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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3 15:15:06

古城文化论文

古城文化论文篇(1)

1. 城堡坐落地势。钓鱼城坐落在嘉陵江、涪江和渠江环抱的钓鱼山半岛、比高约150米的山顶,海拔高程为391米。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06度15分15秒;北纬29度59分35秒。它所处地势虽不算太高,但临江地势多为陡坡和悬崖,可资防守方利用。

2. 城墙防御体系。防御城墙是钓鱼城的主体建筑,其构筑原则是着眼于充分利用险峻地势来增强抗攻城能力,故其走势呈不规则的蜿蜒崎岖状,可谓用尽了山势和水利。(图一)钓鱼城防御城墙(含环山城墙、部分南北一字墙)的总长度约为8000米以上。环山城墙基本建筑尺度为:城高6.9-10米,城顶宽一般为2.5--5.2米,最宽处达14米。构筑方式为,城墙及城垛的向外和顶部表面,主要由当地岩石打凿成的工整条石加石灰粘合材料砌成,其内由条石或卵石加黏土填充夯实。

作为城墙防御体系,钓鱼城的重大的创新在于南、北一字墙的设计与构筑,这也是宋元时代四川临江古城堡建筑的共同特点。其功能至少有三项:一是封锁城堡临靠嘉陵江的南、北缓坡;二是防护连接嘉陵江航道及补给码头的通道;三是阻挡三江航道防其被敌军利用。已经考古发掘证实的南一字城墙由东、西两道墙构成,两墙内控制缓坡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全长约750米。(图二)南水军码头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上全部由条石构筑。新查明的北一字城墙,从出奇门顺山势直抵嘉陵江边的北水军码头,全长约850米。(参见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合川钓鱼城南一字城遗址考古报告》)另外,在南一字墙与环城墙交汇处,还构筑了类似于伦敦塔古城堡的内外双城墙,以期加强薄弱部位的防御稳定性。

3. 城门和城楼。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2011年钓鱼城考古发掘中,新发现了以前未知的南一字墙的东、西两座城门及建于其上的城楼。至此,钓鱼城的城门及城楼由原先已知的9座增至11座。与城墙结为一体的城楼,其功能至少有三项:一是通过扩展加固城墙某关键段,使之成其为防御体系的主要支撑点;二是控制管理进出城堡的通道;三是设楼充当驻军、警戒和指挥所。其作用与欧洲古城堡的塔楼大致相当。考古专家对此的评价是:“设计精巧,结构完善。”(出处同上)

4. 城堡附属防御设施。护城壕沟、引桥和吊桥,这类欧洲古城堡常见的辅助防御设施,钓鱼城及川渝地区的宋元古城堡一般都省略了。究其原因是,后者在建设选址时,高度重视依托川渝各地的险峻山势和汹涌江河来增强城堡的防护力,同时还可大量节省资源投入,令此类附属防御设施成为多余。

5. 城堡占地面积与平面布局。钓鱼山半岛临江山脚周长约20余公里。坐落于山顶环形城墙内的古城堡,可屯粮聚兵的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据史书记载最多时该城堡曾容纳8万户共17万人,控制地域为方圆40余里。(参见刘道平:《钓鱼城的历史与文化》第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依据学界共识,古城堡是以防御为第一功能的建筑群,而古城市则是以社会生活为中心兼顾防御的更大建筑群。钓鱼城内的建筑遗址显示出该城堡工程布局的特色是:“官治民享,军民联防,平战转换便利,持久攻守皆优”,表现为下述诸项:一是建有官衙、兵营、庙宇和大量避难民居;二是筑有朝各方向快速机动兵力的跑马道;三是设有武器作坊和仓库;四是建有供量充沛并能养鱼的水源设施;五是开劈了能供给部分食物的农地;六是构建了能充分利用三江航道的交通设置,等等。总之,钓鱼城呈献给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独特、精彩和深邃的。

二、伦敦塔的城堡防御体系与布局特色

1. 城堡坐落地势。伦敦塔的官方正式名称是“女王陛下的宫殿与城堡”,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矗立在著名的伦敦塔桥桥头,海拔高程接近零,其地理坐标为:西经0度04分32秒;北纬51度130分18秒。所处地势不高的城堡三面为伦敦城市拥抱,另一边紧靠泰晤士河,既可扼守航道,又可助守军防守。

2. 城墙防御体系。伦敦塔的防御体系,由内、外两道带二十几个塔楼的城墙,围绕自成堡垒的白塔构成,均由石灰岩或花岗岩凿制的石块精砌而成,墙体厚度约为4-6米,墙体最高处距地面约为10-15米。俯瞰内外城墙,两者的水平间距只有20-30余米,皆成近似正方形,面北城墙的走势向外凸出,构成双闭合环形防御建筑。这种双重城墙设计的着眼点,很可能是重在防范外城墙被攻城抛石机击破后,出现不可挽救的城堡陷落危机。

3. 城门和塔楼。伦敦塔只设有一个进出城门。整个城堡最高最显眼的建筑是成群耸立的塔楼。其中,内城墙设有13个塔楼,外城墙设有6个塔楼和2个棱堡,作为该城堡建筑群核心的白塔四角设有4个塔楼。白塔的形制为诺曼底式三层建筑,因亨利三世时期被涂成白色而得名。其尺度为东西长35.9米,南北宽32.6米,高27.4米。塔楼是该古城堡的特色所在,与钓鱼城的城楼比较,两者的共性都是充当城墙防御体系的支撑点,差别在于前者系多层石材建筑而且设置密度大,外观华丽,具有欧洲风格。

4. 城堡附属防御设施。距伦敦塔城墙之外数十米处,挖有引入泰晤士河水的护城壕沟,其目的是为难攻城作战的敌军,尤其是将其笨重抛石机阻挡在最佳架设位置以外。为强调这些附属防御设施的重要性,伦敦塔今天的管理者仍在城墙下摆放着几台抛石机向游人示意。而这些困扰守军的防御问题,钓鱼城都通过利用山势的智慧使之成为多余。

5. 城堡占地面积与平面布局。伦敦塔的占地面积为17英亩,合计约为6.9万平方米,不及钓鱼城内城占地面积的3%。伦敦塔建筑群保存完好,所显示出的该城堡工程布局的特色表现为:一是围绕中央堡垒——白塔,建有内外两道套装式环形闭合防御城墙,形成经典的欧洲古城堡平面布局;二是实行城墙与塔楼融合的欧版城堡建筑形制,诸多造型奇异典雅的塔楼不仅有较高观赏美学价值,而且提升了城墙的防御能力;三是古城堡内建筑密度极高,并以宫殿为主体,突出了为皇室服务的功能;四是城堡的附属防御设施齐全,既有护城河,也有桥梁和缓冲设防地域;五是该古城堡充分利用了依托泰晤士河的优点,通过临河城墙、桥、堤、码头和引水口等诸多建筑设施,解决了引水、交通等加强城堡防守能力方面的许多问题;等等。总之,作为欧洲中世纪较早建成的古城堡,伦敦塔呈献给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独特、精彩和厚重的。(图三)

三、两城堡建设运行背景和历史地位

在川渝与欧洲间,钓鱼城和伦敦塔这两座经典古城堡的建设年代大致相当,历史背景迥然不同,但两者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发挥的作用差异极大。

钓鱼城位于合川城东5公里处的钓鱼山上,该古城堡主要建设时期集中在公元1240年——1254年间,前后历时仅约15年。

钓鱼城乃是中国宋代向元代过渡时期王朝更替战争的产物。为抵抗无度杀戮破坏的蒙古铁骑,南宋军民在四川广筑实施全民防御的城堡,钓鱼城是其中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之一。坚守钓鱼城长达36年的南宋军民不负重望,依托世界顶级的城堡防御体系,镌刻下抗击蒙古铁骑只胜不败的光辉记录,创造了当时世界的军事奇迹。

至于建设伦敦塔的历史背景则是:公元11世纪下半叶,来自法国的诺曼底公爵率军渡海征服了英格兰,自封为英国国王威廉一世,并于公元1078年开始建造“伦敦塔”的核心建筑“白塔”,其目的是通过该城堡可持续的扼制伦敦城,进而统治英格兰。直至亨利三世时期的公元1225年,该城堡的主体即拥有13座塔楼的内外城墙才基本建成,距兴建钓鱼城的时期仅早15年。

尽管伦敦塔的外表远比钓鱼城的形象来得坚固和华丽,但直至冷兵器时代落幕,前者却始终没有经历过严酷战争的考验。

总之,若以古城堡本身发挥的历史作用及承载的历史文化遗产论衡,古代四川的钓鱼城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方面发挥的作用,未必逊于英国的伦敦塔。可是在当今时代,前者却陷入贫寒悲凉的处境,后者以华贵显赫的地位著称于世。造成这种两极分化的主因,是否与两地在对待中世纪古城堡文化遗产方面的认识差异有关呢?

四、历史文化遗产论衡

先谈伦敦塔。由于保存完好又位于闹市,该古城堡的文化遗产价值表达非常充分,令世界瞩目。伦敦塔拥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古城堡建筑群,另为陈列在其中的历代英国王室珍品和财宝,就此被誉为“英国的故宫”。就文化影响力而言,王室珍品和财宝们虽与城堡本身关联度不高却名气远甚,搬去哪里陈列皆可招引游客如织。就古城堡建筑的文化遗产而言,伦敦塔的价值在于,将双层城墙防御体系与众多塔楼和宫殿融为一体的建筑艺术,以至可称其为“城堡式宫殿”。这种围绕王权需求创立的古城堡建筑形制,对其后的欧洲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奠定了它的经典地位。但如何评判伦敦塔的军事防御的实际效能?由于其未经像样的战争检验,也就只能进行不能纳入文化遗产价值的推测。这是两座古城堡文化遗产论衡中的一项重大缺憾。

在人类古城堡文化遗产中,钓鱼城遗址承载的文化遗产元素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有许多恰巧是伦敦塔所欠缺的,如同后者的“城堡式宫殿”特色是前者不具备的一样。但若以同一历史阶段两者发挥的、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的实际效用,作为衡量文化遗产各项元素价值的标尺,那么钓鱼城所代表的优势文化遗产,至少包括下述诸项:

第一,在险峻地形上建造大规模坚固城堡的文化遗产。钓鱼城的建造规模比伦敦塔大三十余倍,且坐落在三条江河环抱的山头上,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要构筑成当时世界最凶悍军队也一直无法攻陷的城堡,无疑必具“因地制宜、严密规划、坚固构防、万无一失”的高超筑城艺术和智慧。

第二,创造出以全民防护为首要功能的城堡建设文化遗产。针对战争灾难,将城堡构建为临时民防避难所,为包括官府、百姓和军队在内的当地全社会提供安全共享、长期坚守的可靠防护,不仅需要独特的筑城术,也必须发展出相应的城堡管理文化。在中世纪农耕时代,四川军民想成就和管理如此浩大的事业非常困难,涉及如何解决许多相关的军事、社会、经济和技术难题,并非各国各地都能做到,故这些业绩可以视为对当时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直到当今,这种以“民为贵”的精神,仍然借助凋零的城堡遗址闪耀着人道的光辉。

第三,创造出常胜不败的防卫城堡军事文化遗产。在距今近八百年前的那个时代,蒙古铁骑素以“攻无不克”著称欧亚大陆,惟独在钓鱼城脚留下了“攻则必败”的耻辱。在长达36年的城堡防卫战争期间,基本上陷入孤军奋战的守卫者们,不仅在军事上制订和实行了正确灵活的战略战术,而且在相机处置军事、政治、经济和战时社会管理及相互关系等诸多大政问题上,未有重大失误。这当是源自深厚的军政文化根基。

第四,除上述与古城堡建筑本身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外,钓鱼城遗址还是承载和记录创造它的那个时代若干文明进步功绩的历史丰碑。这些历史功绩或记录包括:军民团结威武不屈孤城奋战的自卫精神;击毙蒙哥汗从而阻绊蒙古帝国继续侵扰世界的历史贡献;迫使蒙古贵族集团调缓欺压被征服民族政策的业绩;防守者效忠国家及中央政府的政治意志;城防将领在保民前提下顾全国家统一大局的献城活动等等。

五、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对比及意义

对文化遗址的有效保护,是充分利用的前提。这方面钓鱼城与伦敦塔间存在巨大差距。更令人遗憾的是,在原四川地域内为数众多的宋元古城堡遗址中,钓鱼城在保护和利用方面达到的状态尚属顶级,而金堂云顶山古城堡遗址的保护、利用则大有不及。

如果可以将川渝地区和欧州保护和利用古城堡文化遗产的事业,视为当展文化产业的竞争,那么在这方面少有作为的四川则处于全面落败地位。由于重庆管辖钓鱼城后,大力改善了对其的保护和利用状况,反使四川面临的内外竞争态势进一步恶化。造成上述不利状态的因素有多种,除认知问题外,历史原因也很突出。这一点还可以拿钓鱼城与伦敦塔的现状对照予以说明。

自上世纪80年代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伦敦塔的人气持续走高,在价格不菲的游览成本限制下(门票约19英镑,合人民币188元),全球每年前往的观光客都在250万人以上,使之成为英国旅游业的王牌景观之一。伦敦塔吸引游客的观赏资源非常丰富,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古城堡建筑;二是王室宝藏;三是与古城堡相关的著名历史故事的现场情景展示。可见保护得完善的古城堡建筑本身,乃是招揽世界游客的首要物质基础。

应该承认在保护和利用方面,伦敦塔享有天赐的历史优势,主要表现在:近千年来,这座古城堡从未遭受战争的摧残,也未承受内讧的毁损;直至17世纪时这里一直是英国皇宫所在地,迄今仍为皇室管理处直辖,这就以王权保障了对古城堡的顶级维护与管理,杜绝了内部破坏。

古城文化论文篇(2)

(二)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始于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明确提出实行“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制度。此后,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文化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基本成立。对不可移动文物实施“文物保护单位”式管理,同样对旧城古建筑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制度、“四有”制度以及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营、修缮和管理等方面。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一般经由文物普查登记、筛选定级、核定公布几个阶段④*。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是指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做好保护工作的四项措施:有保护组织,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科学记录档案①*。文物经营管理基本的原则是: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②*。根据利用方式的不同,法律法规也分别采取鼓励支持、申请审批和绝对禁止的态度。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进行管理,将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分为五类:非建设地带,可保留平房地带,允许建筑高度9米以下地带,允许建筑高度18米以下地带,特殊控制地带③*。

(三)完善了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古建筑保护制度对于尚未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确有价值的文物古迹,规定“由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部门商定名单,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本办法暂时予以保护,不得破坏,并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及时办理保护审核手续”④*。此外,还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古建筑保护作出具体的规定,“保护价值待定的文物古迹,区、县人民政府可以公布为文物暂保单位,视同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文物暂保单位公布后两年内,必须完成对它的鉴定工作。根据鉴定结果,公布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公布撤销。逾期不公布,暂保单位自然撤销”⑤*。

(四)加强了历史古建筑的保养、维修、利用和管理针对城市历史古建筑保护中常见的问题,通过立法对古建筑的保养和维修、防火与报警、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性质及使用权的变更,必须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同意;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负责文物建筑的保养和维修;应当严格按照古建筑消防管理的规定,加强一切火源、电源的管理,配备必要的灭火设备;在重点要害部位,根据实际需要,安装自动报警和灭火装置;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文物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接受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对有损文物建筑安全或者有碍开放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整治或者搬迁;整治、搬迁所需费用由使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承担”⑥*。

(五)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北京市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案,首次提出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院落划分、用地调整、人口密度分类、改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等做法”⑦*。2004年,又公布了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此次规划共15片,其中有5片位于旧城区内,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了风貌保护和高度的控制。2013年,又新增了3片保护规划,至此北京旧城区将拥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对旧城的保护更加立体而完整。

(六)形成旧城整体保护制度2005年3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内容包括:旧城的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层次更加明确,呈现出“点—线—面”分层保护的状况。此外,还注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法规与《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内容相衔接。除北京之外,浙江省、河南省、宁波市、沈阳市、南京市、哈尔滨市等都制订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加强了旧城的整体保护。至此,我国的古建筑保护制度基本形成,既有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又建立了古建筑保护的具体制度,构建了“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体系。城市古建筑的保护理念也有了质的提升和飞跃,从以往的对先人遗留下来的财产的一种保护与利用,发展成为对城市发展历史的保留,对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底蕴的尊重,对城市发展历史传承的延续。但我们同进应当意识到,我国城市古建筑的护路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挫折,也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十字路口,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说建国初的城市规划制定是以原有城区为中心,还是在旧城区的边缘另起炉灶,对此有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梁思成等提出的“梁陈方案”①*,主张在旧城区边缘再建新城,对旧城的古建筑进行整体保护,但这一设想并未能得到认可和实施,一些古建筑因此被损毁。

二、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存在问题

城市古建筑见证了城市的生命历程,保障了城市的文化延续,促进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因而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城市化进程中的古建筑保护状况却不容乐观。

(一)重单体文物保护古建筑的保护,缺乏对旧城区的整体保护当前有些历史性城市,为了更好的保护传统历史建筑,某些历史文化名城在旧城内设立保护区,对旧城内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整体保护。但有些城市为了既保护历史城区的古建筑,又实现城市的发展与更新,一方面对标志性的古建筑进行重点保护,另一方面却大力拆毁这些标志古建筑的周围环境和历史街区和传统建筑,建设性或保护性开发对城市古建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南京老城已经拆迁改造完毕;济南投入22亿‘巨资’拆迁了44万平方米、43个片区,大量特色街道消失在推土车轮下;开封覆盖着现代化的草坪;郑州以‘一路、一区、一城’为标志,古城全部翻新……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历史文化名城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创伤。”②*尽管北京在城市建设中制定了大量的制度措施来保护城市古建筑,但其遗留下来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仅占老城面积17%,而欧美国家旧城保护面积基本可达到古城的80%~100%③*。正如有学者所说:“没有历史街区提供的建筑背景和文化氛围,历史纪念物只不过是现代城市的一个小小点缀而已。”

(二)大量城市古建筑因缺少维护面临毁损城市古建筑除包含文物保护单位以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城市古建筑。这些城市古建筑大部分被公私主体所占有、使用,其中有些被占用的古建筑因缺少维修,面临着损毁危险。有些被市民占用的古建筑,因占用的主体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未能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修缮;有些占用者因未取得对古建筑的明确法律权利地位,没有进行古建筑维护等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和企业事业占用的古建筑情况也不容乐观,古建筑的产权归属问题以及占用主体的保护能力和意识等都影响着古建筑的保护。有些古建筑的使用单位与产权单位权利义务分配不清晰,占有使用单位只使用不维护,而所有单位因未使用、受益而对古建筑不闻不问,古建筑实质处于无人负责的状况。另外,有些被占用的古建筑被用作办公场所,一般不对外开放,剥夺了民众接近和消费古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权利。

(三)过度商业开发破坏古建筑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国家文化保护经费有限的大前提下,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必然要依靠自己的经营开发来创收,以此解决一部分维护的经费。有些古建筑被管理机构作为商业场所来经营,有些则出租或承包给第三方的商业主体。以文物养文物,以古建筑养古建筑,这是我国及世界各国所提倡的文物保护方式。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可以在维持古建筑原有风貌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商业开发与保护模式。但有些古建筑的过度商业开发对城市古建筑的保护造成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如丽江古城本是一片风景秀丽的宁静之处,后因酒吧等的入驻,侵扰了这一世外古镇原有的安宁。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凤凰古城、西塘、周庄等地,虽然古建筑的外壳被保存了下来,但是文物古迹的那种精神文化氛围,早已不见了踪影。超负荷的旅游开发破坏历史文化空间,不合理定位改变了历史地段环境。

(四)旧城改造致大量城市古建筑被拆除城市古建筑是一座城市的重要标志。单霁翔曾就旧城改造对古建筑的破坏指出:“一些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无所顾忌地大拆大建,……致使一批批文物古迹被摧毁的同时,一些历史街区也被摧毁”[7]。现在有些城市把“拆”成为城市建设的第一步,将见证城市发展的传统建筑及历史街区拆除,使得历史街区、历史城区和历史性城市的整体风貌被破坏。有媒体甚至将北京旧城区的胡同和四合院逐渐消失的情形,称之为文化自杀,“正把自己伟大的文化变成平庸”[9]。还有一些历史性城市打着尊重历史的幌子,将真文物拆毁,制造一些假的文物和古董,以发展旅游的名义拆旧建新。全国各地陆续出现拆除古建筑,新建仿古街的运动,一些独具特色的传统街道被改造成为失去真实历史价值与信息的假古董。还有些城市以保护利用为名,将历史街区内的传统民居拆除,保护性破坏屡见不鲜。吴良镛的胡同有机更新模式尽管在学术上取得极高的成就,实践上却没有得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推广。旧城改造中的大规模拆迁,将一个城市最有特色的古建筑一扫而光,就像一把理发剪刀推过,只剩下光突突的头皮。

三、城市古建筑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

面对被损毁的城市古建筑,要做的不仅是哀叹与惋惜,更要痛定思痛,找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从而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能够更好的对症下药。现阶段我国城市古建筑保护不力的原因主要有:

(一)保护意识薄弱、管理意识不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仅仅依靠文物保护行政机关的力量,来完成整个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几乎不可能的,需要其他机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更需要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从世界的角度上来看,凡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行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其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是相对较高的。而国内的文化遗产事业的难点和关节点,也在于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不可否认,中国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所提高,保护成效也初步显示出来,但近来因文物保护意识不足而引起的文物破坏案件却时有发生。近年来有不少的文物保护单位遭受破损的事件,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建设施工单位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未进行报批就擅自动工建设,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受损,如临汾古城墙被毁事件;云南大理为修路拆毁唐代古城墙,致龙首关遗址被毁等。一部分是因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者管理者保护意识不足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的损毁,如拈花寺偏殿着火,与产权所有单位与使用单位管理不当,未能将建筑物按照文物保护行政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古建筑的保护管理机制不健全,多头管理及管理缺失现象并存根据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金瑞国、刘赪娜、张寄所做的调研报告《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调研与分析》,除文物部门以外,还有不少于20个部门在使用和管理着文物保护单位,以宗教部门最多。在由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中,设有专门机构和没有专门机构管理的比例约为7比3。各省(区、市)非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比重不尽相同,其中(64.81%)和北京(57.99%)达到半数以上。由文物行政部门在每处文物保护单位设立现场保护的机构,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由于文物保护经费有限,且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不断增长,操作起来显然不太现实。另外由于历史原因,许多不可移动文物在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前,就由其他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占用,有专门的管理和使用单位,这使得在每一文物保护单位设立文物行政部门的管理机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对于产权或使用权不属于国家文物行政部门这类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是与文物行政门签订“文物保护协议”。然而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文物行政部门的职权使其不能落实协议内容的履行。文物保护单位往往成为所有和使用者的部门利益,从而不能对文物进行法律法规所要求的保护造,破坏时而有之。

(三)具体保护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在文化遗产问题上,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制定和贯彻管理法规与标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全国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设区的市、自治州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划定保护范围。由于申报时保护范围未能完全确定,一年的时间给相关的利益者留下了可乘之机,给现实操作带来许多的麻烦,并造成保护范围内的其他历史建筑受到破坏。此外,有些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确定之后,也不能按照法定的保护范围的标准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管理,使保护范围成为一纸空文。如保护范围内不法违章建筑物未能及时清理,城市规则及其他重大工程项目未考虑已经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的保护范围等。

(四)旧城内历史建筑产权不明确由于历史原因,旧城内的居住人口往往严重超过适宜数量,建筑大都显得拥挤破败,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便是如此。为了保护好这些传统的历史文化建筑,政府部门一方面有责任引导和帮助古建筑占有与使用主体对它们进行保护、更新和维护,在保存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改善旧城内的市政公共设施和居住条件,使得其适合居住;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古建筑内的居住人口数量,针对部分居民缺乏维护保养的能力与动力的情况,将旧城内的居民迁出或者进行置换,将想居住进胡同及四合院且有维护能力的主体引进来,而将欠缺维护能力且想迁出去居民迁出去。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旧城内古建筑产权的明晰化和长期化,并且允许古建筑在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现在旧城内古建筑产权具有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有些古建筑被十几甚至几十个家庭所占有,无法正常的居住与生活,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适当的维修与保护。另外,旧城内的古建筑因面临改造与更新,随时可能被拆迁,产权的不稳定使得现有的主体缺乏维护的动力,外来的主体也没有购买意愿,古建筑的交易流转不顺畅。

(五)过分注重商业价值,开发利用不规范国内经济发展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文化遗产消费的需求,使得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突显出来。然而,商业价值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展,但这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频繁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如重利用轻保护,重经济价值轻文化价值等。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热点文化遗产事件,都与古建筑的保护利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如西湖旁边建会所,公园内古建筑中的高档餐厅等。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带动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从而产生经济效益。有学者说文物保护“尤其是要慎谈利用,国外谈得较多的是保护,不谈或者很少谈利用;而在中国的经验里,是不仅要保护,还要利用;所谓“充分保护适度利用”,但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六)文物保护法及城乡规划法规定不完善程序性规定欠缺。我国文物保护法将城市古建筑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三个层级进行保护,但是却没有将三个层次的保护责任主体及保护程序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定。文物法将历史街区及历史名城保护的具体规定授权国务院制定条例进行规范①*,而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审批由城市建设部门主管,仅在审批和实施监督阶段征求文物保护部门的意见,没有充分发挥文物保护部门在文物保护中的专业优势。国外与此相关的审批和监督职能是由专业性委员会来负责,这样的制度设计一方面限制了某些行政首长个人决断权,防止个人意志对城市古建筑的破坏;另一方面专业委员会由文物保护相关专家及在文物保护事业中有影响力的市民代表组成,能充分发挥专家的专业优势与市民代表的积极性,通过市民代表反映其所代表的群体的意见,充分维护不同主体的利益。其次,我国文物法第24条规定国家所有文物保护单位不能作为企业资产进行经营②*,因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给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如何解释这一条文,专家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性质是文化遗产,是国家的文化资源,而不是经济资源,它对社会要起的作用,是为社会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而不是创造物质财富,它是文物资源不是经济资源,把盈利作为目的,把它变成经济资源了,以赚钱为目的了,是不对的。”因此,不能作为经营性资产应当指禁止将文物的经营权进行转让等经营活动;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里所说的不能作为资产经营,应当是指不能作为企业等经营性主体的经营性资本,不能作为将来发生债务时的担保财产。因法律规定的模糊,在实际的遗产保护与经营管理活动中,有些单位将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产的一部分,“由旅游公司来兼并文物保护单位,以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名义将文物资源作为普通资产纳入企业进行市场化理和经营”;有些单位将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价入股,进行所谓的“强强联合、捆绑上市”通过文化遗产的经营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在我们为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能否作为经营性资产争论不休时,如果将眼界放宽,通过对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进行考察分析,就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例如,法国政府将国内著名的一百多个著名的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为古建筑遗产)交由法国古迹信托来经营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次,我国的城市规划法中与城市古建筑保护的规定不完善。1990年的城市规划法虽规定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传统风貌①*,但在涉及旧城市规划时,却提出了旧区改建的城市建设、发展方式②*,在旧城区古建筑保护制度中存在法律漏洞。城乡规划法也指出规划的制定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和传统风貌③*,且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但仍然有旧城区改建的提法,城市规划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允许旧城范围内的拆迁和危房改造④*,这一制度上的缺口,时时被开发商和城市管理者所利用,造成古建筑被保护性破坏。除了保护意识不科学外,与国外的规划法相比,我国规划法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古建筑的保护作用有限。(七)行政执法力度不足执法不严,一直以来是倍受学者和大众诟病的中国司法现实疑症,也是造成中国法律执行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具体到古建筑保护的执法力度来说,一是相关立法不够具体,执行性不强;二是执法队伍建设不完善;三是各级政府不够重视,四是文物执法经费紧缺等。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当地政府是否重视、支持文物保护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文物保护状况的好与坏。少数领导干部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当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尤其是与旅游开发发生矛盾时,往往是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被忽视。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旦遭受破坏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何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健全执法机构,加大执法督察力度是当务之急。

四、国外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的借鉴

当我们置身于西欧古城之中时,往往被他们那富有深厚文化气息的,保存完好的城市古建筑所折服,不得不对这些城市管理者与市民的城市古建筑保护理念与制度表示由衷的钦佩。尽管英法两国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不相同,但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遗留下了大量的城市古建筑文化遗产,在面对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历史古建筑保护的问题时,他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去借鉴。

(一)保护程序清晰、主体职责明确,相关制度可操作性强英国的《1990年登录建筑及保护区规划法》,在制度上不仅涵盖了事前认定,事中维修与保护以及事后补救等整个登录建筑的保护过程,而且明确规定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和办事程序⑤*,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更好的保护登录建筑与保护区内的古建筑。如对登录建筑的保护对象的确定规定了清晰的程序,且指定了明确的责任主体。如规定了提供名单者、审批者及其权限、技术咨询机构及其程序、保护对象的内涵、保护对象的管理责任部门、保护对象的记录文件形式、保护对象管理责任部门的具体责任以及特殊情况的处理等,皆有较明了的规定。

(二)特别重视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除了在登录建筑的认定与保护上的严格程序性外,英国1990年法在各个环节上都规定了类似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体现了实施措施的科学合理性。如在第一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在汇编、审批和修改之前,国务大臣应向有关方面进行咨询,如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古迹委员会或其他专业知识的公众及团体。⑥*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古迹委员会由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是一个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咨询机构,它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问题作出科学的建议和方案,来为登录建筑的保护提供基础技术服务。法国的古建筑的专业咨询机构有历史古迹国家委员会、遗产和景观大区委员会、历史古迹总建筑师、法国建筑师等,这些专业咨询机构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具有决定权,许可和决定下达之前必须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以他们的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

(三)注重多种手段的相互配合英法两国均注重综合使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来达到立法目标,尤其是经济手段的运用。英国1990年法包含了多种经济的激励手段,如通过提供拨款或贷款,解决部分或全部的历史古建筑保护费用①*;为维修和保养提供财政补贴或贷款等经费支持②*;设立土地收益补偿制度③*;实行有条件拨款制度④*等。法国鼓励非政府组织出资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这些捐赠者可以享受相当比例的税收优惠,个人捐赠数额的66%可以从应纳税收中扣除,企业可以享受捐款额60%的营业税优惠。此外,政府十分注重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财政投入。2013年法国政府文化遗产保护预算7.76亿欧元,其中历史性建筑保护3.22亿欧元。

(四)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法国约有352个服务于文化领域的基金会,其中31%与建筑遗产保护相关。1996年由14家法国知名企业发起成立的“文化遗产基金会”规模最大,其主要有三种运作方式:对维修工程进行直接资助;帮助遗产所有人向社会募集资金;颁发可享受一定的税务优惠政策“遗产基金会标签”(财政部唯一授权的非政府组织)。2008年,该基金会对一千八百多个项目提供了帮助,总金额达1.3亿欧元,收到捐款一千多万欧元,颁发“遗产基金会标签”1029个,为法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起了重要作用。法国现有6000多个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协会,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国家建筑和遗址保护协会联合会”,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和出版有关文化遗产的著作等,服务全法国3500个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同时其还协同“法国老房子协会”、“古宅邸协会”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协会举行全国大会,大会由文化部长主持,为非政府组组织性质的协会与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之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提供对话的机会。协会在地方上的作用非常显著,在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上起到了监督作用。

(五)注重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英法两国均注重发挥“规划法”对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法国城市规划法与文化遗产保护法是城市古建筑保护领域重要的两部法律,对于城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城市规划法主要是为了调整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历史建筑保护与人们生活需要满足之间的矛盾的一部法律,一方面强调对历史街区进行长期规划和整体保护,另一方面规划制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甚至于对单个建筑的保护都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规定,对不遵守规划而破坏原有建筑物和整体景观者进行严惩。

五、结语

古城文化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114-03

一、 文化景观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文化景观所涉及的“整体环境”,不仅仅是指实体的环境,更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非物质的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在一个更为广大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研究问题。第二,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核心是“人和自然的共同作品”,其强调的价值在于文化和自然之间、在于人和环境之间深刻的长期的相互作用。在文化景观的视野下,人们创造场所的意识形态、日常的生活方式、传统,以及丰富的生活文化场景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第二个子类——有机进化的景观,表明文化景观是动态的、演变的、有文脉地脉的;第三个子类——关联性文化景观,则重点关注非物质性的,与自然因素相关,具有强烈的宗教、文化或艺术性质的价值。动态的、持续演进的概念为遗产地的保护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优秀的历史遗产不应凝固,而应在发展中成为一部持续的活的生活史。非物质性价值的引入,则要求我们不能忽视人和自然之间独特的精神联系。

概括而言,文化景观方法论包括整体观、动态观、强调独特的人地关系等内容。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古城旅游开发中,文化景观方法论有着显著的启示意义。

二、 文化景观视野下我国古城旅游开发的再审视

(一)文化景观方法论于古城旅游开发

在性质上,古城与文化景观两者之间存在显然的可比性,古城是一种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是一种文化景观,因为它正是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物质性,由人类在持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条件下创造而成的,是“人和自然的共同作品”;在内容上,文化景观所关注的要素与古城旅游开发所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大程度的重合,都涉及街市的肌理、建筑的形制、植栽的树种与方法、水系的形态与功能、生活方式、传统作业、活动的场景和意义等方面。可以说,在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领域中,文化景观的所有方法论要点在古城旅游的开发上都是适用的。

(二) 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整体观的失控——对古城价值的认识存在偏差

对于古城价值认识上的偏差是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存在的首要问题,对于实物遗存的片面关注导致了古城旅游开发在整体观上的失控。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实践中的“整体保护”,往往是指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古城的全部价值都被放在了具体的“实物遗存”上,相应地,这样的认知导致了在旅游开发中仅将建筑或格局一类的实体性要素作为旅游的吸引物,游客看到的古城变成了一种博物馆式的景观。文化景观方法论强调对非物质环境的关注,对应于古城的价值,非物质环境体现在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态、风俗、信仰之中。对于非物质性价值的忽视,正是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对于古城价值认知的偏差所在。

2.“特色”的误读——旅游开发的着力点偏离了古城文化的核心

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已经开始自觉地寻求自身的特色,而在实际操作中,“特色”往往被等同于“新鲜”。新鲜的建筑细节、新鲜的风味小吃、新鲜的“原住民”服装,人们感受到的仅仅是没有内容的视觉特色罢了。

文化景观方法论强调独特的人地关系,同样的,不是环境,也不是人,而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古城深厚的文化价值。这种“关系”是古城文化的核心,是古城自身的特色所在。旅游开发抛开内在的文化核心而向外在的表现形式寻求“特色”,无疑是竹篮打水。

3.动态观的缺失——忽视了古城自身演进、变化的需求

文化景观强调遗产地的持续演进,认为古城的文化价值不应凝固不前,而应在不断演进的人地关系中传承下去。但在我国古城旅游开发的实践中,古城的价值似乎停止了累积,人们看到的永远是古城的“曾经”。这些“曾经”包含着的是古人聚落随时间演化而形成的场景,没有后继生活形态的叠加,古城在后世只会以木乃伊的姿态出现,没有灵魂和活力。古城不是化石,而是一部持续演进的生活史,无视古城自身发展的旅游活动将成为断送古城未来的元凶。

三、 古城旅游开发的新思路

(一) 整体观

1.古城价值认知上的修正

在文化景观的视野下,古城不仅仅只是一座“城池”,更是特定文化族群在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所创建的生活样式。古城的整体环境不仅仅涉及简单的物质维度,还涉及文化和社会的维度。对于物质维度上的古城价值已无需多加强调,因为对于“实物遗存”的保护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需要修正的是对文化和社会维度上古城价值的认知,非物质性价值必须被纳入到古城价值的范畴里。这些非物质性价值包括古城居民的生活方式、驱动人们创造场所的意识形态以及体现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场所精神。

2.旅游开发中的整体观

古城文化论文篇(4)

2.结果分析通过将城址区分布图与高程、坡度、坡向分布图叠加分析,叠加得到统计数据,得到分级表,表中数值为各活动区面积所占城址区比例,现列表如下:通过上表,再通过和老司城周边整体地形对比,可以得出:土司活动区高程主要分布在280~308m之间,而平民活动区则各个高程段都有分布;坡度分布上,土司活动区小于5度的平坦土地多于平民活动区;坡向分布上,土司活动区阳坡比例远高于平民活动区。这说明,土司作为统治者,可以优先选择优质土地资源作为自己的活动区;而平民没有选择权,尽管环境较差,只要能够生存,便可以居住生活。

二、地形因子与生态文化耦合机制研究

湘西老司城选址在崇山峻岭之中,生态环境脆弱,不利于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资源利用便利度也远低于平原地区,其传承的生态文化理念与当地地形因素高度契合,做到人、建筑、自然和谐统一,这种耦合机制至今仍值得研究。从建筑地理分布上看,由于土司的政治诉求、军事防御等原因,老司城虽选址在群山峻岭之中,但中心城址分布在河谷山麓地带,地势较为平坦。土司活动区分布主要集中在一两个高程段,坡度较缓,向阳坡较多,建筑分布暗含传统的风水思想,而平民活动区更多的考虑生产生活需要,如临近水源,多个高程段都有分布。

从人工改造当地自然地形环境上看,老司城所属区域为中地山地貌区,坡度大,人工建筑容易引起相关地质灾害,而老司城城址很好地规避了这一问题。注重保护山体肌理,城址轴线与房屋走向顺应山体等高线走向,大弯就势,小弯改直,减少破坏。土司活动区虽有一定的土地整治工程,但主体建筑依山就势高低错落分布,形成的台阶状平台不但没有损坏山体肌理,减少了土方工程量,且层层跌落,更显示出土司的政治权威。

从合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上看,老司城选址在灵溪河边,利于生产生活用水,房屋建筑多以向阳坡为主,利于采光。背靠福石山脉,并有较为发达的城内外交通体系,便于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支撑当地经济发展,且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遵守适度原则,以山、水为邻为伴,共生发展,以老司城为依托,创造了湘西土司近600年的盛世。

古城文化论文篇(5)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全球化问题日益凸显,并引起学者的关注。全球化对旅游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交通、信息等产业的发展,在心理上缩短了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的距离,使游客出行更加便利;另一方面,全球化冲击了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文化,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造成较大影响。但全球化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仍然缺乏相应的理论解释。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GeorgeRitzer)在《虚无的全球化》中建立了“虚无(nothing)”与“实在(something)”的理论框架,用“虚无”与“实在”作为分析全球化的理论工具。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虚无’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生活的特征,并从消费领域的购物中心、连锁店、快餐饮食等,扩张到社会的其他领域”[1]。在旅游领域,全球化带来的便利性促使游客大量地进入旅游目的地,从客观上促进了“虚无”的扩张。但旅游领域又不同于纯粹的消费领域,旅游者追求的是异质化体验,相对“实在”的地方性是旅游目的地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旅游目的地中“虚无”与“实在”的相互作用关系应更为复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大研古城,自旅游发展至今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是较为成熟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和游客的大量进入使古城吸纳了越来越多非本土的“虚无之物”,这加速了古城原生文化的变迁,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是古城酒吧。然而,现在的古城酒吧却成为丽江旅游符号之一,并集中体现着古城的旅游文化,从这一层面讲,古城酒吧又是相对“实在”的。古城酒吧这种“虚无”与“实在”的转换和交织体现了丽江古城文化变迁的特征。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古城文化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虚无”与“实在”之间如何转换?转换的表征有哪些?促使其转换的动因是什么?等等。这些是本文需要探究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研究是一个逐渐探索、逐步深入的过程[2-4]。最初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批判上,较有代表性的是国外学者格林伍德(Greenwood)的观点,他认为,当地传统文化变成了商品化的旅游吸引物。我国学者如王宁等也指出了旅游开发导致的民族传统文化舞台化、商品化、庸俗化以及民族文化价值观退化的现象[5]。随着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旅游并不是目的地文化变迁的唯一因素,现代化浪潮下,目的地文化变迁往往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过程[6]。而旅游有时甚至可以发挥积极作用[7],如旅游可以促进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强化当地的民族意识等[8]。已有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如探讨节日符号在民族旅游开发中的运用及问题[9];二是运用理论解释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如应用比较文化理论分析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变化机理[10]、运用人类学中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分析当地民族文化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变迁与重构[11]等。其中,以丽江大研古城为案例地的研究也较为丰富。旅游发展对古城纳西东巴文化的影响[12,13]是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如有的研究深入分析丽江旅游开发对当地的生活文化、东巴文化、纳西古乐以及民间音乐、歌舞和手工技艺等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14];也有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主城功能的转变、社会网络的变迁和文化的涵化3个方面[15]。除了说明文化变迁现象,也有一些学者对古城文化变迁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其中引用较多的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分析丽江古城纳西族群文化,来探讨旅游场域对族群文化变迁所产生的影响[16]。尽管目前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研究日渐多元化,但很少研究能依托某解释力较强的理论框架而建立系统、科学的研究体系。笔者虽长期致力于相关研究,也对旅游对目的地文化变迁、族群认同、族群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理论突破依然不足。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出发点,也是本文无意于详述有关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①而旨在尝试运用新的理论解读目的地文化演化的缘由。对于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丽江大研古城而言,酒吧既是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接待设施和服务设施,也是一种重要的旅游吸引要素和旅游文化要素,是一种旅游文化“场域”。本文将通过对丽江古城酒吧“虚无”与“实在”的研究来探讨古城文化变迁,从“虚无地点”、“虚无人”、“虚无产品”和“虚无服务”这4个层面进行分析,并从旅游发展的角度解释目的地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以丽江古城的地方性经验为全球化理论提供本土化知识与经验。

2理论与方法

2.1关于“虚无”与“实在”理论Nothing,即“虚无”,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在《虚无的全球化》中对消费领域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虚无”指的是一般由集中创立、控制并且比较而言缺少有特色的实质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形式。“虚无”又可以细分为“虚无地点(non-place)”、“虚无产品(non-thing)”、“虚无人(non-person)”和“虚无服务(non-service)”这4个亚类。“虚无地点”往往指缺少本地地理联系的、可任意复制的流动空间;“虚无产品”代表一般的、经过集中设计并重复生产的、缺乏独特性的东西;“虚无人”指那些提供表演或服务的人,他们所说所做都是照本宣科并经过设计的;“虚无服务”指顾客得到的服务与体验往往是无地点特征、无时间特性而又基本相同的。与“虚无”相对的概念为“实在(something)”,即指一般是由本地创立、控制并比较而言富有独特的实质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形式,它同样包括“地点”、“产品”、“人”、“服务”这4个亚类。乔治•里茨尔指出,虽然作为一个二分法提出来,但这包含一个从实在到虚无的序列。趋向于这个序列虚无一端而存在的现象,也可以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少个性的;而在这个序列实在一端的实体,是高度个性化的。为了更具体地描述实在与虚无序列,乔治•里茨尔将其分成5个次序列,其中,靠近“虚无”这一端往往与一般的、缺少本地联系的、相对无时间特征的、去人性化的、无魅力的相联系(见表1)。乔治•里茨尔界定了“虚无”与“实在”的内涵,并进一步指出了“虚无”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全球化”是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全球性传播和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意识的普遍增长。可以说,全球化为“虚无”提供了扩张的土壤,而“虚无”的扩张又促进了全球化的形成。乔治•里茨尔认为,尽管全球化意味着高效率、低成本,但全球化同样带来了“虚无”的扩张,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实在之物”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实在”与“虚无”的此消彼长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虚空[1]。这种观点延续了其之前几本著作(《社会的麦当劳化》[17]、《让祛魅的世界再着魅》等)的思想。张墩福总结了乔治•里茨尔在消费社会学研究中的几本著作,并指出其可能忽略了地方消费实践和消费者的多样性,从而使结论过于概括化[18,19]。乔治•里茨尔提出“虚无”与“实在”概念之后,对其进行了发展,但在旅游及相关研究领域尚未引入。乔治•里茨尔在研究中多次引用迪士尼乐园案例,迪士尼乐园虽然全球化扩张(美国、法国、东京、香港),但无论在世界上哪一所迪士尼乐园,游客的感受近乎相同(虚无地点),游客所购买到的旅游纪念品都是统一大批量生产的(虚无产品),游客所见的迪士尼人物、它们的表演也是完全程式化的(虚无人、虚无服务)。由此可见,乔治•里茨尔在提出“虚无”与“实在”概念时因得源于对主题公园的分析,这已经隐含了这对概念能够适用于研究其他旅游领域[20,21]。

2.2研究过程和方法研究过程中进行了两次实地调查,第一次调查的时间为2009年7月,共计13天,主要了解丽江大研古城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次调查的时间为2010年4月,共计10天,主要调查丽江大研古城酒吧发展状况。两次实地调查共历时23天,期间主要运用了访谈法并结合观察法搜集资料和信息。其中,访谈法主要采用半结构化的方式,预先设定好标准问题和开放性问题,再根据访谈对象的反馈追踪提问。两次实地调查被访谈者总计53位(见表2),调研过程中根据访谈对象的类型对其进行编号①,主要的访谈对象有丽江大研古城内的酒吧老板(B)、酒吧员工(E)、酒吧客人(C)②、游客(T)③、古城管理人员(M)和本地居民(R)。通过对酒吧老板、酒吧员工的访谈了解古城酒吧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历程,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酒吧的成立时间、规模、发展历程、经营现状,酒吧老板和酒吧员工的来源以及其对古城酒吧发展的态度;通过对酒吧客人的访谈了解游客对古城酒吧的感知和满意度,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酒吧客人泡吧的动机、对古城酒吧服务的感知以及对丽江艳遇的态度;通过对古城管理人员的访谈了解丽江旅游的发展概况以及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古城旅游发展历程、古城酒吧发展历程、古城酒吧管理条例等;通过对古城居民的访谈了解古城原生文化和居民对丽江旅游发展和文化变迁的看法,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古城原始的文化习俗、旅游发展对其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

3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丽江大研古城文化演化及酒吧发展

丽江大研古城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始建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中心。丽江旅游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6年,丽江古城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云南省政府对滇西北进行旅游规划,丽江旅游业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当年游客量接近22万人次;1996年丽江县发生7.0级强烈地震,古城内部分建筑被摧毁,丽江抓住震后重建的契机,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恢复打造大研古镇;199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正式批准将丽江古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游客量迅速增至173万人次。丽江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之后,旅游业蓬勃发展,至2009年,丽江市游客量已超过750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88.66亿元④。旅游业已经由小变大,成为丽江市的支柱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也成为丽江古城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

3.1丽江大研古城的文化演化丽江旅游业发展之前,大研古城的主体文化主要是纳西东巴文化以及茶马古道商贸文化。这源自古城近800年的历史积淀。丽江大研古城初建于宋末元初,在明朝木氏土司时期形成基本格局,木氏土司在此期间世袭知府,纳西族人世居此地,并形成了纳西东巴文化。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滇藏之间茶叶贸易加强,丽江地处滇、川、藏三省交通要冲,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商贸的繁荣使丽江古城逐渐形成了茶马古道商贸文化。纳西东巴文化和茶马古道商贸文化是古城原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丽江旅游发展的文化基础。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旅游业迅速发展。伴随旅游业的崛起,丽江引发了各类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些媒体开始宣扬丽江新文化或旅游文化。2002年,《新周刊》以“你丽江了吗”为封面主题做了一期杂志;2003年,《丽江的柔软时光》出版,介绍并宣传丽江舒适慵懒的生活;2009年,《踢踢兜丽江之恋》中的那句“趁年轻,去丽江”让很多年轻人渴望在丽江邂逅。可见,古城的文化形象逐渐发生了转变。“2005年以来,丽江在民间话语成了‘艳遇之都’而不再是一个‘古王国’,丽江古城被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不是‘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而是‘家家流水,户户垂柳’和‘休闲娱乐’。”[27]体现了旅游发展背景下古城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及由深厚流传到休闲娱乐的转化。丽江旅游刚兴起时,古城的古朴和清幽吸引了一批追求“品味、浪漫与品质生活”的外地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在丽江边开店边享受古城生活,古城也因此逐渐被赋予了“小资情调”。“小资情调”是一种生活品味,它在前卫与时尚中,品味着生活中的浪漫情怀。随着“小资情调”在古城内的蔓延,与“小资情调”相对应的小资文化也不断凸显。此后,丽江旅游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古城,小资情调渐渐变了味道,游客们开始刻意地寻求偶遇,也就是现在颇为流行的“丽江艳遇”,为艳遇而旅游又使得当初的小资情调庸俗化。旅游发展过程中再生产出的小资文化与庸俗小资文化是丽江旅游文化的新成分。因此,丽江旅游业的发展使古城文化内涵及构成发生变化。一方面,它稀释了古城原生文化,现在的纳西东巴文化和茶马古道商贸文化已经成为丽江旅游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又丰富了原有的古城文化,再生产出的小资文化与庸俗小资文化成为古城旅游文化新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旅游发展背景下,丽江古城原生文化和旅游文化相互交融,并形成了原生文化、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多元共存的状态(见图1)。

3.2丽江大研古城酒吧发展历程及现状古城酒吧是丽江旅游特色之一,并代表着古城的旅游文化。它的发展历程是古城旅游发展和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

3.2.1丽江大研古城酒吧发展历程丽江古城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旅游吸引力日渐增强。不少外来游客来到丽江,并喜欢上了丽江幽静、慵懒的生活,于是有人在丽江古城的新华街自发地开起了小茶吧。之后,小茶吧演变成了小酒吧。据调查,1996年,丽江大研古城出现第一家酒吧———樱花屋,当时的樱花屋也只有两间门面的规模。酒吧相对于古城是缺乏本地联系的,表现出了“虚无”的特征,可以说,酒吧的出现是对古城原生文化的稀释。随着丽江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到丽江旅游的游客逐年攀升,丽江旅游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丽江酒吧也逐渐成长为一种产业。2002年后,古城内酒吧业不断扩张,特别是在古城西环境清幽的新华街,临河而筑、傍水而开的酒吧逐渐有了规模,并于2004年开始形成了今天的酒吧一条街。除酒吧一条街上的大酒吧①以外,还有很多小酒吧②散落在古城各处。酒吧规模化发展体现了“虚无”的扩张,但古城酒吧在扩张的过程中又不断增添本地元素,目前,丽江的酒吧一条街已经成为古城内的一大特色,诠释着丽江古城的新旅游文化。由此,丽江大研古城酒吧的发展可大致分为萌芽和扩张两个阶段:萌芽阶段从1996年持续到2002年,以出现第一家酒吧为标志,酒吧多为一两间门面的规模,酒吧数量也较少,以休闲为主;扩张阶段从2002年开始至今,以形成酒吧一条街为标志,酒吧规模增大,多数酒吧开设分店,酒吧数量增多,娱乐和艳遇是其主要特色。丽江大研古城酒吧的发展历程反映了“虚无”的不断扩张。

3.2.2丽江大研古城酒吧发展现状目前,新华街酒吧一条街位于新华街翠文段和双石段,共有酒吧27家。通过实地走访和调研,本文整理出酒吧一条街27家酒吧的字号、位置和大致经营规模(见表3)③。其中,规模较大的酒吧是樱花屋、一米阳光和千里走单骑。樱花屋是古城区内最早的一间酒吧,1996年创立时只有两间门面④,2002年扩建至今天的16间门面,可同时接待600位客人,员工近百人。一米阳光酒吧开始于1999年,现在已经有4间分店。千里走单骑创立于2005年,目前在酒吧街共整合出3个分店。这3大酒吧的规模占整条酒吧街总体规模的60%以上,且这3家都成立了各自的公司,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除酒吧外还经营餐厅、客栈、休闲会所等项目。相比于这3家酒吧,酒吧街上的其他酒吧相对较小,但经营规模都在两间门面以上,一般酒吧的员工数在20人左右。在经营内容方面,所有酒吧都提供餐饮和酒水,并配有音乐和民族歌舞表演。晚上8点钟左右,整条酒吧街充斥着喧闹的音乐以招徕游客。总体上讲,酒吧一条街上的酒吧,经营规模大小不一,但经营的内容和方式大致趋同。除酒吧一条街外,五一街、七一街等街区也有很多小酒吧,比较出名的如“我在丽江等你”、“38号”。这些小酒吧规模都比较小,且多数离古城中心四方街较远,客人较少,但氛围更亲和、交流更充分,客人们围着火塘听歌手唱原创歌曲,而酒吧的主唱歌手也往往就是酒吧的老板。因此,在经营方式上,小酒吧与大酒吧风格迥异。一位在丽江开客栈的老板(S01)说:“大酒吧在(晚上)11点半以后就不能放音乐,12点多也就关门了,(大酒吧)关门后大家就转移到小酒吧,在那里可以泡到两三点,通宵也可以。”可以说,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小酒吧都可以说是大酒吧的一个补充。总体而言,丽江古城酒吧形成了以集中布局的趋同化大酒吧为主体、以分散存在的个性化小酒吧为补充的格局。

4酒吧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虚无”与“实在”

酒吧是一种全球化浪潮下的舶来品。因此,酒吧相对于丽江古城是缺乏本地地理联系和独特性的“虚无之物”,但丽江古城的酒吧经过经营者与游客的再生产,已经成为丽江旅游符号之一。“无论是大酒吧还是小酒吧,都是丽江的特色,来一次丽江,当然都要去看看。”(T07)访谈中近70%的游客也都表示“早就听说过丽江酒吧”、“一定要去看看”。古城酒吧经过文化再生产后变成另外一种“实在”,它是丽江旅游文化的代表,并集中体现着旅游文化中的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可以说,丽江古城的酒吧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虚无”的,而相对于古城旅游文化又是“实在”的。

4.1酒吧“虚无”与“实在”的表征分析

4.1.1酒吧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而言是“虚无之物”古城酒吧作为一种虚无的流动空间最先出现在新华社区。酒吧出现之前,“古城没有多少游客,新华街那边都是居民住的地方”(S06)。1996年,古城新华街翠文段出现第一间酒吧。新华街沿古城西河而建,环境清幽,此后又陆续有几间酒吧选址在新华街,并逐渐形成了规模效应。现在新华街翠文段和双石段的大部分门面都是酒吧,这条街也因此被称为“酒吧一条街”。在受访的16位游客当中,所有游客都听说过酒吧街,其中81.25%的游客知道酒吧街在哪里,但听说过新华街的游客却只有两人(T01、T02)。可见,新华街的建筑功能已经由本地社区完全转变为酒吧街,新华街的传统街名和历史街区形象在游客和酒吧经营者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被模糊。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新华街的这种转变过程是体现在“地点”方面的“虚无”。而在“虚无地点”中又蕴含着人、产品和服务的“虚无”。首先,本地纳西人大多已迁离新华社区。据新华街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新华社区大部分本地居民都已搬出古城,并将自己的房屋出租给酒吧经营者,目前酒吧一条街27间酒吧的经营者①都不是丽江本地人。酒吧内的歌舞表演人员也都来自外地,“他们都是一个表演团的”、“都不是本地人,但是会跳本地舞蹈”(E02)。此外,在酒吧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尽管有一些是纳西族人,但他们都穿着同样的服装接受着统一的训练,无论是在酒吧外面招徕顾客,还是在酒吧内为客人提供服务,其言行举止完全都是预先设定好且经过职业训练。酒吧经营者与表演者缺乏本地地理联系,酒吧服务人员去人性化的工作方式,这是体现在“人”方面的“虚无”。其次,酒吧里提供世界各地的美食,任何地方来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家乡风味”,当然古城酒吧也提供丽江本地的特色小吃,但很少有客人会选择地方小吃,“(地方特色小吃)路边老婆婆那里几块钱就买到了,这里又贵又不正宗”(C11)。因此,西餐与洋酒仍是古城酒吧最主要的产品,这是体现在“产品”方面的“虚无”。再次,酒吧所提供的服务和体验也往往是不真实的。酒吧一条街上的酒吧每晚都会有歌舞表演,与纳西族传统打跳不同,这些表演由专业的表演团队负责,表演的内容有民族舞蹈也有流行歌曲。一些酒吧客人表示“这跟我们家那边的Disco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C04)。这些表演缺乏丽江古城的本地联系,游客所感知到的这种无地理特征体验是体现在“服务”方面的“虚无”。总体来讲,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古城酒吧在“地点”、“人”、“产品”和“服务”上都缺乏丽江本土特色,它是一般的、缺乏地方特征以及无魅力的,处于“实在—虚无”序列中偏向“虚无”的一端(见图2)。

4.1.2酒吧相对于古城旅游文化而言是“实在之物”尽管酒吧的出现和扩张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一种“虚无”,但古城酒吧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一面。它与古城四方街、大水车一样,是游客必去的“古城一景”,“即使不泡吧,也要到酒吧街上感受一下那种氛围(T07)”。首先,古城酒吧代表着丽江的小资文化。酒吧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它的内部装饰和所要传递的整体氛围都是“富有情调的”。萌芽阶段的酒吧规模不大,较为安静,在酒吧里聊天、听歌、品酒,享受丽江的幽静,是一个“绝妙的好去处”②,这样的酒吧可以被形象地称为“小资酒吧”。“小资酒吧”符合都市小资的生活理念,它与丽江古城相结合,成为丽江旅游的一大特色,是相对于古城小资文化的“实在之物”。其次,酒吧作为“制造艳遇的空间”是庸俗小资文化的集中体现。“都说丽江是艳遇之都,但不是待在客栈就是在街上瞎逛能有什么艳遇?后来我想明白了,想要艳遇就得去酒吧(C07)”;《丽江的柔软时光》中也有一章专门描述“艳遇酒吧”。酒吧经营者为迎合游客需求,不断地扩大酒吧规模,并且特意去制造“艳遇”的氛围引导游客寻求艳遇[22]。樱花屋酒吧内挂满了具有诱导性语言的标语,如“全世界一切美女都是纸老虎”。这样的酒吧可以被称为“大众酒吧”,它们逐渐成为复制艳遇的场域,传递着庸俗小资文化。由此可见,古城酒吧是丽江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的典型代表。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尽管不属于丽江古城原生文化,但却是古城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相对于古城旅游文化,古城酒吧是具有独特性的“实在之物”。古城酒吧既有“虚无”的一面,又有“实在”的一面,这反映了旅游发展背景下古城文化的变迁。古城原生文化是当地人生活中所使用的文化,而古城旅游文化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再生产出来的文化,并为游客所使用。随着旅游业与地方性的不断融合,古城旅游文化也逐渐被本地居民所接受和使用。以古城酒吧为例,它虽然是古城旅游文化的代表,但仍有很多本地人到古城酒吧去泡吧、交友,甚至是去寻找“丽江艳遇”。这是古城旅游文化逐渐“实在”的过程,也是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过程。

4.2酒吧“虚无”与“实在”转换的动因

4.2.1“实在”向“虚无”转变的动因:多元化酒吧在本地社区的出现和扩张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实在”走向“虚无”的过程。这其中的动因可分为3类。第一,全球化作为无处不在的外部力量是最基本的动因。在全球化力量的作用下,酒吧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并迅速蔓延和发展;同时,全球化力量为旅游提供动力并促进了丽江旅游业的发展,游客量的增长和各种旅游接待设施的完善为酒吧的出现和扩张创造了条件。第二,旅游力与现代性的交织增加了游客对古城酒吧的需求。一方面,随着游客接待量的逐年增加,古城内需要更多的公共休闲娱乐空间,古城酒吧恰好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现代性促进旅游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带来的利润和增长驱使酒吧经营者们不断扩大酒吧规模,如古城内的樱花屋、一米阳光和千里走单骑,这些大酒吧的产业化发展,将“概念化”和“控制”进一步集中,逐渐变成一种相对“虚无”的社会存在。

4.2.2“虚无”转换为“实在”的动因:本地化古城酒吧的出现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一种“虚无”,但相对于古城的旅游文化则是一种“实在”,这种“虚无”转换为“实在”的动因主要是本地化。本地化是在本土力量的作用下使事物呈现出本地特征的过程。古城酒吧的出现和扩张是全球化作用的结果。但古城内的酒吧在本地化的作用下又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酒吧。古城酒吧临河而筑、傍水而开,散发着休闲、慵懒的气息,游客在酒吧聊天或发呆是一种情调也是一种享受。在受访的游客和酒吧客人中,有近一半人表示“(丽江的酒吧)挺有气氛的、挺有感觉的”。由于这种游客对本地性的追寻,古城与酒吧相互融合,使原本的“虚无之物”有了新的内涵,转化为“实在”。与全球化相比,回归本地化需要更多成本。但政府以及商家都舍得花费这些成本来制造具有本地特色的酒吧。究其根本原因,是为满足游客对古城文化背景、纳西民居和民俗特色等差异化的需求。旅游本身追求异质化体验,如果旅游目的地的本地性完全被全球性压倒,则旅游需求不复存在。因此,可以说,游客异质化的旅游需求是“虚无”转化为“实在”的根本动因。尽管旅游发展从客观上加速了古城全球化进程,但旅游者主观上却是追求本地特性的,在这种旅游需求的引导下,古城酒吧展现出了一些地方文化表征,如酒吧员工身着民族服装、店内装饰符合丽江本地特征;同时,古城原生文化也得到了更多的保护,据古城保护管理局文化保护科科长介绍,现在有很多人学习东巴乐舞和东巴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政府也组织了一些相关培训班。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古城的原生文化正在逐渐“复兴”。

古城文化论文篇(6)

近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有了可喜的理论突破。

回顾一下近现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历程,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一是中国营造学社自1929年至抗战结束,先后刊行了七卷《汇刊》,出版了32种著作,包括“调查报告”、古籍的整理重印(如李诫的《营造法式》)等等:二是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初,不断有专著问世,如最著者有: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刘敦帧《中国住宅概说》、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童隽《江南园林志》等等。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扎实、严谨、客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也为后人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基于此,近些年(当代)就中国建筑史理论进行了面大量广的探讨,其可喜的突破大体说来有三个方面。

1.在建筑空间研究方面

率先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涉及建筑空间理论的主要是园林,如童老致力于此的论述。但近年来有关建筑空间的探讨,其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已超出了一般园林空间的范围。如刘大平“中国传统庭园的空间属性与基本形态”一文,从庭院空间的基本功能和结构考察,概括出五种基本形态,颇具典型性。确实,从“空间的语言——少数民族的传统房屋建筑” ,到城市雕塑与空间意识断想“,凡有关建筑空间的理论问题,其触角几乎无所不在。

在方法上,近年来有关致力于此的论述,已吸收了西方的现代建筑理论中的精髓,用理性方法进行分析。如有着眼于从外部空间研究中国名楼负城特色者(蔡晓宝:“也谈中国古代楼阁”也有从视觉功能考察,论及中国古建筑和内部空间的(刘宝仲:“中国建筑视觉艺术”、张家骥“独乐寺观音阁的空间艺术”);既有用形式构成理论来研究中国园林空间的(彭一刚《古典园林分析》),也有运用系统论探讨古典园林意境的范例,并通过对“全隔”、“半隔”、“不隔之隔”的空间把握,达到对意境表达的系统性理解(金学智:“苏州古典园林的遮隔艺书系统”。

由此可见,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理论的研究,从量到质都有了较大的突破。

2.在城市研究方面

在对各建筑类型的研究方面,近年来最为活跃的课题莫如城市。

在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中,高介华有多篇古都论文,从文献的辑录、疏理入手,在都城的动态研究上建立了一种以重点构成为基础、以文化源流为脉络的理论框架。如连载八期的“集六国精萃于一隅――谈秦都迁变及威阳”和另一文“周都城迁变识略”。还有张良皋的“秦都与楚都”一文。无疑,这比之于过去那种静止孤立地研究都城别开生面,更具有开拓性。对于地方城市和中小城镇的研究,近年来所涉之广,亦前所未有。

关于城市的宏观研究,则表现为对城市的起源、性质和地理因素等问题的深入探讨。赵玉謦“试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詹子庆“论我国古代工商城市的兴起”,均对过去一般认为的城市是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才出现的论点提出了异议,从政治经济理论、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等多方面论证了城市应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至于从建筑学出发探讨城市客体原型的,有马世之“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等文。此外,贺业矩的《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郑孝燮的“中国中小城市布局的历史风格”、陈桥驿的“《水经注》记载的城市地理”等文,均属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宏观研究。这些研究的突出之处,在于将城市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城市的微观研究也十分活跃。在城市技术方面,以华南理工大学的一批研究生论文最为突出。如吴庆外I的“试论我国古城抗洪防涝的经验和成就”和“中国古城选址的实践和科学思想”、肖大威的“试论城市防火规划”。此外,还有侧重于古城区域和街坊制度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如对长安、北京、杭州、广州、成都等古代坊制的考证,坊制与地方民俗关系的探索等等。这些文章不但观点新颖,在理论上亦有新的建树。

不难看到,近年来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堪称硕果累累。相比之下,于宫殿、坛庙、陵墓、宗教建筑等方面的探索反形逊色。从发展来看,由于城市是一错综复杂而又包罗万象的客体,近年来许多学者又孜孜不倦做了大量工作,故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是有可能发展为一独立的学科――“城市史学”的。

3.在古建筑保护研究方面

古城文化论文篇(7)

苏州作为水城,如何保持水城个性,彰显城市文化特色,重现“城镇傍水而依,依水成街道,依水成市”的水城特色?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当前,苏州市政府提出了“三区三城”建设的远景,如何有效运用历史人文资源与积极保护和发展真山真水的文化旅游资源,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和谐推动苏州文化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如何实现从“水上游”到“水上文化游”?关注古城苏州的文化保护与发展问题,关注古城河项目的旅游发展内涵的提升与发展,这些都直接关乎苏州百姓的安居乐业、关乎苏州的文化传承与未来发展。

一、“环古城”游项目研究的理论背景

(一)苏州的水文化发展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记忆,水、桥、舟、评弹、昆曲、园林、刺绣、漆器等符号形成了苏州的文化记忆。建城已逾2500年的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位于太湖之滨,是著名的江南水乡。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冠”,明清时期更成为称雄天下的商业大都会,有着丰厚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在漫长的历史累计中,逐渐形成超越时空的水文化记忆符号,包括精神的或物质的,苏州水文化内涵呼之欲出。加之,苏州当地人世代重视教育,历史上进士举人辈出,状元也有多位,更是形成了非同一般的文化积淀。几千年绵延下来,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辉映,最直观的结果,便体现在水文化上,一座座印记着城市年轮的建筑,全部都沿水而建,无不构成了苏州鲜明的水文化,以及浓厚的水文化特色。

环古城的河水绵延数十里,仿古画舫伴着悠扬的水上说唱和丝竹声响,两岸的亭台廊榭里张灯结彩颇为喜庆,游客们边喝碧螺春茶边听吴侬细语的水。粉墙黛瓦,古桥流水,操琴的老者,垂钓的渔翁,红红的灯笼,还有打着油纸伞的丁香一样的吴地姑娘组成了一道水上文化长廊,似一幅生动的长卷,展现了苏州的古韵今风。

当年白居易做苏州刺史,就曾写下了“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诗句。苏州,这个自古以来的繁华之地,没有一处不是被水滋润的。那一条条河港水巷如丝带般飘逸着,水就在那里温柔地流进流出,带来满城的舞榭歌台和园林胜迹。渐渐地,这水也就浸润到人的气质里,苏州人待人接物少见粗俗,苏州人讲话柔婉,又如一般听了让人无比惬意。就连昆曲最初的名字 “水磨腔”,也是水的产物。

《汉书•地理志》有“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之说,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水的滋润,使苏州地区成为了典型的江南水乡。千百年来,苏州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其水的本质属性是异常鲜明的,所谓有水则清,有水则秀,依水者达礼,依水者多智。

毋庸置疑,水乡韵味就是苏州民俗文化的精华。

(二)“环古城”水上游项目与水文化内涵建设

“文化的力量有时隐而不显,有时又十分强大……”。在新的形势下,苏州要按三区三城建设,按宜居新城市、创业新天堂的定位谋划未来,提升城市品质,从而提高综合竞争力,使苏州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中的重要一极,就需要关注苏州独特的水文化魅力。苏州要延续文脉,彰显苏州的个性和特色,就需要发挥文化的优势。水,将灵动的气息注入苏州人的灵魂,也让长期处于经济繁荣下的苏州人,更加着力于思考如何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日如何提升苏州的经济建设?如何深化产业发展的内涵?思考如何保持地方特色与资源来带动旅游产业发展?探寻如何保存完好的江南古城特色?“环古城”水上游项目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有效地把文化保护与经济增长点有机结合了起来。

(三)城市营销理论

“环古城游”项目的经济理论背景在城市营销理论中能够找到很好的理论支撑。城市营销理论认为,品牌标志(logo)和口号(slogan)是品牌的重要元素,但品牌却绝不只是标志和口号而已。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确定的名称,有历史、特色、优势和故事,就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品牌”。如何让人们发现并认同城市的价值,才是城市品牌化的关键。

因此,苏州城市营销应该首先打破标志和口号神话,扎实从识别和定位做起。苏州的城市精神主题词就定义为崇文、融和、创新、致远。崇文是指苏州是名副其实的人文荟萃之地。据统计,自唐至清1300年间,全国共出文状元596名,其中苏州一地就占了45名。流风所及,绵延至今,在重文风气的熏陶下,现代苏州也已涌现了百余名两院院士,最终形成了苏州特有的“状元群”、“院士群”现象,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苏州尚文崇教乡风民俗的养成。融和是指博采众长、协调发展。同时,融和还体现了继承和创造,既把苏州人2500年儒学思想、人文特色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又体现了一种动态追求,借鉴吸收一切先进文化所创造的有益成果,并在继承和吸纳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发扬光大。创新是指苏州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堪称奇迹。而创造奇迹的根本原因,就是苏州人民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敢于植根于现实,踏出一条条符合当地实际、大发展大变革的创新之路。致远是指受吴地文化的影响,苏州一直在探寻和追求“宁静致远、内敛不张扬”的境界。

在产业经济不断提升的今时今日,苏州多年来一直在为努力打造 “东方水城、天堂苏州”这个品牌特色而努力,其核心的识别和定位即“水城个性、文化特色”却从未偏移,并且通过广告创意、媒体宣传、赞助和活动等各种方式来不断强化这一核心的认知。苏州的城市品牌定位究竟该定位在何处呢?以此类推,作为苏州旅游特色之一的环古城游又该如何品牌定位呢?

虽然坐拥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经济优势,但依然在城市营销中存在以下不足:1.城市品牌意识不佳2.缺乏塑造出统一、鲜明、独特的水文化形象3.未能充分显示自身浓厚的文化资源特色。但是相比较城市营销情况来看,对“环古城游”项目的营销比起桂林的“两江四湖”游水上项目则是更是相差甚远。

苏州市提出了塑造“天堂苏州、东方水城”城市形象,以休闲度假、文化生态、会议会展、高端商务旅游为重点发展方向,意味着城市营销理论在苏州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苏州水天堂的形象,正是苏州水文化经营的可喜成就。这主要是由于其在外贸、引资和环旅游游方面的优势和强大影响力,也多是由于其传统固有优势及经济活力所致。

总之,苏州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环城游资源和较强的经济优势,如能重视并开展战略性城市营销,突出水文化的标志性,充分运用水文化的营销效益,将推动苏州获得更大的发展。苏州的“环古城”项目如果能打好水文化这张王牌,必将是一次精准的城市营销。

“选择是重要的,可是人们往往不知道哪一个选择是重要的,每一个选择都会打开不同的门,每一扇门内都会有不同的境遇”(深雪,《读者》2008年15期第18页)。苏州作为文化古城,必须在古老的文化和先进的管理理论之间找到衔接点,打开合适的门,做好合适的选择。而苏州市“环古城”项目,把苏州水文化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正是城市定位所要寻找的这把钥匙。运用好城市营销的先进理论,在水文化的内涵建设上找到合适的门,才能真正做到古城的保护和更新。

二、“环古城”游水文化内涵建设的建议

针对保持苏州水城个性,彰显城市文化特色,提出以下基于水文化内涵建设的建议:

(一)资源配置优化,培育品牌形象

苏州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以及底蕴深厚的文化,带来了“环古城”水上游资源丰富的大餐,必须实行有效资源配置优化,塑造“环古城”水上游品牌形象,整合旅游资源,显现苏州资源精华。为了打造“环古城”水上游品牌,提升水上游文化内涵,苏州“环古城”水上游还应该创新手段,加强营销,开发更专业化、细分化的环城游新产品,全面推介苏州环城游新产品。要进一步挖掘“环古城”水上游产品文化内涵,大力提升环城游品位,积极打造“环古城”水上游的精品,充分展示苏州历史文化名城独特魅力。要重点开发具有鲜明苏州特点、水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构建苏州“环古城”水上游产品体系。还应开设夜间特色环城游街市和消遣休闲场所,丰富夜间“环古城”水上游项目,培育游客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夜生活。此外,还应该尽快制订并实施苏州市“环古城”水上游的发展规划,合理布局水上环城游航线、规范环城游码头、配置游船规模。

(二)质量控制完善,确保旅游安全。科学的监管体系是旅游安全的保证,具体监管可参照交通部门对出租车实行GPS定位管理的成功经验,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化公共管理平台,在所有环古城游船和水上管理船只上安装GPS定位系统,与公安、环城游、城管110,交通96520,卫生120,消防119联动,建立更有效的快速反应机制。对于现有不符合条件的停泊码头和部分客流量较大的景观码头,建议根据有关标准,进行改造,增加必要的应急安全及消防设施,并设立标示牌,注明站名和游客须知等内容。对其他景观码头则设立禁停标志。同时,要加强对游船的限速管理工作,在所有游船停泊和允许停靠码头的航道上下游设立船舶限速标志等。对于长效管理,建议由政府出面行业协会协助,通过建立协调一致的管理机制,制定统一的水上游管理标准和管理,形成管理合力。惟其如此,“环古城”水上游项目才能真正成为水城品牌之旅。

(三)推进服务营销,加强从业人员素质培养。

作为苏州文化环城游的对外窗口,必须推进服务营销,规范服务标准,提升旅游项目服务内涵,必须强化专业从业人才的培养,逐步提升“环古城”水上游市场从业人员的素质的培养诸如管理人员从业资格、船老大的技术能力、船上讲解员的持证上岗、评弹演员的水平等,以提升环古城水上游服务档次。大力整顿和规范环城游市场大环境,依据历史文化为基础,以品牌导游挂牌上岗,文明建设为抓手,才能全力打造“水天堂”的城市名片。

(四)利用政府物联网平台,实现旅游资源共享。经济愈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就愈益凸现,通过现代信息系统,进行集中管理,扩大“环古城”游项目影响力度,旅游资源实现共享,改变原有各家一块“地盘”的资源经营模式,给游客带来便利,企业实现降低成本,扩大服务游客总量,提高服务质量,努力达到政府、企业、游客多赢,是苏州转型的路径,也可充分发挥苏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

(五)苏式餐饮助推,提升“环古城”水上游项目软实力。

作为城市推广的名片,苏式餐饮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发凸显,从打造美食商业街区到创建特色美食之乡,“环古城”经济建设的外延与内涵都在发生着明显而又深刻的变化,这也引发了对于如何借助苏式餐饮发展来推动环城游项目的发展,带动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思考。苏帮菜一直以来注重保持原汁原味,讲究菜肴搭配、配料、刀工、造型等,具有甜咸适中、酥烂可口、清香腴美、色泽悦目、清丽多彩的特色。

一个好的旅游城市,必然是一个有着独特文化魅力的城市,还应该是一个好的人居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齐全的公共服务功能、科学的城市管理、周到的服务,这些都是吸引环城游者留下的重要原因。在旅游者的良好口碑中,应逐步建立起苏州城市的影响力,向世界展示自身的“软实力”。水上环城游产品体现了东方水城的个性,在“环古城”水上游项目上开发水上游产品的同时,还应该考虑苏式餐饮的推动力。提升项目的软实力,少不了苏式餐饮的推动作用。项目应该多角度地考察苏州的“名店、名菜和名点,深入理解品牌的内涵和它的市场价值,把苏式餐饮优秀的品牌表现、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强烈的创新意识融入到“环古城”水上游项目中去,结合“环古城”水上游的具体情况,多层次、全方位发展水文化产业,做大做强苏州水文化产业,以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苏州是水城,也是一座有着丰厚历史的文化之城,苏州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是无法忽视与苏州息息相关的水文化的。苏州的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既不在于一味求新,也不在于片面求大,而是应当考虑苏州独特的历史与现状,着眼于水文化内涵的发展,充分体现水文化的特色与个性。如何把这两方面的特点既充分突显出来、又有机融为一体,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点。具体说来,水文化内涵建设,就是以苏州水文化为主线和媒介,把整座城市里星罗棋布且又相当分散的寺院、庙宇、塔楼、名人故居等等古建筑串接起来。原本松散的城市布局马上就紧凑了,貌似死寂的建筑物让流动的水给带活了,断隔的城市发展脉络也一下变得清楚而连贯,苏州“环古城”水上游项目的启动,就是以苏州的水城特色作为城市建设的主线,修复了旅游建设中文化缺失的遗憾,同时又注重水乡美食苏式餐饮的助推力量,更好地推进 “环古城”游项目内涵建设,进而提升了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苏州经济发展的绵延后劲 。

参考文献:

[1]刘伟、朱玉槐:旅游学,[M]广东环城游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2]邹统钎:旅游开发与规划,[M]广东环城游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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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仇保兴:简论旅游资源开发,[J]风景名胜,2000年第三期

[5]黄大成:浅谈苏州市旅游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J]特区探索,1998年第五期

[6]黄大成:试论苏州市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D]2001年1月

[7]朱红斌:2010苏州旅游业全面提升计划,[N]姑苏晚报, 2010年

古城文化论文篇(8)

中国旅游业作为朝阳产业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近几年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我国国内旅游业和国际旅游业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旅游市场越来越大。根据PATA战略情报中心的中文版本《2011年度旅游监测报告(年初版)》,于2010年,中国已跃居第四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和全球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根据《2012年国内旅游市场发展综述》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为29.57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2.0%。全年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2706.2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其中国内游客人均旅游花费为767.9元,同比增长4.9%。预计2013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32.5亿人次,比2012年增长10%;国内旅游收入达2.55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2%。但是总体上说我国旅游业仍处于一个低消费、大众化、低水平、的状况。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虽然发展很快,但仍不能适应国内旅游发展速度的要求。

二、从再造凤凰谈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再造凤凰事件

凤凰县凤凰古城位于湖南省境内,自古以来一直是苗组和土家族的聚集地,其文化、建筑、饮食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凤凰古城临沱江而建,木质的吊脚楼鳞次栉比布满河岸两侧,东、西城门楼在夜晚灯光的照应下显得格外庄重,就是这样一个古朴的小镇,用其特有的风情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客前来欣赏,然而旅游业的发展在带动凤凰古城前进的同时也将凤凰推到了一个瓶颈,越来越多的游客使得这个核心区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镇感到窒息。

面对这样的发展瓶颈,古城有关部门于2012年9月了一条“拟投资55亿元人民币复制一座新城,完全模仿现在的凤凰古城,取名“烟雨凤凰”,通过建新镇来保老城”的消息,此消息立即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到底该不该建新城,如何通过合理手段保护古城,怎样传承古城的文化等问题再一次引来各界关注。

1、“再造凤凰”区别

“再造凤凰”与“复制凤凰”

自2012年3月叶文智公开表示要建造“烟雨凤凰”时起,网络上关于凤凰新城的传闻不绝于耳。“一个拟投资55亿元人民币,完全模仿湖南湘西自治州凤凰古城而建的新镇‘烟雨凤凰’将于年内动工。”类似这样的消息,一时间疯传于网络。

“一座青山抱古城,一湾沱水绕城过,一条红红石板街……”这座小城因沈从文而在文学界闻名。层层叠叠的吊脚楼,蜿蜒的沱江水,雄壮的大石桥,沈从文、熊希龄的故居记录了这座古城的点滴琐碎,在雨后的迷雾里,在日落后的黄昏中,散发着古城的魅力。

凤凰古城可谓是绝无仅有。厚重的历史感,浓厚的民俗风情,积淀的文化底蕴,是游客选择凤凰的理由,也是凤凰有别于其他旅游胜地的地方。建造者能做到的是模仿古城的外形,但古城的底蕴确是无法重塑的。即便它再“真实”,也只是个仿品,并不是游客们一心向往的那个历史文化名城。而事实真的就像是网友们所说那样,完全复制吗?对于这一点,叶文智在2012年9月在一则采访中表示:“文化是凤凰古城的灵魂,也是支撑古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这是可以复制的吗?”除此之外,叶文智还反复的强调此次项目的目的是“建新镇保古城”。

可见,凤凰新城并不像是传闻中的那样,像个假古董般的完全复制。若不是复制的“赝品”,那么新城的图景是怎样的呢?叶文智称,新城将会是一个集旅游、居住、度假、休闲、娱乐、文化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除此之外,他还表示“一个没有文化内涵的烟雨凤凰,最终只会是一堆建筑垃圾。

在我看来,凤凰新城更像是凤凰古城的一个辅助,将休闲娱乐部分搬入新城,分流游客,使得古城的接客压力得到缓解,对凤凰文化旅游产业起到提升质量,扩大容量、转型升级的作用。“烟雨凤凰”将注重观赏性,在设计中融入当地民族风情符号和元素,把整座城变成艺术品。 从这一点来看,“烟雨凤凰”又是凤凰古城的一个视觉延伸,同样可以起到游客分流作用。

(二)“烟雨凤凰”的意义

1、缓解古城载客压力

凤凰古城已经成为中国旅游业的一个文化符号,是无数海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然而近年来景区的火爆造成景区游客严重超标,人山人海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旅游系统一度瘫痪。

对古城而言,2011年古城游客接待总量为650万,超过理想接待数量约200万,大量的游客让古城的环境受到了严峻的威胁。游客增多,酒店,临江饭馆随着增多,而这些店面的废水不经任何处理的,肆无忌惮的排到沱江里。沱江水,现已成为绿色,漂浮着一次性饭盒、塑料袋等自然无法分解的垃圾,而在古城没有开发前,沱江水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苗族人。另一方面,在古城两千平方米的土地上,充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噪音、拥挤、空气污染占据了整个小城,古城的静谧则是早已不在,古城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从游客的角度讲,快速增长的游客数量,使得古城的床位量显得捉襟见肘,在品质上也是难以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特别是在旅游高峰时,没有提前预订酒店的游客会出现游客玩在凤凰住在吉首的现象。公共厕所少的问题在近年五月份相关部门新添置18个免费公厕后,终于得到缓解。而在之前公共厕所的数量一度只有6个,且其中四家向游客收取一定费用。

新城将分为行政新区、居民新区、游客新区,空间的延展和划分会使古城原住民安静、闲适的生活方式得到保护,现代化的家庭设施及居住环境给予当地居民舒适感和安全感;对于游客来讲,在新城可以体验到更多的旅游项目,享受更好的服务待遇,高水平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另外,分流到新城的游客势必减轻了古城的接待压力,减少了对古城的破坏,古城的风貌得以维护。还有,以凤凰新城完善的排水系统为例的现代化硬件设备还会降低凤凰地区环境污染水平。

2、打造国际化旅游目的地

国际上旅游业发达国家就旅游发展趋势认为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新型的旅游形态是结合现代都市、生态旅游为一体的自助式的休闲艺术体验,其特点强调的是个性化和差异化。从凤凰古城来看,其文化和历史的独特可以说是它的个性化,但从差异化角度来看,却略显不足,具体来讲,差异化体现在三个方面:目的地形象差异化、旅游产品差异化、旅游服务差异化,而烟雨凤凰的兴建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差异化这一不足。

凤凰新城则会在保护老城的基础上,建有酒吧、客栈、旅游纪念品商店、会议型和度假型酒店等,知名品牌香格里拉、凯宾斯基、悦榕庄等都将会入驻新城。“保古城建新城”的做法正是迎合了差异化这一特点,新城时尚的创意设计,旅游产品的改良以及酒店配套提升的服务质量会与古城的年代感,古朴与悠久感相碰撞,使凤凰极富个性与魅力。这种差异化满足了现代旅游消费者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多样化的需求理念,而满足游客需求的本身正是发展现代旅游的根本。

3、发展当地经济

按照规划,凤凰新城的选址距离古城4.6公里,面积为古城的三倍,从空间上来讲,新城将会是对古城的一次延展,在这次的烟雨凤凰项目中,古镇的商户将会外迁到新城,商户分布面积要比之前更广阔,游客在分散购物的同时,也带动了凤凰古城景区周围的商业发展。

从新城的发展规划来看,新城增添了更多功能的酒店,会议型,度假型等。游客在观光之余,除了民宅、客栈之外,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会议型的酒店更是让古城走上了国际化的路线,当然会议也会因为举办地的历史文化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些效果都是我们在举办会议之初所期盼的。相较之下,在建烟雨凤凰之前,古城的日接待量高峰达到8万人次,而古城区内的宾馆床位数仅为2.5万张,这也就不难解释没有预定上酒店的游客玩在凤凰住在吉首,或是干脆躺在车里将就一晚的现象了。无论烟雨凤凰是否存在,酒店业的发展是个必然的趋势,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在消费水平上,无论是上面提到的酒店业还是旅游纪念品店,新城的建设注重了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升级,而这是游客们所渴求的。在工作之余,和家人朋友的旅行中,游客们心中期待着的往往都是放下身上的包袱,享受优质的服务,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得到放松。在收入增长的背后,大众的消费需求也是相应上升的。与省钱相比,人们更倾向于在节假日的时候,把金钱兑换成享受,所以说消费升级不愁没市场。

据估计,烟雨凤凰建成后,直接带来就业20000人,带动当地旅游增长20%至30%,为当地财政创收2亿元,而在2011年凤凰县的财政收入仅为3.45亿元。可见,烟雨凤凰项目成功落实对凤凰县经济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三)“再造凤凰”存在的问题

1、遗失古城原有风貌

凤凰古城以其悠久的历史闻名于世,这座静谧的古城孕育了沈从文、黄永玉、熊希龄等文化名人,而其富有特色的建筑――吊脚楼也吸引了中外游客前来参观,然而走在如今的凤凰古城,人们已经很难领略到那份特有的湘西文化,流淌在这座古城中,更多的是商业化的现代品,是已经扭曲了的当地人的生活。而正在酝酿的“烟雨凤凰”本就少了原有的历史底蕴,难道它能更好的传承连凤凰古城都已经遗失的古韵么?新的“烟雨凤凰”到底是否能还古城一份宁静,我们暂无定论,但是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不管是“烟雨凤凰”还是老凤凰古城,都要把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起来,让古城更有古韵,让新城更有魅力。

2、负面舆论多导致吸引力下降

自2012年宣布再造凤凰古城起,网络上下关于再造凤凰古城的议论从未停歇,主办方抱着对新城的憧憬和希望愤步向前,而凤凰古城内外关心古城的人们却无时无刻不在质疑着、担心着古城的保护和发展。

正如上面提到的,古城的内涵在于其古,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不厌其烦、不嫌其远、时不时的来看看这座书中提到的“最美的古城”,呼吸着沉寂的空气,摸一摸古城墙,闭上眼睛试着体会这就是一代文人沈从文住过的地方,是《变成》故事诞生的地方,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体验,一次心灵之旅。试想一下,在新城做出这样的举动,不免会被认为是荒谬之举。心灵之旅是新城的躯壳所不能给予的。这也是游客们最担心的一点,新城再怎么建,也是新城,那么就不要折腾了,劳民伤财。

此外,当地的商贩也是负面舆论的来源之一,伴随着今年五月份的售票制度,古城的商贩们逐渐被转移到古城之外的新城当中,虽说按照经营性质划分为不同的商户类型,并根据不同的政策给予补助或是相应的免租,但这难以消除商贩对新城生意不景气的疑虑。出于民众对再造凤凰的期望值不高,商贩在搬迁的过程中也未体现出积极的姿态。商贩的不支持又会反作用于新城的建设,影响着新城的活力和吸引力。

(四)通过“再造凤凰”事件为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解决办法

1、转变当地旅游业发展方式,实现产业融合

在开发古城旅游资源时,秉承保护为主的原则,适度开发当地生态游,并且充分考虑开发古城对当地百姓生活情况的影响。将掠夺式的开发模式升级为规模化、高效益的发展,注重服务质量的优化以及环境质量的改善。

另一方面,加强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像是当地的手工业,苗族的挑花、织锦、刺绣、剪纸、蜡染;美食业,蕨菜炒隔年腊肉、凤凰姜糖、湘西糍粑。凤凰有着古老的历史,当地的服饰、节日、美食、生活习惯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蕴含着古老的文化,在开发的同时应注重古城的原汁原味,过度的商业化会使古城失去原有的味道从而丧失对游客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可以针对当地的旅游特色开发旅游线路,一点:凤凰古城区、一江:沱江、一线:凤凰古城南方长城黄丝桥古城,打造三大特色品牌:名人名城、楚巫文化和民俗风情二、结合当地资源,升级消费模式

就目前的消费模式来讲,较为单一,且较为基础。应做到注重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实现个体的整合或是工会形式,注重质量把关和手艺的传承,保证工艺品的质感和文化感。结合当地的节日文化及生活方式开展别具一格的旅游活动,像是歌舞表演,建筑欣赏等。

3、注重旅游行业从业人才的培养

导游人才是传输凤凰文化的一大关键。因此,应该注重导游人才能力素质的培养,保证做到对当地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让游客从导游那里领略到苗族居民的神韵,从自己眼中感受苗族居民的风采。

4、古城的延伸――“烟雨凤凰”

“烟雨凤凰”的出生,将会是凤凰古城面积的一次延展,是一次消费的升级,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带动古城附近一带经济的发展。但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烟雨凤凰”足够具有吸引力。凤凰古城之所以能够招致大量的游客,其重要原因是凤凰的“古”,“古”中蕴含着凤凰的历史,以及岁月涤荡出的人文,而这些是任何急功近利的“新建,再造”不能完成的。而“烟雨凤凰”的动人之处,在于其能满足游客因收入增加而上涨的消费水平,然而它真的动人到足以吸引大量的游客吗?取决于它是否能做到古城与新城的过渡,新的不那么扎眼,古的不那么失真,其间还能感受到文化的创新与流动。

三、发达国家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科学制定旅游业规划,合理管理旅游业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有连贯性及一致性的旅游规划指导。旅游业的发展要考虑到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要将保护和利用有机的结合。

旅游开发不仅仅是旅游部门的事,更应该包括生态、历史等各个部门的统一协调,我国在管理方面存在许多管理重复,互推责任或管理空白,无人问津的情况,有些当地旅游部门仅考虑经济利益,未能尊重专家及游客的意见,使得旅游规划缺乏科学性,合理性。

(二)建立第三方监督

古城文化论文篇(9)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ities to explore and study the changes in the period of urban centers and foreign urban form and functions, and thus the variation of the city center.

Keywords: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centers,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law.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正文:

引言

从人类文明诞生开始,人类就作为群居型动物而存在。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人类逐渐聚集形成部落进而逐步形成城市的初期的形态,城市的发展史正在此背景下拉开帷幕。城市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城市中心也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功能的变化而逐步改变。同时城市中心形态的变化也象征着城市性质的改变以及中心职能的变化。

城市发展初期的城市中心形式及职能

2.1原始社会和早期奴隶社会的中国

中国的城市文明的雏形诞生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至公元前21世纪,从远在的内蒙的兴隆洼文化,到中原的磁山文化、裴李巷文化、关中的大地湾文化到江南的河姆渡文化形成了稳定的农业聚集村落为中国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劳动的分工和社会的阶层的分化,到商朝前期,中国逐渐形成了早期的城市。

早期的城市大都由早期集聚的村落演变而来。此时处于统治地位的有两方面—氏族首领和巫师阶层。城市雏形往往以氏族首领的居住场所为中心,如半坡、姜寨的大房子、龙山时代的城堡,等等,祭坛等祭祀场所也往往构成了这些城市雏形的中心。这些贵族与巫师居住、祭祀场所地处城市中心地位也体现了他们身份的尊贵。此时城市中心功能为防御与祭祀。

2.2外国早期城市中心-古代与古典主义时期

2.2.1古希腊与古罗马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起源于爱琴海文明,该地区早期的城市也正是这一时期建立并影响了欧洲2000多年的建筑和城市的发展。古希腊采用氏族制后逐步转变为共和制最后被马其顿统一(希腊化时期)。氏族制时期希腊信奉多神教,反对自然现象崇拜,建有大量的庙宇,庙宇既是宗教场所也是市民公共活动中心,从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城市的局部中心。卫城是此时城市的核心,卫城里建有宫殿、贵族住宅、仓库、陵墓等等,承载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种功能。共和制时期城市中心逐渐转变为圣城。圣城功能上与卫城有了很大区别,建有大量公共建筑,定期举办节庆等活动。希腊化时期城市中心转变为广场市民活动中心和博物馆等文化交流中心,如阿索斯城中心广场和亚历山大城的宫殿图书馆与博物馆。

古罗马分为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其建筑和城市发展受古希腊影响很大。古罗马的城市中心建有广场,广场周围建有神庙、剧场、竞技场等一系列大型公共建筑,他们占据着城市的核心位置,而普通的民居簇拥着他们,罗马城与罗马帝国广场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城市结构。它反映了当时神、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一种关系,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人神合一”的思想,以及公共性对当时社会的重要性。

2.2.2古埃及

古埃及文明的核心是法老制度,崇尚死后永生的理论,古埃及的统治者相信自己是神的后代,法老家族统治制度代代相传,僧侣和祭司的势力也逐步发展壮大。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1085年古埃及建立了大量的古城和陵墓,因此可将古埃及城市分为生者之城与死者之城两种。生者之城的城市中心往往以贵族区、神庙为主,死者之城建有大量的陵墓,金字塔、山崖陵墓兴盛于此,可以说金字塔等陵墓构成了死者社会与城市的中心。古埃及城市核心也是以统治者的需求决定的。

2.2.3美索布达米亚城市

美索布达米亚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公元前2300年,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南部建立了不少城市,该处城市是由原始公社联合而成的农村公社的中心。其中最著名的叫吴尔城。它的中央建有宫殿、庙宇及观象台的三位一体的城寨。古代两河流域也流行多神教,后来君主制促进了神的分化,也神化了国王。所以宫殿总与庙宇连在一起。宫殿、庙宇建筑群建在城市高地上。它们都是四合院的,前者常由好几个院落所组成,并不很规则;后者平面较规正,一般是四方形的。

亚述在公元前八世纪占领该处建立了首都亚述,这个城市前期为政治与军事中心,后来逐渐转移为宗教中心,城市中心近河处有35个神庙,位于人工筑的高台上,城中的阿奴与阿达德神庙有一对相同的观主台。在它们之间用庙宇连接。庙前有一个用很厚的墙封闭起来的院子。整个建筑物都有强烈的防御性,很可能这庙宇也是宫殿,神权与王权合一了。

山岳台与庙宇、仓库、商城等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心,承载着城市、商业和活动等功能。

2.3总结

早期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国与外国城市中心的决定与国家的统治制度有关,中国早期城市基本为贵族和氏族族长的居住地和巫师祭祀场所,国外早期城市中心既有剧场等公共建筑也有宫殿,神庙统治统治阶级的建筑。

城市发展中期时的城市发展与城市中心变化

3.1奴隶社会中后期和封建社会的中国

从奴隶社会中后期和封建社会开始,中国城市逐步有了规划的概念,自此开始,中国城市的发展基本遵循两种规划理论—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

周礼考工记》作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很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这种理论修建的。如唐长安城(图一)、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图二)、明清北京城(图三)等等,它们都以皇城为政治、左祖右社为文化宗教中心、两市为居民生活服务中心。

图一 图二

图三

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也有很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这集中反映在《管子》一书和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名著。这些城市以功能为主,城市中心往往是居民的服务设施。

古城文化论文篇(10)

0. 引言

当我们提到传统文化这个概念时,我们通常会糊涂一下,文化是什么?传统又是什么?我们求学多年,学到文化没有?其实,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由此可知,中华民族传统的风水理念及其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史上以“看风水”为业的阴阳先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经过时代的淘洗、筛选以及“被科学化”后,已经促使传统风水学被赋予了崭新的科学与学科的含义――“人居与环境学”(参见图1)。当代风水学即“人居与环境学”秉承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遵循天、地、人和谐互补的原则,达趋利避害之目的,追求走长期繁荣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建筑风水的概念

1.1 古代风水学说

历史上最先给风水下定义的是晋代人郭璞,他在《葬书》中提出:“葬着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清人范宜宾为《葬书》作注云:“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这就是说,风水是古代的一门有关生气的术数,只有在避风聚水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生气。什么是生气呢?《吕氏春秋―季春》云:“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气是万物生长发育之气,是能够焕发生命力的元素。对于风水一词,《辞海》的定义是:“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学者们近年来对《辞海》的定义持不同见解,主要倾向是不同意将风水与迷信划等号。尹弘基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一期撰文说:“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潘谷西教授在《风水探源》序言中指出:“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含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诸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阴宅,涉及住宅方面的称为阳宅”。最近台湾学者又提出“风水是地球磁场与人类关系学”。由是观之,风水大有被“驱邪扶正”之趋势。

在论及风水学说时,我们既要充分理解和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风水学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一种广泛流传的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一种有关环境与人的学问,一种有关阴宅与阳宅的理论认知,是人们长期实践经验的积淀。从现代科学理论来看,风水学是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环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宇宙星体学、地球磁场方位学、气象学和人体信息学合一的综合性科学。

1.2 风水学与建筑

风水是文化?是科学?是技术?是迷信?风水学是中国古代建筑活动的指导原则和实用操作技术,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灵魂。风水学、中国营造学和中国造园学共同构成了中古代中国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风水实际是地理学、气象学、生态学、城市规划学和建筑学复合于一体的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它是关于“理、数、气、形”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内含“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数值比、自然的气息、自然的外形”等具体的运作技艺。因此可以说,风水既是一门综合性自然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通过对客体的安排,从建筑选址、奠基到室内装饰,力图对一定场所内的气势施加影响,从而有助于人们利用自然力和阴阳的平衡,来获得吉祥之气,以促进健康和增加活力。

二、阆中古城简介

阆中古城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中游,已有2300多年的建城历史,向为古代巴蜀军事重镇。阆中土肥水美、气候适宜、物产丰富。阆中汉为巴郡,隋时改称阆内县,宋以后称阆中,历代多为州、郡、府治所。古城阆中的建筑风格高度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居住风水观――棋盘式的古城格局,融南北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群,形成“半珠式”、“品”字型、“多”字型等风格迥异的建筑群体;从风水格局看,阆中古城山围四面,水绕三方,山水均呈蟠龙蜿蜒之势,活灵活现,腾挪欲飞,不同凡响。按风水学的专业眼光,阆中古城的地理布局局,完美地具备了“龙、穴、砂、水、向”的所谓“地理五诀”,形成了“丽水成垣”和“金城环抱”的风水绝胜之地,是中国古代建城选址“天人合一”的完备典范(参见图2)。明清时期,阆中一度成为四川临时省会达19年。基于独特的区域优势,在古代历史长河中,阆中一直是川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尤为重要的是,阆中古城的风水文化独具特色。阆中地处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的中游,其是由大巴山脉、剑门山脉与嘉陵江水系交汇聚结形成严密缠绕合护的形胜之地。“三面江光抱城廓,四围山势锁烟霞”,山川形势独特,山水城融一体。其城市选址是按照我国古代风水学的理论为指导进行的,非常符合“地理四科”即“龙”、“砂”、“穴”、“水”的意象。在四川省旅游局制定的旅游总体规划中,已将其列为“中国风水文化旅游观光目的地”。

此外,阆中古街巷是巴蜀古建筑的实物宝库。徜徉在阆中古城,最令游客称奇的是那些纵横勾连的肥肥瘦瘦、长长短短,犹如长短句一般的古街、古院、古屋以及点缀着沧桑之意的古树,繁复中见别致,玲珑中显精巧,堪称我国建筑文化中的一朵奇葩。阆中山、水、城如唇齿般相衬相倚,人居环境妙趣天成,堪称典范。自战国中期巴国迁都阆中以来,历代帝王都将其视为辖治西南的重镇,竞相在此设置郡、州、府、道并苦心经营。三国时期,阆中已成为声名远播的“古城”。唐初鲁王灵夔、滕王元婴相继镇守阆中时,按宫苑格局大兴土木、广建殿堂,使阆中的建筑格调骤然上品位、成规模,始有阆苑之称。此后历代王子皇孙,朝廷命官在羁留这块“风水宝地”期间,也纷纷广聘能工巧匠,或兴土木以建府第,或择佳处以修别殿,逐渐使古城形成了独特的唐宋格局及明清风貌(参见图3)。如今保存下来的古街巷达61条之多,而古院落更是数以千计,总面积达2.1平方公里。2300多年的悠久历史,原汁原味的古城风貌,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建筑史上不可多见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专家学者誉之为“巴蜀古建筑的实物宝库”。

另外,阆中还原有丰富多样的古民居。如张家小院的“海棠古民居”融北方四合院和江南园林建筑的特点,形成“串珠式”、“品”字型、“多”字型、“倒插门式”等风格迥异的建筑群体,这些建筑群和谐相处,相得益彰,为古城营造出浑厚而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化氛围。叩开古街巷一扇扇厚重的双扉兽环木门,无论是张家大院、马家大院、蒲家大院,还是孔子第76代孙的孔家大院,那恬淡雅静的亭台楼榭,那一窗疏影映出的几枝素竹,那几峰假山衬出的一壁浮雕,那砌工精湛的花台、花园和葱茏的古树名木,以及回廊和画宇下的笼中画眉,青石阶沿下花缸中的嬉戏游鱼,组成了一幅幅声色俱佳、动静和谐的立体图画,给人以无尽的遐思和审美愉悦。在这样的人居环境里,古院人家尽情享受着一份生活的恬美和艺术文化的滋养。

三、阆中古城风水格局分析

风水是城镇选址的文化风俗原则。无论是城镇乡场,还是一般的乡居选址也都很注重 “看风水”。这既是一种传统的文化观念,也是流行的民间习俗。四川本是山川奇异多变之地,选择理想的宜居环境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地理基础。

风水文化是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环境观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风水作为中国古代关于阴宅及阳宅,小至村落房舍,大至城市陵寝的一种方法理论与操作技巧方法,虽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有其封建迷信的臆说成分,但就其本质意义来讲,它毕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居住环境选择、营建实践经验的积淀和总结。从文化和美学上看,它具有较多的积极意义;从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看,也具备相当程度的科学内涵。藉此可以认为,中国风水学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自然观的生动与具体的体现,是中国古典建筑园林规划学三大理论支柱之一。以现代建筑文化观来审视中国建筑文化,可以认为营造学是中国古代房屋建筑学,造园学是中国古代风景园林学,风水学则是中国古代人居环境学和城市规划学。这三者构成了中国古典建筑规划的理论体系,而风水理念及风水文化则是贯穿于其中且具有核心价值的基本理念。

概括地讲,风水流派主要有形法峦山派(形势宗)和理法方位宗(理气宗)。前者讲求观势喝形,根据山形寓意围合态势走向选择吉地,后者讲求崇山四正,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以南北方向定位。四川风水是以山形为主,兼顾方位。形法主要源于江西风水,而四川移民有不少来自江西,想必当有其一定的影响,但四川风水传统源远流长。唐代是中国风水学说的成熟高峰期,风水学说以易经为理论基础,有唐一代正是“易学在蜀”。古城阆中是唐王朝全国24个观星台中最大的一个,成为皇家观测天文的中心,历代天文学家多聚于此。如汉代的落下闳,东汉的任文孙、任文公父子,三国时期的周舒、周群、周巨祖父孙三代人,他们都是阆中人。唐代著名星相家袁天罡、李淳风皆驻于此,并葬于此。这些人都是一代风水宗师。所以,阆中确为川内一大风水宝地,其古城风水格局堪称风水典例而独步天下。

按风水看地法的“地理五场”――龙、砂、穴、水、向的五大基本构成要素的要求来透视,阆中古城堪称典型风水环境模式的杰出代表,可用如下要诀来归纳其特征――“前有照,后有靠,青龙白虎层层绕;金水多情来环保,朝案对景生巧妙;名堂宏敞宜营造,点穴正位天心道;水口收气连环套,南北主轴定大要。”

这种城建模式充分体现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德者美人”的居住追求观,化为风水方术而流行于川内各地。如四川农谚“房盖弯,坟造尖”。意思是“阳宅应选在山弯避风处,阴宅应选在丘岗避湿处”。因此,看风水、相土尝水作为场镇选址的第一步,包括布局规划营建莫不以风水为本。按上述风水要诀,形成选择吉地的操作要领即“背负龙脉镇山为屏,左右砂山秀色可餐,前置朝案拱卫相对,曲水冠带怀抱多情,明堂宽大形如龟盖,天心十道穴位均衡,气脉水口关锁周密,南向而立富贵大吉”,这些原则都是中华民族先人生活实践和审美经验的精华总结。

按上述要诀和原则一一观照阆中古城,其山水环境格局确如李约瑟博士赞美中国风水形象是大地的“宇宙图案”。这种人居选址作为大地人工景观,其意义在于:一是将自然生成的山水环境用人文精神来点化并与人工环境营造相结合,使自然环境拟人化,人工环境自然化;二是以生态关联的自然性求得共生,以环境容量的合理性求得共存,以构成要素的协同性求得共荣,以景观审美的协调性求得共乐,以文脉经营的承续性求得共雅;三是培育山水环境美学观念,输入人生哲理文化内涵,以其天人合一,人杰地灵,追求最为吉祥和优美的人居环境,真正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价值,以达成物质与精神相协同的理想文明境界。

进一步地讲,作为部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阆中,其山水大观,实乃形胜之地,四周环山拱卫,一水三面环绕。按风水宝地之说,“千里来龙,千里作结”,此为山水作结之节点。大巴山脉、剑门山脉与嘉陵江水系于此交汇聚结,风光如画,美不胜收,故有阆苑仙境之称。古城坐北朝南,背靠主山蟠龙山是为镇山,为阻挡北方寒风之屏障,并迎纳南来阳光暖气,其后龙脉绵长,大帐气势磅礴,衬托城市景象深远。青龙白虎方位,东有白塔山,西有伞盖山、仙桂山,层层叠叠。南向相对为朝案山的锦屏山,其山形似天马行空,崖壁如锦缎绚烂,成为奇妙之对景,故成为阆中标志曰“阆中山”。城南锦屏山上一望无际,万千砂山美妙而不可言也。《阆中县志》称:“阆中为治,蟠龙障其后,锦屏列其前,锦屏适当江水停蓄处,而城之正南亦适当江水弯环处”,这实际上既彰显出了城市的风水文化意向,也协调了景观与交通便利。街巷常与城周景观成为对景,如笔向街取名即将街的走向对景城东白塔山。其他主街巷大多对景于城外山水佳美之处,视线廊道开通,尽将周围自然美景引入城中,足见古城原规划上考虑人工建筑环境与自然美景呼应联系和互为对景之巧妙构思。所谓“人杰地灵”,乃“环境育人,文风鼎盛,代有名人云集,进士状元辈出”。历代文人墨客持续不断地对阆中的风水文化内涵加以充实丰富。这种赋予城市充分的文化意义,并以“天人合一”及“诗境”的规划原则来指导聚落布局营建,创造出一座座富有文化个性特色的城镇,是典型的中国建筑风水文化的基本特征。

综上所述, 我国风水源远流长,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我们从历代古建筑中不难看到风水学发展应用的痕迹。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天地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相辅相成、协调统一,这与风水学的主旨高度一致。风水学的科学性一直以来都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虽然现代环境、空间、生态、心理等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风水理论不谋而合,但风水学中的很多玄学理论仍然充满神秘的色彩,因而对待风水学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诚然,当前有不少建筑师也在研究风水,但他们是因建筑设计所需去研究,并非要将“风水学”当作一门独立科学对待。其实,中国传统风水理念还受到中国传统的儒、道、释等诸家哲学以及中国传统美学的深刻影响,因此它是一门涵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技艺。

参考文献

[1] 李先奎.四川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2] 余德林.建筑风水概论上课笔记[Z].2011.

古城文化论文篇(11)

要了解城市设计的内涵,就必须关注城市中的生活的人。在城市设计中,人是第披关注的主体.而关注人的思想也显得地位重要。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思想是在千百年发展中提炼、沉淀而形成了城市的文化,而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也深刻地印刻在城市的历史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城市人。因此,城市设计与城市文化、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许多城市建设得n益繁荣,城市人口的增加,往往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带来极大的破坏性,这就有必要从认识上加以提高,重点防范。在城市设计仁对历史文化明确予以保护,从法律上给以保证。

一、目前城市设计中对历史文化保护存在的几个误区

一种是往往在想毁掉先人的东西时,就有人打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历史’的招牌.历史是大家创造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枉自独尊,笔者赞成“让每个人都占有历史一页”的提法。据说在英国古城墙要修复,砖川以不用古砖,就是荃于这种邢论的做法之一有的城市任旧城瑞遗址处修的街道广场上还特意标l泪原城墙的位置走向。历史不能像割韭菜,长一茬割一茬。城市建筑更不能几年就拆一茬。

第二种是“保护历史文化妨碍了经济发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一方而在破坏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在大谈自己城市的历史t往㈣城拆了占建筑.叉到新区搞明清一条衡。这种做洼既破坏了很好的旅游资源,义不能形成新的经济热点。

第三种是旧的建筑不适用,需要改造”的浇法。这一改就是火拆欠建,耐口垒=倘若西安也把城墙拆掉修成环路,其古都风貌及旅游价值就蜚;色不知多少。还有的地方为丁突出自己的城市特点,在任何价值上部搞上地区。民旌历电的特征.以示“文”的延续。侄个城前里应有不同历电时期的建筑及J礼貌,怛绝没必要在每个建筑上看其五干年。只要对历史做了大胆的保护.觥叫毫虻顾忌地作对现代化的追求。这样,殳就自然延续且通畅。

第四种是要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指导全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特打E千姿百态,文化底蕴备不相同.需要也不同。用一种理论指导垒盘,显然不切际中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亩目套用西方理论,只会牺牲自己的城市特色。作为中国文化代袁的北京城借用功能主义系统的犬拆大建、内外环道路超K度衡使北京传统城『l亍特色几近灭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中国的现代城市设计教育思想,方法义一直在承袭两方的城市设计体系,无法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当然惜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十如何往借鉴、套用中研究西方城市设计理论对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适应性.逐步建构适应自己城市的地域特点.地方风貌、文化韵味、经济规律,叉具备时代印记的1脏动性城市理论,是当夸亟待解决的课题。

还有,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仕佧忽略对古树名未的保护,为J逛筑可以任意砍伐树是J玎史的活的见旺.是无法仿造假造的文物,难道不应该更加霞视吗?城市既是经济社会疑腱的载体,义是历电文化的象征。这足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都不应该忘记或瞳师的两方。

二,城市设计中历史文化保护设计的主要内容

历史文化的像?盐叶是城市设讣的重要内容.其魅力不仅在下它具有很高的艺术,反映…当地的地方特色与风格.而且它具有寓的文化内汹.能充分反映时代的延续性将历电史化占迹和城市设计结合起来.组成几文、{l:会景观的结台俸,是一郝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很强的活生生的教材历史文化的保护,苒内容包括:侏护对象的确定,保护方法、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

其一,保护对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历史遗迹和风嚣名胜包括:园家。省,市、县各级文物削I】已定的历史文物和名畦点。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业已榻毁怛具有蘑修,重建价值的文物古迹等但在城市改建中,有时会对古旧建筑是否是历史文物占迹是否保留等问题提m质疑。我们可以参考英国公民信托社”提出的5条标准:是一件艺术品,能丰富环境t是某一特殊建筑风格或某-N期的迎匀[=代表,在社会I二【有定的历史地位与重大事件或甫要人物在历也l:有联系。能使周围环境具有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感。

其二.历史文化的保护方法是根据各保护对象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业来确定其保存,发展利用的办法。为此,血首先弄清各保护计象的历史年代,文化等绒、性质特点,功能内客.容量。交通条件窄0I特征与经济利用价值等,井尽量从社会、文化、经济,精神、习浴以及心里情感上去完蒋和发程。保护的一般方法有保养维修、改造等几种,通过保持和恢复文物古迹的本来面貌,来示明当时的历史陈迹。

对古建筑加以改造,使其外形不变,而内部更添现代化的设备和装修,以充实它们的使用价值,使其得以新生。

通过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达到保护的目的。如日本横滨步行道公园设计中,设计者认识到由于横滨经济的发展,随之也产生了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弊病,如“绿”在消失,“水”被疏远,自然生态遭到破坏,造成城市中自然的匮乏。因之在整个设计中构思了3个相关联的主题段,来追念与城市文脉有关的历史。设计者创造了:绿化步道——这里绿树葱郁,鸟语花香,一派自然景象,成为人工环境中的一块绿洲;“水”的广场——运用喷泉、瀑布、跌水、滚水和漩涡等水的表现来赋予广场自然的气息,使人摆脱城市的喧闹,获得了片刻的宁静;“石”的广场一是供纪念、演出等集体活动使用的露天广场,并制作了几十种有历史性代表的图样方案制作的陶块,铺砌在步道或嵌于指示牌上,给长者以历史的回忆,给少者以乡土的教育,给客人介绍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而留下特殊的印象。新晨

划定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的保护范围,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所处的历史环境,同时,还考虑满足景观的观赏要求,完善原计划的意境,保护古建筑的历史格局和景观,提高其环境质量。

其三,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常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需要,划分为严格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和视线走廊区,现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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