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贸易论文大全11篇

双边贸易论文篇（1）

近两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硝烟四起，持续不断，花样不断出新，究其原因多种多样。面对贸易摩擦问题日益增多的严峻形势，正确认识我国遭遇的国际贸易摩擦的原因，积极探索妥善解决贸易摩擦问题的途径，将是保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所在。

一、中美贸易发展的现状

迄今为止，中美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中美两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双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贸易额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在中美贸易额扩大的基础上，顺差明显。巨额顺差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持续曾做出重大贡献，但伴随着巨额的贸易顺差，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多，并且呈现出了扩大化、复杂化、多样化趋势。

1、反倾销调查层出不穷

WTO秘书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连续11年共遭受反倾销案件600多起，仅2004年就有16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57起，涉案金额15亿美元，其中与美国涉案最多。反倾销已成为美国家频繁使用的贸易保护工具。

2、反补贴案件逐渐增多

2004年加拿大连续对我国发起了3起反补贴调查，开创了我国对外贸易领域遭受新的贸易壁垒一反补贴的先河。2005年7月美国众院通过了在对中国商品征收反补贴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反补贴案件逐渐增多。

3、技术壁垒花样不断

技术壁垒作为一种外源性限制措施，成为美国限制中国产品出口，保护该国产业的锐器，以提高检疫标准，增加检测项目，繁琐的通关程序为手段的技术壁垒日益成为我国贸易的约束条件。另外，美国还通过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电子数据交换手段设置新的技术壁垒。

二、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原因

当前我国贸易摩擦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贸易摩擦是各种政治、经济错综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外部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因素，也有内需不足等内部经济结构和体制因素。

1、中美产生贸易摩擦的外部原因

(1)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回流

随着我国贸易规模扩大和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影响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防范疑虑加重，国际上出现了形形的“中国”。从最早的“军事”、“安全”到现在的“能源”所有这些论调都为外国对我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舆论支持，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贸易摩擦案件的增多。

而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即在出口贸易推行自由化原则，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因此，当美国经济衰退或者美国国内生产竞争力下降，就会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从而引发贸易摩擦。美国自2001年出现的经济衰退，导致失业人数增多，政府为了得到产业界的支持，加强了对我国贸易保护主义，实施了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颁布了新的农业补贴法案等。加上中国的人世效应，出口快速增长，中国与美国贸易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的增多了，并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2)美国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市场经济体制也已基本形成并逐渐趋于完善，然而仍有许多国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虽已加入世贸组织，但根据中美达成的协议。中国入世十年内美国仍可以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根据世贸组织的《反侵销协议》对于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时，可以不用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而用“替代国”类似产品国内价格来比较，这就意味着中国产品将失去相对优势(相对于国内廉价的资源优势)，无法与其他国家产品竞争。美国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和经济霸权地位，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一反倾销条款进行滥用，以维护其本国相关产业利益，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中美贸易摩擦。

2、中国经济自身的不足，是导致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然而国内经济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存在着许多的不足，这些自身的缺陷，成为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也成为了中国与美国等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1)内需不足拖累了进口增长，扩大了贸易顺差内需不足使得国内企业产生了过剩生产力，增加了出口的压力。由于受到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念和储蓄习惯，以及中国的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大众的消费潜能没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人们在未来尤其是年老以后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愿也不敢增加当下的消费，更多的则是储蓄。中国的储蓄率正说明了这一点，储蓄过高，消费明显不足。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就对我国出口形成了巨大压力，导致了中国出口的迅猛增大。而由于内需的不足，进口增长明显滞后，使得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不可避免的会发生高频率的贸易摩擦。总之内需不足拖累了中国进口的增长，加速了出口的增长。从而导致了频繁发生的贸易摩擦。

(2)中美进出口商品结构特点

根据大卫里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两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原因在于生产某种产品具有相列

优势。我国劳动力充足，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优势。这就决定了中国出口产品基本上是资源性产品，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而这些产品技术含量比较低、附加值低，此类产品大量出口给美国产生巨大冲击。美国为维护本国利益，设置种种贸易壁垒，引发贸易国之间的摩擦。

(3)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的一些不当做法

在中国。许多企业存在着“薄利多销”的传统理念，以及我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的出口补贴，使得不少企业为了扩大国外市场，对产品定价过低。企业习惯于利用价格战术一窝蜂地降价。相互的竟价不但使得获利空间下降，而且容易还使得国外将其销售行为视为反倾销，这便助长了国外的反倾销势头，产生更多的贸易摩擦。而我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时更多则是放弃应诉。

三、建立应对贸易摩擦频发的解决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贸易规模的扩大，我国将会更多的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我国的贸易顺差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由贸易顺差导致的贸易摩擦也会持续不断。贸易摩擦的存在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绊脚石”。中美贸易关系如若处理不当，则会影响中美经济的长远发展。

1、应对贸易摩擦频发的外在解决机制

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弱化在过渡期内的“特殊歧视待遇”。我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中，从全局考虑，变相地接受了中国入世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因此我国在反倾销诉讼中常常是以第三国的歧视价格来代替我国的真实价格，使得我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反倾销一旦发生，则会征收极高的反倾销税。因此我们应当继续深化我国市场体制改革，树立开放的观念，培养创新，逐步扩大开放领域与开放程度，完善我国经济体制。建立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此外，还要以政府的名义，充分利用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资源优势，开展积极的外交，与贸易伙伴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开创一种双赢的局面，在贸易伙伴当中争取更多的国家给予我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合理地位，大大提高反倾销胜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及海外华人华侨的作用，通过各种民间式的渠道向相关国家政府、政要积极展开游说或施压。

2、应对贸易摩擦频发的内在解决机制

(1)扩大国内需求，降低我国对外贸出口的依存度

由于国内需求不足，导致了大量企业在扩大对外出口同时也拖累了中国进口的增加，这一效应导致了中国的更大的顺差，从而导致了贸易摩擦的频发。因此解决内需问题对我国减少贸易摩擦至关重要。

首先，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扩大社会保障的受益范围。其中关键是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机制，使得人们不必过于担心由于未来的某个突发事件而使自己陷入经济困境，减少人们的因预防而持有的货币数量，减少储蓄提高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增加当前消费。其次，应当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最后，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通畅的融资多元化渠道。单靠银行间接融资渠道已经满足不了资金市场的需要，必须要发挥直接融资渠道的作用，其中之一便是股市。要充分发挥民间商业信贷的活力。从市场竞争效串角度看，小型的、地区性的民间金融机构通过改善信贷质量、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等几个方面开展竞争。一定程度上也会打破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局面，建立并完善有效率的竞争性信贷市场。

(2)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中美贸易摩擦案件中所涉及的产业基本上是那些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替代性非常强，其低价值决定的低价格容易被认为是倾销。因此，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途径，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等措施，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对工业各部门的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在产品结构调整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推广新技术、新工艺，降低产品的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以及水资源消耗。生产一批能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中降低能源、原材料和水资源消耗的产品。二是通过新技术运用和经济规模的扩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在国内外市场上增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三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开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能够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产品。

双边贸易论文篇（2）

【论文摘要】 多边贸易体制在多哈回合面临严峻挑战，而区域贸易安排正成为世界贸易政策的重要趋势。目前全球柑橘贸易中出现许多双边检验检疫协定，这些与柑橘有关的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的发展，对我国的柑橘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柑橘 双边 检验检疫 协定 自2001年11月多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启动以来，一路坎坷，屡败屡谈。2003年2月WTO主要成员对轮值农业谈判主度夏秉纯（Stuart Harbinson）提出“主席提案”（减让模式草案）存在极大分歧，使得农业谈判陷入第一次僵局，似乎注定了多哈回合的艰难，此后多哈历经坎昆会议失败等多次重挫。在2008年7月，现任WTO总干事拉米宣布35个主要成员参加的小型部长级会议破裂，多哈回合谈判再次功败垂成。多哈困局一方面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带来压力，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双边及复边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而且，区域贸易协定的大发展早有显现，据WTO统计，从1948年GATT诞生到1994年WTO成立之前的46年间，与货物贸易有关的区域贸易协定只有124个，但是从1995年WTO成立至今约13年间已有240多个新区域贸易协定出现。 在多哈困局的背景下，农产品双边检验检疫协定迅速发展起来，下面以柑橘为例来考察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的现状。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柑橘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现状如下： 一、中国参与的协定 1.澳大利亚与中国。澳大利亚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就澳大利亚柑橘产品进入中国签署了一项正式的检疫议定书。这份协议经过了双方5年的谈判。它涵盖了所有澳大利亚柑橘产区的主要商业柑橘品种，具体包括橙、橘、柠檬和柚。进口协议商定需要入境或过境冷灭菌的所有水果温度在1摄氏度。 2.西班牙与中国。西班牙农业部已经和中国当局初步达成一项为促进西班牙柑橘出口到中国的协议。初步的协议就经历了超过6年的谈判，在中方检查了西班牙出口柑橘的产区以后，两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协议。该协议对允许西班牙的采取更为灵活的冷处理方法来贮运柑橘，极大地便利了西班牙柠檬向中国的出口。 3.秘鲁、阿根廷与中国。其他柑橘生产国家正在积极谈判并准备进入中国市场。据业内人士透露，中国与秘鲁的双边谈判已进入柑橘类。秘鲁希望柑橘谈判能依照已签署的芒果检验检疫双条协议的时间表，尽快达到一致。阿根廷已经就橙和柚两类柑橘产品与中国达成双边检验检设协方，并于2005年开始生效，但阿根廷尚未在柠檬类产品与中国达成双边检验检疫协议，与柠檬检疫相关的市场准入谈判还在继续之中。 二、其他柑橘双边检验检疫协定 1.秘鲁与美国。在秘鲁相关部门的游说与磋商下，美国农业部（USDA）的动物和植物卫生检疫局修订了其水果和蔬菜检验检疫法规，在一定条件下允许进口秘鲁已经核定领域的新鲜柚子、柠檬、橘子或蜜橘、甜橘子和橘柚。根据检疫局的相关声明，这个双边检验检疫协议的基础是以最近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为科学证据的，这些柑橘类产品可以安全地进口到美国，但是必须是来自经过批准的柑橘生产区，并经过冷处理，以确保运输途中不再产生害虫。 2.智利与美国。美国检疫局了一份决定性的法规，修改了其水果和蔬菜法规，允许进口来自智利的克莱门氏小柑橘、柑橘和红橘。但是，美国也对来自智利的柑橘子设定了一系列条件，为了确保植物病虫害无法通过这些柑橘产品的进口进入美国，检疫局要求凡源自地中海的水果均要接受相关植物检疫检查，如果水果不符合规定条件，则必须接受被熏蒸的甲基溴处理或冷处理，以确保没有害虫。 3.美国与韩国。据媒体消息透露，美国农业部对加州柑橘出口到韩民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检验检疫协议。此协议旨在解决韩国对美国加州进口的柑橘可能携带枯病真菌的问题。虽然新的制度比过去更加严格，一方面表现在韩国对来自加州的柑橘检疫将更加严历，另一方面表现在加州的种植者将更谨慎地对待出口至韩国的柑橘。但是，新制度更有便利加州柑橘产品对韩国的出口，双方对此项检验检疫协定均感到满意。 三、相关启示 1.中国应加大与主要柑橘进口国的谈判力度。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双边协定多针对柑橘生产国，对于推动本国柑橘产业发展的意义不大，虽然柑橘类农产品的重要性与粮食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于提高农业收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均衡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果和蔬菜占食物消费比例越来越高，柑橘产业发展必须满足国外及国内人民食物结构的高级化和丰富化的趋势。 2.中国应大力提升自身柑橘类产品质量水平。柑橘类产品主要为农产品及食品，少量产品是工业原料(如柠檬油）。因此，在人类健康、动植物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非贸易关注的要求下，应高度重视柑橘等农产品及食品的质量安全。首先应该从柑橘产业链的投入环节入手，通过严格检查确保肥料、农药、种子的无害性和安全性，建立高效可靠透明的农资、种子市场;其次，应该从柑橘产业链的生产环节入手，通过长效机制确保安全、稳定的种植过程，并制订实用的应急机制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在种植过程中严把质量关;最后，对于柑橘的流通、出口及销售环节也应该执行严格有效的检验检疫政策，通过健全流通、出口及销售环节的检验检疫机制，来保证消费者或进口商不会买到带有质量问题的柑橘。 3.中国对柑橘类农产品进口应严把检疫关。近年来，伴随我国人均收入的提高，柑橘类产品国内需求日益增加。我国不仅应该重视本国柑橘产业的质量检验监督，更应该重视进口柑橘产品的质量，严防问题柑橘对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动植物保护及环境方面造成危害。虽然我国通过互利互惠的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给予国外柑橘出口商一定的便利，但这种便利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原则之上，并具有高度透明性的便利。众所周知，进口农产品及食品出现问题的风险并不小，便利的双边检验检疫协定不能代替严格可靠的进口检验检疫制度。因此，我国应禀承区域自由贸易主义的宗旨，在便利双边贸易的同时，更应该依托严格可靠的检疫制度最大限度地降低进口问题农产品及食品的风险。

双边贸易论文篇（3）

新西兰是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自1972年中新两国建交以来，经贸关系一直稳定、健康地发展。1997年，新西兰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2011年，新西兰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发达国家，为中国商品在新西兰市场上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11年12月，中新开始筹备建立中新自由贸易区，经过三年的谈判，于2008年4月签署了协议，该协定已于10月1日正式生效。作为第一个与发达国家建立的自贸区，其为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签订FTA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蓝本。 一、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的历史性进展 (一)谈判进程回顾 近年来，中新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为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2011年11月，胡锦涛主席与克拉克总理共同宣布启动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由此拉开了谈判序幕。谈判历时三年，两国领导人从中新关系及两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推动谈判进程。2006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新西兰，与克拉克总理共同确定了一至两年内达成全面、高质量、平衡以及为双方所接受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2007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又与克拉克总理多次会晤，不断为谈判注入动力。经过三年15轮谈判，2007年12月，双方最终就《协定》涉及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2008年4月7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发达国家。 (二)本次签订FTA的主要内容 中新协定的内容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根据该协定，新方承诺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其中63.6％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关税，其中24.3％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此外，双方还就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对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人员流动做出了具体规定。 二、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意义及问题 中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利于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更好地利用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 在货物领域，双方通过进一步降低和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相互开放市场，可以让两国人民享受到价格更低、内容多样的商品。在服务领域，双方将通过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促进相互间人员的资格认证，推动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在投资领域，双方将通过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方面的合作，建立更加透明和便利的投资体制，提高两国投资吸引力，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遇。此外，自由贸易区还将为两国在海关、检验检疫、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等领域建立合作平台，促使双边经贸活动更加活跃。所以，中新双边自贸协定的签订必然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好的契机。然而，“危”与“机”总是并存，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十分有限 由于中新两国经济规模差距甚远，2007年中国的GDP是新西兰GDP的33倍多；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而新西兰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排名却颇为靠后，2007年和2008年前两个月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均只有0.17％。虽然服装鞋帽等出口商品的关税由实施自贸协定前的14％逐步降为零关税，国内相关出口企业将会因此而受益。但由于新西兰的人口只有410万，市场规模有限，中国出口商品利润增加不会太大。但对于新西兰，特别是对于占该国总经济产值一半的农业部门来说，这个协定将给他们带来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而对于中国，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能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显然不如对新西兰那么突出。 (二)中国部分产业受到威胁 新西兰是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之一，其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强，特别是畜牧业尤其发达，大宗农产品如畜产品、水果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相比之下，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有9亿农村人口，农业人均资源匮乏，特别是水、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目前，我国从新西兰进口的主要产品是乳品、木材、纸浆和畜牧产品，其中乳品约占新西兰向中国出口货物总额的五分之一，而最近几个月新西兰向中国出口乳品的增长量 已高达80％。因此，我国的奶业、畜牧业等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三)协定的示范效应有待探索 目前，新西兰作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举动虽然理论上会对其他倡导建立自贸区的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美、日等西方贸易大国的示范意义却非常小。但如果我国在双边贸易过程中能够与更多的西方贸易大国签订FTA，则可争取到更多的公平贸易机会，以应对不公正的贸易规则。所以，今后签订FTA的工作方向在保证与中小国家不断磋商的基础上，重点应加强与贸易大国签定自贸协定的可行性研究。 三、中新双边服务贸易前景展望 (一)中新双边劳务合作前景 1 新西兰的劳务市场概况 近年来，由于新西兰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形势空前看好。然而在新西兰众多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劳工短缺的现象，特别是技术工人以及粗工。新西兰劳工部的报告显示，2003年新西兰16个主要行业雇用的技术工人总数为11.06万人，招聘需求满足率仅为41％。在这16个行业中，招聘需求满足率最低的是汽车电工(15％)、砌砖工(23％)和细木工及管道工(32％)，按照推算，短缺数量比较大的是木工、电工和汽车机械工。目前，熟练劳工短缺已经成为新西兰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据新西兰劳工部统计，2005年上半年，一度有60％的新西兰企业面临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创三十年来最高记录。劳工短缺问题引起新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的解决办法包括对内加强教育、培训，对外积极引进紧缺人才。 2 双边劳务合作机遇展望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西兰目前紧缺的建筑工、木工、渔工、果园工和牧场工等，我国都有较大竞争优势。一些技术工种如电工、机械、管道、汽车维修等，我国也都有供给能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较为稳定、经济效益高、值得开拓的市场。近年来，一些新西兰本地企业曾经尝试输入中国技术工人和粗工，供求双方反映都很积极。如果能够进一步增加政策扶植力度，将对今后中新双边劳务合作产生深远意义。 在中新FTA中双方承诺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新西兰将为中医、中餐厨师、中文教师、武术教练、中文导游等五类职业提供八百个工作许可，并允许车工、焊工、计算机应用工程师、审计师等二十类职业至少一千名中方人员赴新工作。根据中新FTA的新政策，对于满足要求且找到雇主的中国技术性劳动人才，一次可许可1800名到新西兰进行临时性工作。由此可以预见，在中新FTA的促进下，今后两国的双边劳务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二)中新双边教育合作前景 1 新西兰的教育市场概况 新西兰高水准的教育一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教育体制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之一。教育出口是新西兰的第四大支柱产业，在新西兰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7年底，新西兰共有来自150个国家的9万多名国际留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而中国赴新留学生达3.2万人之多，这些留学生每年为新西兰带来超过20亿新西兰元的财政收入。近几年来，赴留学新西兰热潮有所减退，于是新西兰推出了留学新政策，从留学贷款，到覆盖本科、研究生、博士各阶段的政府奖学金项目，吸引了大量留学生。新西兰政府于2007年8月宣布，为了更好的促进国内教育出口，吸引更多留学生前来，政府将在未来四年内投入1000万新西兰元用于教育出口的宣传和其他教育出口推广措施。 2 双边教育合作机遇展望 目前，新西兰不断致力于加强中新两国政府、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中国学生到留学新西兰提供帮助。为加强两国教育合作，2011年新西兰政府任命了新西兰教育参赞，其作用是帮助中新两国教育部门不断探讨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开通了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沟通渠道。在院校合作方面，新西兰开展了两国间大量的校际联合办学，以保证尽可能多的中国学生接受新西兰优秀师资的指导并学习相应课程。新西兰政府还为中国学生提供各种资金支持，包括新西兰国际博士研究奖学金、新西兰国际本科学费奖学金等。2008年，除参加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外，新西兰还准备开展其他活动，这对于促进双方教育合作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008年4月8日，双方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关于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的协议》，并共同启动了中国一新西兰博士研究生互换奖学金项目。该协议的签署及中新 双方的各种举措表明了双方对于长期教育合作的高度重视，相信在中新FTA的进一步促进下，中新教育合作将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三)中新双边旅游合作前景 1 新西兰的旅游市场概况 旅游出口是新西兰除奶制品以外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新西兰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近五年年均增长5％以上，其直接和间接的年产值约占GDP的9％。每年有230多万名来自海外的游客拜访新西兰，2006年新西兰旅游出口总额为47.5亿美元，进口额为25.3亿美元。旅游业占其全部服务贸易总额的58.7％，其中旅游出口占全部服务出口的32.9％。旅游业的兴盛也带动了航空、交通、酒店和餐饮等行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已跃居新西兰第四大游客来源地，是新西兰旅游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 2 双边旅游合作机遇展望 中国是新西兰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并且市场前景广阔。自从中新两国政府于1999年签署“旅游目的地计划”后，中国到新西兰的游客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近年来，随着中新经贸关系的不断加深，来自中国的移民和留学人口急剧增加，这使两国之间的人员来往日益频繁。目前，平均每年前往新西兰的中国旅游者有12.4万人。新西兰政府希望在未来的五年里到新西兰旅游的中国游客增加一倍，预计达到26万人左右。 据新西兰旅游局统计，每年出境旅游的中国游客多达3980万人，而新西兰2007年接待的中国游客仅有12.2万人。因此，中国作为新西兰的旅游出口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对此，新西兰针对中国游客推出一系列促销措施，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2008年7月18日，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正式开通了直飞中国首都北京的航班。随着中新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赴新旅游签证更加便利，预计未来几年赴新西兰进行公务旅行和观光度假的中国居民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探亲访友以及留学人员也会保持稳定增长。据新西兰航空公司、新西兰旅游局等机构预测，未来五年内中国将成为新西兰的第三大入境旅游市场。

双边贸易论文篇（4）

 

 

一、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俄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边境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基本稳定。2002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31.7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0.1%;2003年为35.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2.3%。2004年为4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将近20%。2005年中俄边境贸易额达55.7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占同期中俄贸易额近20%。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额达70亿美元,占当年两国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 

目前,俄罗斯已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展望2008年的双边贸易,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良好趋势将会继续。他总结了4点原因:首先,俄罗斯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居民支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会给中国对俄出口注入新的活力。其次,中国商品竞争力明显提高,其中许多是俄罗斯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再次,中国出口的方向逐渐由美国转向欧洲国家,这一转向将会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最后,卢布对美元升值幅度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大,从出口角度而言,这使得俄罗斯市场比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 

本文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试图得出一些有数量依据的结论,并针对中俄边境贸易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分析 

 

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需要的数据包括:中俄边境贸易总额及其增长率中、中俄两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俄经贸合作网、《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国研网,通过计算选取2000-2008年的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对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

中国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δcgdp=0.084189+0.08899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7.386)、(1.566),判定系数r2=0.259,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2.45,概率p=0.16。 

俄罗斯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2):δrgdp=0.057733+0.068833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127)、(0.748),判定系数r2=0.074,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0.559,概率p=0.479。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 

以上分析结果可看出,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gdp都有促进作用,边境贸易额的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gdp的增加。但是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看,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边境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 

 

三、加强和完善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给出启迪性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应大力扶持边贸的发展,应做好各项工作,争取通过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实现互惠互利。中观层面,执法及服务机构应大力配合,加强与俄罗斯执法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为中俄双方边贸有序、正常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营造安全的经商氛围。微观层面,个人和企业必须调整意识,转变观念,扭转向俄罗斯大力推销低档库存的做法,企业要从开拓市场的战略出发,大力培养懂俄语、通业务的人力,以便及时了解动态,适时把握商机。从而使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步入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郭立.中俄区域贸易博弈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6). 

2、王文举,查弦.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8). 

双边贸易论文篇（5）

一、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俄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边境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基本稳定。2002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31.7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0.1%;2003年为35.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2.3%。2004年为4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将近20%。2005年中俄边境贸易额达55.7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占同期中俄贸易额近20%。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额达70亿美元,占当年两国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

目前,俄罗斯已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展望2008年的双边贸易,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良好趋势将会继续。他总结了4点原因:首先,俄罗斯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居民支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会给中国对俄出口注入新的活力。wWw.133229.Com其次,中国商品竞争力明显提高,其中许多是俄罗斯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再次,中国出口的方向逐渐由美国转向欧洲国家,这一转向将会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最后,卢布对美元升值幅度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大,从出口角度而言,这使得俄罗斯市场比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

本文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试图得出一些有数量依据的结论,并针对中俄边境贸易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分析

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需要的数据包括:中俄边境贸易总额及其增长率中、中俄两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俄经贸合作网、《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国研网,通过计算选取2000-2008年的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对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

中国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δcgdp=0.084189+0.08899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7.386)、(1.566),判定系数r2=0.259,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2.45,概率p=0.16。

俄罗斯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2):δrgdp=0.057733+0.068833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127)、(0.748),判定系数r2=0.074,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0.559,概率p=0.479。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

以上分析结果可看出,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gdp都有促进作用,边境贸易额的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gdp的增加。但是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看,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边境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

三、加强和完善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给出启迪性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应大力扶持边贸的发展,应做好各项工作,争取通过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实现互惠互利。中观层面,执法及服务机构应大力配合,加强与俄罗斯执法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为中俄双方边贸有序、正常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营造安全的经商氛围。微观层面,个人和企业必须调整意识,转变观念,扭转向俄罗斯大力推销低档库存的做法,企业要从开拓市场的战略出发,大力培养懂俄语、通业务的人力,以便及时了解动态,适时把握商机。从而使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步入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郭立.中俄区域贸易博弈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6).

2、王文举,查弦.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8).

双边贸易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 A

传统的的国际贸易理论均侧重于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模式和福利效果，而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贸易流量的决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引力模型为诠释双边贸易流量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贸易引力模型是由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中演化而来的，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两物体间的相互引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两物体间距离成反比。而贸易引力模型正是借鉴了万有引力定律，来对国际贸易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计量研究。首先是由丁伯根（Tinbergen）和波伊豪宁（Poyhonen）在20世纪60年分别开启了对国际贸易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计量研究的进程。该模型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同他们的经济规模正相关，与他们的实际距离负相关。他虽然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始终无法对双边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的情况下，贸易引力模型无疑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1962年丁伯根（Tinbergen）采用的双边贸易流量计量研究模型是经济计量学上的一种简约形式。他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一国向另一个国的贸易流动主要取决于用GDP测量的国家经济规模和两国间的地理距离。 这一方法的革新之处在于,在原有的贸易流量计量模型（只考虑了两国国民生产总值）中追加了两个解释变量：地理距离和优惠贸易协定，并用对数线性形式予以模型化。其贸易模型的表示形式如下：

丁伯根（Tinbergen）在运用双边贸易流量模型的简化形式和最小二乘法时间回归分析系列技术时，对15个发达和3个不发达共18个国家1959年的贸易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在95%的概率水平上显著地不等于零。而在同类研究中，丁伯根（Tinbergen）选用了42个国家的样本做了同样的计算，再次发现 在2σ而非3σ水平上明显出现统计显著性。正如估算的各种系数所显示的性质一样，国家间距离对于贸易的扩张效用具有很强的作用，可以解释所谓名义贸易值的75%.

而几乎同时，德国经济学家波伊豪宁（Poyhonen）完成了国际贸易双边贸易流量计量研究的主要成果。波伊豪宁（Poyhonen）对1958年欧洲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了整理计算，但与丁伯根（Tinbergen）所不同的是，波伊豪宁（Poyhonen）在研究中采用的是截面数据（panel data），选用的计量模型也是和截面数据相适应的结构形式（structural form）。 波伊豪宁（Poyhonen）的模型可以描述如下：

在对引力模型运用于双边贸易流量计量研究进行探源时，我们不能不谈到林纳曼（Linnemann）的重要贡献。林纳曼（Linnemann）是第三位系统研究贸易引力模型应用于双边贸易流量计量分析的经济学家，并且首次对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分析进行了系统集成，在模型构造和变量涉及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技术路径和学术思想。 他的主要贡献还在于，除了原有的两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地理距离等解释变量之外，还首次引入了两个新的解释变量，极大地丰富了贸易引力模型。这两个新的解释变量分别是人口这一内生变量和贸易政策（比如优惠贸易协定）这一虚拟变量。林纳曼（Linnemann）的模型用对数形式表达如下：

经济学家为了检验政策、历史、文化等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又逐步将贸易限制措施、殖民关系、共同语言等指标加入到引力模型中。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就未来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2002年11月，当时的中国总理朱基与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本章就是要通过引入合理的变量来对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建设是否对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产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本模型检验所采用的数据的来源分别为：2004年中国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的3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总额，来自于IMF出版的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5光盘；各国或地区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于世界银行网站的统计数据库；各国或地区2004年的人口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网站的统计数据库；中国及东盟10国到各自主要贸易伙伴的距离采用的是国家（或地区）i的首府到国家（或地区）j的首府的实际空间距离，该数据由美国农业研究院网站(wcrl.ars.usda.gov/cec/java/lat-long.htm)提供。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林纳曼（Linnemann）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并对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2002年11月，当时的中国总理朱基与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一经达成，立刻引起世界广泛的关注。因此在本模型中笔者将设立虚拟变量FT，以检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是否对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产生影响。

通过以上修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引力模型如下：

三、模型计算和结果

首先，我们只考察基本因素，即GDP、人口和空间距离对各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的影响。我们用Eviews3.1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到，DW统计值为1.263，存在自相关问题，Eviews软件可以通过在原简单线性回归方程中添加AR（1）来消除一阶序列自相关，添加AR（2）消除二阶自相关，添加AR（3）消除三阶自相关，依此类推。这里我们在原方程中添加AR（1）来消除自相关问题，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到，方程的拟合度较好，而且中国以及东盟各国对外贸易额受GDP、人口以及空间距离的影响，其中GDP产生正的影响，而人口和空间距离产生负的影响。特别是GDP和空间距离，他们的系数分别为1.039和-1.531，系数绝对值较大，也就是说他们对被解释变量（双边贸易额）产生的影响较大；而人口的系数为-0.148，可见人口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一些。

现在在原方程中添加FT虚拟变量，采取（1）式的形式，用Eviews3.1计算得到结果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到，DW值为1.261，说明同样存在自相关问题，添加AR(1)以消除自相关问题后结果如表4。

由表4可以看到，GDP、人口、空间距离以及FT都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以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关系，且都能通过1%显著水平的t检验，而且R2 、F统计值以及DW值也都比较理想，因此，该模型的检验是比较成功的。

从表4的结果来看，GDP、人口、空间距离以及FT都对进出口额具有显著性较高的影响。其中，GDP与进出口额正相关，而空间距离与进出口额负相关，且GDP和空间距离的系数分别为1.061和-1.290，这与预测也是相符的，说明经济规模对双边贸易有促进作用，而空间距离对双边贸易有阻碍作用；人口与进出口额负相关，而且人口的系数为-0.186，其绝对值较小，说明人口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相对于经济规模和空间距离来说要小得多。再者，FT的系数为正，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其双边贸易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引力模型结果的分析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GDP、人口、空间距离以及制度安排（FT）对中国以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都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影响中国以及东盟10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从实证检验的整体来看（见表4），决定中国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最主要因素是各国的经济总量和空间距离，其中经济总量（GDP）的回归系数为1.061，空间距离的回归系数为-1.290，这说明中国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与两国的经济总量正相关，与两个国家之间的空间距离负相关。由此可以设想，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各国的对外贸易额也会不断的增长，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GDP年增长率都保持在8%以上 ，另外，中国与东盟各国也是友好邻国，甚至与越南等东盟国家接壤，地理上十分接近，交通十分便利，由此可以预见，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额会有大规模的增长。

第二，根据上面的模型计算结果（见表4），中国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与人口呈负相关，但是回归系数只有-0.186，也就是说人口的增长会对双边贸易产生负的影响，但是影响很小。对于人口因素对一国的对外贸易是有促进作用还是有阻碍作用这一问题，不同学者的实证检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说明人口因素对贸易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口增加，国内分工深化，减少了国际贸易；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会创造需求，又会增加国际贸易。正是人口对国际贸易的这样的双重作用，使得在上面的回归分析的结论中发现人口对双边贸易额呈系数绝对值很小的负相关关系。

第三、根据表4结果可以看到，虚拟变量FT的回归系数为0.691，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中国与东盟10国之间的双边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现实当中，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增长率在2004年为35.3%，其中出口额增长了38.7%，进口额增长了33.1%，增长率都高于平均水平，这说明本文的模型计算结果与事实是相吻合的。

第四，根据表4的模型结果，我们可以用Eviews3.1软件预测中国及东盟10国与各自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量。为了能够简单明了地显示中国及东盟10国与各自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贸易额与其模型预测值的关系，我们采用实际贸易额T与其模型预测贸易量T*的比值T/T*，该值在1左右时说明二者比较吻合，该值越小说明两国之间的贸易潜力越大，反之则贸易潜力越小。

对中国以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30个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经济规模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中国以及东盟10国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因素，其中经济规模与双边贸易额正相关，空间距离与双边贸易额负相关；人口也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较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中国与东盟10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相信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完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将会有飞速的发展。

作者单位：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国际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9-95.

[2]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四版) [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8.145-150.

双边贸易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显性和隐性的贸易壁垒在多边贸易发展中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多边贸易谈判搁浅、多边贸易发展停滞不前。作为抑制世界经济衰退、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工具，贸易便利化（Trade Facilitation，TF）成为近年来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商界普遍关注和大力推动的重点议题。

中亚周边国家①凭借优越的政治、地缘、交通、人文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优势成为中国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规模日益扩大。2000-2012年，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41.54亿美元增加至2 064.0亿美元，增长超过14倍。然而，“贸易的非效率”（如通关拖延、港口效率低下、海关程序和法规复杂化、提交不必要的文件材料等）作为一种“隐形”的市场准入壁垒增加了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贸易环境的不透明性和贸易交易成本，阻碍了双方贸易收益的进一步扩大，制约着双边与多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拓展。

2013年，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针对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以期为进一步减少和消除要素跨境流动的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建立高效的贸易便利体系、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的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提供理论支持。

一、文献回顾

WTO、UNCTAD、UN /ECE 、APEC等组织分别对贸易便利化进行了定义，普遍认为贸易投资便利化旨在清除跨国交易投资过程中的机制性和技术，减少交易成本和困难，最大程度地实现国际贸易的自由和开放。亚太经合组织（APEC）自1989年成立以来，就将贸易便利化作为其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APEC（1996，1997）成员承诺逐渐降低由标准差异及技术管制引起的贸易成本，重申了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谋求建立更加快捷的通关程序。2001年以来，APEC贸易部长会议通过了《APEC 贸易便利化原则》和《贸易便利化具体行动和措施清单》。WTO 作为涉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国际贸易组织，在《原产地规则协议》、《海关估价协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以及《装运前检验协议》中均涉及了贸易便利化问题。

国外对贸易便利化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实际调查分析、引力模型和CGE模型方面。欧共体委员会Cecchini报告（1988）认为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潜在收益为欧共体内部全部交易额的1.6%-1.7%。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以贸易便利化为发展引擎》研究估算全球贸易文件处理成本每年高达4 2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7%，“时间成本”已经成为制约商业及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Moenius（2000）和Freund（2000）分别应用引力模型测算了技术标准与电子商务对贸易的影响。Kaufuaun et al.（1999）、Otsuki et al.（2003）、Wilson et al.（2003）运用引力模型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予以量化，测算了服务部门的基础建设、港埠效率、国内规章环境及海关环境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Dollar等（2004）对来自八个发展中国家的7 302个公司调查发现，海关清关时间是影响出口的决定因素且进出口国的海关清关时间对出口都有显著影响。Engman（2005）、Nordas et al.（2006）、Djankov et al.（2006）则研究了进出口时间延误、物流服务和国际贸易间的关系。Inmaculada Martínez-Zarzoso et al.（2007）、Wilson（2007）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部门贸易流量的影响，发现降低运输费用、缩减贸易过程中的时间延误以及减少繁复的通关手续等都会提高贸易流量。Helble and wilson（2007）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表明，该地区的贸易流量对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通讯技术非常敏感，并且东南亚国家能从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中得到非常显著的经济收益，且这一收益远高于关税消减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世界银行（2010）采用硬件设施（有形的基础设施）和软件设施（政策透明度、贸易环境、信息技术的应用等）两个维度对东南亚的贸易便利化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带来最大的出口增长。Felipe和Kumar（2010）采用联合国的物流绩效指标来衡量便利化措施的质量，研究表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设施环境的改善能提高贸易流量。

国内学者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贸易便利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便利化的基础理论、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益和成本分析、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贸易便利化和海关、WTO贸易便利化议题、区域和国别贸易便利化议题等方面。投资便利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APEC投资便利化进程、中国-东盟投资便利化以及区域投资便利化效应等方面。卢进勇（2006）、孙衷颖（2009）梳理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相关理论，把交易成本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和自由市场安排（FTA）相关理论等作为在区域经济组织框架下研究贸易便利化的理论基础。曾铮、周茜（2008）最先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数，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贸易便利化指数对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陆燕（2004）分析了多哈回合谈判下的“贸易便利化”议题。王玉倩（2007）、万宁（2007）则定性分析贸易便利化的正面和负面效应问题。周阳（2010）、上海海关学院课题组（2010）、匡增杰（2009）、严波（2007）等研究了中国海关贸易便利化的实施与监管问题。沈铭辉（2009）分别测算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王慧彦等（2009）着重论述了贸易便利化具有“加和博弈”的性质，所有参与者都将受益。谢娟娟（2011）、孙林（2011）、丁丁（2005）则从中国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角度实证分析了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利益。王海燕（2008）、郭羽诞（2012）、胡颖（2011）初步分析了中亚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程度及对新疆的影响。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对发达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丰富，国内学者更侧重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定性分析，而针对某一区域特别是中国-中亚区域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匮乏。基于此，本文拟运用灰色关联法对影响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因素进行动态分析，以期推动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法（Gray Relative Analysis Method，简称GRAM）是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系统分析方法，主要依据空间理论的数学基础，按照规范性、偶对称性、整体性、接近性的灰色关联四公理原则，确定参考序列和若干个比较数列之间的关联系数和关联度，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量化的度量。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的进出口量主要受经济、制度、环境、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是一个随机变化量，非常适合灰色关联分析，因此本文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运用邓氏灰色关联分析法首先设系统行为序列：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http：//）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简称GCR）、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简称TI）（http：//）、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简称CPI）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3年）。样本选取2008-2012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及蒙古7个中亚周边国家的面板数据，以中国面向中亚周边国家进出口贸易额为参考数列。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构建与说明

根据John. S. Wilson（2003）构建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结合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贸易发展特点和影响因素，从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电子商务环境四个方面构建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详见表1）。

（1）口岸效率（Port Efficiency，PE）。双边口岸效率越高，进出口货物通关所需时间越少，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公路口岸设施质量、铁路口岸设施质量、航空口岸设施质量及工作效率三个指标衡量口岸效率的高低。

（2）海关环境（Customs Environment，CE）。海关环境趋于良好表明通关的成本降低，通关管理透明度高，有利于降低进出口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贸易便利水平。衡量海关环境，通常选取四个评价指标：①贸易壁垒是否盛行；②海关程序的效率；③非常规支付与否，衡量企业是否为了顺利通关而额外支出（如行贿）；④清廉指数，反映全球各国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

（3）规制环境（Regulatory Environment，RE）。反映一个国家（地区）政策的透明度和规范性，是影响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宏观环境。主要包括四个二级指标：①政策制定透明度和稳定性，反映政府政策的制定是否透明、稳定；②政府解决法规冲突效率，反映政府解决法规冲突方面的效率；③法规是否被严格执行，衡量一国法规标准是否严格；④不合法收入，该指标衡量不合法收入出现程度。

（4）电子商务环境（Service Infrastructure for E-business，SI）。指互联网在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普及程度，企业和个人是否广泛地运用了电子商务进行交流、沟通等。具体选取两个二级指标：①互联网使用人数；②新科技的可获得性，指新信息技术和应用能否满足企业需要。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与讨论

1.贸易便利化指标中的口岸效率与中国和中亚周边国家进出口额的关联度始终最大，表明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能较大程度地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增加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的贸易流量。从2008年到2012年，口岸效率与双边贸易规模的关联度大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虽然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在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转运合作方面有了实质性的推进，但运输成本过高、缺乏高效的区域内过境转运系统始终是制约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间贸易流量的两个重要因素。

2.电子商务环境指标与双边进出口额的关联度始终位居第二位，表明互联网络、电子通关等设施的改善能一定程度地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使双边贸易规模增加。2008-2012年，电子商务环境指标与双边贸易规模的关联度大小由0.4855上升到0.5131，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各国从较为关注双边贸易的硬件设施尤其是物流运输设施的建设，转向改善电子商务环境，电子通关得到普遍的应用。

3.海关环境指标与双边贸易规模的关联度有所下降，由第三位降到第四位，说明海关环境的改善对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与此同时，2008-2012年，规制环境指标与双方贸易规模的关联度大小由0.4487上升到0.4822，关联度排名由第四位升到第三位，说明规制环境对于推进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作用日渐强大。

（二）提高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建议

1.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贸易便利化良好环境。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口岸众多，应加强公路、铁路、航空等口岸条件的改善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推进与周边国家的道路互联互通，提高口岸的通关效率，完善仓储、口岸联检等配套基础设施，加强边境地区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升级已有的设施设备，采用新的通关便利技术以提高中亚区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2.改善电子商务环境，提高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一方面，应加强多个机关和部门的协同配合，利用贸易无纸化推进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另一方面，双边政府应积极推进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的电子口岸（海关）信息平台的建设，实现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的相关口岸部门的电子联网，构建协调机构和制定协调机制，落实“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三个一”便捷通关模式，实现“边境相隔、海关相联”。

3.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契机，加强相关制度建设，推进双边贸易便利化措施实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强制度创新和服务升级，制定对外贸易相关政策时注重加强口岸各部门之间、政府与进出口贸易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构建双边政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沟通机制，探索贸易便利“最大化”。同时，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扩大对外贸易相关政策的公布、评议、听证范围，梳理进出口贸易各环节的部门管理职能，简化审批手续和减少收费项目，尽快建立有效的咨询机制，掌握进出口企业贸易便利化需求，及时解决通关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紧抓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2012〕4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2014〕19号）中的提高贸易便利化的措施，切实提高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注释：

①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计算性，本文中的中亚周边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蒙古7个主要的经济体。

参考文献：

[1] Helble M， Shepherd B， Wilson J S. Transparency & Trade Facilit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Estimating the Gains from Reform[M].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07.

[2] Felipe J，Kumar U. The Role of Trade Facilitation in Central Asia： A Gravity Mode[DB/OL].[2010].

[3] 曾铮，周茜. 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及对我国出口的影响[J].国际经贸探索，2008（10）：4-9.

[4] 王慧彦，王健，纪啸天. 全球贸易便利化的利益分析[J].商业时代，2008（16）：29-30.

[5] 沈铭辉. 东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及思考[J].国际经济合作，2009（7）：41-46.

[6] 谢娟娟，岳静.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东盟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8）：81-86，89.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rade Facili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CHENG Zhong-hai， SUN Pei-lei

双边贸易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058-07

引言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的运行陷入低谷。IMF在2008年10月 份的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估计由此前3月份的3.9%调到3.7 %,调低了0.2个百分点。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大的经济体经济低 迷已经影响到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前三季度,从国别看,我对美国出口增长11.2%,比上年同期 回落4.6个百分点;对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地区出口仅增长8.9%,回落12.7个百分点; 8月、9月份对欧盟出口增速也由前7个月累计27.1%分别回落到22%和20.8%。从产品看,部 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前三季度出口增长1.8%,玩具增长3.7%, 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21.2和16.3个百分点。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出口贸易额却还 是上升的,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额1967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尽 管有多种原 因可以说明中国与主要经济低迷的贸易伙伴国贸易额增速减少而总体贸易额增速势头良好的 情况,但中国与新兴国家贸易快速增长所起的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我国对东盟国家 进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3.9%,其中出口增长了20.7%,高于同期对欧盟的19.5%的增长。在 中 国对外贸易中表现出愈来愈重要地位的新兴国家经济波动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理 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内容。因此本文拟以东盟六国(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和泰国)为观察对象,以1985―2006年中国实际GDP、六国实际GDP和中国与六国双边贸 易 额数据为基础,构建变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给 予分析。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变量建构和模型建立,第四 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其扩展。

文献综述

对世界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分析较少且往往局限于大国或重要的区域经济体内。 欧元区统一货币的实施,更加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因为换来成员国之间贸易增加的 统一货币的实施是以牺牲成员国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代价的,这在经济周期波动协动性很差的 成员国表现得更是明显。对什么在决定着这种经济波动协动性的探讨也更多地是从贸易的视 角分析。如Frankel和Rose(1997)在理论上分析认为货币统一创造贸易,而贸易反过来又提 高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1]Fatás(1997)、Frankel和Rose(1998)、Clark和W incoop(2 001)以工业国家为例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较高的贸易结合度确实导致较高的经济波动协动 。 但是有学者对以工业国家得出的结果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质疑。早些时候,Krugman( 1991)就认为经济周期协动对贸易结合程度的反应可能取决于不同国家间生产结构的差异等 因素,[2]后来Fidrmuc(2002)、[3]Gruben et al(2002)[4]和Im bs(2004)[5]认为产业内贸 易程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César Calderón(2007)最近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协动分别对 工 业国家间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结合程度的不同反应是可以从专业分工模式和双边贸易得到 解释的。[6]

尽管国外关于中国与地区经济体之间贸易对双边经济协动的考察较少,但在临近研究领域内 已有国内学者给予关注,但这是一个逐步切入正题的过程。起初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区 域经济周期存在性的同时力图立足于区域体内给出形成周期的原因,如薛敬孝(2001)发现20 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周期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期性和离散的倾向并进而给 出了解释。[7]张兵(2002)考察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具有同期性,并把同期性原 因归为域 内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等因素。[8]杜群阳等(2005)以东亚十国为样本,利用聚类 分析发现 在1970―2004年间东亚经济周期存在,NIEs、ASEANs等次区域经济周期也存在,并发现中国 与东亚经济周期关联度逐渐加强等结论,在分析经济周期存在原因时已把产业内贸易作为一 个因素考虑进去。[9]王悦(2007)则完全从对外贸易的角度分析东亚经济周期同步 性,不仅 验证了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存在,还证明了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变动对该地区经济周期 同步性有明显的影响。[10]喻旭兰(2008)运用共同趋势与共同周期理论,以1994― 2005年中 国与东盟的GDP季度数据,建立多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后发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周 期具有同步性,[11]但喻旭兰主要是以中国与东盟总量GDP数据来考察协动性,体 现不出中 国与东盟主要成员之间经济周期协动情况,更没有考察贸易对这种协动性的影响。因此检索 相关文献发现,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从贸易角度实证考察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双边贸易与 双边经济波动协动的分析几乎没有,因此本文的研究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模型建立

1.关于变量的建构和数据描述

我们实证分析核心是测度双边贸易强度(bilateral trade intensity)对双边经济 波动相关度(bilateral correlations of economy)的影响。取t时间段内i和j两国经济周 期协动度(用相关系数表示),即p(i,j)为因变量,其值为利用Hodrick.Prescott(HP) 方法从i和j两国以本币表示的真实经济总量中提取的周期成分数据相关系数。我们沿袭César Calderón等人(2007)的方法,取t时间段内双边贸易强度为自变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实证分析

1.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周期的分析

通过HP技术从七国实际GDP中提取到周期成分数据走势如图1(由于各国GDP数据大小不 一及货币单位不同导致周期成分数据大小差别较大,为便于在同一图中观察,图中显示的是 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走势图)所示。图1显示在1985―2006年东盟六国存在1985―1996、1 9 96―2000和2000―2006三次比较明显的经济周期,即有两次平均长度为12年的朱格拉周期( 1985―1996,1996―2006),一次长度为4年的基钦周期(1996―2000)。中国经济在1985 年开始下滑在1991年打到谷底,1996年到达谷峰,此后开始下降并在2001年再次抵达谷底, 此后开始上扬。中国经济周期表现出与六国经济周期明显的协动性。

2.变量数值的获得和平稳性检验

在对1985―2006年相关贸易和GDP数据处理的基础上,依据上述计算方法得到相关变量 数据如表1所示。

表3清楚显示中国与东盟六国双边贸易对中国与六国双边经济协动促进作用的大小。 首 先中国与六国双边贸易对中国与六国双边经济协动是有促进作用的,中国与东盟诸国日益密 切 的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上的联系。其次,双边贸易往来对双边经济协动促进作用的大小是一 样的,双边贸易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双边经济协动程度提高3.848个百分点。但是个体 固定效应的存在表明,东盟六国各自具有的差异因素导致与中国已有的双边贸易存量对双边 经济协动的影响的固定效应是不同的,分别为2.636、.0.833、.0.541、0.0 51、.0.723和.0.560。

4.双边贸易程度与双边经济协动的Granger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常出现伪相关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出现较大的 相关系数,为表明双边贸易是否对产业结构有促进作用,还需Granger因果检验的进一步证 实。由前面分析已知两个变量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做Granger检验。至于检验模型 选定,需要进行协方差分析,首先做两个变量的因果模型。对模型考虑基于如下两个架设:

假设1: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同

由表4可知,P(c,j)和I(c,j)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I(c,j)是P(c,j)的Gr anger原因,表明中国与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程度起到了促进双边经济协动的作用,同时双 边经济的协动反过来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程度的加强。

结论及扩展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样本观察期内,东盟六国经济走势显示出较强的一致性,出现了明显的区域 经济周期,而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波动表现出高度的协动性。

第二,中国与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对双边经济协动是有积极影响的,且影响的大小一 样。但是个体固定效应的存在表明,东盟六国各自具有的差异因素导致与中国已有的双边贸 易存量对双边经济协动的影响的固定效应是不同的,影响大小依次是缅甸、菲律宾、马来西 亚、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第三,中国与东盟六国双边贸易程度和双边经济协动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双 边贸易程度加强促进了双边经济的协动,而双边经济协动反过来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程度的提 高,二者显现出了互动效应。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内国家出现了愈加明显的区域经济周期,同时 地缘关系、贸易互补性使得中国与邻近区域经济贸易联系在加强,贸易成为中国经济与区 域经济产生互动的重要传导渠道之一。因此我们在防范世界大国经济波动通过贸易影响中国 经济波动的同时,也要加强对邻近区域经济体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的贸易传导机 制的研究。

注释:

[1]Franke J A, Rose A K. Is EMU Justifiable Expost Than Exant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

[2]Krugman P.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irdge MA.: The MIT Press, 1991

[3]Fidrmuc,J.The Endogeneit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Intra.in dustry Trade and EUM Enlargement. Oesterreiche National Bank,Mineo(February), 2002

[4]Gruben W C, Koo J, Millis E. How Much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Businesss Cycle Synchironiz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Research Depa rtment Working Paper,2002

[5]Imbs J. Trade, Finance, Specializ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The Revie w of Economics and Statictics,2004

[6]César Calderón, Albrto Chong, Ernesto Stein.Trade Intensity and Busi 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y Differ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

[7]薛敬孝,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与非同期性.南开经济研究,2001

[8]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 亚太经济,2002

双边贸易论文篇（9）

一、文献综述

Anderson和Van（2004）认为国际贸易成本应该是除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的，一切将商品送达最终使用者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从贸易成本角度研究国际贸易发展状况，剖析国家间、区域间的贸易动态演变是当今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领域的趋势。目前，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直接测度法与间接测度法。直接测度法属于一种“事前”测度，是利用一些可直接观测的或者某一类成本费用（如运输成本、关税等）来直接测度的指标。如Hummels（1999）从一些贸易统计类杂志上获取了部分国家海、空运费的平均费率，发现运输费率因国家、产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运输成本对运输距离的敏感程度呈下降势。间接测度法试图规避直接测度法采用单一要素全部贸易成本的尴尬，其属于一种“事后测度”。Novy（2006）在Anderson和van研究的基础上，从多边均衡出发推导出具有微观理论基础的贸易成本测度方法，并用“引力剩余”的概念来衡量双边贸易成本，将其定义为双边贸易相对于双边国内贸易的综合性指标。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根据Novy改进的双边贸易成本测算模型：

costcit=costict=1-exportcitexportictgdpct-exportctgdpit-exportits212ρ-1

双边贸易流量、GDP数据export自EPS全球统计数据库获得；ρ代表替代弹性，总结现有各种文献的估计结果，替代弹性ρ很可能介于510之间（Anderson和van Wincoop）。Novy、钱学锋和梁琦都将ρ设定为8，故本文将借鉴其经验将ρ的值设置为8；s为贸易双方的可贸易品份额，一般而言，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可贸易品的份额也比较高，鉴于中国与大多数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不齐，又兼顾估计的便捷性，故将s设置为经验极值的平均数0.55。

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成本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本文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并计算了历年平均数、总下降率、年均下降率三个指标。因本文贸易成本统计的时间跨度为20022011年，涵盖26个经济体，可以观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成本的空间差异和动态演变状况。同时，本文将美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四个国家数据作为发达经济体代表，以示比较。

如上表所示：从总体来看，除马来西亚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且除个别国家外，中国对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均高于对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从最近期间2011年来看，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低的国家前三位分别是马来西亚、泰国、沙特；后三位分别是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希腊。从历年平均数来看，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低的国家前三位分别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后三位国家分别是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立陶宛。可见“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出口贸易成本较低的国家多集中于东南亚，而出口贸易成本较高的多是中东欧国家。

四、结论

综上，可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存在着地区差异，总体上高于对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成本水平。其中，东南亚地区是中国ν獬隹诿骋壮杀咀畹偷牡厍，中东欧地区是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高的地区，这既有自然地理的因素，也有人为指定的制度政策阻碍。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要充分依附“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发挥“一带一路”战略的辐射范围、贯通亚欧大陆的经贸合作桥梁作用，在充分交流合作和双赢的基础上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实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双边贸易论文篇（10）

一、引言

FDI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性和互补性。Mundell(1957)最初证明了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是相互替代的，资本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促使商品价格趋于均等化，在此条件下，即使关税被撤销也不会发生商品贸易，从而FDI替代了商品贸易活动。然而，Svensson(1984)的论文在考虑国家间的技术差异，引入产品税、垄断市场结构、外部规模经济等因素之后，最终得出结论是FDI的增长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关于FDI如何影响中国贸易的实证研究直等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杨迤（2000）对1980至1997年间FDI与我国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证明FDI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姚远（2007）将全国各省根据区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利用1992-2004年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发现FDI对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而对进口贸易主要体现为替代效应；进一步比较，他发现东部地区的效应最为显著，中部地区其次，而西部地区最弱。

本文利用浙江省1995-2008年间10个投资国或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对浙江省的实际FDI累计额和双边贸易额的面板数据，试图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浙江省FDI的贸易效应是负相关的替代效应呢，还是正相关的促进效应；二是利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来分析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FDI对浙江省与投资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影响的区别。

二、计量模型及方法

1.模型及变量的选取

本文所采用模型为贸易引力模型，它是国际经济学解释双边贸易影响因素最重要的实证方法。贸易引力模型以万有引力定律为指导，认为两国或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这两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两国间的贸易成本成反比，贸易成本以两国或地区间的空间距离来衡量。

由Tinbergen和Poyhonen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的原始形式为：

式中，表示国（或地区，下同）与j国（或地区，下同）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分别表示国与j国的国民收入，一般用GDP代替，表示国与j国之间的空间距离，为常数，为参数。为便于实证分析，将原模型转化为线性的对数形式并添加随机干扰项得到：

本文着力分析浙江省FDI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从而在基本的引力模型中加入了FDI作为解释变量，得到的模型如下：

式中i=1,2,…10和t=1995,…2008，分别表示投资国和年份。各变量的解释如下：

本文选取浙江省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作为衡量双边贸易规模的变量，用表示；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规模，浙江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用表示，各投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用表示；选取浙江省省会杭州市与投资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来体现，用表示；由于投资效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而FDI流量（当期投资额）对双边贸易影响的时滞性不便估量，同时FDI存量（累计额）却不仅能反映出对双边贸易的短期影响，也能反映出长期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当年的实际FDI存量，即FDI累计额作为指标，用表示。

2.数据来源

2008年，对浙江省进行FDI的最具规模的13个国家或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47.61%）、维尔京群岛（17.11%）、美国（4.09%）、新加坡（3.11%）、日本（2.83%）、中国台湾（1.76%）、韩国（1.4%）、意大利（0.96%）、德国（0.9%）、英国（0.88%）、法国（0.8%）、澳大利亚（0.72%）和加拿大（0.71%）。其中，维尔京群岛是著名的自由港很多外国公司在这注册避税向外投资，无法得知其实际来源国，新加坡、德国这两国与浙江省历年的双边贸易数据缺乏，因此在实证分析中剔除这3个来源地，选取上述剩余10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从1992年开始才有公布，其中来自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外资数据从1995年才有统计，为保持数据的统一，本文选取1995-2008年作为样本数据区间。浙江省的GDP、浙江省与这10个投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以及10个投资国对浙江省的直接投资额的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实际FDI累计额以1995年为基年进行统计，各投资国的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页，杭州市距各投资国首都的直线距离由软件Google Earth测量得出。进出口贸易额、FDI值、GDP值单位均统一为亿美元，距离单位用公里表示。

3.实证模型识别

用于处理面板数据的模型有三种――混合估计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当数据中所包含的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所有单位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一个合理的模型；当样本个体成员是随机抽自一个大的总体，且以样本结果来分析总体时，则应该选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只选取了浙江省最主要的10个贸易伙伴国，因此从理论上讲，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

对模型进行识别，主要用到两种方法――似然比检验和Hausman检验。其中，似然比检验一般用来区分混合估计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则用来区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由似然比检验得其值F=81.488742，而，此时有，故拒绝原假设，即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由Hausman检验得其值H=0.214472，而，此时有，故接受原假设，即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优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因此，综合似然比检验和Hausman检验，最终确定选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三、实证研究结果

1.FDI与双边贸易的关系

运用Eviews6.0，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表示个体成员i对总体平均状态的偏离，其估计值分别是：

中国香港：0.507、中国台湾：-0.324、日本：-0.117、韩国：-0.001、英国：-0.278、法国：-0.442、意大利：0.061、美国：0.346、加拿大：-0.081、澳大利亚：0.328。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浙江省GDP每增加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增加1.015个单位；投资国GDP每增加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增加0.689个单位；两地距离每增加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减少0.566个单位。模型中主要检测的FDI这一解释变量的符号为正，说明FDI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具体表现为投资国FDI累计额每增加1个单位，就会带来0.084个单位的双边贸易增加的效应。

从截面随机效应的看，中国香港、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对总体平均状态的偏离为正方向，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对总体平均状态的偏离为负方向，而且偏离程度各不相同，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对浙江省与各投资国的双边贸易影响存在着地区的差异。

2.国别差异分析

为研究各国对浙江省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本文假定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无地区差异，即 的系数不变，不同横截面和时间上的截距相同，建立的变系数模型。考虑到多个截面存在异方差问题，采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方法（SUR）消除原模型中的异方差性，回归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具有正的贸易效应的国家（或地区）依次为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意大利（按效应从大到小排），投资具有负的贸易效应的国家为英国和法国。美国对浙江省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强，每1单位的投资就能带来0.277个单位的双边贸易；英国和法国的投资对双边贸易起着替代而非促进的作用，每1单位的英国投资会减少双边贸易0.011个单位；每1单位的法国投资会减少双边贸易0.157个单位。

四、结论及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考察了1995-2008年浙江省FDI的对外贸易总效应，而且还探究了FDI对外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浙江省FDI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增长。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看出，FDI累计额的边际贸易倾向为0.084，这说明主要投资国对浙江省的投资促进了双边贸易额的增加，也说明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流入浙江省的FDI与浙江省的对外贸易总体上是一种互补关系。浙江省在吸引外资的进程中，政策越来越自由、规范和合理，投资的障碍也逐步在减少，因此吸引的FDI越来越多，同时也就促进了浙江省对外贸易发展。

第二，10个主要投资国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从变系数模型回归结果可看出，FDI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差异。贸易创造型FDI的8个经济体为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意大利；除意大利外，其余7个经济体均处于环太平洋地区，与浙江省进行直接的贸易对话较为方便。

美国对浙江省的投资贸易创造效应最为明显，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这三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其次。这说明它们在浙江省建厂投资生产，不是以此来打开市场，扩大产品的销路，更多的是利用当地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最终产品回销国内或世界其他地方。历年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的贸易伙伴中位居前四位的依次为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由此也可体现它们的投资对双边贸易的贡献力度。

香港对浙江省的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相对不太明显的原因在于，香港接壤广东，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相当的情况下，香港首选广东作为它的出口加工平台，而非浙江。因此，尽管香港对浙江省的FDI历年来一直位居第一位，近年来的双边贸易额并非如此，2008年浙江省与香港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为54.97亿美元，在浙江省的贸易伙伴中仅位列第7位。

贸易替代型投资的2个经济体为英国、法国这两个欧洲国家，与中国（浙江省）相距甚远，贸易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它们不会选择浙江省作为一个简单的产品出口加工的平台；他们对浙江省的直接投资属于市场寻求型投资，其目的是以浙江省为基点，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减少产品直接贸易过程中的运输成本，从而形成了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

意大利虽然地处欧洲大陆，但与英法这两个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它对浙江省的投资所带来的贸易效应为正，每1单位的投资能增加双边贸易0.092个单位。究其原因是因为意大利经济模式和浙江经济模式相似程度极高，互动程度也极高，如产业结构相似，均以生产纺织、服装、工艺品和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都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聚集在一个个专业化的产业区内，如意大利比耶拉的毛纺织产业、浙江宁波的服装业等。两地经济若干的交集决定了它们的合作竞争关系，体现在投资对双边贸易的效应为促进效应。

参考文献：

[1] 杨迤：FDI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相关分析[J]. 世界经济，2000（2）：44-49

双边贸易论文篇（11）

引言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波动通过多种渠道实行跨国传递，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波动已不仅仅表现为各自内部的波动特性，而是日益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传导的协动关系。Dellas（1986）和 Canova（1993）的研究证实了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波动越来越协同一致。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其中，对外贸易发展更是令人称奇，2012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38667.6亿美元，晋级为世界第一大外贸体。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期间，开放下的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波动表现出显著的跨国运动协动化，这种经济波动协动化现象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当前的欧美债务危机中均得到验证。那么，影响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发达的贸易伙伴和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源于经济系统内在因素，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存量边际生产效率的冲击（Keynes，1936）和投资冲击（Samuelson，1939）。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外生的，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索罗残差）外生冲击的重要性（Kydland & Prescot，1982；Long & Plosser，1983）。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出，引起宏观经济扰动的是来自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冲击，经济中的摩擦和不完全性放大了这种扰动，干扰的根源是外生的，但也存在一些内生因素使波动加剧并使干扰的影响延续下去，其结果导致总产出与就业的波动（Stiglitz，1987；Mankiw，1989）。理论研究学者们对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传导渠道和决定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概括起来有两种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国际商品贸易是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传导渠道（宋玉华、高莉，2007），在国际商品贸易渠道中，本国与相关国家贸易之间的贸易强度和贸易模式双因子决定了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协动化程度。Frankel&Rose（1998）、Baxter&Kouparitsas（2005） 通过实证研究解释了双边贸易强度是影响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主要因素；JAmbler， Cardia& Zimmemann（2002）认为各国经济波动协动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产业内贸易的增加引起的。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传导渠道（Daniel，1981；Flood&Marion，1982；Blankenau etc.，2001；Cantor&Mark，1987；Stockman，1990），在国际金融交易渠道中，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双因子构成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Jansen&Stokman（2004）；Wu et al（2009）证实了双边的直接投资成为比贸易更能影响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因素；Jonathan Heathcote& Fabrizio Perri（2002）对开放程度不同的金融市场进行了比较，发现国际货币借贷对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重要性。此外，对外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国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则会影响国家间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 （Imbs，2003；Lee&Azali，2009）。因而，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相似性越高，经济波动协动化就越强（石柱鲜等，2010）。

然而，由于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政策制度等的差异性，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传导渠道和决定因素也就不尽相同，具有很强的国别针对性。如何在开放经济状态下刻画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现有研究语焉不详。比较分析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现有研究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现阶段中国的金融账户没有完全开放，且利率和汇率均未完全市场化，国际金融交易渠道并非完全畅通，国际间接投资因素在经济波动传导中的作用不是很明显。鉴于此，本文使用1991-2009年的跨国数据，采用Cerqueira&Martins（2009）的方法分别测算了中国与23个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13个发达的贸易伙伴、中国与10个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指数，并细致检验贸易强度、贸易模式、FDI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影响。

国际经济周期协动化的传导机制与渠道解析

国际经济周期的生成主要是由世界经济体系的外部冲击（通常都是非经济因素）和内部冲击（通常都是经济因素）所引发。内部冲击的产生也会引发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

纵向来看，当一国的宏观经济发生变动时，其经济波动会通过国际商品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两个主要渠道向相关国家传导。在国际商品贸易渠道中，主要由本国与相关国家贸易强度、贸易模式以及产业结构差异性的综合效用决定。在国际金融交易渠道中，主要由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货币借贷双因子来决定。国际直接投资因子中按投资方式可细分为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它们都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通过FDI流量和流向的变化来影响各国之间经济波动的相关程度。不同类型的FDI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国际货币借贷因子中可细分为资本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组合及跨国银行金融体系，通过这些因素宏观经济波动传导到相关国家。在以上各种渠道的传导过程中，政府调控经济政策和市场，各个传导渠道的催化剂或减速器则是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信心和预期。最终，在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一国的经济波动将传至相关国家。

横向来看，国际商品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机制具有互动性，并产生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横向扩散传导。首先，国际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都与国际商品贸易相关；其次，国际商品贸易与国际货币借贷的传导作用也是相结合的；最后，国际货币借贷和国际直接投资传导也具有一定联系。

从中国现状来看，上述传导并不一定都能实现。中国的金融账户还未实现完全开放，利率、汇率也未实现完全市场化，国际货币借贷渠道在国际经济周期波动传导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目前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渠道主要是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商品贸易。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样本选取1991-2009年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额比重均值前26位的23个主要贸易伙伴为样本，其中包括13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和10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日本、香港、韩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西班牙。发展中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巴西、泰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阿联酋、越南、菲律宾和墨西哥。建立贸易强度、贸易模式、FDI强度和产业结构相似度对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影响的分析模型，构成23×19=437、13×19=247、10×19=190组样本观测值。

在构建实证模型时，由于考虑到“样本数据中横截面单位较多而时间较短，可得出地区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横截面的不同单位之间，其参数不随时间变化或者变动较小”（魏楚、沈满洪，2007），因此，本文不考虑变系数模型。经F检验和Hausman检验，最终选取变截距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构建如下：

（1）

ρij，t代表t时期国家i与国家j之间的经济波动协动化程度，BTIij，t代表t时期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双边贸易强度，IITij，t代表t时期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FDIij，t代表t时期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双边直接投资强度，ISij，t代表t时期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指数。εij，t 为随机误差项，满足εij，t ～N（0，σ2u），且与各解释变量不相关。

（二）变量选取

1.双边协动化指数（ρ）。在以往文献中，多采用典型横截面回归测算双边协动化指数，即：

（2）

其中，ρij代表i国和j国之间的GDP交叉相关指数，Xij，t为解释变量的向量，uij，t为随机冲击。

由于上述方法未考虑时间变动对模型的影响，因此，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更为适用。本文采用Cerqueira&Martins（2009）的方法测算来双边协动化指数。即：

（3）

对于通用变量d，ρij的计算过程如下：

（4）

经过变形，可得：

（5）

重新安排时期T加总，可以得到：

（6）

因此：

（7）

（8）

其中，ρij代表ρij，t的均值，ρij，t即为国家i和国家j之间实际经济活动的双边相关性，即经济波动协动化化指数。di，t和dj，t分别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实际GDP增长率，di和dj分别表示为国家i和国家j的实际GDP增长率的均值。公式中实际GDP数据单位为美元，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ions（WDI），以2000年为基期。

2.双边贸易强度（BTI）。文章使用Fankel&Rose（1998）的方法测算双边贸易强度，即：

（9）

其中Xij，t表示t时期国家i向国家j的出口额，Mij，t表示t时期国家i对国家j的进口额，GDPit和GDPjt分别表示t时期国家i和国家j的名义总产出。BTIij，t则为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强度，其值越大，表明两国间双边贸易强度越高。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来源于IMF的Direction of Statistics（DOT）数据库，而各国或各地区的名义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

3.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IIT）。本文引入Aquino（1978）提出的AQ指数来测算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即：

（10）

其中：

IITij，t表示t时期i国和j国之间 k个产业的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Xij，k和Mij，k分别为t时期i国向j国出口的k产业产品和i国从j国进口的k产业产品。IITij，t的值介于0-100之间，数值越大，说明两国（或地区）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大。根据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I Rev2）的十大类产业进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创立的贸易数据库（COMTRADE）。

4.双边直接投资强度（FDI）。本文借鉴Fankel&Rose（1998）定义贸易强度的思路来界定FDI强度，即两国之间的FDI与两国FDI总流入与流出额之比。由于缺乏统计数据，本文采用中国实际利用各国或各地区直接投资额来替代中国与各国或各地区的双边直接投资额，从而间接测度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双边直接投资强度，即：

（11）

其中，FDIInwardit和FDIOutwardjt则分别为i国和j国的FDI流入总量。FDIij，t表示t时期i国和j国之间的双边直接投资强度，数值越大，表示双边直接投资强度越大。式中中国实际利用各国或各地区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及贸易伙伴的FDI流入总量来源于UNCTAD的FDI数据库。

5.双边产业结构相似度（IS）。本文使用Krugman（1991） 的绝对值指数来创建双边产业结构差异指数，从而间接地衡量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即：

（12）

其中，skit、skjt分别是t时期k产业增加值在i国和j国的GDP中的权重。ISij，t指数值在0到2之间。指数越大，i国和j国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越大，说明两国之间产业结构相似度越小，反之亦然。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共同数据库的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实证结果分析

（一）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必须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同时采用LLC、IPS、Fisher-ADF、Fisher-PP四种不同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细致检验ρ、BTI、IIT、FDI、IS五个数列的平稳性。LLC、IPS、Fisher-ADF及Fisher-PP检验原假设均为“存在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除了IS序列的Fisher-PP检验没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之外，其他所有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综合判断，本文认为ρ、BTI、IIT、FDI、IS都是平稳的，可以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逐步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与发达的贸易伙伴、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1. 产业结构相似度是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整体样本回归来看，双边产业内贸易强度、双边FDI强度和双边贸易强度的回归系数为正，其系数依次为0.416、0.323、0.087。这表明产业内贸易、FDI和贸易强度均是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影响因素，相较于贸易强度，产业内贸易强度和FDI强度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此外，由于贸易模式和FDI的传导作用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差异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0.567），这说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比较高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加大了经济波动协动化程度。

2.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就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而言，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与经济波动协动化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且系数为0.459（大于双边贸易强度系数0.032），说明产业内贸易是我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但是，FDI系数为负（-0.024），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影响因素中，贸易因素的影响大于投资。这与程惠芳、岑丽君（2010）和廖晓燕（2006）的研究结论基本吻合。

3. FDI是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就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而言，双边FDI强度与经济波动协动化在5%的水平上显著的正相关，其回归系数为1.356，是四个解释变量中回归系数最大的，充分揭示了FDI是影响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第一要素。双边贸易强度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相关，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其系数都比较小，说明相对于FDI，贸易强度和产业内贸易对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作用不明显。

结论

在欧美债务危机背景下，考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具备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细致考察了贸易强度、产业内贸易、FDI和产业结构相似度等因素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影响结果，对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和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做出了科学解释。一方面，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FDI是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此外，无论发达或发展中的贸易伙伴，与中国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经济波动协动化程度就越强。

在国际商品贸易传导渠道中，产业内贸易对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起决定作用，而对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作用则不明显。Frankel & Rose（1998）认为，如果贸易伙伴间进行产业内贸易，即便仅仅是特定产业层面受到冲击，也可能会使贸易伙伴间产生经济波动协动化。但如果贸易伙伴间是在比较优势原则下进行产业间贸易，由于各国在不同领域存在比较优势，除非面临全局性冲击，各国经济反而会得益于更紧密的贸易联系，而使得稳定性增强。尽管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是产业内贸易比重提高很快（鲁政委，2005），且这种产业内贸易并非一般意义上具有相同或相似生产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所进行的贸易，大部分是加工贸易（如加工贸易已经占据中美贸易的60%以上）。一旦这些国家经济波动，产业内贸易中的加工贸易就会成为主要因素，引起我国经济波动，这种现象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已得到验证。因此，未来对外贸易发展，我国进一步加强与发达的贸易伙伴产业间贸易的同时，应注重双边产业内贸易由垂直性分工为主过渡到水平性为主。

在国际金融交易传导渠道中，FDI在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中起决定作用，与发达贸易伙伴则为负相关。改革开放以来，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存在着对外资利用效率低、外资引进成本高、地域和产业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我国70%以上的外资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旦发生经济动荡，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有针对性地利用FDI，积极吸收与利用和中国有较强、稳定双边贸易关系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高技术含量的外商投资，鼓励外商投资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中心，优化引资结构。与此同时，坚持走自主开发创新之路，培养本土大型的跨国企业集团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无论发达的贸易伙伴还是发展中的贸易伙伴，与我国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经济周期协动化程度就越强。因此，我国在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在存量上改造并提升制造业，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重点增强新产品研发能力和品牌打造能力，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在增量上培育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以建立适合国际需求结构调整和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新变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不仅有利于规避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而且有利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影响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因素越来越复杂，使得国际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在开放经济形态下，将制度因素、新型的经济组织形态（如国际生产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商品流通体系）、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所引致的存量投资和技术外溢所造成的生产率冲击纳入研究范畴，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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