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技术论文大全11篇

接地技术论文篇（1）

(1)安全接地是把电器设施的外壳和大地相连，一旦电器设施出现绝缘损坏导致外壳带电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断电源，保障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2)防雷接地是在高处设立避雷针和大地连接，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雷击，防止因雷击造成对工作人员与电器设施的安全。

(3)工作接地是建立一个基准电位保障电路的正常工作。在一般情况下，基准电位设置为0，并处于电路系统内的某一部分。若基准电位未和大地相接的时候，一般理解为相对零电位，不过零电位容易受外界电磁场的影响，因此不是很稳定，致使电器设施无法正常工作。若基准电位和大地相接的时候，基准电位就不会受到电磁场变化的影响。某些时候，不恰当的工作接地反会导致电器设施无法稳定工作。

1．2按电路性质分类

为防止电器设施在工作中不受电路干扰，使其具备更好的兼容性，因此对电路进行设计的时候，常常会依据电路性质进行分类，比如电路处理信号可分成模拟地与数字地两种，根据信号的强弱还可分为功率地与信号地。任何一种对应的接地都应进行分别设置，尽量不要将不同的接地混合在同一个电路，比如模拟地与数字地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共用同一条地线，不然它们将会造成很大干扰，从而导致电路工作出现异常。

1．3按屏蔽接地的分类

静电屏蔽:一般是使用金属屏蔽体把带电导体围起来，并把金属屏蔽体和大地相接，一旦金属屏蔽体的外部感应到和带电导体相同的电荷就会通向大地，所以金属壳的外部没有电场，等同于金属壳里部的电场被屏蔽掉了。交变电场屏蔽:使用金属屏蔽体把带电导体围起来，并把金属屏蔽体和大地相接，这样能合理缩小交变电场对多级放大电路等敏感电路的耦合干扰电压。除了可以将敏感电路以及干扰源进行分开屏蔽，把屏蔽体正常与大地相接之外，还可以在敏感电路与干扰源两者之间设立具有良好导电性能的金属屏蔽体，这两种方式都能够有效缩小交变电场对于敏感电路的耦合干扰电压，从而使电路正常工作，例如具有传输射频信号功能的同轴电缆以及具有传送音频信号功能的屏蔽电缆，都能有效避免受到外界其他信号的影响，并能减轻信号的辐射程度，尽可能的减少对其他设施以及电路的影响。通过接地和屏蔽两者间的有效配合，不但能屏蔽静电的影响与破坏，还能再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变电场对其余的敏感设施的影响和干扰，从整体上提升了系统的电磁兼容性。

2广播电视工程进行接地时需注意的事项

2．1需注重系统信号地与其它接地的连接顺序

对于视频与音频设施，必须要注重系统信号与其它接地的连接顺序。对于接地电阻，功率地与安全地的要求较小，但是信号地与它们不同，其对接地电阻的要求相对较大，如若对其不够注重就有可能会给系统处理信号制造不好的影响。伴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部分数字设施拥有单独的数字地与模拟地，因此需分开进行接地之后再汇集在一起，并且应尽可能在接近公共接地母线的位置进行接地，信号设备外壳使用设备外壳地线与机柜外壳相接，机柜外壳是使用机柜外壳地线与系统外壳相接，在整个系统中，安全接地螺栓要设置于其金属外壳上，而且要保证优良的电气连接，不能将接地简单理解为设备外壳的简易连接。

2．2机房数字设备进行接地时操作要规范

随着数字设施的增多，各种地线也越来越多，因此可设置几条与系统外壳绝缘并且互相并行的半环形接地母线，一条是机柜外壳地还有屏蔽地母线，一条是信号地母线，在系统中的所有信号地与其最相近的信号地母线连接，机柜外壳地还有屏蔽地与其最靠近的机柜外壳已经屏蔽地母线相连接，并且两条半环形接地母线的中间部分必须要接近安全接地螺栓，机柜外壳地与屏蔽地母线要与安全接地螺栓连接，而信号地母线要与信号地螺栓相接，两条母线都要具备良好的电气性能，电阻尽量不要太大。

2．3三相电源中性点电位需保持零电位

当三相四线制电源进行供电的时候，因负荷电量与用电量的不一致，将会对三相的平衡造成影响，为了保障三相电源的中性线电位不会出现偏移的情况，就必须要保证中性线可以良好接地，否则设备将会因单相供电时电压过低或者过高而无法顺利进行工作，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电气设备受到损坏，所以必须要确保中性线良好接地，让三相电源中性点电位维持在零电位上，这是极为重要的。应使用铜芯绝缘电缆或者导线作为机柜里的工作接地线，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使用扁铁等不具备绝缘功能的物体作为接地线，这是因为其不能够染发地线之间绝缘。保护接电线必须要和工作接电线区分开，接地线不能使用金属丝编织管进行埋设，并且在埋设的时候，必须要把接地极打进足够深度的地表层内，然后倒进盐水，使用碳粉对地线的四周进行填埋，这样能够加强导电性。在正常情况下，系统接地电阻不能超出4欧姆，中性线接地电阻不能超过1欧姆，而处于弱电部分的工作接地电阻不能够超出10欧姆。

3接地技术的应用价值

为推动科技革命、传媒业以及信息化媒体技术的发展，必须要利用某种技术作为切入点。接地技术是属于新时代的产物，其发展要求均与科技革命、传媒业以及信息化媒体技术相匹配，接地技术不但能表现出现时代的进步，还能作为推动科技革命、传媒业以及信息化媒体技术发展的切入点。由于接地技术正处在全新的发展空间，所以非常特别，并且它十分全面，因此达到了科技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要求，能有效提升社会的经济水平，让科技有了更高的发展空间。在广播电视工程中使用接地技术是因为它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接地技术也愈来愈完善，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合理的推广与使用，目前已涉及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借鉴。广播电视工程接地技术将作为新时代的发展形势下的首要任务，将接地技术作为发展方向，能有效拓宽广播电视工程的发展前景，不但能发掘广播电视工程的潜在能力，还能全面提升广播电视工程的发展能力，从而使广播电视工程达到了期望的发展目的。

接地技术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270.7；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3-0019-07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已经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当前4G乃至5G移动通信技术和高速光纤互联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环境下，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工作效率和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更加明显的体现。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与经营活动和大众生活的互相融合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也促进了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的繁荣。

组织和个人对信息技术的采纳决定了信息技术的发挥效果，信息技术采纳关注的是组织及个人对信息技术接受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相关问题。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信息技术采纳问题一直是管理信息系统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热点问题.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Fishbein和Ajzen的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Schifter和Aizen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以及Venkatesh等的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都是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经典模型和理论。Venkatesh和Davis、Taylor和Todd对以上经典采纳模型进行了补充和扩展，从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采纳对象视角来研究信息技术采纳行为。本文通过整理和分析近年来在管理信息系统领域国际顶级期刊中有关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论文，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信息化建设高速实施的背景，展望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文按照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关键词分别进行检索搜集文献，通过使用EBSCO、JSTOR、Emerald等数据库和Google Scholar搜索工具。按照IT Adoption、IS Adopt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Information System Adoption、IT Acceptance、IS Acceptance等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筛选出有关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文献。为保证所选文献能够代表对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最高水平，本文将文献期刊来源限定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内的国际顶级期刊。包括MIS Quartedy、Information&Management、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Decision Sciences、Decision Suppo～Systems、Journal of Management Systems、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Information systems等。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划分为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以及多元化研究时期，并结合当前信息化水平全面提高的背景，探讨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三、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发展阶段

理理论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1975年由美国学者Fishbein和Ajzen提出，用以分析态度影响个体行为的现象，主要研究从信息感知到态度形成的过程。理理论考虑到主体的行为受到行为意愿的影响，从主体行为的角度为后来的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奠定了基础。理理论的结论主要包括：行为主体的实际行为受到行为意愿的影响，行为主体的行为意愿受到主体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共同影响，主观规范受到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的影响。

（一）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

1989-1995年可以被认为是采纳理论在信息技术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该时期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是Davis根据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理理论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该模型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采纳实证研究兴起的标志。

1.技术接受模型

Davis以理理论为基础，结合自我效能理论和期望理论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技术接受模型去掉了理理论中的主观规范、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这三个变量，认为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只有行为态度这个变量，而行为态度又是信念的因变量。Davis对理理论进行了如下的主要改造：从期望理论模型中提取出感知有用性，从自我效能理论中提炼出感知易用性，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取理论中的主观规范，形成了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假设包括：信息技术的实际使用行为由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意向由感知有用性和对信息技术系统的态度共同决定。对系统的态度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感知易用性决定感知有用性，外部变量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间接地决定使用者的使用意向和实际使用。Davis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意向显著影响实际使用行为，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大于态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感知有用性对态度的影响作用强于感知易用性对态度的影响作用。技术接受模型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较为开放的普遍适用模型.据此可以了解外部变量对使用者信念、态度及意向的影响，以及对信息技术使用的影响。

技术接受模型一经提出，引起了管理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对技术接受模型的正确性进行了验证。Adams等分别利用语音信息和电子邮件两种电子信息系统用户的数据，检验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在电子信息系统使用中的重要作用。Segars和Grover对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结构效度和模型适用性进行了详细检验。Chin和Todd对技术接受模型的稳定性、信度、效度和操作化合理性等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外部变量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来解释。

但也有学者对技术接受模型提出了质疑。Gefen和Straub通过对电子邮件使用行为的研究，发现性别对感知和使用电子邮件系统行为的影响差异性很大，而性别差异仅仅是文化差异的一个基本方面，因而他们认为技术接受模型中舍弃主观规范的做法值得商榷。由于在组织环境中，信息技术的使用者会受到外界带来的压力，因而应该考虑主观规范。Lefris等发现技术接受模型对系统使用的解释度只有40%，据此推断技术接受模型中没有包含一些重要的变量.只有加入组织和社会变化过程等变量，才能提高技术接受模型对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的解释能力。

2.同时期其他理论

受到技术接受模型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理论用于探索信息技术采纳行为问题的启发，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尝试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其他模型和传播学领域的模型引入信息技术采纳研究领域。提出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任务技术匹配理论（TaskTechnology Fit Theory）和创新扩散理论等。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带动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繁荣。也为后来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是由理理论扩展而来，Schifter和Ajzen认为个人行为意向不能全部由个人意志决定，常常会被其他个体的行为所影响，所以他们在理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感知行为控制变量。由此，计划行为理论中个人行为意向的决定变量变成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由控制信念和感知便利性共同决定。

社会认知理论的一个关键变量是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执行某种任务能力的自我评估。Hill等研究了自我效能在大学计算机课程中对计算机使用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使用计算机的先前经验与用户使用计算机的信念有影响关系.但并不能直接影响用户对计算机使用的决定，而自我效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用户对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Burkhardt和Brass使用纵向研究方法研究了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中自我效能对技术创新采纳的影响作用，发现自我效能高的雇员较自我效能低的雇员率先采纳创新技术，也更加明显地提升了自我能力和中心化的程度。Gist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计算机软件培训过程中。自我效能高的参与者比自我效能低的参与者明显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Goodhue和Thompson提出的任务技术匹配理论认为，如果信息技术能够得到使用，并能够很好地匹配用户所要完成的任务，那么信息技术将提高个体绩效。Goodhue和Thompson通过对600名在26个非信息系统部门工作的、使用25种不同信息技术的员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部分支持了理论上的假设。即技术特点和任务特点决定了技术任务的匹配关系，而技术特点和任务特点的匹配关系和信息技术的实际使用共同影响了个体绩效。

创新扩散理论由Rogers提出，传播学认为创新是以一定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在社会系统中进行传播的过程。借鉴传播学对创新的定义.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个体对于创新持有不同程度的接受意愿。因而接受创新的人口比例随着时间推进，呈现近似正态分布。因此，当使用累计比例曲线来代替随时间推进的正态分布接受曲线时。就呈现为s型曲线，也就是著名的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

（二）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

1995-2003年可以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研究的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技术接受模型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指出技术接受模型中的变量结构过于简单。不能准确地描述用户对信息技术的采纳行为，实际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对信息技术采纳理论进行修正和整合的研究工作成为该时期的主流。

1.技术接受模型的修正

由于对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行为意向和态度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不同见解，学者们通过对技术接受模型进行修正，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Venkatesh和Davis在新的修正模型中引入了能够影响感知有用性的社会影响过程和认知工具性过程.改变了感知有用性仅受外部变量和感知易用性影响的关系。并将该模型命名为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模型中的社会影响过程包括主观规范、形象等变量。以及自愿性、经验等调节变量；认知工具性过程包括工作相关性、产出质量、结果展示性和感知易用性等变量。

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改进体现在：一是变量的差异.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舍弃了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态度变量.扩展出包括主观规范和形象等相关的社会影响因素，加入了认知工具过程变量：二是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为了达到便于操作的目的。排除了理理论中的社会因素，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衡量信息系统的使用决定；三是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在理论上更加完善，深入考虑了在信息系统使用中，社会影响过程和认知工具过程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也说明了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2.模型的整合和扩展

接地技术论文篇（3）

一、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

长期以来，各国经济理论研究都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价值链地位存在相关关系。但是从不同吸收能力，对外直接投资对该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提升影响存在差异。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吸收能力主要为技术进步水平、创能力强弱、人力资本积累程度。因此，研究高技术产业价值链现状及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吸收能力对该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提升效应，对于明确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提高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地位等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成本发现模型，本文得出两条逆向技术溢出的提升价值链地位的路径：首先，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东道国的技术学习和经验累积，导致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升价值链地位；其次，本国自身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积累人力资本能有效提升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并与逆向技术溢出相互促进，提升价值链地位。

二、 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设定

首先，根据理论分析，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技术溢出。另一方面，逆向技术溢出能促进高技术企业转向生产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进而提升产业整体价值链地位，即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价值链升级。

1、对外直接投资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计量模型

（二）变量的计算与测度

1、逆向技术溢出

本文借鉴L & P（2001）的模型和研究思路，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积累的逆向技术溢出，具体模型为：

[SPILLft=a=1nOFDIatGDPatSnat]

本文选取了G20国成员国41个国家和及香港地区。时间t采用的是2000年-2014年的数据。[OFDIat]代表的是第t年中国对a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本文采用GDP平减指数对其进行了平减。[GDPat]代表的是第t年a国的国内生产总值。[Sdat]代表的是第t年a国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根据公式，可以测算出2000-2014年中国对样本国进行OFDI而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2、出口复杂度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会反映在生产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水平上。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专业化于价值链中的研发设计和关健零部件生产等技术复杂度较高的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则集中于原材料供应、组装和简单零部件生产等技术复杂度较低的工序。依据国际贸易理论，一国出口篮子的价值链地位蕴含着该区域的资源禀赋与复杂技术结构，技术越复杂，则地位越高。

3、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通过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利用DEAP2.1软件，来测算中国高技术产业各行业从2000年到2014年的TFP水平，并探究TFP的提升与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关系。

三、OFDI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价值链地位的实证结果

（一）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根据检验结果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逆向技术溢出的估计弹性系数为1.246，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逆向技术溢出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外直接投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逆向技术溢出。对外直接投资对逆向技术溢出的估计弹性系数为0.159，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逆向技术溢出与价值链地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逆向技术溢出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的交叉项OFDI×SPILL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外直接投资能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进而有利于价值链升级。

（二）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对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吸收能力与逆向技术溢出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表明技术的进步、创新能力的提高，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使得逆向技术溢出更容易实现转化，并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由此激励企业投资行为中的学习和创新导向，从而产生边际产出递增效应，最终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章依据前文理论分析得出的研究假设，设计了相关的计量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本国自身技术进步、创新能力提升以及人力资源有助于吸收逆向溢出的技术，提高转化率，强化逆向技术溢出对对价值链升级的正向推动效果。此外，研发投入的增加，市场竞争性越强，越有利于技术转化的实现，从而提升价值链地位。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提出一下建议：首先，鼓励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其次，提升自身能力，提高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最后，加大研发投入，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接地技术论文篇（4）

进入21世纪，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简称ODI）持续增长，2002-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65.7%。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较上年下降4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增6.2亿美元，达565.3亿美元。[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第一位。[②]

依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还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7）都强调跨国企业的特定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认为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但是，运用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的ODI行为，因为通常认为中国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ODI行为是否需要以所有权优势作为基础，所有权优势的形式如何表现，这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通过对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首次提出运用垄断优势来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此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约翰逊（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学者的补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如产品差异性、商标、专利、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运用这种特殊的独占性优势抵消额外的跨国经营成本，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的利润。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Buckley，1976）的内部化优势理论相结合，并加上区位优势，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认为只有上述三种优势同时存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这其中的所有权优势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进行了重新分类与扩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无法解释不具备绝对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为何也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其母国市场环境的反应，主要表现在为小市场服务的小规模技术、民族品牌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通过对印度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研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适用于母国及东道国的技术，其生产的产品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偏好，要素需求与当地经济条件相适应。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一国国内的经济环境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行业等因素，再结合企业经营策略对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通常来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

海默的垄断优势与邓宁的所有权优势都属于绝对优势，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则运用相对优势，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说前四种理论都强调优势的内生性，那么，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更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

上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权优势的内容。本文沿用邓宁“所有权优势”的提法，但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使之拥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优势

1.技术优势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技术优势是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他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面竞争的优势。但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企业致力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再结合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具备了一定所有权优势。

2008年，全国R&D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2007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3381.7亿元，比2007年增长26.1%；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811.3亿元，增长17.9%；高等学校经费支出390.2亿元，增长24%。[③]从行业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的行业有九个[④]，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正利用不断积累的技术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但来源于自身原创性研发，还来自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地方化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发明者，为了维持技术垄断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内部化转移。然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当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人员流动等，都会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技术被东道国企业所模仿。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建立生产、研发机构，加上中国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及人才储备，技术溢出效应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不免产生局限。中国企业具有在发展中国家经营多年的优势，将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等条件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当地的新技术，实现技术地方化。

2.金融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不但要求企业有可用资金，还要求这些资金具有成本优势，并能按需要自由兑换成东道国货币。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融资成本低、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的良好条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又一所有权优势。

在中国，利率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在近年来通货膨胀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国，这为中国企业获得资金成本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监管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获得财政拨款、政策性贷款，民营企业获得家族成员低息或无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国企业产生了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资金成本所有权优势。

2003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从制度上放松了外汇管制。而中国对外贸易多年保持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6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急需外国投资的现实，使中国企业的金融优势得以发挥。

3.文化认同优势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首先向人文环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联系的东道国进行投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语言优势、文化背景相近等优势，获取市场信息、稀缺资源、市场准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对外投资实践表明，华裔族群文化相近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对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权优势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及华裔族群分布广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联系广泛，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选。2009年，中国企业对香港和东盟的投资分别为356亿美元和26.98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重63%和4.8%，位列中国企业投资目标国（地区）的第一和第三位。虽然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标开始向北美、欧盟、非洲转移，这些东道国华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认同优势，加强与当地华人华侨的沟通联系，利用这类关系资源克服不熟悉东道国市场的缺陷，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使用的所有权优势。

4.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相似的优势

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具有相似性，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将母国的经营经验运用于东道国市场，从而产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所有权优势。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80%的份额流向亚洲、非洲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有着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状况、人力资本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熟悉经营环境的所有权优势。此外，中国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在本国多年经营中也形成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良好对策。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完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技术、金融、文化、经营环境等方面，中国企业具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乃至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既要把握现有优势，将之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又要充分发掘和培育其他类型的所有权优势，如品牌、专利、管理优势等，才能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参考文献

[1]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接地技术论文篇（5）

进入21世纪，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简称ODI）持续增长，2002-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65.7%。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较上年下降4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增6.2亿美元，达565.3亿美元。[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第一位。[②]

依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还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7）都强调跨国企业的特定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认为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但是，运用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的ODI行为，因为通常认为中国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ODI行为是否需要以所有权优势作为基础，所有权优势的形式如何表现，这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通过对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首次提出运用垄断优势来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此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约翰逊（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学者的补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如产品差异性、商标、专利、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运用这种特殊的独占性优势抵消额外的跨国经营成本，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的利润。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Buckley，1976）的内部化优势理论相结合，并加上区位优势，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认为只有上述三种优势同时存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这其中的所有权优势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进行了重新分类与扩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无法解释不具备绝对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为何也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其母国市场环境的反应，主要表现在为小市场服务的小规模技术、民族品牌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通过对印度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研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适用于母国及东道国的技术，其生产的产品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偏好，要素需求与当地经济条件相适应。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一国国内的经济环境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行业等因素，再结合企业经营策略对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通常来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

海默的垄断优势与邓宁的所有权优势都属于绝对优势，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则运用相对优势，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说前四种理论都强调优势的内生性，那么，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更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

上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权优势的内容。本文沿用邓宁“所有权优势”的提法，但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使之拥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优势

1.技术优势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技术优势是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他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面竞争的优势。但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企业致力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再结合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具备了一定所有权优势。

2008年，全国R&D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2007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3381.7亿元，比2007年增长26.1%；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811.3亿元，增长17.9%；高等学校经费支出390.2亿元，增长24%。[③]从行业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的行业有九个[④]，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正利用不断积累的技术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但来源于自身原创性研发，还来自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地方化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发明者，为了维持技术垄断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内部化转移。然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当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人员流动等，都会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技术被东道国企业所模仿。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建立生产、研发机构，加上中国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及人才储备，技术溢出效应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不免产生局限。中国企业具有在发展中国家经营多年的优势，将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等条件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当地的新技术，实现技术地方化。

2.金融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不但要求企业有可用资金，还要求这些资金具有成本优势，并能按需要自由兑换成东道国货币。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融资成本低、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的良好条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又一所有权优势。

在中国，利率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在近年来通货膨胀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国，这为中国企业获得资金成本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监管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获得财政拨款、政策性贷款，民营企业获得家族成员低息或无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国企业产生了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资金成本所有权优势。

2003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从制度上放松了外汇管制。而中国对外贸易多年保持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6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急需外国投资的现实，使中国企业的金融优势得以发挥。

3.文化认同优势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首先向人文环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联系的东道国进行投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语言优势、文化背景相近等优势，获取市场信息、稀缺资源、市场准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对外投资实践表明，华裔族群文化相近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对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权优势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及华裔族群分布广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联系广泛，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选。2009年，中国企业对香港和东盟的投资分别为356亿美元和26.98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重63%和4.8%，位列中国企业投资目标国（地区）的第一和第三位。虽然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标开始向北美、欧盟、非洲转移，这些东道国华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认同优势，加强与当地华人华侨的沟通联系，利用这类关系资源克服不熟悉东道国市场的缺陷，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使用的所有权优势。

4.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相似的优势

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具有相似性，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将母国的经营经验运用于东道国市场，从而产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所有权优势。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80%的份额流向亚洲、非洲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有着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状况、人力资本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熟悉经营环境的所有权优势。此外，中国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在本国多年经营中也形成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良好对策。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完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技术、金融、文化、经营环境等方面，中国企业具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乃至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既要把握现有优势，将之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又要充分发掘和培育其他类型的所有权优势，如品牌、专利、管理优势等，才能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参考文献

[1]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3]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 [M]. New York: Wiley, 1983

接地技术论文篇（6）

 

进入21世纪，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简称ODI）持续增长，2002-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65.7%。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较上年下降4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增6.2亿美元，达565.3亿美元。[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第一位。[②]

依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还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7）都强调跨国企业的特定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认为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但是，运用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的ODI行为，因为通常认为中国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ODI行为是否需要以所有权优势作为基础，所有权优势的形式如何表现，这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通过对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首次提出运用垄断优势来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此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约翰逊（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学者的补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如产品差异性、商标、专利、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运用这种特殊的独占性优势抵消额外的跨国经营成本，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的利润。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Buckley，1976）的内部化优势理论相结合，并加上区位优势，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认为只有上述三种优势同时存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这其中的所有权优势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进行了重新分类与扩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无法解释不具备绝对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为何也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其母国市场环境的反应，主要表现在为小市场服务的小规模技术、民族品牌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通过对印度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研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适用于母国及东道国的技术，其生产的产品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偏好，要素需求与当地经济条件相适应。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一国国内的经济环境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行业等因素，再结合企业经营策略对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通常来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

海默的垄断优势与邓宁的所有权优势都属于绝对优势，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则运用相对优势，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说前四种理论都强调优势的内生性，那么，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更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

上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权优势的内容。本文沿用邓宁“所有权优势”的提法，但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使之拥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优势

1.技术优势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技术优势是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他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面竞争的优势。但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企业致力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再结合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具备了一定所有权优势。

2008年，全国R&D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2007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3381.7亿元，比2007年增长26.1%；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811.3亿元，增长17.9%；高等学校经费支出390.2亿元，增长24%。[③]从行业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的行业有九个[④]，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正利用不断积累的技术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但来源于自身原创性研发，还来自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地方化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发明者，为了维持技术垄断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内部化转移。然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当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人员流动等，都会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技术被东道国企业所模仿。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建立生产、研发机构，加上中国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及人才储备，技术溢出效应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不免产生局限。中国企业具有在发展中国家经营多年的优势，将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等条件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当地的新技术，实现技术地方化。

2.金融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不但要求企业有可用资金，还要求这些资金具有成本优势，并能按需要自由兑换成东道国货币。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融资成本低、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的良好条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又一所有权优势。

在中国，利率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在近年来通货膨胀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国，这为中国企业获得资金成本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监管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获得财政拨款、政策性贷款，民营企业获得家族成员低息或无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国企业产生了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资金成本所有权优势。

2003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从制度上放松了外汇管制。而中国对外贸易多年保持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6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急需外国投资的现实，使中国企业的金融优势得以发挥。

3.文化认同优势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首先向人文环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联系的东道国进行投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语言优势、文化背景相近等优势，获取市场信息、稀缺资源、市场准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对外投资实践表明，华裔族群文化相近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对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权优势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及华裔族群分布广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联系广泛，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选。2009年，中国企业对香港和东盟的投资分别为356亿美元和26.98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重63%和4.8%，位列中国企业投资目标国（地区）的第一和第三位。虽然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标开始向北美、欧盟、非洲转移，这些东道国华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认同优势，加强与当地华人华侨的沟通联系，利用这类关系资源克服不熟悉东道国市场的缺陷，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使用的所有权优势。

4.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相似的优势

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具有相似性，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将母国的经营经验运用于东道国市场，从而产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所有权优势。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80%的份额流向亚洲、非洲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有着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状况、人力资本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熟悉经营环境的所有权优势。此外，中国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在本国多年经营中也形成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良好对策。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完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技术、金融、文化、经营环境等方面，中国企业具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乃至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既要把握现有优势，将之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又要充分发掘和培育其他类型的所有权优势，如品牌、专利、管理优势等，才能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参考文献

[1]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3]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 [M]. New York: Wiley, 1983

[4]Wells, L.T.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接地技术论文篇（7）

内容提要：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和探索阶段，急需相关理论的指导。本文将以传统的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框架，对其进行简要的评述，最终着眼于这些理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使中国企业能够立足于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并获取竞争优势。 论文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评述；启示 一、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一）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运用关于厂商垄断竞争的原理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认为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并且在完全竞争下对外直接投资也并不会发生，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预形成的市场不完全。2、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拥有垄断优势，而这种垄断优势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具体表现在技术与知识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先进的组织管理优势、雄厚的资金优势以及快速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全球性的销售网络方面的优势。 评述：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的理论，奠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出培养和提升各自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垄断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对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因而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解释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释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放弃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的转让而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启示：企业的垄断优势固然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但也应该认识到，企业优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培养和不断提升自己的垄断优势。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主要观点：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动态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1、产品的创新阶段：创新国企业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由于新产品的特异性而具有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收入弹性，企业能获得垄断优势，产品倾向在国内生产；2、产品成熟阶段：由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日益增大、技术的扩散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创新国企业始到次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与销售；3、产品标准化阶段：当非技术型熟练劳动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业的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这时企业倾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将出现逆流现象。 评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动态解释了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且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论证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但该理论主要针对最终产品市场，而对于资源、技术开发型的对外投资现象解释乏力。并且，该理论难以解释非代替出口投资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现象。 启示：1、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前，分析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首先，对产品的生产技术的性质、类型以及其扩散性和转移性进行分析；其次，对产品本身进行swot分析，确定产品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最后，对产品的国内销售、国外出口以及国内外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最终确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以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决策。2、将进入成熟期的产品的生产地点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低且靠近市场的地区。我国的家电、轻纺、机械、电子等行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严重供大于求，已进入产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国际上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只能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选择将这些产业的生产设备和能力向合适的地区转移出去，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 （三） 内部化理论 1976年，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起点，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 主要观点：由于外部市场失效，中间产品（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专有技术、专利、管理及销售技术等“知识中间产品”）价格难以确认而使交易成本过高，公司为了克服各种经营障碍、保证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就有动力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不仅使资源和产品在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扩散，保护企业的知识财富。 评述：内部化理论从企业间产品的交换形式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性质与起源，对跨国公司的内在形成机理有比较普遍的解释力，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的，论证了内部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但内部化理论仅从跨国公司的主观方面探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等内部因素，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考虑不够，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生产、经营的布局以及区位选择也缺乏总体认识。 启示：1、实现规模经济优势，扩大内部市场。如果企业自身规模较小，企业的内部市场也小，这样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兼并、垂直、横向或纵向一体化或政府的扶植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扩大企业的内部市场，增加其内部化优势；也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做到产权明晰，管理协同，充分发挥内部化市场的作用。2、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增强内部市场的融资能力。企业应该建立自身的财务金融子公司，通过内部市场灵活调资，缩短融资时间，提高融资速度，降低融资成本，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3、注重培育企业知识、技术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加强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加大对科技部门的资源投入，并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促使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并重视度新技术的专利申请保护，通过组织系统和信息网络将信息与技术等知识产品内部一体化，为企业赢得利润。 （四）比较优势理论（也叫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运用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原理，把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以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较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由于投资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彼此替代关系，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2、中小企业应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因为：（1）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边际企业”；（2）具有边际效率的中小企业与东道国相应工业的技术差距更小，更适合于当地的生产条件。 评述：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开创性，并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有机结合的统一解释。但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投资。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接受高新技术的能力，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启示：1、从转移边际产业开始，逐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家电、电子等行业转移出去，在获得由于技术优势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的同时，还能通过技术的传递和市场的拓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逐步实现产业递进，最终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2、中小企业由于其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更容易在海外市场找到立足点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所以我国应大力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选择在经济发展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差距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关注和投资开拓这些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五）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在借鉴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 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主要观点：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保证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存在，国际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而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如表1所示）。（所有权优势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各种资产及其所有权，它包括交易和运输成本的降低、产品和市场的多样化、生产过程的一体化、技术、生产规模、商标、组织管理技能以及对销售市场和原材料的垄断等；内部化优势是指跨国公司将其拥有的资产及其所有权通过内部化而获得更多的利益的优势；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对企业跨国生产经营带来的特定优势。） 表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 所有权优势 内部化优势 区位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 有 有 有 出口 有 有 无 技术转让 有 无 无 评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借鉴和综合了以往跨国公司理论的精华，最为完整的解决了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动因和决定因素，被誉为解释跨国公司行为的“通论”。它的形成，标志着跨国公司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但是折衷理论所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过于绝对化，并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3种因素等量齐观，缺乏主次之分且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动态的分析。 启示： 1、充分认识和利用企业已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将其作为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研究并制订促进这些优势发展的鼓励政策，企业建立产品创新和更新管理的机制，不断形成新的所有权优势。2、发挥我国企业内部化优势的潜力。我国部分企业在引进、生产产品并使之适应东道国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具有使这类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企业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严格限制技术的使用范围、期限和条件来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并利用跨国公司内部的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确保外部贸易内部化。3、重视区位优势。不仅要重视风俗、消费习惯、市场距离等区位因素较优越的亚太地区，还要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选择的直接投资来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大容量市场等。 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一）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纪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制造技术正好为低收入国家的小市场需要服务；（2）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于海外同一种族产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产中颇具优势；（3）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大型跨国公司所无法比拟的低价产品营销优势。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动因主要有：保护出口市场；突破配额限制；寻求低成本；种族纽带；分散资产；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以及在海外培训人才等。 评述：小规模技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威尔斯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上，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产品的行为。 启示：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实力相对较弱，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低成本、适当规模和适应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二）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学者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 主要观点：1、强调发展 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的再生过程。2、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主要有四个因素：（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2）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其生产和产品与当地的供需紧密结合；（3）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4）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适应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需求。 启示：1、积极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这些技术在国内的再生过程和自身技术的改造和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异优势；2、对投资国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当地的生产供需状况、市场特征和企业条件，开发不同的产品，培育我国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3、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加强民族产品的优势。加强我国部分产品（如中药、丝绸）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拓展生存空间。 （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兰提诺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并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2、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在产业分布上，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转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 评述：该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思路，并且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积累的路径。但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在大量的研发投入上，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与组织能力来掌握与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 启示：1、在区位选择上，遵循渐进发展轨迹，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经验的积累再逐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为先进、高级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2、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不断推动对外投资的发展和本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四）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描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地位的辩证关系。 主要观点：邓宁用人均GNP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流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阶段（400-2500美元）、第三阶段（2500-4000美元）、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 评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地位的变迁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但该理论只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迥然不同，而且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平衡性，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启示： 1、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仍较微弱，所以，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企业的自身实力为基础，谨慎决策，而不应盲目的追风，一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个别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和企业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3、企业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强自身的实力，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为大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早日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打下基础。 结束语：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 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中国企业只要充分认清国际竞争特点，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就能取得成功。最后，祝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郭文强，张泽文，张少杰，李燕.对外资金投资理论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6(5) 齐晓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在国内的研究[J].经济经纬.2004（1） 李洪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江小涓．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OO2，(73)． 齐东峰.发展中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现代管理科学.2006（5） 何健，禹九泓.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4(12) 

接地技术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090-03

技术风险的评估是技术灾害管理的重要环节，它一般展示的是事件或人类活动在直接伤害方面的影响，包括死亡、伤害、疾病和环境损害。长期以来，用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来描述技术风险特征的实践做法遭到了攻击，因为这样忽略了与时间、空间或社会团体有关的公平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技术风险事件的后果远远不止其造成的直接伤害，还包括一些严重的间接影响（如责任、保险花费、对机构信心的丧失、对社区事务的排斥）。所以，当技术风险分析面对决策和技术风险管理过程的时候，情况将变得更为复杂。间接影响往往对技术风险事件的直接后果（如死亡或伤害）依附性较弱，更多地依赖于对控制或管理技术风险制度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公正。由于传统的成本效益和技术风险分析忽略了这些高层次影响，这样就极大地低估了随特定技术风险事件而来的多种负面作用，从而低估了整个事件带来的总体技术风险。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放大提供了一个纠正的机制，通过它，社会将技术风险的技术评估更加贴近对技术风险的完整测定。另一方面，公众对记载翔实且举足轻重的危险，如室内氡、吸烟、不系安全带驾驶或花生酱中含有高致癌的黄曲霉素等却没什么兴趣，这些都可以视为技术风险的社会弱化。尽管技术风险弱化是不可缺少的，它促使个体得以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量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但它也可能因低估技术风险和对技术风险反应不足而导致潜在的严重不利后果。这样，由于专家和公众技术风险评估的严重分歧，以及不同公众对技术风险评估做出的不同反应，技术风险的社会强化和弱化都使得传统的技术风险分析变得困惑。为此，本文将对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结构、放大的过程以及技术风险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和社会反应进行探讨。有关技术风险的信号被个体和社会如何放大，被放大了的技术风险如何导致公众行为上的反应，这种反应又如何反过来导致次级社会效应，也是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

1 现代社会的技术风险与公众认知

现代科学技术对工业社会产生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由于人们在应用科学技术中出现的不当行为和管理失误所引发的技术性灾害 （Technological Disaster），同样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发生的各类伤亡事故约为2.5亿起，这意味着每天发生68.5万起。全球每年约有320万人死于技术失控或失策导致的灾难，占各类死亡人数的5.2%。我国的技术灾害状况同样十分严重，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供的资料，目前我国由于技术原因引发的灾害（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事故”），每年都要夺走十多万人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仅2011年一年，在各类技术灾害中，共死亡75572人（2011，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的最

新测算方法，我国技术灾害造成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左右，远远超过了各类自然灾害的损失。据此推算，中国目前每年各类技术灾害的经济损失至少应在6000亿元以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这种“双刃剑作用”，使技术灾害的管理和防治问题成为亟待人们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过去，对于技术风险的研究有所涉及，主要体现在“科技异化”、“科技负效应”等研究中，技术风险研究并未引起学者的太多关注。风险社会理论诞生以后，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将风险的根源归之于技术发展的独特见解，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从技术风险的主观建构层面来理解当代技术风险，可以克服传统的技术学、经济学的视角，侧重于分析风险客观层面的局限性，完整、准确地理解现代技术风险的内涵、特点与本质。技术风险己成为当今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主要成因，对现代技术风险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风险社会的时代特征。并且，对现代技术风险进行跨学科研究，可以整合社会学、制度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力量，有利于学科融合。因此，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进行技术风险研究，了解现代技术风险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技术风险的规避机制，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范技术风险演变为技术负效应和技术灾难，减少技术发展可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降低公众的技术忧患与技术恐惧意识，提升公众发展技术的信心。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远不充分，但科学技术发展暴露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生态危机、核安全、食品安全、转基因技术风险以及化学技术风险等已引起公众的高度重视。因此，研究、探讨一条“自主创新与生态文明并举”的技术风险规避道路，对于以较低的技术风险代价来换取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然而，人们对技术风险的认知，既是一项科学行为，又是一个文化表达的过程。虽然，人们在保证健康、安全和长寿上投入了巨资并取得了稳步的进展，但人们在技术灾害面前却变得更加脆弱。特别令人费解的是，甚至连只有很小物理后果的技术风险事件都往往引发强烈的公众关注，并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在传统技术风险分析层面是不曾料到的。公众认知是直观的偏见和经济利益的产物，更普遍地反应了文化价值。因此，社会最大的困境在于，一方面需要用技术风险的分析来设计公共政策，另一方面，目前的技术风险概念不足以预测和解释公众对技术风险的反应类型。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对公众技术风险体验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之后（罗杰.E.卡斯帕尔，1988），仍没有一个综合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被技术专家评估为很微小的技术风险或技术风险事件有时会造成巨大的公众反应，并会伴随以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有时甚至会出现后继的物理技术风险。解释这种现象并使得技术风险分析的实践对其更加敏感，是技术风险社会管理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之一。

现存的解释，虽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但仍不完整。时常还会有些矛盾之处。事实上，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冲突的观点照亮了公众技术风险体验的不同方面。需要一个能够整合技术风险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分析以及塑造公众技术风险体验的个体反应结构的综合理论。这种综合理论能够解释技术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及文化进程相互作用，可以增强或削弱公众技术风险认知和技术风险相关行为。反过来，行为模式会产生次级社会或经济效应，也可能会增加或减少自身的实体技术风险。技术风险体验的社会结构和过程、对个体和团体理念产生的影响、还有社会、社区和经济对其作出的回应一起构成了技术风险传播社会放大的整体现象。

2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信号放大机制

在传播理论中，信号放大指的是在由信息源向传输者传播，并最终到达接受者的阶段中，信号加强或减弱的过程。这些信号被传输者或接收者解码，使得信息被理解。每一个传输者都有可能改变原来的信息，通过加强或者减弱，添加或者删减所收到信号的方式，向下一个传输者或信息接收者发送一簇新的信号，然后这些信号再被解码。实际上，传播的过程要比以上的单纯信号传输过程更为复杂。只有在一定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信息才会对接收者有意义。信息源和信号并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被接收者视为一个整体，正是接收者将信号与信息源或传输者相连，并推断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信息源―接收者的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个模式仍然足以作为分析沟通过程的启发式框架。

在技术风险传播中，每条信息都可能包含事实的、推断的、价值相关的、象征性的意义。事实信息指信息的内容（如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是X毫克/天）和信息的来源，如环境保护部门组织的检测。推断性信息指可以从已经陈述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如排放对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然后这些结论可能要被分成不同的类别经受评估，如排放超过了允许的水平。除此之外，还可能附加带有强烈价值指向的文化象征来唤起对特定形象的记忆，如“大企业”“国防工业”“高科技”等。

对技术风险传播的研究证据表明，技术风险信息中附带的象征是引起潜在接收者注意和塑造接收者解码过程的关键因素。例如，如果传播源被描述成一个独立的科学家、或是科学院的专家组织成的团队，技术风险信息的内容就会很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来自这样的技术风险信息源的风险信息会被视为可信的，并能成功地通过传输者或接受者的筛选。相反地，由核工业的新闻公告会被视为不太具有可信度，除非技术风险信息的其他方面可以抵消公众对技术风险信息来源公平的

质疑。

技术风险信号传输者会测定每个技术风险信息成分的放大情况。如果一个事实陈述被重复多次，尤其是被不同的技术风险信息源重复，则会引发对该技术风险信息准确度的较大信任。对推断过程的详尽描述，可以转移潜在猜测准确性的注意力。如果一项技术风险信息，具有高度认可的社会价值，也可能会增加接收者对技术风险信息证据不充分的容忍度。当然，一个权威性的传播源可以（至少在短期内）补偿无价值的事实技术风险信息。但公众和媒体的添加或删减应该是强化或弱化原有技术风险信息最有效的单一途径。因此，在技术风险传播和接收两个过程中都会发生信号的放大。技术风险传输者对送往接收者的技术风险信息进行系统安排，反过来，技术风险接收者又对技术风险信息进行解读、消化和评估，技术风险传播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但应该指出的是，一个技术风险的传输者也应是一个新的技术风险信息源。这个新的技术风险信息源根据对制度规则、角色要求和预期接收者利益的考虑，对原技术风险信息进行描述后使其成为新技术风险信息，并将它传送给接收者。因此，通过传输者，在接受技术风险信息和技术风险信息重新编码时，技术风险信息源信号可能被放大了两次。从而，传播中的信号放大在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整体结构中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位。

3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社会结构放大机制

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指的是技术风险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团体行为和个体反应共同塑造技术风险的社会体验，从未促进技术风险结果的现象。正如在这个框架中的应用，技术风险事件和社会进程之间的互动使得这一点变得明晰――技术风险只有在处理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范围才有意义。这样，并不存在所谓的“真实”（绝对）和“失真”（由社会决定）的技术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的信息系统和公众反应的特性是决定技术风险性质和重要程度的必要因素。我们从信息系统入手，信息系统就像是一个立体收音机，它会以两种方式来放大技术风险事件：一是强化或弱化个体和社会团体接收到的关于技术风险信号中一部分;二是根据技术风险的属性和它们的重要程度，过滤大量的信号。

通过直接的个人技术风险体验或有关技术风险信息的接收都可以产生信号。这些信号被社会及个体的“放大站”进行处理，所谓的“放大站”包括以下情况：1）执行和传播技术风险技术评估的科学家;2）技术风险管理机构;3）新闻媒体;4）政治或社会组织;5）社会团体中的意见领袖;6）同辈及相关群体的个人关系网;7）公共机构。

在社会放大站中，通过传播渠道（媒体、书信、电话、直接对话）产生并传输信息。此外，每一个接收者都参与了信息强化（或弱化）的过程，因此，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充当了技术风险信息放大的角色。这些放大的关键步骤包括以下内容：1）信号的筛选（只有全部信息的很小一部分被进行了处理）;2）对信号进行解码;3）对技术风险信息进行处理（如在推断性信息中使用认知启发式）;4）给信息附加社会价值，以便于管理和政策借鉴;5）与所属文化及相关团体进行互动，以解读和确认信号;6）构想忍受技术风险或采取行动反抗技术风险及其管理者的行为意图;7）采取个体行为或加入团体行为来接受、忽略、忍受或改变技术风险。

一个成熟的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理论应该是最终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要经历较多或较少的强化或弱化。这一理论是否足够强大到可以预测公众反应的特定形式以及新技术风险带来的社会冲突的详细结构，就必须有待时间的检验。它还应该可以对能够强化或弱化公众对技术风险反应的技术风险源属性和社会领域属性进行识别和分类。技术风险社会放大将大量产生行为反应，反过来，行为反应会产生次级效应。因此，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包含两个阶段：技术风险信息或技术风险事件的传者放大及其受众的响应放大。

4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媒介放大机制

社会放大的根源在于技术风险的社会体验，不管是直接的个人体验还是通过技术风险信息、技术风险事件和管理系统获得的间接、次级体验。对于技术风险活动或事件的直接体验可以使令人愉悦的（如驾驶机动车），也可以是令人惊慌的（汽车相撞）。总体上来说，对于巨大事故或技术风险事件的体验增加了危险的记忆和可意象性，强化了技术风险认知。但直接的体验也可以对技术风险的性质、范围和可操控性有一个回馈，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观察角度，增强了人们避免技术风险的能力。这样，鉴于直接的个人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技术风险放大器，它理所当然也可以发挥弱化技术风险的作用。但是，很多技术风险并不是人们直接经历的。当直接个人体验缺失或不足的时候，个体们会从其他人和媒体那里获得有关技术风险的情况。信息流成为了公众反映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充当了技术风险放大主要原动力的角色，有可能影响社会放大的信息属性。

抛开信息的准确性和特定内容不谈，大批量的信息也可以充当技术风险放大器。在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中，大规模的媒体覆盖不仅报道了事故，还界定并塑造了事件本身。该事件的报道不仅重创了中国制造的商品信誉，而且在三年后，仍有7成中国民众不敢买国产奶。当然，连篇的报道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其他竞争信息源上挪开，转向特定技术风险问题。此外，新闻媒体也逐渐变成各种当事者为利益争锋相对的战场。无论怎么平衡各种报道，都没有足够把握使得政府令人安心的声明能够有效抵制引起恐慌的信息。使公众免受惊吓要比吓到他们难得多。大量的信息也会调动对特定技术风险的潜在恐惧，并强化对过往事故、管理失误的记忆，扩大对特定失误、事件或结果程度的想象。这样一来，提供信息的技术或活动就可能被视为是相当危险的活动。

信息的第二个属性是专家之间的争辩容易提高公众对真相的不确定感，增加技术风险是否真的被认知的疑虑，并能降低官方发言人的可信度。如果公众已经开始对技术风险产生恐惧，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对专家间的分歧更加关注。

毫无疑问，信息的第三个属性――戏剧化程度是技术风险放大的有利源。2003年中国“非典”的媒体报道中宣称，“非典”的死亡率极高，几乎无药可医，在报纸版面中，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上千人死亡！”强化了人们对事件灾难性潜在死亡感知的记忆。如果在没有矫正方法的情况下，错误信息源就已经进入了大众传媒，那么甚至一个微小事件，都完全都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波澜。

信息渠道也十分重要。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的信息通过两个主要的传播网络流通――新闻媒体和非正式的人际网络。作为技术风险“放大器”的新闻媒体也因它们在公众舆论和社区进程设置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受到学者的关注。由于媒体对罕见或重大技术风险或技术风险事件进行的报道比例失调，人们根据受到的媒体报道篇幅来对死亡主要原因进行猜测也就不足为怪了。非正式的人际传播网络在一般意义上包括朋友、邻居、同事之间和社团内的联系。虽然我们对这样的网络了解较少，但毫无疑问，人们不会撇开其他社会事件或同辈们的观点去孤立地考虑问题。虽然个人的朋友或同事提供了用以证实技术风险认知的基准点，但他们很大程度上会持有一种普遍的文化观或偏好，所以，强化技术风险或弱化技术风险的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如果人们惧怕技术风险，谣言就会成为影响公众认知和态度形成的关键因素。在社会团体互动范围内，对技术风险的解读一般会融入更大的价值和分析框架中，来对抗与原有理念相冲突的新信息。因此，可以预想，人际传播网络中，公众会导致技术风险认知、管理偏好和关注度的分歧，专家也会在他们的理论、方法和数据的选取中表现出文化偏好。最终，技术风险信息中使用的特定术语或概念，可能会对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团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这些用语也可能会引发它们本意完全不相干的联想。

5 结论

综上所述，除了以上四种机制之外，社会进程还会导致发生对技术风险本身的积极反馈。如果有害物质运输事故发生在接近废料处理厂的地方，那么可能导致对运输线路的反对和阻挠。这样的行为自身就可能引起事端，于是增加了未来事故的可能性，并扩大了事故的后果。或者，也可能引发反对者的蓄意破坏，对在处理废料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进行复制。尤其是对一项技术或设备存在强烈的公众关注时，基于各种机制，有关健康和安全的技术风险可能会在社会进程中被放大。因此，以上分析，只存在一部分范例来描述我们称之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的现象。但是，了解这种现象是对其潜在影响，包括设计和技术、技术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排序以及设置健康和环境标准等，都是进行技术风险评估的必要前提。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框架，其目的就是为了着手构建一个可以解释如下问题的综合理论：为什么看起来微小的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往往会引起强烈的公众关注和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以涟漪状扩散，波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制度。因此，技术风险传播这一概念化的过程，需要精心设计，参考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主义研究也许会为下一阶段的理论构建提供更为重要的实验和理论范式。

参考文献

[1]珍妮・X・卡斯帕森，等.风险的社会视野上：公众、风险沟通及风险的社会放大[M].童蕴芝，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接地技术论文篇（9）

一、竞技体操创新研究的现状

我国在引进、消化、吸收和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过程中，一直在对竞技体操进行创新。特别是在国际体联恢复我国的合法地位，参加国际比赛的次数增多之后，我国对竞技体操创新的研究步入崭新阶段，在动作技术、动作连接与编排、训练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研究和实践，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多以竞技体操各个运动项目动作技术为对象分别进行。以自选课题、独立完成的形式为主。

二、竞技体操创新基本理论研究

竞技体操创新基本理论研究包括创新规律、原则、方法的研究，基本技术与难新动作创新关系研究，创新思维研究，创新意识研究等。这反映了我国对竞技体操基本理论研究是比较重视的。而且随着现代竞技体操技术的迅速发展，基本理论的研究正在不断加强。教练员、运动员和科研人员从训练、比赛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创新是体操生命；创新是运动员夺取世界冠军的重要法宝，竞技体操创新理论研究是他们科学创新的基础。赵山成首次全面论述竞技体操难度动作发展方法。该论文将体操难新动作的发展概括为：“难度递增法、串联组接法、推测填充法、过程停格法、演绎复合法、借鉴移植法、飞行换握法、选择跳下法、动作逆转法、实用综合法”等方法。随着竞技体操的发展，比赛也变得更加激烈，创新需要也更加强烈。对创新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向综合全面发展。如薄云霄通过对世界体操和我国体操发展的回顾，阐述了创新意识在体操创新中的重要性，揭示了竞技体操技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即新颖性、价值性、针对性和超前性。

三、竞技体操创新动作研究与实践

（一）新动作设想、设计和实验研究

新动作设想、设计和实验研究一直是广大教练员和运动员最为关注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运动员成套动作的起评分和运动员能否在比赛时取得好成绩。对难新动作设想、设计与实验研究的论文，大多数都是研究者根据当时竞技体操发展趋势和规则的要求来进行设计和开发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例如：在80年代初、中期，由于当时单杠、跳马项目单臂动作的流行，各国运动员创新了一大批由单臂完成的高难动作。有单杠的单臂大回环转体系列动作、跳马的单臂完成的前手翻转体系列动作。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规则对这类动作进行限制，创新就越来越少。虽然对新动作设想、设计与实验研究论文很多，但大多数研究着只是对动作进行了简单设计，而对新动作设想、设计与实验深入研究的并不多。这些新动作的设计，既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的作用，又甚于竞技体操各项技术发展的逻辑脉络，在理论上进行了初步论证。

（二）难新动作力学分析与技术诊断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仪器的先进性也在不断提高，技术诊断的反馈速度也加快。从研究对象看，主要集中在对各项目中难新动作和某一类高难动作的系列研究上，对该动作技术进行诊断，为技术的改进和进一步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孙亦光对动作技术进行了力学分析，对动作技术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改进意见；吕万刚等通过对难斩创新动作技术进行分析，阐述其技术特征，提出了动作技术改进建议和继续发展高难动作的可能性。还有黄力平等对优秀运动员跳马“踺子上板转体180°前手翻屈体前空翻”技术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动作技术的运动学三维特征，找出了影响该动作技术的主要因素，为促进该动作技术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三）难新动作连接或成套动作编排研究

随着竞技体操评分规则加分因素的变化及加分分值的不断提高，对这方面研究的论文也逐步增多起来。增加连接技术的难度成为竞技体操技术难度继续发展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对难新动作之间连接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成套动作的编排创新之中，主要是通过难新动作直接连接或者减少完成高难度动作的预备性动作来增力，难度价值。这方面研究论文主要表现为3种形式：①是对某个项目两个难新动作连接的研究，如赵跃珍对女子平衡木上法D+D难度连接进行了研究；②是对成套动作设计编排研究，如张云贵教授和熊景斌教练合作研究了陆莉高低杠D+D+D高难连接技术，通过训练实践，使陆莉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取高低杠冠军。③是对某类高难动作连接技术的系列研究，主要体现在单个动作创新和连接创新，将创新动作发展成为创新连接，通过连接不同类型的难度动作来达到提高成套动作价值的目的。这方面的论文有王栋良对快速后空翻连接动作的研究和董汉英对前手翻技术的研究等。

（四）难新动作训练方法的研究

不断创新训练方法是难新动作实现的根本保证，而每一个创新动作的成功实现，必定有它独特的训练方法。因此，创新动作与新的训练方法是紧密相关的。这些论文都是通过对难新动作及连接的技术进行分析，分别对完成难新及连接过程中的方法、手段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完成这类难新动作合理、有效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为难新动作及连接的完成提供了新的训练方法。

四、结束语

创新是竞技体操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竞技体操技术不断发展的契机。创新使竞技体操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促进了与竞技体操技术发展相关的所有领域的发展和变革。技术创新是竞技体操创新的核心，教练员、运动员和科研人员是关键，而训练理论和方法手段以及场地器材设备等是实现技术创新的条件和保证。显然，对竞技体操创新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对竞技体操技术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启伟，陈小蓉.竞技体操创新原理[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接地技术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3－03

当今世界各国被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三类，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前者相对于后者为先进国家，后者相对于前者为后进国家。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一部后进国家不断追赶先进国家的“追赶史”。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后发优势理论为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并且后来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从实践角度证明了该理论正确性。然而，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至今仍然很缓慢，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呈不断拉大之势，这似乎又证明后发优势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成立。

一、经济增长的动因

经济发展的内涵丰富，涉及到社会、经济、环保等各方面内容，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其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都主要通过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和比较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本文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本文仅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决定因素。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从技术层面来说，主要取决于三方面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具体来说，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不断投入生产要素的总量，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二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促使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重新配置，进而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使得经济总产出在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同样会增加，即经济增长。因此，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增长，都必须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三方面来考虑。

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虽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它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后发优势。只要发达国家充分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赶超发达国家。那么，什么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该理论观点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本文将在后面做详细论述。

二、简评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现状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ehenkron)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论后，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从未间断。各国的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得出了许多不同的有意义的理论成果。本文认为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创立阶段。代表人物是格申克龙、列维和阿莫拉诺维茨等，他们是在19世纪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欧美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深化阶段。代表人物希尔曼、南亮进、金泳镐等，他们是在20世纪拉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后发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目前，这一阶段正在进行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国内的林毅夫、郭熙保等，他们主要是以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基础。

虽然后发优势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且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学术界也还没有对后发优势形成一个全面的并被学术界公认的概念。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因此，在林毅夫看来，技术是后发优势中的主要内容。郭熙保认为：“从发展的技术角度来考虑，后发优势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五方面。”在郭熙保看来，后发优势具有多维性，它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资本、人力、制度和结构；而且郭熙保还将后发优势界定为“后发国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发国家没有、后发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

综合上述，后发优势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再结合前面关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动因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具有后发优势。据此推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自然而然地应该比发达国家发展更快。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十分缓慢，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因此，后发优势理论似乎并不能成立。

本文认为，并非是后发优势理论不成立。因为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观点，后发优势会通过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然而，本文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仅仅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一般来说，间接作用就必然需要很多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更好地被发挥出来。如果不具备其他条件的有效配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很难被充分发挥出来，进而制约了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整体作用的发挥。

三、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1、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概念

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丰富，劳动要素价格自然就比较低，可以通过大量投入来增加产出；第二，发展中国家虽然技术相对落后，但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来推动技术变迁，进而增加产出；第三，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降低升级过程中的成本，进而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增加产出。因此，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在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且这种优势都是直接地增加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本、劳

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会首先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然后，产业结构升级叉会促进该国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就是指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通过结构这个中介而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该国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2、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的具体表现

根据后发优势间接作用的概念，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产业结构升级，也称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简称产业升级，是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过程。从产业附加值角度看，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向着附加价值更大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越来越占优势地位的方向发展。因此，产业升级必然伴随着产出增加，即短期内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必须注意，产业升级有别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即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虽然从长期来看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短期内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下面就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1)资本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稀缺。根据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可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国际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那么资本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有助于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资本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2)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关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学术界研究的比较多。其中，林毅夫的研究最为透彻，他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本文认为，在这里，林毅夫主要论证了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其实，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有利于该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推动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3)人力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这种优势既是比较优势，又是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可以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从发达国家购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实现双方共赢。而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首先吸引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例如，我国目前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制造中心，就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便宜；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的进人也必然会伴随着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的进入，如他们为了使企业正常运作必须对员工进行各种培训，包括技能培训及管理知识和理念培训等，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这就必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人力资本。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高级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4)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一种有效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需要支付高额代价的不断试错的过程，经过反复、动荡、危机乃至战争等才能形成。但是，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旦这种制度形成并行之有效，后来者就可以避免这种试错的高额代价，通过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创新，节约经济发展的创新成本和时间成本，以相对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取得相对较大的发展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并经本土化改造所产生的效率和益处。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在经过实践检验后形成的优秀的制度，可以减少该国在制度安排和创新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成本，有利于产业结构更快更好地升级，进而促进该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更好更快地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可知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其在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

3、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产业政策的配合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如果缺少相应条件的配合，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虽然发展中国家本身具有后发优势，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创造一定的条件来支持后发优势，致使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例如，目前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很慢，甚至有很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具备相应条件的有效配合，那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会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虽然起初经济落后，但已经接近或者成为发达国家。仔细分析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且十分有效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指政府部门专门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它与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密切关系；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会阻碍经济增长。

因此，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间接作用充分发挥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配合条件之一。

接地技术论文篇（11）

一、引言

自21世纪初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迅猛的发展阶段。截止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733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98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1倍，1990年的16倍。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87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6.2%；2011年达到601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1.8%。 在如此高增长的现状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过少，同时近年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外汇储备高居不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国内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而且对于缓解外汇储备过多问题也有积极意义。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将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

浙江省作为国内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在2001年达到3350万美元，2002年为5132万美元，比2001年增长51.19%。发展到2011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34.5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2.68%，发展趋势由下图1所示 ：

二、文献综述

早期，学术界对FDI的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对象，对于发展中国家FDI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发达国家对其进行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对其造成的经济及各方面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的OFDI突飞猛进，并且体现出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不同的特征。经典FDI主流理论认为的垄断优势是一国向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的观点已无法对发展中国家FDI提供满意的解释。尽管这些主流理论的创立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新变化，并对其理论进行修正，但仍然无法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完整一致的解释。

美国学者S.H.海默（S.H.Hymer，1960）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垄断优势论，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奠定了发展的基石。

提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的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ojima，1979） 认为投资国应当通过对外投资将本国的劣势产业转移出去，以使投资国集中精力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投资国的产业升级。从这个理论出发，我国等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就很难进入到发达国家，并且其OFDI的发展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美国经济学家小威尔斯（L. T. Wells，1983）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开发了满足小规模市场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二是具有在当地采购和提供特殊产品的优势。为了减少因从工业国进口技术而造成投入需要，被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也渴望得到那些着眼于使用当地材料的革新成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便寻求用本地供应来代替。三是具有接近周边国家市场、低价营销的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通过低的市场价格来进行促销。由此推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象主要是具有市场规模小的周边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个结论只能解释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拉奥（Sanyjaya Lall，1983）提出，通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创新活动，其跨国公司能产生独有的技术地方化优势。这是因为当一些发达国家过时的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相匹配时，能够产生适用于当地的技术优势；在购买力水平较低时，由于消费者偏好差异也可以开发出非名牌但却有竞争力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与成本优势以及民族或语言的联系，也会形成竞争优势。这个理论较好地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现象，但仍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