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叔牙与管仲典故大全11篇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1）

三国时，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被誉为金兰之交的典范。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欲投军，恨力不足，恰逢张飞愿以资财相助，二人同入店中饮酒，正遇关羽，乃邀其同坐。关羽因杀了本地豪强，流落江湖，亦欲往投军。三人志同道合，遂于次日在张飞庄后桃园中杀乌牛白马，祭告天地，结为兄弟，立誓：“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从此，三人患难与共，至死不渝。

到了唐代，又出现了较为讲究的结拜仪式。唐朝《云仙杂记》云：“戴宏正每得密友一人，则书于簿简，焚香告祖考，号为金兰簿。”

明清时期，在文人官吏之间渐渐形成一套十分讲究的结拜换帖仪式。结拜时，每人都要书写一份书面文契，通常用红纸折成信封大小的数折，封面写《兰谱》或《金兰谱》，里面写着自己的姓名、生辰八字、籍贯，以及父母、祖及曾祖三代的姓名，再摆上天地牌位，根据年龄大小，依次焚香叩拜，一起宣读誓词。待祭祀完各自的祖先，双方互相交换谱帖，即以兄弟相称。而普通百姓之间结拜时一般不用换帖，常常是互相通报姓名、年龄、生辰八字后，便以兄弟相称。

民国时，商店里有现成的《金兰谱》出售，这些《金兰谱》由印刷厂专门印制，制作精美，使用方便，只需在结拜时买回来填写、交换、收藏即可，因而深受各阶层人士喜爱。笔者收藏了3本民国时期的《金兰谱》，都是红色的小册子，长16厘米，宽9厘米，封面上有烫金的“金兰谱”3个字和金色花纹（图1）。第一本是七位异姓兄弟结拜时使用的《金兰谱》（图2）。第一页印着誓词：“桃园结盟，义气凌霄。管鲍忘形，旧雨联交。挂剑季子，急难羊角。子期知音，平仲久要。前贤肇休，后进续貂。芨相逢，揖下慰劳。如松如竹，岁寒莫凋。咸有一德，天鉴孔昭。”从第二页起，按年龄大小，依次写着大哥至七弟七名结拜者的姓名、年龄、生辰、籍贯、职业及其曾祖、祖、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子女的姓名，每名结拜者占一页。最后一页写所有结拜者的名字及结拜的时间、地点。

第二本是记录三位异姓兄弟结拜的《金兰谱》（图3）。第一页印着誓词：“桃园结义，名重千秋。我踵行之，岂曰寡俦。亲同骨肉，义重山邱。永矢弗谖，他复何求。”所写内容与上述相同。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2）

关键词 管鲍之交；择生明志；管仲之才；写作意图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因而被誉为“春秋第一相”。这篇文章篇幅虽短，但《<史记>选读》把《管仲列传》列入“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史记》的理想人格”板块，编者的意图可见一斑。而笔者在教学该文时，遇到了四个方面的疑惑并形成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管鲍之交见其“真”

如果以世俗眼光看管仲前半生业绩单，会看到一个不成功的商人、一个不合格的士兵、一个不称职的官员、一个不仁义的辅臣。学生对管仲的第一印象是：自私、贪婪、不仁不义。对于这样一个“丑陋”的人，编者为何把他列入《史记》的理想人格板块？

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从文章开篇第2段，借助鲍叔牙的视角了解真正的管仲。在鲍叔牙眼中我们看到的管仲：孝顺、懂得感恩、重友情、富贵而不忘本。管鲍多年交往，相知最深。只有鲍叔牙了解管仲那时所处的贫困、时运不济的窘境，管仲“自私”、“贪婪”、“不仁不义”的行为也只是现实所迫。而鲍叔牙的举荐改变了管仲的人生道路，他对管仲有知己之情、知遇之恩。鲍叔牙的知贤、荐贤和让贤，可以说没有鲍叔牙就没有后来成功的管仲。《列子·力命》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此世称管鲍善交也。”知人者智，管鲍之交成就了鲍叔牙的仁者风范，也让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春秋第一相”的真正品格！

二、管仲择生明其“志”

“公子纠败，召忽自杀殉主，吾幽囚受辱，经鲍叔推荐任政于齐。”古人信奉“忠臣不事二主”，而管仲先事公子纠，纠死又事桓公，似乎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该如何引导学生理解他的选择呢？

文中有关键句：“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管仲的“苟活”，是为了名声能在天下显扬。表面看违背了忠义，实际上他是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放在拯救国家匡扶社稷上。管仲择生是为民（使齐国富强），为君（助桓公成就霸业），为孝（赡养母亲），为己（施展抱负）。与肤浅的“死节”相比，“苟活”更能彰显其独立人格和人生价值。司马迁早就在《报任安书》中对“死”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哉？”弃小辱成大志，管仲的这种品质也正是司马迁所追求的。《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也处处渗透了司马迁内心的痛苦挣扎和毅然选择。

可见，教学该文如果能结合司马迁的其他文章，结合司马迁的生死观，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管仲的选择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管仲之才显其“仁”

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有一段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镂簋朱紘，山节藻棁，孔子鄙其小器。”管仲使用诸侯一级才能使用的器具，孔子鄙视他气量狭小，难成大器。而孔子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言下之意，管仲使齐国富强，百姓到现在还受其恩惠，如果没有管仲，百姓将要被异族统治了。孔子对管仲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管仲生活奢侈，有时难免僭越。孔子为维护周礼而批评他。但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孔子看到了他的远见卓识。管仲提出“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施政措施，“与俗好恶（张四维、顺民心）”、“贵轻重、慎权衡（知与之为取）”的执政理念。更为重要的是，管仲主张“以人为本”（也是他最早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主张富民为先；“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主张教民以礼；“顺民心”主张安民。而顺应民心，安民保民，正是儒家思想“仁”的核心。如果通过“仁”能实现“王道”，能“保民而王”更是儒家的终身追求。儒家没有出现象管仲这样贯彻“仁”而成功的突出的实践者，孔子辙环天下、接淅而行，可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这个理想，所以他高度赞美管仲也是情理之中了。

四、为其立传露己“情”

清代的李晚芳在其《读史管见》中有云：“太史遭刑，不能自赎，交游莫救，故作此传，寄意独深，使当时有知管仲之鲍子知之，或可劝君解免。多鲍叔之知人，情见乎辞矣。故落笔时，有不胜望古遥集之悲，反复抑扬，又有笔欲住而意不住之妙。”由此观之，司马迁为管仲立传似乎还有更深层更隐晦的用意？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3）

百里奚是典型的大器晚成。怀才不遇大半辈子，被当做奴隶陪嫁、当过死囚、养过牛甚至作为养牛高手被楚王重用。终于经过几次周折被当时雄心勃勃的秦穆公起用，襄助秦国打下坚实基础，成为秦霸有天下重要的一步。

大才，可能会有自觉意识，也可能浑浑然不觉其有才。若管仲、百里奚，本来一颗平常心，如果不是朋友、家人的激励，可能也就终老乡里。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的时候，不会怀揣高远的理想。念父母、顾妻子，对于朋友故意的多让也坦然接纳。箭射公子小白之后本来也抱定必死之念，不复有施展抱负之想。幸而获免，终成大业乃是后来的事。百里奚如果不是贫贱妻子的鼓励，恐怕也就是打柴喂牛终其一生。其雄图大略完全是得遇秦穆公之后渐渐施展的。

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民间埋没的人才乃至于大才远远超过被发现和重用的人才。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伯乐”对于很多人而言，还包括机遇、时势等等外部条件。常常听到人们感慨：天才不世出。其实不是天才少，而是造成天才出现的条件不会接踵而至。人类古代历史往往遵循治、乱、分、合交替的规律而演进，乱世出英雄大体是时势使然，大乱之后之大治，英雄之光明处渐渐为日渐规整、严谨乃至于平庸的秩序所掩盖，也就很难一见了。

大才，就如石中之玉，是不会也不应该自我称许的。他也许亿万斯年静默自处，苟有机缘，也会破石而出，震惊天下。反而在平庸之世，“才”、“天才”乃至于“大才”才层出不穷，因为此时有许多无法检验的说辞可以标榜，也有许多常人不辨的光环可以顶戴。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在平庸年月和无道之邦没有这样的条件。窃取高位者不是贤人，没有鲍叔牙和秦穆公那样的欣赏者，大才也只有和时代一样平庸下去。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4）

后来，你们各为其主，在外人看来你们走到了对立面。您当了齐国公子小白的谋士，管仲先生却为齐国的公子纠效力。两位公子在回国继承王位的争夺战中，管仲先生曾驱车拦截小白，引弓射箭，正中小白的腰带，小白弯腰装死，骗过管仲先生，日夜驱车抢先赶回国内，继承了王位，成为齐桓公。公子纠失败被杀，管仲先生也成了阶下囚。齐桓公登位后，要拜您为相，并欲杀管仲先生报一箭之仇。您坚决辞掉相国之位，并指出管仲先生之才远胜于己，劝说齐桓公不计前嫌，用管仲先生为相国。齐桓公于是重用管仲先生。果然，如您所言，管仲先生的才华得以施展，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您的故事可谓是古代“富二代”对屌丝关爱的典范。我的经历与您相似。我与我的富二代同学合伙做过生意，但分利的时候，他说他是大股东应该多拿。学校篮球比赛的时候，人高马大的他老是畏战，上场时间不多但是还要做我们的“精神领袖”，而我这个关键人物只能做得分机器。当我们分班后，各自成为了所在班级的尖子生。但是为了在学习上超越我，成为本校学生的领军人物，他经常在我的身边鼓吹“学习无用论”“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宿舍的时候，他还经常在我学习和休息的时候影响我……我和他是好同学好朋友，但如果他在背后射我一箭，我很难想象这份友谊还能延续。鲍叔牙先生，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能否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办？

后学：某某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5）

由此可见,在常人看来,管仲贪财(与朋友合伙经商,贡献少,取酬多)、智弱(帮朋友出谋划策,谁听谁倒霉)、能薄(给人家打工,被老板开除过三次)、少勇(打过三次仗,都临阵逃脱)、不忠(自己的主子公子纠与其弟小白争夺王位输了,没有像同僚召忽那样以死表忠义),这样的人,简直一无是处。

但鲍叔牙不这么看,他认为管仲因贫(好利)而不以为贪,因时不利(使朋友穷困)而不以为愚、因不遭时(被他人驱赶)不以为不肖、因有老母(临阵逃脱)而不以为怯、因不羞小节(主动寻死以表忠义)而不以为耻。所以,不论是人品、智谋、能力和胆识,鲍叔牙对管仲都深信不疑。在鲍叔牙看来,不仅不应该嫌弃管仲,还应该重用。也因为如此,当齐桓公抢得君位后欲立他为宰相时,鲍叔牙马上向他举荐了曾欲把桓公置于死地的管仲。

后人论及管仲的是非功过,多受个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子认为管仲的功业泽被天下,具有仁的效果,故称得上仁;同时,他亦从德行上批评了管仲的僭越无礼。孟子身处霸道功利之说极为盛行的时代,为推行王道主张,不惜与孔子相异,竭力贬低管仲的功业和德行。孔孟千年之后的程颐和朱熹,从寻求一种能为所有人遵守的普遍天理着眼,对管仲不死子纠之难,从伦常之义上进行了新的解释;王夫之以国家民族之义替代了程朱以长幼之序为管仲辩护,高度称赞了他的大仁和大业。

在今天看来,管仲其实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角色,遍阅既有史料并后人评述,他在为前任老板(公子纠)打工时,不仅全心投入,也绝无任何叛逆行为,堪称德才兼具、足智多谋。公子纠与小白争夺君位受挫后,再度奔逃回鲁国,公子纠耻于自己成为齐鲁两国的政治交易品,“乘管仲和召忽不备,突然拔出护身短剑,使足力气猛地插向胸口,顿时鲜血喷涌而出,身子‘咕咚’翻到在地。”随后,召忽撞柱而亡,管仲也“引颈扑向路过将军梁子亮晃晃的剑刃”,但求死不得,“众甲士再不容情,一齐上前将管仲扭住”,被押送回齐国。应该说,管仲不仅在意识和行为上恪守了当时的儒家道德标准,对前任老板公子纠也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但孔孟以降的诸多学者们,一直对管仲当时寻死不成又苟且偷生四十余载纠缠不休。

再看看管仲辅佐齐桓公小白一生之功业,管仲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不仅成就了老板行业排名第一的位置,还给当时已日薄西山、风雨飘摇的东周王朝带来了一丝稳定的春意,成功造就了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的较为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所以,管仲一生之功绩,可以堪称有效平衡个人之绩与组织之效、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现实稳定与未来强盛之间关系之楷模。

所以,在今天看来,管仲既无该不该活下来、该不该效力于齐桓公的方向性问题,也无做得好不好的程度性问题。管仲所做的工作,堪称成功组织变革的经典案例,这场变革使得齐国由贫乱变富治,由弱变强,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哪些因素成就了这场伟大的组织变革?笔者认为,如下要素不可或缺。

鲍叔牙:以组织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组织变革催化剂

鲍叔牙就是这样的人。管仲对鲍叔牙的一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的评价恰如其分,公子纠和召忽寻死,并无他人阻拦,而管仲求死则万万不能。齐国大夫隰朋受命前往鲁国去引渡公子纠、召忽和管仲回国时,鲍叔牙亲领精兵五千、战车三百辆将其护送到齐鲁边境并在那里等候。隰朋见阵势如此隆重,百思不得其解,引渡区区几个罪犯,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鲍叔牙的一番话使他疑霾顿消:“管夷吾乃天下奇才,如一旦被鲁国所用,委以大政,你我恐怕从此将永无安枕之日了。趁着夷吾时运不济,鲁侯尚未识其才能之际,将其救回,那才是齐国之福啊!所以,大夫此次出使鲁国,公子纠与召忽是死是活,听天由命。但须想方设法,带一个活的管夷吾回来。”

由此看来,鲍叔牙是从国家安危角度来促成并认真对待隰朋此次特殊的高级人才寻猎之旅的。对于管仲之才于国家安危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性,鲁国的施伯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因公子纠等人自鲁回齐夺位不成,鲁庄公认为公子纠等人已经成了鲁齐两国外交上的障碍,找来施伯商量对策。

施伯似早有所思,当即答道:“此三人不可一概而论。公子纠生性懦弱,遇事优柔寡断,难成大事;召忽乃一介武夫,忠勇刚烈有余,运筹谋划不足,也非安邦定国之才。此二人或杀或囚或送回齐国,皆可释齐候之怒。独有管仲,对其处置不可草率行事……管仲满腹经纶,杀之可惜。”庄公大惑不解,“管仲既有那么大的能耐,又怎么会落得个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的境地?”施伯解释道,管仲如此是因为命不逢时,并预言他一旦时来运转,天下再难有人可与之匹敌。鲁庄公更感玄乎,就问施伯,“爱卿把管仲夸成天人一般,他的才能比之爱卿如何?”“不瞒大王,管仲可比天边皓月,施伯不过萤火之光。大王礼贤下士,若能委鲁国大政于管仲,不出三年,鲁国必将大治,成就霸王之业。望大王三思。”经施伯这么一说,鲁庄公对管仲有些动心了。两人休会期间,正好齐国大夫隰朋拍马赶到,一番毕恭毕敬后,有惊无险地把管仲装进了回齐国的“槛车”,成功将管仲引渡回国。

管仲以囚犯的身份被引渡回到齐国,鲍叔牙一方面忙着说服管仲抛小节、就大义,出山辅佐齐桓公。另一方面则刚柔相济、避其锋芒、有进有退地逐渐冰消齐桓公必杀管仲的折箭之誓,步步为营,循循善诱,力促齐桓公正面认识并逐步接纳管仲。

就这样,因为有了把齐国的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鲍叔牙不辞劳顿地跑上跑下,左求右说,完全抛开了个人私利,经过一番努力,终将已是自己囊中之物的宰相之位心甘情愿地让给了“宽厚爱民、治国不失权柄、忠信以交好诸侯、制定礼仪以示范于四方、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士卒百姓勇气百增”各方面均在自己之上的管仲,并发誓,“似夷吾这般佼佼者,大王若仍是犹豫不决,失之交臂,微臣这般平庸之才也无颜居此高位,只有退隐了。”因为鲍叔牙的心胸和组织责任感,管仲死而复生,再度有了新的机会走到历史的前台。

齐桓公:明辨是非的决策人

齐桓公小白就是这样的人。按照唐太宗李世民“管隰为臣,中人可以成霸业”的观点,齐桓公的才识也就是中等,但他有心胸,为人坦诚,明辨是非,知错即改,则是历代君王中少有的。

管仲在齐国拜相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鲁国,鲁庄公大呼自己上当受骗,扬言要兴兵伐齐,以雪此前兵败之耻。桓公闻后大怒,先下手为强,决定派大军讨伐鲁国。管仲知齐国出师必然大败,力谏桓公,但桓公认为,“爱卿不必再劝寡人,别人欺负到头上了,却还要寡人忍气吞声,我这齐国的国君也做得太窝囊了”,拒绝了管仲的请求。

本次战役,就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长勺之战”,齐国以大败而告终。随后不服输的齐桓公与宋国联盟,与鲁庄公在曲阜郊外的郎之地展开了激战,齐宋联军仍以大败而告终。

多数人,特别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多有一种共同的毛病,明明知道自己错了,但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证明自己做错了的也是对的,至少不愿意当着下属的面承认自己错了,这种人没有心胸也不能明辨是非,不能明辨是非知错就不能改,与下属和臣僚之间就不能坦诚相见,彼此之间的心理疏离感就会不断增长,最终导致整个团队的破裂或貌合神离。而桓公却不是这样的人,连续两次用兵失败,一句“寡人后悔没有听从爱卿(管仲)的劝告,致使齐军连遭败绩。这都是寡人的过失啊”,足见其心胸之宽。

此后,管仲逐步得到了桓公的信任,齐国的霸业之举正徐徐推进。而这一切,引起了齐桓公身边竖刀和易牙一般小人的不满,他们欲通过夫人政治谋求官职不成,就大造谣言来报复管仲,说他独断专行,架空国君,使齐国臣民只知有管仲,而不知有国君;还说他心狭器小,对鲍叔牙知恩不图报;甚至说他是鲁国派到齐国卧底的奸细,此前齐国两次伐鲁失败就是他将齐国的军情偷送到了鲁国。

这些流言蜚语很快传到了齐桓公的耳朵里,桓公亲自找管仲澄清事实,并于第二天召集文臣武将,当场宣布加封管仲,尊奉管仲为“仲父”,并下令道:“今后不论什么国家大事,均先告诉仲父,再禀告寡人。凡大事,任凭仲父裁决。”

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因为桓公知人和容人的胸怀、明辨是非、坦诚待臣,知错即改,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已是坚如磐石。上有桓公为稳固靠山;下有鲍叔牙无私维护;左右有隰朋、宾须无、仲孙湫、宁越等倾力相助,一个生死与共、荣辱相依的高效能的组织变革团队就形成了,齐国的兴霸大业自此就开始迈入了快车道。

组织变革的推行是多界面关系的平衡过程

一哲人说过,搞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敌人搞成朋友,把朋友搞成至交。此话一点不假,而要做到这点,需要高超的关系平衡能力。《史记・管晏列传》上对管仲的行政能力有如此评价:“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桓公曾向管仲坦言自己是一个酒色纨绔之徒,但管仲认为这些均无大碍,只要围猎时不要践踏百姓的庄稼、饮酒不要成瘾、好色而不要凭借权势欺人即可。可见,在内部关系的平衡上,管仲在原则坚持与人性的适度宣泄之间取得了恰当的平衡。

后来桓公冲冠一怒为红颜,决定举兵讨伐蔡,因蔡与强大的楚国交好,向蔡出兵实际就是向楚动武,不论胜败,双方都会元气大伤。而楚国不仅冒天下之大不韪擅自称王多年,而且已经不向周朝政府进贡祭祀用的包茅多年,于是管仲与齐桓公亲率八国诸侯征讨楚国。

以什么为借口好呢?桓公当然是为了自己的爱妃蔡姬,但如此兴师动众,让天下诸侯知道详情后大家都没有面子,于是聪明的管仲以楚易于接受的多年不向周朝政府象征性地进攻包茅和侵扰郑、宋为辞。这样,以楚国之强,亦有了服罪之名;楚复向朝廷纳贡,便是自认是周王室辖下,其僭号自解,可使周王室增辉;楚与郑、宋同为盟约国,争战杀伐的祸患已解,两国从此可以安心治理国家;齐国是这次征伐的发起和统率者,毫发无伤却足以夸耀诸侯,又不至于兵连祸结,争战不休,此等于齐国于天下皆有利之事,管仲做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

就这样,管仲不战而屈人之兵,交战双方缔结盟约后,楚国自然愿意交出蔡姬,但何时交接,怎样交接,管仲可谓考量得细致入微,给足了相关各方的面子,有效平衡了各方的关系和利益诉求。“盟约之前如将蔡姬送还,不知内情者,还道楚君惧怕了大王,才乖乖将蔡姬送上,以美女来讨好大王,换得罢兵结盟,显得太过卑贱;对大王来说,惊动八国诸侯兴师向楚国问罪,得到蔡姬后便与楚国讲和,世人还道是大王雷声大而雨点小,重于私情、偏,而轻于王事,参与伐楚的诸侯必然有被愚弄之感。那时,大王有口莫辩啊!”就这样,老板的私事和公事都一起给办了,各方都得到了自己期望的面子,桓公也听得频频点头,不由得夸赞道:“仲父助寡人治国平天下,无有不成,如此私家情事也替寡人想得那么周到,真不知离开了仲父,寡人会当如何?”

其他如桓公应燕国请求北征山戎,管仲借势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临场的智慧之举,使桓公在公众视野中讲信誉的美名得以维系等等,凭借他先予后取的高超的政治智慧,齐国的人气指数迅速上升,终助齐国成就了人们心仰神随的霸主形象。

变革的方略须以满足并积极引导大众需求为基础

对于齐桓公,称霸诸侯是其远大理想,但现实国情却是齐国上下还是乱糟糟的一团。齐国大治何以为始,变革徐进的路径又将如何?管仲认为,富民乃组织变革之关键所在,富民下承收服人心,上承组织强盛,任何远大目标的实现都要以坚实的物质和人才作基础。但桓公年轻气盛,好大喜功,认为“重兵,内可以制止骚乱;外可以与诸强抗衡;上可以得到周室朝廷的看重。”于是就有了如上不听管仲力谏而致的连续两次伐鲁之败。

好在知错能改,于是管仲的变法才得以顺利推行。《史记・管晏列传》中如此记载: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但如此简单的道理,却总有无数的英雄豪杰和著名机构以“重新发明轮子”式地反复经历。

以进为退,赢得关键人物对变革的理解和支持

管仲本一囚犯,因鲍叔牙拼力推荐,桓公求才心切且有相当的雅量,才使其得以死而复生。桓公一时高兴,马上就要拜他为相,管仲则坚决反对,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臣对齐国未立寸功,拜为宰相,众臣一定多有反对,到时大王如何应对?只用一句‘管仲说得很好啊’来应付,又何以服众?”建议桓公去征求一下其他大臣,特别是那些他特别倚重的重臣的意见。

高菔俏焕铣,才思敏捷,足智多谋,又为桓公抢先从莒国回到齐国夺得国君之位立下大功,与鲍叔牙一起,是桓公的股肱之臣。由于鲍叔牙偏重于征讨杀伐,高菰诔中为桓公出谋划策,颇得桓公的信赖,所以一直觊觎着宰相之位。他一听桓公要拜管仲为相,心里颇不受用,立即来见桓公,“臣以为,管仲确是人才,拜为宰相,也未尝不可。不过,既然有众多大臣反对,依臣愚见,此事不必急在一时,可过些时日再定不迟。”但当桓公告诉他对于匆匆拜管仲为相反对得最早、最厉害的就是管仲本人时。高莶坏貌恍脑贸戏,“唉,没想到管仲如此超凡脱俗,微臣自愧不如!”

就这样,管仲以退为进,不仅获得了直接主管桓公对自己变革坚定不移的理解和支持,也赢得了关键同僚,如高莸热说睦斫夂椭С,为日后变革的顺利推行积累了深厚的人脉资源。

情报网络和人力体系的建设与维护

兵法云:“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如何才能知彼呢?那就得派了解彼方的人深入彼方,将日常的情报收集和应景性的情报收集有机结合在一起,管仲在这些方面都可堪称大师。

管仲随公子纠在鲁国一呆就是数年,突然有一天,一个农夫打扮的人来见管仲。管仲大喜,与之秉烛夜谈。次日,那人匆匆离去。管仲派侍从去请召忽,自己则穿戴齐整端坐客室中。片刻功夫,召忽来了。他进门刚一看到管仲,便诧异道:“大夫满面春风,莫非有什么喜事?”管仲郑重道:“将军请坐。今日齐国当有使臣来,特请将军相陪,一同应对。”召忽边就座边惊奇地问:“大夫怎知国内有人来?”管仲微微一笑,道:“我与将军、公子离开齐国,虽是避难,却也是为了保存势力,将来重整齐国社稷。如若就那么匆匆忙忙地一走了之,耳聋目瞎,岂不要客死他乡?不瞒将军说,离开齐前,我早已隐伏下耳目,待国内一有风吹草动,便火速前来告知。所以,齐国的一行一动,皆在吾掌握之中。”

想想看,一个随着主子逃亡的人,不仅想到了主子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还数年间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人焉有不成功之理?管仲的情报网络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在具体的人选上,管仲也有周详的考虑,比如齐桓公准备九合诸侯共讨南方强楚前,他亲自选定出使各国使者,宁戚因有成功说服宋国与齐国修好的经历而被派往宋国,王子成父因曾帮助郑厉公复位等有利因素而被派往郑国。等等,可以说,正因为管仲有了如此精细和周密的情报网络,所以他的决策不仅具有正确性,更保证了决策的前瞻性。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6）

在寂寞时默默陪伴你，在摔倒时向你伸出手，在伤心时常常安慰你，在失败时不断鼓励你……“朋友”这是多么迷人的字眼。单明明和杜小亚之间就永远珍藏着这份人世间最最单纯朴实的友谊。

在历史长河中，也有不少关于友情的故事。管鲍之交，就是最好的例子：管仲和鲍叔牙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投缘。两人曾合伙做买卖，管仲家里穷，拿不出多少钱来，鲍叔牙也不在乎。如果赚了钱，管仲要多分一些，鲍叔牙也心甘情愿。因为他知道管仲不是贪财，而是穷得急等钱用。管仲曾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

管鲍之交，成为交友的典范，流传千古。这种友情不是互相吹捧，而是真心相助，不图回报。也就想单明明和杜小亚之间的友谊一样。或许有时候就是一个古怪的想法——

杜小亚因化疗而掉了许多的头发，所以迟迟不敢上学。好朋友单明明为此特意想了个办法：让杜小亚戴上帽子。为了不使杜小亚惹人注目，单明明也戴上了一顶怪模怪样的帽子，来引开别人的注意力。使杜小亚不再感到孤单、自卑。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7）

中图分类号：B2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语言的特点同样可以归类在宏观修辞学的范畴，是文章呈现出来的整体风貌。先秦诸子散文，各有特点，百家争鸣，乱世当中。都在为宣传自己的学说而自出奔走，著书立说。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政治道路决定了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在此过程当中，不同作者具有了不同的文风，或大气端方，或一针见血，或循循善诱。无论怎样的语言特点，都是文章呈现出来的整体风貌，也使得先秦诸子的散文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对于韩非子而言，他的语言风貌整体上表现就是技巧冷峻和充满思辨的色彩。

一、冷峻讥诮

谚曰：“厉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毫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於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故《春秋》记之日：“楚王子围将聘於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人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於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於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见：李兑之用赵也，饿主父百日而死，卓齿之用齐也，擢滑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故厉虽瘫肿疡，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绞颈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饿死擢筋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奸劫弑臣第十四146

这段文字，通篇阅读下来，语言讥诮冷峻这方面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韩非不为权贵，语言大胆。开头直接提出了“生癞疮之人爱恋君主”这样一个大不敬的观点，这在当时也是需要勇气的。在列举的例子当中，通过生动的刻画把把几位遭逢不幸的君主的形象描绘出来。但是并不是同情的笔触，反而隐含着一种讥讽的色彩。认为这几位君主遭逢不幸是因为能力不足，或者是因为昏聩不堪。对他们的结局的描绘丝毫未曾采用春秋笔法，找不到为尊者讳的用法。而是用近乎残酷的笔触，形象的描绘了他们悲惨的结局。目的就是用来警醒后来的君王，要随时保持警惕，增强能力，不然随时会遭逢大祸，比之百姓而不如。这样一段文字，在统治者读来，说其效果犹如当头棒喝也不为过。

管仲鲍叔相谓曰：“不寿君乱甚矣，必失国。齐国之诸公子其可辅者，非公子纠，则小白也。与子人事一人焉，先达者相收。”“管仲乃从公子纠，鲍叔从小白。国人果弑君。小白先人为君，鲁人拘管仲而效之，鲍叔言而相之。故谚曰：“巫咸虽善祝，不能自祓也；秦医虽善除，不能自弹也”。“以管仲之圣而待鲍叔之助，此鄙谚所谓“虏自卖裘而不售，士自誉辩而不信”者也。

这是春秋时代很有名的一段故事，说的是管仲和鲍叔牙各事其主，后来鲍叔牙辅佐的公子小白取得了君位。而鲍叔牙还大度从容的把管仲推荐给了君主，最后管仲得到赏识，当上了齐国的一国之相。最后韩非发出感慨，像管仲这等贤明之人尚且需要鲍叔牙的推荐啊。

这段文字里面说的故事是春秋时代耳熟能详的一段往事，很多著作中都有所提及，大多数的观点在于赞美鲍叔牙的让贤之举，齐桓公的识人之明，贤君良臣共同开创霸业的故事。但是韩非却在这里赋予了不同的色彩。他的语言重点在于后面，提到再优秀的人也是需要有人举荐赏识的，再结合韩非当时自己的处境，怀才不遇，便不难理解了，他是借由管仲之事感慨自己的境遇，所以在语言上显得比较愤懑而讥诮。暗讽了统治者不能慧眼识才。

二、强大的思辨色彩

“天下有信数三：一日智有所有不能立，二日力有所不能举，三日强有所有不能胜。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有贲、育之强而无法术，不得长胜。故势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乌获轻而重其身，非其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殊易百步而难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远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穷乌获以其不能自举，不困离殊以其不能自见。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8）

2、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以文学作品的丰富文化内涵，让大学生学会分析和思考文学的精神内质，以此来充实了他们的思想空白，让他们的文化素养有一个较好的提升。在讲完《管晏列传》课文之后，不能仅仅解决了重点和难点，同时要让学生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齐人管仲和鲍叔牙相知相友最深”，被世人誉为交友思想达到了最高境界，一直成为历代名传佳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通过思考，学生们会懂得去在与人交往时，面对不同的认识和思想观点，去转换自己的思维，懂得去换位思考，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去相互理解，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在相互理解的理解中建立了深厚友谊，正象管仲回忆时说的：鲍叔牙曾经与我一道做生意，在赚钱之后我常常会多难一些，可是鲍叔牙却不认为我贪婪，他知道我的家庭很贫穷；我曾经为鲍叔牙出主意，想办法，结果把事情办得更加糟糕，就是出现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鲍叔牙却不认为我更愚蠢，包括我做官，在战场上失败，对于这些屡屡的失败，鲍叔牙总是会看出我的问题，并且能够给我以巨大的鼓舞，假如鲍叔牙对管仲的不去理解，他们之间的不会建立友谊，通过学习，同学们准确地认识到事物本质及其内含。通过学习，同学们能够准确地认识到在人际交往看到别人的有点，同时要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弱点，只有做到了相互理解才能获得真正的知己。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9）

    2、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10）

序、法律秩序趋于一致而又存相异的大前提下，对两位先贤在他们的时代所运用的模式进行一些比较，也

许对我们当今的改革做一番思索是有所裨益的。

个人经历之异同

管仲（？--bc645（643））又称夷吾、敬仲，字仲，颖上人。其出身在平民或者贵族之间，资料各说不

一。从史记的记载中可知 ，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一同经商。但在经商没多久后，俩人各事其主。在公子

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主之位的斗争中，小白胜而为君，管仲而受辱乃幽囚。后经鲍叔牙引荐而始辅齐，

此后主齐辅政四十余年，管仲采用一系列改革，促进齐国政治、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使齐国日益富强，终

助齐君桓公成就霸业，并使齐桓公成为春秋诸国之盟主多年，后于齐国之相位上辞世。

梭伦（约bc638---bc559）古代雅典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诗人。他作为古代希腊谦和美德的集中

体现者，被誉为古希腊颇有名望的七贤之一。梭伦是雅典萨拉米斯贵族后裔，但由于其父乐善好施，到梭

伦年轻时，家庭经济已不宽裕。故他就外出做生意，以养家需。同时体会外出经营商业的酸甜苦辣，并游

历地中海沿岸城邦。其足迹遍及希腊许多城邦及小亚细亚等地，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考察各种社会制度，

结交各地名贤之人。WWW.133229.coM后因萨拉米斯大捷而声震雅典，并因他的才华和人品使其声望和威信在雅典人心中逐

渐提高，在雅典各阶层都有一定的认可度。终于在bc594年成为九执政中的第一执政（首席执政官），此

后他开始立法变革。于执政二十二年之后，在雅典人发誓十年不改其法律的誓言的情况下而离开雅典，远

行至埃及等地进行游历，周游各地十年后梭伦返回雅典，又与僭主庇西特拉图做了抗争，最后终老雅典。

从两者的经历中能看出俩人都曾经作为商业从事者于所在地域游历，并获取了详实的资料，这为两人

在后来担任改革重任时（尽管一位是辅政者，一位是主政者），都能制定出切合他们所在时代和所在区域的

实际状况的策略打下坚实基础。用太史公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来表述两

位先贤不畏艰难，四处经商寻求利益是有一定切合之语。

但是两位先贤由于诸多情况，各自的经历又是相当有差异的。首先，两者在经商的成绩上有所不同。

史记中虽未记载管仲经商成功与否，但从管仲言“吾始困时，尝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

贪，知我贫也。” 可知，至少在管仲和鲍叔之间，管仲的经营资力出于下位。“吾尝与鲍叔谋事以更穷困，

鲍叔不以我为愚，只时有利不利也。” 可推知其在商业经营中没有获得较大成功才谋事以更穷困。加之西

周商人的地位并不是较高，能否推算管仲在商业经营上虽然获得一定成绩，但很快就转入予他人谋其事的

方向，即成为谋划策事之人。而梭伦则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梭伦在出身与名望方面均属上等阶层，但在财

富与现实地位方面属于中等阶层。” ，可知其在家道渐微之时，含辛茹苦，励精图治，恢复其经济实力，

使他处于中上等的地位，但仍然不是大工商主的地位。其较管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同，这其中原因与希腊

原本就对商业不贬有关，商业的成功有益于社会综合地位的提升。这些使两人在后来的策事时所采取的方

略有所不同。

其次，两人改革的权力之获取方式不同。管子经过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之争，已处于幽囚，在鲍叔的举

荐下方为桓公（小白）所用，后渐握相权。而梭伦则是在萨拉米斯之战中获得威望，又因其原系雅典望族，

故在雅典各阶层获得认可，经公推而成为首席执政官。这样就必然形成两人在改革中寻求之目的有差异，

管子必须协调其上位之人的意志与社会现实，且以上位之人（君主）的意志为首位；而梭伦则以协调各阶

层的意志与社会现实，往往以社会现实为首位，寻求各阶层之共益。

再次，两者改革立法时所处之位置相异极大。管子是以辅政之位来推行其改革，而梭伦则以主执政之

职实现其立法改革。故而管子所推行之策略必须经君主的批准方可实行，这里就出现了君权不能触及之瑕，

而梭伦则以首席执政官来立法并通行雅典，限制其立法的因素甚少，主要为全雅典人所共识的正义与公平。

各自所面临的社会实况

从史籍记载中可知，春秋时齐国背河临海，土地贫瘠又非常少，形成齐国较其他诸侯国要重视商业和

手工业。根据有关资料可看出雅典（阿提卡）的地理状况与齐国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古希

腊有众多岛屿城邦，而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管子所处的是王室渐衰，诸侯渐大之春秋。各诸侯国基本上对王室指令不重

视，而更重视其自身的强弱。而梭伦所处的是希腊诸各城邦国家各兴其政，以图发展。但整个希腊当时以

寡国小民成实际状态，并不多见相互间的兼并。

其次，从自身来看，齐国当时为诸侯国中的大国，其所寻求的目标是维持强盛，并对其他之诸侯有兼

领之图。而雅典当时是希腊的二流城邦，并不是很有实力，其目标是不断发展自身以图强。

再次，齐国虽然有因无君而争君之乱，但其社会各阶层并没有出现相互间裂缝难合之态。而雅典之况，

则已是剑拔弩张，处于冰山崩溃的前夕。

因诸多相似及特异也必然使管仲和梭伦面临的问题有同有异，而他们在对问题之解决的策略上就必然

会各有韬略，而其中有异曲同工之作，也有同曲异效之策。

所采策略的比较

两位改革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都从经济、政治及社会诸多方面对当时各自国家进行继承、革新，

以达到治国兴邦之效。两者相同之处就是都不约而同的以经济为首要方向，而且对原有法律在继承的基础

之上予以修订，在人们如何进行政治生活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各自国家在以后的措施中奠定基石。

但因形势及各自传统等不同，必然是的它们在具体措施方面有相当不同。

首先，因管子以辅政来实现其改革，那么其必须依靠其上的君王（桓公）之令才能使其策略得以贯彻，

故他的法治思想必须与君王的意志寻求某种协调，因此没能形成系统的法典。而梭伦作为立法的首席执政

官，则可以完成其系统的思想而颁成法典。当然梭伦也是在其执政期间逐步完善其法律。

第二，从经济方面来看，管子采取“相地而衰征。” “陵、阜、陆、墐、井、田、畴均。” “与民分

货。” 等策略。并根据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而兴渔盐，设立盐、渔、铁官职加以管理，鼓励渔盐交易。

他主张的法令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将法规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以适应人们对物

质利益的追求。即“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 。而且管子还认为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性的追求，还

是人们遵守礼仪法度的前提。即著名的语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梭伦则基于经济考

虑，立法的第一步就是颁布“解负令”。将已沦为债务奴隶的雅典民众恢复自由，使雅典平民收回他们已失

的土地，即首先恢复雅典平民的经济地位。接着梭伦采取鼓励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措施，加强对外贸易。

禁止农产品出口以使雅典粮食供应充足。为促进雅典农业的发展，梭轮还就水井的公用、灌溉系统的整顿、

植物的栽植设立条例。尽管两位改革者所采用的方法各异，但从他们的方略中可探知他们都以极其敏锐的

观察力看到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源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并且必须因势就利来发展各自的经济以达到

富强，这可谓是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从政治方面来看，他们都对已有的法规既有继承并有革新。春秋时期，三代以及西周所奉行的

人格政治暂失优势，但礼之遗风尤在。故管子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 ，并主张以法理政，以法

统军，以法治民，并将三者在制度上结合起来。即“作内政而寄军令焉。” 其“旧法”是指西周的礼制和

刑罚，但范围较广。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强调“饰四维”、“张四维”，强调礼义的强

制作用 。同时对礼的一些方面有所突破，诸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尊尊” 、“刑不可知”

等，以达“礼以导民”， 任用贤能，及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之准则。官子在齐设立“三国五鄙制”， 将齐

人分成士、农、工、商四民，使四民分居定业。梭伦则继承德拉古之法律并有革新。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记

载那样：

在阿里斯泰喀摩斯执政期间，德拉科（德拉古---摘注）定立了他的法规：9位执政官从那些拥有不少

于10米那之自由财产的人中选出，其他诸种较低官职则选自得以具备武装的人。将军与骑兵将官从那些显

明其拥有不少于100米那自由财产并且其处于合法妻室的子女也已超过10岁人中选出。（官员必须为其官

职交保，且担保人资格严格限制。---摘注）……议事会由401人组成，从公民中通过抽签产生，这一官职

以及其他官职由年龄超过30岁的公民抽签决定；在所有人都轮到过之后，将重新开始抽签，在此之前同一

人不得任职两次。（对未到会（议事会、公民大会）有罚金制。---摘注）……战神山议事会（元老院---摘

注）为法律保护者，并且监督各类官员，以使其依照法律来统治。……这一政体中的组织形式就是这样一

种性质，大多数人为少数人所奴役，平民们起来反对显贵阶层，派别之争十分激烈，而且各派别长时间的

相互对峙。

他（梭伦---摘注）建立了一个政体，并另行制定了法律，人们停止使用德拉科除关于凶杀之外的各种

法令。他确立的法律延续上百年之久。根据财产把人划入四个阶层，与先前的划分一样，500麦第姆诺户、

马户（骑士）、有轭牲户、雇工；其各种官职分配给前三个阶层中的人担任，如9名执政官、财政官（司库）、

主买官（监契官）、“十一人（狱吏）”和掌俸官。各种官职按各阶层财产多寡进行分派，属雇工阶层者仅仅

得到参加公民大会和公审法庭的权利。……他组建了一个400人的议事会，每一部族出100人；但他指派

战神山议事会负责保卫法律，就像它先前作为政体的监督者而存在那样。（梭伦并对早先时候由战神山议事

会召集并自行决定适合于每种官职的人选，任期一年的制度进行了改革，由每一部族选出10位候选人以角

逐9名执政官之职位，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而定。---摘注）

从外在表现来看，官子与梭伦都以全民皆兵的形式寄政于军，又都将辖下之人分为四等，但他们所取

得的功效却大相径庭，截然不同。管子在人格政治渐失效用之时，从社会现实中选择了“引荐”、“挑选”

制之来形成国家管理官员的构成方式。而梭伦则以“级级自选”并互有制约之制来形成其官员的构成方法。

管子将齐人四分并离居定业（以身份为基，但相互间存在一定的可变性）。梭伦则以财产为基将民四分，而

各自等级之间的流动性要较管子所设的要大。

分析其各自策略得源头，则可知华夏民族自原始之末，氏族向国家过渡的时候就是以各部落的自足为

先，部落间的互换为次。每每部落之间发生争端，往往会有一存一亡之果。故而渐次形成“以食为天”、“自

给自足”的主要发展模式，而此种模式下必然要形成一个群体中要有统一意志，综合成有序的规范。故三

代至周形成王为独尊，官员皆归属于王之下。尽管王的中央集权并不能全部贯彻于全部领地，但王在名义

上是独尊的。管子之改革自然不能完全脱离这一框架，也只能最大限度的突破，通过曲折的方向来对王的

独权作一番制约。其所用“引荐”、“挑选”都是上位者通过在下位者的推荐，然后根据其意志而选，甚至

于上位者可以不依引荐而自选。所以其构成之模式是以从上向下的。管子将人四分也是依据其治世之需。

士为谋治之主，故将士列在首位；

农为人食的基础，故紧列其次；工商则在当时为主辅的行业，故列三四

之位。而管子之策更推进了此种模式的发展。管子对各民的自身权利未给予强调，而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秩

序怎么稳定。而希腊民族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所示，希腊民族是众多的城邦构成的，以城邦立国，

并且大多数为小国寡民。而小国要自给自足则难度相当大，其生存之道就不能尽靠自产之食来维系，必须

通过各国之间的互换。而互换必然引起人们的流动，推进商业，进而要求行动之自由。故梭伦之改也必然

在其民族习俗的基础上来格制创新。所以他所采用的“级级自选”制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官员构成模式，且

官职之间存在制约。依此形成的法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意志，而是众意。而众意又需有机构来保护，于

是就有了元老院之制来保护法律。又因希腊民众的流动性较大，其政治之基为全民，物质基础是工商经济，

梭伦必然依据财力将民四分。这更能符合希腊当时之现实。梭伦的立法不仅根据希腊的民风，而且进一步

推动了希腊民族的社会意识的发展，为希腊的民主宪政奠定了基石。

第四，从社会改革方面来看，官子主张“礼以导民”、“伸张君主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使人服政、

循政”来概述。梭伦则主张国民参政，并创立陪审制度来赋予贫民司法权。服政、循政往往是人们处于被

动的地位，故对自身的权利的主张及义务的遵循始终不处于积极状态，而参政使人们能处于政治活动之中，

从而推动政治之演进，也使人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

所实现的成果的比较

齐桓公因用管子之谋而成春秋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此后又经李悝、申不害、商鞅各自发

展这样的理论，形成法家思想并应用于不同的诸侯国。到韩非乃集法家之大成，构建完整系统的法家理论。

李斯将这一理论实践于秦国终使赢政并六国成一统。梭伦执政雅典二十二载，使雅典的强国之基坚实。其

后，庇西特拉图僭主之政虽成专制，但在很大的范围上继承了梭伦所立之法。正因庇西特拉图用梭伦之法，

渐使雅典成为希腊的一流城邦。终于在两位贫民出身的执政官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先后进一步完成民主

宪政，使雅典登上希腊盟主之位。并号称“全希腊的学校”。管子和梭伦的改革所取的效果是人所共知的，

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各有千秋。管子以辅政执齐，则他的策略之效用因主上采用必然能达到迅捷之效，快速

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但同时由于管子处于辅政，在桓公之后他的政略必受影响。齐国后来之亡于管子之

政的渐消不无关系。但是其理论又在其他君王诸侯中得以更新发展，使这些诸侯国交替强盛。梭伦因其是

雅典的首席执政，在立法的时候必须考虑雅典各阶层的利益，寻求在各阶层之间达到平衡与协调。故他的

立法的效果就不是能够立竿见影的，而是经庇西特拉图的继承并执行多年后才渐显良效。然而梭伦制定的

法的效力却是非常长久的，以致罗马的西塞罗时期，西塞罗仍说梭伦的法律在雅典仍有效。

管仲因其政绩之宏和思想之博，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后来既为法家所尊崇，有为儒家所称

道，还为道家所赞誉。甚至到

亿人民中，各类人口所占比率

如何？各生活在什么样的区域？等等。

*胡晓东 男，法学研究生e-mail:huge70@netsoffice.com

管仲夷吾者，颖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

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纠。---《史记.管晏列传》

《史记》

《史记.管晏列传》

《史记.管晏列传》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8

attica之土壤甚为贫瘠，几乎所有地区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面，使生活所需的极简单之农作物亦甚困难，

令人极为沮丧。仅有冒险性之行业及需要耐心培植之橄榄与葡萄，始促成attica之文明。……因为土地贫

瘠，接近海岸以及港口众多，遂诱使attica人民从事贸易；因为人民坚定勇敢，富于发明创造遂使其赢得

爱琴海的市场。通过这个商业商国，雅典在伯利克利时期获的财富、权力并达到文化之巅峰。---《世界文

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1--143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6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60

《管子.乘马》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9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6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9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8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9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8

《礼记.曲礼上》转载于《中国法制史》pa28

《礼记.大传》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13

《管子.枢言》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8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7-58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6--298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8--302

《史记.管晏列传》

《先秦诸子法律思想》梅仲协 著 转载于《管子的法律思想》pa一四六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7

《改革精英》pa47

《历史研究》pa148

参考文献：

《国语·战国策》 左丘明/刘向 著 岳麓书社出版 1988年版

《管子的法律思想》 戴东雄 著 中央文物供应社

《中国法律思想史》 杨鹤皋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法制史》 张晋藩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中译本） 威尔·杜兰 著 译者：幼狮文化公司 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11）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写道。的确，德才兼备乃历代君王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正所谓“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引用名人名言，典雅精致，极具感染力。）

张仪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纵横于天下诸侯，可怜的楚怀王，你怎能让张仪那如滔滔江水似的甜言蜜语蒙蔽视听？你只看到张仪才思敏捷，口若悬河，于是你心灵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屈原被放逐，张仪获得高升。殊不知，张仪乃巧舌如簧、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无德、无行之辈。选择人才标准的错位，使楚怀王最后落得身死异乡的悲惨下场。（设问启发读者思考，使作者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更加明确，意蕴深厚。）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刘备以忠义驰骋天下，以肝胆照耀乾坤，选择人才亦是“忠”字为先，“德”字为首。

刘备惊叹关云长万夫不挡之勇与披肝沥胆之气魄，与之结义桃园。于是便有了关云长“为寻故主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壮举和“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骋时无忘赤帝”的佳话。历史证明刘备当初对关羽既重其“良”又重其“驯”是正确的。（引用名人名言，文句精美，意味深长。句式长短变化，错落有致，富有感染力。）

春秋时期，鲍叔牙向齐桓公力荐管仲的故事流传千古，然而古往今来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正是鲍叔牙博大的胸襟与高山仰止的品行，而对管仲才能的钦佩却是少之又少。由此可知世人对“德”的崇拜是高于才的。（对比手法的运用，使事物的性质、特征等更加突出，语言色彩更加鲜明。）

晏婴辅齐，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侠肝义胆的豫让虽身怀绝技，却能灭须去眉，吞碳为哑；娄师德，德才兼备不记私仇，十荐狄仁杰。他们是历代帝王所推崇的才，不只是因为他们有“良”有“能”，更由于他们有“驯”有“信”。（“晏婴辅齐，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对偶使句式整齐有力，x来朗朗上口，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

由此可见，“德”是“才”的支配机器，“才”只有以“德”为主体，才能体现它的价值，正如大雾天的航船只有在灯塔的指引下才能驶入港湾；在沙漠中行走，只有在指南针的指引下才不会迷失方向一样。（比喻的运用，使语言更为生动形象，使说理更为透彻。）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评价人才，选择人才，注重才能固然重要，但高尚的品行同样不可或缺，因为厚德才能载物，高尚才能有景行，马先驯乃有能有良，才能恒久立足于世。（引用名人名言，使文章意蕴深厚，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