贏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由此而来，各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来自生产工具的进步，不如说是来自制度的变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生产力巨大地释放出来，从根本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有力证明了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应高度重视对宋代产权制度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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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2《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② 叶适：《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

③ 苏辙：《栾城集二集》卷8〈诗病五事〉。

产权制度确立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包弼德强调．宋代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地方精英的形成，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精英阶层就是社会中的富人．如果没有富人这个阶层出现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担当主角，就不会有精英阶层的形成。由于富人阶层的形成，社会財富大量向富人阶层集中，相比之下，国家財力就没有汉唐时期那样尤其集中统一．宋代的所谓“积贫积弱”，当与此变化有关。

在思想文化层面，应重点探讨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唐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財富力量的崛起，以及社会求富欲望的膨胀，传统的价值取向受到冲击，开始发生变化。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包弼德将北魏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与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作了对比，以揭示两个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差异．据包氏的分析，以颜之推为代表的士家大族，重家族传统和声誉，推崇文化之“学”，而以袁氏家族为代表的宋代庶民地主则从人的实际行为出发，注重实效和伦理关怀．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当时，价值取向的变化突出地反映为宋代功利主义学派的兴起。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反对道学家空谈性命，志存经济，主张经世致用．叶适曾明确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①朱熹斥责他们“专是功利”，说：“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②功利主义学派产生于南宋的浙东地区，这并非偶然。这里，商品经济发展，“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③从功利主义学派兴起的环境来说，它强调功利，无疑就是商品经济注重人性和追求利益的本性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因此，陈亮曾提出“农商相补论”，叶适一反千年传统，从根本上第一次否定重农抑商的思想，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他们的商品经济思想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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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23。

② 《朱子语类》卷122。

③ 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

美国学者包弼德指出，以往我们主要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的范畴来研究。这种研究，使思想文化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变成一种单纯的抽象分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价值取向作为全社会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对人类社会的发廢具有持久的推动力，而且其影响是深层次的，它甚至可以将社会导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对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根本不可能。①“唐宋特别是宋代，社会价值取向从注重形式转向注重实效和注重功利，它体现了人性的要求，赋予社会发展以新的动力．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新的精神生活面貌．同时，还打破了过去沉闷的思想状态，使社会具有活力并呈现开放的特征．学术文化由重形式转向自由表达就是这种价值观念变化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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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学论文篇（7）

村上哲见对于原封不动地接受把诗与词当作彼此分立的文学样式的传统认识而缺乏综合地理解它们的观点感到不满。作者认为如果对唐宋时代的人们通过诗词想表现的东西，深入去考虑的话，说它们完全一样，虽然有语病，但它们绝不是彼此孤立的。因此由这两种样式所表现出的诗的世界，也决非可以割离开来加以考虑的。所以为了把它们阐释清楚，必须具有综合地探讨二者的观点。该书作者着重放在了“词”的研究上，几乎是以“词”为对象的著作。

本文主要从唐五代和北宋这两个时期阐述“诗与词”的关系，重点说明“词”的由来。争对“诗与词”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综述

本书由序论、上篇、下篇、附论四部分组成。序论是对“‘词’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的阐述。上下两篇则历史地考虑了从这一滥觞于唐代至北宋末达到充分成熟的发展过程，并试图阐明其各种各样的因素。上篇是唐五代词论，下篇是北宋词论。

二、词

（一）词

本文所说的“词”，是指发源于唐代，而在宋代作为歌辞文艺广泛流行起来的韵文样式。它在唐代早期，不过是即兴的或者是朴素的歌谣之辞；但是自唐末至五代之间，逐步地变成带有独特的文艺性，而在南北两宋，终于作为一种抒情的韵文样式而占有了独特的地位。[1]

将中国各个时代杰出的文学样式加以举例，则大约自明代以来的习惯说法是：“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而“词”，是在宋展到了顶峰，不容其他时代相比肩的文学样式。

（二）“词”的发展历程

1、作为歌辞的“词”

特指歌辞而称作“词”的实例，以见于梁沈约的《宋书》卷二十一为最早。在该书《乐志》卷三中录有多达数十首乐府歌辞。“歌辞”和“诗”是不一样的。到了汉代，三百篇的诗已不载歌唱，当时的歌谣之辞，通常称作“乐府”。

关于歌辞，在以歌谣为主而言的时候，使用“歌”、“讴”等名称；当特指文辞时，似乎依然称作“诗”。但它同当时“诗”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这样“乐府”这一称呼就产生了。但是当要特指其文辞时，已经作为文辞之意而推行的“词”这一语汇的出现，也是不奇怪的。

这样，到了六朝时代，随着“诗与歌”在认识上的分离，除去进行历史的叙述之外，称歌谣的辞为“诗”已逐渐罕见，代之而起的是“词”。

2、唐代的“词”

一进入唐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唐代，随着胡乐的传入，音乐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旧有的乐府已不再歌唱，另一方面，却把新兴的近体诗，特别是七言绝句当作歌辞而频繁地歌唱起来。按照过去的说法，唐代前半期，歌唱的都是近体诗，到中晚唐之间，近体诗逐渐发生变化而形成了长短句的“词”。

3、北宋的“词”

以“词”的作者身份而广泛的为世人所知的最早的人，是晚唐的闻庭筠。如《旧唐书》中记载：“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翁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 [2]在这里还不存在“词”是独立的文学样式的。

到了五代，作词之风在文人之间扩展开来，并且已经把“词”放在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认为“词”并不是正统的文学，只是次要意义的文学。

后来宋词的发展，尽管也包括有俗艳之词，但是符合文人官僚的道德观和趣味的所谓“雅词”却成了中心。并且，它并不是向妨碍发迹当官这样的消极方向发展，其文辞，和“诗”一样，成了公开鉴赏的对象。

在当时，文人们也往往将“词”与“诗”相对比的加以评论。“词”与“诗文”相比，“诗文”是士人必须具备的教养，但是“词”并不是。直到到了北宋的仁宗、神仁时期，才确立了“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地位。

4、简略论述其后时期的发展

到了南宋，便产生出那些不登宦途而专以文事为世所重的特殊文人阶层，而“词”则由于这些人而一味地雕琢锤炼得幽深精致，以至使“词”变成了表现远超出一般水准的高雅感觉或趣味的一种样式。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得知，“词”是以抒情为主的韵文样式。同古体和近体的“诗”（在日本称为汉诗）在根本上有想通之处，在现象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交错。

“诗与词”在文学史上各有发展历程，在一定时期有所交错。“词”开始并不被人们所接受，一般都是把它看作为“诗”，后来官僚士人热衷于写“词”， 把“词”作为文人们的一种文学素养，由此开始兴盛起来。

三、唐五代词论

“词”在唐代是随着乐府的不复能歌唱取代它而出现的。但是由于歌辞文艺的性质是共同的，所以在广义地使用“乐府”这一名称时，但二者是不同的。唐代的音乐由于西域音乐的传入而引起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时期，在“词”的发展史上，《花间集》可以说是一部划时期的著作。在南唐，也许是由于没有编纂过足以与《花间集》相媲美的词集的缘故，有词作传世的人不多。到了宋代，编纂了他们的词集传世。

如上所述，词的渊源在于唐代的燕乐歌辞和俗谣。到了晚唐，温飞卿已经创作出一批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文学实质的作品。及至五代期间，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终于成长到出现了《花间集》这样的词集。但是，尽管如此，当我们一提到“词”，一般都是说的“宋词”。为什么这样？下面具体的论述一下。

四、北宋词论

在唐代，“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一般提到“词”都是说的“宋词”，原因如下：

1、作品的数量。林大椿《唐五代词》对唐五代的词加以计算，前者大约一千一百首。唐圭璋《全宋词》对宋词搜罗殆尽，约三万首。

2、词的形式。清朝初期编纂的《（钦定）词谱》将流传下来的词牌，整理为八百二十六调、二千三百零六体，其中，唐五代流行的，虽然难以进行正确的计算，但是以《花间集》的七十余调为基础，不能认为有它的几倍，所以大部分是宋代的。

3、词的内容。唐五代的词反映了词原来是以宴席间的歌辞为主流这一情况，咏合欢的艳词与相反的咏孤独的忧愁的词占大部分，再加上以隐逸之情为主题的《渔夫》等特殊的作品，其主题几乎尽于此，与宋词的多样性也是不可比拟的。

总之，仅从以上的特点来看，“词”毕竟是到了宋代才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词”到了这一时期，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突然呈现出蓬勃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词，出现了特别显著的，与历来的词不同的新因素：出现了在词牌下添加序言的风尚；“慢词”的出现。

北宋后期，到了神宗朝以后，词进一步广泛深入到官僚文人们中间去，所以作者队伍也格外的扩大起来。“词”作为韵文的一种，也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了官僚文人们的中间，以及其中可以看出有两种不同的倾向。

五、结语

本文主要是对《唐五代北宋词研究》这本书中“诗”与“词”的关系进行描写，重点阐述了“词”的发展历程，以及“词”由不受青睐到后来兴盛原因的阐释，并提出自己的拙见。这样有助于我们对“词”有进一步的了解。

【参考文献】

唐宋文学论文篇（8）

    在为中、晚唐诗风所笼罩的宋初诗坛，先后盛行着三个诗歌流派，即“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其中。“晚唐体”以其人数之众、历时之长。对宋代诗坛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唐诗分期。历来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对“晚唐”这一概念，不同时期、不同诗论家有不同的理解，并且目前关于“晚唐”分期的争议，将其系统归纳与分析的文章较少。本文拟从基本史料人手，在对“晚唐体”概念进行全面辨析的同时，归纳文学史上关于“晚唐”分期的主要观点并简单地分析产生分歧的原因。

何谓“晚唐”，在文学史上，这本是一个颇为笼统含混的时间概念，关于其时段的划分历来存在分歧与争议。’

宋初“晚唐体”一说由宋末元初的诗评家方回提出，他在《送罗寿可诗序》一文中日：“……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准)、鲁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野、闲)、潘逍遥(阆)、赵清献之祖(湘)……”。阐述了盛行于太宗后期至真宗期的“晚唐体”的发展概况。

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晚唐体”成员自身并未打出“晚唐”的旗帜，在他们的诗文中几乎没有明显提到“晚唐”、甚至“唐”，而是后人根据其创作实际，从诗风、手法等方面将他们与“晚唐”相联系。如《宋史·隐逸传》因魏野为诗“精苦”、“多警策句”，而谓之有“晚唐风格”；寇准“其诗含思凄婉”，被誉为“绰有晚唐之致”；0潘阆诗作中的“孤峭”风格，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遗”；0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绝，尚多唐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通过上述评论可以看出，后人强调的是该派为诗精苦、凄婉’、孤峭以及多作五、七言律绝等特色，这些特色恰与唐诗某一派别的风貌相吻合，由此可见“晚唐”有其特指内容，即诗歌的美学风貌。．

胡应麟在《诗薮》杂编卷五中称“九僧诸作，……佳句不可胜数，几欲与贾岛、周贺争衡。魏野、林逋亦姚合流亚也”，又评“九僧．”及寇平仲(准)诗作“精工莹洁，一扫唐末五代鄙俗之态，几于升贾岛之堂，入周贺之室”，将他们与贾岛、周贺、姚合相联系；方回认为九僧“皆学贾岛、周贺，清苦工密”，∞强调的是他们清苦之气与贾岛、周贺诗风相似；潘阆曾作《忆贾阆仙》一诗，⑦直接表示自己对贾岛的尊崇；《后山诗话》亦云：“魏野诗皆逼姚、贾，而少诵之者”。《诗薮》外编卷五称：“宋初诸人学晚唐者：寇准‘江楼千里月，雪屋一笼灯’，许浑语也；林逋‘片月通梦径，幽云在石床’，姚合语也；潘阆‘深涧藏泉脉，悬崖露树根’，贾岛语也；魏仲先‘妻喜栽花活，儿诲斗草赢’，王建语也。……”，则将宋初“晚唐体”诸诗人分别与许浑之整密、姚合之清丽、贾岛之幽寂、王建之闲适诸诗风相联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尝言：“宋诗如林和靖《梅花诗》时传诵，‘暗香’、‘疏影’，景态虽佳，已落异境，是许浑至语”。根据这些后人的评价，我们便可将“晚唐”的具体涵义明确化了。所谓“晚唐”，主要是特指以姚、贾为宗主的“苦吟派”，又包括王建、许浑、周贺等人。但“晚唐”同时又具有文学史上分期的意义。

贾岛生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卒于会昌三年(843年)；姚合生于大历十年(775年)，卒于大中九年(885年)，他们活动年代大约为唐朝中期，王建、周贺与他们年代相近；许浑之流则主要活动于太和、开成及稍后时期，大约为唐末诗人。这些诗人之间年代相隔较远，为何前人在时段划分上将他们都归为“晚唐”?这主要是因为文学史上关于唐诗分期历来分歧很大，而争议焦点恰在于姚、贾所属时代如何划分的问题。

在文学史上，最早明确以时段界定唐诗分期的，见于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他指出：以时而论，唐诗分为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虽仅提出初、盛、晚三唐说，然其“大历”、“元和”云云，却启发了稍后的方回提出“中唐”这一概念。0方回将大历以后、元和之前视为中唐，将贾岛视为开晚唐一代诗风者，表现了这位诗评家独到的眼光。

后人根据严羽、方回的理论加以发展，往往认同四唐说并进行具体的时间划分，但划分范围并不一致。明胡应麟认为：“曲江之清远、浩然之简淡、苏州之闲婉、阆仙之幽奇，虽初、盛、中、晚，调迥不同，然皆五言独造”(《诗薮》内编卷四)，同样把贾岛归于晚唐。而高檬《唐诗品汇序》则将大历至元和计五十余年划人中唐，④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三则谓‘“中唐自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岁至文宗大和九年乙卯岁，凡七十年”，作为普遍得到后世承认的一种理论，．这二说都将姚、贾划入了中唐范围。现在文学史书言“中唐”，一般指安史之乱后至贞元、元和之际，主要包括元白、韩盂诗派，并将姚、贾归入韩孟诗派而划人中唐；“晚唐”则指从文宗太和、开成之后到唐亡的七、八十年，主要包括以温、李为代表的“浮靡诗派”及以皮、陆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派”|l】。在诸种划分中，许浑之流归入晚唐是毫无异义的；关于姚、·贾却存在争议，这主要是因为后世诸如高檬等人关于晚唐的时间概念及对晚唐的体认，与宋人的观点大不相同。

在南宋人眼里，看待唐诗往往接受的是严羽的三分法，将唐诗简单地分为初、盛、晚三期，认为大历以后即为晚唐。严羽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江湖诗人，在反对江南诗派和推崇唐诗的总倾向方面，严羽与四灵、江湖诗派有共同之处，山但对于四灵的偏于晚唐又颇为不满，而主张推崇盛唐，把晚唐诗与盛唐诗严格地区分开来，他的诗论主要是对江西诗派而出发的。他强调以“盛唐为法”，标举李、杜。不仅反对江西诗派，而且对四灵与江湖诗人以姚贾为法也极为不满，或许因为在他看来，唐诗的精粹在于盛唐，尤其是李杜，他将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称为“盛唐体”，姚、贾自然就归入晚唐。这样，他在探讨唐诗的体裁、流派诸问题时，仅仅明确地提出初、盛、晚三唐说。

自宋末到元初，在崇尚晚唐的四灵派”、“江湖派”冲击下，江西诗派日趋衰微。作为宋代江西诗派的殿军的方回，标榜江西诗派，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倡“一祖三宗”之说，实则偏爱黄庭坚与江西派那种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的风格。对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和总结，正是要重振l江西旗鼓，以纠正四灵和江湖派的取法晚唐而流于腐熟孱弱的卑弱诗风。在学习榜样的选择上，方回与严羽样，将目光放在了杜甫身上，赞扬在是杜甫夔州以后的诗达到了“剥落浮华”的境界以及以律诗为主的诗体选择，。标榜“格律整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江西诗派偏重形式技巧的诗论的缺陷，将江西派诗学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提高了一步。在方回眼里，唐诗的精髓也在于杜诗(尤以律诗为最)，他继承严羽关于唐诗“分期”的主张，认同“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姚贾等人均归为“晚唐”，同时明确地提出“中唐”这一概念，并将大历之后，元和之前划为“中唐”。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元代诗人对于唐诗的观点。

发展到明初，高糅沿着元代戴表元、杨士弘道路，发展严羽“以盛唐为法”之说，撰《唐诗品汇》，尊盛唐品格，提倡以“盛唐”为师来振兴诗歌，又把主盛唐格调说和严羽的妙悟说统一起来，划大历、贞元为中唐，元和以后为晚唐。直到明中叶，李梦阳为主以古代雄健高华的格调为法，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六朝与宋以下不取，掀起了文学复古思潮，在一片“诗必盛唐”的呼声中，唐诗学犹如从低谷流向了宽广的河床。唐诗分为四个阶段，也基本固定下来。作为普遍得到后世承认的一种理论，将姚、贾划入了中唐范围。’

在现代文学史书中，对唐代文学进行分期是依据史学上分期标准划分的，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划分安史之乱后至贞云、元和之际为“中唐”，这样，姚贾就自然归为“中唐”。

将宋初沿袭姚、贾诗风的诗派命名为“晚唐体”，这显然与现在公认的唐诗分期概念不同。按照现在的分期界定，或许将其命名为“中唐体”更为合理。缘何将寇准、林逋、九僧诸人组成的创作集团命名为“晚唐体”?这主要与当时人们接受严羽的三分法有关。将唐诗简单地分为初、盛、晚三期，不仅反映了宋人视苦吟、幽僻等特色为晚唐诗风的美学观念，同样也体现了宋人的诗歌历史观。严羽的“晚唐”概念，是指大历之后，包括了后人四唐说中的中、晚唐，故后人将沿袭“姚贾”诗风的诗派名之以“晚唐体”，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对唐诗体认的角度不同，“中唐”的具体对象不同，造成“晚唐”、“晚唐体”等概念称说内容不一，而这正充分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诗评家各自的诗学观。

唐宋文学论文篇（9）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五千年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前前后后诞生了24个朝代。而说到文学特点方面，唐朝和宋朝是必须要提到的两个朝代。唐朝，是世界公认中国的最强盛的朝代之一。至今为止，西方华人所居住的地方也称为“唐人街”。宋朝，是技术发明最为突出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新技术都是层见叠出。唐朝和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朝代，更值得我们去对比与探究。

唐朝和宋朝文学文化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到底有哪些？不同文化的产生与当时朝代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现状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先从唐朝的诗歌文化谈起，唐朝时中华民族最为繁华鼎盛的朝代，唐朝也是最为富裕的朝代。纵观唐朝诗歌，我们都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流派：边塞诗。《唐诗三百首》中有着特别多的边塞诗，基本上唐朝的诗人都有写过边塞诗歌，并且内容都很丰富而且深刻，题材和风格都很奇光异彩。唐朝的边塞诗歌中从美学角度讲，总体的边塞诗歌都有着非常的壮美的风格，让人能够感到有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从边塞诗上就能够体现当时唐朝有着气魄宏大的民族精神。如唐朝诗人杜甫杜少陵，也有“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的壮志诗篇。完全表现出了唐朝诗歌是以雄心壮志，大气磅礴为主。

然而宋朝诗歌则是以词的方式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刻下了重重的印记。众人皆知，宋朝时期的的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或许很很多多人认为的坡、辛稼轩、陆放翁他们写豪放派诗词的大气磅礴所吸引，但是在这里不得不说在早宋时期引领潮流是柳永李清照的委婉派诗词。以周邦彦、李后主、柳永等诗词家为“词之正宗”，恰恰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派的诗词特点的主要内容的侧重点是儿女风情。重视语言圆润、清新绮丽、音律婉转有种柔婉之美，内容却比较狭窄。由于很长时间词大多都婉转且柔美，促使人们形成了宋词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所以宋朝的文学特点便是柔美。

我们看完唐朝诗歌的大气磅礴和宋朝诗词的婉约柔美的特点，我们对唐代诗歌和宋代诗词的文化差异就有了一些结论。无论是唐朝时期的诗歌还是宋朝时期的诗词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文学上的价值都非常高。在诗词的创作中都需要有丰富的文学底蕴，不论是运用典故还是要运用一些修辞手法，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而且诗词也对平仄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这也是唐朝和宋朝文学继承的相同之处。诗歌和诗词的创作方式都有着不同的地方。

唐朝和宋朝的社会背景不同，唐朝是在马背上建立的建立以后唐朝依然与外敌争斗不断，也正是有统治者的强势才使得唐朝的士子有着积极进取的思想和开阔的胸怀，这样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下使得唐朝有了丰富的文学创造力，也给唐朝的文学注入了崭新的活力。然而宋朝的统治者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上位。成为了皇帝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得以独占兵权，而后国家不重视战争，沉醉于酒水、歌舞、乐器。在这样环境的影响下促使婉约派诗词被大为追捧。

唐朝和宋朝的社会主流思想发生了改变。唐朝是个开放的时代，汉、回、鲜卑等民族的融合使得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佛教、道教、儒家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下唐朝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空前繁华。使得唐朝文化达到了古代巅峰，也促使了诗歌文学的发展。而宋代推行理学，禁锢了人们思想，人们思想不够活跃，所以使得比较严格的诗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宋朝当时皇帝喜欢文学，在社会风气影响下诗词的题材相对狭窄。

唐宋文学论文篇（10）

关键词:

唐宋钧瓷；钧瓷文化；文化比较

一、唐宋历史背景比较

唐宋不同的历史背景，形成了唐宋时期人们的不同心态，也影响了各自时代的审美精神，造就了不同时代下的艺术形态。唐高祖李渊在617年起事，于618年建立唐朝，先后统一与消灭了割据地方的势力，平定了边疆突厥。在平定边疆突厥过程中，最为有名的事件是渭水之盟，它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取得的胜利，为唐代初期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当然，唐代初期的这一系列事件对唐王朝及民众的心理影响极大，使得朝廷及民众在心态上极为自信与开放，同时也对以后唐太宗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农业发展改革，以及在政治制度上改良隋唐的制度与限制贵族权利等方面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宋初的历史背景与唐初颇为相似，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赵匡胤先后统一与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但北宋并没有实现国土的完全统一。北宋在后来二次讨伐辽国失败，幽云十六州和辽西、辽东还在契丹手中;党项李继迁及其后代后来控制了夏州、灵州、河西走廊，建立了西夏;交州也建立了交趾国等。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对宋王朝及民众的心理影响极大，同时它也为宋朝的稳定埋下了隐患。宋朝建立以后一直采用重内轻外的消极防守策略，很少对外再兴干戈。宋朝建立之初，赵匡胤为避免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宦官频繁干政引发的悲剧，将军权收回中央，采取崇文抑武的政策。这一系列的改革虽然带来了国内经济文化的繁荣与科技的发达，但对外却武备积弱，频频不敌外患，致使朝廷及民众在心态上多为与世无争，安于现状。

二、唐宋审美精神比较

就唐宋社会的整体精神而言，唐代社会的整体精神状态是自信的、开放的，而宋代社会的整体精神状态是含蓄的、内敛的。对于唐代社会这种精神状态，我们可以从唐代佩剑精神的角度做一个侧面了解。唐人爱佩剑，而佩剑反映出佩剑人桀骜不羁的处世态度和精神面貌，寄托了佩剑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与抱负，游侠之剑、将士之剑更多地表达了这种建功立业的热切心理。这种态度本身就显示出唐人的自信与开放，正是唐人精神状态的一个侧面反映。对于宋人的精神状态，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诗词加以解读，这些诗词里写满了对人们生活状态的理解，“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等，它们更多关注个人生活的享受，到处充满文人情调。在物质享受方面，比如宋代美食等物品的种类繁多，从这点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当时经济的繁荣，也可以理解为当时宋人对个人生活享受的追求。对外的妥协、回避以及对内的个人生活的享受，塑造了宋人含蓄、内敛的精神气质，这些气质理所当然地呈现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上。

三、唐宋文化对钧瓷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任何艺术形式都不可能脱离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化影响。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又与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有着必然的联系，最终通过各种艺术作品呈现出来。唐人由于具有这种自信的开放的精神，才成就了一个繁荣的唐朝。反过来讲，唐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也使得唐朝的文化及其文化政策更加自信与开明，唐人才更加自信与开放，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艺术类型的角度来讲，唐代的自信与开放更有利于唐代文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的形成。唐代文化的辉煌与灿烂、博大与精深，离不开唐人的自信与开放。从艺术形式上来说，作为艺术形式的一种———钧瓷，在这个时代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种自信与开放的精神引导下，出现了大量具有唐代精神气质的钧瓷艺术作品。而宋人则呈现独特的含蓄与内敛气质，这种含蓄与内敛更多地表现在宋人的物质及精神享受上。宋代的艺术形式较之唐代的艺术形式更具多样性，唐人追求的是建功立业，在艺术性上追求创新、追求独一无二的风格，要求与众不同;而宋人追求的是艺术形式目的的指向性，强调的是个人情怀的表现，以及对个人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浓厚的个性情调。两者独特的艺术特征以及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精神状态不仅仅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还受到当时不同的文化政策及其他方面的影响。首先，唐宋不同时期的文化艺术形式受到其当时文化政策的影响。唐代由于长期处在统一安定的政治环境中，所以唐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全面发展，使得唐代各方面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融合。唐太宗曾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是对多元文化的肯定与认可。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多元化发展对人类文化与整个社会的贡献。同样，文化多元化对唐代钧瓷影响也很大，这在唐代钧瓷作品中多有体现。唐代究竟有没有钧瓷还尚无定论，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钧瓷发展的一个萌芽时期来看待。对此很多人可能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了解唐代陶瓷为什么属于钧瓷的萌芽阶段:其一，唐代花瓷多集中在河南鲁山、禹州、郏县一带，距离钧台窑、神垕镇只有百里之遥。而从唐代花瓷面釉质与色相上来看，其多为浑厚的釉白与乳蓝斑的外观，已与钧瓷釉色特征极为接近。其二，唐代花瓷与钧瓷釉质的化学元素比较接近。鲁山段店窑的花瓷残片标本，器物整体施月白釉，与宋元时期的钧瓷月白釉无太大差别。其三，钧瓷釉色肌理特征与唐三彩相近。在文化上，大量的史实证明唐代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唐代的艺术家及文人反对模仿与照搬，勇于变革，善于独立思考，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使自己的作品独树一帜，别具特色。唐三彩虽为一种冥器，但其各种色釉之间互相浸润交融，色彩斑驳绚烂，与唐代钧瓷釉色有着相近的地方。不同之处在于唐三彩低温烧制，实用较差，颜色以黄、绿、白三色为主，釉色浓艳瑰丽，具有强烈的装饰感。而唐代钧瓷以黑白为主色调，其间黑中泛蓝，蓝中隐白，蓝白相间，且釉体斑纹随着烧成温度高低有流动感，颜色厚重而富有变化。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了解，唐代处在钧瓷的萌芽探索阶段，它是创烧钧瓷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钧瓷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唐代处于钧瓷发展的萌芽时期，但它对以后钧瓷的发展影响极大，为以后钧瓷的发展打下基础，提供了方向与动力。其次，在方面，唐代打破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格局，而奉行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政策，使三教在相互竞争中成长发展，让它们在成长发展中补充与融合。唐代的艺术较前有了很大发展，唐代钧瓷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产生的，其产生与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政策及思想文化格局有很大的关系。唐代钧瓷的发展与道家学派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道家思想中主要倡导道法自然。“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24道家追求自然之本，追求自然天成的返璞归真，而钧瓷的窑变之美恰恰就是自然天成的最佳境界，与道家精髓相呼应。同时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则注重自然无为，追求人生境界的朴素恬淡，形成了以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哲学体系与审美思想。钧瓷窑变的审美趣味与道家这种“道法自然”［2］166的美学境界惊人地一致，这说明道家精神对钧瓷窑变的审美影响至深。唐代佛教对唐代钧瓷也有一定的影响。佛教中的禅意指的是禅心，是一种清静寂定的心境。唐代钧瓷摒弃了多余装饰的简洁造型、唐代钧瓷窑变的厚重与微妙变化，从某种角度来讲，使其不仅具有沉浮在历史时光之中的禅意，更具有交融于水火土之中的禅意。整个唐代文化对钧瓷的影响，不仅仅是钧瓷的创新与发展，更多的是为钧瓷注入了唐人自信与开放的文化精神，唐代钧瓷造型的简洁以及色彩沉稳厚重与窑变之美，都是唐代文化自信与开放的重要体现。宋代作为我国宗教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儒释道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理学在这个时期异军突起，它吸取佛、道思想的精髓，弥补了古典儒学的不足，使得儒家思想能够应对佛道思想的挑战，因此理学的兴起标志着儒道佛多元文化发展的顶峰。与此相应，宋代文化得到了多元深度融合，而且在宋代文化高度繁荣的背景下，宋代经济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宋代钧瓷，在这个时代达到了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受宋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宋代钧瓷作为商品、作为艺术品都能经世致用，所以宋代钧瓷无论在造型艺术上还是釉色风格上，无论在审美追求上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能从看似“平凡”中彰显深厚的文化沉淀，都能从“普通”中显现一种自然天成的哲学意境。当然，宋代钧瓷还受到理学的求理精神和怀疑精神的影响。宋学追求的是一种追根求底的理性主义，这种求理精神是种百折不挠的学术精神，它对待问题的目的就是“格物穷理”或“物而穷其理”，［3］185挖掘出问题的本质。在这种理性与原则的求理精神指导下，宋代钧瓷无论在造型艺术上还是窑变色彩上都能做到极致，使得宋代钧瓷达到钧瓷发展的鼎盛时期。

四、小结

唐宋钧瓷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唐宋各自时代因素的影响，最终融合并留下了它们时代的烙印。这种烙印不仅代表着它们的时代精神，更代表着各自时代的审美精神，也正因这些时代烙印的不同才有了唐宋钧瓷的形成与发展，以及钧瓷的今天。

参考文献:

［1］王强．道德经通释［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唐宋文学论文篇（11）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