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大全11篇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篇（1）

纵观当今经济领域的大环境，未来的商业趋势一定是资本的娴熟运作，所以很多企业家都选择将子女送到西方政经类的名校，研习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包括送他们去到投行去工作，其实这是一个实业与资本紧密结合的商业布局。如何能够维持实业与资本运作的平衡成为二代们最现实的问题，这时，假如在对等的平台上与有相似问题的企业间展开更多的交流，将是一件非常有助益的事。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篇（2）

《中国信息化》：请您介绍一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于国家、行业乃至民生的战略意义。

曹冲：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建设和运营，将成为我国卫星导航产业发展最强大的核心推动力。卫星导航的关键作用是提供时间/空间基准和所有与位置相关的实时动态信息，业已成为国家重大空间和信息化基础设施，也成为体现现代化大国地位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是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国土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大技术支撑系统和战略威慑基础资源，也是建设和谐社会、服务人民大众、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工具。由于其广泛的产业相关联度和与通信产业的融合度，能有效地渗透到国民经济诸多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高技术产业高成长的助推器，成为继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之后的全球第三个发展得最快的电子信息产业的经济新增长点。

《中国信息化》：北斗作为后来者如何与其它三大系统比肩？又如何获得世界的认可？毕竟，无论系统建设还是应用推广我们都落后别人许多年。

曹冲：北斗系统与GPS、格洛纳斯和伽利略系统，在整体上没有明显的差别，都是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而且最终均是实现全球服务。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北斗与其他三大系统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北斗是个具有不同离地高度的多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由赤道同步轨道卫星（GEO）、倾斜同步轨道卫星（IGSO）和中高轨道卫星（MEO）组成的，同时将全球星座和区域增强系统实现有效组合；二是北斗在其区域覆盖范围内，可以提供双向短信息服务。这些特点大多是从北斗一号继承过来的，但是它们很可能成为未来导航系统的一种发展趋势。

卫星导航系统，对于哪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需要20到30年的努力，我们才能在系统级上达到与世界先进水平有一比的程度。但是在应用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只有数年的差距，完全可以通过艰苦卓绝的拼搏奋斗，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或者某些方面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何况我国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优势，应该在应用与服务领域有所作为。

《中国信息化》：北斗要想成功产业化，哪些条件是必须具备的？

曹冲：北斗产业化一定要充分利用我国已经通过应用GPS开拓出来的市场基础，用北斗与GPS兼容接收机，逐步替换单GPS的应用终端，并且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开发新应用、新服务、新模式、新领域。从应用领域而言，北斗将用于军事、商业、公益、科研，推广至行业专用市场，大众消费市场和生命安全市场，尤其是大众化消费应用市场，是所有市场中占有比例最大，几乎达到90%以上。其最大的两个应用方面，就是车辆信息系统，或者说是车联网系统，以及移动定位电话系统，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卫星导航功能一定会成为所有汽车和其它机动车辆的标准配置，同时也必然成为所有智能手机的标准配置。与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的当然是位置服务产业，这是今后若干年内最有发展前途的服务行业。

当然，目前产业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重点突破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和低水平重复的矛盾，集中力量办好几件大事：实现要素最佳支持和资源优化配置，保障产业整体上水平、上台阶；我们必须快速突破终端智能化、小型化、多用化的瓶颈，实现高性能和低价位的统一，促进集约化生产和规模化应用；我们必须大力突破室内外无缝定位的技术难题，实现卫星导航与无线通信和其它技术的集成融合，实现真正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泛在导航定位服务；我们必须精心突破产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集约、不可持续的壁垒，实现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全面促进产业的“技术国际化、产品国产化、应用大众化、服务产业化、市场全球化”进程。

《中国信息化》：您觉得目前北斗最成功的应用是在哪些方面或者哪些领域？

曹冲：目前，北斗二代一期工程正式服务尚未开始，所以现在说的北斗成功应用，实际上都是指北斗一号。北斗一号的应用，主要还是其短信功能的使用，至今用户数量为10万户左右，其最为成功的应用非海洋渔业莫属，用户达到近4万户。关键是海洋渔业创造了一种新的广受渔民及其家属欢迎的商业服务模式。当然，还有在近些年来的几次重大自然灾害期间的应急联动、指挥调度、抢险救灾中发挥巨大效能。北斗二号投入正式工作后，其效能发挥将是普及性、专业化、多模式、全方位的，我们应该从更广、更深、更高、更远的层次上，充分发挥北斗系统的核心带动力、基础支撑力、融合穿透力，从而提升国家优势力和国际竞争力，争取早日真正成为全世界卫星导航的大国和强国。

《中国信息化》：您写过一本书叫《北斗伴咱走天下》，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曹冲：这是一部专门关于“北斗”的科普读物，创作这本书，其目的非常明确，由于北斗是个新生事物，又由于它是个军民两用系统，所以宣传的很少，对于北斗真正了解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迫切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动员群众，认识北斗，关心北斗，应用北斗，形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只有千千万万人知道北斗，应用北斗，北斗事业才能成就产业，成为服务大众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人们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活质量的强大工具。

《中国信息化》：为什么称北斗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伟大杰作”？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篇（3）

我有幸站在了巨人肩膀上

记者：2008年9月，您被任命为上海银行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同年11月出任上海银行行长，如何评价自己在上海银行的工作？

瞿秋平：到上海银行已经两年有余，确切地说是27个月。加入上海银行，正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经过这次难得的百年一遇的危机历练，可以说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上海银行这两年全行存款、贷款、中间业务收入、净利润等基本实现翻番。

上海银行业务特色在不断培育，比如小企业业务、个人业务、港台业务以及资金业务不断成长。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对全部网点的门头招牌进行了统一，营业机构焕然一新。

同时，上海银行的创新步伐不断加快。在机构创新方面，上海银行的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已经开业、村镇银行获批筹建；产品创新方面，并购贷款、新台币兑换等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此外，深圳分行、北京分行、苏州分行等相继开业，网点布局不断完善。

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际上历任上海银行的领导团队付出很多，在上海银行的这两年我感到很幸运，既感受到创业的艰辛，作为一个继任者又分享到一代又一代上海银行人所付出的努力。

记者：正如你所说，你调任上海银行时的时代背景有点特殊，当时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化，同时上海也在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蓄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管理分行，转向管理一家法人银行，你是如何快速进入角色的？

瞿秋平：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我们经营团队，对我个人而言，都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历练机会。

这其中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的股票剧烈震动随即宣布倒闭，而我在9月16日正式到上海银行上班。我们的经营团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快速反应，确保在整个金融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稳健良好的经营状态。

上海银行是以上海命名的银行，上海银行在当时也处于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我们考虑比较多的，是如何使我们这家银行在经营理念上与国际接轨，在经营方式上能够按现代商业银行标准推进。

记者：管理上海银行这样一家区域性的城商行，与你之前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机构担任管理者相比，有何不同？

瞿秋平：上海银行是一家正处于成长关键期也是一家非常有活力的银行。

在区域布局战略持续推进、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上海银行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还在不断探索之中，需要以更加创新的精神和思路，不断优化体制、机制、流程、制度等。

上海银行是一家法人银行。作为独立法人机构的行长，需要以更加战略的思想、更加创新的思路、更加准确的决策，来领导一家总资产近5500亿元的银行。

原来我是在工商银行最大的两家分行里担任主要领导之一，来到上海银行，考虑问题的角度需要结合国家宏观经济大势的背景与上海经济金融环境的大发展，以及如何推动好贯彻好董事会对经营班子的要求。

这两年我们的主要工作放在提升上海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上，使上海银行在上海的整个金融格局中凸显出来。

定位明确，实现差异化发展

记者：这几年上海银行的金融创新方面取得哪些进展？

瞿秋平：从跨区域发展的战略推进，到中小企业专营平台建设的机制创新，上海银行都有比较大的动作。

上海银行是根植于上海的，发起是源于上海本土的一家商业银行，这两年我们跨区域发展的步伐迈得很坚实，也迈得很快。到去年年底为止，我们已经有8家分行，此外还有无锡支行以及去年年底刚刚获中国银监会批准的绍兴支行。

我们去年11月成立了小企业服务专营机构。这也是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特别是解决全球性的中小企业融资难，我们创新这样一个机构，得到了监管部门的核准，为我们的业务流程、产品在原来基础上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记者：区域化进程？考虑最多的是什么？

瞿秋平：对城商行来说，区域化进程的步履还是比较艰难。银行的业务发展有一个规模效应，像我们城商行要在异地新设分行，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第一年、第二年的业务定位、市场定位，以及今后业务发展方向的定位。

城商行的规模起飞、经营理念转变，跨区域化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与此同时，如何加强对分支行的管理和业务指导，包括对市场细分中的原则制定，对城商行的总行而言很重要。

我这两年在任上海银行行长的过程中，思考得最多的是这个问题，在行长办公会议上我们讨论得最多的也是“全覆盖”即全流程地对分支行业务的覆盖、指导和风险监控。比如对风险的识别、风险控制的制度安排、解决风险问题的作业流程安排，设立统一标准，而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又有分类指导办法，在一致的标准下，分类安排风险容忍度。审慎原则是放在第一位的，风险控制必须牢牢记住。

这两年，我们跨区域发展战略步伐越来越快，两年间，我们建了5家分行，外加两家支行，管理半径越来越长。我们也已经具备对分支行的市场、业务、风险全覆盖的能力。统一标准，我们这几年的进步也很大。这项工作是一个“马拉松”，随着业务推进和跨区域提速，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竞争才是经营活力的源泉

记者：大家觉得上海银行业的竞争不断在升级、越来越激烈，你怎么看？

瞿秋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上海地区的投入力度在提升，外资银行也在加速进入上海市场，台资银行在上海已有3家获准开设分行，股份制银行在全国布局基本完成后，正在重要地区深耕市场。与此同时，城商行区域布局策略在不断推进，近三年，就有北京银行、杭州银行、南京银行、大连银行、渤海银行等10家城商行在上海地区设立分行。

竞争的激烈程度，我们在从业过程中有切身体会。今天的竞争不同于10年前或20年前，原来我们可能是把拉存款、扩大规模作为主要竞争目标或者希望达到的阶段性经营成果，以后竞争的焦点首先是人才，还有企业经营理念和创新意识。我们现在更注重的是人才培养，打造能够适应全球视野又能立足于本土业务的专业团队。在创新过程中，法律制度、业务流程跟一些操作平台的搭建都非常重要。

我们认为，银行业聚集，反映了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成就，反映了上海对于银行业的吸引力和上海所蕴含的机会；银行业竞争，能够更好地促进各家机构加快创新；促进整个金融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上海作为资金流、物流、知识流聚集地的不断发展。竞争激烈能加速一个地区的业务国际化。竞争残酷，但竞争可以催人成长；没有竞争，注定成为死水一潭。

记者：对上海金融业软环境的发展有何建议？

瞿秋平：一个地方要成为金融中心，它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非常重要，这里边一定要按国际准则游戏规则、法律环境，这些都是构成金融软环境的重要因素。环境建设永无止境。特别是在上海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大背景下，更加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我个人认为，软环境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相关金融管理政策、法制建设、金融中介机构建设、金融市场完善、金融人才建设等，需要在多个方面支持。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篇（4）

雷士，成立于1999年，仅用了8年时间，就实现了15亿元的年销售额，年均增长率保持在80％以上，2007年，雷士销售额直指30亿元，并且准备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雷士成功的秘诀何在?

雷士超常规发展源于“设计战略”的成功。事实上，雷士总是先制订目标，然后再分析完成目标需要哪些资源，需要做哪些工作。“设计战略”是一种逆向的思维方式，从目标出发，反向推演，步步链接――倒推资源配置，倒推时间分配，链接战略战术，链接方法手段。

“设计战略”总能使雷士在战略上比竞争对手“快半步”，当整个行业都在为外国品牌贴牌生产过活时，雷士创建自主品牌；当众多企业为厂商关系而困扰之时，雷士提出与渠道成员共赢的理念，创立了运营中心模式，当其他企业开始重视品牌之际，雷士已经开始资本运营，取得软银的风险投资，筹备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走上并购整合和国际化之路……

雷士通过“设计战略”形成了渠道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中国商业照明行业的领头羊。但回眸中国照明市场的布局，对于雷士来说，挑战依然存在。

首先，跨国照明巨头当然不会对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视而不见，飞利浦，欧司朗，GE三大巨头先后抢滩中国。

与此同时，众多本土企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雷士是国内商业照明这一细分市场的翘楚，而在另一个细分市场――家居照明，领跑者却是欧普。金三元，杨业，华强等众多国内二线品牌和不计其数的区域性照明品牌，纷纷进军商业照明市场，雷士，欧普两强争霸的局面正在被打破。

中国照明行业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开始演变为跨国巨头和众多本土企业同台竞技的市场格局。作为照明行业的领头羊，雷士照明要实现由领跑到领先仍然要面对诸多挑战。

第一，产品线不完整，竞争链条单一。生产商照产品(无论是灯具还是光源)，资源比较容易获得，而且技术并不构成壁垒。另一方面，商照产品种类众多，消费者关注度有统一的标准。雷士想进一步做大做强必须解决行业竞争结构的问题。商业照明渠道多而杂，导致竞争要索复杂和竞争成本不断增加。单一的竞争链条不足以让雷士成为真正的行业领袖。第二、产品研发能力有待提高。在光源方面，雷士不仅仅要应对国内品牌的竞争，还要面对飞利浦、欧司朗等跨国巨头的巨大技术优势；在电器方面，锐高、霍尼韦尔虎视眈眈。所以，雷士要赶上甚至超越国际巨头们，除了坚持走品牌之路外，关键要需要坚持自主创新，提升研发能力。

第三，组织结构与企业战略还不完全匹配。企业组织结构与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是前者服从于后者，企业战略的变革会导致组织机构的改变。当企业改变战略时，其现行结构有可能变得无效。这时就要求调整现有的组织结构，使其服从于战备的需要。

中国照明行业市场环境瞬息万变雷士必须实现从抓机会式增长企业到涵式增长的转变，而实现这种转变必须构建高校。与企业战略相适应的组织。

吴长江坦言，目前雷士虽然经过去年企业治理架构的调整，但是仍然存在企业成本控制力度不够大，管理成本偏高；供货速度无法跟上企业发展步伐；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灯海无涯，面对前方的阴霾，雷士如何才能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

携手GE　雷土加速跑

对于所有成功的企业而言，设定标杆企业并全力以赴地学习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GE公司提出向其他企业学习，向同行学习，向同事学习，正是强大的学习能力使得GE成为最具竞争力和价值的企业。宏基可以说是在惠普的带动下走出了坚实的步伐；俯视三星10年之后。索尼说三星是神，需要仰视。

吴长江意识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雷士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找到差距并获得提升。正如他所言：“在百米；中刺中，绝对不能回头看后面的对手，那样会影响你的速度，一定要瞄准跑在最前面的对手，那样才能跑出好成绩。”于是，雷士决定与世界照明巨擎――GE强强联手，雷士把此次合作看做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并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收获颇多。

第一，提升研发能力。GE作为全美和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其照明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电光源的技术方面有其核心优势。而研发恰恰是雷士的薄弱之处，通过为GE照明做贴牌和销售，GE势必要输出相关技术，这将大大提升雷士在光源电器领域的研发能力和工艺水平。

第二，增强渠道渗透力。通过借助GE照明成熟的技术优势和优质的照明产品，为提升渠道成员在市场的竞争力增加更大的筹码，也为雷士拓展新的销售渠道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雷士与GE的合作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事件营销。

事件营销是指企业通过介入重大新闻事件、社会活动、历史事件、体育赛事，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以达到“名扬天下”之目的，最终促进市场销售。随着市场竞争的升级，充分利用事件营销已成为近年来市场营销领域进行品牌推广，提升和新闻公关，传播的一把利刃。

从张瑞敏的“砸冰箱事件”，到IBM的“人机大战”，以及蒙牛借势超女和“神五”。事件营销让众多企业在广告诉求与品牌形象雷同的僵持局面中脱颖而出。

GE作为“全美和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不仅是众多企业竞相学习的榜样，在消费者心中也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雷士通过与GE合作站在了“巨人”的肩上，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搭乘了品牌“顺风车”。

万家灯火　GE为什么选雷士

作为一家跨国巨擎，GE照明为何要选择将一直以来自己在做的销售业务全部交给第三方――雷士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GE照明在中国市场的前世今生。

1994年6月，GE照明开始了中国之旅――在上海建立了其在中国的第一家照明公司。虽然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并不算晚，GE照明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状况却一直不是很理想。

GE照明在中国的黯然失色固然和其与合资经营双方不协调有关，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GE照明对于中国市场的渠

道认知度不够。中国渠道具有层级多，商业信誉低下，中间商复杂动机导致不规范商业行为、现代物流体系尚未建立等特点，复杂的渠道让很多跨国企业水土不服。

然而，GE照明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渠道的复杂性和重要程度，而始终把主要发力点放在建立终端市场的品牌形象和技术研发上，GE照明在中国市场的广告和技术投资费用远远超过飞利浦照明，而飞利浦在中国市场竞争中非常重视其合作方――亚名照明原有的分销渠道，而没有采用飞利浦在欧洲以品牌拉大自然会“招风”，而没有在本土化传播以及在销售渠道上精耕细作方面下工夫。事实上，即使是世界知名品牌，在力而占据市场。

一项调研显示，GE照明在上海市最大的商场――上海一百竟然没有GE的销售专柜，而飞利浦等其他几家生产照明产品的跨国公司很早在此就设立了专柜。市场推广的不利让GE照明眼睁睁地看着飞利浦在全球及中国市场上高歌猛进，甚至把自己抛在后面。

2007年，GE照明的对手飞利浦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超过20亿元，国内照明巨头如雷士、佛山照明的销售收入也在十几亿元，但GE照明在整个亚太区的销售收入还不到10亿元，这与GE照明的企业和品牌实力极不相称。

痛定思痛，在经历了“水土不服”之后，GE照明幡然醒悟，迅速对中国市场的战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寻找本土合作伙伴，在众多的本土照明品牌中，GE照明为什么偏偏选中雷士?

“雷士在中国市场拥有销售渠道方面的巨大优势，借助GE照明成熟的技术优势和雷士在中国市场销售渠道优势，GE将大规模提升光源和镇流器在中国内地市场的发展和渠道覆盖范围。”GE消费与工业产品集团(亚太区)总裁首席执行官戴伟盛(Darryl Wilson)这样解释GE照明选择雷士的原因。雷士从1999年创建以来，到2006年销售收入打到15亿元，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雷士渠道建设与开拓。雷士在国内照明行业首创品牌专卖模式之先河，通过加盟经销的方式，雷士在全国经营拥有35个办事处和超过1500家经销商，其销售网络已经扩展至全国95％的县城，

吴长江透露：“GE方面给予雷士的销售目标是：希望GE照明在中国的销量能够成倍的增长。”在开始销售GE产品之前，雷士即将展开对原有的销售渠道进行整合工作，预计此项工作将于2008年年初后完成。GE照明除了将借助雷士原有的专卖店等营销体系外，雷士还将会开拓一些新的渠道来销售GE照明产品。

中国照明行业已经经历过两次洗牌 第一次洗牌是构建品牌，一批坚持构建品牌的企业(如雷士)脱颖而出，而一些只是做贴牌的企业被无情淘汰，第二次洗牌是功能性照明和装饰性照明的分野，在这个过程中，一批企业被淘汰，一批企业在各自的利基市场，即将发生的第三次洗牌很可能集中在技术升级和资本运作领域，雷士未雨绸缪，积极推行多元化与国际化战略，为即将到来的产业链升级与海外市场竞争做好准备。

在核心竞争力构建方面，雷士一方面收购光源和电器，形成雷士目前涵盖照明灯具、光源电器、家居照明、户外照明、雷士电工、智能照明等六大品类的核心产业链，另一方面通过收购照明企业，全球照明巨头GE在中国的业务，打造完整的产业竞争链条。

中国企业如何建立全球思维

雷士的目标是要做世界知名品牌，对中国企业而言，要从中国第一做到一支全球性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企业的管理者要建立全球化的价值观，一支全球性的力量需要管理者具有开放性的全球化视野，需要多层次的全球化理念，包括产品的全球化、技术的全球化，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以及客户，服务体系的全球化，更重要的是塑造品牌，学会与消费者建立情感沟通，让品牌方面，雷士应不仅仅是“光环境专家”，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实现上述目标。通常有三种途径：

第一，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OEM，ODM的方式输出产品和服务。这种方式从短期看能够获得可观的利润，但从长期来看，缺乏自主品牌必然使这类企业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价值链的低 端，很难实现国际化的目称。

第二，建立自主品牌，通过驾驭、整合、运用各种内外资源，采取间接方式实现全球化。目前来看。这种方式是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的最佳路径，《间接路线战略》的作者，德国人利德尔，哈特通过对2500年世界战争史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从历史上大量具有全局意义的战役中，采取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是如此之少，采取间接路线获得胜利的例证又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能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间接路线是最合理最有效的战略形式。本土企业要建立与跨国公司在竞争中合作的方式，对企业自身的价值链进行整合。华为总裁任正非说过：“我把竞争对手称为友商，我们的友商是阿尔卡特、西门子、爱立信和摩托罗拉等。”他说：“我们要和友商合作，宁可放弃一些市场，也要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共享价值链的利益。如果把它们都当作敌人的话，我们的处境将非常困难。”

雷士与GE照明的合作的实质是双方对价值链的一次双向整合 GE拥有品牌，研发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借道雷士，GE拉近了其与中国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实现了价值链接的“前向整合”。

而雷士赚取产业价值链的高端部分，实现了价值链的“后向整合”。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篇（5）

牛顿有一句名言，他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历代前贤的研究成果，像伽利略、哥白尼、开普勒、笛卡儿等等，为牛顿的万有引力等划时代的三大科学定律发现，奠定了雄厚基础。而我们要想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建树上超过鲁迅，比鲁迅走得更远，同样也应该大胆地站在鲁迅的肩膀上，继承他的思想遗产，发扬他的批判精神，学习他的胆识风骨，光大他的未竟事业。

站在鲁迅的肩膀上，首先是行不行？要在过去肯定不行，那时鲁迅是头顶光环的上天神祗，是凛然难侵的文化旗手，是至高无上的思想主将，我们只有仰视的份，只能顶礼膜拜。现在这已不成问题，经历了近30年思想解放的洗礼，我们的思想早已“冲破牢笼”，把鲁迅从神还原成了人，对鲁迅可以议论，可以批评，可以商榷，甚至可以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如果说杭州鲁迅雕像前还有“禁止攀爬”的提示招牌，而作为思想和精神意义上的鲁迅，今天，已没有任何“禁止攀爬”的清规戒律来阻止我们站在鲁迅的肩膀上。

站在鲁迅的肩膀上，其次是敢不敢？这需要的是勇气和胆识。敢于超越前人，一代胜似一代，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因而，不能因为鲁迅是文化巨人，我们就唯唯诺诺，只能跟在他的后边亦步亦趋；不能因为鲁迅是权威泰斗，一言九鼎，我们就言听计从，不敢表示任何不同意见。鲁迅是文化巨人，但是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文化巨人；鲁迅是思想大家，但是有瑕疵的思想家，并未穷尽真理，也非至善至美。我们要鼓足勇气，破除迷信，无所畏惧，敢于站在鲁迅的肩膀上，继承他的伟大精神，也纠正他的偏颇之处；接过他的投枪、匕首，争取投得更准、更狠；继承他的思想，并赋予更科学更具时代性的内容。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篇（6）

对于自然科学我实在不懂，这里更想说的是社会科学。同样在这一时期前后，欧洲各种新思潮可谓汹涌澎湃，浪激云天，特别是法国，出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果敢地提出要摧毁旧的政治体制，提倡人权和理性，用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在民”的旗帜号召人民，反对专制主义，实现民主和法治。这些思想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十分推崇英国思想家莫尔、洛克的“初级阶段”的民主和法治思想。但是，他们绝不把莫尔、洛克等当作高不可越的神明而甘愿龟缩于其腋窝之下，而是坚决地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提出全新的主张，终于打开了一片新的思想天空。

自孔圣人以降，我们的思想家在做什么呢？太早的不说，近点的如程颢程颐二老先生在著《定性书》、《识仁篇》，主张“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己之心，无异于圣人之心”。百年之后其四传弟子朱熹先生进一步发展这种理学，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再后来终于出现了异端思想家王艮、李贽，他们尽管反对“存天理，去人欲”，却不过停留在对人“吃饭穿衣，乃人伦物理”这种生理需求层面的肯定。继而王船山老先生也只不过是在“理”与“气”、“知”与“行”中转圈圈，对于政治前途，他所强调的仍不过是孔孟以来说了千万遍的“宽以养民”之类的套话，与同时代的莫尔、洛克等相比，连万分之一的超越也没有。至于清代的初中期，一方面是一幕接一幕的文字狱，可怜的文化人“著书只为稻粱谋”；另一方面是“乾嘉学派”的兴起，大量的知识分子以讲究训诂、考证经学为能事。也就是说，当西方社会变革推动着知识分子把争人权、争自由、争平等、争法治弄得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却在那里点灯熬油、皓首穷经，研磨八股，为孔夫子、孟夫子、董夫子、程朱夫子做嫁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鲜有人站在孔圣人的肩膀上思考。

也许现在还无法说清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巨人胳肢窝里思维的原因，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除了知识分子的懦之外，权力者的话语霸权亦是其不能站到巨人肩膀上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懦，便使他们老觉得头顶上有巨人，并畏惧这些巨人，“己之心，无异于圣人之心”，自己在吓自己，觉得一有异样便是离经叛道。如此头顶着巨人过日子，自己当然也就甭想成什么巨人了。而这也正合统治者之意，既然你成不了政治巨人，也无意于做思想巨人，那么就继续让孔夫子做巨人。而孔夫子学说也正是一切专制主义者最完美的理论依据，两千年来几乎所有专制主义者都对其恋恋不舍，奉若神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结果只能是这样，朝代换了一轮又一轮，而社会只是原地踏步、周而复始。直到半个多世纪后，随着西风渐进，由觉悟的知识分子发起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果敢地提出“打倒孔家店”，才算使我们有一次机会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也正是这一次，才给一个沉睡千年、饱受屈辱的国家带来一抹新的曙光。

时光虽然把人类送进了现代化和信息化时代，那么今天的我们是不是都敢说自己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维了呢？似乎还不能。我们不仅没有以平视的眼光来对待古老的思想巨人，而且还不时地制造出新的神圣巨人。人的思想自由是推动一切事物发展的原动力，而社会科学又是政治的基础、文明的先导，如果我们总是拿一个思想巨人戳在那里而不能超越，社会前进的步伐只能是停滞。

只要这个地球还在转动，巨人就注定要被踩在后人的脚下。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后来者们什么时候都敢说，我要在孔子们的肩膀上思考，那么我们就可伸出双臂来拥抱这个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到来了。

（选自《杂文选刊》2006年第12期，有删节）

链接

2006年9月23日，孔子标准像在山东曲阜正式。9月28日，即孔子的诞辰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台湾孔孟学会等单位联合举行“海峡两岸同祭孔”活动。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篇（7）

从前的作文里，我有写过母亲、老师、朋友，惟独没有一次命题或是机会让我写写父亲。我曾经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那里的父亲就深深地震动过我的心，我的造化可能不及朱先生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但我们的父亲大人都是可爱、可敬的，我的父亲跟朱先生的父亲一样，平实中透出那份真切地关爱。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文笔没有一定的穿透力，是写不好父亲的，因为父亲不是用笔来写的，而是用心来感受的。

记得还是那第一次摸底考试的时候，我因为脚伤耽搁了复习，成绩出来了，名次不是很理想，未痊愈的脚伤使我行动不方便，想到海边、山顶喊几嗓子，发泄一下压抑的情绪、舒缓一下紧绷的神经都不成。细心的父亲便用钢笔写了一幅小帖，悄悄地压在我屋里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转过那几天，我又正常上课、复习功课，准备第二次摸底考试，“成绩”与“名次”又压在我心头，心烦极了，却看到父亲正在厨房里忙乎着为我改善伙食、调剂营养。第二次摸底考试结果出来了，我的名次和成绩还不错，临考状态调整地也很好，父亲又在那幅字帖下方，又压了一幅，“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我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认真地在最后一阶段备战高考了。是我体味父亲的辛苦太迟钝了，是父亲观察我的行为太贴切了。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篇（8）

一、为何强调经典阅读：现代洞穴对大众思想的蒙蔽

阅读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各个时代共同关注的话题，而布鲁姆之所以强调经典阅读的重要性，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现代性危机”不无关系。在布鲁姆的老师――列维・施特劳斯看来，西方现代性实际上是对西方古典的反叛。自此，现代人开始用“进步与倒退”的区别代替了“好与坏”的分野，似乎只要是“新”的，便一定是“好”的。“历史观念”的绝对化和扭曲化，同样影响到了人们对于阅读的认识，那些产生于过去的典籍，现在看来不过是囿于时代背景、充满局限的认识。而在流变的社会中，似乎也再无经典和永恒，一切事物都变得转瞬即逝，没有人再去关心典籍中包含或曾经包含的真理。典籍与流俗，或者说习见之间的界限坍塌了，它们不过都只是文化的一种，而且因为习见是当前人们的看法，反而比古代先哲的思想更加令人信服。

基于这一认识，布鲁姆又进一步指出了美国精神的封闭性，也许在大众看来美国一直都是“开放”的象征，但依照布鲁姆的分析，在美国精神表面的开放性之下隐藏的正是与之俱来的封闭性。美国的开放除了让美国人了解到还有不同于他们自身的思想观念，价值是相对的以外再无其他。美国人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自己的生活，他们只是承认了其他意见的存在罢了。另外美国社会所强调的人人平等的民主观念，致使一种观念成为准则的决定因素不是其价值而是支持者的数量。概言之，开放和民主实质上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大封闭，塑造了美国社会的现代洞穴，美国人早已被当时的流俗和权威所束缚和塑造着，却仍不自知。对此，布鲁姆在与同事探讨教育问题时，指出打破偏见并不困难，关键要看拿什么取代偏见，填充人的心灵。这就如同熄灭火把就能使投射在墙上的影像消失，若无新的光明，人们就只能生存于无尽的黑暗中，在学生没有产生任何信念之前，就让其学会怀疑一切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而那取代偏见的光辉无疑来源于经典著作中的古代哲人之思。因此，提倡经典阅读，用经典取代流俗，引导人们走出现代洞穴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二、何为经典：对于永恒问题的哲人式思考

“经典”是一个我们时常挂在嘴边，却很少琢磨其准确指称的词语，每个人对于经典都有着不同的认识，而在布鲁姆看来，那些能够引导人们走出洞穴的经典也有着独特的性质。所谓的经典名著必定是那些思索永恒的问题，关切人性，值得反复研读的作品。首先，经典著作是对那些超越特定文化、经济、政治限制的永恒问题的沉思，这些问题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洞穴的更替而有所移异，它永远居于上位，牵引着人们爬出洞穴，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将其称为真理。正像布鲁姆在书中所言，“亚里士多德从未消失，他温和明智的观点影响着世界，指引着存有哲学疑问的人”[1]“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2]。其次，经典著作探讨的永恒问题主要体现在对人性的关切上。它并不是那些艰深难懂，束之高阁的事物，名著所讨论的内容就在生活之中，与人之存在密切相关。这些经典作品充斥在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去领会生活的奥义，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行为。最后，经典著作是那种值得反复研读，且每一次对话都能令人获得不同感受的书籍。可以说名著的历久弥新不仅体现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上，同时也体现在每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中。

另一方面，从范围上看，经典名著主要是以古希腊思维方式书就的哲人作品。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指出，“哲学以及同它联系在一起我们所说的科学，是诞生于希腊，而且就我们所知，他们从未出现在其他地方”，而布鲁姆也亲自翻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他认为“学术问题最好地反映在古典文献的学术研究中。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研究曾经是最出色的学科，有时它熠熠生辉，照亮世界，有时它闪烁不定，几乎熄灭。……希腊使我们确信过去有些事物比现在好。”[3]布鲁姆对古希腊经典赋予了如此高的地位，正是因为古希腊典籍符合上文提到的经典所应具备的特征，这些文字都是哲人超越“洞穴”后留存的精华，书写的是源自太阳的永恒光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它们仍然会像“不死鸟”一般，滋润着求知者的心田。

三、如何接触名著：按照作者希望的方式阅读

布鲁姆认为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说法，实质上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狂傲态度，不仅无法接触到经典，反而会令经典远离。《巨人与侏儒》封底记录了这样一段话，“我们都是矮子，但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谦卑的姿态，表达了太多的自我满足。巨人是那么容易让我们爬上去的吗？巨人的功能就是把侏儒扛上他们的肩膀吗？或许他们曾经是亲切和蔼的，但是现在他们却把我们摔在了地下，偷偷走了，只留给我们一个视界更宽一些的幻象。”布鲁姆的这段分析，给了我们那些沾沾自喜的矮子们以巨大的打击。他一方面拆穿了矮子们谦卑的虚伪外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预示着这些矮子在认识的高度上已然超过了巨人，这就是当下人们以巨人具有时代局限性为借口，贬低巨人高度的小伎俩。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站在巨人肩膀上这一想法的天真，巨人们就甘心将侏儒扛在肩膀上吗？侏儒凭什么断定巨人愿意在自己的身上加上无谓的重负，侏儒要想爬上巨人的肩膀，至少是有条件的，是需要付出一定努力的。而且，巨人的存在绝对不是作为侏儒抬高自己的手段，他们随时可以把侏儒丢在脚下，此时的侏儒除了跌落的疼痛外，什么也不剩。由此可见，“站在巨人肩膀”上，不过是侏儒的精神胜利法罢了。

针对上述误区，布鲁姆进一步指出了接触经典的正确之途，即按照作者希望的方式去阅读。首先正确的名著阅读方法，绝不是所谓的“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而是相信著作中蕴涵真理，读者需要关注的只是作品的内容，而非作品所处的历史、经济、心理学背景。这就是说，读者必须按照作者希望的方式那样去阅读，用前辈哲人的眼睛反观自己，而不是带着我们的臆测，或怀着我们可以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狂傲态度去阅读。

具体而言，布鲁姆捍卫的是施特劳斯所倡导的朴素的阐释原则，即“从最简单、最普遍乃至最表面的东西出发，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同时力图从伟大作家自己的角度理解他们的作品。”[4]布鲁姆最看重的作品都几乎都是解经家式的“评注”，或字斟句酌的翻译，而他对《理想国》和《爱弥儿》的翻译也是对这一信念的践行，他总是站在巨人背后说话，而不是自以为是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呼号。在布鲁姆看来，只有忠实于作者的文本，才可能生发出对伟大作品的敬畏。此外，一旦我们以现代学术的观点看待古代经典，经典对我们的吸引力也就消失了，就像尼采所言，阅读经典“不是出于内在需要和某种紧迫感，当然也就没有人再让经典著作支配自己了”。[5]但是，对于经典文本的敬畏并不意味着崇拜，布鲁姆明确指出自己实际上也理解和赞同“反对崇拜”经典的意见，认为崇拜只是一种外行的表现，并由此批评读经运动，认为这种将经典奉为圣经的表面崇拜，只会造成一种接近伟大思想的虚假表象罢了。

最后，布鲁姆倡导的经典阅读方式，其实是一种精英式的阅读方式。正如能够超越“洞穴”，看到阳光的只是具有洞见和坚韧的少数人一样，能够如其所是地阅读著作，破解作者为了保护自己而进行的隐微写作的也只能是少数精英分子。这是布鲁姆与启蒙运动在解决现代洞穴问题上的显著不同，启蒙运动是一种将光明带给人类的大胆尝试，他们认为理性之光可以照进“洞穴”，改变“洞穴”，从而让“洞穴”中的每个囚徒都看到光明，而布鲁姆则表明，“苏格拉底从未暗示，即便在哲学家为王并拥有绝对智慧这种不太可能的情况下，洞穴的性质会发生改变……返回洞穴的哲学家只能让少数幸福的人看到他们（幻影）的真实存在。”[6]也就是说，最终可以享受光明的只是少数精英。相应地，阅读名著作为一种哲学性的探索和生活方式，也不是为每个人准备的普及性教育。

总而言之，布鲁姆赋予了经典阅读极高的价值和地位，认为经典名著中所蕴涵的永恒真理构成了大学的灵魂和本质，可以陶冶人的心灵，避免人们陷入民主社会的狭隘和平庸。而要真正触及经典之光，获得向上攀爬的力量，就需要摒弃那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现代人的孤傲，按照作者希望的方式，如其所是地去追索以古希腊思维书就的哲人作品的深刻内涵，重拾对关切人之存在的永恒问题的沉思，最终实现视域的转换，超越充斥着权威意见的“洞穴”，拥有真正的光明。

[资助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学伦理学研究”（编号：12JJD880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

[2]同[1]，第14页。

[3]同[1]，第304页。

[4]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张辉、秦露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篇（9）

九月下旬，王全安执导、根据实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鹿原》在历经十年命途多舛、好事多磨之后，终于在再一次横生枝节之后与观众见面了，同时引发了不同的评价与争议；

而更受万众瞩目的是下个月即将亮相的冯小刚年度电影力作《一九四二》，这部源于刘震云史诗性文学作品《温故一九四二》的国产大片，票房的飘红早在大众的意料之中，精神上的震撼与征服，才是知识界对这部电影最大的期待。

这三部引起轰动的改编作品，除了明星阵容耀眼、导演知名度高以外，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在于：文学作品与电影戏剧互相借力。一方面，电影和戏剧高擎文学大旗，言必称“根据某某文学大师的某某经典名著改编”；另一方面，电影的热映和剧场的爆满引发连锁反应，反过来促成了文学原著的再版和热销。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谁主导了谁？谁借了谁的光？谁应该在互动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却是一个一言难尽的话题。

电影也好，戏剧也好，打个比方：综合艺术归根结底是要完成一幢设计完美的房子，而这幢房子如果从一开始就是为这部电影和戏剧打的基础，再基于这种基础设计成品，那自是再好不过。若没有好的剧本支撑起这幢房子，那么权宜之计就是找一幢现成的、有可能设计成好作品的房子，供综合艺术的创作者大展宏图。上述这三部文学作品，无疑就属于地基深厚、格局分明且适宜设计发挥的好房子，缺少的就只是将神奇进行到底（还不说化腐朽为神奇）的二次加工。

牛顿说：不是我伟大，而是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对于很多优秀的影视和戏剧作品来说，选择改编经典文学名著，实际上就是寻找了一个“巨人的肩膀”。在王全安版电影《白鹿原》和孟京辉版话剧《活着》之前，也曾有过林兆华版话剧《白鹿原》和张艺谋版电影《活着》，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相信《温故一九四二》在此番被冯小刚改编成史诗性大片之后，日后再被各种改编，也都有了一个“巨人肩膀”的先天优势与高度。

无论影视还是戏剧，谁都希望一度原创剧本直接成为“巨人”，譬如莎士比亚那样的戏剧文本。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这样好的一度原创剧本时，找来有思想的作家之有内涵的剧本作“巨人的肩膀”，是一种聪明的选择。早期的张艺谋和后来居上的冯小刚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说，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了他们一个支点，他们因此撬动了“地球”。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篇（10）

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假如巨人迟迟不肯借肩膀给牛顿，牛顿还看得远吗？现在就有一个不肯借肩膀的巨人――微软。微软熟谙知识产权保护法，不仅用来保护自己，也用来模仿抄袭别人，打法律的球，把一个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扼杀在萌芽状态。开源正版Unix面对windows的进攻节节退让之时，Unix的山寨版Linux横空出世。在开源模式下，成千上万个编程爱好者加入到了完善Linux的行列中来。微软的对手不是某个企业，而是所有源代码开放运动参与者，这是微软无法战胜的对手。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篇（11）

即使在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声望如日中天之际，他的言论也似乎并不能被大众接受，即使是文化界知识分子，更推崇的是“康粱”与“章黄”。原因简单而痛心，因为孙先生并没有“功名”。没有“进士出身”，不是翰林；不通“四书五经”，不是鸿儒。在百年前的中国，如此身份，即使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也因其所掌控的军事实力薄弱，不能够掌握话语权，这是无奈的现实。也正是这种无奈的现实，给予了孙先生与香港千丝万缕情缘。孙中山与香港情缘

无奈的现实下，真正给予孙先生帮助的，是香港。孙先生在香港完成了部分的中学学业。又从1887年开始至1892年，在香港大学的前身之一香港雅丽氏医院西医书院，完成了平生唯一的“文凭”。孙先生在香港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积累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并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有了萌芽式的了解。后来孙先生曾经表示，在这段时间内其以伦理思考基督教觉有未妥，在阅读大量哲学著作后，更趋心于“进化论”。只可惜的是一番造化弄人，

“刚毕业就失业”的状况，不仅在今天社会有所体现，百余年前，孙先生就是一位率先尝到这份辛苦的人。当时在英国殖民之下，扮演者鸦片者身份的香港，实在容不下一个私立学校出身的毕业生。无奈，孙中山先生只能离港。

边缘之地的香港都不能容身，迫于生计，此后更作何想?此时收容孙先生的，是比香港还要边缘的，澳门。随之的两年内，澳门镜湖医院为孙先生提供了行医的机会。借此孙先生在澳门，接触了来自万木草堂康有为的学生，受到了维新思想的启迪。同时孙先生的乡贤与知交，郑观应此时正在澳门著书《盛世危言》，郑观应对时势政局体幽入微，其对孙先生的影响也自不待言。在上书李鸿章未果之后，孙先生结束了这段行医的日子。在1895年1月，他怀着壮志满怀，回到了似乎是他命中注定的“革命摇篮”，香港。

“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心信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这是孙先生的名言金句。以这份坚定不移的决心，在当年2月，孙先生与几位挚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谋划下，兴中会横空出世，总部就设在中环，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孙先生亲笔的《兴中会章程》中，还有激昂慷慨的誓言，“拯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兴中会成立1年内，会员就已经达到3000余人，孙先生随即筹划在重阳节乔装扫墓人，炸毁总督府，奇袭广州。

香港的革命气象

广州起义的第一站，即谋划在香港。孙先生还精心设计缝制了青天白日旗，以代替清朝的黄龙旗。无奈再一次天意弄人，就在起义的前一天。叛徒告密。从日本运进的六百只新式手枪，在海关被检查出没收。由香港去广州的后续起义队伍，也因途中受阻无法按时到达。孙先生又是由广州，经顺德，从香山唐家湾，转至澳门，最后返回香港。可是当时的港英政府，为讨好清朝当局，禁止孙先生在香港定居。孙先生只能在香港短暂停留一天，之后开始了他十六年，身在国外的流亡生活。

1900年，孙先生又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设立总部，组织起义。1911年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同盟会的统筹部再次设在香港。孙先生与黄兴，还曾亲自在香港李纪堂先生的青山农场进行的准备。起义再次惨遭失败，然而孙先生却看到，“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虽然此役之惨烈，“草木为之合悲，风云因之变色”，但孙先生以为黄花岗起义之后，“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队伍役并寿”。“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终于在“黄花岗起义”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辛亥革命向世界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伟人肩膀的期盼

孙中山先生是开创时代的伟人。时势造英雄。造时势之英雄必是伟人。

孙先生在当时虽然没享有话语权，但在百年辛亥之际，阖棺定论，尤显伟大。二十世纪史学宗师钱穆先生，在其极有影响力的著作《国史大纲》中，即以孙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全书作结。牛顿说，“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孙先生名副其实．是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伟人。巨人的肩膀不好站，多数人只能在巨人的身影下仰望，被耀眼的光环迷茫了双眼，又或者因为气量的狭小，只顾着和巨人攀比身高。难以“精益求精”，向巨人的肩膀上迈进。孙先生的深刻主张，高超见解，多是站在中西数位巨人的肩膀之上。实在是难能可贵。

中华大地之于香港，多数人愿意“母亲”为喻，用来比拟内地地区对香港的支持与援助。然而香港有何尝不是站在华夏、英伦等数位巨人的肩膀之上。香港的文化经济腾飞，是时势所造。香港的开放气息，民众的勤劳刻苦，使得孙先生存此获得人生起步最重要的支持；然而英国殖民时期，直白直面的利益关系，也使得孙先生举步维艰，难以发挥更大影响。只是孙先生就是孙先生，物资贫乏，照样可以做出惊人伟业；环境简陋，依然成就大思想、大文章。在时势既定的现状下，能自身率先走出一步，进而引领一批人都走出这一步，就是开创时代的伟人。

“我有如游子归家，因为香港与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孙先生如是说。1978年，孙先生随母亲，平生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时候，只有12岁。当时他感到的只是，“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恭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此时他可能未曾想到，日后他真的在此进行西学的学习，而他肯能更加想象不到。日后的香港，会成为其6次起义的策划基地。而一转眼，孙先生远去至今，已然八十余年。但是香港人对他的思念，依然如新。

2009年底上映的电影《十月围城》，就是以孙先生在香港筹划反清起义的故事为背景。时隔百年，一段历史重现人们眼前，再次打开了尘封的记忆。思慕孙先生的伟大。如果说伟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话，那么伟人思想的神光。伟人精神的高度，就会孕育一批又一批的巨人。这批巨人介乎于“时势所造”与“开创时代”之间，虽难比孙先生“拯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心量，但是有益与一时一地，自不待言。

一批巨人的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