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泰国文化论文篇（1）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与泰国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通常指产品或服务包含大量艺术或创意元素成分所集结之关联产业，所涉及范围广泛且各国规定不一，通常包括软体开发﹑出版﹑广告﹑电影﹑电视﹑广播﹑设计﹑视觉艺术﹑工艺制造﹑博物馆﹑音乐﹑流行产业以及表演艺术等多种产业（定义来自曼谷台贸中心2009年的《“泰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专题报道》 ）。

文化创意产业最早于1997年出现在英国，泰国则是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为了进行经济复苏，在政府的带领下开发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分为四大类：（1）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手工业﹑历史与文化观光；（2）艺术（Arts）：表演艺术；（3）媒体（Media）：电影﹑出版﹑广告与音乐；（4）创意（Functional Creation）：设计﹑时尚﹑建筑﹑广告与软体。

二、泰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概况

以历史与文化观光﹑电影业﹑出版业及创意设计四个典型产业为例来说明。

（一）历史与文化观光

泰国无论是商店、娱乐场所、宾馆旅店、山川海滩、城市建筑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到处有食在泰国、玩在泰国的奇特风味，历史与文化观光是泰国历届政府高度重视的产业之一。泰国在发展历史与文化观光业的过程中一直强调紧密结合当地旅游文化特色，通过举办旅游年活动，民族节目和不断推出丰富多彩的旅游节目，如“泰国旅游年”、“泰国手工艺年”、“泰国妇女观光年”等等。

（二）电影业

泰国电影业近年来蓬勃发展，当代泰国电影崛起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运用现代电影技巧的基础上突出民族特色，挖掘应用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熟练地将一个个泰国故事包装在新潮的影像躯壳之内，最终制作成符合商业标准的颇具本土特色的类型电影产品。在电影创作中，泰国电影正是通过重建本土文化的“主体性”，以小搏大，发展壮大自我，从而与好莱坞影视作品相抗衡。

（三）出版业

由于发达的观光业使得泰国迈向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速，泰国的出版业不断朝国际化及多元化成长。泰国人不喜爱严肃的读书，但并不表示他们完全没有阅读活动。事实上，泰国的杂志可谓百家争鸣，成为泰国出版界的特殊现象，尤其是休闲时尚与设计等类杂志异军突起。无论是外国杂志发行泰文版，或是泰国本土的休闲时尚杂志，在质与量方面都可谓蓬勃发展，反映出泰国人民的创意文化，相对于严肃的阅读书籍更感兴趣，当然也造就杂志的创意产业兴起。

（四）创意设计

近几年泰国曼谷逐渐蜕变为充满原创设计的亚洲新兴生活风格都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创意设计中心的建立。泰国政府近年来致力于设计的发展，为了提升全球竞争力，以“Bangkok Fashion City”为城市延伸，让曼谷晋升为欧洲人口中的“设计之都”，因此于2005年11月，在Emporium购物中心六楼成立泰国创意设计中心（Thailand Creative﹠Design Center，以下简称TCDC）。作为亚洲最具规模的设计研究中心，不但提供平台让专业设计师在此发表作品，还引进国内外创意思维让设计师可以来此取经。让设计变得平易近人，敞开设计大门，开放普罗大众来此参观，获得与时尚创意相关的讯息，成为名副其实的设计图书馆。

三、泰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源头

从时尚﹑影像﹑家具家饰﹑插画到产品设计，他们创意的来源是什么？正是日常生活。仔细体验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认真用心地从日常周围的每件事获得感动，泰国人的慢活，活出了无穷无尽的创意。在全球化的洪流下，风格并不会因此而同质化，泰国人找到一条自己的路，未必适用于亚洲其他国家，但尊重自己文化﹑尊重周遭环境的态度，让泰国变成了一个极具特色及包容力的国家。风格是一种集体式思维的展现。泰国文化创意产业者的共同生活观概括起来有以下三方面：

（一）从生活细节中放大

“灵感可能有各种来源，可能是眼睛看到的，可能是记忆里深层的某部分，不过，这些全都是生活的集结。泰国人无一创意不是来自日常生活，泰国人以同一种语言沟通，以同一种步调生活，在曼谷有许多事情可以看，也很容易感到惊喜，这让我的创作变得非常容易。”曼谷著名的自由插画家Patreeda Prasarnthong开宗明义地说。

泰国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关注生活片段，认为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片段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是这一辈子最难忘的定格画面。走在泰国街头上，你随时可以发现美。可能是路边小贩切好的一包包可以媲美日本版《Elle a Table》的缤纷水果；可能是巷口小店里用月历纸编成的餐具篮；可能是神龛上祭祀的茉莉花串；也可能是上班族身上平整的衬衫。泰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专注细节能力，这让他们在生活的每一个面上都可以发挥到极致，每个人都想着“怎么样让生活更美”这个课题，而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更是擅长于从生活细节中放大，由此产生独特的创意。

（二）尽其所能的与众不同

泰国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从学生时代就展现出了他们想要“与众不同”的欲望。Raffles Design Institute 是新加坡排名前三的设计学校，在2002年成立了曼谷分校。当时Raffles的曼谷执行副校长陈国龙观察到泰国学生想要与众不同的欲望，他说：“泰国学生展现出的创意让人无法忽视。这些学生都有学校外的个人生活，而他们的个人生活则清楚的反应在了他们的作品里，有的学生家里做古董生意，创意来源就是古董；有的学生的创意灵感来自他喜欢的潜水活动，无论灵感来源是什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地展现自我。”

泰国文化创意产业尽其所能的与众不同，泰国的麦当劳餐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全球行走多年的麦当劳餐厅进驻泰国，需按照当地的规矩行事，首先将麦当劳叔叔半翘脚坐在长凳上的形象改变为起身恭敬地合起双手，用地道的泰国合十礼打招呼方式亲切地迎接众人的来访。其次，泰国的麦当劳餐厅在环境设计与氛围营造上不像过去麦当劳餐厅一样偏重于欢乐气氛的营造，而是将人文气息导入整体环境中，以较深沉的红﹑紫色调调和用餐环境，让人踏进这里只想停下脚步好好品味生活，让麦当劳以往的速食形象展现另一番慢活意念。面对美国连锁产业的全面入侵，泰国麦当劳向外界证实了连锁速食产业不再只是食物工厂的生产线，在讲求实效与速度的同时，更尽情地发挥无穷的设计创意。泰国文化创意产业者以本身对艺术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包容连锁速食产业既定的企业形象与体制诉求，却也强调本土化与独特性的展现，让连锁速食产业在泰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

（三）始于生活，终于生活

新加坡的学生到泰国曼谷读时尚设计，发现泰国同学之间相处非常友善，充满好奇心，几乎没有人沉迷电玩（由于新加坡升学压力很大，学生彼此竞争很强，为了排解压力新加坡学生除了念书，其余时间就是打电玩）。新加坡学生发现，在新加坡可以做的事情只有念书，在曼谷可以做的事情却很多。我国学生到泰国曼谷读媒体设计，发现泰国同学个性开朗﹑乐天随性。一位女生这样描述：“我的室友在路边捡来铁丝，就可以做成灯罩，泰国人很享受生活也乐在生活。虽然，一些泰国人可能在逻辑上比我们稍差一点，但慢活让泰国人在美的感受度上比我们强太多。除了时尚，泰国人最擅长的是产品设计，以笔者的观察，我们的设计通常不是很实际，或是辨识度不强烈，但泰国有太多产品设计，特别是家饰品，简单却很美，而且可使用性非常的强。连泰国电影的搞笑幽默都非常生活化，与香港著名笑星周星驰与日常生活刻意脱节夸张的电影作品很不一样。”始于生活，终于生活，正是泰国创意的不二秘诀。

四、从泰国文化创意产业价值源头中得到的启示

“泰设计”﹑“泰时尚”已经输出亚洲与欧美，在全球舞台上“泰”的容颜与风格轮廓相当鲜明亮眼。然而中国的设计与时尚，对全球或是国内的消费大众而言，形象似乎还是比较模糊。原因出在哪里？泰国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同处亚洲，同样是当代交通发达，历来多文化拼贴影响之地，按理来说中国这种多文化拼贴应该是释放出惊人创造能量的张本。“泰设计”与“泰时尚”或许提供了我们一些思考的线索。

泰国文化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2-0040-02

作为20世纪20年代震惊中外的泰戈尔访华事件，不少文人、研究者已经做过很多研究，研究视角也丰富多样，从文学、地域历史到文学史的研究，将这一历史事件从不同角度呈现给读者。但是此前的研究文章多是以对泰戈尔的接受―影响模式研究为主，谈论到泰戈尔访华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时，对这类文化界名人的叙述不够系统化。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文献分析法，将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系统阐述泰戈尔访华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并对其原因做了批判性理论分析。

一、泰戈尔访华的历史背景

(一) 泰戈尔其人与中国

1924年4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应讲学社等团体邀请，首次访问中国，受到当时中国文化界名流梁启超及学生徐志摩的热烈欢迎。访华期间，泰戈尔先后在上海、北京、杭州、南京等地发表演讲将近20多场。他曾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到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①1924年5月7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在由中国友人在北京为其举办的生日宴会上，梁启超将为泰戈尔先生起的中文名字――竺震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给泰戈尔很大的惊喜。竺震旦是一个富有深意的名字。②竺源于“天竺”一词，中国古时称印度为天竺；震旦则是印度人从前对中国的称呼。合在一起，带有中印文化结合之意。在访华期间，泰戈尔也给梁启超的学生、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字，叫素思玛，③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竺震旦与素思玛这两个动听、美好的名字，不仅记录了一段世界文坛的传奇佳话，而且也象征着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纯洁美好的友情。

（二）1924年前后的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正是当时国内有志之士不愿继续忍受积贫积弱、死气沉沉的现状，力图放眼四方、寻求振兴中华的强国之路的结果。这些文人志士不仅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也非常关心东方各国的发展状况。此时，在中国的邻邦印度，诞生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顷刻间吸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1913年，《东方杂志》第10卷第4号便发表了钱智修介绍泰戈尔的文章《台峨尔之人生观》。④泰戈尔的出现，为在黑暗与混乱中前行的中国文人指明了一条道路。

二、中国思想文化界对泰戈尔访华的反应

（一）徐志摩、梁启超等：欢迎并认同

从泰戈尔接受邀请到访华这段时间，国内文化界名人以各种形式介绍、欢迎泰戈尔的到来，其中主要是在报刊上发表泰戈尔作品的中译本及其他有关介绍性文章。国内知识分子中，以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郑振铎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泰戈尔来华之前就已经由衷地表达了他们对泰戈尔这位世界文学泰斗的无限敬重和欢迎之情。同时站在欢迎泰戈尔队伍中间的还有胡适、辜鸿铭等人，徐志摩是欢迎人群中最崇拜泰戈尔的人。

（二）鲁迅、郭沫若：极度冷漠与“低温”批判

对于泰戈尔访华这一事件，鲁迅和郭沫若两人的态度却耐人寻味。鲁迅对于泰戈尔访华这件事表现出极度冷漠的态度，他说：“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着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⑥虽然不比鲁迅先生的绵里藏针，郭沫若则显得更为快言快语，也不会使人产生误解。郭沫若认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泰戈尔如以私人的意志而来华游历，我们由衷欢迎……末了，郭沫若希望他不要在北京或上海做傀儡。”⑦

（三）陈独秀、瞿秋白等：极度批判

陈独秀既是最早向国人翻译介绍泰戈尔的人之一，又是对泰戈尔批判最严厉的人之一，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界对泰戈尔的接受中是居于特殊地位的人。陈独秀属于革命派，接受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因此，他对泰戈尔的极度批判是与他本人的东西文化观有直接联系的。1902～1915年，陈独秀四次东渡日本留学办报，日本的细化进程和脱亚论影响了他的文化观。⑧同样受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的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和陈独秀一样，对泰戈尔访华始终保持着批判的态度。

（四）周作人、胡适等：中立与“低温”欢迎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周作人等对泰戈尔访华的态度有些自相矛盾，他们反对泰戈尔大力提倡东方文明，抵制西方文明的主张，但出于“君子之道”，对泰戈尔来华仍然表示欢迎。但是他们，尤其是胡适，既不同意泰戈尔所宣扬的东方文化理论，也不赞成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对泰戈尔及其思想的极度批判，而是采取中立的态度，主张从自由主义的宽容立场角度来对待泰戈尔及其思想。但是，对泰戈尔访华，不论是从泰戈尔的人格魅力、文学成就还是革命思想而言，胡适认为：“泰戈尔先生的人格是应该受我们敬意的。他的文学革命的精神，他的农村教育的牺牲……也就应该令我们十分的敬意了。”⑨

三、中国思想文化界对泰戈尔访华不同反应之原因剖析

（一）中国时局的特殊性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基本落下帷幕，社会的焦点已经从文化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政治斗争成为社会的焦点。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中国此时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所以，孙中山在给泰戈尔的信中说道：“中国的生命中心是在北京，印度代表的工作应该从北方开始。”⑩当时，孙中山等革命人士认为，泰戈尔与甘地一样都是印度革命的领袖，他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也是“负有使命”、“开展工作”的。然而，泰戈尔来到中国以后，却是到处发表演讲，宣扬以仁爱对抗暴力，大谈特谈精神文明、博爱思想。在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的这一举动引起的首先是以革命救国为宗旨的知识分子的批判。

（二）对泰戈尔的片面解读

泰戈尔的思想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则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名人都对泰戈尔或多或少存在误解，理解趋于片面。例如在文学方面，突出了泰戈尔幻想和超越现实的一面，忽略了他关心实际的一面；在政治方面，夸大了他保守妥协的一面，忽视了他作为社会改革家积极争取民族解放的一面。⑾由于那些向国人翻译介绍泰戈尔的知识分子，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有侧重点地对泰戈尔进行介绍，极其片面，不仅引起很多误解，还导致了东西方论战的恶化和新文化阵营的进一步分裂。

四、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泰戈尔访华做出了不同反应，褒贬不一，很多学者的研究也对此做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是泰戈尔仍然是伟人依旧，对其更加全面、批评性的研究仍会继续。

［注释］

①②③传飞：《泰戈尔的中国情结》，《知识窗》，2001年第5期。

④⑤⑧侯传文：《论我们五四时期对泰戈尔的接受》，《东方论坛》，1995年第1期。

⑥鲁迅：《马上日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⑦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创造周刊》，1923年第23期。

⑨《晨报》，1924年5月11日。

⑩印•海曼歌•比斯瓦斯：《泰戈尔与中国》，《人民日报》，1958年5月8日。

⑾董燕静：《泰戈尔来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复旦大学，2008年。

［参考文献］

［1］尹奇岭.泰戈尔访华与革命文学初潮――从1924年泰戈尔访华讲学受到抵制说起［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2］杨萌芽.泰戈尔访华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J］.中州学刊，2006，（4）.

［3］尹锡南，宇文疆.泰戈尔1924年访华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J］.南亚研究，2001，（4）.

［4］史云波，董德福.胡适与泰戈尔访华[J].安徽史学，2005，（1）.

［5］董友忱.泰戈尔访问中国[J].出版经济，2006，（5）.

泰国文化论文篇（3）

随着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和中国改革开放程度愈加深入，中国与德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合作在不断地扩大，我们在跨文化交流方面不断面临新的要求与挑战，这要求我们要改变以往的文化视角，对他国文化进行深入了解。

文化价值观作为人们行动的指南针，支配着人们的交际活动，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总是带有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印记，因此德国文化价值观的特点也会展现在德国企业文化当中。某德国家族企业将本公司的价值观总结为以下几点：（1）职业精神；（2）尊重他人；（3）同事关系；（4）诚实可靠；（5）结果导向；（6）谦虚谨慎。

20世纪80年代初，霍夫施泰德在对大型跨国公司IBM的雇员所回答的11.6万份调查问卷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归纳出了衡量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尺度：对权力距离的态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不确定因素的回避，男性化―女性化。下面本文将分别从霍夫施泰德的文化价值的四个维度对德国企业的价值观进行分析。

一、权力距离方面

对权力距离的态度是指地位较低的人们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状况的接受程度，是比较愿意接受，还是比较不愿意接受。德国的权力距离较小，说明在德国上级与下级之间差距比较小。而体现在该企业价值观中则是：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尊严，并鼓励在集团内部进行开放式交流。每一位管理者都以合作的精神与下属进行交流，表现出了该企业对员工个人人格的尊重与对其个人意见的重视，鼓励员工的积极参与。

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方面

这里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是“衡量个人与集体联系时松散还是紧密的一个尺度。个人主义文化强调的是自我和个人的成就，与集体、社会的关系松散，相互依赖程度弱；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社区或群体的和谐，与集体社会联系紧密，相互依赖程度强”。西方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石之上的，德国也不例外。个人主义文化主要体现在注重自立和独立，重视突出个人，不留面子，注重隐私，喜好个性，喜欢个人竞争等。这在该企业价值观的“谦虚谨慎”中有所体现：“每位员工都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赢得他人尊重并逐步成为典范”，体现了对员工的个人成就的重视。公司推崇“拥有个体实力，把握同等机遇，实现多元发展”，为员工提供多种培训机会，从安全、消防、急救知识到外语水平到专业技能都有涉及，以帮助员工不断提升个人工作能力，也鲜明地体现出该企业对员工个人实力、职业发展及成就的重视。

三、男性化―女性化方面

所谓男性文化表现出的是力量、自我表现、竞争和雄心壮志。女性文化是指那种注重感情、富于同情心的文化。德国属于偏男性的文化，对男性文化在工作场所的体现方面，霍夫施泰德描述到： “解决矛盾和争议，而不是回避或妥协”。这种强硬的工作作风也体现在该公司德国员工的身上。在工作中，双方经常会就某一个问题发生意见分歧，甚至强烈争执，直至最后得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解决掉矛盾，握手言和，这也体现出了德国式的“对事不对人”的特点。

四、对不确定因素的回避程度方面

霍夫施泰德所说的回避不确定性是指“一种文化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容忍或要避免不确定性”。回避不确定性程度高的文化将不确定性视为一种风险，不愿承担可能由此带来的损失，会通过制定许多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来减少不确定性。德国文化对不确定因素的回避程度明显偏高，体现在该公司的价值观中则是“职业精神”中“前沿的管理理念及高效的决策过程”，“诚实可靠”中“有效的时间管理模式”以及“结果导向”中“对项目进行高度责任的风险管理以确保最终目标的实现”。

总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与其本国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总是带有本国文化的鲜明烙印，而通过对该德国企业的文化价值观进行的分析，使得我们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对于德国国家文化价值观的特点有更加直观与深刻的认识与感受，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更好地适应当今这个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关世杰.跨文化交际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泰国文化论文篇（4）

关于泰戈尔的亚洲之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南亚语言文化系安娜・杰妮卡(AnaJelnikar)博士作了题为《走向或有缺失的圆满的象征：泰戈尔世界视野中的旅行地》的发言。她主要探讨泰戈尔的世界旅行特别是亚洲之旅对其世界主义意识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她认为，泰戈尔是一位有抱负的行者，他的世界之旅不断解构所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的观点，他创办的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象征着他的关于人类精神融合的思想。香港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历史系马克・弗罗斯特(Mark Frost)博士在题为《超越民族与地理界限：泰戈尔与世界主义的契机》的发言中，对泰戈尔与中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思想家之间的精神互动作了探索。印度加尔各答图书馆学专家苏普里雅・罗易(Sup6ya Roy)女士作了题为《国际大学理念和泰戈尔的亚洲之旅》的发言，探讨了对泰戈尔的亚洲之行与国际大学的教育宗旨之间的联系。

二、泰戈尔与东南亚的文化联系

缅甸仰光国家博物馆的陀光(Thaw Kaung)博士发言题目为《泰戈尔在缅甸：旅行、翻译与影响》。他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泰戈尔的三次缅甸之行(1916年、1924年和1927年)进行历史追踪，并对泰戈尔作品在缅甸的翻译、研究和对缅甸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作了阐释。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南亚与东南亚学系的斯瓦普娜・巴塔查利雅(Swapna Bhatta-ohrya)教授近期出版了著作《印缅关系：1886―1948》。她依据前期研究成果，对泰戈尔的缅甸之行进行历史考证，并分析了泰戈尔对缅甸人、缅甸历史文化的认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艺术考古系高级讲师伊丽莎白・穆尔(Elizabeth Moore)博士从宗教绘画、社会政治活动等角度对泰戈尔缅甸之行的历史影响进行论述，并介绍了缅甸的圣蒂尼克坦图书馆(Shantiniketan Library)和泰戈尔学会(Tagore Association)。这是泰戈尔与缅甸文化互动的精神产物。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温琼妃(AngelaOon)在题为《尊敬、蔑视与争议：泰戈尔1927年访问新马》的发言中，从中文、英文和马来语文献人手，探讨了1927年泰戈尔访问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时引发的一场政治争议。当时，据传泰戈尔在英国政府派遣印度士兵到中国保护在华英国人一事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引起了报界和公众的争论，泰戈尔及时机智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端。当时，由于南昌起义爆发，东南亚华人关注点转移，对此事并没有过多反应。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学者贾亚迪・巴塔查利雅的发言题目是《爱国主义和热情：泰戈尔和鲍斯在东南亚的反响》。他对泰戈尔与印度著名极端派领袖s，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在东南亚乃至东亚的历史影响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泰戈尔获得了东南亚地区各个民族的普遍赞赏，而鲍斯在海外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只是在印度人群体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历史系沙维德丽・查龙朋(Sam‘tree Charoenpong)博士探讨了泰戈尔的泰国之行。她认为，泰戈尔1927年的曼谷之行对泰国的文化与政治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越南社会科学院越南文学研究所的潘凤姬(Phaw Phuong Chi)博士在题为《泰戈尔研究在越南》的发言中认为，1945年前，越南学者主要研究泰戈尔的神秘哲学思想，1945年到1975年间，研究者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研究泰戈尔作品中的阶级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等。近年来，越南学者采纳现代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原理研究泰戈尔作品，更有部分学者采用印度梵语诗学味论(rasa)和韵论(dhvani)来研究泰戈尔。他们深信，只有用印度传统文学理论才能正确而客观地阐释深受印度传统文化影响的泰戈尔的作品。由于越南学者对梵语诗学译介不够，采纳这一研究模式的学者尚属少数。

三、泰戈尔与东亚的文化互动

泰国文化论文篇（5）

0 引言

（1）研究意义。华人是对中华民族的人的泛称。今日广义的“中华民族”，包含中国境内各大小民族，以及这些民族华人在海内外的后裔。云南华人，多为移民到缅甸或者老挝再移民到泰国，一般都定居在泰国的北部。而姓氏作为人在社会交际中的一个区别符号，既是家族延续的一个标志，也是民族心理、社会文化和人们思想意识的一种表达形式。泰国华人的姓氏，大部分起初直接沿用其祖先的姓氏。后因泰国政府华人政策的实施，及华人对泰国社会认同感的增强，泰国华人姓氏也逐渐泰化嬗变。这种泰化嬗变存在相对有规律的变化方式和较为突显的共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反映出泰国华人对中国传统姓氏文化传承的趋向，而且体现出华人这个群体的特殊价值观。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和对泰北地区小村子华人的实际调查，从语音、语义和社会价值观的角度研究泰国华人姓氏泰化嬗变的方式，剖析其存在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姓氏特点，并发掘这种嬗变中蕴含的丰富社会文化内涵。旨在能为泰国华人社会发展和泰国华人对传统中国文化继承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鉴。

（2）研究现状。中国有许多专家学者研究关于泰国华人姓名与泰国政府政策方面的问题，并从历史、文化、社会等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金勇在其论文《20世纪泰国社会华人姓名的泰化嬗变》中，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主要分析了泰国华人姓名的不断泰化的缘起和过程，一方面是政府对华人的同化政策；另一方面是当地华人对泰国社会的认同感不断加强密切相关。杨静的论文《从泰国政府政策看当地华人社会发展》也指出从华人开始移居泰国到华人社会的形成，从华人社会的艰难前行到华人社会的新发展，每一步都与泰国政府的政策密不可分。泰国研究者也逐渐注重对华人姓氏来源的研究，SuksantWiwekmethagone（LaoChuanHua）的《中华姓氏》收集了在泰国所有的泰国华人姓氏以及已经受到了泰化的华人姓氏，并有一个部分提到他们姓氏的来源。蒙云峰在《泰国华人家族》提出华人的姓氏泰化嬗变几个例子。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泰国华人姓氏同中国姓氏作对比研究，探析泰北云南华人姓氏的泰化嬗变的方式和特点，并从中发掘其中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

1 泰北华人姓氏泰化嬗变调查与分析

2.2 华人姓氏泰化嬗变特点

2.2.1 姓氏泰化嬗变具有泰国妻随夫姓和子同父姓特征

按照泰国风俗，女人结婚以后就用丈夫姓氏，所以华人女人嫁给泰国男人以后就会改用泰国男人姓氏。但如果是华人和华人结婚的话，女人姓氏没有改变。但不管是泰国丈夫或者华人丈夫，他们都希望子女用自己姓氏，即子女姓同其父。所以虽母亲没有改变姓氏而下一代子女须用丈夫姓氏，有的姓氏可能出现逐渐减少所用者，甚至有的姓氏已经无人使用。双名制，是指两种姓名同时使用，具体到华人来说，就是同时使用泰式姓名和中式姓名。但在使用的频度上受交际对象和交际场合而有所区分。在交际对象方面，当与泰国人交往时使用泰式姓名，与同为华人或华人社交圈交往时则使用中式姓名。在交际场合方面，正式公开场合，通常使用泰式姓名，容易受泰国社会认可；在家庭或私人场合，则常使用中式姓名，特别是常喜欢用LIN、ALI等汉语谐音的名字作为小名，具有短小易记，亲切诙谐的特点。双名制的使用，既是华人对其泰国身份认同感的说明，也是其意愿保留中式姓名，有强烈的中国血统的自豪感。

2.2.2 传承华人姓氏制度，追求延续华人民族性

泰国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胡适；泰戈尔访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

一、泰戈尔来华访问之际，中国的文化背景

“”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各种思想相互争鸣的一个时期。前后，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文化革新主义者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前者是以杜亚泉、梁启超为代表的，而后者则以陈独秀、为代表。接着，在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爆发了。“玄学派”的张君劢、梁启超等人反对科学对人生观的指导，他们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不如中国的精神文明。这种观点遭到了“科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批判，主要以胡适和瞿秋白等为代表人物。这些思想文化论战不仅加剧了文化界根深蒂固的一些矛盾, 而且加速了传统文化的解体与分化，并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泰戈尔来到了中国进行访问。

二、泰戈尔在中国的遭遇

泰戈尔(1861-1941) 是当代印度著名的诗人，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他一生非常敬仰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充满友爱之情。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中国进行访问。他此行的初衷主要是交流文化和传递友谊。然而当时的中国新一轮东西文化大论战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因此他的到来以及他发表的演讲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泰戈尔所持的观点主要是东方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他对科学的功用及价值进行了挑战和质疑。因为所持的观点相同，“东方文化派”和“玄学派”对泰戈尔的来临表示欢迎，极尽地主之谊。除他们之外，当时中国文学界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和《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也对他持认同及欢迎态度。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则对泰戈尔的访华和演讲则持批评的态度，主要以陈独秀和瞿秋白为代表。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西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加入“反泰大军” 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各人所持观点可以不尽相同，但却不能因此而不尊重他人甚至侮辱他人。因此，他为泰戈尔在华期间的遭遇打抱不平。

三、胡适对泰戈尔的真实态度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在期间，他积极宣传西方的民主思想，并与“玄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过数次激烈的交锋。泰戈尔来华期间，他积极地为其保驾护航，这令当时的文化革新主义者们十分费解。但是，通过分析胡适为泰戈尔辩护的几段话，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泰戈尔访华的真正态度。

第一，在胡适看来，无论是要赞成还是反对一个人，都要先了解这个人。如若不了解，就对这个人持批评态度是有失礼仪的。因此，如果对泰戈尔的文学思想、人品道德，以及泰戈尔来华访问的目的没有真正地了解之前就对其盲目反对，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第二，我们要弄明白胡适对泰戈尔的真正态度，就要知道他到底欢迎的是什么，反对的又是什么。实际上，从胡适发表的演说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泰戈尔本人是尊重的，也不反对泰戈尔一行来华访问，但若说到泰戈尔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断，他则是完全持反对及批评的态度的，他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原则。

第三，自古以来，中国是以礼仪之邦著称，而泰戈尔又是世界上伟大人物，所以在迎接访客的时候，应该首先符合“礼仪之邦”的身份。有的人在研究泰戈尔来华的动机，事实上，虽然泰戈尔在访华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其内容都对文化保守主义者有利，但是这只是一种巧合，是基于中国当时特殊的文化背景的一种客观的效果，并不是泰戈尔的主观愿望。

第四, 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别人的言论自由应当得到尊重，而现在反对泰戈尔者却剥夺了他说话的自由，这种行为，与自由背道而驰。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并不仅仅是为泰戈尔辩护，他是以此为契机，来维护自由的尊严。

第五，泰戈尔是印度伟大的文学家，对印度文学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胡适将其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相联系。在文学革新事业上有大致相同的奋斗历程和遭遇，也是他对泰戈尔怀有好感和敬意的最重要的原因。泰戈尔是印度文学革命的先驱，是一个语言革新者，而留美归国后，胡适也是在文学革命方面的贡献最大。在文学改革与诗歌改革方面，泰戈尔与胡适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使得他们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胡适看来，泰戈尔是一位文学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和勇敢实践者，让人心生敬佩，如若对其大加反对乃至公开驱逐是不人道的。

四、结语

泰戈尔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为建立一个全人类相亲相爱的理想王国而四处奔走。他一边反对西方物质文明，反对战争和暴力，一边还不遗余力地宣扬精神文明，传播“爱”的福音。可是，这位理想主义者在中国访问的经历却是很不愉快的，他受到了新思潮的提倡者和左翼作家的批评。胡适在泰戈尔在华期间为其所做的辩护，以及泰戈尔回国后两人的往来，都对中印文化交流做出的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Li Zhaoqian. Tagore’s love for China. China & the world cultural exchange. 1994/03.

[2]彭姗姗，2010，封闭的开放: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遭遇[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第4期。

泰国文化论文篇（7）

近年中国政治和经济快速崛起，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汉语热”高潮，与中国相邻的东盟各国表现尤其突出。中国和泰国自古就有着友好的往来，加之泰国有一半以上人口为华裔，因此泰国的“汉语热”在东盟各国中走在前面。置身今天的泰国，中国汉字、中国餐馆、中国商品、中国影视剧、中国游客无处不在。泰国教育部门2014年官方数据显示，在泰国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万人。以泰国首都曼谷素旺纳普国际机场的汉字标识为例，2014年之前在素旺纳普国际机场中国汉字不多见，基本是以泰语和英语为主，但在2014年之后，尤其是2015年开始，从飞机落地入口到海关出口就有中国汉字的一路引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泰国的通用文字除了泰语、英语之外，中国汉字正走进人们的视野。中国国家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和平发展共同体的发展战略，让中泰关系进入更加全面、深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为中泰全面战略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福建省泉州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唯一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泰国是这条连接东西方通道上的必经之地，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就与泉州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侨大学隶属于国务院侨，其办学宗旨是“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两个校区分别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侨乡——泉州市和厦门市，具有得天独厚的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优势，这无疑是历史性的契机。因此华侨大学加强建设泰国汉语人才培养的品牌项目，推动当代高校华文教育转型，是顺应时展的需要，也是响应国家战略方针和全方位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教育与文化方面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

二、创造和建设独一无二的泰国品牌项目

语言是交流与合作的基础，学习语言与学习文化不可分割。在中国与东盟国家来往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入的背景下，培养精通汉语语言与中国文化的人才变得及其重要。在泰国学习汉语的人数众多，泰国缺少的不是会说汉语的人，而是深谙中国文化的“中国通”。

（一）创造和培育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培训班高级汉语人才是中泰两国最有价值的资源，这是中泰两国政府的共识。“在哪里学汉语都不如到中国学”，这是学习汉语的泰国人的共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泰建交以后，泰国有上万名学生到中国留学，如今这部分人中的一部分已经担任泰国主流社会的领导，成为中泰两国友好往来的使者。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上个世纪世界冷战期间，泰国一些政府官员接受很多西方文化教育，他们出现了思想西方化，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失去了平衡。如今培养泰国汉语人才不能仅仅针对民间的普通百姓，更重要的是培养泰国主流社会阶层的汉语人才，尤其是针对政府部门精英的汉语培养更为重要。2005年，受泰国国防部委托，在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下，华侨大学成功启动了“泰国国防军官中文学习班”项目。这是一批特殊的学员，他们是来自政府多个部门的精英，年龄趋于年轻化，素质高，精力旺盛。如果说中国国家汉办在泰国设立的众多孔子学院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培养方式，那么泰国国防军官中文学习班则是自上而下的培养汉语人才方式，在泰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2006年该项目更名为“泰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学员类别从泰国国防部扩展到泰国国会、外交部、卫生部、司法部、内政部、农业部、教育部、审计总署、交通部和泰国银行等多个政府部门。2011年华侨大学根据国务院侨办指示，将“泰国政府官员学习班”项目拓展为“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培训班”，新增了来自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政府部门的学员。在2015年庆祝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培训班成立十周年活动时，该项目负责人赵明光表示下一届学习班中将新增马来西亚、柬埔寨和苏里南的政府学员。现在泰国虽然有上千个大大小小、种类繁多的汉语培训班，但是专门针对政府官员进行中文培训，该项目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泰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创新品牌项目。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培训班历经十年的沉淀，共为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培养政府部门高级汉语人才五百多人。在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培训班毕业的学员，回国后在自己的岗位上，逐渐成为所在国政府在经济、文化、教育和外交领域的中坚力量。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与泰国关系的全面提升，培养高级汉语人才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高级汉语人才为促进所在国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是华侨大学首创，它以高级汉语人才培养为目标，探索中国高校与东南亚国家教育交流合作的新模式，成为享誉东南亚的华文教育和侨务公共外交经典品牌。

（二）汇聚国际专家的中泰战略研讨会中泰关系的快速发展，也推进了学术理论对中泰关系的深入研究。一年一度的中泰战略研讨会是由华侨大学、中国东南亚学会、泰国国家研究院、泰中文化经济协会联合主办，聚集了来自中国、泰国、美国、新加坡，以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他们以专业视角为中泰战略合作出谋划策。中泰战略研讨会从2012年到2015年，在泰国曼谷和中国华侨大学轮流举办了四届。大会主题从2013年的“中国与东盟共创繁荣：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的中泰关系”，到2014年的“2015年：中国——东盟关系的现状与展望”，再到2015年的“21世纪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每年的议题紧跟时代的发展，专家们提供有价值的、具有前瞻性的咨询参考和理论分析。中泰战略研讨会搭建了一个研究中泰关系的高端学术平台，作为会议的重要成果，每届研讨会出版论文集两卷，研究范围扩展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侨华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贸易、投资与金融、交通、科技、农业、海洋和环境、旅游、公共安全、文化与教育交流等多个领域。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在2015年中泰战略研讨会致辞中指出，“今年适逢中泰建交40周年，也是中国与东盟关系重要发展年。在这一年，东盟共同体将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力争完成谈判；东盟将制定2015年后东盟共同体愿景，中国与东盟也将启动制定新一期合作行动计划。此时举办第四届中泰战略研讨会，意义重大”。2015年为表彰华侨大学在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等方面为加深泰中友谊所做的贡献，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授予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一等泰皇冠勋章”。

（三）创办泰国卫星电视中文节目泰国民众热衷观看电视节目。泰国有大大小小两百多个电视台，由不同的运营商经营。但是与泰国汉语热不协调的是，泰国电视台虽然数量多，中文节目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泰国的综艺节目、电视剧、电影等各类节目是带给电视媒体经济效益的来源，泰国电视媒体播放中国生产的节目需要购买播出版权，也需要对节目进行语言翻译等二度制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文节目的播出成本，使得汉语教学节目以及中国文化节目，被安排在少数的教育电视台播出，收视群体单一，受众十分有限；二是中文节目制作要求比较高，需要既懂汉语传播、又要懂媒体技术的制作人员，这类专业人员在泰国比较稀缺，在当今经济效益引领电视节目潮流的大形势下，中国文化类节目和教育节目因为制作人员少、资金紧张、制作技术薄弱而发展迟缓，自然没有与泰国本土节目竞争的优势。

上述种种因素，让泰国电视和网络媒体中文节目的发展出现了瓶颈问题。一方面社会对中文节目需求逐年加大，另一方面中文节目制作投入少，回收成本周期长。2013年华侨大学与泰国曼谷吞武里大学卫星电视台开始合作，在泰国创办了首个集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于一身的中文节目《你好BTU》。该节目是由华侨大学派出专业的电视节目制作团队，采用中泰双方专业电视人共同合作、在泰国本土制作、在泰国卫星电视和网络媒体同步播出的方式。《你好BTU》节目制作既有中国特色，又结合泰国本土特点，既有汉语教学内容，也有纪实、访谈、旅游文化、影视娱乐内容，努力打造寓教于乐的风格。但是毕竟在异国他乡维持一个固定时间播出的栏目，仅仅靠国内派出不足十人的专业团队远远不够。《你好BTU》栏目发挥了华侨大学新闻专业师生的力量，将《你好BTU》栏目打造成泰国卫星电视中文节目播出的平台，建设成华侨大学专业师生海外实习和实训的基地，师生国内外互动，节目资源共享。《你好BTU》除了自办节目，还开展与国内媒体互动，例如与国内的泉州电视台开展合作，开办新的节目版块，引进泉州电视台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内容的节目，进一步丰富中文节目内容，把教育融进文化，把文化融进艺术，让中文教育节目以一种自然亲近的方式走进泰国民众。《你好BTU》已经坚持三年面对东盟国家播出，有五百多万个家庭收看，是对泰国传统华文教育模式的补充。随着新媒体产业迅猛发展，传统广电媒体走新媒体融合之路，正成为一种新趋势。《你好BTU》开始携手新媒体，一方面线上运行，在卫星电视频道播出常态节目；另一方面也在线下活动，把在泰国本土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拍摄范畴，例如泰国大中小学举办的中国文化活动、中国民间艺术团体访问泰国的文化交流活动等。《你好BTU》还策划在2016年邀请泉州广电局在泰国举办海上丝绸之路电视节目展映周，将中国闽南文化推向泰国。2014年开始，《你好BTU》节目进军手机客户端，通过新媒体技术开拓自己的网络受众，实现泰国网络和手机移动平台中文节目的在线播出，打造全媒体时代下以中国文化为价值核心的特色品牌栏目。

泰国文化论文篇（8）

1992年-1999年，泰昌企业文化的萌芽阶段

1992年，伴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的春风，泰昌集团前董事长张贤瑞先生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了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力电力设备厂，创始人张贤瑞凭着温州人特有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出了“开拓创新、求实奋进”八个字的朴实企业精神，要求员工要不怕苦、不怕累，别人不愿做的泰昌可以做，别人不想做的泰昌要想去做。在张董事长的带领下，企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年7月，与浙江昌泰电力集团合资组建温州灯塔电力器材有限公司。12月，成立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的成立极大的壮大了泰昌公司的实力，也为泰昌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企业。90年代以来，电力体制的改革发展给泰昌带来了新的机会，电力领域的主辅分离给泰昌公司带来了切入电力服务领域的难得机遇。****年，张总果断投资重组温州电业局下属的温州市线路器材厂，间接控股了温州泰昌铁塔制造有限公司，为泰昌的稳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中，泰昌的发展得益于良好的政策环境，得益于一大批肯吃苦、肯动脑筋骨干人才，更重要的是张总在创业之初便确立“开拓创新、求实奋进”的企业精神指引着泰昌的发展。

1999年-2003年，泰昌企业文化的成型时期

并购温州泰昌铁塔制造有限公司公司给泰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成功，但原董事长张贤瑞并不满足，他指出，企业的发展，单靠温州市场只有死路一条，企业的理念不发展也只有死路一条，在20*年以后，他提出要进入国家电网公司市场的宏大目标，功夫不负有心人，20*年初，在广大泰昌人的不懈努力下，泰昌公司第一次中标了国家电网公司华东福建联网工程浙II标段，这是温州民营企业首次进入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名单，这是泰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为泰昌的发展极大的铺平了道路，这是泰昌公司近十年努力的结果！原董事长张贤瑞后来准确的阐述了泰昌企业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那就是90年代泰昌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泰昌拥有为人所先的民营企业优势，那时的泰昌没有人家的规模，没有人家的设备，但民营企业的优势具有先天的效率优势，所以，泰昌活下来了。他提出，泰昌企业要在21世纪初继续发展，必须从单纯的效率优势转向服务优势，利用我们民营企业良好的执行能力，从服务要市场，从服务要效益，从服务要客户满意，从服务树立泰昌良好的服务品牌。张董事长近一步认为，当所有的竞争同行都重视服务以后，泰昌的服务就没有优势了，因此，他提出了21世纪的泰昌必须是“文化泰昌”，只有文化泰昌才能打造百年泰昌，品牌泰昌。

2003年-2005年，泰昌企业文化的深化、发展时期

20*年一场无情的车祸，带走了创始人董事长张贤瑞，带走了温州一个难得的优秀企业管理人才，这对泰昌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是泰昌一次不可弥补、不可估量的损失，泰昌的发展又站在了十字路口上。当时很多人都说：泰昌完了，温州的民营企业就是企业家的企业，经不起风吹雨打。

在这严峻的考验面前，泰昌人没有退缩，也没有畏惧，在流言蜚语面前，大家认为继续做好泰昌的事业才是根本，在张总去世后的一年时间里，跟着张总一年以上的中层干部一个也没有离开泰昌公司，这为泰昌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可靠的基础，可以说，只要有泰昌人在，就一定有泰昌在，这是大家一致的共识。

世界在发展之中，万物都在变化，泰昌的“开拓创新、求实奋进”企业精神给泰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取得了成功，当大家认为，泰昌发展了，企业的文化也要发展，也要深化，2004年，经集团公司董事会深入分析并酝酿，提出了在集团公司制造领域以“用心制造、用心服务”为口号，在建筑安装领域以“精心施工、用心服务”为口号的“用心”文化，进一步阐明了泰昌不仅能造出小产品，做出大工程，而且是精益求精，用心为上，重视细节，满意用户。

经过讨论，会议明确了泰昌如下的文化体系：

1.理念文化

企业哲学：创新则兴，守旧则衰。理论创新拓思路、技术创新争领先，产品创新赢市场，管理创新得效益。

企业宗旨：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会，为股东创造效益，为社会创造财富。

经营目标：创泰昌品牌，成为领先的电力领域和建筑行业产品提供商。

企业精神：开拓创新，求实奋进

企业口号：用心制造用心服务

2.核心价值观

人尽其才，以人为本——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合理利用人才是企业发展的保证。

终身学习，追求进步——鄙弃小富即安，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不断追求进步。

产品服务，力争完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虽然不可能完美，但要力求完美，保证成熟，可靠。

3.人才价值观

诚信、尊重——诚实守信，尊重他人，尊重企业。

创新、合作——打破成规，力求突破。具备合作精神，服从企业发展。

学习、发展——具有学习能力和学习精神，追求进步与发展。

4.企业愿景：

一流的输变电领域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一流的建筑业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二、打造泰昌文化的的途经－良好的泰昌制度

泰昌自成立以来，一直就秉承法治大于人治，会议大于经理的原则，未经会议批准的制度，就是不适应也要按制度执行。

1992年以来，泰昌便逐步纳入了制度化管理，董事长自己报销也要两个人经手等较科学的管理制度，避免了人治给泰昌带来的巨大风险。

2003年，集团公司各部门在泰昌制度管理小组的牵头下，统一了各部门制度，规范了制度化管理，形成了以企业集团公司为规范模板，各子公司经集团公司统一管理制度模式（制度封面见附件，具体内容因保密原因未打印附上）。

在泰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将制度通过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手段来固化，20*年，泰昌在温州民营企业中率先实行会计电算化管理，提高了财务效率，规范了制度管理，同时通过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泰昌的管理水平。20*年，泰昌集团投资几十万元进行信息化系统改造，预计在年底可以实现统一的信息化办公平台。逐步将制度从原有的手工模式过渡到信息技术处理模式。

三、打造泰昌文化的保障－良好运营机制

泰昌集团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每一个层面都在为打造泰昌的文化而努力，泰昌拥有良好的组织机构，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层次分明的管理层体系。

1.良好的组织机构

集团公司经过20*年的调整和规划，确立集团的运营模式为结构层次清晰的母子公司管理体系，确定核心企业为泰昌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各子公司全部由核心企业控股，通过资本纽带控制架起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良好桥梁，规范了集团公司、子公司等法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同时通过集团公司对企业文化进行统一梳理、协调，打造出不同公司但却有相同企业文化的泰昌企业。泰昌的组织结构调整后，各子公司总经理各司其职，但有接受集团公司管理和监督，确保了泰昌文化在子公司的发展。

2.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

人才泰昌的核心资源，泰昌集团公司十分重视人的作用，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泰昌集团已经打造出了以老、中、青比例协调的人才队伍。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制定有详细规范的人才培训计划和人才发展计划，做到人尽其才。

在新员工入职的第一天开始，泰昌人力资源部就将对其进行泰昌文化培训，如：泰昌价值观、泰昌理念、泰昌愿景、泰昌制度、泰昌历史等等，通过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在平时，公司定期举行生产计划会，经理例会，车间班组会等等形式，定期阐述公司观点和制度，通过不断重复，不断灌输，形成了泰昌人特有的遵章守法、注重落实的氛围。

在年终，泰昌集团举办年终总结会，鼓励先进，树立典型，及时总结一年发生的大事，及时发现优秀人才并给予提拔，形成了泰昌人才良好的新陈代谢机制。

3.层次分明的管理层体系

泰昌集团的管理层分为战略层、经理层和执行层。20*年，泰昌花巨资为聘请北京诺亚舟企业咨询公司为企业作战略规划，明确了泰昌的管理层体系。

泰昌战略层为泰昌集团董事长办公会，每年通过董事长办公会，确定公司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确定公司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确定各子公司总经理的职责和目标等，战略会议也直接体现泰昌文化发展目标。

经理层是战略的执行机构，泰昌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批懂经营、懂文化的经理人队伍，经理人队伍的稳定和发展给泰昌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保证，通过经理人不打折扣的执行战略层意图，确保了泰昌企业和泰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执行层是相关公司的中层干部，泰昌的执行层全部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很多还是大学本科毕业，理解能力，执行能力强，泰昌中层管理是泰昌发展的基石，并通过他们及时的将泰昌的企业文化拓展到每一个员工身上。

四、多种打造泰昌文化的载体

文化的宣传需要好的载体，她需要平台，需要空间，泰昌的文化宣传主要的载体如下：

1.黑板报

古老的传播媒介，但却能时时创造新的生机，泰昌黑板报是泰昌文化的一个重要一角，泰昌黑板报每星期更新一次，定期传播员工先进事迹、国内国际大事、安全知识、常用知识、科技知识、管理知识、管理者理念。

2.《今日泰昌》企业内刊

从20*年开始，泰昌便成立企业内刊，刚开始叫《泰昌简报》，经过几年的发展，一致决定更名《今日泰昌》，今日泰昌及时反映集团公司重大新闻、重要人事变动、公司好人好事、公司员工评论等，这是大家一个难得的交流平台。

3.行业网站和电视台

泰昌生产的是电力的专业产品，她和我们息息相关，但很多人却不曾接触，因此，泰昌通过行业网站平台，打造电力行业品牌，公司是中国采购于招标网、国网招标网的注册会员，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会员，通过行业网站宣传泰昌品牌和泰昌形象。

同时，公司通过电视台展现企业品牌形象，为今后进入消费品市场打入坚实的群众基础。

4.企业集团网站

2004年，企业集团网站全新改版，改版后的企业网站采用先进的美工、数据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宣传泰昌文化和泰昌品牌，泰昌网站现已经成为是客户和公司的桥梁，社会和公司的纽带，发挥了巨大的新型传媒传播效应。

泰昌企业集团网站成立后，众多的用户通过用户了解了泰昌，了解了泰昌文化，了解了泰昌她是什么、她是作什么的、她能做什么，她是一个24小时的服务使者。

很多求职者也通过泰昌网站成为了泰昌的一员，她们从网站获得泰昌文化信息后，很多人因为认同泰昌文化、愿意尽力为泰昌做贡献而成为了泰昌的一员，泰昌也通过新型的手段募得了一些公司需要的人才。

5.公司组织的各种活动

在泰昌，体现文化活力的不仅仅是工作，生活也是重要的一部门，泰昌公司定期举办各种活动，如集团篮球赛、集团庆元旦、庆国庆联欢会、集团打字比赛、集团焊接比赛等等（具体照片另附），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了泰昌是一个和谐的集体、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是一个关爱的集体。

五、体系化的文化系统实施并在实践中验证

泰昌集团取得成功，正是因为泰昌文化取得了成功，五湖四海的人才，因为有跟泰昌一样的文化而相聚在一起为泰昌打拼，为泰昌发展贡献力量。

泰昌集团公司从一个几个人的小作坊到现在4个亿的产值，她慢慢的长大了，她成为了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输电线路的主要供应商，她的成功是因为前面所述的因为有良好的各项制度和组织机构体系化实施的结果。

六、泰昌文化的理论支持

泰昌文化理论成立于温州，长大于温州，有既然温州“敢为人先，民本和谐”的理论基础，也有泰昌包括创始人在内的企业家理论。泰昌创始人的文化理论是：

⑴“开拓创新，求实奋进”，允许为创新犯错，但不允许重复犯错，求实但要求奋进。

⑵在事情未定之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事情定下来之后必须有相同的意见，然后逐步形成统一的思想观念。

当然，泰昌的文化还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我们要求所有的事情都要用心，努力打造“用心文化”，强化细节决定成败，用心成就未来。泰昌的文化理论既有历史的基础和沉淀，也不断赋予了先进的思想体系，她是一个良好的文化母体。

七、成立专门文化中心，进一步深化泰昌文化运作

泰昌文化的体系化实施目前还在进一步的深化过程中，20*年，泰昌集团专门成立泰昌企业文化中心负责企业文化的统一运作，企业文化中心成立后，迅速委托温州兴业商标事务所重新理顺企业的商标工作，并重新注册作为整个集团公司的主商标，新商标的主要文化涵义有：

⑴.新注册商标，这是一个英文为主的形象标识，她来源于TAICHANG泰昌，但比TAICHANG泰昌更简洁，因此，她既是原有品牌的自然传承，也体现了发展的泰昌高效、自由、充满活力。

⑵.新商标中的A字异形，突出了英文字母的首字A，象征着泰昌人执著追求、勇往直前、永远争当第一的精神理念。

⑶.新商标的异形A字，和泰昌的主要产品铁塔形似，体现了泰昌人“开拓创新、求实奋进”，永不满足的精神理念。

泰国文化论文篇（9）

中泰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两国正式建交可追朔到隋朝时期。随着两国关系的日益密切，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到泰国，这部分移民被称为泰国华人。泰国华人目前为止大约有八百多万人口，泰国华人在保持了原有文化的同时吸收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

1 华人文化的发展

泰国华人以潮州人为主，来到泰国以后积极学习泰国的语言文化，尊重泰国的风俗习惯，与泰国当地居民和谐相处，很快的被当地社会所接受。最初泰国华人来到泰国，并没有在泰国传播文化的意识。华人文化的传播是伴随着泰国华人的生活、生产而产生的，并逐步被当地社会所吸收。

1.语言文化： 语言是交流的手段，更是文化传播的基本工具。潮州方言对泰语影响十分巨大，甚至已经融入到泰语的词汇系统中。据统计现在泰国词汇中借用自汉语的词汇大约占总数的15%。

2.习俗文化：习俗是文化的载体，更是人们认识文化的重要方式。随着两国文化的碰撞融合，泰国人逐渐的接受华人文化，更甚于皇族在做寿庆和功德法会等节日活动上都借鉴效仿华人习俗。

3.信仰文化：潮州地区自古以来多崇信鬼神，受到当地文化习俗及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些人在出海去泰国之前都要去神庙祈福，以祈求平安。平安到达泰国以后，这些人以兴建神庙、吃斋、祭祀、戏剧的形式来还愿，而这种文化一直传承至今。戏曲样式众多，包括年初的“祝福戏曲”，九皇斋“吃斋戏”，一年结束的时候“谢神戏”等，深受群众喜爱甚至也受到皇室的喜爱。

4.生产技术：泰国华人为泰国带来了中国甘蔗种植技术、蔗糖制作技术、碾米技术、胡椒的种植技术、烟叶种植技术等，促进了泰国的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发展作出贡献。

2 华人文化的传承

华人不论走到哪里都十分很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发展。随着华人地位的不断提升，在泰华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愈发强烈，在20世纪初期，华人们已经有意识得在传播，传承潮州文化。主要方式为：开办教育、组织商会社团、弘扬艺术文化、发展等。

1、节日民俗文化：现在很多泰国华人文化已经融入到泰国的社会文化中。因为华人的影响，春节已经成为泰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泰国皇室也倡导和支持泰国春节的文化活动。诗琳通公主每年都会参加唐人街举办的春节文化活动，如：舞狮、放鞭炮、贴对联、挂中国结等。泰国节前准备阶段和中国一样，都会进行打扫和清理等活动来辞旧迎新，也有放鞭炮和祭祀活动。

2、饮食文化：泰国人所接受的传统食品中大部分为潮州食品，体现了潮汕的饮食文化，结合了当地的环境特点又加以改良。在接受华人饮食文化的同时加入了些许本土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自己饮食特点。

3、：佛教是泰国的国教，也是泰国人的生活重心，与泰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家族里重要的事件都能体现宗教的存在，例如：商店开业、新居落成、婴儿新生、生日、婚礼举行、丧礼等。同样，佛教对中国人和在泰华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和泰国都有着佛教的信仰，只是中国所信仰的是大乘佛教，泰国的是上部佛教，在皈依形式和习俗上都有差异，但是基本教义和仪式大同小异。

4、华文教育：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初中泰两国的邦交正常化，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越来越重视，1991年泰国内阁放宽华文教育管制政策。最初泰国的华校使用潮州话教学，随着华文教育政策的放松，泰国的学校开始重视普通话教学。泰国华人中潮州人的后代也失去了学习潮州话的机会，不会听说潮州话，也很难接触了解到潮州传统文化习俗。

3 结语

文化的变异和融合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化有自我选择、淘汰和更新的能力，一部分传统和特征会失落，也有一本分传统和特征会保留或者一新的面貌出现。长期以来，老一辈的泰国华人为传承传统文化不懈的努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融合，泰国华人文化必将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包含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又体现了泰国本土和西方的一些文化特色，它即为新的泰国华人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刘美珠（YenjitLewwattanachotinan）. 中泰两国春节的比较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4.

[2]李祺. 泰北云南籍华人融合问题[D].暨南大学，2015.

泰国文化论文篇（10）

【作 者】杜树海，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2005级研究生。桂林，541001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3-0156-006

Tracks Down the Losing Memory

――The Summarization of Origin Research on Tai and Dai Nationalities

Du Shuhai

Abstract：The origin research on Tai and Dai nationalities is hot spot of academic circles. The author has combed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origin research on Tai and Dai nationalities from“ theory of moving to south" to “native theory"，again“ theory of moving westward"，and has made the commentary on the correlative questions.

Key words：Tai and Dai nationalities；Theory of moving to south；Native theory；Theory of moving westward

民族，作为当今人类最重要的分群形式，其最古的历史往往倍受关注。泰傣民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关于泰傣民族起源的研究已经有120余年的历史，100多年来各种研究结论次第登场，争讼不断。这一方面是因为泰国泰族在13世纪之前基本没有明确的历史书写，只能靠其他学科的材料来对其“前文字”时代的历史进行构拟，这无疑增加了学术研究的难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19世纪末以来，各种政治思潮风起云涌，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卷入其中，这也影响了泰傣起源研究的整个进程。下面，笔者不揣浅陋，将各种关于泰傣民族起源的研究作一梳理，以备学界查考。

一、西方学者肇始的“南迁说”与泰国国内学者的回应

最先对泰傣民族起源进行研究的是英国伦敦剑桥大学教授、印度支那语言学专家拉古伯里，1885年在《掸族的发源地》一文中，他依靠中国史料和对中国与东南亚语言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早在公元前2208年，泰族就已经在中国人到来之前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远在武王时代的地理考察报告中，中国人就将泰族称为‘蒙’或‘大蒙’。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蒙’或‘大蒙’就住在中国的四川省。”

拉古伯里认为泰族发源于中国的四川省，但他并未对其的南迁“历史”进行太多的推测。完整提出“南迁说”的是由一位名叫杜德的美国牧师，他还拉长了泰族在中国生活的历史，认为泰族最早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随后才迁入中国中部地区的。在1909年出版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一书中，他写到“泰族属蒙古血统，是一个比希伯来族和汉族还要古老的民族。泰族被称为‘哀牢’或‘大蒙’。远在公元前2200年中国人到来之前，他们就是中国土地上的主人了。所以才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兄长。泰族故居在阿尔泰山一带，以后逐步从北方迁入中国，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又从中国中部迁徙到南部，再从中国南部迁入印度支那。”

西方学者的观点在泰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著名学者纷纷传播并发挥拉古伯里和杜德的学说，其中以丹隆・拉差奴帕亲王、历史学家銮威集瓦他干、坤威集玛达拉等人为代表。

丹隆・拉差奴帕亲王于1924年在朱拉隆功大学的演讲和1934年出版的《论古暹罗统治的性质》一书中就重复并发挥了拉古伯里的论点，“泰国的土地上主要居住着拉瓦族、孟族和高棉族，泰族则生活在与中国接壤的一带(指现今四川)，大约在公元前43年被中国人驱赶才迁徙到中国南部的云南。”銮威集瓦他干在1933年出版的《暹罗和金邻》以及1956年出版的《泰族研究》中则更为细致地刻画了泰族南迁的“历史”：“在中国人迁入之前，泰族的故居在现今中国中部的四川、湖北、安徽、江西一带，以后逐步迁入云南和印度支那半岛。泰族的迁徙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个别渗透式；再一种是大规模的迁徙。其中又以个别渗透式为主，利用这种方式的渗透持续了近千年，向印度支那渗透的时间也有400年了。”坤威集玛达拉的代表作是《泰国的基柱》一书，此书曾于 1928年获泰国七世皇奖和皇家学会颁发的文学奖状，他在书中秉承杜德的观点，写到：“泰族的故居在阿尔泰山，这里是蒙古族的发源地，以后泰族在黄河和扬子江之间建立了‘哀牢’王国，‘隆’、‘巴’、‘僚’三城建为京都，当中国人从喀什扁湖迁来时，他们发现泰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大约佛诞前300年，泰族开始受到中国人的侵略，逐步南迁，直到557年时在云南建立南诏国。皮罗阁(《南掌纪年》称坤博隆)时期，南诏的版图已经扩大到西双楚泰、琅博拉邦和泰国的北部，并于公元757年在拉瓦、高棉、孟等族生息的金邻土地上建立起庸那迦王国。”“1235年忽必烈征服南诏，当地的泰族被迫迁入金邻和先期到达的泰族汇合。”

另外，巴博西里在1935年出版的《泰国故土考》、1959年出版的《泰国故土和故都考》中，披耶阿奴曼叻差吞在1940年出版的《泰族》中以及吴迪在1924年出版的《暹罗史》中都阐述了与丹隆・拉差奴帕亲王等人相似或相近的观点。从19世纪后期起，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泰族“南迁说”一直占据泰国学界的主流地位。坤威集玛达拉的《泰国的基柱》一书在1928年至1975年间先后重版7次，直到1978年，泰国教育部还将“阿尔泰起源说”的内容编入历史教材。

综观这一时期的泰傣民族起源研究，我们会发现其深受西方学者政治偏见与泰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学者凭借语言学上简单的比较，如将“阿尔泰”的“泰”附会为泰傣民族的“泰”和“傣”，就得出了泰族起源阿尔泰山一带的说法，并认为正是中国的压迫才造成了泰族的南迁。这与西方学界对当时的的刻板印象密不可分，经历了启蒙时期对中国的无限向往，到19世纪，西方学界对中国越来越反感，成了腐朽、专制、残暴的代名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泰族所谓的“南迁”与中国的“压迫”联系起来了。

泰族“南迁说”之所以在泰国国内生根开花，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侵略，泰国虽未成为殖民地，但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泰国统治阶级急需在人民大众中培养忠君爱国的民族精神，然而，泰族早期历史的缺失却成为民族精神培育的巨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关于泰族拥有悠久发展历史、共同苦难命运的叙述自然满足了泰国统治阶级的需求，众多学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到本民族历史的建构中来。他们中的个别学者本身就是官学一体的产物，如前述的历史学家銮威集瓦他干就曾担任过政府艺术厅厅长。在1938～1944年间，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狂热鼓吹“大泰唯国主义”，“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成为他们最好的借口和工具，这一谬论逐步深入人心，变得根深蒂固起来。

二、国外“土著说”的兴起与中国学者的加入

与主张泰傣民族“南迁说”的学者不同，泰国国内很早便有人主张泰傣民族原本就是现今所居住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只是这种观点一直受到“南迁说”的遮蔽，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第一本由泰国学者完成的研究本民族族源的专著是披耶巴差吉格拉乍的《庸那迦纪年》，该书于1898年至1899年分期刊登在《瓦栖叻央》刊物上，并于1907年汇集成册。该书认为泰傣民族发源于中国南部。

后来，一些考古学家、医学家和人类学家从各自的学科出发，也提出了“土著说”的观点。1936年考古学家夸里奇・H.G・威尔斯根据叻武里府出土的人类头颅，得出了公元初期泰族就已经生息在夜功河和昭披耶河流域的观点。著名解剖学专家素・盛威昌先生将1960年、1962年泰国―丹麦联合考察队在北碧府大小桂河两岸发现的37具人类遗骸同现代泰人遗骸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这37具“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和现代泰人的遗骸完全是一致的”，所以，“现在泰国的土地也就是史前泰人祖先生息的地方”。清・犹地在1967年出版的《泰国史前时代》一书中也得出相似结论：“远在50万年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现今泰国的土地上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以后又经历了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金属时代并进入历史时代，现在还可以看到各个时代延续至今的文化痕迹。”

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保罗・本尼迪克特利用语言对泰族进行研究，他认为：自古以来，泰族就生活在现今泰国的土地上，后来操泰语的民族之所以分布在更大的区域内，则是因为大约在4000～3000年前，从印度迁徙来印支半岛的孟高棉人，迫使泰人分多路迁入现在中国的南部，后来他们又被中国人压迫才向南迁徙到阿萨姆、掸邦、老挝、泰国和东京。

20世纪70年代，精通中国历史的泰国历史学家菲德里克・莫特通过对各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提出了关于泰族起源研究的两点看法，极大地动摇了泰族“南迁说”。莫特的第一点看法是：从汉藏语系派生出的操泰语的民族支系(包括现今的泰族和老族以及缅甸、中国、越南和其他地区操泰语的民族)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曾经在中国北方或是中国的中部地区生息过。目前掌握的资料，只能说明操泰语的民族仅仅在深入云南境内的湄公河上游200～300公里的范围内流动。他还通过对唐朝派往南诏地区任职官员樊绰所写的《蛮书》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研究，得出了第二点看法，即南诏的主体民族是白族和彝族，傣族的人数不多，也不是统治者。南诏操泰语的民族和素可泰时代的泰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内许多学者加入到泰傣民族起源研究中来，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学者的研究是从驳斥“忽必烈压迫泰族南迁”、“泰族建立南诏国”等谬论入手的。几乎与泰国历史学家菲德里克・莫特同时，中国云南学者陈吕范等用雄辩的历史事实驳倒了“忽必烈压迫泰族南迁”的谬论。1978年，《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杜玉亭、陈吕范二人合撰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元代史料，提出元代忽必烈平定云南的大理政权并未使泰族大量南迁的观点。该文认为，“大量南迁论”是某些西方学者“抓住一点假象任意塑造”的结果。后来，陈吕范先生还发表了《关于泰族起源问题》、《所谓“泰族七次南迁说”剖析》、《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南诏大理国重要文物浅析》、《素可泰访古――再论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①等一系列重要文章，阐述了与莫特相似的观点，彻底廓清了南诏国与泰傣民族之间的关系。

在打破前人谬论的基础上，陈先生也树立了自己关于泰傣民族起源的观点：泰族起源于中印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的峡谷平原地带。这个亚热带河谷平坝地区，海拔不到1000米，气候炎热，雨量充沛，自古以来泰族先民――古掸人就在那里繁衍和生息。

关于傣族的起源，著名民族学家江应通过对《史记・大宛列传》所载“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的考察，认为：“从昆明族部落分布地带西行千余里，其方位正是今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其邻近地，而乘象役象也正是傣族并东南亚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习尚。《史记》所记的‘滇越’，指的正是云南境内的越人，也正是今傣族的先民。这就说明了傣族是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云南境内的土著民族。”

黄惠先生认为泰族的祖先是越人，“在中国云南省西南部、泰国中北部、缅甸东北部以及印度河阿萨姆部分地区，使古代越人被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保护着，虽有汉文化影响，但烙印不深；虽有印度文化的影响，但已被退化。由此走上了保留型道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泰傣各族。”概言之，黄先生认为泰人源于越人，泰傣民族的形成不是迁徙的结果，而是就地演变的结果。

王懿之先生认为泰傣民族共同源于中国西南的百越，即越人在云南的一支，同时，在中南半岛北部也有少量分布。王先生认为泰国的泰族有两种来源，一是原居于泰北一带的土著居民，二是从中国云南迁入的，其数量更大，文化也较高，与当地泰族结合后，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民族之一。

许肇琳先生也提出了泰族先民是至迟在距今2000年以前就聚居在中南半岛北部(包括今中国西南边疆)的土著的观点，并认为公元初年以“掸”(Dan)名号出现在中国史书记载的掸国就是今泰傣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追根溯源，掸泰族是分布于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古越人分支。

此外，申旭、侯方岳、李景煜等人也持有与上述学者相似的观点②。

“土著说”基本上是在二战后才兴起的。二战后，西方列强遭受重创，亚洲地区的民族国家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从此，西方学者牵强附会、道听途说式的研究失去了市场。各国本土学者依靠扎实的田野调查与珍稀的文字资料，在论证泰傣民族起源问题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使得一些流传很久的谬误得以澄清。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依然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和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二战胜利、各个民族国家建立后，它们不得不探寻自身民族――国家――疆域的合法性，它们不再愿意将本民族的族源溯及别国疆域之上，而是努力寻找本民族与现今所在地域的历史，这就是“土著说”的时代背景。如上所述的目的论色彩注定了“土著说”难免存在一定的谬误和局限。

三、“土著说”的动摇与“西迁说”的广泛认同

持“土著说”的学者通常把中国史籍中所记载的“滇越”、“越裳”、“掸国”等一些古国认定为泰傣先民所建立的国家，并与泰傣民族流传的一些传说相配合，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新的傣泰民族起源和早期历史发展的图景③。质疑“土著说”的学者们正是从此着手，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证明了这些古国并非泰傣先民所建，有些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纯属牵强附会。

汶江先生对《史记》关于“滇越”的记载进行分析后认为，“滇越”既在“昆明”以西千余里的地方，而“昆明”又在大理、永昌、腾冲、顺宁之间，因此，远在其西千余里的“滇越”必然在上缅甸或印度东北部阿萨姆一带。而“根据现有史料，在公元前3世纪，上缅甸不曾有过任何国家的存在，而印度却早在阿育王时代(约公元前273～232年)，孔雀王朝的势力就已扩张至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因此，“‘滇越’的方位大体可以断定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一带”。与此不同，缅甸学者陈孺性则认为“滇越”实际上就是古代缅甸骠人的国家。两位学者关于“滇越”的具置各有看法，但“滇越”不在今云南境内，跟泰傣民族没有历史关系这一点却是一致的。

在质疑“泰傣古国”的学者中，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平所做的研究最为全面深入，也最具代表性。他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成果④，证明了“早在先秦时期，在有明确记载的越人居住地以西的地区特别是云南，包括云南的南部、西南部及西部一带，主要居民都是濮人而不是越人。因此，如果不是先入为主地把今天云南和中南半岛地区的傣族和其他傣泰语民族的历史同史书记载的‘越裳’、‘滇越’、‘掸国’等古国联系在一起的话，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今天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乃至境外中南半岛地区在公元前或公元初就已有越人分布，更无法证明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是越人的分布区。”“从现有史书中关于‘百越’的记载来看，居于最偏西南地区的‘越’人，记载得比较清楚的是居住在今天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的越人。”泰傣民族源于古越人，这是学术界的共识。

与此同时，国外的最新研究也证明泰族并非自古以来就生活在现今泰国土地上的土著。汉斯本司在其《兰那简史》一书中，利用对泰北地区的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分析泰北的史前史时认为，泰国北部南邦府和帕府的史前遗址表明，大约在100万年前，当地就有人类居住了……而所有考古材料均表明，这些当地史前人类的后裔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卡”(Kha)、“听”(Thin或Htin)、拉瓦(Lawa)等民族及其支系，他们均属孟高棉语民族。新加坡学者也认为泰国东北部的许多史前遗址，包括依诺他和班清，可能原来是由使用南岛语语系的民族所居住。泰国学者披耶阿努曼查东在《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一书中认为，“一千多年前，泰国大部分领土，除马来半岛的南部地区之外，都处于印度教化堕罗钵底(公元457～657年)的讲孟语民族和高棉或柬埔寨帝国(公元957～1257年)的统治之下，而马来半岛则处于宗主国室利佛逝这一印度教化的苏门答腊帝国(公元657～1157年)的统治之下”。可见泰族是后来才迁入并融合了当地土著民族。

在“南迁说”基本被，“土著说”遭受广泛质疑的情况下，关于泰傣民族起源的“西迁说”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西迁说”的主要观点是，泰傣民族是由原居于今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及其周边一带的越人西迁形成的。

“西迁说”最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1935年，德国学者威廉・克里德尼尔在《文化与地理：在云南大理地区进行的关于南诏问题的考察》一书中写到：“洱海地区的主体民族是罗罗，泰族主要居住在洱海以南地区。云南的地理特征是高原和高大的山峦，泰族是一个以种植稻谷为生的民族，他们喜欢居住在热带地区而不喜欢生活在高原。所以他们不可能迁入云南。泰族的故居只可能在像广西、广东一带这样近海的地区。”德国社会人类学家沃尔夫勒姆・埃博哈德、泰国学者卡宗、素卡帕尼等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

在国内，徐松石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明确提出了泰傣民族“西迁说”的观点。他在《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⑤一书中说：“无疑今日的广西僮人，是泰国小泰人最近的亲属。其实整个粤民族，也与泰国的泰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最可惜的，就是当日泰族西移，而倮倮南下，倮族在滇南渐渐地把泰族的移动线截断。于是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泰国的泰人和桂西的僮人，便完全断了音讯。后来彼此竟然不知是一家之亲。”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广西的一些民族研究工作者深入泰国进行实地考察，并与泰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壮泰比较”的合作研究，“西迁说”的研究成果借此大量问世。

范宏贵教授是持“西迁说”学者中最为资深的一位。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关注泰傣民族起源问题，并多次到泰国进行访问与调查，写出了大量研究论文。2004年出版的《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以及2000年出版的《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集中代表了范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范先生主要是通过语言的对比研究，并结合实地调查的经验，得出了如下结论：“现在我们已知道壮、傣等族的先民是百越人。百越有很多支系，那么壮、泰、佬、傣的先民是那一支系呢?从地理分布看，应是分布在广西南宁以北至湖南南部、广东西部的西瓯人。”并认为壮泰等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大约是1万年前至公元8～9世纪”。

持“西迁说”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覃圣敏先生。他从1991年开始主持广西民族研究所与泰国艺术大学联合实施“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历时10年终于完成五卷本的长达280多万字的《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书中就壮泰两个民族的地理环境、体质特征、考古学文化、语言文字、物质生产习俗、传统建筑等1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比较，并将中泰学者各自的研究结论并列放置，增加了研究的公正性与科学性。书中用判定语言同源或接触关系的方法来诠释壮泰民族的起源，用“语言断代学”来判定壮泰民族的分化时间，都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创新性。该项目研究的结论是“壮族和泰族共同起源于瓯骆越人”，“壮泰两个民族是同源异流的关系”，“故二者(壮泰两个民族)分离的时间似应在东汉以后(公元220年)至唐代以前(公元618年)的这段时间之中”。

广西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潘其旭先生关于中国华南与东南亚地区地名的研究⑥等等。广西学者与泰国学者合作进行的研究凭借确凿的证据链条与严密的逻辑推理，较好地证明了泰傣民族起源“西迁说”的真实性。他们的结论也越来越得到学术界同行的认可。

泰国学者纳鲁密・索素、素拉蓬・纳塔平图认为：“总的来说，有关泰族人的祖先问题是与台语民族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境内及越南北部红河河口平原一带的观点是互相融合的，后来，台语民族往南迁徙，与生活在东南亚沿海河口平原的孟族、高棉族和掸族产生血缘关系，演变成后来的泰族。”

何平先生于2006年在《民族研究》上发表《泰傣民族起源再探》一文，认为：“傣泰民族主要是从今天的广西、云南和越南交界一带即今天壮族以及他们的支系聚居的地区辗转迁徙到今天他们居住的这一地区的。今天壮族以及他们的支系聚居的这一地区才是傣泰民族的发祥地。今天的傣泰民族是从这一地区迁徙出去的古越人群体与当时居住在今天傣泰民族分布地区的土著居民融合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罗美珍先生也在2006年的《民族研究》同一期上发表《泰傣民族起源和迁徙问题补证》一文，认为古书所记载的东夷“有一部分人则居住在两广，成了后来古书上记载的“百越”(瓯越、骆越、俚、僚等)。后来又有一部分人从广西出发经过贵州(留居下来的成了布依族、侗族、水族)、云南(留居下来的成了傣族)，直到东南亚诸地，成了掸族、泰族、老族等；而留在广西的成了壮族。”

云南著名学者王文光等也发表了支持“西迁说”的观点。

云南学者何正廷还专门就侬智高起义失败后，率部落籍元江的情况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考实，结果从中发现了侬智高及其后裔由侬氏改为那氏、其部众多由壮族变为傣族的情况，证明了元江是壮、傣民族融通过渡的地方，并从壮、傣民族的南迁寻踪，揭开了泰、老、掸诸民族何以崇敬侬智高的千古之谜。 这为泰傣民族西迁说提供了实证的支持。

综上所述，“西迁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泰族起源的千古之谜，但它也还存在一些“缺环”，比如泰族西迁历史的具体刻画等等，需要更多研究者的进一步探索。

结 语

关于泰傣民族起源的讨论已经持续了100多年，在将来可能还会争论一段时间，但有一点却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识：泰族与中国境内的傣、壮、布依、侗、仫佬、毛南、黎、水等族以及缅甸、老挝、越南、印度境内的掸、老族、岱、阿洪姆人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处在稳步推进的过程中，探寻上述各族的文化渊源，重建共同的历史记忆将为这一建设进程提供巨大的文化支撑，确保这一广大区域走上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

注释：

泰国文化论文篇（11）

（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语言有其文化特殊的关系性，在文化学习当中学习语言必然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将两者有机结合，并且在实践当中得到一定的语言知识锻炼。由于泰语属于非通用语种，学的人并不是非常多，所以在教学当中能够让学生懂得如何去学习和培养学生对于泰语的兴趣是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除此之外，在讲授泰语课程的时候适当地融入一些泰国的历史也是能够起到促进学生学习泰语的作用的。

（二）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交际能力

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交际能力。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社会了，对于人们的交际能力有着非常严格的把关和认证。增强学生的交际能力不仅仅是通过日常生活当中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教导和培养，更多的是对学生进行泰语语法的培养和训练。在中文当中姓氏是写在前面的，然后在英文当中姓氏是写在后面的，这就说明在不同的国家当中对于语言和文字都有着不同的定位。

（三）有利于文化交流

在泰国文化教育当中应该注重比较其与中国文化间的异同，不宜采取单项教育的形式。在汉语言的教学当中每个学生的认知度和思维都是占有主导作用的，然而学习泰语语言文化需要通过内在认知和体系的转化来完成。学生只有在比较两种语言的差异时，并且在对本国的语言有着一定的认知程度时才能够更好地学习其他的语言文化。

二、培养泰语学习者跨文化意识的途径

（一）注意泰国文化导入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当适度地去注重将泰国的文化进行导入，因为学生要想学习好泰国的语言，对其文化知识的了解是首要的先决条件，然而教师在讲授泰语的时候不仅仅起到一个传播语言文化知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传播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悠久历史，所以为了更好地去使学生理解泰语，有关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就应当注重泰国文化的导入。

（二）积极转变教学方法

转变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重要前提。传统的泰语教学过分强调泰语语言知识方面的讲授，主要以泰语单词、课文、语法为主，而缺乏泰国文化因素的渗透，严重影响了学生对泰语的理解能力，造成泰语实际运用时常常出现错误。新形势下，作为一名泰语教师，要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彻底改变传统的以语言知识讲解为主的教学方法，积极地渗透文化因素，从而把泰国文化与课堂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泰语教学的实际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利用探究性学习进行跨文化教育，一方面，教师可以采用小组讨论、演讲比赛、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拓展泰语教学，多渠道了解泰国的历史和文化；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辅助手段积极为学生提供具体的泰语学习情境，鼓励学生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角色表演，使之能够在具体真实的语言环境中运用泰语进行交际，不断提高学生对泰国文化的认识。教学方法的转变能够使学生从文化和语言两方面进行泰语学习，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对泰国文化的理解，而且能够提高学生的泰语交际能力。

（三）优化教学课程体系

在课程定位、目标、任务等方面的制定上，除了要考虑泰语的语言知识结构的因素外，还需要确定泰语语言教学的每一个阶段中泰国文化导入的侧重点，使文化教学成为泰语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教材选编也必然要体现泰国文化因素，加入有关泰国社会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的内容，尽量反映泰国民族文化特点。通过对课文的学习，使学生能清楚地了解有关泰国文化或双语文化异同，激发学生去寻找、获得和理解泰国国家的知识。同时，还有利于教师在教授语言中结合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来开展教学活动。

（四）课外开展文化活动

外语学习需要课堂内外的共同努力，仅靠课堂教学无法保证学生学习外语所需要输入的质与量，学生还需要充分利用课外时间来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和拓宽文化知识面。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泰语角”、泰语戏剧比赛、泰语朗诵比赛等课外活动，通过活动学生就提高了泰语语言运用能力，能根据言语交际的环境来正确使用语言。每到泰国重要传统节日时，泰国籍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庆祝泰国传统节日的活动如泼水节、水灯节，寓教于乐，学生对泰国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及生活细节了解得越深刻细致，就越能够正确理解并准确使用这门语言。

（五）加强高校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