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谣教案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4 15:11:40

长城谣教案

长城谣教案篇（1）

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为“亡秦者胡也”一类的谣言困扰，他缔造的帝国在其儿子手中葬送，导火线同样是一句谣言： “陈胜兴、吴广王”。古罗马的皇帝也被谣言折磨得很痛苦，以致不得不任命公共谣言监察，每天到人群中去，从闲谈中发现谣言，进而把握公众情绪。如果必要，谣言监察者还会用自己编造的谣言来发动一场反击战。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中流传了这样一个谣言：暴君尼禄不但不为大火死难者悲伤，还写诗赞美火灾，为火焰燃烧的美丽而陶醉。为了自卫，尼禄迅速放出反谣言的谣言：是比他更不受人欢迎的基督徒在城内放火。于是，民众在做了替罪羊的基督徒们身上尽情发泄怒火，却忘记了这怒火最初指向的是尼禄。中国论文联盟

几千年来，历史中的谣言都不绝如缕。但在古代，因为交通、通讯、传媒、人口等限制，谣言传播的速度与规模都不能与近世相提并论。1768 年，一则关于妖术的谣言竟迅速演化成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影响波及数千万人，孔飞力在其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对之作出了精彩的叙述与分析。乾隆帝残酷查处了“叫魂案”，一颗颗人头像韭菜一样被割掉，并且不可能再长出来。乾隆帝恐惧的并非谣言本身，而是谣言导致的社会集体心理波动与行为变异，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谣言案的深入观察，乾隆帝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在常规领域失去对官僚的有效控制。上述种种，都对这个异族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形成威胁，统治者必须严肃应对。

乾隆朝是所谓清代最后一个盛世，嘉道之后，乱世来临，大规模的谣言更是泉涌而出。譬如在太平天国与清军的对战中，双方都毫不客气地使用了谣言这种非常规武器。洪秀全曾散播谣言说：“予细查满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前伪妖康熙暗令一人管十家，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清军也立即展开谣言反击战，散播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据说曾国藩还炮制了民谣，派人四处传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如果曾国藩未能有效化解对方的谣言战术，并在己方谣言之上制造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可能胜利还会来得更晚。

二

谣言的煽动力确实是巨大的。1891年，几乎所有的西方在华传教士都绝望地发现，他们正被洪水般的谣言包围。在谣言里，他们妇女，拐卖儿童，贩卖器官，在井水投毒，挖中国人祖坟等等，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无恶不作。仇恨在谣言中滋长，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长江沿岸多个城市的教堂，并掠杀传教士与教友，史称“长江教案”，是义和团之前最严重的反教事件。教案中的谣言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在 1891年通过书籍、报刊、露布、传单等方式集中传播而已。早在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载有天主教会烹食小儿之说。至于天主教会挖眼，则可上溯到雍正时吴德芝的《天主教书事》一文，而道光22年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也传播了“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这样的怪谭。

谣言本身或不能改变历史，但很可能成为历史巨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章立凡说的不错，“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

1911年10月9日下午3点，革命党人在汉口不慎引爆炸药。大约同时，“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正在新军中流传。到了10月10日，这个谣言更加具体了——“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官员已经掌握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当时的新军士兵，不少人都没有辫子，传说中的花名册又谁都没见过，谁知道自己在不在其中呢？恐惧开始在新军中蔓延，恐惧滋生新的谣言，新的谣言反过来又加深恐惧。这时候，参加兵变就成了多数士兵自保的最优选择。10日薄暮，一个排长查哨时的普通纠纷，竟激成哗变，最终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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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　三

谣言为何总是能轻易地使人接受并参与传播？1942年美国两位学者做了一个谣言传播与接受的研究，计算出一个“信谣指数”，结果发现：穷人比富人更易信谣，45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更易信谣，犹太人比非犹太人更易信谣。穷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渴望改变现状；45以上的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渠道与信息分析能力相对落后；犹太人更易信谣则是因为在战时，犹太人比一般人更缺乏安全感，而当时的谣言往往又是让人恐惧的那种。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在《谣言 ——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中，对谣言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谣言经常是“真实的”，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权力无法控制这种信息。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谣言是信息的黑市。辟谣往往制止不了谣言，因为谣言不是福尔摩斯，对真相充满感情，谣言是聚集着仇恨的女巫，它只说出人们认为应该如此的“事实”。人们看上去是在传播新的谣言，实际上是在清算旧账。辟谣注定是无力的，因为辟谣会破除人们的幻想，给狂热者当头浇一盆雪水，唤他们回到平庸的现实中来，爱做白日梦的人们当然不肯买账！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反权力，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谣言还是社会群体心理结构的镜子，因此不论真假，谣言都是有价值的。

在我看来，谣言不但是社会的、政治的，也是历史的。谣言不但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导火线，并且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解说者。历史中充斥着太多谣言，有些被当场击毙，有些则轻松逃脱，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演变成都市传奇或历史神话。都市传奇是谣言的连续剧。譬如针刺狂的谣言，1922年在法国巴黎一度盛行，80多年后在中国大陆又化身“艾滋针刺狂”的传说不胫而走。历史神话则是谣言的终极形式。譬如义和团运动，在1901-1920期间曾被认为是愚昧、迷信、野蛮的神话；在1924-1937却被认为是饱含民族自尊与抗击热情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神话；在期间更被指认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的神话，且间接为红卫兵哺乳；上世纪80年代以降，它又重返愚昧、野蛮、疯狂的神话，只是不时仍蒙着一层爱国主义的遮羞布。

长城谣教案篇（2）

Web2.0与新闻不相容

要说清必然，得认真审视这几年风起云涌的Web 2.0。它指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新方式，由原来的以下载为主转为下载和上传并重。上传什么呢？相当多是“用户自产内容”，网民成为互联网内容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典型的Web2.0应用包括：微博、博客、社交网站、即时通讯、视频分享、维基百科等。

“用户自产内容”当然有价值，但它与新闻不相容。美国学者比尔·科瓦齐等指出：“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作为约束手段的核实将新闻与娱乐、宣传、小说、艺术等区分开，“这也是判断所有自称新闻工作的活动是否货真价实的首要标准。”#或许把“实质”改为“底线”更确切——新闻的底线是用核实进行约束。这“新闻”包括新闻工作、新闻报道、新闻媒体等，对它们，“核实”都是必要条件，无之必不然。冲破这个底线，你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只是不要叫新闻……

新闻靠三道防线保障核实，一是记者的“角色意识”。角色是对行业或社会要求的内化，当记者就必须核实。角色也传递特定知识，像“有疑必问”、“第一优先是准确”、“你母亲说她爱你，请核实”之类，正是在记者之间不断传递而巩固为传统的，同时也更深刻地塑造着角色。二是媒体内部的微观管理制度防范。像新闻查证、采编运作、新闻阅评、绩效考核等等。三是社会的宏观传播制度规范。多报假新闻的媒体会受到社会制裁，包括受众抵制、法庭诉讼、吊销执照等。

且对照Web2.0。首先，网民往往缺乏记者的“核实”意识，也缺乏核实手段和渠道，他倒有强烈的“喊话”意识，看见天涯海角的事实片断，加上猜想就传播出来。这是世界现象，任何“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谣言止于社会开放”的断言都简单化了。一次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纽约长岛海岸坠落，网上出现一系列猜想，甚至猜是政府击落了无辜的公民！$——真是想象力好，核实力差，无论怎么信息公开都止不住胡思乱想的谣言。其次，记者受媒介制度制约，不核实要承担责任。在官方微博误传“金庸去世”谣言的《中国新闻周刊》责编与副总编辑都引咎辞职，但这谣言的源头是谁，因为匿名，至今还不清楚，也没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而好多谣言因为匿名，也无法追究其责任。连为新媒体高唱赞歌的保罗·莱文森，也直说“匿名与新闻工作是不相容的”，匿名滋生许多弊端，包括不透露真实身份的恶意批评、网络欺凌和网络盯梢。%最后，社会对新媒体的宏观管理制度还有很多缺陷。

新闻保障核实的三道防线，在网上都失效。这在Web 1.0的时候还不明显，随着Web 2.0的发展，大量上传“用户自产内容”，那就严重了，谣言就泛滥了。只说近期流行在微博上的：几人将前村长按在车下辗杀、汶川震区大批少女为偿债当雏妓、中国统计局宣布城市人均月收入突破9000元、碘盐防辐射以及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出现的众多谣言……有谣言就需要辟谣，以前报纸也不时辟谣，那是“狙击战”，以狙击手实施精确打击。但谣言泛滥时，单个狙击远远不够，要扩展为大规模的阵地战。终于有了党报、晚报双双出手，有了战线明确的反复攻防。

只看《钱江晚报·真相》的定位：“从网络中来，到网络中去”。前半句指选题，遵循三个标准：一、网络热传，转帖、跟帖达到一定数量；二、相关方未公开回应，或回应未消除疑点，事态继续在网上发酵；三、对现实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拘泥题材重大与否。仅在坊间流传、不见诸网络的口口相传不在栏目视野内。后半句指不以稿件见报为结束，而是要求记者编辑再通过钱江晚报的官方微博、新浪钱报官方微博、钱报网、原帖所在网站等广为传播，并结合网络传播中出现的新爆料、新评论，再在网下追踪报道。有时网上网下一个循环即告结束，有时需反复循环多次——这就不是小股部队的狙击战，也不是早就有的针对坊间传闻的辟谣了，而是旌旗严整、对象明确的堂堂阵地战了！

新媒体自净力差

阵地战，要在尽可能狭窄的地带撕开缺口。这是对手的薄弱环节，而自己容易集中兵力，创造相对优势。

阻击网络谣言正是新媒体的薄弱环节，直言之，新媒体自净力差。根据何在？目前新媒体上有两支辟谣队伍，一是网民、二是网站。自发辟谣的网民组成了民间“辟谣联盟”，建起3个QQ群和一个微博群，于2011年5月18日上线开通。其成员来自天南海北，有大学教师、学生、律师、记者、作家、公务员、金融界人士……截至7月30日，有绝大多数属于辟谣的微博168条。然而，就是这个联盟，也显出了民间辟谣力量的薄弱。

还是听其成员自己说，薄弱原因有二：一是业余兼职——“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辟谣纯属无偿公益行为。”“如果要问这个民间组织能走多远，我也有一些顾虑，毕竟参与者大多是白领，有自己的工作，还有家人需要照顾。”在信息供过于求的时代，求证真相不是变得更简单，而是更复杂、更困难，因为必须处理更多信息才能把真相弄清楚，这需大量投入，单靠业余兼职是不够的。二是偏于选择易辟谣言——“目前网络谣言的表现方式很多，其中最多的是‘张冠李戴’和‘移花接木’，只要具备一定常识，稍微动动手，就能辨出真假。”&有两种谣言比较好辟，其分居于两个极端：一是针对个别人或事，如金庸去世，因为是特指，查证起来并不困难。二是连锁反应大，如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连锁反应导致多方辟谣，也较快止息。而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大量谣言，就不那么好辟了。

另一支辟谣力量是几大网站。新浪于2010年11月推出“微博辟谣小组”，腾讯和搜狐均于2011年3月推出“谣言终结者”，网易也推出“微辟谣”。新浪最早，就说它。与民间不同，其辟谣小组非兼职而是专职，挑选有经验的编辑参与。但仔细看，又有新问题。仍听他们自己说，一是人员太少——辟谣小组一般7人，日本地震期间紧急增加，“我们现在是7×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查实。谣言举报？这几天每天都能收到几百条。”然而，查找有关日本地震的辟谣，一共只有11条！辟谣小组2010年11月18日上线，到2011年7月30日，8个多月250余天，共发微博144条，平均每天不到1条，比起一天几百条的谣言举报，用“杯水车薪”来形容都太轻太轻……

二是偏于选择易辟谣言——这点同网民辟谣殊途同归了。只看其对记者介绍的代表性成果：“有用户在微博一张老人头部受伤照片，称是被城管殴打所致。”照片中，一位老者坐在地上，头上满是鲜血。发帖人还借题发挥：“中国城管，你们真的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老头只是卖了几个自家瓜菜，为了一口饭吃，……你们也下得去手？”辟谣小组负责人谭超说：“这样的图片和文字很容易引起关注，而据我们调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该图片事实为“上海96岁老人沈根夫被高空飞落腐乳瓶砸伤”。谭说，2005年9月22日当地媒体报道过此事，我们找到了当事记者，他一看到照片便确认是高空坠物事件。随后，新浪在上海站的工作人员还特意持微博照片赴事发地普陀区邮政石泉大楼小区探访，该小区居民称图片确实是2005年高空坠物事件，居委会徐姓工作人员也确认伤者为该小区住户……'仅从这个事例就可看出，所谓“偏于选择易辟谣言”辟起都不容易，对新浪同仁、对民间“辟谣联盟”或其他网民自发辟谣付出的辛劳，我们高度尊敬！新浪7人小组一天辟不到1条谣言，我们也深深理解。但理解也不免遗憾，还是……还是……杯水车薪啦！

问题是，新浪为何只安排7人辟谣？仍据上述采访，负责新浪微博的员工逾200人，新浪微博用户过亿，谁都可看出其间的巨大反差。说得通的解释是，新浪不是新闻媒体，它是门户网站。门户网站最重要的功能是“聚合”——把传统媒体的新闻，自媒体的事实、信息、意见或猜想聚合为包容广大的门户。由聚合内容而聚合用户，用户群的规模是衡量门户网站价值的重要指标。作为新闻底线的“核实”不是它的主要功能。但“聚合”后谣言太多，总得管管，管管又不能太妨碍聚合。这是个“价值阶”问题，不同价值处于不同位阶，发生冲突时，在先的价值优于在后的价值。辟谣在新浪不是优先价值，故又要辟谣，投入又左牵右扯，要考虑核心功能、用户流失、与其他门户网站的竞争……子非新媒体，焉知新媒体之苦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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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自净力差当然不能只凭以上个案来说明，有些谣言新浪是直接删除的，还有其他网民的辟谣个案。但我们还要从个案转向宏观，引进另一个指标：谣传力。不少人都论述过网上造谣传谣原因众多，易操作，低成本又低风险，如何病毒式传播引爆滚雪球……谣传力和自净力的比率，即谣言传播和消除的比率，就是新媒体谣言的传染率，那是相当高的。在医学上，高传染率的流行病须认真对待，不是这种病无迅速康复的个案，而是疾病流行时传染人数和康复人数的比率很高。与之相似，新媒体也要从个案进而看比率，其谣传力和自净力的比率很高，因而，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社会病”。

核实需要专业运作

新媒体谣言传染率高、自净力差，传统媒体正该帮它“清理门户”。这不仅在于巨大的社会需求，也不仅在于新媒体的薄弱环节，更在于传统媒体的专业优势。前面说了大量谣言辟谣不易，只看《人民日报·求证》的开篇之作《郑东新区是不是“空城”》，报道缘起2010年底，美国一家网站我国河南省郑东新区的卫星图片，说从图片判断，这只是“一片空屋的堆积”，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鬼城”云云。被国内一些网站转载，引起很多关注，郑州市及时给予了回应。但风波刚过，一家经济类报刊又引用当地大学生的一项房屋空置率调查，重新提出“鬼城”话题，在网上引发新一轮冲击。

比较核实“鬼城”与新浪的老人头部受伤照片，后者的关键是使用反向图片搜索引擎，比如TinEye，其可以通过图片的一部分或全部来搜索：这张图片在网上所有出现的网页；图片的关键信息；图片的原版、高清版、修改版或缩略图：这些相对容易。核实鬼城就难多了，注意这里有卫星图片、有房屋空置率调查，但空置是否就是鬼气？记者最终把“证据链条”锁定在生活和生产两个方面：一是水、电、气的用量，宽带、有线电视的安装数量，超市会员卡、健身卡的办卡数量，重点小区物业办理装修许可证的数量等；二是入驻企业的数量和纳税额等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关键数据。再加上居民访谈、记者体验、政府回应、专家看法等，“鬼城”谣言被铁的事实戳破——不是每只鸟儿都唱得出这么响亮的歌，没有长期的专业积累是做不出来的。

除了记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专业运作还有一层意思，即媒体的专业组织和信息渠道。社会之所以需要新闻媒体，就是要有这种专业组织来报道事实，求证真相。它是靠媒体的微观制度、社会的宏观制度来联系其他组织，形成相对固定的收集信息并核实的专门渠道，一方面防止失误或及时纠错，另一方面保障求证真相的制度化运作。因后者，媒体对重要组织均安排记者“蹲点”或“跑线”：公安、医院、建筑、交通、水利、民政、纪检、审计……也因为这个原因，方便通过专门渠道及时核实。只看《钱江晚报·真相》的部分标题：《80万买通永嘉副县长是谣言》《急煞！金师附小要搬吗？一条网络传言冷了学区房》《网友爆料：大巴冒烟报警，交警20分钟才来电询问误会了，20分钟里，交警没闲着》《网帖称宁波开禁河豚上餐桌调查证实这是谣言》《微博报料，东钱湖清淤工程导致鱼虾大量减产官方回应：清淤提高了生态指标，已请中科院专家来甬调查减产原因》《宁波网帖指肯德基“黄金蟹斗”用的不是花蟹本报调查：这是俗称与学名的误会》……这涉及多少专门渠道：政府、学校、交警、餐饮、渔业……核实渔业可以找政府，质疑政府可以找专家，反驳专家可以找行业机构……如此等等，新闻传播的宏观、微观制度，就是要保证纵横交错的核实渠道相互制约和补充。新媒体——甚至包括新闻网站，缺乏采编队伍与各种组织的专门渠道联系，核实路上也困难重重。

但最近发生的事，让我对以上论述不敢过于乐观。本文写作中，不幸发生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网上出现众多谣言在意料之中，意外的是一些报纸也参与传谣：遇难者家属早签约有奖励——很快辟谣；中科院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张拾迈教授在弥留之际表示——这是老谣言，难怪网上评论：“张拾迈教授归来，鱼钓大发了”；“记者啊，抄网文就敢写稿子啊？”香港《苹果日报》把“他妈的”搬上头版，也算怪异新闻的奇观。只是那新闻不仅怪还掺假，其云：“内地网民昨在网上广传一段短片，片段显示工作人员将列车残骸移到地面时，疑似有遇难者的遗体从残骸中掉下”——其实那视频图像模糊，经图片放大即可看出实为车体碎片。

这“疑似”二字最害事，不单出现在这篇报道中，往往也出现在其他报道中。查《现代汉语词典》，“疑似”为属性词，是“似乎确实又似乎不确实的”意思。那么，“疑似”你就该去查、去核实，不该以“疑似”为幌子不负责任地为自己挣稿分。干脆说，“疑似”与新闻不相容。每当看到“疑似”成新闻，总想起国学大师黄侃。黄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代校长，新校长石瑛到任。第一次校务会，石瑛踌躇半天才开口：“听说黄季刚（黄侃字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还没说完，黄侃站起身道：“听说石瑛的姆妈偷和尚。”石问为何如此无理，黄说：“我听说的。”(——媒体老把“疑似”当新闻，总有一天遇上黄侃这样的狠角色，报应得你下不了台！本文论述Web2.0与新闻不相容，到Web2.0，网媒与纸媒愈来愈不是直接代替关系，报纸“玩邪的”走火入魔，那就自作孽不可活了！

注释：

刘莉莉：《〈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谢晔：《〈真相〉：谁来终结网络谣言？》，均载于《新闻战线》2011年第4期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达洛尔·M．韦斯特：《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第1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第41、4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长城谣教案篇（3）

web2.0与新闻不相容

要说清必然，得认真审视这几年风起云涌的web 2.0。它指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新方式，由原来的以下载为主转为下载和上传并重。上传什么呢？相当多是“用户自产内容”，网民成为互联网内容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典型的web2.0应用包括：微博、博客、社交网站、即时通讯、视频分享、维基百科等。

且对照web2.0。首先，网民往往缺乏记者的“核实”意识，也缺乏核实手段和渠道，他倒有强烈的“喊话”意识，看见天涯海角的事实片断，加上猜想就传播出来。这是世界现象，任何“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谣言止于社会开放”的断言都简单化了。一次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纽约长岛海岸坠落，网上出现一系列猜想，甚至猜是政府击落了无辜的公民！$——真是想象力好，核实力差，无论怎么信息公开都止不住胡思乱想的谣言。其次，记者受媒介制度制约，不核实要承担责任。在官方微博误传“金庸去世”谣言的《中国新闻周刊》责编与副总编辑都引咎辞职，但这谣言的源头是谁，因为匿名，至今还不清楚，也没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而好多谣言因为匿名，也无法追究其责任。连为新媒体高唱赞歌的保罗·莱文森，也直说“匿名与新闻工作是不相容的”，匿名滋生许多弊端，包括不透露真实身份的恶意批评、网络欺凌和网络盯梢。%最后，社会对新媒体的宏观管理制度还有很多缺陷。

新闻保障核实的三道防线，在网上都失效。这在web 1.0的时候还不明显，随着web 2.0的发展，大量上传“用户自产内容”，那就严重了，谣言就泛滥了。只说近期流行在微博上的：几人将前村长按在车下辗杀、汶川震区大批少女为偿债当雏妓、中国统计局宣布城市人均月收入突破9000元、碘盐防辐射以及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出现的众多谣言……有谣言就需要辟谣，以前报纸也不时辟谣，那是“狙击战”，以狙击手实施精确打击。但谣言泛滥时，单个狙击远远不够，要扩展为大规模的阵地战。终于有了党报、晚报双双出手，有了战线明确的反复攻防。

新媒体自净力差

阵地战，要在尽可能狭窄的地带撕开缺口。这是对手的薄弱环节，而自己容易集中兵力，创造相对优势。

阻击网络谣言正是新媒体的薄弱环节，直言之，新媒体自净力差。根据何在？目前新媒体上有两支辟谣队伍，一是网民、二是网站。自发辟谣的网民组成了民间“辟谣联盟”，建起3个qq群和一个微博群，于2011年5月18日上线开通。其成员来自天南海北，有大学教师、学生、律师、记者、作家、公务员、金融界人士……截至7月30日，有绝大多数属于辟谣的微博168条。然而，就是这个联盟，也显出了民间辟谣力量的薄弱。

核实需要专业运作

比较核实“鬼城”与新浪的老人头部受伤照片，后者的关键是使用反向图片搜索引擎，比如tineye，其可以通过图片的一部分或全部来搜索：这张图片在网上所有出现的网页；图片的关键信息；图片的原版、高清版、修改版或缩略图：这些相对容易。核实鬼城就难多了，注意这里有卫星图片、有房屋空置率调查，但空置是否就是鬼气？记者最终把“证据链条”锁定在生活和生产两个方面：一是水、电、气的用量，宽带、有线电视的安装数量，超市会员卡、健身卡的办卡数量，重点小区物业办理装修许可证的数量等；二是入驻企业的数量和纳税额等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关键数据。再加上居民访谈、记者体验、政府回应、专家看法等，“鬼城”谣言被铁的事实戳破——不是每只鸟儿都唱得出这么响亮的歌，没有长期的专业积累是做不出来的。

这“疑似”二字最害事，不单出现在这篇报道中，往往也出现在其他报道中。查《现代汉语词典》，“疑似”为属性词，是“似乎确实又似乎不确实的”意思。那么，“疑似”你就该去查、去核实，不该以“疑似”为幌子不负责任地为自己挣稿分。干脆说，“疑似”与新闻不相容。每当看到“疑似”成新闻，总想起国学大师黄侃。黄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代校长，新校长石瑛到任。第一次校务会，石瑛踌躇半天才开口：“听说黄季刚（黄侃字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还没说完，黄侃站起身道：“听说石瑛的姆妈偷和尚。”石问为何如此无理，黄说：“我听说的。”(——媒体老把“疑似”当新闻，总有一天遇上黄侃这样的狠角色，报应得你下不了台！本文论述web2.0与新闻不相容，到web2.0，网媒与纸媒愈来愈不是直接代替关系，报纸“玩邪的”走火入魔，那就自作孽不可活了！

注释：

刘莉莉：《〈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谢晔：《〈真相〉：谁来终结网络谣言？》，均载于《新闻战线》2011年第4期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达洛尔·m．韦斯特：《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第1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第41、4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长城谣教案篇（4）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我国的网络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网络谣言“具有隐蔽性、炒作性、攻击性”等等，很容易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社会毒瘤。

与谣言相对的，则是真相。

一种传闻出来，究竟是谣言，还是真相，这个考证的过程，双方甚至多方博弈角力，是可能涉及到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公益等等各个领域的一出出《罗生门》。

在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如果各个机关能加强阳光信息的公开，媒体网站传播可考报道，而公众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不偏信偏倚，不人云亦云，执著向真，多方求证，就能推动社会向文明、幸福进一大步。

一个谣言总能惑众的社会是浑浊的，而真相大白于天下的社会势必清明。

谣言倒逼真相？

谣言倒逼真相，这是一个在媒体和论坛上曾引起热烈讨论的命题：认为有质疑的时候，可以通过传播谣言先闹得沸沸扬扬，再通过舆论压力寻求调查，以此来寻求真相。

有支持者发帖，称读了本书《谣言（rumor）——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作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法国高等商学院教授），书中写道：“谣言增强了政权的透明度：是第一台自由广播电台。而很多学者都指出，谣言是一种反权力，即官方发言之外的发言——无论这个‘官方’指的是政府、大企业还是明星。”所以，发帖人认为，“谣言倒逼真相”是事实，而且谣言不可缺少。

而反对者则称，西方的“rumor”意义丰富，不是确指“谣言”，翻译成“一种缺乏真实依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更为准确，即有可能是真实的。如果认定假的“谣言”有理，就是给恶意造谣者提供了理论拐杖。

谣言常常以名人、知名机构或者政府机关为标靶。普通人也会中招，而且因缺乏平台对抗而饱受其害——现实版的“谣言倒逼真相”，往往充满痛苦和愤怒。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海南师范大学两位女大学生杨惠、陈玉的遭遇。两人都在海南省下面的同一所中学支教，直到警察找上门来，她们才知道自己“被”了，而且是被“支教所在地的校领导灌醉”。原来，有网友“树兜”发帖，故事编得活灵活现，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此帖被广泛传播，一度成了网上头条。两位女大学生辟谣心切，不惜公布手机号码，结果一天24小时不间断有陌生来电，弄得心力交瘁。后来查明，“树兜”是80后，被海口警方抓获时，表示出于“好玩”，而伤害她们“非常后悔”。

造谣容易辟谣难，折射出当下的社会大众心理，包含客观的、主观的各种因素。

造谣帖或者微博往往具有娱乐劲爆的话题，使得某些网友一拥而上，只顾热闹不管真假，比如关于明星演员的种种传言。范冰冰为了击破“流产”“整容”等谣言，不得不报警；柴静遭遇“被辞职”“被失踪”的谣言，则在个人博客说明；尽管一再辟谣，谣言仍会卷土重来，对于造谣传谣者而言，这只是娱乐事件，无关道德。

另一种情况，造谣帖是出于报复泄愤，编造出堪比小说的情节，对仇家进行打击污蔑，而标榜正义的一群人又会自觉站队摇旗呐喊，成了被利用的棋子；网上此类帖子也多，比如林某求爱不成，于是污蔑女方犯有命案，并在QQ发起悬赏10万的公安通缉令；而叶某在打工期间与陈某、杨某发生矛盾，怀恨在心，在得知有摩托车车毁人亡的单方交通事故后，他以证人身份在网上造谣，称交通肇事者陈某、杨某正多方打点以平息事态，并向死者家属提供虚假信息，使得当事人和当地公安机关都受到巨大的抨击。

当下还有一种帖子，迎合部分人仇富、仇官、仇后台等心理，捏造假象，网友会“选择性失明”，宁愿信其有，先打上一枪，再画靶子找证据；而凡是反对者就贴上“”的标签，哪怕看到证据也认为是欲盖弥彰，甚至引发社会骚动。贵州瓮安事件中，网络谣言说“三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湖北石首永隆大酒店事件中，有网络谣言称，“死者是在知晓当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夫人同酒店老板走私贩卖后被害的”凡是涉及到钱权二字的谣言，不少网友以情绪压倒了公正，在心理上先入为主地接受。

这样，求证真相的过程更显得扑朔迷离。能否先撇开态度、阵营、是非观点——理性分析，多方调研，四处求证，真相才是最首要的。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成于公开

《荀子·大略》有言：“流言止于智者。”流动的无根之言，遇到智者或者经过智者辟谣后，就会终止流传。

但这个时代不同了。

习惯了质疑的人们，似乎不相信所谓的“智者”，或者某某机构发言人。经历过所谓权威实际只有两张办公桌的“全国牙防组织”长达数年的欺骗，经历过陕西某厅力挺“华南虎”的闹剧，经历过某些专家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砖家”，部分民众选择宁可信任网络上的小道消息。

当疫病、事故意外来临，往往也是谣言四起之时，恐慌的民众曾掀起几轮疯狂抢购潮。非典时期板蓝根被抢购一空，甲流袭来时大蒜涨价离谱，日本核辐射引起中国内地超市“盐荒”每次抢购都似曾相识，民众屡次上当。更有新闻报道，武汉的郭某因此囤积1.3万斤食盐，等到抢盐风波过去后才倍感难堪。

每次权威部门都会辟谣，但是难以博得普遍信任。

时下，部门提高公信力已经迫在眉睫。首先，学会与民众平等沟通，这是一个态度更是一门技术；其次，保证信息准确，加强信息公开，最好的“破谣”方法就是公之于众。

同时，民众也需提高自身素质，不轻信，善学习，建构科学心理。果壳网是个有趣的科普网站，“谣言粉碎机”栏目能帮助网民提高辨别能力和科学知识，比如“为什么板蓝根预防不了禽流感”。宗旨可敬：“爱真相，不爱流言。爱考证，不爱轻信。爱证据，不爱权威。爱科学，不爱迷信。捍卫真相与细节，一切谣言将在这里被终结，由我，由你。”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民众对某件事情有强烈了解的愿望，又得不到官方回复时，处于信息空窗期，谣言便会甚嚣尘上。

2013年5月7日，记者连续在微信朋友圈、微博热门话题、天涯社区看到同一个帖子，指丰台区22岁的袁某从京温商城跳楼身亡，生前遭到多名保安蹂躏，而警方不敢立案，因为京温的后台老板很硬8日，记者又看到数条微博，民众因为不满而聚集在京温商城，还附有商城周围警车戒备森严的图片。很多朋友在圈里义愤填膺。8日下午3时30分，北京警方调查通报，称安徽女青年袁某死因排除中毒、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坠死亡。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再次确定该通告。

尽管两次通告，民众仍不相信，追问女孩坠楼前的相关视频和医检报告。

5月11日，央视《共同关注》终于两段视频，显示袁某是自主坠楼，无人挟持。5月21日，丰台警方依法逮捕传播谣言引发严重后果的彭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据报道，彭某系袁某男友，因不满商城的赔偿额度，故散布谣言。

有人提议：“在处理危机时，如果有关方面能第一时间公布真相，监控录像完整呈现、涉案人员全面控制、新闻会公布尸检报告等，相信事态也不至于如此。危机面前，真相比钻石更闪耀！”

谣言和真相的斗争永不停息。初是谣言，后来被论证为事实——比如国家发改委前副主任刘铁男被《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后，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指责罗昌平“造谣污蔑”，如今刘铁男已经被证实涉嫌严重违纪；或者情况相反，说是真的，结果是假的。比如“躲猫猫”、“华南虎”等等轰动一时的事件。

网络时代不仅要求网民做“智者”，而且让政府部门、各媒体不得不及时、迅速相关信息，以证真假。

越透明，越公开，真相越明。

捍卫真，严惩假

网络谣言并非我国独有，凡有互联网，就难避其害。

韩国艺人金智厚不堪外界针对他同性恋的流言而自杀，而电影《那小子真帅》的女主角郑多彬也备受整容传闻困扰而离世——谣言可以杀人。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有网民提出“言论自由”，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这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

如何治理网络谣言已成为世界课题。很多国家都在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同时保护这个虚拟的数字世界，对引起重大后果的造谣者，绳之以法。

美国对网络造谣者严惩不贷，近年来惩罚力度逐渐加重。

早在12年前，某美国网民冒充米高梅公司前任执行总裁，在网上假信息，被罚款4500美元；两年前，年仅15岁的少女普林斯因自杀，因为同学在其脸谱页面上造谣辱骂。后肇事者被判刑，脸谱网站也因此大力推进实名制，以制止网络犯罪。对于匿名造谣，美国法律规定，原告可以要求网站提供谣言者的真实信息。

201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又出台新法，校方有权将利用互联网散布谣言等“欺凌行为”的学生予以停学或开除。至今，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先后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约130项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谣言等等严格规制。

哪里都没有绝对的自由，美国网民必须完全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印度在2008年就颁布法律，在网上散布虚假、欺诈信息的个人最高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而在英国，谣言治理已经上升到“社会危机管理”的层面，社区还特意设立公民咨询局，“向民众答疑解惑，对社会问题正本清源”。同样，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政府也设立了“抵制谣言人”岗位，招募和培训工作人员，专门破除谣言，向社区邻里传播真相。

中国如何治理网络谣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协调局局长刘正荣接受采访时说：“根据我国法律，对制造、传播谣言者的处理包括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行政处罚和承担刑事责任三个层面。”

记者在网上看到，4月4日，海南琼海网友王某在微博造谣“海南感染一例H7N9禽流感病毒，目前患者已生命垂危”，当地人惶惶不安，事后他被罚500元了事。5月23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称，已经抓获两名网络造谣者。此前，手机微信和新浪微博广为流传一条“乌鲁木齐长江路抓住一个自杀式炸弹嫌疑人”的信息，转发量数万，造成社会恐慌。惩罚措施是拘留五日。

不少网友提出，应加大对网络造谣者的惩罚力度，以示警戒。而受到造谣伤害的人，不应忍气吞声，而应该用法律保护自己。

长城谣教案篇（5）

如世界瘟疫史上距今逾2400年的“雅典瘟疫”（公元前430年―前426年），便是因谣言的贻误，而从最初谈不上规模、范围极其有限的传染病，扩展成了一场不可收拾、殃及希腊半岛整个阿卡提地区生灵的大瘟疫。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经典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记载，传染病起先出现在距雅典城约6至8公里的下城比雷埃夫斯海港。但苗头乍现的时候，居民们并没有针对患病者情况去积极地采取医疗和预防其传染流行的措施，反倒是为轻信的谣言捕风捉影。散布的谣言说，人们之所以染病是因为潜入下城的宿敌伯罗奔尼撒人偷偷向蓄水池里投放了毒药。情绪激愤、怀揣狐疑的居民们，将猜忌的目光投向身边任何一张陌生的面孔。他们四处巡游，满城区地抓所谓的斯巴达间谍。传染病菌跟随这些人到处扩散，并顺着人员熙攘的通道蔓延到了上城乃至整个雅典。

谣言如同掷入水面的一粒石子，因轻信而带来的后果就像击打水面激起的波纹一般扩散开来，放大出去。传染病预防和及时应对被贻误，酿成的不只是一场大瘟疫。人口在较短时间里的大量死亡，导致了雅典整体实力的衰败。也正是瘟疫引发的人口大量死亡在较短时段和较小范围如此的密集，才对劫后余生的人们产生强烈的震慑，进而才会导致雅典社会的衰败。这两种后果，葬送了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

从瘟疫史上看，像这样的谣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磨难绝非个案，实可谓不胜枚举。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事实上，瘟疫史所载遭受谣言迫害的人远非局限于患病者。14世纪欧洲黑死病大流行期间，当采用的所有御病措施均不能奏效时，深受中世纪宗教思想影响的人们便把瘟疫爆发的原因归结为人类自身罪孽引发了上帝的愤怒。此类谣言的散布，很快在社会上引发针对特殊群体乃至对整个种族的大规模歧视迫害。疯狂了的人们开始四处找寻能供上天惩罚泄愤的所谓“罪犯”，某些贵族、残疾人和全体犹太人都相继遭到了怀疑。表现最为极端、最令人震惊的便是整个基督教社会形成的反犹太人倾向。如1348年，在谣言蛊惑下，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奇隆最先发生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随后，这种迫害迅速扩散到了巴塞尔、弗莱堡和斯特拉斯堡。接着，在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瑞士、德国南部和莱茵地区等处形成了波及更加广泛的一种反犹运动。在谣言里，犹太人被认为具有原罪意识，被怀疑其有意用一种“毒药”之类的东西污染了基督教区的泉水和井水、涂抹了房屋和人，从而让黑死病这样的“末世大瘟疫”四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1348年至1349年间，有数百个犹太人社区被毁，社区里的犹太人被流放或全体被烧死。其中，仅在梅因兹，活活烧死的犹太人就达1.2万人；而在斯特拉斯堡，被杀的犹太人多达1.6万，其中被接连吊死在犹太人墓地一个绞刑架上的人就有2000人之多。各大教区因谣言引发的如此残酷的反犹恶浪，就连时任教皇的克莱蒙特六世连颁了两道宣布犹太人无辜的敕令都难以平息。

地震灾害史：灾难往往与“人祸”相伴

当然，谣言惑众引发动乱并使灾害雪上加霜的案例，在世界历史上其他类型的灾难中也多有存在。如地震灾害史里面很有名的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及海啸，便自始至终都被谣言所纠缠，乃至严重干扰甚至一度耽搁了当时葡萄牙庞巴尔侯爵政府的大规模紧急救灾行动。

里斯本的这次大地震及海啸，可谓屈指可数的世界上最大地震海啸灾害之一。近300年来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恐怕也就是今年3月11日的日本东北部9级大地震了。那是在1755年11月1日天主教万圣节上午的9点30分，葡萄牙大西洋沿岸南端圣维森特角西南偏西方向约200公里处海底，骤然爆发持续了10分钟的大地震，最大震级约里氏9级。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顷刻陷入灭顶之灾。首次强震后30多分钟，海啸便掀起三波滔天大潮汹涌而至。巨大灾难刚掠过，幸存下来的人们却依然是惊恐万状。因为耶稣会会士们散布的谣言已在传播，说万圣节这天的强震和海啸，是上帝对世人罪孽的惩戒和对异教徒的伐戮。

软弱的国王若奥五世听信谣言，为了邀宠上帝而在地震当天便命士兵竖起十字绞刑架，当着地震幸存者的面将数百名囚犯绞死。与此同时，耶稣会的大批会士四处出动，搜遍全城找寻所谓的异教徒并把他们当场活活烧死。担任国王忏悔神父的耶稣会会士、意大利人马拉格里达，为了能让耶稣会继续控制国王、把持权位，暗地策划阴谋，竭力阻挠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庞巴尔实施震后救灾及其相关的政治改革。地震周年将临之际，马拉格里达印发宣传册，将大地震的真正起因归结于人们“罪孽深重的邪恶”即生活方式，并说地震周年之日将有更大天谴降临世人头上。耶稣会的牧师们借机散布耸人听闻的谣言，说地震周年当是大限之日。谣言闹得人心惶惶，人口大量外逃，严重干扰了救灾和救济工作的正常进行。最终，庞巴尔政府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来对付耶稣会在葡萄牙的阴谋活动，并以大量证据证明马拉格里达涉嫌策划刺杀国王阴谋事件，于1759年1月将其通过世俗特别法庭审判后处死。之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灾后重建才得以顺利展开和推进。今天我们去葡萄牙见到的里斯本市，便是在庞巴尔重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755年地震海啸大灾难，给当时葡萄牙的都城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因历史记载及统计方法上的差异，死亡人数约达1万至9万人，另有1万人（当时人口的4%）逃离了里斯本。

概观世界灾难史，我们不难发现，危难发生，谣言更易兴起。自然灾害发生过程中和发生后的谣言其实就是一种人为的祸害。自然灾害往往会瞬间暴发，长期积聚起来的破坏性自然力量也会随之最大化地得到释放，因而其后续的破坏性往往是可预测的；但是人为散布的谣言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则不然，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同时谣言受众的驱众心理和由此形成的共振效应，会对谣言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增效作用，这样便令由谣言引发的破坏力以及最终后果的严重程度变得难以预料。故而，任由谣言泛滥，其结果必将是给灾难中的人们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长城谣教案篇（6）

2013年6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称，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的100件热点舆情案例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3。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统计，仅2012年3月监测到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就高达21万余条。随着网络的快速普及，网络传播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一些网民借助网络获取、制造并传播谣言，严重危害到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定、经济安全、社会秩序。系统地研究网络谣言，总结网络谣言特点，探究其产生的原因，采取综合治理措施，维持虚拟社会的健康运行，对确保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安全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谣言的特点分析

网络谣言是指通过网络介质（例如邮箱、聊天软件、社交网站、网络论坛等）传播的没有事实依据的话语。主要涉及突发事件、公共领域、名人要员、颠覆传统、离经叛道等内容。网络谣言是谣言的一种，与传统谣言不同之处在于传播途径和参与者。①其特点如下：

广泛性。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3年1月公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64亿。随着网络覆盖的范围日益扩大，相比传统谣言的小规模传播，网络谣言能够迅速实现大范围扩散。

快捷性。网络快捷的传播速度带来了信息的高速流动，同时网络谣言也伴随着网络信息快捷传播，这就使得网络谣言比传统谣言流动速度更快。

难控性。传统谣言由于人际传播的速度、范围相对有限，往往容易得到控制，而互联网具有虚拟、自由、匿名等特点，因此网络谣言一旦形成就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互动性。传统谣言只是直接的、面对面的初级群体的互动，网络谣言经常通过社交网站、网络论坛等方式进行沟通，这种互动已日益超越时空界限，形成以大规模的现代化传输手段为媒介的间接互动，网络谣言互动程度更强，偏离现实的可能性也越大。

逼真性。谣言因其“貌似真实”极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而被广泛传播，网络的多媒体特性使得网络谣言能够以图文并茂、直观生动的面目展现在网民面前。网络谣言往往具有比传统谣言更为“精确”、形象的材料来增强其“可信度”。

网络谣言对社会稳定的危害

正是由于网络传播的实时性、匿名性、互动性，谣言在网络中的传播更快，且无孔不入。各种谣言此起彼伏，小到损害个人名誉，给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大到影响社会稳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甚至损害国家的安定团结。

影响政治安全。网络政治谣言以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为内容，通过歪曲、捏造政治新闻事件或调侃、污蔑政治人物等形式诋毁党、政府及政治人物的形象，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提出挑战，导致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蓝皮书显示，2012年出现的政治谣言占5.2%，尽管比例不高，但影响很大。由于社会上普遍存在仇官仇腐情绪，任何有关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都会在网上迅速被放大，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甚至被社会别有用心人利用。如网络上经常出现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谣言，诸如某某常委家族控制着中国石油业、某某国家领导人之子女系电业大亨等，更有甚者，2010年网络传出高干子女占超亿万富翁的91%的谣言，立即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有关高干子女非富即贵的言论甚嚣尘上，严重影响了党员领导干部的集体声誉。这些针对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谣言严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安全，使中国政治受到来自网络谣言的侵害和威胁。尽管人民网随后题为《一组虚假数据是如何在网上网下以讹传讹的》一文进行辟谣，但收效并不大。

影响社会安定。纵观近几年发生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无一不受到网络谣言的推波助澜。如贵州的瓮安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云南的孟勐事件等。近期发生在北京的京温商城聚集事件也是网络谣言蛊惑的结果。2013年5月3日，安徽籍女子袁利亚在京温商城坠楼身亡，不幸发生后，其男友彭某并不关心她身后留下的迷团，不配合警方查清真相，而是首先想到了索赔问题。在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编造谣言在网上传播以制造混乱。在北京警方已得出确切结论并将调查结果告知家属的情况下，5月7日，在各大网站、论坛、微博纷纷出现各种谣言，称袁利亚是被商城保安奸杀后抛下楼的。如此情节旋即在网络上迅速发酵，仅在某论坛上这样一条内容的发帖就被点击两百万次。网络谣言的内容还包括“袁被七保安，坠楼后身亡，警方不立案。”除去“保安潜逃说”和“警方不立案说”外，还有人声称，京温商城有人借助自身权势影响警方侦查办案。正是这些令人震惊的情节，再加上煽动性极强的语言，最终导致5月8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京温商城门口聚集，部分不法人员还扰乱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直接危害到北京的社会安定。其实对于袁利亚坠楼事件，早在5月3日其坠楼身亡当天，警方就介入调查并得出其系自主高坠死亡的调查结果。随后有媒体报道称，袁利亚家庭贫困，父亲重病，猜测是因为生活压力导致其产生轻生想法。但在事发当时，公众对这些信息并不了解。加之其男友彭某的网络盅惑煽动，一系列谣言疯狂传播，各种猜疑不满情绪从网络世界走回现实世界，发生了不明真相群众的聚集闹事。

危害经济安全。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网络财经谣言占总数的11.0%，其中超过四成涉及股市。这些经济谣言往往直接威胁某些企业的生存，危害经济安全。如2008年“蛆橘事件”使全国柑橘严重滞销，2011年的“毒香蕉事件”使海南的香蕉烂在地里，直接导致部分橘农、蕉农破产。2011年“皮革奶粉”传言重创国产乳制品业，导致许多乳制品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失业。2013年5月下旬以来在网上盛传的“钱荒”谣言，加剧了股票债券市场的波动，由银行间市场资金紧张引起的金融市场震荡使投资者人心惶惶，股票、债券市场暴跌，上证指数一度跌至1839点，创3年来新低。股市急剧下跌，股民被深度套牢，并通过网络扬言联合到证监会上访。银行更是出现了储户挤兑的局面。在此期间，一些谣言使市场恐慌情绪更加浓重，就连今年6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系统发生故障，也被谎称是因为“钱荒取不出钱”。直到央行出面澄清谣言，承诺货币供应充足，才使市场逐步恢复平稳，使储户的焦虑恐慌情绪得到缓解。这些因网络谣言引起的行业危机，导致企业破产、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等情况，使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威胁，直接影响到经济安全。

扰乱社会秩序。从2010年地震谣言令山西数百万人街头“避难”到2011年响水县“爆炸谣言”引发大逃亡4人遇难；从2011年日本核辐射扩散谣言引发全国“抢盐风波”到2012年世界末日谣言引发全国众多城市抢购蜡烛、火柴等，网络谣言引发的事件不但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也给公众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多买几包盐、几包蜡烛似乎无伤大雅，但这类谣言的后果绝非如此轻描淡写，有时候会造成“迫切的危险”，例如在网络上造谣称有人用针管在闹市散布向不特定人注射艾滋病病毒，就会引起百姓日常生活的恐慌；网上传播关于大规模强抢拐卖幼儿的谣言，必然引发家长的集体不安，进而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社会治安类谣言共有108条，占全年谣言的16.1%，其中，一半的治安谣言涉及命案，将近四成涉及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被拐、失踪、绑架或不正常死亡。近期网络上又出现“全国每年有20万儿童失踪”的谣言，虽然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世渠出面辟谣，但还是引起了家长和学校的恐慌，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

网络谣言泛滥的原因分析

如果说谣言是与语言的产生所共生的现象，那么网络谣言就是与网络产生所共生的现象。虽然互联网已诞生四十余年，但网络谣言的猖獗与泛滥却是近几年的事。近期网络谣言猖獗的原因在于：

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凸显，公众心态浮躁、焦虑，为网络谣言的制造传播提供了土壤。网络谣言传播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定的社会群体情绪，成为社会环境中各种复杂因素的表征。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重叠，各种利益诉求多元，一些社会群体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负面情绪。当网络谣言触发了这些人的负面情绪，引发不满情绪共鸣的时候，这些网民往往处于非理性的宣泄状态。此时他们并不关注事实是否真实，而是要通过参与网络谣言的传播来发泄自已的社会负面情绪。比如哈尔滨“宝马撞人案”、杭州“富家子飙车案”、北京“李天一团伙案”等发生后，在网络上盛传这些案件当事人系“领导亲属”，存在着“权钱交易”等谣言。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迅速被拉大，出现了一大批弱势群体，他们在政治地位、基本权利、生活质量、竞争机会等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劣势，从而引发各种不平衡心态。这种不平衡的心态导致人们通过传播网络谣言的形式予以发泄。

法制滞后，管理缺位，打击不力，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机会。虽然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规定了以散布谣言等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社会稳定，捏造并散布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虚伪事实等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国务院、工信部、公安部等颁布了部门规章及行业规范，但这些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仍然没有抵制住网络谣言的泛滥。原因在于，目前还缺少与当前网络的快速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与网络谣言关联较大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仍停留在部门规章、条例层面。从程序上看，对制造传播网络谣言打击惩治存在一定难度，如对于在北京制造关涉上海的网络谣言的管辖问题尚不明确，对传播网络谣言的行为性质、责任认定、损害赔偿以及网站管理主体、程序、监督等从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导致大量上述行为难以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对于网络谣言的社会现实危害性，公检法三方认识不一致，公安主张坚决打击，检法认为没有绝对必要，从而存在后期惩治不力的情况。此外，对网站的管理也相对宽松，网络实名制也没有得到有效落实，网民在虚拟社会具有广泛的任意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及相关法律创立的滞后性、惩治的偏软性，刺激了一些网络谣言制造者、传播者的侥幸心理。

网络的普及，网络信息传播工具的迅猛发展，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载体。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3年1月公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64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09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较2011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 4.20 亿，较上年底增加6440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占比由上年底的 69.3%提升至 74.5%。手机网络各项指标增长速度全面超越传统网络，手机在微博用户及电子商务应用方面也出现较快增长。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较2011年底增长了5873万，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达到54.7%。手机微博用户规模2.02亿，占所有微博用户的65.6%。此外，微信用户也发展迅猛，微信、聊天软件、社交网站、网络论坛等互动式网络传播工具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载体。

政府权威信息的缺失、滞后或模糊，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空间。网络谣言往往基于一定的事件，尤其是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当这些事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政府部门又没有准确及时公布信息时，就为网络谣言的制造提供了想象和发展的空间，网络谣言成为人们获取事件信息的主要途径，并不断扩散变化。如果对网络谣言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受众最需要了解事情真相的关键时期缺乏获悉信息的有效渠道，那么在政府权威部门信息缺失、滞后或模糊的情况下，网络谣言就很容易占据舆论阵地，从而对社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典型的案例就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非典疫情爆发后，在北京、广东等疫区，许多社区、医院被封闭、隔离，最初政府没有每日播报疫情，公众缺乏足够的防治非典常识，造成网络谣言众多、市民极度恐慌的局面。

网民媒介素养低、自律意识差，为谣言提供了广泛的传播主体。中国网民由社会各阶层构成，其整体媒介素养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对接受的信息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容易盲目相信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尽管他们有时也针对一些信息发表自己的批评性意见，但对于一些非法信息、垃圾信息、庸俗信息等缺乏足够的免疫力。在网络谣言的制造传播中，部分网民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恶意制造网络谣言，并积极参与到谣言的传播中去，借此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这种完全利己主义的网络谣言制造者和参与者，尽管数量并不是很多，但社会影响往往却很恶劣。利己诉求多样，但多通过网络谣言传播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如因为个人恩怨而针对相对人编造网络谣言，恶意诽谤，以达到打击报复的目的。具有代表性的如2009年发生在保定的“艾滋女”事件，谣言制造者为了实现报复的目的对其进行恶意谣言诽谤。此外，还有一些网民为了满足自我表现欲而进行谣言传播，为了成为“意见领袖”，制造、传播爆炸性的网络谣言。具有代表性的如20l0年初的山西地震网络谣言，最早谣言的网民是为了赚取点击率。

网络谣言的治理对策

网络虽是虚拟社会，但直接关系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治理网络谣言，确保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安全稳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由于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对其治理也必须综合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不断健全法制，实现有法可依。针对我国当前与网络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且可操作性差、难以跟上网络言论飞速发展的现实，政府部门应该总结近年来在应对网络谣言事件方面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一些运行成熟的部门规章法律化，使其更具权威性。同时，针对网络谣言问题的不断发生，尽快制定针对专门法律，在保障网民正常的表达权、监督权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针对涵盖网络谣言的行为性质、责任认定、损害赔偿以及管理主体、程序、监督等的法律，使对网络谣言的处理有法可依。此外，还要在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厘清言论自由与造谣中伤的界限、言论自由与侵犯他人隐私的界限、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法律责任的界限，完善法律对网络谣言民事、行政、刑事等配套规范，以能够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使之无所遁形。

加大打击惩治力度，提升震慑力。对于治理网络谣言，有法可依还远远不够，必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有效地打击、震慑涉及网络谣言的违法犯罪行为。从2013年5月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已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部署打击利用互联网造谣和故意传播谣言行为，一场网络谣言阻击战正在打响。近日，针对较为严重的网络谣言传播事件，公安机关依法拘留了一些网上造谣者，有关部门也查处了一批传播谣言的互联网站。如今年4月，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个别人编造虚假信息，并在网上散布谣言，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据央视网报道，短短一个月，全国多地查处编造散布H7N9疫情谣言案件10余起，涉案人员10多人。再如京温商城聚集事件后，经检察机关批准，北京警方将利用互联网散布、传播谣言引发严重后果的彭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执行逮捕。新疆“6·26”恐怖袭击事件后，新疆警方将编造、传播所谓“新疆各地暴乱”等网络谣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孙某等19名涉事人员予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通过对触犯法律的故意造谣者绳之以法、严惩不贷，达到以儆效尤的效果。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政府制度性地及时政务信息，及时回复网民提出的问题，是防控网络谣言的重要手段。当前，各地区、各部门在加强网站建设上动作很大，但是在以网络管理为平台，整合政府职能资源，形成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履行职能解决问题、及时回复问题的机制还很不够。网络谣言传播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权威的真实信息模糊。为此，必须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最大限度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如果在可能引发谣言的公共事件发生初期，政府等权威机构就能够将事实真相及时公开、准确，就能够很好地遏制谣言的产生及蔓延。如汶川地震之后，四川省政府就及时将地震信息予以公布，有效地遏制了各种有关谣言的传播。在京温商城聚集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局以“公布聚集事实”、“澄清事件背景”、“公布复核结果”、“刑拘造谣嫌疑人”以及“依法逮捕13名网上造谣及扰乱秩序嫌疑人”为整体脉络，先后5次对外新闻口径，通过警方及时持续有效的信息，使各种不实谣言不攻自破。

加强行业监管自律，强化应用技术管理创新。网站必须严格依法经营，要重视社会效益，担负社会责任，依法办网，文明办网，从严自律。在面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考验时，要自觉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不打法律和政策的“球”，不做违法违规的无良逐利者，不靠传播谣言等“搏出位”的方式来谋发展”。新浪等网站在此方面做出了表率。2012年5月28日，为构建和谐、法治、健康的网络环境，维护新浪微博社区秩序，更好地保障用户合法权益，新浪微博与用户共同制定的《新浪微博社区公约》及一整套相应的管理制度开始实施。《新浪微博社区公约》成为互联网自律的一个里程碑，对促进行业自律具有重要意义。加强互联网技术应用管理创新也是惩治网络谣言的有效手段。互联网技术领域要加快开发创新力度，建立网络谣言监测体系，尽快形成及时发现、处置网络谣言的工作机制。

提升网民媒介素养共建网络精神家园。媒介素养是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对信息的选择、质疑、理解、评估、创造及思辨的反应等能力。网民既是受众，也可能是传播者。作为现代社会的媒介公民，应从两方面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作为受众，应能够正确理解分析媒介信息，提出批判意见，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首先，受众应当明白媒介所构建出的拟态环境，媒介信息是建构出来的“真实”，而不完全是客观世界的真实拷贝，是经过刻意筛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因素的融合。其次，受众应学会理性地辨别信息的真伪，不盲目相信媒介所传播的信息，要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对各类信息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批评性意见。最后，受众对媒介中屡见不鲜的非法、暴力、垃圾、庸俗等信息，应认知其危害性，提高对这些负面信息的免疫力。网络的开放性使得网民表达的自由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伸张，引发了网民对于网络的热情，这种热情促进了网络的发展，但网络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网民的热情，更需要网民担负起社会责任，正确履行好网络赋予的自主表达权，积极传递正能量，使互联网成为网民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

长城谣教案篇（7）

[人民网]

8月15日闭幕的中国互联网大会发出倡议，全国互联网从业人员、网络名人和广大网民，都应坚守“七条底线”，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自觉抵制违背“七条底线”的行为，积极传播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8月10日在中央电视台新址举行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就承担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共守“七条底线”达成共识。“七条底线”是：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

在中国互联网大会举行期间，中国互联网协会各位理事、专家、学者、网站负责人和网民代表等与会人员经过热烈讨论，一致认为，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延伸，所有网站和网民都应增强自律意识和底线意识，并赞同共守“七条底线”。

第三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召开推动传播理论建设

http：//.cn/txt/2013-08/15/ content_29724016.htm[中国网]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和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三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8月15日在吉林长春举行开幕式。

出席本届大会的领导和嘉宾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原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庄严；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中国日报社原总编辑朱英璜；大会特邀演讲嘉宾、腾讯公司副总裁孙忠怀；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贺永强；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姜加林。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担任开幕式主持人。

据介绍，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自2009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已经成为对外传播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高端研讨会，对推动我国传播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友义表示，本届大会是在贯彻落实党的十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围绕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舆论环境，努力对外介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新理念、新举措和新实践，对外传播工作面临更多的机遇以及更大的挑战的背景下举办的。

本届研讨会主题是“全球传播：新趋势·新媒体·新实践”，是近两年国内国际传播理论最新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和交流。

“2013苏北鲁南10城市互联网站峰会”

在连云港召开

http：///2013-08/12/ cms257595article.shtml[连云港传媒网]

8月9日至11日，“2013苏北鲁南10城市互联网站峰会”在连云港举办。苏北鲁南10个城市互联网站主要负责人就地市级互联网站新媒体运营如何破冰、网络电视如何发展、区域性网站如何联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此次峰会立足苏北鲁南实际，分享成功经验，交流面临困境，畅谈突破办法，并对成立“淮海经济区互联网联盟”的提案达成共识。各网站负责人一致认为， “地域性、共享性、创新性、协作性”将是未来区域性城市网站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突出地域性。所谓地域性，就是接地气，以百姓需求为导向，提供亲民的、及时的、全面的生活服务性网站。从百姓角度出发，可以通过广电系统网站图文并茂、视听共赏的特点，第一时间了解当地的生活资讯、新闻热点、政务信息，成为百姓日常主要的当地信息来源；从政府角度而言，网站设立政务、行风等板块，实时听到百姓的呼声，答复和办理所反映的问题。广电系统网站充分发挥其实用性、功能性、权威性及监督性的优势，成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搭建一个参与互动的综合性平台。

二、突出共享性。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采集力量强大、信息资源丰富、行业纵深报道的特点，结合新媒体或自媒体的技术优势，达到信息、数据与资源的整合，提供优质的内容汇集。从广电系统网站发展角度考虑，当一家网站的发展遇到瓶颈时，周边地区兄弟网站积极地献计献策，实现群策群力、智慧共享，从而达到“左邻右舍”互促共赢。

三、突出创新性。一些媒体人仍然依赖着传统媒体的人力、财力、物力，习惯于固化的思维、运作方式，逐渐不能适应现在的市场规律。因此，可以聚焦有技术优势的新媒体，扶持新媒体走向市场，从而适应媒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广电系统网站可以借助传统媒体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利用跨地区联盟的形式获得更多的盈利渠道。

四、突出协作性。会议决定成立“淮海经济区互联网联盟”。联盟宗旨是致力于促进淮海经济区互联网站的健康快速发展，联盟成员以轮值的形式不定期召开主题会议，总结汇报近期工作成果，并且就网站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研讨解决方案。通过协作共享、通力配合的互动、交流平台，为联盟成员单位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站合作服务，从而迅速提升品牌影响力，创造经济价值。

会议上，连云港传媒网、宿迁西楚网、淮安视听网、盐城网、徐州中国淮海网、枣庄鲁南传媒网、日照网、济宁新闻网、菏泽山河网、临沂鲁南视线苏北鲁南10城市互联网站主要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分享了北京泰德方舟和cc视频公司的互联网前沿发展技术。会后，网络媒体代表进行了采风，通过实地考察，现场商定了多个合作方案，对成立“淮海经济区互联网联盟”，加强区域性互联网站合作的可行性充满了信心。

多家知名网站联合打造国内首个辟谣平台

http：///newmedia/2013-08/02/ c_125105309.htm [新华网]

面对网上大量存在、快速传播的谣言和不实信息，国内多家知名网站8月1日联合推出数据互通的辟谣平台，参与建设该平台的各网站将充分发挥各自所长，打造令网络谣言一经核准便无所遁形的辟谣“利器”。

8月1日正式上线的“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由千龙网、搜狗、新浪微博、搜狐、网易、百度等网站共同发起，以“担当社会责任、共享辟谣数据、提高媒介素养、维护网络健康”为宗旨，是国内首个在管理部门、行业组织指导下，基于大数据结构，以开放平台方式，由行业领军网站联合建设的辟谣平台。

据记者了解，平台在运行过程中由千龙网负责内容搭建；搜狗负责数据整合；新浪微博、搜狐、网易、百度提供辟谣信息。各网站均在本网突出位置对平台进行推荐。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网络信息服务管理处处长陈华介绍，建设联合辟谣平台是北京市开展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的重要举措。目前，该平台一期工程已完成，由各网站提供信息，滚动的“谣言曝光台”和“钓鱼网站曝光台”已上线，共整合数据量超过10万条；平台为各网站提供了各自辟谣产品的专区，并汇集了北京地区主要网站的举报方式，便于社会公众使用。同时，平台还设有“法律法规”、“自律规范”等栏目，开展媒介素养教育。

陈华表示，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大大降低了人们信息的门槛、拓宽了人们表达的渠道，另一方面也便利了谣言和不实信息的制造与传播，联合辟谣平台的推出是北京地区网站在自媒体、大数据时代对整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进行的最新探索。

他同时表示，希望平台对谣言的曝光、展示、剖析能够让更多网民增强对谣言的识别能力，提升安全使用互联网的能力，让平台成为国内最大的提升网民素养的教育基地。

“平台为开放式，欢迎更多的管理部门、行业组织及网站加盟，共同打击网络谣言，保障信息安全流动”陈华说。

“宽带中国”上升至国家战略为信息消费补“短板”http：///it/2013/08-17/5174404.shtml[中新网]

国务院8月17日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部署未来8年宽带发展目标及路径，意味着“宽带战略”从部门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宽带首次成为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

8月14日，国务院促进信息消费的若干意见。官方预计，到2015年，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

而无论是消费者购买手机，还是增值服务提供者开发创新应用，或者信息技术融入各行各业，都依赖于网络设施的普及与带宽速率的不断提升。

此次“宽带中国”战略的出台，可看做是促进信息消费的配套政策，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政策措施。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工信部一位官员曾介绍，基于信息技术的投资和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达到18%。

中国科学院院士邬贺铨指出，金融危机后，不少发达国家出台了由国家主导的宽带战略。如美国建立了宽带扶持基金，日本政府对宽带运营商提供无息贷款，瑞典政府承担农村宽带网建设成本的1/2、地方政府承担11%。

而我国的宽带设施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不相匹配。作为全球经济体量第二大的国家，2011年中国宽带发展水平在全球排78位，比5年前还退后一位。“上网慢、上网贵”成为消费者对信息消费的最主要不满。

2010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均启动“光网城市”行动，分别在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实施“光进铜退”，光纤入楼、入户成为现实。此后两年，工信部连续启动宽带提速工程。2012年，新增光纤入户4900万。2013年计划新增光纤入户3500万，前四个月就完成了目标。

“宽带中国”战略从中长期的战略考量制定了宽带发展目标。到2015年，城市宽带接入速率达到20M，农村达到4M。到2020年，城市宽带接入速率达到50M，农村达到12M。方案还对宽带网络的覆盖提出要求，到2015年，行政村通宽带比率达到95%，2020年达到98%，通过基础设施的均衡化缩小“信息鸿沟”。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也需要多种技术手段。在城市，主要实施“光纤入户”，但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海岛等，固定网络接入、3G/4G无线接入、同轴电缆、微波、卫星等多种方式都有可能被采用。

目前尚无权威数据显示“宽带中国”战略将会拉动多少投资，但工信部的一项数据显示，2012年宽带投资为3700亿元。近期，LTE、光通信相关股票的涨势已经显示资本市场对宽带投资的青睐。

根据方案，“宽带中国”建设资金来源为多管齐下，既有基础电信企业的投资，也有专项资金、地方政府的投资，更有可能使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得以运行。但专家表示，“宽带中国”的诸多细节仍有待于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

中国广播网明确简称为“央广网” 新版上线更重原创http：///list/201308/

t20130826_513420385.shtml [央广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广播网（）新版首页8月26日上线，并首次明确“央广网”为中国广播网的简称和品牌标识。

中国广播网（以下简称央广网）依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等16套广播频率、中国广播联盟200余家成员台的深厚新闻资源，继续扩大原创和快新闻的优势，持续发力央广网旗下的中国广播集成平台、有声阅读、互联网电视等新媒体业务，不断拓展PC端、手机端、电视端业务的领先格局。

央广网新版首页新设了“央广名专栏”、“央广出品”等深具央广特色和优势的栏目。在海量信息的时代，新版突出新闻、财经、科技等频道的原创特色，增加了公益、文史等多个专业频道，力推精品新闻、原创评论、策划，以及伴随式音频收听、邮箱等服务功能，整个网站更有历史的厚重感和人文气息。设计风格上以沉稳大气的红色、深灰为主调，既是对央广品牌的延续，也表明央广网对深度原创新闻的一直追求。

央广网新闻频道（）也同步改版上线。随后，央广网娱乐、央广网科技、央广网财经等频道将陆续改版上线。

央广网本次改版首次将新闻媒体和音频资源的平台和品牌做了分离，正式推出中国广播集成平台业务“中国广播”，将传统网络电台银河台业务与央广旗下广播媒体的直播点播业务、全国电台的集成播出服务整合，构建了面向全国广播电台及音视频节目制作团队，提供新闻云采编、行业域名及邮箱、版权交易、播控和集成运营等行业服务，力争在移动互联网和车联网领域满足受众对音频媒体服务的新需求。

微博淘宝正式上线剑指微信

http：///content/93165[南方周末网站]

8月5日，新浪微博与淘宝网联手打造的“微博淘宝”正式上线。

据悉，“微博淘宝”产品功能开启之后，微博和淘宝两大平通，只要绑定微博与淘宝账号，用户便可用微博或淘宝账号登陆任一平台。此后，用户可将在淘宝上看到或已购买的商品信息通过分享功能分享到新浪微博，也可以直接通过新浪微博实现快速购买和支付。

据新浪网8月5日报道，微博可自动解析淘宝商品链接，通过解析，用户可了解到包括价格、店铺信誉以及受欢迎程度等，如果对商品感兴趣，用户直接点击图片或者“去购买”按钮均可跳转到淘宝商品页面直接进行购买。

此外，面向卖家的微博淘宝版也于5日正式上线。在微博淘宝版后台，卖家点击框下方“宝贝”按钮即可上传商品，单条微博最多可展示9个商品，且均以自动解析的形式呈现。

同时，微博淘宝版设置了数据中心，提供商情监控、影响力分析、粉丝分析、微博页面分析以及转化率分析等多项专业服务，通过对社交数据的解析帮助卖家优化推广计划。

目前，微博淘宝版邀请了部分卖家进行体验，今后将分批开放给商户使用。据《新京报》报道，淘宝网产品平台事业部总经理诸寅嘉表示，“微博淘宝版”暂不会引入分成机制。这意味着，新浪微博还不能马上将流量货币化。未来微博淘宝版还将推出“越转越便宜”等基于微博的营销功能。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微博淘宝”的诞生或对微信营销构成威胁。

据《京华时报》报道，阿里巴巴8月2日正式声明称，近期发现一些卖家利用微信营销应用骚扰用户，严重影响消费者的感受，甚至有一些卖家利用应用将整个交易过程引导出淘宝的安全支付体系，让消费者面临潜在的交易风险，因此，阿里巴巴暂时停止了与微信相关应用在服务市场的订购。

互联网分析人士郑珂表示，目前，微信的出现冲击了微博的势头，腾讯电商易迅也虎视眈眈，微信5.0将会推出微支付，这将很可能冲击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新浪微博和阿里结盟有共同抵御腾讯的意味。未来，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摩擦可能会不断加大。

亚马逊公司创始人2.5亿美元收购《华盛顿邮报》

http：///fortune/2013/08-

07/5134607.shtml [中新网]

长城谣教案篇（8）

一、“走出去，请进来”，让学生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

“乡土音乐进课堂”是个全新的课题，把乡土音乐“请”进课堂意义深远。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说：“没有民族性的音乐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一般认为全人类的音乐都是具有民族性的。”但实际情况是无教材，没有音像资料，更没有乡土音乐进课堂的教学经验，在学校接触乡土民间艺术不多，如何把丰富多彩的汀州本土民间音乐“请”进课堂呢？格林卡说：“创造音乐的是人民，而艺术家不过是将它编成曲子而已。”长汀是客家首府，客家文化源远流长，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博大精深，因此，音乐组成员首先到民间进行学习和采风活动。例如：利用业余时间到童坊镇学习“长锣鼓”;到本县“锣鼓之乡”新桥镇小庄村学习;积极参加观摩县举办的汀东、南、西南三个片区的农民文化艺术节活动;访问长汀客家文化方面的专家;到县南门社区学习民间小调“斗笠舞”表演;到大同镇东街村向民间艺人学习长汀民间小调《九连环》及表演;向民俗专家张鸿祥、郭如淮学唱山歌及到兄弟学校（长汀二中）进行《闽西乡土音乐入课堂》实践观摩学习。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把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激发起来，学习效果可想而知。首先，我们在校领导的指导、支持下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如把民间小调《九连环》、《踩船灯》、《十番锣鼓》、《卖花线》和山歌小调的演唱艺人请进校园表演，并请民间艺人现场教授，学生其乐融融，大大激发同学们的参与热情和学习兴趣，让同学们真正感受到“乡土艺术”魅力无穷，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利用课余时间发动师生、家长收集相关民间音乐、音像、歌谱、文字材料，走访民间老艺人，收集珍贵的文字、影像资料。在“走出去，请进来”的学习活动中，师生共同学习民间音乐艺术，直观的口手相授，心手相连的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民间本土音乐的自信心和成功感，从而热爱家乡音乐文化，热爱民族音乐。

二、朗朗上口的客家童谣，为学生学习乡土音乐做铺垫。

在“请进来”的环节中，引导、激发同学们对乡土音乐产生兴趣，培养同学们学习本土音乐的自信感。对此，我选择风趣、幽默、诙谐、朗朗上口的童谣作为进课堂教学的第二环节。

客家童谣是口头文字，短小精悍、语言俏皮、富有童趣、语句通俗，而且每句尾用同韵字，所以朗诵起来异常顺口，只要小时念熟，到了老年，仍牢牢不忘。如《鸡公仔，啄尾巴》这首客家童谣：“鸡公仔，啄尾巴，啄到婆婆树兜下，婆婆出来看鸡子，姐姐出来拗桃花，桃花开、李花开，张郎打鼓李郎吹，吹到姐姐心里化化开。”童谣整理长汀民俗专家杨水生、张鸿祥，曲谱：陈鸿志。教学中，我首先用长汀方言诵读童谣，让同学们产生新鲜感，感到用长汀方言诵读童谣“挺有意思”的，从而学习兴趣十足，纷纷诵读。利用小组合作方式互教互学，同学们用方言诵读童谣后，兴趣盎然，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接下来进行歌曲教学就水到渠成了。在学唱中，要求同学们用长汀方言唱童谣，这样同学们一个个试着用方言合着音乐唱着，兴趣更浓厚了。

在感受完这首幽默、风趣的《鸡公仔，啄尾巴》之后，同学们对童谣的搜集、探索干劲十足，如搜集到了《月光光》、《砻谷》、《蛤蟆子》、《缺牙窿窿》、《火萤虫》、《小老鼠》等许多有趣的童谣，以“谁的童谣”多的形式展开朗诵比赛。如一位同学搜集到一首地方童谣，它的特点是用数字将长汀城关的主要地名串起来，朗朗上口，易于念诵（一清门、二府哩、三元阁、四角井、五通门、六衙哩、七里桥、八角亭、九驾坪、十字街、十一垛叫垛、十二城门九把锁）。在教学中，首先让同学用长汀话说地名，同学们说得不亦乐乎，我又问谁能用数字将它们串起来呢？这下，请搜集到此童谣的同学用长汀方言念，同学们听得惊而趣，拍手称赞，用长汀方言念童谣太有趣了。

童谣是生态型乡土音乐，有鲜明的艺术特点，不但简洁、明快，而且十分讲究节奏和韵味。因为只有突出音韵和节律，才能朗朗上口，显示出独特的韵律美和乐律美。所以，在用长汀方言诵读的时候，我十分注重两点：一是用准长汀方言，二是音韵和节律，即要求、引导同学用地道的长汀方言念，并注意韵味，这样诵读起来就有趣多了。随后习之不仅提高学生诵读能力，还激发同学们爱家乡的自豪感，让家乡音调难忘怀。

三、山歌好比春江水，给学生搭建学唱山歌的平台。

“唱山歌来，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山歌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中国民歌中的奇葩。散溢着乡土的芬芳，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语言形象生动，其感情真挚淳朴，其生活气息浓郁，其艺术形象多彩。山歌，顾名思义，是在山野田间唱的歌，其实，只要具有在各种个体劳动中、在生活中自由咏唱，歌腔自由舒展，自娱的基本特征的歌，都可称为山歌。它是客家人的口头文学，富有客家语言特色，把无形无影的思想感情化为具体而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文化底蕴雄厚。

山歌入课堂作为第三阶段教学，如何让学生在兴趣中学习这些打上时代印记的山歌呢？在2010年我校元旦教职工联欢会上偶得一招，把内容相关的山歌创编成山歌小品，即情境山歌小品教学。课上邀请我校音乐组成员创编表演的山歌小品《xia妹子》，既有辛勤劳作的一面，又有幽默诙谐娱乐的一面，同学们看到生动形象的表演唱都想跃跃欲试。接着顺理成章，我给同学们介绍了几首长汀山歌，如《长汀城关山歌》、《河田山歌》、《馆前山歌》、《南山山歌》、《涂坊山歌》、《四都山歌》、《濯田山歌》。让同学们在欣赏中选择自己所属哪个乡镇就选哪首山歌学唱，而且必须用本土方言演唱。这样一来，同学们纷纷介绍说：“我是河田人，我选择学唱《河田山歌》，我是四都人，我……”这样同学们自身都有一种义务感，“我要把本乡镇的山歌学好”，经过一番学唱，接着，山歌小品《我是哪里人》就开始排演了，每组同学都以最自豪的情感用本土方言演唱（四都话、涂坊话、河田话……），有趣极了。趣中求学、乐中求知是教学的妙招，演唱中同学们体会到了长汀各土方言的语言特色，感受到了山歌的无穷魅力，难忘怀家乡的音调。

时代在发展，山歌也必将推陈出新，正如作曲家徐沛东指出山歌创作如果不发展，再好的传统文化也会随时面临被取代和消灭的危险。引导同学们进行山歌创作是势在必行的，如何引入、教导呢？引领同学们多学习、观摩，搜集一些现代创作、富有时代气息的闽西山歌。如郑发祥老师所编的男声四重唱《风吹竹叶》，陈鸿志副局长2004年参加第三届世界龙岩国乡恳亲大会创作的《山歌摇滚》、《秀丽岩城我的家》、《我是龙岩人》这些歌曲，具有闽西乡土音乐的特点，又富有时代感，都是很好的乡土音乐教学素材。激发热情之后，在课上播放了我摄影的长汀实幼大班小朋友演唱的长汀山歌《风吹竹叶》、《韭菜开花》，听着孩子们用长汀话稚气地演唱着地道的长汀山歌，同学们觉得大班的孩子都能学会，我们就更能唱好了，经过学唱并引导同学们创编歌词形式，让同学们从学习生活中发现撷取素材以创编属于他们的歌词，同学们个个兴致勃勃，创编出了《和谐校园》、《奋斗、拼搏》、《爱心》、《隐形的翅膀》、《真心英雄》、《安全你我他》等不同主题的现代“山歌”，既增添了学习情趣，又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长城谣教案篇（9）

“坚持开门搞活动、开门听意见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敞开大门、开门纳谏，才能听到真心话、找到真问题。开门听意见、找问题要有诚恳的态度，欢迎提意见、敢于听意见，听不到意见、找不出问题本身就是问题。”

8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在京主持召开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时说。

“有一部分政府城镇化的短期行为值得关注，把功夫花在造城上，结果负了很多债。在新的时期促进中小城市发展，还是应该在发展产业上下功夫，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就是‘空城’、‘鬼城’。”

8月3日，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在“2013年崇礼·中国城市发展夏季论坛”上指出，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短期行为值得反思，底特律破产对于中国地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党员领导干部要积极与媒体打交道，不要害怕说错话，在采访中偶尔说错一两句话，受众应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谁也不是神仙。”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在8月5日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上强调加强舆论引导工作重要性时说，“领导干部不要害怕采访。”

“法官被视作公平正义的化身，理应成为社会伦理的坚守者、公序良俗的示范者、法律尊严的捍卫者，更应是守法、依法、执法的表率。”

8月7日上午，上海举行全市法院系统领导干部大会，通报市高院几名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案件处理情况。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强调，这起案件，虽然只是少数几个干部腐化堕落的案件，却给上海整个法院系统、政法系统乃至整座城市抹黑。

“山西省干部的主流是好的，但在一些干部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最突出的是一些干部对自己的升迁太急迫、急切以至急躁，作风飘浮和热衷于跑官、跑票、跑关系的‘急躁’、‘飘浮’、‘跑要’等问题，败坏了党的风气，侵害了正常的干部选用规则，搞乱了干部工作导向，危害党的事业。”

8月8日，山西省委召开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纯清在会议中指出，要真正让那些作风飘浮、急于升迁、热衷于跑官、跑票、跑关系的人没有市场、无利可图、无地自容。

“对教师中的这些败类坚持‘零容忍’，对个别教师违反职业道德甚至违法犯罪行为，出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绝不姑息。”

针对最近媒体报道的几起教师侵害学生恶性犯罪案件，教育部教师工作司8月9日重申。

“请站在后面的观众往前移，不要怕坐官员的位置，他们来迟了，就应该站着听。”

8月18日，知名学者、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广州南国书香节上作讲座，听众挤满了整个会议大厅，但会议厅最前几排的“留座”却稀稀拉拉没几个人，易中天邀请听众上前就座时说。

“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最期盼的就是公正司法，最不满的就是裁判不公正、法官不廉洁。对于利用司法职权谋取私利，对当事人吃拿卡要的行为；同当事人、人进行不正当交往，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行为；损害群众利益、危害司法公信的其他不公不廉、违纪违法行为，都要坚决整治、坚决杜绝。”

8月21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说。

“政府部门现在有两个观念转变不过来，一个是很多事情替企业考虑，这个事该管，那个事该管，有点杞人忧天，可能企业不需要；一个是站在宏观的角度担心出事，这个鸟在笼子里飞不会出事，尽管这个笼子很大，但是企业仍会抱怨，干吗要这个笼子，这个笼子打开，飞到其他地方发展不是更好吗？”

8月24日，2013CCTV中国上市公司峰会在北京举行，在“改善发展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分论坛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现在政府部门需要转变观念，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天高任鸟飞”。

“今年5月，某省招商团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早餐会。一位参会的香港企业家透露，参加者共约40人，花费约4万元，人均1000元。”

长城谣教案篇（10）

解：第1个小时，传给2人；

第2个小时，传给22人，即4人；

第3个小时，传给23人，即8人；

第23个小时，传给223人，即8388608人；

第24个小时，传给224人，即16777216人。

第24小时就是最后一个小时，仅仅这一个小时内，就传给了16777216人，因此，一昼夜内就能传遍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凭直觉，好像这不太可能，然而通过计算我们发现答案是肯定的。

本题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对学生非常有吸引力，能引领学生质疑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本题可构造指数函数模型f(x)=ax(a>1)。当底数a>1时，我们称指数函数是一种“爆炸”型增长函数。通过对本题的探究，学生既能感受到“指数爆炸”这一特性，从而理解并掌握这一知识点，又可在学习中养成勇于探索、勤于思考的习惯，还能明白，看问题不能想当然，只有经过科学地论证，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在教学中要努力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注重培养学生数学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形成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长城谣教案篇（11）

这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解读我们曾经面临的一切大恐慌的教程。

因为匮乏、无知以及与生俱来的人性弱点，恐慌仍将为我们长久面对。今天看起来令人发笑的荒唐景象，在当时却是真实的经历。

1768年：德清石匠的叫魂术

这一年是乾隆三十三年，康乾盛世正在顶峰。美洲引入的作物被广泛种植、白银流入，虽然物价相比数十年前上涨，但是普遍的生活水平还是在提高。不过，人口过度增长的压力也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放弃农业，成为流浪的乞讨者。官僚系统对流浪人口的管理却是失败的，这让城市和乡村的居民都感到不安。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孔飞力写道。

在这种普遍的不安情绪中，浙江杭州以北60公里的德清县，一个姓吴的石匠被官府雇用，来修理坍塌的城墙水门。有个陌生的农夫找到他，给他一张卷着的纸条，上面是农夫两个侄儿的名字。有人告诉那个农夫，石匠要把写有活人姓名的纸片打入木桩，借生者的灵魂给工程注入某种精神的力量，这被称为“叫魂”。被叫魂的人，会因为精气丧失而莫名其妙地死去。

石匠向当地官府举报了这个农夫。农夫被打了二十五个板子，然后放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随后几个月里，却成为谣言大爆发的源头。

以讹传讹的新闻，从德清县到了杭州，随后蔓延到整个江南地区，再向北扩散到山东和直隶。人们相信，有一群妖术师在剪发辫、衣角，并通过人的名字来盗取他们的灵魂。

从春天到秋天，半个中国的百姓都在惶惶不安，他们寻找对抗妖术的法术，警惕地盯着每一个陌生人，殴打乞丐和游方僧侣，动用私刑。而官员们尽管被动，但是不得不被民间的恐惧催促起来，去缉捕妖人，平息百姓的愤怒安抚他们的恐惧。

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皇帝，则为妖术横行可能祸及统治而寝食难安，斥责臣僚敷衍塞责，督促他们对妖人和阴谋造反者进行清剿，以安定社稷。于是地方官又不得不出力追查，刑讯逼供。过路的和尚仅仅因为问了一个孩童的姓名就被捉拿，严刑拷打，被迫承认自己就是叫魂的妖人。

而百姓中一直想清算宿怨或者谋取私利的人，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把“叫魂”的罪名加到对手身上编造罪证，向官府控告。

许多流浪者和僧侣、道士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私刑致死，或者在狱中毙命，或者被草率正法。混乱一直持续到年底，军机处的大臣们开始发现，纷乱的割辫案件中大多口供自相矛盾，情形可疑。许多案件追查下去，实情却是“刁徒私将父财妻物花用无存，遂自行剪辫，假称被人所割，钱物亦被人夺去”，更有顽童逃学，自己割辫以图不去书馆。

他们开始感到这场混乱的荒谬，并最终上奏皇帝。这一年年底，清剿妖人的旨意被撤销，羁押在狱中的乞丐、和尚迅速被释放，各地层出不穷的“叫魂案”如滚汤泼雪般结案。

出于维护中央脸面的考虑，朝廷斥责地方官员缉拿不力，以至于正犯漏网，而被捕多是无辜，实际上默认了折腾了帝国大半年的“叫魂”根本是子虚乌有。

1891年：传教士挖眼睛之谣

类似乾隆三十三年的妖术恐慌，在清王朝结束前，又发生过几次。新的皇帝对这些谣言听之任之，最终都自生自灭。

然而当恐慌与外国人联系起来时，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1891年，光绪十七年，距离光绪年间重演的一次剪辫子传言又过了十几年，新的恐慌在中国腹地滋生蔓延。

《天津条约》开放基督教传教之后，自康熙时代礼法之争起禁绝传教士活动的政策被迫废除，大量传教士涌入中国内地，建设教堂，收拢教民。

而对于中国士绅百姓来说，口岸开放、洋货涌入使得众多小手工业破产，桑蚕、桐油等农产也不得不依附外国商会。一切苦难的根源自然而然被推到非我族类的外来者身上。

与基督教的文化隔膜，也让封闭一辈子的中国平民满腹狐疑。出生受洗、男女混杂做礼拜，在让中国人感到不解的同时，产生不安的联想。到1891年，这种面对外来者的仇恨和不安终于爆发出来。

早在半个世纪前，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就写下了匪夷所思的一笔：“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开眼看世界的人尚且如此，遑论普通士绅百姓。长沙、扬州等地的市民和农民，开始频繁地在墙上看到匿名的揭帖，指控传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

人们相信，这些传教士来中国，拉拢教民，去拐骗良家小儿挖眼睛做药，或者用来炼金银。

“各省闹教之由，实由匿名揭帖最为祸首，挖眼残害诸事，有图有歌，谣传一播，愚民竟谓目前真有是事，有触即发。”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说。

恐慌最终诉诸暴力。长江沿岸，从内地的湖南、湖北，到江苏，被恐惧和愤怒蛊惑的人们砸开教堂，纵火焚烧，成为轰动一时的“长江教案”。

虽然不久教案就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渐渐平息，然而这种在变动之世的恐慌并未结束，在十年后，它以更加暴戾的形式爆发出来。

1950年：割蛋、毛人水鬼与原子弹

到1950年代初，又一场跟外国人有关的谣言恐慌在华北和华东地区散播开来，涉及人口数千万。

1950年4月，绥远桃林县的居民，开始听到一些隐隐绰绰的传言：“苏联要造原子弹，原料是男人的、女人的和子宫、小孩的肠子。政府答应供给苏联，于是派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

这一年春夏之交，华北地区因此不得安宁。村庄里的男丁在夜里站岗，村民结伴而眠，出门结伴而行，不敢下地干活。一有风吹草动，就数村惊扰。由于谣传割蛋的人是政府派来，交给公安局也没用，一些无辜者在被认为是割蛋人之后，遭殴打致死。

而差不多同时，在华东，类似的谣言也在制造着恐慌。谣言的主角是浑身长毛的水鬼，他们同样要挖走人身上的器官，提供给苏联制造原子弹。安徽无为县，因为传闻毛人变成乡干部，数千人冲击乡政府，捉拿毛人。

1950年前后，正在推进，朝鲜战争又迫在眉睫。农村以前经历过的变动、斗争，以及遥远的战争恐惧，在人们心头压下一片阴影，经不起轻轻的撩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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