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执行申请书大全11篇
时间：2022-02-15 18:56:32
撤回执行申请书篇（1）
本案引发二个问题：一是申请执行回转的时间；二是清算责任的承担主体。为此，笔者发表了自已的观点，与各位探讨。
【关键词】 歇 业；执行回转； 清算主体； 清算责任；
案 情：
1994年9月上海生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定作方，以下称“上海公司”）因加工承揽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杭州爱康生物公司（承揽方，以下称“杭州公司），经区法院一审、市中院二审，均判决杭州公司支付上海公司加工费50万元。二审判决后，上海公司即申请法院从杭州公司处执行了50万元人民币，于95年11月执行完毕。
杭州公司不服判决，向原二审法院申请再审。后原二审法院于97年1月作出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同年2月作出裁定：撤销原生效判决，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杭州公司随即向原执行法院申请执行回转，提交了“执行回转申请书”，法院告知：该案仅是裁定发回重审，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在重审结果未出来前，不受理执行回转申请。
一审法院经重审，于99年9月作出了（1997）*经重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本院审理原上海公司诉被告杭州公司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中，因原上海公司经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于1997年9月歇业。该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有吴伟等20人，其中清算责任人为吴伟等15人。因清算责任人不能全部当庭参加诉讼，又不能自行推选诉讼代表，故本院依法指定吴伟、吴甲、吴乙、吴丙、吴丁等五名清算责任人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代表参加诉讼。上述原告诉讼代表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参加诉讼。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
至此，该案经一审、二审、强制执行、再审程序后，以原告原上海公司经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按撤诉处理而告终。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同时，因原上海公司经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于96年9月歇业，根椐法律规定，由其清算责任人负责清偿债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客观情况，杭州公司依法向法院提交了“执行回转申请书”，被申请人为原上海公司清算责任人吴伟等20位股东。同时向法院提交了相关的上海公司工商材料，材料表明：上海公司于97年3月经股东会决议申请歇业，97年8月审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反映出该公司截止97年7月所有者权益为187222.96元、应收帐款84940元、预收帐款51984.67元；97年9月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
法院受理执行回转申请后，查明，上海公司已于97年9月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该公司在申请注销登记时，向工商局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公司债权债务处理的情况及保证”，内容为：我公司于97年3月经公司股东会决定申请歇业，即进行了债权债务的清理工作，截止8月底已基本清理完毕，尚余应收帐款二笔合计84940元及应付帐款一笔51984.67元，经股东会决定，此款由股东徐虎同志负责回收及处理。因徐虎同志负责销售及经营工作，故除帐户处理中的债权债务外，如发生任何帐外的债权债务也均由徐虎同志负责清理。该文件有徐虎的签名及盖章。另查明，徐虎已于98年5月死亡。
据此，法院认为：上海公司已于97年9月歇业（办理了注销登记），申请工商注销时已向工商局提交了债权债务处理保证即由股东徐虎负责清理债权债务，其歇业注销手续合法；另查明徐虎已于98年5月死亡，故本案无执行人也无财产可供执行，依法裁定：终结执行。
问题的提出：
该案在处理过程中有二个问题值得思考：
问题一：申请执行回转的时间。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后，如果取得财产的人不返还，是否立即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回转；还是要等到重审或再审结果出来后，只有在对原生效判决内容全部或部分撤销后才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执行回转的根据是什么？何时才可申请执行回转？
问题二：有限责任公司歇业（注销登记）后，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个人意见：
问题一：申请执行回转的时间和根据。
执行回转是指已全部或部分执行完毕后，因原执行根据被依法撤销，由执行员根据新的法律文书采取措施将被执行的财产返还给被执行人，恢复到原执行程序前的状态。执行根据被依法撤销后，依此执行根据而进行的执行行为无效。原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所取得的财产属不当得利。为弥补基于错误的执行根据进行的执行行为给原债务人带来的损失，就要以执行回转进行补救。
执行回转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执行回转发生在原执行程序结束后。如果是在执行程序进行中，只是解除已实施的行为，对存款解除冻结，对财产解除查封等是执行撤销，而不适用执行回转。
2、执行回转以执行根据被依法撤销为前提。《民事诉讼法》第214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
3、执行回转的根据是执行回转裁定。执行法院要责成原债权人返还财产，应根据执行回转裁定进行。原执行根据由人民法院或其他机关依法撤销，只是表明原执行根据失效，并不具有要求原债权人返还所得财产的给付内容。所以，已执行的原生效文书被撤销的，人民法院应裁定执行回转，并依此裁定作为执行根据，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财产和强制执行。
综上所述，本案完全符合执行回转的条件。经杭州公司申请再审，受理再审申请的中院依法裁定撤销原生效判决书，虽然该裁定书中无要求原债权人即上海公司返还所得财产的给付内容，但并不代表不可以申请执行回转。法院应受理执行回转申请，并应裁定执行回转，依此裁定作为执行根据，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财产和强制执行。而不必等到再审终结作出最终判决后，在原被执行人胜诉的情况下，再进行执行回转，而且此时再执行也极可能因原债权人的经济状况等原因而导致执行困难，执行回转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所以，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后，如果取得财产的人不返还，申请人立即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回转。在裁定撤销原生效法律文书时，同时裁定发回重审或再审的，因最终结果尚未出来，造成缺少执行依据，但仍可申请执行回转，法院应受理并裁定执行回转。实践中，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不立即执行，但应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避免财产的灭失，以确保以后执行的顺利实施。
问题二：企业法人歇业（注销登记）后的责任承担。
1、清算主体。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歇业，负有清算责任的主体应负责清理债权债务。
《民法通则》第40条规定“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一切活动”；《公司法》第19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东是清算主体”。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清算主体。
2、注销登记后未清理债权债务的清理责任。
清算主体申请公司歇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在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的歇业的申请中，承诺公司的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而实际上未清理完毕时，清算主体应当承担对公司债务的清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判令清算主体承担清偿责任是依据清算主体出具给工商部门的申请中的承诺，即清算主体向工商部门承诺企业的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该承诺对有对公承诺的效力，而非仅为个人的债务承担性质。同时，由于任何人均可承诺承担任何人的债务，法律并不限制第三人主动加入到债务承担中，因此只要清算主体的承诺具有对公承诺的性质，依其承诺，人民法院可以判令清算主体承担对企业债务的清偿责任。
所以本案中，上海公司的股东是清算主体，企业虽已被注销（主体资格灭失），但清算主体对于企业的未结债权债务仍负有清理责任。同时，因为法律不禁止第三人主动加入到债务承担中，本案中，清算主体之一股东徐虎出具保证书，承诺由其对未了结的债权债务承担清理责任，也不能免除其余清算主体的清算责任，而应该是由徐虎和其他清算主体共同承担清算责任。更何况，徐虎对工商局所作的有关由其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承诺（即由其个人来承担其他清算主体的清算责任），并未得到债权人的同意或追认，不能因此而免除其他清算主体的清算责任。否则对债权人极为不利。
撤回执行申请书篇（2）
1、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准备。(1)送达行政复议书副本,并限期提出书面答复。行政复议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1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2)审阅复议案件有关材料。行政复议机构应当着重审阅复议申请书、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书面材料(如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被申请人的书面答复。(3)调查取证,收集证据。(4)通知符合条件的人参加复议活动。(5)确定复议案件的审理方式。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个人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
2、行政复议期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期间原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这是符合行政效力先定原则的,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即推定为合法,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都有拘束力。但为了防止和纠正因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给相对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行政复议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停止执行:(1)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2)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3)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的;(4)法律规定停止执行的。
3、复议申请的撤回。在复议申请受理之后、行政复议决定作出之前,申请人基于某种考虑主动要求撤回复议申请的,经向行政复议机关说明理由,可以撤回。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终止。
撤回执行申请书篇（3）
厘清了行政机关能否撤回执行申请的问题，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律又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裁定执行终结；也有人认为应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裁定准予撤回申请。要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的性质进行界定，即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是诉讼中的审查行为，还是强制执行阶段的执行审查行为？笔者的拙见如下：1.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有着类似诉讼审理的程序。根据行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是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与行政诉讼案件相比，非诉行政执行审查只不过少了一个开庭审理的程序。目前许多地方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要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由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依据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再由行政相对人陈述、辩解，这种听证制度有着很强的“诉讼审理”色彩。因此，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在程序上有着同诉讼案件极为类似的程序。2.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所处的阶段特殊。非诉行政执行审查与强制执行是有区别的。对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是法院是否立案执行的必经程序，这也是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区别于民事执行案件的重要标志。执行立案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应当有执行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民事案件的执行依据是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调解书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是法院审查后作出的法律文书（行政裁定书），而非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因此，对行政机关在法院审查过程中撤回非诉行政执行申请法律适用问题，应适用审理程序中的法律规定，而不是执行程序中的法律规定。
撤回执行申请书篇（4）
中图分类号：DF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164-02
问题提出：王某与某渔场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法院2010年6月13日判决；渔场上诉；2010年9月1日二审法院判决；渔场仍不服，于2011年7月26日向所在省高院申请再审，同期向省检察院申请抗诉。省高院2011年11月16日送达受理通知书。省检察院2011年11月30日向省高院提出抗诉。2011年12月3日，渔场向省高院申请撤回再审申请；2011年12月8日，省高院裁定准许。2012年3月21日，省高院依省检察院的抗诉书裁定再审，由省高院提审并中止原判决执行。
一、审判监督程序和检察院民事案件抗诉的法律制度体系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已生效裁判和调解书出现法定再审事由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1]。抗诉是指检察院对法院已生效民事裁判，发现具有法律规定的事实和理由，依照法定程序要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再一次审理，从而启动再审程序的制度[2]。目前我国涉及审判监督程序和抗诉程序的主要规范有：《民事诉讼法》，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民诉意见》）、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审监程序解释》）、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受理申请再审意见》）、《最高院审监庭关于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几个具体程序问题的意见》（《抗诉程序意见》），《最高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撤回抗诉的若干意见》（《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检察院抗诉规则》” ），合计167个条文。
二、当事人同时申请抗诉和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和现实基础
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发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但不能当然引起再审的发生[3]。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78条、《民诉意见》第205条和《审监程序解释》第1条，即对已生效裁判认为有错误，可向原审法院也可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当事人申请抗诉是检察院发现法院已生效裁判错误的重要途径之一，检察院应当受理并由有抗诉权或有提请抗诉权的检察院立案进行是否提起抗诉的审查 [2]。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和《检察院抗诉规则》第4条，即最高检察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生效裁判，发现有《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应当提出抗诉，接受抗诉法院应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再审裁定”；检察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主要有以下来源：（一）当事人申诉的……”
当事人同时申请再审和抗诉的现实基础主要是：第一，裁判对己方不利又不甘心接受该结果，所有可能性的补救程序“绝不放过”；第二，无论申请再审还是申请抗诉，较一、二审程序难度更大、程序更复杂、把握性更小，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案件认识确实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力争“广种薄收”哪怕争取到一个程序启动即可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第三，申请再审可能直接被审查驳回而一旦检察机关抗诉则必然可进入审判机关的再审程序，抗诉的“效益”明显更大；第四，一定程度上担心审判机关考虑系统关系而“袒护”下级法院的可能性，对申请抗诉寄予更大希望。第五，是否接受申诉决定抗诉的认定权在检察院而是否接受申请裁定再审的认定权在法院成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同时申请抗诉意图引发再审程序的制度结构原因[3]。
三、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或抗诉申请的法律依据和程序要求
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或抗诉申请的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3条，即“有权在法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的程序要求为《受理申请再审意见》第23条、《审监程序解释》第23条和第34条，即审查过程中申请撤回，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再审期间申请撤回，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裁定准许的应当终结再审程序。
当事人撤回抗诉申请的程序要求为《检察院抗诉规则》第22条和《审监程序解释》第34条，即申诉人撤回申诉且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院应终止审查；申请抗诉人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申请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法院应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检察院撤回抗诉，应当准予”。
四、申请抗诉和申请再审并行情况处理的现行制度缺陷
《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分五种情况分别就检察院抗诉后而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撤回抗诉、提出抗诉且法院裁定再审后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不撤回抗诉而由法院依法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抗诉程序意见》分五种情况分别就法院裁定再审后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等情况下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收到抗诉书后正就同一案件是否启动再审程序进行审查的终止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审监程序解释》第26条对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应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
由此不难看出，目前立法对当事人同时申请抗诉和再审，在检察院提出抗诉后而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的情况应如何处理未作规定。
对此事项则存在程序处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比照《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由检察机关撤回抗诉；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比照《抗诉程序意见》由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第三种观点认为应比照《审监程序解释》由法院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
五、检察院抗诉后法院裁定再审前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又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应当裁定准许，并就此终结再审审查
（一）上述三种观点均难以成立
检察院不应撤回抗诉。首先，检察院此际并未发现抗诉出现“不当”而无法主动撤回；其次，当事人并未书面申请撤回申诉而无法被动或酌情撤回；再次，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是向法院提出，检察院未必知情因而欠缺撤回基础或难以具备撤回条件；最后，如此撤回抗诉有越俎代庖之嫌，容易造成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权界分混沌、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的权力体系混乱。
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诚如前案，省检察院于2011年11月30日提出抗诉，则按照《抗诉程序意见》，当日应已发生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的效力，无论效力内容如何，再以“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这一性质、主体、内容、效力完全不同的全新事实“逆向重复”发生“按抗诉案件处理”的效力匪夷所思。
法院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同时纳入审理范围同样存在悖论。首先，法院裁定再审的基础是再审审查期间检察院提出抗诉这一积极、前进式的职权活动，而不是申请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这一消极、倒退式的个体行为，否则审判权和诉权将地位颠倒；其次，申请人享有实体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权，申请撤回至少意味着在向法院提出的再审申请权利范围内已确定放弃，再“纳入审理范围”明显剥夺了当事人处分权并有逾越“不告不理原则”之嫌；再次，即便再审程序已正式启动（无论启动原因），按照《审监程序解释》第34条，当事人仍有撤回申请权，且法院有权裁定准许从而终结再审程序，则此时如果还要致当事人的申请于不顾“强行”裁定再审、嗣后再由当事人提出撤回申请后裁定准许从而终结再审程序，实属徒然无益消耗本不充裕的审判资源。
（二）法院应当裁定准许撤回再审申请，并就此终结再审审查
第一，向法院申请再审和向检察院申诉提起抗诉的法定事由基本一致，无非《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种，两种申请的目标追求与程序价值趋同一致、诉求大多相同，则其功能效果同类相当确属正常。既然向检察院申请撤回申诉申请足以达致终止抗诉审查，就没有理由在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情况下厚此薄彼区别对待。
第二，两种申请均源自当事人的积极主观因素，并未涉及审判监督权和检察监督权的职权适用，即仍属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范畴，则处分意愿理当得到尊重。而建立在当事人处分行为基础上的程序处置于公平价值方面无可厚非。
第三，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被动性”原理当然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和裁判权威。再审审查的终止就个案而言无疑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同时获得“解脱”，当事人也可以免去后续诉讼成本之累，而原生效裁判就此恢复执行力也有助于凝塑司法权威。
第五，符合于畅达逻辑的要求。诚如前案，省高院2011年11月16日进入审查，省检察院11月30日抗诉，渔场12月3日向省高院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省高院12月8日裁定准许。因为整个过程中的各行为均为程序意义的性质（抗诉引发的也无非是“进入再审”的程序后果而与再审的可能性裁判结果无关，即“法院接到抗诉书后无论其认为原裁判是否有错误都应当依法进行再审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 [4]，但再审后至少可能“对正确裁判和瑕疵裁判予以维持”） [5]，至此，该案程序理当完结。
否则，省高院“应”于11月30日终止再审审查而按抗诉案件处理，作出再审裁定并将再审申请书的请求纳入审理范围，则12月8日裁定准许撤回将无可理喻；而如裁定准许是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正确处理，则此后2012年3月21日依抗诉书裁定再审、提审并中止原判决执行使“死灰复燃”，在逻辑上确定陷入两难死局。
撤回执行申请书篇（5）
对国内民商事仲裁（劳动仲裁实行先裁后审制，本文不涉及）的司法监督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仲裁裁决前的监督，即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当事人就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的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审查并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二是仲裁裁决后的监督，即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1] 司法审查既包括《仲裁法》第58条至61条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
一、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是指当事人对具有法定情形的仲裁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申请，经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是否予以撤销的制度。
（一） 关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司法审查的范围
争议的问题有二：
1、程序审查与实体审查之争
司法实践中往往将《仲裁法》第58条的规定称为程序审查。这种观点似有不妥。该条第一、二、六项，即“没有仲裁协议” 、“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 、“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枉法裁判行为”，既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程序内容，也不属于实体法的范围。因为，这三项审查一方面必须依据有关仲裁争议的具体情况来判断从而牵涉到有关裁决的实体因素，另一方面也没有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进行直接的判断从而有别于实体内容。应该认为，上述规定是另辟蹊径，从间接的角度否定裁决的合法性；第三项，即“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显而易见属于对仲裁程序的监督；第四、五项，即“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属于对仲裁裁决实体内容的监督。
上述主张的理由是基于对程序法和实体法概念的认识。尽管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分类在理论界尚存分歧，[2] 但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仲裁程序，主要包括对仲裁的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开庭和作出裁决、裁决的撤销和执行等保证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的程序规则。实体内容，则是指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直接联系的有关证据、事实与实体法。
第58条第3款，即“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属于实体方面的审查。“公共利益‘，不同法系有不同的称谓，通常都是指国家社会之存在及其发展所必要的一般秩序。……，乃至私有财产、财产继承，皆属于公共秩序。[3] 这些方面的法律规范属于实体法的范畴。
因此，《仲裁法》第58条规定的司法审查不仅包括程序问题，也包括实体问题，是全面的综合审查。
2、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司法审查范围的适当性
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内法、有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一般将下列事项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争议的事项没有可仲裁性，当事人无行为能力，当事人无陈述机会，缺乏仲裁协议或仲裁协议无效，仲裁庭组成不当，仲裁程序不当或违法，仲裁员超越权限，仲裁员欺诈、受贿渎职，裁决形式缺陷，仲裁违反公共政策等。[4] 即通行的立法例都是对仲裁裁决的非实体内容进行审查，涉及的实体审查仅以公共政策为限。[5] 可以看出，司法审查范围狭窄、法院监督和干预作用弱化，是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和实践的一般规律。
我国人民法院在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司法审查的范围过宽，既包括程序，也包括实体，与国际通行的规则不符，人为地和不适当地区分了国内和国际民商事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范围。为此，有的学者建议，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当限于：（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4）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不属于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5）仲裁决员未能处断当事人提交的一切争端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枉法裁断行为的；（7）裁决是以贿赂、欺诈或者其他不正当方式取得的。[6] 这种观点以程序内容为司法审查的核心，具有借鉴意义。同时，笔者认为，人民法院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根据时，应当依裁决的实体内容而非程序内容作出判断；当仲裁裁决违公共利益时，法院可以不必囿于当事人的申请而可依职权主动对仲裁裁决进行监督与纠正。
（二）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
《仲裁法》对此没有作具体规定。实践中，人民法院适用的审理程序也不一致。通行的做法是只经书面审理便作出裁定（书面审方式）；但有的则进行公开开庭听证，听取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意见后再作出裁定（听证方式）。
《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1款是关于书面审方式的法律规定。但该条款只适用于民事诉讼的上诉案件，条件是案件事实清楚，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能被认为是上诉案件，适用书面审理方式不能以该条款作为法律依据。
听证方式在《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均没有规定。从法理上讲，听证类似于庭前交换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7条，开庭审理前是否交换证据，取决于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人民法院的决定。证据交换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为开庭审理做好准备。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直接涉及民商事争议，只有经当事人申请才能启动。其目的是为了撤销业已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不直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因此，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能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据交换制度。
有的学者提出了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此类案件的设想。即采用听证的方式，由申请人举证证明裁决中 存在法定的撤销情形，允许对方当事人通过质证、提出反证等方式进行抗辩，然后由人民法院判明证据真伪及其效力并作出裁决。[7]该观点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不完全协调。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却不能适用。特别程序的审理期限为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可在受理之日起两个月内审结。因此，撤销仲裁裁决案件适用特别程序审理也不太妥当。
笔者认为，适用何种程序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取决于两个前提：其一，保证仲裁的效率性和公正性；其二，司法审查是保证仲裁公平正义和防止权利滥用的必要手段和保障。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应当以此为价值目标或取向。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应为特别程序；以合议庭进行审理；实行一审终审制；采用听证方式，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仲裁裁决是否具有法定撤销情形进行举证和质证，合议庭进行认证，进行庭审辩论，当事人做最后陈述；不适用调解；合议庭在合议的基础上作出裁定。
（三） 重新仲裁制度
《仲裁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
1在何种情形下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仲裁法》没有作具体规定，通常由人民法院来掌握。一般认为，对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8] 有的学者还认为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的，也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9] 但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属于仲裁庭无权仲裁的情况。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并不能使仲裁庭取得仲裁的权利，因此，该情形下不能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2仲裁庭重新作出仲裁裁决后，人民法院是否可以直接审查新裁决？
仲裁庭重新作出仲裁裁决的情况有三种：一是全部改变了原裁决的实体内容；二是纠正了原裁决的程序错误，裁决结果不变；三是仲裁庭仍坚持原裁决意见，程序和实体内容均未发生变化。无论发生何种情形，只要仲裁庭重新仲裁，作出了新的裁决，人民法院就应当驳回申请人的申请，撤销案件，而不能直接对该裁决行使司法审查权。对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重新申请撤销新的仲裁裁决。
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
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的执行申请后，如果被执行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存在不应执行的法定情形，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后，裁定予以执行或者不予执行。
（一） 对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司法审查的范围
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第217条。与《仲裁法》第58条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两个方面的不同：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是，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而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是，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上述不予仲裁裁决的两种情形属于实体审查，不符合仲裁制度的基本要求。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只应审查程序问题，不应进行实体审查和法律审查。否则就是赋予法院以全面审查和否定权，导致“一裁终局”成为一句空话，造成事实上的“一裁一审”。
（二） 仲裁裁决能否预先排除法院的实体审查？
仲裁裁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据裁决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能否预先排除这两个方面的实体审查？
《仲裁法》第54条规定：“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和裁决日期。当事人协议不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的，可以不写。”裁决书如不写明争议的事实和裁决的理由，被申请人就无法证明该裁决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不足或者适用法律有无错误，人民法院也就无法进行对仲裁裁决实体及适用法律方面的司法审查。[10]
但《仲裁法》第54条的规定能否实际产生排除法院司法审查的效果，是个很大的疑问。笔者认为，仲裁裁决中不写明争议的事实和裁决的理由，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不能在执行程序中以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不当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因为，不予执行裁决的情形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以“协议”的方式预先排除适用。此其一。在执行程序中，只要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人民法院即应当裁定对裁决不予执行。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权力。此其二。尽管裁决书中没有写明争议事实和适用法律，但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查阅仲裁卷宗等方式，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此其三。因此，仲裁裁决不能预先排除法院的实体审查。
三、两种制度的冲突及其解决
撤销及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是人民法院对仲裁活动实施司法监督的主要手段。但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发挥各自的功能，是仲裁理论及司法实践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 两种制度的冲突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种制度的冲突所在。
相同点：1程序的启动必须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2司法审查的范围有四项是完全相同的。3法律后果基本相同，或者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或予以执行），或者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4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的救济方式相同。即当事人可根据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
区别：1申请的主体不同。申请撤销裁决的主体可以是仲裁的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不予执行裁决的申请主体只可能是裁决对之不利的当事人（被申请执行人）。即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撤销裁决同时兼顾胜诉方的利益，而不予执行侧重于败诉方的利益。2申请时间不同。申请撤销裁决的时间是自当事人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当事人可以在申请执行前提出，也可以在执行程序中提出。不予执行裁决的申请只能由败诉方在执行程序中提出。3司法审查的范围有一定不同。撤销裁决的两种法定情形“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在不予执行制度中规定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由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可能是中级人民法院，也可能是基层人民法院）管辖。5法律后果不完全相同。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人民法院认为可由仲裁庭重新作出仲裁的，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不予执行程序中，无须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两种制度存在的冲突：
冲突一，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只能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申请不予执行案件，除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外，基层人民法院也可有管辖权。基层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时，可以对裁决所依赖的证据和适用法律等方面进行审查，而中级人法院对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却无此权利。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两种制度分别规定于《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两部不同的法律中，立法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协调。
冲突二，两种制度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各自为战”、互不干涉。不论撤销仲裁裁决程序出现何种法律后果，仍可以申请不予执行。同时，由于两种制度的审查范围并不相同，撤销仲裁裁决还不如不予执行来得彻底。这样就造成了法院的重复劳动，也使得撤销仲裁裁决制度形同虚设。
冲突三，如上所述，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只能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是否予以执行取决于对程序、实体和法律等方面的司法审查结果，而申请撤销裁决的案件依照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进行，只能对仲裁裁决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查。这一状况既不符合人民法院的内部分工，也不符合审执分离的原则。
（二） 解决办法
有学者指出，鉴于撤销仲裁裁决和裁定不予执行这两种司法救济手段自身的特点以及现有立法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建议以前者吸收后者，使撤销裁决 作为仲裁司法监督的唯一救济手段。但其审查范围不包括实体和法律审查。[11]
有学者建议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程序中那些对裁决进行实体审查的事项归入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由当事人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一并进行审查。但保留不予执行程序，将之限制在审查仲裁裁决有无违公共利益这一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只能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不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12]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并有所修正。理由是：其一，两种制度在司法审查的范围方面存在重复，将相同的内容进行合并没有立法技术上的障碍，合并后不但不会失去司法监督的功能，而且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其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当属审判程序解决的问题；而申请不予执行案件则由执行程序解决。这不符合人民法院的内部分工和审执分离原则，将两种案件司法审查范围相同的部分并入撤销仲裁裁决制度应是理性的选择。其三，不予执行制度仍有保留的必要，且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作为《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应当有配套的不予执行制度以实施公约的规定。随着中国加入WTO，将国内、国际仲裁的司法监督体制并轨已是大势所趋。
四、立法建议
建议一：参照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将仲裁法第58条修改为：
“第58条 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1） 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没有达成书面的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失效的；
（2） 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3） 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
（4） 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不属于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5） 仲裁员未能处断当事人提交的一切争端的；
（6） 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枉法裁断行为的；
（7） 裁决是以贿赂、欺诈或者其他不正当方式取得的：
（8） 裁决所依据的民事或者刑事判决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已变更的。
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该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的实体内容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无论当事人申请与否，应当裁定撤销。“
建议二，删除仲裁法第63条。“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建议三，将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修改为：
“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已被撤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建议四，将仲裁法第61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受理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1） 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2） 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3） 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仲裁庭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申请人申请；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撤销。“
参考文献
[1] 江伟 李浩。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J］。法学评论，1994（4）。
[2] 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49.
[3] 梁慧星。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J］。民商法论丛，1994（1）。49—50.
[4] Se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the Court， the Parker School of Foreign and Comparative Law（1990），Table of Content ；See Intl. Handbook on Comm. Arb.
[5] 翁晓建。二种意见，四个焦点［J］。民商法论丛，2001（2）。356.
[6] 翁晓建。二种意见，四个焦点［J］。民商法论丛，2001（2）。370.
[7] 李建忠 聂士洲。如何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N］。.CN（人民法院报），2001－3－29.
[8] 孙忠恕。重新仲裁不同于法院二审［N］。.CN（人民法院报），2001－3－29.
[9] 黄进 徐前权 宋连斌。仲裁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60.
撤回执行申请书篇（6）
对国内民商事仲裁（劳动仲裁实行先裁后审制，本文不涉及）的司法监督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仲裁裁决前的监督，即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当事人就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的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审查并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二是仲裁裁决后的监督，即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1] 司法审查既包括《仲裁法》第58条至61条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
一、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是指当事人对具有法定情形的仲裁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申请，经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是否予以撤销的制度。
（一） 关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司法审查的范围
争议的问题有二：
1、程序审查与实体审查之争
司法实践中往往将《仲裁法》第58条的规定称为程序审查。这种观点似有不妥。该条第一、二、六项，即“没有仲裁协议” 、“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 、“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既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程序内容，也不属于实体法的范围。因为，这三项审查一方面必须依据有关仲裁争议的具体情况来判断从而牵涉到有关裁决的实体因素，另一方面也没有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进行直接的判断从而有别于实体内容。应该认为，上述规定是另辟蹊径，从间接的角度否定裁决的合法性；第三项，即“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显而易见属于对仲裁程序的监督；第四、五项，即“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属于对仲裁裁决实体内容的监督。
上述主张的理由是基于对程序法和实体法概念的认识。尽管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分类在理论界尚存分歧，[2] 但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仲裁程序，主要包括对仲裁的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开庭和作出裁决、裁决的撤销和执行等保证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的程序规则。实体内容，则是指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直接联系的有关证据、事实与实体法。
第58条第3款，即“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属于实体方面的审查。“公共利益‘，不同法系有不同的称谓，通常都是指国家社会之存在及其发展所必要的一般秩序。……，乃至私有财产、财产继承，皆属于公共秩序。[3] 这些方面的法律规范属于实体法的范畴。
因此，《仲裁法》第58条规定的司法审查不仅包括程序问题，也包括实体问题，是全面的综合审查。
2、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司法审查范围的适当性
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内法、有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一般将下列事项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争议的事项没有可仲裁性，当事人无行为能力，当事人无陈述机会，缺乏仲裁协议或仲裁协议无效，仲裁庭组成不当，仲裁程序不当或违法，仲裁员超越权限，仲裁员欺诈、受贿渎职，裁决形式缺陷，仲裁违反公共政策等。[4] 即通行的立法例都是对仲裁裁决的非实体内容进行审查，涉及的实体审查仅以公共政策为限。[5] 可以看出，司法审查范围狭窄、法院监督和干预作用弱化，是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和实践的一般规律。
我国人民法院在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司法审查的范围过宽，既包括程序，也包括实体，与国际通行的规则不符，人为地和不适当地区分了国内和国际民商事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范围。为此，有的学者建议，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当限于：（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4）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不属于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5）仲裁决员未能处断当事人提交的一切争端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断行为的；（7）裁决是以贿赂、欺诈或者其他不正当方式取得的。[6] 这种观点以程序内容为司法审查的核心，具有借鉴意义。同时，笔者认为，人民法院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根据时，应当依裁决的实体内容而非程序内容作出判断；当仲裁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时，法院可以不必囿于当事人的申请而可依职权主动对仲裁裁决进行监督与纠正。
（二）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
《仲裁法》对此没有作具体规定。实践中，人民法院适用的审理程序也不一致。通行的做法是只经书面审理便作出裁定（书面审方式）；但有的则进行公开开庭听证，听取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意见后再作出裁定（听证方式）。
《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1款是关于书面审方式的法律规定。但该条款只适用于民事诉讼的上诉案件，条件是案件事实清楚，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能被认为是上诉案件，适用书面审理方式不能以该条款作为法律依据。
听证方式在《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均没有规定。从法理上讲，听证类似于庭前交换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7条，开庭审理前是否交换证据，取决于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人民法院的决定。证据交换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为开庭审理做好准备。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直接涉及民商事争议，只有经当事人申请才能启动。其目的是为了撤销业已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不直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因此，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能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据交换制度。
有的学者提出了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此类案件的设想。即采用听证的方式，由申请人举证证明裁决中存在法定的撤销情形，允许对方当事人通过质证、提出反证等方式进行抗辩，然后由人民法院判明证据真伪及其效力并作出裁决。[7]该观点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不完全协调。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却不能适用。特别程序的审理期限为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可在受理之日起两个月内审结。因此，撤销仲裁裁决案件适用特别程序审理也不太妥当。
笔者认为，适用何种程序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取决于两个前提：其一，保证仲裁的效率性和公正性；其二，司法审查是保证仲裁公平正义和防止权利滥用的必要手段和保障。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应当以此为价值目标或取向。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应为特别程序；以合议庭进行审理；实行一审终审制；采用听证方式，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仲裁裁决是否具有法定撤销情形进行举证和质证，合议庭进行认证，进行庭审辩论，当事人做最后陈述；不适用调解；合议庭在合议的基础上作出裁定。
（三） 重新仲裁制度
《仲裁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
1在何种情形下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仲裁法》没有作具体规定，通常由人民法院来掌握。一般认为，对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8] 有的学者还认为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的，也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9] 但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属于仲裁庭无权仲裁的情况。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并不能使仲裁庭取得仲裁的权利，因此，该情形下不能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2仲裁庭重新作出仲裁裁决后，人民法院是否可以直接审查新裁决？
仲裁庭重新作出仲裁裁决的情况有三种：一是全部改变了原裁决的实体内容；二是纠正了原裁决的程序错误，裁决结果不变；三是仲裁庭仍坚持原裁决意见，程序和实体内容均未发生变化。无论发生何种情形，只要仲裁庭重新仲裁，作出了新的裁决，人民法院就应当驳回申请人的申请，撤销案件，而不能直接对该裁决行使司法审查权。对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重新申请撤销新的仲裁裁决。
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
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的执行申请后，如果被执行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存在不应执行的法定情形，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后，裁定予以执行或者不予执行。
（一） 对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司法审查的范围
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第217条。与《仲裁法》第58条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两个方面的不同：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是，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而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是，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上述不予仲裁裁决的两种情形属于实体审查，不符合仲裁制度的基本要求。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只应审查程序问题，不应进行实体审查和法律审查。否则就是赋予法院以全面审查和否定权，导致“一裁终局”成为一句空话，造成事实上的“一裁一审”。
（二） 仲裁裁决能否预先排除法院的实体审查？
仲裁裁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据裁决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能否预先排除这两个方面的实体审查？
《仲裁法》第54条规定：“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和裁决日期。当事人协议不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的，可以不写。”裁决书如不写明争议的事实和裁决的理由，被申请人就无法证明该裁决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不足或者适用法律有无错误，人民法院也就无法进行对仲裁裁决实体及适用法律方面的司法审查。[10]
但《仲裁法》第54条的规定能否实际产生排除法院司法审查的效果，是个很大的疑问。笔者认为，仲裁裁决中不写明争议的事实和裁决的理由，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不能在执行程序中以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不当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因为，不予执行裁决的情形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以“协议”的方式预先排除适用。此其一。在执行程序中，只要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人民法院即应当裁定对裁决不予执行。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权力。此其二。尽管裁决书中没有写明争议事实和适用法律，但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查阅仲裁卷宗等方式，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此其三。因此，仲裁裁决不能预先排除法院的实体审查。
三、两种制度的冲突及其解决
撤销及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是人民法院对仲裁活动实施司法监督的主要手段。但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发挥各自的功能，是仲裁理论及司法实践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 两种制度的冲突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种制度的冲突所在。
相同点：1程序的启动必须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2司法审查的范围有四项是完全相同的。3法律后果基本相同，或者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或予以执行），或者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4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的救济方式相同。即当事人可根据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区别：1申请的主体不同。申请撤销裁决的主体可以是仲裁的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不予执行裁决的申请主体只可能是裁决对之不利的当事人（被申请执行人）。即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撤销裁决同时兼顾胜诉方的利益，而不予执行侧重于败诉方的利益。2申请时间不同。申请撤销裁决的时间是自当事人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当事人可以在申请执行前提出，也可以在执行程序中提出。不予执行裁决的申请只能由败诉方在执行程序中提出。3司法审查的范围有一定不同。撤销裁决的两种法定情形“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在不予执行制度中规定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由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可能是中级人民法院，也可能是基层人民法院）管辖。5法律后果不完全相同。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人民法院认为可由仲裁庭重新作出仲裁的，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不予执行程序中，无须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两种制度存在的冲突：
冲突一，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只能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申请不予执行案件，除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外，基层人民法院也可有管辖权。基层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时，可以对裁决所依赖的证据和适用法律等方面进行审查，而中级人法院对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却无此权利。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两种制度分别规定于《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两部不同的法律中，立法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协调。
冲突二，两种制度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各自为战”、互不干涉。不论撤销仲裁裁决程序出现何种法律后果，仍可以申请不予执行。同时，由于两种制度的审查范围并不相同，撤销仲裁裁决还不如不予执行来得彻底。这样就造成了法院的重复劳动，也使得撤销仲裁裁决制度形同虚设。
冲突三，如上所述，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只能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是否予以执行取决于对程序、实体和法律等方面的司法审查结果，而申请撤销裁决的案件依照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进行，只能对仲裁裁决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查。这一状况既不符合人民法院的内部分工，也不符合审执分离的原则。
（二） 解决办法
有学者指出，鉴于撤销仲裁裁决和裁定不予执行这两种司法救济手段自身的特点以及现有立法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建议以前者吸收后者，使撤销裁决作为仲裁司法监督的唯一救济手段。但其审查范围不包括实体和法律审查。[11]
有学者建议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程序中那些对裁决进行实体审查的事项归入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由当事人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一并进行审查。但保留不予执行程序，将之限制在审查仲裁裁决有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这一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只能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不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12]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并有所修正。理由是：其一，两种制度在司法审查的范围方面存在重复，将相同的内容进行合并没有立法技术上的障碍，合并后不但不会失去司法监督的功能，而且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其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当属审判程序解决的问题；而申请不予执行案件则由执行程序解决。这不符合人民法院的内部分工和审执分离原则，将两种案件司法审查范围相同的部分并入撤销仲裁裁决制度应是理性的选择。其三，不予执行制度仍有保留的必要，且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作为《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应当有配套的不予执行制度以实施公约的规定。随着中国加入WTO，将国内、国际仲裁的司法监督体制并轨已是大势所趋。
四、立法建议
建议一：参照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将仲裁法第58条修改为：
“第58条 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1） 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没有达成书面的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失效的；
（2） 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3） 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
（4） 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不属于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5） 仲裁员未能处断当事人提交的一切争端的；
（6） 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断行为的；
（7） 裁决是以贿赂、欺诈或者其他不正当方式取得的：
（8） 裁决所依据的民事或者刑事判决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已变更的。
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该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的实体内容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无论当事人申请与否，应当裁定撤销。“
建议二，删除仲裁法第63条。“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建议三，将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修改为：
“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已被撤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建议四，将仲裁法第61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受理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
（1） 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2） 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3） 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仲裁庭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申请人申请；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撤销。“
参考文献
[1] 江伟 李浩。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J］。法学评论，1994（4）。
[2] 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49.
[3] 梁慧星。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J］。民商法论丛，1994（1）。49—50.
[4] Se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the Court， the Parker School of Foreign and Comparative Law（1990），Table of Content ；See Intl. Handbook on Comm. Arb.
[5] 翁晓建。二种意见，四个焦点［J］。民商法论丛，2001（2）。356.
[6] 翁晓建。二种意见，四个焦点［J］。民商法论丛，2001（2）。370.
[7] 李建忠 聂士洲。如何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N］。WWW.RMFYB.COM.CN（人民法院报），2001－3－29.
[8] 孙忠恕。重新仲裁不同于法院二审［N］。WWW.RMFYB.COM.CN（人民法院报），2001－3－29.
[9] 黄进 徐前权 宋连斌。仲裁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60.
撤回执行申请书篇（7）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086-01
一、制度设置
（一）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白收到书而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执行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白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从该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规定为案外人申请再审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它依然没有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对生效裁判、调解书的审查、撤销以及变更本来应该规定在审判监督程序当中的内容却规定在了执行程序当中，显然这样设置不合理；二是该条并没有明确规定赋予案外人在白身权益遭受生效裁判、调解书的侵害时享有申请再审的权利；二是规定案外人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提出异议.但是对于未进入执行程序当中的有关问题案外人是否也享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白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二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而异议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处理”。第42条规定：“因案外人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外人应为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在按第一审程序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做出新的判决；在按照第二审再审时，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案外人为当事人。”“案外人不是必要共同诉讼人的，仅审理其对原判决提出异议部分的合法性，并应根据审理情况做出撤销原判决相关判决事项或者驳回再审请求的判决；撤销原判决相关判事项的，应当告知案外人以及原审当事人可以提起新的诉讼解决相关争议。”以上两条均为案外人申请再审提供了相关法律上的依据。
二、案外人申请再审的特殊程序
（一）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方式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的司法解释》，案外人申请再审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及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向做出原判决、裁定及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这种方式没有强调案件必须进入执行程序但是案外人必须对原判决、裁定及调解书所确定的执行标的主张权利并且必须无法另行提讼解决纠纷，才能申请再审。②
二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而异议，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处理。换句话说是指，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提出了书而异议，人民法院在规定的期限内审查发现，案外人的异议理由成立，并据此作出裁定，中止对该案件所涉及的标的执行。然后，案外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案外人中请再审的事由
案外人申请再审必须是认为生效判决、裁定以及调解书确有错误。我国学者认为案外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有区别的，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而：（1）案外人人申请再审仅仅是撤销之诉，当事人申请再审则不限于此；（2）当事人申请再审需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法定事由进行，案外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则一般不适用列举的事由，而仅仅为其与原裁判及调解书存在不可分的诉的利益或者权利。《审判解释》第5条和第42条以与执行标的物具有不可分利益为标准，案外人申请再审事由主要是指物权。第二款中的“执行标的”应理解为既包括主张所有权，又包括其他可以转让的权利；既包括有形的财产权利，又包括无形的财产权利，例如知识产权等。对于案外人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侵犯其债权利益的，是否可以申请再审没有规定。④
注释：
①②③④董少谋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张卫平.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撤回执行申请书篇（8）
关于执行回转制度，在日常执行工作中遇到的案子相对而言较少，因此对此的研究、探讨也相对少一些，关于执行回转的有关规定，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百零九条、一百一十条有明确规定。在此笔者关于执行回转制度的完善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执行回转的概念
关于执行回转，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就执行回转作了原则性规定。执行回转又称再执行，是指在案件执行完毕后，因据以执行的依据法律文书被依法撤销，由执行人员采取措施，强制一方当事人将执行所得到的利益退还给原来被执行人，恢复到执行程序开始前的一种制度。
二、发生执行回转的原因
执行回转是执行程序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执行完毕后，执行权利人的利益得以实现，执行程序也宣告结束，不会产生回转问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执行回转的情况才有可能发生。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中，发生执行回转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人民法院制作的先予执行的裁定，在执行完毕后，被本院的生效判决或者二审法院的终审判决所撤销，因先予执行而取得财物的一方当事人应将执行所得返还给对方当事人。二是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裁定，在执行完毕后，该判决、裁定又被本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经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后被依法撤销或变更，对因执行原判决、裁定而获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也应采取执行回转的措施。三是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在执行完毕后，又因程序违法、或违背法律有关规定，被人民法院撤销的，也应由人民法院采取执行回转措施，责令一方当事人将执行所得返还给对方当事人。例如，仲裁裁决书，公证机关所作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等被人民法院撤销的。执行回转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项必要的补救制度，目的在于纠正因执行根据错误而导致的执行工作的失误，使当事人之间的义务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执行回转制度也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有错必纠的工作作风和高度责任感。①
三、启动执行回转程序的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及《规定》第一百零九条、一百一十条对执行回转作了明确规定，执行回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执行程序已经进行完毕。这是产生执行回转的形式要件。如果是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执行根据有错误，执行人员可以报院长批准中止执行，也就不会产生执行回转的问题。(2)执行根据被依法撤销。这是产生执行回转的实质要件。执行程序的发生以有执行根据为前提，即是强制实现执行根据中所确定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程序。正确的执行根据在执行完毕后，是不会产生执行回转的，而一旦执行根据有错误，依法定程序被撤销，执行根据中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即失去了其合法根据。那么，将错误的执行根据执行完毕，自然就会产生执行回转的问题。(3)根据新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执行中，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人民法院应根据新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回转。上述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四、执行回转财产的范围
执行回转不仅仅是回转原标的物，依据错误执行根据取得财产的一方应依法返还原财产，并且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财产损失。有时候执行回转的权利人常常提出既要返还财产和赔偿直接损失，又要赔偿因此造成的间接损失的请求。执行回转如何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棘手问题。关于这点笔者有以下看法。
第一，关于直接损失的赔偿。处理执行回转案件，原财产存在的，一般是简单的返还原物；财产灭失或损坏的，按原价赔偿损失。根据民事诉讼法申请再审时限为两年的规定和客观存在的超审限审判的因素，执行回转往往是在法院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更长时间后才发生的，原财产存在的可能性很小，绝大部分已处置、毁损或灭失，因此，支付赔偿金是承担执行回转经济责任的主要方式。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物价经常波动，原财产也随之发生贬值或升值情况，这就要求处理执行回转案件时，对原财产价值作出比较后合理的评价。原财产在执行回转时升值，返还财产即可。原财产虽然存在，但在执行回转时已贬值，除返还财产外，还应赔偿财产在原执行时的价格与回转时价格的差价损失。原财产已经消耗或损坏的，应赔偿因此产生的直接损失。原财产价格下跌，按原执行时的价格赔偿；价格上涨，按全国同类财产的同期价格赔偿。
第二，关于间接损失的赔偿。在执行回转中，间接损失往往超出了执行回转的范围，加之无标准计算，实际上一般不予执行。笔者到认为对赔偿间接损失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某些执行回转案件，应考虑赔偿间接损失。主要依据有：一是法律和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与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收益，但不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经济利益或者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3、146、147条也有类似间接损失的特别规定。二是间接损失属于执行回转的财产范围。权益人的财产整体利益包括原财产本身的价值和利用原物获取的经济利益，即间接收益。但由于财产被错误执行，所产生的间接收益也就为错误占有者所有。当发生执行回转情况，从反证角度看，间接收益本来应属于合法权益人而非他人所有，此时执行回转权利人，即赔偿间接损失。但是，间接损失的赔偿应限于什么范围？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赔偿间接损失的范围较窄，存在形式有：1、利用财产获取间接收益的。在原财产执行的前时间原权利人利用财产具有连续营利的行为，执行回转时应当计算间接损失。但是，如果原执行的权利人占有财产闭置，使本可取得的收益并未取得，应不应该考虑赔偿间接损失？依笔者之见，上述原权利人未获得间接收益，是其过错造成的，即使没有履行能力，用于执行回转存在着司法赔偿因素，也不能免除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但可以减少赔偿数额。这样才能对司法错误实行有效的监督矫正。2、原物有法定利息，自然孽息。如货款被错误占用造成的利息损失，果树自然长出的果实被所有人收益，在执行回转时应当考虑间接损失的赔偿。从财产性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正常利用明显可以取得间接收益，在执行回转时可考虑间接损失的赔偿。另一类是不明显或不一定带来间接利益的财产，可不考虑赔偿间接损失。间接损失赔多少，以原执行前后时间计，双方当事人分别利用财产上赚取纯利数额作为参考。法院确认回转义务人的收益时间，实际是侵权时间，根据民法规定，应当始于原财产执行之日至财产回转之日上。②
五、执行回转的措施
执行回转的目的在于保护原被执行人的权益，本质上仍然是特殊情况下的执行。所有同的是，当事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原被执行人在执行回转中成为执行权利人，原执行权利人则成为被执行人。《规定》第109条规定执行回转应重新立案，适用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
执行回转也必须要有执行根据，即撤销原法律文书以后所形成的新的法律文书这个新法律文书中应写明原执行权利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如果原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人民法院则应按照《规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如下办法：是款项的退还款项；是特定物的退还原物；不能退还原物的，可折款抵偿；回转的标的有孳息的，应一并执行回转。当事人若对抗执行者的，该采取强制措施的也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采取强制措施，以维护合法利益人的权益。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原申请执行人在执行完毕后，将所取得的物品转让给了第三人。在这种情况下，除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14条的规定，通知第三人交出原物，拒不交出的，强制执行外，还应考虑到原申请执行人对该财物的转让是属于合法转让还是属于非法转让的问题；考虑第三人在取得该财产时主观上有无过错等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
六、回转责任的追究
原执行依据被撤销，财产已执行完结，是执行回转的前提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返还财产和司法赔偿原则是执行回转的责任承担方式。那么执行回转时回转权利人是不是可以任意选择向对方当事人或审判机关提出财产回转请求呢？笔者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和原财产占有受益情况，首先应适用当事人返还财产原则。因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律主体是平等的，原财产被原执行权利人占有、使用并收益，回转权利人应首先向对方当事人提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请求。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财产，如不返还强制执行其返还。直接、间接损失的赔偿，应当按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判决确认。在执行回转中，回转义务人死亡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4条的规定，遗产继承人是被执行人。权利与义务是平等的，原财产的受益人是财产回转义务人，回转的义务人以原财产受益的份额为限。是单位承担回转义务的，单位如发生分产、合并的，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意见第271条之规定，由变更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当执行回转义务人无力清偿财产时，方可适用司法赔偿救济制度原则。回转权利人可向有赔偿义务的审判机关提出司法赔偿请求。当回转义务人无力承担回转义务时，人民法院承担相应的财产回转义务，使执行回转有了根本保障。但并不是所有的司法赔偿都属于执行回转的范围，根据执行回转的前提要求，执行回转中的司法赔偿，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范围。执行回转中的执行错误包括：1、原法院判决裁定错误，执行必然错误，造成财产损失的。2、原其他法律文书错误码，执行必然错误，造成财产损失的。这些的其他法律文书包括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四、三十一条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和二百一十八条对仲裁、公证执行案件的审查制度责任规定，因错误的公证、仲裁法律文书出现的执行错误，应由人民法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目前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力有限的制约，人民法院只能实行有限的执行回转司法赔偿。
七、执行回转立法上的缺陷
执行回转，在现实中有时也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有这样一案件。某镇政府作出了对黄某夫妇各征收五千元共一万元计划外生育费的处罚决定后，黄某夫妇没有按期履行，该镇政府向法院依法申请执行，法院向被执行人黄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行政裁定书各一份，送达时黄某对超生提出异议，并拒绝签字。后法院将黄某在信用社的1000元存款扣划至法院，镇政府从法院领取了该兑现款。而黄某向该镇的上级政府提出复议申请，上级政府认为黄某符合生育第二胎的有关规定，镇政府在制作和送达处罚决定书等在程序上均有问题，上级政府撤销了镇政府的处罚决定，因此黄某向法院提出执行回转的申请。得知黄某向法院提出执行回转申请后，该镇政府以同样的处罚决定书（填空式，不是一个文件号）又一次对黄某作出了相同的处罚，收到处罚决定书后，黄某依法向法院对镇政府的第二份处罚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对此案立案受理。
对黄某的执行回转案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该执行回转；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中止该案的执行。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乡政府向法律申请执行黄某的（2001）第6号处罚决定书在黄某申请复议后已被上级政府撤销，原案的执行依据归于消灭，由于已根据被撤销的6号处罚决定执行完毕，因此该案必须执行回转。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该案应中止执行，待行政诉讼结案后一并处理，其依据是民诉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该法条是执行回转的唯一法律规定，该规定是明确的即只能是“被法院撤销"的“有错的法律文书"，而不是被其他机关撤销的法律文书，本案乡政府处罚决定书是在法院执行完毕后由乡政府的上级主管部门经行政复议被撤销，与民诉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不相符，不能适用该法律，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中止诉讼"，本案黄某虽然是对其乡政府第2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但该行政诉讼依然涉及第1次行政处罚决定，两案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该案应中止执行。该案虽然简单，但暴露了我们立法上的一些疏漏，如执行回转依据的立法漏洞，执行回转在民诉法中只有一条，即第二百一十四条，该条限定了执行回转只能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本案法院执行的是政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执行完毕后该处罚决定书因某种原因被政府撤销了，执行失去了依据，但又不符合“被人民法院撤销"的执行回转的条件，因此该法条对执行回转依据例外没有进行限定是一大漏洞，这些问题由于在实践司法活动中不能由司法人员随意选用，必须从立法上加以解决。③
八、执行回转制度的完善
执行回转制度，我认为从立法上应该进行系统的完善，让执行人员在具体的案件执行中有法可依。一是规范立案程序，明确规定执行回转程序只能由当事人到法院立案才能启动。二是明确规定执行回转财产的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以及标的物产生的利息、孽息。三是明确规定启动执行回转程序的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四是明确规定除法律文书外，法院撤销非诉文书撤销、仲裁文书或者有关机关依法撤销的也是引起执行回转制度的依据。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邮编*
参考文章：
撤回执行申请书篇（9）
[关健词] 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权利救济；严格适用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与诚实信用原则相辅相成，有效遏制虚假诉讼的新型权利救济制度。
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冒名诉讼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诉讼现象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各地、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中。这种行为既对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很大的侵害，又对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实践中主要发生的侵害第三人权益的案件是侵害物权案件和侵害债权案件两类。比较典型的是，他人通过虚假诉讼，使得法院判决认可本不属于请求人的特定财产的所有权。当该判决得以执行，作为真正权利人的案外第三人的权利将受到侵害。想要避免这种侵害的发生就需要设置必要的案外第三人的权利救济制度，有必要赋予该第三人在必要的范围内撤销他人之间确定判决的权利。通过第三人撤销判决之诉，撤销虚假诉讼的判决，维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利。
二、我国案外人救济制度演进
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立法模式：一是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通过对生效裁判启动再审程序救济案外人权益；二是以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即由案外人请求撤销生效裁判中与其权益相关的部分获得救济；三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案外人另行制度，即由案外人以原审当事人为被告另行主张权益，获得新的判决得到救济。
我国《民事诉讼法》通过历次修改，形成了多格局并存的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
1、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到1991年颁布正式的《民事诉讼法》，虽然关于案外人权利救济问题并非立法关注的热点，但在内容上均有涉及，两部法律均规定了第三人制度和在执行阶段允许案外人提出异议。2、20__年针对“执行难”和“再审难”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与案外人权利救济相关，修法在进一步完善案外人异议的相关审查程序的同时，就案外人对于审查结果不服的救济措施进行了规定。3、20__年对《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对于案外人的权利救济，仅有第三人制度和在执行阶段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可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或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仍然不能解决案外人非因自己的原因未能以第三人地位参加诉讼情况下的权利救济。增加第三人撤销之诉，即《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10条规定：“第五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以上关于案外人权利救济的立法规定，综合体现在20__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形成了我国民事诉讼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
三、我国民事诉讼中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之比较
现行《民事诉讼法》上对案外第三人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制度主要有再审制度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与这两种制度相区别的对案外第三人权益进行救济的新型制度。
（一） 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区别
结合我国立法现状，案外人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在以下几方面有显著不同：再审是依据审判监督程序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的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再审提起主体除法院自身外，原则上是限定于前诉生效裁判的当事人，并没有赋予案外第三人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权利。唯一赋予案外人申请再审权利的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依据该条规定，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尽管该条赋予了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但是该权利的行使是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和提起执行异议为前提条件的。如果案件没有进入执行程序，那第三人就无法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生效文书就将继续存在。除提起主体不同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的区别还表现在提起事由不同。再审的提起事由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中被详细列举，总计十三种情形，这些情形既包括实体方面的错误也包括程序方面的错误。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事由是第三人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有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情形，这种情形仅限于实体方面的错误而不包括程序方面的错误。
（二）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区别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案外人以执行债权人为被告（原则上）向法院提起的要求法院作出不得强制执行或撤销执行程序判决的诉讼，其目的是阻止或撤销执行机构对执行标的的执行。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区别表现在：
1、适用阶段不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仅适用于执行阶段，如果诉讼结果是损坏第三人权益的确认判决或者形成判决而非给付判决，或者虽然是给付判决，案件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履行而没有进入执行程序，第三人的利益可能因判决或因案件不进入强制执行而诉求无门。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则无此限制。
2、第三人撤销诉讼是一种事后程序，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一种事前程序。因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提起不存在参加他人诉讼的前提，是一种元诉讼。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直接针对他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争议而提起的，而非针对他人之间的裁判或调解书。
四、案外人多渠道权利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案外人权利救济途径重置的弊端
多种救济途径并存，自然对于权利遭受损害的案外人十分有利，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由选择程序，获得救济。但是，案外人权利救济途径重置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浪费司法资源。如果案外人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又申请再审，且在其没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待执行阶段再提出执行异议进而要求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在立法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相关
机关是否均应受理。拒绝受理是剥夺其法律规定的程序救济权，受理则显然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其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甚至助长缠讼心理。其三，不利于原审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二）具体程序事项规定不明，司法适用不统一
1.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被告及诉讼程序规定不明。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提起撤销之诉的案外人是原告，但是应该列谁为被告新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是已生效法律文书的双方当事人、抑或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其中一方当事人？如果只列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为被告，那么另一方当事人是否应继续参加撤销之诉?新法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程序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是应该适用特殊程序审理，还是一般诉讼程序审理？如果适用一般诉讼程序是应适用两审终审，或是一审终审？这些问题都是司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2.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权利人申请执行，案外人提起撤销之诉时，法院应如何处理之规定不明。如果案外人对已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讼的同时权利人又向法院申请执行已生效的裁判，那么法院此时应如何处理?如果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而优先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显然会造成对申请执行的权利人利益保护滞后，即使经法院审理后认为诉讼请求不成立而驳回，也可能会导致权利人申请执行的财产减少或灭失。相反，如果案外人提起撤销之诉不影响执行程序的正常进行，待撤销之诉结案时，即使案外人的请求得到支持，其权利也已经受到损害，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二） 容易造成案外人滥用权利救济制度
与案外人权利救济途径重置相关，案外人更多的程序救济选择机会，在便于案外人实现自身权利救济的同时，也为出于不良动机的案外人通过拖延诉讼等手段损害他人权利实现提供了方便。更何况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案外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讼”，这里的“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如何界定，难有明确的客观标准予以判断，在实践中不可避免的会使案外人故意拖延诉讼以损害他人合法利益有了“可乘之机”。
五、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更适宜我国民事诉讼的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
通过以上比较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第三人撤销之诉有优于其他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的优势，是更为适合我国的立法模式。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有利于尽量减少对于生效裁判稳定性的冲击。
案外人未参加原审诉讼，其诉讼请求未经审理，而再审是原审程序的重开与续行，是建筑在已对诉讼标的进行审理基础之上的特别救济程序，单纯通过赋予案外人申请再审权利解决案外人权利救济问题，必然遇到程序障碍，如在原审裁判系二审裁判情况下，直接判决驳回案外人诉讼请求或者直接撤销二审裁判是否妥当，如何保障案外人的上诉权，案外人是否需要一并遵循再审期间。而通过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区分因案外人与因当事人申请再审而启动的审理程序，规定不同的程序规则，有利于更为周全地保障案外人的程序权利。
（二）可以适度分流案外人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带来的审判压力
六、进一步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
综合考察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的全部内容，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足。进一步完善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笔者认为针对现行民事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应构建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主导的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诸多程序事项是亟待解决的司法问题，在目前各项程序性问题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严格适用该制度。
司法实践中，考虑到生效法律文书一般不宜轻易更改以及法律的稳定性，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该新设制度对生效裁判稳定性可能带来的冲击和重大影响，慎重把握撤销之诉的适用条件和审理程序。将撤销之诉回归其原本之意，让撤销之诉主要行撤销之实。其中关于立案准入是采取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关系着法院生效裁判的效力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如果采取形式审查标准势必造成大量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的涌入，对既有生效裁判的权威和社会关系的稳定造成很大的破坏。因此，第一、应当严格把握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准入条件，要进行相应的实体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第二，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应遵循穷尽其他救济的原则。只有在第三人参加之诉、第三人执行异议制度和再审制度无法适用时才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不同于普通诉讼程序的特别程序，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案审查、条件、主体、适用程序、裁判效力等各方面都应严格适用。
注释：
1、张卫平，"第三人撤销判决制度的分析与评估"，载20__年第5期《比较法研究》，第11页。
2、扈纪华，"关于案外第三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诉讼制度"，载20__年第3辑《审判研究》，第2-3页。
撤回执行申请书篇（10）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背景和制度简介
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起源于法国，我国学者将其译成第三人提出取消判决的异议。如今，当事人故意串通，通过虚假诉讼得到生效裁判文书，以此获得合法的执行根据，侵害第三人民事权益的现象屡屡发生。为了遏制上述所出现的恶意诉讼现象，第三人撤销之诉应运而生。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即赋予民事权益受损的案外人附条件并且附期限申请法院变更或撤销生效裁判的一种事后救济程序。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与其它两种案外人救济途径比较分析
《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条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是指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主张对该案件执行标的实体性权利，并以该项权利向法院提出异议，意在阻却法院对特定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然后由法院确认其实体权利是否存在，并作出是否排除强制执行的裁决的民事诉讼法律行为。该制度设计初衷是为了纠正执行行为所涉及标的物权属判断错误而设立的救济制度。如所有权、知识产权的归属异议。
目前实践中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该途径限于在“执行过程中”，而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与案外人合谋提前转移财产，恶意诉讼案件往往未进入执行阶段即履行完毕，即无法适用此规定。[2]第二，案外人执行异议前置程序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所谓前置程序，即人民法院对于案外人执行标的提出的书面异议，在十五日内审查完毕后视案外人理由是否成立而作出相应裁定的一种形式审查程序。有学者指出此程序表面上看来可以筛选争议案件，减少诉累，但绝大多数的执行异议当事人均因对审查裁定不服而继续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由此可见前置程序的存在本意为迅速解决争议，实则事与愿违，反而使程序拖沓。
而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创设了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对受生效裁判损害的案外人权益提供了另一种救济途径。《解释》第5条第1款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此条同《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的案外人仅限在“执行阶段”提出执行异议制度相比，明显有更大的进步，无疑对案外人权益救济有更大意义。但是，《解释》关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的规定比较简单，遗留了诸多问题，例如如何确定适格的案外人、如何审理此类案件，看似明晰，实则模糊，导致理解上的分歧、操作上的混乱。
相比上述三种案外人救济制度，首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限于执行阶段，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其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按照立法者的表述，主要是比较另行起诉和再审的方式救济第三人的优劣后作出的，制度设计便捷，有利于案外人通过正当的司法途径保护其民事权益。但对于新构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依然较为模糊，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此，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理论研究必定有助于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准确适用。
三、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一）主体条件
立法逻辑结构表明，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于第三人制度之后，但此处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究竟是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起还是以无独立请求权身份提起或者是以原告提起，如果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起诉方式参加诉讼的方式，尚可理解；如果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这与该法第56条第2款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申请或法院通知的形式参加诉讼的设置初衷相背离；如果以原告身份起诉，这又模糊了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的界限，显得救济制度有重叠之嫌，易造成滥用诉权情形发生，因而亟需一套合理的制度平衡、衔接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防止救济过度导致司法资源的无端浪费。其次，如果以原告身份起诉，那么被告应该列谁？是原诉原被告还是仅仅只是影响案外人利益的原审原被告的某一方？此种情况，未影响案外人利益的另一方如何列明？如果其表示异议，如何救济？鉴于目前没有统一理论标准，有学者指出可以考虑是原审双方当事人共同侵害第三人的权益还是原审一方当事人损害第三人权益，[6]以此标准列明共同侵权人为共同被告，亦或是原审某一方为被告，其他方以原审地位列明。对于原审当事人的异议处理则可以交由法庭调查审理，作出裁判。
（二）关于“不能归责与本人的事由”的理解
《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即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起诉方式参加诉讼，这是他的权利，参诉与否皆可；该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即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来讲，由自己申请参加诉讼或者是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综上两种第三人，法院都没有必须通知其参加诉讼的义务，那么如何界定第56条第3款中“不能归责与本人的事由”？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具体司法解释，有学者建议引进类似德国等国的诉讼告知制度规定，对经诉讼告知而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课以一定效力（参加效力），但是这对第三人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法律并不据此剥夺第三人独立起诉的权利。
（三）证据要求明确性以及撤销对象广泛性
“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者全部错误”，这是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证据要求，提高发起撤销之诉门槛，防止案外人滥用诉权。可撤销对象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相比法国，其可撤销的对象仅限于生效判决，说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撤销制度可撤销对象范围更广，对案外人保护力度更大。
（四）撤销期限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关于提起撤销之诉的期限问题，期限越长，当然就越就更有益于保护案外人受侵害的民事权益，但对判决效力和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冲击越大，兼顾这两种价值趋向，我国规定了“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撤销之诉，比较合理。
（五）受诉法院
关于受诉法院，法律规定“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处规定既考虑到由于原审法院了解案件的事实，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又可以避免出现下级法院撤销上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况。
（六）裁判效力
撤回执行申请书篇（11）
自2000年3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实施以来，我们发现，大量的非诉具体行政行为在进入司法执行程序以后，面临许多《解释》无法解决或存在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本文试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不予受理的遗留问题
根据《解释》第88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在实践中，我们连续碰到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问题，例如某市土地管理部门对某甲作出了限期拆除违章建筑的行政决定，某甲期满既不履行行政决定确定的义务，在法定期限内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土地管理部门也没有在规定的180日的期限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又不能向法院说明逾期的正当理由。此时，我们虽然依据《解释》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但是遗留给我们的问题是，违章建筑应该如何处理？如果违章建筑不能因为行政机关逾期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过错而变成合法的建筑，那么，行政机关可否撤销法院裁定不予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我们认为，《解释》第28条对于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加以规定是否合适本身就值得推敲。因为，这里涉及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就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仅就有关申请强制执行诉讼裁判文书的事项作出规定，则属其份内之事）的权限划分问题，如果由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对于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的期限加以规定，确实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及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维护行政效率。但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权，扩大了法院自身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权，而且有违法之嫌疑，因为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有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应由法律来规定。
退一步讲，如果《解释》有权作出第88条这样的合理规定，那么违章建筑也不能因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必然成为合法建筑。我们认为，法律应当追究怠于履行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只有在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后，上级行政机关才有权为保护公共利益而依法行使所享有的救济程序（复议和诉讼程序）以外的撤销权，撤销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依法重新作出拆除违章建筑的决定。但撤销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遵循行政行为撤销的规则，如果撤销所带来的利益大于不撤销所保护的利益的，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撤销，否则不得撤销。如果撤销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对于自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届满之日起至上级行政机关依法重新作出拆除违章建筑决定时止，相对人因信赖行政机关不强制执行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获得的利益应当给予保护，相对人（不限于违法行为人）因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拆违决定所带来的信赖利益损失应当由行政机关给予补偿。
二、执行依据问题
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中，行政审判庭必须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据此，有人认为，裁定书只是对程序性问题作出的处理，不是一种实体性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执行依据只是生效的行政法律文书。而另有观点认为，裁定书是法院行政审判庭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后作出的，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就具有司法执行的性质，行政行为延伸至司法行为后，原来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就是司法执行程序上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应受到人民法院裁判的约束，司法裁定书是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依据。那么，行政审判庭作出的裁定准予执行的司法文书在执行程序中的地位到底应如何理解？法院准予执行裁定书和具体的行政法律文书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偏颇。相反，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依据只能是受法院准予执行裁定书约束的具体行政行为和受具体行政行为约束的准予执行裁定书。因为，除了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可以自行强制执行以外，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力是通过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的分权与互动来实现的，单有任何一方的行为都无法使行政行为的内容得以强制实现。根据《解释》第93条、第9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行政审判庭应当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种审查不是程序性审查，而是实质性审查。虽然这种实质性审查没有行政诉讼中的实质审查严格，但这种审查涉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明显违法的问题的处理，法院必须对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或者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或者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法院必须在这一范围内向被执行人承担责任（如果法院对于明显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也作出准予执行裁定的，法院应当对因错误执行给被执行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如同证据规则不是简单的程序问题或实体问题一样，法院作出的准予执行裁定书已经不是简单地对程序问题的处理，它还包括对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明显缺乏违法事实根据”或“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等实体问题的处理。因此，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依据是受法院准予执行裁定书约束的具体行政行为和受具体行政行为约束的法院准予执行裁定书。任何一方要变更执行内容的，都应征求对方的同意。将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法院准予执行裁定书孤立地作为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依据都是错误的。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依法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而法院作出了不予执行的裁定书，则行政机关能否再由自己自行强制执行？对此，有同志认为，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强制执行。我们认为，对于依法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而言，一旦选择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途径，就必须受到法院裁判的约束（虽然这种裁判不是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作出的）。法院不予执行的裁定书包含了对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明显违法问题的确认，具有拘束力。因此，基于合法性原则，为维护公共利益，不宜再允许行政机关对法院裁定不准予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自行加以执行。
三、被执行人错列的问题
众所周知，被执行主体必须是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但实践中，经常出现被执行人被错列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行政机关根据某些书面证据例如个体工商营业执照、船舶执照中记载的法人代表或房屋的产权人而确定被执行人所引起。例如，某工程在建设施工期间，建设工程的承包人将运输沙石的任务承包给30名个体司机，并在晚上运输沙石。后来行政机关发现掉在街道上的沙石严重影响了道路的通行和城市的市容。行政机关根据现场状况认定沙石属于该建设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因而对建设工程承包人作出了责令恢复原状、罚款2万元的处理决定。被处罚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既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拒绝履行处罚决定。据此，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在强制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提出异议，认为沙石是由承包沙石运输的司机某甲因开快车而丢下的。此时，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类似的例子有，父亲将自己所有的房屋给儿子居住，但儿子在居住过程中未经行政机关批准就在其父亲所有房屋上擅自建造厨房，此时行政机关向房屋所有权人作出责令拆除违章建筑的决定，相对人拒绝履行行政决定确定的义务，行政机关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作为被执行人的父亲提出异议，认为违章建筑是其儿子搭建的，此时，法院能否直接变更被执行人？
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讲，如果在法院审查阶段异议人能够举证排除，并有证据证明违法行为是由使用人实施的，那么应当认定行政机关处罚对象错误而裁定不予执行。如果法院已经作出了准予执行的裁定书，但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提出异议且能举证证明违法行为人是由使用人实施的，此时法院不宜直接变更被执行人，而应当撤销原裁定，建议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做法从现行理论看是成立的，但行政执法的成本（由行政机关查明所有的事实）显然比较高，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考虑到错列的被执行人和正确的被执行人之间存在的民事关系（后者总是利用前者提供的条件和机会进行违法活动），法律有必要设立推定规则，以减轻行政机关的举证负担，即为民事法律关系一方当事人的权利施加一定的社会义务：所有权人如果不能举证证明违法行为不是由他人所为，则法律推定违法行为乃所有权人（例如营业执照上记载的法人代表、房屋产权人和建设单位等）所为，由所有权人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法律设立推定的目的，在于影响举证责任的分配，主张推定的一方当事人不需要对推定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反驳推定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就推定事实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这样，通过推定规则的设立，可以有效弥补行政诉讼法关于被告负举证责任规定的缺陷，将行政执法成本尽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
此外，被执行人因无权批准的行政机关或非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予以批准而实施违法行为，被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后，在实际执行中被执行人提出异议的，法院应该如何处理？有些法院在程序上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并建议行政机关另行处理的做法是否合适？我们认为，从现行法律规定看，法律制裁的仅仅是实施违法行为的人，而不论其实施违法行为的原因如何，也没有将越权主体的批准行为作为其免责的事由，所以，法院继续予以执行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问题是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免责事由的做法是否合适。实践中，许多行政机关面临上述情况时，就不对违法行为的实施者予以处罚，例如村委会未经行政机关批准就擅自将150亩集体土地以每亩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外商，外商在该土地上进行投资，兴建厂房。厂房建成后，虽然外商的行为属于非法占地，但实践中土地管理部门一般不对外商进行处罚，而是责令其补办手续。土地管理部门的这种做法虽然是与法律相违背的，但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为投资者，他没有义务了解所有人村委会（管理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或村集体经济组织转让自己的土地是否合法的问题，相反应由所有人村委会对转让集体土地行为之合法性承担责任。同样，对于相对人因行政机关越权行使行政职权予以批准而实施违法行为的，因为相对人没有义务知道行政机关批准行为的合法性，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就不应受到法律制裁，相反应由越权实施批准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问题是，在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法院针对被执行人提出的异议，应该如何从程序上进行处理？我们认为，必须考虑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如果需要保护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行为之合法性的信赖，相对人就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法院可以在程序上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并建议行政机关另行处理（这需要由《行政处罚法》或《行政诉讼法》作出明文规定）。因为，从本质上讲，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根源于一个行政机关侵犯了另一个行政机关的批准权限，这是一个组织法上的问题，应该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程序或机关诉讼程序（我国尚没有建立）来追究越权者的行政法律责任。至于，当越权批准的主体是根本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时，例如党委、居委会等，则越权批准行为能否成为违法行为实施者之免责事由，我们认为是一个需要慎重加以考虑的问题，有待继续探讨。
四、结案方式问题
在进入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后，由于出现了某种特殊事由，使得强制执行无法继续或继续进行没有意义和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终结执行的行政裁定。但是终结执行的事由在《行政诉讼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以致实践中一些法院随意采取终结执行的裁定形式，并根据《解释》第63条的规定（该条规定只有对不予受理、驳回和管辖异议三种类型的裁定不服，才可以上诉），变相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例如，公安部门作出火灾责任事故认定，认定由李某负全部责任，并就火灾导致的赔偿问题作出裁决，由李某赔偿刘某损失8万元。但李某在法定期限内不又不履行，作出裁决的公安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也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此，刘某根据《行政诉讼法》第90条的规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刘某因患脑溢血死亡，法院遂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刘某之妻不服，提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解释》第64条的规定，刘某之妻对终结执行的裁定不服不得上诉，故维持原终结执行的裁定。
我们认为，《解释》如果不就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具体事由作出规定，就无法避免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滥用权力，而且不允许当事人对终结执行的裁定不服可以上诉，只会放纵法院变相剥夺当事人上诉权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5条的规定，法院终结执行的事由有：（1）申请人撤销申请的；（2）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3）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4）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5）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6）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参照上述规定，我们认为，第一种情形不能适用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就如同原告在行政诉讼中申请撤诉，是否准许应由法院决定一样，行政机关撤销执行申请，是否准许，也要由法院决定，尤其是法院在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书以后。第二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可以适用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第四种情形不能适用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第五种情形可以适用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但应进行适当修正，即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缴纳罚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法院可以裁定终结执行。
五、在执行过程中行政机关能否撤回部分请求或者减免执行的内容
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常常碰到行政机关撤回部分申请或减免执行内容的情况。此时，我们应选择什么方式结案，例如和解，终结，还是自觉履行？
我们认为，执行过程中不能适用和解，因为，行政权不能随意处分或放弃。法院一旦允许行政机关与被执行人和解，就可能使得行政机关中有机会主义动机的人为谋取私利而借此与被执行人交易，从而严重削弱法律的权威，使公共利益和秩序受到损害。法律规定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权由行政机关与法院共同行使的目的就在于，确保法院能够对行政机关有一个有效的制约，以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强制执行权的行为。因此，当我们碰到行政机关撤回部分申请或应被执行人的请求减免执行的内容（实际上等于变更或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变更强制执行的申请）时，法院行政庭应根据《解释》第93条、第95条规定的精神，组成合议庭对撤回部分请求或同意减免执行内容的决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如果该决定不属于《解释》第95条规定的三种明显违法的情形之一的，法院可以裁定终结执行。否则，法院应作出不准予撤回部分请求或减免执行内容的裁定，继续执行受原准予执行裁定书约束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一旦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就受到法院准予或不准予执行裁定书的约束，作为申请人的行政机关就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申请，除非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撤回部分请求或减免执行内容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