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教学论文大全11篇

宪法学教学论文篇（1）

论文摘要：托克维尔认为宪政必须以宗教为前提。但从西方立宪史看，那些对宪政确立有奠基之功的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等人对基督教并不看好。这样便产生了一个悖论：宗教如果对宪政至为重要，那么公认的支持宪政的思想家为何却轻视宗教？合理的解释应是：宪政并不存在宗教之维，而合理的怀疑论才是宪政的思想前提。 论文关键词：宪政；宗教；托克维尔命题；怀疑论 一 西方政治学界有一由来已久的观点，即认为宪政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有某种因果关联，换言之，宪政除了制度的维度外，还有宗教的维度。很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西方思想家都反复阐述过这一观点。譬如： 18世纪中期，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即使说，老百姓信仰宗教是没有用处的话，君主信仰宗教却是有些用处的；宗教是唯一约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人们的缰绳，君主就像狂奔不羁、汗沫飞溅的怒马，而这条缰绳就把这匹怒马勒住了。"1 稍晚一些时候的英国保守主义大师埃德蒙·柏克也发现："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存在，这个统治者具有形成道德法的智慧与执行道德法的能力，那么对任何反对超级力量意愿的契约、道德甚至行为都无制裁。"2从上下文看，柏克在这里所说的"最高统治者"，即是指基督教中的上帝。 不过，如果说孟德斯鸠与柏克基本上都是以旧大陆的经验为依据，而且对宪政与宗教的关系说得并不明白晓畅，那么托克维尔则以其在新大陆的观感为依据，直接视宗教为宪政的一个必要前提。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明确写道："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3 就笔者目前眼光所及，托克维尔可能是第一个直接将宗教视为宪政之前提的学者。在他看来，宪政或民主会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但也为人们沉溺物欲、藐视社会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需要借助宗教的功用来加以限制与中和。这种将宗教与宪政直接挂钩的"托克维尔命题"对后世的政治学研究影响甚大，以致当代学者如亨廷顿等人在研究民主史时，甚至得出一种他们所认为的"合理假设"，即"基督教的扩张将鼓励民主的发展"。4 如果视宗教为宪政之必要前提的"托克维尔命题"真能成立，换言之，如果宪政的确立必须具有宗教（基督教）之维，那么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现代化国家而言，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不得不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这些国家大多不具有基督教传统，疾风骤雨般的基督教化可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动乱；另一方面，如果在这些国家不能确立类似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以宗教为必要前提的宪政就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探讨宪政是否具有宗教之维，即宪政是否以宗教为必要前提，是后现代化国家政治学界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 二 关于宪政的宗教之维，目前学术界基本上还是依据西方成功的经验进行研究。大致说来，观点有三：（1）作为神权载体的基督教的兴起，限制了王权；而对王权的限制，则是分权制度的肇始。这一派以孟德斯鸠为代表。（2）对上帝的尊重，能够使体现上帝意志的法律具有类似于上帝的超验性，从而可以确立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之权威。这一派以柏克为代表。5（3）宗教为人们提供行为规范，可以使宪政体制之下的个人自由不致衍变为无法无天。这一派以托克维尔为代表。从后世的研究者的成果看来，虽然也有一些创新和修正，但总体上并没有超越这三种观点。 譬如，对当代中国法学影响甚大的美国法理学家伯尔曼曾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定位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并认为"第一个近代的西方法律体系是天主教的教会法，这种法律体系在特征上，与当代社会理论家们所说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世俗的、理性唯物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法律体系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基督教与世俗司法权的二元性是西方文化一个显著（如果说不是独有的）特征"。6但平心而论，这只是对上述孟德斯鸠观点的细化。后来，伯尔曼在研究西方近代法律制度与宗教的互动时，还曾提出基督教对法律的影响起码体现在4个方面，即"（1）法律的仪式--其庄重的语言、正式的程序以及严肃的宣誓；（2）对传统的依赖，尤其是对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意义的延续；（3）诉诸权威，不管是法庭的权威，还是统治者的权威，也不管它是一个决定、一尊雕像，或者如我们 所说的一部成文宪法；（4）道德的普遍性，它是通过一种不证自明或先验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犯罪必须被惩治，受害必须被补尝，契约必须被遵守，政府必须尊重个人权利等等，这不仅仅是因为实用或功利的原因，而且是因为宗教的原因。"7但细究下去，不难发现，其中的主要思想，尤其是第4点已能在柏克的相关论述中找到雏形。 应该承认，无论是孟德斯鸠的宗教限制王权独大说，柏克的上帝赋予超验正义说，还是托克维尔的宗教提供行为规范说，都从不同侧面触及到宗教影响宪政的实质。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包括宪政在内的现代社会制度为什么只产生于西方世界。正像后来韦伯所发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一样，孟德斯鸠、柏克与托克维尔三人在这一问题尚未明朗化之前，事实上已经触及到同一问题，而且其解题的思路与后来的韦伯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在制度变化与宗教传统之间找到某种相关性。毕竟，西方世界与其它世界在文化方面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其宗教。但是，孟德斯鸠、柏克与托克维尔从宗教的角度回答宪政为什么首先出现于西方的同时，似乎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西方的宪政为什么恰恰是在基督教的影响趋于衰微的时候出现。 西方学术界习惯于以19世纪后期的尼采作为思想变化的标志。确实，尼采的一声"上帝死了"足以代表几个世纪以来对基督教权威地位的质疑，8但这种质疑并不自尼采始。就在托克维尔强调宗教对宪政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他也发现"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9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爬梳一下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古代的希腊民主，还是近代的欧美宪政，在其产生与发展之际，那些支持民主或宪政的呐喊往往是与质疑诸神或上帝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在西方思想史上，类似的例子几乎俯拾皆是。 三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古希腊时期的情况。 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3位具有师承关系的思想家，尽管在政治态度上并不尽一致，如柏拉图赞成贤人政治，而亚里士多德支持民主政治，但从3人的相关论述看，起码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对当时的城邦诸神并不十分尊重。苏格拉底是以"渎神罪"被处死的。关于此点，历来便有争论，连苏氏本人都矢口否认。正因为此，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他仍然多次谈到神。譬如他为自己经常指斥他人谬误的行为辩解说： "其实，诸君啊，唯有神真有智慧。神的谶语是说，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不过藉我的名字，以我为例，提醒世人，仿佛是说：’世人啊，你们之中，惟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实在不算什么。’"10 即使在申辩的最后，苏格拉底也不免要借神的名义为自己开脱，他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11凡此种种，似乎可以表明苏格拉底是一个笃信神祗的人，但从他与游叙弗伦的对话看，他事实上早已从根本上颠覆了对神的信仰。据柏拉图记载，苏氏首先问游叙弗伦："你说虔敬是什么？你不是说虔敬是祭与祈的知识吗？"游氏只得回答："是的。"苏氏拉着问道："祭是送礼给神，祈是有所乞于神？"游氏再次回答"丝毫不差。"一看游氏入套，苏氏马上咄咄逼人地反问道："那么，虔敬成了神与人互相交易的技术？"12尽管苏氏对于虔敬没有问出一个所以然，但他这一问触及到一切宗教的软肋。--对于宗教而言，宗教仪式是一个必备要素，换言之，祭和祈是一个必备要素，但如果将祭和祈引入神人之间，这便多少将神圣的信仰行为降格为庸俗的商业行为。后世的基督教通过《圣经》中的《约伯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格拉底之问"对宗教的颠覆，但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的这一问便已将其对宗教的诘难暴露无遗。 柏拉图与其老师苏格拉底一样，也不直接向宗教提出挑战，譬如，在《法律篇》中，他曾借克列尼亚斯之口承认法律是由神制订的，但后来他又借一个雅典来客之口认为："众神不过是人工的概念，在自然中没有对应物；众神是法律上的拟制，这些神由于各不相同的每个群体在制定法律时所采取的共同约定而大相径庭。"13这里，宗教非但不是法律的奥援，法律反倒成了宗教的奥援；法律是人定的，法律所支持的宗教更是人定的了。事实上，我们只要注意在《理想国》中谈及正义时，柏拉图绝少提到正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大体知道宗教在其心目中的 地位了。亚里士多德是较早注意到法律必须具有形上权威的一个人，在他看来，"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而且他也明确指出最好借助"神"力来确保"法"力，如他所说："法律（和礼俗）就是某种秩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和礼俗）的习惯。可是，事物如为数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为无定限的事物创制秩序，只有神才有可能，神维系着宇宙万物，为数既这样的多，其为数又这样的大，却能使各各依从规律，成就自然的绝美。"14但是，神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关论述。 总之，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三位古希腊思想巨匠的思想中，我们很难看到他们对宗教的真正崇信。当他们谈及诸神时，与其说是因"信"而信--即认为神存在而信神，不如说是因"用"而信--即认为神有用而信神。15而饶有兴味的是，这种因"用"而信的信仰方式也重现于近代以降的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 四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西方宪政制度确立时的情况。 西方近代宪政滥觞于英国。这一点，在学术界并无异议。而霍布斯和洛克、休谟3人也是公认的为英国革命辩护并为西方宪政奠基的思想家。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三位坐标式人物的著作，却会发现，他们在谈及宗教与上帝时，同样有明显的因"用"而信的倾向。 霍布斯一直被时人视为一个无神论者，从他的相关论述看，这并非厚诬。在《利维坦》中，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宗教与《圣经》。他甚至说过："服从神律（在这种情形下就是服从自然法）乃是最大的崇敬。由于敬服对上帝说来比牺牲更值得嘉许，所以轻视上帝的诫命也就是最大的不敬。"不过，在《利维坦》的开篇他便声称"生命只是肢体的一种运动"，后来又明确指出"自然律是理性所发现的诫条或一般法则"，又显然将上帝置于一种位尊而权不隆的境地。至于霍布斯为什么一方面大谈理性，另一方面又尊崇上帝，在《利维坦》第十四章中的一段话泄露了他的天机，即"语词的约束过于软弱无力，如果没有对某种强制力量的畏惧心理存在时，就不足以束缚人们的野心、贪欲、愤怒和其他激情。"16因"用"而信的企图彰显无遗。 与霍布斯相比，洛克对上帝的态度更为决绝。为了彻底推翻君权神授说，他干脆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政府都只是强力和暴力的产物，人们生活在一起乃是服从弱肉强食的野兽的法则。"在洛克所设想的自然法中，显然是将其与"理性"等量齐观的。如他所言："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在《政府论》中，洛克也数次提到上帝，不过他的目的是为了强调：既然大家都是上帝的创造物，那么大家被上帝赋予的能力便是一样的，因此"在同一自然社会内共享一切，就不能设想我们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17至于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似乎也不在其考虑之列。 美国学者卡尔·弗里德里希在研究洛克的自然法理论时，曾经为洛克关于自然法的上帝起源或理性起源的矛盾辩解，认为在洛克那里，"自然法是上帝意志的一种体现，上帝在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了他理性；因为凭借理性，人得以理解自然法。"18不过，通观洛克的《政府论》，他并没有在任何地方谈及上帝给予人类理性之类的观点。从宗教社会学上讲，宗教信仰往往产生于理性能力所不及的领域。因此，说洛克强调理性即是强调上帝，似乎稍显牵强。事实上，正是由于洛克过分强调理性，从而忽视了政治运作的复杂性，所以主张自由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反而不如主张专制的霍布斯。但霍布斯的过人之处也不在于一些学者所简单肯定的"无神论"倾向，而在于他中兴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一种强调理性有限性的传统。如前所述，苏格拉底在申辩中反复强调："唯有神真有智慧"。这句话的潜台词即是：包括苏格拉底在内所有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苏格拉底不一定真信神，但他以一个神象征着无限，从而警醒所有人。无独有偶，在霍布斯那里同样可以发现这类语句，如他所说："如果说我们在心中想象出上帝、构想出上帝或对上帝具有一个概念，也不是崇敬上帝，因为我们所想象出的任何东西都是有限的。"19说人不能想象上帝，无异于告诫我们：人的理性不能达致无限。 事实上，帮助英美宪政最终确立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基本上延续了这条强调理性有限的传统。这类思想家有时也谈 及上帝，但在大多数场合是将上帝作为人不能沟通与企及的对象，从而彰显人的理性之有限。比霍布斯稍晚的休谟对这一点的体认与阐述更为深刻，他一方面强调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说："我既然发现人类理性在许多其他更为熟悉的论题之中的缺陷，甚至矛盾，我决不会希望人类理性凭着其脆弱的推测，在如此崇高的、如此远离我们观察范围的论题中，能有任何的成功。"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承认 "在学术人士之中，做一个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者是做一个健全的、虔信的基督教徒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20确实，强调理性的有限性，便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打开了方便之门。不过，在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的时代，强调"君权神授、不可侵犯"的基督教的负功能甚至超过了其强调"上帝面前、理性有限"的正功能，所以他们在强调理性有限的同时，又不能对信仰上帝表现出过分的热心，所以往往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最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与宗教信仰背道而驰的无神论倾向。 总之，从西方宪政确立的历史看，强调崇信上帝并不是当时思想界的主流。与此相反，那些主张自由、支持宪政的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无神论的倾向。除上述霍布斯、洛克、休谟之外，还可以举出很多个例。比如号称17世纪英国最大的学者的博尔登（他也支持宪政）也曾说过："如果我们只承认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东西，那么把议会置于何地？因为《圣经》里没有这个词。"21如此，对主张宪政具有宗教之维的人士便构成了一个难题：即如果宪政的确立需要宗教的帮助，那么为什么在17-18世纪西方宪政确立的关键时期，那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却流露出因"用"而信甚至无神论的倾向呢？答案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了。 五 综上所述，从西方立宪的历史看，支持宪政最力的思想家并不是同时强调崇信上帝的重要性，有时甚至对宗教产生质疑。这样便产生了一个悖论--宗教如果是宪政的一个必要前提，那么为什么相当数量的主张宪政的思想家却对宗教没有兴趣？由于可以看出，强调宗教为宪政必要条件的"托克维尔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有论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直接就宪政与宗教的历史立论？老实说，由于资料不够，这个问题将是我下一步研究的对象。就笔者目前掌握的零星个案，同样可以证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不一定是民主和宪政的必要条件。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赞比亚，当时的总统奇鲁巴曾发起一个名为"再生"的基督教运动，一时间，该国的电视充斥着各种神学节目，以致圣俗不分，许多政要、党员与商人为了与政府拉近关系，纷纷加入"再生"运动，一夜之间成为基督徒。但全国的基督教化却并没有给赞比亚带来预期的良好秩序与廉洁公正，相反，社会上愈发出现政以贿成、腐败成风的现象。最终奇鲁巴的"再生"运动也成了一个笑话。22与此相对照，一些没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如印度与日本，却已经确立了相对稳定的宪政体制。 至于为宪政奠基的一些思想家为什么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心存疑虑，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根据宗教社会学的原理，宗教一方面具有整合社会、规范行为的正功能，为此正如伏尔泰所说的："世间即使没有一个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23但在另一方面，宗教也有相当一些负功能，譬如"宗教会通过使被压迫者屈服而阻挠对不义的抵抗"。24基督教同样也具有这样正负两重功能，所以这些人士一方面借对上帝的轻视来抵消宗教维护旧有秩序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借上帝的名义来显示人的理性的有限，从而防止有人取代上帝的地位。事实上，从苏格拉底中经霍布斯再到休谟，这3人尽管都对宗教不以为然，但他们3人都没有用人的理性取代上帝的意志，而是反复强调了理性的有限性。反对夸大理性，实际上已暗含了宪政具有形上权威的意思。因为人的理性如果有限，他们便不可能人为地设计制度，那么制度便是独立于人的理性的有机体，独立于人的理性的制度自然应该让人敬畏。这也是后来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所申述的主要观点。 如此，欲实施宪政的后现代化国家，与其通过构建宗教的方式树立宪政的形上权威，不如在社会上通过各种方式确立理性有限的思想。因为合理的怀疑论，才是实施宪政的一个必要思想前提。 【注释】 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9-140页。 2 Rodney W. Kilcup, Burke` s Historicism,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9(Sept. 1977). 3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39页。 4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3页。 5 柏克曾经说过："有一种更高级的法，它不存在于任何共同体的权力之中，也不存在于人的种族之中，更不可被改变--我说的是上帝的意志，它赋予我们作为人的本质，它给了我们一个至高无上的法。"（The Works of Edmund Burke, Vol. 6, Boston: 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 1865-89, p.322）。关于柏克的思想，笔者另外撰有专文--《论保守主义的本质--以埃德蒙·柏克思想为中心的研究》，此不赘述。 6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7 Harold J. Berman, Faith and Order-The Reconcilia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Scholars Press for Emory University, 1993, pp.284-285. 8 尼采甚至说过："一种哲学、一种宗教给人以幸福感和慰藉，同样丝毫不能证明它们的真理性，就像疯子因他的固定观念感到幸福丝毫不能证明这观念的合理性一样。"（参见《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3页。） 9 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4-192页。 10 [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7页。因此观点基本代表了后世古典自由主义对理性的看法，后面还将继续阐述，故所引多烦。 11 同上，第80页。 12 同上，第33-34页。 13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6页。 1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2、354页。 15 关于因目的不同而导致的两种信仰形式，笔者另外撰有专文《因"用"而信与因"信"而信》（载《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 16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6、1、97、103页。 17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4、6页。 18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73页。 19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3页。 20 [英]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3、97页。 21 转引自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22 Julius O. Ihonvbere, Economic Crisis,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Zambia,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Inc., 1996, pp.196-202. 23 周辅成：《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49页。 24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宪法学教学论文篇（2）

案例教学法主要是通过学习、研究大量的案例来理解和掌握法律的基本原则与法律推理，而不是死记硬背具体的法律条文。案例教学法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首创。到20世纪初期，案例教学法在美国各主要法学院推行。现在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中十分流行，为英、美国家法学院所普遍采用。近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已普遍接受这一概念并在实际教学中不同程度地采用。但是，外国宪法课程教学中是否有必要且有可能引入案例教学方法，则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笔者认为，宪法是规定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内容的根本法，宪法实际上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现实生活中违宪案件也时有发生。因此，在外国宪法课程的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方法，有利于外国宪法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习惯以及分析和表达能力，这对于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培养学生的宪法信仰具有其他教学法所不可替代的优势。正如劳伦斯·来恩在《欢迎学习案例法》一文中谈道："一个教学案例，就是一个为学生的认真学习和分析提供的依据。以对实际事例的描述为基本内容的故事，是一种将现实世界引入课堂以便使学生在其导师的指导下对实际问题进行-实践的方式。"[1]所以，对于外国宪法课程，应该适时地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具体做法是：老师在课前先把要讲的内容和案例及参考书目提供给学生，并点明重要原理，要求学生课前预习。上课时，老师不作课堂讲授，而是让学生直接研讨案例，围绕案例提出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让学生围绕这些问题根据所学的外国宪法原理和宪法规范，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最后由教师给予讲解，得出结论，指明处理类似案件所运用的外国宪法原理和宪法规范，事实证明，这是外国宪法课程的教学中学生较为欢迎的教学方式。

二、课堂研讨教学法

研讨式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某一中心问题，交流意见、相互启发、弄懂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研讨式教学是一种适应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学方法，它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及我国古代孔子的思想，他们常常与学生研讨问题，但却不给学生完整的答案，而是用反问和反驳的方法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思想，启发学生的思维。研讨式教学法的主要特点是：学生是整个课程的研讨主体，一般由学生自己发掘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寻找可能的方案。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充当的是导演的角色。对整个研讨过程进行隐性的控制与引导;有时，也由老师抛出问题，学生从多角度来分析和研讨问题，以寻求最佳答案，教师则从旁指引、协助研讨进行，并力争创造一个能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研讨气氛。所以说，课堂研讨式教学法是培养学生独立性、思维灵活性的有效措施。这种教学方式，对外国宪法是较为适宜的。因为外国宪法从理论上讲，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所涉及的是国家制度、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合理配置等重大的理论问题。从实践上言，本课程的涵盖面广，涉及的是每个公民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大制度问题，通过这种研讨式教学，由老师或学生自己就外国宪法课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例如中外议会制度、中外选举制度、中外司法制度问题等拟订研讨题目，学生根据研讨题目阅读教材，进行相关材料的搜集和分析，拟订各自的研讨提纲(最好是小论文)，再围绕着研讨题目进行研讨。研讨可先在小组内进行，然后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组间的研讨，如必要，再进行全班研讨。最后，由教师或学生对整堂研讨课进行总结。总结主要是对本堂研讨课的内容进行归纳，其目的是使学生对整堂研讨课的知识框架有个整体的认识。同时对学生研讨过程中的优缺点进行评析。这样，学生在教学中既学到了有形的宪法知识、制度和原理，而且，通过积极的参与及对相关宪法问题的思考，更有助于学生树立宪法信仰，培养理念，养成法律思维。

三、诊所式教学法

"法律诊所"是一个外来名词，属于法律教育术语，英文名为，法律诊所教育的形式借鉴了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在医学院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疾病。当法学教育引入这种教学方法时，法学院引用了"诊所"的称号，就产生了"法律诊所"这一法学领域特有的名称。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这一做法类似于医学院的临床实习，即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执业技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诊所式法律教育，就是"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诊所式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学教育相比，在教学方法上有如下特点：在诊所式法律教育课堂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大家都是具体案件的承办人。所有教学内容都是围绕着学生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办案者的身份和技能的转换与提高设置的。在这个课堂中通常是教师设置一个教学主题，学生通过诊所教学方式来丰富其内容，最终师生共同配合实现教学意图，完成教学目标。因此，即使是同一堂内容的课程，由于主持的老师和参与的学生不同，也可能采用完全不同的教学形式。课堂上更多的是学生的声音，学生可以对老师说"不"，课堂上没有现成的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一切都将根据具体案件情况的变化论文而处在动态的变化中，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使学生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同时，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建立在真实的案件背景材料和真实的当事人基础之上。学生通过办理真实案件，参与案件处理的全过程和细节，在与现实的接触中，培养学生法律问题的判断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技巧，增强学生做一名合格律师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加深学生对法律制度、法律知识、法律条文的理解，并亲身体验律师的社会角色。笔者认为，对于外国宪法的讲授，可以采取"法律诊所"式的教学方式。因为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在运用宪法打官司，打开网络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最高法院或的宪法案例，以及这些国家正在审理或近期内将要开庭审理的宪法案件的原被告、开庭时间和地点。在宪法炙热的美国，每年最高法院公布的宪法判决，都会成为公众最热门的话题[3]。世界上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最出色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往往都是宪法方面的专家，所以，学生通过诊所式教学方式，来亲自感知国外的宪法案例，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用律师的思维去思考，并结合具体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最终师生共同配合实现教学意图，完成教学目标。同时，点点滴滴积累起学生对宪法的信仰。

四、多媒体教学法

所谓的多媒体教学方法是指运用计算机技术，优化组合动态视频、动画、图片和声音，将一些现实生活中用口述、板书难以表达清楚的内容向学生展示，来突出教学活动中的重点，化解教学内容中的疑点和难点，开展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使用，极大地改善了教学媒体的表现力和交互性。因为在多媒体教学活动中，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学生是学习的主动参加者，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所提供的多种教学资源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视听环境，给受教育者以全方位的、多维的信息，使法学院的学生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能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参加法学院的课程学习。同时，学生还可以利用电子邮件、文件查询、信息检索、远程登录等方式，进行教学信息交流，相互交换学习心得，共享世界各地提供的法学课程学习资源。此外，更重要的是，多媒体教学极大地丰富了教学方式，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使媒体所展示的教学内容更为形象、具体和生动，所传播的知识更易为学生所接受。因此，外国宪法教学应该与多媒体教学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外国宪法多媒体教学的课件教材建设，并利用网络资源，收集大量最新的与宪法相关的案例。同时，还要根据外国宪法教学的特点，利用多媒体建立外国宪法课程教学大纲、外国宪法课程学习指南、外国宪法教学参考书目、外国宪法案例库、试题库、外国宪法法规库、外国宪法相关资源以及外国宪法背景资料。在教学方式上采用不同于一般课堂的研讨课形式，把网络教学与面授教学相结合，把课堂集中与课后分散研讨相结合；以达到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能力的目的。

宪法学教学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目标导向式 宪法课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论文摘要]“宪法”课程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教育观念，矫正已偏移多年的教学目标；其次是根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和法律职业院校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对宪法课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改革，创新宪法课教学模式，重构宪法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 一、“宪法”课程教学改革的紧迫性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模式主要有两个类型：一是法学本科教育，即“通才”教育；二是法律职业教育，即“专才”教育。因培养目标的不同，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在内容、方法等教学环节上有一定的区别。法律职业教育为司法机关培养基础扎实、心理素质高和适应能力强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律职业教育中“宪法”课的教学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从法律职业教育的经验看，“宪法”课在法律课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一个不具有最基本的宪法理论基础的人，很难确立法律职业者应有的职业良知和素质，更谈不上成为一名具有法律思维并熟练准确运用法律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法律人才。我国目前职业教育中“宪法”课程教学与它在整个法学教育过程中的地位极不相称，“宪法”课程理论性很强，内容复杂难懂，历来被认为“入门容易，学明白难”。长期以来形成了如下状况：教学目标不明确、角色错位；教学观念陈旧；教学内容落后；教学脱离实际；教学难度大；考核机械；图书资料匮乏；严重落后于市场经济、精神文明、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教学方法单调，说教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仍然是主导，教师在教学中只注重“授业”而忽视对学生“传道”和“解惑”，长期以来单一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厌倦“宪法”课的学习，教师也产生了职业倦怠感。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法律职业教育高素质、多元化法律人才的培养。面向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的要求和法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宪法”课程的各个环节包括教学目标、师资素质、教材体系与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应进行改革。创新“宪法”课教学新模式，重构“宪法”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二、“宪法”课程教学目标的矫正 法律职业教育的总目标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这类法律人才应具有以下素质： 第一，政治素养，具有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冈4直不阿、不畏权势、不谋私利的品德。 第二，职业道德素质，即具有法律职业伦理、恪守法律职业道德的精神。 第三，法律业务素质，即系统掌握法律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及应用方法等。这应是我们法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宪法”课程必须围绕上述三方面要求确立其教学目标。“宪法”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课程教学设计的最终目的，具有导向作用。“宪法”课是我国教育部法学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法律教育16门核心课之一，是法律专业基础理论课，属于法律专业必修课和主干课，在整个法律专业课程体系中至关重要，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宪法”课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对其他法律专业课程具有指导意义和基础作用。长期以来在“宪法”课的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人格品质、思维方式、法律传统、创造精神及其他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培养。传统的“宪法”课教学已落后于21世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人才发展的要求，“宪法”课程教学理念必须更新、教学目标必须矫正。创建集德育目标、知识目标、实践目标为一体的目标导向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样适用于“宪法”课改革的需求。 三、“宪法”课程教学改革重构及教学方法的探析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是“宪法”课教学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宪法”课程教学不是宪法基本知识的简单堆积或宪法基本知识概述，其使命和根本任务是夯实法律人才的人格品质、思维方式、法律传统、创造精神及其他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基础。“宪法”课教学的首要任务是价值层面的教育，即“育人”。这也是目标导向式教学模式中所说的“德育目标”。德育目标是指在教学中促进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法律观的形成。法律职业教育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负有的使命具有特殊性，它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是培养具有法律素养的法律职业人，“宪法”课的教学理应承担这一任务。所以在“宪法”课的教学中，教师要通过一定的教学手段的运用，引导学生树立法律职业人应当具备的追求真理、维护公平的人生观；树立崇尚宪法尊严和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律职业观。在“宪法”课的教学中，我们要将抽象的宪法知识同我们身边所发 生的实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人道德观、法律职业观的教育。必须改变那种把教学方法仅仅看作是传授法律知识的手段的错误观念，注重教学方法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真正把对学生思想的培养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实现教学方法服务于教学目的的宗旨。同时，在课外可以开展“宪法在我心中”、“我爱国旗”等演讲比赛和第二课堂其次，要打破原有的“宪法”课程体系，确定“宪法”课知识目标。“宪法”课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这一特点是与其他部门法律课有区别的，而且“宪法”课程体系已经成熟。在法律职业教育中，我们可以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探索一个适合职业教育的知识目标体系，即从“宪法”课的教学重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人手，建立一个以探求宪法与宪政运动一般规律为目的、以分析基本的宪法现象和解决现实的宪法领域内的基本矛盾为主要内容、以司法考试涉及的重点内容为中心、以我国《宪法》的规定为主线、以公民权利义务为重点的导向式的知识目标体系并重视宪法实施部分的讲授。最后，“宪法”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对学生进行能力目标的培养。掌握法律知识和形成法律能力应是宪法教学过程中同步发展的两个方面，在具体的宪法教学过程中特别是理论课程教学中，除需传授宪法知识外，更应特别注重帮助学生领会掌握蕴涵在宪法知识中的宪法精神和宪法思维方法。法律教学实践证明，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比简单的知识传授要困难得多。以往的宪法理论课教学只注重学生基本知识的积累，教师很少将宪法的教学同实践结合起来。宪法理论教育不应只把前人的智慧简单地传授给学生，而应当是与现实的法律实践挂钩。宪法规定的有关“人权”、“宪法地位”等问题都可以引进部门法的案例进行分析，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1．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宪法”课程的内容决定了课堂教学是其教学方法的基本构成要素。改革教学方法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说教式、灌输式课程讲授式方法向启发式的教学方法、问题导入教学法及案例教学法的转变。 第一，启发式教学方法。传统的“宪法”课教学采用的往往都是灌输式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主体，在课内教学中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就是听、记，被动地接受知识，很少去思考。启发式教学方法则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要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主动地学习知识。课堂讲授中不应简单地将结论性的知识告诉学生，或是先告诉结论再举例说明，而应从各种教学素材出发，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得出结论，即归纳式讲授。同时，教师要为学生指定必要的课外阅读资料，也要让学生自己去收集资料，保证课堂上能够启而有发。 第二，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案例教学法在英、美、法等国家的法学教育中十分流行。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就某个现实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析、讨论、评价，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已做出的行为进行肯定、比较、矫正，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已普遍接受案例教学模式，并在实际教学中不同程度地采用。但是，对“宪法”课教学中是否有必要且有可能引入案例教学方法，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我们认为，案例教学方法的引入有利于“宪法”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因为它对培养学生自主发现和归纳规律性原理的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问题在于如何运用案例教学法为理论课教学服务。理论课程与案例教学法的结合难度最大，但并非不可能，关键是我们在案例教学中个案的选择一定要贴近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问题、热点问题，如“许霆案”、“机场一清洁工拾到价值300多万黄金饰品未归还案”及“艾滋病人可不可以结婚”的问题，都可以设计出很好的案例教学方案。虽然“许霆案”、“机场一清洁工拾到价值300多万黄金饰品未归还案”透射出的是刑事犯罪问题，但是，我们在“宪法”课的教学中是站在宪法的角度去揭示宪法理论和宪法思想问题，让学生感受到宪法就在我们身边，由生活揭示宪法现象，由宪法理论去透视现实生活，从而让学生明确我们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必须限定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法律课的案例教学普遍存在着用案例解释法律以及案例运用随意性大的问题。案例教学不是点缀，更不能随心所欲或者哗众取宠，教学中所用每一个案例都应当经过精心设计且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 第三，问题导人法。“宪法”课理论性强，在教学中有的章节不可能找到很恰当的案例，为了避免满堂式的灌输，就必须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可以让学生把问题 引入课堂。有的章节教师可以不讲，让学生自己去阅读，然后把问题带人课堂，让教师“解惑”，也可以和学生相互探讨，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学生也可以将身边、社会上发生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引入课堂，师生间共同探讨、学习，实现教学相长。 2．课堂外的教学方法改革。“宪法”课堂教学时数有限，只能按照教学大纲讲授，所以可以设立课外教学环节。“宪法”课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开设“宪法”课外课堂，搭建一个网络师生互动的平台，在利用网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站在—个平台上，共同探讨宪法理论前沿性的知识和宪法实践领域的新发展和新要求，把网络资源建设作为课堂教学的组成部分。 (三)教师课堂教学理念的改革 教师作为课程的主体要素直接决定着课程的形象，影响教学质量，优秀的教师对课程的讲授往往让学生对本课程心驰神往，沉浸在课程的魅力中。在实用、消费的校园文化中不能从本门课程中感召学生，就会出现危机。在“宪法”课的教学中，教师也应超越自己，打破传统的“一个教师唱独角戏”的课堂模式，实行“多个教师同台唱戏”的教师联讲模式，发挥每位教师的优势和不同教师的风格，打造一个优秀的宪法精品课团队。 “宪法”课的教学改革是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课程教学改革已经起步并在运行中，同时改革也是其自我发展的惟一出路。法律职业教育“宪法”课程教学改革应当与时俱进，应当更多地赋予其时代的特色，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宪法学教学论文篇（4）

[作者简介]陈海萍（1972- ），女，浙江诸暨人，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上海 200433）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上海政法学院院级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宪法教学任务特殊性之研究”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6-0128-02

作为一名以传授宪法学知识为使命的教师，笔者深谙宪法学课程的重要地位。然而，愈是承认宪法学教学的重要，愈会触及笔者多年累积且难以厘清的一个困境：当具有象征性甚至宣示性意义的我国宪法文本及由此而下的现实宪法秩序不足以抑或无法正常地纳入立宪主义的价值体系内时，课堂上的我们该怎样向学生交代？由于当下的大学本科宪法学教学绝大部分仍然处于教师主导状态，即由教师主讲并控制课堂秩序的状态（这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在此教学情况下，笔者站在传道授业解惑者的位置上，基于实现教学使命的视角提出对上述宪法学教学独特性的一些看法，供大家探讨。

一、宪法学教学独特性的客观环境

1.宪法学教学对象的特殊性。刚走出高中时代死记硬背阴影的大一学生，面对与《政治常识》面目相似的宪法文本和宪法学教材，心里渴望大学教师会有与高中教师不一样的讲解，悟性高一点的学生甚至渴望在法律学习过程中宪法应有精彩的舞台。学生的这种要求和想法是正常的。笔者曾多次有意在宪法学的第一堂向学生提问“宪法为何物？”学生的答案出奇一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该回答也许对大学本科宪法学教学有一定的益处，因为至少学生或多或少地了解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然而当笔者继续追问第二个问题“宪法调整什么内容”时，学生屡屡停顿，当问及第三个问题“宪法能为我们做什么”时，课堂更是鸦雀无声。学生头脑中盘旋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论断，认为宪法就是政治建设、政治制度的代言词，对宪法的看法没有一个认为应是围绕“法”而展开的。面对浓重意识形态气味的学生看法，宪法学教学的第一重任就是要扫除学生对宪法的固有痕迹，树立法的最基本概念。

2.宪法学教学阶段的特殊性。按照教学计划，宪法学教学往往被置于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进行。处于高中向大学过渡的学生对“法”毫无概念，而宪法学教学在承载了法概念灌输的同时，还需为日后部门法课程教学铺垫法学知识整体思辨规律的基础。在大学本科法学教学承上启下的阶段中，宪法学教学的独特性尤其凸显：学生第一次面对法学教育，其对课程教学印象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对法学的学习兴趣；宪法学教学质量的好坏将影响日后学生对部门法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宪法学教学是培养法律思辨能力大学本科教学目标的第一站。

3.宪法学教学模式的特殊性。法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专业，其教学与其他非法学专业教学的最大独特之处在于运用案例教学法。然而，由于我国宪法实施机制的缺失，缺乏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实践性资源，实践中没有如西方国家的宪法案例，在中国宪法学教学中一般无法将抽象的宪法概念和原理还原为一般的生活事实，以致无法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宪法概念和原理在实践中的说服力，导致学生对宪法没有亲身体验的可能。因此借鉴西方的宪法案例，拾掇中国宪法事例，成了当今宪法学教师的努力方向。

4.宪法学教学实践的特殊性。部门法学教学往往有丰富的实习基地和完整的实习过程，每个知识点一般都能在实践中获得感性认识和领会，并与民众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而依据我国宪法的实施机制，中国宪法实践的特性决定了其走上层路线，即与国家机构组织和权力设置有关，在当下的实践中，这一般是小范围内部分人的实践行为，行为后果与民众利益往往没有直接关联。在宪法政治实践中，宪法学往往涉及政治敏感等话语权，因此基于自身利益，绝大多数宪法学研究者和教师往往选择最没有风险的实践行为，典型的就是围绕1982年宪法的形成、解说、实施和修改而进行研究和教学，被动性相当明显。

二、宪法学教学任务的不纯粹性

综观当下我国宪法学教材，林林总总，蔚为壮观。基于教材详细的分配，作为宪法学教学目标指导下具体化了的宪法学教学任务，能够直接为教师获取和领会。一般而言，事前制作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能保证教学任务不脱离预定的轨道。然而，宪法学教学任务应该以何标准予以设定，包含哪些内容和价值，这在宪法学教学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与学科自身的发展有关，主要是宪法学自身至今尚未成熟，尚未建立起自足的中国宪法学。宪法学教学任务的设定标准应是什么，就笔者初步思考来看，目前在教学中存在着以下几种，设定宪法学教学任务标准的混合性体现了教学任务的不纯粹性。

1.以法学的规范自洽体系为标准设定。该标准以“关于宪法是法”以及“关于宪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的前提作假定。在此假定下，宪法学教学任务首先得教会学生“宪法是法”，宪法除了是国家根本法和政治法外，更重要的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高法，宪法作为法的一种，有其制定、修改和适用的规范属性，即宪法在适用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可以审查政府行为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法性，以救济上述行为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宪法有其规范的自洽性这一理论已在当前中国宪法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无论是规范宪法学，还是宪法解释学，或者其他解释学，这些成熟的流派所贡献的研究成果足以让中国的宪法学教学在法学的规范自洽体系内稳当地进行。

2.以其他同样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为标准设定。鉴于有关宪法的讨论与政治权力的行使方式与范围的密切关系，宪法无疑成为政治学（或政策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的是，在法学的规范自洽体系内，宪法规范（宪法文本）是一个必须被依从的权威，而在政治学学科眼里，宪法只是被描绘和评价的一种政治现象，宪法规范（宪法文本）是被用来判断乃至批判的对象。若以此标准来设定宪法学教学任务，虽然能让学生感受到批判的学术创新力量，但没有宪法权威的批判是空洞的，随意被褒贬的宪法将无从探究宪法规范的内涵、宪法学的完整体系，学生的宪法知识将是零散的，无法树立学生对秩序的最基本崇拜。在当前中国宪法学教学实践中，众多掌控和主导完成宪法学教学任务的教师往往对宪法学做“制度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的讲授，容易脱离宪法学自身的“法学品格”，直接导致宪法学学科属性偏离的设定标准应自觉予以避免。

3.其他标准。一是以西方宪法学为设定标准。这是大多数宪法学教师最擅长的，尤其是留洋归来的年轻教师，更乐意以自己的留学国别主义来设定教学任务。笔者认为，这与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尚未健全，宪法学的众多基本范畴仍在争议中，宪法学理论与实践无法统一有关。西方相对发达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趁机走上了枯燥乏味的课堂讲台，挤走了原本已虚弱不堪的中国宪法学教学。不解决中国问题的实然教学，就难以培养具备解决中国问题的宪法思维的学生，最终会搁置中国宪法学教学任务。二是以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案例为设定标准。与上述运用国外法比较体系容易找到现成理论与解释学结果的状况相似，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选择公民权利受侵害的事案例来设定教学任务也是一项讨好学生的标准，涉及权利侵害事案例的教学不仅形象生动，而且所运用的基本权利保障与限制理论方便现成，同时也能完成有效掌握基本权利案例中体系思维训练的教学任务。然而，以国家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关系为核心的宪法学体系，其整体性是双重的且相互统一的，简言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往往需要国家权力受约束为前提。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强调宪法作为权利保障书的同时，更要向学生传授以国家制度和组织机构为基础的中国权力运作框架和程序，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复杂精妙关联。必须强调的是，培养学生体系思维训练自觉中有关国家组织机构权力配置的事案例更能体现对我国宪法文本大多数条款之间的合理解释。若一味偏重权利侵害事案例，很容易引发学生对我国国家权力制约和相关制度的模糊，甚至导向偏离中国实情的偏激。三是以司法资格考试大纲为设定标准。根据近几年司法考试大纲的要求，涉及宪法学内容的考点侧重于“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这三个部分，而对这三部分知识点的掌握注重的是对宪法相关条款的记忆，并不强调考生能否正确运用宪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处理实际问题。由此会彰显一种现象：基于功利效应，考生在宪法科目的准备上会执着于宪法条款的死记硬背，止步于肤浅地理解宪法条款和基本内涵，而不青睐运用深奥或争议性的宪法理论来阐释宪法问题及其现象，放弃对宪法基本学习方法的训练，最终缺失的是今后社会更需要的合理论证问题的能力。

三、宪法学教学的主体特性

中国宪法学教学环境的特殊性有其客观基础，而教学任务的不纯粹性与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水平、研究成果转化的机制以及研究氛围更有着直接的关联。既然教学环境和教学任务都具有客观的实在性，那么作为宪法学教师，在面对个人不足以改变上述秩序的无奈之下，选择在课堂讲台上突出自己的主体性是非常现实可行的策略。本文开头提出的一直萦绕于笔者心中的宪法学研究和教学困境，实质上在拷问中国宪法学教师是否具有过人的教学设计才能，以及是否具备精湛的教学技艺，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中国宪法学教学的最基本精义，即培养具有解决中国问题的宪法思维能力及其思维方法的学生。笔者认为，此时教师作为教学主体，应发挥下列两方面的主体特性：

1.尊重宪法文本，努力在法学的规范自洽体系内解释宪法，确保宪法的权威，实现宪法学教学的严肃性。一直以来，宪法被看作是对过去政治斗争胜利成果的经验总结，以及对未来政治生活确立目标、指导思想和原则的政治宣示，相应地，传统宪法学理论从来没有努力为宪法的法适用性性格涂抹浓重的色彩。为使规避评判现实政治生活的宪法（宪法规范）回归法的规范性这一状态，宪法学研究者呼吁“宪法不能全然没牙”，宪法应能被法院所适用等主张。这正是宪法学研究以及教学须坚守的一个最基本法学学术前提：宪法是应被依从的权威，是所有法律的最高依据，是所有行为的合法性判断基准。由此，在从事中国宪法学教学过程中，我国的宪法文本应得到尊重。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宪法文本在整个法律部门中的绝对正当性。宪法学教师的使命是传授宪法基本规范，在课堂上我们应尽量杜绝对宪法文本的冷嘲热讽，因为面对同样肩负法治改革重任的学生，传授者没有资格在学生面前去最基本的法秩序权威。

虽然“制度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的阴影会不可避免地笼罩在宪法学课堂，但这一切否定不了宪法的法属性和宪法学的法学品格。虽然法学的本质在于为司法实践服务，而不具规范性或虽具规范性却没有实效性的宪法文本难以为现实服务，教学过程中也难免容易给人僵化空虚之感，但学术要求和教学任务的本质需要教师努力在法学的规范自洽体系内解释宪法，无论运用的是规范宪法学还是宪法解释学的方法。一方面，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有其深奥意涵。另一方面，宪法学教学带给学生的是宪法问题思维的严谨性。“当可以对抽象的条文在具体案例的运用上予以有体系的论证，那么面对其他已经有详尽法条的科目，在架构及说理上就一定会觉得更容易，那面对宪法就不再觉得抽象，而会感受到是一个可具体适用的法律。”

2.夯实自身理论基础，注重自身实践能力的训练，时刻以培养具有基本宪法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的学生为使命。中国宪法学教师应在基本掌握当前中国宪法学研究动态的基础上，亲自参与和推动宪法学的研究，以此夯实自身的理论基础。在吸收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自身实践能力的训练，注意收集和整理当下层出不穷的宪法性事案例，并及时注入教学教案中。这是教师树立实践秩序的最基本教育任务。

笔者以为，在训练自身和学生实践能力时，切忌因渴求宪法事案例的出现而把一切涉及宪法字眼的事案例都不加分析地纳入教学实践中，或把有关公民基本权利被侵害的事案例不假思索地纳入教学实践中。宪法事案例有其独到的内涵，选择宪法事案例时的盲目扩大化心态将会模糊宪法与部门法的各自功能，很可能会导致学生忽视了宪法学最基本的功夫。

宪法学教师的使命不在于让学生在司法资格考试中获得高分，也不在于让学生陷于深奥复杂的理论思辨而找不着方向，更不在于让学生只重价值结果而不重思辨过程，而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把宪法学知识和理论体系完整地传达给学生，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具有基本宪法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的学生。

[参考文献]

[1]范进学.试论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使命[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

宪法学教学论文篇（5）

宪法学是被教育部认定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必修课。如何教好这门课程，使学生对宪法基本理论和制度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是宪法学教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宪法学教学中，却普遍存在教师教学质量低下、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这对于提高教师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具有重要意义。

一、宪法学在教材、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1.宪法学教材体系缺乏科学性，教材内容比较陈旧

（1）宪法学教材管理比较混乱，导致宪法学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1999年，共出版过70多种宪法学教材，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教材逐步增多，不少大学的法学院都有了由自己的教师编写的宪法学教科书，而且有没有一本由本校教师主编的宪法教材，已经被人们视为该校的法学学科有没有能力自立于中国法学院系之林的标志之一。[1]这种随便编写教材的状况虽然貌似“学术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也导致很多教材可信度和学术水平都不高，漏洞很多。

（2）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从1957年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宪法学教材开始，在体例编排上，基本上以我国宪法典的条文顺序为排列主线，同时参照了宪法学理论的逻辑要求而形成。大多数教材都是在宪法学基本原理之后，介绍宪法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内容”。[2]这样编排的宪法学教材体系使宪法学成为注释宪法学，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难以建立起来，从而导致宪法学的学科性不强。

（3）教材内容比较陈旧。虽然，目前的宪法学教材在内容上较之于前些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部分宪法学教材或者相关教材中的部分内容仍然还存在着内容陈旧，理论性不强，脱离实际，不能回答现实问题等问题。

2.宪法学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单一

（1）教学方法仍然采用“满堂灌”的单一方式。教学方法是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实现教学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教学方式及手段的恰当选择和合理运用与教学效果的好坏关系密切。但是从目前宪法学教学方法来看，大多数教师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对学生单向灌输的讲授法，“教师在课堂上总是习惯于按照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宪法典的结构为基线展开其授课内容。这些年的宪法学教学实践证明，单纯的内容的讲授往往使学生对宪法学知识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上，容易脱离实际。且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逐渐下降。教师很难使学生的注意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3]单纯的理论讲授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有必要改进这一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

（2）考核方式单一。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这种考核方式是标准化命题，偏重于对宪法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考核，但是忽视了对学生宪政能力的测试。从性质上来说，宪法学虽然是一门理论法学，但从宪法学的教学目标来看，宪法学更注重宪政能力的培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宪政能力的培养越发显得重要。单一的闭卷考试方式，不利于学生宪政能力的提高。

3.学生学习宪法学的兴趣不高

由于宪法学的基础理论课性质，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课程普遍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但是其内容的相当一部分和大一新生在高中所学的“政治常识”相同，对于缺乏新意的内容大部分学生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学习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学习过的内容，再加上宪法学教材的内容过于抽象空洞，实际应用性不强，所以学生很容易对宪法学产生乏味、枯燥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二、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措施

由于宪法学教与学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宪法学实际的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应尽快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提高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明确课程教学学习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前所述，由于宪法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和大一新生在高三学习“政治常识”的内容相同，这部分内容对他们而言，缺乏新意，很难引起学生足够的兴趣和重视。针对这一现状，结合法学本科生的培养要求，一是应明确宪法学课程的学习目标。首先，宪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以宪法理论、宪法历史发展以及由宪法所规范的国家制度和原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虽然宪法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和阐明宪法典的内容，在表面上宪法学课程大部分内容与高三的政治常识有所雷同，但是政治常识和宪法学也存在很大不同，首先两者所体现出的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不同，政治常识只是对国家制度常识性的介绍，而宪法学则是对宪法典内容的系统分析和理论概括，其理论深度远高于高中阶段的政治常识。其次，两者的内容也有些许不同，宪法学中有“宪法的历史发展”和“宪法基本理论”等内容，而这些政治常识则没有。再次，宪法学课程的设置目的，是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重在能力的培养。而政治常识则注重对国家一些基本制度的知识性掌握，重在知识的学习。[4]二是应提高学生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要使学生认识到宪法学科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使其认识到学好宪法对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和改革开放的进行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增强其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2.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和宪法学理论研究

（1）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在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宪法学教材的选用上，应杜绝盲目使用由本校任课教师自行编写的教材，尽量选取在国内影响力比较大、权威性比较高的教材，要改变教材的选用由主讲教师一个人决定的做法，整个宪政教研室应对选用的教材进行集体研究，每学期对主讲教师申报的教材进行集体讨论，根据培养目标、授课对象、专业特色等情况统筹考虑，共同选出最优教材。

（2）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从目前的宪法理论和实践来看，造成我国宪法学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教材内容陈旧落后，抽象空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落后是其重要原因。比如对宪法学和政治学的性质和范畴界定不清，用政治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宪法学内容，用政治眼光来看待宪法学问题，从而使整个宪法学体系政治色彩浓厚，而该课程的法学性质则明显显得不足。还比如对宪法是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学的争论还没有停止，这一切都影响宪法学教材的内容，只有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促使其完善，使宪法学教材的内容更具有科学性。

 

3.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1）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是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关键。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宪法学专业人才的引进，改变过去那种宪法学教师由政治学教师兼任的状况；其次，对现有的教师应加强培训，应定期派这些教师去一些名校的宪政专业学习，学习其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促进自身的提高；再次，应加强宪法学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改变过去那种由一位教师从头讲到尾的现状。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展开教学。在宪法教学方法上，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还应不断研究探讨讨论式、研究式及案例等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的具体运用，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克服传统教学模式中完全由教师讲授的弊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教学手段现代化方面，可采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可以采用大量的图片、图表，增加教学的信息量，网络教学可以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及师生的互动。

（3）考核方式多样化。在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上，除了采取传统的闭卷测试外，还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例如，宪法学教师每学期给学生布置2～3次小论文写作作业，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将学生的每一次论文成绩与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内主动发言的次数相结合打一个相应的分数，作为一次平时考查成绩，并规定课堂发言及论文写作有自己的创见观点的给高分，以充分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学生课前多读书，课堂多发言，课外多写作，积极思考，勇于创新，自觉训练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5]

三、结语

目前宪法学作为中国高校法律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和主干课程，对于法学专业学生学习宪法理论和宪法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宪法学教学中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有教材内容过于陈旧、教师专业素质普遍不高、考核方式单一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特别不利于学生全面掌握宪法学核心内容。因此，明确教学目的、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以及加强对教材的管理等成为提高宪法学教学效果的必要措施。

参考文献：

[1]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J].法律科学,2007,(6):14.

[2]张献勇.宪法学教材问题探讨[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4,(1):105.

宪法学教学论文篇（6）

司法考试是我国法律职业准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以来，报名条件一直限制在已经取得本科学历的毕业生。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在报名范围等方面做出重要调整，规定“普通高等学校200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司法考试报名资格的调整，有利于基层地区法律职业人员短缺、断档等问题的解决，也使法律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在就业时有更多优先选择法律职业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一调整也给高校法律专业各门学科的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其中，宪法学作为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司法考试之卷一占有一定分值。因此，宪法学教学如何通过自身调整适应我国法学教育趋向应用的趋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政策调整后对高校宪法学教学的新要求

国家司法考试政策调整后，法律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有机会在校报名参加统一司法考试，这一变化，给高校宪法学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司法考试越来越注重宪法思维能力的考查。据统计，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以来，关于宪法思维能力的试题已从最初的3道上升为现在的8道，相应的，要求宪法学教学中应着重学生这一能力的培养。一般来说，宪法思维是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宪法思维作为法律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一般法律思维有所不同，它不是法律思维在宪法学领域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法律思维。例如，2009年司法考试卷一(下文的试题都是第一卷中的)单项选择的第1题：应如何理解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中关于“宪法法律至上”的重要观点。这道试题考查的基本知识点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结合本题所给选项，考生只要对宪法的法律地位有正确认识，并能够运用这一知识对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以及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进行分析，很快就可以得出本题的正确答案：“宪法法律至上”是执政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其次，司法考试注重对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等知识问题的考查。例如，2004年第7题的考点是《宪法》第13条第3款，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8、10、14、55题则是对《宪法》、《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法》、《地方各级人大组织法》和《香港基本法》等法条的识记能力的考查。此外，2009年的司法考试又对《集会游行示威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以及《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的有关法条进行了专门测试。因此，高校宪法学教学中不应忽视学生对法条的记忆和理解能力的培养。最后，司法考试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的现实情况有着密切联系，这就要求宪法学教学对当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能够用宪法学基本理论进行观察、分析，提出宪法问题，并加以解释，从而培养法律人独有的问题意识。

二、目前高校宪法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宪法学教育类似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传统法学教育方式即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范本，重在对学生进行法学基础知识的传输。目前，高校的宪法学教材大多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宪法》，或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宪法》。这两部教材虽然在具体章节的编排次序上各有不同，但基本上涵盖了《司法考试大纲》的知识点，即都包含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基本制度、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四大部分。然而，由于司法考试命题点和宪法学教学点各有侧重，加之宪法学教学方法尚存在一些缺陷，因而，宪法学教学如何适应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仍是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高校宪法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首先，就教学内容来说，主要表现为高校宪法学教学重点偏离司法考试的命题重点。高校宪法学的教学重点普遍侧重于宪法基本理论，并且这部分教学时数占了总学时的1／3左右。以高教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宪法》为例，这本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就是加强宪法基础理论的分析和研究，它认为：“本教材属于‘宪法学原理’的范畴……加强宪法基础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是编写本教材的首要任务。”因此，教材第一编即为“宪法基本理论”，包括宪法的概念、宪法的历史发展、宪法的制定、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形式与宪法结构、宪法规范、宪法关系、宪法的价值与作用、宪法观念与宪法文化以及宪法与宪政等共十章内容。另外，教材第三编的标题虽然是“宪法实施”，但所述内容除了宪法实施的概念、原则、条件以及宪法实施的过程外，还大量论述了宪法解释、宪法修改等本属于宪法基本理论范畴的内容。而根据近几年的《司法考试大纲》和在司法考试中考过三次以上的知识点来作为宪法学命题考试的重点来分析，宪法基本理论是司法考试中涉及最少的考点，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三个部分。三部分内容虽然在《宪法》第二编做了阐述，其中，国家机构有一章内容，涉及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公民的宪法权利包含二章内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一般理论和我国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具体规定；宪法制度共计五章内容，即国家性质、国家形式以及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但是，上述内容作为司法考试的重点，在教学中所占课时数与其在宪法学中的地位很不相称，例如，有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通常只占课本和教学总学时的1／10。

这说明，高校宪法学教学注重宪法基本理论的讲述与司法考试关注中国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现实权利要求的考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在教学方法上，也存在着需要解决的两方面问题：其一，宪法学教学重视对宪法教材的讲解，忽视宪法条文的记忆。现行宪法学教材从体例、结构和内容上都是以宪法典及有关的宪法性文件为依据的，是对宪法条文的具体解释和理论阐述，在这样的学科体系下，宪法学的教学有些类似于注释教学。实际上，教学中对宪法典进行必要的注释或解释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宪法一般都是普遍性、原则性规范，抽象性甚强，如果对宪法的理解不一，甚至相矛盾，极易造成法制的不统一，从而影响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但是，宪法解释并不能替代对宪法条文本身的规范记忆，因为，条文是宪法理论的高度浓缩和概括，通过记忆条文，不仅能使学生熟悉我国现行宪法规范并加深理解，同时简单而规范的条文还能把庞杂繁多的教材理论统串起来，从而有利于更好的学习和掌握教学内容J。其二，采取说教式教学方法，不注重宪法事例的分析。目前，我国传统的宪法学本科教育基本上停留在理论分析、法律诠释层面，缺少通过具体的宪法事例来引导学生加深对宪法制度和宪政理论的了解。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教材本身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宪法学当作一门没有案例的法学外，还与我国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有关。但从统一司法考试的要求来看，其考试内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案例所占比重很大，考察的重点也在于考生能否正确运用宪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处理实际问题。因此，现行教育模式与司法考试的客观差距，要求我们注重从生活中寻找宪法事例，并以实践中的宪法个案激活沉默的宪法学。

三、高校宪法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如上所述，司法考试政策的调整给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带来了新课题。宪法学教学应该超越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教育模式，抛弃那些仅仅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传统的宪法原理的灌输，通过分析宪法事例以提出和讲述有说服力的宪法理论，否则，难以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

(一)教学内容改革

宪法学教学内容虽然覆盖了司法考试大纲的全部，但由于二者各有侧重，因而，教学改革需要在原有基础上以司法考试为重心进行内容重组、知识更新。具体而言，宪法学教学内容的改革涉及树立宪法思维以及教材的选用和教学时数的分配问题。由于现有的宪法学知识总是落后于变动的社会生活，同时宪法学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实践问题，因此，宪法学教学不应把单纯传授知识当作法学教育的最终目标，而应以具体的理论知识为切入点，传授宪法学的基本思维。张千帆教授在《宪法学导论》一书中，从法律人的角度阐明了其关于宪法学的新思维。他指出：“宪法的最终也是唯一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尽管这些权利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而国家权力的设置只是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

同时，他认为，要培养学生的宪法思维，在教学内容上必须立足我国实际，对我国目前现存的宪法框架进行深入剖析，而不能“按自己心目中‘应然的宪法’或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宪法文本来理解中国的宪法问题。”鉴于此，《宪法学导论》在结构上设计了三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概论，其中，“将违宪审查机制作为概论部分，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宪政经验普遍表明，宪政审查是宪法效力的必要保障；没有某种形式的宪政审查，宪法就失去了实际效力，宪法学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头理论。”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是关于宪法学实体理论，即国家机构与公民权利。主要包括国家机构的划分，政府组织机构、政府产生的方式以及权利的基本概念和宪法保障等内容。

此外，在宪法学教学时数的分配上，应适当调整宪法原理部分的课时，将原来普遍的占总学时(高校宪法学的课时一般为54学时)1／3左右的课时压缩一半，以增加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课时量。这样，不仅可以改变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头重脚轻”现象，还与司法考试重心相吻合。

总之，教学内容的改革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宪法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论、轻制度和实践的惯例，适当缩短理论性知识点的教学时数，相应延长对制度性和实践性问题的分析课时，从而更好的突出宪法作为法的基础作用。

(二)教学方法改革

宪法学知识传授过程中，教学方法的合理选择和恰当运用对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至关重要。在英国和美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门“技艺”而不是作为一种“学术”来传授的，这种认识对我国高校的宪法学教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开始着手打破以课堂为中心的“封闭式”教学体制，尝试着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与此同时，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提倡规范教学法，以提高学生对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的识记能力。规范是法律的核心，是研究法律的起点。在宪法学研究和教学中，宪法规范是一个最重要的法学概念，正确地表述宪法规范的含义不仅有助于认识宪法规范的特征，还有助于理解宪法作为根本法所具有的法律意义。然而，在我国传统教学方法上，对宪法规范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很多学生学完课程后没有通读过中国《宪法》的条文。这种情况，极易对当下宪法学教学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可能使课堂教学流于单纯政治说教和道德宣传形式，另一方面也很难使宪法学回归法律属性和科学性。新出台的统一司法考试大纲虽然更加注重法律知识的分析性和灵活性的考核，但也明显体现着考查考生记忆力的倾向。以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为例，直接对条文的记忆能力进行考查的题目占了整个宪法学试题的20％左右。掌握规范分析方法，对宪法学来说，并非要求学生一味地死记硬背宪法条文，而是以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分析条文中所包含的宪法规范，并学会分析宪法规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分析规范相互之问的效力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状况等。如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第2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该款规定表述的即是一宪法规范。此规范的规范者是宪法的制定者，被规范者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者，规范的客体是立法关系，规范的对象则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通过上述分析，学生不仅掌握了条文的内涵，还对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有了较深刻的理解。相反，如果教师对条文只是要求背诵而不作解释，或者稍加解释而不作深层剖析，往往会形成条文罗，并容易脱离实际。规范教学的实施方法有许多，如：“问题式”教学法，即先设计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自行查找资料进行分析，然后由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再由教师进行总结。教师总结时，应特别注意对涉及宪法条文的部分，须要求学生用条文的规范语言进行表述。此外，在课堂讨论教学法、比较教学法中，也都可以贯穿规范教学法的教学思路。

其次，提倡案例教学法，以培养学生对法律条文的实践应用能力。案例教学法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朗道尔(Langde1)教授首先创立。到20世纪初，案例教学法在美国各主要法学院推行。一般来说，案例教学法包括两种方式：

宪法学教学论文篇（7）

一、关键词的释义

每个学科都会有专业人士认定的关键词，它们是研究者经过长期的细致钻研而挑选、归纳、概括出来的中心词汇。笔者对宪法学课程中关键词的选择，得益于对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的观点的借鉴。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选择了在习俗制度中广为讨论的语汇进行质疑探询，他不仅考察了诸多词义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在词源学上的兴趣与政治关怀紧密结合起来。对所选词汇的特点，雷蒙威廉斯总结道:这种词汇很明显不属于专门学科的专门词汇。虽然它与若干学科的词汇常有所重叠，但它涵盖范围普遍，包含了(一)日常用法中激烈的、难懂的、具有说服力的词语，以及(二)从专门的、特别的情境衍生出的极普遍语词用来描述范围较大的思想领域及经验领域。

与雷蒙威廉斯所选择关键词的特点相类似，我国宪法文本中的诸多词汇也具有如下一些特点。首先，这些词汇具有重要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文本中的每个字、词都具有极其丰富和重要的内涵。其次，这些词汇并不仅仅是属于宪法学这一学科，在政治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中也常常能看到它们的踪影，如民主自由革命权利人权等词汇。再次，这些词汇存在着巨大的关联性。如果孤立地理解其中的一个词，往往会产生诠释上的困境。最后，正如雷蒙威廉斯提醒人文学者要注意词语背后的政治学和利益那样，在论述宪法的作用时，人们一般也会提到其能够以合理的机制平衡利益以寻求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规则。因此，在宪法学课程教学中，也应当注意到宪法文本中这些词语背后所体现的权利和利益关系。

宪法文本中的关键词可以被视作为一组密切相关的词汇，这些词汇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价值诉求，它们共同构成了宪法的具体条款，并使其成为结构精巧的文本。这样的特征可以使人们能够将关键词与宪法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和概念区分开来。简而言之，笔者对关键词的释义，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要下一个定义，以求穷尽所描述对象的特征，而是寻求解答一些问题，如何以能够在一个宪法文本中搜罗出一组关键词，每个关键词意义转变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表达了哪种思想和价值观不同关键词之间的意义有何关联，它们之间的冲突如何得到化解，它们与现实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联系、是如何产生的，等等。

具有关键词特点的这些词汇的大量存在使人们在理解宪法文本时产生了困难。要做到对宪法条文中每个重要的和关键性的词、句进行准确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不无意义。有学者指出这不但要涉及广泛的知识，还必须要有深人、细致的研究才可能。而只有这种精细到词、句的解释，才具有宪法解释学上的意义，才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用价值，也才有利于准确理解宪法。正是基于此，笔者在宪法学课程教学中尝试运用关键词教学方法，将教学重点放在这些重要且相互联系的关键词上，指导学生阅读大量背景材料并共同寻求一个最为合理的解释。

二、关键词教学方法在宪法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基于关键词所具有的上述特点，笔者认为关键词教学方法更适宜运用于宪法序言和总纲的解释，因为这两部分的内容集中规定了宪法的思想和理念，具有高度的原则性、概括性和纲领性。但是，关键词教学方法对宪法学课程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内容的适用性较低。同时，基于本科教育对宪法学课程教学的要求，关键词教学方法运用的重心集中在现行的宪法文本上，但这并不否定这一方法在思想理念探讨中的重要作用。关键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很好地运用于有关宪法思想史的教学，而且可以很好地运用于在宪法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宪政、民权、自由等观念的研究。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宪法学课程的任课教师可以在讲解完宪法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宪法的概念、分类、基本原则、制定与修改、解释与适用等)之后，结合教材和宪法文本采取以下步骤实施关键词教学方法。

(一)挑选关键词

关键词教学方法运用于宪法学课程教学，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是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在起步阶段就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任课教师只需要以引导学生对宪法文本中的一个词语产生好奇为出发点就可以了。张大春先生曾经把小说的本体定义为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他还认为，作为幼儿认识世界的那个最初的词，可以是主角，可以是配角。它甚至可以不是角色，它只需负责显现其身为第一块拼图碎片的位置，便足以唤起父亲膝盖上的孩子、幽暗阅黑的庭院里的孩子启动他构筑一整个世界的能力。同样，宪法学课程教学也需要这种最初的好奇心，并以此作为构筑理解宪法文本的基础。因此，笔者在运用关键词教学方法进行宪法学课程教学时，并没有罗列一个固定的关键词表。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宪法文本中的词汇似乎都很关键，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需要尊重学生的主动性。关键词教学方法的本质不是直接告诉学生哪些是关键词和这些关键词的含义，而是要让学生通过阅读来鉴定哪些词汇是更为关键的，并深人理解这些词汇。

宪法学课程的任课教师在指导学生从宪法文本中挑选关键词时，可以与教材内容的讲解结合起来进行。例如，在宪法序言中挑选关键词的时候，可结合宪法结构宪法的原则的讲解进行。通常而言，在宪法学课程教学中，任课教师会更强调具体条款的讲解，对序言部分并不太重视。但是，笔者认为，如果能够深人讨论宪法序言中中国革命传统封建翻天覆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明等词汇的内涵，那么一定会有助于学生全面理解中国的立宪背景以及深刻领悟宪法的总体精神。

(二)准备相关材料

宪法学课程的任课教师在指导学生通过阅读从宪法文本中挑选关键词之后，可以将班上的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并在课后指导每组学生针对1-2个关键词汇准备相关材料。学生围绕关键词准备的材料内容应相对比较宽泛，应该包括这一词汇在其他相关学科的用法、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加区别运用这一词汇的状况、政治人物或学者对这一词汇的阐释情况、这一词汇的语义演变历史，等等。

词语周游列国，历经多重翻译，导致概念在异文化间的传递、重组和再创，这里既包括外来语的采纳(通过译音、译音加表意、译意、直接借用等方法)，又包括古典词的变异(词义扩大、缩小，词义转移)。正是在内外沟通、既因且革的大化流行中，汉字文化得以丰富、升华。闭因此，宪法学课程的任课教师在运用关键词教学方法时，应当注意到我国宪法文本中的大量词汇都存在着跨文化旅行的情况，而且外来语在中国的语境中会产生出特定的内容，这会给学生围绕关键词准备材料增加困难。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在指导学生准备有关关键词的语义演变历史的材料时，必须注意这些关键词在语言原产地的使用情况、在中介地是如何翻译的、在接受地产生了哪些新的用法等材料的搜集。

(三)开展课堂互动讨论

占有了数量较多的有关关键词的材料之后，接下来便是进行课堂讨论了。在宪法学课程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要针对关键词及其相关材料内容组织学生开展课堂互动讨论。首先，要求每组学生推举一名同学在课堂上进行主题发言，同组的其他成员进行相应的补充;其次，要求其他组的学生针对每个同学的发言提出问题和发表不同见解。在整个课堂讨论过程中，任课教师主要起引导整个讨论顺利进行的作用。

在宪法学课程教学中，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讨论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形成一个共同的看法或者证明教材中的说法是正确的，而是要充分发挥关键词教学方法能够引起质疑探询的作用。以宪法文本总纲部分规定的民主集中制的讨论为例，学生在围绕民主集中制这一关键词准备相关材料的过程中会产生质疑探询，从而引发全体师生在课堂讨论中对为何要将民主与集中组合起来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的语义有何不同民主集中制的语义擅变历史是怎样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在我国的历部宪法中是如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国普遍适用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国家机构与其他领域(如工作方法)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怎样不同的体现等问题进行深人的探讨和研究。

在宪法学课程的课堂讨论过程中，学生往往会在词语的意义上产生分歧，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任课教师要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并注重从以下2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首先，虽然学生对某个词语的解释会产生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词语的含义是可以任意赋予的。所以在课堂讨论中学生对挑选出来的关键词不能进行任意理解，要受到宪法理念、宪法文本体系和结构等的制约。其次，宪法为各种政治意见提供了一个理性沟通的平台，现在对宪法的解释很可能在另一时间会成为某一政治力量的理性依据。所以各种政治力量的宪法诉求只有通过沟通与妥协才能够促进宪法的实施。

(四)深入并修正对原文本的理解

关键词教学方法具有关联性和开放性的特征。随着宪法学课程教学的不断深人，学生常常会发现先前对宪法文本的理解有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地方;或者发现正在讨论的关键词与以往学习的某个词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需要将它们放到一起进行理解。不仅如此，通过关键词的挑选及其相关材料的准备以及课堂上师生的互动讨论这样一个过程，学生还会发现以前自己认定的那些宪法文本的关键词，其重要程度并没有那么高，从而不断修正自己在宪法学课程学习过程中建立的关键词词汇表，并在不断的深人学习和探讨中对宪法文本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解释和领悟。

三、关键词教学方法运用于宪法学课程教学的意义

关键词教学方法运用于宪法学课程教学的意义在于，宪法文本没有被视作有待诵记的条文堆积，也没有被当作意识形态的载体强行灌输给学生，而是被看作是一个有待解释的开放文本，需要学生积极参与并共同寻求更为恰当的解释。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此外，运用关键词教学方法开展宪法学课程教学还具有以下意义。

(一)突出宪法的中国性

宪法学课程教学面对的是中国的宪法文本与实践，以及其所根植的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与传统。这要求任课教师在运用关键词教学方法开展课程教学时，应当从内部的视角来决定关键词的取舍，突出宪法的中国性，而不是对西方宪法学亦步亦趋。

(二)对宪法文本给予充分的重视

在我国，由于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对宪法案件作出判决，更不能运用宪法对普通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作出是否违宪的判断，所以法学专业学生往往存在轻视宪法文本的观念。其实，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大多来自于宪法文本，解释宪法文本的概念和确定宪法规范的含义是宪法学的基本任务，也是宪法学课程教学的基本任务。离开宪法文本，宪法学便成了无源之水。不仅如此，漠视宪法文本会对国家的宪政建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通过贬低或漠视宪法文本的宪政诉求，最终不可能建立稳定的宪政秩序，宪法学课程教学采用关键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宪法文本中挑选关键词并对其进行深刻的领悟，对促使学生给予宪法文本以充分的重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更加妥切地理解和解释宪法

宪法学教学论文篇（8）

法律的生命力源于理性。如果把法律看作是鱼，那么社会则为水，正义为其肉，理性为其骨。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是法律的生存之道，是法律精神得以弘扬的惟一路径。肇始于近代工业革命之时的宪法对于人类的贡献完全可以与工业革命本身相提并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社会的权力异化难题，形成了控制权力膨胀与泛滥的屏障，使国家权力更具理性与人性。所以，宪法的精神在于限制与规范国家权力，通过设定权力内容的界限与权力运作的流程以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宪法的精神只有在宪法作用于社会实践之时方能实现，也就是必须构建符合法律精神的制度。这就是所谓“宪法之治”。国内一位著名法学家说过，法治要具体。宪政制度的推进要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的方方面面，在这其中宪法学教育承担了很大责任。

一、西部地区宪法教学现状及对策分析

在整个法学教育中的课程体系中，宪法学是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的14门核心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具有基础理论性质的专业课程。如前文所述，宪法对其它部门法的学习提供者理论与规范上的指导，学好宪法学，培养好学生的宪政思维，对其他部门法学的学习提供者有力的理念支撑，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在宪法学教学方式上的单一导致宪法学未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在教学方法上的单一与教学内容上的抽象。

（一）从教学方式来讲，宪法学教育的课程设计是以讲授理论为主要方式，多数教师比较注重联系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料去介绍、分析和评价某种立法或学术观点，而忽视分析研究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实际经验，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由于灌输式教学法形式单调，加之宪法学的内容又比较抽象、枯燥，虽然某些教师讲授时使出浑身解数，但在学生听来却是索然无味，因而很难被学生接受，一定程度上，使师生双方面的积极性都受到挫伤。即使有的学生虽然对宪法学理论上的问题有所理解和把握，有些学生甚至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但遇到案例问题分析时大都缺乏能力，所学理论与所遇现实的严重脱节。而且由于宪法学课程的许多内容都与其他课程相重合，例如其中关于国体，政体，以及国家结构形式等部分内容在高三的政治课中已经涉及到了，再如有关宪法发展的历史又与法制史课程重复，还有关于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知识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也已经讲过如果再讲，如果不开辟另外的教学角度，还沿用政治学的老路，就会给学生造成“热剩饭”的感觉，认为宪法课与政治课没有多少区别，从而在教学的过程中降低宪法学科的独立性，模糊宪法学本身的法学学科的特质。

（二）从教学内容上来讲，宪法学教学的内容比较抽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宪法学，或注释宪法学的误区：造成就条文讲条文，就制度讲制度。一般表现就是按我国现行宪法典的结构编排课程体例，按宪法典确定的宪政制度串联宪法学。这种教学方式的内容是以宪法规范、宪法制度为教学的核心，其优点是有针对性，理论讲授完整而系统，但如果仅仅限于这一层面，而不进一步挖掘宪法规范背后的文化及其社会背景甚至是规范的价值内涵，则可能堕入法条主义的片面性。二是政治宪法学，或宪法政治学的误区：造成学科归类的错位。把宪法学归为政治学范畴，用政治理论诠释宪法，用政治眼光审视宪法问题，使得宪法学整个体系充满了政治学色彩。这一定位直接导致学科属性的偏离和法学基础理论的空洞。使得该课“法味不足”而“政治性有余” [①].三是本土宪法学，或移植宪法学的误区：造成不加分析地割断不同制度下学科发展的联系，把宪法学混同为中国宪法学或西方宪法学的分支学科的层次。不注意比较，不重视宪法学本土资源与移植文化的通融与对接，造成学科视野的偏狭。

宪法学基础理论的空洞早已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如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莫纪宏博士在他的著作《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中指出的“我国宪法学理论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实现”。韩大元教授在《现代宪法学原理》一书亦提及“我国目前宪法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恐怕与我们对宪法实践的认识有关，即没有深入分析和掌握宪法实践的发展规律，对社会实践和知识相互连结的方式理解过于片面”。在高等法学教育中，如何建构真正属于宪法学的具有学理性、思辨性的学科体系进而实现宪法学这门法学专业课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的创新，亟待研究。

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宪法个案，引起了学术界、民间与官方的关注。在对个案的解释与分析中过去被人们认为枯燥、抽象和沉寂的宪法学开始发挥起调整社会生活的作用。可以说，在实践中出现的个案为宪法学的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引起了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与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与利益上的互动，许多学者尝试在宪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的方式，宪法案例是宪法理论与宪法实务在不受任何限制的环境下的自由对话，每一个宪法个案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而且从事实与经验的角度推动了宪法学理论的发展。在宪法学的课堂上，以案例分析为特征的教学方式，弥补了传统的宪法理论的教学方式的不足，在彼此互补的作用中激活了沉闷的宪法教学，也带动了宪法学教学方式的改革，宪法学中的案例教学法也开始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一、宪法案例教学概念的界定

宪法案例教学是指在宪法教学实践中，教师依据宪法教学大纲和教材，根据宪法教学需要，在学生学习宪法基础理论的前提下，精选案例和实例，通过分析、讨论、旁听审判，实际办案等多种形式，以案引法，以案学法，进而由法设案，以法辩案，在实践中培养学生活学活用宪法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

这样一种教学法是教育者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宗旨，遵循教学的基本要求，以案例为基本素材，将学习者引入一个特定的情景之中，通过师生与生生的双向和多向互动，积极参与，平等对话和研讨，从而重点培养学习者的批判和反思意识，延伸一步讲，对宪法的解释和研究提供一个平台，以促进宪法学科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最终为宪法学科成长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而奠定基础。

宪法案例教学属于宪法学教学方法之一，与传统的宪法理论教学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

第一，从教学目的看，如果说理论讲授侧重传授知识，那么案例教学则着重开发智能。古人云：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如果说理论教学侧重给学生以“鱼”，那么案例教学的目的则是教给学生“捕鱼”的方法。教师在宪法案例教学的过程中首先是启发学生在纷繁复杂的案例事实中分清什么是宪法问题，其次是引导学生在宪法问题中理清各种宪法关系，最后才是所涉及的宪法性原理。这样一种思维方法，使学生的视野不仅仅拘泥于静态的宪法原理与知识，而是注重区分宪法问题，宪法关系的能力，训练学生在碰到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案件时，能够明确应当适用哪些规范来解决问题

第二，从教学过程特色来看，案例教学具有综合性，答案具有多元性。案例教学是以案论理，从案例中引申出带规律性的道理；或是以理论案，即在前期理论讲授的基础上利用案例来使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和掌握。由于，在一个案例中很有可能包含多个部门法的知识，案件的解决方案也具有多元性。所以案例教学的答案在很多情况下呈现出多样性。

第三，从教学进程来看，案例教学具有互动性。案例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案例教学这种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就是要通过师生和生生的双向甚至多向互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见解，通过大家共同的辩争来说明问题，与理论讲授课只有教师一个主角独角戏的情形相比，宪法案例教学则是一出群众话剧。一堂好的案例教学课可以使学生高度参与，充分讨论，教师只是“教 练员”或者“裁判员”，对学生的讨论分析进行启发、引导，使学 员获得符合教学目的的解决方案，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的探求。

第四，从案例教学的重点来看， 案例教学法在巩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加深对教材中重要观点、原理、方法的理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问题的思辩能力、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案例教学法的着眼点不仅在于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获得蕴涵其中的那些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宪法案例教学在法学教学中的功能

1、有效的训练学生的宪法思维方式

所以宪法思维是一种“权利” 保障的思维，而权利保障离不开对权力的制约，于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就成为宪法思维的主角，一言以蔽之，宪法思维是一种有关权力——权利秩序的思维。这种权力——权力秩序的思维方式应当区别于政治学的思维模式，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宪法学，不同于纠缠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与阶级分析，而是 “围绕宪法规范形成思想”[②] 即，在一种规范宪法学或曰解释宪法学的方法指引之下，围绕着权利—权力秩序的思维方式。从法律推理的角度讲，以案说法，用案例证明法理，将呆板的理论放到活生生的案例情景之中，在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去寻找宪法规范以及发现宪法规范的优劣的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发散的思维收拢到规范宪法的轨道上来，锻炼他们的立足于宪法法律规范的学习和研究思路，致力于细致的、严肃的、“规范化”的学术营构，形成围规范形成思想的习惯。

转贴于 2、为其他部门法的学习提供理论指导

谁也无法否认宪法在终极意义上为包括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提供了法律基础[③].就像凯尔森在阐释宪法对一般规范内容的决定中论述的：“宪法可以消极的决定法律必须不要的某种内容。[④]宪法对其它部门法的”法律基础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体系秩序的设定问题，而是人类完成了这样一中历史性课题：将一些人的基本权利这一最高的价值赋予宪法规范加以体现，一图划定国家权力的界限，而肩负这一使命的宪法本身才获得了最高法的地位。这才是宪法对其他部门法之决定的思想底蕴。

首先，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法规的总合，平等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我国目前二元社会的经济结构仍然先天阻碍

城乡之间人们起码的程序平等。宪法案例教学直接为学生提供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案例，比起传统上的粗放型的价值和理念的研究相比，为学生感受宪法的具体制度在社会中的实际运用，感受人权权保障在社会现实的功过是非，感受的人权保障功能还需要民法的那些规范或条款具体落实，无疑是对学生以后学习掌握民法提供了一种理念指导。

其次，宪法与刑事法律的关系。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突出了人权保障功能，表明刑法已将对社会的侧重保护向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的方向发展，是我国刑事法治走向成熟的标志。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对刑法的具体规定具有指导性和制约性，而刑法的具体规定又是对宪法原则性规定的体现和保障[⑤].然而在近期发生的“聂树斌冤案”和“佘祥林杀妻冤案” 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刑事司法实践中个别与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并不和谐的音符。这些冤案的发生，或是涉及到我国国家权力的宪政架构，或是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这两个个案虽然是典型的刑事司法案例，但是其中的宪法问题却不可小视。如果能在宪法学讲授的过程中加以引用，不仅可以使学生认识到在我国建设法治的具体历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又可以将多方面的宪法学知识综合起来，加强知识体系的上下连贯性和逻辑性，关键是能在一种个案的背景下，体验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的现实。

再次，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宪法是基本行政法的渊源，不仅为行政法提供了统一的标准，而且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民主国家原则等对行政法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行政法作为宪法具体化法或者宪法的执行法，对宪法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宪法作为规定国家基本制度的根本法，提供行政权存在与活动的依据，使行政权的运作从属于宪法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原则性和纲领性的宪法通过行政法将其具体化，但具体化本身并不是无限制的，客观上存在一定限度，超越其界面而得到的具体化可能会影响宪法对行政法的制约功能，使行政权失去合理的基础。在宪法学案例中，许多情况下，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了行政权的干扰和侵犯，特别是行政立法权的侵犯，例如震惊全国的“孙志刚案”，“青岛三考生诉教育案”等等，在时与这些个案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我国宪法所倡导的“人权保障”原则时行政权的扩张产生激烈的冲突，个案为书本上的“静态”知识与现实的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为学生准确把握宪法原理，找寻行政法制中的不足与缺漏提供了帮助。

3、拓宽宪法学的教学和研究思路

从学科历史发展角度讲，宪法学与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宪法学本身就是从国家学与政治学中逐渐脱离并发展起来的，两个学科的共性在于：研究国家权力的组织和运行规律；研究国家原理；研究国家权力的限制界限及程序，虽然内容上有交叉之处，但在研究方法和探究思路上却有很大的差异，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的是宪法现象，宪法学作为一门“法”的学科，应当是从“法”的角度来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来解释政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垒与博弈。然而长久以来，我国宪法学将宪法作为“社会科学”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用“马克思主义法学观”透析宪法的“阶级本质”，政治学、法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用一种“粗放型”的抽象的理论或价值考察就取代了宪法学本身的研究方阵，使宪法学呈现出“法将不法”的局面。

这种情形成了宪法学教学舞台上的单一“布景”，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宪法学教学的教师深切的感受到，在传统的宪法学教学过程中，停留在政治学或法理学的研究思路上的宪法成了政治课的“剩饭”，这从一个侧面上印证了一个所谓“宪法学之悲哀”的情势[⑥].面对近些年出现的宪法个案，传统的“粗放型”宪法学理论明显表现其滞后性，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与学术解释力；随着个案出现而增加的社会对宪法的需求与宪法学理论的应对能力之间的反差，说明宪法学理论实践功能的落后；个案的出现给宪法学家的传统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对象带来了新课题，迫使学者们认真地对待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宪法学理论；例如在2001年的齐玉苓诉陈晓琪一案发生之后，有的学者将其称为中国的宪法诉讼第一案，其价值可比美国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也有的学者对“中国宪法诉讼第一案”的定位提出质疑，不论学者们对待该案的态度和观点如何，该案毕竟成为备受瞩目的大案，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对我国以往的宪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提出了挑战，围绕着该案，学者们就宪法是否调整私法关系？法院是否能够解释宪法，以及违宪审查等宪法的前沿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不可否认该案所引起的讨论与争鸣，

4、促使学生关注中国宪政发展的现状，推动宪法学的中国化 .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学涉及许多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果我们在讲课时有意回避，那么，学生永远对这些问题都无法正确认识，甚至产生错误的想法。只有直面现实，运用宪法理论讲透这些现实问题，才可以使学生去正确认识和面对，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掌握过硬的本领，为将来走上社会建功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在讲到我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时，有同学问道：“工人阶级既然是领导阶级，工人为什么还下岗呢？”面对这样的问题，一味回避不行，用抽象的理论说明也很苍白，只有用恰当的案例和实例才能解释清楚。宪法个案的是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环境中出现的，表明我国从身份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现实，标志着以公权力为主体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向公权力与私权力相互平衡的社会结构的转型[⑦].从齐玉苓案到延安黄碟案，每一个案例的发生都蕴含了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以往的宪法教学过程中，运用宪法学一般原理来分析宪法案例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国外的宪法学原理很难解释中国自身的实践，很难直接运用国外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宪法案例的出现为宪法学教学过程中的知识的传承提供了“本土”素材，这样，就会迫使我们去研究案例和思考相应的对策，努力发展出能解释中国的宪法、解决中国自身宪法问题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林来梵 《从宪法的规范到规范的宪法》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页

2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 第　486页

3 [奥]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2003年2月出版 第143页

4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02页

注释：

[①]韩大元 《中国宪法实践中的宪法问题与宪法事例》中国宪政网 calaw.cn

[②] 林来梵 《从宪法的规范到规范的宪法》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页

③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 第　486页

[④] [奥]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2003年2月出版 第143页

[⑤]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02页

宪法学教学论文篇（9）

一、方法论之辩

本次研讨会的中心主题本来是意图通过学术交流和对话，形成对中国宪法学的基本范畴的共识与约定，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宪法学体系的完善和研究的深化。然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基本范畴与方法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对基本范畴之共识的达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方法论上的立场，为此会议加入了方法论的议题。没想到不少代表们就此主题宪法抱有浓厚兴趣，发言相当踊跃，其间还展开了激辩。

近年来，宪法学作为学科的独立与自治得到宪法学界内部的自觉反思。就此，郑贤君教授在会上提出，宪法学的性在于主体以宪法概念为依据解决宪法问题，这就意味着对规范的评说和既不是的，也不是的，更不是意义上的正当性探讨。让宪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就得使之摆脱过去对政治学的过分依赖，使之离相关的学科越来越远。对此，年轻学者张翔博士对此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但苗连营教授则倾向于认为：传统的宪法学离其他方法够远了，当下我国宪法学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能解决实际存在的宪法问题才是关键所在。刘连泰副教授也质疑道，如果郑贤君教授所提交的会议论文中的"宪法学"概念换成"法学"，其文章的论点仍然成立的话，那么，宪法学与一般的法学的距离就无以体现。而谈到宪法学的独立品格，韩大元教授认为，独立的范畴体系是形成独立学术品格的标志，中国宪法学应有自己范畴，但形成范畴共识是逐步积累的过程。胡锦光教授还提出"宪法学的视角"的说法，他指出，近些年来中发生的许多与宪法相关的事例，由于宪法学的视角却是缺位的，它只能是事例而无法上升到案例的层面。

就宪法学的方法问题，与会的范进学教授认为，宪法解释主体问题即宪法解释的模式选择，这是涉及宪法学研究转向的大问题。他强调，我们只能走宪法法院的模式，宪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是法官，而现行宪法规定的宪法解释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学者以及其他一些主体的评价活动充其量也只是"解释宪法"而不是"宪法解释"。对此，林来梵教授则认为：这一解释主体的确认规则，切换了传统法学理论中有权解释和学理解释的区分，宪法解释的主体是多元的，比如学者的法教义学上的宪法解释，当然也是一种宪法解释，只不过是一种学理解释罢了。而刘向文教授则联系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全院会议制度提出，即使是法官的宪法解释，实质上也可能是一种立宪活动。郑贤君教授从"宪法思维主体"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述，她提出：法官是典型的主体，而宪法思维过程实质上就是宪法解释过程。她同时倡导"以宪法概念思维"，而所谓宪法概念就是宪法规范，以宪法概念思维是宪法的规范性要求。

在这个问题的延长线上，数位学者就规范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的关系展开交锋。郑贤君教授展开了其先前的看法，②认为，近来的宪法学研究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停留在宪法的精神层面，二是进入宪法原则的研究，三是规范研究。她指出：我们应该打通精神、理念、原则，而进入到规则里面。范进学教授在2004年度全国宪法学年会发言的基础上，仍坚持认为，宪法学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价值宪法学，这类似于宪法哲学；第二个是"规范分析宪法学"；③第三个层面则是宪法解释学。

对范教授的观点，林来梵教授保留了不同的意见，他不同意范教授的三分法，认为后者的"规范分析宪法学"的概念不明，与宪法解释学的区分也存在困难，其所倡导的规范宪法学就已经蕴涵了宪法解释学，是以宪法解释学为核心的，但同时又保持着方法上和价值上的开放性，吸收法哲学、社会学宪法学等其他各种方法。会上，年轻学者刘飞宇博士还运用了宪法解释的方法对"延安黄碟案"中的住宅、淫秽物品、黄碟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并认为，围绕宪法和社会现实的相关分析方法，可以使宪法更加鲜活，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会上还专门讨论到了国内许多学者都曾提出的"宪法哲学"或类似概念。李琦教授认为，宪法学总得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宪法是什么？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三个具体问题：人类生活为什么需要宪法；人类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人类生活是怎样通过宪法来实现我们的目的。这是关于宪法的三个元问题，已经涉及到宪法本身的正当性问题，④这就有理由将之理解为"宪法哲学"。当然，宪法哲学虽然具备了哲学气质，需经受哲学的检验，但它本身不是哲学，而是属于宪法学的范畴。与此不同，李累副教授提出了分析的方法在宪法学上的问题。他认为，一方面，宪法问题中许多道德性的、伦理性的问题是不能转化为纯粹的成本-收益分析，但另一方面，该方法在宪法学上也是可以被广泛应用的。而年轻学者任喜荣副教授还对宪法学的历史分析方法作了全面且精致的论述。她指出，在宪法学研究中，历史分析方法在四种面向上被使用，即：语源学的面向、制度史的面向、观念史或文化史的面向以及解释学的面向；四者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两类：作为理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分析方法以及作为宪法操作技术的历史分析方法。这是具有恒久价值的方法，通过使用历史方法，能引导和深化社会分析方法，为实践提供客观性的理论指导，并促进价值的客观化。

二、基本范畴的对弈

在有关方法论的高密度讨论之后，圆桌会议急转直下地进入了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讨。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年代，法的"长春会议"曾提出了法学的基本范畴问题，而长期以来，宪法学界的众多学者也关注基本范畴问题，⑤韩大元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学者，这个会议主题就是在他建议下确定的。

会议一共以三个单元的份量，分别讨论了基础理论部分、人权理论部分以及国家机构部分的基本范畴，在宪法学基础理论部分，代表们着重就人权-主权、民主-自由、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宪法-宪政、国家权力、公民、人民等范畴展开了讨论。

刘旺洪教授提出，宪法学的范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核心范畴，其与法学上应当从调整、实现的最终目标相联系；二是基本范畴，其由一个法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的基本关系、基本矛盾来决定；三是在基本范畴下的一般范畴，其是对基本范畴的进一步展开。刘教授进而认为，围绕人权这一核心范畴，宪法关系主要的三对矛盾是：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二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三是权力之间关系。有感于此，韩大元教授明确指出，范畴比概念更加抽象，核心范畴是基本范畴确定后进行抽象化而得到的。他同时倡导：我们在进行西方宪法学、一般意义上的宪法学的讨论的同时，应当重视中国的各种宪法现象，回到自己的宪法文本，关注自己的宪法传统。这种关注，要求当代宪法学应当回溯到50年代的宪法学，甚至回溯到100年前的宪法学，政治力量可以切断宪法的前后沿承，但宪法学学术的前后承继是任何、任何统治者、任何政治力量所不能切断的；我们应当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来建立中国宪法学的基本范畴，而构成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要素主要包括：国家-社会；宪法-；立宪主义-民主主义；人权-基本权利；主权-国际社会，其中，最核心的范畴是人权-基本权利。

林来梵教授所作的题为《主权vs.人权》的导引发言，直入主题，其发言所涉及的有关人权-主权、民主-自由、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是代表们集中讨论的三对相关联的范畴。林教授认为，宪法学的核心范畴应该是人权-主权，两者就如同椭圆的两个圆心，相互牵制互相关联，形成了宪法规范与宪法理论的内在张力结构。林教授指出，这两个概念形成了宪法学的两个主要的原理：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相关的是主权原理，其理论在战后的日本十分成熟，尤其是杉原泰雄的主权研究具有很高的成就，但樋口阳一则提出"主权抹杀论"，认为主权概念是可以被忽视的，是值得戒备。林教授进一步认为，谁来行使权力和如何行使权力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新中国宪法的展开过程中，迄今基本上是主权的概念压倒人权的概念，民主主义的潮流压倒自由主义的潮流，至今年修宪时的"人权入宪"，这才出现了转机。受到波普尔学说的启发，林教授明确提出：主权概念和人权概念都非常重要，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序列关系，无论从传统立宪主义来看，还是从中国宪政历程的教训来看：人权的概念均优位于主权概念，即"如何行使权力"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优位于"谁来行使权力"问题。

但林来梵教授的观点引出了许多学者的不同意见，韩大元教授也对此观点持保留态度，他从制宪权的理论出发，认为制宪权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首先是理念意义上的，即原创意义上的；但在现实的意义上，制宪权则是以主权和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在中国的特定背景下，就是先有制宪权再有国家权力。郑贤君教授同样将林教授的"优位说"理解为时间上的"优先说"，认为主权和人权的确存在矛盾，但其矛盾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主权从何而来以及主权到哪里去，林教授的命题只有在后一层面的前提下方可成立，而在前一层面上，主权是至高的、绝对的、不可限制的。为此，郑教授认为，宪法是自由与民主的复合体，不能因为强调人权就忽视其民主的价值。李琦教授亦认为林教授的命题是需要限定和修饰的，并引用科恩在《民主论》中的阐述，认为民主意味着受公共角色并有可能参与这个公共角色，那么这个民主就是包含了自由或者是以自由为取向的；并通过制度经济学对权机会主义的分析，质疑权力如何行使是否就必然不是民主的问题。对于椭圆的比喻，刘旺洪教授认为将宪法理解为"八卦"更合适，因为它只有一个圆心，即核心范畴：人权。韩大元教授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宪法最核心的范畴是人权-基本权利，即宪法学应成为发现与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的"人学"；并认为林教授讲的自由主义已经包含在立宪主义当中，可以通过立宪主义来控制民主主义的非理性，由此对应提出立宪主义-民主主义的范畴。这几个回合的交锋相当激烈，诸位学者各执一说，莫衷一是。

紧接林来梵教授的发言，董和平教授提出了宪政这一范畴，认为宪政范畴应当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即：一种政治治理状态、一种民主治理状态、一种宪法治理的民主状态，而"民治"和"宪治"的高度统一才是宪政的核心和本质。他认为，宪治要素是指实现宪治的必要条件，包括宪法、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和法治四个要素，这是宪政状态的外在规定性；而民治要素则是指实现民治的必要条件，包括限权、分权和人权，这是宪政状态的内在规定性。我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应集中于：理顺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强化国家权力行使的外部监督、健全人大制度内部的工作机制。

在人权论部分，王广辉教授提出了公民与人民的概念。他认为，"公民"概念是宪法学的基础范畴，公民概念在宪法学上的使用，非常恰当和形象地表达了个人在国家中的身份和地位。对于公民的内涵，应当深刻地界定，主要包括四方面：公民是一个表征人的属性的概念，反映了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关于人的角色的法律表述，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普遍联系；是对人的主体性，包括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的法律确认；公民的形成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和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自由发言中，林来梵教授通过刘少奇的遭遇来阐述"人民"概念的内涵在我国如何逐渐被政治化，嬗变成集合概念而非强调个体的法律概念，文化大革命中个人权利没有受到切实保障的经历可谓是这种嬗变的代价。但郑贤君教授不认为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因为人民这个词已广泛地出现在宪法当中，一个概念只要被宪法所规定，就是宪法概念。对此，林来梵教授以及李累副教授均持反对意见，认为宪法规范本身有一个规范性和妥当性的问题。

在最后一个单元的有关国家机构论部分的基本范畴的讨论中，苗连营教授首先提出：人大制度是我国宪法学的根本问题，中国的任何宪法问题不能离开该问题；议会的前提是利益的分化，功能在于平衡利益，而人大的前提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两者是否矛盾；其他国家议会与立法机关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但是我国人大享有众多的职权，而立法权行使恰恰最得心应手，其他权力基本上处于疲软状态，其原因之一可能是：是否我们赋予其过多的使命和职责？刘旺洪教授认为，宪法可以看作是主权者意志的直接表达；但是，我国宪法把权力一次性授权给人民代表大会，而没有对之进行任何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的现象则是不合理的。刘教授认为，权力必须分立，但是具体模式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来确定。在这个基础上，刘向文教授具体介绍了俄罗斯违宪审查制度。他分析了俄罗斯违宪审查制度的实用主义立场，指出：俄罗斯确立宪法法院审查制度是对苏联制度的沿袭继承，同时也是吸收了西方国家的制度构建的结果，这种实用主义立场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具有很多启发。

在会议接近尾声时，学者们有机会讨论到新中国传统宪法学中的一对老范畴：国体-政体。余德鹏教授认为，政体是宪法学范畴，而国体则是实质性的范畴，不是宪法应当涉及的内容，因为法律是形式性的。对此，韩大元也认为，国体-政体在本质上是政治学概念不是宪法学概念，"国体"、"政体"在50年代宪法学早已存在的范畴，但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50年后的今天，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三、未完结的总结

通过一天高密度的热烈研讨，圆桌会议终于在一片令人回味的掌声中闭幕，留下了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下去的问题。从这一意味上而言，这次会议无疑是成功的。它也是一次颇有内实的圆桌会议，与会者们本着平等、真诚的精神进行了激烈乃至针锋相对的讨论，由此不仅显示出当下我国宪法学研究的热度，也显示出了我国当下宪法学界已经开始意识到通过学术上的对话和约定形成"基本"的学术共识的重要性。而作为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专门集中讨论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学术会议，同时也作为第一次集中讨论宪法学方法的学术会议，本次的圆桌会议毕竟标志着中国宪法学界对于方法问题和基本范畴的一种集体性自觉反思。会议上，代表们所展开的热烈讨论，可能成为一种继续思考的契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宪法学正被期待着的"专业槽"的构筑以及独立自治的学术规范品格的成就。

当然，正面的总结在许多有关学术会议的综述中已经成为套话，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应该看到毋庸讳言的另一方面。就这次会议而言，同样也是如此，我们从中也可引出若干值得宪法学界同仁们共同反思的问题。

首先是方法论上的觉醒问题。林来梵教授曾在几年前断言，中国的宪法学在整体上尚没有达到"方法论上的觉醒"，⑥现在看来这状态已有所改观，许多学者开始在方法上逐渐苏醒，这从本次研讨会中也可窥见一斑。但问题是，这种苏醒毕竟还是初步的，许多有关方法论的探究还停留在抽象的宣示层面，而鲜见在具体研究层面上的那种可称得上"示范"（shared examples）的成果，许多提倡宪法解释学的学者，其实也只是在纯理论上、甚至是力图在法哲学的层面上界定什么是宪法解释学，而未将这个本身就具有实践性的方法论贯彻于个人的研究实践。此外，部分学者在方法论上虽然翻身跃起，但似乎是带着惺忪睡眼在多种方法的园地上梦游，而"方法论上的梦游"貌似"方法论上的觉醒"，却不等于"方法论上的觉醒"。

第二是对话和约定的困难性问题。这也跟方法论上的问题有关，乃起因于更加深远的层面上的所谓独断主义的倾向。记得在会上的争论中，林来梵教授认为个别学者可能陷入了独断，他是在波普尔所指摘的那种不可反证的意义上这样认定的，⑦但有学者也简单地反驳他独断。不过笔者认为，独断主义的倾向在我国宪法学界还是有所存在的，在这次会议上也有所表现。例如，部分学者习惯性地倾向于依据个人潜在的主观价值立场而对概念及问题作出非分析性的断定，其方法的实际操作是这样的：先将个人化的观点加以化约，套入预先独自创设的概念装置，然后再将这些概念装置套入逻辑规则之中加以演绎。这种流程产生出看似独创性的见解，但实际上，其起点既脱离了规范文本，也脱离了学说传统的沿承脉络；而其结论则既无法反证，也无法在学术共同体中达致对话与约定的效果。本次研究会中所出现的许多学术争议当然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但其中部分的争议似乎也可能说明，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对话和约定，有可能埋没在其主体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价值决定之中。

第三则是本土的问题意识与视野的开放结构问题。应该说，就我国宪法学理论的构建而言，立足于我国本土的问题与意识固然殊为重要，但在方法以及视野上保持开放的结构也不可忽视。在此方面，本次的会议也有值得反思的个案。比如会上，林来梵教授在其"主权vs.人权"的报告中，转换了思考的视角，谈到这对关系其实也对应了"谁统治"与"如何统治"的问题，而无论从宪法规范的结构还是从中外历史的经验来看，在宪法价值秩序的内部中，后者均可能比前者更为重要，结果则引起了反对。其实，林来梵教授的上述观点，并非无根之游谈，在国际学术界上就早已有人提出，英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波普尔、为当下国人所熟悉的美国的哈耶克都有类似的主张。⑧20世纪70年代，连主权在民的观念与学说特别发达的法国本身也出现所谓的"人权的复权"，就提出"与其主权不如人权"的思路，确立了"人权优位"的立场。⑨

以上只是从笔者的角度出发所做出的一个总结。我们承认，由于写作机会上的便利，我们的结论中似乎也含有"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那种性质的判断。但感到释然的是，既然仍涉及学术上的问题，那么任何的总结都不可能是完结的，因为任何的总结都可以作为一个新的结论继续付诸新的评判与讨论。总之，也许这次圆桌会议中的对话与约定只是一个狂想，但狂想未必就已经结束。

注释：

①本文由郑磊、翟国强整理出初稿，并经林来梵修订和。

②《宪法学专题》的序言中，郑贤君教授提出三作者的研究各有特色：韩大元代表宪法解释学；林来梵代表规范宪法学；而她代表宪法。（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专题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部分。）郑教授研讨会上的发言对此有所展开。

③与其在年会（2004年10月于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上的发言不同，这次发言中的这个概念有意识地区别了林来梵教授所倡导的"规范宪法学"。

④李教授认为，宪法是用来解决体制的正当性的，而宪法本身也存在一个正当性问题。

⑤张光博教授早在80年代就开始论及，并在《法学研究》中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论文；李龙教授和周叶中教授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宪法与宪政、主权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五对基本范畴。从那以后，宪法学者开始广泛性地关注这个问题。

⑥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宪法学教学论文篇（10）

法律的生命力源于理性。如果把法律看作是鱼，那么社会则为水，正义为其肉，理性为其骨。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是法律的生存之道，是法律精神得以弘扬的惟一路径。肇始于近代工业革命之时的宪法对于人类的贡献完全可以与工业革命本身相提并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社会的权力异化难题，形成了控制权力膨胀与泛滥的屏障，使国家权力更具理性与人性。所以，宪法的精神在于限制与规范国家权力，通过设定权力内容的界限与权力运作的流程以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宪法的精神只有在宪法作用于社会实践之时方能实现，也就是必须构建符合法律精神的制度。这就是所谓“宪法之治”。国内一位著名法学家说过，法治要具体。宪政制度的推进要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的方方面面，在这其中宪法学教育承担了很大责任。

一、西部地区宪法教学现状及对策分析

在整个法学教育中的课程体系中，宪法学是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的14门核心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具有基础理论性质的专业课程。Www.133229.CoM如前文所述，宪法对其它部门法的学习提供者理论与规范上的指导，学好宪法学，培养好学生的宪政思维，对其他部门法学的学习提供者有力的理念支撑，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在宪法学教学方式上的单一导致宪法学未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在教学方法上的单一与教学内容上的抽象。

（一）从教学方式来讲，宪法学教育的课程设计是以讲授理论为主要方式，多数教师比较注重联系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料去介绍、分析和评价某种立法或学术观点，而忽视分析研究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实际经验，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由于灌输式教学法形式单调，加之宪法学的内容又比较抽象、枯燥，虽然某些教师讲授时使出浑身解数，但在学生听来却是索然无味，因而很难被学生接受，一定程度上，使师生双方面的积极性都受到挫伤。即使有的学生虽然对宪法学理论上的问题有所理解和把握，有些学生甚至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但遇到案例问题分析时大都缺乏能力，所学理论与所遇现实的严重脱节。而且由于宪法学课程的许多内容都与其他课程相重合，例如其中关于国体，政体，以及国家结构形式等部分内容在高三的政治课中已经涉及到了，再如有关宪法发展的历史又与法制史课程重复，还有关于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知识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也已经讲过如果再讲，如果不开辟另外的教学角度，还沿用政治学的老路，就会给学生造成“热剩饭”的感觉，认为宪法课与政治课没有多少区别，从而在教学的过程中降低宪法学科的独立性，模糊宪法学本身的法学学科的特质。

（二）从教学内容上来讲，宪法学教学的内容比较抽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宪法学，或注释宪法学的误区：造成就条文讲条文，就制度讲制度。一般表现就是按我国现行宪法典的结构编排课程体例，按宪法典确定的宪政制度串联宪法学。这种教学方式的内容是以宪法规范、宪法制度为教学的核心，其优点是有针对性，理论讲授完整而系统，但如果仅仅限于这一层面，而不进一步挖掘宪法规范背后的文化及其社会背景甚至是规范的价值内涵，则可能堕入法条主义的片面性。二是政治宪法学，或宪法政治学的误区：造成学科归类的错位。把宪法学归为政治学范畴，用政治理论诠释宪法，用政治眼光审视宪法问题，使得宪法学整个体系充满了政治学色彩。这一定位直接导致学科属性的偏离和法学基础理论的空洞。使得该课“法味不足”而“政治性有余” [①].三是本土宪法学，或移植宪法学的误区：造成不加分析地割断不同制度下学科发展的联系，把宪法学混同为中国宪法学或西方宪法学的分支学科的层次。不注意比较，不重视宪法学本土资源与移植文化的通融与对接，造成学科视野的偏狭。

宪法学基础理论的空洞早已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如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莫纪宏博士在他的著作《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中指出的“我国宪法学理论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实现”。韩大元教授在《现代宪法学原理》一书亦提及“我国目前宪法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恐怕与我们对宪法实践的认识有关，即没有深入分析和掌握宪法实践的发展规律，对社会实践和知识相互连结的方式理解过于片面”。在高等法学教育中，如何建构真正属于宪法学的具有学理性、思辨性的学科体系进而实现宪法学这门法学专业课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的创新，亟待研究。

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宪法个案，引起了学术界、民间与官方的关注。在对个案的解释与分析中过去被人们认为枯燥、抽象和沉寂的宪法学开始发挥起调整社会生活的作用。可以说，在实践中出现的个案为宪法学的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引起了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与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与利益上的互动，许多学者尝试在宪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的方式，宪法案例是宪法理论与宪法实务在不受任何限制的环境下的自由对话，每一个宪法个案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而且从事实与经验的角度推动了宪法学理论的发展。在宪法学的课堂上，以案例分析为特征的教学方式，弥补了传统的宪法理论的教学方式的不足，在彼此互补的作用中激活了沉闷的宪法教学，也带动了宪法学教学方式的改革，宪法学中的案例教学法也开始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一、宪法案例教学概念的界定

宪法案例教学是指在宪法教学实践中，教师依据宪法教学大纲和教材，根据宪法教学需要，在学生学习宪法基础理论的前提下，精选案例和实例，通过分析、讨论、旁听审判，实际办案等多种形式，以案引法，以案学法，进而由法设案，以法辩案，在实践中培养学生活学活用宪法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

这样一种教学法是教育者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宗旨，遵循教学的基本要求，以案例为基本素材，将学习者引入一个特定的情景之中，通过师生与生生的双向和多向互动，积极参与，平等对话和研讨，从而重点培养学习者的批判和反思意识，延伸一步讲，对宪法的解释和研究提供一个平台，以促进宪法学科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最终为宪法学科成长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而奠定基础。

宪法案例教学属于宪法学教学方法之一，与传统的宪法理论教学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

第一，从教学目的看，如果说理论讲授侧重传授知识，那么案例教学则着重开发智能。古人云：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如果说理论教学侧重给学生以“鱼”，那么案例教学的目的则是教给学生“捕鱼”的方法。教师在宪法案例教学的过程中首先是启发学生在纷繁复杂的案例事实中分清什么是宪法问题，其次是引导学生在宪法问题中理清各种宪法关系，最后才是所涉及的宪法性原理。这样一种思维方法，使学生的视野不仅仅拘泥于静态的宪法原理与知识，而是注重区分宪法问题，宪法关系的能力，训练学生在碰到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案件时，能够明确应当适用哪些规范来解决问题

第二，从教学过程特色来看，案例教学具有综合性，答案具有多元性。案例教学是以案论理，从案例中引申出带规律性的道理；或是以理论案，即在前期理论讲授的基础上利用案例来使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和掌握。由于，在一个案例中很有可能包含多个部门法的知识，案件的解决方案也具有多元性。所以案例教学的答案在很多情况下呈现出多样性。

第三，从教学进程来看，案例教学具有互动性。案例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案例教学这种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就是要通过师生和生生的双向甚至多向互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见解，通过大家共同的辩争来说明问题，与理论讲授课只有教师一个主角独角戏的情形相比，宪法案例教学则是一出群众话剧。一堂好的案例教学课可以使学生高度参与，充分讨论，教师只是“教 练员”或者“裁判员”，对学生的讨论分析进行启发、引导，使学 员获得符合教学目的的解决方案，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的探求。

第四，从案例教学的重点来看， 案例教学法在巩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加深对教材中重要观点、原理、方法的理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问题的思辩能力、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案例教学法的着眼点不仅在于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获得蕴涵其中的那些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宪法案例教学在法学教学中的功能

1、有效的训练学生的宪法思维方式

所以宪法思维是一种“权利” 保障的思维，而权利保障离不开对权力的制约，于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就成为宪法思维的主角，一言以蔽之，宪法思维是一种有关权力——权利秩序的思维。这种权力——权力秩序的思维方式应当区别于政治学的思维模式，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宪法学，不同于纠缠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与阶级分析，而是 “围绕宪法规范形成思想”[②] 即，在一种规范宪法学或曰解释宪法学的方法指引之下，围绕着权利—权力秩序的思维方式。从法律推理的角度讲，以案说法，用案例证明法理，将呆板的理论放到活生生的案例情景之中，在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去寻找宪法规范以及发现宪法规范的优劣的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发散的思维收拢到规范宪法的轨道上来，锻炼他们的立足于宪法法律规范的学习和研究思路，致力于细致的、严肃的、“规范化”的学术营构，形成围规范形成思想的习惯。

2、为其他部门法的学习提供理论指导

谁也无法否认宪法在终极意义上为包括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提供了法律基础[③].就像凯尔森在阐释宪法对一般规范内容的决定中论述的：“宪法可以消极的决定法律必须不要的某种内容。[④]宪法对其它部门法的”法律基础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体系秩序的设定问题，而是人类完成了这样一中历史性课题：将一些人的基本权利这一最高的价值赋予宪法规范加以体现，一图划定国家权力的界限，而肩负这一使命的宪法本身才获得了最高法的地位。这才是宪法对其他部门法之决定的思想底蕴。

首先，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法规的总合，平等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我国目前二元社会的经济结构仍然先天阻碍

城乡之间人们起码的程序平等。宪法案例教学直接为学生提供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案例，比起传统上的粗放型的价值和理念的研究相比，为学生感受宪法的具体制度在社会中的实际运用，感受人权权保障在社会现实的功过是非，感受的人权保障功能还需要民法的那些规范或条款具体落实，无疑是对学生以后学习掌握民法提供了一种理念指导。

其次，宪法与刑事法律的关系。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突出了人权保障功能，表明刑法已将对社会的侧重保护向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的方向发展，是我国刑事法治走向成熟的标志。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对刑法的具体规定具有指导性和制约性，而刑法的具体规定又是对宪法原则性规定的体现和保障[⑤].然而在近期发生的“聂树斌冤案”和“佘祥林杀妻冤案” 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刑事司法实践中个别与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并不和谐的音符。这些冤案的发生，或是涉及到我国国家权力的宪政架构，或是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这两个个案虽然是典型的刑事司法案例，但是其中的宪法问题却不可小视。如果能在宪法学讲授的过程中加以引用，不仅可以使学生认识到在我国建设法治的具体历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又可以将多方面的宪法学知识综合起来，加强知识体系的上下连贯性和逻辑性，关键是能在一种个案的背景下，体验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的现实。

再次，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宪法是基本行政法的渊源，不仅为行政法提供了统一的标准，而且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民主国家原则等对行政法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行政法作为宪法具体化法或者宪法的执行法，对宪法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宪法作为规定国家基本制度的根本法，提供行政权存在与活动的依据，使行政权的运作从属于宪法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原则性和纲领性的宪法通过行政法将其具体化，但具体化本身并不是无限制的，客观上存在一定限度，超越其界面而得到的具体化可能会影响宪法对行政法的制约功能，使行政权失去合理的基础。在宪法学案例中，许多情况下，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了行政权的干扰和侵犯，特别是行政立法权的侵犯，例如震惊全国的“孙志刚案”，“青岛三考生诉教育案”等等，在时与这些个案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我国宪法所倡导的“人权保障”原则时行政权的扩张产生激烈的冲突，个案为书本上的“静态”知识与现实的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为学生准确把握宪法原理，找寻行政法制中的不足与缺漏提供了帮助。

3、拓宽宪法学的教学和研究思路

从学科历史发展角度讲，宪法学与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宪法学本身就是从国家学与政治学中逐渐脱离并发展起来的，两个学科的共性在于：研究国家权力的组织和运行规律；研究国家原理；研究国家权力的限制界限及程序，虽然内容上有交叉之处，但在研究方法和探究思路上却有很大的差异，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的是宪法现象，宪法学作为一门“法”的学科，应当是从“法”的角度来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来解释政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垒与博弈。然而长久以来，我国宪法学将宪法作为“社会科学”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用“马克思主义法学观”透析宪法的“阶级本质”，政治学、法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用一种“粗放型”的抽象的理论或价值考察就取代了宪法学本身的研究方阵，使宪法学呈现出“法将不法”的局面。

这种情形成了宪法学教学舞台上的单一“布景”，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宪法学教学的教师深切的感受到，在传统的宪法学教学过程中，停留在政治学或法理学的研究思路上的宪法成了政治课的“剩饭”，这从一个侧面上印证了一个所谓“宪法学之悲哀”的情势[⑥].面对近些年出现的宪法个案，传统的“粗放型”宪法学理论明显表现其滞后性，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与学术解释力；随着个案出现而增加的社会对宪法的需求与宪法学理论的应对能力之间的反差，说明宪法学理论实践功能的落后；个案的出现给宪法学家的传统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对象带来了新课题，迫使学者们认真地对待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宪法学理论；例如在2001年的齐玉苓诉陈晓琪一案发生之后，有的学者将其称为中国的宪法诉讼第一案，其价值可比美国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也有的学者对“中国宪法诉讼第一案”的定位提出质疑，不论学者们对待该案的态度和观点如何，该案毕竟成为备受瞩目的大案，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对我国以往的宪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提出了挑战，围绕着该案，学者们就宪法是否调整私法关系？法院是否能够解释宪法，以及违宪审查等宪法的前沿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不可否认该案所引起的讨论与争鸣，

4、促使学生关注中国宪政发展的现状，推动宪法学的中国化 .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学涉及许多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果我们在讲课时有意回避，那么，学生永远对这些问题都无法正确认识，甚至产生错误的想法。只有直面现实，运用宪法理论讲透这些现实问题，才可以使学生去正确认识和面对，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掌握过硬的本领，为将来走上社会建功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在讲到我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时，有同学问道：“工人阶级既然是领导阶级，工人为什么还下岗呢？”面对这样的问题，一味回避不行，用抽象的理论说明也很苍白，只有用恰当的案例和实例才能解释清楚。宪法个案的是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环境中出现的，表明我国从身份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现实，标志着以公权力为主体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向公权力与私权力相互平衡的社会结构的转型[⑦].从齐玉苓案到延安黄碟案，每一个案例的发生都蕴含了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以往的宪法教学过程中，运用宪法学一般原理来分析宪法案例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国外的宪法学原理很难解释中国自身的实践，很难直接运用国外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宪法案例的出现为宪法学教学过程中的知识的传承提供了“本土”素材，这样，就会迫使我们去研究案例和思考相应的对策，努力发展出能解释中国的宪法、解决中国自身宪法问题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林来梵 《从宪法的规范到规范的宪法》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页

2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 第　486页

3 [奥]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2003年2月出版 第143页

4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02页

注释：

[①]韩大元 《中国宪法实践中的宪法问题与宪法事例》中国宪政网 http://

[②] 林来梵 《从宪法的规范到规范的宪法》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页

③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 第　486页

[④] [奥]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2003年2月出版 第143页

宪法学教学论文篇（11）

一、宪法教学改革的意义

 

宪法是法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其中包括了宪政理论、宪法历史发展以及宪法规范等内容，概念性和理论性较强，是法学研究的基础课程。高校自大一就开始了宪法课的教学，它是以后法学学习的基础，对于其他课程的学习具有奠基作用。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业，而且对今后走向社会，形成自己的法制思维观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学好宪法课，普及宪法知识，使大学生对我们国家的宪法理论和制度有个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对于弘扬宪法精神，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意义重大。针对高校法学专业宪法教学的地位偏弱，改革的进程迟缓，教学方法陈旧等实际问题，该课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紧迫性，应该引起高校领导的高度重视。

 

二、宪法学的教学现状

 

实践使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宪法教学水平如何，就要通过学生的学习效果来检验，教学方式如果得不到受教育者的认可，就意味着教学上有亟待改革的方面。

 

(一)宪法教学方式的改变不大

 

对于高校法学教育的方式，国际上存在着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两大类。前者主要应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教学方式为演绎法，以讲解法律概念为始点，然后系统地讲授理论;后者采取的是案例分析，教学方式为归纳法，利用一个个现实中的典型案例，来说明法律的原理。我国高校的宪法教学遵循的是法学教育传统，认为师者，就是传经授道，任务就是把宪法知识教给学生，依靠学生自身的认知和悟性来吸纳。所以，宪法的教学方式是刻板的，虽然经过了几轮的教学改革，对于宪法教学来说，动静不大，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师生间的主客体关系始终存在。在教学中，教师始终占有主导地位，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教学方法授课，从理论到理论，仅有的案例分析也比较陈旧和类同，与现实社会有着一定的距离。这种教学方式对于系统地掌握宪法理论，准确地理解法律条款是必要的，关键要看学生能够学到多少理论知识，能否能够在实践中应用。

 

(二)学生学习宪法的兴趣不高

 

宪法的教学现状在学生身上清晰地表现出来，宪法教学实践也证明了教学方式的不适应性。教师单纯的宪法理论讲解，学生机械地死记硬背，只能获得表象的宪法知识，形成的只是一个个条款意象，研究方式也是纸上谈兵。由于大多数老师采用的是传统的单向灌输，并没有和学生形成双向的沟通和互动，主动讲授和被动接受形成的传导的隔阂，使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受到压抑，学习兴趣骤减。宪法学的内容繁杂、章节罗列、条款众多，既有国家制度、公民权利以及国家权力等重大理论问题，又有普通社会生活中的繁琐的宪法规定，同时还包括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科等学科的许多制度问题，掌握起来颇费精力。所以很多学生认为宪法学习视同“背书”，属于高级的上层建筑，与今后的就职创业关系不大。他们普遍感到学习宪法找不到兴奋点，提不起学习的情趣，感到枯燥和乏味，只是抱着应付差事，不挂科就行了的心理，教学目标在实践应用中无法实现。

 

三、宪法教学改革的目标和内容问题

 

宪法教学的目标和内容是什么，最终让学生学到什么，教师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教学指导思想上师生的认识也不同。

 

(一)宪法学教学培养目标的问题

 

我们的宪法教学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高大上的课程，事关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培养目标就是国家的高级法律人才，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很大的距离。所以，教师的授课是站在高瞻远瞩的高度，俯视社会生活。在学生眼中，觉得宪法学教学目标是培养法学家，或者是高级法律工作者，对于自己来说离那个目标太远，将来的用途不大。师生间的教与学不在一个节点上，既不能相互融汇贯通，也不能在教学上形成互动。教育者侃侃而谈，高高在上，似乎在云中漫步;受教育者仰头聆听，虽听得如醉如痴，只觉得自己只能是好高骛远。这种教学思维，脱离了宪法学作为法学基础课的设置，也背离了宪法学教育以培养“宪法人”为使命的宗旨。学习宪法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使学生树立宪法意识，用法律的思维方式对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成为真正的守法公民。

 

(二)宪法学讲授内容的问题

 

宪法学的授课内容包罗万象，需要掌握的内容很多，教师在教学时往往是大范围地灌输，不分主次地统统来一遍，然后就是大量的背诵和默写，直到通篇对答如流为止。这样学生在学习时抓不住重点，在学习后对宪法总体内容不能有一个基本认识，对于宪法的应用一片茫然。比如宪法实施部分，这是宪法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宪法实施概述、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司法适用、违宪审查等等，这些内容应该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应该更多地应用案例教学法加深学生的认识，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实践经验。但是教师在教学中，并没有把这些教学内容与实践结合起来，而是从理论到理论，对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提高，培养学生应用宪法的过程分析帮助不大。

 

四、宪法学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

 

宪法教学需要进一步改革，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高校领导要提高对于宪法教学改革重要性的认识，明确宪法教学的培养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分析研究，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摒弃传统单一的授课方式，树立培养“宪法人”的教学目标，根据教学内容实行教学方式的创新。

 

(一)大力提倡师生讨论法

 

宪法基础理论非常抽象，教师在讲授每个章节时，可以重点选择其中的重点内容，针对其中的宪法学问题拟题，然后由学生组成若干个小组进行讨论。教师的角色在改变，他的职责就是引导学生用所学的知识去研究和解决问题，最终由学生通过问题的解答独立完成学习小结或小论文。在各个小组之间可以采取交流、讨论、辩论、打擂等形式进行互动，教师可以给予适当的协调和帮助。这样就能够改变过去呆板的课堂教授方式，创造一个较为活跃、主动、融合的教学环境，拉近教师和学生的距离，也使教学内容通过交流的形式被学生所理解和接受。在学生讨论中教师要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学生提出不同的见解，就是比较激进、偏颇的观点也要让他们尽情地发挥，在适当的时候通过交流以一方的身份进行引导。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培养他们法律思维能力的构建。

 

(二)积极推广案例分析教学法

 

宪法教学理论性很强，有时使学生很难理解，容易产生厌烦情绪。采用案例教学法，就把学生带入具有一定故事性的案例之中，无形中就会刺激和启发学生的兴趣点，在研究和分析中掌握各个章节的宪法要点。这要比死记硬背宪法条文效果更为明显，对于实践的应用更有帮助。劳伦斯·来恩在《欢迎学习案例法》一文认为，每一个教学案例，都是给学生提供了正确解释法律的样本，把真实的现实社会带入了课堂，提高了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教师要在上课前把所要学的宪法内容和相配合的教学案例交给学生进行自习，上课后让学生直接进行案例分析，可以允许多种观点存在，最后由教师把理论和案例结合起来给予正确的讲授。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教学效果和教学效率，而且深受学生的欢迎。

 

(三)选择使用诊所式教学法

 

“法律诊所”是一个舶来名词，意思是我们解决学习中问题的难点，就像医生看病一样，宪法课堂就如同诊所。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利用宪法打官司，法官、检查官、律师有很多都是宪法方面的专家。在讲授外国宪法时，就可以选择法律诊所式教学法。首先由教师来设计教学主题，学生在这个“诊所”中不断地丰富和增加教学内容，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直观地接触到国外的宪法案例，教学方式所设置的氛围十分逼真，学生可以真实地用律师的思维方式去判断和辩论，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去阐述自己对于宪法理论的理解。不仅能够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还能够激发学生对于宪法的仰视和敬畏。

 

(四)深入发展多媒体教学法

 

采用多媒体对宪法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相当重要，它通过计算机技术，应用图文、音画、视频等手段，将概念化、程式化、逻辑化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形象化的展示，对于化解宪法教学中的疑难问题相当有效。宪法教学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平台，把平时难得见到的典型案例、背景资料、宪法文库等变成常用的学习资料;同时把课堂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起来，课堂集中讲授和辅导，课后通过多媒体进行研究和讨论，使教学时间得到更好的利用，也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利用学生都拥有手机的现实，构建宪法学习的QQ群、微信群，进行广泛的学习交流。通过网络这个载体，提高学生的文献和案例阅读量，得到原始资料的积累，为今后的学习积蓄更多的能量。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