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转型论文大全11篇

会计转型论文篇（1）

从国际上看，建立一套完整的政府会计体系，定期编报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反映政府综合财务信息，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加强政府公共管理、提高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手段和通行惯例[1].只有建立政府会计，才能客观真实地评价政府的财务受托责任，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

建国初我国就建立了由预算会计和企业会计共同组成的会计体系。所以，在我国（为便于分析比较，本文主要是指建国后的具体情况）的有关正式行文中，基本上没出现“政府会计”的称谓，而是将运用于政府和政府机构的会计定义为“预算会计”。虽然我国的预算会计也是运用于政府和政府机构的专业会计，但是在核算对象、会计目标、会计主体模式等方面都与政府会计存在着区别。

1.核算对象不同

我国的预算会计是以预算资金及其运动为核算对象，以预算年度为会计期间，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当年的预算收支及结果的会计；为了全面、真实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政府会计不仅要提供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信息，还要全面反映整个预算资金的连续活动和累积的结果，以及其他的各种受托财务责任，所以，政府会计的核算对象应是政府负责管理的价值活动。

2.会计目标不同

由于我国政府预算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预算会计的基本目标就是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对会计信息的需要，包括财政部门、上级单位，以及单位内部管理的需要；而政府会计为政府制定政策、项目活动、评价绩效以及其他目的提供信息，是为现在和潜在的资财供给者和其他用户提供有关整个政府财务信息的会计系统。

3.会计主体的模式不同

我国的预算会计采用单一主体的会计模式。在核算中，对于指定用途或需要单独报账的资金设置若干的基金予以单独核算，但在报告时仍然以机构作为主体，各个基金不分开，都只是单一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政府会计一般采用复合主体的会计模式，即区分报告主体和记账主体。为了满足内部管理的需求，政府会计对受托资源分别建立基金，每个基金都是独立的会计主体，都通过自求平衡的账户分别核算，分别报告政府特定活动及其财务资源的来源、运用和结果；同时，政府会计又是独立的报告主体，对外报告组织本身的各种受托责任。

可见，我国的预算会计不是严格意义的政府会计。

二、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存在的问题

预算会计对于反映和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认，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的预算会计体系由于其自身存在制度性的缺陷，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

1.会计体系结构不严谨

我国现行预算会计按照组织类别的不同分别设立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三个相对独立的分支[2].三个分支分别采用不同的会计制度，记录不同的单位在不同阶段的经济事项，而且核算重心各不相同。例如，财政总预算会计只能核算预算资金的“收”和“拨”，而且核算重心在于“拨”，一旦财政资金通过款项进入支出单位账户之后所形成资产和投资权益，以及拨款的效益都没有在财政总预算会计的账面上得到充分的反映，使得政府缺少系统的资产的核算资料，也无法对预算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由此可见，预算会计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性较差，缺乏统一的客观基础，不利于政府整体的财务报告的生成，也影响了财政预算管理的效果。

2.收付实现制影响信息质量

现行的会计制度，除了事业单位的经营性业务外，基本上都采用收付实现制。在收付实现制下，只提供与现金交易有关的信息，对于非现金交易的不记录以及对资本资产及其折旧不予以确认。这种记账方式，首先是对于非现金的收支不予以入账，不能完整反映营运业绩，从而对宏观经济决策、健康运行产生错误导向，不利于防范和化解政府的财政风险。其次，收付实现制不利于绩效考核。在收付实现制下，收入和费用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既不能分配费用，也不能提供服务的完全成本信息，不能充分认识绩效与成本之间的关系。三是不利于公共资源的管理使用[3].例如，在实务中，资金支付与物资到达时间往往不一致，收付实现制下容易造成物资入账不及时，致使管理混乱，资源浪费。可见，收付实现制虽然有利于控制预算的执行，但是会影响政府会计的信息质量。

3.财务报告系统存在明显的缺陷

首先，从总体上看，财务报表的内容过于简单。为加强预算管理，国家需要经常性预算、国有资产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债务收支预算等多套的会计信息。而现行财务报表体系主要以反映预算执行情况为主要目的，没有披露投资经营的国有资本的安全、养老金、失业金等的使用和安全以及各级政府在其他财务方面的受托责任的信息，也没有提供反映政府绩效与成本信息的报告。因此，现行的财务报告系统不能真正反映政府的整体财务状况，也不能满足使用者对绩效信息的需求。其次，从报表的结构上看，财务报表项目设置不科学。例如，行政事业单位的收入和支出项目既在收入支出表中列示，又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这样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利于人们了解政府的实际财务状况。三是报表缺乏公允性。在西方国家，没有附上审计鉴证报告的财务报告，是不具有效力的政府报告[4].虽然我国的政府审计机关也进行财政和经费收支情况以及结果实施审计监督，但是我国的政府审计报告是与政府财务相分离的，影响报表的公允性。

4.制度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

我国采用“制度”对预算会计事务进行规范。由于会计制度对所有的会计事项都是在现有制度下做出规定的，所以很难做出适应性的调整。而近几年，我国财政工作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会计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使得整个制度规范跟不上会计环境的变化，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无法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三、建立我国政府会计的必要性

1.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在我国确定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改革方向后，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了部门预算的实施，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等等。这些改革不仅给会计核算带来许多新内容，使得政府会计的经济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也使得会计核算的中心将逐渐转移到一级政府。例如，在政府采购下，用于采购的财政性资金由财政部门拨入政府采购专户，并按实际发生数直接支付给供应商或劳务提供者。所以，在这类的经济业务里，付款的财政部门根据付款凭证列报支出，而验收入库的单位应根据财政的拨款凭证和采购品入库情况确认资产以及无货币资金的收入和支出。这项统一会计主体（一级政府）下的采购行为，在实践中却分段采用不同的会计制度加以确认，这必将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因此，建立政府会计，提供整个政府的财务状况的信息已经成为必要。超级秘书网

2.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变化的需要

随着我国各项事业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稳步推进，我国人民素质的提高，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愿望和能力日益增强，注意力已经从过去的个人局部利益问题，逐步转向国有资本保全、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市政项目建设等关系到全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现行预算会计所提供有限的会计信息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交往的加强，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的会计，其标准的国际化必将成为一种趋势。从世界范围来看，建立一套完整的政府会计体系，定期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反映政府的各项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或者支出）和现金流量等信息，已经成为国际上加强政府公共管理、提高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手段和通行惯例[5].而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与国际惯例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我们加入WTO以后，实施政府采购以及政府海外融资，这种差异所带来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

3.转换政府职能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建立，使得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变化，政府和市场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分工逐步明晰，政府的职能将逐步向服务型、管理型、绩效型转换。要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化，需要建立一个既能全面反映政府的各项经济活动，又能有效解脱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的会计信息系统。

综上所述，建立规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会计已经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刘玉廷。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若干问题[J].会计研究，2004，（9）：23-26.

[2]王雍君。政府预算会计问题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62-138.

会计转型论文篇（2）

以往的会计从业人员总是以计算与核算工作为重点，强调对已完成的业务进行反映监督。

管理型会计无疑使其工作内容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不仅要求做到事后管理，还更加强调事前以及始终的管理工作，通过更具系统性、综合性的管理方法，使资产得到更合理的配置，也使成本得到更好的控制。

本文通过对两种会计类型的深入分析，明确管理型会计所具备的优势以及其尚且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举措促进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并使其获得进一步完善。

一、工商管理会计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的意义

(一)会计工作侧重点的转变

以往的核算型财务会计工作的依据是每天产生的实际业务，以此为基础定期编制能反映经营情况的财务报表，而管理型会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做铺垫，目标是调整经营状况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二)会计工作主要内容的转变

从工作的主要内容来看，核算型会计工作对于经营状况的反映仅限于整体与表面情况，缺乏细致化的区别对待，因而难以有效反映工商管理成本的变动情况，这其实非常不利于优化工商管理的分析工作。

(三)会计工作实际效果的转变

就工作所能取得的实际效果来看，核算型会计总是在对过去的经营成果进行总结与评价，缺乏对未来的预见性。

管理型会计工作则明显更注重对于事前的预测，因而对于行业未来的发展意义更大。

(四)会计工作遵循的原则

虽然工商管理会计的工作形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其遵循的原则不应有别。

即工商管理会计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员工能随时了解需要的情况。

但核算型的会计工作往往难以满足，因而需要转变。

二、管理型会计具备的主要优点

管理型会计不仅能够以更加深入的方式对工商行政管理单位的财务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从而巩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质量，还是对核算型会计的全面提升，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必然之选。

一方面，管理型会计能够为相关管理人员提供重要的建议和帮助，通过它，能够依据分析的结果发现工商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及时地改善管理方式，最终将问题解决。

另一方面，管理型会计能够根据不同工作人员具有差异性的工作需求，为其提供相应的信息资料，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资料将为管理人员的决策选择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方案制订，工作规划等方面的工作带来一定的有利影响。

最后，在工作效果上来看，管理型会计能够通过分析总结各阶段的工作情况从而帮助管理人员做出对管理方案的最优选择。

并且管理型会计所受到的约束更小，工作人员可以灵活地运用多样化的知识以及多元化、现代化的管理方案去解决问题。

最后显而易见的是，管理型会计对于员工素质的要求更高，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促使其必须加强自身学习，从而使自身能力可以满足工作需要，这对于行业整体工作质量的提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工商管理会计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的促进措施

首先，工商管理的相关单位要确保相关的会计信息是真实而合法的，并严格遵循相关法规制度，以此促使会计工作更具规范性。

其次，工商行政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应当自觉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学法、尊法、守法，以此让会计工作人员更有信心严格按照法规制度行事。

要让会计工作人员充分意识到工商管理会计工作不仅仅是核算，更应当覆盖计划、预测、监控、考核等等诸多环节，要积极引导他们转变工作观念，在以后的工作中坚持以财务管理为主要的工作方法，以工作效益的提升为核心，通过多种方式努力提工商管理会计的质量与效率，使其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四、结语

工商管理会计从核算型向管理型的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这一转变过程，相关从业人员必须加强自身学习，使自身职业素养与技能随之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这样才能确保行业整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政府应予以相应的政策扶持与引导，为工作人员创造更多的培训学习机会，促使工商管理会计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从核算型向管理型的转变。

参考文献：

会计转型论文篇（3）

一、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分析

 

平顶山学院是一所后升本的全日制应用型二本院校。会计学专业作为学院第一批升本专业从定位与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等方面全面提升。尤其是2014年学院加入应用技术大学联盟迈出了转型第一步。同时学校将迎来2018年教育部审核评估。转型审核评估给学院明确了办学和人才培养定位。强化实践教学，强化会计学专业的技能和应用是今后办学的方向。毕业论文作为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将成为会计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抓手。那么，会计学专业毕业论文的现状如何?通过表1、表2可窥见一斑。

 

从表1、表2可以看出：2008级至2013级会计学专升本和2006年至2011年会计学本科优秀论文比例只占2.7%(其中专升本优秀论文占比为2.77%，本科占比为2.7%)，所占比重少;良好占48.3%;中等占41.7%;及格占7.3%。与社会实际密切结合的毕业论文少，案例研究少，实证研究更少。整体来讲毕业论文质量不高。

 

二、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选题

 

选题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会计学毕业论文研究的成败。从调查看，毕业论文选题空洞且大，教学科研与应用题目偏少。选题定位不准，学科交叉和创新性选题甚少。平顶山学院会计学专业升本后毕业论文选题的质量虽有所提高，但离学院转型发展和审核评估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选题必须与科研课题、生产实践和社会应用结合起来，体现技能和应用的需要。

 

(二)开题

 

开题环节存在的问题是：文献的查阅处于敷衍状态，简单拼凑;对论文所选题目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理解不透彻;文献有效成分的提取和分析与要研究的论文方案脱节;写出的文献综述篇幅很短。有些学生甚至害怕与学生讨论和与教师沟通，所参考的文献层次较低且比较陈旧。因为会计事项纷繁复杂不确定性很大且日新月异，陈旧的准则及处理方法不能满足实务工作的需要，更不能体现会计学毕业论文的培养要求。开题环节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会计学毕业论文的认识不够。所以将PDCA管理理念引入毕业论文整个教学过程是很有必要的。只有正确认识开题环节，把文献查阅和大学知识的积累应用相结合，提出一个论文初步方案，约定时间广泛听取论证每篇论文的开题报告，充分酝酿补充意见，才能为下一步论文的写作做好准备。

 

(三)指导

 

经过升本后几年的实践，指导环节的问题是：师生沟通次数少;包办现象;没通盘考虑研究过程;拖拉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学生在此过程中主动性差，等靠思想严重。教师为了考核评先评优的需要不得不包办。有的只是零碎的思路，没有通盘考虑会计学毕业论文的进度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缺乏对研究论文的可行性、一体性的系统思考。

 

(四)监督

 

监督过程存在监督不到位问题。根据我校的情况，师资力量不足，一位教师要指导10位以上学生的毕业论文，同时还要完成大量教学任务，需要相当的经验水平和责任心，且没有相当经费的支撑，难以保证教师对学生论文写作的监督力度，没有办法保证论文质量。同时，学生方面自律能力差，各类考试的时间节点与毕业论文时间的冲突(公务员、硕士研究生、会计专业的资格证、教师资格证、金融系统的招考、选调生等考试)、实习找工作使学生准备毕业论文的时间大打折扣，这些原因都会给论文写作造成不良影响。

 

(五)答辩

 

有部分学生认为没必要也不参加答辩，没有系统的逻辑思维方式，对知识和综合能力在实务工作中的作用认识不够。

 

三、PDCA理念指导下的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措施

 

所谓PDCA(Plan-Do-Check-Action)，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休哈特博士首先提出，由戴明采纳，宣传普及，是全面质量管理所应遵循的科学程序;是有效进行一项工作合乎逻辑的工作程序;是质量管理行之有效的方法。转型审核评估背景下将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的教学和实践引入PDCA管理理念，从大一起进行“计划-执行-检查-行动”，贯穿四年大学生活的全过程。具体体现在开课计划和日常教学工作中，大一、大二重在会计学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大二、大三重在各类活动中培养兴趣，同时在课程设计上逐步思考毕业环节的研究方向;大四有了自己的设计，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索。PDCA管理方法涵盖本科毕业论文整个环节，贯穿会计学本科周期，达到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目标。笔者针对2015届会计学本科和专升本毕业生共340名学生(2011级会计学本科95名和2013级会计学专升本245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在7学期第5周进行。发出问卷340份，收回有效问卷330份，设计问题10个，9个问题为选择题，一个为文字描述。通过问卷从以下方面了解了学生的思想动向。

 

(一)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识

 

在对会计学毕业论文的认知度上，有将近150名学生对毕业论文有正确认识，认为本科毕业论文是会计学本科生综合能力的体现，有130名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是为获得学士学位而为之，还有50名学生认为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应该取消。在对毕业论文的规范和认知度上仅有65%的学生表示清楚，有30%的学生表示完全不清楚。针对如此情况，必须将PDCA引入毕业论文的教学机制。“以生为本”，树立个性化应用人才培养方案，充分发挥学生“自我规划中的主体作用”。具体做法：第一学期开设专业导论、专业导论与学业规划等课程，让学生感悟到大学学习生活既有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还有重要的实习加漫长的毕业论文积累、制作、完成等环节。更应该明白的是毕业论文是学生综合素质和综合实践能力培养和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学生思想品德及学习能力等综合素质的一次全面检验。更是大学生学会生存、实现自我发展的初步锻炼过程。

 

(二)参加创新、本科校级课题院级课题申请

 

学校要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与课题申报工作，且对中签的团队给予适当的资助，同时院级、校级要分开，鼓励学生的创新热情、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

 

(三)选题

 

在学生选题方面，笔者对2006—2011级会计学340名毕业生进行了跟踪调查统计，有效调查330名。学生喜欢的创新能力培养方式是：提前进入会计学实训环节、参加创新活动，会计学及相关领域内的学术讲座。最喜欢的毕业论文开题方式是在导师的指点下自由发挥;最喜欢的毕业论文选题方式是与会计学实务相结合。简言之，对毕业论文选题要提前介入、双向选择、真实课题、自主选择、到实习单位完成毕业论文。选题在第6学期必须开始，选题时间意愿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到，90%以上的学生愿意将毕业论文在第8学期之前选题并双向选择指导教师。第6学期完成此项任务的占40%。在指导教师的双向选择上，调查结果见表4。

 

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对指导教师的选择有3种态度：必要、不必要、无所谓。总体上说是有主见的。首先看重的是师德，其次是研究方向和科研能力，第三希望师生互选。

 

(四)师生交流

 

在调研中，我们着重从交流的形式、次数、内容着手，并且对不重视毕业论文的原因进行了调查。结果见表5。

 

调研中可以发现通过师生交流，了解到学生对教师的认可度。80%以上的学生认为;教师认真负责。只有1.5%的学生认为教师马虎敷衍。同时除了毕业论文外还有35%学生接受了教师考研方面的帮助，46%的学生接受了教师就业方面的指导。PDCA循环理念引入之后，在分布分流的作用下，学生有充足时间准备论文工作。据了解学生主要利用寒暑假、课后、周末、期间长假、晚上开展论文工作。师生关系比较融洽，教师可进行个性化辅导。

 

(五)论文全程指导

 

通过调研，将PDCA管理理念贯穿毕业论文教学和实践全过程改革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现在：第一，理念上的转变。应用技术转型使今后教学改革的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以生为本是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平顶山学院理论和实践教学的应有战略选择。第二，应用综合素质的提升。PDCA开课计划和管理理念能实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在检查、检验和反复总结经验中逐步提升综合素养，使学生从大一开始培养专业兴趣，在以生为本的理念下，根据学生共性及兴趣性格及智力的差异，引导学生发现感兴趣的专业点，且正确认识课程小论文与毕业论文的关联与差异;对学生来讲学校与教师尽力使学生的兴趣与专业达到一致学生的潜能才能发挥到极致。认知还有毕业论文这个重要的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具备专业境界的同时注重综合素质的提升。通过开设专业导论和学业规划课程，使学生对整个大学生活有一个系统了解。大学的学习过程不但有基础课、专业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还有实训、实习、设计、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

 

在学院转型发展和改革的形势下，学校加强了校企之间的深度合作，会计学专业与会计师事务所和税务师事务所合作，与大型企业联合，利用寒暑假具体到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参与企业一些项目，得到初步的科研训练。通过PDCA在大学四年的循环和管理，学生有了一些成果，发表一些论文，参与一些课题，科研活动获奖等，就会比较容易完成毕业论文各环节。

 

(六)答辩

 

经过学术不端检测合格后，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进入答辩环节。根据学院转型及审核评估的要求结合近几年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实践探索，对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设置了7个答辩评量标准选题、文献查阅及调研、论证分析、撰写质量、论文价值、译文及格式、任务书执行情况。本科毕业论文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论文成绩和答辩成绩。以上7个标准仅为论文成绩。具体评量内容及要素见表6。

 

平顶山学院近几年对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实行的是实时评量，每位毕业生都要参加答辩。对往届毕业生采取的是延时评审。随着会计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实践的深入，论文的抽取、送审和通报将成为必然趋势。河南省教育厅从2015届会计学毕业生中抽检论文3篇，建议在转型中的二本院校尝试引入“双盲”审核制度。

 

会计转型论文篇（4）

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时期我国管理会计创新与发展

为适应当前经济转型时期的要求，必须发挥会计在经济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发挥在企业经管活动中起基础支持、战略支撑的管理会计的功效。以下针对管理会计观念、管理会计内容、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发展三大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转型时期现代管理会计观念创新

1．整体、动态管理观念的更新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基于一套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管理系统，从不同管理层面出发，又可具体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子系统。各子系统目标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服从于整体目标。若相互之间发生不可调和因素，企业必须站在整体管理的角度，客观合理地分析评价经管活动，以保持内部目标的一致性，增强各系统的协调运作。同时，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企业会计信息处理能力日益强大，信息在各系统、部门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传播、处理愈发便捷，企业可随时依据内外环境最新动态作出相应决策。管理会计作为企业管理的决策支持和控制系统，必须从整体观念出发，与其他系统相互配合、协调以满足企业管理活动的需要，树立动态管理观念，在变化着的环境中不断分析、抉择，寻找动态中的最佳平衡点。

2．人本、智本管理观念的更新传统的管理会计是基于非人性化的物本管理背景下产生的，那种将人视作只会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经济人”的想法如今已不合适。在21世纪的知识年代里，人们愈发认识到在生产管理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并非机器设备，而是人的智慧、才能和技巧。人作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现代企业管理的任务在于激发人潜在的才智和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度人们的积极性，释放其潜在的能量。唯有人的智能得以充分展示，物的价值才能深度开发，人尽其才是物尽其用的基础。在此新环境下，管理会计的系统设计也应更多的考虑到人的因素，推动人本观念乃至更高层次的智本管理的观念。

3．战略导向、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更新新的经济形势下，企业面临内外部复杂环境的严峻挑战，不断提升自身竞争优势和创造市场价值方能立足于整个行业。以往那种仅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不惜牺牲长远发展的狭隘观念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现代管理会计要求企业需站在战略的高度，时刻关注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获取竞争对手的信息，深入分析自身所处地位，协助管理当局确立战略目标、进行战略规划以取得竞争优势;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同时，努力维护生态平衡，灌输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协调环境、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

(二)管理会计内容新领域的扩展

1．培养战略管理意识，构建网络价值流战略管理会计系统传统管理会计仅重视企业内部管理而忽视外部环境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决策失去战略相关性，已不适合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战略管理会计是传统管理会计在当前新市场环境和企业管理环境下的发展;作为外向型的综合信息系统，它避免了传统管理会计因忽视外部环境所带来“目光短浅”的缺陷，积极关注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反馈外部市场和竞争者的信息，并用战略观点来看待内部信息，综合利用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协助管理者制定合理战略的规划，因此符合企业战略发展的要求。就目前我国企业的ERP、电子商务和IT的发展，企业未来可在网络价值流基础上，将企业网络信息系统、网络价值流系统与战略管理会计系统集成构建一个更高层次、复杂的新型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网络价值流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有着重要意义。

2．坚持以人为本，朝高层次智本管理会计转变当前高层次的脑力劳动者作为企业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资源和核心要素，在企业经管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日益提升。唯有充分发挥人的智能，物的潜在价值才能被深度挖掘，企业能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由此形成了以人的智力乃至智慧为核心的智力资本管理。但与精确化、规范化、定量化的物本管理系统不同的是，智本管理认为管理系统是一个涉及人的心理、社会层面、丰富情感世界和人际关系的复杂社会系统，由于是动态的有机体，难以用精确的数据来表现。正是由于智本管理的灵活性、非规划性和不确定性，衡量和报告智力资本成为管理会计面临的新挑战。为了真实公允的反映企业价值，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新型智本管理信息应打破传统财务信息的界限，融合数量信息与质量信息、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等多维度信息于一体。智本管理会计通过量化企业智力资本，为智本管理提供存量和流量信息，考核和评价智力资本投资效率，利用智力资本为企业创造价值。

3．普及生态保护意识，推动环境管理会计创新近年日趋增多的生态环境事故给人们敲响了一次又一次的警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应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而要考虑到以维持良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的发展。环境管理会计系统的建立，能克服传统成本核算方法的主观性和分摊标准单一的不足，将与环境相关成本单独核算以量化企业经管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它不仅提供了管理决策所需要的成本与收益等财务信息，也提供了污染排放等非财务信息，从而有效抑制企业短期行为，促使管理者从社会和企业双重角度出发，做出符合生态发展的科学管理最优决策;环境管理会计的环境绩效评价体系有助于环境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了解环境资源的存量和流量，以及资源资产的分布和变动，及时反映企业履行环境责任、预防和治理自身所产生环境污染的资源投入与绩效信息，通过对各个环节的具体实施行为的监控，发现不足，寻找差异，分析原因及改进，从而保证企业减少环境风险的威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环境业绩。

4．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企业多方协调发展当前企业在快速发展中面对诸多机遇和挑战，压力日益凸显，竞争格局多变，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社会财富的破坏者。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成为现展的必然要求，社会责任更多地渗入经管活动中。从管理会计视角出发，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所承担对股东、员工、供应商、消费者那种社区和社会环境的责任;其基本要求是以法律责任为底线，依法经营、安全生产、遵守环保要求、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更高层次则包括关心员工健康发展、主动参与环境治理、捐助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等。企业社会责任难以用技术性指标和原则去规范，其发展依靠自身经济行为和经营行为的道德约束。社会责任管理会计就是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社会责任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它通过会计特有的方法和技术测定，计量和揭示一个企业的经济行为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促使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争取社会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人类资源、经济和社会多方协调发展。

三、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创新

(一)研究视角更加广阔，交融多学科理论发展

传统单一学科研究方法已无法满足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需求，倡导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现在管理会计研究发展的重点。如经济学研究中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管理会计有着较好的内在一致性，其中企业纵向一体化理论为解决战略成本和战略管理会计研究问题提供分析框架;心理学研究的认知、动机、社会心理子领域理论对管理会计实践的动机效应和信息效应研究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学研究中的权变理论不仅涉及到管理控制系统，还利用交互项检验了其业绩后果，丰富了管理会计研究内容;运筹学、数理统计学的许多方法被引入管理会计决策和控制模型的构建中，促使管理会计研究朝精密的数理化方向发展。管理会计在现代管理方法基础上，整合原有理论并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使研究成果更具有广泛应用能力。

会计转型论文篇（5）

2提升会计管理职能的对策

2.1强化会计预算管理，细化成本核算会计预算管理是确保工作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只有切实加强会计预算管理，才能够切实为企业提供有力的财务保障。为保障企业战略能够有效实施并取得预期的效果，企业会计人员要通过制定预算，对企业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变传统的事后核算为事前有预算、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分析的新型财务管理，全面安排，并协调企业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业务关系，对企业未来时期的供、产、销进行综合平衡。①以资金预算和成本预算为核心，抓好收支两条线管理。企业所有收支全部纳入会计核算，杜绝账外资金循环。通过资金收支预算，盘活资金，加快资金投入和资金周转。②在成本核算方面，推行目标成本与标准成本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注重数字化管理，设立相应的成本中心和费用中心，特别应当注重成本控制目标与相关绩效目标的博弈。③加强预算管理，将资本预算与业务预算动态结合，各职能部门要根据企业的销售逐级编制预算报表，预算管理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预算政策和规则，优化预算编制程序，注重预算的跟踪，将差异分析及时形成管理建议，促进会计管理职能提升。

2.2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细化核算体系信息不对称在企业微观管理方面的负效应也不容忽视，信息化管理也不仅要求会计人员记账、算账、报账，而且要能够将获得的信息及时有效地传递至相关业务部门，形成有效决策，改善管理环境，提高运营效率。①以财务会计为基础，拓宽会计信息质量。企业必须重视会计的基础工作，结合实际，建立完善的会计岗位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加强与各部门的联系和协作，构建制约机制，完善内部检查制度，定期组织人员进行内部核查，全面提升企业会计基础工作水平，强化会计人才的培养，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有效，强化整体风险控制能力，适应企业转型发展要求。②实施综合管理，突出事前成本与成本过程控制。综合考虑机会成本与质量成本；控制好成本费用的开支，实行限额管理；运用战略成本管理理念，优化成本控制的顶层设计，强化跟踪和监控力度。③开展清产核资，规范资产明晰管理。建立健全核算标准和管理制度，规范会计业务操作流程，使各项业务操作流程有章可循，做到了各个岗位和操作环节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使各项业务自始至终处于内部控制制度的监督之下，做好项目资金的核算管理工作，有效节约建设成本。④清理债权债务，加强往来款项管理。对往来资金的运行状况进行经常性分析、控制，做好往来款项的追踪分析、账龄分析和收现率分析，针对结算账户管理混乱、不规范的现象，开展结算账户的清理工作，减少坏账损失。

会计转型论文篇（6）

2010 年底，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会，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批复，“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式成立。国家发改委相关领导表示，这是我国第一个全方位、全省域的综改试验区。在此之前，国务院批准建设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8个“综改试验区”，而以“资源型经济转型”为主题这是第一回。由于山西省长期以来对资源的高强度开采，导致资源利用率较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安全生产事故多发、支柱产业粗放单一、资源枯竭等问题一一暴露，传统经济产业发展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因此，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实现转型跨越式发展。

2设计创意产业对实现山西省转型跨越发展的积极作用

“创意产业”理论的奠基者约翰 ・ 霍金斯（John Hawkins）指出15大产业属于创意产业的范畴，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工艺品、设计、时装、电影、音乐、表演艺术、出版、研发、软件、玩具和游戏、电视和收音机、视频游戏。”[1]同时指明创意产业就是让包含创意的艺术或文化形态大规模地直接与市场接触，且产生经济收益。

2.1设计创意产业是提高山西省企业产业附加值的重要动力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曾于1985年提出了价值链理论，且从价值链构成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如何才能得到其竞争优势。波特认为每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营销、发送以及对其产品进行辅助的各种活动的集合体。而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转型”理论的杰出专家厉以宁教授指出，经济转型的主体是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的主力军是优质企业。[2]为此，政府要大力培育优质企业，使它们较快实现经济转型。因此，笔者认为实现企业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是提高山西省企业产业的附加值。在此，我们可以根据价值链理论和“微笑曲线”理论来理解这一问题。著名的华人企业家施振荣（Stan Shih），在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如果按照产品附加值的高低将设计生产销售的过程画一条曲线，那它将呈现出中间向下凹陷的曲线状。设计、研发、品牌和服务等环节，分布于“微笑曲线”两端，是提高产业附加价值的核心部分。而生产和制造环节，即曲线中部是增加附加值较低的阶段。于是，一个“微笑般的曲线”形成了。在此观念的指导下，一个企业只有不断朝着附加值高的区域挪动，才能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经营。我们可以看到，微笑曲线一端的设计、另一端的品牌营销都与设计创意产业息息相关。因此，山西省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微笑曲线最低的部分向翘起的两端转变。

2.2设计创意产业是促进山西省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

1）更新山西省的主导产业结构。主导产业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在产业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代表着该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或趋势的产业。[3]一个国家和地区范围内主导产业的选择与更替是企业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发生作用的关键。选择主导产业通常应依据以下条件，从市场角度来判断，主导产业的未来前景应是广阔的；从技术的创新性与进步性的角度来判断，应该优先发展高技术水平、高文化含量，以及利润贡献大的产业。按照以上标准判断，设计创意产业对于山西省而言，应该是未来主导产业结构中最重要的一环，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山西实现转型跨越的目标。

2）推动山西省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设计创意产业，首先有助于山西省企业产业升级和结构的调整。从产业属性上看，文化创意产业本身既是生产型服务业，也是消费型服务业，不仅包含了制造、设计、研发、销售等领域的活动，而且包含艺术、文化、休闲、娱乐等消费领域的服务，再加上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知识性、高融合性、低资源消耗的特点，因而能加速第一、二产业的“三产化”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化。[4]这样一来，设计创意产业在用新的思维方式或新的经营理念满足新的社会需求的过程中，会逐渐成长为一个支柱型的产业，并成为调整与优化社会产业结构级次的先导。

3国内外在设计创意产业方面已取得的成功经验

在设计创意产业推动社会转型跨越发展，特别是经济转型发展方面已经迈出了先行的一步。本文以1997年的“新英国”构想计划和我国无锡市的创意产业发展为例进行阐述。1997年，布莱尔首相上台，随即提出了“新英国”的构想，并且听从约翰 ・ 霍金斯的建议，开始大力扶植创意产业。至今，在英国的伦敦，设计创意产业已经超越金融业成为第一产业。设计创意产业已然成为英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英国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英国政府能够将主导性的产业从传统的工业成功的转向了创意产业主要得益于对软要素的投入，包括对教育研发、人才创新的大力推进，特别是设计创意产业这一部分。从1998年，布莱尔首相提出《创意产业图录报告》到2000年，英国创意产业增加值超过500亿英镑，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9%，年增长率达到了其他产业的3倍之多。[5]可以说，英国的设计创意产业实践为全球的创意产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国江苏无锡市也站在了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高度，把发展设计创意产业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措施，短短几年间已取得卓著的成效。2008年，无锡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超过20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68%，2006～2008年期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5.22%，远远高于GDP和第三产业的平均增幅，形成了以动漫、游戏、工业设计为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格局，成为无锡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目前，山西省已经在设计创意产业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作为山西省唯一的部级高新区，省城太原的高新区已经将“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列为五大产业集群之一，以动漫、网络游戏、影视研发设计制作和工业产品设计等为重点发展的内容。可以说，如果山西省设计创意产业能够得到持续良性的发展，那么山西省转型跨越发展的目标也指日可待。参考文献：

[1] 霍金斯.创意经济：如何点石成金[M].洪庆福，孙薇薇，刘茂玲，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 张晓刚.论设计创意产业对我国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A].国际工业设计研讨会论文集[C].2009.

会计转型论文篇（7）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2. 070

[中图分类号] G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2- 0136- 02

1 问题的提出

会计学在高校中一直是以就业稳定而著称的专业，但事实上我国会计人才的培养其实远未达到用人需求，正如世界银行的《中国会计和审计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会计改革取得了“骄人成绩”，但“学术机构教授关于会计审计准则实务应用的能力仍值得关注”，“大学毕业生没有足够的实务知识水平，也没有准备好履行其专业职责时面临的挑战，大多数情况下，雇主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培训新雇佣的会计人员”。

面对经济转型下的企业转型，会计行业的工作职能正在经受转型之痛。高职院校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及教学模式也正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企业转型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二是会计职业转型对专业的要求。企业对会计人才的能力诉求由单一的专业技能型向多学科复合型发展，而当前高职院校对会计人才的培养似乎没有强烈意识到如何满足现代企业为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对财会人才的更高要求。

2 高职会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高职院校的学生就业主要面向的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面临着更严峻的转型压力，从企业转型及职业转型要求看，目前高职会计教学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2.1 教材适用性不强，缺少企业实际案例

现有教材虽然在形式上为迎合大趋势采用项目化的编写体例，但是在内容上与传统教材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法体现项目化教学的特征，无法满足任务驱动教学的需求。在内容组织上，强调学科知识逻辑，忽视方法养成。在案例编排上，缺少企业实际案例，学生无法对理论知识形成感性认识。

2.2 课程设置没有处理好职业素质培养与职业考证、学科竞赛的关系

人才培养没能突出重点，而在课程设置上，职业技能、职业考证和学科竞赛面面俱到。从学校层面考虑，往往主张着重抓学科竞赛，竞赛固然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力，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但参加培训的学生毕竟只是少数，而且高职课程设置中专业课程远不能应付这类竞赛，参加该类竞赛需要花费教师和学生大量的精力与课外时间。

2.3 会计教学缺乏与计算机应用的深度融合

在现实工作中，会计工作基本上都是在会计软件上完成的，尤其注重对Excel的应用，但是，与之相悖的是会计课程教学并没有着重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很多学生对用友、金蝶等会计软件的操作不熟练，无法满足会计基本工作岗位的能力需求，更谈不上参与会计管理。

2.4 专业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实践经验的缺乏是高职高专会计专业教师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大部分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是直接从学校到学校，虽然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但是缺乏企业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就容易使得教学中无法突出工学结合、实践性与职业性。

3 企业转型对高职会计教学模式的要求

3.1 中小企业转型对会计教育的影响

高职学生毕业就业的大部分去向是中小企业，现在大量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不够规范，质量诚信意识淡薄。有学者提出，可以用管理拯救低端产业。也就是说，通过技术转型和管理转型，完全可以使得普通的制造业企业，获得更好的盈利水平和竞争优势。这就要求会计教育在注重知识和技能传授的同时，更应注重学生管理能力的培养。

3.2 税制改革对会计工作的影响

财政部在安排2013年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有24处提及“税”字， 2013年的税制改革的关键词有“结构性减税”、“营改增”、防止“过头税”。 这就对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时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报税、税务稽查的基本知识，而且还要求学生根据企业新税收制度的要求进行学习，使得传统会计教学必须接轨税收制度的改革。

3.3 信息化对会计职业的影响

目前中小企业也普遍应用财务软件，而银行结算、税务办理、工商管理等服务大多采用电子化网络化，传统的会计核算功能弱化，对会计管理的要求提升，会计人员除基本的账务处理外，更多地要求运用会计信息分析企业经营，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更多地参与企业的管理。

4 会计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路

4.1 针对学生不同兴趣与优势，实施分层教育

在传授学生会计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的基础上，针对学生不同的兴趣与优势，实施分层教育。如针对实践操作技能突出，动手能力强的学生，通过在教学中设计大量会计实务、小组讨论企业实务案例、进企业拜师学艺等途径培养其成为技能型会计人才；针对善于管理，领导能力强的学生，通过给予会计社团管理的机会、学科竞赛负责人的机会，培养其成为管理型会计人才；针对会计理论扎实，竞赛意识强的学生，鼓励其多参加各类省市校的学科竞赛，培养其成为竞赛型会计人才。会计素质道德教育是会计学习的准绳和基准，所有会计专业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会计素质和高尚的会计道德。

4.2 结合学科竞赛，实施“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模式

研究性学习的学习观是将学习从被动的接受过程转变成主动的建构过程，并且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建构性、积累性和顺应性。会计研究性学习的教学观强调教师的辅助与引导作用，注重激励性、协调性、民主性与导向性。

研究性学习适用于基础较好的学生，如学科竞赛的辅导；也可以在某些课程教学中选择性的运用，以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及思维能力。

会计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探讨，在《基于“研究性学习”的高职竞赛培训策略研究》这篇论文中有关于财务报表分析的教学演示。

4.3 专业教师“进企业”，能工巧匠“进课堂”

应对转型的专业教学，关键在于教师。现阶段对策有两个：① 专业教师走进企业，熟悉会计的实务流程，了解企业的会计管理做法，并就实务操作中碰到的一些问题与企业专业人士进行交流与探讨，体会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如何应用，最终达到提高教师授课质量的目的，走进企业可利用校外实训基地，也可借助专业专家指导委员会中专家的帮助，还可以结合教师对学生实习的探望等。② 邀请企业一线会计工作的能工巧匠走进课堂，给学生手把手模拟企业会计流程，讲自己的从业经历、职业感受及工作经验，与学生交流，给学生排疑解惑，将企业的鲜活生气带进课堂、带给学生，给学生指明努力方向，也为学生以后踏上工作岗位打下会计实务处理的坚实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 Robert W，McGee：Accounting Certification in Ccentral Asia[J]. Accounting Reform in Transition and Developing，2009（5）.

[2] Robert C Elmore. Forensic Accounting Education：A Survey of Academicians and Practitioners[J]. Advanc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2004（6）：193-231.

会计转型论文篇（8）

一、引言

2014年财政部文件《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会计体系，力争在5到10年之内我国管理会计水平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管理会计是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的会计，它通过加工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业务资料等相关数据，向内部管理者提供有助于经营决策的信息，从而确保企业的经营活动处于最优状态。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逐渐突显。能否发挥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的作用往往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其中管理会计人才的培养是重中之重。此外，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财务工作开始向经济业务具体事项的源头延伸，财务核算已不再是主要职能，以预算、规划、分析、管理、绩效等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会计职能日益变得重要起来，财务人员面临转型问题。在以上背景下，进行管理会计职能下财务人员转型的研究无论是在企业发展层次还是在国家政策层面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财务人员转型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管理会计理论发展相对滞缓，无法为财务人员转型提供理论基础

一项改革的实行，改革者必须要了解改革的目标、内容和预期效果，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推动财务人员转型也是一样的道理，要想实现管理会计职能下财务人员转型，必须首先要对管理会计形成正确清晰地理论认识，才可能设定可行适当的转型的目标、内容，确保推动转型的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并取得效果。回顾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我国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引进管理会计理论，与管理会计的最早出的美国相比，足足晚了60年。且在近三十年间，由于社会各界对管理会计的重视度不高，进行管理会计研究的人员远远小于财务会计且获得的研究资源极其有限，国内学者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的研究成果的介绍，没有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属于自己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这使得管理会计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现实经济的需求，也使得管理会计职能下财务人员转型缺乏清晰地理论指导。

（二）对管理会计人才的职业准入资格体系不完善，不利于财会人员的转型

技术性强的行业为了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提供保证往往设立职业准入考试。比如，对于会计行业来说，有会计从业资格证、注册会计师资格证等。然而，现阶段并没有专门这对管理会计设计的资格考试，管理会计往往依托着财务会计的准入标准，这极其不利于财务会计人员向管理会计职能的转型。建立既具可以考察专业技能，又着重考察胜任能力的管理会计从业人员准入资格体系具有十分的迫切性。

（三）管理会计的教育供给不足，财务人员寻求培训的渠道匮乏

管理会计的教育供给不足，财务人员寻求培训的渠道匮乏首先体现在高等院校的管理会计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滞后。从目前情况看，对于大多数学校来说管理会计虽然是会计相关专业的必修课，但是很少有将管理会计专门作为一门专业对学生进行培养。

（四）企业内部没有形成完善的管理会计绩效考核体系，财务人员在管理会计职能下的转型缺乏具体引导

财务人员在管理会计职能下的顺利转型并不单单是财务人员自己的事，企业高管的重视、内部职业规划的建设以及企业推崇的职业道德、和企业文化等企业大环境都会对转型的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目前来看，很少有企业具有完善的管理会计绩效考核体系，实现财务人员管理会计职能下的转型，虽然成为企业的普遍呼声，但却缺乏具体可行的考核目标。转型完成与否，完成的怎么样无从把握，极大的阻碍了转型的进度。

三、推动财务人员转型的现实思路

（一）加大管理会计相关理论的科研投入，为财务人员转型提供理论支持

要想推动管理会计理论发展，必须提高全社会对管理会计的重视程度。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已经逐渐显现，绝大部分企业开始意识到它的重要作用。首先，国家要加大对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科研投入，发动高校的学者和专家积极引进管理会计的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形成中国化的管理会计体系，尝试构建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企业也可以充分利用企业在管理会计实际操作第一线的实践优势，积极推动企业内部的管理会计系统的创新，探索适合本企业的，更有效的管理会计运行模式和信息系统。

（二）建立注重职业胜任能力的管理会计准入资格体系，推动财会人员的转型

管理会计准入资格体系必须同时涵盖对专业技能和职业胜任能力的考核，对于专业技能方面可以将现有财务会计从业人员准入体系作为依托，补充管理会计人员从业的专业知识，构建更适于管理会计的专业技能考核标准。而对于需要着重强调的职业胜任能力的考核指标的构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简称AICPA)特别考虑了管理会计人员的胜任能力制定了相关规定并提出了三种胜任能力。第一种是功能性胜任能力，具体包括建立决策模型，进行风险分析、计量、和报告的能力。第二种是个人胜任能力，包括职业风度、决策制定与问题解决能力以及领导、协作、沟通的能力。第三种是广阔的商业视野，具体涵盖了战略思维、批判性思维、行业、部门以及国际视野。

（三）增加管理会计相关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推动管理会计职能下财务人员转型

增加管理会计相关教育和培训的供给，首先要积极引导高等院校加强建设管理会计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加强对管理会计专业的方向建设，加大对会计高端人才的培养力度，争取培养一大批专业技能和胜任能力俱佳的管理会计人才，从而通过优秀人才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整个财务人员群体向管理会计职能的转型。此外，加强高校以及社会培训学校与企业合作建立实验性的会计人才实践培训基地，这样，既有利于高校获得第一手的实践经验，加强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度，又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管理会计理论知识，降低企业培训成本的同时为财务人员转型培训提供宝贵的机会。

（四）完善企业内部管理会计绩效考核体系，引导财务人员在管理会计职能下的转型

企业要加快财务人员在管理会计职能下的转型，就必须积极引导这一转型过程，完善企业内部管理会计绩效考核体系。企业可以根据管理会计的职能内容，并结合本企业情况，挑选对于本企业发展重要的几种能力，量化为相关指标。在与员工协商确定每年的目标及发展计划时引入这些指标，并将其纳入年终考核基准体系，从而引导财务人员在管理会计职能下的转型。举例来说，管理会计职能[s1]内容主要包括专业技能和职业胜任能力。因而，企业可以将专业技能和职业胜任能力细分为具体的指标，比如建立决策模型的能力，进行风险分析、计量、和报告的能力；职业风度、决策制定与问题解决能力以及领导、协作、沟通的能力等指标，并给予各指标适当的权重，得出综合指标后，纳入年终考核体系。

四、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14年,财政部文件《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会计体系，更是将管理会计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作为构建管理会计体系的重中之重，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从目前看，实现管理会计职能下财务人员转型主要存在着管理会计理论发展相对滞缓、管理会计人才的职业准入资格体系不完善、管理会计的教育供给不足，财务人员寻求培训的渠道匮乏以及企业内部管理会计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措施，有利于推动管理会计职能下财务人员转型，无论是对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还是对国家经济的科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屈亚慧 单位:成都蜀锦织绣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

参考文献

会计转型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02)06-0014-04

20世纪人类的社会活动富有戏剧性。 从1917年到1950年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先 后退出市场经济的舞台，并进行了建立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试验──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 制。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不久，布哈林便于1921年写了一本《过渡时期经济学》，探 索从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他在该书的德文版序言中说："至 于谈到笑，那么，事情总是这样：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①然而，以千百万人艰苦 奋 斗英勇牺牲为代价而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曾一度辉煌，却因不能与时 俱进而日益僵化，最后被历史否定。

超越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长期以来被我们戴上耀眼的理论 光环，却被实践蒙上越来越重的阴影；而被我们在理论上一再证伪的市 场经济体制，却显示出它在"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中的效率和活力。长期实行计划经 济的国家，效率日益低下，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差 距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方 面的试验。于是，计划的"坚冰"开始融化，市场调 节开始引入社会经济生活。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计划经济国家终于走过了探索试 验阶段，作出了各自的历史性选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成为最引世人关注的巨大 潮流。伴随着剧烈的社会阵痛，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都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的艰难历程。中国在经历了10多年市场化改革之后，终于走出了计划经济本位论的樊笼， 1992 年宣布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从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融入了由 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潮流。其他计划经济国家，如越南、古巴等国也开始了市场 化进程。

一、经济转型的类型划分

本文所研究的经济转型国家的共同之处是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 济体制。但是 ，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初始条件不同，以及改革所依据的理论 基础的差异，各国的改革又各具特色。对各种情况加以化简之后，可得出以下不同的 改革方式。

1按速度标准划分，可分为激进的转型和渐进的转型。前者指实施一个激进而全面 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它注重改革的终极目标，试图一步 跨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后者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它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2按制度标准划分，可分为伴随社会基本制度转变的经济转型和不伴随 社会基本制度转变的经济转型。前者如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在这些国家中，前执政党或退 位，或解散，或更名，或灭亡，他们均宣布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放 弃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 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原有 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

二、关于经济转型方式的理论思考

1无论是按速度标准还是按制度标准，同类转型方式中，各国均有自己的特点。同为伴随基本制度转变的激进式改革，德国东部与独联体、东欧国家 就有许多不同。首先，独联体和东欧国家是在各国家内进行的，而德国东部则是在 完全丧失国家的情况下，以融邦德国的方式而转型的。其次，德国东部地区的 经济转型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德国西部地区实践了40多 年，并且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法律和法规。这些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被直接运用于东部地 区的经济转型过程，而且执行者是些具有丰富经验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者。而独联体 和东欧各经济转型的国家只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在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中缓慢前进。最后，德 国东部地区的经济转型有西部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在德国东部地区私有化受阻、吸引外 资缓慢、生产剧降、失业猛增的情况下，其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必须靠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 才能实现，而这种财政支持是任何独联体和东欧国家都无法得到的。

波兰和匈牙利同为东欧国家，经济转型都伴随着基本社会制度转变，但它们的转型方式 却大相径庭。波兰是最先实行"休克疗法"的 东欧国家。波兰政府聘请萨克斯为政府经济顾问，并按照其建议以一步到位 的方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迅速实现价格自由化；以强硬的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控制赤字，抑制通胀，稳定宏观经济；迅速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匈牙利则不同，匈 牙利公开拒绝了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始终坚持"渐进过渡"的原则，并且明确提出匈牙利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福利市场经济"。波兰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匈牙利认为市 场经济的建立应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主张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

中国和匈牙利都以渐进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而两国经济转型的差异却是巨大的。中国坚 持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匈牙利却放弃共产主义，选择了多党议会制；中国共产 党 始终是领导改革的政治核心，而在匈牙利，前执政党工人党先更名为社会党，后又下野，失 去了领导地位。中国和匈牙利两国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也大不相同，就整体而言，中国的经 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匈牙利。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改革之初，只有18%的劳动力在国有企业 工作，而在匈牙利，多数劳动者是在工业和服务业工作。由于上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 的差异，以及社会福利体制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不同选择，中匈两国的经济 转轨理论、转轨政策和转轨实践，不可能是相同的，尽管两国都被称为实行渐进式经济 转轨的国家。所以，就经济转型的模式而言，"激进"和"激进"不同，"渐进"和"渐进 "有别。

2选择什么样的转轨目标和转轨路径，取决于该国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一个国家选 择什么 样的改革方式和转轨路径，既不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偏好，也不取决于外来的理论和政策 建议。事物内部的矛盾是该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转型方式 和路径，主要取决于该国内部社会经济矛盾的发展变化，外部因素的作用也要通过内部矛盾 的发展来实现。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往往是由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福利制度 和劳动力在行业间的分布等特殊原因。进行渐进式改革不能奏效，多次采取措施而无法控制 通 货膨胀时，被迫一次性放开价格，或者是在国内市场极不平衡，赤字庞大，物价失控，国家 行政管理体系完全崩溃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有效控制，逐步地实行价格改革已不可能时，就 不得不采取激进方式。前苏联在80年代也曾试图进行中国式的改革，但由于其国情和中国差 异很大而未能成功。

中国选择了并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也同样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所 决定的。首先，中国虽然有长达30年的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的历史，但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毕竟没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么深。在前苏联和东欧 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而在中国受计划体制控制较严的仅是占比重不大的国 有经济部门。其次，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劳动力大部分在国有经济部门工作，且享受名目 繁多的由国家提供的福利；而在中国，大部分劳动力在计划控制较松的农村，农村劳动力几 乎不享受国家的福利。第三，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别 。第四，中国以一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的政治制度作保证。所有这些条件，才使中国成功地选择了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 先体制 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局部后整体，先双轨后并轨的经济转轨的路径。这 种局部启动、双轨运行、渐进为主、全面推进的经济转型方式是条件不同的国家所不能效仿 和照搬的，反之亦然。

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方式和路径取决于该国内部社会经济的矛盾运动，不取决 于该国领导集团的偏好，这并不等于否定一个国家领导集团的理论基础、思想方法、历史经 验以及由此积累起来的判断力对经济转型方式的选择和转型实践的影响。中国改革的设计和 起始阶段，起决定作用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些老一辈领导人有坚 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作指导，能辩证地而不是形而 上学地、实事求是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把丰富的指挥战争 的经验用于中国经济转型战略的制定。在战争年代中，他们讲首先突破薄弱环节，讲农村包 围城市，讲先生存后发展。把这些原则用于指导经济改革，于是便有了先体制外后体制内、 先 农村后城市、先让人民得到实惠然后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经济转型方式。这种先易后难、梯 度推进的战略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改革的总体战略是由集中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打赢一个个的战役。农村改革、建立经济特区、逐步放开价 格、改革金融体制、外贸体制、财税体制等步骤便是一个个战役，这是一个根据中国国情， 从总体上把握的、气势恢弘的、超宏观的战略设计。这样一个战略设计，局外人根本无法 提出，也很难理解。因此，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和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 ，虽然看起来不乏理论上的完美和逻辑上的严密，甚至模型做得也相当精巧，但在局内人看 来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有些甚至文不对题。

3从长期看，"激进"和"渐进"不能截然分开。对所有经济转型国家来说，实现由计 划经济向成熟市 场经济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国家选择激进的改革方式， 往往会审时度势，适时调整转型的方式和速度；一个国家选择渐进的改革方式，往往伴随 阶段性、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渐进"。俄罗斯以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1992 年采取"休克疗法"，全面推进激进的经济改革，但在1993～1995年间，就开始实施较温和 的改革策略，对"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加以修正。到1996年，叶利钦连任总统，开始全 面调整改革政策，于是俄放弃休克疗法，走稳重的中间路线，注重政 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按效率优先的原则有选择地进行改革，改革目标模式从"自由市场经济 "转向"社会市场经济"。就整个改革过程和基本思路而言，中国采取的是"渐进"的经济 转轨方式，但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时期，转轨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1980年前后在不长的 时期内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撤消的措施不可谓不激烈；邓小平同志南巡 谈话和十四大以后，中央作出加快改革步伐的决定，1994年财税、金融、投资、外贸、外汇 等方面的深化改革措施几乎同时出台，改革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渐进经济转型 过程中包含了若干个局部的、阶段性的激进措施。中国的改革在有了渐变的积累之后，再进 行局部的突变，没有引起严重的社会震荡。如果没有量变的积累而进行激进的改革，很容易 陷入困境，最后不得不调整改革政策。这在东欧和俄罗斯是不无教训的。中国的经济转型把 握住了"渐进"与"激进"的结合，改革过程中抑扬顿挫、张弛有致，在经济转型的历史大 舞台上演奏出和谐辉煌的乐章。

三、经济转型方式的理论基础

1激进改革方式的理论渊源主要是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主流经 济学家对计 划经济的内在逻辑体系，认为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仅仅是渐进的、局部的 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地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元素，才可能为市场经济体制留下 生存的空间。所以，计划体制的逻辑完整性决定着改革必须是跳跃性的、大规模的，必须全 部抛弃原来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分步走的改革方式不太可能成功。

这里可以看出，西方正统经济学关于经济转型的观点：计划经济国家的 市场化改革政 策必须抛弃"双轨过渡"的指导原则，并以现成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先设计出经济 转型的完美方案，再进行完全的自由化和市场化运动。其实，主流经济学家们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实施经济发展的 建议，大体上也是这样。经济转型必然牵涉速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 乎一致认为，改革政策的各个配套部分必须一揽子付诸实施，而且越快越好。在一些经济学 家看来，采用激进改革方式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你要跃过深渊，只能一步到位，不 可能谨小慎微，分步跨越。而且有的学者指出，分步走或渐进性地转换一种体制缺乏理论基 础。

以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激进式经济转轨主要围绕稳定宏观经济、经济 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核心内容进行。稳定宏观经济是必备条件，私有化是基础。三者构成一 个完整的体系，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同时实现，以缩短不可避免的痛苦时期，并迅速切 断国家和生产系统的关系，以此来防止改革的倒退和滞胀的出现。

激进改革的倡导者和支持者的论述无疑具有理论上的完美性，但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实践 中失去了完美。1992年联合国的《欧洲经济概要》指出："过去二三年中，一些国家生产的 下降程度甚至超过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

2有学者认为，渐进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是"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前者 始于熊彼特， 后经耐尔森等人发展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实证性的经济理论，主要研究技术的变迁和经济的 增长发生机制。后者则是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规范理论。

演进经济学把社会变迁比作登山，每个登山者面对的是自己不曾登过的山峦，每个人所有的 信息只是限于他所接受的教育和已走过的山路。因此，爬山者应小心谨慎， 不断总结经验，修正登山策略。操之过急只能是事倍功半，经济转型也正如登山，每个人 每个组织的信息和知识存量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 事先设计好一张十全十美的蓝图，然后完全按照蓝图行事。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由易到难， 分步推进。

3不同理论支持下的经济转轨方案的差异。（1） 激进的转轨方案着眼于改革的最终目标 ，追求尽可能快地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所有特征，排斥与成熟市场经济模式不吻合的中间形 态。因此，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否还有积极作用，采取一概抛弃的 态度。而渐进的转轨方案，其着眼点在于：旧体制的哪一个环节最需要改革，哪个部门在什 么时候最容易改革，如何在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从量变到质变。（2） 激进的改革者认为旧体 制是新体制建立的障碍，因此，必须在摧毁旧体制的基础上建立新体制。而主张渐进的改革 者认为，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组织资源，推动现在的各经济组织和经济主体不断的演化， 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会在旧体制中逐步孕育。（3） 激进改革者以成 熟市场经 济体制为终极目标，似乎可以直线到达。而渐进的改革者认为人的信息有限，理性有限，任 何人都不可能在改革前先设计出一个具体的完整的方案，改革只能是边干边学的过程，转轨 国家应在改革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试验，总结经验教训。这一点，不但被 坚持渐进式转轨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同时也被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俄罗斯在1992年推行"休克疗法"，1993 年就针对休克疗法引起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而作了策略上的调整，随后又宣布放弃"休克疗 法"，采取稳重的中间路线。

4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20多年 来，我们除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成果外，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介绍国外经济理 论的文章比比皆是，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并且，我党历来提倡"洋为中用"，提 倡 吸取全人类的先进的文明成果。所以，我国的经济改革策略和改革方案，吸取了国外经济理 论中的某些科学的成分，或是说，我们在制定改革策略和改革方案时，受到了某些外国理论 的启迪，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据此而就断言，我们的渐进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是西方 某一学派的理论，比如说，是上文提到的"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显然失之 偏颇。中国的改革实践确实有与上述两种理论吻合之处，但只能说受了它们的某些启发。中 国的改 革始终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中国改革事业的设计者和领导者们，在无先例 可效法、无既定模式可遵循的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 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辩证灵活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注意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 盾方面，较好地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等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下，才有了局部 启动、双轨运行、渐进为主、全面推进的转型方式。总之，在中国经济转型伟大实践中，中 国改 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累累硕果上，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灿 烂光辉。

①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②参阅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附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赵乃武等 主编：《东欧经济大转轨》第38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参考文献：

［1］［苏］尼古拉・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1

［2］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96

［3］赵乃武，等东欧经济大转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4］张军中国过渡经济导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

［5］盛洪中国过渡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A Theoretical Thinding on Transirional Economy

ZHANG Jian-tao

(Hen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y, Zhengzhou 450002, Chin a)bstract: From 1980s to the early 1990s almost all the centra l-planned economies began the transition to marketing economies. The patterns of transition are var ious and the results are different. The way that a country chooses in the transi tion to market-economy does not depend on outside factors. It is the inner main contradictions in a society that decides their transitional patterns.

会计转型论文篇（10）

摘要：本文详细介绍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并提出采用信息化技术、确定合理的会计制度原则及加强会计工作的控制力三项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具体融合途径。基于不同的服务对象与工作性质，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虽有一定的关联，但在诸多管理方式上仍有较大差别，为促进企业发展，二者需找到方法，并进行高效融合。

关键词：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区别；融合途径

诸多企业在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时，愈加重视与应用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进而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当前企业中，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联系已愈发紧密，但在融合过程中，由于工作性质不同，产生了诸多问题，因此，相关人员需针对二者间的具体区别，找到针对性较强的应对措施与融合途径，从而有效提高二者的工作水平，加快企业发展。

一、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

（一）统计对象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虽同属财务管理部门，但二者仍有较大的区别，针对统计对象，二者有所不同。

具体来说，财务会计的主要职能是为相关企业的监督管理与投资决策提供对应的信息，因而财务会计属外部会计，而管理会计的统计对象则主要发生在企业内部，其将相关决策信息提供给内部的管理人员，此类会计属于内部会计。与此同时，在工作的侧重点方面，二者也有些微的差别，财务会计的工作重点为记录或汇总已成为现实的经济事实，而管理会计的工作内容虽然用到过去的相关信息，但其目的在于将其作为考评与预测的凭证。此外，财务会计对货币性或可证实性的信息较为重视，其数据的精准度要达到极高的水平，但管理会计所整理的相关信息大多属未来性质，由于此类信息会受较多因素影响，因此，其提供的数据信息并不精确[1]。

（二）核算内容

在核算内容方面，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也有所不同，针对相关数据信息，管理会计的数据未经严格核算，由于对数据信息的准确度要求不高，在实际应用时，并不影响相关管理工作的开展。通常来讲，在收集到数据信息后，管理人员要对其进行详细分析与研究，并借助该数据的合理性进行大致运算，依照运算结果，会适当减少企业的欠账款，也降低其使用风险。

在工作重点上，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虽有些许差别，但其总体的工作目标一样，使企业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因此，在实际开展工作时，为完善企业的总体核算目标，二者应互为补充、相互融合。

此外，在历史账款方面，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也有较大区别，在开展会计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应更加带有计划性。财务会计只能将相关历史账款进行合理汇总，而分析工作则主要由管理会计完成，因此，管理历史账款工作，需由二者融合完成。

（三）会计业务

在具体的会计业务方面，财务会计人员与管理会计人员有较大的区别，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虽然二者的工作都较为重要，针对不同的会计工作，其实际工作也有所不同。

财务会计的主要业务内容为统计与整理企业在过去阶段中生产经营的数据信息，其工作的流程较为具体且明确。在开展业务的工作过程中，其主要披露财务部门的数据信息，因此，相关会计人员要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在填写账单时要认真、仔细，对相关财务数据的核对要谨慎。

管理会计的工作流程较为模糊，并不具体，其灵活性较强，但在工作时对于法律法规或会计准则，应进行严格管理，不可违反，要遵循或依据会计准则进行会计账目表的编制。管理会计人员的工作由于灵活度高，且无具体流程，因此，对其业务能力的要求要高于财务会计。

二、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具体融合途径

（一）使用信息化技术

为缩小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区别，二者应找到高效融合途径，进而加速整合，促进相关企业的发展。技术人员可借助信息化技术，整理出完整的数据信息体系，企业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财务会计人员应将与历史项目有关的数据进行收集与整合，并利用报表形式交予管理人员开展审批工作。管理会计人员将报表中的有关数据实行整理与分析，再结合已统计出的历史信息，对企业未来的经营能力进行全面分析与判断，其呈现形式仍为数据报表。

对于数据收集的针对性、方式与过程，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有所区别，因而其采集到的数据会有一定的差异。但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二者找寻的数据源头相同，皆为企业经营时的相关数据，因此，在开展实际工作时，企业可改善工作方式，借助数据共享，改进二者获取数据的精准度，并创制信息化平台，使其内部的资源得以优化应用。

具体来说，企业内部人员可采用多媒体技术设置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目录，并将二者间的信息高效整合，为打造更为合理的财务管理体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在二者有效融合的同时，改善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与此同时，借助信息技术还可设置企业内部的信息数据库，在查找相关数据信息时，无论是管理会计，还是财务会计，都能在同一平台开展相关工作，使查询工作变得更加高效与便捷，提升财务人员的工作水平与效率，企业管理者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也会依照其具体的财务情况，其措施也会更有针对性[2]。

（二）制定科学的会计制度原则

企业若想加速融合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工作，首先，管理者要制定合理的管理体系，该体系标准应根据相关规则制度与国家行业标准，并依照此标准合理开展相关工作。其次，在管理过程中，要统一管理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相关工作，其工作要求要按照新会计准则，在工作时要依据企业具体的财务状况，并设置出合理、科学，且遵从市场发展的管理系统。在企业经营的不同阶段，管理会计都要改善其应用能力，而非仅体现在财务报表中，进而使管理会计人员对企业财务进行更好的约束，而财务人员对管理会计工作也要充分地理解，进而实现二者间的有效融合。最后，企业的财务管理内容应根据其不同的阶段与当前的市场变化而发生改变，管理人员要提升其实际工作的应用力度。在企业内部还需设置标准的工作责任制，将财务管理工作进行合理划分，并充分调动各类资源，提升企業的整体竞争力。

（三）提升会计工作的控制力

企业在开展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加强会计工作的控制力，进而从源头上解决企业的发展风险。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在融合时，其工作基础为合理的进行内部控制建设，并针对企业内部的每项工作，找出其当前存有的问题，设置针对性较强的管理机制。一方面，企业的管理者要重视会计工作的审查与监管，比如，管理人员为改善其内部的管控能力，设置相关风险防范机制，保障企业顺利进行内部建设与后续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人员要明确其职能的差异，防止产生核算与预算的相关问题。此外，企业内部还可制定重点项目部门，对于会计工作的重点内容，如财务控制，进而改善财务管理工作的水平与效率[3]。

例如，某会计事务有限公司为融合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相关工作，采取改善会计控制力的工作方式，其内部的管理者建立财务管理体系，在该系统中，明确了财务与管理会计二者间的工作职责，使其管理更加透明化，与此同时，管理者又设置了严格的财务监管部门，对财务工作的每笔款项都实行科学的监督与审查，两种会计工作在融合的基础上，加快了企业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为使企业更为稳定的发展，相关人员应高度重视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整合工作。在实际工作时，对于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区别，技术人员可采用多媒体技术，进而更为细致地在其差别中发现二者的关联，实行深度融合的策略，使企业内部的信息系统愈发完善，加快其发展步伐，促进其长效发展与经济效益。

作者简介：李琳（1980—），女，汉族，湖北咸宁人，中级会计师，本科，主要从事财务会计研究。

管理会计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人工智能时代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升级路径探索论文

摘要：现代科技的发展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尤其是网络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给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财务工作是企业管理工作的核心，只有明确财务情况，才能更好地制定企业发展策略，并且为长久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已然不适用现代企业的发展，尤其财务工作日益数据化、智能化，单一使用人力进行财会工作不仅质量不能保证，效率也会大大降低。为此本文就人工智能时代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升级路徑展开探索，希望能够给企业一些借鉴。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转型升级；路径；探索

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当前最发达的技术之一，虽然我们对其开发研究还不够深入，但是其凭借自身强大的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在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的财务会计模式失去了竞争力，管理会计才是现代企业发展的“标配”，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会计转型中还存在部分问题，所以对此进行研究，以推动企业财务的转型。

一、人工智能时代会计转型的意义

1.推动企业长久发展

随着企业发展规模的扩大，产生的数据越来越多，但是如果管理不到位就可能无法及时发现隐藏的财务风险，导致风险愈演越烈，严重干扰企业的发展。转型为管理会计之后，会更全面、细致的管理企业的财务，有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

2.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

为了推动经济更好的发展，国家加速了经济体制改革，这就要求企业转变原先的发展模式以此顺应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的发展主题变为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要求企业的发展要与自然相协调，减少不必要的消耗。但是削减企业各部门的消耗不能盲目进行，需要依据财务管理的数据展开分析，转型之后的财务会更加清楚明了的将数据呈现出来。

3.提升行业发展速度

传统财务管理比较繁琐，数据需要工作人员一点一点的进行处理，一旦企业发展速度加快，出现大量的数据后财务人员的工作量就会激增，可能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性。财务会计工作转型之后极大地提升了数据的处理速度，这就使得财务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企业管理中，从财务管理上指导企业的发展。

二、人工智能时代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中面临的问题

1.企业转型意识较弱

当前，部分企业一味的追求发展速度，注重企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对企业内部意识领域的改革不够重视，并没有将会计转型放在重要位置，导致企业的会计管理逐渐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因此要想推动转型首要需要提升企业的意识。

2.缺乏专业人才

人才是推动转型的根本力量，管理会计转型需要人才具备足够的专业技能，才能推动转型又好又快的进行。但是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企业中推动会计转型的人员还是传统财务会计人员，他们的转型能力不足，一遍学习一边进行转型，以至于转型后不彻底，无法促进企业的长久发展。所以还需要引进专业的人才，让他们借助自己的专业素养实现转型。

3.企业内部信息系统不健全

信息系统不健全也是阻碍财务会计转型的原因之一，没有健全财务管理系统，上文中也提到传统的财会人员依靠人工进行财务数据的处理。而且有较多企业存在基层会计岗位人员较多的现象，不但使资源被浪费，同时企业成本也增加。

三、人工智能时代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升级路径

1.更新企业财务工作模式

企业自身要提升管理会计转型意识，制定合理的转型策略，由领导层监督推动转型的科学有序进行。管理转型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管理会计取代财务会计，而是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通过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借助制度约束相关人员的行为，确保企业经营状况，现金流情况、财务状况更加清晰明确。长久发展是每个企业发展的目标之一，更新工作模式可以促进财务情况的透明化、数据化，为企业长久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2.引进专业人才

企业要想高质高效的完成转型，就需要引进专业的技术人才，管理会计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完善各个细节。另一方面传统财会人员对转型了解甚少，无法保障转型的质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管理更加复杂，因此还需加强对基层财会人员的培训，丰富他们的知识储备，提升业务能力。

3.构建管理会计体系

人工智能的出现可以处理很多的基础性财务工作，如何分配财会人员的工作成为转型后面临的新问题。所以需要构建科学的管理会计体系，明确工作人员与人工智能的不同职责，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企业管理会计的能力。

4.建立数据共享平台

数据共享的速度决定了企业的发展速度，企业各个部门需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展开高效配合。但是传统发展模式中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无法实现即使交互，影响了发展，数据共享平台的建立，利用企业的内部平台，借助网络就可以及时实现信息交流，规范化操作、管理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

5.完善信息管理系统

会计转型论文篇（11）

关键词：社会转型模式；研究视角；研究方法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在其《现代社会学理论》一书的开篇就宣称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它具有一个被广泛公认的理论传统，其二是它在方法论上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即以精密的方法论来指导研究[1]。他实然是指出了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学科意义。作为最近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新兴的一门学科知识领域的社会转型研究汇集了社会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以及历史学界的诸多学者，但由于其知识背景的不同导致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明显差异，甚至导致了基本对话平台的缺失，从“类型”与“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梳理实有必要。尤其是对于社会学有独特研究意义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更具有“类”与“形”的区分，即如何从形式和实质上把握社会转型模式的起因、动力、机制、走向及运作逻辑应该是社会转型研究的前提。

一“类”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理论基础

正如诸多社会科学研究都起源于西方一样，社会转型模式的研究也发端于西方社会学界的探讨。由于受当时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基础的限制，西方学界一般是以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作为摹本来展开社会转型的研究。由此而出发，他们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为先发自致与后发外生两种类型，即从类型的基点出发来着力于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异同，形成了诸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及风险理论等各种观点。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过程首先起步于西欧的现代化进程。14、15世纪在古希腊各地由于其生存环境的需要及优越的海陆位置，为当时的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给当时的希腊社会带来了相当的活力，不仅使古希腊原始氏族血缘组织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且与地中海造就的各文明古国、不同民族间的频繁交往推动了区域性社会结构变迁。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对商品的推崇极大地带动了后来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也正是在这种商品理念的影响下，英国于18世纪率先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随后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及美国也相继完成了初次的社会转型而步入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基础上迅速推动了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的进程，并使其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这些变化使之成为学术界称谓的“先发自致”类型社会转型模式。

在“先发自致”模式的发展绩效感召及各种压力影响下，自20世纪40年代起世界其它非西方国家通过民族革命等形式而汇入全球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从而也揭开了其全面社会转型的序幕，形成了诸如市场为主的、计划为主的及混合型的诸多发展模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基本上是在西方模式的启迪之下发端和进行的，也因此成为了被学术界称谓的“后发外生”类型模式。

在理论层面上，西方社会学界对这两种类型模式的分析及形成的理论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理论转向时期和理论中兴时期[2]。经典理论时期和实证研究时期主要是对“先发自致”模式的内在机制研究，理论转向时期主要是对“后发外生”类型模式的一般分析，而理论中兴时期主要是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社会运作逻辑的探讨。但立论的基础即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一致的，即其一，“先发自致”模式是其它后来一切模式的典范和摹本；其二，人类社会的转型是必须的，是进步的标志，而且是一种单向直线性的社会进化。

经典理论时期的社会转型论以孔德、迪尔凯姆、滕尼斯等人为代表。其基本观点是：肯定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转型有统一的逻辑或模式，对它的认识就是对历史的预见；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转型的要素可以以宗教、道德或技术等为主导，但最终社会的变化都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转型的结果是进步的，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分散到集中、从混乱到有序的运动，而且这一前进方向是不可逆的；转型的道路是一元的，在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只是快慢之分，其因果机制和变化序列却是一致的，其标准模式就是西方社会。最典型的是各位论者都将“先发自致”模式的发展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如孔德认为，“人的智力和思想”对社会变迁与进化有着决定作用，他说，人类智力发展具有三阶段的规律，“我们的每一个主要观念，我们的每一个知识部门，都相继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3]与此相拌，人类社会的历史也相应地经历了会、过渡社会（中世纪）和工业社会（实证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迪尔凯姆一生的学术兴趣在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秩序或整合。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蓬勃兴起，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众多的个人通过何种途径联结成一个整体而组成一个有序的社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使用的中心概念是“社会团结”。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只经历了“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社会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在于“集体意识”，而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是社会分工的结果[4]。滕尼斯虽然持一种非进步的进化观，断定人类社会转型的结果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但其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围绕“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展开，他用这两个概念来描述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即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从“共同体”走向“社会”就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5]。

实证研究时期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理论贡献是在经典理论时期系列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了对“先发自致”模式内在社会机制揭示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主要以经验成果为依据，寻求对经典的线性一元转型观念的支持。其理论出发点仍是进化论。这一时期的理论在一些重要方面修正了经典理论时期的观点，转换了研究视角，这表现在力图回避从历史哲学上对社会进化与转型进行思辩性的建构，并尝试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等实证科学的成果，对转型模式进行描述性与实证性的说明。如果说经典理论是以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转型模式研究为重点，那么这一时期的理论则转向较为具体的“先发自致”国家转型过程的描述。其代表人物是属于过渡时期的马克斯·韦伯和20世纪50年代占据世界社会学霸主地位的帕森斯。作为开创性和过渡性人物，马克斯·韦伯特别关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比分析，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起源、发展及动力的解析上。如他利用“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主要剖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至少三个方面，即，对理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发展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论述以及对官僚科层制的研究。其实质性贡献是“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倒退、进化中的退化”。[6]帕森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创立了“结构——功能理论”和“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从帕森斯始“后发外生”国家的发展纳入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的主流（关于这点后文将有重点阐述）。帕森斯从整体入手的思维研究方法突破了其以前的理论研究将社会设想为“传统”与“现代”二极，然后从某个切入点去推演社会进化的过程。但虽然如此，实证研究时期的理论并没有从理念上突破经典假设，即仍然坚持同一种转型终极目标，因此维护西方中心主义为主旨的趋同论和进化论是各派研究者的共同特点。

理论转向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探讨和反思“后发外生”国家社会转型模式的社会内在机制问题。最初的转向是肯定转型道路的分化，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先发自致”国家相继出现了“滞胀”的局面，西方的“表率作用”被破坏；另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许多“后发外生”国家在现代化理论的“许诺”和诱导下，纷纷接受了现代化理论提供的“西方化”和“经济增长第一”的社会转型模式，采取了系列对西方开放、引进外国资本、输入西方科技和优先发展经济的转型战略，然而尽管经济在一个时期内明显增长，但政治社会问题却日益突出，表现为经济上“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政治上政权更迭频繁，政局不稳定；社会方面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同时以东亚为主要区域的“异西方”儒家文明圈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在这样的挑战面前，西方学界的社会转型理论研究进入批判性反思阶段，相继提出了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假说。这些新转型理论在重新审视现代化标准时，也开始对彻底反传统的假定产生了怀疑，因为“后发外生”国家的许多所谓传统社会的要素可能成为支持现代化社会构架的富有生命力的部分，显然，西方标准的现代化范型的神圣感消失了，一种多元的转型模式开始兴起。

依附论弥补了现代化理论单纯从社会内部看问题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它从“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之间的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关系着眼，为社会转型模式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中心-边陲”关系是其主要分析框架。但又应看到，这种分析框架虽然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的二分法，而自己却陷入了简单的“发达-不发达”、“核心-边陲”概念逻辑中，同时它虽然否定了现代化理论在价值观念即文化方面的内因决定论，但自己又陷入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外因决定论。世界体系论曾被称为“抓住了新一代社会学家的想象力”，它主要是用体系观点来分析整个世界及其组成部分的发展与变化。它弥补了现代化理论只注重单个国家研究的局限，也克服了依附理论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与边陲的轻率，它将分析单位界定为“世界体系”，而非个别孤立的国家，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整体，其整体变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展现出来，决定着单个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体系内“核心-半边陲-边陲”构成了其动态性的分析维度。但它的视野只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而又有其内在的缺陷。全球化理论试图从时间与空间上的全球社会相互影响来观察整个世界的社会变迁与转型模式，对以往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综合并对全球历史进程作出新的解释。“分化-整合”是其主要分析框架，认为世界在分裂的同时也推动着整合，在产生合作的同时也引发着冲突，在实现一体化的同时也在推动着特殊化。风险社会理论主要着力于从局部的切入点来对现代社会进行新的解读。这些构成了所谓的发展理论。可以肯定地说，发展理论对“后发外生”型社会转型模式的研究提出了与传统理论不同的新观点，它不再坚持“先发自致”国家的标准样板，而是追求多样性。特别是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发展理论特别注意文化与价值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并且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成功的重要前提，如对东亚区域国家或地区在转型中维持并利用传统文化的做法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但在社会转型目标上，仍然保留着“先发自致”国家那种诸如民主、自由竞争、合理的行政管理、个人主义伦理观等方面的认同，也即没有彻底摆脱“先发自致”社会转型模式的桎梏。

在“类”研究方面，上述理论的共同点是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模式，而对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模式普遍缺乏关注。特别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社会总体性变化逻辑有所忽视。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都走向了体制改革或转轨的征途。有的国家侧重于经济体制的转换，有的国家侧重于政治体制的重建，有的则是总体性社会的大转型，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点。由于这些国家的变革既非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也非从边陲走向中心，而是社会发展模式的另类转换，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而前述的社会转型模式分析视角或方法都对之没有解释或说明力度。于此，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转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路径依赖、运作逻辑、社会机制等方面的分析就构成了真正的社会转型理论。这种社会转型理论既可以说是前述社会转型理论的延续，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并列的研究领域[7]，这种研究促使了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中兴。

从“类”研究的角度出发，西方学界将这种社会转型国家大体划分为三类，即渐进式的中国模式、突变式的俄罗斯模式和混合式的东欧模式。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性理论，但也有一些共识：即转型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统一的历史进程，同时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且表现为尚未终了的、面貌各异并被制度化了的转型结果。也即转型过程不仅是内在统一的、相类似的，而且是多样的；转型的实质不仅在于其普遍性，而且还在于其各自不同的独特性[8]。在这种共识之下，各国的学者进行了有关“形”的研究。如匈牙利裔美国社会学家撒列尼在其市场转型理论中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转换问题。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在工资收入方面是相当平均主义的，但在住房和其它社会福利方面则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并认为，在不平等是由市场造成的社会中，由国家进行的再分配会降低不平等的程度，而在再分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只能依靠更多的市场机制[9]。边燕杰和约翰·罗根1996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市场转型和权力持续：都市中国变化中的分层体系》一文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政治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因而政治权力并未被削弱和城市单位制也基本没有被动摇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政治权力保持了对资源的控制，权力也就得以持续。中国的市场体制就是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成长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在市场体系中占有优先地位。与此不同的是，倪志伟的系列研究揭示出市场转型会导致权力转移，如1989年他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市场转型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认为，市场转型将降低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而将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即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伴随着权力基础的转移，因为无论是对物资资源还是对人力资源的控制都是从再分配的官僚转向市场。1991年发表的《改革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在再分配与市场之间的中国》认为，由于改革并未完成，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仍然起作用，因而政治权力并非一夜之间就贬值的，还能得到相当程度的经济回报，在这种条件下，干部依赖权力在再分配体制中和市场里同时得到经济回报。针对学界的有关批评，1996年他又发表了《一个市场社会的出现：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经济类型的复杂性和权力资本的回报问题。文中他将中国的经济类型一分为四，即内地传统的再分配经济、沿海的合作主义经济、沿海的再分配经济和沿海自由放任型经济，认为，前三种经济类型中掌握权力的干部会得到可观的经济回报，而在自由放任型经济类型中，干部的经济回报会相应下降[10]。等等。

总之，对于社会转型模式的“类”研究主要在于揭示“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内在机制，形成了系列宏观理论。正如孙立平教授所总结的，对古典资本主义的研究诞生了古典社会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诞生了发展理论，而对前计划经济国家的研究则催生了社会转型理论。

二“形”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内在依据

所谓“类”研究是指社会转型模式的类型研究，即具有共同特征的社会所形成的种类研究，如前文所述的“先发自致”与“后发外生”。所谓“形”研究是指社会转型模式的“形态”研究，是指社会转型的形式或表现，如后文将阐释的渐进型模式、突变型模式和混合型模式。“类”与“形”的结合构成了社会转型模式研究的完整体系。一般而言，“类”研究是一种历史进程，其研究范围包括了所有的人类社会，而“形”研究是一种历史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特指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型研究，即主要指中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

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专用名词，是西方的舶来品。据现有的资料看，台湾地区的社会学家蔡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一书中首次直接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翻译为“社会转型”，并表达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11]。在中国大陆，这一概念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的是李培林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12]。至此之后，社会转型“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13]，正如李培林研究员后来所总结的“它对于推动把社会结构转型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于推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是发挥了作用的”[14]。“模式”一词来源于发展经济学的术语，后被移植到社会学研究，是指“对不同时空下不同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一种经验概括，或曰现代性的各种因素在不同国家不同条件下的组合方式”[15]。社会转型模式是指“整个社会文化的结构的转变”。而对其的研究一般而言本土学者的探讨要深入而且丰富。

对于中国渐进型社会转型模式中国的本土学者主要关注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研究方法上既有实证性的定量、定性研究，也有思辩式的理论概括研究。但在具体的分析点上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对“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从现有的资料看，有代表性的目前就有三种。孙立平教授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社会转型的研究范围也特指中国、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本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运作逻辑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研究视角[16]。李培林研究员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社会结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中心和突破口。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的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一发展指标的实现，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17]。郑杭生教授认为，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是同义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或者说从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型的过程[18]。还有诸如景天魁研究员对社会转型所下的三级规定，即事实性规定方面认为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实质性规定方面社会转型是指“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作用下实现的社会变迁与发展”；结构层次性规定方面社会转型是“从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换”，是在社会形态层次下的“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19]。等等。对社会转型的概念定义中心点不同，必然也导致研究的重点及结论有明显的差异。孙立平教授创造性地用“断裂与失衡”的概念围绕中国社会1978年以来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表明了实际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模式体现出三个不同的特点，即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性改革、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和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由此他至少得出四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中国总体性社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也即社会的碎片化。社会碎片化使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困境，具体表现在国家在面对农村和城市这两个方面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第二，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80年代社会资源的扩散使全体民众特别是使社会弱势群体受益，但90年代是资源集中的时代，导致了社会的急剧分化。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正以结构断裂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为社会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城乡之间严重失衡以及不同时代的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一时；第三，社会权利的失衡构成了中国社会断裂的基本机制或基础，合作主义的体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的宏观制度安排；第四，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改革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即非正式制度的生长与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20]。李培林研究员认为，“中国经验”即中国社会转型模式的特点应体现在六个方面：即渐进性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普遍规则；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社会稳定优先原则与谨慎的民主化探索；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和减少贫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以及坚持对外开放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21]。郑杭生教授根据其传统与现代既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现代化理论的社会转型论认为，就中国社会整体来说，它是一个从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但在这个总过程中既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社会的转变等；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如重男轻女思想的复苏；还有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如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种效率不高的现代经济向效率较高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等。认为这些复杂交叉的进程在当代中国大陆都在经历着，成为当前这个社会快速转型的显著特点[22]。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模式“形态”研究的主要成果。

对于东欧国家“混合型”社会转型模式其本土学者主要是基于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市场-再分配”二元分析框架。在分析中主要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干部们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是随着权力的丧失而社会地位下降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其它社会资源更为方便地获取市场中的新机会？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除前文已经介绍的几种观点外，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如匈牙利学者汉吉斯在其《东欧的替代之路》书中认为，在向市场转型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骤然消失，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攫取财富的阶级”。波兰学者斯坦尼斯基也用“政治资本主义”概念提出同样的观点，“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23]。这两种观点实际都承认，干部在改革前的体制中所获得的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可以转化为市场中的优势，这样即使在新的市场体制中，他们仍可以保持精英地位不坠，只不过从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对于转型路径的分析学界存在着两种思想方法的对立，即到底转型过程是先验的、一切按照预先设计进行的“社会工程”，还是一个未知的、可以通过不断“试错”取得进步的过程。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经承认转型道路选择的高度不确立性，“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转型理论尚未预先存在”，“我们预先并不清楚稳定政策在没有市场的初始环境中如何起作用”，更可笑的是“经济学家在他们知之最多而且意见一致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而在他们知之最少而且争论不休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24]”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则重点分析协调机制对于改革模式的影响力。在他看来，存在着四种基本协调机制，即行政协调、市场协调、伦理协调和强制协调。行政协调的特点是：在协调与被协调的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纵向的上下级关系、鼓励个人与组织接受协调者运用行政手段做出的决定；市场协调的特点是：在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横向和法律上平等的关系，买卖实行自由价格；伦理协调的特点是：在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横向的关系，它们既不受行政命令指挥，也不受了利益的驱使，协调是基于互惠和互助，并通过惯例或传统方式确立下来；强制协调的特点是：在协调与被协调的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纵向的上下级关系，上级对下级施加一种随意的强力[25]。他认为，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是匈牙利社会转型模式的主要特色。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6]，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到90年代，其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改变现状和如何打破现有社会体制；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目标是获得政权的自由民主势力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期望俄罗斯快速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是俄罗斯学界痛苦反思的阶段。面对激进改革导致的生产急剧下滑、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加深和国力急剧衰弱等现实俄学界对西方道路的可行性产生了巨大怀疑。一般而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过程和四大流派。三个过程主要是以俄社会变迁的历程来划分的，即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主体理论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后进现代化理论阶段和当代的多元反思阶段。社会主体理论的立足点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在前苏和俄罗斯社会转型初期俄整个社会急切期盼的是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原有的旧体制，是尽快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央集权向民主的市民社会体制过渡，然而随着改革引发的负面效应的逐渐显现，社会学家们开始反思单纯的体制替代是否合理，转而关注社会主体对社会变迁的反应和社会主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第二过程主要是探讨适合俄罗斯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以俄女社会学家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为代表。她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有先后之分，发展滞后的国家总是在“追赶”发展超前的国家，后进国家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追赶”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她认为，各国的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因此后进国家不是选择什么发展模式，而是如何朝这一模式发展的问题。但同时她又认为，在后进现代化社会要解决的不是纯“工艺”问题，即制度和文化的简单移入，而是所移入的制度和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因此她主张后进国家主要应该讨论人是如何有意识和积极地创建自己的内心世界，人是如何认知和评价社会过程、自己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和在有意识选择自我生存模式时如何调整和构筑自己的价值观[27]。“俄罗斯多元社会转型理论”是在纳乌莫娃的启示下形成的，以一些俄社会学界的资深人物如扎斯拉夫斯卡娅、亚多夫和阿希耶泽尔等人为代表。

所谓“四大流派”是指俄社会学界对俄社会转型的四种主要的不同认识及提出的不同方案，它们是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扎斯拉夫斯卡娅的“社会行动者理论”、亚多夫的“西化理论”和阿希耶泽尔的“文化分裂”理论。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前文已有所述。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她的理论分为二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她强调社会精英的创导性活动，认为参与转型过程的多元主体包括社会精英有目的的活动和社会民众的适应性反应活动，认为民众只是消极地适应精英领导的活动。在俄社会转型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她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正，认为俄社会转型艰难的原因在于缺乏社会内部生成的动力，同时也表露出对俄现有“精英”的失望。她认为社会转型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它涉及社会体制的三个方面：即权力机构等作为社会外壳的社会制度、社会里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内核的社会文化。改革活动最先涉及的对象是社会制度，特别是决定社会的制度社会类型的那些社会制度：权力制度、所有制、市民社会和人权。社会体制中比较深层和比较难以控制的层面是社会结构，对其不可能直接实施改革，只能通过相关制度的变革来实现预设的变化，社会结构是衡量和评价社会转型的社会指标。变革最基础的战略目标是社会文化，它包括社会价值观结构、需求结构、社会动机及其趋势、日常生活活动的规范和方式等，社会文化是衡量社会变革前进或倒退的重要标志。而决定和影响这些变化的社会机制主要是“社会行动者”的相互作用[28]。在这里她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亚多夫认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应该在肯定社会变化合乎常规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预先设立的综合评定标准，社会理论中除“实证知识”外，还应有人的价值舍取。他指出，研究社会转型的第一要点是必须认识到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制度的变迁，更重要是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社会认同是社会转型研究的第二要点。就俄罗斯而言，它是不属于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欧洲”，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依靠横向相互作用的公民社会结构，而俄罗斯的社会体系是纵向相互作用为基础的金字塔。他认为，俄罗斯的文化特点决定了俄社会认同的分裂，这决定俄社会转型趋势将是一些大城市成为西欧类型社会发展的“前哨”，而在这些城市的周围是一些保留了相当多俄罗斯传统秩序、甚至苏联时期传统秩序的“停滞”地区[29]。阿希耶泽尔认为，俄罗斯社会处于东西两种文明之间，是兼有两种文明的文化和社会关系成分的一种特有的中间文明，这种文明缺乏本质联系，容易产生悲剧式的事件，从而使破坏性再生产占有主导地位，正因如此，社会无法克服文化与社会关系间的矛盾，所以他认为俄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他又指出，分裂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表象，当对立的价值观念出现分裂时，社会与国家之间、民众与权力精英之间、民众与思想精英之间、精英与精英之间就会产生混乱，俄罗斯目前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俄多次无法实现顺利转型的根源所在[30]。

三 比较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实质揭示

相对于“类型”与“形态”的宏观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般而言，比较研究有五种表现形式，即通观式比较、局部式比较、衬托式比较、批评式比较和融会式比较。这五种形式的采用取决于研究者知识背景及研究主题的差异，于社会转型模式研究而言，局部式比较和衬托式比较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其理论依据在于，其一，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构成了比较研究的科学依据。各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理位置与条件、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其二，不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是不均衡的。综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相互追赶及后来者居上的一幅曲曲折折的画面，先进入某一社会形态的国家为行将进入者预示发展的大致方向，而后来者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如前述的“先发自致”发展模式与“后发外生”的转型模式；其三，历史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世界社会历史发展演进进程中，大至社会形态，小至具体的社会政策均处于相互联系中，无论是从时空距离还是从纵横的发展历程看都是如此。

运用比较方法的中心主旨是发现和研究比较对象之间在性质与特征上的同与异，并探寻产生此异同的原因，即追寻研究主题的本质。一般而言，比较研究在操作层面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以转型模式研究为例，首要的一步便是渐进性模式、突变性模式和混合性模式的个案深入研究。即首先把比较的对象分别作为独立的整体，具体历史地分析其转型模式赖以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如自然环境、地理差别、社会状况等），在充分认识到了某一模式发生、发展乃至衰亡的内外条件及基本历史状况的基础上建立起时间性和地方性的类型。再从转型模式发生的时间差异、空间的阻隔与联系等方面将它与另一转型模式的同类现象进行对比，从而较完整地把握其转型模式特定的基本意义和历史现实特征。这是一种以现象或表征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第二步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建立“理想类型”的概念工具分析方法，即从特定角度和需求出发，将社会转型的各种特征抽象为一系列非时间非地域性的类型，作为进行现象比较的边界清晰的参照点，再根据这些类型来说明某转型模式的结构及其相互联系，并从不同模式的差异中探求更高普遍性的东西；第三步是追寻比较的意义即比较不是平铺直叙、简单地堆积罗列现象，而是为了总结、理论化“中国经验”，换句话说是为了从俄罗斯、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求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具体而言，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基础方面有许多相似点。于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而言，两国都曾经经历过惊心动魄的社会跳跃，从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两国都具有东方社会特点：中国是典型的东方社会，俄罗斯是具有东方性质的社会，同西方社会有本质的区别；两国从国土、人口等方面衡量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不同于大多数中小国家；两国都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后发外生”的转型模式，不同于英美等“先发自致”发展模式；两国在自然资源的总量上都有一定的优势，不同于日本等资源贫乏的国家；等等。中国与东欧国家如匈牙利相比，在改革思路、进程方面有值得比较的相似点。两国都是首先纠正前领导人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政策，坚决停止人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开创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航道；两国都是农业改革先行，确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从调整生产关系和松绑减负入手。匈牙利是重新组建农业合作社，中国则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制度；两国的改革取向都是要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商品市场经济以取代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两国都提出了要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终极目标；等等。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转型的初始条件、转型的进程等方面有一些相似点，如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休克疗法”的转型策略、政治体制的全面西化等等。

共同性只是为社会转型模式比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必要前提，差异性更是展开比较的重要基础。以中俄为例，差异性是明显的。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理论上说是由转型前的本本的社会主义理论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指导思想上是由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向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转变；中心工作由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向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社会建设转变，特别是坚持了政体的连续性；经济上由计划经济结构向更为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不是西方国家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果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加快了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从而推动了社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社会形态上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及工业社会的转换。如1978年以来，中国的农村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劳动者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他们从事大农业及发展创造了条件，劳动力的解放又使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加快了农村社会分化；同时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形成了系列不同的层次，如对外开放的领域面向全球呈立体交叉状况，开放的内容不仅实行经济技术方面的，而且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等等。而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首要的是与其国家结构的特殊性密切相关[31]。俄罗斯的国家定位始终处在两种结构性矛盾复合联动而导致的困境中，内部性矛盾（国家与社会）和外部性矛盾（国家与世界）的特殊结构困扰着转型中的俄罗斯，使其社会发展呈现出间断性与跳跃性共存的发展轨迹；与中国、东欧国家一样，虽然三方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即建立起了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形成了无所不包的政府职能，但前苏联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始作俑者，自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有半个世纪，在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中已形成习惯，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较高，因而缺乏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内在的动力；前苏联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限定了当时的苏联决策者选择改革道路的空间，导致了前苏联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也导致了后期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灾难性后果[32]，等等。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与中国、俄罗斯有些不一样，表现为：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政治巨变，从向多党议会民主制转变，这种转变为实施经济体制的变革提供了契机，使得迅速地转变经济体制成为可能；东欧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平等成为其混合性模式形成的重要因素；在经济结构方面，由于东欧国家长期以来模仿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虽然有助于其尽快摆脱落后、建立本国的工业基础及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却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社会指标方面东欧国家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方面等都有良好的基础；在转型的突破口上东欧国家普遍以有限的私有化为开端，将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其体制转换的目标模式，但更多考虑到了其国情的特殊性要求[33]，等等。

诚然，目前对中国的渐进模式、俄罗斯的突变模式和东欧国家的混合模式的优劣武断地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也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但上述的三种模式发生与形成的初始条件即共同点与差异点比较无疑为转型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而且通过比较研究可能更有利于揭示社会转型模式的实质。

[1]马尔科姆·沃特斯著，杨善华等译，《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学界的一般认识是将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如孙慕天、刘玲玲就认为只有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和理论转向时期。见其《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这种研究一方面是基于广义的社会转型定义，另一方面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所发生的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研究。

[3]孔德，《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转引自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02页。

[4]埃米尔·迪尔凯姆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第180-219页。

[5]参阅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41页。

[6]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7]孙立平教授认为，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转型过程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明显的独特性。因此他认为，社会转型就是特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社会转型理论是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并列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极。见其《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8]参见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9]转自孙立平，《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载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5-96页。

[10]转自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4-336页。

[11]蔡明哲，《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第66、189页。

[12]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3]袁方等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14]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页。

[15]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16]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7]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18]郑杭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定进展》，《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年第12期。

[19]景天魁，《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2-433页。

[20]具体参见孙立平著，《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及《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等文和专著。

[21]李培林，《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载于《中国社会学学会论文集》，2005年10月。

[22]郑杭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定进展》，《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年第12期。

[23]转引自郑杭生、李路路等著，《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24]热若尔·罗兰著，张帆等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8页。

[25]亚诺什·科尔内，《矛盾与困境》，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转引自孔田平著，《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37页。

[26]潘大渭，《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思考》，《俄罗斯研究》2004年1期。

[27] Наумова Г.Ф. Рецидивирующ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беда, вина, рекурс человека. М. Эдиторал УРСС.1999.

[28] Заславская Т.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Дело. 2002.

[29] Ядов. Социальные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и：теории, практик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Москва,2002.

[30] Ахиезер А. С. Россия：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динамики. Мир России.1995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