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7 16:40:59

民主政治论文

民主政治论文篇（1）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对于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文明于十六大第一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已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主要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在设计十二大报告时，胡乔木主张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分法，政治民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许多人不同意，十二大报告专门另列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部分。但这时没有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二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学术界认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仅仅提两个文明还不够，因为两个文明的建设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加以推进，两个文明的成果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保障，为此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更多的是以制度文明的概念出现的。

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政治文明的提法是对十二大报告的继承和创新，是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论述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是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的结果，标志着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而政治文明则是人们在改造国家制度及国家治理方式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它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改善和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

有关政治文明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没有明确的定义，学术界的定义则较多。但笔者认为，要给政治文明以定义，必须了解什么是政治和政治的核心要素。无论什么时代，政治总是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力联系在一起，并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恩格斯看来，国家本身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1](P176)这就意味着，国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自从有了国家以后，人们就力图按自己的意志建立、改造或治理国家，建立和改革相应的制度，形成或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以获得理想的生活秩序。因此，政治文明可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三个方面。

政治文明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为什么现在提出政治文明?这有其时代性。在物质十分匮乏的贫困社会，资源有限，为争取和占有有限的资源，政治更多的是以暴力、专制、强权、野蛮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的富裕和现代化社会，政治文明是应有之义。正是在由贫困走向充裕的小康社会阶段，政治文明建设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换言之，政治文明建设本身就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

小康社会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政治形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理念主要是“道德国家观”，即认为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美好的道德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是公民“优良的生活”。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 ”。为了过上幸福生活，需要建立国家，有国家的统治者。而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国家的统治权归属于君主，因为君主秉承“天意”管理人事。君主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国家权力为君主所垄断，根据君主的意志运行。国家根据道德规范治理，即孔子所谓的“为政以德”。“政，身正也”。统治者只有身正，才能作为社会的表率治理国家。

进入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文明形态发生了飞跃，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设。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主要是“契约国家观”。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首先撕开了盖在政治外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政治只讲目的，不论手段，因此是没有道德的。君主应如狮子般凶猛，狐狸般狡猾。法国的布丹进一步将国家统治权归纳为主权。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具有绝对性和排它性。西方的思想家进一步认为，主权在民而不在君。因为，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即天赋人权。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为此，人们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统治者，组成政府，治理国家。这种权力是可以收回的。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通过一定方式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为了保证统治者不滥用权力，根据功能将国家权力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相互制衡。为了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得以表达，实行政党竞争。各个政党通过选举制执掌权力，进行公共治理。政府、政党及所有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行法治。

由此可将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两种政治文明形态作以下比较：

专制政治：天赋君权　主权在君　绝对权力

政治垄断　道德治国

民主政治：天赋人权　主权在民　权力制衡

政治竞争　依法治国

民主政治论文篇（2）

执政党愈益重视经验化的社会目标。其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相应，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输和调控更为柔性，其运作、调适和整合其他思想和理论资源的空间也空前扩大。而全部政治价值的社会化均服务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强国富民这一核心目标。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实现了从全能政治社会到非政治化社会的转变。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政治权力收缩，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在其中的本体作用得以恢复。在社会管理方面，“全能政治”特征消退，经济和社会的独立地位确立，公民个人在经济、社会和法律上的独立和主体地位得到承认，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空间得到认可，整个社会的管理和运作从讲究革命化和理想化转变为愈益法治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在社会结构的纵向分层上，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元叠加的标准取代政治一元化标准，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围。改革开放前，单一的政治化分层标准与党政官员对社会资源的实际垄断相辅相成，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强烈的单一纵向等级化特征。在这种分层中，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将工人、农民和党政干部均视作社会精英，但实际上的精英集团仍然只局限于党政干部阶层（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除外），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均构成社会大众的主体。而在政治上遭受歧见者，如新社会眼中的剥削阶级残余、与旧政权有关的人员、他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被认为与旧政治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则被打入另册，实际上沦为社会底层。经过改革开放，淡化政治因素，社会分层标准中又添加了经济和文化等更加多元的因素，新兴工商阶层产生，技术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提高，从而在整体上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畴和规模。与此相对应，工人和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大众。而一切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增加最少者，则成为新的社会弱势。这样，自1949年以后，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又一次发生巨变，新社会结构与较革命传统更为悠长的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经验和未来预期更为融合。

对于上述变化，学界有人以逐渐回复到后革命状态下的常态社会来表述，有人则称之为全能政治退出后权威型政治社会的形成，其所表述的基本特征即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日益开放背景下的政治权威主导。这些表述虽然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但若从一种去价值的操作化角度看，还是颇有几分贴近。

形成如此政治发展模式的原因，当然与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的主导有关，但它同时也是这种主导与改革事件/过程中的其他社会力量反复博弈的结果。正是这些或隐性或显性的博弈，使结局未必与主导者的设定和预期完全一致，而成为多种设定和预期在复杂历史时空中相互整合与叠加的结果。但不能否认的是，改革主导力量权威性的政治掌控以及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对诸多外来思想和新理念的改造性吸收，仍然是形成新格局的基础。在这些思想和理念中，也许亨廷顿有关发展中国家法治和秩序重于自由的思想，以及借鉴外部经验却主要产生于本土的新权威主义（包括稍后的新保守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种种设计，尤其值得一提。也就是说，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虽然在与时俱进中保持了自己传承性的表述风格，但人们却又都可以在这些表述以及变化后的政治社会特征中找到与上述理论的若干暗合之处。而之所以强调是改造性吸收，则是说为政者可能更愿意选择这些理论的功用性因素，而减少其价值内核，以达成既适应经济自由和社会开放，又稳固政治权威结构及其符号的目的。

由此，我们看到，1990年代以来逐渐成型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模式便承担起了其在中国社会大转型中的历史与现实功能，即在高度强调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稳固政治权力配置格局，由政治权威来主导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不过，这一模式的成功运作尚需要广大民众和非政治的主流社会精英支持和认可。就广大民众而言，改革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和社会绩效无疑构成世俗化政治认同的基础。而日益壮大的工商阶层和技术与文化知识精英，除了对经济及社会绩效的认可，其自身在理性与现实之间的权衡与选择，以及他们能够参与对改革成果的分享，也是与改革主导者达成默契的重要原因。

无疑，市场经济和愈益开放的社会有助于能力优异者和机遇幸运儿分享到更多的改革成果，以跻身于改革受益者的位置，而“工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仕”又成为体制对成功者给予奖励的重要渠道，并以此来满足他们分享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期望。与此相伴随，“贤人政治”和“咨询政治”也成为新时期有特色的政治风景。这些举措的目的，都是要以非竞争性的行政化管道将成功者吸纳进体制，扩大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而意识形态的调整，也为为政者吸收有利于稳固秩序和发展社会的各种理论主张打开了通道，由此，凡是认同，或者至少接受现有制度安排的建设性主张，无论其以何种价值为背景，都有可能被包容。这一变化也相应导致思想界价值立场的变化，虽然因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致使某些具有原教旨色彩的理论抬头（其中最突出且具有破坏力的是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但总体言之，以中庸、理性与务实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理念开始居于思想界的主流，并形成与体制的良性互动，从而丰富了治理理念，增强了对新政治模式的支持。

毫无疑问，这种以务实和功效为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适应了现阶段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总体需要，由此，它在稳固政治权威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在促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又确保政治权威和基本社会秩序稳定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殊难逆料。

不过，由于这一模式以权力者强力掌控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领域，以及社会精英参与主要改革成果的分享为最大特点，其在赢得了政治稳定、精英共识和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若干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因为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公平、公正的竞争，而导致腐败加剧和社会分化过大。这两大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直接构成对发展模式本身的解构，成为影响政治权威持续稳固，社会长期和谐安定以及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最大问题。

民主政治论文篇（3）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从根本上说，乡村民主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全社会的“自治民主”。2·在传统乡村社会，可以有“自治”，但不会有“民主自治”；真正的传统乡村社会不存在对民主政治的需求。3·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产生于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4·通常，乡村政治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传统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5·中国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标志着一场新的“乡村动员”已经开始，在今后一个时期，乡村富人政治和宗派政治将会强化。6·乡村政治改革要遵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个前提下，政治家的政治领导艺术才能够驾驭政治改革进程。

二、自治不等于民主自治：一种历史观察

自治本是一个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或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某一地域的共同体由于经济上的封闭性或相对独立性，而产生的对中央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在一般政治学和历史学文献中，自治概念多用来描述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政治特性；现在也用来表述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关系。在基督教君主制盛行的背景下，城市共和制度创造了提供自治可能性的重要范例。（戴维·赫尔德，1998，53）

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有自治城市。在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真正完全控制的是罗马这个城市，其君主在法律上只是首府罗马城的最高长官。皇帝作为取得胜利的征服者，他的大田庄遍及帝国各地，并成为其岁入的重要来源。（罗斯托夫采夫，1957，195－230）显然，这种自治性政治关系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更不同于今天的我国乡村“自治”。

英国中世纪的乡村似乎也有某种“自治”。乡村庄园有议事厅，是村民的活动中心。“村民可以根据当地习俗就进入或使用草地等公用土地问题达成协议，而无需承担来自官方的任何压力。”但是，这种乡村自治不是民主自治。英国那时奉行等级制度，从史料中可以发现至少有21种不同身份地位的规定。法律对于低等级的维兰（villani，占农民总数的40％以上）有种种歧视性规定，如无权控告领主，法庭上不能申辩等。这种“卑贱的人”在政治上无权，在经济上的地位也极为软弱。（A.勃里格斯，1987，81－82、131－132页）

法国的情形与英国有所不同。在中世纪，“由于领力的极度膨胀，使得法国的领主在法庭上有绝对的权威。”领主甚至强迫农民使用他拥有的水磨，而不得使用自己的石磨。法国的维兰（villa）不论是自由农还是农奴，都服从领主，与领主之间存在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布洛赫，1931，95页、101页）法国曾有过家庭共同体，人口有时近百口，几代人居住在一所房子里。这种共同体的产生与法国一些地方实行按户征税的税收制度有关。法国还有过乡村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受制于各种共同经营的规定（临时耕种法则、公共牧场、收获日子等）。在某些情况下，乡村共同体是农民与国王斗争的组织。13世纪巴黎北部的卢夫尔人自己建造教堂，选举镇长，批准治安条例，维修公路和水井，与“国王的人”对峙。有的乡村共同体后来发展成为“公社”，并赢得了公社契约。但是，这种合法化的团体经过与领主的斗争与妥协才得以确立。冲突一般要经过法官裁决，而法官代表的是领主，而不是团体。在一些共同事务中，只有领主才合法地掌握指挥权。（马克·布洛赫，1931，190－200）总体上看，法国农村的自治是十分有限的，更谈不上民主自治，这正如威尔逊所说：“巴黎自始至终没有丧失对农村的控制，也没有丧失对税款贪得无厌的胃口，这项税款是用来供养军队和官僚机构的”（J.Q.威尔逊，1989，367页）。

法国城市自治状况与乡村有相似之处。布罗代尔指出：“人们往往认为城市的自治从一开始便受到民主运动的支持，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因为城市政权很早就已为几个强大的家族所控制。这种政权无疑由选举产生，但这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几个沆瀣一气的大家族不断支配着马赛、里昂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的命运。巴黎的选举程式确实是一部编写得很好的电影脚本，知道底细的人事后无不为之捧腹大笑。特权阶层在选举中稳操胜券，他们的地位始终十分牢靠。”（布罗代尔，1990，56页）

美国的一些学者研究过中国乡村社会问题。按照他们的分析，在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乡村与官府的关系较为简单，传统道德（习惯法）是维系乡村内部秩序的重要因素，而首事、中人可以是道德的化身，他们对乡村纠纷拥有裁判权威。杜赞奇认为，中人一般也是乡村社会的保护人。作为保护人，他们成为乡村农民的依赖对象，以便实现契约、免遭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农民在进行交易和遇到纠纷时，更愿意找中人，而不是找官人。当然，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被保护人往往受保护人的支配，前者对后者既爱又恨。（杜赞奇，170页）显然，中国乡村社会的这种治理结构也有自治性质，但谈不上民主自治。

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有些政治家曾推行过村民自治制度，如秦汉时期的乡官推举制度、太平天国的乡官制、晚清时期的乡镇自治以及国民革命时期的一些类似做法等等。尽管这些做法有类似选举的一些内容，但与现代民主风马牛不相及。中国农村在很长历史时期推行在某种形式的乡里制度，成为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向农村渗透的标志，但总体上未能改变传统农村社会的自治性政治结构，只是这种自治与民主完全无关。（有关背景材料参阅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

胡适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无为而治，并以其幼时生活佐证。他曾从安徽南部经过浙江到上海。到了杭州，第一天才看见警察；以前走了七天七夜并没有看到一个警察或士兵，路上一样太平。事实上，这个情形在建国后一个时期也存在。笔者在河北农村考察，农民说，他们过去赶集卖木头，如果木头没有卖完，便将木头放在集场，人回家，下次赶集再来卖，木头是不会丢的。这种情形说明，如果没有官兵和土匪的骚扰，传统乡村社会的治安是不需要政府插手的。

J.米格代尔曾经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特点有过一般性分析，他认为，中央政府和与农村的正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税收进行经济剥削，二是通过法律和命令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实际上，正规关系主要是前一种。除过这种关系，其余问题由乡村社会自己决定，即所谓自治。自治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社会的农民没有能力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只得尽量躲避于政府的接触，而不是去改变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二是传统国家的确没有能力和意向去直接管理农村中的行政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享有不受外界干扰处理自己大部分内部事务的自由”。（J.米格代尔，1974，39－41页）在墨西哥的一些乡村，头领是由成年男子选举产生的，他受到审议团的辅佐，而审议团是由乡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组成的。这些领导者基本上是富人。在这样的乡村里，取得村民资格的条件是用大约1/4的工作时间参加各种公共劳动，否则要受到逮捕或监禁，甚至被逐出村庄。显然，这里的乡村自治也不是民主自治。米格代尔的一般结论是，在内向型的农村，地主凭借自己的资源和与其他地主的联盟对敢于向他们权力基础提出挑战的农奴或佃户施以严厉的惩罚。（J.米格代尔，1974，64页）

为什么在传统社会王权政治难以渗透到乡村社会，使王权政治止于村社共同体边界？一般来说，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宗法关系下的道德压力和宗教压力通常足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不需要也不会有王权政治。包含有政治技术、政治机构在内的王权政治若抵达村社共同体内部，成本实在太高，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负担不起。据英国12世纪出现的一部《财务署对话录》记载，国王和群臣仅征收赋税一项已是“强加于他们最沉重的负担”，（勃里格斯，1987，22页）更不用说介入村社共同体的其他方面。与王权相对照，村社共同体中的宗法关系甚至可以采取某种民主制的形式。《简明剑桥中世纪史》也有类似介绍。（诺斯，1981，145页）中国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史学家许纪霖、陈达凯指出：对于乡村的控制，传统中国的行政权力只抵达县一级，县以下基本由地方士绅或宗族大户维持秩序，推行教化。（许纪霖、陈达凯，1995）

传统社会的乡村可以有自己行之有效的权威系统。首先是传统道德的权威。道德依靠羞耻心造成的心理压力来维持共同体秩序，而羞耻心的作用强弱程度依赖于共同体成员流动性的大小。流动性越小，人们越不容易逃避羞耻心的惩罚，因为羞耻心通过共同体成员的鄙视而起作用。族长、乡村绅士通常是维护道统的权威。其次是宗教的权威。在传统社会，国家的统一的宗教可以与国王斗法，但不一定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乡村共同体。中国古代乡村信仰的神祗并不统一，一些民间人物也可以被神化而得到供奉。古罗马帝国时的乡村也有自己的土神。（罗斯托夫采夫，1957，277页）由此看来，不仅道德的作用加强了乡村共同体的某种自治性质，宗教也可以被用来成为自治的手段。无疑，这两种手段都与民主政治产生的权威无关。

综合上述各种关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乡村社会本来具有某种自治性质，但并非“民主自治”。本节的讨论基于一种历史观察，对这一观察结论的逻辑讨论将在第四节进行。三、乡村动员的社会功利主义分析

“动员”（Mobilization）一词经亨廷顿著作的传播，其政治学意义已经比较确定，即是指传统社会的居民由一定历史条件的推动而参与现代化的过程。这个条件应该包括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政治学家更多地讨论了政治条件。不发达社会乡村动员的方式、程序与时机选择，与动员的成败密切相关。本节拟从社会功利主义角度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说价值观的立场对笔者没有意义，而是因为这种立场无助于科学地认识问题。

（一）民主政治的一般功利意义

我们先来考察传统社会的“民主政治”。传统社会的民主政治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在大多数情况下，前者不具有后者的真正内核，而只具有后者的某种形式。所以，在这里笔者只是在十分有限的意义上使用民主政治这一概念。传统社会的民主制对于领袖的个人素质有较强的依赖性（这一点与目前中国农村某些村落的情况极为相似），这种依赖性本身的基础不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马基亚弗里认为，对于古代史的研究表明，有三种主要的政府形式，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制度天生就是不稳定的，而且势必形成退化和腐败的循环。君主制退化为暴政，贵族制退化为寡头政治，民主制退化为无政府状态。当创建古代民主制的一代人去世后，就出现这种情况。（戴维·赫尔德，1996，64）古代民主制对于创建制度的领袖的依赖性决定了这种制度是不稳定的。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制度的功利意义。在地域相对狭小，地缘政治冲突尖锐，以及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条件下，古代民主制有利于降低“公民”之间的社会交易成本，动员上层社会的资源，从而有利于提高共同体的竞争地位。

现代民主政治也有其社会功利意义。韦伯阐述了一种严格限定的民主模式，因为他把民主仅仅看作为确定合格的领袖提供途径。韦伯十分怀疑选民的作用和扩大政治参与的可能性；选举虽然为选民提供了某些保护伞，但其衡量标准只在于它是否能革除官员的无效率。韦伯的这一观点对熊彼特有一定影响，后者尖锐地指出：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两个词的明显的意义说的人民确实在那里统治。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定义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成：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要承认政治家具有特定的职业利益，承认政治职业作为一种职业，具有特定的集团利益。熊彼特受某些群体心理学家的影响，认为选民通常软弱无能，易受强烈的情感冲动支配，不能理智地作出独立决定，易受外部势力左右。企图影响普通选民走向理性论证，只能更加煽起他们的兽性。熊彼特坚持认为，教育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戴维·赫尔德，1996，218－228）韦伯所说的领袖的统治与熊彼特所说的政治家的统治都是一个意思。

政治家的统治具有重要的社会功利意义。政治家及其官僚机构的存在意味着一项重大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提高公共物品供应的效率，而竞选则是促进分工的手段。现代社会由于交易技术的进步，人类跨出村社共同体之外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真正的、具有社会性的事物扩展了，于是，需要公共秩序由共同体内部向共同体外部扩展。在共同体外部，各类交易交织在一起，交易当事人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必然寻求稳定的产权界定与交易规则。满足这个需求既不能靠以暴力为手段的王权，也不能仅仅靠宗法关系基础上的道德自律。单个家族或单个专业集团无论在技能上还是信息把握上均不能满足这种要求。这个使命的完成，只能靠掌握不同信息和不同产权界定技术的各类集团的共同合作。这些集团中有法官、律师、职业官僚、技术专家等。政治家是这些集团的组织者与协调者。选举中的多数原则，权力制衡原则，是这些集团可能采取的降低政治活动的不确定性的合作规则。

以多数原则为核心的宪法秩序有利于降低社会合作的交易成本，有利于社会稳定。因为政府拥有的暴力潜力通过选举活动和多数人的利益要求结合到了一起，使政府的暴力潜力更加稳固和强大；而选举或投票的结果，向少数派传递了这种力量对比的信息，无疑有利于防范少数派的轻举妄动。选举过程产生的巨大“浪费”是换取社会稳定的必不可少的代价。固然我们不能排除不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集团代表多数派的可能性，但有关这种代表性的信息是无法传递给少数派的，少数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误认为自己代表着多数派，进而去寻找机会争夺政权，结果会酿成无休止的社会冲突和动乱。有了选举过程就不同了，普遍的、大规模的选举过程同时是信息整合、传递的过程，其结果既选出了一个多数派，又选出了一个少数派，少数派不得不与社会多数派进行合作。

（二）乡村动员的时机选择与成败后果

如果我们从一般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乡村动员可能符合大众通行的价值观，因为乡村动员的过程是解除农民的宗法束缚和宗教束缚的过程。但是，不合时机的乡村动员可能迅速瓦解原有的乡村权威结构，而导致社会动乱，这一后果并不能给农民真正的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一个社会从整体上不具备乡村动员的条件，理性的政府可能会采取牺牲社会弱势集团的立场，而弱势集团通常是普通农民集团。美国政治学家赫德尔曾解释过一种残酷的“置换战略”，其核心一方面是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在糟糕的后果分散给最软弱无力的集团，另一方面安抚那些能够最有效地调动公众呼声的集团。这并非说政府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或者，民选政府一般都力图确保现有秩序的最平稳延续的可能性，那么，他们除了安抚那些最强有力、最能有效调动资源的人以外，几乎别无选择。（戴维·赫尔德，1996，318）这种置换战略固然是不人道的、残酷的，但却是政治过程的现实。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主题之一是政治参与（社会动员的主导形式）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依他观点，时机不当的政治参与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而时机成熟与否取决于社会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亨廷顿，1968，51）

按照亨廷顿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农村状态也与农民的政治参与有关。孙中山的南方政权放手对中国下层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动员，包括对乡村农民的政治经济动员，但动员机构主要由当时与进行合作的共产党掌握。1926年1月，二大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共产党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乡村动员。但是，这种动员的后果很快表现出政府不能控制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国共分裂，共产党在“非法”状态下继续进行乡村政治动员。（王跃，1995）1928年，、陈果夫正式提出暂行停止民众运动。1928年，三全大会又进一步限定了农民运动的内涵。到1930年，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农会立法原则》，规定只有“耕作农地面积在20亩以上”，或是“中等学校毕业习农业者”才可成为农会会员。（张益民，1995）但是，在当时政治腐败、豪强割据的局面下，政府已经不能阻止共产党所进行的乡村动员过程。这个过程最终在中国大陆上葬送了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对乡村进行社会动员的同时，也产生了控制农民的强大的组织系统。政权建立后，农民普遍赢得了土地，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大大减退。国家很快凭借自己的组织力量先后在农村发起了合作化运动和运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标志着中国乡村动员的停止。此后实际上实行了赫尔德所讲的“置换战略”，以长久地牺牲农民的利益开始了工业资本的积累，同时也给中国政治家一段从容地学习现代化经验的时间。后一种意义尤其值得学者思考。

四、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一）传统乡村社会及其政治需求

大量对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文献表明，传统乡村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有很大的差异，不会是一个统一模式。但是，在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传统乡村社会除以农业为主业之外，尚有这样的相似特征：1·居民之间在经济上有等级差异，有穷人和富人之分（欧洲的等级差异比较固定，而中国的等级差异不固定）；2·经济与政治上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弱。下面我们以这两个假设为前提讨论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问题，并相信这两个假设具有充分现实性。只有在社会处于大动荡时期，这两个假设条件才受到破坏。

所谓政治，是指人们之间、社会共同体之间形成稳定利益关系的过程以及维持稳定利益关系的规则。通常，秩序与安全是利益关系得以稳定的基本要素。良好的政治结构必须提供秩序和安全这种公共物品。所以，也可以把政治看作一种供应公共物品的制度。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特征必取决于共同体的经济特征（经济特征最终与自然环境特征有关）。依据前面的假设，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也要寻找一种途径，即一种政治结构，来解决秩序和安全问题。

（二）“直接民主”的虚假性

所谓直接民主（不是直接选举），是指共同体的主要公共决策由全体成员投票决定。如果认为乡村社会共同体因为人数少，社会事务简单，就可以实行民主决策，甚至实行“直接民主”，那么，这种看法可能过于简单。从历史实践看，各民族从来没有普遍实行过这种制度，现代西方国家在极个别的问题上才采取“全民公决”的做法。西方一些学者发现，当共同体成员超过7人以上，对共同体事务直接讨论决策的效率就开始下降。所以，民主制度普遍地采取代议制形式。

韦伯认为，如果有下列条件，直接民主也是可能的：1·这个组织必须是区域性的，或其成员的数量是有限的；2·这些成员的社会地位必须没有很大差异；3·行政功能应该比较简单和稳定；4·必须有目的地进行最低限度的人员培训。一般来说，传统乡村社会不具备韦伯所说的这些条件。韦伯认为在一个异质的社会里，直接民主会造成毫无效率的管理、令人讨厌的无能和不稳定，并且最终急剧增加暴戾的少数人统治的可能。这种少数人统治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缺乏技术上有效的管理而造成了协调真空。此外，直接民主方式阻碍了政治谈判和妥协的可能性。（戴维·赫尔德，1996，206－207（三）传统乡村社会的主导权威结构－－对财富的认同

由谁来向传统乡村社会提供秩序和安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供？这是认识乡村政治的核心问题（至于盗匪骚扰和异族侵略问题，一般由国家军队来解决）。

通常，道德、礼仪、宗法制度、宗教制度等，是传统乡村社会的行为规范。如果人们背离这些行为规范，由谁来组织舆论或实施刑罚对违规者进行处罚？换句话说，在传统乡村社会由谁来取得合法地位，维护秩序和安全？显然，在直接民主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人们要通过对一个或几个人的认同，来赋予他们维护秩序和安全的权力。进一步的问题是：人们认同谁？何以认同他们？这种认同是否要通过选举取得合法性？

自然，人们会用成本最低、最可靠的办法来解决上述问题。不难理解，人们会希望富人来提供秩序和安全，这绝不是因为人们爱戴富人，而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对富人更信任。秩序和安全对富人更重要，富人对秩序和安全舍得投资，而穷人没有投资能力，采取搭富人“便车”的办法“坐享其成”更符合理性原则。对于富人在政治活动中的优势，早就有学者给予充分注意。例如雅典执掌公民大会和评议会的人往往是那些具有高贵出身或等级的人。他们是家境富裕的精英，拥有充裕的时间来维护他们的联系，追求他们的利益。（戴维·赫尔德，1996，34）“财富是比年龄更重要的因素，在决定社会地位时起主要的作用。只有富人才能付得起不同的公职所需要的开销，所以，他们向上爬得最快”。（J.米格代尔，1974，63页）

富人通过什么途径获取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控制权？或者说，富人在乡村社会权威结构中的控制地位如何取得合法性？一般来说，富人对普通农民首先在经济上有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足以使他们成为秩序、安全等公共物品的控制者。这种控制在一些社会通过等级制度而成为惯例（如西欧社会），在一些社会则通过政府的任命而取得合法地位（如某些历史时期的中国的乡里制度）。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也是富人，乡绅控制也是富人控制。因为富人往往有必要、也有能力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所以富人得到政府的任命是不奇怪的。对于乡村社会之上的政府来说，承认已经得到乡村居民认同的富人，并给予他们合法地位，使其成为自己对乡村进行控制的人，无疑也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成本较低的方式。

富人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否与道德、礼仪以及宗法制度对乡村居民的约束相统一？换句话说，富人能否与道德化身、宗族领袖和礼仪维护者的身份相统一？一般来说，在传统社会结构较为稳定的情况下，较之穷人，富人更有可能兼具这些身份。在社会动荡时期，或社会结构转变时期，一切人都可能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违反道德规则，并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而致富，此时，富人可能是恶人的同义语。但富人一旦确立了稳定地位，就需要通过维护道统来维护自己的地位，通常的道德行为规范最有利于富人稳固自己的地位。这就是所谓“起点的不道德会引起终点的道德”。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所以，在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富人通常是道统的维护者。此外，富有家族通常是望族；富有家族的人口增长速度要大大高于贫穷的家族，所以，富人的族长通常也是同姓家族构成的自然村落的宗法领袖。（葛剑雄，1982）宗法领袖当然要维护宗法礼仪；宗法礼仪有利于稳固宗法领袖的统治地位。

传统乡村社会的富人主导政治会不会有害于穷人？很难对此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但富人首先为自身利益服务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学者秦晖先生通过对陕西关中农村地区的研究，证明了“政治契约论”观点在中国的适用性。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内部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互依赖性，特别表现为“束缚”与“保护”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也多次指出，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是“相互的人身束缚”，人们本质上都是宗法共同体的成员。（参阅秦晖，1996，32－33）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普通农民离开这种契约关系，利益会绝对地受到损害。当然，在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中控制者始终处于优越地位，他们拥有特权，单就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会使控制者拥有特权。这是一切权威结构的共同特征。

如果没有外力强制，假设由传统乡村社会的农民选举共同体的政治领袖，会不会选出穷人？在社会状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般不会。一是穷人提供秩序和安全的能力通常很难取得共同体成员信任；二是穷人当政将造成权力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不能排除其他穷人的竞争与挑战；三是穷人当政与富人当政一样不能解决特权问题，甚至穷人在预期权力不稳定的情况下会更多地行使特权（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过程甚至也反映出类似特性）。所以，如果没有外力强制，穷人很难当政。当然，这些判断只有在传统乡村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存在外力强制，或社会处于动荡时期，一些穷人的命运会迥然不同。

如果前面的分析能够成立，一个逻辑结论就会出现：传统乡村社会的民主选举没有任何意义。民主选举过程的本质在于，通过竞选活动向选民传播不易得到的信息，使政治领袖获得资格认证；而选举的结果可以告诉少数派自己的力量状况，使社会得以稳定。然而，所有这些信息在传统乡村社会都是比较容易得到的，不需要通过竞选来传播信息，也不需要选举的结果反映力量对比。富人、乡绅长期在共同体之内生活，其身份与能力不需要通过竞选来证明。只有跨出乡村共同体之外，进入市场经济活动领域，这些信息才需要专门的政治过程即竞选过程来传播。对这个判断的实证支持，是中外传统乡村社会从没有出现民主政治这个历史事实；（非社会主义的）落后农业国的民主政治一律徒有其名，一律是寡头独裁政治。拙见以为，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这种现象的必然性正是笔者在这里提供的解释。

另外一个需要认识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乡村共同体的控制者会成为穷人，甚至成为地痞无赖？根据美国学者杜赞奇对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可以把富人在村社树立道德形象、使自己成为道德化身看作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否则投资便不可能得到报偿，富人也不会去树立自己的道德形象。华北农村的研究资料可以证实这一判断。三、四十年代的华北战火频仍，民生凋敝，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受到很大破坏，这种情况下履行契约的条件恶化，使担任“中人”（乡村共同体内部的仲裁人）成为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相当一些富人不愿意充当中人，或者干脆逃离乡村，到城市谋生，使村民寻找理想的中人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时新类型的中人便会出现，如果其它条件不变，新出现的中人通常是较穷的村民，他的撮合范围一般也限于家族之内，且撮合的成功率低，契约条件也很不优惠。由此可以看出，农村不稳定使道德力量的调节作用下降，后者又使农村的交易条件恶化，导致农村社会更不稳定。在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时期，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农村社会的秩序与安全，乡村富人又没有能力提供，地痞流氓就会成为乡村共同体的控制者。（参阅杜赞奇，1988）在中国不少历史时期有过地痞流氓控制农村社会、而富人对作乡官避之惟恐不及的情形，但这差不多都是中央政府权力极度膨胀、农村社会自治程度很低的时期。（参阅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

五、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变迁——兼析中国乡村的政治改革问题

（一）结构转变中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变，是指传统乡村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相伴随的社会权威结构向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权威结构的转变。

在结构转变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认同条件发生变化或遭受破坏。（1）人口的流动，社区边界的调整，家庭模式的变化等等，都使违反道德和礼仪所产生的羞耻感的惩罚力下降，道德权威和宗法领袖不再成为能有效提供秩序和安全的力量。（2）各种新的聚敛财富的机会的出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规则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迅速成为暴发户，富人身份与道德权威身份、宗法领袖身份已很难统一，在保证提供社会秩序和安全方面，富人很难得到人们的信任，财富多少不再成为可信度的重要指标。（3）由于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增大，交易内容变得日益复杂，社会秩序和安全的内涵与以往大不相同，提供安全和秩序的政治人物需要新的知识经验和新的专业背景方能胜任，而这种关于知识经验和专业背景的信息具有某种隐蔽性，人们通常不容易通过廉价支付得到这种信息。标志政治家出现的社会分工已具有必然性。在这些变化之下，乡村社会已经很难通过对道德、宗法和财富的认同来产生稳定的政治权威结构；而政府的任命也已经很难与乡村居民的认同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政府的任命虽然可能具有合法性，但不一定具有有效的权威性。不具有权威性的合法性，也不具有行政效率，这种情形发生在乡村社会，会破坏乡村社会的稳定性。

米格代尔对内向型农村转向外向型农村后农民群体政治意识发生的变化作了精彩的分析。这种转变发生后，农村中已没有能被农民接受的农村公平分配机制和相应的社会制度。这个时候，“农村以外的法院和警察在农民生活中变得及其重要。”“对外联系扩大后，农村在农民生活中完全变得无关紧要了。”“社区很明显不再是农民认同的基础。”也就在这个时候，农民对农村政治组织权力的承认不再是基于该政治组织与旧的农村社会体系的关系，而是基于该政治组织与国家，即新的社会体系的关系；农村领导人在更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行政官员，农村社区领导人原有的受人尊敬的地位消失了。概括地说，开放型农村社会“意味着农村政府的持续活力更多地取决于它与更大政治制度和更大政治社区之间的关系。”（J.米格代尔，1974，168－171页）

为了产生较为稳定的乡村社会权威结构，使得权威结构能保持一种强制力，保证人们遵从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显然需要一种新的对权威的认同方式，这种方式便是民主选举制度。本文第三节所述关于民主政治的功利作用，正能够适应乡村社会对转变时期权威结构的需要。所以，如果说传统乡村社会不需要民主政治，那么，传统乡村社会开始解体，就意味着对民主政治的需要开始产生。

（二）结构转变时期乡村民主政治能独立发展吗？

能否在全社会民主政治发育不足的背景下，率先发展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迄今为止，尚无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可能性。成功的政治制度变革走的是与此相反的道路，并且，选举权大体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而逐步扩大。

第一，按照本文的分析，民主政治是传统乡村社会开始解体后产生的需要，但传统乡村社会只是整个传统社会的一部分，而在整个处于转变时期的社会中，乡村社会的转变最慢，所以，乡村社会以外的市民社会或工业社会应该更早地、更强烈地产生出民主政治需求，也就是说，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应在工业社会之后发生。

第二，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必然是社会集团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即使不引起大的社会动乱，也会因利益摩擦而不断出现社会集团之间的僵持和对立。通常，借助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而获利最大的集团，也是政治对话中力量最强的集团，并且也往往是对民主政治需求最强烈的集团。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样的集团是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而不是普通农民阶层。经济力量弱小、分散的农民无论怎么看都不会成为推动民主政治的主要动力。在传统乡村社会解体不彻底的情况下，普通农民还有可能成为反对民主的力量。1793－－1796年间，法国旺代省就发生了农民的反革命暴乱，农民在暴乱中高呼口号“还我国王”，“国王和上帝万岁”；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资产阶级，他们的领袖是教区牧师（摩尔，1966年，75---85页)。恩格斯在评价拿破仑时也曾这样说：由于拿破仑采取了解放农民的措施，引起了农民的不满。（1846年，《全集》2卷，636页)中国近现代史上类似情形也不少见。

第三，按照我们的分析，乡村居民在其经济活动突破乡村社区范围以后，遇到新的“不确定性”，才需要民主政治来提供秩序和安全，以克服这种不确定性。所以，与其说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发生在乡村社区之内，不如说发生在乡村社区之外。乡村民主政治一开始就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可能独立存在于乡村社区内部。

当然，理论分析与历史经验有时未必一定能与现实相对应。乡村社会或许未必一定是民主的阳光最后抵达的地方，如果有政治家的政治艺术的高超发挥，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序（在不违抗基本规律的情况下）或许会出现变通。对此，我们很难进行预测。

（三）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政治规律与政治艺术之间运筹帷幄

在社会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经济利益关系会发生重大调整，并相应产生政治结构变化的要求。“欠发达国家的大幅度经济增长可能需要在现有的物质技术，甚至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作出较大的改变……对于今天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性斗争”。（库兹涅茨，1973，287）

库兹涅茨所说的“有效的政治体制”当然是指现代政治体制。罗伯特·E·沃德和拉斯托提出了现代政治体制的特征：高度差异和功能专门化的政府组织体制；政府结构内部高度一体化；理性的和世俗化的政治决策体制；政治决策和行政决策的数量多、范围广、效率高；人们对本国的历史、领土和民族性有广泛和有效的认同；人们有广泛的兴趣积极参与政治体制，虽然他们未必参与决策；政治角色的分配是根据个人成就，而不是依据归属关系；司法和制定条例主要是以世俗的和非特指某一个人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亨廷顿的概括是：现代政治体的特征是：“理性化的权威，差异性的结构，大众的参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能够实现广泛目标的能力”（S.P.亨廷顿，1996，44）

亨廷顿的这几项概括，每一项实现都很不容易。理性化权威的形成意味着人们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发生改变，有可能动摇人们对既定权威结构的认同，导致统一意识形态的瓦解。差异性结构的形成意味着职业化的政治家和官僚机构控制社会，而这种控制需要建立在社会的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达成这种认同将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大众参与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众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以什么样的组织形态为基础，既与社会变革的程度有关，也与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有关，其中充满着很多不确定因素。

过速调整政治结构可能会带来巨大政治风险。从社会功利主义出发，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杰出的政治家强调社会稳定的意义。“一些经济群体过去存在的相对地位如果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便孕育着冲突－－尽管各个群体的绝对收入和绝对产量都有所上升。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冲突会导致公开的内战，美国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的情况下解决这种冲突，现代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库兹涅茨，1973，279-280）

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必以经济改革为先导，这几乎被证明是一种规律。萨缪尔森在对当代主要国家的社会变迁发表评论时指出：戈尔巴乔夫也许犯了个错误，他最先开始自由化是公民权利，或许他应当从经济层次开始（如中国那样），……。无论如何，我觉得如果他从经济层次开始自由化改革，渐次导致文化变迁，然后进入政治层次，结局便会很不一样。智利是这样做的。（参阅汪丁丁，1998）

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由不适当的政治改革操作而产生的政治改革失败，最有可能发生在乡村社会，并引发全社会的动荡。（党国英，1996；1997；1998）在遵从政治变革规律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操作，是一种政治艺术，但对此进行讨论已不是本文的任务。（四）推论与预测：中国乡村政治改革的意义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以后又开始了一场新的乡村社会动员运动。这场运动的经济内涵是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广，而政治内涵则是乡村民主自治选举的实行。对于后一变化的前景在目前很难进行准确地分析预测；对政治发展的预测常常容易发生错误，亨廷顿就犯了不少这种错误。但通过本文以上理论分析，我们还是可以讨论一些问题。

在中国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是通过上一级政府的任命而确立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合法性获得方式已经过时，社会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对此我们已经作出了分析。由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或许会有下述特点。

第一，我国乡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并对更高一级的乡政府领导人的选举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关注。这本来民主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大部分落后农村地区，由于其社会经济的封闭性，农民对民主政治并没有强烈需求。这些农村地区的民主选举活动容易受到上级政府的干预，民主选举制度形同虚设。这些地区的某些乡村可以有组织良好的民主选举活动，甚至可以选出好的领导人，但这种情形对某个上级领导人的个人素质有很大依赖性，因而具有偶然性。

第二，就整体而言，乡村民主选举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无论村民还是政府都对于民主政治的知识极其缺乏，许多技术性的工作也需要逐步掌握，因此，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很不规范的。就眼下而言，对大部分落后乡村的民主自治制度不能估计过高。政府干预选举将是普遍现象；因为贿选成本低廉，金钱政治将广泛存在；家族势力乃至地方恶势力也容易影响选举活动。

第三，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有着最强烈的需求。一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二是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新崛起的富人阶层购买“党票”，进行贿选，组织帮派，积极寻求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由于地方财政等实际利益的驱使，许多地方政府也乐意富人阶层进入基层政府。这种富人政治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第四，农村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人口变动对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普遍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农民将迁居万人左右以上的小城镇和大中城市，传统村落将逐步收缩为小的农场主居民点。这个过程在总体上将相当漫长，但局部变化已经在发生；只要出现这种变化，传统村落的民主自治制度就将失去意义，民主选举就必须扩大到小城镇。

第五，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将扩大农村社会内部的家族冲突或宗派冲突。为了竞选村委会主任职务，竞选者将会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投票人的认同，而在乡村社会，血缘关系是获得认同的最重要的、也是成本最低的资源，竞选者一定会大力利用这种资源。在乡村社会其他认同条件发育不足的情况下，血缘关系的资源将更显得重要。只有在农村社会经济分工得到深化，农村人口显著减少的情况下，血缘关系在政治活动中的意义才会降低。

“乡村民主自治”已经是一个乡村政治动员令，它给乡村居民追求民主政治提供了合法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乡村居民还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还很难判断。对于未来的变化，国家领导人理应未雨绸缪，提早作出统盘考虑。

（五）从长远考虑的改革：一种技术性调整

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看，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是有缺陷的。今后逐步作出下述几种技术性调整是有必要的。

1·政治语汇调整。“自我管理”等“自治”概念反映了一种封闭型社会的理念，应考虑取消。应以现代国家的行政分权思想替代自治理念。

2·应逐步引入竞选制度。事实上，乡村民主选举中的竞选已经存在，但极不规范。倡导规范性竞选对乡村民主政治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3·从农村开始逐步实行“党政合一”制度，鼓励乡村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竞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对于竞选不成功的党的领导人应予以撤换。

4·现行法规中的“大的自然村可以设立几个村民委员会”规定不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应予修改。大的自然村仍以一个村委会为好。

5·在有条件的乡镇试行直接选举制度，即由公民直接选举乡长、镇长，并鼓励党的领导人竞选这一职务。

6·现行“村财乡管”等剥夺村民委员会权利的制度应考虑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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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论文篇（4）

实际运作的民主制度大都是多数人的统治，这是勿容置疑的事实，因此可以说多数统治是民主的实际制度形态。多数统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体现多数规则的多数裁定或多数裁决，即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由多数做出决定；由人民中的大多数来统治国家。多数统治构成了民主社会公共决策的制度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多数统治能够成为多数善政的实际民主制度，有许多理论假设。古代的先贤和当今的思想家们都对此问题进行了不少探讨和研究，如果考诸思想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多数统治主要建基于以下一些理论假设之上。

首先，多数统治理论假设集体智慧超过个人的智慧。

个人具有更大的智慧还是集体具有更大的智慧，这历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相信前者往往会在政治上导致精英（专制）统治的出现，而相信后者必然在政治上产生多数统治。实际上，这个疑难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普遍存在过。例如，在民主制度最早实验地的古希腊，当时就存在着是把统治权交给少数好人（贤良、哲学王）还是交给多数平民的争论。最早对政治学进行规范和系统研究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认为，“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并用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为例来说明多数人的智慧超过少数贤良的智慧。［1］据此，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平民政体”就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反之则为“寡头政体”。由此可知，统治方式决定于智慧的高低，因为多数人拥有更大的智慧，所以应该由多数人进行统治。

其次，多数统治理论假设，正义在多数人一边。

“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经久不衰的问题，历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理想，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追求。西方的思想家从各种角度赋予正义以多种含义，如：正义即各人得其所应得、正义即“和谐”、正义即“自由”、正义即“安全”、正义即法治或合法性、正义即“共同幸福”，等等。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它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是某些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2］

人民思想是近代以来许多思想家所竭力提倡的。人民理论的提倡者之一卢梭（J。J。Rousseau），就将人民的意志或的意志称之为公意，认为公意是高于一切的意志，永远是公正的和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受这种公意指导的约束，接受体现公意的多数统治：“投票的大多数是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如果共同体的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或者，“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既然来自人民，那就应该由人民掌握，“正如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也是不能代表的……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4］

人民理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大革命时期的人民观念在当时的含义就是多数统治是没有限制的，也是不可限制的。法国人民相信，既然所有的权力已被置于人民之手，一切用来制止滥用这种权力的保障措施就变得不再必要，民主的实现会自动阻止对权力的专断使用。大革命时期信奉人民观念的雅各宾分子就认为公意高于纯粹的个人利益，主张既然“公意”是更为民主的原则，是“新社会”的基础，任何破坏新社会有机统一的因素本身就是反民主的。据此，雅各宾分子及其革命的继承者在实践中依靠瞬时的多数来建立共识。由此可知，人民观念在导致多数统治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多数统治理论假设，多数规则是简便易行的民主规则。

决议规则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所有决议规则中，多数裁定规则可以说是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最普通和最重要的规则，因为它使民主政治变得具有可行性。而在可能选择的多数规则中，简单多数规则又有着一种特殊的好处，即它本身既能防止少数人代表整体采取行动，也能防止少数阻碍整体采取行动，因此多数裁定规则能够集效率与保护作用于一体，常常被选定为最合适的折衷办法。根据洛克（J。Locke）的自然法学说，人们一旦让渡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共同体，那么个人就有服从大多数的义务，多数也有替少数作出决定的权利。他指出，任何人要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以谋取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唯一的办法就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一旦人们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并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那里的大多数人就享有替其余的人作出行动和决定的权利，因为共同体具有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的权力，而这必须要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和决定。因此，“当每个人和其他人同意建立一个由一个政府统辖的国家的时候，她使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每一成员负有服从大多数的决定和取决于大多数的义务；否则他和其他人为结合成一个社会而订立的那个原始契约便毫无意义”。［5］在洛克看来，个人的同意只对合法的公民政府的最初建立具有关键作用，此后，“同意”就来自于“人民”的代表以多数原则作出的决定，只要这些被治者的人遵守起初的社会契约和契约义务来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否则，建立新政府的暴动是正义和难免的。

二、多数暴政的产生

如果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是充分的，那么多数统治就是合理的，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是，事实是多数人的智慧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一定超过少数人或个人的智慧，正义也不可能只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人民也不应该只是多数人的。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也表明，多数人有时比少数人更愚蠢，正义也往往不在“狂妄”的多数人一边，以不受限制的人民原则为基础的多数统治常常会变成武断的、压迫性的多数暴政：多数人不受制约地肆意滥用公共权力并侵犯少数人的利益。民主制度下的多数暴政的结果与个人专制下的暴政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一样暴虐的。多数统治之所以可能变成多数的暴政，其原因是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是不完全现实的，多数统治的许多方面都容易使多数统治走向多数暴政，而不是走向多数善政。

首先，多数人的决策不一定具有一种更高的超个人的智慧。

多数统治理论认为，人越多智慧越高，多数人的决策相对而言会更加理性一些。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多数人的决策有时也是非理性的，难以显示出具有一种更高的超个人的智慧。如果人民的参与能够常常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某种多数裁定规则或许就是实现公众要求的合理手段。但是多数裁定规则不能作为衡量民主程度的标志，因为它并不能保证人民的参与能够达到满意的广度；另外，即使人民的参与非常广泛，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人民的多数以及他们的代表们并不一定总是具有解决疑难问题的必备知识。同时，多数有超过半数、比较多数、限定多数这样一些分别，有出席者的多数和包括未出席者的多数，因此多数的智慧和知识也是不稳定和充满变数的，多数裁定规则也是可以作多种解释的规则。

事实上，多数裁定规则只是实现政治立法和行政决策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手段而非民主的实质。它与各种各样的决议规则一样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在效率上甚至还不如其它手段更具优势，原因在于多数裁定规则常常不能将权力置于那些最为明智和更具个人理性的精英的手中。英国著名学者哈耶克（F。A。vonHayek）就对多数人的智慧一定超过少数人提出了质疑，指出认为多数决策具有一种更高的超个人的智慧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只有自生自发的社会发展所达致的成就才可能具有这种智慧”［6］。正因为如此，多数的意见难以完全是有益的或明智的，多数人的统治完全有可能导致多数暴政的出现。例如，在美国，导致多数决定一切的多数的道义观念就假定许多人联合起来总比一个人才智大，因此多数以为自己有权管理社会，其利益应当优于少数人的利益，等等。由此，美国社会的多数不但拥有强大的管理国家的实权，而且拥有强大的影响舆论的实力，多数一旦提出一项动议，那么一般不会遇到阻止通过动议和推迟表决动议的障碍。［7］这样的多数决定也就难以听到反对者的声音，更不可能关注到少数者的利益，并常常会对少数者做出不公正的决定，对后者来说这无异于实施了事实上的专制和暴政。

其次，多数人的交易规则对少数人具有强制作用，少数人无法以退出抗拒多数人的损害行为。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民主过程视作一个多人达成交易的谈判过程，其通行的规则与市场交易规则一样是一致同意。实际上，构成民主社会的根本规则是大家对某些共同原则的广泛同意，是认识上的一致同意而不是多数投票，因此民主政治是在一种共识的范围内运行的，这些共识包括关于程序规则、关于政策选择范围、关于政治活动合法范围等方面。这些共识程度越深，民主就越能够得到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其作用甚至大于三权分立这样的制度安排。不过，相对自由的市场交易而言，由于参与民主过程谈判的人数比较多，而多人之间要取得一致同意和完全的共识的实际难度比较大，因此人们被迫采用了前述的多数规则来做出决定，其结果就必然要引起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分歧。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一旦任何一方发现对方的最好出价有悖于自己的利益要求时，可以以自由退出市场交易过程来表示抗议，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可是，在通过多数投票进行公共选择的民主过程中，每当多数人表决通过一项公共决策时，少数人尽管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投票表示反对，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不能自由退出这个过程，因为人们退出一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要远远高于退出一个市场的交易成本。

因此，多数投票原则可以使多数能够作出对少数具有约束力的决策，这直接意味着政治权威和决策能力在二者之间的配置是不平等的，“人数最多的党派，或者换句话说，最有力量的党派当然会占优势”［8］。如果不适当的多数统治原则一旦在政府体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就难以有任何力量来挑战和打破多数派的统治，这时多数派就完全可以滥用政治特权而牟取私利，并牺牲共同体和他人的利益，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多数投票规则在政治游戏中先发制人，获取共同体的各种收益。而投票程序的合法性使得政府或其他的组织可以正当地使用强制性手段，去执行多数人的决定并压迫他人屈服。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就不得不默默忍受多数人通过的决策对自己造成的损害，并很容易发生多数人损害少数人和个人的权利的多数暴政。

第三，不受法律制约的多数的无限权威容易趋向专制。

根据人民学说，多数人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因为该学说不仅认为少数人应该同意多数人的决定，“人民”的权力是一元的和不受制约的，而且对于多数的范围并未加以限制。然而，不受法律制约的多数人的多数裁决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强烈的倾向性，容易为人们的意志所左右。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在古希腊某些采取多数制的平民政体中，由群众而不是由法律来最后裁决政务，民众在这种政体里往往成为一位集体的君主，他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不以“法律”为依归，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并渐渐趋向于专制。［9］造成专制的原因在于不受法律制约的多数的无限权威容易趋向于多数暴政，并对少数人和社会带来一系列危害。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A。deTocqueville）在上个世纪认为美国民主的最大危险来自美国多数的无限权威，因为不关心少数派利益的多数派联盟在由大众选举的立法机关、行政官员和法官中占据主导了地位，特别是在州一级政府中更是如此，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多数的名义得以正当化，法律也可以以正义的名义制定出来并得到批准。因此，多数派能够支配不受制约的权力工具，统制公共舆论的运用，并使非主流的舆论鸦雀无声。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的无限权威实际上对美国人的思想、民情、公务等方面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每当一个人或党派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常常无处去诉苦，原因在于舆论是多数制造的，立法机构代表并盲目服从多数，行政首长是由多数选任的百依百顺的工具，警察是由多数掌握的军队，陪审团是拥有宣判权的多数。多数的无限权威实际上帮助了立法者的合法专制，增加了公务员的专断权，加强了思想界的专制，助长了国民性的软弱和巴结大多数的心理。即使法律职业人员的品性、法官审判、地方政府在执行法律方面的地位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缓和了多数的暴政，但是暴政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托克维尔认为多数的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危及到每一个共和政体。政府的通常是由于无能或暴政造成的，前者使权力自行离开政府，后者使权力被人夺走。民主政府的几乎总是肇始于滥用民主的资源，无政府状态的形成也总是来源于暴政或管理不当。［10］如果对美国多数的无限权威不加以制约，多数派就能够运用其支配地位来追求自己的私利，其所行使的专制将会使少数忍无可忍，并通过结盟来试图使其损失最小化，在没有其他更为合理的办法时，会被迫运用武力在内的极端手段来解决冲突，民主社会就会很快退化为各种力量相互战争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导致民主共和政体解体。

三、多数善政的制度安排

从以上论述可知，多数统治的民主政治可能退化为多数暴政，并对民主政体本身带来现实与潜在的威胁。要避免多数统治退化为多数暴政，而成为多数善政，就要确立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其中重要的制度安排包括限制多数权力的制度安排、给少数人以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以司法救济限制多数并保护少数、用社会力量制约多数权力之机会的制度安排等。

首先，要对多数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有许多因素，包括政治代议制和大的选民集体，特别是适当的宪法设计，可以限制和缓和多数的权力，从而避免发生暴政的危险。美国的联邦体制就是根据多种制衡机制来制约权威运作的，它极大地减少了多数派支配所有决策结构的可能性。如果宪法限制了无限权威的运用，并对权力进行分散配置，那么所有的权力特别是多数派的权力就会受到制约。如麦迪逊所设想的那样，治理的权力根据“相反的和敌对的利益”来组织，这样就能够利用权力来制约权力。［13］通过分权，把政府的权力配置在若干个公职的手中，每一方都为相互竞争的其他方所制约，这样多种多样的决策结构有利于寻求符合正义标准和普遍利益的决策。同时，分立的决策结构也为个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机会，使个人能够个别地和集体地表达其偏好和疾苦，并对政府权威机构提出要求：通过国会议员、总统、副总统的任期限制可以得到政治救济；通过参众两院大量的议席可以得到立法救济；通过忠实地执行法律的行政责任制可以得到行政救济；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任何人有权要求考虑其申诉状以及要求判决以纠正错误，以此可以获得司法救济；最后，通过变更和修正宪法本身的活动，可以得到宪法救济。［14］

不过，在多数的人数很多而且决心要为所欲为时，任何对多数的外部限制都无法长期地起到作用。所以，必须在制度上允许人民普遍参与管理能够得到继续，必须在推行多数裁定规则时发展一种惯例上的平衡，即在某一问题上作出裁定的多数不一定就是社会面临的其他许多问题上作出裁定的多数，真正有最后裁定权的是成员经常改变的不同的多数，［15］因为固定或永久的多数可能滥用权力进行压迫，妨碍普遍参与的实现，甚至彻底破坏许多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的微妙平衡。

其次，建立和充分利用司法体系和法官的制衡作用。

从以上论述可知，政治制约能够带来约束多数暴政的理性和正义，但它尚不足以保证这种理性和正义。历史与现实表明，司法体系和法官阶层都对多数暴政的出现具有某种制衡作用。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法律可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较之公民的统治，法律统治更为确当”。按照他的理解，古希腊凡不能维持法律威信的城邦都不能说它已经建立了任何政体，因此他竭力谴责那种“由人民统治而非法律统治”的政治体制，“如果将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人们的表决，那么严格说来，它就不可能是一种民主制”。［16］所以，如果我们的认识只停留在以为民主就是多数决定，认为多数决定就天然地代表正义，那会葬送民主。民主与法治有着天然联系，法治不仅不会对民主形成侵犯和压抑，反而是民主制度能够有效存在的条件。法律能够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司法体系能够成为制约立法机构和行政机关的力量。例如，美国立法机关、法院和各行政机关的多重批准和多重上诉的主张，就是要防止民主退化成暴民政府。［17］

法学家精神和陪审制度对多数统治也能起到平衡的作用。举例来说，美国法学家一方面因其爱好而自然倾向于贵族和君主，另一方面又因其利益而自然倾向于人民；加之其职业要求他们在两个互相冲突的个人之间寻求公正，在两个原则间裁定正义，在经济上又是比较富裕的阶层，因此法学家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在两个人、团体、机构以至原则之间持公平和超脱的立场。这样法学家虽然喜欢民主政府，但没有民主政府的偏好，没有承袭民主的弱点；与此同时，人民也信任法学家，深知其利益在于对人民的事业服务，所以不会危害民主政府。由于美国没有旧式贵族、文人，人民又不信任富人，因而法学家就成为一个高等政治阶级，是社会上最有知识和最具理性的部分，是美国能够平衡民主的最强大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力量。此外，美国的陪审制度是作为司法制度而存在，但却作为政治制度而起作用的。托克维尔认为陪审制度、特别是民事陪审制度，能使法官的一部分理性思维习惯进入所有公民的头脑，而这正是人民为使自己自由而要养成的习惯，如权利观念、做事公道、对己行为负责、对社会负责和提高知识等等。作为使人民实施统治的最有力手段的陪审制度，也是使人民学习如何进行统治的最有效手段。［18］

第三，给予少数人更大程度的自主治理。

不容否认，多数统治问题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因为一个社会的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员永远不会有同样的利益、爱好和价值，所以多数裁定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是道义上一种过得去的决策方式。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少数人是难以容忍多数裁定原则的，尤其是在诸如语言、宗教和财产权这样涉及少数人和个人基本权利的问题上实行多数裁定原则，就容易导致国家分裂和民主毁灭等严重后果。实践证明，保护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免遭多数派的侵犯，解决多数统治与少数人不自由的矛盾，主要途径是通过给予少数人更大程度的自主治理。所以，在少数人的自由受到民主过程威胁时，允许少数人拥有更大程度的自主治理空间，可以满足少数人对于自由（包括信仰、结社、迁移、就业、尊严以及政治参与等等）、权利等方面的要求。基于以上理由，每当源于民主程序的结果，少数公民被多数公民剥夺了某些基本权利、自由或者机会时，少数人必须得到某种程度的自主治理以进行补偿，这也是对民主程序本身存在的偏差进行的一种修正。［19］由此可知，少数人和个人需要有一些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和自主治理的领域。某些制度安排是有利于少数人的自主治理和对多数暴政的限制。

例如，只有政府集权而不存在行政集权的美国联邦制，就有助于自主治理。中央政府在州一级不参与管理社会的次要事务，给予了地方和个人大量的自治权，这就极大地制约了多数暴政。联邦制综合了小规模的自主治理社群根据自治原则组织活动的优势，同时也使得有机会组织很大规模的利益社群。这些社群成为自主治理的权威主体，自主治理自己内部事务。所以，“联邦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21］。阿克顿勋爵（LordActon）认为，联邦制在所有对民主的制衡措施中一直是最为有效的和最为适宜的措施，它通过权力分立和只赋予联邦政府以某些界定明确的权利，限制并制约了性权力，它“不仅是制约多数的唯一方法，而且也是限制全体人民的权力的唯一方法”［20］。

同时，美国的乡村自治传统，成为托克维尔称之为“人民”的自主治理体制的基础，是构建美国的力量，限制了美国多数暴政的发生。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使人民养成了爱好自由和掌握运用自由的艺术，使美国大多数人有了自由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央的行政集权和多数的专制。因此，民主体制的长期活力靠的是人民的自治能力。麦迪逊也指出，“一切政治实验”都应该“寄托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上”［22］。由此可知，联邦政府形式、乡镇自治制度以及司法结构等等，非常有助于美国人的自主治理。

第四，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对多数的权力进行制约。

民主政治论文篇（5）

首先，多数统治理论假设集体智慧超过个人的智慧。

其次，多数统治理论假设，正义在多数人一边。

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J。Rawls）可以说是当代正义理论的集大成者，认为正义指的是“自由与平等”。他将正义系统地分为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三大类。实质正义是关于社会的实体目标和个人的实体性权利与义务的正义，它包括政治正义（或宪法正义）、经济正义（或分配正义）和个人正义，其中政治正义和经济正义又合称社会正义。形式正义又叫“作为规则的正义”或法治，其基本含义是严格地一视同仁地依法办事。程序正义介于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之间，要求规则在制定和适用中程序具有正当性，它包括纯粹的、完善的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三种形式。罗尔斯指出由于在政治事务中不可能获得完善的程序正义，立宪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某种形式的投票。因此，虽然多数人可能由于缺乏知识和判断力，或者由于偏狭和自私的观点，肯定要犯错误，有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要支持一种正义宪法，某种适当限制的多数裁决规则在实践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被证明是用来保障正义而有效的立法的可行的最佳方法，也是实现由正义原则预定的某些目的的最可行方法。［3］由此可知，多数统治是确保和实现正义的一种手段，是达到某些民主目的的最佳方法。第三，多数统治?砺奂偕瑁嗣裰魅ň褪嵌嗍酥魅ā！?BR>人民思想是近代以来许多思想家所竭力提倡的。人民理论的提倡者之一卢梭（J。J。Rousseau），就将人民的意志或的意志称之为公意，认为公意是高于一切的意志，永远是公正的和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受这种公意指导的约束，接受体现公意的多数统治：“投票的大多数是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如果共同体的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或者，“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既然来自人民，那就应该由人民掌握，“正如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也是不能代表的……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4］

第四，多数统治理论假设，多数规则是简便易行的民主规则。

二、多数暴政的产生

首先，多数人的决策不一定具有一种更高的超个人的智慧。

其次，多数人的交易规则对少数人具有强制作用，少数人无法以退出抗拒多数人的损害行为。

第三，不受法律制约的多数的无限权威容易趋向专制。

多数派联盟在由大众选举的立法机关、行政官员和法官中占据主导了地位，特别是在州一级政府中更是如此，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多数的名义得以正当化，法律也可以以正义的名义制定出来并得到批准。因此，多数派能够支配不受制约的权力工具，统制公共舆论的运用，并使非主流的舆论鸦雀无声。

三、多数善政的制度安排

首先，要对多数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权力本身始终存在着扩张的可能性，并容易导致损害他人的滥用和腐败，而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必然带来绝对的滥用与腐败，因此对权力制约是十分必要的。麦迪逊（J。Madison）和汉密尔顿（A。Hamilton）曾经指出，任何权力的高度集中，无论是集中到一个人、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有产生暴政的可能性：“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11］“把所有权力赋予多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少数人。把所有权力赋予少数人，他们将压迫多数人。”［12］因此，所有权威的行使应该“限于何者为正义的限度之内”，人民对一切权力和投票程序要加以持续的限制与监督，这样民主才能得以生存下去。诚如前述，多数决策的权威性并非来自即时多数的意志，而往往来自少数也能接受的某些共同原则，因此多数的行为需要受到这些共同原则的指导和限制。这样多数在道德上没有理由为所欲为，也没有特权来制定一些歧视少数人而有利于其成员的规则，其权力必须加以约束，其行动不能超越某些限度，其投票决定问题的范围需要明确加以限制，其决策不能牺牲他人的利益，否则多数统治的民主政府难以切实保障个人自由，并可能堕落成暴民?！?BR>有许多因素，包括政治代议制和大的选民集体，特别是适当的宪法设计，可以限制和缓和多数的权力，从而避免发生暴政的危险。美国的联邦体制就是根据多种制衡机制来制约权威运作的，它极大地减少了多数派支配所有决策结构的可能性。如果宪法限制了无限权威的运用，并对权力进行分散配置，那么所有的权力特别是多数派的权力就会受到制约。如麦迪逊所设想的那样，治理的权力根据“相反的和敌对的利益”来组织，这样就能够利用权力来制约权力。［13］通过分权，把政府的权力配置在若干个公职的手中，每一方都为相互竞争的其他方所制约，这样多种多样的决策结构有利于寻求符合正义标准和普遍利益的决策。同时，分立的决策结构也为个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机会，使个人能够个别地和集体地表达其偏好和疾苦，并对政府权威机构提出要求：通过国会议员、总统、副总统的任期限制可以得到政治救济；通过参众两院大量的议席可以得到立法救济；通过忠实地执行法律的行政责任制可以得到行政救济；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任何人有权要求考虑其申诉状以及要求判决以纠正错误，以此可以获得司法救济；最后，通过变更和修正宪法本身的活动，可以得到宪法救济。［14］

其次，建立和充分利用司法体系和法官的制衡作用。

第三，给予少数人更大程度的自主治理。

第四，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对多数的权力进行制约。

除了利用政治体系与司法体系这些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手段之外，也存在着充分利用诸如民情、宗教文化和社会伦理这类社会力量，来制约多数的权力和防止多数暴政。诚如大家所知，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所提倡的，它对美国形成以政治分权为基础的宪法来制约多数人的统治方面有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缺少一定的社会分权的情况下，任何宪法的制度性安排都不可能产生一个非暴政的民主共和国。许多照搬美国宪法的拉丁美洲国家的长期动乱史就是这方面的明证。实际上，某些社会因素在加强民主方面，可能远比任何特殊的宪法设计还来得重要。比如，一个利益多样化的多元社会体系，可以解决多数人与少数人在偏好不同时发生的利益冲突；而多元组织的存在，可以防止少数统治者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因为不同的竞争性利益的存在，是民主的均衡和公共政策顺利发展的基础。

民主政治论文篇（6）

民主政治模式包括三个基本要素：通过普选确定执政者；一个拥有重大权力的议会；独立的法官对权力系统的监督[1](第7页)。而在民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确立，是近现代民主政治实践的必要前提。

从斯宾诺莎开始，经过洛克到卢梭全面地确立了在民的理论，这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根据卢梭的设想，人民订立契约建立国家，人民便是国家权力的主人。尽管卢梭关于国家起源的契约论有一定局限性，但他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人民思想，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在民思想的确立，彻底了君权神授、在君的专制传统，使民主政治的发展成为可能。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国家的拥有者——全体人民——不可能全部亲自地参与管理国家具体事务，而是将这种管理和统治的权力交给一个特殊的机构——政府，这样就出现了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委托—关系。

与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公司类似，对民主政治中的委托—关系也可以从国家所有权和管理权两方面进行分析。民主政治分为直接民主与间接(代议)民主两种。在直接民主制中，全体人民直接决定与管理国家事务，故不存在委托—关系。在代议民主制中，人民直接通过政治选举和全民公决等形式决定国家大事，不存在国家所有权上的委托—关系；而在对国家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则是由人民委托经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其他政府机关负责，形成国家管理权上的委托—关系，此时人民是所有者，政府是人。

对于民主政治中的委托—关系，需要作以下几点说明：

1.关于委托人和人。委托人是所有者，根据利益分析，应当拥有剩余索取权。在国家这个政治组织中，人民拥有国家，即取得了国家的所有权，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人受人民的委托，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目的是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人民(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所以，在现代政治实践中已经形成共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作为委托人把国家管理的具体权力委托给政府；政府代表人民对国家进行治理，成为人民的人，政府官员就是人民的公仆。

2.关于委托—关系中的权力。政府官员是接受人民委托的公仆，并不享有特权，他们行使职权的过程只不过是在履行向人民承担的义务。根据卢梭的看法，人民不可转让，因为体现人民的意志，是公意的运用，是集体的生命，因而人民委托给政府的只是一种管理权。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可以说民主政治中委托—关系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国家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这种分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增进公共利益，实现民主。

3.关于代议民主制。代议民主制，反映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它不同于中世纪关于国王是人民的代表或者受委托者的虚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代议民主制是一种间接民主形式，尽管它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被广为采用，也与民主的根本原则不相抵触，但由于其中委托—关系的存在，因而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从人类政治的历史发展来看，古代大民主是“直接”的民主，倾向于让所有的公民都参与政务的决定与管理，是不存在委托—关系的。但随着疆域与人口的增加，直接民主在技术上遇到了无法逾越的瓶颈限制。因此，代议制理论在17世纪开始发展起来。在代议制政体中，作为国家主人的全体人民具体化为一个个选民，他们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投票，决定重大事项，产生政府官员，并由政府官员代表自己管理国家事务。这样，民主政治中的委托—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代议民主制是现实中最常用的政治制度，但从理想的状态而言，直接民主制无疑是实现民主的最佳形式。代议民主制尽管也是一种民主制度，却是对民主妥协的结果。这样，一方面，理想的民主形式是直接民主制，而代议民主不管是代表全体还是多数，都不是理想状态的民主形式；另一方面，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直接民主制却很难实行，实践中盛行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委托—关系为基础的代议民主。而且，从人类政治实践来看，从直接民主制向代议民主制的过渡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一般来说，直接民主制是指公民亲自参与国家立法、决定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制度。直接民主制之所以被推崇、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交由别人代劳；公民通过亲自参与来影响和决定国家活动，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行动上，他都是自由的。卢梭就坚决反对代议制，主张直接民主制，他认为：“正如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也是不能代表的；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2](第125页)。公民通过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保护了个人利益，保证政府为公民服务，使每个人在政治上成为自己的主人。斯宾诺莎也认为：“天意赋于每个人以自由”，“任何人不应别人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是他自己的自由权的监护人”[3](第16页)，每个人应当是“他自己的思想的主人”[3](第271页)。个人作为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有自己的利益，而个人永远是自身利益的惟一判断者，他人不可能代替其进行价值判断。

然而，受现实条件的制约，直接民主制往往不能实行，取而代之的是代议民主制。乔·萨托利也指出：“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而相应的是，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那么代议制民主就是唯一可能的形式”[4](第318页)。直接民主制的现实障碍有如下几点：

1.外部条件的制约。有学者指出：“由于近、现代国家一般领土较大，人口较多，采用直接民主制困难重重”[5](第17页)。无疑，交通、通讯、社会关系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是极为关键的。在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克服这些条件的限制，创造出适合直接民主制的可能的环境条件。

2.公民素质的制约。公民素质是一种综合的东西，它与文化、意识、宗教以及社会生产力都息息相关。惟有公民素质达到了相当高度，从公民个人出发，有了表达意志的愿望与能力，有了相对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才有可能实施直接民主制，而现实中缺乏的正是良好的公民素质。

3.泛政治化效应的制约。既然由人民自己行使权力，那么人民就必须经常性地参与政治活动。在直接民主观念中存在一种“你若不主动行使权力，别人便代你而行，因而变成骑在你头上指挥；或者别人有统治你的自由，你就没有不被统治的自由”的想法，于是政治生活笼罩一切，人民必须高度参与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这个弱点导致直接民主制有其难以被人接受的一面，当人民知识水平较低时更是如此。

4.操作制度上的缺乏。尽管空想家、革命家做了种种努力，但是仍然不能说人们对直接民主制有了一致的、明确的设想。大多数对于“真正”的民主的假想都近似于乌托邦，即使是极力反对代议制的卢梭，也不得不承认：“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2](第88页)。缺乏实施蓝图的直接民主制，尚没有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

所以，在现实中，代议民主制就成了必然选择。正如罗伯特·达尔指出：“没有代议制度，民众有效参与大规模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代议思想的根源是不民主的，我们也没有必要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当民治政府的拥护者认识到代议可以同整个国家大规模民主过程相联结起来时，他们把这个惊人的新结合看成是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创造之一”[6](第9页)。列宁也说：“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7](第210页)。代议民主制通过内在的委托—机制，相对集中民意，缩小公民直接参与的幅度，增加了操作上的可行性，从而被广泛地采用，成为现实中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形式。

二、委托—关系与代议民主制的缺陷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在政治生活中采用代议民主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是一种免不了的缺憾。因为，委托—关系本身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在代议民主的政治实践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弊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民主程度的要求日益提高，其不足之处便日趋明显。

1.权力的变异。民主政治中委托—关系的客体是权力，具体就是指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权。由于这种权力是由政府官员代表所有者(人民)行使，因而具有独占性和权威性。它不同于企业内的权力，没有与之相平行、共同存在、本质相同的另一种权力。政治权力的运用直接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必须加以严格限制。而委托—关系却常常使权力的运用出现偏差，台湾学者顾不先将其概括为：一是“在民的变质”。在代议制度下，“人民只有一个选举权，人民选举出代议士之后，一切由代议士代表人民管理政府。这样就形成人民徒有国家主人之名，无国家主人之实”，而“代议士变成了国家的主人”[8](第398-399页)。二是“议会权力过大”。既然“国家的实际上已由人民移到议会手中，或者说政治的重心从人民移到议会”，“自然就形成议会第一，议会至上，议会权力过大，造成议会的专横”[8](第400页)。三是“政府力量的不足”。“议会权力的过大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政府力量的不足”[8](第404页)。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权力所有者的人民一旦丧失了权力——尽管卢梭认为人民享有革命权以防止政府篡权——便会造成恶性循环，即人民权力越少，失去的也就越多。

2.腐败的滋生与效率的低下。当人拥有了权力但其报酬却与付出不相符的时候，他便可能利用权力来损害公共利益，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就增加了成本。民主政治中之所以产生腐败，委托人与人之间激励不相容是主要的原因，而信息不对称则提供了可能。由于公共利益是一个庞大的整体，难以量化，人们难以将政府官员个人的努力与之相联系，因而难以满足官员个人的期望值，这就诱发了人利用权力谋私利的动机。而人相对于人民整体来讲，往往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丰富的政府管理知识和经验，掌握着大量的内部信息，而这种信息资源是其他人所缺乏的，于是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政府官员腐败屡禁不绝。也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人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力不足，转而追求自身利益，造成公共管理的效率低下，现实中表现为办事拖拉、推诿责任、追求享受、等。

3.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其实就是人通过其信息优势和权力侵犯委托人的利益。民主政治中委托—关系下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是广泛存在的，内部人控制不仅仅容易招致腐败，还会带来一些另外的后果。首先是阶级立法的危险，“就是意图实现(不管是否真正实现)统治阶级的眼前利益，永远损害全体的那种统治的危险”[9](第98页)。密尔也认为，即使是民主制也不能避免“阶级立法”的危险，因为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人性中坏的部分，对于眼前私人利益的欲望就会在心中很快燃烧起来。“这就是建立在普遍经验之上的、人们被权力所败坏的普遍规律”[9](第96页)。从这里可以得到肯定的是，无论从人性的自利性出发，还是从阶级的自利性出发，都不可避免会出现少数人损害整体利益的可能。其次是体制臃肿，冗员庞大。远远多于实际需要的政府官员队伍是各人培植亲信、排斥异己的结果，在最大的个人报酬表现为政治升迁的前提下，这样做就显得很有用。然而造成的客观后果是，财政吃紧、效率落后、职责不清、办事紊乱，间接地扩大了公共利益的损失。所以，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

4.公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公民的政治参与率是衡量政治民主化的客观标准之一，高度的政治参与是高度民主的前提之一。从理论上讲，随着国家民主主体的普遍性、民利的广泛性和民主内容的真实性的发展，政治破天荒地“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10](第823页)，而“成为人民的事”[11](第407页)。然而，民主政治中的委托—关系却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政治参与。作为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委托人，其参与积极性是与利益相关的。但是，由于对于人的监督只有通过“一人一票”和某种以代表制度为基础的个人行为的加总程序才能实现，是一种典型的“公共选择”，于是，当委托人的基数很大或者的层次较多时，对人的监督相对比较困难，监督成本较高，就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人们会产生一种心理，即个人利益只是集体中微小的一部分，从而产生无所谓的态度，出现政治冷漠。另外，信息不对称，政治透明度不高，也影响了政治参与。“政治参与要求接受一般的和特殊的信息，那些获得这些信息的人，即在效应和心理上更多介入的人，就更有可能参与政治。反之，那些没有得到这些信息的人，则无动于衷，缺乏心理上的介入。因此，也就很少有可能参与政治生活”[12](第293页)。此外，也不排除人为了自身利益，故意阻碍公民的政治参与，设置虚假信息，制造人为障碍，这种现象在公民文化程度不高的时期出现较多。

代议民主制虽然克服了简单直接民主制的局限性，又发扬了民主制的一般原则，但其中委托—关系的存在，使之不可避免地产生上述缺陷，这就需要研究改革和完善的措施。

三、改革代议民主制的思路

改革代议民主制，首先应当明确改革的基本原则。密尔认为，检验政府好坏的标准应当是“社会利益的总和”[9](第17-18页)。因为政府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个手段，手段的适当性必须依赖于它的合目的性。政府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利益。好的政府要促进人们的智慧和美德，有效地将人们组织起来，管好社会事务，促进社会利益。本着这一原则，基于民主政治中的委托—关系，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对代议民主制做一些补充和完善：

1.合理划分权力，进行良好的安排。要明确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权力都应当被、都可以被。作为权力行使后果承担者的委托人，应该合理地把某些权力委托给人行使，而相应地保留另一部分权力。必须明确委托人对人的控制权，包括选举和罢免权等。人民应保留对政府的最终决定权，当政府的行为偏离了公共目标、损害了公共利益时，人民有权通过合法的形式来选择新的人。从理论上讲，委托人保留的是对人的选择与决定权，因为政治生活不能像经济活动那样随时通过经济利益的调整引起人员的更迭，人民必须直接保留对政府官员的控制权，譬如选举权、罢免权、全民公决等；而政府则主要是掌握对国家事务的具体决策和管理的权力。惟有进行合理的分工，才不至于使人民在制度上陷于被动局面，造成权力的变异。

2.建立完善的激励与监控机制。当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力不足时，其行为就会萎缩，进而影响整体的利益和效率，因此必须对人进行有效的激励。给人以高薪是极富诱惑力的，这直接满足了其利益最大化的期望。然而高薪不应是固定的，要随人的业绩而变动。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是给人以部分剩余索取权，使其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客观上促进了股东总体利益，也可以相对地减少人为了自利而不惜损害公利的扭曲行为。政府部门的高薪养廉便是出于这一考虑，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这也是一条必然的道路。虽然在中国目前还无法实行高薪养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素质的提高，法制的逐步完善，高薪制将是提高政府效率、防止腐败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对于政府官员仅仅给予激励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西方政治学者也认为，政府作为全体公民的惟一人，既可以办好事，也可以办坏事，必须对政府加以监控。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中存在着滥用权力、违法、低效等通病。官员们具有一种人类本能的倾向，试图增大自己的权力，并扩充自己的权利。对此，韦伯提出的救治措施有：其一，在行政职能部门内部实行合议制，扩大决策参与范围；其二，改变行政首长的非专业现象，因为只要非专业的官员依赖专业人员的帮助，那么真正的决定总是由后者做出的；其三，实行直接民主制，保证政府官员直接受到议会的监督。在对人的外部监控方面，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要建立一个发达的竞争性的人市场，随时对人进行评定和更换，使其保持潜在的动力。如果一名人政绩很差，在人市场的价值就会贬低，再一次被选中的机会就很少。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自发地约束了人，提高了其工作积极性。二是要加强法律监督。完善的法律是极好的强制力量，法律所具有的规范功能可以防止人的违法行为。总之，完善的激励和监控机制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有效地消除委托—关系引起的不良后果，减少代议制的负面影响。

3.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沟通机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代议民主制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一种间接民主，良好的沟通是发扬民主的必要条件。代议是在互相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代议”，如果在人民与其人(政府官员)之间有了阻隔，则难保“代议”的有效性。由于人拥有“私人信息”，容易采用欺骗手段，促进人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就显得尤其重要。假如到了信息对称的地步，那么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人民可以掌握充分的信息，从而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监督也就变得极为容易。为此，促进信息的交流，减少委托者与人之间的信息差距，是一种可行的途径。正如阿尔蒙德指出：“若民主政治有什么意义，它意味着政府精英必须以某种方式对公民的愿望和要求作出应答”[13](第556页)。

4.探索将代议民主制与直接民主制相结合的可行方法。直接民主制在现实政治中的某些运用，并不能完全取代代议民主制，而是为了克服其弊端，共同促进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公民素质的提高，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具备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这使直接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实行成为可能。“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计算机和新媒介的发展，使本来基于技术性理由而形成的代议制有可能因为这些新技术的发展而失去其代议的作用。毋庸置疑，技术的发展已经完全可以将其列入即将实现的大纲之中。过去只有通过中介才能表达的国民意志，现在可以在瞬间得以传递。”[14](第171页)虽然科技的发展难以一下就使代议制被取代，但在小范围内的确具备了实现直接民主制的可能性。在瑞士的某些州一直是实行直接民主制，事实上并没有迹象表明它与环境是相互排斥的。[15](第204页)政治生活中的一般规律是，随着公民素质的提高与科技的发达，直接民主制的比重会相应增加。当然，无论是直接民主制还是代议民主制，都只是一种手段，不能人为地强行发展直接民主制，而要符合社会现实，真正地促进民主，真正地增进人民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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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民主政治论文篇（7）

二、体制与外部的协商民主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社会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也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作日益重要。尽管今天国家体制的力量依然很强大，但它已经不可能包办一切。对于体制内的力量来说，它也必须与外部进行协商对话才能有效治理。突出表现为政府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对话协商，当然也包括人大、政协等机构与社会的协商，如立法听证等。政府机构与社会的对话协商现在日益普遍，且形式多元。比如邀请社会代表参加政府会议，某些重要事项通过公共渠道向公众征求意见，召开各种类型的听证会等等。但在实践中存在代表来源单一、信息不对称、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哪些问题要公开协商、哪些问题不用公开随意性较大。因此公众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对协商结果的信任度也不够。应当从制度上规范政府与社会协商对话的规则，明确协商的事项、程序、范围、频率、渠道等等；并且要扩大参与协商的对象范围，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从自愿报名者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数据库中抽取社会协商代表，使该事项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代表都有话可说、参与讨论。政府与社会的协商对话中，需要关注一种特殊的类型，即涉及公共领域社会行动的对话协商。德雷泽克在回顾和分析美国公民权利运动、环保主义、女性主义等公共领域社会行动的协商民主后指出，“关注社会发展轨迹的社会批判总是源于非正式的公共领域，而不是源于国家制度”，“这些运动及其领导阶层最终都受到国家的重视，结果国家的自身特性也得以改变”。随着社会的分化壮大，民众对自身利益的觉醒和重视，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在中国也已经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环保方面的“邻避运动”、抵制拆迁的维权运动等，有些地方的公共领域社会行动甚至引起很大风波，比如厦门抵制PX项目建设、什邡抵制钼铜项目建设、启东抵制日企排海工程建设等。厦门、什邡、启东的“邻避运动”引发风波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重大项目决策信息不够透明，更主要的是政府缺乏与社会行动协商对话的平台和渠道。当这些社会行动的诉求无法通过制度渠道表达外，它就极容易走向街头表达。公共领域社会行动可以视作为一种预警系统，它发出了社会对某种问题格外关注的信号。同时，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诉求是社会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不能把它混淆为政治运动。作为决策者要有辨别能力，要有包容之心。如果认为这些社会行动无足轻重，要闹就让它闹，或者索性严厉压制它，那它就可能真的转化为政治取向的运动。对待这种公共领域社会行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决策部门通过政策设置、机制创新，将其纳入到与社会的协商对话架构中来。社会各界对此类社会行动关注问题进行讨论，这并不会使问题激化或影响稳定。相反各个方面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以后，有利于民众更加清醒地看待议题。对协商各方来说，在讨论中他们的意见可以得到修正，比如说某些温和派会修改它的诉求以形成妥协的结果。相当多的时候，理性协商讨论的结果是有利于决策者的，民众对决策者的决策会更加支持，而不是“老不信”。总之，在公共领域社会行动上的民主协商，怎么都比藏着掖着要强。掌握公权力的体制精英，应该有充分自信开展这些议题的民主协商。

三、基于基层自治的协商民主社区作为特定地域内人们生活的共同体

它本身具有很强的自治性。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皇权不下县”，县级以下的地方主要依靠乡绅自治。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重构，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民间力量兴起、行政力量式微。然而在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下，行政力量依然有着包办一切事物的冲动。这导致不少本来可以通过基层自治由民间内部解决的问题，由于行政力量的插手，把矛盾引向了行政力量，造成或加剧了政府与民间的对立。引入协商民主的机制，倡导公民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参与公共决策，对于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培养基层的自治能力，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并且在社区和村镇这个相对较小范围内，协商民主有着更加可以操作的空间和更易见效的结果。谭青山对中国村民自治的研究表明，协商民主与强化村民自治、扩大村民决策参与有着确切的联系。从近年来的实践看，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地方性协商民主亮点，往往是基于基层自治的协商民主试验。这里，就三种可能的基层协商民主作分析。在很多基层事务中，政府并没有其特殊的利益。在这些事务中，政府基于它的职责不得不协调各种关系，而它并不能得到任何好处；或者是众人之间的内部事务因为渠道、意愿等种种因素，他们自己内部难以解决，需要寻找仲裁者帮助协调。在类似这种情况下，政府是中立的，它可以通过协商民主机制发动利益相关者充分讨论、相互交易，最终达成妥协谅解。杭州曾经做过类似的一个实验，在危旧房改善后的厕所分配方案上，由于当事三户人家因历史过节、缺乏沟通等原因难以达成一致时，由政府搭建民主协商平台发动讨论，提出多方案供选择，最终使当事者相互作出让步，解决了问题。这个实验中涉及的是三户人家，如果把它放大到十倍甚至更大些，同样具有可操作性。在这个民主协商机制中，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条件为当事方提供讨论的空间，让他们就特定问题进行充分讨论。除了当事各方论述以外，也可以邀请非当事双方从局外人的角度阐述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以及邀请专家陈述观点等，为当事方提供外部意见参考并可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外部压力。通过坦率的讨论和仔细的思考，再加上存在的某种外部压力以及对外来的期望，当事双方很可能在协商过程中修正自己的偏见，根据相互所需达成妥协。对政府来说，在这种机制下它避免了直接卷入矛盾，也通过中立协调提高了公信力，是一种双赢。当然更多的基层事务，是既有政府的利益，也有社会的利益。在处理这些事务时，更需要搭建协商对话的平台。因为社会越分化、基层越自治，社区内部的利益就会更加显现。当某种力量把持基层事务时，就会引起其他利益方的不满。当大家各说各话，就无法达成决策共识，会导致基层瘫痪。所以在处理类似事务时，政府要主动搭建协商平台，用包容的心态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在这个民主协商平台下，政府与公众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是平等的。政府可以提出自己的方案，提交决策讨论；公众包括各种社会团体也都可以提出修改意见或各种不同的方案。甚至政府如果没有好的方案，可以根据需要附和某方提出的方案。这种讨论不会影响政府的威信，反而有利于实现基层的平衡。因为对基层政府、公众和社会团体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长期的又是稳定的———对公众来说尤其如此，这是他们的家园，需要今天我让一步换取明天你让一步。而且公开理性的讨论有利于消除激进的主张，这就有了更好的交换基础。所以政府也要懂得通过协商作出让步，争取在未来的事项中换取公众的支持。公众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帮助政府推动工作。在农村村级选举中，村民已经有了直选村委会成员的权利。村民手中有了选票，参加村级事务的意愿自然增强。法律规定，村民大会是村民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让所有村民都通过村民大会作出决策，既是无效率的，也是不可能高频率召开的。取代村民大会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机构是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由村民选出，代表村民在代表大会中作出重要决策，它的决策具有合法性。在实践中，村民代表大会已经成为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之外重要的村级机构。村民代表往往是那些熟悉和热心村级事务且有一定能力的村民，比如村里的企业家、经商人员或者有威望的长者等等。他们组成了一个类似委员会的机构，对村民委员会或村党支部进行监督或检查。但在那些村民委员会或村党支部“当家人”较为强势的村里，村民代表大会往往起着点缀的作用。村民代表大会不是履行投票仪式的场所，而是村民自治的“稳压器”、“减震器”。所以村民代表大会的运作要制度化、规范化，应作为一个重要的协商场所用来自由讨论涉及村级发展的有关重要事项。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命令或操纵选择议题推动进程，它作出的决定要能让村民委员会执行。比如，是否可以考虑那些必须由村民大会通过的事项转由村民代表大会行使，增强它对村民委员会的制约并提高效率。

民主政治论文篇（8）

如果不把民主作为目标，而只作为一种手段，势必会在理论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此时可以用民主的手段，彼时也可以不用民主的手段，从而导致了民主可有可无

20多年来，我国在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并未停留于现状，而是更加积极地探索、拓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2007年新春伊始，总理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两会期间，他又就学习先进文明成果、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温总理所阐释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进程的基本趋势、民主政治的共同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以及怎样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等重要论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可以说，它为我们正确认识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提供了一系列卓越的见解。

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是由demos和kratia两词合成的。demos是指人民，kratia则是指权力或治理。民主的基本涵义是，人民的政权和按照人民意愿进行的治理。古希腊雅典时期的伯里克利，就把人民和民主政治紧紧连在一起，他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里。”民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更是构成了核心价值理念。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就是用民主的方式管理国家和改造社会。社会主义作为新型国家，应该自觉地遵循民主的规则，建立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形成良好的民主秩序氛围。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本质要求。正如温总理在最近的讲话中指出的:“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个论断，清晰地揭示了民主政治的实质。中国共产党是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政党，党代表人民执政，带领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政权，必然要全力以赴地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并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只有这样，才能集中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并努力实现人民的利益和意愿。

民主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新型民主，不仅不排斥以往任何形态的民主，而且要接纳承继其优良的民主传统

文明，是与蒙昧、野蛮相对立的状态，它处在不断开化和进步中，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以及改造自身的能力和结果。在探究什么是文明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人类必然告别蒙昧、野蛮走向文明，而经由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无一例外地属于全人类共同享有。诚如温总理所言，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在政治领域出现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理论和实践，是人类创造的共同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进步价值观。马克思不仅称赞原始社会的民主制，称赞奴隶社会的希腊民主制，而且称赞扫除了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他说，“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是“人的自由产物”。对于资产阶级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恩格斯更明确地指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的特殊形式”。比民主、共和观念更深一层次的是人的自由、平等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平等观可以说是源于深厚的历史积淀而达到的最高理想境界，这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形成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善于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和先进经验。总理说，我们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新型民主，不仅不排斥以往任何形态的民主，而且要接纳承继其优良的民主传统，这样才能进一步创造民主的崭新内容与形式。

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模式，主要有哪些内容

自20世纪以来，全球民主化浪潮汇成了滚滚洪流，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民主发展的道路。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政治方面首先从民主问题着手，带领我们走上“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69页)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转型，不但在经济体制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且在政治体制上实现了从集权专断向民主政治的转变。

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人民争取和发展民主的道路是不同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温总理说，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社会历史文化不同，他们的发展水平不同，实现民主的形式和途径也是不相同的。这就告诉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珍重自己的实践成果，同时借鉴其他国家政治文明的有益经验和成果，但绝不能照搬别国政治制度的模式。千万不能以西方国家发展的模式来裁剪中国的实践，评判我们的成败得失。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在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上充满波折、酿成动荡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平稳的，卓有成效的。其原因在于我国遵循了民主发展形式和途径多样性的原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模式。这主要是:第一，指导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全局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而非西方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理论；第二，引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而非多党制或两党制。第三，支撑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而非私有制。第四，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是从下至上，从基层起步，徐图进展，逐级而上，而非英美国家先从上层开刀，走自上而下的道路。第五、强调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内民主，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一点也明显地有别于西方国家。

如果长期对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注视不够、措施不力，客观上会导致不良政治因素积累越来越多，潜藏的政治不稳态倾向也越来越严重，最终会阻碍经济改革

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最需要的是稳定，因为正如温总理说的，“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要保持社会稳定，就要采取渐进的方针，扎扎实实地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

在过去的上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中，我国采取了制度创新、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策略，保持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避免了震荡，这是最佳的路径选择。未来的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应继续采取这样的策略，但要有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由易到难，这是指选择阻力较小或者大家已经形成共识的那些部分先改起，然后逐步深入到中心的、较艰难的部分。其次是以小带大，是指有些绕不过去、必须触及到的难题，应从小范围、小区域开始起步，再逐渐地扩展到大范围、大区域。再次是允许试验，是指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慎之又慎，但不能停止不前。应允许先搞试验，取得经验，再行推广；或一经发现问题，及时给予纠正，不会酿成大错。搞试验，便体现了慎重。

在理清了上述基本思路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注意到，我们所讲的稳定，不能只是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来实现，不能停留在传统的政治控制方式层面上。如果长期对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注视不够、措施不力，客观上会导致不良政治因素积累越来越多，潜藏的政治不稳态倾向也越来越严重，最终会阻碍经济改革，使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因此，在经济发展中要不断跟进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有了发展民主政治这一目标，就不至于偏离方向，从而有了强劲的前进动力

民主政治论文篇（9）

民主政治是近代以来与救亡图存相伴相随，无数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孙中山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为榜样，擎“三民主义”纲领，以建立共和、实施民主为其政治革命目标，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新制度，但紧随而来的北洋军阀统治使“民国”招牌下的民主政治有其名无其实。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把创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重树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首要任务，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中国共产党虽然置身于复杂多变的斗争中，仍力倡民主政治，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力行民主，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赢得了进步民主力量的支持和信赖，逐步成为近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力量的中坚，为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新中国诞生后，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造就和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的、多方面的探索。尽管探索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偏差乃至错误，但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政治的大方向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政治的地位和作用不曾动摇。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近13年来，中国共产党多方面探索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并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借鉴吸收西方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有益成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在既发展民主政治又保持政治稳定，既扩大民主参与又避免无序、失范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展现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明的中国特色。

现代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政治。资本主义的政党政治在形式上以轮流执政的两党制为典型，也有多党制、一党制，各个政党主张不一，但彼此间在为一党私利相互攻讦、不择手段地玩弄权术、贿选欺骗选民等方面不分伯仲，民主政治因之黯然失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个制度首先突出的是“一党领导”，即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和领导。在一个人口众多，发展相对滞后的大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除了自身的坚强有力和团结稳固之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强烈的现代化取向、明确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巨大的政治凝聚力，都是其成为中国民主政治进步中坚力量和领导核心的充分条件。削弱或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1页）。这个制度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各参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理想，不辱使命，民主参与国家管理。“，多党参政”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特色。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民主政治进程，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首要的是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治主张，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所在

民主是近现代政治的核心观念，其基本原则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和体现。然而，民主不是抽象的，在现实社会中，作为实际政治内容的民主需要有一定的前提。平等、自由、人权是近代西方社会民主的前提，反帝的民族独立和反封建的人民解放则是近代中国社会民主的前提，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建立根据地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始终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到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以及解放区的人民代表会议……，根据地民主政治顺民意、得人心，作为新中国民主政治的雏形，它同革命战争的胜利一起，造就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选集》第4卷，第1480页）在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的转变关头，对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的民主政治优势成竹在胸。

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中，社会主义民主从一开始就在人民性、广泛性、真实性等方面被赋予比资本主义民主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经过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无论在民主政治框架的发展和完善方面，还是在建设基层民主、优化民主机制方面，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进一步扩大。

我国民主政体的发展和完善表现为：以国体民主为基石，以政体民主为支柱，实行民主集中制，建设和发展日趋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人民民主是国体民主的本质体现，在人民民主国体中，工人阶级的领导归根到底是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领导，工农联盟不仅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最大限度地团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同上，第187页）的联盟。在人民民主国体中，阶级基础的日益稳固和社会基础的不断扩大，是实行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政体民主的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它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与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相比，“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把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的共同利益集中起来，充分反映和协调各方面的根本利益，无论是下情上达、反映民意、科学决策，还是上情下达、统一步调、将科学决策付诸实施，都在保证国家机器高效率运转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国体和政体的制度构建，在宏观上充分显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的优势。同样，“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同上，第257页）。

与民主政体优势相适应的是，在建设基层民主、优化民主运作机制、引导民主政治参与方面，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优势也日益显现。村民自治、社区民主建设、政务公开制、决策听证制、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基层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具体化，使民主的运作既有生机、活力又有秩序、规范，既有目标、原则又有便于操作的形式和程序。置身于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亿万基层群众从切身利益的表达、实现和保障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利。与此同时，通过基层民主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民主管理逐步有序化，有效地发挥了民主的教育功能，使人们在民主政治参与的实践中不仅学习了民主政治的规范和运作规则，还有助于塑造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主体意识和理性人格，为民利的实现创造条件。

整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人民当家作主不可或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无疑也深刻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重大进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依法治国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法治的坚定不移和执著：民主立国要依法，执政兴邦更要依法。依法治国是推进民主政治之必须，是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人民共和国初建的头七年，法制建设与民主政治互为促进，成效显著。七年间，法制在民主立国方面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担当着“伟大的建国责任”（《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是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初依据。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进一步确立人民民主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同时，赋予公民政治、人身和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七年间，先后颁行《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重要法律法规，将民主政治具体化，人民民主的主张深入人心。虽然在随后的20年间法制发展的道路曲折，但是，新中国头七年法制建设对民主政治的作用依然影响深远，民主国体政体、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公民民利的实现是改革开放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法制化进程，实现法治的最基本、最可靠的条件。

民主政治论文篇（10）

1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状

1.1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掌握政权，实现全社会普遍的、理性的、程序化的政治参与。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列宁在领导创建苏维埃政权时，始终把民主问题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显然，争得和发展民主，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民主的发展状况，也直接反映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我们党历来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尊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以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探求我国的民主建设之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孜孜以求，做出了鲜明的回答。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发展目标。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达到了这个目标，建立起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使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1956年党的“”及时地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任务，这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航向。根据我国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提出了两类矛盾学说，强调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主题；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文艺、统战方面的民主原则以及民主讨论、批评教育的民主方法；并对党内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对干部的监督、反对等进行探讨，提出要努力创造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为推动民主制度建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建设民主政治提到战略高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被“”打断了的民主进程，取得了显著成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我国实际结合起来，总结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主张通过改革逐步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一步论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强调必须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正确界定党和国家的职能，用党内民主来推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牢牢把握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既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的“和平演变”，也要抵制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要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完善民主监督，防止和铲除腐败等等。这些理论理清了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思路，回答了当代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问题，使人们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如今，在以为代表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政治体制改革在保持政局总体稳定的条件下逐步深入，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得到了积极的调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得到了加强；宪法的权威得到了维护；政府机构改革、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基层民主建设有了积极进展；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民主与法制获得了新的统一；同时，社会各个主体得到了相当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公民的参政议政意识不断增强，参政渠道不断拓宽，政治参与的程度不断提高。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卓有成效的。

1.2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尚须完善

然而，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要受到现实的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文化愈落后，发展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愈不成熟，建设的过程也就愈长。我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尽管我们奋斗了五十多年，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却决不意味着我们的民主制度以及它的实际执行已经非常完善。恰恰相反，距离高度民主还很远，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得并不理想，如民主机制不健全、公民政治参与不充分等，尚须完善。

2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平下女性参政面临的现实困境

由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还不完善，存在上述问题，所以在当前民主政治水平下，我国女性参政面临一系列困境。

2.1公共政策和立法中存在不利于妇女参政的某些规定

妇女参政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配套政策，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虽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培养选拔女干部的政策体系，但还存在着政策本身或政策之间互相矛盾的问题，以及执行中的问题。在实现妇女参政的立法上也存在诸如参与途径和形式规定不具体、义务主体模糊等漏洞，对侵犯妇女参与权的违法行为界定不清，缺乏应有的保障机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现行就业政策、土地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退休政策对妇女参政均有一定制约作用，例如：国务院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规定(男60，女55)，减少了妇女进一步提升的机会，造成女性人力资源的浪费；出嫁女的土地权力问题、社会保障中女职工生育保险问题、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女职工下岗多等问题不解决，都会影响到女性的发展，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妇女参政。

2.2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制度不完善

由于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现有培养选拔女干部政策的力度不够，政策不够细化，软条件多，硬条件少，缺乏可操作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干部选拔时留给女性的门口窄，培养不够，女性成长空间狭小。又由于人事制度的不规范、不透明、不确定性，滋长了干部选拔中的腐败现象，社会公正和公平受到挑战，特别在以男性为主的权利圈子里，女性较少能进入那样的关系网，组织部门和妇联促进妇女参政的权威性在减弱。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偿进行素质培训的观念淡薄，妇女的机会相对减少，计划经济式的比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陷于尴尬境地，只能在行政所能干预的党政机关及基层单位的党组织中实施，且范围越来越窄。而按比例走上领导岗位的女干部，有时并不一定为妇女说话，从而在妇女群众中丧失威信，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里面有自身的因素，但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一些选拔任用政策和措施，如挂职煅练、干部培训等，不能充分考虑妇女的特殊需求，现有的一些考核考试方式不能真正做到以实绩论英雄，真正发现人才，让平者让，庸者下，能者上等，也是阻碍妇女干部发展的一个原因。另外，在实现妇女参政的立法上也存在疏漏，如参与途径和形式规定不具体，对侵犯妇女参与权的违法行为界定不清，缺乏保障制度。

民主政治论文篇（11）

(二)主体保障:巩固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无法承担革命重任，“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领导权不是天然地属于共产党，而是党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获取的。积极地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实践廉洁政治的组织载体和行为主体，这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1929年4月5日，他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统一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廉洁政治得以实现的主体保障，“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廉洁政治有赖于正确的领导方法与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在看来，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将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要用这种方法去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改进工作作风。在《论联合政府》中，他系统总结了厉行廉洁政治共产党员必须坚持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作风。

(三)价值旨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最早使用了“社会公仆”的概念。借用了社会公仆的说法来诠释党的宗旨意识，将其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认为，为人民服务和厉行廉洁政治是辩证统一的，党员、干部在政治上保持廉洁作风，克己奉公的精神，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5］243在他看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共产党和革命政府的唯一宗旨，也是党和革命政府厉行廉洁政治的思想内核。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他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向张思德同志学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廉洁政治的实践探索

廉洁政治思想发端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发展，其廉洁政治的实践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将民生问题纳入廉洁政治建设范畴。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共产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在看来，民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廉洁政府的目标，廉洁政治内在包含勤俭节约，改善民众生活等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革命的承担者，也是民生问题的解决者。“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由所倡导或是负责制定的方针、经济政策等都是从民众利益与民生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如土地革命总路线、减租减息政策等。他指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正是将民生建设与廉洁政治有机融合在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等才取得了实际效果。同时，认为，厉行廉洁政治必须反对贪污浪费，提倡节俭节约既是为政清廉的表现，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在眼里，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43年10月，在督促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时强调:“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

(二)注重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提高廉洁自律意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基本方略。井冈山时期，十分重视党团训练班的工作，经常抽空到训练班去察看，并亲自给党团训练班的学员讲课，以加强对党团员的形势教育、党性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中央苏区时期，亲自拟定了党校、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和干部培训学校的十项教育内容和十八种教育方法。十项教育内容包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方针、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时事政治教育等。十八种教育方法包括党报、政治简报、教育小册子、个别谈话、开展批评、召开各种会议等。同时，他还十分注意严格入党条件，提出接受新党员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等。抗日战争时期，他经常提醒党员干部要在复杂的环境中经常清扫政治灰尘，在思想上保持党的纯洁性，坚决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思想不纯和腐化现象做斗争。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特别重视首先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开创了整风教育的新形式，运动成为思想上建党的光辉典范。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敦敦告诫党员干部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坚持“两个务必”防止腐化变质。

(三)倡导政治伦理制定廉洁政治的道德规范。认为，廉洁政治对广大党员干部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既是政治原则，又是道德规范，廉洁政治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付诸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员干部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党性修养和主观自觉性。他特别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937年10月，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共产党员应该到军队中去，到军官学校中去，到保卫队、壮丁队、义勇军、游击队中去，成为政治觉悟、坚决勇敢、刻苦耐劳、遵守纪律的模范”，1938年10月14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阐释了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党的各项工作与政府工作中的模范作用。他说:“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总之，从为政以廉、为政以德的角度而言，认为，共产党员革命坚定、廉洁从政应该遵守以下基本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即实事求是、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刻苦耐劳、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政治觉悟、遵守纪律等。

(四)强化廉洁政治的制度约束。认为，厉行廉洁政治，要通过一系列组织纪律和法律法令加强对铺张浪费、、贪污受贿、渎职等不廉行为与权力使用不当行为的约束、监督和惩戒。提出的制度约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制度。他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民主集中表现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在党内民主问题上，他极力批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指出:“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在人民民主方面，他提倡依靠群众监督政府公务人员的从政行为，提出民主是治理腐败的新路。在主持中央苏区的选举工作中，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1945年7月，在解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疑惑时，认为，共产党人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跳出周期律要靠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另一类是与反贪治污倡廉相关的法律法令。井冈山时期，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根除人民军队中的不良习气。中央苏区时期，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对贪污公款视其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强迫劳动、监禁、处以死刑等惩罚。抗日战争时期，参与起草了许多惩治贪污犯罪分子的法律文件。他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强调要厉行廉洁政治，铲除贪污腐化，反对特权现象，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严禁公务人员假公济私的行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规定干部的选拔任用要根据任人唯贤和德才兼备的原则，以拥护并忠实于边区施政纲领，关心群众利益，积极负责、廉洁奉公为主要标准。新政协召开后，亲自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其中的第18条明确规定要严惩贪污，以法律的形式把反腐败写进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中。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廉洁政治的现实启示

(一)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廉洁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主要是指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从事公务、履行职责过程中的一种权力规范化行为。廉政的行为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实践廉洁政治的主要行为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要求我们党在获取执政地位后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执政作风。党的生命力的源泉在于群众，党要真正做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者、维护者，就必须要求党员、干部牢记宗旨意识，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要按照新一届党中央部署的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听民意，达民情，养成求真、务实、创新、勤政、廉政的治政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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