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学年第一学期大全11篇

大二学年第一学期篇（1）

一、写数。

(共3题；共9分)

1.

（3分）先写一写，再比一比．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2.

（4分）探索规律

（1）425、525、625、_______、_______

（2）24、28、_______、36、_______

3.

（2分）一个四位数，最高位是9，其余各位是0，这个数是_______，读作_______．

二、读数。

(共2题；共4分)

4.

（2分）4040中千位上的“4”表示_______，十位上的“4”表示_______。

5.

（2分）判断题．

用

组成的最小的四位数是“0248”．

三、填空。

(共7题；共15分)

6.

（3分）计数器从右边数起，第一位是_______位，第二位是_______位，第三位是_______位。

7.

（1分）由8个千，4个百，5个十组成的数是_______。

8.

（1分）穆朗玛峰高约八千八百四十四米。

写作：_______

9.

（2分）填上＞或＜．

3800_______3762

999_______1000

10.

（2分）_______个十是1000；_______个十是10000。

11.

（4分）4302是_______位数，最高位是_______位，390是_______位数，最高位是_______。

12.

（2分）千位上是4，个位上是最大的一位数，十位上的数比个位上的少3，百位上的数是0，这个数是_______，读作_______。

四、比较大小。

(共2题；共2分)

13.

（1分）填上合适的数字．

7_______3万＞760万

14.

（1分）填上“＞”、“＜”或“=”

7＋6×5_______40

五、写出下面各数的近似数。

(共1题；共2分)

15.

（2分）9.0968精确到十分位约是_______，保留两位小数约是_______。

参考答案

一、写数。

(共3题；共9分)

1-1、

2-1、

2-2、

3-1、

二、读数。

(共2题；共4分)

4-1、

5-1、

三、填空。

(共7题；共15分)

6-1、

7-1、

8-1、

9-1、

10-1、

11-1、

12-1、

四、比较大小。

(共2题；共2分)

13-1、

14-1、

大二学年第一学期篇（2）

一、班级工作管理方面。

本学期我班两位老师能严格遵守园里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执行各种计划与要求，以高度的责任心与职业道德，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认真学习园部工作计划，转变观念、提高认识，认真参加园部组织的各项学习，提高自身的服务意识，做到微笑服务、爱心服务、耐心服务，让家长、幼儿真正感受到教师的服务热情，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我们能以主人翁的态度来面对班级的各项事务，团结、学习、互助、乐于奉献，彼此间经常沟通，有事大家商量，牢固树立幼儿第一的意识。从而促使班上工作正常、有序、较好地开展。在主题活动、六一活动、毕业典礼等活动中，我们两位老师能积极地出谋划策，共同地商讨，并积极投入节目的设计与排练中，充分表现出班组成员的团结协作与主人翁精神。

二、教育教学工作方面。

1、努力学习新《钢要》，增强专业意识、提高科研水平。

我们能通过看书、参观、观摩、等形式加强学习，并做到学以致用，不断总结教育教学心得，认真学习新《纲要》，撰写随笔和教育反思，提高科研水平，努力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操作和总结相结合。本学期，王英老师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绩。

2、充分的课前准备工作

我们班的两位教师，能积极的准备好教学具，经常上网查资料、自制教学具，为的使教育效果更加明显。而孩子们对活动投入的极大的兴趣则使我们信心倍增。我俩能够相互提醒、相互督促。

3、做好幼小衔接工作

这学期是本班幼儿在幼儿园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了。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因此，本学期我们从保育和教育两方面同时着手来帮助孩子形成过渡。

有意识地多向孩子介绍一些小学里的生活、学习情况。使他们对学习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并盼望自己做个小学生，从思想上做好入学准备。

带幼儿去参观小学，了解哥哥姐姐的在校生活，让他们对学校有直观的认识。

尝试按照学校的作息制度来生活。上课时不入厕、不去喝水。

让幼儿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自理能力。经常布置简单的家庭作业，培养幼儿的任务意识。通过一学期的努力，班级大部分幼儿能够较认真的完成老师每次交给的任务，在与同伴的合作中能够用较灵活的方式较好的与同伴进行游戏，遇到困难时能够和同伴们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法，班级幼儿社会交往能力得到了很好的提高。

三、家长工作方面。

1、鼓励家长配合做好“幼小衔接”的准备工作,幼儿园还邀请了舜湖小学的老师给家长作了讲座。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2、每一次的主题活动家长都能够积极参与，主动通过各种渠道为主题的开展提供各种有价值资料，有了家长的参与，我们本学期的教育活动真正做到了“家园共育”。

3、及时与家长进行沟通，向家长汇报幼儿在园情况，了解幼儿在家情况，努力达成教育的一致性。积极取得家长对班级各项活动的支持与配合。

四、卫生保健工作方面。

1、本学期,我们严格按照园里的要求做好了班级各项卫生保健工作，让幼儿生活在一个整洁、舒适的环境中。

2、做好生病幼儿的护理工作，坚决杜绝传染病流行，本学期，班级幼儿的出勤率一直较高。无事故发生。

3、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重点引导几个挑食、食欲差的幼儿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本学期，我们幼儿的身高、体重增长速度较快。

五、不足及努力方向：

大二学年第一学期篇（3）

一、班级工作管理方面。

本学期我班两位老师能严格遵守园里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执行各种计划与要求，以高度的责任心与职业道德，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认真学习园部工作计划，转变观念、提高认识，认真参加园部组织的各项学习，提高自身的服务意识，做到微笑服务、爱心服务、耐心服务，让家长、幼儿真正感受到教师的服务热情，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我们能以主人翁的态度来面对班级的各项事务，团结、学习、互助、乐于奉献，彼此间经常沟通，有事大家商量，牢固树立幼儿第一的意识。从而促使班上工作正常、有序、较好地开展。在主题活动、六一活动、毕业典礼等活动中，我们两位老师能积极地出谋划策，共同地商讨，并积极投入节目的设计与排练中，充分表现出班组成员的团结协作与主人翁精神。

二、教育教学工作方面。

1、努力学习新《钢要》，增强专业意识、提高科研水平。

我们能通过看书、参观、观摩、等形式加强学习，并做到学以致用，不断总结教育教学心得，认真学习新《纲要》，撰写随笔和教育反思，提高科研水平，努力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操作和总结相结合。本学期，王英老师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绩。

2、充分的课前准备工作

我们班的两位教师，能积极的准备好教学具，经常上网查资料、自制教学具，为的使教育效果更加明显。而孩子们对活动投入的极大的兴趣则使我们信心倍增。我俩能够相互提醒、相互督促。

3、做好幼小衔接工作

这学期是本班幼儿在幼儿园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了。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因此，本学期我们从保育和教育两方面同时着手来帮助孩子形成过渡。

有意识地多向孩子介绍一些小学里的生活、学习情况。使他们对学习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并盼望自己做个小学生，从思想上做好入学准备。

带幼儿去参观小学，了解哥哥姐姐的在校生活，让他们对学校有直观的认识。

尝试按照学校的作息制度来生活。上课时不入厕、不去喝水。

让幼儿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自理能力。经常布置简单的家庭作业，培养幼儿的任务意识。通过一学期的努力，班级大部分幼儿能够较认真的完成老师每次交给的任务，在与同伴的合作中能够用较灵活的方式较好的与同伴进行游戏，遇到困难时能够和同伴们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法，班级幼儿社会交往能力得到了很好的提高。

三、家长工作方面。

1、鼓励家长配合做好“幼小衔接”的准备工作,幼儿园还邀请了舜湖小学的老师给家长作了讲座。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2、每一次的主题活动家长都能够积极参与，主动通过各种渠道为主题的开展提供各种有价值资料，有了家长的参与，我们本学期的教育活动真正做到了“家园共育”。

3、及时与家长进行沟通，向家长汇报幼儿在园情况，了解幼儿在家情况，努力达成教育的一致性。积极取得家长对班级各项活动的支持与配合。

四、卫生保健工作方面。

1、本学期,我们严格按照园里的要求做好了班级各项卫生保健工作，让幼儿生活在一个整洁、舒适的环境中。

2、做好生病幼儿的护理工作，坚决杜绝传染病流行，本学期，班级幼儿的出勤率一直较高。无事故发生。

3、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重点引导几个挑食、食欲差的幼儿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本学期，我们幼儿的身高、体重增长速度较快。

五、不足及努力方向：

大二学年第一学期篇（4）

在实际生活中可以看到，学习第二语言呈现低龄化趋势，在我国，有些地方从幼儿园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多数为英语），对于那些连母语都不能完全掌握的孩子而言，过早学习第二语言真的有利于语言发展吗？人们普遍认为,儿童比成人更擅长学习第二语言。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很多研究。

1 关键期假说

在这个领域，影响最大的研究是伦尼伯格所提出的“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关键期假说认为儿童习得语言更有优势是由于生理因素，他认为人的大脑在两岁至青春期（10-12岁）之前是习得语言的关键期。过了关键期的学习者不会像在关键期内的学习者一样成功，而且很容易产生外国腔。这是因为，青春期以前，大脑的两个半球都参与了语言学习，大脑可塑性较强，语言习得较快，也较为成功；而在青春期后，大脑发生了侧化，逐渐失去可塑性，语言学习也就越来越困难。

2 关键期的相关研究

关键期这一假说，是针对母语习得提出的，并且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对于关键期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学者们看法不一。反对关键期假说的学者提出非生物基础的解释，认为语言输入和认知发展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导致习得水平出现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赞成关键期理论的学者则以实证研究为依据，坚信关键期假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被。

二语习得领域里, 支持关键期存在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johnson和newport (1989)的实验。实验组被试是母语为汉语和朝鲜语的美国移民，年龄3至39岁之间，接触英语的时间为3至26年，平均为10年。对照组是一组本地人。研究者用276道语法判断题口头方式测试被试的英语知识。后来又采用笔头方式实验，结果是：7岁之前移居美国的被试，英语水平与本地人无显著差异；7岁之后移民的被试，其英语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研究者将这个差异归因于生理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实验发现第二语言习得的衰退期始于7岁，而不是伦尼伯格所说的青春期，这说明关键期即使存在，具体年龄却有争议。

1989 年long通过实验发现，许多6岁以后（部分12岁）才开始学习外语的被试者，难以获得地道的语音，15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外语的，其词法和句法均无法取得与母语学生一样的水平。同时他提出二语习得中年龄差异的四个方面的论断：“（1）习得速度与最终水平取决于开始学习的年龄；（2）一语和二语习得均存在敏感期，敏感期之后的语音习得将是不完全的；（3）与年龄有关的二语习得能力的下降是不断积累的过程；（4）某些个体二语习得能力的下降甚至始于6岁。”

我国的辛柯、周淑莉对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进行的实证研究证明：如果从小学四五年级起开始学英语，到了成人(大学本科或研究生) 阶段， 相当一部分人的口语能力和综合能力就有可能达到较高水平。而如果从初中开始学英语，则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要小得多。

反对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的研究也有很多，c.snow等人研究了在自然语言环境下不同年龄的人习得第二语言的情况，被试母语为英语，第二语言为荷兰语，研究者跟踪研究了被试在荷兰第一年里学习荷兰语的情况。其结果是，虽然儿童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成人同样也表现优势；在课堂学习中，情况仍然如此。

有很多证据都表明：青春期之后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人，也能达到准母语水平。burstall提出，年长的学习者会比年幼的学习者更有效率。neufeld的研究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对成人来说较难克服的语音难关也能被克服。

由于语言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包括语音、句法、语义等。有些方面（如语音）更会受到年龄的影响，而有些方面（如语法）则受到年龄的影响较小，因此语言各子系统的关键期很可能不同。selinger提出了多重关键期假说，他认为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可能存在多个关键期。大脑功能的侧化不会同时发生，而是在不同时期影响语言习得的不同方面。因此，在外语学习者的一生中应该存在不同的关键期。某一关键期的结束就意味着某种习得能力的丧失。

3 结论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关键期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关于年龄与第二语言习得

之间的关系的任何过度概括都是不可靠的。有学者认为，可以用“最佳期”或者“敏感期”来取代“关键期”这一说法，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内，是第二语言习得的较好时期，但不是绝对时期，即使错过了这一时期，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的努力来达到比较高的第二语言水平。这种看法是比较理性和折中的。

对于年龄因素与第二语言习得，目前比较具有共性的结论是：（1）学习速度问题。成人学习者学习的最初阶段具有优势，尤其在语法方面。但他们最后可能会被儿童超过。儿童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学习更快，而在正规的外语课堂上学习速度较成年人缓慢。（2）语音问题。在语音方面，儿童比成年人更有可能获得接近母语水平的第二语言。如果有足够的语言接触，大多数儿童在二语习得中都可以习得地道的口音，有可能达到语音纯正。而成年人经过多年的正规学习，多数可以流利地讲外语，但只有极少数人能达到语音纯正。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相对而言获得完全地道的口音的可能性越小。（3）语言能力与潜力问题。儿童具有更高的语言潜力，与成人相比更有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和层次。（4）对语法的影响。第二语言语法习得的顺序不受年龄制约，但语法习得的速度及达到的水平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

4 对实际教学的启发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启发是，年龄是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在第二语言习得方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绝对化的否定某个年龄层的人学习第二语言的能力。儿童有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对优势，成人也有他们的优势。在实际教学中，可以根据学习者的特点选择更适合的教育方式。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桂诗春教授曾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具备了合适的学习环境( 如双语制或外籍教师教学)，早一点接触外语的学习者比迟一点接触外语的人从长远看可能略具优势；二是在合适的学习环境下，青少年和成年人也能在多数方面和儿童一样学好外语，甚至效率要高些。”

对于青春期以前的儿童，他们学第二语言的优越条件是大脑的可塑性最强，语言环境相对较好，模仿能力强，尤其是在习得自然的语音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缺点是他们的长时记忆能力较差；思维能力不强；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语言的准确性与流利度不高；学习效率不高，花费时间较多。因此，他们更适合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学习，如双语生活环境，在学校中则要求有好的教师以及教学设施。

在前面提到了外语学习低龄化的问题，社会上，有些广告夸大了低龄儿童学习外语的作用，片面地宣传外语学习越早越好，很多家长也受到了这样的宣传的影响。实际上，当前低龄外语教学的科学依据不足，教学实践经验薄弱。家长应该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在对孩子进行第二语言教育时，要考虑到教育的目的和最终期望达到的水平，如果是期望孩子达到与母语相接近的水平，那就可以让孩子较早的接触第二语言。因为儿童在语音的习得和语言潜力方面确实较成人具有很大的优势，早点接触有助于获得更地道的语音。如果是期望孩子达到学习和工作所需要的外语水平，那么就不需要刻意地过早开始学习第二语言，按照学校的教学安排学习就可以了。

对于青少年，他们学习第二语言的优越条件是母语习惯已经形成，第二语言习得不会受到母语的干扰，尤其是语言的流利性较儿童有很大的优势；长时记忆能力有所增强，理解能力也比较强，而且青少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因此有充分的学习时间。缺点是比儿童的学习要花更多的精力，要求有较高的学习自觉性和坚持性；尤其是对于初中生或高中生，教学计划中安排的学习科目太多，不可能将所有精力放到第二语言学习中，容易造成顾此失彼，所以要合理安排学习计划。

对于成年人，他们学习第二语言的优越条件是学习目的性明确，学习动机比较强烈，在学习效率方面有很大优势，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比较强。因此在记忆单词、掌握语法方面成年人占有绝对优势。他们的缺点是难以获得纯正的语音，没有足够的学习时间，生活中的杂务多,很难专心致志的学习，因此学习的连续性常受影响。但是如果成年人有强烈的学习动机和兴趣、良好的语言环境和适当的学习方法，同样可以达到很高的第二语言水平。

总而言之，从第二语言学习和教学的角度来看，年龄只是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因素之一，不应该夸大它的作用。重要的是要了解不同年龄的人学习第二语言的特点，在学习中扬长避短。除了年龄因素之外, 社会文化背景、学习氛围和语言环境等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也非常大。只有各因素等共同作用时，才能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

参考文献

[1]辛柯,周淑莉.年龄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临界期假说实证[j].外语教学,2006(7).

[2]卢喜飞.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研究及其对英语教育的启示[j].英语教

学,2009(8).

[3]郑丽娜.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研究述评[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1).

[4]李芳芳.语言学习者的年龄因素与第二语言习得[j].广东教育(教研版),2007(12).

[5]徐晓君.第二语言习得年龄因素研究的新进展[j].科教文汇,2008(12).

[6]王锋,欧阳俊林.个体差异与第二语言习得[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

[7]彭坚.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反思性研究对早期外语教育的启示[j].学前教育研究,2007(7).

[8]肖德法.第二语言习得与外语教学[j].成都电子科技出版社,1994.

大二学年第一学期篇（5）

一、儿童第二语言学习“关键期”相关理论解释

(一)大脑“侧化期”理论

“关键期”假设最初提出与母语习得有关。神经学家penfield 和roberts 认为,人的一生中有一段固定时期可以自然、容易地学习语言,错过这一阶段,一般很难完全成功地习得母语,这就是“关键期”假设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简称cph)。他们认为新生儿出生后最初十年是语言的最佳习得时期,因为这时候大脑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1967年,列尼伯格(lenneberg )在他的著作《语言生物学基础》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论假设。他从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出发,将“关键期”与大脑“侧化期”等同起来。

(二)内在论

另一个引发儿童语言发展“关键期”研究热潮的理论是乔姆斯基(chomsky)的内在论(innate theory)。乔姆斯基认为,儿童生来具有一种习得语言的能力——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简称ug) 和习得机制(lad),当这一机制受到某一具体语言材料的刺激后,儿童大脑中的ug则转化为该语音经验所代表的具体语法。例如当接受到以英语为语音经验的刺激后,ug则转变为英语语法;同样,以汉语作为语音经验作用于ug,所转化的具体语法为汉语语法。因此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在0～4岁就能完成。后续的研究者认为,如果在ug转化之前进行多语语音刺激,儿童完全有可能掌握多种语言,并以双语或多语地区的儿童语言学习作为例证。

(三)语言习得进化理论

语言习得进化理论认为,儿童获得语言后,习得能力自然失去。早期学习语言是为了在一生更长的时期内获得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因此, 虽然人在整个成年期一直都在使用语言,但是语言学习机制在童年早期就已经完成其使命。进化模式对语言学习机制的解释是:关键期大约在青春期结束时,在这一阶段,促进发展的选择压力降低,发展的动力减弱。

以上各种理论都从某个角度阐释了儿童第二语言学习存在“关键期”,并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假设,但目前尚未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拿出让众人彻底信服的证据。

二、儿童第二语言学习是否存在“关键期”的各种实验研究

(一)支持儿童第二语言学习存在“关键期”的实验研究

asher 和garcia重点考察了“关键期”对语音学习的影响,他们对71 名居住在美国的古巴移民孩子的英语发音水平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最佳移民年龄是6 岁,最差的是13 岁以后。12 岁以前移民到美国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接近标准发音的水平,而12 岁及以上的孩子其标准率仅有7%。

patkowski通过研究67 位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发现,15 岁之前移入美国的学习者比15岁之后移入美国的学习者能够更加熟练地掌握句法。他的结论得到了johnson 和newport的证实。johnson 和newport用句法判断为作业任务,以3～39岁移居美国、母语为汉语或者朝鲜语的人为被试,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7岁前移居美国的被试语言水平同本国人没有区别,7～15岁则显示出成熟带来的衰退。

功能磁共振造影研究结果表明,在大脑后部语言各个区域内,皮质中控制第一和第二语言功能的某些位置,对较晚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人而言,是不重合的。

(二)不支持儿童第二语言学习存在“关键期”的实验研究

hakuta认为,若要证明“关键期”的存在, 起码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其一,应该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其二,“关键期”结束时的第二语言习得应该有明显的断层;其三,应该有证据表明“关键期”内的第二语言习得与“关键期”之后有质的差异;其四,在“关键期”内, 环境因素对第二语言习得不应有很大影响。而美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对母语是中文或西班牙语的人口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 英语水平随着移民年龄的增大持续降低, 在青春期没有断层。各种研究表明, 无论是从最终学习结果还是学习过程来看, 儿童和成年人之间没有本质差异,环境因素如社会经济、教育等作用似乎远远超过其年龄因素的影响。

newfeld 在1978 年的研究中对20 名英语本族语者进行了1

8 个小时的汉语和日语语音的强化训练,然后请汉语和日语本族语者对他们模仿发音做出判断,分别有九名和八名学习者被认为发音属于“本族语”水平。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条件合适,成年人也能获得接近本族语的水平,即使在发音方面也是如此。

(三)第二语言学习“关键期”多年龄组对比实验研究

burstall比较了两组在正规环境中学习了五年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一组8 岁开始学法语,另一组11岁开始学法语,她发现年长儿童有“持续优势”。当两组儿童在16岁再比较时,中学开始学习者在口语、阅读和写作中优于小学开始学习者,只有在听力测试中较差。

snow 和hoefnagel hohle研究调查了英语本族语者习得荷兰语的过程,调查对象为8～10岁儿童、15 岁的青少年和成人,时间为10个月。研究结论如下:在词法和句法方面,青少年学得最好,成年人次之,儿童最差;在发音方面,差异很小;在语法方面,成人开始学习时有优势,但一段时间后,儿童会赶上来。

三、儿童第二语言学习是否存在“关键期”理论总结

目前常见的儿童第二语言学习“关键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脑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来阐释,另一类是用调查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对于第二类,中国国内对比研究相对较少,而国外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移民对迁移地区语言的学习上,这与中国儿童在教学环境中学习第二语言有很大不同。另外,语言学习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在研究语言习得时,对听、说、读、写等不同技能进行区分研究很有必要。

从大量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儿童第二语言学习存在“关键期”并没有完全得到证实。目前的共识大致有四点:其一,如果能够大量接触第二语言(如移民),儿童在语音和语法的准确性上更具优势;其二,在儿童还没有完全掌握母语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是用学习母语的方式来学习第二语言,这使他们日后第二语言的成就更容易达到母语水平;其三,从学习效率来衡量,青少年期才是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期;其四,青春期后才开始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年人,其外语也有可能达到极高水平甚至达到母语水平。

目前,儿童第二语言学习“关键期”理论和研究具有一定意义:第一,如果能尽早创造第二语言的学习环境,无形中就拉长了儿童的语言学习时间,有可能促使他们获得较高的语言成就,尤其是在语音和语法方面;第二,对儿童进行第二语言教育的方法要区别于中学惯用的语法、单词轰炸法,最好让儿童以听、说为主,多接触第二语言,自发学习;其三,如果没有条件,从小学高年级或从中学再开始学习外语也不失为颇具效率的选择。

[参考文献]

[1]coad·james,huckin·thomas.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2]刘金花.儿童发展心理学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林崇德.发展心理学的现状与展望 [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4]j·h·弗拉维尔等.认知发展(第四版)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大二学年第一学期篇（6）

八月份开始着手学年第二学期级、级全部学生成绩汇总、合并，按学籍管理规定筛选出级、级各门课程补考名单，分别按课程打印，并将各班补考名单汇总，打印班级补考名单。（学年第二学期级、级补考名单）

接着从学年第一学期级成绩总表中筛选第二次重修名单，分别按课程、班级打印，并按学院汇总。（级第二次重修学年第一学期课程）

从学年第一学期级成绩总表中筛选重修名单，分别按课程、班级打印，并按学院汇总。（级重修学年第一学期课程）

从学年第一学期级成绩总表中筛选重修名单，分别按课程、班级打印，并按学院汇总。（级重修学年第一学期课程）

随着开学，编制硅湖大学补考证打印程序，并将级、级所有补考名单数据库中加入补考时间、地点，接着按班级打印级、级全部课程补考证，并按学院发放到教学秘书手中。（打印发放补考证）

汇总、核对学年第一学期硅湖大学级及级学生学籍异动汇总表。

按照教研室课程表，分别打印级、级各任课教师上课的学生名单，印刷、装订《硅湖大学学生学习成绩记载薄》，并按教研室发放到教师手中，保证了任课教师在开学第一节课有学生的名单。（记分册学生名单）

编制成绩汇总查询程序，将级学生所学的课程（大一、大二）汇总、核对打印在一张纸上。利用此程序打印份专转本学生成绩单；汇总级所有成绩，转换成数据库，于××年元旦之前将级毕业生推荐表上要附的成绩单一千二百多份打印出，发放到各学院。

发放关于学年第一学期级、级注册的通知，从财务处复制交费学生电子名单，打印各班交费名单，按年级装订。分别让各班级注册，由于个别学生欠费、打申请迟缓直到××年月份还有学生注册。（、学生注册）

随着补考一门一门结束，补考成绩按专业分别输入级、级全部补考成绩。

核对学年第一学期全校公共选修课各课程名单，打印记分册名单。

新生名单核对；编制新生学号；编制新生学生证编号；编制学生班级。

依照新生教研室课表，按任课教师上课的学生名单，绘制并打印全部新生上课名单，并与《成绩记载薄》一起发放到教研室。

组织级通过江苏高等专科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学生及级外语学院学生报考大学英语四、六级，并且汇制输入计算机，上报到江南大学。

由于新生学生证印制比较迟，所以新生学生证直到月份发放，与其同时让学生填写的还有《硅湖大学学生学籍登记卡》、原创：各班学号，并且写了详细填写说明。接着新生学生证注册、编号打印、加盖钢印等。

由于考虑到级于××年毕业，所以提前从学年第二学期级成绩总表中，筛选、汇总重修名单，分别按课程、班级打印，并按学院汇总。（级重修学年第二学期课程）

年秋季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安排笔试时间、地点；上机考试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

为配合人事处下发《教师教学情况记录本》，又再一次将全校多人按课程分别打印、编排级、级、级全体学生上课名单。与记录本一起发放到学院。

接教育厅及江南大学通知，转发关于核对、填写级学历证书电子注册上报信息的通知，分别打印各班名单及制作各班电子软盘，各班核实之后，汇总与数据库内，并输入每位学生准考证号、所在高考录检表页码、行号。

由于公选课提前考查，所以打印各课程名单并制作软盘发放到任课教师手中。

由于大三学生毕业及接江南大学要求，发关于级学生填写、核对预计毕业生上报信息通知，打印名册及制作各班级电子软盘，发放于各学院核对。

打印级第二次重修学年第一学期课程成绩记分名单、

级重修学年第一学期课程成绩记分名单

级重修学年第二学期课程成绩记分名单

级重修学年第一学期课程成绩记分名单

××年月初开始着手期终准备工作，打印学年第一学期级、级、学年学生成绩登记表，并按课程教师制作电子软盘二百多张。

印刷、发放硅湖大学学年第一学期成绩报告单三千多份。

大二学年第一学期篇（7）

在实际生活中可以看到，学习第二语言呈现低龄化趋势，在我国，有些地方从幼儿园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多数为英语），对于那些连母语都不能完全掌握的孩子而言，过早学习第二语言真的有利于语言发展吗？人们普遍认为,儿童比成人更擅长学习第二语言。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很多研究。

1 关键期假说

在这个领域，影响最大的研究是伦尼伯格所提出的“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关键期假说认为儿童习得语言更有优势是由于生理因素，他认为人的大脑在两岁至青春期（10-12岁）之前是习得语言的关键期。过了关键期的学习者不会像在关键期内的学习者一样成功，而且很容易产生外国腔。这是因为，青春期以前，大脑的两个半球都参与了语言学习，大脑可塑性较强，语言习得较快，也较为成功；而在青春期后，大脑发生了侧化，逐渐失去可塑性，语言学习也就越来越困难。

2 关键期的相关研究

关键期这一假说，是针对母语习得提出的，并且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对于关键期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学者们看法不一。反对关键期假说的学者提出非生物基础的解释，认为语言输入和认知发展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导致习得水平出现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赞成关键期理论的学者则以实证研究为依据，坚信关键期假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被推翻。

二语习得领域里, 支持关键期存在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Johnson和Newport (1989)的实验。实验组被试是母语为汉语和朝鲜语的美国移民，年龄3至39岁之间，接触英语的时间为3至26年，平均为10年。对照组是一组本地人。研究者用276道语法判断题口头方式测试被试的英语知识。后来又采用笔头方式实验，结果是：7岁之前移居美国的被试，英语水平与本地人无显著差异；7岁之后移民的被试，其英语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研究者将这个差异归因于生理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实验发现第二语言习得的衰退期始于7岁，而不是伦尼伯格所说的青春期，这说明关键期即使存在，具体年龄却有争议。

1989 年Long通过实验发现，许多6岁以后（部分12岁）才开始学习外语的被试者，难以获得地道的语音，15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外语的，其词法和句法均无法取得与母语学生一样的水平。同时他提出二语习得中年龄差异的四个方面的论断：“（1）习得速度与最终水平取决于开始学习的年龄；（2）一语和二语习得均存在敏感期，敏感期之后的语音习得将是不完全的；（3）与年龄有关的二语习得能力的下降是不断积累的过程；（4）某些个体二语习得能力的下降甚至始于6岁。”

我国的辛柯、周淑莉对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进行的实证研究证明：如果从小学四五年级起开始学英语，到了成人(大学本科或研究生) 阶段， 相当一部分人的口语能力和综合能力就有可能达到较高水平。而如果从初中开始学英语，则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要小得多。

反对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的研究也有很多，C.Snow等人研究了在自然语言环境下不同年龄的人习得第二语言的情况，被试母语为英语，第二语言为荷兰语，研究者跟踪研究了被试在荷兰第一年里学习荷兰语的情况。其结果是，虽然儿童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成人同样也表现优势；在课堂学习中，情况仍然如此。

有很多证据都表明：青春期之后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人，也能达到准母语水平。Burstall提出，年长的学习者会比年幼的学习者更有效率。Neufeld的研究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对成人来说较难克服的语音难关也能被克服。

由于语言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包括语音、句法、语义等。有些方面（如语音）更会受到年龄的影响，而有些方面（如语法）则受到年龄的影响较小，因此语言各子系统的关键期很可能不同。Selinger提出了多重关键期假说，他认为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可能存在多个关键期。大脑功能的侧化不会同时发生，而是在不同时期影响语言习得的不同方面。因此，在外语学习者的一生中应该存在不同的关键期。某一关键期的结束就意味着某种习得能力的丧失。

3 结论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关键期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关于年龄与第二语言习得

[1] [2] [3] 

之间的关系的任何过度概括都是不可靠的。有学者认为，可以用“最佳期”或者“敏感期”来取代“关键期”这一说法，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内，是第二语言习得的较好时期，但不是绝对时期，即使错过了这一时期，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的努力来达到比较高的第二语言水平。这种看法是比较理性和折中的。

对于年龄因素与第二语言习得，目前比较具有共性的结论是：（）学习速度问题。成人学习者学习的最初阶段具有优势，尤其在语法方面。但他们最后可能会被儿童超过。儿童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学习更快，而在正规的外语课堂上学习速度较成年人缓慢。（）语音问题。在语音方面，儿童比成年人更有可能获得接近母语水平的第二语言。如果有足够的语言接触，大多数儿童在二语习得中都可以习得地道的口音，有可能达到语音纯正。而成年人经过多年的正规学习，多数可以流利地讲外语，但只有极少数人能达到语音纯正。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相对而言获得完全地道的口音的可能性越小。（）语言能力与潜力问题。儿童具有更高的语言潜力，与成人相比更有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和层次。（）对语法的影响。第二语言语法习得的顺序不受年龄制约，但语法习得的速度及达到的水平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

  对实际教学的启发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启发是，年龄是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在第二语言习得方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绝对化的否定某个年龄层的人学习第二语言的能力。儿童有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对优势，成人也有他们的优势。在实际教学中，可以根据学习者的特点选择更适合的教育方式。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桂诗春教授曾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具备了合适的学习环境( 如双语制或外籍教师教学)，早一点接触外语的学习者比迟一点接触外语的人从长远看可能略具优势；二是在合适的学习环境下，青少年和成年人也能在多数方面和儿童一样学好外语，甚至效率要高些。”

对于青春期以前的儿童，他们学第二语言的优越条件是大脑的可塑性最强，语言环境相对较好，模仿能力强，尤其是在习得自然的语音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缺点是他们的长时记忆能力较差；思维能力不强；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语言的准确性与流利度不高；学习效率不高，花费时间较多。因此，他们更适合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学习，如双语生活环境，在学校中则要求有好的教师以及教学设施。

在前面提到了外语学习低龄化的问题，社会上，有些广告夸大了低龄儿童学习外语的作用，片面地宣传外语学习越早越好，很多家长也受到了这样的宣传的影响。实际上，当前低龄外语教学的科学依据不足，教学实践经验薄弱。家长应该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在对孩子进行第二语言教育时，要考虑到教育的目的和最终期望达到的水平，如果是期望孩子达到与母语相接近的水平，那就可以让孩子较早的接触第二语言。因为儿童在语音的习得和语言潜力方面确实较成人具有很大的优势，早点接触有助于获得更地道的语音。如果是期望孩子达到学习和工作所需要的外语水平，那么就不需要刻意地过早开始学习第二语言，按照学校的教学安排学习就可以了。

大二学年第一学期篇（8）

在实际生活中可以看到，学习第二语言呈现低龄化趋势，在我国，有些地方从幼儿园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多数为英语），对于那些连母语都不能完全掌握的孩子而言，过早学习第二语言真的有利于语言发展吗？人们普遍认为,儿童比成人更擅长学习第二语言。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很多研究。

1关键期假说

在这个领域，影响最大的研究是伦尼伯格所提出的“关键期假说”（CriticalPeriodHypothesis）。关键期假说认为儿童习得语言更有优势是由于生理因素，他认为人的大脑在两岁至青春期（10-12岁）之前是习得语言的关键期。过了关键期的学习者不会像在关键期内的学习者一样成功，而且很容易产生外国腔。这是因为，青春期以前，大脑的两个半球都参与了语言学习，大脑可塑性较强，语言习得较快，也较为成功；而在青春期后，大脑发生了侧化，逐渐失去可塑性，语言学习也就越来越困难。

2关键期的相关研究

关键期这一假说，是针对母语习得提出的，并且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对于关键期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学者们看法不一。反对关键期假说的学者提出非生物基础的解释，认为语言输入和认知发展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导致习得水平出现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赞成关键期理论的学者则以实证研究为依据，坚信关键期假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被。

二语习得领域里,支持关键期存在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Johnson和Newport(1989)的实验。实验组被试是母语为汉语和朝鲜语的美国移民，年龄3至39岁之间，接触英语的时间为3至26年，平均为10年。对照组是一组本地人。研究者用276道语法判断题口头方式测试被试的英语知识。后来又采用笔头方式实验，结果是：7岁之前移居美国的被试，英语水平与本地人无显著差异；7岁之后移民的被试，其英语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研究者将这个差异归因于生理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实验发现第二语言习得的衰退期始于7岁，而不是伦尼伯格所说的青春期，这说明关键期即使存在，具体年龄却有争议。

1989年Long通过实验发现，许多6岁以后（部分12岁）才开始学习外语的被试者，难以获得地道的语音，15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外语的，其词法和句法均无法取得与母语学生一样的水平。同时他提出二语习得中年龄差异的四个方面的论断：“（1）习得速度与最终水平取决于开始学习的年龄；（2）一语和二语习得均存在敏感期，敏感期之后的语音习得将是不完全的；（3）与年龄有关的二语习得能力的下降是不断积累的过程；（4）某些个体二语习得能力的下降甚至始于6岁。”

我国的辛柯、周淑莉对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进行的实证研究证明：如果从小学四五年级起开始学英语，到了成人(大学本科或研究生)阶段，相当一部分人的口语能力和综合能力就有可能达到较高水平。而如果从初中开始学英语，则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要小得多。

反对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的研究也有很多，C.Snow等人研究了在自然语言环境下不同年龄的人习得第二语言的情况，被试母语为英语，第二语言为荷兰语，研究者跟踪研究了被试在荷兰第一年里学习荷兰语的情况。其结果是，虽然儿童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成人同样也表现优势；在课堂学习中，情况仍然如此。

有很多证据都表明：青春期之后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人，也能达到准母语水平。Burstall提出，年长的学习者会比年幼的学习者更有效率。Neufeld的研究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对成人来说较难克服的语音难关也能被克服。

由于语言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包括语音、句法、语义等。有些方面（如语音）更会受到年龄的影响，而有些方面（如语法）则受到年龄的影响较小，因此语言各子系统的关键期很可能不同。Selinger提出了多重关键期假说，他认为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可能存在多个关键期。大脑功能的侧化不会同时发生，而是在不同时期影响语言习得的不同方面。因此，在外语学习者的一生中应该存在不同的关键期。某一关键期的结束就意味着某种习得能力的丧失。

3结论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关键期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关于年龄与第二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的任何过度概括都是不可靠的。有学者认为，可以用“最佳期”或者“敏感期”来取代“关键期”这一说法，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内，是第二语言习得的较好时期，但不是绝对时期，即使错过了这一时期，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的努力来达到比较高的第二语言水平。这种看法是比较理性和折中的。

对于年龄因素与第二语言习得，目前比较具有共性的结论是：（1）学习速度问题。成人学习者学习的最初阶段具有优势，尤其在语法方面。但他们最后可能会被儿童超过。儿童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学习更快，而在正规的外语课堂上学习速度较成年人缓慢。（2）语音问题。在语音方面，儿童比成年人更有可能获得接近母语水平的第二语言。如果有足够的语言接触，大多数儿童在二语习得中都可以习得地道的口音，有可能达到语音纯正。而成年人经过多年的正规学习，多数可以流利地讲外语，但只有极少数人能达到语音纯正。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相对而言获得完全地道的口音的可能性越小。（3）语言能力与潜力问题。儿童具有更高的语言潜力，与成人相比更有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和层次。（4）对语法的影响。第二语言语法习得的顺序不受年龄制约，但语法习得的速度及达到的水平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

4对实际教学的启发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启发是，年龄是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在第二语言习得方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绝对化的否定某个年龄层的人学习第二语言的能力。儿童有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对优势，成人也有他们的优势。在实际教学中，可以根据学习者的特点选择更适合的教育方式。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桂诗春教授曾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具备了合适的学习环境(如双语制或外籍教师教学)，早一点接触外语的学习者比迟一点接触外语的人从长远看可能略具优势；二是在合适的学习环境下，青少年和成年人也能在多数方面和儿童一样学好外语，甚至效率要高些。”

对于青春期以前的儿童，他们学第二语言的优越条件是大脑的可塑性最强，语言环境相对较好，模仿能力强，尤其是在习得自然的语音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缺点是他们的长时记忆能力较差；思维能力不强；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语言的准确性与流利度不高；学习效率不高，花费时间较多。因此，他们更适合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学习，如双语生活环境，在学校中则要求有好的教师以及教学设施。

在前面提到了外语学习低龄化的问题，社会上，有些广告夸大了低龄儿童学习外语的作用，片面地宣传外语学习越早越好，很多家长也受到了这样的宣传的影响。实际上，当前低龄外语教学的科学依据不足，教学实践经验薄弱。家长应该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在对孩子进行第二语言教育时，要考虑到教育的目的和最终期望达到的水平，如果是期望孩子达到与母语相接近的水平，那就可以让孩子较早的接触第二语言。因为儿童在语音的习得和语言潜力方面确实较成人具有很大的优势，早点接触有助于获得更地道的语音。如果是期望孩子达到学习和工作所需要的外语水平，那么就不需要刻意地过早开始学习第二语言，按照学校的教学安排学习就可以了。

大二学年第一学期篇（9）

八月份开始着手学年第二学期级、原创：级全部学生成绩汇总、合并，按学籍管理规定筛选出级、级各门课程补考名单，分别按课程打印，并将各班补考名单汇总，打印班级补考名单。（学年第二学期级、级补考名单）

接着从学年第一学期级成绩总表中筛选第二次重修名单，分别按课程、班级打印，并按学院汇总。（级第二次重修学年第一学期课程）

从学年第一学期级成绩总表中筛选重修名单，分别按课程、班级打印，并按学院汇总。（级重修学年第一学期课程）

从学年第一学期级成绩总表中筛选重修名单，分别按课程、班级打印，并按学院汇总。（级重修学年第一学期课程）

随着开学，编制硅湖大学补考证打印程序，并将级、级所有补考名单数据库中加入补考时间、地点，接着按班级打印级、级全部课程补考证，并按学院发放到教学秘书手中。（打印发放补考证）

汇总、核对学年第一学期硅湖大学级及级学生学籍异动汇总表。

按照教研室课程表，分别打印级、级各任课教师上课的学生名单，印刷、装订《硅湖大学学生学习成绩记载薄》，并按教研室发放到教师手中，保证了任课教师在开学第一节课有学生的名单。（记分册学生名单）

编制成绩汇总查询程序，将级学生所学的课程（大一、大二）汇总、核对打印在一张纸上。利用此程序打印份专转本学生成绩单；汇总级所有成绩，转换成数据库，于××年元旦之前将级毕业生推荐表上要附的成绩单一千二百多份打印出，发放到各学院。

发放关于学年第一学期级、级注册的通知，从财务处复制交费学生电子名单，打印各班交费名单，按年级装订。分别让各班级注册，由于个别学生欠费、打申请迟缓直到××年月份还有学生注册。（、学生注册）

随着补考一门一门结束，补考成绩按专业分别输入级、级全部补考成绩。

核对学年第一学期全校公共选修课各课程名单，打印记分册名单。

新生名单核对；编制新生学号；编制新生学生证编号；编制学生班级。

依照新生教研室课表，按任课教师上课的学生名单，绘制并打印全部新生上课名单，并与《成绩记载薄》一起发放到教研室。

组织级通过江苏高等专科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学生及级外语学院学生报考大学英语四、六级，并且汇制输入计算机，上报到江南大学。

由于新生学生证印制比较迟，所以新生学生证直到月份发放，与其同时让学生填写的还有《硅湖大学学生学籍登记卡》、各班学号，并且写了详细填写说明。接着新生学生证注册、编号打印、加盖钢印等。

由于考虑到级于××年毕业，所以提前从学年第二学期级成绩总表中，筛选、汇总重修名单，分别按课程、班级打印，并按学院汇总。（级重修学年第二学期课程）

年秋季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安排笔试时间、地点；上机考试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

为配合人事处下发《教师教学情况记录本》，又再一次将全校多人按课程分别打印、编排级、级、级全体学生上课名单。与记录本一起发放到学院。

接教育厅及江南大学通知，原创：转发关于核对、填写级学历证书电子注册上报信息的通知，分别打印各班名单及制作各班电子软盘，各班核实之后，汇总与数据库内，并输入每位学生准考证号、所在高考录检表页码、行号。

由于公选课提前考查，所以打印各课程名单并制作软盘发放到任课教师手中。

由于大三学生毕业及接江南大学要求，发关于级学生填写、核对预计毕业生上报信息通知，打印名册及制作各班级电子软盘，发放于各学院核对。

打印级第二次重修学年第一学期课程成绩记分名单、

级重修学年第一学期课程成绩记分名单

级重修学年第二学期课程成绩记分名单

级重修学年第一学期课程成绩记分名单

××年月初开始着手期终准备工作，打印学年第一学期级、级、学年学生成绩登记表，并按课程教师制作电子软盘二百多张。

大二学年第一学期篇（10）

   接着从1999-XX学年第一学期1999级成绩总表中筛选第二次重修名单，分别按课程、班级打印，并按学院汇总。（1999级第二次重修1999-XX学年第一学期课程）

   从XX-XX学年第一学期1999级成绩总表中筛选重修名单，分别按课程、班级打印，并按学院汇总。（1999级重修XX-XX学年第一学期课程）

   从XX-XX学年第一学期XX级成绩总表中筛选重修名单，分别按课程、班级打印，并按学院汇总。（XX级重修XX-XX学年第一学期课程）

   随着开学，编制硅湖大学补考证打印程序，并将1999级、XX级所有补考名单数据库中加入补考时间、地点，接着按班级打印1999级、XX级全部课程补考证，并按学院发放到教学秘书手中。（打印发放补考证）

   汇总、核对XX-XX学年第一学期硅湖大学1999级及XX级学生学籍异动汇总表。

   按照教研室课程表，分别打印XX级、1999级各任课教师上课的学生名单，印刷、装订《硅湖大学学生学习成绩记载薄》，并按教研室发放到教师手中，保证了任课教师在开学第一节课有学生的名单。（记分册学生名单）

   编制成绩汇总查询程序，将1999级学生所学的课程（大一、大二）汇总、核对打印在一张纸上。利用此程序打印82份专转本学生成绩单；汇总99级所有成绩，转换成数据库，于XX年元旦之前将99级毕业生推荐表上要附的成绩单一千二百多份打印出，发放到各学院。

   发放"关于XX-XX学年第一学期1999级、XX级注册的通知"，从财务处复制交费学生电子名单，打印各班交费名单，按年级装订。分别让各班级注册，由于个别学生欠费、打申请迟缓直到XX年1月份还有学生注册。（20、99学生注册）

   随着补考一门一门结束，补考成绩按专业分别输入1999级、XX级全部补考成绩。

   核对XX-XX学年第一学期全校公共选修课各课程名单，打印记分册名单。

   新生名单核对；编制新生学号；编制新生学生证编号；编制学生班级。

   依照新生教研室课表，按任课教师上课的学生名单，绘制并打印全部新生上课名单，并与《成绩记载薄》一起发放到教研室。

   组织1999级通过"江苏高等专科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学生及XX级外语学院学生报考大学英语四、六级，并且汇制输入计算机，上报到江南大学。

   由于新生学生证印制比较迟，所以新生学生证直到10月份发放，与其同时让学生填写的还有《硅湖大学学生学籍登记卡》、各班学号，并且写了详细填写说明。接着新生学生证注册、编号打印、加盖钢印等。

   由于考虑到1999级于XX年毕业，所以提前从XX-XX学年第二学期1999级成绩总表中，筛选、汇总重修名单，分别按课程、班级打印，并按学院汇总。（1999级重修XX-XX学年第二学期课程）

   XX年秋季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安排笔试时间、地点；上机考试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

   为配合人事处下发《教师教学情况记录本》，又再一次将全校2500多人按课程分别打印、编排1999级、XX级、XX级全体学生上课名单。与记录本一起发放到学院。

   接教育厅及江南大学通知，转发"关于核对、填写XX级学历证书电子注册上报信息的通知"，分别打印各班名单及制作各班电子软盘，各班核实之后，汇总与数据库内，并输入每位学生准考证号、所在高考录检表页码、行号。

   由于公选课提前考查，所以打印各课程名单并制作软盘发放到任课教师手中。

   由于大三学生毕业及接江南大学要求，发"关于99级学生填写、核对预计毕业生上报信息通知"，打印名册及制作各班级电子软盘，发放于各学院核对。

   打印1999级第二次重修1999-XX学年第一学期课程成绩记分名单、

   -1999级重修XX-XX学年第一学期课程成绩记分名单

   -1999级重修XX-XX学年第二学期课程成绩记分名单

   -XX级重修XX-XX学年第一学期课程成绩记分名单

   XX年1月初开始着手期终准备工作，打印XX-XX学年第一学期1999级、XX级、XX学年学生成绩登记表，并按课程教师制作电子软盘二百多张。

大二学年第一学期篇（11）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80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资料、研究民间社会、重视基层变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地域特色与不平衡性而著称，时而涉及明清时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频频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顽固纷呈的民间习惯等纠缠在一起的“奢靡”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新中国真正受到重视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对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常用的奢俭评判观念，无法逃离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文化史研究领域，围绕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呈现近代化的曙光的讨论，也往往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包括民情世态的变化问题。至于民俗史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所以只好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但为本人涉猎所囿，本文仅以大陆与台湾为限。

[1]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及《后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第177—178页。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还对乡规民约等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2] 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林丽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1]也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2]有的学者没用“奢靡”等词，只用了“消费欲膨胀”的表述。[3]

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4]

有的学者强调“奢靡”风习与封建礼法的密切联系。[5]其中或把奢靡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靡为基础的，奢靡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6]或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台湾学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丽月指出，探讨传统社会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义即“奢侈”或“浪费”之外，其政治与法制上的制约意义不容忽视；邱仲麟亦从礼制与价值观改变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7]这种认识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关于明清时期“奢靡”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讨论到“奢靡”一词的概念。余英时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含义是什么则未暇论及。[8]欧阳卫民认为，中国古代奢俭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9]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10]

[1] 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 一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3] 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5] 姜旭朝、万安培：《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载《东岳论丛》1986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 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7]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8]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页。

[9]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页。

[10] 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二、关于“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

（一）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以侈奢相高。[1]

（二）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其中清初有所收敛。[2]

（三）清朝前中期。[3]

一些研究者对“奢靡”风习的出现时间及其演变进行了具体考察：

（一）明朝说。常建华认为始于成化以后。台湾学者徐泓对明代江浙、华北地区社会风气的研究颇见功力，他认为正统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区的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过社会风气转变的时间与程度是有差别的。[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奢靡”风习或形成于正德；或正德、嘉靖之间；或正德、嘉靖以降；或嘉靖、万历时期等。[5]与以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作为区分标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纪年的形式作为划分界限，或认为出现于十六世纪或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或认为江南地区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6]

（二）清朝说。持此说的学者，或认为在康熙前期，或认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7]

与以上论著的明确划分意见相反的是，有人主张应作模糊化处理，因为奢侈浮靡风气的出现，有先后、程度之别，即使同一地区也因人而异；另有学者认为，不仅社会风气的转变可作时间的划分，甚至其中的种类也有先后之别，例如“服饰”风气的转变就早于“舆马”之类，物质上的变化也早于观念上的变迁。[8]

[1]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2] 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 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4]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5] 吴存存：《明清社会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6]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牛建强：《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3期。

[7]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三、关于“奢靡”风习的波及范围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第一种主要是从地域上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存在于部分地区的城镇，特别是江南城镇；[1]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其他地区包括内陆地区，社会风尚也由俭朴向奢侈转化，例如河南就是一例。但华北与江南程度有别。[2]进而有文章认为，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可能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3]

第二种主要是以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与上述地域讨论中持城镇观者相对应，一些文章是专门针对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官僚商人等。[4]而林丽月认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会习尚。[5]

第三种是以地域结合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仅存在于部分“点”上。汤纲、南炳文认为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牛建强、汪维真认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风起初存在于城市，后传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农民。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6]另一种意见是承认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费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贫民。[7]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华之风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如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他们的奢华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钞晓鸿认为，就“陕西商人”所谓的奢靡问题而言，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衣食节俭之辈，但应该承认相对的豪华生活是陕商群体的一般特征，在婚嫁丧娶方面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也会波及普通百姓。不少人则比较突出奢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8]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0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01988年第5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2] 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徐乱：《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3]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 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7] 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6] 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

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2]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徐私：《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4,363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