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学术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03-21 23:11:25
英汉学术论文篇（1）
文化负载词汇（culturally-loaded words）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习惯，一般简单地分为民族专有词汇、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普通词汇和习语[1]。一般来说，包括替代式翻译、音译、解释性翻译、和意译。
1．替换
替换指在保留原文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指代意义不同但比喻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入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2]。例如：开夜车（burnthe midnight oil）；钻牛角尖（split hairs）；低声下气（pocketone's pride）；背水一战 fight with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背墙一战）；马后炮（mustard after dinner）；耳边风 water offa duck S back；当电灯泡（play gooseberry）；过河拆桥（kick down the ladder）；昙花一现 a flashin the pan；酒肉朋友 fair weather friend。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如何克服障碍取得文化对等就成为翻译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实践证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找到能为译入语读者接受的文化对等的翻译方法。通过各种必要的变通手段，至少可以做到语用上的对等。
2．音译
汉英文化差异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带来了困难，汉语中的很多词汇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形式和内容完全对应或者类似的表达，这时可以把原语里的词汇直接音译过去。音译的词经过长期而广泛地使用，会逐渐融入英语文化中，丰富英语词汇，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语言的融合[3]。如儒教（Confucianism）、道教（Taoism）、功夫（kungfu）、阴（ying）阳（yang）已经普遍为英美人士接受。再比如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福娃”的翻译。“福娃”最初翻译成“friendlies”，自诞生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首先，friendly作为形容词意为：“和蔼可亲的，友好的，对环境无害的”。但是作名词是“友谊赛”的意思。既然在此用了复数形式文学艺术论文，必是名词无疑，意义上就说不过去了[3]。其次，friendlies听起来像是friendless（没有朋友）。每届奥运会的吉祥物都能体现主办国的民族特色，而friendlies这样的翻译从对外宣传的角度说，无法体现中国的民族特色。该词的争议结果是最终选择了音译，直接翻译成Fuwa。既简单易记，又能体现了民族特色。
3．解释性翻译
音译只取其音、不取其义，虽然能让读者从语音上准确地接受，但译文成了完全的记音符号，原词的内部意义和文化意象完全消失，成了一种空壳。对于这种情况，在音译之后如果辅以一定的解释，则形式和内容可以得到有效统一。如：“三个代表”译成Three Represents （to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production forces， to represent the orientation of advancedculture and to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of the people in China）；“四项基本原则”译成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four principles of adherence to the socialist road， the people’s democraticdictatorship，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China， and Marxis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解释性翻译固然在表意上力求详尽、清晰，但容易给人拖沓的感觉，因而这一翻译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表意而言，这一翻译方法与音译可谓两个极端。折中的一种方法就是意译。
4．意译
中文读者因为同原文作者具有相同的文化预设，所以能够通过词的表面形式去理解交际信息的全部内容，而英语读者通常不熟悉中国文化，会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理解译文词汇，产生的联想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误解原文。
例如“拖后腿”，如直译成英语pull one’s leg，就变成了“哄骗取笑某人，愚弄某人”。中国话里的“馋猫”比喻人贪嘴，常含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cat”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按中国人的心理， “山羊”是个褒义词，如留着山羊胡的老人，而英国人却视“goat”为“色鬼，淫荡的人”。
因此在翻译此类词汇时，译文必须改变形式，以表达或补充与原语内涵相关的信息。比如鲁迅小说《祝福》的标题翻译成New Year’s Wish就不恰当了。“祝福”是指旧历年底文学艺术论文，有钱人家备办酒肉等，恭请天神祖宗享用，以求上天保佑。作者以“祝福”为题，写的却主要是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实际上是拿富人的“福”和穷人的“苦”相对照，揭示社会的黑暗。如果把“祝福”译成wish，英语读者就会费解，因为英语wish仅仅是一种祝愿，并不包含祭奠神灵的意思。因此注重再现原文的内涵意义，把“祝福”译成sacrifice（专指供奉，献祭之意），并加上时问限定词the New Year，更能体现其所有的隐含意义。
5．结论
不同的文化渊源、思维方式、信仰和价值观造成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形成翻译中的文化冲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则是冲突的焦点。为了保持源语的民族特色，保证翻译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同时译文具有可读性，译者不仅要意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且要熟悉文化背景知识，用不同的策略处理翻译文化负载词。
[参考文献]
[1]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译林出版社，2002.
[2]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英汉学术论文篇（2）
12. 解海江，章黎平.词典编纂理念的二度转向.辞书研究，2010（6）.
13. 张柏然.老枝发新芽新桃换旧符――《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代序，外语界，2006（6）.
14. 张春明.描写主义与规定主义――兼评《英汉大词典》.∥第二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暨福建省辞书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1996.
15. 盛龙.传统语法规定主义观点的形成和发展.广州师院学报，1999（8）.
16. 周俊生.“潘俊蹦懿荒苁战汉语词典？..20140420.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英汉学术论文篇（3）
大会包含主旨发言、分组讨论、集体交流、优秀论文评选四个环节。章宜华、陈国华、罗益民、夏立新、王仁强、曾东京、田兵、赵翠莲、陶原珂等在此次会议上做了主旨发言。
章宜华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语料库数据化发展趋势及词典学意义”，他指出，辞书界已经普遍认同语料库对词典学的巨大价值，但传统大规模语料库由于缺乏必要的标注，使得它对词典学研究和词典编纂的贡献受到很大的制约。而现有的词库，如词网（WordNet）、框架网（FrameNet）、动词网（VerbNet）等，都是为了某一目的或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和应用而设计的，它们与词典学的相关性及其在规模、速度和信息量等方面都存在着局限，因而，对词典编纂的支持也受到制约。针对这种情况，西方语言学者开始直接对语料库进行深加工处理，把语料库的建设从追求量的扩充向语料数据化方向转向，即利用标注、数据挖掘技术和计算机自动运算的方法对无序的语料索引行进行梳理、统计、分类、归纳，按用户需求有针对性地呈现各种典型的词汇数据。章宜华以COCA（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为例，从语料库的标注、语料库的索引、语料的智能化检索和显示等方面探讨了语料库的数据化特征及其词典学意义。最后，章宜华指出，语料库数据化是国际语料数据化处理的发展趋势，积极研究、开发和应用数据化语料库，可以大大提升辞书研究和编纂的效率和质量。
陈国华教授做了《〈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新词的两条原则》的主题报告，他从informatization入手，由小到大，由浅入深，详尽分析了“信息化”一词在中国的各种译法。在informatization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后，“信息化”仍存在至少三种译法，即informatization，informationization和informationalization。同时，这三个词的谓词形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竞争态势。陈国华从词源学、构词法、词汇学的视角分析了information及其各种变体的构造理据，解释了informatization和informatize出现频率不对称的原因，为中国译者翻译没有英文对应词的中文词提供了借鉴。
罗益民教授在《双语词典叙事学》的报告中提出，词典叙事在对能指、所指方面的语义表达技术处理方面，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叙事。在人类进入符号与媒体共存的兴盛且后者独占上风的时代，如何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厘清、甄别其间的不同，对词典的编纂、评论、开发、使用、教学与研究，都有实际的理论和应用价值。罗益民认为，尝试从意义哲学、认知理论以及经验主义等角度考察双语词典叙事体系的性质、机制等，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有利于推动媒体时代双语词典的行业传承和发展，最终对抢救、保存和弘扬人类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夏立新教授做了《中国英语研究与词典编纂》的主题报告，他从标准英语和英语变体的关系、词典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等方面探讨了中国英语在词典编纂领域的应用。夏立新认为，处于扩展圈的中国英语尚没有被普遍接受为一种标准的英语变体。在世界英语大家庭中，中国英语始终处于一种单向输入的状态，即英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单向大量地输入到中国，而中国向世界英语输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则很少，尤其是中国英语，或者说其输出没有得到普遍接受。因此，夏立新呼吁词典学界要加大中国英语词典的研究与编纂，他建议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一，有意识、有计划地在各类词典中增加中国英语语词的收录和解释，比如英汉词典、英汉学习词典、汉英词典、英汉新词词典、英汉专科词典等，尤其是汉英词典要带头行动起来。二，编纂专门的中国英语词典。像《澳大利亚英语词典》《加拿大英语词典》等英语变体词典一样，全面系统地描述和呈现中国英语的使用。编纂这样一部中国英语词典是中国英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外读者的需要。
王仁强教授在《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及其对汉英词典编纂的启示》的报告中着重论述了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的本质，并结合《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2版的词类标注，就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对汉英词典编纂的启示进行论述。
曾东京教授在《中国双语辞典学（语文类）研究》主旨报告中指出，中国双语辞典学（语文类）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指导，离不开历史的、完整的、全方位的学科素材资料的积累，离不开科学的、有创见的、符合本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
田兵教授的《大型汉外双语词典设计特征研究》以《汉法大词典》（黄建华 2014）为例，对比国内外此前出版的几部重要的大型汉外词典，深入探讨了我国大型汉外双语词典的宏观和微观设计特征。
在题为“双语词典语词对等性的哲学思考”的主旨报告中，赵翠莲教授从双语心理词汇表征的角度，探讨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和语言相对论对双语词典语词对等性的启示。在对双语词典对等性进行简要界定后，介绍了两个相关的语言哲学论题以及双语心理词汇表征的两个经典模型。在此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对等性的工作定义，并选取两个词对进行深入分析，展示它们的（不）对等性。最后得出结论，即：1）抽象词对和具体词对在各自文化的心理表征中均有不共享的部分；2）双语词典的译入语影响着词典使用者的思维模式；3）词典翻译的完全对等不能达到，但可以接近。
陶原珂研究员在《汉英学习词典词类标注的语差及其指引》的报告中提出，词类的划分，存在语法体系的差异和语言系统的差异。这两个层次词类差异的存在，会使汉语学习者对特定汉语词类产生认识上的偏误，因此，汉英学习词典对词类标注所潜藏着的语差应该有所指示或引见示例。
相关主题引发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提问环节十分活跃。分组讨论本着平等交流、深化研究、提携后学的原则展开学术研讨，题材覆盖双语词典各个领域，如双语词典史、双语词典批评、词典用户研究、语料库与词典、词典的信息化等，涉猎汉语、英语、法语、俄语、拉丁语、德语、西班牙语和维吾尔语七种语言间的词典对比研究。发言者准备充分、发言水平高、创新多、思维活跃，点评者客观公允，既有对论文闪光点的褒奖，又有对不足之处的直言建议。在集体交流环节，五个小组分别派出代表对小组讨论情况进行具体汇报，此处更是精彩纷呈，不仅充分展示了各组研讨的精彩之处，同时也彰显了汇报者的学术素养与人格魅力。6月13日下午，大会采取全体与会者无记名投票和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集中讨论的方式，推选出了优秀论文10篇。
6月14日，大会邀请优秀论文获得者代表杜家利、蒋文凭和郭启新分别宣读论文，其题目分别是《汉源语言学术语翻译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研究》《英汉医学词典中的语言“学习”特征》和《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词汇联想专栏设计新探》。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些获奖论文质量高，具有创新性，反应热烈。大会还为10位优秀论文获得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议，对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今后的学术活动做出了安排，同时决定增补罗思明教授为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附件 部分论文目录（按作者姓名拼音顺序排序）
安德源 中亚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电子词典使用调查
陈国华等《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新词的两条原则
――对informatization的个案研究
董银燕汉语形单动构式在汉英词典中的呈现模式研究
杜晶晶面向中小学生的功能性词典义项颗粒度分析
杜家利等汉源语言学术语翻译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研究
杜开怀双语词典新词新义翻译刍议
――一项基于五本汉英词典的实证研究
范瑞瑞用户视角下的词典编纂对自主学习模式的影响
范莎莎等双语学习词典插图对二语词汇深度习得的影响
方 铭学习型词典的例证功能
冯雪飞试论《汉法大词典》与《利氏汉法辞典》
冯永芳不同语境以及不同词典中“那个”和“that”的功能用法对比及其对词典编研的启示
付 巧等维基百科国内外研究综述
高 军《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八版）中的“用语库”
――基于认知语境的动态性分析
耿云冬等刍议学习型词典研编的界面研究方法论
郭启新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词汇联想专栏设计新探
黄 芳填补空白 用户至上
――论《汉法大词典》的编纂特色
黄赛芳基于用户视角的日汉双语学习型词典优化研究
――以日语能力等级考试考生为对象
江桂英等学习型词典的微观探索：从原型理论的视角
蒋文凭英汉医学词典中的语言“学习”特征
李昆之解释学角度谈英汉双解词典例证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李莉莉浅谈《牛津英语词典》中汉语粤方言借词
李晓丽ESP课堂教学实践对双语词典编纂的启示
梁鹏程双语词典与二语学术英语写作
――机遇与挑战
刘军怀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的学习功能设计
刘立香学习者翻译工具使用现状问卷调查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于“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开设前的思考
刘若菲语块理论与英语学习词典的编纂
卢华国英汉学习型词典中义项排列的原型效应及其适用性再思考
卢念春双语词典中词语“零等值”现象的释义现状分析
罗 杨EFL分层教学模式下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词典使用现状分析
罗益民双语词典叙事学
吕 靖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用法说明的聚类演变及其理据解读
吕 颖等浅谈我国在线词典的发展现状
马立东等动词性英语习语的结构特点及配例策略
秦 曦牛津系列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究述评
盛培林塞缪尔・约翰逊“英语词典”与“康熙字典”之对比研究
陶原珂汉英学习词典词类标注的语差及其指引
田 兵大型汉外双语词典设计特征研究
――以《汉法大词典》（黄建华2014）为例
田 宇等生态观在英汉双语学习词典中的折射
――以《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为例
王长河等《世纪汉语大辞典》的用户友善编纂原则
王 龙词典多维释义的脉络梳理
――对章宜华教授新型释义方式的再理解
王仁强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及其对汉英词典编纂的启示
――以《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2版）词类标注为例
王新霞题元理论在产出型法汉学习词典中的应用
王雅雅智能手机词典的特征及在大学英语学习中的应用
――以《有道词典》为例
王 燕偏误分析视角下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理据
魏向清二语写作教学中学习型词典的同伴反馈“支架”功能刍议
吴 冰双语词典中对应词多义现象及编辑处理办法
吴 澄英语新词词条在词典编纂中例证选择和筛选原则问题的探讨
吴婷婷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微观结构中的附加信息变化看用户需求原则
夏立新中国英语研究与词典编纂
叶伟玮《小罗贝尔词典》释义与例证的编纂范式研究
叶 莹魏杰双语中医专科词典研究
尹邦彦《中国谚语与格言英译辞典》编译的回顾和反思
余富林多语种缩略语词典的必要性与设想
袁新民基于印欧词根、词频的多语种词汇教学与词典编纂
曾东京等中国双语辞典学（语文类）研究
――以《中国双语辞典学词典（语文类）》编纂为基点
翟朗维五大英语学习词典（光盘版）的动词释义模式分析
――以command、instruct和order为例
张春新二语习得过程中词典使用效率的制约因素
张令千基因演化与词典编纂的生态考量
章宜华语料库数据化发展趋势及词典学意义
――兼谈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的数据化特征
张 勇德汉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中的意义构建
赵翠莲双语词典语词对等性的哲学思考
赵连振双语词典译义等值的聚合维度考察
英汉学术论文篇（4）
关键词:目的论 军事术语 英汉翻译 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功能主义理论独树一帜地阐明,目标文本的成功与否,要看能否达到预定的功能或目的。这样,功能派翻译理论就大大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赋予翻译更多的涵义。军事翻译是制定我国战略方针、防务政策以及各级指挥员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方梦之,1997:347)军事术语的翻译是军事翻译的重要内容,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对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 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目的论内涵
功能主义目的论将希腊语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理论中,其核心概念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根据目的论,无论何种翻译,其最高规则都是“目的原则”。根据目的原则,一切翻译行为均由行为的目的决定,即“目的决定手段”。目的原则可以解决意译还是直译,动态对等还是形式对等,灵活翻译还是保守翻译等让人进退两难的问题。即某种翻译任务的目的要求的可能是直译,可能是意译,也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策略,这是随翻译所服务的目的而定的。
翻译活动的目的可能与翻译人员有关,但在更多情况下,与翻译活动的发起人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发起者,通常是我国的军事相关部门,译文的受众是我国军事部门工作人员,他们想达到“知彼”之目的,即了解国外军事信息,以增强我国军队和国防实力。因此,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发起人,要求从译文中获得准确无误的源语信息。
可以看出,在军事术语汉译的过程中,原文和译文的功能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原文期待源语读者作出的反应与译文期待译文读者作出的反应不一致。原文是要“指挥”其受众行动,译文则是要其受众“了解”原文这种情景。因此,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准确无误地传达源语的信息,使译文读者能够尽可能完全了解英语军事术语所承载的全部军事信息。
三 字面翻译
目的论的倡导者诺德借鉴了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并根据其“目的加忠诚”的翻译原则,提出了翻译中“纪实翻译”(或译为“文献型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和“工具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两大译法。
所谓“纪实”,是指为译语文化的读者如实记录原文文化交际互动的情景,强调源语文化;所谓“工具”,是指以原语文化交际互动为模型,作译语文化交际互动的工具,强调译语文化。可见,纪实翻译的目的是要用译语语言再现原文作者与原文读者的交际情景,包括原文的语言特征和文化特征。因而,纪实翻译能够如实反映源语信息,而这种翻译方法所形成的译文,能够满足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目的之需要。
诺德根据“纪实翻译”译文再现原文特征的程度,将其划分为“逐字对译”、“字面翻译”、“注释翻译”和“异化翻译”四种类型。其中,“逐字对译”翻译经常用于对比语言学或语言百科全书中,而“异化翻译”主要是用于小说的翻译,这两种翻译方法与军事术语的内容和体裁不符。因此,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应采用纪实翻译中的“字面翻译”与“注释翻译”策略。
“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就是要按照译文语言的语法规则,翻译出原文的字面意思,译文仍保持原文的文体风格和文化特征,以再现原文的措词。也就是按字面直接翻译出原文的含义,亦即通常所说的直译。字面翻译(直译)是将英语军事术语翻译成与之相对应的汉语,译名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语言形式,包括结构、用词、修辞手段等,同时要求译文简明易懂,为译语读者所接受。这种译法是军事术语英汉翻译比较理想的方法,如:weapon fire control(武器发射控制),artillery combat action(炮兵战斗行动)。“直译的主张就是反对歪曲了原文。原文是一个什么面目,就要还它一个什么面目。”(茅盾,1984:352)军事术语的字面翻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字面翻译要确保忠实、准确再现原文。军事术语如实地反映了英语国家进行军事训练、军事指挥和军事战略战术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料。在世界军事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了解国外军事信息对我国军事部门是绝对必要的。根据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目的论要求,译者要忠实准确地传递这些术语的信息。例如:
(1)strategic ballistic missile(战略弹道导弹)
strategic ballistic missile 只能翻译成“战略弹道导弹”,而不能翻译成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的“导弹”或“战略导弹”,因为ballistic(弹道)明确了导弹的发射方式是“弹道”,即按照自由抛物体轨迹飞行的导弹,因此,ballistic一定要准确地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出来。
第二,字面翻译不等于死译。字面翻译绝对不是要主张死译,译者在翻译时要有相对的灵活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译者要根据军事翻译的范畴来选择词义。尤其对于那些既有普通意义,又有军事意义的词汇,如operation一般常用的意义有“运转”、“操作”、“实施”、“作用”、“业务”、“工作”、“手术”等,而在军事术语翻译中,就要译为“军事行动”或“作战行动”。“所以直译时必须就其在文中的意义觅一个相当的字来翻译,方才对。”(茅盾,1984:343)这就要求译者在选择词义时,要准确选取其军事相关含义,以满足译文读者的要求。另一方面,译文要尽量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字面翻译不可过于追求形式上的逐字相对,因为这样往往会破坏语言的明确性和正确性,进而也会损害译文的准确性。(雷海宗,1984:577)因此,硬性的直译应当尽量避免。例如:
(2)Ministry of Defense(国防部)
(3)maximum firing range(最大射程)
如果把“Ministry of Defense”按照字字对译的方法译成“部的国防”,这会让国人根本无法理解,准确性更无从谈起;如果翻译成“国防的部”也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还是“国防部”既简练又精确。相应地,“maximum firing range”这个军事术语由三个单词构成:maximum(最大的),firing(射击),range(射程)。如果过度直译或死译,那就是“最大的射击射程”,这显然也不符合汉语语言表达习惯,译文冗余部分太多,远不如改为“最大射程”。可见,如果过度直译,或死译,读者的注意力将为生硬的语法或多余的字句所困扰,中心的思想反倒容易被忽略。(雷海宗,1984:577-578)如此看来,太直反而不直了,也会失去原意。真正的直译,不外是要用最恰当的中国话来表现原意。(艾思奇,1984:435)
第三,字面翻译不能加入译者的主观判断。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属于军事翻译的范畴,译者在汉译时要密切注意其在军事领域中的专门词义,不要不顾专词专用,张冠李戴,要特别恪守严谨作风,不容丝毫的主观随意性。(刘宓庆,1998:334)因此,翻译此类文本时,要力求忠实,不要自作主张,另起炉灶,而要从思想感情到行文用语,步步紧跟原文。(冯世则,1984:523)
例如,有译者将smart mine译为“智能地雷”,笔者认为,这种译法不妥,翻译成“灵巧地雷”更为妥贴。smart在英语中意思是“机智的”、“精明的”、“敏捷的”、“聪慧的”、“雅致的”等,这些含义中虽然个别和“智能的”有些接近,但不能等同。军事术语汉译的要求就是要准确,不能说相当于汉语的哪个词就套用哪个词,在smart mine这一军事术语翻译中,译者没有遵循字面翻译的忠实性原则,而是自作主张,加入了个人的主观意见,不是对原文的客观理解,这是译者在汉译军事术语时尤其要注意的。如果没有其它因素的制约,译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再强调一句:是传达原文的意义,而不是译者的意义,也不是译者理解的意义――除非译者的理解与原文的意义相吻合。(孙致礼,2007:15)
1 注释翻译
“注释翻译”(Philological Translation)是指按字面意思翻译后,译者为了达到翻译的目的,另在文中、脚注、尾注或术语表中,对一些难点增加必要的解释,以说明源语或源语文化的一些特性,使译文读者更好地了解按字面意思直译出来的内容。(Nord,2005:63)部分英语军事术语有很强的专业性,或蕴含源语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知识,还有一些可能是我国军事读者不熟悉的军事知识,此时,译文读者很难通过字面翻译了解其全部含义,因此,要想译得准确,就必须弄清术语概念周延的完整性,使译名能准确地表达出该术语的一般特征和本质特征,使译词和原词的意义范围相同,必要时还要加上相应的注释。(石永强,1996:78)
注释翻译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文内注释翻译和文后注释翻译两种。文内注释翻译,是指译者翻译时,直接在译文中加入对相关军事术语的注释,以使译文读者准确理解军事术语的内涵和外延。这类注释一般较短,以不影响正常行文为准。例如:
(4)minor tactics(小部队战术)
(5)active tracking((雷达)主动跟踪)
(6)60-day launch window(60天最佳发射时机)
文后注释翻译,是指有些译文由于其专业性很强,或背后蕴藏很多背景文化知识,译者不能在行文中用寥寥数字就能解释清楚,因此译者会把这些注释放到文后。这样译者就会有更多的空间把想要说明的知识点阐释得更详细确切。例如:
(7)Colt revolver (科尔特左轮手枪*)
(*塞缪尔・科尔特在大约19世纪中叶发明的一种手枪,故名。他设计了一种能容弹数发,并能够通过释放压下的扳机而转动的转轮。因此,一发子弹发射后,下一发子弹随之便与枪管成一直线。其口径为11.4毫米。美国陆军在墨西哥战争中首次使用这种手枪。)(邓万学,2002:9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译者在进行注释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客观的原则,不能增加译者不太客观的理解内容,以免误导读者。比如,译者在注释美国F-16战斗机的时候,就只能解释其外形、性能、特点等,一定不能加上诸如“其性能基本相当于我国歼-10战斗机”等不太客观的评价,因为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国外军事信息,F-16战斗机到底能不能和我国的歼-10战斗机相抗衡,要让读者了解了相关信息后,自己去评价,译者不能先入为主。译者的职责是要准确翻译,传达信息,而不是进行主观评价。
四 结语
总之,功能主义目的论要求译者要根据译文的功能或目的,来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军事术语英汉翻译有了明确的翻译目的,即准确如实地了解英语军事术语所承载的军事信息,这样,译者要采取能够准确传递原文信息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即字面翻译和注释翻译方法。目的论是实用性很强的翻译理论,其翻译原则适于指导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实践,避免翻译的盲目性。目的论的应用,为军事术语英汉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Nord Christiane,张美芳、王克非译:《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2] 方梦之:《军事翻译》,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 胡志敏、贾遂山:《对军事英语汉译中若干问题的探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4] 石永强:《谈谈军事高科技术语的翻译》,《语言与翻译》,1996年第3期。
作者简介:
英汉学术论文篇（5）
2.态度意义
评价理论(系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关注语篇中可以协商的各种态度(李战子,2004:1),是对话语人际意义框架的扩展。它主要关注用于协调社会关系的语言资源和态度的表达。Martin把评价系统分为三个次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它们又可以次系统化。态度系统指的是人们参照情感反应或文化制约下的价值体系对参与者和过程进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评价的意义资源。态度又可分为情感(affect)、评判(judg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它们分别属于心理、伦理和美学范畴。情感系统用来表达语言使用者对事件或现象的情感反应,并从情感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情感通常由心理过程(mentalprocess)或修饰性关系过程(attributiverelationalprocess)来实现。评判系统指的是根据一系列制度化的规范(insti-tutionalizednorms)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评价的意义资源。评判系统可分为社会尊严(socialesteem)和社会约束(so-cialsanction)。社会尊严与行为规范(normality)、做事才干(capacity)和坚忍不拔(tenacity)有关;社会约束与是否真实可靠(veracity)、行为是否正当(propriety)有关。鉴赏系统是对事物、过程和现象等进行评价的意义资源。该系统围绕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valua-tion)三个方面形成。反应描写评价对象在情绪上对读者/听众产生的影响;构成主要评价评价对象的复杂性和细节;价值指用社会标准来看评价对象是否有价值,是否重要。态度意义有肯定(positive)和否定(negative)之分。态度意义的表达还有显性(explicit)和隐性(miplicit)之分。显性表达指的是话语中有明确的态度意义表达方式;隐性表达指的是话语中没有明确的态度意义表达方式,但是读者结合上下文能从字里行间推断出评价人的态度。在很多情况下,评价人通过隐性表达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3.研究结果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态度意义的表达,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在书评的各个部分都有分布。但有些部分出现得多,有些部分出现得少。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英语和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态度意义进行对比分析。
3.1各类态度意义的总体特征
在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学术书评中,情感意义的表达非常少,最多的是鉴赏意义的表达,其次是评判意义的表达。英语和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情感意义的表达都非常少。在20篇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该类表达只出现了19次。在20篇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该类表达更少,只有6次,只占所有态度评价表达的1.0%。在语言学学术书评中,情感意义表达的频率如此之低,可能是因为情感意义关注的是评价者的心理感受,过多的情感意义的表达势必造成观点的过于私人化,从而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李荣娟,2005:31)。学术书评相当于学术论文(徐柏容,1993:80),应以理服人,过多的情感意义显然会使文章显得太主观,所以此类文章中表达作者情感意义的机会很少。相比较而言,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情感意义的表达比汉语中的要多,比例也更高。从统计学角度看,它们存在显著区别(x2=8.89,df=1,p<.01)。我们将在3.5部分继续讨论该不同点产生的原因。从评判意义来看,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学术书评表现很相似。评判的比例都不高。在我们研究的20篇英语书评中总共有92处评判意义的表达,占所有态度评价表达的16.1%。在20篇汉语书评中该类表达共有100次,占所有态度评价表达的17.2%。两者没有显著差异。评判是对人类行为的评价,直接涉及原书作者本人。该类评价,尤其是负面评判可能会导致书评作者和原书作者的正面交锋,从而引起冲突,因此作者较少使用评判,防止就书论人。当然,虽然书评是对书籍进行评论,但是书评作者也会对原书作者的学术背景进行介绍,对其行为和努力进行评价,所以书评中也有一些评判意义的表达。从鉴赏意义来看,两者的表现也很相似。英语语篇中80.6%的态度评价是鉴赏类的,汉语中81.8%的态度评价是鉴赏类的。鉴赏是对产品、过程和现象的评价,而书评是对书籍的评价,所以鉴赏意义的表达的比例会如此之高。由于评判和鉴赏的表达较多,而情感的表达较少,我们还将在下文详细讨论评判和鉴赏在英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表现特征。
3.2肯定和否定态度意义
书籍的质量有高低之分,其价值也有高低之分。书评作者会对书籍的优点进行赞扬,同时又会指出书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样书评中就会有肯定的和否定的态度意义表达。英语中的肯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62.7%,否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37.3%,汉语中的肯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79.8%,否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20.2%。两者的肯定态度的比例都高于否定态度的比例。这种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学术书评是学术语篇的一种。与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著作相比,学术书评包含有更多的人际意义成分。肯定评价是一种有效的礼貌策略,有助于维护原书作者的积极面子。否定评价可能会损害原书作者的学术声望,是一种威胁面子的行为。所以,书评中肯定评价多于否定评价符合礼貌原则(参见Brown&Levinson,1987)的要求。其次,我们可以从积极话语分析(Martin&Rose,2003;朱永生,2006)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现象。积极话语分析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希望通过话语分析提倡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朱永生,2006:39)。积极话语分析关注激励人心、给人勇气的话语,关注我们喜欢的、使我们感到振奋的话语(李战子,2004:2)。运用更多的肯定评价,而不是一味的批评,有助于激励原书作者进行更多的创作,而且也能给读者以鼓励和勇气,并有助于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虽然在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肯定态度的比例都高于否定态度的比例。但是,两者在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的比例上还是有显著区别(x2=41.05,df=1,p<.01)。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否定态度评价的比例高于汉语中该类评价的比例。这一不同点与中西思维差异有关。中国文化强调求同性,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西方文化强调求异性,强调批判性(Nisbett,2003:47-49;连淑能,2002:45-46)。因此,汉语书评中的否定评价更少。这种思维差异在欧阳护华和唐适宜(2006)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他们对中国大学生英语议论文写作中的作者身份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学生英语议论文极少用“I”,并把自己的观点扩大为“大家”公认的常识常理,从而给人以“集体化声音”的印象。相反,西方人常常用“I”以示他自己的观点。
3.3显性和隐性态度意义表达
态度意义有肯定和否定之分,其表达也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在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英汉语言学学术书评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意义,其表达既有显性的,又有隐性的。例如:(1)Chapter10,“Variationsonaconstructionisttheme”,isaninterestingandusefulsurveyofdifferentcon-structionalapproaches,startingwithgenerativeapproacheslikethoseofHale&Keyser(1997)andBorer(2003).(Text15)(2)最后,正如桂诗春教授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本法律语言学专著应该提供更多的有关法律实际的案例(比如从法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Text36)例(1)中的两个黑体词分别是显性反应和显性价值的例子。例(2)中没有显性的态度表达,但是读者能从斜体部分读出作者对原书作者的否定评价,批评其内容不够完整。在英语语篇中,84.4%的肯定态度的表达是显性的;在汉语中,该类表达的比例是57.4%。这说明肯定态度的表达以显性为主。至于否定态度意义的表达,情况有些不同。在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大约一半的否定态度意义表达是显性的或隐性的;在汉语中,隐性表达的比例明显高于显性表达。这种现象可以从标记理论(themarkednesstheory)的角度加以解释。根据标记理论的观点,显性表达应该是无标记的,隐性表达是有标记的。显性表达直接表达作者/说话人的观点,隐性表达是含蓄的,间接的。肯定评价不会损害原书作者的面子,所以无须用有标记的含蓄的表达方式,因此学术书评中肯定的态度意义以显性为主,而且比例非常高。与此相反,否定的评价有损原书作者的面子,很容易招致原书作者和读者的不同意见和反对。隐性表达,作为一种礼貌策略(BlumKulka,House&Kasper,1989),不像显性表达那样锋芒毕露,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否定评价的力量,可以减缓否定评价对原书作者学术名声的损害。因此,隐性表达有助于避免人际冲突,从而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但是,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在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隐性态度表达比例都高于英语同类书评中同类态度表达的比例。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显性态度表达比例都高于汉语同类书评中同类态度表达的比例。在这一点上,英语和汉语的语言学学术书评有显著区别(x2=81.36,df=3,p<.01)。这个不同点反映了“中国人的表达更加间接含蓄,西方人的表达更加直接”(Nisbett,2003:61)。这一结果与Scollon等人(1998:118)的研究发现相似。他们研究了中国学生论述汉语论辩文的信息顺序和修辞结构,认为东方的推理方式比西方的更加间接。
3.4评判意义
如前所述,评判系统分为社会尊严和社会约束。在我们研究的语篇中,所有的评判方面的表达都是关于社会尊严的,尤其是关于做事才干方面的。社会约束的评判标准具有法律或道德含义。学术书评当然不会从道德或法律的角度来评判作者的行为。而书籍的质量与作者的学识水平具有很大的关系。在评判中,原书作者涉入其中,因此,评判比情感和鉴赏包含有更加丰富的人际意义。尤其是否定评判,它对原书作者的行为进行批评,因而更有可能影响原书作者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而且影响的程度也更深。例如:(3)Anthonissen(p.95)writesofthethreemetafunctionswhichdiscourseperformsoftensmiultaneous.Often?Itishardtoi-magineanytextwithoutthesmiultaneouspresenceofide-ationa,linterpersona,landtextualmeanings;surelythatisthepointoftheHallidayanmetafunctions?(Text10)(4)如在第十一章(P.159)论述teamteaching时,作者混淆了teamteaching(团队教学)和co-teaching(共同教学)的概念。(Text34)在例(3)中,没有一个明显的表达态度意义的词汇来对作者的行为进行否定评判。但是整段话,尤其是两个问号和“hard”隐含了作者对原书作者的尖锐批评。在作者看来,原书作者应该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观点非常了解。同理,例(4)中也有否定评判的例子。“混淆”一词不仅仅是对作者行为的否定评判,而且也隐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原书作者既然没有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那么该书中关于teamteaching的研究结果就难以令人信服了。这种否定评判的批评力度可能比否定情感和否定鉴赏的批评力度更强,直接针对原书作者本人,对他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带来更大的威胁,也更容易引起人际冲突。鉴于这些原因,学术书评中否定评判的比例低于否定态度在所有态度表达中的比例,也低于否定鉴赏在所有鉴赏表达中的比例。在我们研究的英语语篇中,否定评判占所有评判表达的26.1%,低于否定态度的比例(37.3%)和否定鉴赏的比例(40.3%)。在汉语语篇中,否定评判占所有评判表达的16%,也低于否定态度的比例(20.2%)和否定鉴赏的比例(21.2%)。根据Motta-Roth(1995)和Nicolaisen(2002)的研究,学术书评可分为四个语步。在第一语步中,作者常常会对原书作者进行介绍,介绍他的经历、名声、职称和以前的学术成果等。在研究中,我们发现,20篇英语书评中,只有3篇有类似的介绍;而20篇汉语书评中的10篇有这样的介绍。相比较而言,汉语书评作者更加重视原书作者的背景,而英语书评作者更加强调原书作者在写这本书时所付出的努力。类似的例子有:(5)Whendealingwithspeechasanengineer,F(Fant)issuperb,takingallofthevariablesintoaccountandcalculatingtheirinteractionwithprecision.(Text7)(6)JohnSinclair,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出版著作30多本,发表文章上百篇,在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两个领域成绩显著。(Text40)在例(5)中,作者用了“superb”对原书作者处理某一问题时的行为作了肯定评判。在例(6)中,作者对原书作者的背景进行了介绍。用“著名语言学家”和“成绩显著”介绍了他的学术名声,显性评判了他的学术能力。斜体部分介绍了他的学术成果,隐性评判了他的学术能力。英汉语书评作者在这方面显示出的不同点与我们的思维习惯有关。一般来说,东亚人倾向于场依存的认知方式,他们比西方人更加注重背景;西方人倾向于场独立的认知方式,他们更有可能把事物与周围的环境分离开来,仅仅关注事物本身(Nisbett,2003:42-45)。这种认知方式反映到学术书评中来,就是汉语书评作者更加重视原书作者的学术背景,而英语书评作者更加强调原书作者在写这本书时所付出的努力。
3.5鉴赏意义
英汉学术论文篇（6）
二、课程设置的比较分析
（一）对外汉语课程结构不合理
李铁范指出：对外汉语专业课程的设置，汉语语言学是主体和核心，教育类和文化类是重要的“两翼”[1]。综合《目录和介绍》的要求及李铁范的观点，对外汉语专业合理的课程结构应为：语言学及教学法为主体课程，文学与文化和外语类是两翼（一体两翼）。表一显示，我校对外汉语的15门必修课中有7门与汉语言文学相同，比例近1/2，其中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门主体课的课时也少于汉语言文学，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为两翼课程，课时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表3更清晰的显示出对外汉语的“一体两翼”比例失调：汉语语言学及教学法课程门数比24.3%、课时比20.2%，都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的30.2%和25.1%，未能体现出语言和教学法类课程在对外汉语专业中的主体地位。而文学文化类课程门数比21.6%、课时比21.8%，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44.2%和47.8%，使作为两翼的文学文化类课程比例过于单薄。再从对外汉语自身看，课程门数上，“一体”比例为24.3%，“两翼”为21.6%、16.2%；从课时比上看，“一体”比例为20.2%，“两翼”为21.8%、31.8%。“一体”远不丰满，“两翼”课时超过“一体”。再看我校方案中对外汉语专业开设而实际未实施的课程中，语言学及教学法有2门，而文学和文化类有9门，外语类有3门。如果加上这些课程，两翼的课程必然太臃肿，超过“一体”。而两翼中外语类开课门数远低于文学文化类，两翼之间的比例也失衡。因此，我校的对外汉语课程未能体现“一体两翼”的框架。
（二）专业实践课程单薄
在培养方案中，对外汉语的专业实践课规定7门，而实际实施的只有4门，为书法、教师口语、专业技能和毕业论文，而专业技能实际上开展的只是对学生普通话的训练，而重要的教学技能、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与对外汉语密切相关的实践课实际上没有开展。学校和学院没有创建相关实践场所、场地，没有统一安排学生进行校内外实践和毕业实习。对外汉语专业大四年级全年没有开设课程，在没有统一组织和安排的情况下，学生很难自行联系到实践资源。目前我校对外汉语专业仅有的实践是越南班学伴，从对外汉语专业中选出部分学生担任越南留学生学友。但是这种部分性参与毕竟不能顾及全部学生，没有普遍意义。表2可见，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实践全部实施，学院专门组织学生到各个单位毕业实习，教学专业技能上则有完备的微格教学等设施和教师配备。
（三）课程设置未体现渐进性和丰富性
对外汉语是汉语和外语的双结合，课程安排应按年级体现出循序渐进性，突出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年级应以开设基础课程为主，如语音、语法、文学史、文化史、普通话口语、写作、英语口语、听力等课程。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知识后，在二三年级的课程中加入具有深度和对比性、跨越性的课程，如中西文化比较、国外汉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教育、英汉口译、商务英语等课程，并注意将基础知识和社会实际需要联系起来，辅以种类丰富的实习训练，如授课实操、授课观摩等，而我校的对外汉语基础和实践课的结合未能凸显。学校每年也招录了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留学生，可以开设日语、越语、韩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丰富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而目前对外汉语专业二外只开设了日语，且只开设一个学期，课时少，且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海外华文专题、民俗学、东南亚文化与习俗等文化类课程更是形同虚设。整体上看课程设置未能体现出循序渐进和丰富性。
（四）师资缺乏
学校目前对外汉语专业的任课教师都是中文专业教师，没有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师，给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授课模式和方法与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没有明显区别，语言文学类课程的教材与汉语言专业也几乎一样，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较大的依附性。而外语类课程的教师则全部来自外语系，外语系的老师只强调外语教授，没有站在对外教学视角，缺乏对外教学视野，如不能教给学生使用外语授课技能，用外语来解释一些中外文学文化现象，表述对外汉语专业词汇和术语，使学生很难达到使用外语进行教学的水平，对专业的发展产生限制，造成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不如英语专业学生，而中文专业知识比不上中文专业学生的尴尬处境，自然产生身份的困惑和对未来出路的迷惘。
三、对外汉语专业身份定位和方向发展的途径
（一）突出本专业特点，辨清自身身份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历史、师资、课程等方面都比较成熟，而对外汉语专业只开设三年，各方面都不成熟，师资、教材、课程同汉语言专业多有雷同，有的课程只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学法、语言学等课程，有的课程则是汉语加外语的简单叠加，造成了对外汉语学生的身份模糊感。要辨清自身的专业身份，必须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课程比例应凸显“一体两翼”结构，授课内容应区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针对对外汉语学生的需求。对外汉语受众对象是外国人，如在同样讲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时，应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易出现的语法问题讲授，如外国人多数对虚词的使用易于出现错误，授课就应该多举实例，总结规律，对外国学生在语法、语言学习方面的错误进行归类研究，让学生了解外国人的语法障碍，以便日后教学能有的放矢，使教学理论更好与实践结合，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到本专业的独特性和专业实力，明晰专业身份。
（二）培养实践型和社会型人才
我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实践课程并未实施，没有固定的见习、实习基地，学生得不到实践技能的锻炼。应该加大力度建立一批实习基地，增加资金投入，加强与外企、公司的联系。扩展学生与留学生接触，给留学生授课的机会，尽量并选派学生到海外实习、交流。结合我校教学方案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学术型人才的目标，应在社会型和创新型人才能力培养上下功夫，构建学生汉语、外语、文化、文学、教育等综合学科知识结构和应用技能的整体性，整合优势资源，让学生既能走向社会实地教学和开展交流，又能承担研究工作，有创新意识。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对外汉语还应突出国际化和对外性视域，增强外向性联系，向着“教学语言国际化，教学内容国际化，教师资源国际化，服务对象国际化来形成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与国际化竞争力。[2]”这样培养出来的对外汉语人才才能真正成为实践性、社会性、创新型人才。
（三）引进优秀师资
我校对外汉语师资的引进迫在眉睫，师资决定了课程的质量和特色。应该引进和聘请对外汉语专业教师，尤其是高职称教师，以及有实际跨文化交流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学者，开发国内国际资源，增强与国内同类院校的交流，并聘请优秀外教授课。招收更多留学生，让学生参与到教授留学生的授课实践中，与留学生多交流。另外，还应结合我校人文和地理历史特征，发掘地方高校特色文化，作为选修课程，如砚文化，潮汕文化，旅游文化，龙母文化，聘请这方面的教师、学者担任对外汉语学生的课外文化指导教师。还应适应世界上汉学热的潮流，开设一些国学、国际汉语学等语言文化类选修课，聘请知名的客座教授来讲座，组织本校的教授博士讲坛，以优秀的师资从语言、文化、教学各方面促进学生的培养。
英汉学术论文篇（7）
一、汉语专业词汇学习与ESP词汇学习
汉语中各领域的专业术语很多，这些术语在意义上较为抽象，只为业内人士所熟知，是国内专业交流中常用的词汇。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为了提高专业水平及交流的深度，各国开始重视ESP英语教学。Hutchinson T and Water A.（1987）认为ESP英语是指与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相关的英语，是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需要而开设的英语课程。它以学生需求为核心、注重英语语言能力和职业、专业相结合，如科技英语、法律英语、新闻英语等，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在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开展工作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ESP英语教学与汉语各专业学习密切相关，是学术国际化的要求和体现。
词汇是语言学的基本单位，对于专门用途英语习得来说，ESP词汇习得是关键。但由于这些词汇在生活中不常用，词的结构也较为复杂，学习起来就会有一定的难度。而认知语言学通过对词汇的解构，将词汇与已有认知结构中的词汇或语义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学生对词汇的理解与记忆。
二、汉语文化环境下ESP词汇习得特征
由于语言环境和文化差异，汉语文化环境下专业术语的学习与ESP词汇习得有着很大的差异，其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以间接式习得为主。汉语文化环境下高校对普通英语教学尤为重视，而对ESP教学则很少涉及。在中国，各专业都有专业术语的特殊学习，这些专业术语大多是教师直接传授于学生的，以直接教学阐述为主。但ESP教学除特殊的专业外，只有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才会设立，而且课程少、师资薄弱，也很难会有很好的教学效果。从学习方式上来说，除英语专业的学生外，其他专业学生的ESP词汇习得主要以自学为主，他们往往将本专业的中文文献拿来翻译，得到相关的英文词汇。这种方式相对于英语文化环境中的直接学习模式，虽然耗时久、习得速度慢，但却便于记忆。
以满际需求为主要学习目标。汉语专业术语学习是为了专业发展的需要，是高校学生的必修功课，且汉语文化环境下的课堂教学一般用汉语教学，各专业的学生通过专业学习已对本专业的知识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认识，而学习ESP词汇或是为了阅读原始的英文文献，或是为了学术交流，因而其学习动机主要以现实需求为主。
以僵化的死记硬背为主，缺乏系统性。汉语文化术语学习以教师讲授、学生进行理解性的记忆为主，而学生对于ESP学习多以对照翻译的学习方式为主，因而缺乏对ESP词汇之间关联性的认识，往往只是对词汇死记硬背，而对词汇的整体规则和习得理论置之不理。
三、认知语言学对专业词汇习得作用的具体阐释
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溶自然语言的理解、人工智能分析、语言学、心理学及系统论为一体的学科。认知语言学不同于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提出语言的创建、语言的学习和运用都是基于人脑对语言的感知和诠释，并认为人类的认知是认知语言学的根本，典型代表有莱考夫的认知语法、认知语义学。
认知模型是存储在人脑中关于特定认知对象的所有的认知表征。匡芳涛（2010，6）引用皮亚杰的话：“学习过程的建构性，强调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探索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能力的重要性”。在汉语与英语专门词汇习得的过程中，语言学习者会对一般用途词汇与专门用途的语言知识进行对照，在其间建立联系并对专业术语习得内化成为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词汇习得的过程中，语言学习者作为积极的信息组织者和加工者把新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加工。由于首先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中对汉语专业术语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因而在ESP词汇系中，就会不自觉地将已经习得的汉语专业术语与将要习得的ESP词汇进行比照，进而得到深入的理解。
四、以语义分析为主的ESP习得模式分析
由于汉语环境下ESP词汇习得主要以英汉语义对照为主要习得模式，因而我们应当从ESP语义层面进行分析，找出适合当前学生ESP词汇习得的最佳途径，从而提高词汇的学习效果。
语义可以简单地看作是数据所对应的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所代表的概念的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之间的关系，而语义具有领域特征，在共时条件下，共同的语义可以构成一个语义场。语义场代表一个语言内部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语言单位的集合，集合中的个体之间有着聚合和组合的关系。正是由于语义场内的个体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促成语义网络系统的形成。
词是语言系统中最小的表达意义的单位，但是词并非都是孤立的，语言本身是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结合的系统，词语的深层含义在相互关系中得以体现。20世纪中期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提出成分分析法（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开始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各种具体语言词语意义之间的关系（贾彦德，1986）中。在语言学原则的前提下划分的语义场有组合关系同时也有聚合关系。如我们把生物当做某个语义场的最高位的义素的话，它的下位与这个最高位有着上下位关系，生物的下位就该是植物和动物。动物还可以成为其他很多义素的上位，如鸟类、鱼类、昆虫类和动物类，同时动物类可以作为下义素的上位，如人类、一般的动物；一般的动物还可以有自己的下位义素，如老虎、狮子、大象等。同样对于专门用途的英语来说，能够根据语义场理论对于专门用途英语进行规范统筹，在专门用途英语的词汇习得过程中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语义场促进人脑对新获取知识进行认知能力，将大脑中零散的知识构成语义网络系统，每个义素之间的组合和聚合关系则推动了这种语义网络系统的形成。
总之，在同一专业领域中，汉语专业术语与ESP词汇是具有对照和关联性的，按照人的认知模式，学生在学习中可以利用这种对应关系获得对ESP词汇系统深入的理解，从而省去不必要的语义钻研过程。
参考文献
[1]Hutchinson， T. and Waters.A.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Strevens， P. ESP after twenty years： a re-appraisal[M]. In Tichoo M. （ed） ESP： State of the Art. Singapore： SEAMEO Regional Language Center，1988.
[3]胡壮麟，姜望琪.语言学高级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英汉学术论文篇（8）
切戒望词生义 赵振春
新闻和广告外来词语的音译 王治江
试论商标名称英汉互译文化意义的转换 胡开杰
语境关系顺应论对词义选择的制约 戈玲玲
"不论"、"无论"、"不管"的西班牙文译语(上) 罗应珍
小议"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英译 梁赤民
语篇翻译观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尹衍桐
口译听说技能训练 王永秋
外语思维能力培养方法 黄远鹏，施雪忠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刘爱容
文化层次翻译观 刘卫东
中译外翻译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荆翱
英汉动物类习语比较及其翻译 欧忆，贾德江
英语新词的构成及其特征 高凤江
浅议英语介词with的用法及翻译 谢旭升
"再见"类词语的英译 毛发生
汉语动词英译的多端口处理 谢旭升
模糊限制语在科技英语中的运用与翻译 程同春
英汉语词序不同及其翻译 郝雁南
理解英语短语动词内在含义的另一条思路 姜洪，叶永昌
随'99昆明世博会游览车导游口译 任诚刚
口译的语用流利性 曾文雄
经贸英语的特点及其省译问题 张向京
外贸英语的语义辨 陈欧
技术合同若干译法探讨 杨晖
提高翻译人才素质时不我待 杜云辉
翻译实践和翻译界"内环境"建造 王永泰
我国科技翻译形势的分析及对策 吕世生
回译的类型、特点与运用方法 贺显斌
中国国俗名物词语的英译 王海峻
现代科技英语词汇与翻译 冯世梅，杜耀文
中药名及其功效语的汉英翻译 将林
科技英语否定句的理解 孙新法
邱华盛荣获"国际贡献奖" 闻殊
科技法语翻译面面观 王泉水
中医文化的翻译 曹山鹰
中医文献常用动词的英译 左连君
中医药说明书的英译 欧阳利锋
英语含蓄否定句分类及汉译研究 王彬，欧阳铨
笔记在口译中的作用 韩振宇
从西医中译看中医名词英译标准化 李永安
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WordFisher评介 许汉成，何淑琴
雅信CAT软件的四大优点 彭松虎，杨晖
使用翻译软件的译前准备 贾欣岚，张健青
含蓄-广告语言创意及翻译中的特色标记 谢建平
汉英翻译中的理解障碍及其成因 彭漪，张敬源
科技论文摘要英译的语用失误--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一项调查 戈玲玲
入世后我国翻译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吴启金
日本媒体对专业用语的处理方法 陈燕生，邱华盛
"原因"汉译英的表达法(上) 陈恪清
语境、语义与逻辑--英语工程技术资料译例浅析 季长青
翻译研究途径凝思 黄希玲，孙迎春
英汉翻译的模糊表达 王卫新，舒伟
汉英科技翻译如何体现客观性要求 郄春生
科技英语共轭结构的特点及汉译方法 倪传斌
英汉语差异与英语长句的汉译 程洪珍
宣传资料的翻译策略初探 金其斌
论文章标题英译的功能对等 陆刚
对外经贸合同翻译失真问题分析 陈建平
英译经贸契约条款中shall的正确使用与滥用 许国新，孙生茂
合同英语文体特点及翻译要点 杨一秋
形象思维与科技术语翻译 毛荣贵，范武邱
科技语言中的隐喻 李国南
中式菜名英译的技巧和原则 刘清波
医学英谚的汉译及医学名谚之仿拟 杨全红
隐喻性动词的形象功能及其翻译 李庆明
翻译中理解障碍问题分析 郑兰英
原型与翻译 李和庆，张树玲
科技英语N(动)of NP结构汉译探讨 黄湘，朱春华
论法律英语的词汇特征 李剑波
口译的思维方向性探微 杨英明
口译现场争执的处理 尹耀德
口译的语义结构起伏性 侯国金
语言多态性与因特网辅助翻译 张景祥
外贸信用证的语言特点和翻译 翟步习
广告创作与翻译 张基珮
论家用电器说明书的翻译 潘月
生物学词语的文化内涵及翻译 周方珠
环境科学新词试译 扈畅
"机器翻译"、"计算机翻译"还是"电子翻译"? 张政
汉语缩略语及其翻译 曾剑平
E-Learning的定义与译名 何高大
国际译联将举行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 晓莺
语料库数据驱动技术在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倪传斌，刘治，NI Chuanbin，LIU Zhi
船海英语的特点及翻译 蓝红军，LAN Hongjun
论跨学科术语的译名 丁树德，DING Shude
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 伍锋，徐锡华，WU Feng，XU Xihua
影响学生翻译效果的主要因素 张开平，ZHANG Kaiping
汉英礼仪祝辞的口译训练 王晓燕，WANG Xiaoyan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标题的翻译 许建平，XU Jianping
中国译协表彰资深翻译家 晓莺，Xiaoying
应用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 韩子满，HAN Ziman
论科技英译文本质量评估模式 司显柱，SI Xianzhu
英语科技文体的语词特点及翻译 潘福燕，PAN Fuyan
中国英语中的经济词汇 程同春
翻译与语篇分析 胥瑾
论科技文体的翻译原则与方法 刘春燕
铝工业英语翻译 郭勇
口译中思维惯常定势举隅 赵卫东，李梅
同传技能:探索同传过程 陈雪梅，陈丽莉
研究机构与国外企业科研合同谈判和协议的翻译 孙雅晶，王振宇
论经济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汉译技巧 莫莉莉
论英语广告标题的修辞特点 陈志红
论复杂静态及动态景观术语的翻译 曹波
汉译英中的"纲举目张" 潘利锋
汉语词后缀"化"的英译 曾剑平
英汉学术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1-0261-02
翻译是一项对于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Catford，1991），而术语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冯志伟，1997）。据1987年的统计，翻译全部时间的75%是花在术语翻译上（Гринёв，2008，见郑述谱，2012）。出色的翻译，必然要处理好原文中的术语。国内外语类15种核心期刊（2000-2011年）发表的有关术语翻译研究的文章在整体上呈现递增的趋势，但文学术语翻译研究备受冷落现象极其明显（陈智淦，王育烽，2013）。随着《牡丹亭》走向世界，国内外学者对其的研究愈加深入，他们之间的交流不畅就愈加明显。目前西方译者对国外《牡丹亭》研究论著汉译并不多见，国内也只有2013年徐永明和陈p沅合作出版的《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择》（译文集）等少量实践。为了促进国内外学者对汉学研究的交流，笔者选用西方汉学家白芝的《牡丹亭》英译本（第一版）序言为研究题材，探讨国外汉学研究论著中的术语汉译。
一、术语的定义和术语类型的特点
1.术语的定义。加拿大学者Rondeau（1985）认为：所谓“术语”在本质上就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定义的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语言统一体。英国术语学家Sager（2004）认为：术语可表示构成某一特定学科领域的知识空间定概念实体、属性、活动或结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0112―959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规定：术语是专业领域中概念的语言指称。从以上术语的定义可以看出，任何一个专业领域的文章都会涉及到该专业领域特有的概念，这些概念的语言指称往往是由特定的语言词汇（即：该专业的术语）来表达的。
2.文学评论术语特点。汉学家白芝所译的《牡丹亭》（第一版）著的序言涉及了大量文学评论术语，这些文学评论术语由浅及深，涵盖层次广泛，涉及修辞、题材以及理论三个层面。例如：修辞层面：metaphor（暗喻），pun（双关）等;题材层面：autobiography（自传），Romantic comedy（浪漫喜剧）等;理论层面：the new humane currents of thought（人文主义新思潮），transcendent（超验精神）等。
3.戏剧术语特点。《牡丹亭》中不乏大量戏剧术语，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些戏剧术语大多具有多义性。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1997），“scene”有7种含义。而原文中多次出现scene，其中两句分别如下：句1.This style favored a play，or rather opera，of great length，with a large cast and many scenes，offering a kind of cavalcade effect as shifting groups of players paraded and sang their way through the leisurely days of some protracted celebration.句2.The mysteries of love can never cloy when they are constantly being shot through，by the cheeky flower lad who propositions Spring Fragrance in scene 9.在以上两句中，均出现了戏剧术语“scene”，但结合语境，句1中“scene”译为“场景”，句2中“scene”译为“出”。虽是同一戏剧术语，但前后的译文却因语境不同拥有了不同的含义。
4.典籍中的术语特点。典籍中的术语种类繁多，官号职称、机构、纪年方式、事件、人物谥号以及典籍文献名称等，均是典籍中的常见术语。该类术语拥有丰富的中国元素，仅依据字面直译，往往难以理解，所以需要搜集大量相关史料证据予以辅助翻译，并对翻译结果进行佐证。例如：原文：He never again reached higher rank than district magistrate，and in his late forties he retired into private life.根据《汉英政治法律词典》（2002），术语“district magistrate”指“令长”。而查阅《前四史职官词典》（2003），“令长”是县令、县长的合称。《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由此可知，术语“district magistrate”指的是一个县的管理者。可前四史涉及的历史是西晋以前，结合上下文这里指的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官职。那明代一县之长如何称呼呢？根据《大学历史词典》（1988）：知县，官名。明代始正式称知县，为一县的行政长官。所以，术语“districtmagistrate”翻译成“知县”最为恰当。
二、术语的翻译方法
1.阅读相关文学作品及文学评论确定术语含义。茅盾（1984）曾说过：“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要实现翻译的“信达雅”，就需透过原作的语言外形，真正把握其精神。笔者研读了相关文学作品――原版《牡丹亭》，熟悉了故事情节，这对术语“The interrupted Dream”（惊梦），“The Schoolroom”（私塾）等翻译有很大的帮助。其次，笔者翻阅了大量的相关文学评论，了解了文学评论界对《牡丹亭》的百家之说，这对术语“opera”（歌剧），“collection of storytellers tales”（话本集）等翻译大有裨益。
2.利用相关资源查找和验证术语翻译，①利用词典、相关书籍等纸质资源。各类词典、书籍等纸质资源给游走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译者打开了一条术语翻译最为简洁的道路。白芝的《牡丹亭》英译本（第一版）序言涉及了文学评论、戏剧以及典籍三个领域。对这三个领域专业词典、相关书籍等纸质资源的利用，让笔者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得以提升。利用这些资源，笔者确定了districtmagistrate（知县），Roman comedy（罗马戏剧），Southern style of drama（南戏）等术语。districtmagistrate（知县）已经在上面予以分析。现以southern style of drama（南戏）为例。原文：In Tang Xianzu's day the Southern style of drama was at its peak of popularity. This style favored a play，or rather opera，of great length，with a large cast and many scenes.根据语境分析，此处Southern style of drama在汤显祖生活的年代处于鼎盛，而且此剧种以长篇戏剧为主。《中国典籍英译》中写道：“南戏剧本一般为长篇……明代初叶，在北曲杂剧衰落的时期，南戏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汪榕培 王宏，2009：140）。根据纸质资料查阅到的数据，笔者选择直译翻译为“南戏”。②利用数据库、网络搜索工具等网络资源。数据库、网络搜索工具等网络资源让信息传递更快，共享范围更广，帮助译者提高翻译速度和准确性。针对研究文本的翻译，数据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数据库的容量固然大，但其术语总量是有限的，且不能及时吸纳新术语。网络搜索工具则弥补了这个不足。例如：原句：He passed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though Liu Mengmei’s Prize Candidacy eluded him）at the age of thirty-three and began his career as dramatist during a spell of service in Nanking，when，as a secretary under the Board of Ceremonies，his duties were less than all-consuming.根据语境术语“secretary under the Board of Ceremonies”是汤显祖在南京时的任职名称，运用搜索引擎查询“汤显祖”。结果：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运用搜索引擎分别查询“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结果：“太常寺博士”（官名）。清代太常寺属官之一，额设三人（满洲、汉军、汉各一人），秩正七品;“詹事府”：詹事府是掌管皇后、太子家族（东宫）事务的机构;“明朝礼部”：……正统六年增设仪制、祠祭二司主事各一人。最后，结合术语的字面意思，可以断定术语“secretary under the Board of Ceremonies”是“礼部祠祭司主事”。
在“中国热”席卷全球的当下，西方有越来越多的汉学家和专业学者投入到了对汉学的研究中。针对中西汉学研究交流不畅问题，笔者通过对白芝的《牡丹亭》英译本（第一版）序言中的术语汉译的分析，以期待更多高质量的国外汉学论著汉译本的问世，从而为中国汉学评论领域引进更多新鲜的理念和观点。同时让中国该领域的研究学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汉学作品，并对西方的理念及观点去粗取精，完善自己的观点，最终帮助国内学者塑造一个全面、跨学科、多角度的汉学评论领域。
英汉学术论文篇（10）
2016年临海市中小学公开招聘新教师招聘岗位一览表
招聘岗位
招聘岗位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备注
中学语文
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教育
师范类教育学、小学教育、初等教育等专业报考岗位以教师资格证学科为准;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学原理、课程教学论、学科教学、比较教育学等专业报考岗位以研究学科方向与本科所学专业结合为准。
中学数学
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数学教育、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数理基础科学、基础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学英语
6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英语教育、英语、英语翻译、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英语
中学政治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哲学、政治学理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学历史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历史教育、历史学、世界历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中学地理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地理教育、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中学社会
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人文教育及中学政治、历史、地理招聘岗位所需专业
中学化学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化学教育、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高级分子化学与物理、物理化学
中学生物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生物、生物教育、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物工程、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
中学心理健康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中学科学
7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科学教育、物理教育、物理学、应用物理、核物理、理论物理及中学化学、生物招聘岗位所需专业
小学科学
17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职教旅游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职教电子商务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及法律
中小学体育
20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体育教育、体育学、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小学音乐
20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音乐教育、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艺术教育（音乐）、舞蹈表演、音乐与舞蹈学、舞蹈学、舞蹈编导、舞蹈教育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小学舞蹈
2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舞蹈表演、音乐与舞蹈学、舞蹈学、舞蹈编导、舞蹈教育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小学美术
18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美术教育、美术学、绘画、雕塑、中国画、书法学、摄影、艺术设计学、艺术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视角传达设计、工艺美术、动画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小学计算机
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教育技术学、现代教育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及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小学语文
50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教育
小学数学
45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数学教育、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数理基础科学、基础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小学英语
1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英语教育、英语、英语翻译、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英语
特殊教育
1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学
学前教育
21
大专及以上
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学、幼儿教育、艺术教育（学前）、音乐与舞蹈学类
英汉学术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N04；H083；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1-0007-07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everal Linguistic Terms
CHEN Hui
Abstract: Twenty linguistic terms are chosen as examples for this paper. Their German，English and Chinese meanings are given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erminology science. The micro- and macro-strategic problems emerging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es are indicated, and some comprehensive proposal of improvement is put forward. On this basis, some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problem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terminology, linguistics, translation, German, English
引言
根据笔者在撰写《汉字学的中文及德文术语》［1］过程中接触到的资料，选取了20个语言学术语作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学、翻译学和术语学的角度分别对其德语、英语、汉语含义进行比较分析，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探讨其中的问题。这20个语言学术语的释义主要参考《语言学词典》（中译本）［2］、《新德汉词典》［3］、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4］和H.BUβMANN的《劳特利奇语言与语言学词典》［5］。本文在引用相关辞书的过程中，对中文术语括号内的说明忽略不计。同时，词形与本文所选术语相关但并非语言学范畴的术语（如Gramm-gram/gramme①），或者非严格意义上语言学范畴的义项（如Graph-graph的部分语义②），也忽略不计。
为了便于分析比较，笔者将这20个术语的德汉称谓对照和英汉称谓对照分成两个表，每个表又分为相互对应的两列，每列共14组。
一 所选术语德汉翻译问题分析
如表1所示，左边一栏是这20个术语对应的德语称谓，中间两栏是当代主要辞书给出的中文称谓，最后一栏是笔者建议的中文称谓。通过比较分析，提出问题如下：
（1）德语称谓同其汉语称谓往往不是一一对应的。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同一汉语称谓对应两个以上德语称谓，比如汉语“法位”对应德语Grammem、Tagmem，汉语“词素”对应德语Lexem、Morphem，汉语“义素”对应德语Plerem、Semem，汉语“语符”对应德语Glossem、Monem，汉语“语素”对应德语Monem、Morphem，汉语“义位”对应德语Glossem、Noem、Semem；第二种情况是同一汉语词素对应两个以上德语称谓中的相应词素，比如汉语词素“词”对应德语词素lex-、morph-，汉语词素“法”对应德语词素tagm-、tax-，汉语词素“音”对应德语词素ken-、phon-，汉语词素“语”对应德语词素gloss-、mon-、morph-，汉语词素“义”对应德语词素gloss-、no-、pler-、sem-。
（2）德语称谓构词形式有共性，但对应汉语称谓的构词形式却不然。比如，语言学词典给出的汉语称谓中，选用“子”的最多，但是还有“符”和“素”，甚至还有两个双音节词“特征”和“形式”。新德汉词典给出的汉语称谓中，中心词以“素”和“位”为主，二者经常作为同义词出现，但也有使用“符”甚或双音节的“单位”和“意义”的情况。
（3）从构词上看，汉语术语中总共有5个偏正词组（如：词汇单位、义位意义等）及1个短语（一个词担当词义的部分），而原文术语全部属于成词术语。如果同一原文术语所对应的同形翻译不重复计算，则不成词术语占全部41个中文称谓的约17%。
（4）从词义上看，充当汉语称谓中心词的词素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对应-em的词素“位”不具备“最小单位”的含义，笔者认为这个“位”是由“单位”简化而来的。汉语中多音节词的词义往往是由所有组成该词的汉字的字义合成的，因而可以由每个汉字的字义推断整个词的词义，但是其逆命题却不一定成立，因此，以“位”来充当第二列术语汉语的中心词显然欠妥。其次，“符”字只能体现“符号”的意思，而无法体现“单位”的意思，更何况“最小单位”。所以，出现“符”也是有待商榷的。最后，“子”字没有“（最小）单位”的含义，但却有诸如“分子”“原子”“电子”等用法，笔者认为这里的“子”应理解为“小而硬的块、粒状物”［3］或由该意思引申而来。可是，即便这些词汇中的“子”经引申而具备“（最小）单位”的词义，这些词语也都是自然科学中的具体概念，而非抽象概念。
（5）从词义上看，用以充当汉语称谓限定词的词素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gloss-、no-、pler-、sem-这四个词干虽都与“词义”“语义”“含义”有关，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命名的，其所属的理论侧重也有所不同，但是对应的汉语却基本上都是“义”字。类似的还有“语”对应gloss-、mon-、morph-。其次，gramm-、tagm-和tax-这三个词干尽管都与语法有关，但是单个“法”字却不能等同于“语法”。这与前文“位”字的使用问题类似。
（6）一个汉语称谓对应多个德语称谓的一词多义现象严重，比如前文提到的“义位”“义素”和“语素”等词。此外，诸如“义子”“法子”“音符”之类的词语，还有其他意思，容易造成误解。笔者在表1中给出了建议使用的汉语称谓。
（7）一个德语称谓对应多个汉语称谓的一词多义现象严重。德汉翻译在参考《新德汉词典》和《语言学词典》两部辞书中，同一术语最多总共对应三个不同的汉语称谓；对应两个不同汉语称谓的情况在两部辞书总共35个词条中出现了17次之多，仅有约51%的词条没有同义词。④
（8）在这20个概念中，有5个没有在《新德汉词典》里作为词条收录，因而无法与《语言学词典》中的翻译进行对比。在其余15个概念中，两本辞书给出的汉语称谓在不考虑多种称谓顺序的情况下，完全一致的仅有6例（在表格中以浅灰色网状底纹标注），占全部概念的40%。
二 所选术语的英汉翻译问题分析
如表2所示，这20个术语的英汉翻译引自《英汉语言学词典》［6］、《语言与语言学词典》［7］、《英汉俄汉现代语言学词汇》［8］、《牛津英汉双解语言学词典》［9］四部语言学专业词典和《21世纪大英汉词典》［10］、《英汉大词典》［11］两部英汉大词典。以下同样从8个方面进行分析，与德汉翻译的分析相对应。
（1）英语称谓和其汉语称谓往往不是一一对应的。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同一汉语称谓对应两个以上英语称谓，比如汉语“义素”对应英语morph、plereme、semanteme、seme、sememe，汉语“义位”对应英语glosseme、noeme、sememe，汉语“语素”对应英语moneme、morpheme，汉语“词素”对应英语lexeme、morpheme。第二种情况是同一汉语词素对应两个以上英语术语中的相应词素，比如汉语词素“义”对应英语词素gloss-、no-、pler-、sem-、seman-，汉语词素“词”对应英语词素graph-、lex-、morph-，汉语词素“语”对应英语词素gloss-、mon-、morph-，汉语词素“音”对应英语词素phon-、ken-，汉语词素“法”对应英语词素tagm-、tax-。
（2）20个术语的英语称谓在构词形式上有共性，但对应汉语称谓的构词形式却不然。比如右侧一列中，汉语称谓的中心词以“位”（出现46次）和“素”（出现39次）为主，二者也经常作为同义词出现，同时也有使用“符”的情况，甚至还有双音节词“单位”等。左侧一列的6个术语对应的汉语称谓中心词问题上，英汉翻译与德汉翻译的问题相近。
（3）从构词上看，表2中的英语称谓全部为单词，但是对应的汉语称谓却有44个短语，（偏正短语如：书写符号、表达单位、词素变体、语法功能段、文法特性素等；其他短语如：词的拼法、词素的意义、书写单位的变体等）。如果同形重复计算，约占全部178个汉语称谓的25%；如果同一英语称谓所对应的同形汉语称谓不重复计算，则有26个不成词称谓，占全部66个汉语称谓的近40%。
（4）英汉翻译在汉语称谓中心词的选择方面涵盖了德汉翻译中的问题。此外，英汉翻译还出现了诸如“特点”“成分”“功能段”等汉语称谓。
（5）汉语称谓限定词的选择方面，英汉翻译也比德汉翻译问题突出。例如：汉语称谓充当限定词的词素“义”除对应前文提到的德汉翻译中涉及的四个德语词素以外，在英汉翻译中，有三部英汉翻译词典还将之与英语词素seman-对应。
（6）从词义上看，一个汉语称谓对应多个英语称谓的一词多义现象也比德汉翻译更为普遍。除前文提到的“义位”“义素”和“语素”等词之外，还有“形素”“形位”等。
（7）英汉翻译由于一词多译而导致的同义词问题更为突出。英汉翻译在参考了六部辞书的情况下，同一概念最多总共有8个不同的汉语称谓（graph），其次是6个（grapheme与morph）。六部英汉辞书总共95个词条中，有2个词条分别收录了5个和4个不同的汉语称谓；有9个词条收录了3个汉语称谓；只有33个词条没有汉语同义词，仅占全部词条的约35%。
（8）在这20个术语的英语称谓中，有8个在六部辞书中都有收录，在不考虑多种称谓的顺序及括号内加注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对应的汉语称谓是完全一致的。即便是在五部辞书中对应的汉语称谓完全一致的也仅有2个。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这20个术语的德、英、汉称谓并没有做到术语翻译界普遍主张的“准确”“单一”“规范”和“简洁”等原则［12-14］。
三 解决以上问题的思路
根据术语翻译界普遍依据的标准，笔者提出解决上述20个语言学术语汉译问题应掌握的原则：首先，无论是表1还是表2，左右两列之间构词形式相异，而每一列内部的构词形式相同，所以对应的汉语称谓在构词形式上也应具有同样特征。其次，汉译过程中应尽可能选择与原文术语的语义吻合的称谓，这样一方面避免一字或一词多用导致的同义词现象，另一方面有助于实现中外术语间的一一对应。具体阐释如下：
（1） 表达“（最小）单位”的单音节词只有“子”“元（构成一个整体的单位）”“素（带有根本性的物质）”。从实际语用上看，以“子”构成的词语通常用于指具体事物，而后两者构成的词语一部分指具体事物，比如单元、化学元素等，一部分指抽象事物，比如因素、要素等；而且，以“子”构成的词语有一部分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因此，笔者建议淘汰“子”以及“位”等其他一系列中心字，保留“元”和“素”。
那么，为什么要保留这两个中心字呢？此二者又如何分工呢？一方面是因为右列中已经较多使用“素”字，保留“素”字且推而广之，这样既尊重了约定俗成的原则，又使进行规范的社会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左列词汇在语义方面普遍是指“（语言）现实中的最小单位”，而右列是指“抽象的（即语言学总结出来的）最小单位”，按照逻辑顺序，当然是先有语言现实，后有语言学理论。此外，汉语“元素”一词，恰好是“元”字在前，“素”字在后，尽管在这个词中“元”字的语义应理解为“重要的”，这样安排便于记忆，依然是毋庸置疑的。
（2） 有关graph-和morph-两个词素。graph-本义是“字”，指的是文字三要素（“形”“音”“义”）之一的“形”。因而，选择“字”来翻译这个词素属于直译，而并没有体现实质。morph-的本义是“形”，但graph-指的是文字的外形，而morph-指的是语言的外形，此“形”非彼“形”。因此，无论用“字”“语/词”还是“形”都不能准确地、恰如其分地说明问题。笔者建议的“字形”和“语形”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 有关ken-和pler-两个词素。这两个词素强调“语音是外壳、语义是核心”，所以在汉译过程中也应有所体现。按照笔者提出的建议，“音壳”可以与phon-对应的“音”有所区别，“义核”可以与gloss-、no-、sem-、seman-等所对应的“义”有所区别。
（4） 如果就其整体词义，原文术语无法找到成词的汉语称谓，或因与其他术语近义而汉语称谓同形，则可以尝试从原文词素的词源着手，对相关词素进行翻译后再组合成整个汉语称谓。具体而言：
gloss-、no-、sem-、seman-这四个词素虽都与“词义”“语义”“含义”有关，但皆以不同的角度进行命名，且所属理论侧重亦有所不同，故在汉译定名时应避免雷同而产生混乱。gloss-源于希腊语glssa（Zunge; Sprache――舌头；语言），宜保留“语”字；no-源于希腊语nóēma（Gedanke――想法、念头、思想），建议用“意”字表示；seman-源于希腊语sēmaínein（bezeichnen――标记、称谓），诸多表达该词语义的汉语词素中只有“谓”字兼有“意义”的语义，故以“谓”表示；只有sem-保留原有的“义”。这样，所有与“义”相关的术语都有了不同的汉语称谓。
gramm-、tagm-、tax-都用“法”字来翻译显然欠妥。gramm-最初源于希腊语grámma（Geschriebenes、Schrift(zeichen)――书（写出的东西）、文、字），以“书”表示最为贴切；tagm-源于希腊语tágma（Aufgestelltes――竖立起来的、放置好的），又源于动词táttein（ordnen; stellen――整理；放置），以“立”字对应；tax-源于希腊语táxis（Gestaltetes――塑造出来的、被赋予形态的），以“塑”字表达。
Monem和Morphem的语义虽有部分相同，但其外形或者说其所用的“语形素”（表1中笔者建议称谓）也不相同，故不宜使用相同汉语称谓。mon-源于希腊语mónos（einzeln、einmalig――单个的、一次的），建议使用“单”字表示。
四 总 结
术语翻译与一般翻译之间尽管有许多共同点，但由于术语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二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这些区别恰恰会加剧术语混乱问题。比如，某一学科的全部术语往往由许多翻译人员参与翻译，这些术语的不同部分或同一部分不同版本的翻译之间时常会有较大的时间跨度［14-15］；术语翻译经常存在“语境缺位”的问题，普通翻译往往是针对具有一定篇幅的语篇，他们包含较多的词语或其他符号，能够为大部分所含词语或符号的翻译提供最直接的背景信息，即语境，而单纯术语翻译中，单个的专业词语本身可以说就是一则独立的待译的“语篇”，这种语篇往往无法提供任何背景信息［16］。这些问题造成参与翻译的人员之间仅在有限的程度上相互协调，导致同一概念经翻译形成多种表达方式，造成术语的混乱。
在这些情况下做术语翻译时，翻译人员首先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以弥补语境缺位造成的困难，同时翻译人员和专业人员对翻译质量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再配合不断跟进的有组织的术语建设，逐渐完善术语翻译的准确性。
注 释：
①这是由其语义决定的，因其义为“克”，属物理学范畴。当然，德语某些合成词（如Telegramm，译为电报，Kardiogramm，译为心电图）中也有该词，此时在词源上确与书写有关，但就整词语义而言也非真正意义或狭义上语言学范畴。而且，此时的“-gramm”实非该词，而是与该词有共同词源并且同形的语素。
②请见H.BUMANN Lexikon der Sprachwissenschaft相关词条：第三项语义是属数学和逻辑学范畴的。
③两个表格中的双斜线表示空白。“德语”（“英语”）一栏中的空白，表示原文中不存在该词形的术语或该词形的术语非语言学范畴，不予考虑。此种情况，“当代主要辞书翻译”“笔者建议”两栏也为空白。如果仅“当代主要辞书翻译”一栏中有空白，表明相关辞书中未收录该词。
④笔者将《新德汉词典》对Semantem的处理视为三个词条。因其中前两条义项分别等于Sem和Semem，故只将第三条义项视作对Semantem本身的注释及翻译。在相关的数字统计中前两条义项不做重复统计。
⑤同一个概念对应的汉语称谓中（在不考虑多种称谓顺序的情况下）完全一致的部分以浅灰色的横线底纹和网状底纹两种形式标明。在确定其中部分英文术语的书写方式过程中，承蒙南京大学魏向清教授提供帮助，特此鸣谢！
参 考 文 献
［1］CHEN H.Chinesische und Deutsche Terminologie der Sinogrammatologie ［M］. Bochum: Europischer Universittsverlag, 2007.
［2］陈慧瑛.语言学词典［Z］.北京：商务出版社, 2003．
［3］潘再平.新德汉词典［Z］.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4］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Z］.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5］BUMANN H.劳特利奇语言与语言学词典（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6］劳允栋.英汉语言学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7］HARTMANN R R K, Stork F C.语言与语言学词典（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Z］.黄长著，等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8］王福祥，吴汉樱.英汉俄汉现代语言学词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9］MATTHEWS P H.牛津英汉双解语言学词典（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Z］.杨信彰，编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10］李华驹. 21世纪大英汉词典［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11］陆谷孙.英汉大词典［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12］戎林海，戎佩珏.术语翻译刍议［J］.中国科技术语，2010（6）：39-43．
［13］石春让，赵巍.科技术语翻译：归化是正途［J］.山东外语教学，2010（1）：81-87．
［14］尹洪山.应用语言学中的术语翻译问题［J］.语言与翻译，2009（1）：47-50．
［15］黎土旺.术语的翻译现状及其规范化［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491-495．
［16］朱小雪，高立希，刘学慧，等.翻译理论与实践――功能翻译学的口笔译教学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