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年度总结大全11篇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1）

从军工研究所的人员结构来看，大部分为科研人员，研究所一般按学科划分了多个专业研究室，故专业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决定了研究所整体效率。“考核是指挥棒”，就作者所在的航天军工系统看，科研工时是研究室考核的核心要素。那么，如何利用科研工时这一考核和薪酬分配工具，以促进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研究室考核模式和存在的问题

1.1 研究室考核模式介绍 年初，研究室根据全年任

务量向单位申请科研工时预算，单位通过计划部门与研究室多轮沟通，最终审定科研工时数量；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单位全年的任务量确定薪酬总额，其中约60%为固定薪酬，40%为浮动的绩效薪酬，固定薪酬按月固定发放，绩效薪酬按月预发，最终按考核结果补发或扣减；研究室主任的绩效薪酬与整个研究室年度完成的工时总量挂钩。

1.2 存在的问题 ①科研工时对研究室薪酬总额的影响小，如工时占绩效考核的比例为40%，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按6：4的比例推算，则与工时关联的薪酬只占总额的16%，研究室获取科研工时的动力不足。②研究室更加关注任务的完成，愿意用更多的人完成任务，对用人效率关注不足。③研究室更倾向多招人，相当于固定的岗位工资增加，整个薪酬包也增加，即使新招人员的能力不足，也可以将其绩效部分转移给骨干员工。④考核数据利用率不高，研究室主任没有将考核数据作为人员筛选、裁减的重要参考。⑤研究室主任顾及情面，不愿裁掉能力不足的人员，或者过于强调裁人的风险。

2 提高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方法

经研究分析和实践，要在研究室范围内达到提高研发效率、提高人员整体素质、形成良性竞争研发氛围的目的，可以采用如下的方法：

2.1 调整研究室薪酬确定方法，加大绩效工资与科研工时挂钩力度 ①固定工资总额按照实际人数、职称（初级、中级、高级）、职务（正副主任设计室）进行确定和发放。②绩效（浮动）工资总额由两部分构成，两部分均与科研工时挂钩，一部分根据研究室承担的实际总工时进行“总量考核”确定绩效工资额度，另一部分根据人均工时进行“效率考核”确定绩效工资额度。③研究室正副主任的绩效工资与研究室平均绩效挂钩，也就是说某一研究室科技人员的平均绩效工资较另一个研究室的高，则研究室主任的工资也较另一个研究室主任的高，反之亦然。

2.2 增加科研工时与绩效工资的挂钩比例 ①应将科研工时（工作量）与绩效工资的挂钩比例确定为不少于60%。②明确每个科研工时对应的绩效额（元/工时），且做到全年相对固定。③日常支出的预算由研究室和财务部门共同控制，超过额度不予报销，不作为考核指标。

2.3 公开考核结果，形成竞争氛围 ①公开各个专业研究室与科研工时挂钩的考核结果，在各研究室间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②合理利用日常积累的考核数据，建立人员优化流程，人员连续两个季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时强制启动人员调动或裁减流程。

3 提高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实施步骤

以上介绍了提高人员使用效率的方法，接下来介绍下具体的实施步骤。

3.1 确定全所科技人员薪酬总额 研究所在年初要根据计划任务量（包括预研等）、薪酬增长幅度、型号项目人工成本等预算数据，综合统筹平衡出全年科技人员的薪酬总额。这是进行绩效管理的基础，研究所可以在薪酬总额的高限和低限范围内进行调配，以达到激励和改进绩效的目的。

3.2 确定绩效工资总额 首先，按照实际人数、职称（初级、中级、高级）、职务（正副主任设计室）进行确定科技人员的固定工资总额；然后，用全所科技人员薪酬总额减去科技人员固定工资即计算得出科技人员绩效工资总额。

3.3 确定计划科研总工时及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度 首先，根据本年与上一年任务量的对比情况，参考上年的科研总工时，估算本年总工时（包含必要的预研创新、产品化工时）。然后，确定本年的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科技人员绩效薪酬总额/本年预估科研总工时。

3.4 确定研究室科研人员绩效总额 年初，各个专业研究室通过各项任务计算得出承担的科研工时总量，用科研工时总量乘以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得出本室的科研人员绩效工资总额。每个月，用研究室科研工时完成数量乘以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计算得出研究室当月绩效工资总额，并按绩效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比如60%）发放当月绩效工资，剩余部分（比如40%）在年终考核后进行发放。

3.5 确定年终绩效工资 由上年介绍的方法可以看出，研究室的绩效工资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全年实际完成科研工时对应绩效工资的一部分，即总量部分，具体数额为：总量绩效工资=科研总工时×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每月发放比例（如60%）。另一部分是效率绩效工资，具体数额为：效率绩效工资=科研总工时×每单位工时绩效额×每月未发比例（如40%）×考核得分。

由于总量绩效工资每月进行发放，则年终仅需确定效率绩效工资。具体步骤是：首先，建立全所的科研工时绩效池，并将各研究室的绩效总额的未发放部分（比如40%）纳入绩效池。其次，计算得出各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科研工时/人数）和计算得出全所平均科研人员效率（=全所科研工时/全所科研人数）。再次，计算得出各研究室效率考核分值（=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全所效率）。最后，计算得出研究室年终应发绩效额度（=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考核分值×放入绩效池的额度），如应发总额度超出过低于绩效池额度，则需进行数额平整。

按这种计算方法，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如工作质量）时，科研人员效率高（人均科研工时多）的研究室从绩效池拿回的绩效总额一定比放入绩效池的多。

举一个例子：三个研究室的年度科研总工时分别为540、650、1400，人数分别为30、25和40人，则科研人员效率（工时/人）分别为18、26和35，按每科研工时绩效额30元计算，则放入绩效池的额度（万元）分别为19.44、19.5和67.2。则按上述方法计算得出全所科研人员效率为27（=总工时/总人数），各研究室的考核分数为0.66（=18/27）、0.95（=26/27）和1.28（=35/27），应得绩效额度为考核分数与放入绩效池额度的乘积，计算得出为117.70万元，由于此数额超出了绩效池额度106.14万元，故需要将应发额度平整为绩效池额度，平整数值为0.9（=106.14/117.70），则各研究室从绩效池中取得的最终绩效额度分别为11.57、16.77和77.80万元，分别较放入绩效池的额度增加-7.87、-2.73和10.60万元，可见效率高的研究室取得的绩效额度增加，效率低的研究室额度减少。

3.6 确定研究室主任的绩效工资 将研究室主任绩效工资建立绩效池，研究室主任绩效考核分值与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考核分值相同，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并发放研究室主任绩效。这样就将研究室主任绩效工资与研究室效率绩效工资进行挂钩，促使研究室主人提高本研究室的科研人员效率。

4 研究室提高人力资源效率的策略

4.1 科研人员分类 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可以划分为四类：一般员工（入职2年内）、骨干、设计师、专家。由于能力、职称、职位等原因，不同类别人员的工作效率相差较大，假定为0.5：1：1.5：2，即一般员工需要4个科研工时完成的任务，骨干人员需2个工时，设计师需要1.3个工时，专家只需要1个工时。

4.2 人员分类与工时、绩效总额的关系 假设有两个研究室，人员总数均是38人，但结构不同，如下表所示，研究室B的骨干人员多，则假设每个人员全年工作时间相同，则研究室B完成的工时多，绩效额度高。

①如表2所示，虽然两个研究室人数相同，但由于人员结构不同，研究室完成的总工时和绩效总额不同，整体能力较强（骨干多）的研究室的绩效总额更多。②同理，整体能力较强的研究室平均效率更高。③按照本文上面介绍的方法，整体能力强的研究室通过效率考核后获得的效率绩效更高，也就是整体能力强的研究室同类人员的薪酬较能力低的研究室同类人员的高，如同是骨干人员，则效率高的研究室薪酬较效率低的高。④由于研究室主任的薪酬与研究室效率挂钩，则效率高的研究室的主任薪酬也较高。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2）

【中图分类号】R395.6 R163 R1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817(2011)09-1059-02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心理健康问题已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近年来，相关心理学研究呈现出积极转向趋势。积极情感、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等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生活满意度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目前普遍认同的是Shin和Johnson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定义，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一个人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总体性认知评估，是衡量某一社会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在现有的测量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量表中，由Huebner等(1994)所编制的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MultidimensionalStudents’Life Satisfaction Scale，MSISS)得到最多运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验特征。本次研究主要通过研究生群体对该量表的信度、效度进行评价。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按年级分层，整群抽取全国7座城市(北京、天津、广州、大连、南京、乌鲁木齐、合肥)、12所高校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0份，收回有效问卷3812份，有效率为95.3％，其中男生1985名，女生1827名。

1.2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MELss)该量表共包括4个题目，分为5个维度：家庭、朋友、学校、生活环境、自我。5个维度的平均分即是一般(总体)生活满意度得分。所有题目都按照同意程度由弱到强1～6级计分，其中有10个题目反向计分，计算5个维度和总量表得分(粗分)。统计每个维度和总量表的因子分(粗分／项目数)，得分越高，代表满意度越高。

1.3统计方法采用EpiData3.1录入数据，并进行双录入纠错；使用sPSS 13.0进行统计学分析，P

2　结果

2.1信度分析

2.1.1

同质性信度用Cronbach's a系数计算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a=0.78；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a系数见表1。可见。总体内部一致性较好，其中家庭满意度和自我满意度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而学校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较差。

2.1.2分半信度　结果表明，量表的Pearson r=0.83，用Spearman-Brown公式校正后为r=0.91，各个维度的分半信度见表1。

2.2效度分析

2.2.1内容效度MSISS量表各维度得分及与总分的相关结果表明，各维度得分与该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均在0.67～0.81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且对5个相关系数的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2.2.2结构效度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分析，KMO统计量为0.94，因此各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无统计学差异。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X2=7921.94，P=0.00，球形假设被拒绝，因此各项目间存在较大相关性，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特征根>1抽取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49.91％，其中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7.85％。公因子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将4个公因子解释为f1：家庭和朋友满意度；f2：自我满意度；f3：学校满意度；f4：生活环境满意度。

2.2.3

区分效度见表3。在家庭满意度、朋友满意度和满意度总分上，女研究生的得分均高于男研究生，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3　讨论

有关生活满意度的量表可分为2种框架：单维模式和多维模式。单维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单一的总体分数来反映生活满意度的不同水平，如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SLSS)、感知生活满意度量表(PLSS)等。多维模式则假设在一般生活满意度之下包括了多个相互独立的次级维度，每个重要的特定领域的分数剖面图提供了各自不同的信息。在现有的测量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多维量表中，由Huebner所编制的青少年多维生活满意度量表(MSLSS)得到最多运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验特征，且在美国本土以外(西班牙和韩国)也得到运用。

长期以来，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对象和量表建构主要局限于老年人和大学生，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较为匮乏。近年来，张兴贵等借助MSLSS量表对青少年学生群体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该量表在研究生群体中应用还较少。笔者使用M$LSS量表对研究生的生活满意度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该量表的信度效度进行了评价。

Cronbach’a系数是评价量表内部一致性的经典方法，Cronbach's a≥0.60表示内部一致性较好，Cronbach’s a

条目(维度)分与总分之间的一致性是评价内部效度的方法之一，如果量表总分与条目分的相关系数≥0.30表明该条目较好。本次研究各维度得分与该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均在0.67-0.81之间，显示出良好的相关性。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3）

【摘要题】体育研究

1前言

在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从总体上来研究我国体科所科研工作发展的问题，《中国体育报》2002年1月10日第7版已有报道，但以人才问题为视角，专门研究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论文却尚未见诸报道。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是我国体育科研队伍的重要方面军，与高校体育院系教师所组成的科研队伍不同的是，它是一支专门从事体育科学研究的队伍，是我国体育科研队伍中的专职队伍。本研究拟结合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整体状况，从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展开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如今，其内在的涵义已得到较大的拓展和延伸，学者们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一种辩证的发展观。在对人才资源的看法上，该发展观注重人才资源与人才成长环境、人事制度改革以及教育发展、科技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具体到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则指伴随体育科研工作的不断进步，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当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要走优化结构之路，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将推进体育科研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作为重要使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科研人员学历层次的不断提高，更要注重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

目前，我国共有36所体育科学研究所。虽然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逐渐壮大，科研工作的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但也不可否认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队伍的结构不够合理，队伍的管理还没有严格按照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去实施，科研工作与运动实践结合得不够紧密，与科技创新的要求尚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健康发展。欲建设好这支队伍，须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优化队伍的结构，提高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能力（包括科技创新能力），并努力营造有利于这支队伍茁壮成长的环境。只有科研人员队伍成功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预定目标，才能促使体科所的科研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进而提高这支队伍对我国体育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率。因而，对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发展状况的问题有必要作深入研究，对其作出合理规划。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从全国体育科学研究所中抽取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及山东、福建、山西、广西、湖北、河北、辽宁8所体育科学研究所，将其科研人员（专职）作为调研对象，共计178人。

2.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读了我国体科所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了解了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状况；从INTERNET网上浏览了朝鲜、韩国、德国体科所科研人员若干方面的情况；参阅了我国科研人员队伍建设与发展的专著，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论文。

(2)抽样调查法。从全国体科所中抽取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及山东、福建、山西、广西、湖北、河北、辽宁8所体科所，通过函调的方式，了解这些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数量、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及承担课题研究的状况，为探讨如何优化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结构作好准备。调查从2002年10月中旬开始，至2003年元月上旬结束。

(3)比较研究法。为了研究的便利，查阅了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大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系、三峡大学体育系等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均系体育教师）的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状况。将研究对象即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与上述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同类情况进行比较，于比较中评价其队伍结构之优劣。

(4)统计分析法。运用SPSS10.0软件对调查所得的众多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3调查结果与分析

3.1科研人员的数量状况

1985年，我国共有28所体育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共计729人。至2000年，体育科学研究所增至36所，科研人员则增至1700人，见图1。

附图

图1科研人员的数量统计图

3.2科研人员队伍的结构状况

3.2.1学历结构

学历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学历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1可知，8所体科所中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有38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21.4%；学历为本科的有92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51.7%；学历为专科的有35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9.6%；学历为中专以下的有13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7.3%。本科以上学历的科研人员共占73.1%，居主体地位，但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与科研出成果需要较高比例的高学历人员的趋势不甚相符。中专以下学历的科研人员虽只占7.3%，但这部分人员学历太低，难以适应科研上水平的要求。从总体上看，科研人员队伍的学历结构基本上合理，但远不够理想。

3.2.2职称结构

职称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职称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2可知，拥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76人，占42.7%；中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76人，占42.7%；初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26人，占14.6%。显然，高级职称人员与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持平，略显稍高；而初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则略显偏低。这种职称结构不尽合理。从有利于科研人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搭配宜为1.5:2:1，即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稍大于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约为初级职称人员的2倍。

3.2.3专业结构

专业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专业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3可知，所学专业为体育专业的科研人员共计150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84.3%；所学专业为理工科专业的科研人员共计20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1.2%；所学专业为文科的科研人员共计8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4.5%。8所体科所中除湖北体科所科研人员的专业结构（比值为9:6:1）较合理外，其他均不够合理。总局体科所中虽有4名理工科专业人员和4名文科专业人员，但与其科研人员总数相比，比值显得太小。从总体上看，科研人员队伍的专业结构虽不算单一，却不够合理。

3.2.4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年龄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统计可知，处于30～50岁年龄段的科研人员占科研人员总数的65.7%，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分别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8.0%和16.3%。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表明，国外著名的体育科研机构中，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至少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5，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中通常有1/4的为学术骨干。与之相比，这两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显得稍低一些。人才群体的最佳年龄结构理论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才的“最佳年龄区”将向高低年龄两个方向延伸，各国将更加重视科技人才的年轻化。因而，这种年龄上的比例搭配就显得不够科学。从有利于科研人员队伍协作攻关、和谐发展的角度考虑，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这3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较科学的比例搭配宜为3:2:1。

3.2.5性别结构

性别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统计可知，8所体科所中男性科研人员共计113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63.5%；女性科研人员共计65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36.5%，超出科研人员总数的1/3。这种性别上的比例搭配比较合理，有利于科研人员之间的协调沟通、合作研究。

3.3科研人员承担课题（省部级以上）研究的状况

从表6可见，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最多的为总局体科所，共17项，其次为辽宁体科所，共4项，其他体科所均为2项。反映出在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能力上，总局体科所与其他7所体科所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山东、福建等7所体科所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总量为16项，不及1所原总局直属体院1年承担该级别课题的数量，说明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实力相对不足。

3.4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比较

体育院系教师（均系体育教师）主要从事体育教学、训练与科研工作，也是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这支队伍的非专职队伍。体科所科研人员则主要从事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是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的专职队伍。本研究试图将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作一比较，以揭示这两个群体在队伍结构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此，笔者查阅了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大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学院、三峡大学体育系、江汉大学体育系、黄冈师院体育系、荆州师院体育系、襄樊学院体育系、湖北师院体育系、咸宁师专体育系、郧阳师专体育系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将其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

3.4.1年龄结构比较

虽然用于比较的3个年龄段为近似年龄段，但仍具可比性。由表7可知，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50岁以下与55岁以下的人员均占队伍的主体，超过80%，说明中青年人员构成了这两支队伍的主体。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近50%，较体科所科研人员在近似年龄段的比例高出31.9%，与体育院系教师中硕土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的年龄分布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高学历人员大多为35岁以下的青年人，是高校体育院系近年来重点培养与引进的人才。要在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中建设一支年轻的学术骨干队伍，就有必要加大培养与引进高学历人才的步伐。

3.4.2学历结构比较

由表8可见，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已达到了2.1%的比例，共有14名，而在8所体科所中仅山东体科所有1名博士研究生。这与体育院系近年来出台的优待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才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体科所科研人员中专科以下学历的人员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体育院系教师中同一学历层次人员所占的比例。体科所当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高这部分人员的学历层次，使其在科研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3.4.3职称结构比较

由表9可见，中、高级职称人员在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均居主体地位，超过80%。稍显不同的是，体科所科研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略大于体育院系教师中同类人员所占比例，体育院系教师中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略大于体科所科研人员中同类人员所占比例。初级职称人员在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均在16%左右。

4结论与建议

(1)从总体上说，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状况不够理想，应从以下4个方面予以优化：在学历结构上，要加大培养与引进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年龄在35岁以下）的步伐，尽快通过脱产学习或在职进修等途径提高专科以下学历人员的学历层次；在职称结构上，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搭配以1.5:2:1较为合理，应朝着这一目标发展；在专业结构上，科研人员所学专业应以体育专业为主，兼有少量的理工类、文科类专业；在年龄结构上，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3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较科学的比例搭配宜为3:2:1，应向着这一方向迈进。

(2)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实力相对不足，应注重与体育院校或综合性大学之间就某一学科或项目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各体科所的职责、功能虽相近似，但在科学研究上却有着不同的特色，对不同运动项目的研究各有其优势，建议体科所之间就某些项目开展合作研究，以利于形成合力优势。

(3)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50岁以下与55岁以下的人员均占队伍的主体，说明中青年人员构成了这两支队伍的主体。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及中、高级职称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

【参考文献】

[1]李元伟.我国体育科技事业现状及问题[N].中国体育报，2002-01-10(7).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4）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07-0026-05

在教育研究领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是高校人文社会研究的重要资助来源，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不可或缺的补充[1]。因此，此类项目的总体立项研究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包括职业教育研究）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十一五”“十二五”期间，该项目中与职业教育研究相关的项目共计170项，其中，2006年5项，2007年4项，2008年3项，2009年10项，2010年16项，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均为24项，2015年36项。本文以“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包括规划基金项目、青年基金项目、自筹经费项目，不包括2009年以后的专项任务、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中的职业教育研究项目为对象（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研究内容与研究人员两个角度分析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发展特点与趋势。

一、研究内容分析

根据职业教育研究的性质与特点，笔者将职业教育研究项目大体分为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与综合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根据上述分类办法，对“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的职业教育研究项目作了初步分类分析。

（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与综合研究

人文社科研究，包括教育研究，通常分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职业教育是教育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因此，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析框架可以适用于职业教育研究的分类分析。理论研究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的认识与理解，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学科化；而应用研究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的实施与推广，防止职业教育脱离实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项目分类过程中，一些研究项目兼有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特点，笔者将其归为综合研究。

表1的数据表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的职业教育研究项目，属于理论研究的项目约占总数的58%，属于应用研究的项目约占总数的26%，属于综合研究的项目约占总数的16%。尽管依据立项项目的名称予以分类存在一定的归类误差，但是，从上述数字还可以看出，“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项目占有主要地位，反映了职业教育研究偏重理论研究的特点。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迫切需要理论研究的指导，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得益于职业教育实践发展的推动。无论是政府政策，还是职业院校改革，都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职业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指导[2]。

（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是分析教育研究总体特征时常用的分析框架，在分析职业教育研究内容时，可以作为区分研究选题大小的依据。职业教育的宏观研究一般指关于职业教育体制、职业教育结构、职业教育管理等具有全局意义的研究，职业教育的微观研究一般指关于职业院校内部的办学、教育、教学、科研、管理等的研究[3]。

表2的数据表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的职业教育研究项目，属于宏观研究的项目约占总数的70%，属于微观研究的项目约占30%。在所有年度中，宏观研究在职业教育研究项目中占有主要地位，而微观研究始终占有较小比例，二者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在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职业教育的宏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职业教育的微观研究也是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专任教师与研究人员始终关注着职业教育的微观研究领域。

（三）分研究领域的研究

伴随着职业教育研究的持续发展，职业教育的研究领域日趋多样化，针对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分类研究正在逐步发展。依据关键词对教育研究领域作分类研究，是一种有效的分类方法。国内外知名学者如泰希勒、马尔科姆・泰特、别敦荣等，都曾对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分类作过详细研究[4][5]。笔者借鉴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分类方法，将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分为20个，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的职业教育研究项目，总体情况见表3。

表3的数据表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的职业教育研究项目呈现以下特征：第一，从总体上看，部分研究领域的立项项目较多，如“职业教育管理”46项，约占总数的27%；“职业院校人才培养”22项，约占总数的13%；“职业教育制度（体制）”17项，约占总数的10%；“职业院校教师”14项，约占总数的8%；“职业院校管理”12项，约占总数的7%；“职业院校校企合作”11项，约占总数的6%；上述6个研究领域的项目总计122项，约占总数的72%。部分研究领域，如“职业院校科学研究”“民办职业教育”却出现了空缺。第二，从发展的角度看，所有研究领域的项目在数量方面都没有出现明显增长，一方面可能是十年来职业教育领域的热点、焦点问题没有充分聚焦，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样本总数偏小，没有反映出职业教育研究的发展性特征。尽管如此，上述数据表明，“职业教育管理”“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制度（体制）”“职业院校教师”“职业院校管理”“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等领域是职业教育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职业教育研究发展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职业院校科学研究”“民办职业教育”等研究领域受到的关注较少。

二、研究人员分析

在研究学科及其学科领域的历史发展中，往往对研究人员的构成作分类分析，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参照指标。由于职业教育研究涉及的范围较广、参与人员比较多样、涉及的学科较为复杂，因此，分析职业教育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便于把握职业教育研究的发展特点与趋势。由于所获得的项目信息有限，笔者仅从研究人员工作单位的性质、工作单位所在地区及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等三个方面分析。

（一）研究人员工作单位性质

工作单位是反映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学术力量来源，工作单位承担职业教育研究项目的多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工作单位在职业教育研究方面的研究能力、学术地位和科研管理水平。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仅面向高等学校开放，据此，根据高校层次与类别的不同，笔者将高校分为重点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除重点高校以外的普通本科高校）、高职高专（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与高等专科学校）、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等4个类别。

表4的数据表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的职业教育研究项目呈现以下特点：第一，从总体上看，高职高专、普通高校获得的研究项目均占总数的42%以上，两者共占总数的88%，是职业教育研究的主力军；重点高校获得的研究项目仅占总数的11%，说明重点高校对职业教育研究的关注度不高；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获得的研究项目仅占总数的1%，与高职高专和普通高校存在显著差距。第二，从年度发展趋势上看，“十一五”期间，职业教育研究项目主要由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承担，高职高专与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获得的研究项目较少；“十二五”期间，高职高专超越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成为职业教育研究的绝对主力，在五个年度中均获得了半数以上的职业教育研究项目；“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获得的研究项目在总数中所占比例没有明显变化。笔者以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高职院校近几年职业教育研究队伍壮大、水平提高、实力增强所导致的，而且与高职院校大力引进从事职业教育研究的博士人才有关，“来自高职院校的作者新增力量明显，意味着研究力量的类型已开始转换”[6]；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原本在职业教育研究方面的实力较弱，申报教育部的研究项目存在一定难度。

（二）研究人员工作单位的地区分布

职业教育研究人员的地区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地区职业教育研究的学术生产力。职业教育研究人员的地区分布不仅能够反映职业教育研究的区域延伸度和普及范围，而且能够反映出我国不同地区的职业教育研究水平及其差异。

表5的数据表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的职业教育研究项目负责人工作单位的地区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与相对集中的特点。项目负责人工作单位比较集中的省份是：江苏、浙江、广东、江西、河北等，其中江苏、浙江为第一梯队，获得项目远远超过其他省份，这与江浙两省拥有较强的职业教育研究实力是分不开的；广东、江西、河北为第二梯队，获得项目略多于江浙以外的其他省份；其他省份为第三梯队，获得的项目较少，有些地区获得项目甚至为零。由于样本总数偏小，上述数据无法反映出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之间以及第三梯队内部的显著差异，也就无所谓成因分析。一般来说，获得项目数量与所在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程度成正相关关系，职业教育较为发达地区获得的项目平均多于职业教育欠发达地区。

（三）研究人员年龄结构

职业教育研究项目负责人的年龄结构不仅是分析职业教育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影响职业教育研究队伍建设与学科发展的主要因素。青年学者担负着职业教育研究的未来希望，其研究能力对职业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笔者将青年项目占总数的比例作为职业教育研究项目的分析指标之一。

表6的数据表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的职业教育研究项目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从总体上看，青年项目占总数的比例与非青年项目存在明显差距，表明职业教育研究的青年学者还没有占据主要研究地位，研究竞争力有待提高。第二，从发展的角度看，青年项目的增长势头较为明显，“十一五”期间从无到有，“十二五”期间迅速增加，2015年更是获得了半数研究项目。究其原因，青年项目的增长，一方面，与职业教育研究的青年学者队伍壮大、实力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与项目管理部门支持、鼓励青年学者参与职业教育研究有一定的关系。青年学者代表着职业教育研究的未来发展，青年项目的迅速增长寓意职业教育研究的良好发展趋势。

三、结论与讨论

（一）职业教育研究发展的总体特点

近十年来，职业教育研究的项目数量增长较为明显，“十二五”期间与“十一五”期间相比成倍增加；职业教育研究中的理论研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需求；职业教育研究中的宏观研究在所有年度均占有较大比例，与近些年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倾向于关注宏观问题有关；职业教育研究内容日趋多样化，但重点集中在“职业教育管理”“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制度（体制）”“职业院校教师”“职业院校管理”“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等方面。

（二）职业教育研究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

职业教育研究的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研究的区域不均衡。以江苏、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研究实力较强，获得的研究项目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和边疆地区的职业教育研究实力较弱，获得的研究项目较少。二是职业教育研究的高校分布不均衡。“十一五”期间，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拥有较好的职业教育研究基础和资源，获得了大部分研究项目；而高职高专与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由于研究实力较弱，很难获得研究项目。“十二五”期间，高职高专后来居上，成为职业教育研究的主力军，与普通高校一起承担了大部分职业教育研究项目；而重点高校与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获得职业教育研究项目数始终保持较少的稳定趋势。

（三）职业教育研究与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程度存在紧密关联性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5）

国家财政部门为了对收入进行第二次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全局性调控，所采取的关键手段之一就是税收。在社会经济的高速成长下，税收收入也水涨船高。2000年，我国的国民总收入约为98000亿元，税收收入总额约为12581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的国民总收入大概有343464亿元，税收收入总额却高达59522亿元。在这9年的http://期间内，国民总收入只增长了3.5倍，而税收收入总额却增长了4.7倍。很显然，我国税收收入的涨幅远远高于国民收入的涨幅。因此，许多人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税收的负担到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税收负担是否过于难以承受？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上可以查询到， 2009年，国家税收收入的76.07%是由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构成的。税负归宿理论告诉我们，消费者才是承担流转税的最终归宿，因此，构成企业税收负担的最主要因素，毫无疑问应该是企业所得税。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为11176亿元。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了企业的税务负担，该年度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约为11537亿元。2010年，我国加强了税收征管，导致企业所得税较上一年度增长了20.4%。企业所得税的增长速度极快，而且在税务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极高，引起了很多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了关于企业所得税负担的研究。本文将对国内外有关所得税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对未来该方面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

二、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就对所得税税负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发现了研究公司所得税税负的重要工具——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率etr。公司的所得税税负程度能够通过etr真实地反映出来，该指标是公司所得税税负的真实体现。

在20世纪，国外研究者的关注的主要内容还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所占比重不高。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stichney和mcgee(1952)发现，公司的etr越低，其负债水平就越高。

zimmerman (1953)检验了公司的规模与etr之间存在的联系，结论是二者有正相关关系，并依据该结论确定了公司的规模是否可以作为政治成本的代表。

poreano(1956)检验了一千三百余家企业etr的结构，发现etr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越大的公司，其etr反而越低。

时至21世纪，学者们也逐渐开始转变研究方法，慢慢地更加偏重实证研究：

feeny等（2002）检验了产业因素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发现若是能够得到政府支持的产业，其税负就不高。

jacqueline haverals(2007)研究发现，相比其他行业，汽车行业和建筑行业存在更大的实际税负。

david han和min wang(2007)检验了中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家的税收负担与单位资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相关。

sagirikitao(2008)研究了所得税与经济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每降低百分之十的企业所得税，可能会使将来的投资增长百分之二十。

sagirikitao(2010)检验了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是显著负相关的。

（二）国内研究

直至20世纪末，我国才有学者针对企业所得税税负开展研究：

安体富、岳树民(1999)在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研究方面首开先河。他们认为，当过重的税负使得企业难以继续经营，而财力上的缺失导致财政的收入难以弥补支出时，“究竟应该优先考虑谁的困难”这个问题应该是最重要的。

王延明 (2002)检验了资本密集度与etr之间的关系，结论认为二者是负相关的，但显著程度并不高。

岳树民和安体富(2003)用我国的税收负担与其他国家的税收负担进行对比，发现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较为沉重，部分税种税率过高，税基相对较窄。他们还特别提出，减税政策和免税政策过多、过乱，这对税收收入总额产生了不利影响，增加了税收收入的不确定性，也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应该具备的“公平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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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特性。

王延明(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规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以及公司的资本密集度都会对上市公司的etr产生较强的影响。

曹书军、窦魁(200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上市公司的规模与etr不相关；财务杠杆与etr之间显著负相关；固定资产密集度与etr不相关；在宏观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较广的情况下，盈利能力和股权结构与etr正相关，且显著程度较高。

王素荣、张新民(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处于20%-80%这个区间内时，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的税负也就越高。

谭康（2008）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发现，规模越大，企业的etr就越高，而资产负债率与盈利能力则与企业etr呈负相关关系。

娄权(2007)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其etr就越高。

王素荣、蒋高乐(2009)对公司财务因素与etr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心得会计准则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平均所得税税负。

陈阿芳(2010)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年至200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区分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对公司的etr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论发现从全局来看，我国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税负趋于下降，虽然不同行业、不同http://地区会存在差异，但差异呈减小的趋势。此外，陈阿芳还建议，在保证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应该加强所处于发展较慢的行业和区域的企业的政策性税收优惠，调整部分和实际履行情况脱节的优惠政策。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6）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8.050

1 引言

债务融资结构是指企业各种不同债务的构成和比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债务融资结构问题实际上也是公司治理问题，不同的融资结构安排会导致不同的债务融资治理绩效。债务融资在一定程度上能约束和激励管理者行为，降低企业成本，在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进而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深化企业改革的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其中，去杠杆与债务融资结构密切相关。对债务融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企业选择适当的融资方式，而且有助于政府的宏观调控。

为此，本文以2007-2015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A股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债务融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选择

本文用总负债比例、有息负债比例反映债务融资结构，主要关注经营者权力、经营者激励、股权结构、投资结构、公司规模、成长性等因素对债务融资结构的影响。主要变量的类型、名称和计量指标见表1。

2.2 回归模型

在模型1中，JSBL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债务融资结构，用总负债率（TLR）和有息债率（IDR）两个指标来衡量。α0是常数项。

解释变量包括经营者权力变量、经营者激励变量、股权结构变量和投资结构变量。NS和SMA是经营者权力变量，分别代表监事总规模和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CMI是经营者激励变量，代表董事长货币薪酬激励强度；CSE、HER和EBD是股权结构变量，分别代表股权的流通结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SI是投资结构变量，代表研究开发支出。

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变量和成长性变量。TA是公司规模变量，代表公司总资产的对数值；IGR是成长性变量，代表营业收入增长率。εit是误差项。

2.3 样本时限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上市的全部A股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时限为2007-2015年。

利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进行样本公司筛选和原始数据搜集。初选样本公司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行业分类标准”选择“2012”，即采用2012年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标准；（2）“股票市场分类”选择“上证A股”和“深证A股”，即不包括创业板、中小企业版、深圳主板A股和全部B股；（3）“ST&非ST”选择“非ST”，即不包括上市公司连续两个财年亏损而被特别对待的ST股票；（4）“证监会2012版行业分类”选择“制造业”；（5）“条件筛选”中“截止日期”选择“包含12-31”，即年度数据；（6）“条件筛选”中“报表类型编码”选择“等于A”，即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2.4 数据处理

首先，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导出原始数据；然后利用年末负债总额、年末资产总额、年末短期借款、年末长期借款、年末应付债券、年末长期应付款、年末专项应付款等数据，计算出总负债率即“年末负债总额/年末资产总额”、非流动负债比例即“年末非流动负债/年末负债总额”等变量。

再利用STATA13.1对初选样本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缺失值的处理。把含有缺失值的样本，从初选样本中删除。（2）极端值的处理。对各连续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经过筛选，最终得到6825个样本数据。

3 债务融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债务融资结构变量、经营者权力变量、经营者激励变量、股权结构变量和投资结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1）在债务融资结构变量中，总负债率（TLR）的平均值为0.3740，标准差为0.2020；有息负债率（IDR）的平均值为0.1540，标准差为0.1450。（2）在经营者权力变量中，监事总规模（NS）的平均值为3.4550，标准差为0.9780；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SMA）的平均值为52.0800，标准差为19.8100。（3）在经营者激励变量中，董事长货币薪酬激励强度（CMI）的平均值为0.0104，标准差为0.0214。（4）在股权结构变量中，股权的流通结构（CSE）的平均值为0.6440，标准差为0.2820；股权集中度（HER）的平均值为48.7600，标准差为15.0000；股权制衡度（EBD）的平均值为0.5550，标准差为0.4440。（5）在投资结构变量中，研究开发支出（SI）的平均值为0.0481，标准差为0.0388。（6）在控制变量中，公司总资产对数值（TA）的平均值为21.5500，标准差为0.9740；营业收入增长率（IGR）的平均值为0.1770，标准差为0.3160。（7）在以上变量中，董事长货币薪酬激励强度（CMI）和营业收入增长率（IGR）的标准差比平均值大，标准差分别是平均值的2.0577和1.7853倍，这说明董事长货币薪酬激励强度（CMI）和营业收入增长率（IGR）样本数据之间的差异较大。

4 债务融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债务融资结构变量、经营者权力变量、经营者激励变量、股权结构变量和投资结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发现：（1）与总负债率（TLR）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的变量有息负债率（IDR）、监事总规模（NS）、股权的流通结构（CSE）、研究开发支出（SI）、公司总资产对数值（TA）和营业收入增长率（IGR）。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786、0.178、0.370、0.095、0.396和0.038，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0和0.0018；与总负债率（TLR）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的变量有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SMA）、股权集中度（HER）和股权制衡度（EBD）。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286、-0.224和-0.164，显著性水平都为0；与总负债率（TLR）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的变量有董事长货币薪酬激励强度（CMI）。其相关系数为-0.0190，显著性水平为0.1090。（2）与有息负债率（IDR）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的变量有监事总规模（NS）、股权的流通结构（CSE）、研究开发支出（SI）和公司总资产对数值（TA）。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154、0.275、0.062和0.326，显著性水平都为0；与有息负债率（IDR）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的变量有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SMA）、股权集中度（HER）和股权制衡度（EBD）。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217、-0.163和-0.147，显著性水平都为0；与有息负债率（IDR）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的变量有董事长货币薪酬激励强度（CMI）和营业收入增长率（IGR）。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0100和0.0140，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4150和0.2510。

5 债务融资结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对样本数据的年份进行了控制之后，用相同的解释变量对总负债率和有息负债率进行分次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1）以总负债率（TLR）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1和以有息负债率（IDR）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2的R2分别为0.3270和0.2130，说明这两个回归模型都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在回归1中，监事总规模（NS）的回归系数为0.0048，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监事总规模（NS）对总负债率（TL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SMA）的回归系数为-0.0007，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SMA）对总负债率（TL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董事长货币薪酬激励强度（CMI）的回归系数为0.4194，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董事长货币薪酬激励强度（CMI）对总负债率（TL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股权的流通结构（CSE）的回归系数为0.1416，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股权的流通结构（CSE）对总负债率（TL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股权集中度（HER）的回归系数为-0.0006，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股权集中度（HER）对总负债率（TLR）有@著的负面影响；股权制衡度（EBD）的回归系数为-0.0314，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股权制衡度（EBD）对总负债率（TL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研究开发支出（SI）的回归系数为0.5270，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研究开发支出（SI）对总负债率（TL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公司总资产对数值（TA）的回归系数为0.0768，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总资产对数值（TA）对总负债率（TL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营业收入增长率（IGR）的回归系数为0.0236，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营业收入增长率（IGR）对总负债率（TL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3）在回归2中，监事总规模（NS）的回归系数为0.0041，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监事总规模（NS）对有息负债率（ID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SMA）的回归系数为-0.0004，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SMA）对有息负债率（ID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董事长货币薪酬激励强度（CMI）的回归系数为0.3079，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董事长货币薪酬激励强度（CMI）对有息负债率（ID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股权的流通结构（CSE）的回归系数为0.0613，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股权的流通结构（CSE）对有息负债率（ID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股权集中度（HER）的回归系数为-0.0003，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股权集中度（HER）对有息负债率（ID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股权制衡度（EBD）的回归系数为-0.0237，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股权制衡度（EBD）对有息负债率（ID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研究开发支出（SI）的回归系数为0.2716，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研究开发支出（SI）对有息负债率（ID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公司总资产对数值（TA）的回归系数为0.0472，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总资产对数值（TA）对有息负债率（ID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营业收入增长率（IGR）的回归系数为0.0029，显著性为-0.5658，说明营业收入增长率（IGR）对有息负债率（IDR）没有显著影响。

6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7-2015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A股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债务融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1）与总负债率（TLR）显著正相关的变量有息负债率（IDR）、监事总规模（NS）、股权的流通结构（CSE）、研究开发支出（SI）、公司总资产对数值（TA）和营业收入增长率（IGR）；与总负债率（TLR）显著负相关的变量有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SMA）、股权集中度（HER）和股权制衡度（EBD）。（2）与有息负债率（IDR）显著正相关的变量有监事总规模（NS）、股权的流通结构（CSE）、研究开发支出（SI）和公司总资产对数值（TA）；与有息负债率（IDR）显著负相关的变量有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SMA）、股权集中度（HER）和股权制衡度（EBD）。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1）监事总规模（NS）、董事长货币薪酬激励强度（CMI）、股权的流通结构（CSE）、研究开发支出（SI）、公司总资产对数值（TA）和营业收入增长率（IGR）对总负债率（TL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SMA）、股权集中度（HER）和股权制衡度（EBD）对总负债率（TL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监事总规模（NS）、董事长货币薪酬激励强度（CMI）、股权的流通结构（CSE）、研究开发支出（SI）和公司总资产对数值（TA）对有息负债率（IDR）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SMA）、股权集中度（HER）和股权制衡度（EBD）对有息负债率（ID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希胜.河南省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及其优化问题研究[J].河南科学，2012，30（4）：508-513.

[2]杨兴全.企业债务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4，19（4）：54-57.

[3]贺红亮.论债务融资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11（8）：63-64.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7）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8-0019-04

近年来高校的扩招以及高等教育收费的改革，大学生面临的学习就业、成长困惑、人际竞争、经济和情感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这些压力，一些心理相对脆弱的大学生容易陷入心理危机，出现过激行为，导致不良后果。因此，加强大学生心理危机相关研究是必然趋势。从我国学者关于大学生心理危机研究的内容来看，集中于大学生心理危机的状况调查及危机管理研究；从研究的方法和研究模式来看，大多采用文献研究法，思辩型的研究占主体，实证研究偏少。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探索阶段。基于此，本文采取样本调查分析的实证研究方式，分别针对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压力源与应激反应的关系以及心理危机诱发因素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分析，以便为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指标模型提供实证综合数据。

一、心理应激反应因素研究

（一）研究目的

通过编制心理危机应激反应问卷，确定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预警体系中的应激反应指标。

（二）研究工具

根据笔者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经验、心理学专家建议、专业精神卫生机构临床资料，探寻心理危机反应的高频表现，参照本研究预设构建，在此基础上编制心理危机应激反应预测问卷。问卷包括个体资料和问卷主体两部分。问卷主体共40个项目，每个项目含应激反应自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两个指标，采取5?评分，其中“没有”记1分，“轻度”记2分，“中度”记3分，“较重”记4分，“严重”记5分；持续时间“3天以内”记1分，“3天至一周”记2分，“1-2周”记3分，“2-4周”记4分，“4周以上”记5分。在预测问卷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筛选调整项目，形成二次问卷。通过二次施测，最终形成大学生心理危机应激反应问卷，共32个项目，记分方法如上所述。

（三）研究对象

1.预测对象：基于人力、物力、财力考虑，预测阶段采取随机抽样法选取笔者所在城市大专院校1200名大学生作为被试，收回有效问卷828份。

2.二次施测对象：为保证样本准确反映大学生整体特征，二次施测采取随机抽样原则，选取九江3所、南昌3所、西安2所、广州1所本科及高职院校1350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共收回有效问卷1266份。

（四）统计工具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五）结果分析

1.区分度分析。区分度是衡量项目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是在编制测验时筛选题目的重要依据。本研究采取相关系数法对预测问卷进行区分度分析，D值均在0.32-0.77之间，所有项目T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项目区分度较好。

2.因子分析。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EFA），筛选出预测问卷的相关且具有同质性的项目，减少意义重复项目，以使问卷结构更加合理，进一步增强问卷结构效度。本研究统计结果显示，KMO系数为0.749，球形检验卡方系数为1467.33（P值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根据筛除项目标准：（1）项目负荷值小于0.4；（2）共同度小于0.2；（3）每个项目最大的两个“概括”负荷之差小于0.25，筛除9个项目，最终确定二次问卷的项目组成，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

研究还根据每个因子所含项目的负荷值对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因素进行命名，即情绪反应因素、躯体反应因素和认知评价因素。

3.信度检验。本研究采取同质性α信度系数法对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问卷的三个因素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问卷各个因素同质性信度系数在0.735-0.821之间，总问卷为0.922，说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4.效度检验。本研究对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问卷三个因素分别从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两方面进行分析检验，结构效度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研究数据表明，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问卷各因子间及各因子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633-0.911之间，呈显著性相关。这说明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本研究邀请相关专家、心理学教师、心理学研究生及部分在校大学生对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因素进行探讨，对本问卷内容效度进行分析，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含情绪反应、躯体反应、认知评价3个因素和31个项目。

二、压力源指标与应激反应研究

（一）研究目的

调查研究引起大学生心理危机应激反应的压力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压力源与心理应激反应引发心理危机做回归分析。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Holme和Rahe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进行调查，该量表由27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适用于青少年生活事件发生频率和应激强度的评定。对每个事件的回答方式应先确定该事件在限定时间内发生与否，若未发生过仅在未发生栏划“√”，若发生过则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分5级评定，即无影响（1）、轻度（2）、中度（3）、重度（4）或极重度（5）。分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压力、其他压力6个因子进行统计。

（三）研究对象

二次施测全体对象。

（四）结果分析

本研究以心理危机压力源中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压力、其他压力6个因子以及应激反应中情绪反应、躯体反应、认知评价3个应激反应为自变量，以心理危机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选取具备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作为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的主要指标。

（五）心理危机压力源预测力研究

通过Beta系数统计分析，心理危机压力源各项因子对于心理危机发生的预测力大小依次为：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适应压力、丧失、其他压力。其中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适应压力4个因子在0.05水平上呈显著预测力；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法，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3个压力源因子进入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的回归方程（预警模型）。3个因子的多元相关系数为0.798，对心理危机的综合解释率为50.12%。其中人际关系压力因子最具预测力，单独解释率为47.45%；心理应激反应各项因子具有显著预测力，全部进入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的回归方程（预警模型），对于心理危机发生的预测力大小依次为：躯体反应、认知评价、情绪反应。3个因子的多元相关系数为0.823，对心理危机的综合解释率为59.76%。其中躯体反应因子最具预测力，单独解释率为50.91%。以上两个回归方程（预警模型）在0.05水平上拟合??度较高。

因此，本研究中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被列入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的压力源指标，其中一种或多种因素可能引发大学生心理危机；躯体反应、认知评价、情绪反应被列入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的心理应激反应指标，其中一种或多种因素可能引发大学生心理危机。

三、心理危机诱发因素指标的确定

（一）研究目的

通过显著性差异分析，从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问卷个人资料中筛选出差异显著的个人因素指标，进入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

（二）研究对象

二次施测全体对象。

（三）研究工具

大学生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正式问卷，此问卷中个体资料包括7项，分别为性别、民族、所在年级、专业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关系、躯体疾病。

（四）研究结果

1.男性大学生（N=609）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7.72±48.658，女性大学生（N=657）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4.78±49.195，在0.05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但在情绪反应指标上，女性大学生得分高于男性大学生。

2.汉族大学生（N=1194）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5.38±47.336，少数民族大学生（N=72）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53.19±65.87，在0.05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

3.大一学生（N=387）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1.32士45.33，大二学生（N=312）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56.95士55.637，大三学生（N=303）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3.87士46.29，大四学生（N=264）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53.56士57.125，在0.05水平上呈显著性差异，并且随着年级增加心理应激反应呈“N”型分布。在认知评价和躯体反应指标上大二、大三学生高于大一、大四学生；在情绪反应指标上大四学生得分最高。

4.文科类大学生（N=510）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4.46±47.246，理工科大学生（N=567）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6.64±48.878，体艺类大学生（N=189）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57.16±70.078，在0.05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

5.低收入家庭（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元）大学生（N=286）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3.42士53.179，中等收入家庭（家庭年收入3-10万元）大学生（N=673）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4.34士44.283，高收入家庭（家庭年收入高于10万元）大学生（N=307）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69.60士69.621，在0.05水平上呈显著性差异。中等收入家庭大学生在各个指标及总分得分上明显高于其他两类家庭大学生。

6.家庭关系和谐大学生（N=633）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3.48士48.330，家庭关系一般的大学生（N=372）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51.00士46.526，家庭关系不和谐（父母离异、分居等）的大学生（N=261）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52.30±56.207，在0.05水平上呈显著性差异。家庭关系不和谐的大学生在各个指标和总分得分上明显高于其他两类大学生。

7.身体健康大学生（N=1113）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4.34士46.701，患有生理疾病大学生（N=153）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77.73士75.536，在0.05水平上呈显著性差异。患有生理疾病的大学生得分明显高于身体健康的大学生。

根据上述结果，所在年级、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关系、躯体疾病由于差异显著，被选取为心理危机预警模型中危机诱发因素指标。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8）

按照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在总结与反思中展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理论自觉与成熟的重要特征，也是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总结”与反思、追问与诊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达到理性自觉。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与题中之义。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的总结中，因对应该“总结什么”以及 “如何总结”等缺乏应有的理论自觉与理论共识，忘记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存在着问题，导致“总结”泛化、简单化、甚至平面化与知识化的倾向。整体上说来， “总结”未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与求真的本质，由此带来一系列不可忽略的问题。

 

首先，总结与反思依然在知识论的平台上进行，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于是，总结中应确立与贯彻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观照普遍弱化。全面而深刻地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然而，总结决不仅仅是一种线性的理论发展成果的汇总，也不是单一维度的理论脉络的澄清。更不是一系列既成的理论事实的堆积。而是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整体性的高度，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展现出来的、生动的发展生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总结”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蕴着深刻的价值观照和未来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遭遇的历史性“问题”这一关键枢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开进程作出历史性的解读与判断，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困境与将获得有效拓展的新未来。

 

换句话说，总结、反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总结与反思，探索与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的内在逻辑，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动向，从而让总结与反思成为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境界的契机，彰显出 “总结”的内在价值来。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高卢雄鸡”的引领品质，而防范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变为“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由此， “总结”就必须完整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就与困境并在、现实与未来并行、整体性与个体性协同、理论与实践整合的实际态势，唯有如此才能真实而全面地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路径、新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未来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既不同于前30年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后30年的发展模式。这样，能否探索与提供较为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型发展模式，就成为检验当下我们总结与反思是否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与广度的一个尺度。

 

然而，毋庸讳言，在总结与反思6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长的过程中，就其实际的理论分析与诊断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真正遭遇的困境分析得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理想性与学术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展望得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个性空间展现得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术研究成果沉淀得少。之所以如此，严格地说，正是由于目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只是在知识增长意义上进行，缺乏深刻的历史维度和价值维度，这是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最为缺失的一个方面。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科学知识体系，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之所在。如此在知识论的平台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的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背离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在知识论的平台上来加以总结与反思，也就必然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看不到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不能正视与诊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遭遇的真正危机。于是，在独白式思维支配与控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常常出现以“话语游戏”遮蔽真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面前“失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矛盾与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活困惑中遭遇多重质疑与诘难。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改变现有的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原则，强调深刻的问题诊断，纠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悖的价值原则与思维取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置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问题之中，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清醒的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其次，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与研究，总结与反思后缺乏整体性的概括，由此，导致总结与反思要么依然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状况语焉不详的宏大叙事，要么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表象勾勒与描述，未能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与实质变换的层面，未能真实地反映与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样、多元和多变特质所构成的研究生态。

 

不可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范畴所蕴涵的内容是多维与多样的。这一特点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多样化的称谓即可得到印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即是“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和“生活哲学”等等，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性、多元性研究范式共在的学术生态。而每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称谓，以及由此所昭示的个性化研究范式，都以为真正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蕴涵，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支脉。同时每一称谓所表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解读框架，以及由此而生的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理论实质与精神风格，这样，在客观上也就呈现与蕴含着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与研究领域与空间。鉴于此，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个性化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此，我们姑且不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换为以上那些特殊的称谓是否科学与恰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学界倾力从不同维度、不同界面、不同领域、围绕不同的主题而开启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严肃认真的研究，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千人一面”的单调状态，消解了“唯我独马”的单一研究和解读模式的权威性，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研究范式并在的格局，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研究生态。这不仅深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客观上大大地推进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涵的理论广度与生命力。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如此丰富的生态中，有的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正确而恰当地深化与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研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有的研究及所得出的结论早已溢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界，有的则附加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新的”内容，如此等等就说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所坚持的原则以及研究的实际效果都显示出多样性的特征。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9）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1-0018-05

基础研究是进行知识创造和原始性创新活动、发展科学的重要源泉，也是培育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经费投入是进行基础研究的物质保障。在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投向企业、研发机构和高校三个组织实体，其中对高校投入的比重最大。根据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统计，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55%左右。近十年来，虽然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持续蔓延，但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较快速度的发展，为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一时期，国家出台了几部旨在推动科技发展的重大规划，也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基础研究的政策，这对于引导和扶持高校的基础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近十年高校基础科研经费投入情况进行准确地描述与恰当地评价，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对于合理地配置资源。推动高校的基础研究、增强高校自主创新能力及人才培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近十年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情况分析

（一）经费投入总量

经费投入总量是指单位时间内经费投入的总数量，是衡量高校基础研究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十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逐年增长。2001年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为19亿元，到2010年达到179.9亿元，增长了近10倍。

（二）经费投入增长率

经费投入的增长率是指单位时间内经费投入的增长数与经费投入总数量之比，它是衡量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增长情况分为年均增长和逐年增长两种情况。从年均增长情况来看，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率为32.44%。从逐年增长情况来看。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率总体波动幅度较大（如图1所示）。2012年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2001年增长46.3%，2003年比2002年仅增长18.3%，2004年比2003年增长45.6%，变化幅度较大，2008年到2010年，基础研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32.3%下降到23，6%。

（三）经费投入强度

经费投入强度是反映一个国家经费投入适度性程度的重要指标。国际上一般用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值来衡量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参照这一计算方法，本文将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描述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率和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率。

1.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率

随着我国GDP的逐年增长，2001年至2010年，高校基础研究经费也逐年上升，经费投入强度基本呈上升趋势，但中间出现一些小的波动（如图2所示）。具体来说，2001至2005年，经费投入强度逐步上升，从0.173‰上升到0.307‰，但在2006、2007年间出现小幅下降，2006年基础强度为0.33‰，2007年基础强度为0.327‰。2008年之后，呈上升趋势，由0.366‰增长的0.452‰。

2.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率

R&D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三者占R&D的比重可以衡量研发活动的结构状况。本文以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R&D的比重来反映高校研发活动的结构状况。与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呈稳定性的逐年上升相比，基础研究所占R&D经费的比例不够稳定，但波动范围不大（如图3所示）。2002年，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的比例为21.3%，2003年降到20.3%，2004年投入比率上升到23.8%，2005年又微降到23.4%，2006-2009年呈稳定增长趋势，25.8%增至31.1%，但2010年又下降到30.1%。

（四）经费投入地域分布情况

经费投入的地域分布情况反映一个国家经费投入结构的均衡性程度。我国高校R&D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均呈现出由东至西逐级递减的趋势，同时，不同地区问的投人增长率和投入强度差别较大，呈现出不均衡性的特征（如图4所示）。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东西部地区基础研究经费总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中部地区在2010年出现回落，由2009年的40.99亿元下降到2010年的37.52亿元。东部地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重总体呈稳定趋势，始终保持在60%左右；西部地区呈现由降到升的趋势，2004到2006年由16.2%下降到12.6%，2006年到2010年由12.6%上升到16.3%：中部地区波动较大，2004年到2009年基本呈上升趋势，由23.7%增长到28.2%，2010年出现大幅下降，由2009年的28.2%下降到20.9%。

在年均增长率方面，东中西部地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率普遍较高，分别为31.45%、26.95%和30.48%，但从逐年增长率方面看，东中西部则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总体呈上升趋势，由2004年的18.4%增长到2010的38.5%；西部地区呈现由升到降的趋势，由2004年的4%增长到2007年的39%，2007年到2010年又由39%下降到29.1%；而中部地区则波动较大，2004年到2008年由27.2%上升到48.0%，2009年下降到39.5%，2010年出现大幅下降并出现了负增长，负增长率为8%。

在投入强度方面即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重和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1K&D经费的比重两个方面，总体上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均呈现出较高的比例，而中部地区则波动性较大。具体而言，东部地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由0.180‰增长到0.284‰；西部地区在中间呈现小幅下降之后又逐步上升，分别由2004年的0.048‰下降至2006年的0.042‰，之后又增至0.07‰；而中部地区波动较大，2004年至2009年整体呈上升趋势，由0.071‰增长到0.12‰，2010年出现下降情况，由2009年的0.12‰降至0.09‰。同样，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东部由24.0%上升到31.3%，西部由21.9%上升到28.5%，而中部地区则波动较大，2004年到2009年总体呈上升趋势，由24.9%增长到37.1%，2010年则出现大幅下降，由2009年的37.1%降至27.8%。

二、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总量与增长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十年来，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长，GDP总量由2001年的10965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71564亿元，并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为高校科研经费的持续投入奠定了物质基础。上述分析表明，十年来高校基础研究总量达到782.7亿元，年均增长比率为32.44%。可以说，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曲线与高校科研基础研究领域的经费投入总量持续增长具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同样，经济发展水平对经费投入强度影响巨大。依据国际惯例，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重普遍高于4%0，而创新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则普遍低于2‰。2008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为0.698‰，而同期的美国为4.8‰，韩国为5.4‰，日本为3.9‰，分别是中国的6.9倍、7.7倍和5.6倍。可见，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邻国韩国相比也表现出明显的不足。我国高校基础研究占全国基础研究的一半以上，由此推断，我国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并不高。当然，一个国家经费投入是否适度，不能仅以投入强度数值的简单地对比进行评价。同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对应关系并呈现出一般的规律性：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时，其R&D投入大多用于试验与发展，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经费投入到基础研究中来。因此、工业化发展阶段与研究经费投入的对应性是对研究投入强度进行评价的一个维度。有研究表明，综合来看我国的工业化总体上处于中期阶段，且已出现向后期阶段过渡的明显特征。国际上研究经费投入的一般规律是，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正是R&D经费投入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因此我国在高校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上应当进一步加强。

（二）公共政策导向因素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对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有力手段，其导向性对于资源分配格局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十年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基础研究的公共政策。2006年，《国家“十一五”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提出，把基础研究作为科技投入的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大投入力度，使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十一五”期间有明显的提高，为落实《规划纲要》确定的基础研究战略任务提供经费保障。同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对从事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国家财政给予相对稳定支持。”这些具有鲜明导向性政策的出台对于高校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公共政策的影响在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中也可以得到反映。从图1中可以看到，2005年以前，经费投入增长率波动较大，但自2006年以来情况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期间虽有起伏但总体来看表现平稳，这种情况与2006年上述两个纲要的颁行时间高度吻合。同样，我同东中西部地域间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不均衡性问题，除了一直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这一经济原因以外，西部地区还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系列政策的影响，使得其经费增长的稳定性要高于中部地区。

三、进一步改进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对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十年来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投入总量、投入增长率、投入强度及投入均衡性等方面均需要进一步改进。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同年颁行的《国家“十一五”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也提出“把基础研究作为科技投入的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大投入力度，使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十一五’期间有明显的提高，为落实《规划纲要》确定的基础研究战略任务提供经费保障。”这些政策为基础科研经费投入的改进提供了方向。

（一）充分发挥政府作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主体作用

从性质上说，基础研究产出的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并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的特点，可以带来多重社会效益。同时，基础研究具有周期长、结果不确定性的特点。其中，周期长主要表现为投资回报周期长，在短时间内很难获得经济回报；不确定性表现为基础研究不但具有创新风险大、研究难度高的特点，而且表现为研究成果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即投资者往往既不能保证其独占基础研究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也不能从其模仿者中得到应有的研究补偿。基于此，政府应该成为基础研究经费的当然投入主体。对此，国务院2006年颁行的《同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国家财政投入主要用于支持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等公共科技活动。”2012年《国家基础研究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再次强调，“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主体作用，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保持基础研究投入较快增长。”可以说，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与政府的财政投入密切相关，但与法定要求相比，财政投入的比例仍需提高。《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的具体目标是“使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到2010年达到2%，到2020年达到2.5%以上。”根据2010年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统计，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为70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为397983亿元，两者之比为1.77%，低于2%的目标。可见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总量并未达到纲要的基本要求。由此也可以推断，作为研发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要求相比尚存在距离。故此，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传递出的基本理念与具体要求，建立起与财政增长情况相挂钩的长效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以保障高校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稳定而持续性地增长。在财政投入地域结构上，应更注重向中西尤其是向中部地区倾斜，以增强地域间基础研究均衡性。同时，加大经费投入情况的监管力度，保证经费投入的及时到位且切实用于基础研究。

（二）拓展经费投入渠道，培育多元化投入主体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10）

在对审计服务的研究中，人们一般会关注审计质量审计意见等领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审计费用本身作为审计服务工作的价格，它的高低不仅关系着审计服务供给方的生存发展状况，也直接反映了证券市场或公众对于审计服务工作的需求及依赖程度，因而审计费用本身也逐渐成为研究的对象。随着2001年12月2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披露》，上市公司必须在年报中对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进行披露，为我国审计费用研究提供了数据前提，使得基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成为可能。本文的目的在于，利用中国证券市场中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2011年年报及其他相关资料，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年度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检验其是否符合现有审计理论的成果，并对原因进行分析。通过此研究，为投资者正确解读审计费用信息提供帮助，也为证券监管部门制定相关监管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始于1980年Simunic的研究。Simunic（1980）首次构建了审计收费定价模型，对1977年美国397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因素包括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控股子公司个数、行业类型、资产负债率、前两年的盈余状况、年度审计意见类型以及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成本，而会计收益率、审计任期和事务所的规模这三个因素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不显著。而Anderson和Zeghal（1994）对Simunic的研究模型进行了修正，以加拿大的审计市场为样本，研究发现审计收费与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和业务的复杂程度显著相关，并且与内部审计成本成正相关的关系，这一结论与Simunic（1980）的研究结论相反。

针对事务所的规模，Franesi（1987）对澳大利亚审计市场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子公司个数与审计收费显著相关，对于规模小的上市公司，事务所的规模与审计收费呈正相关关系，而对于规模大的上市公司，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不具有重要影响。

针对公司治理结构，O’sullivan（1999）以英国伦敦国际证券交易所1995年18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得出CEO与董事长兼职、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审计委员会中是否有执行董事以及审计委员会人数对审计费用不存在显著影响。Abbott等（2003）以公司规模、业务复杂性和审计意见相关因素为控制变量，研究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比例、审计委员会至少有一位财务专家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而一年内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对审计费用影响不显著。

由此可见，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较为一致的结论是，上市公司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会对审计收费造成重大影响。

我国在2001年之前对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主要侧重从理论上分析解释审计费用，解决审计收费是什么的问题。2001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公开披露审计费用后才开始进行尝试性的实证研究。

王善平（2004）以2002年我国深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上市公司的规模、子公司个数、事务所规模与上市公司所在地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而存货与资产总额之比、应收款项与资产总额之比、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审计任期、审计意见类型及审计任期与审计意见类型的交互效应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显著。而李轶琳（2005）以深交所上市公司公布的2003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审计意见、事务所任期、事务所是否属于四大以及地区差异与审计费用不显著相关。

可以看出，基于不同的环境背景，各因素可能带来不同的影响效果。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88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为投资者正确解读审计费用信息，也为证券监管部门制定相关监管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三、研究假设

（一）与审计成本相关的变量

假设一：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越大，审计收费越高。

被审公司的规模越大，其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就越多，面临的审计调整事项也就越多。而且其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水平也相对较高，注册会计师需要相应地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扩大审计测试的范围，收集更多的审计证据，以保证审计质量和控制审计风险。由于不同规模的公司其资产总额的规模不一样，并且总额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因此本文采用公司的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代表公司规模，假设这一变量与审计收费正相关。

假设二：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越高，审计收费越高。

应收账款项目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项目，而且是最有可能被公司用来操纵利润的项目。应收账款账户的审计较其他账户复杂，审计这类科目所需的时间较审计其他科目多，相应的审计费用也就更高。作为资产负债表中的“风险”项目，注册会计师针对其特殊性制定并实施了包括取证和判断在内的具体的审计过程（如函证、对未来事项的预测和查证等）。相对于被审公司自身的规模，这些项目的比重越大，审计费用就会提高。本文采用应收款项占年末总资产的比例代表这一影响，假设它与审计收费也呈正向关系。

假设三：上市公司现存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越高，审计费用越低。

对于现存资产总资产比例较大的公司来说，财富在所有者、债权人和经营者之间转移比较困难，所以成本就比较低，各利益相关方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并不强烈，从而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费用就较低。本文以固定资产和存货之和占总资产的比例为变量，假设它与审计收费负相关。

（二）与审计风险相关的变量

假设四：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审计收费越高。

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包括其流动性、资本结构、获利能力等，能够反映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以及破产风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越差，需要的审计证据越多，审计测试的范围越大。另外，财务状况较差的委托人更可能粉饰财务报表，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这会加大审计的难度。因为财务上的困境可能导致公司的破产，事务所可能承担连带责任，投资者及利益相关人会通过申请诉讼赔偿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如果没有相应的风险溢价收入，事务所是不会贸然尝试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本文以资产负债率来衡量风险因素，并假设它与审计收费正相关。

（三）与审计质量相关的变量

假设五：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

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名誉越佳、资历越深，其审计质量相对越高。因为这样的事务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失去某一客户对其生存威胁较小，因而它不易被客户的不合理要求所威胁，可保持其独立性。同时大事务所一旦遭受诉讼，其财产损失和名誉损失的潜在成本是不可限量的。因此，大的事务所会充分考虑审计风险、关注审计质量，相应的会制定较高的定价策略。本文将会计师事务所以“四大”和“非四大”进行区分，设置虚拟变量“0”和“1”，并假设“四大”较之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更高。

（四）其他影响因素

假设六：上市公司拥有的独立董事人数越多，审计费用越高。

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人数越多，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就越有发言权，独立董事为了减轻自身责任，在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业务约定书时，独立董事就会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从而年度审计费用也提高。本文直接选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人数作为变量，假定该变量与审计收费正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上市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各项财务与非财务指标来源于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在研究中，对923家上市公司剔除了部分无效数据：（1）未按要求在年报中披露年度审计费用的公司，（2）不存在应收款项的公司，共得到885个有效样本。数据分析处理主要是通过eviews7完成。

（二）模型及变量定义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一至假设六，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的是国外运用最为普遍的审计费用模型：

Y=C+β1TZC+β2YSB+β3ZCFZ+β4XCB+β5DIDS+β6SD+ε

模型中所使用的各变量定义如表1：

五、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下回归方程的F值为305.5277，P值为0.000000，说明该模型的拟合还是比较满意的，审计收费模型在整体上是高度显著的，且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R-squared达到0.676653，Adjusted R-squared为0.674439。其他各变量的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2中对各系数多元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本文中的假设一、三、四、六均得到了验证。针对假设一，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表中客户资产对年度审计收费的t统计量为17.64591，P值为0.0000，上市公司的规模对审计收费有显著性影响。资产规模越大，审计的工作量越大，反映了审计所花的成本也相应越大。统计结果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实际上以各地财政部门和物件部门制定的审计收费标准中多以客户资产为依据一致。针对假设三，现存资产比例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针对假设四，资产负债率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根据“深口袋”理论，公司财务上的困难会导致公司破产，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因此承担连带责任，投资者及相关利益人会申请诉讼赔偿来弥补损失。针对假设六，是否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与审计收费也是显著相关。可以预想更大规模，更高品牌的事务所更容易吸引审计人才。“四大”要保持其声誉、品牌与公众信任度，更具有保持其高审计质量的内在经济需求。一方面，“四大”会计事务所收取高审计收费并出具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尤其是大公司也愿意为高品牌事务所支付高费用。

而对假设二的检验结果是，P值为0.3460大于5%，接受了β为零的原假设，故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与预期的假设不相符，说明审计师在进行审计收费时，并没有将这一指标考虑进去，或者说是审计师在执行业务时对应收账款的审计重视不够，而这恰恰应该是审计的重点。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11）

以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为数据源，采用“名称+关键词+成果简介”的组合检索策略，以“生物*医用*金属”、“生物*医用*高分子”、“生物*陶瓷”、“生物*复合材料”、“生物*医学*衍生物”为检索词，对2000－2010年间我国科技成果产出进行检索与数据清洗，得到1772条题录。

1．2方法

使用TDA、Excel2010和Origin等统计与绘图软件为分析工具，从科技成果计量分析的角度，对相关科技成果数量进行数值模拟与计算，研究我国尤其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的年度分布、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布等，并进行对比分析、描述和数据挖掘等深入研究。

2结果

2．1科技成果产出数量趋势

我国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数量的纵向变化规律，反映了生物医学材料的受关注程度和发展速度。2006－2009年是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的高峰时期，与我国的生物医学材料技术研发投入主要分布在近5年即“十一五”相吻合。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该领域的发展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图1我国生物医学材料技术成果产出年度分布

2．2我国科技成果产出内容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生物复合材料在近年发展最为迅猛，从2006年开始取得跨越式发展，至2010年累计取得411项成果;而医用金属(188项)、医用高分子(177项)、生物陶瓷(189项)、生物医学衍生物等材料(209项)的发展速度低于生物复合材料，比较平稳。统计结果显示，从2000－2010年，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也主要集中在生物复合材料方面，共计62项;其他4种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产出相对较少，分别为生物医学衍生物37项，陶瓷材料31项，医药高分子32项，医用金属材料35项。

2．3科技成果产出地区分布

分析我国主要省市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科技成果产出，有助于挖掘不同地区间研发力量的差异，合理配置资源，进行深入研发。重点对我国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等7个省市进行了技术领域构成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各主要省市生物复合材料研发成果仍然占据主体，生物医用金属材料科技成果的产出以北京市、天津市与江苏省较多，生物陶瓷技成果的产出以上江苏省与湖北省较多，详见图2。表明这些省市在生物医学工程某些关键材料的研究方面已占据先机。

2．4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2．4．1生物医用金属材料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医用金属材料是一类生物医用的金属和合金，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植入材料，主要用于骨和牙等硬组织的修复和替换，心血管和软组织的修复以及人工器官制造中的结构元件［5］。检索结果显示，2000－2010年间共有医用金属材料相关的科技成果278项，大部分科研机构只有零星的成果产出，只有少数机构多年来保持着可观的科技成果产出。科技成果数量排名前3位的机构有中国科学院、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分别完成科研成果36，12，6项;其他科研单位如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成果数量达到5项;其他均少于5项。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5项)、金属研究所(4项)在医用金属材料上也取得较多科技成果。表明我国各主要机构的生物医用金属材料技术科技成果数量不均衡。

2．4．2生物医用高分子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医用高分子材料是指在生理环境中使用的高分子材料［6－7］。2000－2010年间共检索出医用高分子材料相关的科技成果263件，科技成果数量排名前5位的是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江南大学，分别获得科研成果32，8，5，5，5项，其成果数量占相关成果总数的21%;其他单位的成果数量均在5项以下。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医用高分子材料科技成果数量排名前3位的是微生物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获成果数量分别是4，3，3项，这10项科技成果占中国科学院总产出量的31%。

2．4．3生物陶瓷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生物陶瓷包括精细陶瓷、多孔陶瓷、某些玻璃和单晶［8］。2000－2010年间共检索到生物陶瓷相关的科技成果323项，多个科研机构在生物陶瓷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科技成果在5项以上的机构有10个，其中中国科学院、武汉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分别完成科研成果33，18，13，11，10项，前5名机构成果数占总成果数的26%。在中国科学院院系统，生物陶瓷科技成果数量最多的有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过程工程研究所贡献了20项科技成果，占中国科学院总产出量的65%。

2．4．4生物复合材料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生物复合材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生物相容性优良的材料复合而成的生物医学材料，可以最大限度地模仿人体组织与器官的功能，进而实现组织的修复与再生，是最有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的组织与器官替代和修复材料［9］。2000－2010年间共检索到生物复合材料相关的科技成果582项，可谓成果丰硕。多个科研机构取得了众多成果，成果数量在10项以上的机构有9个，其中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分别获得63，24，18，17，13项，上述前5名机构的成果数占总成果数的23%。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复合材料科技成果数量排名前5位的是上海硅酸盐研究所(12项)、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8项)、生态环境研究中心(5项)、金属研究所(5项)、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4项)，总共贡献了20项科技成果，占中国科学院总产出量的55%。

2．4．5生物医学衍生物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