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论文大全11篇

历史发展论文篇（1）

二、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近三年的历史活动述评

（一）传播文化的形式更多样

除了传统的德语教学和培训活动，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采取论坛、演出、工作坊等更新颖的形式，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德国文化。在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上，这些活动的设计都体现了文化传播者的独具匠心，并能够结合中德两国的特点找到适当的切入点。每一项活动，都是德中双方的工作人员在一起，从概念到经历再到经验等进行充分的磨合，这样才能达到深层次的互相了解。这些活动经过精心设计，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可以延伸热度，追求长期效应；另一方面在文化活动相对较少的普通省会城市，更容易取得更大的反响，更容易在这些城市唤起人们对德国的兴趣。

（二）受影响地区扩大

北京、上海以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主要活动区域。近年来，北京分院也在西南、西北地区开展活动。2006年，北京分院在重庆沙坪坝区图书馆帮助设立“德语资料区”，于2006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收藏歌德学院提供的各类德文资料3000余册（盘），资料主要为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北京分院设立德文图书阅览室的工作也在西安的陕西省图书馆等地开展。同时，与成都、南京、青岛等地的合作正在积极运作中。

（三）紧跟时代脚步，体现时代感

北京分院站在时代文化的前沿，紧扣时代文化的脉搏，关注时代话题。它所传播的电影、音乐、环保、时尚设计等时代元素，无不体现当时德国社会的发展，帮助人们了解德国日新月异的文化新元素，全方位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德国。

（四）活动地点的选择更多样化

北京分院开展活动的地点不受室内室外的限制，根据活动的具体要求，选择适当的场所，依托各种机构，如高等院校、博物馆等。多样化的场所可以进行多样化的活动，使活动的效果发挥到最大，更有效地实现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历史发展论文篇（2）

近代法国档案工作改革揭开了正规档案鉴定的序幕。进入20世纪，各国面对文件数量急剧增长的现实，开始从理论上积极探求档案鉴定的原则与标准。首开先河的是德国提出的“年龄鉴定论”，核心思想就是尊重高龄案卷。这一思想成为外国档案鉴定理论萌发的标志。从此之后，外国档案鉴定理论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理论观点不断涌现、推陈出新。各国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对档案价值形态的认识和把握不尽一致，从而使各国提出的鉴定原则与标准表现出鲜明的本国特色。然而，档案鉴定理论是对档案价值规律和档案鉴定原则、标准的理论总结和科学提炼，对鉴定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透过各国纷繁复杂的鉴定理论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可以看出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

一、档案鉴定理论的历史发展

20世纪初至今，外国档案鉴定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年龄鉴定论”、“行政官员决定论”、“职能鉴定论”、“双重价值论”、“利用决定论”和“宏观鉴定论”。

（一）20世纪初的“年龄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1901年提出的。他在担任德国国家机密档案馆馆长期间，以多年实践经验为基础，总结出了一套档案鉴定的理论体系——包括六条一般原则和七条具体标准。他指出鉴定遵循的一般原则包括：第一，事关档案存毁的决定必须当机立断；第二，必须避免极端行为，既不要过于谨慎保存，也不要过于随便抛弃；第三，不要以抽象概念作为价值标准；第四，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16世纪以前的案卷不得销毁；第五，为暂时目的使用的案卷在目的达到后应当销毁；第六，一个永久性机构成立经过的案卷应当保存。他提出的鉴定标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档案内容；二是档案来源。

迈斯奈尔的鉴定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的著名思想并没定了具体的禁毁年限，这是一种“颠覆传统”的鉴定思想，改变了过去各国销毁古老文件、保留近期文件的习惯做法，带动各国相继制定禁毁年限，使历史档案得以妥善存留。其次，他第一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鉴定原则与标准，构建了一个鉴定理论体系，改变了过去各国对鉴定进行粗线条简单规定的传统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是一次重大突破。再次，他第一次提出了档案来源是最重要的鉴定标准之一，强调不能把档案视为零散材料孤立地进行价值评判，而应以档案固有的行政关系为背景进行鉴定，全面考虑形成机关在政府结构中的地位，以及机关职能与上下级单位职能的关系。他的观点是对来源原则在鉴定领域适用性的首次肯定。

（二）20年代的“行政官员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英国档案学者詹金逊(HilaryJenkinson)提出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代表作《档案管理手册》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鉴定思想——档案人员不宜参与文件的鉴定和销毁，鉴定应由行政官员自行决定。一方面，他认为文件证据的神圣性是行政官员决定鉴定的基础，因为文件是行政管理无意识的副产品，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证据，不能允许后来的加工整理者进行人为于预，否则文件的原始证据性就会遭到损害。另一方面，他认为档案人员参与文件鉴定至少会带来两种负面后果：一是档案人员在鉴定中的个人判断会玷污档案作为原始证据的神圣性；二是档案人员的干预也会妨碍档案保存目的的实现，不利于满足历史学家或其他研究者对档案的利用需求。

行政官员决定论有其正确与合理的一面。因为档案文件不是档案人员形成的，也不为档案人员所用，其价值判定及存毁自然不能由档案人员单独决定，而应主要由文件的形成者和利用者决定。但是它将档案人员排除在鉴定工作之外，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第一，行政官员由于缺乏客观的历史文化意识，若由其单独自行决定档案的存毁，往往不利于维护档案的原始证据性。行政官员难免会出于个人目的而刻意剔除、销毁甚至编造于己不利或有利的文件。第二，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保证档案的总体质量，因为行政官员不易准确把握销毁的“度”，既容易销毁过多，也容易销毁过少。第三，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档案价值的充分发现与实现，因为行政官员站在机关的立场，难以从社会总体需求的角度去全面判断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行政官员决定论是一种古典鉴定观，现在看来已经过时。

（三）20世纪20～30年代的“职能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提出的。他认为应按照文件形成机关在政府机构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档案文件的价值及保管期限。换句话说，档案文件的价值大小和保管期限的长短与其形成机关的地位高低和职能重要性总体上成正比。据此，他把档案文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最高行政机关的文件，一般应永久保存；另一类是低级机关的文件，只需保存一定时期后就可以销毁。此外，他还提出了鉴定单份文件的标准，包括一般标准、法律标准、行政标准、历史标准、地理标准、替代标准和典型性标准等等。

职能鉴定论的进步意义在于发展了迈斯奈尔的来源鉴定思想，因为它不仅强调档案价值的鉴定与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直接相关，而且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形成机关地位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文件的价值相应就越大。后来经过实践检验，这一结论虽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普遍性，但其局限性与片面性也很明显。因为不具体分析文件的内在价值，而仅从其形成机关的外在角度去鉴定难免有肤浅、粗放之嫌；而仅凭机关的地位级别来决定其档案文件的存毁和划定档案文件的保管期限则更有片面和武断之嫌。事实上，高级别机关的文件未必都有保存价值，低级别机关的文件也未必就没有保存价值。档案文件的价值特别是历史文化价值决不能仅仅由其形成机关的级别地位来决定，而应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具体分析。

（四）20世纪50年代的“双重价值论”

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TheodoreSchellenberg)提出的。他在1956年出版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鉴定理论——公共文件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一是对原形成机关的第一价值；二是对其他机关和个人利用者的第二价值。具体来说，第一价值分别体现为行政管理价值、法律价值、财务价值和科技价值；第二价值包括证据阶值和情报价值。其中，形成机关的行政官员对鉴定第一价值负主要责任；而鉴定第二价值则应主要由档案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来完成。

与行政官员决定论和职能鉴定论相比，双重价值论具有明显的进步与深刻之处。首先，谢伦伯格不是反对、而是大力主张档案部门及其人员积极参与鉴定工作，这不仅避免了鉴定的片面性，有利于全面发现档案的历史价值，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历史档案与现行文件的密切联系，为文件、档案的一体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正是谢伦伯格的现代鉴定观取代詹金逊的古典鉴定观的根本原因。其次，谢伦伯格不再把鉴定标准的重心单一放在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等外在特征上，而主张从文件自身属性与利用者需求的关系角度来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其贡献一是确认了档案价值是档案文件客体满足利用者主体需求的关系，真正揭示了价值的实质；二是把档案价值根据不同需求主体区分为两种形态，使认识更加深入。后来欧美档案学者正是依据文件双重价值形态的转化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谢伦伯格也由于在档案鉴定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而被誉为“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

（五）20世纪60～70年代的“利用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档案学者菲斯本(MayorFishbein)、布里奇弗德(MaynardBrichford)和芬奇(ElsieFreemanFinch)等。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将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利用需求视为鉴定档案的最重要标准，鼓吹第二价值决定档案的根本性质。他们有的主张“编史工作的最新趋势是判断文件价值的首要标准”；有的提出“鉴定既要考虑文献资源的长远利用，又要考虑学者的潜在需求”；有的更进一步指出“了解用户为什么和怎样接近档案将提供鉴定文件的新标准”。总之，这种鉴定观一切从利用者的角度出发，突出强调学者的需求是判断文件价值的决定性标准。

尽管利用决定论希望通过关注利用者的需求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合理性。但其局限性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一方面，利用决定论会使鉴定过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片段性和非协调性。档案人员如果与学术市场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导致馆藏档案只限于满足狭隘的学术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利用决定论实际上破坏了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有机联系，完全忽视了形成者延续机构记忆的需要。它使鉴定标准脱离了文件及其形成者本身，从而削弱了文件来源的重要地位，损害了文件在社会记忆中的真正价值。正因如此，利用决定论后来遭到了美国档案界的批评和否定。

（六）20世纪80～90年代的“宏观鉴定论”

宏观鉴定论是一个统称，主要包括“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文献战略”和“宏观鉴定战略”。

1.“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布姆斯(HansBooms)提出的。他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指出档案价值应当是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既不取决于詹金逊所说的行政官员，也不取决于谢伦伯格所说的历史学家，而是取决于人民大众。他起初把社会公共舆论视为鉴定标准，但后来认识到这太过抽象而且不切实际，就将鉴定理论改进为“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90年代初，这一理论基本成熟，核心观点是主张档案应体现文件产生时期的社会价值，但这种社会价值并非直接通过研究社会公共舆论来确定，而是间接通过了解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这样一来，档案人员在鉴定时需要对文件形成者、特别是其职能进行全面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用明确的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复杂的社会价值，也才能使鉴定标准相对简单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总之，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社会价值。

2.“文献战略”。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塞穆尔斯(HelenSamuels)提出的。80年代中期，她针对传统鉴定方法的不足，要求改变鉴定过多关注文件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和文件的外在形式的做法，转而围绕某一正在进行的主题、业务活动或地域制定鉴定方案，特点就是要求以文件的主题作为主要鉴定标准。这就是“文献战略”。但北美档案界对文献战略存在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它的不足在于缺少确定主题的适当方法，适用范围较窄。后来塞穆尔斯也认识到这些不足，到90年代初，她将“机构职能分析”的观点引入了文献战略，使这一鉴定理论相对完善。调整后的文献战略认为，鉴定的起点不再是检验具体文件，而是分析文件产生的背景，特别是现代社会中面对机关频繁变动的现实。只有将鉴定的着眼点从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转向机关的职能，才能准确地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总之，“文献战略”的核心思想也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来判断档案的价值。

3.“宏观鉴定战略”。这种鉴定观是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Cook)提出的。他同样认为传统的鉴定理论需要革新，主张档案人员在鉴定前需要了解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文件的形成过程，通过鉴定来准确反映社会发展趋势与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的有机联系。为此他于80年代末提出了“宏观鉴定战略”。这一鉴定理论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论中的价值标准，提出应全面考虑社会结构、文件形成过程、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等多种因素，从而使鉴定的重点由根据研究目的判定文件价值转变为根据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结构来鉴定文件形成背景或文件来源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到1991年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得到实施，表现形式就是“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战略的基本思想是，档案应体现文件形成的相互联系，档案价值取决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职能得以体现。为此，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鉴定方法是以文件有机联系为基础、以文件来源为中心，要求分析和鉴定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计划、活动和业务的重要性。这样一来，鉴定的着眼点不再是单份文件的内容或价值，而是生成文件的政府职能、任务或活动。这种鉴定观显然更加宏观，它超越了传统理论对文件内容的关注，转变为对文件通过其形成机关职能、计划、业务、活动等所表现出来的“宏观联系”的关注。总之，“宏观鉴定战略”的核心思想同样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对档案文件进行宏观鉴定。

4.宏观鉴定论的共同点。上述三种鉴定理论之所以统称为“宏观鉴定论”，是因为它们具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

首先，它们都把档案鉴定提升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都认为档案价值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它们都不再局限于将档案价值单纯理解为文件客体对利用者主体需求的满足，而是将档案价值与社会的运行方式、发展动态紧密相联，视档案价值为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广泛的社会鉴定观。

其次，它们都超越了传统鉴定理论中的价值标准，转而强调职能鉴定标准。它们规定的鉴定着眼点都不再是具体文件，也不再是文件的内容，而都是文件形成者的职能、任务或活动。它们都认为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就是社会宏观职能的最佳体现。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宏观的职能鉴定观。

这两个共同点是上述三种鉴定理论的深刻与独到之处，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联系日益紧密且呈一体化的宏观趋势。但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宏观鉴定在现实操作层难以具体化，要将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鉴定标准难度极大，容易造成浮泛、粗放的鉴定结果。

二、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规律

尽管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论述角度与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它们还是存在一定的共性，即通常需要涵盖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前者是档案鉴定的理论依据，后者是档案鉴定的操作指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深入分析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对档案价值和鉴定标准的认识发展，笔者认为具有以下两点规律性特征。

（一）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到全面、从狭隘到科学的特征

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表明，各国学者在不同时期提出的鉴定观都包含了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而且他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行政官员决定论”把档案价值界定为文件对形成机关行政官员的作用，也就是谢伦伯格所说的“第一价值”。“职能鉴定论”也把档案价值理解为形成机关地位高低和职能大小的对应表现，强调的同样只是文件的第一价值。这说明，詹金逊和卡林斯基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较为片面的，这也正是他们鉴定观的重要局限。“双重价值论”对文件价值的认识开始从片面走向全面，不仅包含了第一价值，还兼顾了第二价值。这种全面、准确的鉴定观使谢伦伯格超越了前人。而“利用决定论”对价值的认识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暴露出过于强调第二价值而忽视第一价值的局限，也是一种片面的鉴定观。“宏观鉴定论”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将档案价值提升为社会价值，实际上不仅包括第一价值，而且包含第二价值。可以说，宏观鉴定论继承了双重价值论的精华，并且推动鉴定理论具有了一个更广泛的研究视野。

上述鉴定观的发展进程显示出国外学者对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走向全面，从狭隘走向科学的规律性特征。这不仅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也是由文件和档案运动规律决定的。因为文件从作为形成机关行政管理和业务运转的管理工具到转变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档案，导致变化的根本因素还是文件内在价值形态的转化。随着学者们对文件和档案运动过程和规律认识的深化，他们对档案价值的揭示必然会更加全面和科学。

（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具有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特征

历史发展论文篇（3）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一过程，实质就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的过程。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所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品质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个“发展点”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

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3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百废待兴、百业重建的历史条件下，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用“向自然界开战”的语言表达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需要转移的思想；提出要以苏为鉴，要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处理各种关系的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安排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初步探索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后来在发展方向上走了弯路，但它毕竟是特定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并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适应时代要求和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基本规律，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内容，主要包括：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指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发展；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指出经济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等；指出要充分利用“和平与发展”国际条件加快发展现代化等重要思想。这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使我们党的发展观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飞跃，而且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展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面探索，主要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明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思想，从而把我们党的发展观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对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站在时代高度，既坚持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又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了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更加突出地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强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宏观调控、注重统筹兼顾、注重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邓小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发展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今天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是：它们都必须以中国工人阶级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只能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而实现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4就会变形走样。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紧紧抓住“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高度凝炼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发展认识的思想理论成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注入了体现时代特点、符合中国需要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结论，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它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走向新阶段。二、科学发展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宝贵经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重新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我们坚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世界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困难的考验面前，继续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了辉煌成就。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其实质是用新的发展思路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快更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了发展的核心理念、发展的重要原则、发展的根本途径，使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态转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指明了发展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包含着对“人”和对“本”两方面的理解。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这里的“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为了谁”发展，就是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承认并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的价值观念，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依靠谁”发展，承认并尊重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去促进发展，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创新精神。总而言之，以人为本，包含了“人是根本目的”和“人是基本动力”双重意义，解决的是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动力问题。可见，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理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指明了发展的重要原则。发展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必须充分考虑发展要素空间上的全面性、系统结构上的协调性与时间上的可持续性。因此，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全面发展，是指在经济增长基础上实现的量和质、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协调发展，就是构成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各领域、各层次、各要素在发展过程中要互相适应、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就是各子系统、各领域、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动态平衡，从而实现社会系统在整体上的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之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之间，城乡、区域、内外、上下之间，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利益性结构和社会功能性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5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当前，只有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才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指明了发展的根本途径。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经验，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统筹兼顾，就是指在工作中要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谋划、兼顾全面，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现阶段，按照统筹兼顾的思想，就要正确认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积极发挥政府作用，适当运用行政手段，又要尊重和遵循市场规律，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发展的活力和效率；要始终站在战略高度，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可见，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统筹兼顾，已经不是某个局部、某个方面、某个环节的方法和策略，而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根本方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三、科学发展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波澜壮阔、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甚为剧烈，代价无比昂贵，同时也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彻底觉醒。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到底该走什么路，社会主义运动的突破方向到底应该如何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始终成为关注和实践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具有世界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有近16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生了三次历史性飞跃。第一个阶段，是从1848年到1917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个阶段，是从1917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主要任务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形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第三个阶段，是从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辟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成果，特别是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由此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而且又是在一个国家单独举行革命，巨大的历史飞跃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由此引起的争论贯穿于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毅然实行了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变，继续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想，其实质在于探索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这一探索没有能够在俄国结出应有的果实。

在第二阶段，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斯大林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次转变的结果，是建立起了斯大林模式，即后来持续存在了半个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大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尽管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但基本框架是一致的，都是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等。

在第三阶段，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甚至跌入谷底，经历一个重新分化组合之后，社会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缓缓回升，结束了“震荡期”，进入“调整期”，并在总体低潮中出现了局部复兴。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领导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自1978年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就是不断建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科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外交往、祖国统一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和新方略。这些新思路和新方略，既承载着浓浓的历史厚重感，也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这是对社会主义实践规律认识的深化，又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不垮”、“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6“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7我们应当站在这种政治高度，来看待科学发展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吸取国际发展经验，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增强了自身的示范效应和吸引力。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是和世界范围内时代的发展趋势和进步潮流相吻合的，它反映并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

从世界范围来说，自从195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易斯提出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GDP增长的发展观以来，半个世纪内的人类发展观大致朝着三个方向发展着：一个方向朝横向扩展发展观念，如法国社会学家佩鲁在1983年提出的“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观；一个方向是朝纵向扩展发展观念，如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个方向是从内涵上扩展发展观念，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开发署以及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等人提出的人类自身的发展观、实现社会转型的发展观、以及作为自由、人权的发展的发展观等等。

科学发展观既借鉴和吸取了发展观在这三个方向上发展中所包含的人类文明成果，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个成果。例如，在朝横向扩展发展观方面，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朝纵向扩展发展观方面，我们党提出了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等；在从内涵上扩展发展观念方面，我们党阐明了发展要以人为本，就是说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国际上则提出和平、开放、合作的发展，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

当前，党中央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注重扩大民主，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注重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升，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际地位和影响也显著提高。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对世界劳动人民的鼓舞作用、对世界人类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自明、难以估量的。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历史发展论文篇（4）

随着人类远古历史流传，人类历经如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网捕鱼，神农氏种植五谷等传说；历经结绳记事、刻契记事、图画记事等的原始记事；历经语言记录符号——文字的产生；历经国家、阶级、文明的产生；档案最终成为人类语言及活动的记录。

据《说文》中记载，“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所谓“中”意为“薄书”“凡官府薄书谓之中，薄书犹今之案卷也”。商代的“史官”是商文化、文字、书册的统领者，是王命大政的决策、记载、下达及掌管者。即“史官”是当时神权的代言人和文化的垄断者，同时他们又是商代档案的形成者与管理者。其中闻名于世的商代甲骨档案，包括：占卜刻辞、卜事刻辞、记事刻辞、表谱刻辞等四类，是我国现存最早、较系统的官府文书，是揭示商代历史最丰富最直接可靠的原始材料，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材料独特、数量繁多、年代久远的档案，同时亦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鲜明佐证。

到了西周时期，我国档案工作比商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太史寮”以大史为首，及其下属官员组成的官署机构，主要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事、保管国家典籍、策命诸侯卿大夫及其他事务。当时除了有专门的档案机构，还有了比较细化的掌管王朝内外档案的组织人员，即大史、小史、内史、御史和外史。此外西周的史官记注制度是我国古代历史记载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一种管理制度。而“金文档案”又是我国历史上继商代甲骨档案之后又一种特有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

历史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代表当时阶级势力的文书档案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较大发展。其中包括专门档案、日常政务文书及民用契券，主要种类有刑书、计书、上书、盟书、玺书、遗书、符、节、檄文、券等。另外，文书档案工作逐渐由传统史官任内分离出来，被一批专门掌管文书档案的官员所代替。这表明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同时也是职官分工的历史进步。

秦朝，在其他诸侯列国的先进文化影响下，其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完善。至秦文公以后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秦的文书档案制度的制定是在全国统一文字的基础上得以实施。并且其文书档案工作紧密围绕巩固发展专制的封建皇权，从而大大促进了古代文书档案工作的进程。

两汉时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得到进步。这一时期的公务文书的种类和用途增加许多，在文书处理方面，逐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文书工作制度，保证了文书档案的顺利传递，有利维护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两汉时期，当时政权重视加强档案文化典籍的收集、累积和利用，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又进入动荡战乱时代。在中央，档案工作形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治的中枢系统，建立了中央文书档案的工作系统。同时随着各国文书档案工作系统的建立和加强，各国文书档案工作人员日益增加，先后设置有尚书、都令史、令史、书令史……官吏多达五六十种，名目之多创历史之最。但这一时期各国皆重视档案典籍的收藏与营养汲取。然而由于长期的社会动乱，大量的档案典籍又造成很大破坏。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时期随着我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技术的发展，以及笔、墨等书写材料的改进，不仅促进了我国书法和文具制造工艺的提升，而且为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因而档案工作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社会进入空前繁荣的唐代。唐代的档案工作中，确立了文书档案“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三省分权运行体制。三省分权制度，保证了文书运行的认真准确、避免了任何一方的独权，有效维护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至隋唐，文档官吏进一步专职化，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诞生，选官用吏两相分离，最终形成等级森严的官吏制度。而作为文书档案人员的“令吏”，地位低微而又不易升迁。随着国家机构的不断完善，文书档案的管理制度和律令亦比前代更加系统完备。对档案的收集归档，整理鉴定，销毁利用等方面都做了明文规定。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组史馆，设馆官修史书，他深明“以史为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道理，因而通过修史编制来加强巩固政治统治。并且这种设置史馆的官修史书制度，一直延伸到清朝民国。唐集档案史书编纂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及《北史》，皆成书于唐的史馆。宋代的文书档案种类，除一般政务文书外，其专门档案有“赋役档案”、“律法档案”和“例”。宋朝档案目前基本无存。由于宋代政治腐化，封建官僚日益腐朽堕落，一切政事“以例从事”，“例”即所谓档案，因而掌管档案的官吏无疑成为处理政事中不可或缺的人员。因此宋代文书档案人员，尽管职位不高，但在各级政权机关中的作用却比唐朝重要。宋代的档案工作机构中，有“事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司谏”，“录事”，“主事”，“令史”，“书令史”等档案官员。宋代的文书工作制度日益完善，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约束，文书和档案工作也有了初步分工，两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较大发展。另外宋朝建立了专门用于保管皇帝的诏令、谱系、典籍、诗文等档案的帝王档案库。两宋时期共建了十一座皇帝档案典籍库，分别收藏各朝皇帝的档案。这也是档案机构发展的一个标志，一个转折点。宋朝代表档案保管工作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架阁库的普遍设置。架阁库不仅是档案保管装具的变革，也是宋代各级政权机关保存文书档案的专职机构，同时也创立了一整套档案管理制度。它开创了广泛意义上普遍保存文书档案的途径，是中国档案史上的重大变革，也是现代机关档案室的基本雏形。这一时期编史修志的重要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和郑樵编著的《通志》。

明代的文书工作制度日趋健全。档案工作机构的设置也由分散趋于统一进一步发展。明朝建立的属中国档案史上规模空前的专门档案库--后湖黄册库，用于保管全国赋役档案。它具有专门工作人员、独立管理经费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档案保管数量繁多，库房存储面积巨大，为十六世纪早期世界所罕见。另一皇家档案库的代表--皇史，全部为砖石结构，坚固耐用，恒温恒湿，有利于档案的永久保护。是当时我国劳动人民高超建筑水平和智慧的结晶。

清朝的档案，绝大部分为政府官文，数量愈加浩繁，名称种类复杂。其档案管理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建立了包括“一案一卷”的立卷制度；按文种、问题分类的整理制度；编目登记制度；档案汇抄制度；档案清理修缮制度等，至此档案工作的整个过程得到完善和提高。

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国败民衰，伤痕累累，历史档案文物失窃频频。从殷商甲骨、两汉竹简到唐代佛像经卷；从敦煌莫高窟到圆明园；从斯坦因到八国联军；从鸦片战争到帝国列强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然而政治的动乱，列强的蹂躏，终究不能阻断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进程与发展，一些文化教育团体的涌现崛起，故宫历史博物馆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明清史料整理会”等，他们凭着对历史、对民族、对子孙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明清历史档案进行了含辛茹苦的收集、整理、鉴定、研究，不仅有效保护了国家历史文化精髓，同时有利促进了中国档案学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

回顾国家档案事业史发展历程，从原始记事到档案起源，从国家、阶级、社会的产生，到档案的形成、发展，它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进步。在当今全球高度信息化背景下，我们将推进国家档案事业信息化建设和现代化管理进程的步伐，不断促进我国档案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历史发展论文篇（5）

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舞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舞蹈的起源以人类社会之初的原始社会为滥觞，其生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图腾舞蹈文化到巫术舞蹈文化、百戏舞蹈文化，再到独立的舞蹈艺术文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舞蹈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舞蹈艺术的形态。本文在梳理中国舞蹈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对中国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阐释。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历史发展论文篇（6）

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舞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舞蹈的起源以人类社会之初的原始社会为滥觞，其生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图腾舞蹈文化到巫术舞蹈文化、百戏舞蹈文化，再到独立的舞蹈艺术文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舞蹈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舞蹈艺术的形态。本文在梳理中国舞蹈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对中国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阐释。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历史发展论文篇（7）

当代文学史料是由古代文学史料为基础，逐步发展而来，因此二者具有多种外在与内在的联系。古代文学的重要基础便是文献史料，我们知道，现代书籍课本中，只要有关历史素材或历史文学内容的大多都会留有相应的史料出处，比如史书、现代史书、诗歌作品等，我们在分析和研究这类作品之前往往都要对作者的生平履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以了解，这是古代文学史料为当代文学史料留下的宝贵遗产。无论是当年明月著的《明朝那些事儿》，还是百家讲坛栏目中《王立群读史记》等，都是来自于古代文学史料，正史、野史等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视野，现代文学也多与古代文学史料参考参照，如家族宗谱、墓志铭、乡间笔记等社会性的材料，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记录了不同人物的人际关系、社会活动和历史影响。 

梁启超曾将文学史料分为“文字记录者”和“文字记录以外者”两大类，这主要是对古代文学史料的分类，按现代人们的理解含义，这种史料分为“宫廷正史”和“民间野史”，其实都是集汉代朴学的目录和版本、训诂学的历史影响与清代乾嘉学派的标注、伪辨上，将历史史料的研究当做一项基础性工作来开展。而当代文学史料在这一方面却有着古代学术研究并不具备的文学个性，其历史化、政治化的特点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演变为一种推论的反拨，古代文学多纠结形而下学的细节，在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上多就题论题，往往忽略了形态意识的理论总结，往往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而现代文学将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相结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灵活而又具体，与古代文学史料相比还是避免了封建传统思想，意识上也更加现代化。 

古代文学史料向当代文学史料演化的必然性主要表现在20世纪以后，报刊杂志陆续出现，印刷技术也有着突破化的进程和推广，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外国文化思潮的引入和现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喜欢现代化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传统的文学风格已经不适应人们的需要，在演化发展中，现代研究者继承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尤其是清代乾嘉的考据学派，结合当代人对现代精神生活的需求，又对西方先进思想和观念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借鉴和吸收，着手在传统文学史料的基础上挖掘能够被广大民众接受的文学研究方式，利用“地下新史料”和“补充史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分析法，扩大了史料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将古代文学史料和当代文学史料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古代文学史料为主，更加注重现代化理解的新层面。 

在古代文学史料与当代文学史料的演进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文学者有梁启超、郑振铎、鲁迅等。梁启超主要研究古代文学史，并提出了“要让文学史与时代相结合”的新思想，鲁迅主要整理古代小说，将不同文学风格的小说分类研究并整理，并将古代文学的相关文化运用到了他的作品中，为后来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发展论文篇（8）

近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核心，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维方式、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理性化三大领域。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过程基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实现的。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之后步履维艰，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大历史时期，对这一过程的命名，一般的把发生在近代史阶段的叫做近代化，把发生在现代史阶段的叫做现代化。

由于中国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开始的，与西方欧美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呈现出许多自身的特点。

第一、阻力大，内在阻力有技术薄弱、人才不足、观念落后等。外在阻力有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破坏、本国封建因素的阻碍、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

第二、起步时缺乏内在驱动力，外在因素起主要的作用，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被动起步。

第三、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没有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经济领域起步，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不断深化的历程。

第四、主导力量多样化，先是地主官僚、封建政府，后有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是人民政府。

第五、近代史上工业领域以轻工业为主，工业化发展不平衡。

第六、历时长，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

二、世界历史大潮下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经济工业化的进程1.近代史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工业化起步。

第一：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国际形势：此时期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英法等国为打开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发动两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动地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主要表现：【洋务工业】（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主导力量是封建政府、地主官僚；兴办目的是自强求富，维护封建统治；企业性质是总体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企业；技术设备方面依赖西方；地域分布是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最终结局破产，主要原因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不改变落后的制度。客观历史作用：中国工业、教育近代化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一些技术，培养了一些近代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等。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产生原因，主要是受资本主义侵华经济和洋务经济的影响，而不是14—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和发展。地域特色：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分布极为不平衡。发展要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先天不足指的是缺乏资金的原始积累、缺乏技术，后天畸形指的是发展领域主要在轻工业。

影响因素方面：受中外双重阻碍，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

阶级特色：民族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晚20年左右出现，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以革命性为主。

（2）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帝国主义加紧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各国互相争夺原料产地、市场、投资场所，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大量侵华利益，此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频遭列强侵略，八国联军侵华表明宰割中国的联盟形成，中国完全成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半殖民地。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资本输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扩大税源，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甚至采取奖励实业的措施，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使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也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

（3）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获得进一步发展。

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夹缝暂时变宽，再加上辛亥革命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4）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民族工业总体日益萎缩，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工业的垄断。

2.现代史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1）过渡时期（1949-1956年）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封锁和孤立中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支持中国。国内形势是新中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此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成就有：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措施，到1952年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②建国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得以恢复与发展。

③1953年———1956年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获得了新生，转型为社会主义经济。

④1953———1957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指导下，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2）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探索，在20多年的探索中，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曲折与挫折，但同时也必须重视这20年中经济建设的成就，20多年P3366KAOSHIYUZHAOSHENG2011.3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提供了工作经验和历史借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欧洲和日本崛起，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促使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亚洲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均衡。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东欧各国也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效果欠佳，导致经济困难。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科技的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上美苏争霸消长，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更加重视科技和人才，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经济建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预计20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1992年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注重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强调管理方面的现代化。

（二）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的进程

1.政治民主化的探索与发展进程(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历程)

（1）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2）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弱小妥协，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没有民国之实。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3）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

（4）1927年———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下，经历了从武装反抗反动派，到反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革命斗争。

（5）1937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为主的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

（6）1945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以巨大的让步换得《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是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破坏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2.中国近现代民主法制文献

（1）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宪法，但它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谓宪法只是一个名誉，实质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2）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3）1914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实质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

（4）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

（5）1946年，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6）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7）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地得到健全和完善。

一个国家实行的历史，体现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包含着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三部宪法分别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三）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从传统儒家思想向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近代化的过程，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是中国思想界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不断理性与成熟的过程。它的深化与渐进过程为：器物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变化。其中每一阶段的国际环境与工业化的国际环境相同（参看上文）。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近代化的渐进历程

第一阶段器物的变化：自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中清醒，但只认识到中国技术落后，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表现为：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

第二阶段制度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技术落后，而且制度落后，需要变革。主要表现为：

①早期维新派：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认为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②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其政治理想阐发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第三阶段思想文化的变化：

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思想观念落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清除陈腐思想观念，于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②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世界上最新鲜的思想空气，以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

③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理论———思想。

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

③从过程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

④从结果上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失去其千年不变的统治地位。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不断涌现。

三、从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得到的认识

（一）近代史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有：中国封建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专制统治和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使我国近代化缺乏先天实力、缺乏后天发展的社会条件。

外部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长期侵略、掠夺、阻挠和破坏，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殖民地性。列强侵略势力控制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依仗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阻挠压制中国民族工业，从政治上操纵反对政府，攫取侵略特权。这一切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艰难。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实现近代化前提。

（二）当今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利弊条件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形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更多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出口。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压力和挑战，主要有资金不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技术相对落后，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历史发展论文篇（9）

发展观一方面引导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蕴涵在发展模式之中。因此，一个国家发展观的形成与演变，与这个国家发展模式的演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发展观，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理论思考的产物，也是对建国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发展观扬弃的结果。本文通过分析发展模式与发展观的互动，对中国发展观演变过程进行历史的考察，以探寻中国发展观演变的特点、规律与启示。

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三代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观。即：1949—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间的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95至今的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

第一展观：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49—1978年)

第一展观是指1949—1978年间形成和发生作用的发展观，这一展观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其形成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这一时期，中国借鉴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借鉴了苏联的发展观；其次，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发展观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第三，这一时期的中国处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中，“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发展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一展观具有下述十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基本历史特征：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实现工业化，虽然在1964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工业化是最为突出的目标；在发展标准上，强调工农业总产值规模，特别是强调工业总产值及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的提高；在发展途径上，强调经济增长优先，实际上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在发展重点上，强调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在发展方式上，强调外延式与粗放式发展方式；在发展型式上，强调通过资本的积累来寻求发展的源泉；在区域发展模式上，强调地区间均衡发展；在发展动力上，强调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推动经济发展；在发展态势上，强调赶超西方先进国家；在发展层面上，侧重强调经济层面的发展。

第一展观的形成和演化大致经历了两大时期．

1949—1955年是酝酿和形成时期。1949年9月，《共同纲领》提出，在经济发展上要“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1]。工业化开始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第一展观开始萌发。1952年8月，中财委提出的“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中提出，“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重点是重工业。重工业的发展开始被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1953年工2月，《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一一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除了重申国家工业化目标之外，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2]，生产关系方面制度的变革开始被视为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条件。在上述有关中国发展的一系列探索的基础上，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一五”计划集中体现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发展方式等方面的基本理念，中国的第一展观初步形成。

1956—1978年是实施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首先，第一展观进一步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1955年年底，提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3]1957年11月，中国形成15年超过英国、40一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的赶超战略。1958年5月，二次会议通过的总路线的核心是力争高速度。同时，提出要求缩短“超英赶美”的时间，争取在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1965年9月初拟定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提出要加快“三线”建设，要求在“三线”地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1970年开始编制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经济发展速度要求过急，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普遍过高。[4]其次，进一步强调生产关系方面的制度变革促进发展的动力作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结果到年底就基本上在全国农村建起了政社合一的体制。在城市中，开始试办和推广。城市手工业合作社也被要求加快“升级过渡”，即加快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期，除了强调生产关系的革命以外，还强调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革命，以实现“抓革命，促生产”的目标。此外，1957年、1958—1960年、1969年，在体制层面也开始进行以下放自为内容的改变。可见，通过生产关系方面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革命和改变来推动发展，日益成为第一展观的重要特征。第三，进一步强调区域平衡发展。1956年9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根据资源情况和合理分布生产力的原则，在内地继续建立和积极准备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各地经济逐步走向平衡发展。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区域平衡发展的概念。1958年6月，中共中央又要求全国七大协作区尽快地建立各自独立的工业体系。1960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3年、8年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提出今后8年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基本建成各大协作区的具有不同特点、不同水平而又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1975年，初步拟定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进一步提出，到1985年基本建成6个大协作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农轻重比较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试图通过行政型的资源配置手段人为地达到区域均衡。第四，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一度被置于发展的优先位置。1964年，中共中央针对美国对越南的军事行动作出了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要进行备战，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该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和下达的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将争取时间、大力建设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作为指导思想。196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始终处于优先位置。

可见，第一展观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基本导向，是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第一展观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发展观，顺应了中国发展初期阶段通过工业化奠定发展初步基础的要求，其中一些方面，例如强调工业化、强调重工业的理念是合理的。但是，总起来看，这一发展观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内形成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系列误解的基础上的，是通过行政手段实施的，因此，在实践中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上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严重脱节，出现了类似于当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5]具体来说，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畸形。突出表现为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发展迟缓；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发展滞后；流通、服务等第三产业薄弱；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二是区域经济配置效率低下。尽管追求区域平衡发展，但是由于投资效益低下，区域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6]三是经济质的发展与量的发展脱钩，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延要素投入支撑的。四是经济增长片面推进，经济发展滞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脱钩，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作为经济发展表现的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率提高以及经济成果分配的公平化等没有明显改善。五是经济增长没有以人为本，伴随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没有相应提高，居民消费受到积累和畸形经济结构的压抑。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只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只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7]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些问题已经发展到极端，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也标志着这些问题在这一发展观的框架内难以解决。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实施，客观上需要对这一发展观进行历史的扬弃，构建新的发展观。

第二展观：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

1979年以来，中国开始形成第二展观，即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这一发展观是对第一展观的扬弃。一方面，鉴于第一展观强调经济增长而相对忽视经济发展，第二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试图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另一方面，第一展观中一些消极层面的扬弃是十分困难的，第二展观继承了第一展观的一些要素，但同时它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出现了新的问题，即虽然开始强调经济发展，但是相应忽视了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生态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层面之间的协调与统一。

第二展观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从政治上看，发展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经济发展没有受到政治局面变化的冲击；其次，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看，开始从主观主义走向尊重经济规律；第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发展处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中；第四，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和平与发展是这一时期世界的主题。第五，这一时期是中国领导人理论创新全面推进的时期，发展观的发展受到理论创新成果的支持。

上述特定的历史背景赋予第二展观诸多特征。与第一展观相对应，第二展观也具有十个基本特点：在发展目标上，开始超越单纯的工业化，而强调现代化；在发展标准上，开始超越单纯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强调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内涵更为深刻全面的发展指标；在发展途径上，超越增长优先的理念，开始强调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在发展重点上，超越单纯的重工业，将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在发展方式上，超越片面的外延式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和集约式的转变；从发展型式上，超越积累优先的发展战略，推进积累与消费并举的发展型式；在区域发展上，超越单纯的均衡发展，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动力上，超越单纯的生产关系革命的误区，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发展态势上，继续保持赶超的姿态；在发展层面上，超越经济发展的层面，开始强调兼顾社会的发展。

第二展观的形成和演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81年是第二展观酝酿和初步形成的阶段。“”结束之后，中国领导人就开始酝酿新的发展观。1977年，十一大重申在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78年9月，邓小平提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8]开始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发展的内涵与目标提了出来。10月，邓小平又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8](pp．135—136)通过体制的制度变革推动发展的理念已经被比较明确的提了出来。12月，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8](p．152)这表明，在发展的格局上，开始突破均衡发展的藩篱，非平衡发展的理念开始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发展观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次会议通过了改革开放的决定。改革即制度变革，它明确提出要通过制度变革推动发展；开放即对外开放，它改变了以往在发展上过于强调自力更生的做法，同时也为非平衡发展观的实施提供了政策准备与支持。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调整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以及工业内部的轻重比例关系。这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标志着人们开始将结构优化视为同经济发展同步的过程。1979年7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80年6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非平衡发展理念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1981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为此，会议提出了十条经济建设方针，这标志着发展观的主要特征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也标志着第二展观初步形成。

1982—1988年是第二展观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阶段。第二展观发展的基本层面是逐渐形成了分步实现现代化、以改革和开放促进发展的思想。1982年9月，十二大提出“两步走”现代化战略。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推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国民经济。1984年4月，国务院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这一主导思想以“梯度发展战略”为理论背景，在吸收了“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之后，演变成沿海经济发展战略。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同时，在“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现代化战略。

1989—1994年是第二展观在曲折中走向成熟和定型的阶段。1988年开始的经济过热暴露了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治理整顿”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在“治理整顿”基本目标完成以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明确了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其一，发展是硬道理，要加快发展；其二，要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其三，要通过区域上的非均衡布局和动态上的波浪式推进加快经济发展。1992年，十四大以后，开始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第二展观不仅在理论上全面定型，而且在实践上开始全面实施。

第二展观试图扬弃第一展观，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例如，针对第一展观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偏向，第二展观强调重工业、轻王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针对第一展观片面强调区域均衡的偏向，第二展观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推进；针对第一展观片面强调工农业总产值的倾向，第二展观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针对第一展观强调“跃进式”发展方式的倾向，第二展观强调“分步走”的发展方式。但是，在实践中，1979年以后，第一展观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第二展观交织在一起；第二展观是在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尚未完成根本转型的条件下形成和实施的，转轨中的摩擦制约了中国发展观的转型。因此，第二展观客观上继承了第一展观中的一些层面，未能完成一些重要层面上观念的转变。例如，虽然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但是，实际上依然强调产值的增长与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虽然抛弃了“跃进式”发展的主观愿望，但实际上依然希望经济“波浪式”发展；虽然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但实际上没有做到这一点。

由于第二展观在实践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到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诸多在原有发展观框架内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发展是不协调的，即不平衡的和片面的。(1)农村和城市差距拉大。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的差距逐渐拉大。1978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2．36倍，1985年缩小到1．72倍，2002年又扩大到3．1倍。(2)地区差距逐步扩大。2002年中国最富的上海与最穷的贵州之间的收入差距比是12．9倍，中国的地区差距甚至大于印度(4．5倍)。(3)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差距拉大。1979年以来，中央财政在公共服务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79年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人口受教育年限、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速度都低于1949—1979年间提高的速度。

第二，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增强。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资源耗费型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目前，中国的资源短缺已经非常严重。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2003年一年就减少了O．003公顷。2004年，全国出现了1979年以来最为严峻的缺电局面。煤炭价格全面上升，波及全国。我国石油从1993年就已经结束了自给时代，2003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3年一年石油进口就比上年增加了31％。据专家估计，到2030年中国石油消费的80％将依赖进口。已经探明的煤、石油以及一些重要矿产的储量正逐年下降。另一方面，生态压力和约束逐渐加大。过去20多年的发展是建立在生态赤字的基础上的。中国国土的水土流失面积已经占到全部国土的38％，27％的国土出现了荒漠化，1乃的草地出现了沙化、退化或碱化，大气污染在过去的8年中已经扩大了100万平方公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三个酸雨区之一。水污染也很严重，例如，黄河每年因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116亿元。

第三，发展没有从根本上做到以人为本。一方面，强调以改革促发展，实际上变成强调改革者即政府驱动发展，人的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尚未充分调动起来。强调体制的改革，而相对忽视发展机制的构造。另一方面，将发展理解为人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国家财富的增长，较少关注入以及人的自由、道德、健康、安全等非物质层面的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的构建。

综上所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原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具体表现为发展的不协调性、不公平性、不可持续性。这种状况表明，必须对原有发展观进行进一步的扬弃和发展。

第三展观：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1995年以来)

如果说原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不协调性、不公平性、不可持续性构成第三展观形成的推动因素，那么，第三展观的形成还具有下述几个方面的历史背景。首先，从国内来看，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发展观和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即从原有的“双轨制”体制环境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其次，从国际上看，整个世界的发展观都开始出现重大转向，即从单一的经济发展观转向社会、经济与生态协调的全面发展观；第三，从中国的发展态势来看，“和平发展”方针的提出，也推动着发展观的快速转型。

第三展观的集中表述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即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五个统筹”。这一表述和“五个统筹”的提出标志着第三展观的正式形成。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

第三展观是一个完整的发展观念理论体系，其核心是强调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包括下述四个层面：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观，以前的发展观强调以物、以经济为本，以增长为本，而新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即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二是发展优先的发展主体观，即将发展而不是增长放在突出重要位置；三是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式观，即通过“五个统筹”实现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的协调发展；四是内源发展的发展动力观，即强调通过调动民众和企业的参与性，形成整个社会的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与前述两展观相比，第三展观具有突出的特点：在发展目标上，将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在发展标准上，将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因素在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发展的衡量标准；在发展途径上，将发展置于优先于增长的位置；在发展重点上，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作为发展的重点和立足点；在发展方式上，将内涵式与集约式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在发展型式上，继续强调积累和消费并举；在区域发展上，强调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动力上，强调通过社会全面进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态势上，采取“和平发展”的姿态；在发展层面上，不仅强调经济发展，更强调社会、人、生态的发展以及这三个方面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推进。

第三展观也是逐渐形成的。具体而言，包括三个阶段：

萌芽和酝酿的阶段，从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到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后来构成第三展观框架的几个基本观点。第一，提出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两步目标，即：从1995年到2000年，人们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2000年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建立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提出两个“根本性改变”，即：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以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而且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第三，提出了两个新的发展“战略”：一是“科教兴国”战略，在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二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第四，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方针，标志着区域发展战略从非均衡转向区域协调发展。

形成与提出的阶段，从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到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先，十五届五中全会把社会进步提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强调要以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其次，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超越了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现代化的窠臼，强调入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第三，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新的发展理念，即“一条新道路”和“一个统筹”。“一条新道路”即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构成新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支点；“一个统筹”，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最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前面几个阶段发展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提出了新发展观。

实施和发展阶段，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新发展观以来，党和政府开始实施新发展观。首先，总理2003年3月提出了本届政府的施政方针，即“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这24个字的施政方针全面体现了新发展观。第二，2003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中加进了“协调”两个字，第一次把“以人为本”加到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中去。第三，中央开始实施振兴东北战略，同时开始酝酿和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标志着区域协调发展开始从理念走向实施。

结论与启示

通过分析三展观的演变过程，可以得出诸多结论与启示。

首先，三展观虽然在有关发展的具体层面上有重大区别，但是贯穿一个深层次的共同点，即发展的指向都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崛起。无论是第一展观对经济增长的强调，第二展观对经济发展的强调，还是第三展观对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强调，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对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诉求。无论今后中国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发生什么变化，这一主题将是不变的。

其次，三展观本身都呈现出历史性和发展性的特征，三展观的演变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扬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日趋走向全面、科学。三展观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特征。三展观之间既有连续性，又有差异性。每一个新的发展观都是对原有发展观的扬弃与发展。第一展观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脱节的问题，第二展观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又产生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第三展观则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发展观的演变呈现出与社会主义的终极发展目标、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目标、现代经济成长规律以及社会进步规律逐渐契合的趋向，表现出明显的发展性特征。

第三，发展观的演变与发展模式的演变是互动的。每一展观都体现经济成长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根本要求，每展观都有特定历史使命。建国后前30年间，中国面临的基本发展使命是尽快构建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结构，第一展观因此强调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一定阶段，中国面临的发展使命是运用经济增长的成果带动国民经济结构升级与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第二展观因此强调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开始融人全球经济体系以后，中国面临的主要发展使命是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增强综合国力，第三展观因此强调经济、社会、生态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以往在发展观的选择上，人们是被动的。每一种发展观的演变总是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从而难以维系的情况下才被扬弃。因此，在未来的发展探索上，应该努力增强发展观的主动性与前瞻性。

历史发展论文篇（10）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自1860年起，清政府为抵御外辱，为培养急需人才，开办了新式学校，尽管在这些学校中，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音乐教育，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体制上的准备。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迫使政治精英们认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走西方的路，才能避免亡国的危险。由于地域、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局限，中国人看到的世界首先是日本那块“扶桑岛国”，于是效仿日本成了一时之风。康有为与梁启超一起热情宣传音乐对思想启蒙的重大教育作用，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科，发展音乐教育，记述乐歌作者和评论作品，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康有为主张：“远法德国、近效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乐堂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

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近代学校制度，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其中，1903年颁布的《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规定》中就将“音乐”列为必设课程之一，授课对象以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为主；1907年又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章程规定，在女子初、高两级小学堂开设“音乐”课；1909年后，在《修正初等小学课程》中更是明文规定，凡初等小学堂中必开设“乐歌”课以及在高等小学堂中需增设“乐歌”课。1912年共和国建立后，尽管政治、经济的混乱仍然困扰着各阶层的中国人民，从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讲，对于继续推行新的教育体制和发展新的学校音乐教育还是重视的。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以及内陆地区的少数城市（如成都、昆明、武汉等）中也可以看到取得了明显新进展的明证。这些在教育事业上的建设是当时推进学堂乐歌事业发展的最主要的基础。例如李叔同就是由于在浙江两级师范的教学才促使他继续进行其创编学堂乐歌的活动、写出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作品；又如1914年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创设了“乐歌专修班”，聘请回国不久的叶伯和为其音乐教授，他不仅在那里开设了一系列音乐方面的课程、还为此编写了不少学堂乐歌（见顾鸿乔的《叶伯和和他的“中国音乐史”》，载《音乐研究》1989年第4期）。

在当时，无论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或是维新派的人士，对建立新式学堂和开设音乐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主要指青少年学生、也包括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维新派为主的知识份子，还有意识利用它向青少年进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教育，希望最终达到象日本那样、实现“变法维新”的政治要求。这样就使得本来应是主要作为向青少年进行美育和普及音乐知识的普通音乐教育，担负起大大超过其原有使命的负荷。但正因为有了这个与千百万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出发点，人们对在当时推行学校音乐教育和传播学堂乐歌给予了难以想象的热诚，使得对这项工作的建设和发展涂上了一层崇高的神圣光彩、和赋予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时代紧迫感。

根据现存所掌握的资料的初步分析，具体可分为下列几类:

1，通过不同的角度强烈要求“富国强兵”、以抵御外强欺凌的爱国精神，这在当时是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主流。代表性的作品有《何日醒》、《军歌》、《中国男儿》、《汉族历史歌》、《黄河》、《十八省地理历史》及沈心工作词的《体操—兵操》、李叔同作词的《哀祖国》、和《祖国歌》等等。

2，欢呼帝制、建立共和新政的胜利的，代表性的作品有沈心工作词的《革命军》、华航琛作词的《光复纪念》、沈心工词、朱云望作曲的《美哉中华》等。此类歌曲大多产生于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之后。

3，配合向中小学生进行所谓“军国民教育”的各种各样的所谓“军歌”，例如《出军》、《出征》、《从军歌》、《妇人从军行》、《海战》、《陆战》、《炮兵歌》、《行军》、《学生军》等等。这可能是当时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受了日本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并与一些爱国知识份子切望迅速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的迫切心情有关。

4，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的，代表性作品有秋瑾作词的《勉女权》、沈心工作词的《女子体操》（又名《体操》［女子用］）和《缠足苦》、冰兰作词的《天足乐》、叶中冷编的《妇人从军》、华航琛作词的《女革命军》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这些歌曲中都没有非常鲜明地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也没有更深的触及这个问题的反封建实质，主要只是号召妇女要自强、自立，争取自己应得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在李叔同编的歌曲《婚姻祝词》的歌词中，则提出了要改变“男尊女卑”、要实现“权力平分”的思想。另外，这类题材的歌曲的数量还比较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能大胆提出这个问题，其意义就不可低估。

5，鼓吹学习新文化、倡导除去旧习俗、树立新风气的题材，如《格致》、《地球》、《电报》、《运动会》、《跳舞》、《文明婚》、《辟占验》、《游猎》、《划船》、《铁路》、《博览会》、《演说》、《英文》、《地理》、《阅报》、《竞争》等。在这些歌曲中，有的还同时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

6，结合学校的生活现实主要向青少年进行勤学苦练的思想教育和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等审美教育的题材，代表性的作品有《勉学》、《始业式》、沈心工作词的《祝幼稚生》、曾志编的《蚂蚁》、沈心工编的《赛船》、《竹马》、和《龟兔》、叶中冷编的《春之花》、吴怀疚作词的《春游》、李叔同作词作曲的《春游》、和作词的《送别》、《忆儿时》、《西湖》等。这类歌曲在当时的学堂乐歌中数量不算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深受当时广大青少年所喜爱，因而流传面也比较广。

7，鼓吹忠君、尊孔等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题材，如陈颂平作词的《尊孔》、康有为作词《演孔歌》、胡君复编的《忠君》、《五伦》、和沈心工作词的《孔圣人》等。过去曾对这些歌曲认为主要出自洋务派、立宪派文人之手，其实当时即使是维新派的文人也还认为忠君和尊孔是天经地义的传统道德．因此，在他们所编写的歌曲集中也包含有这一类的歌曲，尽管，总的说，数量是很少的．因为，无论如何这样的题材内容已不再那么吸引人了，这些歌曲实际上也很少得到广泛的流传。

学堂乐歌的艺术形式

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它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他深受维新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样，在音乐创作上也大胆吸取，只要认为有用，均可“拿来”。

当时学堂乐歌歌曲基本上是以与西方和日本通用的简谱或线谱记载的、供学生集体咏唱的齐唱曲。这一点后来在政府对小学开设音乐课的大纲中把授教“单音歌曲（即指齐唱曲）”作了明文的规定。至辛亥革命前后，开始有少量的合唱曲（当时称之为“复音歌曲”）。有极少数的作品还附了简单的钢琴伴奏谱。这些歌曲绝大多数是根据现成的歌调填以新词而编成，而由编写者自作曲调的数量极少。这可能与我国过去对诗、词、曲等可咏唱的作品的创作方式就是根据现成的歌调、曲牌填以新词有关，同时也与当时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人懂得专业作曲技术的极少有关。

后来逐渐改为选取欧美的歌曲来进行填词，沈心工曾对此点专门作了自述。例如，沈心工编的《勉学》是根据美国艺人歌曲《罗萨·李》的曲调进行填词的；而他编写的《拉纤行》是根据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的曲调填词的；沈心工作词的《话别》，是根据原法国民歌《一个半小时的游戏》的曲调填词，而且这首歌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此外，象李叔同编写的《送别》，是根据美国通俗歌曲作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李叔同编《大中华》，根据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第一幕第三场中的乐队进行曲曲调填词；叶中冷编《跳舞会》，是根据当时英国国歌的曲调填词的；冯梁作词《尚武精神》，根据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所作的喜歌剧《乡村卜者》中一首舞曲曲调填词的，等等。

以我国民族音调填词的学堂乐歌数量不多，代表性的歌曲有：秋瑾作词的《勉女权》（与华航琛作词的《体操》同调）；沈心工作词的《缠足苦》（与沈心工作词的《苍蝇》同调）；沈心工作词的《采茶歌》；华航琛作词的《女革命军》；李雁行和李倬编的《女子从军》；文君作词的《桃花院》；以及前述李叔同作词《祖国歌》等。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既存在客观的原因，也存在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客观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我国学堂乐歌的产生、最初就是参照日本早期学校歌曲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而他们开始就是主要采取外国的现成歌调进行填词的；另一方面，当时我国热情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作者多数是留学国外的、或国内积极赞成维新的新派知识份子，他们中多数对我国的传统音乐、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不甚熟悉；同时，从本世纪初清廷转而支持“废科举、办学堂”的改良主张，为了满足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堂急需学校的教师，曾一度大量聘请日本的教师来我国担任教学，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和“蒙养院的保姆”（即幼儿园的保育员），他们对我国的传统民间音乐则更不熟悉。主观原因是：当时我国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主要就是引进欧美和日本的体制和经验，而要改掉的主要就是与封建体制密切相连的传统旧文化（包括传统的“旧乐”），因而当时确实不少有改革要求的知识份子认为只有用西乐才能起到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效果。尽管当时这种思想认识是符合大多数积极拥护改革要求的进步主张，但今天看来应说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因为事实上象以我国的传统音调进行填词的《祖国歌》和《勉女权》都是当时比较受欢迎的学堂乐歌，它们也并不因此给人任何萎糜不振的影响。当然，在辛亥革命之后，这种现象也逐步有一定的改变。

学堂乐歌的发展经历

过去一般认为这种以选曲填词方式所产生的学堂乐歌在我国的流传主要仅限于从本世纪初至”五四”运动这20年，后来随着我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特别以萧友梅创作的学校歌曲的发表，学堂乐歌以及它的这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已完全为创作的学校歌曲所代替。但实际上从”五四”运动以后，在我国中小学的音乐课堂里，原来的学堂乐歌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的影响，而且还有一些音乐家（如丰子恺、吴梦非、邱望湘、钱君等）一方面进行学校歌曲创作、一方面仍然继承学堂乐歌的传统方式继续进行有关选曲填词的工作，并且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它在相当一批出版的中小学音乐教材中还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学堂乐歌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辛亥革命以前的将近10年；辛亥革命以后的将近10年；”五四”运动以后至全国解放以前。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它的逐步萌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是将对学堂乐歌的编写和传播直接同宣扬“富国强兵”的爱国教育和所谓“军国民教育”相联系，大家对此赋予很高的热情，也产生了一批具有明显爱国倾向的、对当时社会引起不小影响的、优秀的学堂乐歌代表作。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它比较顺利的向全国普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开始大家对新的共和国的诞生表现了由衷的欢迎和很大的期望，但不久又对在新的条件下所发生的种种复杂的政治斗争缺乏精神准备，因而反映在学堂乐歌中的题材内容是从关心政治到逐步回避政治、开始较多地注意联系青少年的生活现实和他们的审美要求、并相应产生了一批与之相连的学生特点更鲜明的作品。第三个阶段则是它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延续，由于这时在学校中的音乐课一般均已改称为“音乐课”，因此对它的称呼也就不再沿用“学堂乐歌”，而改为“学校歌曲”。超级秘书网

历史发展论文篇（11）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伴随变化着的生活与实践，人类的发展观也在经历演进的过程。历史上不同的发展观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国际与国内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它既体现了执政党对以往发展观和生活实践的深刻反思，也充分地体现了党对未来中国发展战略思维的转换。将科学发展观置于尽可能广阔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体维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

一、世界语境中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及其代价的启示

发展观是关于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基本观念。在不同发展观的指导下，世界各民族或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不同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

1.“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观。

“发展等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这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经验为依据的传统发展观。它以经济增长为追求的目标，并把GDP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这种发展的基本理论假定是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问题。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传统发展观的指导下，一度出现了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热潮。在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发展的危机，社会风险明显增大。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传统发展观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2.“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发展观。

这种观点认为发展不单是经济的增长，而且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的变更过程，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研究者认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打破了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狭隘思维，注意到真正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多维整合过程。不足的是，这种发展观未能揭示人的系统与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关注了当代的发展而忽视了未来的发展。

3.“发展=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这种发展观明确提出了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理念，强调以未来的发展规范当前的行为，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正式提出，发展必须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即主张实现在地球生态系统基础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基于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或负面效应而作出的反应。

4.“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综合发展”的发展观。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突出了人本身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充分重视人的主体性。这就把发展的视角从“物”转向“人”，强调发展应以人为中心。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曾在《新发展观》中谈到：“发展是同时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人的进步，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的一体化过程”。他的这一发展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人们将其称为“综合发展观”。从世界范围看，从传统发展观到综合发展观的演进，表明人类对发展观的认识在不断变化，从中不难发现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第一，传统发展观遵循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思路，即把物质财富的增长看作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认为现代化的目的就是实现社会财富的数量。从人性观视角看，这一发展观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即人被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的存在物。西方现代化语境中的发展思路实际上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单纯发展模式中，人的全面发展受到漠视，人的精神世界陷入危机，人的社会交往出现障碍。物质世界的丰富，却导致了人的异化，人的个性被压抑。由此可见，这种传统发展观是与人的丰富的发展需要相悖的。

第二，由于传统发展观没有考虑自然资源存量的消耗和折旧，使经济的增长往往是通过对自然资源大规模的破坏实现的，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目的，无限制、人为地使物质消费欲望膨胀，消费主义成为社会思潮。沿着这一发展思路，人类发展的轨迹势必以自然资源毁灭性的破坏换取经济的增长，人类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第三，传统发展观是以科技为本的价值取向为语境的。17世纪以后，科技的长足发展及其应用，使现代科技在西方社会被一些人神化了。许多人相信，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它可以帮助人类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一切难题，从而保证经济的快速、无限增长。依据传统发展观，既然地球资源是无限的，人类依靠科技进步而寻求的经济增长当然也是无限的。在这一话语系统中，自然界被人类征服和改造的空间当然也是无限的，科技对自然的征服，人类对自然的索取都是合理的。当我们反省“科技本位”的价值理性时，深刻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既可以用于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的利用，也可以用于对自然资源无度的掠夺。“科技本位”的价值观一旦膨胀，其结果势必造成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和人的异化。

二、中国语境中的发展观演进及其历史的局限

科学发展观是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形成的。作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中国社会的发展观同样经历了历史的演变过程。科学发展观是历史演进中发展观的飞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发展观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在发展问题上，我们以苏联的发展模式为样板和参照系，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是一条国家优先发展重要工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发展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初步建立了我国的工业化体系。但在发展观上始终存在片面性，具体讲：一是我们在发展问题上坚持的是一条单要素突进战略，即只注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了社会多方面的协调发展，其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二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发展思想为的“左”倾思潮以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代替，中国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第二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我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中，在经济发展观上，用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取代了以商品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在发展思路上，邓小平理论强调把全面可持续发展作为制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应该说，这些发展思想都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生成的历史语境。

第三阶段，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发展观做了历史的总结和新的探索，提出了全面发展观的思想。同志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概括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十二个关系；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问题；2l世纪初，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在批判反思我国社会发展的得失，借鉴吸收西方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浓缩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是发展观的历史总结和超越，是关于发展理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所达到的新境界，是在世界与中国双重历史语境中发展观演进的结果。 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境界与价值指向

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语境中生成的理论观念，具有独特的中国意蕴，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达到了新的理论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