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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大全11篇

时间:2023-09-01 16:43:29

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

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篇(1)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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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篇(2)

ArrowKJ(1963)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殊性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其贡献在于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区别,提出医疗市场中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疗市场供给的不确定性以及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symmetry)”会导致“道德风险(MoralHazard)”、“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Feldstein(1988)从理论角度分析居民基本健康卫生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基本医疗保障尤其是公共卫生具有公共品性质,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严重的市场失灵,必须依靠政府基金的供给。政府应该通过强化信息披露、建立合理的医疗市场进入退出机制等手段,努力消除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逐步减小医患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不同市场地位,并建立控制医疗费用上涨的有效机制,切实减轻居民的医疗风险。Sundar(1995)和Visaria(1994)的研究发现人们自费治疗时,偏好私人机构,而非公共卫生医疗机构。

Sanjay和Pradhan(1996)从理论上研究认为赢利型医疗保险市场缺陷可能把风险高但迫切需要治疗的病人排除在被保险人群体之外,财政参与提供非赢利性医疗卫生保险服务可以纠正保险市场缺陷和帮助低收入者。Fuchs(2000)认为采用公共支持措施可以改变医疗供给机构的激励机制,切断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的直接联系,避免他们为利润所驱动。Gupta和Dasgup-ta(2002)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证据显示,政府支持的卫生系统常常是无效的,免费提供各种卫生医疗服务给公民实际上导致了医师数量的减少和服务质量的下降。公共服务质量的恶化同政府和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破产结合在一起,使得卫生经济学家需要重新考虑卫生服务提供的方法以及认真思考成本恢复的问题。RichardG•Frank(2003)对医疗服务的供方进行分析,认为医疗机构作为患者的“人”和“参谋”对服务的种类、数量、方式等做出选择,医患之间存在着“委托—关系(Commission-AgentRelation)”和“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缺陷,产生医生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诱导需求,存在着医患双方“激励不相容(IncentiveIncompatibility)”的可能性,导致服务提供者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患者利益的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必须干预。Sanjay和Pradhen从理论上研究认为赢利型医疗保险市场缺陷可能把风险高但迫切需要治疗的病人排除在被保险人群体之外,财政参与提供非赢利性医疗卫生保险服务可以纠正保险市场缺陷和帮助低收入者。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与管理是各国通行的做法。

科克汉姆(2002)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制度研究表明:无论是社会化的医疗保健体系还是分散化的医疗保障体系,各国政府实际上都对医疗保障实行直接和间接的管理和控制。AdamWagstaff(1999)等通过对12个OECD国家的医疗支出分析发现,居民自费比例仅占很小比例,政府税收支出与政府补贴的医疗保险是医疗支出的主要方式。欧洲发达国家在被“福利国家”危机所困扰的年代里,曾提出“福利社会”概念,重构安全网,促进社区、企业和个人的参与,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指出提供公平和有效率的卫生服务是一项政治任务(Bloom,1998)。

推崇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世界银行(1997)也强调指出,健康服务产业是一个不能听凭市场调节的领域,而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在1993年世界银行《投资于健康》的年报中明确指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投资和管理,世界银行同时认为,疾病与贫困是密切相关的,基本医疗保健的缺乏是穷人无法提高健康水平,扶贫、公共物品、市场缺陷是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发挥主要作用的三条基本理由。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研究了发展中国家政府投资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及健康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西奥多•W•舒尔茨(1976)认为,人力资本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和经验等,即人的能力和素质。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的投资而获得的,这种投资表现在货币形态上就是为提高人力的各项开支,包括保健支出、教育支出、劳动力迁移的支出等等。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方式中,通过投资于健康来改善人力资本存量的质量是提高人口素质、增加穷人福利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DEA评估影响医院效率因素文献综述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简称DEA),其优点在于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问题,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效率水平的评估。第一个将DEA方法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是Sherman(1984),其以比率分析法作为比较组(com-parablegroups),对马萨诸塞州的7个教学医院中的外科医疗单元(medicalsurgicalar-ea)的经济效益做出了评价,得出DEA方法比传统的比率分析法更有效。从此以后,大量的学者研究了DEA方法在医院和医疗卫生系统中的应用。①关于医院床位规模与医院效率问题的研究GaynorM和AndersonGF(1995)利用1953-1987年间5000所样本医院数据,发现床位的增加会带来医院成本的迅速提高。Morey(1992)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美国300家医院的服务质量与医院成本的研究表明,医院床位的增加引起医院成本的上升。Aletras(1999)分别应用长期和短期成本函数对希腊91所医院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通过调整医院生产规模可以达到获得潜在效率的目的。PolyzosNM(2002)运用相关、回归分析研究医院效率发现:区综合医院(districthospi-tals)及综合的医院(generalhospita1s)床位数在250-400张,社区医院(regionalhospita1s)及教学医院(universityhospita1s)床位数为400左右时医院效率高。②关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有权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关系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认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有权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肯定是存在一定关系的,但是究竟是何种关系,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Grosskopf和Valdmanis(1987)运用DEA方法分析了所选医院的效率,通过比较加利福尼亚市的22家公立医院(publichos-pitals)与60家私人非赢利医院(NFPhospi-tals)的经营效率,以四个投入指标和四个产出指标建立DEA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公立医院比私人非赢利医院有较高的效率,这是因为公立医院有严格的预算约束。#p#分页标题#e#

Vivian和Valdmanis(1990)借鉴Gross-kopf和Valdmanis(1987)所做的研究,使用与其相同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用DEA模型评估了密西根州的4l家医院(其病床数都超过二百个)的所有权类型(公立和私人非赢利)与医院效率间的关系。其结论表明,8家公立医院比41家私人非赢利医院有较高的效率。Valdmanis(1992)利用加入信用的DEA模型评估了1982年密西根州立政府所属的公立医院与私人非赢利医院的经营效率,同时利用DEA模型的十个不同的规范来测量模型的敏感性,最后的结果是公立医院在专门技术上相对于私人非赢利医院更有效率。Ozcan和Luke等(1992)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评估了弗吉尼亚州不同所有权类型的城市医院的技术效率。结果发现,在有效率的医院中,营利型医院较少,而政府和非营利型医院数量相近。同时营利医院与其它类型医院相比较,往往在供给和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较少,而在服务和劳工方面投入较多。

Ozcanetal.(1992)用DEA模型分析了位于美国城市的所有非联邦制的不同所有权类型的医院(包括公立医院、私立非盈利医院和私立盈利医院)的技术效率。该模型选用四个投入指标:服务复杂度、医院规模、员工数和运营费用,三个产出指标:康复出院人数、急诊人数和受训员工数。结果显示,在有效的医院中,私人盈利医院相对于公立和私人非盈利医院较少,而公立和非盈利医院数量相当;同时盈利医院与其它两类医院相比,在供给和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较少,而在服务和劳工方面的投入较多。与之观点不同的是,Hoganeta1.(1987)认为医院的所有权类型与其效率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Ferrier和Valdmains(1996)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研究美国乡村医院的效率时,得出如下结论:营利性医院的效率比非营利性医院和公立医院要高;医疗服务品质及医疗服务组合都会对医院的效率产生影响。Rosko(2001)研究了管理式医疗和其他环境因素对1631个美国医院于1990~1996年间的效率低下的影响,采用一个面板、随即前沿回归模型分析无效率的参数和无效率的得分,发现研究期间平均估计的低效率可以降低28%。低效率与卫牛健康组织的参与以及行业集中度负相关,与医疗保险所占份额和盈利所有权类型正相关。③关于评价医院的相对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VivianValdmanis和LilaniKu-manarayake(2004)运用DEA方法分析泰国公共医院的服务能力和提供给贫困患者与非贫困患者的服务产出。ShawnaGrosskop和OimitriMargaritis(2004)运用DEA分析美国教学医院的运行效率。

JuanVentura(2004)运用DEA方法评价西班牙公共医院效率。PierreOuellette和ValedeVierstraete(2004)运用DEA方法分析医院成本投入效率和成本投入的技术变化。Rosko(2004)利用随机前沿成本函数模型对美国616家医院行低效率分析,结果表明总成本的增加源于投入或产出价格的提高。Retzlaff•Roberts等(2004)使用DEA方法对27个OECD国家卫生资源利用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评。KaoruTone和BireshK•Sahoo(2005)运用DEA方法评价印度保险公司的成本效率和规模收益。Burgess和Wi1son用DEA模型分析了美国1985年至1988年公立医院的技术效率,并用回归分析探讨了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认为:提高卫生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比例有助于提高效率;平均住院日对医院效率有正向影响;市场竞争程度对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大部分研究国外对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研究是以医院为决策单元,运用一种或多种分析方法分析医院的总体效率、技术效率或规模效率。

二、国内研究综述

(1)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的理论基础

孟伟(1996)认为农村卫生是公共产品,并有公益性的特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转变为福利性。王禄生(2001)建议按照公共财政分配原则,对纯公共、准公共、最低保障和基本医疗采取不同的筹资方式。对纯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应由财政全额负担,对准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府只对设施建设和部分运行成本提供资金,不足部分通过有偿服务收费补偿,由个人承担;对贫困地区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确保国家最低保障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杜鹰(2001)认为要改变过去按照人头和病床对卫生机构进行补贴的办法,遵循公共财政原则,把财政支持重点调整到支持公共卫生功能、预防保健、人员培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救助贫困人口,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等方面。王绍光(2003)认为“非典危机”突显了中国公共卫生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在卫生总费用大幅上升的同时,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改善不大、甚至有所恶化,并指出中国卫生工作指导思路的两个误区,即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和对市场的迷信,它们导致在公共卫生领域同时出现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雷剑峤(2003),对宿迁医改提出了质疑,除了“变公为私”的指责之外,另一种更深远、也更击中要害的质疑是,将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一股脑地改换门庭,此举是否会给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医院的身份如何确定,医院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如何进行行业管理,私人诊所的冲击如何消除,还有购买医院的巨额债务如何偿还,财政对于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责任如何体现,许多问题还是个未知数,难以给出答案。

李琦(2004)、王俊华(2003)和马国贤(2005)主张针对我国目前公共卫生投入不足且财政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行业内部的预算制度改革,进而达到增加投入的效果。代英姿(2005)指出在不断增加公共卫生支出规模的同时,还必须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重新调整支出配置,一些纯粹的公共卫生项目应由差额预算拨款逐渐地恢复全额预算拨款。吕炜(2005)将公共财政定义为市场与政府妥协的产物,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公共财政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是由经济体制转轨与发展模式转型所决定的。当转轨进入中后期、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财政需要为这种和谐发展配置资源、参与调控。目前公共卫生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的政府“缺位”,与“越位”,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其根源也就来自于我国发展战略与政府职能的特殊性。发展战略受制于特定的发展水平,职能定位受制于特定的转轨阶段。职能界定不清晰、不全面反映到政府支出方面,表现为公共性支出不足,支出结构调整缓慢,体制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难题。王红漫(2005)明确提出,公共卫生是以环境、人群、健康为模式,针对人群中疾病发生和发展规律,运用各学科的理论、知识、技能研究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影响健康和造成疾病的主要因素,探求病因和分析这些致病因素的作用规律给予评价,并通过公共措施实施预防和治疗,以达到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目标。张红妹(2006)以福建南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3年来的有关数据,说明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出现了“缺位”、“错位”、“越位”现象,制约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并从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完善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机制、改变财政供给模式、建立多渠道的筹制和加强资金监管等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周寅(2006)的研究发现,我国1990-2004年间卫牛总费用指标的规模不断增长,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却呈现快速增长,认为政府应承担起提供公共卫生的职责,基本医疗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p#分页标题#e#

(2)DEA评估影响医院效率因素文献综述

在我国最早研究DEA方法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魏权龄教授(1987),随后魏教授便正式提出了该方法的理论体系和数理分析模型。运用DEA方法,可以确定每个决策单元相对上一时期的效率以及规模收益的情况,而且对于DEA无效的决策单元,可以提供达至DEA有效的各种投入的目标水平。目前的国内研究大多属于这一方面的应用。1994年,陈志兴等率先应用DEA方法对位于上海市的10所综合性医院进行了评价,开启了DEA在评价医院运行效率领域的先河。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运用DEA方法来评价医院的运行效率。

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篇(3)

近几年医疗行业通过对营销知识的学习运用和总结,逐渐认识到市场营销在医疗行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是医院进行市场经营及促进医院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策略。本文就我院服务营销的现状进行分析,旨在探讨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我院服务营销的现状.现状分析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面对严峻的医疗市场挑战,医院领导逐步认识到必须具备洞察市场变换与驾驭市场的能力。近年来尝试了运用市场营销策略来拓展医疗市场,保持医疗市场份额的稳定,并于2OO2年成立了市场策划部。就目前来看,我院的市场营销经历了萌芽、探索两个时期。 探索期(2()()1年至今):2()()1年荆州医院科技协作集团成立(以我院为龙头的城乡医疗联合体),标志着我院医疗市场营销活动正式启动。

年医院成立市场策划部,为医院服务营销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此期主要职能是扩大充实客户服务,积极引导医疗消费,巩固和提升医院品牌和市场竞争地位。其间,约经历了两个阶段:

由于没有系统的营销理论(多为自我摸索)和实际操作经验,许多操作还不太规范,缺乏系统性,仅仅停留在项目策划、改善服务态度、举办公益活动、广告等层次上。市场调研也只限于人群医疗消费习惯和对医疗服务认同感等,专项调研缺乏对医院战略规划、大型规模投资论证、目标市场定位等分析。使得医院的市场营销难有针对性,缺乏个性,形不成有自身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医疗服务需求分析。我院的就医者中,农村居民中的低消费者占7O ,城镇居民中低收入的群体占78.1% ,城市白领阶层及经济收入较高的高消费群体占21.9 。前者要求医院为其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以满足其健康需求;后者除此之外,还要求提供外延需求和多形式的附加服务,以满足其更高更广泛的医疗服务需求。为此,2O¨。6年我院市场部在所辖区域做了医疗消费需求调研,目前我市健康及亚健康人的医疗服务需求已达58.7 ,亚健康市场有很大的发展前景.3 我院医疗服务设备技术分析我院是一所综合性的地市级三级甲等医院,学科设置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现有30个临床科室,个医技科室和37个专业学组。省级重点专科6个。 我院服务营销中存在的问题.服务营销的认识不足缺乏市场意识服务营销的核心理念是就医者满意和就医者忠诚,通过使就医者满意和就医者忠诚而实现营销绩效的改进和医院的长足发展。但我院员工对服务营销的重要性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少数医务人员追逐个人得失而忽视医院利益的不良医疗行为依然存在。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思想,夜郎白大的自满思想,吃老本的懒汉思想等不良倾向依然存在。

目标市场不明确 服务产品缺乏竞争力随着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健制度的逐步完善,医患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不断拓展与普及,双向转诊标准和机制逐步健全等,对医院收治病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荆州城区医疗资源过剩,县域医疗机构强势发展,医院地理位置优势逐渐消失,也影响了医院的健康发展。目前我院尚未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及时调整目标,未在分析评估的基础上,选择最有利于我院的细分市场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即确定目标市场,在某些方面还是沿袭传统的管理思维和模式,对医院的市场定位较模糊,尚未根据医院的性质、规模和技术特色确定医院的目标市场。虽然在就医流程、就医环境和条件、医疗水平和设备服务等方面作了很大的改善和改进,但在为不同的就医群体提供的服务产品方面仍然缺乏核心竞争力,从而降低了就医者的满意度。

我院营销组织职能定位不明医疗市场的竞争为就医者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医疗产品和服务,医院要满足就医者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应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上不断创新,调整医院的组织结构、职能、模式和客户服务方式,强化营销和客户服务的职能。我院虽在2O02年成立了专门的营销组织即市场策划部,但其职能受传统运行模式的惯性影响,针对市场的战略意识并未充分形成,其业务的重心仅限于营销渠道管理。

即与各中介机构密切结合、实时沟通,以基层医疗机构的需求为导向,辅助临床科室进行新项目和优势技术的宣传、策划科普选题等。目前并没有充分发挥营销组织应当具备的在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的主导功能。我院虽然已经具备相当高的品牌知名度或特色技术实力,其无形资产已形成一定的持续辐射,但从目前竞争的态势来分析,无论从内部业务发展目标,还是从外部环境来看,都要求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从战略的高度将营销组织纳入业务规划体系,从医院整体战略规划的角度来重新定位医疗服务营销的对策与成效.进一步转变服务观念增强服务和忧患意识医院服务营销要求医院在赢得病人与社会人群的过程中,要树立时不我待的意识。这就决定了服务营销的关键在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我院通过建立培训体系,丰富培训内容,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分类培训,并建立培训评价的长效机制。从医院公益性这一特性卅发,在全院职工中广泛宣传成人达已的理念:即对医生助其成名,医生有名,医院才有病人;对下级医疗机构,助其提高业务素质,业务素质提高了,才能发现新病人,转送重病人;对同级医疗机构,助其开展新技术,新技术开展了,医院开展的新技术才能形成规模,尽快造成影响;对病人助其更好康复,病人花钱越少恢复越快,才会越满意,越信任医院;对社会人群,助其增加健康知识,更多地了解医疗服务的信息,全社会健康知识素质提高,对医疗服务信息了解增多,才会更加注重健康,才会不因医疗信息不对称而病急乱投医等等。多措并举的培训形式,进一步转变了服务观念,增强了全员服务营销的意识和服务理念。 3.2 明确市场定位 选择目标市场与目标群体市场定位。我院在辖区内就医者的心目中牢牢占据权威者的地位。根据医院的性质、规模和技术水平特色,市场定位应为本市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疑难病诊治中心、急危重症抢救中心、外科疾病手术中心和基层医院的培训中心目标市场。面对广大的医疗市场,我院目标市场确定为:① 享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的普通就医者。② 享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优惠政策的重症农村居民。③ 不享有各种医疗保险但具有较高经济支付能力或潜力的就医者。④ 以本辖区市场为主,但具有明显技术优势的各重点学科向周边地区辐射和拓展。

锁定目标群体。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建立了以抗癌俱乐部为模式的各类疾病病友会,为患者提供就医优惠。根据患者就诊次数和消费金额逐步尝试了服务销售记分模式和会员制管理,有利于老客户的维系和新客户的开发。

注重品牌推广 塑造医院良好形象在医疗市场竞争中,医院必须注重品牌推广和形象宣传,以增强社会认知及持久竞争力。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基础上,塑造自己的品牌,利用品牌效应吸引更多的就医者。通过走软新闻路线宣传医院形象l1],即以开展健康宣教的形式让市民了解医院的医疗技术质量、服务水平和医疗环境等。分别从院内宣传、外部宣传及项目策划等几个方面着手,将几个方面有机地融合起来,以达到整合效应。

强化院内宣传,培养全员宣传意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径和手段调动医院内部宣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加强CI的维护管理 ]。我院2()00年引入CIS形象管理,对医院的医疗产品、业务用品、品牌效应和就医环境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塑造了医院特有的文化内涵。

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篇(4)

中图分类号:D669.7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湖南长沙市医疗卫生资源紧缺且分配不均,现有的医疗分级体系尚未发挥作用,上层医院人满为患,其医疗设备利用率低,激化了“看病贵、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而作为传统医疗和移动互联网相结合的移动医疗,通过移动互联网可将医疗资源进行信息化整理形成透明的医疗资源平台,将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从社区医院对患者病症的初步检测判断,到移动互联网企业对医疗体系的分级指导,再到最终就医治疗的指导,患者可随时随地享受这一系列医疗服务,其便捷性、灵活性等一系列特点开始改变着传统的医疗模式,实现医疗服务的随手可得,为医疗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便捷途径。

二、移动互联网下社区医疗的市场分析

(一)消费者市场分析

通过全面调查和了解移动互联网背景下长沙市居民医疗服务需求,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在长沙地区,66.5%的居民患病后优先选择的是大型综合医院,由此可见,由于大量的优质医疗资源过分向大型医院集中,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低下,老百姓对基层医疗机构不信任,在无法判断病症的情况下直接去大医院诊断,导致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都到大医院就诊,大医院患者多,一号难求,而可以诊治相关疾病的社区医院却有大量医生闲置。移动互联网医疗有利于进行分级诊治,首诊在社区,再根据信息指导患者就医,充分利用医疗资源,合理分配,提高效率。

在617名受访者中,66.78%的居民认为健康生活重在保健预防,社区居民的保健预防意识正逐步提升。但缺少实现保健预防的途径,很少有人会真正地做到良好保健预防,人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医疗APP随时随地获取可靠的科学健康保健资讯,获取保健信息,弥补传统医疗无法满足居民进行正确保健的需求。

分析吸引居民使用移动医疗服务的原因,便捷省时是居民所关注的重点,在生活节奏日益紧凑的今天,节约时间成本无疑是为用户创造更大的财富。从长沙整体消费市场来看,在对72.5%的未使用过互联网医疗服务或移动医疗服务的受访者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有41.2%受访者未使用原因是对移动医疗软件不了解,其次是因为移动医疗普及率还比较低,所以缺乏信任度。

(二)行业市场分析

数据显示,在2015年移动医疗行业市场规模达到42.7亿,用户规模1.27亿。移动互联网医疗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商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抢滩,针对医药专业人士的丁香园“用药助手”;自查与问诊相结合的春雨医生;以及长沙本土企业发展的针对智慧医疗、优越一站式全家管理私人家庭医生服务的“贝多大健康网络平台”,其中丁香园与春雨医生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从2006年开始,丁香园逐步建立起了多元的盈利模式,从一开始针对专业的医生到普通用户完成了质的飞越,不仅给医生提供交流、了解信息的平台从而有效降低了医疗资源的浪费,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使患者能够轻松完成见到的自我诊断、查询医药等简单的服务。

由于我国的移动医疗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对于像长沙等内陆二线城市来说,发展移动医疗所具备的条件都还不成熟,在整个移动医疗行业里,真正有使用价值的移动医疗服务少之甚少,但是大势所趋,移动医疗通过手机终端随时随地享受医疗服务,必将成为以后人们赖以生存的一部分。

(三)政策环境分析

政策坚冰逐步消融。鉴于互联网技术有助于均衡地区医疗资源分配差距,巩固医院分级体系,提升现有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政府对于互联网医疗的肯定态度也日趋明朗化。2011年以来,各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文件和政策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医疗发展,其中健康数据采集、移动医疗解决方案等被列为发展重点。2016年,宁波、温州两市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智慧医疗”工程取得了初步的发展,信息化建设科学规划、循环推广,适应了居民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长势头。这两市政策推动下发展医疗信息化、平台化为长沙市移动互联网发展集聚政策力量起到了一定的榜样作用。

三、移动社区医疗的营销现状

(一)移动社区医疗的营销现状

在本次调查结果中显示:在随机受访的普通群众中,仅有20%对移动医疗有印象,而其中只有13%能准确说出移动医疗的主要作用,且大部分人的认知停留在可穿戴设备层面;更令人震惊的是,只有5%的群众曾经体验过移动医疗。从这个结果看来,在移动医疗高速发展的2014年过后,移动医疗却并未能获得如期效果,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但就企业而言,长沙新型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贝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致力于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面向中高端用户家庭提供医疗、保健康复、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移动解决方案,其中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贝多健康生活APP包括在线咨询、VIP问诊及陪同两个最主要的部分,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医生资源不足,无法满足患者的相关需求。所以现在公司已经放弃移动互联网医疗看病诊病,整体进行转型,主攻大健康市场,包括健身、保养等方面。

还有一部分企业直接从社区医院为切入口,在社区开设互联网医院将患者拦截在家门口,以恒大互联网社区医院为例,恒大健康将依托自有的全国范围内170多个城市、400多个社区、370万业主庞大的社区资源、覆盖全国范围内的恒大社区及周边,联手全国多家三甲医院,采用健康大数据模型和互联网技术共同打造互联网社区医院,为患者提供疾病预防、私家医生、远程会诊、网络医疗、健康体检等医疗健康服务。通过整合社区、大学、医院和IBM等多方资源,实现线上与线下服务打通,整个医疗闭环打通,其未来将结合膳食、保健品、健身等居民各大生活板块提供一站式服务,深化其产业链。

总的来说,当前国内大多数的移动医疗企业仍然处于用户积累的初级阶段,其盈利则主要通过转嫁广告费、中介费、增值服务和在线问诊等来实现。

(二)移动社区医疗的营销问题

尽管移动医疗行业前景广阔,但移动医疗行业是有技术与意识要求的慢热型行业,区别于普通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如滴滴打车通过“烧钱模式”便可积累大量用户,医疗行业本身存在其行业特殊性,在大多数消费者认可移动社区医疗并使用移动医疗之前,移动医疗还有一段巨大的提升空间。从目前长沙移动社区医疗的现状来看,其营销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长沙移动社区医疗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商业模式正处于探讨之中。虽然移动社区医疗是世界性潮流,但以长沙地区为例,消费者、医生、医院以及中端APP之间的关系并未凸显出移动医疗之间的关联。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居民虽然逐步养成使用手机软件付费的习惯,但医疗使用的主体人群――中老年人并不能放心使用移动设备支付软件,与此同时医生在移动医疗平台上回答患者问题并收取费用,并不足以解决医生的真实需求,所以无法真正提升医生使用移动互联网医疗的动力。当前通过使用移动医疗软件收费的盈利模式,显然还不适合长沙地区的实际情况。

二是长沙地区的消费者接受度低,移动医疗的用户粘性不够。在传统医疗领域,就诊是与医生面对面的交流,而通过移动医疗的形式,便改变了传统的就诊方式,病人对通过移动医疗跟医生沟通获得的医疗服务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同时将自己的私人信息上传网络也会担心其安全性;移动医疗的主要服务人群是众多的老年慢性病患者,获取移动医疗服务还要增加前期的学习成本,以上几方面造成了患者对移动医疗的接受度低。

三是移动医疗技术发展不成熟,受众面窄。既然说到与传统医疗相匹的移动医疗,长沙的移动医疗APP或者可穿戴设备企业的发展正处于瓶颈期,技术的发展是一方面,但反过来说,消费者的接受面才是终端的真正难题。如何使消费者相信可移动医疗设备的功效,并且怎样将可移动医疗设备推广出去,都是企业所要面对的问题。技术的发展可以依靠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方式进行突破,但由于受到知识水平与经济差距的限制,突破消费者这一关还步履艰难。长沙属于二线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不如北上广一线城市,城乡有一定的贫富差距,移动医疗技术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

四是移动医疗利润与成本比例不协调。在硬件配置方面,移动医疗体系的构建必须获得传统医疗机构的配合,比如在医院构建专用局域网络,添置医生工作站和护士移动终端等设备,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医护工作者改变现有工作方式,在移动医疗中时刻关注工作站传送过来的监测信息,这些转变都会带来巨大的物力和人力成本。在人才配备方面,移动医疗人才严重缺乏,一方面,长沙很多医生长期的传统从医习惯不容易改变和颠覆,患者相信移动医疗将对便利性、医疗质量和成本产生积极影响,但医生方面的抵触将会是移动医疗发展的一大障碍;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行业专业门槛高,流程复杂,而从事移动互联网的专业人才懂医疗的少之又少,难以找寻能够实现跨界转换的高效人才,所以移动医疗领域需要专业的人才,包括医生和移动医疗营销人才。成本的巨大投入与可收益的冲突造成移动医疗的发展受到限制。

五是移动医疗企业存活率低,缺乏行业领头羊。尽管进军移动互联网医疗行业的企业不胜枚举,但大多数企业发展极其艰难,能存活下来的很少,每一个企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于他们来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精力与财力却难见成效,形同鸡肋。总的来说移动互联网医疗领域需要一个领头羊,需要一个资金与实力强大的企业来制定整个行业的规则与规律,比如阿里巴巴等,这样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才能给消费者在移动医疗行业吃下一颗定心丸,因为企业自身的强大就是消费者信赖感的源泉,是引领消费者消费方式的灯塔。

四、移动社区医疗的营销创新探讨

(一)移动医疗APP盈利模式上创新

一是向医院收取费用。作为APP的开发者,可以向医院出售技术服务来获取报酬,通过掌上医院挂号、缴费为医院内部节省人力、物力、宣传费用、协助医院诊治、改善医院的就医环境;

二是搭建平台,向药企收取费用。如今非处方药已开始网络售卖试点,移动互联网医疗APP给这些药企提供了最合适的交流平台;向可穿戴设备制造企业收取费用,随着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对健康智能手环、血糖检测仪等产品的需求增大,这些可穿戴设备宣传推广的有效渠道之一为APP;向私人诊所获取报酬,大型综合医院医生资源匮乏,供不应求,但是私人诊所医生大多有空闲时间,利用移动医疗APP可聚集大量医生资源,在提高私人诊所知名度的同时,可向医生收取一定费用;向患者收费,采取免费与增值相结合的模式,比如患者通过移动互联网医疗APP注册会员、自查、轻问诊免费,而患者需要及时获取专家医生的诊治与医疗建议、进行个性化一对一服务时需要支付相应的报酬,通过免费基础服务和个性化增值服务来吸引客户,留住客户。

(二)捆绑社区医疗机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移动医疗在中国,只有捆绑医疗机构才能提供实际服务,通过捆绑线下医疗机构可提高居民接受度,增加顾客粘性。社区医疗机构与居民接触紧密,通过移动医疗来结合社区医院,一方面可便捷打通移动医疗的线下环节,另一方面调整社区医院的医疗资源可增强居民信赖感。其中恒大健康的规划蓝图也旨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其原有的地产优势,在社区成立线下的医疗健康中心,可免费为居民进行简单的体检、问诊等服务,这一系列O2O模式使企业掌握了社区居民的健康信息,留住了原始的客户,以便于企业以后的发展。

(三)以保健预防领域为移动互联网医疗的切入点

移动互联网医疗企业在医生、医疗设备方面无法与大型综合医院相匹敌,三甲级等医院供给远远满足不了患者的需求,移动互联网医疗只能局限于医院内部的优化、便利检测与管理;所以移动互联网医疗企业应该扬长避短,先以疾病治疗以外的领域为切入点,掌握整合更多的患者信息资源;保健预防领域对于专攻于疾病治疗医院来说是无法深入发展的,移动互联网医疗企业可以通过整合居民的保健需求等信息,给居民提供更好的保健服务,如贝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意识到自己在医生、医疗设备等方面的不足后将转型于保健预防方面,整合长沙市内相关的优质的健身场所,养生保健场所、私人健身教练等资源,客户去到平台上的所有场所都可以实行一卡通并享受优惠活动。在保证消费者的消费品质同时也得到实惠,保健预防为健康的第一步,以保健预防为切入点,获得客户资源,形成庞大的数据库,以此与三甲医院进行合作,更有利于用户健康的管理,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企业与医院的合作水平。

(四)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促进慢病管理。

目前的医学技术水平还无法根治慢性病,对于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能力也是极为有限,慢性病的治疗需要定时的、跟踪性的、长期的监控,但这些都需要患者频繁地、定期地去医院进行检查治疗,这样无疑阻碍了对患者病情的有效控制。对于慢性病管理的一系列特点,移动互联网医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对患者进行监控与管理,精准及时地指导服务、数据监控及分析、生活习惯的指导等。因此移动互联网医疗企业可专攻于对于慢性病管理,建立数据库方面,设计可穿戴设备等如血糖监测仪等与医院进行合作,方便用户以及医生对体征数据的检测、及时改进治疗方案、调整生活习惯。

参考文献:

[1] 周敏.APP移动医疗时代的来临[J].沪港经济,2012(5):19- 22.

[2] 张兰英.互联网企业扎堆移动医疗,医疗APP成下一个发力点[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2,8.

[3] 董禹含.移动医疗APP看病靠谱儿吗[N].北京日报,2015,4.

[4] 颜惠宜.移动医疗的现状和未来[J].无线互联科技,2015(8): 30.

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篇(5)

医疗服务和保险首先是种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的共同特点,有其供给和需求。维持生命和健康是人们的基本需求,提供有关的服务必定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医疗服务和保险可以视为私有产品市场;与此同时,医疗服务提供和医疗保险计划成为政府关注的问题,医疗服务和保险又有可能成为一种公共商品,或部分公共品性质的商品;加上健康商品需求不同于纯粹疾病治疗服务需求,健康往往与人们的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和地位密切相关,医疗服务又是对健康需求的衍生。对健康和医疗服务需求是涉及全部人群、所有年龄、所有阶层的涵盖一切人的需求,其市场容量极大。所以,医疗和健康领域的科技发展受需求(个人和公共)的刺激突飞猛进,不同程度上引发医疗费用的上涨。

但是医疗服务和保险是种特殊的商品,具有许多与一般服务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普温存在的不确定性,包括个人疾病发生的随机性,医疗服务干预后的随机结果,不同医生治疗疾病后有效性的不确定。不确定事件引导着医疗服务中的个体行为,同时导致医疗保险的发展,后者反过来控制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资源利用;不确定性还能解释政府在医疗市场的广泛干预。

其次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既包括承保人(保险公司)与受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受保人因医疗保险而过度使用医疗服务的道德风险,以及高风险人群倾向于选择保险和多保险,而低风险人群可能因此而不保险的逆选择问题;又包括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对治疗过程更多的信息和对疾病更多的了解,容易导致不是出于病人利益,而是从医生本身利益出发的诱导需求。

再者,医疗服务还存在外部性,包括传染性疾病,行为方式的影响,医疗卫生知识的传播。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在医疗服务和保险市场干预的原因。

再者,医疗服务往往与社会追求收入平等、社会公平目标相联系。由于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或疾病)直接影响其收入能力和生活质量,如果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医疗资源的配置,低收人人群在疾病的打击下极易陷入贫困,从而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性。医疗服务应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政府有必要进行干预使人人能享受基本医疗,这就是许多西方福利国家设计各种福利性医疗服务和保险制度的原因,其极端观点是根据人们要求分配医疗服务资源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但是根据要求分配医疗服务资源的概念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相背离,因此遭到批评,主要有下列几种批评。第一,无底洞观点。健康无疑遵循生产中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因此,如果选择技术层面的健康最大值,医疗服务的边际量将对健康水平没有影响。由于社会目标不可能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如果社会能适当减少医疗服务,将资源用于其他目标,社会福利函数将有所改善。由此看来,技术层面的健康最大值犹如无底洞,可能会耗尽社会所有资源。第二,需要不能不顾成本来选择。社会健康水平目标部分要根据健康的成本以及健康服务的价格来决定,没有一个社会会富裕到能实现所有目标的最大化,健康是有机会成本的。第三,决定要求中的某种药品的作用。健康要求也不能单纯由科学的医疗知识来决定,医疗专家是分析需要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决定达到既定健康目标时医疗投入量需要方面是关键。但是,适当的健康水平目标必须在经济制约及其价值基础上选择,有时候,要有政治程序来决定社会在各种目标之间的权衡选择。第四,单一需要问题。在分析需要时以人均健康资源需要为指标,通常是错误假定只有一种技术方法能实现既定健康目标,而实际上会有几种可以替代的方法,不仅存在于医疗服务不同投入之间,而且存在于医疗服务投入和健康函数的其他投入之间。

二、政府失灵和公共机制缺陷

医疗服务和保险市场的特殊性成为政府运用公共机制进行各种干预的主要理由。但是,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对公共机制提出了异议,甚至认为会出现政府失灵。

过去30年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医疗服务和保险制度的许多干预的实践显示,其干预效果并不佳。

首先,因为政府的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上各派别的协商和讨价还价,因此势力相对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影响和决定资源的配置和公共计划中费用的主要承担者和利益的主要享受者。

其次,通常情况是公共医疗资源总是流向富裕的城市中等阶层,而不是低收入的穷人;同时,治疗性医疗服务总是受到偏爱,而有效的初级医疗以及预防总是遭到忽视。

再者,大多数政府以命令控制式的官僚规则管理制度运行,由于公共设施通常是以垄断形式运作,即使是用心最良苦的官僚机构也会由于信息的缺乏和对病人实际需求的隔膜而日益退化,因此,公共医疗服务往往会漠视病人的要求和需求。没有竞争,公共医疗服务运行效率就会退化。而且,政治团体会操纵公共医疗服务的运作,将其变为某些团体就业和其他利益的庇护场所,以此来博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培植自己的拥护者。

最后,医疗服务市场中的医生和医院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与此同时,消费者对于价格和治疗没有完善的信息,信息不对称对医生有利。当缺乏必要的制约和平衡机制时,公共机构中的医护人员的利益会威胁到病人的利益,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医护人员的腐败,欺诈,收取回扣和红包等现象就是明证。如果政策消除了因行医执照造成的偏离,而却没法消除信息问题造成的偏离,病人的福利还是会受到损害。福利经济学中的次佳原理认为不能相信政策能促进福利。

三、各国实践:公共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

发达国家在谋求实现医疗服务保险制度的上述目标时所遇到的严重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导致它们以不同方式构筑其医疗制度的努力,许多国家试图结合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任何国家影响医疗制度主要有四种机制:筹资机制,组织机制,激励机制和调控机制。所有机制有时围绕四个因素进行:效率,公平,医疗费用和服务质量。

1.效率和公平的权衡

前面主要从市场效率角度来考虑公共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际上其中还涉及公平和效率之争。社会中许多人会不满意效率至上的配置结果,就是说会存在高于效率的其他考虑,如公平性。在医疗服务中,公平性考虑最关注的是人们是否得到他们所要求的医疗服务。对于需要的定义干差万别,这里定义医疗服务要求是从社会对人口健康的考虑出发。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医疗服务有四个目标:(1)引入具有社会效率性的医疗服务利用体系;(2)在不同人口中分布风险;(3)在人的一生中分布风险;(4)根据需求(反映收入和健康状况的需求)分配资源。第一和第三个目标注重效率,因此倾向于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二和第四个目标则更注重平等性。任何国家干预的医疗保险计划首先都是在效率和平等间的权衡。

公平包括筹资的公平和医疗服务获取的公平。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筹资方法,其中涉及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水平公平指对于处于相同状况的人同等对待,在政府社会保险项目中,相同状况可以指相同的贡献(支出,如缴费多少),也可以指相同的受益(收益,领取多少)。垂直公平是指对于不同等的人区别对待。从贡献方面看,如果缴费是根据人们的支付能力设定的,就是垂直公平;从受益方面看,如果收益随着人们的要求水平而增加就是垂直公平。此外还有个人公平和代际公平。个人公平是个人收益的期望现值等于其贡献的期望现值。如果不同代的人相对其贡献获得相同价值的收益就是代际公平。

效率除了帕累托效率,还有管理效率,GNF效率和目标效率。管理效率是在既定水平的管理成本下取得最高水平的计划目标;或者以最小的管理成本获得既定的计划目标。GNP效率是指以一定的投入(土地、劳动、资本等)取得最大的产出。目标效率是指计划成功地集中支持了那些被选中的受益者。任何项目就是在各种目标间权衡选择,政府在目标权衡中起着主要作用。

从筹资角度看涉及六种效率。(1)医疗服务的生产效率(运营效率),即在给定的服务模式中,每服务单位以最低的单元成本进行提供,即利润驱动下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其影响因素包括管理能力和动机、管理机构规模和配置、会计核算体系的充分性和服务提供者勤奋工作的动力;(2)医疗服务的利用效率(内部配置效率),它有三个相关方面:首先,资源转化为满足实际需要时是否使用了最有效模型(社会性效率);其次,给定的医疗服务模型是否以合适水平为人口中每人使用;第三,服务模型或某一特定提供制度是否倾向为疾病群体,或那些受惠后能最有效地阻止疾病妨碍整个经济发展的人口群体提供服务;(3)资金效率则是所筹资金用于医疗服务生产部分,与资金筹集及资源转移到特定地点的管理成本之间比率的函数;(4)筹资平等,包括特定制度的筹资是如何影响一国居民的经济状况(相对全国经济平等目标而言);(5)医疗服务分配平等,指人口中医疗服务获取的平等水平;(6)医疗部门所筹资金从社会整体所有部门考察的配置效率(部门间配置效率)。第一、二、三的效率被认为是私营部门更能有效的实现。第四和第五实际上是医疗服务的分配平等和筹资平等问题。配置效率至少要实现两个目标:成本效果和风险共担。当然,效率会受到激励机制的影响,包括需方(病人)激励机制和供方(医生)激励机制,因此病人自付的设计和对医生付费方式的设计很重要。技术性效率受到医疗服务机构组织方法和供给方组织激励机制的影响,以及政府调控机制的影响。

效率的考虑并非政府干预的惟一和主要的原因,再分配起着重要作用。对于政府干预的形式——强制计划、直接提供服务和商品、再分配和调控在医疗服务市场中都存在。且不说一些欧洲福利国家,如英国具有全民保健计划,由政府为全体人民提供强制性的医疗服务和保险,或者如德国那样强制性建立社会保险计划,就是美国这样典型的市场经济主导国家,也有部分的强制的医疗保险计划和直接提供医疗服务计划,老年医疗保险和穷人医疗保险是美国对部分人口实行的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计划;通过公立医院、退伍军人管委会和其他计划,政府直接提供了大量的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的提供成为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政府还直接对医院进行资助,对食物和药品进行管理,推行强制性医疗保险(主要由州一级进行),税收政策(州和联邦政府提供大量税收补贴,对雇主购买的保险进行免税),政府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资助教育和医学院。此外,政府充当了重要的调控者角色。

2.医疗费用和质量

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篇(6)

医疗服务和保险首先是种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的共同特点,有其供给和需求。维持生命和健康是人们的基本需求,提供有关的服务必定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医疗服务和保险可以视为私有产品市场;与此同时,医疗服务提供和医疗保险计划成为政府关注的问题,医疗服务和保险又有可能成为一种公共商品,或部分公共品性质的商品;加上健康商品需求不同于纯粹疾病治疗服务需求,健康往往与人们的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和地位密切相关,医疗服务又是对健康需求的衍生。对健康和医疗服务需求是涉及全部人群、所有年龄、所有阶层的涵盖一切人的需求,其市场容量极大。所以,医疗和健康领域的科技发展受需求(个人和公共)的刺激突飞猛进,不同程度上引发医疗费用的上涨。

但是医疗服务和保险是种特殊的商品,具有许多与一般服务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普温存在的不确定性,包括个人疾病发生的随机性,医疗服务干预后的随机结果,不同医生治疗疾病后有效性的不确定。不确定事件引导着医疗服务中的个体行为,同时导致医疗保险的发展,后者反过来控制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资源利用;不确定性还能解释政府在医疗市场的广泛干预。

其次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既包括承保人(保险公司)与受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受保人因医疗保险而过度使用医疗服务的道德风险,以及高风险人群倾向于选择保险和多保险,而低风险人群可能因此而不保险的逆选择问题;又包括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对治疗过程更多的信息和对疾病更多的了解,容易导致不是出于病人利益,而是从医生本身利益出发的诱导需求。

再者,医疗服务还存在外部性,包括传染性疾病,行为方式的影响,医疗卫生知识的传播。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在医疗服务和保险市场干预的原因。

再者,医疗服务往往与社会追求收入平等、社会公平目标相联系。由于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或疾病)直接影响其收入能力和生活质量,如果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医疗资源的配置,低收人人群在疾病的打击下极易陷入贫困,从而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性。医疗服务应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政府有必要进行干预使人人能享受基本医疗,这就是许多西方福利国家设计各种福利性医疗服务和保险制度的原因,其极端观点是根据人们要求分配医疗服务资源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但是根据要求分配医疗服务资源的概念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相背离,因此遭到批评,主要有下列几种批评。第一,无底洞观点。健康无疑遵循生产中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因此,如果选择技术层面的健康最大值,医疗服务的边际量将对健康水平没有影响。由于社会目标不可能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如果社会能适当减少医疗服务,将资源用于其他目标,社会福利函数将有所改善。由此看来,技术层面的健康最大值犹如无底洞,可能会耗尽社会所有资源。第二,需要不能不顾成本来选择。社会健康水平目标部分要根据健康的成本以及健康服务的价格来决定,没有一个社会会富裕到能实现所有目标的最大化,健康是有机会成本的。第三,决定要求中的某种药品的作用。健康要求也不能单纯由科学的医疗知识来决定,医疗专家是分析需要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决定达到既定健康目标时医疗投入量需要方面是关键。但是,适当的健康水平目标必须在经济制约及其价值基础上选择,有时候,要有政治程序来决定社会在各种目标之间的权衡选择。第四,单一需要问题。在分析需要时以人均健康资源需要为指标,通常是错误假定只有一种技术方法能实现既定健康目标,而实际上会有几种可以替代的方法,不仅存在于医疗服务不同投入之间,而且存在于医疗服务投入和健康函数的其他投入之间。

二、政府失灵和公共机制缺陷

医疗服务和保险市场的特殊性成为政府运用公共机制进行各种干预的主要理由。但是,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对公共机制提出了异议,甚至认为会出现政府失灵。

过去30年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医疗服务和保险制度的许多干预的实践显示,其干预效果并不佳。

首先,因为政府的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上各派别的协商和讨价还价,因此势力相对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影响和决定资源的配置和公共计划中费用的主要承担者和利益的主要享受者。

其次,通常情况是公共医疗资源总是流向富裕的城市中等阶层,而不是低收入的穷人;同时,治疗性医疗服务总是受到偏爱,而有效的初级医疗以及预防总是遭到忽视。

再者,大多数政府以命令控制式的官僚规则管理制度运行,由于公共设施通常是以垄断形式运作,即使是用心最良苦的官僚机构也会由于信息的缺乏和对病人实际需求的隔膜而日益退化,因此,公共医疗服务往往会漠视病人的要求和需求。没有竞争,公共医疗服务运行效率就会退化。而且,政治团体会操纵公共医疗服务的运作,将其变为某些团体就业和其他利益的庇护场所,以此来博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培植自己的拥护者。

最后,医疗服务市场中的医生和医院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与此同时,消费者对于价格和治疗没有完善的信息,信息不对称对医生有利。当缺乏必要的制约和平衡机制时,公共机构中的医护人员的利益会威胁到病人的利益,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医护人员的腐败,欺诈,收取回扣和红包等现象就是明证。如果政策消除了因行医执照造成的偏离,而却没法消除信息问题造成的偏离,病人的福利还是会受到损害。福利经济学中的次佳原理认为不能相信政策能促进福利。

三、各国实践:公共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

发达国家在谋求实现医疗服务保险制度的上述目标时所遇到的严重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导致它们以不同方式构筑其医疗制度的努力,许多国家试图结合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任何国家影响医疗制度主要有四种机制:筹资机制,组织机制,激励机制和调控机制。所有机制有时围绕四个因素进行:效率,公平,医疗费用和服务质量。

1.效率和公平的权衡

前面主要从市场效率角度来考虑公共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际上其中还涉及公平和效率之争。社会中许多人会不满意效率至上的配置结果,就是说会存在高于效率的其他考虑,如公平性。在医疗服务中,公平性考虑最关注的是人们是否得到他们所要求的医疗服务。对于需要的定义干差万别,这里定义医疗服务要求是从社会对人口健康的考虑出发。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医疗服务有四个目标:(1)引入具有社会效率性的医疗服务利用体系;(2)在不同人口中分布风险;(3)在人的一生中分布风险;(4)根据需求(反映收入和健康状况的需求)分配资源。第一和第三个目标注重效率,因此倾向于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二和第四个目标则更注重平等性。任何国家干预的医疗保险计划首先都是在效率和平等间的权衡。

公平包括筹资的公平和医疗服务获取的公平。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筹资方法,其中涉及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水平公平指对于处于相同状况的人同等对待,在政府社会保险项目中,相同状况可以指相同的贡献(支出,如缴费多少),也可以指相同的受益(收益,领取多少)。垂直公平是指对于不同等的人区别对待。从贡献方面看,如果缴费是根据人们的支付能力设定的,就是垂直公平;从受益方面看,如果收益随着人们的要求水平而增加就是垂直公平。此外还有个人公平和代际公平。个人公平是个人收益的期望现值等于其贡献的期望现值。如果不同代的人相对其贡献获得相同价值的收益就是代际公平。

效率除了帕累托效率,还有管理效率,GNF效率和目标效率。管理效率是在既定水平的管理成本下取得最高水平的计划目标;或者以最小的管理成本获得既定的计划目标。GNP效率是指以一定的投入(土地、劳动、资本等)取得最大的产出。目标效率是指计划成功地集中支持了那些被选中的受益者。任何项目就是在各种目标间权衡选择,政府在目标权衡中起着主要作用。

从筹资角度看涉及六种效率。(1)医疗服务的生产效率(运营效率),即在给定的服务模式中,每服务单位以最低的单元成本进行提供,即利润驱动下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其影响因素包括管理能力和动机、管理机构规模和配置、会计核算体系的充分性和服务提供者勤奋工作的动力;(2)医疗服务的利用效率(内部配置效率),它有三个相关方面:首先,资源转化为满足实际需要时是否使用了最有效模型(社会性效率);其次,给定的医疗服务模型是否以合适水平为人口中每人使用;第三,服务模型或某一特定提供制度是否倾向为疾病群体,或那些受惠后能最有效地阻止疾病妨碍整个经济发展的人口群体提供服务;(3)资金效率则是所筹资金用于医疗服务生产部分,与资金筹集及资源转移到特定地点的管理成本之间比率的函数;(4)筹资平等,包括特定制度的筹资是如何影响一国居民的经济状况(相对全国经济平等目标而言);(5)医疗服务分配平等,指人口中医疗服务获取的平等水平;(6)医疗部门所筹资金从社会整体所有部门考察的配置效率(部门间配置效率)。第一、二、三的效率被认为是私营部门更能有效的实现。第四和第五实际上是医疗服务的分配平等和筹资平等问题。配置效率至少要实现两个目标:成本效果和风险共担。当然,效率会受到激励机制的影响,包括需方(病人)激励机制和供方(医生)激励机制,因此病人自付的设计和对医生付费方式的设计很重要。技术性效率受到医疗服务机构组织方法和供给方组织激励机制的影响,以及政府调控机制的影响。

效率的考虑并非政府干预的惟一和主要的原因,再分配起着重要作用。对于政府干预的形式——强制计划、直接提供服务和商品、再分配和调控在医疗服务市场中都存在。且不说一些欧洲福利国家,如英国具有全民保健计划,由政府为全体人民提供强制性的医疗服务和保险,或者如德国那样强制性建立社会保险计划,就是美国这样典型的市场经济主导国家,也有部分的强制的医疗保险计划和直接提供医疗服务计划,老年医疗保险和穷人医疗保险是美国对部分人口实行的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计划;通过公立医院、退伍军人管委会和其他计划,政府直接提供了大量的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的提供成为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政府还直接对医院进行资助,对食物和药品进行管理,推行强制性医疗保险(主要由州一级进行),税收政策(州和联邦政府提供大量税收补贴,对雇主购买的保险进行免税),政府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资助教育和医学院。此外,政府充当了重要的调控者角色。

2.医疗费用和质量

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篇(7)

    富裕人群的医疗消费特点是:(1)富裕人群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一部分费用后,都具备承担其他一般性医疗消费的能力,其高端医疗保障需求主要解决高额医疗费用(如癌症、器官移植、植物人等特重大疾病)的报销问题。汇丰人寿2012年《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富裕人群的最大财务需求是重疾保障(93%),其次为养老保障(81%)和子女教育金储备(78%),以及补偿因疾病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2)在富裕人群中的一部分高净值人群,即一般指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这类人群,经济实力很强,不太需要单纯补偿其医疗费用,而是希望通过保险公司的资源整合和系统管理能力,购买高端健康保险及附加的个性化健康服务产品,获得量身定做的系统化、持续性的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据2012年3月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个人资产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3)上述人群由于财富并不缺乏,对生活品质和质量更加重视,且具备一定的健康认知能力,但由于生活、工作和精神压力大,很多人带有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甚至处于疾病状态,因此更加注重健康管理服务。据一项调查显示,自我评价时,约50%左右的人群健康状况从“一般”到“非常不好”,其中亚健康状态为42.7%,慢性病状态为19.9%。

    根据这一需求特点,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潜在规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预测:(1)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指购买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健康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的潜力;(2)中高端健康管理服务市场,指购买包括家庭医生(或私人保健医生)、诊疗绿色通道、专家诊疗、健康体检及其他健康管理服务(如健康咨询、健康讲座、健康评估、健康监测、饮食运动管理、心理咨询与干预和慢性病管理等)费用的潜力。据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在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中,50%受访者看重医疗服务品质,其中,37%看重安排专家医生手术及治疗,90%受访者最希望在国内的知名医院接受治疗,88%受访者表示海外就医对重疾治疗有帮助;90%以上受访者认为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保持良好心态、控制饮食、适度运动及定期全面的深度体检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2008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医药卫生支出费用占家庭生活消费性支出比重为10.8%,假设富裕人群按个人(或家庭)年收入15万元中10.8%为医药卫生支出计,其中40%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及健康管理服务,即占收入的4.32%。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的结果:富裕人群愿意为医疗保障支付的保费预算为家庭平均年收入的9%左右,相比较而言,上述估算仍较为保守。

    基于前述假设,人均年健康保障保费及费用支出约6480元(包括医疗保险,主要解决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个人自费、按比例分担及超最高限额的医疗费用和其他误工费补偿问题等;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主要定额补偿因疾病带来的其他费用损失。总的月均费用支出约540元),年健康保障总需求约2042亿元。其中,人均年健康管理服务费按1000元计,包括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及其他健康服务等费用,年健康管理服务总需求约315亿元。也就是说,至少富裕人群中,这两项医疗保障需求,年市场潜在规模超过了2000亿元,而实际上,2011年商业健康保险总的保费收入只有691.72亿元,与上述预测的潜力相比,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保险行业,高端健康保险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业务板块和成熟的市场。经营高端健康保险的各个保险公司,经营策略还不够清晰,产品种类还比较零散,服务人群还非常有限,保费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很小,还没有在民众中树立起良好的专业服务形象和品牌影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和健康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方面,市场开放度非常有限,没有形成独有的服务体系。保险公司要利用“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来建立服务平台,并获得这些服务资源,还有很多政策和运作的障碍,直接制约了保险公司开拓相关业务市场。二是保险公司对医改形势下,如何发展适宜的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缺乏明确定位及一整套战略思路,且对民众健康保障需求了解不深、特点研究不够,同时,提供高端健康保险服务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弱,较难形成应有的服务品牌和营利来源。

    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意义和对策

    作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商业健康保险,大力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发挥自身优势,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未涵盖的高端健康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设计针对性强、特色鲜明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健康保障需求,促进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减少和改善疾病的发生发展。(3)利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灵活的合作机制和“优质优价”的杠杆作用,引导高、中、低端的医疗服务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益的提高。(4)丰富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突出自身特色,树立专业品牌,逐步形成差异化的服务领域,促进商业健康保险持续健康发展。

    对此,商业健康保险应牢牢抓住医改契机,高度重视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开发。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深入研究医改政策,全面分析保险业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利用医疗服务资源、控制医疗风险上的政策机遇和挑战,确定开展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的战略定位和经营举措。

    二是根据富裕人群健康保障需求特点,细化目标市场和服务人群,开发系列化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计划,逐步形成涵盖健康、亚健康、疾病等健康周期,病前健康维护、病中诊疗管理、病后康复指导等全过程,既补偿医疗费用,又提供健康服务的全面健康保障产品体系。

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篇(8)

二、我国的医改政策对医疗器械制造业的影响 

(一)财政政策及影响 

政策原文:促进卫生发展、实现“病有所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行动计划,明确政府卫生投入责任,重点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和县级医院建设。制定国家卫生人力发展规划,注重全科医生、乡村医生、公共卫生医师、注册护士、卫生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强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建立可持续性筹资机制行动计划,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保障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地区间保障水平差距,逐步健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医疗保障体系——《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3年 

影响: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医疗器械的需求。与此同时,在财政政策上主要体现的是“21项计划”。2013年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具体提出8万亿元以上的投入,并且针对健康服务业,这更加体现了行业机遇到来,医疗器械行业成长潜力的巨大。 

(二)金融政策及影响 

政策原文:培育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支持自主知识产权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相关健康产品的研发制造和应用。继续通过相关科技、建设专项资金和产业基金,支持创新药物、医疗器械、新型生物医药材料研发和产业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学设备、材料、保健用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和国际竞争力。——《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发展目标:到2015年,初步形成研发创新链,重点开发一批以前依赖进口的产品。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医疗器械品牌,支持建立医疗器械产业基地、产业集团和研发基地。 

影响:回首看2009-2011年这三年的增量投入与存量比较的增幅为77%,总投入将达到近2万亿元,新增8500亿元。规划的另一个目标则是卫生总费用占GDP占比大于5%,政府投入占比快速升至38%。而2001年至2012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销售规模12年间增长了近9.4倍。我们可以更深一个层次理解,作为我国的自主品牌,以乐普医疗,微创医疗为代表一系列国产医疗器械公司将得到国家不仅仅是财政的大力支持,还有技术等方面。 

三、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发展现状 

(一)行业现状 

我国医疗器械市场特点为“多,小,弱”。首先便是生产企业多,截至2012年底,我国共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14928家;其次是企业规模小,2012年医疗器械产业市场总产值为1800亿元,平均每个企业产值约1200万元;最后是企业技术弱,医疗器械产品种类3500多种,但始终集中在一些低层次的产品,无法与国外强生等品牌在核心技术方面匹敌。 

2013年上半年22家医疗器械上市企业的收入仅为100亿元,仅占到行业总规模的5% 左右。而在医疗器械零售市场上,在国内的销售渠道方面主要是集中在专卖店或者药店,渠道狭窄。 

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医疗器械行业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等发达或较发达地区。市场占有率居前六位的省份占全国市场80%的份额,显示了医疗器械行业较高的地域集中度。而上海,北京等地则是以外资企业为主体而形成的优势产业集群。 

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篇(9)

二、国内跨境医疗保险市场现状分析

(一)跨境医疗保险市场发展历史

随我国出境人员高速增长,2000年出现了第一款跨境医疗保险“中国公民海外旅行医疗救援保险”;2004年推出针对欧盟国家的跨境医疗保险;2008年推出为期3年的“公民出境医疗保险试点示范工程”项目。

(二)跨境医疗保险市场现状

近年来我国跨境保险市场发展十分迅速,产品的承保范围不断增加,保险服务不断丰富,但产品形态和保障内容仍处在摸索的阶段。现有跨境留学医疗保险主要以跨境旅游保险为原型,其保障内容以意外伤害、财产损失等保障内容为主,而日常医疗的各项保障内容涉猎较少。

(三)跨境留学医疗保险细分市场现状分析

跨境留学人员通常在留学地长期居留6个月以上,除基本意外保障,他们更需获得当地医疗保险服务,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当前我国留学人员通常倾向于出境前购买国内的意外保险,到达留学目的国后再购买当地医疗保险,造成大量潜在保险客户及高额保费隐性外流。因此亟需我国保险公司开发出具有留学目的地国保险市场提供的保障及服务具有相同品质、能较全面地覆盖留学人员保险需求的本土化医疗保险产品,将流失保费留在国内。

三、我国留学现状及趋势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个人财富也迅速增加,除短期出境旅游人群数量庞大外,以留学为目的的长期境外居留人数亦持续高速增长,为国内保险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和挑战。

(一)留学市场特征及数据分析

1.规模大、增长快中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出境留学人数规模现居世界首位,且持续高速攀升。近5年来,我国出境留学人数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2012年,我国出境留学人员总数为39.96万人,其中自费留学37.45万人,占留学人员总数的93.72%,相对于有政府、单位作后盾的公派留学生,他们完全依赖自己的家庭,风险防范需求更加强烈。2.留学区域特征中国留学人员选择的留学地已较为丰富,但美国仍是最主要的留学目的地,其留学人数一直占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的近50%,并持续保持20%的以上的增长率(图1)。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公布的《开放门户报告》显示,2011-2012学年,在美留学的中国留学人数达到19.4万人;2012-2013年度,该人数达到23.6万人,环比增长21.4个百分点,其中赴美攻读本科的学生占42.2%。3.年龄结构低龄化留学人员的年龄结构从以大学毕业生为主,扩展到高中毕业生人群,甚至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中小学生。2012年计划出国人员的学历层次本科生占51%,高中生占38%,研究生占5%,剩余6%的群体中有不少初中生甚至小学生。

(二)留学趋势分析及保费规模预测

医疗保险是多数主要留学国家的入学条件之一,伴随我国出境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留学医疗保险市场的保费规模也不断上涨。根据《福布斯》中文版2013年的《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中数据显示,中国大众富裕阶层已超千万人,主体人群为60、70后;与更加富裕阶层相比,大众富裕阶层移民意愿偏低,但有76%的人考虑送子女留学。这意味着在未来5-10年将有约750万留学生有购买留学医疗保险的需求,以件均保费人民币5000元为例,预估保费规模可达375亿元,可供开拓的市场空间巨大。

四、中外法律及政策对跨境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

我国留学人员的主要留学国家(美国、加拿大、欧洲等)的人均医疗费用较高,若缺少相应医疗保险保障,昂贵的医疗费用会给留学人员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甚至影响其学业,因此多数留学国家均建议甚至强制要求国际留学生购买医疗保险。下面将以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留学目的国—美国为例进行相应分析:

(一)中国政策及法律影响

1.法律我国健康保险市场仍处于低潮期,其保费仅占人身保险业务收入的8%左右。我国保监会鼓励保险企业发掘新市场、开发新产品,以改善健康保险潜在市场需求与市场实际保费规模存在严重反差的现状;并积极推动健康保险行业走专业化经营道路,2006年8月颁布专门化监管规章《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规定人寿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可经营健康保险业务,并鼓励其他保险公司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对于促进健康保险专业化发展和推动产品创新具有重要意义。2.政策我国政府一直非常支持国际人才交流,鼓励国内人员赴海外学习、交流。2008年推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明确提出“以留学人才为主体的海外人才是我国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来源”,随后出台“青年”,“外国专家”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加速了我国留学人数增长,为跨境医疗保险细分市场提供了基础需求。同时,我国保险业“十二五”规划中强调要积极培育保险市场,不断丰富保险产品,拓宽保险服务领域,鼓励健康保险产品的发展和创新,为我国保险企业开发跨境医疗保险产品,开拓跨境医疗保险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二)美国法律及政策影响

1.法律美国的医疗机构多为私立,医疗费居高不下,政府财政支持又相对微弱,购买医疗保险已成为刚性需求。美国法律规定国际学生必须购买医疗保险,各大高校更将其作为注册的前提条件,为我国发展境外留学医疗保险细分市场提供了境外法律支持。美国法律规定较为严苛,且各州法律和各学校的校内规范对医疗保险的要求(如保险金额、免赔额、自付比例金额上限等)又有所差异,而我国保险公司还未拥有能涵盖国内外医疗服务机构并提供与美国保险公司同品质保险服务的医疗服务网络体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跨境医疗保险发展。2.政策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中国,中美双方达成了关于扩招中国留学生在内的系列协议,美国校方也纷纷出台政策扩招中国留学生并提高奖学金额度。中国学生赴美深造人数持续高速增长,2012-2013年中国大陆留学美国的人数达235,597人,继续居在美留学人数第一位,占美国全部外国学生28.7%。

(三)法律风险及应对措施

我国保监会对保险行业严格监管,新型保险产品的报备更是严格要求。开发跨境医疗保险产品涉及确定产品结构、保障利益、保险条款、精算定价等行为,均需严格依照我国的保险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同时产品的保障利益及保险服务等需要满足目的地国法规、政策等相关要求。因此,需要专业人员对相关信息进行详尽调研,确保产品开发的各项活动及具体内容合法合规;并需保险公司制定严谨的产品条款和严格的理赔流程,并通过高品质的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以降低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应在保险条款中明确规定争议解决的准据法及方式,以高效解决争议。

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篇(10)

社会财富在不断增加,人们生活逐渐富足,近10年来,广西人们保健意识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健康休闲保健,来消除身心疲劳,极大的促进了广西健康休闲保健产业的发展。为了进一步了解广西保健行业现状,在“广西亚健康产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项目支持下,本课题在南宁抽样调查了部分健康保健场所,报道如下。

1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南宁市健康休闲保健场所为调查对象,采取单位走访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了解并分析南宁健康休闲保健行业现状。此次调查共走访了南宁40家健康休闲保健场所及其经营者、技师、管理人员和客人。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传统与现代结合,中医特色品牌优势凸显调查发现,南宁健康休闲保健行业,主要以中医传统健康服务为特色,包括穴位针灸、推拿按摩、刮痧、足疗、拔罐、药浴、经络减肥、香熏等。南宁休闲保健行业以民间投资为主,吸引了大批中医保健专业人才,为社会提供了一批就业岗位,为广西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最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如元之源,以祖国传统医学为支持,融合现代企业运作方法,围绕健康产业,深入保健行业,重点面向社会亚健康群体,提供高层次、高品质的保健医疗服务,形成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广西保健第一品牌,为中医药系统首创现代化连锁保健企业,在区内外共开设了11家保健中心,另外还有数家正在筹建当中,总经营面积1万余平方米,保健床位1000余张,从业人员1000余人。充分显示了中医特色在做大做强亚健康产业中的优势。

2,2休闲保健发展迅速,规模、档次差异显著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工作及生活压力增大,人们已不再满足基本的生存状态,为了消除身心疲劳,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健康休闲保健。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广西每年有2800万人次接受休闲保健,在南宁,已有上千家各种各样、规模不一的按摩保健店。

根据对南宁健康休闲保健场所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规模的大小、档次的高低存在着显著差异。装修豪华典雅、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休闲保健场所占到市场份额15%左右,中等规模的保健场所占整个市场份额的60%,小规模保健场所占市场的25%。

2,3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不均衡随着保健行业的蓬勃发展,各种健康休闲保健机构的增加,对休闲保健从业人员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由于保健技术很全面,理解和贯彻能力强,能够很好的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医院校推拿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

调查显示,在南宁拥有100人以上保健人员的场所不足10%,规模在50至100人约占30%,50人以下的占60%。多数保健机构管理者反映,中医院校专业人才难求,技师流动性较大,缺乏持有上岗证的技师,有上岗证的反射疗法技师尤其缺乏。可能与从业人员观念有关,据广西反射疗法保健协会会长杭婉静介绍,目前广西仅有反射疗法师200多人,远远达不到市场的需求。相对而言,规模大、档次高的场所,其保健技术人员专业化程度较高。在调查中还了解到,具有专业保健知识的管理人员非常缺乏,远不能满足需求。

2,4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中等收入者构成主要消费群体据广西南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南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77元,比上年增加1684元,增长16.5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7882元,增长7.9%。

在本课题健康服务需求调查中,有8%的中等收入者表示经常进行保健按摩。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在15%到20%之间,由此推算,南宁市城镇居民目前有260万,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超过40万人。随着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而健康医疗消费成本不断升高,人们健康意识增强,更多的人愿意把钱投资到增进身心健康的活动中,尤其中等收入人群是休闲保健产业稳定的消费群体。

医疗保健市场规模分析篇(11)

一、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存在的问题。健康保险是指为了人类健康提供保障的保险,是以人的身体作为标的,在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医疗费用的支出或收入损失时,保险人承担责任的一种人身险。随着我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人们对于健康险的需求越来越大。另外,我国社会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加快,也为商业健康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情况并不理想。

一是总体业务规模不大,保费收入在人身险保费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很低。在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总保费的比例通常在30%左右。而在我国,2006年健康险保费收入376.9亿元,占2006年人身险保费收入的7.1%;2007年健康险的保费收入超过384亿元,仅占到2007年人身险保费收入的7.62%。

二是健康险赔付率居高不下。据不完全统计,在经营健康险的保险公司中,80%以上的公司赔付率超过80%,其中40%左右的公司赔付率超过100%,个别公司甚至高达200%。加上费用和管理费用等经营成本,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二)原因分析

1、专业化程度低。从2005年开始,保监会批复了人保健康、平安健康、昆仑健康和瑞福德健康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通过两年多的发展,专业健康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在整个健康险保费的占比中还是很低。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国内健康险的保费收入384.2亿元中,4家健康险公司的贡献占比不到10%。2006年国内健康险的保费收入为376.9亿元,其中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的贡献仅占2.7%。

由于健康险专业化经营目前属于初创时期,专业健康险公司群体进入市场的时间比较短,在经营模式上仍处在探索阶段。另外,健康保险是以发病率为依据而非以死亡率为依据,对保险人员的医学知识要求较高,而懂医学技术的管理人员和销售队伍在业界相当匮乏,使得核保核赔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较差,从而影响了健康险业务的推广。

2、健康险产品相对单一。目前,我国商业保险市场中的健康险险种超过300个,但主要为重大疾病定额给付保险、住院医疗费用补偿性保险和住院津贴等几类保险,并且这些产品差异性不大。相比之下,存在极大需求的高额医疗费用保险、护理保险、收入损失保险、综合医疗保险以及专项医疗服务保险险种基本上仍是空白,同一险种的条款也相差无几。对于需求日益强烈的市场而言,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健康险产品明显过于单一。

3、医疗环境不规范,外部环境有待改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内部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即在医药不分的前提下,医院既拥有处方权,又拥有药品专卖权,医药合营强化了医院药房的垄断地位,在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到位的情况下,医疗机构不仅缺乏主观控制医疗成本的意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滥用医疗服务资源;另外,保险公司和医院、医生之间缺乏直接紧密的经济联系,不能有效监控医疗行为。

二、关于保险公司健康险经营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