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教育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01 16:27:27
广东教育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2C-0004-02
中国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合作交流与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是高职教育国际化中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前沿地带，利用区位和教育上的比较优势，通过完善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扩大开放与合作、搭建交流平台等实施高职教育合作开发，制定广西与东盟的职教国际化发展战略，对于广西服务区域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教育质量提高、高职院校品牌等方面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试分析“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深化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一、广西加强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的背景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加快推进，广西教育应与东盟各国教育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将借助农业技术、交通运输、工程机械、国际物流等专业具有很强的优势，也是基本契合东盟国家的产业发展需求，因此，广西与东盟国家学校在以上专业方面合作培养国际复合型人才具有良好的优势。2016年9月22日，来自越南、泰国、老挝等东盟国家和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等12所高职院校、11所边境中职院校及企业在南宁共同组建的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将搭建合作交流多元化平台，成为职教联展暨论坛的很好补充，同时催生职业院校合作交流新模式，共同培养懂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广西应该积极响应教育部发出的号召，结合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关于“职教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做法，将“低碳经济”融入到广西高等职业教育中。另一方面，应为我国北部湾经济建设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全方位、高素质、高技能型复合型人才。另外，广西应与东盟国家建立“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式的现代职业教育合作模式，为东盟相关国家培养输出或“订单培训职教师资”；应开发东盟国家的用人市场潜力，培养输出职业技术人才，提高我国国内职业教育的就业水平，以增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有利于广西高职院校品牌效应的形成。
二、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框架与机制日益健全，合作交流进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从各级政府层面推进的职业教育合作与交流项目主要包括两类。（1）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它由国家教育部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承办，截至2016年在广西南宁共举行了三届。联展暨论坛的活动包括合作洽谈会、职业教育发展巡礼图片展、学生技能作品展、高峰论坛、校长企业家论坛、签订合作协议、学术交流、优秀留学生表彰会等。特别是“2015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以“合作培养人才，助推‘一带一路’”为主题。历届联展暨论坛提出强化政策对话机制、完善交流合作平台，深化拓展合作领域，构建职教发展共同体的建h。推进政府间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推动签署中国一东盟职业教育联合声明，规划合作路线，推进包括课程、学分、学历、资格框架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联展暨论坛已成为有效宣传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和促进中国与东盟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的有效载体。（2）中国―东盟教育培训。2011年11月，国务院总理在第十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中方设立10个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主要培养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力资源。教育部和外交部分别于2011年和2015年遴选了2批共20家单位作为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的承办单位，经广西教育厅积极争取申报；设立在南宁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共有6个，主要包括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中国―东盟农业培训中心、广西财经学院的中国―东盟金融与财税人才培训中心、广西医科大学的卫生部人才中心东盟卫生人才培训基地，为提高广西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搭好了稳固的框架。
尽管取得了诸多的成效，在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中也还存在着以下不足：
第一，广西职业教育开放与合作面向东盟的宣传力度不够。中国与东盟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性，加上边界、贸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利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相互信任发展。中国需要采取积极和建设性措施，消除邻国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广西有8个边境市县与越南接壤，在职业院校进行汉语国际推广，招收国际留学生时，邻国对中国地方政府面向边民提供的职业教育优惠政策疑虑重重，审批工作并不积极。广西在职业教育合作交流的进程中，需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改革宣传方式方法，注重宣传内容选择，提高宣传效果。
第二，广西对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体制了解不充分。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复杂，语言多样，教育体系特别是职业教育体系多元。广西缺乏研究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机构和专业人员，对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优势、特征了解不够充分，对东盟国家职业院校的教学水平、师资力量等指标缺乏可比性衡量指标和权威性数据。对东盟国家职业教育信息掌握不足，使其在选择东盟国家合作伙伴时较为被动，广西区内职业院校与东盟国家互派师生进行交流与合作时缺乏针对性。
第三，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交流的协议落实不到位。广西职业院校与东盟国家签订校际交流协议的热情很高，合作双方都体现出重形式、重效益的特征，急于推进合作交流协议的签订，但协议签订后的落实程度较低，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多停留在表层，双方合办专业、互派师生、联合设置课程、共建实验室实训基地、协同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等实质性的合作内容推进不大。
第四，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交流的专业领域欠均衡。广西高中职院校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专业布局高度集中在教育、财经、电子专业大类，特别是教育大类中的小语种专业成为合作办学的热点，但相关双边、多边贸易所需的专业领域合作较少，广西与东盟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矿业、能源等领域实施的合作项目缺乏人力资源支撑。广西要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调整优势产业合作重点、推进新型产业有效对接、拓展产业合作新领域，需要扩大职业教育合作的专业领域，培养大批量具有国际视野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三、进一步深化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一）科学统筹引导，进一步完善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科学统筹引导，进一步完善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改变职业教育合作办学主要依托上方相同或相似专业开展交流与合作的现状大力开展“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在引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方面时，我们应依据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强项与广西职业教育的基础及l展需求，落实区域支持性政策开展互补性合作办学，通过科学统筹，避免重复引进东盟国家相同的教育资源，优化合作办学的专业结构。同时，应参照国际标准对接广西职业教育优势专业的课程及教学内容，充分重视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推进教学管理的改革，适应国际化办学的教学管理要求。
（二）扩大开放与合作，为广西及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随着中国高铁加速走向东盟，中泰铁路项目、中老铁路项目、雅万高铁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中国高铁走出去，还将带动大批相关产业走出去，这为中国和东盟的职业教育合作带来了契机。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东盟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广西职业教育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协同企业走出去行动，支持东盟国家发展产业、发展职业教育。比如：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应为泰国等东盟国家举行轨道交通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为其培训铁道机车车辆、铁道电气化技术、铁路运营管理、铁道线路与场站等相关内容；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应主动服务上汽通用五菱在印度尼西亚的生产，积极开展上汽通用五菱印尼生产线人才培养培训；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积极配合广西农业企业走进东盟国家，在东盟国家建立农作物优良品种实验站，开展校企合作共建生产实训基地，实现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三）搭建交流平台，深化交流与合作的内涵。搭建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平台，完善现有的职业教育合作办学交流机制。通过信息交换平台，广西的职业院校可以共享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资源，促进职业教育合作机构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共享信息，共享经验，共商问题，提高合作办学项目的效益。通过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对优质高职院校帮扶带动，全面提升边境职业学校的办学水平，并面向东盟国家树立良好合作交流品牌，以推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交流；联盟成员通过共享实训基地、师资、课程等软硬件资产，共享项目信息资源，帮扶边境市县职业学校有效解决专业建设、师资队伍薄弱等问题，同时也为成员单位获得更多国际合作交流机会，实现联盟成员单位共同发展。
（四）制定广西与东盟的职教国际化发展战略，建立国际化合作教育平台。建立国际化合作教育平台，制订广西与东盟的职教国际化发展战略，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优势互补。研究与借鉴教育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经验，对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市场进行剖析，不断总结广西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制订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发展战略。建立政府主导和协调的职业教育推广和质量保障体系，衔接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教学与管理，增强合作项目参与教师的外语运用能力、文化理解能力、工作适应能力圈，建立国际化合作教育平台，实现广西与东盟国家在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的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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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教育论文篇（2）
摘 要：第七届海峡两岸（粤台）高等教育论坛于2012年4月19日在台湾铭传大学举行，主题是探讨两岸高等职业教育及工程教育合作办学模式。论坛前后，广东高等教育考察团考察了台湾的技职教育。本文在比较分析大陆及其广东与台湾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建立粤台职教联盟、引进台湾优质的技职教育资源、合作开办应用科技大学、建立联合培养模式、共同制定人才评价体系、联合开展区域文化研究等建议。
关键词：广东；台湾；职业教育；合作；建议
2012年4月19日，由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魏中林率领的广东高等教育赴台考察团参加了在台湾铭传大学举行的第七届海峡两岸（粤台）高等教育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探讨两岸高等职业教育及工程教育合作办学模式，同时宣读了广东工业大学等10所高校与台湾一批高校合作的共同声明。论坛前后几天，代表团分别访问了1所综合大学（铭传大学）和5所科技大学（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弘光科技大学、嘉南药理科技大学、树德科技大学、高雄餐旅大学），并与各校师生交流。广东参与这次访问的有25所高校的（其中本科3所、高职22所）书记、校长共35人，是历届粤台高等教育论坛交流规模最大的一次。台湾有24所高校的校长和高教研究专家共60多人参加论坛。
一、高等教育论坛成果
两岸（粤台）高等教育该论坛由广东省教育厅委托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与台湾高等教育学会、东莞台商子弟学校、东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2005年在台湾淡江大学首次举办，以后每年轮流在广东和台湾举办。论坛的举办，推动了粤台高等教育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广东一直按照两岸经贸文化发展的政策来推动粤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2006年4月，为了回应在首届两岸经贸论坛上宣布的促进两岸交流的15项政策措施，教育部决定正式认可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台湾高等学校学历。2007年4月，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发出共同建议，全面开展两岸各级各类教育的交流；推动双方在办学、科研等方面的合作，丰富交流合作的形式与内容；加强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大陆方面欢迎台湾大专院校来大陆招生，并为此提供便利。2010年7月，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就未来两岸在新能源及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形成22项共识和建议，其中第13项指出，“支持制定扩大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的政策，继续加强两岸高等院校相互招生的联系与协调机制，建立两岸学历学位证件查验及作业平台”。这三次论坛提出的教育重大政策，在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台湾宣布承认大陆41所大学的学历，2011年开始招收大陆学生。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逐步宽松。
国家和地方的教育政策，为粤台高等教育合作确定了具体的方向。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与台湾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扩展交流内容，创新合作模式，促进教育事业共同发展”。广东省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粤台教育交流与合作。积极创新粤台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拓展交流渠道，广泛开展粤台人才培养合作和学术交流。”近年来，粤台高校之间的交流已经非常活跃，取得了不少成效，如学生交流交换、学者互访讲学、通识教育研究、教育政策研究、两岸关系研究等。两岸经过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的交流与合作，为第二个10年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广东省教育厅魏中林副厅长提出：“我们将把共建师资培训基地、联合办学、合作开发新专业、共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联合开展科学研究作为粤台深化合作的重点。”这已成为本次论坛双方的共识。正如他在闭幕式总结所说的，“本次论坛是粤台高教从交流走向有组织合作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将共同努力创造一些合作品牌，共促两岸高等教育发展”。也如东莞台商育苗基金会叶宏灯董事长说的，两岸和和气气地又坐在一起谈合作，必将开辟教育发展新天地。又如台湾佛光大学杨朝祥校长说的，我们要努力把两岸合作的“青苹果尽快变成红苹果”，让两岸学子学人共享“红苹果的甜美”。
“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意义深远。”这是在访问台湾几所高校时魏中林副厅长反复强调的观点。两岸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根同源，血脉相承，由于特殊原因，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特性，在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如此，而且互补性强。因此，加强合作，必定双赢。两岸教育不仅要适应经济发展，而且要促进经济发展，通过人才结构的优化促进产业的升级。
这次论坛和访问，广东共有23所高校与台湾的13所高校签订合作备忘录或发表合作声明，其中广东有8所高校分别与台湾不同的两三所高校合作。合作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双方鼓励开展管理、教学、科研人员的互访交流，并为上述人员提供必要的协助；二是致力开展教学管理、专业建设、课程设计、师资培训、学生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三是交换图书资料和学校动态，互通信息，密切师生联系。这批学校将选择各自比较有优势的学科专业进行对接合作。
二、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及其特点比较
大陆及广东与台湾高等教育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不同。台湾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职业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基本完成了转型升级。大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中期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只是到了新世纪初的10年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且有待转型升级。因此，粤台职业教育发展有共性，也有差异。
1.高等教育发展比较
在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是与经济的发展转型相伴随的。1973年到1985年大学处于限制整顿期，大学从24所增加到31所，但专科学校从1961年的14所发展到1973年的63所，1984年发展到77所，这是专科学校最多的一年；1985年到现在高教处于多元开放增速期，大学与专科学校进行整合分类，2011年高校增加到163所，其中公办54所，民办109所；普通大学71所，技职类大学92所；在校生134万人（2010年）。在92所技职类大学中，科技大学46所，技术学院31所，专科学校15所。台湾学位充足，供大于求，教育层次重心逐步上移，专科学生约占四分之一。台湾用20多年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再到普及化教育的任务。
大陆从1998年到2010年，普通高校从1022所发展到2358所，增加1.31倍（其中高职高专从431所发展到1246所，增加1.89倍），平均3天增加1所（以净增学校算，因为有100多所学校被合并）；在校生从359万人（含研究生18.5万人）增加到2386万人（含研究生154万人），增加5.65倍；高教毛入学率从9.8%提高到26.5%，从精英教育突进到大众化教育阶段。
广东从1998年到2011年，普通高校从43所发展到134所（公办85所，民办49所；本科56所，高职高专78所），增加2.12倍，平均一年增加7所（除去合并的高校，按净增计算超过7所）；在校生从19.3万人（含研究生8043人）增加到161万人（含研究生7.76万人），增加7.32倍；高教毛入学率从8.2%提高到28%，到2020年将达到50%。广东也将用20多年完成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再到普及化教育的任务。
2.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比较
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来看，台湾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起步的，大陆是从90年代开始发展。台湾比大陆起步早30年，而且转型成长很快。
台湾已经建立了与普通教育并重并立、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阶段的学程，包括专科学校、技术学院、科技大学、普通大学附设技术学院、科技大学的研究所五种教育机构，专科学校只占技职类的16%；有明确的务实致用的教育目标，2008年台湾技职教育课程大纲，以能力指标为发展轴线，对课程进行纵向衔接和横向整合，课程内容比较前沿，建立了较完善的学位授予制度和评鉴制度；师资较强，基本达到博士学位，大多数都有海外留学背景，且要有5年教学经验和4年产业年资（企业实践）；办学国际化程度较高，在许多领域已与国际接轨，一些专业已经可以颁发国际工程证书；产学合作比较成熟，如2002年在全台湾设立了6个区域产学合作中心，分设在6所科技大学之中，由这6所大学牵头，在各区域内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协调产学合作的发展。这些经验值得广东借鉴。
大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猛，专科学校是主体，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多样，跨境合作活跃，实训环节做得比较好，正在探索、拓展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衔接的多种人才培养途径；同时也在探索高素质专业化的“双师型”教师的培养途径，致力于提高教育质量。但在职教体系中，应用型本科只在部分学校部分专业进行试点，而且内涵界定尚不明确。
3.高考生源比较
从生源的情况看，两岸都出现人口出生率下降局面，高等教育生源不断减少，高校发展面临生存危机。
在台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改变，育龄妇女有偶率降低、未婚及晚婚日趋普遍，加上育儿资源与支持性环境不足、养育子女成本太高等原因，导致台湾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在少子化情势下，台湾中小学校生源不断减少，学校规模日益缩小。根据2010年台湾“教育部”的“国民中小学历年暨2011—2026学年度学生数推估”，到2026年台湾中小学生数将比1996年减少二分之一以上。2008年出生人数跌破20万人，高教发展将出现严重危机。在社会少子化、高等教育市场国际化的环境中，技职院校相对于普通高校的招生压力与年剧增，少数技职院校面临招收不到学生而要停办的危机。
大陆的高等教育生源也在下降。中国教育在线的《2011年高招调查报告》称，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大陆高考生源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值1050万人，之后开始下降，2009年1020万人，2010年下降到946万人，2011年下降到933万人，这一态势将延续至2017到2020年前后。生源数量下降，给高校招生与生源质量带来了直接影响。高中毕业生不断出现即放弃高考、放弃报到等现象。一些地方的本科和专科院校，分别有10%到30%左右的学生放弃报到。部分省市专科录取分数线已经很低，2011年广东省3B线200多分也有机会被录取。而生源下降的同时，高校招生计划仍在缓慢增长。2008年到2010年，大陆高考平均录取率快速增长，已从2008年的57%增至2010年的69.5%，2011年达到72.3%，其中有8个省市的录取比例超过80%，有的省市已超过85%。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过去的生源大省也出现了快速增长。2010年山东省高考录取率达到80%，湖南省81%，黑龙江省突破90%。广东是教育人口大省，录取率也较高，2009年71%，2010年78%，2011年81%。生源减少还有其他原因。2008年至2010年，大陆出国留学人数分别增长了24.4%、27.5%、24.1%，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高中毕业出国人数。伴随生源减少，生源质量呈下降趋势。广东省的生源也将在三四年后下降。生源减少已成为两岸的现实问题，成为高校面临的共同挑战，对台湾来说，其本土已无生源拓展。而大陆不然，高考生源主要来自普通高中毕业生，而中职毕业生占高中阶段毕业生近一半，高考生源尤其是高职以及未来的应用型本科生源完全可以向中职毕业生拓展。这一改革将促进中职提高教育质量。而对台湾高校来说，大陆必定是最理想的生源地。
三、深化粤台合作建议
粤台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也不同。2011年，广东GDP为5.3万亿元，是台湾的1.8倍。但从人均GDP来看，广东2011年为7819美元；而台湾1989年为7558美元，1990年为8124美元。 广东人均GDP是台湾80年代末的水平，仅从人均GDP来看，广东落后台湾20年。高等教育总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发展，所以台湾高等教育发展比广东走快一步，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水平较高，其资源会出现过剩。广东可以借用台湾这方面的优质资源，先行先试，发展本省高等职业教育，从而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台湾也可以开发大陆的生源，以保持一定的高等教育规模，避免高等教育萎缩；通过交流与合作激发高等教育的活力、提升办学水平。所以，粤台合作，必定双赢。
1.成立粤台职业教育合作促进会，组建职教联盟
跨境合作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快速提高教育水平的重要途径。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发展的决定》的要求，广东应加快成立粤台职业教育合作推进委员会，通过民间社团组建粤台职业教育联盟，并建立合作项目指导委员会，组织协调双方合作项目的实施。建立粤台教育发展基金，制定粤台企业捐赠教育文化项目免税政策，引导企业支持粤台教育交流与合作。
2.引进台湾优质的技职教育资源，合作开办应用科技大学
广东经济转型升级必然要求教育转型升级。目前，广东职业教育正从以数量增长为主的外延扩张模式向以质量提高为核心的内涵发展模式转变。加快构建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已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广东既要引进优质的研究型大学资源，也要引进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广东应在两方面推进合作：一是开展广泛的合作项目；二是引进台湾优质的技职教育资源开办应用科技大学，借此提高工科专业比例。广东要把粤台合作作为本省高等职业教育的优势来培育，使之成为广东现代职业教育的特色。
3.制定粤台职业教育合作发展框架，建立联合培养模式
引进台湾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广东应先行一步。争取教育部、国台办、省台办、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的支持，粤台职业教育合作进行先行先试，让民间社团参与，制定粤台职业教育合作发展框架及合作项目规划，重点开展师资培训、科技研发、教学管理、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学生交换、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图书馆和博物馆交流等项目。例如，与台湾的大学合作，在广东高等职业院校建立工程类、工商类、餐旅类、文化创意和学前教育等方面的师资培训基地。2013年在广州举办的第八届海峡两岸（粤台）高等教育论坛期间，可以考虑举办台湾技职院校展览，使广东考生了解台湾高等教育，吸引考生报考。推动粤台合作建立以台商在粤企业为桥梁的“校—企—校”三方合作办学模式，建立分学段的本科和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
4.建立统一的工程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制定人才评价体系
两岸经济合作使双方的企业和产品走向世界各地的机会越来越多。于是，两岸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认证标准互认，高等工程教育毕业生标准的一致，对于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和企业的人力资源选拔具有重要意义。台湾的工程师认证已经加入了《华盛顿协议》，高等工程教育认证贯通职业教育体系内各层次。他们认证的主要内容是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即科学素养和从业能力，从而形成理论学习与职业资历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未来两岸合作企业的从业人员将需要更高层次的职业技能，本专科毕业生逐步成为主流。因此，借鉴台湾的经验，合作建立统一的工程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很有必要。
5.建立粤台人文对话与人文合作机制，联合开展区域文化研究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有明显的差别，人文学科的对话与合作，应从人文学科自身的特质出发。加强两岸大学的人文对话与人文合作，有助于构筑和维系两岸长期稳定的和平局面。建议成立粤台合作的人文学科学术研究机构，由两岸学者合作编写历史、文学、语言、宗教等领域的教科书，合作组织海峡两岸有关民间文化和地域历史传统的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建立民间性质的“两岸人文学科发展基金”。例如，两岸学者合作开展研究两岸客家人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型文化遗产、地方文献的保护与利用，共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这是兼具文化积累、学术创新、遗产保护与利用等多重意义的工作。这类工作可以首先在台湾和粤东地区展开。
6.争取跨境合作办学审批权，率先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广东教育论文篇（3）
为优化中学生物教学，实现教学质量的提高，广东省通过“5创”方法，夯实了广东省中学生物教学的基础。
创建群众性学会。2014年7月，经过多年的精心筹备和探索实践，在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广东教育学会的悉心关怀和全省各级教研员、中学生物教师的不懈努力下，广东教育学会中学生物教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采取“省中生会-市中生会-县中生会-校中生会”和“省教研室-市教研室-县教研室-校教研室”两线结合四级联动的方式开展活动。
创设学术性标准。为有效促进全省中学生物教学，广东教育学会中学生物教学专业委员会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研究，研制了学术评审标准，主要包括《广东省中学生物教学论文评审标准》《广东省中学生物教学质量奖评审标准》《广东省中学生物教学优秀科组评审标准》《广东省中学生物教学设计与课例评审标准》等。
创制指导性文件。在创设学术性标准的同时，广东教育学会中学生物教学专业委员会还创制了《义务教育生物学教学指导意见（2012年版）》《普通高中生物教学指导意见（2012年版）》《广东省初中生物学科学业考试大纲（2006-2016年）》等相关指导文件，为全省中学生物教学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导。
创造多样性途径。广东教育学会中学生物教学专业委员会每年定期组织开展广东省中学生物教学设计与教学论文评选活动、广东省中学生物教学研讨会、广东省中学生物教学质量奖评选活动、广东省中学生物教学优秀科组评选活动、广东教育学会中学生物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等会议和活动，为全省中学生物教师能力的提升搭建了平台。
创作示范性成果。在广东教育学会中学生物教学专业委员会的引领下，具有较强示范性的学术成果和教学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广东省中学生物教学成果精品》《广东省中学生物课堂教学改革研究报告》《广东省中学生物新课程实施中优化课堂教学活动》等研究与实践等学术著作，以及“探究性教学”“问题导学法”“生物实验教学”“教师实验能力”“课堂教学有效性”“问题导学、高效课堂”“特级教师、特色课堂”等一系列广东省中学生物教学优质课例。
二、“2促”核心保关键
广东教育学会中学生物教学专业委员会在“5创”的基础上，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课例建设，为提高中学生物教学质量提供了关键的引领。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立基于“5创”，广东省中学生物教师的专业发展得到了保障，高层次人才资源库建设已初见成效。通过开展“博士论坛”，为教师搭建交流经验的平台，促进一批博士教师的专业发展；通过开展多样性学术活动，为教师搭建锻炼自我的平台，助推教师踏上“高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的专业高阶；通过开展“教学质量奖”评选活动，为教师提供展现风采的平台，引导教师迈进“特级教师”“南粤优秀教师”等名师殿堂。
广东教育论文篇（4）
纪念大会在《筑梦粤教——广东教育60周年影像》中拉开帷幕。一帧帧珍贵的影像，记录了六十年的筚路蓝缕、励精图治、高歌猛进。广东教育杂志社社长陈湘年在致辞中和与会嘉宾一起回顾了《广东教育》自1952年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1952年，《广东教育与文化》创刊，著名作家秦牧任主编。1956年，《广东教育与文化》更名为《广东教育》。作为广东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教育宣传的舆论主阵地，在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的关心支持下，广东教育杂志社从当初的7个人办一份刊物，发展到如今50人办八种刊物和一年鉴（《广东教育年鉴》）、一网站（南方教育网）的教育期刊大社，杂志社与广东教育事业风雨同舟，积极宣传、服务教育，为谱写广东教育改革发展的华彩乐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杂志社多次被广东省人民政府、省教育厅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党支部。陈湘年社长表示，广东教育杂志社将以《广东教育》创刊六十周年为契机，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继续坚持“开拓、务实、拼搏、奉献”的办社理念，注重编辑队伍建设、坚持改革创新、加强社内管理、构建数字出版网络体系，把握机遇，励精图治，豪情满怀，再创辉煌。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李学明表达了对广东教育杂志社的衷心祝贺和诚挚慰问，肯定了《广东教育》六十年办刊的辉煌成就，对广东教育杂志社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一是坚持正确舆论方向，造就优良的舆论氛围。二是注重提高刊物质量，成就优秀的文化价值。三是侧重长远规划，确保刊社科学持续发展。李学明副厅长还高瞻远瞩地提出，广东教育杂志社全体员工应继续以创业、勤业、敬业、精业的品格，以新的面貌、新的气象、新的作为，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为建设教育强省、文化大省，打造南方教育高地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总编辑傅国亮在讲话中指出，目前，广东教育杂志社及全国所有的教育报刊都面临着转企改制和数字化浪潮两把双刃剑带来的新挑战。他勉励广东教育杂志社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使命意识和竞争意识，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拓展教育宣传空间，占领教育宣传阵地。创名牌，塑品位，办一流的教育期刊。他希望杂志社以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豪气和魄力，更好地发挥教育宣传主力军、教育舆论主阵地、教学科研主平台和教育信息主渠道的作用。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朱仲南在讲话中谈到，希望广东教育杂志社抓住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这一发展节点，进一步强化内涵建设，加强教育研究和期刊编辑人才队伍建设，充分激发每一个员工的活力，提升创造力，形成竞争力，拓展服务范围，更新思路，革新模式，创新项目，勇敢应对市场挑战，争取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李曜升代表全国教育期刊分会和中国教育报刊社全体同仁，向广东教育杂志社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中国期刊协会、中国教育报刊社、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等单位，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石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江海燕，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顾作义等领导也发来了贺电、贺信。
惠阳实验小学校长张银球作为《广东教育》通讯员代表发言。他把《广东教育》誉为可贵的智慧之源、教学中的良师益友。读者代表、广东省委办公厅会务处会务组组长张儒波发言，他深情回忆了《广东教育》《广东第二课堂》对他的少年生活的影响。小读者代表、广州市小北路小学李舒扬同学也为杂志社献上了祝福。
广东教育论文篇（5）
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教育厅厅长江海燕同志撰写了著作《全球化与教育现代化—以广东省教育现代化为例》，作者运用全球化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深入剖析教育全球化思想以及教育全球化现象，并以此为理论基点，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全球化背景下广东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现状、问题、战略以及措施进行了论述。作者以广东多年教育现代化发展领域的实践为基础，反思了多年来广东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如战略规划、制度设计等)和实践应用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优质均衡发展时期的广东教育现代化学术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广东进一步推进教育现代化、率先在全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广东式改薄:优质均衡条件下“创强争先建高地”
2005年，广东省政府印发《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纲要实施意见(2004-2010年)》，首次提出在广东“大力推进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建设”，之后，广东省教育厅印发了《广东省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标准(试行)》和《关于加快推进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建设工作的通知》。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建设为广东全省各地区、各个中小学校在条件层面的均衡发展方面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目前广东区域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正朝着缩小地区教育差距、区域内部校际差异，形成区域各具特色的“高位优质均衡”方向发展。
2013年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推进我省教育“创强争先建高地”的意见》(简称“教育创强”)。“教育创强”是广东调整教育现代化战略部署，务实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的举措。因为广东区域教育发展极为不均衡，当2015年前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时候，经济相对落后的粤东西北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薄弱学校和地区存在。
广东教育论文篇（6）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广东农村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3%，比1980年的降低了20个百分点[4]。这表明人们的收入除了用于必须的日常支出外，还有较多份额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和投资。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发达，投资渠道多元。广东居民的投资对象从简单银行储蓄扩大到基金、股票、债券等，投资领域也扩展到房地产、教育和医疗保险等领域。自1994年广东省政府提出“科教兴粤”战略以来，广东的教育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1.1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增速减缓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的绝对数量虽有提高，但相对数量不高，且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表1和图1）。在1995—2009年期间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额均维持在每年300元左右，2009年的支出额为296.7元，远远低于同期发达省市人均教育支出额800元左右的水平，甚至还未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偏低，其支出形成的投资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1.2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从图2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农村居民自2000年以来的教育文化等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2004以来下降更为迅速，至2009年教育等支出占比仅为5.9%，大致回落到1991年的相对水平。从整体上看，广东比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都要低。2000—2009年江苏、浙江农村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年均值分别为12.9%、11.5%，同期广东的这一指标值仅为8.8%。显然，在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原本不高的广东农村教育支出占比反而下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警惕，因为它将影响广东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
2文献综述及其评论
2.1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解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内，通过刻画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以深入剖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则集中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出的差异性，如刘晔等[5]利用1996—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中东西不同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性，而郭庆旺等[6]通过构建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揭示不同公共教育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促进作用。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7]，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8]。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学者们选取的样本、研究方法及研究区域存在差异，但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教育发展滞后将对经济发展构成瓶颈制约。因此，各地需要加大教育投资，注重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2.2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认可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点自然就落在居民家庭教育投资总量的增加上，而家庭教育投资支出与收入密切相关。多数学者从居民收入或消费结构视角分析研究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杨明等[1]基于广东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对教育的需求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相应增长，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教育支出也越大。而罗楚亮等[9]从教育收益率的角度分析，提出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而下降，教育支出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由此可见，学者对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有待理论研究的进一步论证。
2.3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研究
关于教育投资比例的研究则聚焦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增加上。当前研究多从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率远高于收入增长率、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收费的快速增长等视角给出了教育支出占比增加的解析。如杨汝岱等[2]认为高等教育改革造成家庭教育支出大幅上升，也改变了家庭对于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导致居民消费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教育支出比例逐年上升。任兆璋等[3]运用动态消费模型对广州市1993—2000年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预测2001—2010年广州市城镇居民的娱乐文化教育支出比例均在12%以上，且呈递增趋势。显然，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趋势预测的教育支出占比的增长趋势与现实严重不符，亦难以解析当前教育投资支出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总之，学者们对于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原因及其趋势判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差异性、以及区域间支出差异的实证分析等领域，而近年来少有学者关注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事实上，以往的研究中，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重心都放在家庭教育投资绝对量的增加上，而很少有文献提及教育支出的占比下降问题，其深层原因更是难以得到关注。尽管有些研究涉及到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政府教育支出的关系问题，但从时间上看还需进一步跟进，应分析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为此，笔者拟对198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变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纳入通货膨胀和居民的居住支出等因素，解析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成因，以此对近年来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额减少及政府教育支出等公共政策作更深入的反省。
3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到的因素有：政府教育支出、家庭收入、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教育需求等，而较少关注到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的挤占以及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而由于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难以计量，笔者主要分析家庭人均纯收入、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3.1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是人均纯收入的函数。随着广东省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虽然物价指数也在增长，但名义收入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明显，家庭消费支出受收入效应的影响也相应提高；同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居民消费结构得到优化，居住、医疗、教育等支出呈现增长态势。然而，家庭支出的各个方面并不同步增长，有快有慢。2004—2008年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9.6%，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06.9元，实际增长了10.7%[4]。而同期教育支出增长却十分缓慢，因而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出现下降现象。从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用于家庭必需消费支出的比例还比较大。农村居民在收入的绝对数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教育消费支出对家庭的必需消费支出有较大挤占影响，另外教育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因而虽然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正相关，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具有累退性质，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总消费支出额越高，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却越低。
3.2通货膨胀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教育投资建立在家庭教育支出上，而教育支出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通货膨胀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居民对经济增长态势的判断影响其消费支出结构，并且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加速通货膨胀。为避免通货膨胀时的货币贬值，居民很容易受通货膨胀预期影响而加大当期的消费支出。在既定收入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上升，教育成本也随之上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大，教育支出产生的收益要在较长时间内才能见效，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因此，在一定的时段内，教育支出的比例会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减小。相反，在通货紧缩时，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选择减少即期消费。由于教育支出的远期收益大，且教育支出发展方向趋于多元化，家庭在通货紧缩时一般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教育支出占比也相应上升。
3.3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
随着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房价上涨过快，致使居民的居住支出上升较快。2006年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在政府的诱导下，农民将大部分收入投资于住房。这改变了农民的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居民的教育支出。广东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较快。广东农村居民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占比在2008年达到20%，即使2009年的居住消费支出比2008年的下降了约1.9%，居住支出占比仍达18.8%，比2000年的14.3%提高了将近5个百分点[4]，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形下，如果住房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收入增速，住房支出势必挤占居民的其他支出，尤其挤占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教育支出。200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居住支出与教育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比例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4]。
3.4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双向影响
从全社会来看，教育投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为促进教育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政府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如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全免、对教育乱收费现象进行大力整治等，推动农村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还直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支出，从总量上提高教育的支出水平。政府教育支出极大地减轻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明显的收入效应。这是因为政府教育支出有效降低了家庭相关支出成本，相当于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居民会把增加收入的一部分用作教育支出，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加。然而，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长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可能弱于替代效应。由于政府教育投资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管理不到位等现象[10]，政府教育支出增长的替代效应明显，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弱化，加上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居民将更多的收入投资于其他领域，以致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伴随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而下降。
4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计量分析
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人均纯收入、政府教育支出、家庭居住支出、通货膨胀和广东人讲实际的文化等因素影响。
4.1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的教育支出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家庭教育支出额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且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支出额的增长幅度越小[11]。笔者以广东农村居民家庭相关数据做计量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量时，教育支出额反而随收入的提高而下降。以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为因变量(y)，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自变量(x)进行分析（其中x>0），有二次函数模型(1)通过检验。y=0.17x-1.827×10-5x2-80………………………(1)t(11.4)(-8.1)(-3.5)其中y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t统计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方程拟合优度达到93.3%。对模型(1)两边求倒数，得教育支出水平对收入水平的边际倾向，dy/dx=-3.7×10-5x+0.17，令dy/dx=0，得x=4679.8，也就是说家庭人均纯收入约等于4680元时，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达到最高。x<4680元时，dy/dx>0，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相反，当收入超过4680元时，dy/dx<0，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着收入提高而下降。这是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可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增加旅游支出等。广东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在2005年已经达到4690元，此时的教育支出达到最大值；2005年以后居住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教育支出有所减少。由d2y/dx2<0可知，居民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的支出弹性有差异，这与广东省农村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支出现状相吻合。
4.2模型修正
模型(1)主要考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忽略了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教育支出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2007年的同比增速甚至达到47%[4]。政府的教育支出可能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引入政府教育支出变量，对模型(1)进行修正，得到模型(2)：y=0.122x1-0.657x2-37.58………………………(2)t(17.39)(-10.83)(-2.56)其中，y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1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x2表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t检验均通过，方程拟合度达96%，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方程(2)的系数可以看出，x1系数为正，即政府投资支出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增加12%。同理，x2系数为负，即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减少，政府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66%左右。2000年以前，由于家庭人均纯收入不高，但增长较快，此时政府教育支出能极大地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突出。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增长很快，由于政府教育支出结构和体制不够完善，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不显著，加之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长较慢，且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
4.3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的计量模型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不仅总量增长缓慢，而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比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大多学者采用最为成熟的AIDS模型研究居民消费行为，该模型是1980年由Deaton和Muellbauer引入价格因素创建的理想需求系统模型[12]，其线性形式为：wi=i+βiln(y/p)+∑γijlnpj，其中wi代表某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p是价格指数，y是总的消费支出，pj是某消费品价格。由于教育消费支出的价格不易量化，故不考虑价格因素，而以Working-Leser模型分析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13-14]。多数学者用此模型描述商品的消费份额关于总消费支出对数的函数关系，即线性恩格尔曲线函数。Working(1943)[13]和Leser(1941)[14]的经验研究表明：商品支出份额和总消费支出对数之间的线性函数形式对许多经济和时间区间数据都拟合得比较好，实证文献将Working-Leser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即w=+βlny，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总消费支出。现将这一模型改进，得到半对数线性模型：w=3.026lny-0.009c-5.272……………………(3)t(11.8)(-7.7)(-4.1)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c表示政府人均教育支出，模型拟合度为89.5%，t检验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δ<0.001。模型(3)中家庭教育支出对数lny的系数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与家庭教育支出额呈正相关关系。显而易见，家庭教育支出增多，其在总支出所占比例就增大；家庭教育支出减少，其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就随之下降。结合模型(1)和(2)的分析，近年来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即是说，广东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额减少，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也就下降。模型(3)中政府人均教育支出的c系数显示，政府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模型(2)的分析结论一致。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这是当前政府教育支出体制和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已在前面作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CPI的数据变化频繁，如采用年度数据计量，将带来极大的误差，因此，笔者不对通货膨胀影响广东农村居民教育支出进行计量分析。另外，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广东人讲实际、求实惠）等，由于难以定量研究这些变量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只能是众多归因的部分解释。
5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笔者展开的探索性研究得出：当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680元后，教育支出增长缓慢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下降；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随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下降，且受通胀预期的影响；农村家庭居住支出增长迅速，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弱化。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堪忧。为了顺利推进广东文化强省战略，促进广东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早日实现广东新农村与和谐广东的建设目标，广东必须千方百计加大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
5.1妥善引导农民的消费观念，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
社会各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引导农民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兼顾消费支出的短期与长期效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尽快完善教科文卫消费的配套设施，引导农民加强教育文化支出的意愿；合理诱导农民的住房消费观念，让农民知晓住房不是奢侈品，避免住房建设中的攀比现象；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推出农村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并进一步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15]，使农民愿意分配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支出。
5.2切实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适当控制通货膨胀的上升速度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待遇；出台优惠政策以鼓励农民创业，继续加大政府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16]；政府应多管齐下，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击投机，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真实收入，延缓家庭教育支出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拐点出现。
5.3完善政府的教育支出机制，发挥政府教育支出的乘数效应
广东教育论文篇（7）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广东省作为沿海开放大省，如何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推动广东省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研究广东省1999-2010年间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由于高等教育、经济发展都受各方面的因素制约，均属于灰色关联理论研究的范畴，因此，我们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和研究广东省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广东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现状
本文根据广东省1999-2011年的统计年鉴数据，选择教育经费、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以及GDP和三大产业发展情况来分析广东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现状，具体数据如表1。
（一）广东省教育经费投入分析
根据表1可以得出，1999-2010年广东省教育经费的投入不断扩大。1999年广东省教育经费为121.02亿元，到2010年上升到921.48亿元，是1999年的7.61倍，年均增长率为20.65%，而广东省GDP年均增长率为15.76%，广东省教育经费年均增长高出同期GDP年均增长4.89%。广东省作为沿海开放大省，在重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增强了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和注重人才培养的意识，加大了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为广东省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如图1，1999-2010年广东省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31%增加到2.00%，而全国在2010年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3.04%，这说明2010年广东省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而全国教育经费年均增长率为22.92%，高出广东省2.27个百分点。可见，与全国总体水平对比，虽然近12年来广东省教育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仍不能与广东省经济发展相适应，教育经费投入强度不足，仍是制约广东省高等教育与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广东省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分析
根据表1可以得出，在1999-2010年，广东省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逐年上升。1999年在校生数是22.08万人，到2010年增加到142.66万人，是1999年的6.46倍，年均增长率为18.81%，同期全国在校生数年均增长率为22.35%。在校生规模存在不足，这也是制约广东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广东省经济发展情况
1999-2010年广东省GDP平均增速为15.76%，三大产业平均增速分别为7.92%、16.46%、16.49%，可知目前第三产业的发展占广东省整体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第二产业仅次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说明第二、三产业起到吸纳高等教育专业人才的作用。从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来看（如图1），广东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几乎支撑了广东省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逐步减小，说明三大产业已经形成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布局。
综上所述，广东省高等教育无论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还是在校生规模的发展上都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而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同全国的平均水平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这已不适应广东省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严重制约了广东省高等教育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经济产业结构中，广东省第二、三产业发展比较快速，亟需专业人才，需要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之相协调。因此，亟待政府采取相应对策解决。
二、广东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一）灰色关联度分析的基本原理[1]
1. 确定分析序列。设母序列为X0i（t）（i=1,2…n；t=1,2,…,m），子序列为Xj（t）（j=1,2,…,n），其中，母序列反映系统行为的特征，子序列由影响系统行为的相关因素所组成。
2.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母序列无量纲化处理为X0i?鄢（t）＝X0i／X0i（1），子序列无量纲化处理为Xj?鄢（t）=Xj/Xj（1）。
3. 求差序列。在时刻t，母序列X0i?鄢（t）与子序列Xj?鄢（t）之间的绝对差序列为ij（t）＝X0i?鄢（t）-Xj?鄢（t），其中，当t取任意时刻时，max、min分别为ij（t）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4. 求灰色关联度。母序列X0i?鄢（t）与子序列Xj?鄢（t）的关联系数为：
rij（t）=（Pmax+min）/（Pmax+ij）
其中分辨率P（P?缀（0，1））为常数，一般取P=0.5，它有便于提高变量关联系数之间的差异显著性。母序列与子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公式为：r0i?鄢=■■rij（t）。其中，当P=0.5，rij?鄢＞0.6时，其结果是比较理想的。
（二）广东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我们选取1999-2010年广东省的教育经费X01，高等学校在校生数X02（单位为人）为母序列，来反映高等教育的指标；选取GDPX1、人均GDPX2、第一产业值X3、第二产业值X4、第三产业值X5、财政收入X6、居民消费X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8（单位为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X9为子序列（单位为元），来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其他变量的单位均为亿元）。表2为各变量的原始数据。
根据表3，我们利用各变量初始化变换数据计算母序列X01?鄢、X02?鄢与子序列（Xj?鄢=1,2，…，9）之间的关联度系数rij?鄢（t）(i=1,2；j=1,2，…，9），并得到关联度向量为G01、G02,。其中，
G01=（r11?鄢，r12?鄢，r13?鄢，r14?鄢，r15?鄢，r16?鄢，r17?鄢，r18?鄢，r19?鄢）
=（0.689，0.637，0.554，0.707，0.722，0.726，0.644，0.581，0.544）
G02=（r21?鄢，r22?鄢，r23?鄢，r24?鄢，r25?鄢，r26?鄢，r27?鄢，r28?鄢，r29?鄢）
=（0.801，0.747，0.650，0.822，0.832，0.832，0.753，0.681，0.648）
根据经验，当P=0.5时，rij?鄢均大于0.6。因此，我们计算的灰色关联度系数都比较理想。根据关联度向量G01,G02，计算各变量累计关联度为：■ri1?鄢=1.490，■ri2?鄢=1.384，■ri3?鄢=1.204，■ri4?鄢=1.530，■ri5?鄢=1.554，■ri6?鄢=1.549，■ri7?鄢=1.397，■ri8?鄢=1.262，■ri9?鄢=1.202，各个变量的关联度系数由高到低排列：X5＞X6＞X4＞X1＞X7＞X2＞X8＞X3＞X9。因此，广东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关联系数从高到低排序分别为：第三产业值X5、财政收入X6、第二产业值X4、GDPX1、居民消费X7、人均GDPX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8、第一产业值X3、农村居民人均收入X9。我们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影响因素最强的是第三产业值，最弱的是农村居民收入。
三、结论及对策
（一）结论
通过以上对广东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数据进行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相关结论。
1. 广东省高等教育的投入与第三产业产值之间的关联度最强。从分析中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投入与第三产业值的关联度是0.832，说明目前第三产业对高等教育的贡献相对比较大，这也与广东省实际经济发展情况相符合。因为广东省作为沿海开放大省，第三产业又是产业结构中的重点发展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不断发展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并吸纳了相关专业人才，为广东省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2. 财政收入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联度仅次于第三产业值。从分析中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与财政收入的关联度也为0.832，说明广东省高等教育的发展对财政收入的依赖度很强。因为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而财政教育经费拨款又反映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财政支持力度。
3. 广东省的第二产业也是三大产业结构中的重点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的发展吸纳了大批专业人才，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从分析中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与第二产业值、GDP、人均GDP的关联度分别为0.822、0.801、0.747，显而易见，第二产业值、GDP、人均GDP也是影响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说明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程度。
4. 全省居民消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这三个经济发展因素反映了全省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性以及消费能力，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高等教育的关联度是最弱的。从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三个变量对高等教育的关联度系数分别为0.753、0.681、0.648，说明城镇居民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性和消费能力大于农村居民，并且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状况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因此，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均衡也将影响高等教育均衡稳定的发展。
（二）对策
从结论中可知，广东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还存在一些缺陷，如何让教育事业与经济协调发展，亟待政府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解决。
1. 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强与产业结构的衔接
广东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推动做得还不够，必须让经济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居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切实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合理发展高等教育以适应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广东省高等教育与第二、三产业产值存在着不同的关联度，专业人才的培养对推进各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高等院校应该切实做到以市场为导向，围绕支柱产业培养短缺人才，让广东省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产业结构衔接，互相促进，共同平稳快速的发展。
2. 实行多元化投资，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
教育经费的短缺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广东省重视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持，但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力度还不够。当务之急，解决广东省教育经费不足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加大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深化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并改革高等院校投资的分配机制，逐步建立基金制；健全与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相配套的机制，科学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保证高等教育稳定发展。
3. 提高全省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实现教育需求性均等化
广东教育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083-02
1 引言
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投资形成,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实证分析进行。McMahon通过对东亚经济全面调查后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在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东亚的突出成就关键在于发展了小学和初中教育,每个层次的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盖莫(Gemmel,1996)通过研究发现,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分别与最穷和中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关系更为密切,而高等教育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Bassanini&Scarpetta在2001年以经合组织国家1971-199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工作年龄个人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以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解释变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每提高1%,人均GDP增长0.57%。
关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国内学者唐祥来通过借鉴Barro的研究方法和观点,采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Lucas生产函数,选取29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层次的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差异的显著性。实证表明: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结构差异,高等教育对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韩宗礼(1990)依据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估算出我国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6%。申屠利芬将教育分为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类,采用柯布―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浙江省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与正规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对浙江省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作用。沈永跃(2009)选取了2000-2007年河南省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指标的数据,对河南省的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河南省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呈中度关联。
综合上述文献可见,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或者在同一地区,不同层次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
为此,本研究以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广东省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教育层次来探讨教育发展在广东省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2 模型的建立
1982年,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了灰色系统概念,并建立了灰色系统理论,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对系统中各因素间关联程度的量化比较,实际上是对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
由于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使得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复杂化,而用来反映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不完备,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来分析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设有m个时间序列{x(0)1(t)},{x(0)2(t)},…,{x(0)m(t)}(t=1,2,…,n)。n为各序列的长度即数据个数,这m个序列代表m个因素(变量)。另设定时间序列{y(0)1(t)}(t=1,2,…,n)为母序列,而将上面m个时间序列称为子序列。关联度是两个序列关联性大小的度量。一般来说进行灰色关联分析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①确定分析序列。本文中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亦即参考序列y0,自变量xi为比较序列,xi可以取平均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初等、中等、高等)的人口比重。
②将变量数列进行无量纲化。由于统计得到的原始数据,由于数列单位不同或者量纲不同,为使各因素之间具有可比性,首先将参考序列y0和各比较系列xi的原始数据作初值化处理,消除量纲。
③求差序列、最大值、最小值。计算公式如下:
差序列:Δ0i=|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两级最小差:Δminminimink|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两级最大差:Δmaxmaximaxk|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④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公式如下
γy0(k),xi(k)=Δmin+ρ•ΔminΔ0i(k)+ρ2Δmin
⑤计算灰色关联度。
γ(y0,xi)=1n∑nk=1γy0(k),xi(k)
⑥结果评价。根据各个数据列所计算出来的关联度,即各因素与比较变量的关联大小,评价与比较变量关系最密切的变量,并对每个因素与比较变量的关系进行排序,找出因变量变化的主要和次要因素。
由于反映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有关指标的统计口径不同,是造成许多文献研究同一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却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而灰色系统理论着重研究概率统计、模糊数学难以解决的“小样本”、“贫信息”等不确定性问题,对数据的要求可以是任意分布。因此,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3 实证研究
3.1 指标选取及说明
(1)因变量指标。现有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大多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巴罗,1995和李子奈,2002)。本文将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以2001-2007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因变量指标。主要是因为国内外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献中没有同样的统计口径,笔者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选择。
(2)自变量指标。本文以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用来测量教育发展水平的方法很多,通过对目前研究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文用受教育年限法来度量教育发展水平。首先将劳动按学历层次进行分类,共分六类:未上过学(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包括普通中专、技工学校)、大学专科(包括普通大专、高职高专、成人大专)和大学本科以上。其次,确定每种学历层次的受教育年限。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上六类受教育年限分别限定为2年、6年、3年、3年、3年和4年,但鉴于统计资料的可得性,把大专学历及其以上分为一个层次,教育年限为4年。基于统计数据的来源,我们将采用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再辅以初、中、高等受教育人口比重指标作为补充。计算方法如下:
x1:平均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人口×2+小学文化人口×6+初中文化人口×9+高中文化人口×12+大专以上文化人口×16)/总人口
x2: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初中文化人口/总人口
x3: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高中文化人口/总人口
x4: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总人口
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一个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的影响存在差异,笔者希望通过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广东省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排序,以此来分析广东省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3.2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笔者根据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1-2007年广东省GDP数据列y0(单位:亿元),另外由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6岁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的4个指标x1,x2,x3,x42001-2007年数据见表1。
表1
年份
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平均受教育年xi(k)%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x2(k)%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x3(k)%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x4(k)%
国内生产总值(GDP)y0(k)亿元
20018.1939.9814.093.8810647.70
20028.2237.7813.835.1511769.73
20038.1436.4813.465.0713625.87
20048.2538.1313.905.1916039.64
20058.4840.4115.405.8122366.54
20068.5342.0615.095.7026204.47
20078.7643.4616.316.4631084.40
3.3 计算结果
本文采用的数据处理软件是DPS11.50统计软件,在处理过程中取ρ=0.5,得到如下关联度矩阵,见表2。
表2
关联矩阵x1x2x3x4y0
x110.964130.962610.740570.64385
x20.9638110.958330.723270.62466
x30.960850.9567610.736650.63202
x40.666480.648540.671310.67368
y00.643850.626390.640680.733711
结果显示γ01=0.64385,γ02=0.62639,γ03=0.64068,γ04=0.73371。
4 结论及展望
总的来说,广东省的教育发展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达到0.64385。从受教育程度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来看γ04>γ03>γ02,说明广东省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与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关联程度最高,达0.7337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受中等教育次之,受初等教育最小,但中等教育发展水平、初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灰关联度也较高,两者之间差距不大。可见,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非常接近,高等教育是现阶段广东省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文章虽然从战略的角度对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并发现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十分接近。广东省现有普通高校153所(包含本科、高职、独立学院和民办学校),其中高职院校88所,占所有高校的57.5%,自[教高]16号将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新的类型以来,高职教育在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计量高职教育广东省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参考文献
[1]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 ou rna 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
[2]RAMPHELEM, ROSOVSKY H.New repor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 ing countries:educated peop le are no luxury,they’re essential[J].In terna tiona l Higher Educa tion, 2000,(20).
广东教育论文篇（9）
【关键词】 中高职“宽口径衔接”模式、高职本科“对口衔接”模式、高分子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
[作者简介]吴丽旋（1965- ），女，广东人惠州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和职业教育；王玫瑰（1965- ），女，广东省汕头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和职业教育
[课题项目]本文系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高职教育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专业标准与课程标准的建设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gzzd2011016，课题主持人：王玫瑰）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一、 中高职、本科教育衔接的现状分析
（一）广东省中高职招生方面衔接现状
到2009 年底，广东省中职毕业生升学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3+X 考试，与高考相似，为中职毕业生专门设置。1995年由广东省统一组织单独命题考试， 实行“3+1” 考试模式，“3” 为语文、数学、英语三科， “1” 为专业技能课程。从1998开始，普通高等院校高职班面向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考试由原来的“3+1” 改为“3+证书”[1] “证书” 为广东省职业技能证书。 二是成人高考，这是中职毕业生主要选择的升学方式。
从2010年开始广东省实施“3+2”中高职教育，到2012年，有32所高职院校与149所中职学校对接， 开展对口自主招生三二分段中高职衔接培养技能型人才招生试点工作[2]。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高分子专业作为2012年试点专业，面向广东省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校化工大类专业的中职毕业生，实行自主招生三二分段“宽口径”专业衔接。
（二）中高职专业设置方面的衔接现状
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多为文科、计算机、汽车等办学要求没那么高的专业，没有围绕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的变化设置专业，已不能满足广东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实现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广东省是塑料大省，产值位居全国第一，从业人员超过50万主要以农民工为主体。由于高分子专业涉及面广，专业知识有一定的深度，本科院校开设较多；广东地区有四所高职院校开设了高分子材料加工相关专业；而广东省中职学校没有高分子专业，不能适应塑料产业升级的需要。
（三）高职、本科专业设置方面的衔接现状
虽然广东省有27 所高职和100 所中职的10个专业大类参与中高衔接三二分段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但是目前还没有进行高职、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虽然本科院校有设置高分子专业，但是以“学术目的为主”的学科型的本科。2011年第二次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将高等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序数为5，相当于专科、本科和硕士生教育；第二阶段序数为6，相当于博士生教育。第一阶段又分为理论型5A和实用型、技术型5B。其中5A又分为5A1和5A2，前者按学科分设专业，后者按行业分设专业[3]，见图1。
第三级教育（中学后教育）
图1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参照该分类框架，我国大部分研究者将5A和5B分别对应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一般而言，5A1系列的高校在我国被认为包括“985”大学、部分“211”大学， 5A2则包括一部分“211”大学以及大量地方本科大学，人才规格由高到低有硕士、本科和专科；5B则是指高职高专院校，也包括硕士、本科、专科层次院校，但目前我国只有专科层次院校。在我国，研究者和普通大众通常以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为标准来区分三类高校：5A1高校培养学术型人才，教学内容一般以纯理论知识为主；5A2高校培养技术型人才，教学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化；5B高校则培养技能型人才，教学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但偏重实践性技能。毫无疑问，5A1与5B的人才类型界限比较明确，5A2与5B的界限则不太明显，但基于我国地方大学培养的主要是本科层次人才，而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的主要是专科层次人才。在普通高等教育系统，很多高校都是按学术型人才模式进行培养，即便是本应定位培养技术型人才的5A2类高校也都有意无意地按学术型人才方向去办学，导致学术型人才过剩而技术型人才匮乏，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间极不匹配。
二、 中高职教育“宽口径”衔接及高职本科“对口衔接”的必要性（一）能够满足区域产业需求，促进产业升级
随着广东省“三促进一保持以及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的实施，对人才结构和素质也产生了新的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密切的广东职业教育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考验，实现中高本教育的有效衔接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推进中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国家的利好政策推动了中高职的衔接，在政策支持下，广东省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中高职衔接也几经波折并逐渐优化。广东省是塑料大省，从业人员超过50万主要以农民工为主体，初、中级层次人员严重缺失，亟需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技能水平，由于高分子专业涉及面广，专业知识有一定的深度，本科院校开设较多；广东地区有四所高职院校开设了高分子材料加工相关专业；而广东省中职学校没有高分子专业，所以，与广东省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校化工类专业“3+2”合作，通过中职学校招生，实行“宽口径”专业衔接。
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相关产业是广东省支柱产业，广东省“十二五”优先发展产业LED、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等产业与高分子材料加工相关，又由于高分子加工专业涵盖了化工、机电、控制及高分子材料等相关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宽泛性和专精要求，培养目标的定位要随着相关产业的发展不断更新。从广东省的人才培养来看，开设有高分子相关专业的本科院校偏重于科研，实训时间及条件严重不足，对加工生产线缺乏总体认识；而高职院校由于学制短了一年，在基础理论方面和思维提升锻炼方面存在不足，工作中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我提升空间不足。因此，目前的教育培养的人才出现了“本科的学生深入不下去，高职学生提升不上来”的尴尬局面，使技术型人才匮乏；教育发展的规律及生产力发展都要求双方改革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资源互补，专业“对口衔接”协同培养新型高级技术型人才。
（二）发挥中高本教育资源效益，构建广东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广东省2012 年度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广东将进一步构建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中高等职业教育纵向衔接、职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横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打通以后，从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以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构建专业课程新体系，实现专业课程内容和职业标准对接。面向广东省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校等中职学校化工大类的中职毕业生，实行自主招生三二分段试点，打通中职学生继续深造的通道，探索中高衔接培养应用型人才新路子，构建广东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实现职业教育优秀人才梯队建设。
本科院校具有雄厚的学科优势及师资等资源，高职院院校具有丰富的校企合作等资源。根据国家、省教育规划改革文件精神，选择石油化工特色院校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合作，协同培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高级技术型人才，既符合教育改革的大方向要求，在获得政策支持的基础上也充分发挥了两种类型院校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为打造新型办学模式、最终实现培养高质量的高级技术型人才的目标提供有效途径与措施。探索高职、应用本科对口衔接，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新路子，构建广东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实现职业教育优秀人才梯队建设。
三、 中高职教育“宽口径”衔接及高职本科“对口衔接”的可行性
1.国家推进中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中高本”衔接提供了契机
2011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政策推动了中高职的衔接，广东省教育厅以“通知”或者“意见”的形式，也出台了一系列中高衔接执行条例；2012年广东省出台《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以协同创新为引领全面提高我省高等教育质量若干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2]103号）文件，要求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和高职高专教育。在政策支持下，广东省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广东中高职衔接渐成体系；高职院校也开始与应用型本科合作，专业对口衔接，协同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充分发挥了两种类型院校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共享，打造新型办学模式。
2.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的变化对“中高本衔接”提出了要求
广东省是塑料大省， 截止2009年，广东省规模以上企业3796家，中小企业星罗棋布，从业人员超过50万，年产值2372亿元，产值位居全国第一；广东同时也是高分子材料加工新技术发源地。塑料企业行业调研表明，高分子行业的从业人员涵盖了初级、中级、高级等几个层次，初、中级层次人员严重缺失，主要以农民工为主体，亟需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技能水平。另外，另外，教育部的数据显示，1997年～2005年，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人数持续九年走低，已从2574万人降低到1694万人，此后四年，该数据保持在1700万人左右。高中毕业生的生源逐渐减少，未来高职的主要生源是中职生，中高职如何衔接，研究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日显迫切。
“十二五”时期是广东省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是深入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相关产业是广东省支柱产业，广东省“十二五”优先发展产业LED、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等产业与高分子材料加工相关，又由于高分子加工专业涵盖了化工、机电、控制及高分子材料等相关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宽泛性和专精要求，培养目标的定位要随着相关产业的发展不断更新，这要求高校提供大批本科层次的高级技术型人才，因此，通过开展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协同培养的改革，形成四年的高级技术型人才培养，满足广东省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的变化。
3.国家示范性重点专业为“中高本衔接”提供了保障
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专业始创于1960年，办学历史长，基础扎实，是国家示范性建设重点专业，通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业务水平高、勤奋务实，勇于创新的专兼并举的教师队伍；建立了以小型生产为依托，融教学、生产、研究、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功能“五位一体”的综合化实训基地，这些教育资源为“中高本衔接”提供有力保障。
4.职业资格标准实施为“中高本”课程衔接提供了依据
中高本教育衔接模式的核心是课程体系一体化，而中高本一体化课程设计的关键是根据产业行业的需求，认真分析职业岗位的要求，按照企业职业分类和职业标准研究技术型人才由初级到高级的职业能力标准和层次结构，构建中职、高职、本科院校整体育人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明确区分中、高职、本科培养技术人才的目标差异。[4]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牵头，联合多家高职院校、相关企业，制订的《塑料制品配料工》、《塑料成型制作工》国家职业标准，已上报劳动部审批，每个工种均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技师4个等级，为合理构建中高本专业课程标准提供了依据。
四、 中高职教育“宽口径”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
（一）中高职“宽口径”专业衔接
根据“3+2”中高职教育衔接模式的一体原则，无论中职教育，还是高职教育，都是为区域经济或者行业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两所院校的培养目标、课程改革与设置要一体化。专业是中高职衔接的必要条件，只有中高职专业建设规范化，才能促进中高职课程的有效衔接[5]。本案例，选择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高分子专业与广东省石油化工学校化学工艺专业、石油化工专业进行三二分段“宽口径”衔接，以期达到优化中职学校布局和专业结构，为经济发展加力。
（二）“3+2”分段人才培养模式的衔接
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合理衔接，是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源头，也是确定课程内容的基础。根据高分子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相关院校的代表到我校参加《材料类专业中高衔接专业标准与课程标准研讨会》的研讨意见，再结合与中职学校化工大类专业宽口径衔接的特点，高分子专业三二分段五年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按2+0.5+0.5+1.5+0.5形式进行，具体见图1：
图1高分子专业三二分段五年制的人才培养模式
中职学校公共基础课、职业基础课一般安排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完成，职业技术课与专业综合实践课一般安排在第三至第四学期完成，衔接课程安排在第五学期，第六学期顶岗实习。高职学校公共基础课、职业基础课一般安排在第七学期完成，职业技术课与专业综合实践课一般安排在第八至第期完成，顶岗实习与毕业设计安排在第十学期进行。
五、 高职、本科教育“对口”专业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
围绕广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双方办学现状等方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和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一系列的调研和论证。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现有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和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现有的“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专业”具有较强的办学实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其专业群建设基础扎实，并可依托双方的校外实训基地、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现有的省级工程中心（广东高校高分子材料加工工程技术开发中心）开展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采用“2+1+1”的“对口衔接”协同培养模式，即：第1～4学期在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就读，主要由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师承担教学任务；第5～6学期在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就读，主要由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承担教学任务；第7～8学期在企业进行顶岗学习，由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师、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以及企业兼职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
参考文献
（1）谢文静. 广东省高职院校达标性考试加开放式招生模式的思考. 高教探索，2008 （4）
（2）赖红英， 广东中高职衔接试点再扩大， 中国教育报， 2012-5-15.
（3）方泽强，分类视角下高职本科与应用型本科探略，职业技术教育，2012（13）
广东教育论文篇（10）
从思想的主旨、内容等方面，按时间可以将近现代广东师范教育思想的发展演进分为晚清的形成期、“五四”前后的活跃期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发展期三个阶段。
1.晚清时期（1840-1912年）：广东师范教育思想逐步形成
我国自古重视师资培养，许多教育家论及为师之道，但最早把师范作为一种制度介绍给中国的是黄遵宪。他在19世纪80年代撰写的《日本国志?学术志》、《日本杂事诗广注》中提到：“有师范学校，则可以养成教员，以期广益教者也。” [1]此后多年，无人提及在中国仿效国外设置师范学校的建议。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有识之士才开始意识到培养师资以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康有为、梁启超认为变法图存的根本在于普及教育，培养人才，而师资是“人才之大原”。1896年，梁启超撰写《论师范》一文，详细论述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意义和实施方法，首次提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2]。他反对“一切教习多用洋人”的做法，认为要根据自身实际，借鉴日本模式来培养自己的师资。总之，梁启超首次对中国兴办师范教育进行了较完整的论述，标志着广东及中国师范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他不仅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参与了教育决策，促使清政府重视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康、梁的教育视野十分广阔，非常重视女学师资问题。康有为认为育婴院和小学院的教师应由女性担任，因为“男子心粗性动而少有耐性，不若女子之静细慈和而又耐性也”[3]。只有办女子师范学校，培养出大量师资，才可普及小学。梁启超也大力发展女子教育，培养女子学堂师资。1898年，他在上海积极参与第一所女学――经正女学的筹创，将其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同时期的黄遵宪和丘逢甲等人也极其重视师范教育，而且身体力行、切实办学。黄遵宪认为：“非有师范学堂为之先，则学校不能兴。”[4]1904年，他在嘉应州创立了广东第一所师范学堂――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同年，丘逢甲创办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这两所学堂属于我国最早的一批师范学校。1905年黄遵宪于嘉应中学内附设“师范班”和“师范传习所”，并选派六人分两批前往日本攻读师范专业，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丘逢甲受到黄遵宪的鼓励，于1906年在员山村“创兆学堂”设立附属师范传习所，专门培养“粤赣地方小学教师人才”。在黄、丘等人积极倡导和影响下，广东各地陆续开办了师范学堂或中学附设的师范班。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办学以师范为先，而造就师范的师范尤以优级为本。”[5]在他的督促下，1908年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正式开学。至此，广东师范教育初具规模。
在这一阶段，以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广东知识分子高举“教育救国”的大旗，呼吁重视师范教育，第一次将师范作为一种制度介绍给中国，第一次专门论述师范教育思想，倡导女学师资培养，开近代广东师范教育的先河，标志着近代广东师范教育思想的全面形成。这些思想既推动了近代广东师范教育的蓬勃兴起，也促成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具有历史开创意义。
2.“五四”运动前后时期（1912-1927年）：广东师范教育思想活跃变化
“五四”运动前后是我国社会新旧更替，各种思想碰撞、交融最激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思想家有孙中山、梁启超、许崇清、陈独秀等，他们或是广东人，或在广东工作，其师范教育思想都非常活跃，引发了广东师范教育的大变革。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初级师范开学文》，指出：“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6]接着，他又强调：“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也。”[7]在兴办师范教育时，“女子师范尤为重要”。他高度评价教师工作，认为：“教育者，乃引导人群进化者也。”[8]这时期，梁启超从欧美游历回来，发表多篇文章阐述其教育思想，升华了对师范教育目的、内容与方法等问题的认识。梁启超在其设计的“教育制度表”中将师范教育独立成系统，但在民国初期，教育界引发了关于师范教育是否独立的热议，许崇清、陈独秀等主张将师范学校合并入大学。1920年，许崇清以德、法、英、美的师范教育制度为依据，提出高等师范学校不过是过渡的制度，大学教育发达后应将其归并于大学。“高师既改作大学之后，就无须袭用师范的名称。因既为大学，则不必限于养成教师，各分科可以各自造就各方面的人材，有愿当教师或从事教育事业者，只去同教育科联络联络，便可得相当地准备。”[9]当时担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也认为：“高等师范与大学并立，不但重复，设备不经济，而且学生资格及用途往往冲突，日本及北京都已有此等不好现象。”[10]许崇清、陈独秀等反对独立设置师范学校，并非不重视师范教育，只是认为我国当时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去办师范学校。许崇清非常关注教师的发展，要求师范学校教授教育史、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教育学，使教师明白所做的事对于全体社会的意义。
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广东的教育家们积极探索师范教育的重要意义、办学性质及教育内容、方法，与全国各地的教育家、思想家发生激烈的思想碰撞，促进了师范教育培养模式的转变。虽然取消高等师范学校对培养中学教师的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打破了之前师资培养的封闭模式，丰富了师范教育的内涵，扩展了普通大学的教育研究职能，无疑是近代师范教育的一种尝试与进步，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尽管当时处于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全国师范教育发展曲折，但教育思想的活跃与创新使广东师范教育继续走在时代的前头。
3.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年）：广东师范教育思想深入发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林砺儒、许崇清、陈济棠等为代表的广东师范教育思想有了深入发展。林砺儒从日本留学归国后，致力于广东师范教育事业， 系统研究师范教育，是现代广东师范教育思想的杰出代表。他把师范教育提升到维系国家前途和决定教育成败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师范的成败决定了普通教育的成败。20世纪20年代初政府取消师范系统的独立设置以来，师范教育日益萎缩和支离破碎。对此，林砺儒坚决主张师范教育独立，于1932年发表《师范教育独立及师范学校与大学联络》一文，从实际出发，指出这种“独立性”应包括训练方针和方法的独立、教育行政独立和师资培训的独立。[11]在他看来，独立设置师范学校并不意味着只有师范学校才能培养师资，普通大学也可以，但必须全校动员。“第一课程要另组成一个系统，第二要有完备的附属学校及有效的实习指导者。”[12]他要求按师范教育的特点来办学，并归纳出“师范性”的内涵，即政治性特别强，知识要特别丰富，要有教育专业的训练，这三方面密切结合，缺一不可。为了确保师资质量，他多次强调教育实习的重要意义，视师范学校与附属学校的关系为骨和肉的关系，彼此要相互促进和提高。从1927年开始，陈济棠在七年的主粤期间加强了师范办学。他把广东省划分为10个师范学区，规定每学区至少开办男女师范学校各一个。他积极创办?鹎诖笱В?扩大县立师范学校的招生，并在省立师范学校设师范科，使就读师范和简易师范的学生大幅增长。他还从社会招收了一批小学优秀教师，对现职小学教师分期分批地进行为期一年的再教育，利用暑假举办小学教师讲习所，以弥补初等教师的缺乏。这时期，许崇清也一直重视师范教育的发展，在中山大学筹办师范学院，增设初级部培养初级中学和简易师范学校的师资，增办教学专修科及附属中学。除了在办学实践上积极实践外，他还从理论上研究教育问题，发表了《人底本质与教育》、《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等文章，提升了对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方法等问题的认识。
民国时期，战争频繁、时局不稳，国民政府对师范学校采取“集中主义”方针，但这些政治背景和时代厄运不仅没有阻止广东师范教育思想的发展脚步，反而激发了它的深入发展。广东的教育家们依靠地方力量，大胆改革（如?鹎诖笱?设置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增设师范部，这在当时是极少有的），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师范教育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到处奔走呐喊，勇于抗争，将教育思想付诸实践，使广东师范教育得以继续发展。
二、 近现代广东师范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
梳理近现代百余年的广东师范教育思想，发现这些思想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从“教育救国”到强调社会影响教育
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败后，许多进步人士认识到教育对于救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高举“教育救国”大旗，将培养人才、开启民智作为挽救垂危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表就是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反思日本和“泰西”强盛的原因在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今日中国之弊，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13]由此他倡言：“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14]黄遵宪也多次写文章援引日、德强盛的实例说明教育的重大作用，并喊出普及教育“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的呼声。梁启超更是视师范教育为“群学之基”，强调通过培养师资来提高国民素质，实现救国强国的目的。这些想法在客观上促成了师范教育的创办和发展，但无法带来社会根本的变革，表明了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到现代，广东教育家们如林砺儒、许崇清等意识到教育的发展受政治和社会的影响，社会对教育起决定性作用。林砺儒在分析了世界先进国家和我国不同时期的师范教育所起作用后指出：“师范教育须要从狭义的教育问题而转入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样才可得圆满的解决。”[15]他呼吁：“要师范教育改造，就须改造全世界全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差一点平等，师范教育也还是差一点进步！”[16]许崇清从欧美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社会的进化是在教育之先，“想要推行新教育，是必要社会环境具备足以容纳新教育的条件。”[17]中国社会不进化，却想先改造教育以助成社会的进化，这是教育者的主观意愿。那些受过新教育的人毕业后能否为社会所容纳，这在教育者是不能预料的。现代教育家在对待教育与社会的问题上进行了认真总结，更加客观地认识二者的辩证关系，有利于师范教育的正常发展。
2.从“量”的通才培养到“质”“量”并重的优良师资
我国近代师范教育创办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当时严重缺乏师资以普及教育，因此教育目标注重培养德智体全面兼顾的通才，旨在解决师资“量”的问题。到现代，开始重视师范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培养“学有专长而又多才多艺”的优良师资，以实现“质”和“量”的并重。
广东近代的教育家注重以德为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通才。黄遵宪对师范生的培养非常慎重，必求“文理明通、品行俱优者”读师范学堂。康有为提出要选择贤达、敬业的人做教师，他们行谊方正，德性仁明，文学广博，思悟通妙，而又诲人不倦，慈幼有恒，方能担当培养学生的重任。孙中山也教导师范生要谨慎小心，“养成国民之模范”。作为教师，要恪尽职责，关心政治，精通业务，有渊博知识。[18]“惟必有知识，方可担任教育以益学生之学识，恒视教师之进退，故教师之责任甚大。”[19]这些思想主要是从通才培养以及教师素质的角度来阐述师范教育的目的，而梁启超进一步论述了教育宗旨的重要意义及选择、确定宗旨的具体方法，提出教育要造就出具有新思想和新素质的新国民，应“教人学做现代人”。他要求师范生的学习“以授人为主义”，谋个性完善，求立人达人。基于时代局限性，梁启超等人主要是从普及教育的角度解决师资“有没有”和“够不够”的问题，对训练怎样的师资以及如何训练等缺乏深入细致的思考。现代的教育家们在前人认识基础上，开始探究如何培养合格师资和优良师资以解决“质”和“量”并重的问题。林砺儒在从事师范教育实践中信守“教育家要培养进步的人格，以适应进步的社会”的理念，力主将师范生培养成“有为有守”的教育工作者。后来，他强调优良的师资必须科学知识精深而渊博，政治立场正确而坚定，教育技术熟练而灵活，达到“学有专长而又多才多艺”。许崇清也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明确标准，即凡当教师的人，必要有高远的见识、练达的才干和社会责任感，要学好教育理论、心理学和社会学，才能尽责地服务于社会。
3.从模仿为主到凸显中国化
广东近代的教育家们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影响下，主张师范课程的设置应中西兼顾，学以致用。他们反对洋务派只学“西文”、“西艺”等皮毛，主张政艺兼学，政重于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依据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的方针，安排的课程“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20]。因当时我国缺乏创办师范教育的经验，梁启超以日本为蓝本拟订了六种课程，包括“六经”大义、历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国情状、格致专门、诸国言语等内容。[21]他要求师范院校既开设基础课和专业课，也开设教育课和教授法课，传授“为教之道”。可见，近代教育家在课程设置上能古今、中西结合，儒家经典、西学课程和教育类课程兼有，内容丰富。但整体看来，多以模仿为主，对课程设置和时间安排等还没有系统研究，中国特色不明显。到了现代，我国已有一些创办经验和教训，教育家们对师范教育的内容有了系统而详细的安排，重视学习教育类课程，加强教育实习的指导和落实，体现出明确的师范性。林砺儒认为师范学校的课程计划，应使学艺和专业在师范生脑中“融会一气”。以往的师资训练尽管两者都有，但没有融合起来，所以很难成功。他还指出，优良的教师决不只是狭隘的“一孔之儒”，而是“由博返约”的专家。他根据当时广东师资的实际需要在?鹎诖笱?师范学院设置了教育系、文史系、数理化系、博物地理系，不拘泥于狭窄的某一学科，而是多学科综合设置学系。师范生先广泛学习科学知识，到三年级才细分专业，设置专门科目作集中探讨。为了塑造师范生进步的人格，林砺儒广纳百家，开放课程的内容和形式，使学生获得最新和最有用的知识。
近现代思想家们不仅注重课程设置，还重视教材的编制和使用。黄遵宪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对“教科书”作出完整解释的人。他说：“教科书者，准人生必需之知识，定为普遍之学，而又考核学生年龄之大小，度其脑力、精力之所能受，分时分课，分年分级，采择各书籍中之精要，编为一定之书，以施教者也。”[22]受黄遵宪的鼓励和影响，梁启超介绍和编译大量教材，肯定民间教材的合理性。他指出：“教科书无论官纂、民间私纂，但能依国家所定课目者，皆可行用。”[23]林砺儒和许崇清也亲自编著教材用于教学，强调教材内容要与社会环境相联络，重视学习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24]从近代到现代，随着全国师范教育由开始创办到逐步发展，广东的思想家们对教育内容的思考也日益全面而系统，从中西兼学、模仿他国为主到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学艺与专业须“融会一气”，从译介教材到自编教材，课程安排和教材建设有了较强针对性，具有明显的中国化特点。
4.从善于继承到理性革新
近代以来，广东的教育家在教育方法上反对记诵和讲授的灌输形式，积极继承优秀的传统，循序渐进地安排学习内容，提倡谈话、问答、讨论等形式，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康有为说：“今言教学，皆不泥古，以可行于今者为用。”[25]梁启超提倡教师要善于引导，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他为学生介绍读书方法，要求学生多提问题、勤作札记。他主张将“趣味”作为教育的目的和手段，教师要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用游戏、歌谣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乐学，提高趣味。这些思想家在继承传统优秀方法的同时也开始介绍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如黄遵宪和康有为注意到了实验、实习、测验等科学方法的作用。这种积极继承而又勇于借鉴、创新的思想到现代教育家身上表现更为突出。其一，善于推陈出新，不断丰富传统教法的内涵。他们对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教法进行了多角度解读和实践，林砺儒将教学相长既理解为教师要重视自身的教与学，两方面相互促进，也理解为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要相互启发，加强合作。其二，理性对待世界教育思潮，切实革新教法和学法，注重科学实验和教育研究。他们认为，对各国流行的种种教育思潮、学校制度和教学方法，“必须经过严密的批判，扬弃，而决不能象旧时那样盲目地摹仿抄袭”[26]。 谨慎对待、实事求是并非墨守陈规、放弃改革。林砺儒在大学实施了师范生导师制，在小学开展新学制的实验以适应当时学校、社会的需要。许崇清也积极提倡科学的教学和研究方法，指出我国的旧说是臆测、传说或常识性，无科学的确实性，今后思想家要注意科学的方法和体系，培养科学精神。他认为教育工作者要注重实际，以事实为研究基础，以观察、实验和统计作为研究方法。其三，强调教育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林砺儒认为进步的教育方法务求提供现实的情景给学生，以唤起实践的目的，激发纯洁的学习动机。[27]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教师经常让学生做实验、制作标本，参观农村、工厂和矿山，下乡办学宣传抗日，在社会实践中历练、成长。
广东近代与现代的思想家们理念先进，思维开放，既能积极继承优秀传统又能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方法，综合分析，又各有所侧重。近代教育家受传统影响根深蒂固，加上对外国教法的了解不够全面，以继承为主来融入借鉴；而现代思想家在各种国际教育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在继承基础上理性借鉴和创新，大胆改革了教法和教育制度。
三、近现代广东师范教育思想的现实观照
从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产生以来的百多年历史，是一部教育家、思想家们执着追求，将理想逐渐变为现实的奋斗史。广东近现代师范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直接推动了近现代广东师范教育的发展，促成了全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演变。回溯广东近现代师范教育思想的历史脉络，归纳其主要特征，对促进当前师范教育的改革有多方面的观照意义。
1.价值取向：育人为本，实现全面发展
关于教育目标的价值取向，康德认为：教育是使人成为人，成为具有个性和社会性统一的人。我国近代教育家梁启超进一步提出教育应“教人学做现代人”的观念，近现代广东的教育家们把道德修养、人格塑造放在目标的首位，注重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我国师范教育长期强调以知识为本的价值取向，偏重于知识传授和考试技巧的获得，忽视了师范生思想品德、精神人格的提升，缺乏对学习者可持续性发展的关注。而师范院校应高屋建瓴，“从教师的终身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和设计教师教育课程”[28]。针对我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偏误，近年来教育部多次颁布文件对师范生品德修养提出要求，倡导为人师表、敬业爱岗的职业精神，引导师范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2011年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更是旗帜鲜明地将“育人为本”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理念之一。“育人为本”既是对师范生素质的要求，更是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全新定位，落脚点都在于师范生的全面发展。为此，课程标准将各阶段的目标按“教育信念与责任”、“教育知识与能力”、“教育实践与体验”三大领域来设计，由过度注重知识、技能转向注重知识、能力与情意的和谐统一。这一观念代表了新时期师范教育发展的方向，将指引师范教育造就出高素质的专业化教师。
2.课程设置：师范当先，加强各科整合
近现代广东教育家在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中西结合，文理兼通，注重各学科及专业之间的联系与融合，这些思想至今还有重要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国师范教育专业学科本位、知识本位的色彩浓厚，师范特点明显弱化，各学科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脱节、互不关联。这种封闭式的课程设置造成师范生知识结构单一，教育视野狭窄，专业能力不强。对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改革课程设置，实现知识和能力的综合性习得。一方面，要加强各门课程之间的相互联系，突出师范性。英国教育社会学家麦克?扬（Young，M.）提出：“联系的要求强调学校或学院的整个课程及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依赖。”[29]具体到师范教育的课程安排，指公共课、专业课与教育课的各门课程之间要加强联系，相互支持，前后贯通。这样，所有课程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使师范生从师范专业的角度来学习每一门课程，避免“为学问而学问”。如美国舒尔曼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就是将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整合的突出表现，有助于打破各学科之间的传统知识框架，构建沟通与融合的桥梁。另一方面，要强化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整合，甚至跳出狭窄的专业范围，实施跨专业的多样化课程整合。近年来，一些师范院校明显增加了教育类课程的数量、学分和比例，也延长了实习时间，但理论与实践割裂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实践证明，只注重理论或实践是不够的，师范教育课程应该帮助学习者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实现二者的整合。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我国农村教师普遍身教多科的实际，顺应国际跨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趋势，师范教育各专业要改变以往互不往来、封闭培养学科人才的状况，与其他专业加强整合，完善主修、辅修相结合的课程设置，允许学生跨年级、跨专业选择课程，发展个性和兴趣，培养厚基础、宽口径、综合能力强的一专多能型人才。这样，既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有利于拓宽学生的就业面，解决当前师范生专业不对口的困境，满足中小学教师的实际需要。
广东教育论文篇（11）
一、党在抗战时期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
我们党素有重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就对历史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教育的特殊功能?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体系?对历史教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将历史教育置于它应有的重要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抗日战争是需要动员千千万万民众共同参与的伟大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负有领导全民族人民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利用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段话?把革命的理论、历史知识、对实际运动的了解摆在相同的地位?使历史知识这一要素与革命运动胜利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号召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刘少奇曾经指出?“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21他要求“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针对党内一些人不注重学习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现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严肃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要求在全党形成学习研究历史的浓厚风气?使全党同志“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明天”E“。
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作家们对历史及历史教育功能的精辟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促进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理论上奠定了历史和历史教育在我们党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二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深入认识国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保证革命事业顺利发展。深入认识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革命党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法宝。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因此?要想认识中国的现实?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只有充分深入地认识了国情?才能找到现实中国社会“内部联系”这个中国革命之“的”。找到了中国革命之“的”?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于这点?陈云曾强调?“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既是倡导学习研究历史的典范?又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在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最早、做得最好和贡献最大?这与他深厚的历史科学功底密不可分。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的着作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读毛泽东的着作也得懂得历史。”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成果作为革命事业的有益借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们党在整风中加强了党史教育?目的是使全党“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3]。经过认真系统的党史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对以往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有了深刻地体会?从而把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轨道上来。对于这点?邓小平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61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还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文件?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吸取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因胜利而犯错误的深刻历史教训。
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教育中所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1]。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对这份珍贵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因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这些重要论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弘扬了爱国主义的伟大民族精神?对于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坚持抗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应该着重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特别注意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是民主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召开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刘少奇也指出?“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在革命实践中?既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各国的经验”。
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把重点放到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更是民主革命的迫切需要。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不重视学习历史的现象指出?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就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作出过很多精辟阐述?例如“古今中外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学习研究历史提供了正确的原则和法。
二、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的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独特教育功能?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到神圣的抗战事业中去，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历史教育理论研究的同时，又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活动。
首先，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学工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为了培养更多的十部，我们党加快了建立干部学校的工作步伐。1940年底，毛泽东强调:
“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各个根据地的各类干部学校不断涌现。在革命圣地延安，更是集中办起了一大批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按成立时间为序，我们党所开办的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学校是:1935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党校、1936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1938年成立的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华北联合人学、1939年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1940年成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等。另外，中、小学教育.农民夜校等也广泛发展。
各类学校都对学员和学生进行社会历史和时事政治教育，特别要求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例如，延安大学开设的课程包括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大学的教育原则是强调为抗日战争服务，培养一大批能做事、了解中国国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的革命青年。十部学校的领导人多为久经革命锻炼的党的高级干部;教师多为富有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学术界的名流;学员多为全国各地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先进青年。
其次，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党把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党的七大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育活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领导干部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史和党的政策，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国情，结合学习对“三风”进行整顿。1940年前后，毛泽东写了大批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文章，例如《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对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经典的分析和评价，成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全党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党的七大召开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报告和发言，在对国家前途命运、战争形势、党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进行深人细致的科学分析的同时，也对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从而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
再次，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党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外的东北沦陷区、重庆等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历史教育活动，涌现出一批革命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文学作家。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是我们党领导成立的培养东北军政千部的基地。该校在教学安排上，不但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而且还专门开设红军长征史、《八一宣言》、东北的历史和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及******的卖国行径等专题课程。着名历史文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坚持以笔作刀枪，写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五部大型历史剧，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人们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起到激励人心、焕发民众抗战热忱的宣传效果。
1944年，郭沫若还以历史为依据写了《甲申二百年祭))一文，运用唯物史观对明末农民战争予以分析评价。由于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被我们党作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党员干部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另外，革命史学工作者李平心、韩启农等也编写出版了一批史学着作。李平心所着的《中国现代史初稿》、《论新中国》两部历史着作，运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结合中国革命运动近百年的历史事实，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新中国成长的道路，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批驳了******政府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倒行逆施。韩启农所着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大众历史知识普及读本，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列为历史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在对群众广泛开展的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鼓舞了广大民众抗战必胜的昂扬斗志。
三、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活动的特点
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活动，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广泛参与性花大特点，为我们今天开展历史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