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教育论文大全11篇

母语教育论文篇（1）

我国有品种繁多的民族音乐，体现了中华各民族鲜明的音乐风格，凝聚着民族艺术的精华。尽管目前学术界和教育领域已经意识到民族音乐文化的珍贵与保存民族音乐的必要性，但在教学实践中还没有把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而解决民族音乐文化继承与发扬的关键是教育。

一、音乐教育母语环境的界定与分类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音乐语言，这种不同体现在旋律要素、节奏要素，以及文化价值上，这是每个人在文化上的立足点。进行音乐教育的母语环境就是指在民族音乐的根基上创造音乐学习的民族文化背景，使学生从多层次的环境中接触民族音乐的优秀文化。一个民族以母语为音乐教育，让受教育者生活在整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大背景中，这是柯达依音乐教育理念的出发点，也是目前音乐教学的应有的原则。

教学环境在空间上涵括校内外各种因素，笔者将音乐教育环境分为相互交集的三个层次，它们相互影响，决定着学生音乐学习的喜好和学习效果。家庭音乐环境是指以学生家庭为中心的物质与经济状况，家长的音乐文化素质、音乐行为和观念，包括遗传因素等；学校音乐环境不仅包括课堂教学环境、教学设备等物质环境，还包括课间的音响环境、其他课堂上的音响效果、同学以及师生之间的影响等；社会音乐环境主要指学校和家庭之外对学生产生无意识影响的音乐文化氛围。

二、音乐教育母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

从音乐教育环境与音乐教学的关系来看，音乐的母语环境决定了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音乐意识和音乐行为；客观环境的一切因素，都对身处其中的学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成为引起或消除学生音乐学习动机的重要原因。下面针对音乐母语环境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母语感觉

目前一些学习音乐教育的学生，在演奏、演唱方面拥有一定的技巧性，但对自己的传统音乐却极其陌生，他们一味模仿西方的表达方式而缺少自己的民族风格。主要原因是没有在音乐学习初期建立起音乐母语的感觉，使用音乐进行表述情感的时候缺少一个文化根基、一个立足点，那就是民族音乐文化。我们尝试创设音乐母语环境，是让学生在潜意识中积累自己的民族语汇，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掌握中华民族音乐的意韵、风格，将自己的文化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环境对音乐教学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近代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冗余度（熟悉程度）过低的刺激不易激发起主动的探究、操作行为。主动的期待和主动的探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冗余度的基础上的。”①给学生创造设计一个民族音乐的教育环境可以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信息的熟悉程度，继而对学生音乐母语的提高起到激发积极性和主动探究性的目的。

其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感性音乐能力

我国目前的音乐教学中，有些教师把音乐课的教学重点放在了音乐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上。从实施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音乐教学时，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审美力、表现力及创造力，在感悟中陶冶情操，才是学校音乐教学追求的目标。

学习音乐和学习母语一样，都是先听、唱，再慢慢体会学习的内涵。由人的感官本能去学习音乐，以学母语的方式来学音乐，而不是用认知的方式去学音乐。以民歌作为主要内容的是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依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大量的民歌演唱更是让学生在亲身参与音乐活动中获得了民族音乐体验和了解相关传统音乐文化。

三、如何优化音乐教育的母语环境

上文在对音乐母语环境的界定中已经提到，音乐教育环境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家庭音乐环境、学校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环境。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如何优化音乐母语环境，调控教育环境对学生音乐学习的影响。

（一）营造家庭的母语音乐氛围

家庭是人的最初环境，对一个人母语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一个喜爱民歌的母亲会在日常生活中哼唱民歌，学生在无意识中接受这种隐性教育，逐渐熟悉民歌的旋律和风格，当这些民歌在音乐课堂上出现时，学生的学习兴趣会被强烈地激发出来。

父母对民族音乐的肯定，或者在观念言谈中流露出对音乐的正面见解会影响孩子音乐思想的形成。例如购买民族音乐资料，一定的音乐欣赏设备，给孩子一些精神上的指导、潜意识的正面影响和示范作用等。从父母延伸到家庭的外延，孩子的亲朋好友，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民族音乐氛围。

（二）优化学校民族音乐环境

学校是培育人才的主要基地，也是进行音乐教育的主阵地，学校环境有着其他环境无法比拟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优化学校音乐环境，创造良好的民族音乐氛围是优化整个音乐教育环境的关键所在。营造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良好音乐母语环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端正学校音乐教育的大方向，用富于民族特色的母语音乐教育学生

目前，流行音乐、网络音乐充斥文化市场，民族音乐（包括严肃音乐）受到冷落。而民族音乐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出路在于基础音乐教育，从学校音乐教育入手，开展重视民族音乐教育课程的一系列建设工作，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灿烂的民族音乐文化，激发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达到爱国主义的教育目的，这是中国民族音乐以及中国音乐教育的出路所在。

2.充分发挥课间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很多学校已经有意识地把铃声换成音乐的声音，并且在课间加播音乐，是个很好的尝试，对课堂音乐教学的影响也很明显。教学楼里的音乐家挂图多为西方音乐家，我们应该把导向目光更多地投向我们的民族文化。

3.加强和其他民族性课程的结合

音乐教育要注重结合文化，去了解和把握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更要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去考虑，从而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的发展。例如在书法艺术课上，老师有意识地播放民族音乐曲目，使学生无意识中提高对这些音乐信息的冗余度，给学生一个全方位的民族文化环境，有利于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民族音乐文化精髓。

（三）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形成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和良好的音乐风气

音乐教育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社会环境对音乐教育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是通过音乐舆论和音乐风气的影响来实现的。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和良好的音乐风气是优良的社会音乐教育环境的标志，同时也是音乐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面对社会音乐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正确选择。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拓宽和丰富自己的音乐信息；也可以从广阔的社会音乐生活里接受各种隐性音乐教育，包括广播、电视、书报杂志及互联网等各种媒体。但是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如何正确地去判断、接受音乐信息，使学生形成正确的音乐审美观。另一方面，社会要努力呈示一个健康的民族音乐氛围，一个良好的音乐母语环境。作为媒体的报刊、广播、电视，要努力造就民族音乐文化的环境，增强民族音乐的凝聚力，正确处理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关系，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只有在健康积极的母语音乐舆论和音乐风气的影响下，才能更加有力地促进学生对音乐母语的感受和学习，才能为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奠定良好的基础。

总之，要建设良好的音乐母语环境，就必须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次的教育环境共同努力，只有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整体上形成良好的音乐教育氛围，从而有利于民族音乐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基础教育中实施民族音乐教育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一个包括母语音乐教育环境在内的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因此，只有全社会参与，营造一个良好的母语音乐教育环境，民族音乐教育的实施和存在才有条件，素质教育的发展才能在民族音乐这个母语音乐教育的基础上立足与发展。

注释：

①许卓娅.幼儿园音乐欣赏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选自第一二届全国音乐教育获奖论文精选[M].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4.

参考文献：

[1]田慧生著.教学环境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2]（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母语教育论文篇（2）

2011年12月24日，汉语能力测试（HNC）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南开大学等地（校）顺利举行。汉语能力测试的出现正是以全面提升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前提，应对目前“母语冷，外语热”的现象。如今各种所谓“国际学校、双语学校”却依然炙手可热，大学生倾心于参加各类外语考证的热潮亦更已达到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地步。与此相对的是大中小学生概无例外地表现出的中文书写能力及表达能力的日益下降，至于断章取义式的网络语言及各种不规范语言的流行，乃至地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被忽视等现象，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母语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无奈、没落与沉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上述母语教育困境的原因固然有很多，本文试图探究其最重要的四点原因，并揭示母语教育的人文特性。

一、母语教育内涵之误解

1.母语概念的认识模糊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所谓母语是人在幼年时习得的语言。据此解释，可理解为母语是孩子出生以后在“母语环境”中自然习得的语言，自然其包括方言在内的民族语言。如由此出发，母语教育在我国就并非特指汉语，其也应包括各种少数民族语言与地方方言。诚然，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汉语乃是我们对外沟通时所使用的国家语言，同时也是各民族之间用于交流的共同语言，因此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或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双语教学本无可厚非，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尊重与保护语言的多样性，这同样是保护我国文化多样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2.将母语教育等同于语文教育

我国语文教育家章熊先生就曾对母语的自然习得与母语教学的关系作了区分。他指出母语习得是终生的，语文学习是阶段性的；母语习得是多途径的、无定的，而语文教学是有限定性的；母语习得是自然而朦胧的，语文教学是自觉而明确的。换而言之，仅寄希望通过一门语文课程就能达到母语耳熟能详的地步，不仅是不科学的，同时也是不现实的。母语教育首先需要良好的母语环境，其次需要依靠所有学科的共同努力，其三则需关注语文教育的基础性和适用性，并把母语应用能力的提高看作是任何学科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缺乏恰当的母语能力考核与激励机制

国家长期以来缺乏一个完整而成熟的母语能力测评体系，如果说汉语能力的测试标准都尚未统一，那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或方言的能力标准制定也就更加困难了。以往对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人员，如从事媒体工作的记者、进行“传道授业”的教师等都需要参加汉字应用水平和国家普通话等级水平的测试，但由于缺乏一个汉语能力的基本评价及考评标准，对说或写的能力所进行的单项考评也并不能考察个人对语言运用的综合水平，更况且这些考核内容所涉及的面也相应狭窄。目前刚刚起步的汉语能力测试是国内第一个全面考查听、说、读、写能力的汉语语言评价系统。如果六个等级的汉语能力测试能进一步推广，并把它作为各行各业职称评定和考核的标准之一，这不仅可以激励全民对母语学习的重视，同时也能提高全民对母语应用的实际水平。此外，各少数民族也该抓住机遇，在提高汉语语言能力基础上，注意保护各自的母语，保持母语的完整性及丰富性。

高考虽然作为我国基础教育的风向标，但在课程设置和内容上却并没有真正区分母语教育与其他科目之间的区别。换言之，语文考试依然以语言知识为主，这一考试导向使得整个初中与高中阶段的母语教育充斥了知识点的记忆、语言应用的训练及重读写、轻听说的现象。又由于高考迄今为止也还没有真正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录用理念，考核方法不够灵活，而且内容形式单一，从而流失了一部分真正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诗歌古词及有书法专长的考生。在应试教育环境尚未彻底改善的前提下，如何积极发挥高考的导向作用，以使教学内容和重点多向母语教育倾斜，这实在是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课题。

三、社会舆论导向的错位与缺位

要使母语得以发展，母语的社会环境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其中媒体的宣传和社会舆论的推动都可以激发国民学习母语热潮。语文大家章熊先生曾指出，母语的习得不仅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同时还可以通过媒体、社会交往并在自觉与不自觉的状态下吸收母语营养，提高母语能力。但目前我国媒体及社会舆论对母语教育及其应用程度的关注普遍不高，而媒体的缺位及社会舆论导向的错位，都会损害母语环境的良性创设及不利于我国各民族的共同语言的有效规范和水平的整体提升。

四、忽视母语教育的人文特点

固然，母语教育具有工具性的特点，母语教育亦如同其他语言教育一般，具有传授语言技能、提高表达交流的作用。但母语教育的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应该成为本国公民终身学习的基础，尤其是作为外语学习或双语教学的基础。若没有扎实的母语功底，也是不能自如地学好一门外语。也正因如此，要充分重视母语教育，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充分利用各种教育环境和资源，以使学生积累母语教育的正面经验并强化母语学习的应用能力，这将为学生终身获得知识、发展智力及交流情感打下坚实的基础。

母语教育论文篇（3）

一、母语教育及其规律

1.母语教育

既然母语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其首先是一种语言教育，语言的表现形式、语言的组织方式、语言的表达与运用当然是其应有之义，它的社会属性则要求其应包含语言内容或者说母语内容对人的教化、育化功能，只有这样，“母语教育”才是完整的，由此可见，母语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大于“语言教学”。“母语教育是指在儿童的语言系统基本形成以后，通过学校母语课程中听说读写等学习方式，以母语的语言为核心包括母语的语言、文字、文章、文学及所形成的文化的教学而进行的完善教育，……完善人的言语交际能力、促进个体的情感及人格健全发展，同时形成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

2.母语教育的规律

习得在语言学理论中是指儿童获得自己母语的过程。语言学家克拉申认为，习得是一种下意识地掌握语言的过程，语言习得者通常意识不到他们在习得一种语言，而只知道他们是为了交际、实用而运用这种语言。因此，母语的学习天然具有实践性。当然，除了无意识地习得之外，母语学习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那就是有意识地学得。克拉申认为，学习是有意识地学习语言知识、掌握语言规则的过程。显然，这与我们的课堂语文教育是基本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学生开始在学校接受母语教育之后，习得这一学习母语的途径便自然停止了，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学生可以在学得过程中获得第二次母语习得的机会。

如果说幼年时期的习得主要是习得母语口语的话，那么学校“语文教育的任务归根结底是使儿童汉语水平向‘书面化’、‘规范化’、‘文学化’的目标前进” 。既然习得是学习母语的一条最有效的途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母语教学的过程中创设一定的母语书面语学习和实践环境，实现母语学习的非自然习得？这些非自然习得的方式包括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利用课堂时间，围绕一定的主题，大量阅读自己感兴趣的读物，进行经常性的练笔，开展各种生动活泼的语文活动”等，从而实现学得与习得的互动，获得更好的语文教学效果。

二、当下母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基础教育阶段技术化的教学取向

母语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语言，其教学过程中当然具有语言工具性的属性，但也正是因为它是一种民族共同语，它又必须要具有传承民族传统与文化的功能，这就是我们现代语文教育中常常提及的人文性属性。但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阶段由于存在着巨大的升学压力，语文教学实践中往往是围绕考试来进行各种应试技巧培训，而忽视了学生母语运用能力和对母语感悟能力的培养。因此，当学生被束缚于对语言形式的技术主义的分解和训练之中，触摸不到母语中蕴含的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的时候，他们也就难以对母语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更不用说获得深刻的认同了。

2.高等教育阶段边缘化的学科地位和延续性的教学方式

母语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主要体现为大学语文的教学。但是大学语文却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尴尬：

一方面，大学语文的地位在高等教育中处于十分边缘化的危险境地。无论从学时分配、师资配备还是课程地位来说，都处于非常边缘化的地位。学时上，往往只有32-36学时；师资上，往往没有专职的大学语文教师，多是由文学院或中文系的专业课教师兼任；课程地位上，很多学校没有赋予它必修课的地位，而是以选修课的形式进行，有的学校即使将其作为必修课，但只针对部分学生开设，甚至有很多学校根本不开设该课程。

另一方面，大学语文在高校里常被戏称为“高四语文”，主要原因是其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高中语文有很大的相似性。教学内容上，往往还是针对某些具体的篇目进行解读，与高中相比并没有太明显的差异，学生对文本背后的深层文化信息依然没有形成有效的理解和接受。当然还有一种是按照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序列来进行内容编排的，但一来大学语文的课时量不足以将这些内容讲透彻，二来过于专业化的内容又容易让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同样难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方式上，虽然不再是对文章进行肢解式的训练，但大多也还是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层理解和审视。

另外，由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语言基础没有打好，高等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又侧重于人文性的熏陶，导致了学生的语言学习出现了断层。没有良好的语言基础，文化的浸染功能同样难以实现。

3.缺乏真实有效的母语实践

无论是基础教育阶段还是高等教育阶段，我国的母语教学中都存在着重视理论灌输，轻视语言实践的倾向。基础教育阶段由于有中考、高考这两根指挥棒的存在，导致了实际教学中重考试、轻应用。高等教育阶段由于更多偏重其思想性人文性，导致教师具有很强的灌输（或者启发式的灌输）冲动，再加上课时有限，高等教育阶段师生关系的相对松散，自然就更加难以实现母语教育的实践性教学。

但是，如前文所说，母语学习天然地具有实践性。学生从实践中习得母语的效果要远远优于在理论中学得母语的效果。它是对学得的巩固和提升，因为母语是伴随每个人一生的语言，习得母语的过程也是习得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实体的过程。如果我们的教学过程中脱离了母语实践，那么这样的母语教育一定是有问题的，也一定会出问题的。

三、母语教学的对策

1.认清母语教育的性质，建立一体化的母语教育体系

母语教育既是一种语言教育，也是一种文化教育，这就是母语教育的基本性质。但我国当前的母语教育实践在应试体制之下往往二者都做得不足。进行语言教育的同时却并不注重语言的结构、形式及组织规律等基础性的内容，进行文化教育却又往往变成了生硬的道德说教。

我国母语具有很多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独特之处，如以字为单位，字又是音形义的统一体，音又有四声，义模糊丰富等。这些特点使我国母语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如基础教育阶段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在此基础上兼顾对学生语言鉴赏能力的培养，也就是对母语中蕴含的文化、思想等有一定的理解，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性地培养学生对母语本身的热爱和尊重。高等教育则阶段主要是从思想和内容的角度，培养学生对母语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因此，在制定母语教育的课程标准或者体系建设上，就应该有一体化的整体架构，而不是实行各自为政的课程标准。

2.重视母语实践，创设真实的母语实践环境

母语是从实践中习得的，也应该是用来实践的。当前学生对语文的厌学情绪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母语教学脱离了生活实践，使他们产生了距离感、陌生感，进而便会产生疏离感，甚至排斥感。因此，我们要激发出学生的学习热情，并取得有效的母语教学效果，创设真实的母语实践环境便非常重要。创设真实的母语实践环境，既可以是创设真实的问题，也可以是创设真实的母语交际环境。

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人们对事物的兴趣和关注度往往与社会生活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生活关系越密切的，越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也就越容易获得更好更快更大的发展。我们在忧叹母语地位岌岌可危、外语地位咄咄逼人的同时，也应首先反思母语教育与社会生活实践的严重脱节。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未来更有建设性地改进我们的母语教学，才有可能使母语、母语教学和母语教育获得广泛的认可。

参考文献

[1]冯雪峰，李晟宇.母语与母语教育[J].长江学术，2006（03）.

[2]荣华.汉语母语教育意识的觉醒——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发展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2.

[3]张鹏举.语文个性化教学与学习方式转变[A].转引自王和平.论母语教育及其文化的价值与建设——母语教育，我们丢失了什么？[J].教育学报，2007（03）.

[4]魏占峰.母语习得论[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1（Z2）.

母语教育论文篇（4）

另一方面，就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理论界曾出现过“思政中心说”、“语文工具说”、“知识中心说”、“语感中心说”等多种“接受为本”的片面观念。1949年到十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中心，异化了语文课程的本体性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叶圣陶等先生的“工具论”渐成主流观点，虽有回归语文本体的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模糊了作为“思想现实”的言语行为之本质，因其在客观上淡化了学生作为语用主体本应有的积极主动的表达功能而在历史新时期受到了语文教育界清醒的反思性批评①。与此同时，注重讲授系统化和静态化的语文知识、配以训练语言技能的“知识中心论”颇为流行，语文课误入语义教学、语法教学、语形教学的歧途。20世纪末，王尚文为代表的“语感中心论”异军突起，虽有纠偏贡献，但终因语感与语识分隔、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剥离、限于阅读本位等三大缺陷而遭到理论界质疑[3]（pp.168～175）。总之，这些在我国母语教育研究中曾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流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偏颇的教育目标观：母语学习就是凭借“公共教本”使学生“接受”某些预设或既定的东西——或是某种政治观念，或是某种知识系统，或是某种役使工具，或是某种实用技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产生这种不约而同的“接受性思维”，根因于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不自觉地笼罩在其后的一种更为深广的教育学思维背景中，即教育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适应”，学校要培养“适应”既有社会伦理和文明规范的具有某些统一规格的建设者②。这种“适应论”的教育目的观其实是“前喻文化”的派生物，反映在语文教育领域内就是进一步助长了“以本为本”的“接受性学习”倾向，即表现为以公共的“母语范本”为中心、教与学双方围绕着它而展开以授受为特点的所谓“语文教育”活动，最后将本应由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三模块构成、相辅相成的母语教育应然形态，人为地窄化为、固化为自我封闭、日见狭小的接受性实然形态。

虽然传统语文教学也强调培养学生在认知和理解基础上“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运用说”后面隐含着明确的教育指向，其实是一种接受为本的“窄语用”。上个世纪60年代，理论界一位前辈的著名观点就颇值得琢磨：“语文教育”就是要养成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要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与“训练学生理解语文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相结合。[4]这与“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所提出的“表达说”形成鲜明对比：“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表达思想”[5]（p.303）。显然，与后者基于生命本位的“表达说”（上文已述，“五四”时期的叶圣陶也持此说）相比，前者留有明显的“被理解”、“被运用”的痕迹。这种涵盖言语的输入性和输出性两大功能的所谓“运用”，模糊了源于心灵“自由表达”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模糊了母语教育的终极指向即以“自由表达”为内核的言语表现力；而且，在当时我国的教育语境中，“训练”说隐含着学生是“控的学习工具”这种“适应论”的负面倾向。由此推论，传统“语文”课程与教学信奉的是偏颇的目标观。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学生对公共“母语范本”的认知、理解、鉴赏乃至全盘背诵和默写，但是这些接受性的言语实践活动理应无一例外指向其输出性的言语表达力，只有后者才是母语教育的目标所在——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学会表达自己，并通过这种规范得体、明晰晓畅的表达来实现与世界的联系、达成一己的生命价值。最重要的是，生命本位的言语表达必然是富有个性特色和审美品格的，其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是以表现性语用为价值取向的，故“言语表达”的终极指向是“言语表现”——以“汉语”为名称的中国人的母语课程与教学旨在培养的就应然是基于接受的言语表达力、基于规范表达而超越其上的言语表现力。

详而言之，以“汉语”指称的母语课程，其显性目标囊括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基础，以“说、写、评”为指向的七字能力体系。显然，这个被重构的能力体系，不仅拓宽了学习者语用的广度，而且拓展了其语用的深度；不仅关注到学习者的输入型语用能力，而且重在强化其输出型语用能力；不仅重视诉之于眼、耳、口等感官的外部语用能力，而且高度强调心灵思维、想象、体验等内部语用能力（见图3）。

而所谓积极语用是指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自觉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积极语用=自觉语用（语用动机、激情）×全语用（完整语用能力）×深度语用（表现性语用）

这种母语教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是基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外语用学的理论视角，更是源自上文所述对偏狭表浅的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基于对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前瞻性考量。积极语用教育观不是将输出型语用平面化地对应于输入型语用，而是强调“说写评”不能仅仅止步于语用主体的再现性复述，更不是从众化和同质化的“公共表达”，就价值取向而言，“说写评”的最高境界是基于规范表达的表现性语用——从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双重意义上的个性化、审美化和创意化。特别是将“评”与“说写”并列，是为了凸显语用主体在评论活动中所迸发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力量，虽然“评”可以凭借“说写”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说写”未必就是一种有品味、有内涵的精彩评论。而且，受制于全预设、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指令性课程范式，我国传统“语文”教学长期偏废对学习者思辨性语用能力的培养。这表现为：从输入型的阅读教学到输出型的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普遍“缺席”洋溢个体生命语用活力和智慧的独立评论。与此同时，环顾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高度重视培养未来公民必备的自我选择、自主判断和自由评说之能力——以致中外母语教育两相比较，不仅顿生究竟培养“语用人”抑或“语用工具”的深长感喟。仅以当前教育界高度关注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进行的“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大型研究项目为例，就其中阅读素养的测评而言，着眼于阅读素养的核心即基于书面和电子媒体的理解、运用和判断能力，鲜明指向语用主体的独立表达，既不要求从俗于主流观点，也不苛求面面俱到。③该项目已有整整十年研究进展，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对基于“深度阅读”、超越纯技术性认知、理解和复述的思辨性表达力的价值引导，无疑对我国母语教育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新具有深远的警示：pisa将阅读精重号为引者所加）。直言之，母语教育欲接轨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亟须言语表达的高级形式“独立评论”之回归——由此而全面启动中国母语教育的范式转换：从型塑“被表达”的“语用工具”到培育基于阅读后开悟、想象和创思而善于独立判断、自主表达的“语用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欣赏高中语文新课标所力倡的“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之基本精神[6]（p.17）。即使是阅读教学，也要按照新课标那样来接轨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评质疑，发表不同意见。”[6]（p.16）从而使阅读真正成为蓄养学习者母语表达力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由传统“语文”课程名称回归到名正言顺的“汉语”，这实质上是：唤醒中华民族的母语意识并使之更趋自觉，坚定母语教育界宏伟的使命感并使之日臻理性；进而促使母语教育价值重心发生一次革命性的深刻位移，即从机械、单一和偏狭的“接受本位观”转换到“表达本位观”乃至“表现本位观”，促使母语教育目标开始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升华，即由重在养成认知、记忆、复述和平面化再现的语用能力提升到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审美表达直至创意表达为目标指向的表现性语用能力。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传统“语文”教育从名到实的蜕旧更新，也是其独立设科百余年来名归实至的质的跃升。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外学界已提出以充满活力的“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新概念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博弈之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④，我国母语教育以“汉语”重命名为逻辑起点和历史契机，将获得与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和谐同步：不仅仅是作为课程名称的一次形式归正，而且深层次上共享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即通过养成表现性语用的“立言”来达成人格独立、思维开放之“立人”目标；而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而言，我国以“汉语”为标志的母语教育，将开启一个新的教育历史时期，即以深刻、创新和高迈的目标意识为引领来炼就未来公民以“表现力”为内核的“言语童子功”，最终汇聚成象征东方大国空前文化创造力的强势汉语——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强国战略的应然之义！

注解：

①对“工具论”的反思性批评甚多，意见甚丰富。代表性意见有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30页～170页）、潘新和的《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06页～111页）等。

②“适应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流行。90年代后，遭到教育理论界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详见鲁洁所著《超越与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393页。相关论文有：鲁洁《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载《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项贤明《关于“教育之适应与超越”问题的讨论》（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3期），庞学光《论教育之超越》（载《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李雁冰《教育的最高追求在于超越》（载《教育改革》1998年第2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主体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创造，而不是简单满足于复制既有文明、适应现实社会需求。因此，可以推论：教育的超越性特征就体现在它能够培养出改造现实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新人，换言之，赋予未来人以超越性的实践本质，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样，教育并不是单纯使新人满足于“接受”人类积淀下来的既定文明，“适应”前人所早已预制的社会规范，更是在“接受”、“适应”的基础上为“超越”和“创新”而自主性学习。

母语教育论文篇（5）

陶行知先生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

《课标》首次提出了“综合性学习”的目标，将“综合性学习”与“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并列，共同组成语文学习内容的五大板块。它体现课改精神，是引导语文教学改革的一大亮点。《课标》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开展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是践行课程改革的需要、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语文教育改革的需要。语文综合性学习方式必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语文课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学习方式。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现我结合小学四年级语文，谈谈如何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思想。

一、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

陶行知先生说：“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我们必须在语文教学实践中，认真学习实践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理论。

生活具有教育作用是生活中的矛盾使然，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主张人们积极投入到生活中，在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中选择与接受“向前向上”的“好生活”。例如我在教授《人类的“老师”》一文时，让学生利用网络，自己思考“为什么动物是人类的老师”、“人们除了课文中所提到的外，还向自然界学习到了什么”，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利用网络自主学习，不仅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明白了人类从自然界的各种生物中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而且学生初步明白了“仿生学”的含义，同时紧抓了“潜在课程”，渗透了保护动物的意识，学生们在“学中做”、在“做中学”，真正领会“自然界的各种生物是‘人类的老师’”。

二、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

陶行知先生始终坚持把教育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考察，他一直坚持认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经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生活与教育是一回事，是同一个过程，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教育要通过生活进行，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法，都要根据生活的需要。

比如我在教授《第一次抱母亲》一文时，设置问题：“同学们，你们抱过你们的妈妈吗？”问题引起学生的共鸣，不是为了学课文而学习，更多的是激发学生的爱慕情绪。

上好一堂“感恩母亲”主题班会，通过母爱放送（展示）――回报母爱（倾诉）――母爱内涵（探讨）三个环节，针对“母爱放送”环节，通过摄影组播放抢拍的有关母爱的令人感动的画面，电影、电视收集组的代表上台展示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中的感人镜头，图片收集组的代表展示几幅有关人类和动物的母爱图片，讲故事组讲述几个有关母爱的动人故事，采访组将采访到的真实的故事用小品的形式表演给大家看的四个形式，体会母爱的真谛，绘画组给母亲献上自己创作的画。

针对“回报母爱”环节，诗歌收集组为母亲献诗（《游子吟》、《妈妈的爱好》），唱歌组为母亲献歌（《妈妈的吻》），诗歌组播放一段Flas形式的诗歌朗诵等，倾诉对母亲深深的爱恋。

针对“母爱内涵”环节，围绕“狐狸的母亲在自己孩子长大以后把它们赶出巢穴，强迫它们独立生活这种做法对不对？你们认为理智的母爱应该是怎样的？”这一辩题展开辩论，体会母爱的内涵。母爱是为孩子无私的付出、母爱是给孩子成长的磨炼、母爱是给孩子自由的空间。

增强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促使学生养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习惯，开辟学生学习语文的新空间和新视觉，开启学生真切体验亲情的心扉。通过活动，多侧面地认识母亲，体会母亲的关爱，培养孝敬母亲的情感；通过活动，学会用适当的方式向母亲表达感情，学会理性地思考母爱和“爱”的内涵，培养用多种表达方式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能力。

要“用生活来教育”，通过生活教育，教育与生活有高度的一致性。

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

陶行知先生明确指出：“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小学语文教师要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意义，发挥教育的力量。同时，在教育中找到与生活之间的联系，把教育推广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中。比如我们在阅读教学中，结合苏教版中许多文质兼美的课文，引导学生细读文本，并且密切联系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教育学生在生活中学习生活，学习做有道德的人。我们应当承认学生所在的生活的世界，是用眼睛所观察到的，用心灵所感受到的生活世界，这是一个和成人的生活世界很不相同的世界。我们要提倡“有意义的学习”，这样不仅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总之，生活赋予了语文教学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使语文课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实践证明，只有立足学生的现实生活，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把理论知识生活化，才能在语文课这个有限的时空里，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进而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才能顺利完成任务，才能完成“教书育人”这个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史.

母语教育论文篇（6）

亲近母语是从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反思开始的。十多年了，亲近母语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倡导儿童阅读推广，二是促进儿童母语教育改革。其实是一件大事：让儿童母语教育回到常道，就是回到儿童，回到母语，回到教育本身。

母语教育应该包括四个层次。最显性、最基本的层次是母语文字的应用，也就是培养未来的公民具有最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第二，母语教育也是文学教育的过程。情感的熏陶，心性的养育，想象力的激发，人文素养的形成都有赖于文学教育。第三，母语教育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的过程。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传习，不把个体的生命融入一个人是行而不远的。第四，母语教育还是生命智慧的培养过程。一个孩子学习母语的过程，也是他们精神成长的过程。亲近母语致力于培育有中国根基的世界公民。母语学习既要让未来的公民具有和世界对话的能力、视野和胸怀，也要具备对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理解。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共同的美好的世界和未来。

儿童如何才能学好母语？我有两个最基本的认识。

首先，母语教育要从儿童出发，坚持儿童本位。我们至今没有真正在教育学意义上发现儿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叶圣陶、丰子恺到吴研因、沈百英等，他们一直在探索在小学国语教学中的儿童文学的教育和儿童的文学教育。亲近母语十多年来承接五四先贤“发现儿童”的精神，在对小学语文教学的革新中，积极探索和实践儿童文学的教育和适合儿童的文学的教育。儿童处在文学期和艺术期，他们的母语学习必须是有趣味有意义的精神活动，绝对不能变成毫无意义的听说读写的工具化的训练，这种训练是对儿童身心的伤害，是应该被谴责的教育行为。老师必须有这样的自觉和意识，有了这样的自觉和意识，我们就能在教室里，在童年，为孩子们点亮一盏灯，送来他们需要的光芒。

儿童需要文学，他们生命的成长需要韵律，需要故事，因此他们天生喜欢童谣，喜欢民间故事，喜欢童话，喜欢儿童故事，喜欢动物小说。文学阅读和教育是儿童学习语言最好的内容载体、途径和形式，因此小学母语教育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为儿童提供更丰富、更优秀、更多和儿童深层心理结构对接的材料和母语学习环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课程内容大于一切，也就是只要你做一个点灯的人，你把好的书带到孩子们面前，并且用各种鼓励的方法让孩子们读完，你就完成了50%的教学。如果你还能带领孩子们做阅读的分享，阅读的探究，那么你就更是一个好的老师。相反，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负责任，你天天只在那儿教教材，你每天给孩子布置大量的练习，你越认真就越可能在伤害童年。要无限相信经典的力量，无限相信文学的力量，更无限相信儿童的潜能。

其次，儿童的言语发展一定是在言语实践中完成的，一定要认识到阅读是儿童最重要的言语实践活动。阅读是母语学习的核心环节。母语学习的环节是从听读，到说话，到阅读，最后到写作。但是并不是这样一个完全线性的流程。阅读不断在推进他的听说能力，也不断在推进他写作的能力。因此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十多年前我们就认识到，只研究如何教教材，只研究微观问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小学语文教学体系的。因此我们找到了儿童阅读这个切入口，探索将促进儿童的语言发展和文学教育结合起来，一方面适切的文学文本是儿童需要的，另一方面，因为和儿童的心理结构对接，儿童可以非常好地把文学阅读转化为他的语言。这个话题是跟我们本届论坛的主题高度相关的，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基础的认识。儿童的语言发展和文学阅读是两个互为依存的两个层面。

十年来亲近母语做了些什么？

十年来亲近母语一直在倡导儿童本位的母语教育理念。每一个儿童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生命阶段，每一个健康的儿童都能学会母语，说明儿童是天生的语言学习者，母语教育必须和儿童的天性合作。儿童是天生热爱旋律、韵律和故事的，因此诵读诗歌、讲述故事、分享阅读，用文学教育和艺术化的教学方式是最好的教学方式。

十年来，亲近母语研发了从儿童出发的可以执行的系列阅读课程，包括儿童诵读、儿童吟诵、主题阅读、图画书和整本书等课程，供乡村、城市老师们根据自身情况去选择实践。以《日有所诵》为基础的儿童诵读课程每年有近200万人在运用，这是在老师和家长口口相传的基础上建立的。我们建议老师每周开展一节主题阅读课。我们也给老师和孩子们提供了《我的母语课》和《全阅读》两种主题阅读和文学教育的教材。我们还从全国优秀的出版社出版的图画书和整本书中选择了很多优秀的图书，开发出系列的推荐书目、课程书目，包括操作方法、教学案例等等，给老师们选用。

十年来我们致力于开展亲近母语课程的实验，近300所实验学校进行和参与了亲近母语实验。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和各方面朋友合作，在全国建立了10所合作基地学校，全面实践儿童阅读课程，开展书香校园建设。

十年来，我们还致力于构建平台。我们先后织造了中国儿童阅读论坛、儿童母语教育论坛、儿童阅读种子教师研习营、讲述大赛等平台，让一线的点灯人可以脱颖而出，可以彼此温暖。

在儿童阅读推广和母语教育改革的探索当中，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也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儿童阅读的课程化和自主阅读的问题。有一次在心平公益联盟的邮件群里面，伍松老师发了一封邮件，提出名师、能师和无为之师的概念，非常有意思。我部分赞成伍松老师的意见。亲近母语也一直反对把阅读课上成又一种语文课，过分强调老师的指导和牵引。但这和儿童阅读需要一定的课程化是两个问题。很多体制外的朋友用公益的方式在推动阅读，他们在乡村资助很多的学校，建立乡村图书馆，建设开放的班级图书角，他们主张自主的阅读，把书交给孩子，对于儿童阅读课程化有很大的怀疑。

阅读确实是一种个性化的行为，在阅读的推动初期，让孩子们有书可读是最重要的。其次，鼓励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阅读，并且进行必要的阅读分享，也已经很好。但是要真正大面积的去推进阅读，将儿童的文学阅读和语言发展相结合，最终能够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小学语文教学的学科理论、整个的教学体系，必须认识到儿童阅读的课程化和儿童阅读课程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老师们可以通过这次论坛看到很多这样的课堂，它们和传统的语文课堂不一样。因为这些文本和材料是跟儿童的生命发展相关的，是孩子们喜欢的，所以在讨论中，孩子们非常乐于分享，并不会出现朋友们所担心的问题。因此，我觉得在整个阅读推进当中，一方面要重视儿童的个性化阅读，包括亲子阅读，让孩子们有更多阅读和选择的空间，另外一个方面也要高度重视儿童阅读的课程化。

第二，关于儿童阅读和课外阅读。不知道我们在座上千名代表会有多少的老师还在用课外阅读这个概念，我希望大家放弃。我们在十多年前就在讲，课外阅读是什么？其实是有歧义的，是课本之外的阅读，还是课程以外的阅读？有很多学校把推进书香校园，把儿童阅读作为一种特色来做，我是反对的，我认为，阅读是基础教育最基本的一个教育行为，阅读是每一个儿童应该享受的权利。因此不是什么课外阅读，中国的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班级都应该开展阅读，而且应该是在课程之内。

第三，我们在倡导儿童阅读，有的朋友问：“你们是不是只主张让孩子们去读文学、读图画书、读儿童文学？”当然不是。

首先必须认识到，未来的公民教育是需要最基本的文学教育的。文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完善的人，培养有爱心，有丰富的感受力和情感的人。同时，孩子们有多方面的心理需求，孩子们需要去认识我们身边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我们的文学教育需要有更深广的，更宏大的背景和内容。当然这也需要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的写作者做出更大的努力，把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我们民族的生命智慧，用儿童感兴趣的方式表达出来。今天如果要让我们给孩子们推荐他们可以读的中国历史，除了林汉达，我们还有值得推荐的么？如果我们要给孩子们推荐，可以帮助他们去认识世界的哲学启蒙书，我们有《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这样的书吗？

今后十年亲近母语将做什么。

亲近母语将致力于打造儿童阅读和母语教育的专业平台，包括研究和研发平台、教师专业成长平台和系统服务的平台。

我们将就儿童阅读的深入的一些研究展开公共讨论，建立良好的研究平台。并且联合内外的相关学者来攻关、突破一些问题。例如儿童阅读对于一个孩子的语言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例如阅读素养和母语素养的评测，例如一些阅读个案的积累和分析研究。例如国际儿童母语教育的扫描和传统母语教育的历史研究等等。

我们希望建立良好的研发平台，让所有有理想、有理念，对儿童有理解，有研究专长的专家和老师，加入到儿童母语教育的系列课程的研发中来。

我们将建立更全面更专业的点灯人成长平台。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在中国儿童阅读论坛和儿童母语教育论坛、儿童阅读种子教师研习营基础上，建立点灯人大学和点灯人大学在线，系统化构建亲近母语师训课程和专业成长平台，让更多的点灯人共同阅读、共同实践和分享成长。

我们还在十多年的研究实践基础上，推出了针对区域、校园和公益的儿童阅读解决方案，建立全方位的服务平台，从阅读校园文化构建、儿童阅读课程建设和儿童阅读种子教师培养三个角度，为希望开展儿童阅读的区域、学校和公益机构提供专业系统的服务。

母语教育论文篇（7）

关键词

中美；课程标准；小学；母语写作；比较研究

课程标准是课程改革的起点和核心，直接影响一般的课程设置与管理，直接影响课程的发展与变革以及课程实施的成效。高质量的写作课程标准对写作课程的编制、实施与评价等均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关中美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比较研究尽管较少，但是仍有一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这方面研究作一综述，以利于肯定成绩、发现不足，厘清思路、智性前行。

张承明的《中外语文教育比较研究》作为国内第一部较系统地进行母语教育比较研究的专著，主要研究母语教育的基础教育阶段，具体介绍时几乎都是中学母语教育的内容；写作方面，设有《中外作文教学比较》专章，从指导方式、独创性表达、训练起点等7个视角切入比较，大体上局限于教学方面，而课程方面内容基本上是空白。

专注于中外小学母语研究的专著，目前只有吴忠豪的《外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该书对英、法、美、俄、日、新加坡等国家关于母语教育规律的认识，以及母语课程的实践作了比较科学的研究。不过，写作仅是其中一部分，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比较研究较少，而且研究国外较多，反观国内较少，仍有较大的深化细化优化的空间。

从研究内容方面看，集中研究国外写作教学的，比较少。专著方面还是20年前李志强的《国外小学作文教学》。主要介绍美、苏、日、英、法、德、新加坡等国小学写作教学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写作原理、练习形式、测评手段等方面的成果。限于当时条件，相关资料不够丰富，存在的问题与教训分析介绍颇少，而且也没有以课程标准为整体比较对象。孙建龙主编的《小学写作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小学写作教学的改革、发展与研究状况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其中《国内外写作教学的实验与模式》专章具体例说作文分步训练等国内6种写作教学实验，简要介绍观察指导模式等4种国外写作教学指导模式，但是，内容单薄，范围较窄，没有涉及中美两国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比较研究。

张聪慧的论文《中美课程目标·写作目标部分比较》从写作课程目标的表述上、认识上两个维度分析了中美写作课程目标存在的差异。

康海燕、谢利民的论文《中美母语课程标准评价体系比较》从在呈现方式，结构、内容、表述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比较了中美两国的母语课程标准评价体系。但没有具体分析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内容。

佟彦君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美语文课程标准比较》对中美两国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进行比较。在借鉴两国语文课程成功的教育理念和经验的同时，也从两国语文教育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语文课程标准及改进语文教学。其中第三部分对比分析中美语文课程目标（内容）。主要从口语交际、阅读和写作目标三方面来进行对比，归纳其共同点与差异，并作进一步的分析。

王志凯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外母语课程标准中写作目标的比较研究》，对中美母语课程标准涉及有限，而且比较对象仅限于写作目标。傅蔚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美基于课程标准的写作评价比较研究》虽然具体比较了中美课程标准，但是只涉及课程标准中的写作评价比较，而且没有具体细分到小学。

董蓓菲主编的《全景搜索：美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评价》涵盖美国母语教育诸多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设有专章介绍美国语文课程标准，虽然涉及课程标准小学写作方面的内容，但是线条较粗，仍有继续细化研究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缺乏与中国母语教育的分析比较，以及由此而反观我国语文教育各方面现状，评析成绩、问题及建设性对策等缺乏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

戴前伦的专著《中美语文教育比较研究》着重比较研究中美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先宏观比较中美语文教育的理念，再微观比较中美语文教育的教材、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听说教学；意在探究中美语文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方式和方法的异同及其原因，以提供我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具体借鉴。没有具体论述中美两国母语课程标准写作部分的内容。

姜敏的《中美语文课程标准比较谈》通过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与美国国家、宾州和加州英语语言艺术标准中的相关条目及标准制定的对比，从课程标准的阅读内容、目标方面有待系统化补充，阶段目标制定与表述过于笼统，课外读物的范围过于狭窄，课程标准缺少一份规范概念的术语表四方面来综合探讨、评价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

孙婧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佐治亚州高中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标准与我国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比较研究》以美国佐治亚州语文课程标准和我国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为例，比较两者的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语文教材、课程评价，目的在与分析两个课程标准的差异性。

张晓光的硕士学位论文《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研究——基于中美比较的视角》对中美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历史发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进行全面研究，并比较中美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在学习目标、学习主体、学习方式、学习评价方面的主要异同。

白玉波的硕士学位论文《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与美国（麻萨诸塞州）〈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标准纲要〉的比较》，该文从理念、结构、目标、策略和评价等五个方面对这两个课程标准作了分析比较，而写作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方帆的论文《中美语文课程标准的初步比较》就中国和美国旧金山高中的中国语文课程标准中的阅读要求作了简要比较，没有涉及写作部分。

许萍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小学五、六年级写作标准特点分析———兼与我国课程标准作比较》和王芳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小学三、四年级写作标准分析》比对分析了中国和美国加州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异同。

较为全面研讨、比较中美两国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论述，集中收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写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董蓓菲主编的《全景搜索美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评价》、吴忠豪的《外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张聪慧的论文《中美课程目标·写作目标部分比较》、佟彦君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美语文课程标准比较》、王志凯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外母语课程标准中写作目标的比较研究》等著述中。

综上所述，我国语文教育界专门比较中美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文献并不多。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大都着眼于宏观比较，从教育政策、课程标准制定、教育理念层面比较的多，而且比较偏重现象的罗列、往往分析不够、现象背后的原因追索几乎都是点到即止、一语带过。二是所有的比较都没有涉及课程标准文本质量，而以标准之标准去衡量中美课程标准文本质量，更能从繁琐、芜杂的现象罗列中超，有助于深入探究那些隐匿于现象深处的本质和规律。

顺着这一思路前瞻，本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聚焦于中美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比较细致地比较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和美国国家《英语语言艺术标准》，以及以加利福尼亚州英语课程标准为代表的地方母语课程标准，分析异同之所在，比较各自课程标准的文本质量，这样才能够为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小学母语写作课程的改革创新提供可资借鉴的建议。比较的目的不是比高低、论输赢，而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分辨、选择和借鉴，从更新更广的视野加深对写作课程标准的内涵认识，更好地改进我国小学母语写作课程，增强其实效。

参考文献

[1]董蓓菲.全景搜索：美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评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3]吴忠豪.外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4]王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小学三、四年级写作标准分析[J].基础教育研究，2010（2·B）.

母语教育论文篇（8）

Key words:mother tongue; Chinese culture; music education

Abstract:Facing thewho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e inherit and develop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We understand the meaningand the viewpoint of"music education based on native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e developmod-ern Chinesemusic and education based on traditionalChinesemusic culture and by using itas key foundation and resources.The paper presents some of the views onmother language teaching inmusic education.

0.引言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音乐落后论”、“全盘西化论”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争论。为此，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本文就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1.我国音乐教育现有体制的由来

中国音乐教育在清代以前占主体地位的是中国传统音乐。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戊戌变法的推行和西方音乐文化的侵入，我国音乐教育便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西化的表现可以概括为:引用欧美学校歌曲曲调作为唱歌教材、乐理采用西洋乐理体系、教学方法照搬西洋。这时候兴起的“学堂乐歌”便成为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点。

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西化”问题。中国近百年来的音乐教育有得也有失，正如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先生所说，其“得”在于:引进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使中国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道路;提高了全民族的音乐水准;引进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促进了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促使某些音乐形式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其“失”在于: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以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教育，忽视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建，不利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在专业理论方面，以欧洲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而取代中国音乐理论;在音乐创作方面，以欧洲音乐体裁为效仿的楷模;在价值取向方面，重西轻中，以西否中。[1]

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得”与“失”思考的同时，也会引起对我国音乐发展的另一个问题——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由于受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我国一些人把东西方音乐关系纳入了古今关系，而不是把它作为人类音乐的成果来借鉴和接受。这样，也就使中国传统音乐的心理学、美学等价值被“削足适履”地纳入了西方音乐演进的轨迹。这一切都要求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价与重构。

由此可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是一项严峻的课题，其历史必然性更不容置疑。

2.母语选择——中国传统音乐

所谓“母语”，就是指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方言。[2]806本文这里说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中的“母语”，是借用了语言学的概念。美国语言学家布鲁克和特雷杰认为:“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和任意的有声符号系统”。可以说，音乐也是人类社会“有声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音乐与母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声乐中的歌词本身就是语言，器乐也总是体现着母语文化的特征。另外，“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必须要依靠民族某种具体语言和文字来交流、记录和传播，特别是没有文词依附的传统器乐曲，在民间仍然主要采用‘口传心授’的方法来传承”。[3]39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华民族在语言特色、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素质等方面在世界上都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本体、民族尊严、民族意识的标志。如“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品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等。虽然中华文化也含有封建性的糟粕，如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男尊女卑以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因循守旧思想等，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母体千百年来也孕育了传统音乐文化的成长和发展。

那么，今天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就应该指的是“以在中华民族历代生产斗争、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为深厚基础和广阔背景而进行的音乐教育”。[4]

当今中国音乐文化处于中国传统音乐、中国现代民族音乐、外国音乐三种体系多元共存的复杂状况。每一种音乐体系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发挥着互相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各自的文化价值没有高低之分。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都值得保存和继承。但是，在世界各国，音乐教育首先应该担负起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构建。所以，最根本的“母语”选择应该也只能是中国传统音乐，正如当今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信的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ness)。”[5]梁铭越先生也曾经谈道:“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如若失去原生态演艺的存在，其传承也愈接近离失而无形中被埋没了。”[6]263也就是说，如果放弃中国传统音乐体系而选择其他音乐体系，则意味着否定了自我。那么，“弘扬中华音乐文化”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在“母语”音乐教育中，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资源。当然，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排斥其它音乐体系，否定其它非母语因素。相反，还要把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知识列入普通教育的音乐课中。王耀华先生曾经指出:“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既注重继承，又重视发展，既继承一切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使之得以弘扬，又重视对其他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借鉴、吸收。”[7]

3.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现实意义

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界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要求把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作为基点，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起着并且至今仍然起着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作用。若要让这灿烂的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一历史重任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音乐教育的肩上。

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是增进中华民族情感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整体结构中，“乐”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的乐贵移风易俗观，荀子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记》更是充分肯定了“乐”的美育社会功能，可见音乐的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同时，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也是增进中华音乐文化内部交流、继承发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需要。如果没有把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好的话，就不能为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另外，在世界音乐教育界也出现了重视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的趋势。面对这一世界音乐教育的共同趋势，我国的音乐教育要如何进行改革，不仅是音乐教育界，而且是整个音乐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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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困难和可能性

尽管对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充满着信心和希望，但是，这一体系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其一，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摆脱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建立新的音乐教育价值观。

其二，必须改变中国传统音乐非系统化的现状，总结出适合我国音乐教育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作为教材。

其三，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原有模式的约束，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必须找到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法和当今世界先进教学方法的契合点。

其四，必须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意识的音乐教师。虽然存在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实现“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又有其现实基础。

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已成为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共识。通过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奠基性的成就，比如，对古文献、古乐谱、古乐种的研究、整理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1985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35条，明确提出了“加强美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 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对“美育”又作了更进一步强调。这一切都将会对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实现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5.结束语

弘扬中华音乐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音乐文化传统，是我国每位音乐工作者的崇高历史使命。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弘扬中华文化仅仅依靠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将与西方体系形成一种平等的对话，为世界音乐文化沟通、互补与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得与失.音乐研究， 1994， 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3

[3]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　王耀华.根深扎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乐府新声， 1996， 1

母语教育论文篇（9）

key words:mother tongue; chinese culture; music education

abstract:facing thewho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e inherit and develop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we understand the meaningand the viewpoint of"music education based on native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e developmod-ern chinesemusic and education based on traditionalchinesemusic culture and by using itas key foundation and resources.the paper presents some of the views onmother language teaching inmusic education.

0.引言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音乐落后论”、“全盘西化论”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争论。wWW.lw881.com为此,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本文就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1.我国音乐教育现有体制的由来

中国音乐教育在清代以前占主体地位的是中国传统音乐。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戊戌变法的推行和西方音乐文化的侵入,我国音乐教育便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西化的表现可以概括为:引用欧美学校歌曲曲调作为唱歌教材、乐理采用西洋乐理体系、教学方法照搬西洋。这时候兴起的“学堂乐歌”便成为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点。

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西化”问题。中国近百年来的音乐教育有得也有失,正如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先生所说,其“得”在于:引进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使中国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道路;提高了全民族的音乐水准;引进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促进了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促使某些音乐形式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其“失”在于: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以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教育,忽视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建,不利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在专业理论方面,以欧洲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而取代中国音乐理论;在音乐创作方面,以欧洲音乐体裁为效仿的楷模;在价值取向方面,重西轻中,以西否中。[1]

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得”与“失”思考的同时,也会引起对我国音乐发展的另一个问题——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由于受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我国一些人把东西方音乐关系纳入了古今关系,而不是把它作为人类音乐的成果来借鉴和接受。这样,也就使中国传统音乐的心理学、美学等价值被“削足适履”地纳入了西方音乐演进的轨迹。这一切都要求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价与重构。

由此可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是一项严峻的课题,其历史必然性更不容置疑。

2.母语选择——中国传统音乐

所谓“母语”,就是指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方言。[2]806本文这里说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中的“母语”,是借用了语言学的概念。美国语言学家布鲁克和特雷杰认为:“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和任意的有声符号系统”。可以说,音乐也是人类社会“有声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音乐与母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声乐中的歌词本身就是语言,器乐也总是体现着母语文化的特征。另外,“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必须要依靠民族某种具体语言和文字来交流、记录和传播,特别是没有文词依附的传统器乐曲,在民间仍然主要采用‘口传心授’的方法来传承”。[3]39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华民族在语言特色、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素质等方面在世界上都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本体、民族尊严、民族意识的标志。如“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品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等。虽然中华文化也含有封建性的糟粕,如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男尊女卑以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因循守旧思想等,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母体千百年来也孕育了传统音乐文化的成长和发展。

那么,今天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就应该指的是“以在中华民族历代生产斗争、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为深厚基础和广阔背景而进行的音乐教育”。[4]

当今中国音乐文化处于中国传统音乐、中国现代民族音乐、外国音乐三种体系多元共存的复杂状况。每一种音乐体系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发挥着互相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各自的文化价值没有高低之分。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都值得保存和继承。但是,在世界各国,音乐教育首先应该担负起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构建。所以,最根本的“母语”选择应该也只能是中国传统音乐,正如当今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信的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ness)。”[5]梁铭越先生也曾经谈道:“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如若失去原生态演艺的存在,其传承也愈接近离失而无形中被埋没了。”[6]263也就是说,如果放弃中国传统音乐体系而选择其他音乐体系,则意味着否定了自我。那么,“弘扬中华音乐文化”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在“母语”音乐教育中,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资源。当然,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排斥其它音乐体系,否定其它非母语因素。相反,还要把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知识列入普通教育的音乐课中。王耀华先生曾经指出:“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既注重继承,又重视发展,既继承一切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使之得以弘扬,又重视对其他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借鉴、吸收。”[7]

3.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现实意义

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界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要求把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作为基点,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起着并且至今仍然起着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作用。若要让这灿烂的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一历史重任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音乐教育的肩上。

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是增进中华民族情感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整体结构中,“乐”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的乐贵移风易俗观,荀子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记》更是充分肯定了“乐”的美育社会功能,可见音乐的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同时,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也是增进中华音乐文化内部交流、继承发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需要。如果没有把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好的话,就不能为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另外,在世界音乐教育界也出现了重视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的趋势。面对这一世界音乐教育的共同趋势,我国的音乐教育要如何进行改革,不仅是音乐教育界,而且是整个音乐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4.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困难和可能性

尽管对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充满着信心和希望,但是,这一体系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其一,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摆脱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建立新的音乐教育价值观。

其二,必须改变中国传统音乐非系统化的现状,总结出适合我国音乐教育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作为教材。

其三,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原有模式的约束,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必须找到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法和当今世界先进教学方法的契合点。

其四,必须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意识的音乐教师。虽然存在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实现“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又有其现实基础。

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已成为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共识。通过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奠基性的成就,比如,对古文献、古乐谱、古乐种的研究、整理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1985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35条,明确提出了“加强美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 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对“美育”又作了更进一步强调。这一切都将会对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实现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5.结束语

弘扬中华音乐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音乐文化传统,是我国每位音乐工作者的崇高历史使命。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弘扬中华文化仅仅依靠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将与西方体系形成一种平等的对话,为世界音乐文化沟通、互补与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得与失.音乐研究, 1994, 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3

[3]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　王耀华.根深扎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乐府新声, 1996, 1

母语教育论文篇（10）

“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1979年至今，已经出版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近2000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中玉主编本、王步高主编本、夏中义主编本、温儒编本和陈洪主编本。这5种教材从内容到体例都各具特色，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完善和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教材中，还须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教材编写的理念、内容和体例。在教材的编写理念上，要明确大学语文绝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内容延续，也不是文学专业知识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普及化，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技能的补偿和提升，而是对基于母语教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在教材的内容选择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人文领域的经典文本；也要精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典籍。在此，世界性是对传统经典性的对照和融通，能够促进学生由“学”到“思”、由“思”到“智”，以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教材的体例设计上，宜采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以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学科模块为纬———经纬纵横的单元式体例，既利于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性，也体现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教学资源格局。

母语教育论文篇（11）

母语音乐作为本民族自身文化的产物,逐渐受到各个国家的青睐。国内音乐教育界的相关学者大都发现,在面对西方和音乐文化的同时,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在哪里?1995年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专门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为题进行了研讨。到会的民族音乐理论及表演艺术方面的专家、学者就中华文化为母语音乐教育的意义与界定、母语音乐教育的困境及建构、规划、实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如王耀华教授曾提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应提供大课堂(社会的民族音乐环境)、中课堂(学校课外民族音乐活动)、小课堂(民族音乐各种课的教学)的结合。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应包括中国音乐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美学、形态学、价值观念等。”李妲娜认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国民音乐教育应把体现民族文化气质和民族音乐形式的曲目纳入音乐教材”等等。

在此基础上,各高校也都有了母语音乐教育的实践尝试。如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开设了侗族大歌班,呼伦贝尔学院音乐系设立蒙古长调大专班、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艺术系也对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进行探索,福建师范大学与泉州师范学院正在开设的南音演唱传习班,江西赣州学院和梅州嘉应学院先后将客家山歌和广东汉乐引进课堂等等,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也做出了“弘扬民族音乐”等明确的规定,各地中小学也在不断的开发适合本地区的校本课程。诸如此类的实践尝试无疑都是很好的开端。

然而,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实施母语音乐教育不会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母语音乐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不尽相同的困难与处境。云南这一地处祖国边陲的多民族省份,在母语音乐教育实施的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了诸多的现实困境。

二、 云南实施母语音乐教育的现实困境分析

1、云南音乐文化多样性难以有效阐释的困境

云南有26个民族,2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每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及婚恋、丧葬、生育、节典、礼仪、语言、文字、图腾、宗教、禁忌、审美莫不结撰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链。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大理的白族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彝族的贝玛文化……泼水节、刀杆节、插花节、火把节莫不独具特色,深邃而幽远。伴随着这些节庆、仪式的是丰富而富于特色的音乐舞蹈。因此,云南又被誉为“歌的故乡,舞的海洋”。世世代代的人们把整个生命的意义都投入到美妙的歌声和神秘的舞蹈当中,那里承载着他们祖祖辈辈与天斗、与地斗、与人处的生命历史信息,是他们的历史、生命、精神外化的结晶。 

云南母语音乐文化的形式不可谓不丰富。从一方面来说,这些都为母语音乐教育提供了可滋利用的潜在文化资源,但另一方面,这些多样化的音乐文化艺术形式在当今的主流音乐教育中,又由于其复杂多变而缺乏一种便于推广、传承的有效途径。从现代教学论的角度来说,一种缺乏自身阐释能力的教育资源是不能被有效的用于学校教学过程当中的。因而,在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中,当面对云南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的时候,往往会显得束手无策。 

2、 云南母语音乐教育在西方音乐中心论影响下的困境 

20世纪中国的音乐教育基本上经历了四次大的历史变革,这四次大的历史变革影响到了中国各个地方的音乐教育,云南亦不例外。在这四次大的历史变革中,强势一方以科学、高雅、先进等符号标签长驱直入,而弱势一方则以心理上的顶礼膜拜,行为上的被动接受,不折不扣的全盘接收。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种文化惯性的影响下,大多数师生形成了西方音乐文化是先进的文化,而中国的音乐则是落后的粗俗的、不科学的文化观念,以致我国学校的音乐教育难以摆脱西方殖民文化的后殖民怪圈。 

云南虽处我国西南边陲,但同样受此影响。如何摆脱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影响,是云南构建母语音乐教育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3、 汉族传统音乐文化对云南母语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影响 

按照文化渗透理论来说,强势文化会伴随着经济、政治等相关强势媒介逐渐渗透、改变弱势一方。而我国汉族文化以其海纳百川之势,不断影响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学术界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也更多的是从汉族音乐的角度进行的。譬如中国音乐史、中国乐理、中国传统音乐等教材的编写、课程的教学更多的都侧重于汉族音乐知识、理论的梳理总结。虽有各少数民族音乐志的编撰、整理工作,但并没有有效地纳入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这也不能不说是音乐文化多元传承中的缺失。 

云南由于处于祖国的边陲地带,经济相对落后,且又以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并存,无疑会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这又是云南在实施母语音乐教育时所面临的困难。 

无论困难再大,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来说,各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正是这些不同的传统文化才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而不是现代文化使然。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些萌发自不同传统而又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三、 云南实施母语音乐教育的理论对策

1、 以各地州音乐文化特色为背景、地州师范院校为依托,构建本民族音乐学科理论 

云南母语音乐教育的实施之所以困难重重,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多样化的音乐文化形态缺乏强有力的自身阐释能力,在当今的主流音乐教育环境下显得难以梳理归纳,进而在其自然传承难以有效进行的当今社会中,学校的传承也显得羸弱无力。 

要解决此一问题,地、州师范院校音乐系科就要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其学术高地的作用。云南共有8个地级市和8个自治州,各地市州基本都设有师范学院或师专学校,这些院校的音乐系科作为“工作母机”正可以充分依托自身区位、文化优势,立足本土,充分调动一切可兹利用的资源(如与文化馆等研究单位、本地知名艺人加强沟通,刚刚颁布的第二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名录中,就有文山铜鼓舞传承人陆孝宗、黄正武的名单),深入研究本乡本土的音乐文化资源,从一种音乐理论的研究逐步过渡到一种音乐学科理论的构建,进而反过来指导音乐理论的再研究,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循环机制,从而为母语音乐教育的实施奠定自身坚实的基础。 

2、 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音乐文化之价值,打开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殖民枷锁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在1992年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大会发言中提出“将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的观点(管建华:《音乐民族学与世界音乐的教学中国音乐》(增刊续集),1995. 4.);20世纪70年代,德国音乐教育对音乐的理解也开始由“音乐艺术作品”转向“文化中的音乐”(金经言:《德国音乐教育中的若干新动向》,《中国音乐》,1996第2期);澳大利亚音乐学家彼得·邓巴·霍尔认为音乐是“文化的一种产品……不同类型的音乐,属于、代表、事实上解说着不同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桂勤编:《关于音乐教育中多元文化主义的界定》,《中国音乐》(增刊续集),1995. p67)。上述这些对音乐本体的界定反映出了一些相同的学术人文思想——音乐是一种文化,对音乐的理解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context)之中方能得出准确的阐释。因而,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过去被认为是圭臬的东西其实也是人为构造出来的,过去可以不加思考不用证明的公理,现在如果自上而下地强加在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现实之上,就难免有虚妄的嫌疑了”。(叶舒宪:《谁破译了达芬奇密码?》,《读书》,2005年第1期) 

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出发就有了多元文化并存的需求。在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大会上,与会专家发出了关于各级教育部门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倡议书,从学科和学术方面来讲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音乐教育学科的转向,是学术视野转向全球视野的反映。有助于打破西方音乐一元中心论的影响,使我国的音乐教育真正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管建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12月) 

云南的音乐教育应该趁此东风,迎头赶上,以开阔的胸襟,理解、容纳多元的音乐文化,以此打破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后殖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