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农业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9 09:21:27
立体农业论文篇（1）
“以农立国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主张振兴农业从而发展 工业 ，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农立国”的原因。（1）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有着深厚的农本观念和农业生产经验，“以农立国”可以充分发挥优势。（2）基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优劣之分，所以应该“以农立国”。（3）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先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路径。“乡村建设派”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惟一道路。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理念是中国的问题既非 政治 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 教育 的问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对于“以农立国派”可以做如下的判断：第一，梁漱溟和晏阳初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如识字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推广、经济合作、农民自卫以及整个县政建设，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二，“以农立国派”的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重新认识人与 自然 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章士钊基于政治道德和 法律 习惯的差异对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分析，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区别：后者充满着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贪婪，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界日趋严重的对立，而前者则蕴涵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当然，“以农立国派”也存在不能正确认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没有找到农村衰落凋敝的真正原因等问题。
二、以工立国派
在这次大的论战中，“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原因是众多学者深为中国发展落后局面所震惊，急于改变中国落后局面。“以工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恽代英、孙倬章、杨明斋、吴景超和张培刚等人。“以工立国派”认为，发展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只有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以工立国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工立国”的优点：（1）从经济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经济扩张时期，中国不发展工业，必然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孙倬章，1923）。（2）从政治层面而言，恽代英认为，能够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想要改变殖民地的面貌，改变被列强侵略欺凌的局面，必须发展工业（戴英，1923）。具体到国内的民主政治，孙倬章认为，两种分歧关乎保存****政体还是实现民主政治。（3）从 科学 技术文化的发展角度而言，如果不发展工业，将成为文化科学技术的落伍者（孙倬章，1923）。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劣势。孙倬章认为“以农立国”的诸多不利因素，而吴景超则将反对“以工立国”者分为四派，即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废食派和畏难退缩派（吴景超，1934）。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途径。“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吴知认为，发展工业在资金、人才技术以及机制方面采取如下途径：（1）工业生产的资本问题，就是要“强迫统制消费”，储蓄资本。（2）人才和技术，就是要“积极普遍推行生产的教育与训练，培植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救济失业的有用青年”。（3）要“讲求科学管理和生产统制”（吴知，1936）。很显然，吴知在这里所谈及的关于生产统制的问题在另一位“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张培刚那里得到呼应。
第四，“以工立国派”对农业问题的看法。“以工立国派”强调发展工业，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比如，孙悼章在主张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些政策：如设立农业银行，提倡信用协作，从经济上援助农民；从法律上，在地租契约方面给予农民以法律上的保护；从教育上，设立农校，使农民接受普通的农业知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等（孙倬章，1923）。张培刚更是在这一论战的过程中提出了广义工业化的概念，进而阐释农业的基础作用（张培刚，1938）。
“以工立国派”所提出的关于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来源、工业化过程中的人才培养以及工作机制的思考至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对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振耳发聩。不足之处有二：其一，他们中如袁聘之所强调的要与当时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合作，要求政府维护关税、货币的独立性，阻止外国商品的涌入，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但在当时“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其二，在论争中表现出寻求工业化“捷径”的意图，存在盲目崇拜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过分强调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倾向，对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路径和复杂结构分析还略显粗糙和肤浅，对社会转型期的各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调和派
与“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不同的是，在当时的论战中也有学者试图要超越“以工立国派”和“以农立国派”，走第三条道路，但这一派人数不多。他们打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幌子，骨子里还是小农经济的思想。“调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郑林庄和杨铨等人。
郑林庄主张，要超越“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在农村发展合作社工业，这也就是郑林庄提出的试图超越“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第三条道路”。为什么不能走吴景超所主张的“都市工业”的道路而只能走他所主张的“农村工业”的道路呢？郑林庄认为，“都市大规模工业是要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得到长足发展的：（1）一个能够自主的国民经济；（2）一片可做工业化必然产生的过剩生产的销售之尾闾的土地；（3）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郑林庄认为，这三个条件中国都不具备，而培植农村工业则行得通。郑林庄的“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从理想化农村工业发展到都市工业的模式（郑林庄，1935）。张培刚对郑林庄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在《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一文中谈到：“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建设，应走上工业化的路径，同时也承认由农业社会的阶段不能一蹴而就达到工业社会的阶段。但是农村工业是否能作为二者间的一架桥梁，在 目前 的中国，究竟能否使国民经济的基础树立起来，我们却有几点意见。”张培刚主要通过对工业生产日益标准化和合理化分析，说明发展农村工业是行不通的，工业化才是正途（张培刚，1935）。调和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杨铨也提出过“工与农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的思想（杨铨，1923）。客观而言，“调和派”的很多想法只能说是空想，在实践中更是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当时的争论中，这一派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四、先农后工派
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先农后工派”认为应先行复兴农村、振兴农村，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先农后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漆琪生和翁文灏等人。“先农后工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先行发展农业对于复兴农村、振兴农村的重要性。（1）先行发展农业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必要条件。（2）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必须先行发展农业，振兴农村。（3）复兴农村和振兴农村对于社会稳定的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先行发展工业缺乏现实的客观条件。漆琪生认为，如果先行发展工业，那么，现实的状况就是，“帝国主义之抑制与摧毁”，同时，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不能采取有效的关税保护政策，其结果是中国幼稚的工商业不可能存活下来（姚溥荪，1935）。
第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循着上面的思路，翁文灏则进一步提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思想。“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翁文灏，1940）。
第四，“先农后工”的路径，就是要建立农村合作社，从而变革农村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农业生产关系。在漆琪生看来，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关系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问题，要革新农业生产关系，建设新的农村经济体制（漆琪生，1935）。
应该说，“先农后工派”在立国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置于同等重要的程度，只是由于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强调其发展次序和着重点的不同。特别是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是综合了各方观点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但是，“先农后工派”也是避免涉及政治问题，把讨论仅仅限于经济层面。漆琪生就不主张在农村建设中谈论政治问题，原因在于“假如一定要将政治问题牵入，则不仅问题讨论的范围益增扩大， 内容 益增复杂，而且还将因政治问题解决之艰难，容易陷溺于悲观的宿命论者之泥沼，坐听政治的裁判，放弃一切经济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势下，农村建设故然没有成果，工业建设亦将是同一的运命”（漆琪生，1935）。由于缺乏现实的制度保障，“先农后工派”的许多思想也就仅仅限定在 理论 层面。
五、革新制度派
无论是“以农立国派”的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工立国派”的袁聘之 发展 民族 工业 的思路，还是“先农后工派”的漆琪生关于变革 农村 生产关系、建设农村新的 经济 体制的设想，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与现政权合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他们理想的幻灭以及他们思想和 理论 在实践中的破产恰恰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 中国 发展道路根本所在，中国农村发展 问题 的根本所在，关于这一方面，“革新制度派”做出了很好的回答。“革新制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千家驹和许涤新等。“革新制度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革新制度”的必要性。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前途，究竟是以何立国？为何必须首先要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从 政治 层面而言，取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是讨论“以何立国”的首要问题，只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局面，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我们才有资格谈论“以何立国”。
第二，如何“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首先要****旧的政权，建立新中国。随后为了使中国工业化，农业走向工业化的途径，必须做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扫除农村的封建关系。这才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应走的道路（许涤新，1940）。
“革新制度派”的许多思想后来得到了印证和实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实行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的许多举措，中国 社会 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初步建立，恰恰表明了“革新制度派”的观点，那就是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农村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中国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讨论和实现立国问题。
六、若干思考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关于中国究竟是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可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先贤们无论处于怎样的立场，他们对于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满腔热情和理性思考。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1.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的这场关于农村建设的争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之辱的中国的知识界，为了自强图存而对中国发展方向所展开的进一步的争论和深入的思考。他们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民族主义回应的同时，对西方的文明估价由最初的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进而涉及到精神领域，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历史 进步。
2.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四大论战之一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争论的分歧实质，是中国的知识界的文化方面分歧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和反映。在1920年代，当论战刚开始时，双方的阵线分明：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的国粹派和“甲寅派”，以梁漱溟为代表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属于“以农立国派”。而“以工立国派”的阵营则都鼓吹新文化运动，甚至是西化论的主张者。
3.论战在最初表现出应景化、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特点，论战的各方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对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比如，“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两派的争论表现出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二元化思维模式，认为农业化就是恢复小农经济或小生产力的农业经济，而工业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计常常表现出理想化的倾向，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许多论争仅仅限于理论的层面，缺乏实践的基础。随着论战的深入，各派思想的碰撞，论战的简单化和理想化倾向才逐渐改变。
4.“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和“调和派”的思想反映了他们没有弄清农业与工业、农村和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辩证关系。他们或片面强调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故而主张复兴农村；或片面强调工业和城市的重要性，而主张发展工业、繁荣都市；或者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调和折衷。故而用翁文灏的话来说，这几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得太偏，合起来说，才是正道，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翁文灏，1940）。因此，作为“先农后工派”的代表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可能更切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但毋庸置疑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是制度问题，这一点，“革新制度派”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显然又超越了上述四派。
立体农业论文篇（2）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农”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发展成就的取得，与多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扎实有效的学科建设及务实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管理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农业经济管理主要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农业生产关系运动发展规律、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对明晰学科建设规律，推进学科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农业经济问题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中，农业经济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极为丰富，突出地表现在：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和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的认识等。但是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些农业经济思想大多停留于较为朴素的认识状态，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内一些优秀青年学者求学西方，进入相关大学学习和了解农业经济理论知识，农业经济的初级理论才开始从国外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相关文献。如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自1900年开始刊载有关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理论文章，相关的知识传授机构也有了对农业经济知识的初步讲授，如湖北省高等农务学堂1904年开设的农政、财政和理财课程等。1920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最早成立了农业经济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先生担任。至20世纪30年代，农业经济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组等，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传授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范围涵盖了土地问题、产销经营、农业建设、农村金融、农业合作、农业部门经济、农业经济地理、农业经济史等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我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也随之转入各地新组建的农业大学。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主要参考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1951—1955年，一批苏联农业经济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杜宾诺夫的讲稿在1956年翻译出版，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写了《农业经济学讲义(初稿)》，1959年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对当时的政策进行诠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停止了农业经济学的专业招生。
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部分农业大学在1977年和1978年相继恢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农业经济学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进入了恢复建设、繁荣发展的阶段。各地相继建立并充实了农业经济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农业教育系统从大学、专科、中专，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课程或者设立了农业经济专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但由于“文革”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停滞乃至长期消没，使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组织编写、另一方面翻译引进，逐步形成了一批农业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相关的专门性学术团体，如1978年成立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198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等，聚集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探讨和交流学科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出现诸如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市场体系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向农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选题，另一方面也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引导了学界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基础理论和与国际农经学科的接轨，以及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以推动中国农经学科发展，加大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与逐步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便成为必然之势。由最初个别学者的一般性参与，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关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农业经济研究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农经领域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认同的重要体现。
学科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除了一般性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外，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是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36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拉开了农业经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启动以研究生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遴选了一批具有较强人才培养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权开展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其中包括农业经济硕士、博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
在学术性人才培养之外，为了强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培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9年批准设立了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最初称之为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涉及农业经济领域则在研究方向上定位为“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等。2015年将“农业推广硕士”更名为“农业硕士”，并设计了一套以高层次适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名册》。①备注栏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别为第一批名单(1981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名单(1984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名单(1986年7月28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②各个农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农学院”为名称，后逐步调整为“**农业大学”。为便于理解，采用“**农业大学”的新名称替代原来的“**农学院”的老名称。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及方法
1.重点研究领域
虽然农业经济研究涵盖范围较广，但其重点研究领域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延续或者确立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与区域发展、食物经济管理等4个方面。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农业领域的经济与发展问题，根据研究发现制定、优化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由于农业问题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几乎涵盖了农业农村经济的所有方面，不仅不局限于农村生产领域，也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与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深度融合；狭义上讲，伴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食物安全与应用经济等相对独立的方向，而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向关注的主要问题则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农业土地与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农业财政与金融等。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农业农村经济的传统研究方向和领域，其发展历程也恰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农业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我国农业经济开始了向苏联学习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各大专院校的农业经济学科所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绝大多数仍然因循的是苏联农业农村经济的研究体系与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走向改革开放，农业也随之由自给半自给向市场化农业转变，新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解体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业大规模集体经营形式，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土地制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和采取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这一制度设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围绕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和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不断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委托理论、边际分析理论及资源配置理论等，最明显的标志是使农业经济学的分析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农业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在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经验和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农村经济探索与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共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改革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场农业农村的深刻改革方兴未艾，急需理论上的阐释和指导。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地制度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城镇化与信息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农村公共服务等无疑是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亟待探究与创新的重点领域。
(2)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以农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范畴分析其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的配置、保护与管理的各项活动，并研究其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是一项应用型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探索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具体问题，因此既与经济学管理学密切联系，又同自然科学息息相关。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自然资源系统与动态配置、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化管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保护与环境经济管理、灾害与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此后，由马歇尔提出、庇古等人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外部性理论，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随着农经学科发展而衍生出的新兴研究方向，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无论是从发展起源还是活动依赖度方面，农业生产都与资源环境有着更为密切而深层次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研究与资源环境经济密不可分。欧美许多国家的相关高校已经用资源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替代了农业经济学，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把农业经济学更名为农业资源经济学等。
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制订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年)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科的产生。1980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1981年“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了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环境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和环境经济效果等三个主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们愈加强调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资源环境经济手段、资源资产与环境价值核算、环境政策经济分析、绿色金融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内涵，推动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的长足发展。
与其他方向相比，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特点在于更加注重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研发的结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与区域性问题研究，讲究因地制宜的时空优化布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等。但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任务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的资源环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配置优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复、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农村人居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乃至技术领域的重点关键问题。
(3)农村与区域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然而，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如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区位差异明显，国家对各地区发展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因而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城乡之间流动而延伸到城镇地区，从而对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新的制约，如城乡融合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等。面对这些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农业经济学科给予科学解答，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便因此而展开。
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的实际问题基础上，其研究重点关注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演进规律。一般而言，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是以农村及其特定类型区域(如林区、牧区、山区、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等)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包括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农村社会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过程演进、发展模式、协调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等。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农村社区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涉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与传播等方向。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但它始终紧密跟随党和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关方针政策。党的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从全局上对农村发展进行了整体把握，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为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必定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各地区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等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推动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4)食物经济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的持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连上新台阶。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饮食消费的迅猛增长，诱导了我国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大。但作为朝阳产业的食品工业却存在着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食品产业链条短和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再加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物健康与营养过剩以及食品供应链管理不足等现象[1]，使之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的解释范围，呼唤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将食品消费与营养结构变化等纳入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当中，通过食物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将研究范围从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拓展到消费等整个供应链中的经济与商业行为，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食物经济管理领域侧重于经济学及管理学基本理论在食物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涵盖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食品资源与环境、食品物流与食品企业管理、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食物营养与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重点关注食物结构与供求变化、食品生产与质量安全、食物消费与营养等食物经济与管理问题。
2.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从过去的简单计算和定性分析为主，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较分析、实证计量等更加多样的方法体系。在理论上，不仅以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且还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诱导性技术进步原理等，这些理论和方法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突出体现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成熟及其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展；另一方面，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表现为开发新模型、运用新理论、引入空间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学科综合运用等。总体来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大类，即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题的理论归纳，又有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在实证研究中，既有实证归纳研究，又有实证演绎分析。
具体而言，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上，大多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应用等。在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研究上，以计量经济模型为主的定量评估占据主流地位。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相比，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领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农业技术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其中，定性分析与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学科联系密切，从大的学科分类来看属于管理学中工商管理的范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借助于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对农业经济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定量研究，并逐步向主流规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转移[2]。
三、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快速成长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1.农业区域布局规划得以确立
我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萌芽于20世纪初，正式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内容由浅入深、工作由点到面、范围由小到大的过程。70年来，农业区域布局区划历经了三个阶段。
(1)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初创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分别于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业资源考察，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了全国土壤、水、农业生物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等状况，基本掌握了我国农业资源分布特点，明确了生态环境特征与开发利用前景。该阶段，农学、农业经济学界融入研究领域，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综合资源调查，并开展单项和综合农业区划试点。相关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诸如《中国气候区划(初稿)》《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等一些综合区划和部门区划，也发展了区划研究的相关方法论，对学科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发展期(1979—2000年)。改革开放为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1978年科学大会制订的《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便包含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要求，次年国务院成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同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相关机构，推动了农业资源调查、农业部门区划、综合农业区划和专题调查研究等相关工作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期间全国共有2108个县完成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地、县纵向配套的农业资源与区划体系，取得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不同规模尺度上的农业资源及其区划成果图件4万多幅、统计数据与研究报告8万多项，相关成果汇集成中国农业资源区划数据集并转为电子版本实现网上查询[3]。
(3)农业资源与区划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21世纪以来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编制工作。为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农业农村部陆续颁布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经过几年发展与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养殖业优势区域和水产品养殖带等布局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定。在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推动下，《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编制形成并印发。在该规划中，通过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基础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三大区域，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分类施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纵深实施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系列改革的重要开端。改革废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旧体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简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改革前夕，农业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部分地方农民群众自发开展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及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央默认并开展试点，次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专门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基于这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转变态度并在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通过了国家农委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会后印发全党，史称“75号文件”，文件承认了少数地区实施双包的合理性，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大变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农委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经杜润生同志建议，于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转成为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至此，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承认并几乎全面放开。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了农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国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制度促使了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从生产积极性、技术效率和技术采用三个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增长，在改革初期对各类粮食作物生产增长的贡献约为35%～50%。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的建立，为国家后续农业农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5]。
(2)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发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场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基于当时为应对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而出台，伴随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便开启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实施。
但1978年以来，国家开启了渐进式改革。在最初阶段，实施了在不触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计划地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农产品品种，放开集市贸易，允许部分农产品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将市场因素纳入进来。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标志着除少数品种外，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随后，受大宗农产品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影响，国家又开始了对粮食实施“双轨制”，对棉花等农产品实施统一收购经营制度。1990年以后，郑州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与地方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同年国务院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场购销为主、合同订购为辅的农产品市场格局，同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口粮定量办法，价格随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目标。之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陆续推出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制度。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迎来了新一轮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补贴。除了出台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制度外，政府还对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此，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卓越成就并保持6亿吨以上的生产能力。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倒挂、进口压力加大等挑战，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采取了新的应对措施，比如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调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等，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以保障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随着这一改革的持续推进，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体系发育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集贸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与此同时，改革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增加了农民生产投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提升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并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7]。
(3)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问题，理论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讨论[8]。
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认识。在这次讨论中，理论界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同时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以此来武装农业，以实现对农业的改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后来的“七化”，即：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优良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大地园林化和公社工业化，这些内容涵盖了对生物技术(如良种问题)、生态环境(如大地园林化)和农村工业(如公社工业化)等问题的考虑。这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认识与概括，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对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认知与认识。随着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业生产发展环境的变化，理论界又一次开始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基于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与实践效果，再加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空间，丰富了对现代农业发展内涵的深层理解，进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于是便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并由之而替代了过去的“老四化”，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来武装农业，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经营管理农业，用社会化、市场化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农业”。基于这一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上述认识及相应的思考与讨论，对于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机械技术现代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农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化，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加上对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认知累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发展农业综合生产力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并实现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用现代技术体系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意识与市场经济观念来组织和管理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来提升和发展农业，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来引领农业，最终促使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顺利达成。
从上述的发展演进与三次认识进程看，农业现代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与水平的认知也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据此，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我国地域类型多样和各地层次差异明显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地选择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取向。
3.农业农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粮食收购双轨制。粮食收购双轨制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价格管理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创新性政策设计之一。20世纪80—90年代，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确定订购量和较低的订购价)和激励机制(如确定议购量和实施接近市场价格的议购价)直接控制部分粮食以稳定粮食供给，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将剩余或自留部分在市场进行销售[9]。
粮食双轨制是农村农业改革后宏观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经营基础等变化后的内生性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出迅速增加，同时，在市场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单纯提高粮食收购价而销售价格变动较小，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开始实施粮食“合同订购”制度，订购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之后，粮食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生产停滞不前。鉴于对生产停滞的担忧以及“合同订购”带来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内容随即调整，即“合同订购”为国家任务，国家恢复对粮食生产的强制干预。至1990年“合同订购”改称为“国家订购”，国家在强制性干预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同时，采取投入补贴，如1987年出台的“粮棉三挂钩”政策给予农民化肥、柴油实物补贴，1993年后该补贴政策改为货币支付。此后，伴随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粮食双轨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渐进式改革理论在我国的创新实践，粮食双轨制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当时而言，粮食双轨制通过提高农民自留量、提高议购价格、降低订购量和提高议购收购量，有效促进了粮食生产，保障了城市农产品供应，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基础。综合来看，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特定背景的制度产物，双轨制尽管具有较高的实施成本，但通过帕累托改进减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
(2)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创新。体系于2007年底正式启动，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资源，针对每一个大宗农产品设立一个国家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组成)，并在主产区建立若干个国家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新世纪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要求下的科学安排。2007年12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配套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共同开启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并选取水稻、玉米等10个产业开展试点，2008年联合印发《关于地方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全面启动了50个以农产品为单元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此后，相应体系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于2009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考评办法(试行)》，于2015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绩效评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新要求，在保持50个体系总量不变情况下，通过合并小体系、适当新增部分体系、新增部分岗位和试验站等方式，进行了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
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提升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项标志性成果和328项重大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产业技术供给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3)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创新。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丰富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将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国家陆续调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转的规定，以适应城乡要素流转格局和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结合前期各地三权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规定将农地三权分置从指导思想转为实际操作，拉开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权体系，巩固了承包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有利于细分农地产权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重构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实现土地权益的多元共享，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社会权力关系，形成农村多主体合作治理局面[11]。
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选题。伴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与发展主张。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和农业科技领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为数据源，采取以“农”为关键词的高级检索方法，共检索出7313篇文献，经过文献计量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认为在以下几大重点领域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仍有许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1.减贫与发展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扶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凭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贫困问题势必保持较长时间的研究热度。在理论层面上，贫困的治理机制探讨经久不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人力资本理论在“扶智”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积累，而“扶志”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懒汉”问题，基于学科交叉的认知来科学分析其贫困心理、内生动力与外部贫困文化，将是贫困理论的重要突破方向[12]；围绕“三区三州”等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有待理论深挖。现实层面上，扶贫机制与返贫预防有待优化，尤其是针对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新贫困问题，涉及标准制定、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扶贫投入的财政金融改革等诸多内容[13]，均需要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2.农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其制度安排及变迁事关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势必给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冲击，相应亟待补充围绕乡村治理与城乡要素流动影响的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如何正确评价改革成效、科学评估改革推广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摆在学界与政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规模化经营发展潮流下，有关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经营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对而言，资本下乡办农业企业和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仍停留在政策倡议层面，有关的经营机制设计、经营绩效比较有待研究跟进。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规模经营与小农生计、安置被挤出的“落后小农”这一现实问题也有待研究补充。
3.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推动了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围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仍是研究热门，包括量化气候变化、外源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测度农业生产活动引发的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冲击，以及评估耕地保护、休渔禁渔等农业政策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之外的广义环境问题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选题，要求立足国家层面，评估评价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岛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与局部影响，论证如何协调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永续开发。相关研究愈发强调经济学与农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将生态环境演进融入经济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约束与气候变化冲击的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开发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动态模拟资源与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4]。
4.食物安全与消费研究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引发的需求推动、耕地和水资源引致的供给束缚共同作用下，食品经济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关于从量转质的食品安全探讨将愈加激烈。理论层面上，食品经济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由生产到消费的单一供应链条，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辐射复合型功能网链，在食品市场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以明晰政府和市场双方力量在现代食品体系中的角色职能。应用层面上，围绕食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引起的供需间不平衡、价格波动时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都是食品经济有待回答的应用选题；围绕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食品生产、物流与营销发展是全球趋势；围绕食品营销，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食品消费心理与行为、食品营养与安全等领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农业科技推广研究
立体农业论文篇（3）
作者简介 陈喜贵，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100032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28(2008)08―0047―05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
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
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 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立体农业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14-0001-04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到大中城市，众多农民通过外出打工，改善了自身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学到了一定的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外出外闯荡多年的农民，在发达地区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拥有一定的管理技术和完成一定财富的积累后，纷纷选择创业[1]。农民创业一定时期成了农村的一道风景线，政府纷纷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来帮助农民创业，学者们也纷纷研究其创业形式、创业理论等，一定社会组织纷纷开展了针对农民创业的相关培训工作[2-4]，有关农民创业的主题在一定时期内成了热点研究课题。然而纵观当前农民创业的形式、效果，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致使国家多个部门纷纷出台相关文件，以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返乡创业扶持力度[5]。众多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农民这一创业主体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以探寻农民创业的内在规律，从而最终提高农民创业的成功率和贡献率[6-7]。鼓励、支持和帮助农民创业，相继成为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不仅有利于为农村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也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激发农村经济增长活力，推动农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然而纵观当前的农民创业问题的研究发现，虽然认识到创业区域环境的优劣程度会对农民创业决策有着较大影响，但针对农民创业地域环境评价的研究较少，针对区域差异性的农民创业吸引能力的研究还不足，为此，本文利用熵权模糊物元的评价方法，从区域环境吸引农民创业的视角对区域差异对农民创业的影响进行分析，为构建农民创业制度体系提供新的分析策略。
1 熵权模糊物元原理分析
在农民创业环境构建的研究领域中，由于存在众多非定量的政策性因素，导致数学模型建立困难，模糊物元理论则能对非定量因素的进行有效解决。模糊物元理论是通过物元特征的量值来判定一个物元隶属于另一物元的程度，也称为关联度，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事物的描述更为具体，这就可以得到更为精准的评价策略。
1.2 从优隶属度计算 在模糊物元理论中，从优隶属度是表示每个单项评价指标[Cm]对应的模糊量值隶属于相应标准样本评价指标的模糊量值的程度。越小越优型评价指标的从优隶属度为：
农民创业政策环境构建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构建过程中包含许多非量化因素，为此把影响农民创业政策中的各种因素定义为物元中的一个特征，并对物元特征（农民创业环境因素）分析赋予相对应的模糊量值，然后对各特征（因素）间进行关联度分析，最后建立贴近实际的物元模型。
1.3 标准模糊物元和差平方模糊物元 通过公式（4）构建样本[m]维标准模糊物元[R0m]，由复合模糊物元[Rnm]各待评价指标从优隶属度中的最大、最小值确定[R0m]中各项值，即：
1.4 熵权的确定 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系数的优势在于有效地规避了人为主观因素所造成评价结果偏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在信息理论中，熵值反映信息无序变化的程度，其值越大则系统无序程度越大，其值越小则系统无序程度越小，可用信息熵评价所获系统信息的有序度及效用，即由评价指标值构成的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重，使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要求。
确定权重过程为：
1.5 欧式贴近度与创业地区选择评价 将欧式贴近度引入农民创业区域选择评价体系，能够反映待评指标与标准指标值相互接近程度，其值越大则两者越接近；反之，其值越小则两者相距越远，可根据贴近度的大小对不同方案进行排序，得出最优方案。
2 r民创业地选择评价
2.1 评价指标的构建 农民对创业区域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决策问题，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相关性、独立性、可度量性和可实现性等原则。参考相关文献，建立包括5个要素、9个评价指标的农民创业地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本文要素层的建立说明：经济因素中指标层的构建是来源于各地区政府报告中数据；金融环境因素中指标层的构建是根据各地区针对创业金融扶持及税收减免的政策文件得出；创业园区规划中指标层的构建是通过走访各地区创业者的评价得出；交通因素中指标层的构建是综合公路里程、普通列车依靠趟次、高铁依靠趟次等因素综合得出；创业技能培训中指标层的构建是根据各地区针对创业技能培训的政策文件与产业创业园区相关性综合得出。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中常常包含了许多非量化因素，模糊物元理论中将涉及农民创业区域选择所的各种影响因素看作物元中的一个特征，针对某一特征赋予相对应的模糊量值，建立各因素关联度并进行分析，得出更为贴近实际的物元模型。
2.2.2 计算标准模糊物元和差平方模糊物元 由从隶属度物元[Rnm]可知各评价指标最优隶属度均为1，按式（5）、（6）进行处理，得到平方差复合物元[RΔ]：
2.3 结果分析 根据欧式贴近度计算结果发现：对5个地区创业环境差异的排列为[Z5>Z3>Z4>Z1>Z2]，即[Z5]地区对农民创业的吸引最好。
3 结语
农民创业地的选择具有不确定性、主观性。农民创业环境的评价体系中涉及众多指标参数，并且这些指标参数间相关性不强，甚至呈现相关独立性。本文将模糊理论引入农民创业环境选择评价中，建立农民创业区域评价的熵权模糊物元理论模型，利用熵值法确定创业区域评价体系的重要性，有效地规避了凭借人为经验来确定指标参数权重的不确定性，建立了更为客观合理的权重体系。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较，熵权模糊物元模型为在一定程度上量化了在农民创业环境体系中难以定量的指标，为农民创业制度环境的评价方法提供了新量化的方法，为相关部门制度构建与供应提供了新的指导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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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农业论文篇（5）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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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农业论文篇（6）
1.宝鸡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现状
1.1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现状
宝鸡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于2008年7月正式成立，主要职责是承担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及监测管理，负责全市检验监测体系建设、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落实、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申报等项工作。现有专业技术人员14名，配备一辆检测车和3台速测仪器，可以承担农产品农药残留速测和业务培训工作。截止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抽查蔬菜 11526个，蔬果3328 个农业论文，食用菌60个，其中送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测试中心（杨凌）检测样品 105个，总体合格率 99.8 %；配合部、省安排的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查 8次，抽检样品 139个，合格率97.8 %。近年来，我市未出现因食用初级农产品而引发的中毒事件，维护了公众健康，切实保障了农产品消费安全论文格式模板。
同年8月份，《宝鸡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实施意见》正式启动实施，先后在市恒丰园蔬菜批发市场、宝商家美佳超市、华润万家超市等建立了10个蔬菜检测室，专人负责，配备了检测人员，制订完善了各项制度，开展日常检测工作。每天抽取各自经营的水果和蔬菜样品进行农残检测，并向农业部门通报检测信息农业论文，有效防止不合格农产品在市场流通，有力保障城乡居民的消费安全。其次在市区批发市场使用政府公益岗位聘用检测人员，分别安排在金台、渭滨和陈仓区的农产品批零市场和生产基地，既解决了人员工资待遇问题，又保障入市检测顺利实施。
1.2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现状
市属九县三区中，我市已有陈仓区、凤翔、太白、岐山和扶风等县先后建立农产品质检站，其余各县均在农口部门设立了农产品检测站。其中，陈仓区和凤翔县已完成项目建设，等待验收，眉县、陇县、凤县、金台区和渭滨区也在努力争取建设项目。目前有农药残留速测仪器的县区，也只能进行蔬菜、水果农药残留速测。
2．存在问题
2.1监管体系不健全
大多数县区农业局没有单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有些县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的牌子挂在农技中心，执法大队，无固定编制，无专职检测人员农业论文，检测设备不齐全，监管工作不能独立进行。乡镇监管责任还没有落实，难以完成依法监管职责，监管体系不健全，缺位问题非常突出。
2.2使用农业投入品
个别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为了盲目追求产量和收入，忽视农产品质量，大量使用超标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生长剂等其他农业投入品，导致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存在隐患论文格式模板。
2.3检测能力差
市监测中心目前也只有一些简单的农药残留速测仪器，只能进行部分速测检验工作。大部分县区还没有争取到监测项目建设，有些县区检测仪器只能闲置，没有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市、县经费不足问题更为突出，根本无法开展日常监测工作，难以有效监管。
3．对策及建议
3.1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
各级政府要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资金投入力度农业论文，财政部门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把加大检验体系建设，开展例行检测和监督检测等工作经费足额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市场准入制度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3.2加快监管体系建设
逐步建立以市级监测中心为龙头，以县（区）监测站为依托，以乡镇检测所为基础，以农产品产销企业（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农产品产地、专业协会及乡镇重点农产品集散地）内设检测室为补充的“三级四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形成“政府负总责，三级有机构，监管到村组，检测全覆盖”的监管模式。从上到下形成一个监管网络，职责明确、关系协调、运转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3.3 实行市场准入制度
推行农产品市场准入，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和市执法大队加大对各大超市、农贸市场的监督检查力度，要求其建立农产品检测室，每天进行抽样检测农业论文，建立档案管理论文格式模板。不合格的农产品坚决不能入市销售，对检测发现重大质量问题的农产品要及时上报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处理。
3.4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措施。加快农业标准化，围绕“统一、简化、协调、选优”原则，扩大示范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和产业效益，实现农产品从土地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运用。通过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区，进一步促进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工作。
3.5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的安全意识。通过新闻媒体、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检测、举办培训班、优质农产品生产示范等形式，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和法律法规经常性的宣传，提高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引导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加强质量安全管理，指导消费者安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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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农业论文篇（7）
的信仰与任何人都相关，但很少有人能说出信仰是什么。有很多争论，没有尽头。人们的信仰植根于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只有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才能澄清信仰问题。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信仰进行阐释，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
。所谓主客二分，就是人类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改造和征服自然，以经济建设换取生活资料。因为自然不能满足人，人只能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这种主客体二分法表现在人与自然的转化转化关系、人与人的阶级统治关系、商品交易主体之间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精神支配身体是建立在人与自我的身心分离的基础上的。这种生存方式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人类在脚下爬行自然与自然对立是人类实践和人类进步的结果，这种生活方式形成的标志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三次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商业的出现。手工业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及商业代表和工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文明时代开始了。分野是东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然而，由于大河流域建立了农业文明，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的礼物，古印度是印度河和恒河的作品，古巴比伦文明的历史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产物，古代中国是黄河的母亲孕育的。由于河流泛滥和枯竭，大河流域的生态恶化，四个古代文明国家中有三个灭亡。只有中国没有因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回旋余地大而灭亡。它的农业文明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并被西方强行打破。
文明发展的最大变数是古希腊的崛起。古希腊文明不是本土的农业文明，而是建立在已灭绝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原因是古希腊半岛多山，不适合发展农业。但受地中海气候影响，有适合全年航行的天然无冰港口，适合渔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政治上，因为有许多岛屿，每个岛屿上都建立了城邦，城邦就是城市。从古希腊到古罗马，这种生产方式生活在继续，创造了伟大的古罗马帝国，罗马奴隶主是工商奴隶主，罗马文明是工商文明，罗马法律是古代社会最完整的商品交换法。随着日耳曼的入侵，古罗马的工业和商业文明消失了，欧洲进入了农业文明的中世纪。然而，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开启了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复兴。资本主义在工商业文明的基础上崛起，是以大型机械工业为基础的工商业文明。以海洋环境为基础的工商文明又称海洋文明，是主体与客体二分法的主要支撑。这种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时期达到顶峰。后现代资本主义开始改变过度的主客二分，向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靠拢。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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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生存模式。它不仅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是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进而是人的身心的统一。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成熟的国家，也是天人合一生活方式的代表。近代西方列强强行打破和中断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迫使中国走上了工商文明之路，结束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天人合一。中国工商文明的大发展,正处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工业文明是一种进步,但过度工业化必然导致主客体过度二分法,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体与心灵的分裂,向生态文明过渡,回归天人合一的生存方式，这种回归是建立在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的，不同于古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天人合一。
。信仰是人们自觉生活方式的结果。由于在大自然脚下爬行，万物有灵，衣食匮乏，再加上洪水和野兽的威胁，原始先民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主观世界也不发达。一切都是盲目的探索，没有意识到意识的主观基础。如果说原始人有类似的信仰，那就是崇拜，崇拜整个自然，崇拜区别于自然的氏族图腾，崇拜刚刚死去的祖先。但这里的崇拜不是信仰，原始人不具备形成信仰的主客观基础。在文明的奴隶社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人们可以安居乐业。人类已经找到了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主观世界的发展，人类有了信仰产生的客观和主观基础。当人类有了信心，信仰就产生了。农业文明中的人们认为，日出工作日落休息的生产节奏和生活方式在农业文明改造自然的程度上并不高，而只是使自然适应农业物种种植的植物和适合驯化的动物是固定的。人们定居生活。人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氏族解体，家庭建立，男耕女织。这个家庭幸福和睦。乐生，受过教育的人一边种田一边读书，还有耕读传家。他们的信仰是对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信仰。他们相信来年会更好，天气会更好，他们相信子孙满堂，会有接班人，他们相信知识和理性，以及人类的和谐。因此，农业文明中的农民最怀念家乡，与其说是怀念家乡，不如说是怀念黄土地这一代农民。这是他们植根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这种信仰的对象是他们所依附的熟人世界，他们的父母和村民，他们的山、水、植物和树木，他们生活在其中。这种信仰可能不是有神论人的，但它必须是深情的、正义的和美味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扩大的家园，它已成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信仰，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的本体论信仰。
的本体论信仰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本体论信仰。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信仰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工业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工业是自然的加工和改造，商业是商品的交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交换人之间的平等交换。人与自然、人与人是分离的。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对象总是被分割的。这种划分是无止境的吗？人们开始探索自然的起源，原子论成为他们的哲学。继续问，原子是从哪里来的？上帝创造了它。当他们找不到答案时，他们推测不仅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被称为上帝，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古代科学的不发达，无法解释现实。工业依赖于技术，技术需要探究，而科学无法回答，所以只有猜测。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个体信仰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出生的孩子没有信仰。孩子独立于父母，他有自己的独立性，独立面对和处理问题。在实践经验中，他开始建立自己对成功的明确信念。正是这种一个又一个的信念让她最终站起来，站起来，长大，开始了家庭和事业。随着成年人有了系统的实践和精神空间，他们的信仰开始形成。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就会形成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工商业，生活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我们往往会形成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生活在现在发达的工业文明，特别是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就会形成共产主义的信仰。
。本体论是一个探索世界起源或母体的哲学理论。本体问题是关于本质和共性的问题。本体论，即本质主义，专门探索事物的本质、矩阵和起源。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打破砂锅，最后提出要求。对与错,黑与白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显然是工商文明的思维方式。本体论的信仰是相信本体存在并努力追求本体的信仰。上帝信仰是典型的本体论信仰的基础，是主体和客体的二分法。本体论是研究一切事物统一的整体知识，它包含一切事物。人们通过自身的生存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对一切事物的一点精神认识和对世界的一个展示。本体论关注的是现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本体论是整体的，而本体论是个人主义的。本体论是一个复杂的范式，本体论是一个简单的范式。本体论信仰是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一个整体，追求这个整体，并将自己融入整体。本体论信仰的生存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方人认为信仰是本体论的信仰，所以它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事实上，中国人的信仰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信仰。中国人民基于农业文明对儒家的信仰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目的地，而不是来世的天堂。由于
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超越工业文明的伟大时代，农业文明的印记还没有完全消失，工业文明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实现，两种信仰一直处于冲突之中。由于本体论信仰的基础——工业文明优于农业文明，本体论的信仰处于攻势和斗争的优势，而本体信念的基础——农业文明处于劣势，所以本体信仰处于防卫和不利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信仰已经演变为当今时代的文明冲突，以及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基督文明是侵略性的，尽管伊斯兰文明已经撤退，但它仍然顽强，原教旨主义大学已经崛起。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文明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强烈渗透下衰落，但随着生态文明的发展，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似乎有所缓解。本体论信仰有望在生态文明时代重生，这也是一种回归。
对当今世界的信仰只不过是这两种。伊斯兰信仰介于两者之间，这是游牧民族的信仰。游牧民族的畜牧业和农业是相互关联的，但他们的“旅行”与工商文明的商业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伊斯兰的信仰传达了本体论的信仰和本体论信仰。按照本体论本体论的顺序，目前的信仰体系大致如下：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佛教。新教强调主客二分，佛教强调天人合一。新教征服了世界，佛教充满了同情心。所有宗教都宣传自己的教义，这些教义是合理的，反映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时代造成的，也是两种文明冲突的结果。解决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不能靠争论，而要靠人类生存实践的发展。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超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生态文明。
思想问题有时可以通过思想教育来解决，思想教育是建立在解决思想问题的物质实践的基础上的。一些跨时代的思想问题不能在思想上解决，而应该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来解决。信仰冲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在人类生产中找到答案。本体论信仰与本体论信仰冲突的实质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生产矛盾的解决，思想矛盾的解决。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经历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在未来，它还将经历信息时代、生态文明时代等等。渔猎时代的原始初民没有系统的信仰。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建立了第一个信仰体系，这表明人类取得了成功和自信。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一种进步和必然。然而，古希腊在欧洲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工商业时代。原来,历史时代的冲突已经转化为共产主义时代的冲突,转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已经固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这种固化的思维影响了历史思维的形成，扩大了东方与西方的矛盾还有西方。随着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将消失。
立体农业论文篇（8）
近几年,有关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文章浩如烟海。在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文献中,朱广其(1996)认为农户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成立合作组织从而把交易费用内部化。振辉(2000)认为,分散的农户产生的外部性如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直接导致了农户的交易成本上升,农民通过合作可以起到减少这种外部效应的作用。苏斯彬•姜明伦(2005)运用厂商理论和蛛网理论,认为提高市场谈判力和降低市场经营风险是农民组织出现的主要原因。而本文从分工理论角度来分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原因。
一、分工理论
在亚当•斯密以前就有许多思想家讨论过分工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三次社会大分工,给社会发展造成影响尤为重大,但真正把分工置于重要地位的是亚当•斯密。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工人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这在经济上第一次提出了分工与劳动率的关系。李嘉图则提出了国家间相对优势的分工原则,认为各国应生产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交换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而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尤其是“组织能提高效率”②这一著名论断,对在分工基础上形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上述的理论。他更强调分工组织产生的协作力。分工与协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说:“不仅通过协作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③而杨格认为,在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演进过程中,引起了报酬递增并导致经济进步和产业、组织的演进。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到杨格,再到现代经济学家,分工理论思想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因此,本文从分工的演进来论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
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的分工演进分析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之所以赶不上制造业,主要原因就在于农业不能像制造业那样采取完全分工的制度。现在看来,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低估了农业分工的潜力。第一次社会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农业成为独立的产业,在那时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进行任何交换。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每个劳动者只从事初级农业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户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出现了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有人就放弃生产,从事其他行业。第二次社会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裁缝、木匠、泥水匠等手工业者。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第三次大分工是商人的出现,商人就成了交易职能的专业职能者。一方面,商人将农产品收集起来卖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另一方面,商人消费由其他农户生产的粮食或蔬菜,而农户成立农产品的专业生产者。三次社会分工的结果,使个行业之间相互协调非常好。这正如斯密所说的,分工是可以由市场来组织和协调的。这说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存在着分工和协作,但并没有形成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一阶段(见表1)。
到封建社会末期,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新的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得到发展。专业化生产使产品能在更大市场范围内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农、林、牧、渔和副业等各行业都可以雇佣几个或几十个村民在一起劳动,这时组织出现了,但它是低级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二阶段(见表1)。
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分工变得日益细化,服务活动日益复杂化,人们的生产活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经营中的交易需求进步增大,并出现了多层次和多结构的交易形态,于是更高层次的组织就出现了。通过组织协调,使得许多职能有了专门的承担着。农业产业发展是农业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又面向农业的龙头企业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依据市场需求以农业为核心不断向产前、产后延伸,形成集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农科技一体化的经营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高阶段。这时的组织形态既体现了斯密的分工,又体现了马克思所论述的集体力(见表1)。
三、依据农业分工的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分类
从分工角度看,企业是社会内部分工基础上各特定行业的,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要素组合的最小单元,是具有技术性的有机组合,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定的企业形成和规模,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一定的企业形成联系着相一致的社会分工形式。根据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和我国目前农业特点,对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分类。
(一)综合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以农产品加工、运销企业为龙头,围绕多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的联合,进行一体化经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这种组织甚至可以涉及成员在信贷、保险和生活方面。它的特点是规模大,地区覆盖面广(见表2)。
(二)专业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根据农、林、牧、渔分类,以一类专业产品为龙头组织起来,专门从事某种产品的销售、加工、生产指导和生产资料的购买等。如养猪协会、养牛协会等,具有明显的专业特征(见表2)。
(三)手工业人员组织
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分离出来的人员,一部分人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半工半农,像农村中的木匠、泥水匠等。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组织。这种组织以服务为目的,根据他们从业的特点,不但可以成立专一的木匠组织、泥水匠组织等,而且可以成立以搬运、维护、清洁等综合性家政服务组织(见表2)。
(四)服务型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由商人游离出来的服务专业的人员组成,成立中介公司,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业生产过程中,专门为各农业经营单位的某项技术工作服务的,如农机服务、植保或兽医服务公司等。农业前部门的服务业,主要是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某一项产品,如种子公司、饲料公司等。农业后部门的服务业,主要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等方面的服务。根据本地产业特点可以成立大型的批发市场,将农户纳入市场体系。这样,农民可以快捷地接受市场信息,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和保险组织等(见表2)。
四、对我国目前建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几点思考
(一)加大政府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
深化农业内部分工,有利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对于从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看,
如何提高分工水平,斯密认为应该通过改善交通,扩大对外贸易,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建立稳定的市场只需以及进行生产的资本积累等途径来实现。为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给予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搞好服务,帮助合作组织把握方向,搞好组织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使其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规章进行,采取现扶持后规范的步骤,培育和壮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二)完善土地制度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约束条件是人地矛盾,土地的小规模经营成了深化农业分工的拦路虎。而且组织与规模是密不可分的。科林.杨格认为劳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即“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为此,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三)增强农民的合作精神
古典经济学强调人是有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户应当体现一种团队精神即合作精神。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通过合作途径进行农业分工来完成单个农民完成不了的或不能高效率完成的生产经营活动。马克思把这种“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称作协作产生的集体力。这种集体力可以把广大规模、分散的农户吸收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参与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中,从分工中获利。
(四)鼓励农村有一技之长的人建立组织
随着农业分工的深化,从农业中分离出许多手工业者,像泥水匠、木匠等,他们是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人往往被人忽视。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平时赚些钱,没活干时又回到地里从事农业。他们在大市场中弱势群体,只有把他们联合起来,成立组织,不但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又可以解决许多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比如成立某某家政服务公司,一串红服务公司等,这些组织不但可以立足本地,也可以走向大城市。
(五)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
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一决定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它可以解决农民贷款难,生产经营、保险、福利、社会保障等无金融支持的问题。对处于弱势的广大农民来说,农民银行是他们的避风港湾,是可靠的后方。
注释:
①国富论/(英)斯密著, 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2第10页.
②经济学原理/(英)马歇尔著, 唐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 第222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25.6第362页.
参考文献:
[1]徐金海等,专业化分工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
立体农业论文篇（9）
近几年，有关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文章浩如烟海。在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文献中，朱广其(1996)认为农户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成立合作组织从而把交易费用内部化。振辉(2000)认为，分散的农户产生的外部性如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直接导致了农户的交易成本上升，农民通过合作可以起到减少这种外部效应的作用。苏斯彬姜明伦(2005)运用厂商理论和蛛网理论，认为提高市场谈判力和降低市场经营风险是农民组织出现的主要原因。而本文从分工理论角度来分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原因。
一、分工理论
在亚当斯密以前就有许多思想家讨论过分工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三次社会大分工，给社会发展造成影响尤为重大，但真正把分工置于重要地位的是亚当斯密。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工人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这在经济上第一次提出了分工与劳动率的关系。李嘉图则提出了国家间相对优势的分工原则，认为各国应生产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交换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而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尤其是“组织能提高效率”②这一著名论断，对在分工基础上形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上述的理论。他更强调分工组织产生的协作力。分工与协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说:“不仅通过协作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③而杨格认为，在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演进过程中，引起了报酬递增并导致经济进步和产业、组织的演进。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到杨格，再到现代经济学家，分工理论思想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因此，本文从分工的演进来论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
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的分工演进分析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之所以赶不上制造业，主要原因就在于农业不能像制造业那样采取完全分工的制度。现在看来，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低估了农业分工的潜力。第一次社会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农业成为独立的产业，在那时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进行任何交换。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每个劳动者只从事初级农业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户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出现了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有人就放弃生产，从事其他行业。第二次社会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裁缝、木匠、泥水匠等手工业者。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第三次大分工是商人的出现，商人就成了交易职能的专业职能者。一方面，商人将农产品收集起来卖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另一方面，商人消费由其他农户生产的粮食或蔬菜，而农户成立农产品的专业生产者。三次社会分工的结果，使个行业之间相互协调非常好。这正如斯密所说的，分工是可以由市场来组织和协调的。这说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存在着分工和协作，但并没有形成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一阶段(见表1)。
到封建社会末期，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新的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得到发展。专业化生产使产品能在更大市场范围内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农、林、牧、渔和副业等各行业都可以雇佣几个或几十个村民在一起劳动，这时组织出现了，但它是低级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二阶段(见表1)。
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分工变得日益细化，服务活动日益复杂化，人们的生产活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经营中的交易需求进步增大，并出现了多层次和多结构的交易形态，于是更高层次的组织就出现了。通过组织协调，使得许多职能有了专门的承担着。农业产业发展是农业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又面向农业的龙头企业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依据市场需求以农业为核心不断向产前、产后延伸，形成集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农科技一体化的经营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高阶段。这时的组织形态既体现了斯密的分工，又体现了马克思所论述的集体力(见表1)。
三、依据农业分工的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分类
从分工角度看，企业是社会内部分工基础上各特定行业的，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要素组合的最小单元，是具有技术性的有机组合，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定的企业形成和规模，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一定的企业形成联系着相一致的社会分工形式。根据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和我国目前农业特点，对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分类。
(一)综合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以农产品加工、运销企业为龙头，围绕多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的联合，进行一体化经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这种组织甚至可以涉及成员在信贷、保险和生活方面。它的特点是规模大，地区覆盖面广(见表2)。
(二)专业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根据农、林、牧、渔分类，以一类专业产品为龙头组织起来，专门从事某种产品的销售、加工、生产指导和生产资料的购买等。如养猪协会、养牛协会等，具有明显的专业特征(见表2)。
(三)手工业人员组织
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分离出来的人员，一部分人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半工半农，像农村中的木匠、泥水匠等。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组织。这种组织以服务为目的，根据他们从业的特点，不但可以成立专一的木匠组织、泥水匠组织等，而且可以成立以搬运、维护、清洁等综合性家政服务组织(见表2)。
(四)服务型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由商人游离出来的服务专业的人员组成，成立中介公司，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业生产过程中，专门为各农业经营单位的某项技术工作服务的，如农机服务、植保或兽医服务公司等。农业前部门的服务业，主要是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某一项产品，如种子公司、饲料公司等。农业后部门的服务业，主要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等方面的服务。根据本地产业特点可以成立大型的批发市场，将农户纳入市场体系。这样，农民可以快捷地接受市场信息，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和保险组织等(见表2)。
四、对我国目前建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几点思考
(一)加大政府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
深化农业内部分工，有利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对于从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看，
如何提高分工水平，斯密认为应该通过改善交通，扩大对外贸易，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建立稳定的市场只需以及进行生产的资本积累等途径来实现。为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给予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搞好服务，帮助合作组织把握方向，搞好组织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使其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规章进行，采取现扶持后规范的步骤，培育和壮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二)完善土地制度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约束条件是人地矛盾，土地的小规模经营成了深化农业分工的拦路虎。而且组织与规模是密不可分的。科林.杨格认为劳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即“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为此，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三)增强农民的合作精神
古典经济学强调人是有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户应当体现一种团队精神即合作精神。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通过合作途径进行农业分工来完成单个农民完成不了的或不能高效率完成的生产经营活动。马克思把这种“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称作协作产生的集体力。这种集体力可以把广大规模、分散的农户吸收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参与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中，从分工中获利。
(四)鼓励农村有一技之长的人建立组织
随着农业分工的深化，从农业中分离出许多手工业者，像泥水匠、木匠等，他们是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人往往被人忽视。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平时赚些钱，没活干时又回到地里从事农业。他们在大市场中弱势群体，只有把他们联合起来，成立组织，不但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又可以解决许多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比如成立某某家政服务公司，一串红服务公司等，这些组织不但可以立足本地，也可以走向大城市。
(五)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
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一决定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它可以解决农民贷款难，生产经营、保险、福利、社会保障等无金融支持的问题。对处于弱势的广大农民来说，农民银行是他们的避风港湾，是可靠的后方。
注释:
①国富论/(英)斯密著， 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2第10页.
②经济学原理/(英)马歇尔著， 唐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 第222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25.6第362页.
参考文献
[1]徐金海等，专业化分工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
立体农业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2-0019-03
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城乡建设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思想。对这一思想进行梳理、研究，将有助于按照中国国情及时展的要求，引导城乡关系健康发展，并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城乡融合思想
城乡融合的概念最早由恩格斯提出。早在1847年，恩格斯在回答废除私有制之后将产生什么结果时就曾说过，“通过城乡的融合”，可以“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消灭城乡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并且“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至于如何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恩格斯认为，“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联系”，扩充适应这一要求的交通工具以及“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等等，都可以促进城乡关系由分割、对立走向融合。
列宁没有对“城乡融合”问题进行过正面论述，但是他曾预言，当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不再存在它们固有的缺点的时候，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就能够克服了。他指出：“城市优于农村(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一般的必然的现象”，“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并且“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的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斯大林则不同意恩格斯的观点，他认为，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不是消灭城乡对立，因为“城市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而大城市不仅不会毁灭，并且还会出现更多新的大城市。因为这些大城市“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在这里，斯大林显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理解为“城乡一样化”，而他所论述的“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其实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标志。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工农差别的消失，城乡人口均衡分布)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上述观点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理解的城乡融合是以追求城乡互补、协调发展、良性互动为主要特征的，本质上已经蕴含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内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是中国城乡关系由二元分割走向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石，更是中国城乡一体化思想产生与发展的理论源泉。
二、工农并举、城乡兼顾的发展战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决定新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方向的因素一是如何发展农业，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二是如何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尽快实现工业化的问题，而且第二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和全党高度关注并希望大力发展农业，确立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虽然“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也曾明确指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这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城市，但是中共中央和全党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并不否认乡村在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否认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为新中国城乡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至于第二个问题，中共中央和全党更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工农业并举、城乡兼顾等具有开拓性的城乡发展战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工农业并举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在中国城乡关系发展中城市和乡村是同样重要的，不能因为发展城市而抛弃乡村。为此，进一步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无论是农业的基础地位，还是工农业并举、城乡兼顾的发展战略，其实都是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以马克思经典作家所创立的城乡融合思想为发展中国城乡关系的指导原则。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充分尊重和照顾农民的利益，通过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发展战略，将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付诸中国城乡建设的实践中，虽然有些并未得到全面落实，但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思想提供了开拓性的思路。
三、邓小平改革城乡关系的战略举措为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的中国化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实践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指导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反思。一方面纠正了在实践中重城轻乡的思想，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工农并举、城乡兼顾的思想，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实践准备。
首先，强调城乡、工农业相互支持和促进。1975年，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谈到：“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同时，“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1992年，面对改革开放后城乡、工农业在相互支持和促进下发生的巨大变化，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城乡、工农业相互支持和促进的思想，为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独特的优势、促进生产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合理分布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其次，通过改革缩小城乡差距。一是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发展商品经济。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应当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二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1985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大部分农产品价格由市场调节，从而结束了实行30年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三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就从体制机制上为打破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之间分割的坚实壁垒创造了条件，有利于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进了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结合与协调发展，从而为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政策和理论准备。
四、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体系的形成
2002年，提出农村改革的思路要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转变。所谓统筹城乡，是指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首先，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统筹城乡发展。指出：“近几年来我国工业高速增长，农业明显滞后，工农业发展不协调的情况比较突出。”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商品市场的竞争和经济资源的竞争中农业所处的地位不利。发展下去，“工业和农业发展速度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将会日益拉大。”因此，他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全局的根本性问题”，要“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农村经济，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彰显了以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为根本立足点的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理念，奠定了城乡一体化思想体系形成的政策基础。
其次，工业化到了一定阶段要加强支持农业，协调工农业发展。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依靠农业积累发展工业的战略是必要的，现在条件不同了，应该调整结构……宁肯暂时少上几个工业项目，也要保证农业发展的紧迫需要”。也就是说，发展有重点但不能失衡，要以协调为基调。工业化初期的时候应该加强工业，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应该支持农业。1995年，在江西考察时进一步指出：“我国农业为工业的发展，为初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很大的支撑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后，工业就有个支持农业、武装农业的问题。这包括工业要拿出一部分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援农业。”这就明确了现代经济建设中农业和工业的密切联系，促使城乡生产力能够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经济效益，为进一步扩充城乡一体化思想体系的内容作出了理论准备。
再次，推进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指出：“发展小城镇是个大战略。城乡差距大，农业人口多，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快小城镇建设，不仅有利于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启动民间资本，带动最终消费，为下世纪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持续的增长动力。”他要求各地把小城镇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政策切实推进，展现出解决城乡关系的新思路和新思想，为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推向前进
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已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相继出台，有力地遏阻了城乡二元格局的进一步强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2004年，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并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阶段。根据对城乡关系的新认识，200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中国农民从此告别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是城乡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突出标志。在此背景下，各地也开始逐步了向农村“汲取”资源的一系列行政措施，并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主要包括积极探索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资金投入，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乡村繁荣，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摈弃“城乡分治”的传统理念与做法，实施城乡“同城化”管理方案，逐年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同程度上缓和了城乡分割体制与市场机制对城乡二元格局的强化效应，遏阻了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农村综合改革，矫治城乡失衡，进而谋划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起点。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更加突出了矫治城乡失衡发展的重要性。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战略任务。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并对此进行了部署。这一重要决策，对于推进改革创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对于加快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富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此外，2004～2011年中央连续八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出台，也对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形成与实践的开拓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回顾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的中国化进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城乡一体化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注释：
①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92
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58
⑦⑨中共中央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68，400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9
⑩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7
⑾⑿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8-29
立体农业论文篇（11）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发生了一场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这一争论持续到40年代中期，其间出现过不同观点交锋的高潮和相对的沉寂。对于这场争论，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已进行过探讨，这些研究大多对当时的“以农立国”主张作出了否定性结论。如罗荣渠说：“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是站在以农立国的一边。……这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之的一种内在联系：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旧文化之争，形成为文明支持者与农业文明支持者的天然分野。”①李向民认为：以农立国派“实际上是将理想的农业社会与西方充满弊端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相比，以人为本，乃有弃工归农之说。……只是由于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因而要逃奔到上古的大同之世去。”②虽然30年代末的以农立国主张已不再排斥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建设，但“在当时仍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其理论注定是要失败的”③。对此，本文拟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若干一己之见。
一
以农立国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的。其一，从国内情况来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掠夺和压抑，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与大战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据统计，1903?1906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厂矿为21.1家，1913-1915年增至41.3家，1916?1918年最高达124.6家。1920年同1913年比较，厂矿数从698家增至1759家，资本额从33082.4万元增加到50062万元，分别增长了152%和51.3%。这种速度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可谓空前绝后。”④其二，从国际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全面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研究表明：在欧美，1925年前后出现了一次经济高涨，然而，“这次高涨既不是全面的、不间断的，也不是范围很广的。尤有甚者，它包含着紧张情势日益加剧的迹象：初级产品的大量积存；证券价格的惊人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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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②③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239?240页。
④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395页。
还有和方面困难的加剧。” ①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几乎没有分享到经济扩展，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它都在不景气中度过。在这十年里，英国的失业现象严重，在1926年总罢工以前，特别是在其后的几年里，情况都是如此。” ② “在世界的另一边，日本经历了相对萧条。随着政府和金融当局为了提高日元价值而紧缩信贷，日本在二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只达到以前十年和此后十年的一半。” ③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不仅形成了与内地经济凋敝的鲜明反差，而且不可避免地到传统经济的产业结构，并连带地触发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弊端则从反面迫使中国的知识层思考屏弃农业的利害得失。
无庸讳言，在章士钊等人的文章中，人们确实读到了对工业弊端的鄙弃和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怀念，但是还应注意到，在其他人的论述中，以农立国的必要性得到了经济理论上的论证。如董时进在《论中国不宜工业化》④一文中从两方面作了：1、全球经济资源有限，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拥有比工业优越的发展前景，因此中国应该走农业国的道路。在他看来“工业国取农业国之原料，加以人工，还售原主，于中取利。购入食品，尚得赢余。然观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前者实不啻后者之寄生物。……往时食主不患不足，寄生者得以自肥。今也不然，农业国之原料与食品，已不敷分配。工业国之制造力，殆足供给再一地球之货品而有余。此观于各国歇闭之工厂，失业之工人，及各工厂不能充分使用其力量之事实并列国竞争市场之激烈状况可以确信。”“随世界工业化之增进，农国之需要加大，工国之需要加少。达于一定程度以外时，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农国过多尚于世无尤。工国过剩则病象立征。”2、保持农业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维护经济权益和社会稳定。董时进指出：外人染指是中国实行工业化的一大危险，“农业之性质，不许人有攫取大利之机会。故外人最热中于中国之工业化。……故中国今日欲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其为害最大，未可漠视。”“农业之优点，在能使其经营者为独立稳定之生活。其弱点在不易致大富。然可以补贫富悬殊之弊。此短正其所长。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枯，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他还以丹麦为例，说明在现代世界中，农业立国是能够强国富民的。值得指出，董时进曾留学美国，具备现代农业经济学理论素养，他在30年代初写成《农业经济学》一书，以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为参照，对农业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因此，他对以农立国主张的赞同，决不是简单地在发思古之幽情。
董时进的文章不仅拓宽了考察农业经济重要性的视野，而且开启了人们认识农业和工业互相关系的新思路。如龚张斧在《农化蠡测》⑤一文中指出：“农业发达。除衣食日用之品。足以自给外。且可提携工业。（供给廉价原料）而发达之。此时已有农业为其后援。则根基已固。可以尽得工业之益。而无其害。如今之美国是也。”这是20年代的立国之争中首次出现的农工两业互相促进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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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48、49页。
④载于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5日。
⑤载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19号。
陈宰均在《工化与农化》①一文则表示：以往的立国问题讨论“大都泛言学理。未切国情”，对中国来说，农业是最重要的问题，“农民生计不解决。吾国终难望跻兴盛之域”。怎样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陈宰均主张通过减少农民数量和开垦边疆荒地来扩大农民的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赖工业化。在他看来，只有农业的发展，“人类幸福。未可全求。是故欲图利用剩余之农产。提高人民之生活。则又非工化不为功。然就他方面言之。工业原料大半仰给于农。农产未振。工必不能充量发达。皮之不存。毛将焉傅（附）”，“故吾内审国情。外观世界大势。敢决言吾国非工化无以农化。非农化无以工化。吾国宜农化。亦宜工化。”从表面上看，陈宰均的观点具有中庸调和的特点，实际上这却是20年代立国问题讨论的一个深化，它不同于其他论者颇有形而上色彩的思辩方式，把问题的讨论由“应该怎样做”逐步转向“可以怎样做”和“具体怎样做”。不难看出，中国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最初是由以农立国派提出来的，它没有在第一阶段的争论中得到理论上的解答。
二
如果说20年代的以农立国派实际上是提出了怎样在化看待农业的命题，那么到了30年代，他们已经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解决好农业是必要的前提。
例如，曾留学日本的学教授漆琪生主张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农业，他在《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②一文中表示：固持中国国民经济始终须以农业为本位而否定工业化重要性的主张，是违反经济法则的，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经济建设的任务“乃是挽救当前的经济零夷之危机，消弭险厉的经济恐慌，以奠定国民经济之基础，准备将来积极的前进发展。”“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机械的，与醉心于欧化的学说，静心深入，以探讨中国国民经济的实质，则可明悉此等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问题上。”他否认以农业为重心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回到复古的道路，并从八个方面列举了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农业生产是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生存与生活之根本，……救济农村，建设农业，则最直接而最迅速的可使贫苦农民，获得苏生之机会”：2、“农业经济，至今犹为中国国民经济主要而中心的生产部门，……所以农业经济之消长，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之隆替”；3、“中国之农村经济，乃是工商各业凭依之所，只有在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的前提下，中国工商各业始有发展兴隆之可能”；4、“农业建设，农村复兴，比较工业化容易而可能”；5、由于经济结构和国际形势等原因，“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之前途，比较工业化，希望为多”；6、“改良农作，可以增进中国农产品之输出贸易，调整入超的关系”；7、“发展农村，建设农业，可以解决数千百万过剩人口的失业问题”；8、“农村经济如不使之积极恢复，农村秩序如不使之迅速安定，则一切经济建设固然是都谈不到，而且设施，安定，皆将成为重大的问题”。姚溥荪也提出相似的见解，他说：“我们极力反对开倒车，同时我们亦须顾虑到环境”，“中国终久是有走上工业化这条道路的必要”，但在当时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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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29号。
② 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
复兴农村“似为治本之要图”，它“可以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帮助工业化” ①。
复兴农村也就是发展新型的农业经济，这种任务的提出在客观上为一种新的理论认识廓清了思路，即把农业的化也包括进广义的工业化范畴。因此，在30年代参与论战的文章中，农业的现代化或工业化逐渐成为共识。如郑林庄在《我们可走第三条路》②一文中提出：“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步地步入，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社会里去。在由农业社会进于工业社会的期间，应该有个过渡的时期来做引渡的工作。换言之，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因急图者，……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吴觉农认为：“中国的农业应该近代化，换言之，就是工业化，化，组织化，集团化” ③。王子建在《农业与工业》④一文中写道：“我们认为这‘工业化’三字应该用来做广义的解释：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如此，都市发达，农村人口减少；但因为农村工业化的关系，田地非特不致荒废而且生产可望增加。这才是工业化的真意义。”吴知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出路》⑤一文中说：工业化是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再进一步言，非特制造业要尽量工业化，就是农业也要尽量工业化。农业乃食粮及工业原料品生产事业的一种，近来已由自给自足而变为化。故中国为维持发展农业及求得丰富而价廉的食粮和原料品起见，农业也非依工业的组织和充分利用科学和机器的力量而工业化不可。”虽然提出上述见解的并不是以农立国派，而是当时的第三种道路派和以工立国派，但这些观点的产生显然与以农立国派对农业经济意义的和强调有着内在的相关性。
30年代末，杨开道坚持主张以农立国，但其农业概念已不同于传统的农本思想，在他看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中国需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要建立一个切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需要，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能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农业科学。有了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设施，农业科学人才，才能慢慢演成一个科学化的、合理化的、机械化的、工业化的现代农业制度。第二要中国农民，组织中国农民，要他们能取得主动的地位权利。” ⑥如此，“我们将来的农业，似乎可以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有特殊地位，有几样或者可以居于领袖地位。……我相信这并不是一个误国的主张，一个妨碍中国工业化、中国现代化的主张，而是中国唯一可走的路，恐怕至少是二三十年以内可走的路。”⑦40年代前期，翁文灏发表《以农立国 以工建国》⑧一文，对以何立国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上以农业为中心和以工业为中心这两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太偏，合起来看，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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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独立评论》第137号。
②载于《独立评论》第137号。
③吴觉农：《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④载于天津《益世报》1934年12月8日。
⑤载于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5日。
⑥杨开道：《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1940年1月7日。
⑦杨开道：《再论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1940年2月25日。
⑧载翁文灏：《中国经济建设论丛》，资源委员会秘书处印行，1943年。
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首先，翁文灏肯定：“工业原料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出口农产品是换取外洋军火和建设器材的重要物资，都是抗战建国所不可少的。食粮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农业大国，在抗战建国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凭借天然便是农业生产。惟有足食足兵，然后方能巩固国基，独立自存。只有农产品增加了，人人衣食无忧，建设的工作方能顺利推进。在这个意义上，‘以农立国’这句话可以说是十分正确的。”其次，翁文灏强调：“‘以农立国’，决不能解释为仅有农业而不顾工业，更不能解释为保守固有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使我国农业经济停滞于落后阶段；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始有远大的前途可言。”“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富强，使中国成为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员。……现在还要指出一点，即工业化运动并不限于都市和工业区，而且要推进到广大的农村，使农业生产逐步机械化。”应该指出，翁文灏当时具有官方背景，他的文章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长达20年的立国之争的，作为两派思想的整合，以农立国思想的合理因素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三
在20世纪农业思想的史上，以农立国思想具有特定的价值。
首先，它所揭示的农业在中的基础地位，对此后中国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20年代以农立国派的主要理论家，董时进在30年代初期撰写的《农业经济学》中已经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全面的认识，如说中国人的衣食原料大部分为本国农业所提供，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职业均为农业所赐予，中国农业是中国的基础，农业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农业供给中国出口货的绝大多数，等等①，他提出的振兴农业之策包括推广职业，优化农民素质，发展工商业，增加农产②。这实际上是对他参加立国之争时的思想观点的系统发展。到了40年代，谈论中国工业化的学者大都把农业的工业化也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如韩稼夫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国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必然趋势，但是特定的等原因，决定了我国“工业化之实施，因环境之并不淹没农业生产之重要。盖中国工业化并非舍农业而代以工业，实以工业推动农业，藉农业以树立工业，犹之苏联及美国，在极高度工业化进展之中，农业生产亦不偏废也。” ③对工业化的农业建设，韩稼夫从农业技术之化、农场作业之机械化与电气化、农产品之商品化、农业组织之现代化、农地使用之合理化、农业经营之资本化等角度作了阐述，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在全书的结论部分，韩稼夫表示：“吾人深知我国经济建设应采之途径，舍工业化莫由。往日落后之农业生产方式既未能应付今后国民经济发展之需要，已无维护其现状之必要，盖吾人所主张之工业化，系作广义的解释，非独积极的发展工业生产，即农业生产之本身，亦以大规模经营及现代技术为鹄的，即所谓‘农业工业化’是也。”④朱伯康指出：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正宜在工业化开始时期，即励行农村工业化，以为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联系，使二者互相辅助，联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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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董时进《农业经济学》之《农业在中国经济之重要》章，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版。
② 同上书之《中国农业及农民之根本问题及出路》章。
③④韩稼夫：《工业化与中国农业建设》，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84页。
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国，“欲使经济建设有全般之推进，则关于劳力、资本、市场、原料等项，须仰赖于广大之农村。是则农村经济之改变，实为农业建设首要之举”，“改变农村资本，使农村劳动力有充分之利用，莫如使农村工业化” ①。怎样实现农村工业化？朱伯康提出了两条途径：“一为改良旧有之手工业，增加工业贷款，改善其设备，工具，技术与组织，使其生产能力扩大，出品之品质能改进为原则。二为新式工业向农村分散，使工业迁就于低廉之原料与过剩之劳力，增加国防之安全程度为原则。” ②至于农业生产，朱伯康认为：“近代农业之发展，实得益于工业之促进”，因此，“农业本身之建设，在今日，实属于科学与技术之范畴，换言之，现代农业，实为科学化与机械化之农业。”③具体而言，“农业工业化，并不仅指大量技术应用于农业上，如集体农场或完全机械耕种等类，而是指在原有土地的地位上，顺应其土性，温度，湿度，并市场经济环境，从事于最适宜最有利之生产，并适应此种生产，而采取最适宜的技术。”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主张调整现有的土地制度，以利于推行农业机械化和稳定农业生产，同时他建议发挥农村的作用，加大农业投资，开展农业，推广先进生产技术，重视农业人才的罗致和训练。不难看出，这些观点与董时进的论述有着内在的理论联系。
张培刚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于40年代前期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的杰出学术成就与国内的立国之争有一定的相关性。如他的广义工业化概念就是在参与论战时提出⑤。10年以后，在题为《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的博士论文中，张培刚从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等四个方面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作了科学的揭示，并且已经注意到农业通过向国家纳税和输出农产品而形成的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备作用，由此断言农业的基础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要比西方经济学家所概括的“四大贡献”或“五大贡献”起码早十几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中提出农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出口获取收入贡献。该书出版于1961年。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我们不割断国内经济思想的发展动态对张培刚理论建树所具有的影响，那么在充分肯定张培刚关于农业经济贡献的原创价值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以农立国思想的意义所在。
其次，以农立国思想所强调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优先发展农业经济的主张，有助于我们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在30年代以后的以农立国思想中，一个很明确的观点是：工业化建设不仅不能绕开农业发展问题，而且必须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前提。但是在立国之争结束后，以工业化为既定目标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一直是偏离这一点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决策者，毛泽东虽然在谈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时注意到农业的重要性，如说：““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即令以农立国的国家，他们的农业也工业化了。因为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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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朱伯康：《经济建设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71、72、73、74?75页。
⑤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中，张培刚写道：当时世界先进国家都已达于工业经济，
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①“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②但制定实际政策往往是另一回事。林毅夫曾对建国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作过独特的研究，他写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农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全国89%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那个，重工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为了增强国力，中国政府在1952年采取了斯大林式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是尽可能快地获得国家生产资本品和军事物资的能力，农业事实上被视为提供支持的部门。” ③“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抑制。第一是扭曲的产业结构。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文化水平……” ④。另一位曾参与农业经济管理的高层人士也说：“长期以来，对农业这个基础产业的认识，实际上是反反复复，日子难过了重视农业，日子好过了忽视农业。” ⑤这不正从反面证明，完全否认以农立国思想的合理价值是不明智的吗？
第三，在更深广的层面，以农立国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深化我们的伦理经济观念，并非没有启迪。当年，章士钊在《业治与农》⑥一文中之所以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是由于看到“欧洲之工商业，日见开发，其本国之农业，大被剥蚀，以成畸形，所有道德习惯，浸淫流衍，有形无形，壹是皆以工商为本”，这种经济模式在初始阶段能带来物质的丰富，但当其他国家相继仿效，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后，战争就发生了，其结果，“工商之本毒未除，漫欲以一战驱其标疾，是犹止沸，专意扬汤，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吾之浮慕西方文明，捧心效之，……工商业之所成就，至为浅薄，坐见农业不兴，国产日耗，淫巧溢于都市，机变中于人心”，社会风气竞相奢侈，“农业之有退而无进，……以攀此种极不自然极不相应之生活程度者，无他亦继续借债而已”。在《农国辨》⑦一文中，章士钊对农国下了这样的定义：“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有研究者把章士钊所推崇的道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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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2页。
②《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页。
③《中国过去是怎样养活自己的？中国将来还能养活自己吗？》，《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02页。
④林毅夫、蔡 ?、李 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⑤陈俊生：《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中国农业若干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44页。
⑥载于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