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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30 11:27:28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1)

    【 正 文】

    文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重视的“热点”问题,也是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文化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然之义和重要目标。邓小平站在新世纪社会发展走向的高度,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建设理论。其理论内容博大精深,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领会其意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是以物质文化建设为中心,多元文化和谐协调发展的科学体系

    文化,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是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和尺度。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或狭义的文化,指称的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一定地域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模式化及稳定状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件,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文化力量的运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兴衰还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规定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和发展的样式、重点与层次。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当前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必须根据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以物质文化的建设为中心来促进整个民族文化的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成、展开和不断丰富起来的。在他的文化建设理念中,从来就不是孤立地观察和思考文化现象,而是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的大背景下来综合地加以研考的。他的文化建设思想的切入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冲突,是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核心是把物质文化的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目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塑“四有”新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他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P341)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反复强调和阐明了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P240)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马克思揭示了历来为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P32)思想文化等就是从这个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本质上是对经济、政治的反映。文化的变迁,基础是经济,文化对经济具有绝对的依赖性。因此,一个国家只有把发展经济的内在的铁的逻辑和经济法则的最高权威确立起来,才有可能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的先决条件。从我国经济实践看,物质文化已成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也直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否获得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后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物质文化的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力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和谐协调发展。当然,邓小平并没有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目的。对社会和人本身来说,经济的发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他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P114)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今天,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持续发展已取代了以单纯的经济进步或政治变革为核心的单一发展观。经济的政治化、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政治化已成为一种趋势。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化建设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如同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一样,文化实质上就是明天的经济。邓小平正是从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的角度,从经济、政治、文化协调的广阔视野中来思考和处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三者的地位和关系的。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肩负着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形态的使命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承载着以时代精神为核心重塑民族精神,再造民族之魂,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的使命。在邓小平的思维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既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干扰它,又不能超度强化物质文化建设,进而以物质文化建设冲击、代替精神文化建设,造成文化建设的越位,抑制其他文化因素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他一再主张,两个文明必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满足。忽视任何一方,现代化建设必将误入歧途。当然,两个文明的相互协调并非是超时空的抽象平均发展,而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的历史的、动态的协调和均衡发展,,这样邓小平就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建设辩证地统一在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和他的文化觉解,构建了一个严密完整的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我们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障碍,防范、抵制西方文化中消极颓废不合国情的成份的影响,构筑起抵御西方腐朽文化入侵的真正铜墙铁壁。这是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文化包括的范围十分宽泛,凡是人类活动的结果都镂刻着文化的痕迹。文化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成份,香花和毒草常常混杂在一起。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比较、鉴别,清除各种腐朽文化的障碍,进行文化的整合、离析与创新,以保证社会主义整体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是目前文化建设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邓小平在这方面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紧迫感。他曾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的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又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肃清封建主义文化影响,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一项紧迫任务。封建主义文化并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而自行消失,作为有形无形的存在物,它深深潜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中,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成为人的主体意识的消蚀剂。这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消极因素,如因循守旧、画地为牢的小农意识;任人唯亲,唯上是从,官贵民贱、长官意志、家长制作风等宗法观念;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已成为严重制约我们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包袱和思想障碍,必须予以坚决清除。如何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障碍呢?邓小平反复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和方向,坚持否定的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封建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区分各种不同情况,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进步作为判别传统文化基因优劣得失的尺度,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批判、继承、整合、离析与创新的统一。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2)

党的十六大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提出用发展来不断巩固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杜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

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用发展来不断巩固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用发展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用发展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3)用发展来应对困难和风险,迎接各种挑战;(4)用发展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5)用发展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6)用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7)用发展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和信心。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同志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正确坚持和贯彻发展的思想,我们就能够从容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不断前进。二十多年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我们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都与紧紧扭住发展这个主题密切相关。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的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这些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和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转折,同时也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确立二十世纪末实现小康的目标,是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是这种战略调整的倡导者。他在1979年所提出的小康概念,引发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把2001)年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小康,是对当时沿袭下来的“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再认识的结果。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当时曾经起到过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现在实践已经证明。邓小平预见到了这一点,早在1979年3月,他就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新说法”。他解释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或只能是低标准的;而是说,二十世纪末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不久他就正式提出,二十世纪末的目标是达到小康。这种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调整,使我们的脚真正踏上了实地。

如果说,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理论,促进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规划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大方向,在它的指引下顺利实现了头两步战略目标;那么,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和纲领,则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和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初始阶段作出全面规划,实现了第三步战略部署与第二步战略部署的有机衔接,为从小康逐步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

三、提出重点论和全面论相结合的发展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两个大局”等思想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同时指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等等。还提出了有条件的沿海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再带动内地发展、帮助内地发展的“两个大局”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3)

内容论文摘要:邓小平法制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它的核心是“依法治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发展,党的十五大运用邓小平理论,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的高度,作为发展人民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本文阐述分析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从逐步恢复,健康发展到空前兴盛,是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通过对依法治国新的伟大实践的探讨,来阐明邓小平法制思想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它所体现的时代精神。邓小平法制思想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法制思想对于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论文关键词:邓小平法制思想;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理论探讨;现实意义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法治不懈追求的思想结晶,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实践的理论基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邓小平,他对中国法制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于深刻地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科学、全面地阐释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圣殿。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法制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顺利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理论精髓为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内在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样也是邓小平思想的精髓。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当然也始终贯穿着这一理论精髓。在这一基本精神的指导下,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诸多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也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提出了诸多的内在要求。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认清法制的本质,批判地吸收一切可吸收、利用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国内、国际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制建设应当反映我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要尊重我国的历史传统观念,要考虑到人民的生活习惯。做到法律的制定能够反映出真实的社会实际,能够真正地为调整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服务。从本质上看,法制建立在国家制度基础上,是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不与国家的形态相对立。此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合理部分,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区别的予以吸收,以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法制建设还要考虑世界全局,和国际接轨,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贸易关税体制、金融货币体系、企业经营机制等,都要按国际惯例办事。这就要求在我国的法律建设中,既要面向国内又要面向国外,对于国外的先进经验要大胆地解放思想,要充分的实事求是。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我国法治的建设历程中,充分认识法治本质的基础上,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宪法和法律得不到切实有效的遵行,无异于一纸空文。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宪法和法律还没有树立起至上的权威,在实际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十分严重。为此,邓小平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 律武器,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法治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之上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重要的是要营造出一个民主、宽松的社会环境,使民主广泛地、真实地深入到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长期闭锁门庭导致的对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的戒惧,几千年的封建人治思想还在我国一定范围内持续。要清除这些障碍,就要在全党、全民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学习、借鉴世界法治文明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同时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用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排斥人治思想的干扰,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做到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准确地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追究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在审理案件中,对于不同的案件,要区分不同的性质,分别予以对待。审理民事、经济案件,要尽量使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审理行政案件,要认识到原告、被告之间在实体上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特殊关系,敢于否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树立人民群众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信心,更好地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理刑事案件,不仅要靠“严打”,还要注意教育、感化和挽救。维护社会稳定,不单要着眼于打击犯罪的力量,还要以大局考虑,努力从教育、改造入手来避免犯罪和减少犯罪。同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加深法律的宣传和引导,普遍开展法律、法治社会教育,不断增强公民的法律、法治意识。法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要加强法律人才培养,促进公民法制观念的提高。从长远的角度看,重要的是要从“娃娃”开始。在当前,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干部的教育,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使之正确、完整地把握国家法制建设的精神依法行政。 二、邓小平法制思想中的法理观为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邓小平法制思想中的法理观突出强调了民主法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准确的概括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以多方面详细阐述了我国立法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法制思想中的法理观,是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的科学指南。首先,邓小平同志多次阐述了关于民主法制的战略地位,将其作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且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面的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民主和法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充分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不行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要靠法制,按法制靠得住些”。民主和法制与现代化建设是密切统一的,民主和法制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为此,邓小平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党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不允今后有任何动摇。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律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关于民主和法制的纲领性表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可以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都与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一脉相承,是新历史时期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重大发展。其次,邓小平法制思想准确概括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为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对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对全体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它们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加强立法工作是贯彻十六字方针的前期条件,做到有法可依,第一步就是要加强立法。完备 的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环节,法治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提出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任务的同时,针对当时我国立法很不完备的情况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法’就跟着改变,所以,应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立法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可以试着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用的法律。”邓小平的立法指导思想,是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克尽职守,执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违法行为,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部好的法律能否发挥出良好的规范作用,这其中严格执法是一个决定性环节。没有严格的执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执法必严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上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这是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很好地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及时、公正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大,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违法必究要求司法机关对于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任何等级的特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在我国不因违法者的性别、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和教育;一方面是保护大多数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对一切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惩罚、教育作用,也就更多维护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警示公民必须做到有法必依,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正是在这十六字方针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立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正在成为现实,公民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 再次,邓小平法制思想科学总结了党与法、权与法的关系,为依法治国方略形成作了重要思想铺垫。党与法的关系是中国法制建设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既削弱法律的权威,也损害了党的威信。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一是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保证法律的实施方面,具有特别重大责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二是党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能否模范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是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如果党的活动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制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指出:“全党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党员“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三是党要保证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邓小平认为各级党委领导的第一条就是要保证法律生效、有效,特别强调“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事,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人都不能逍遥法外”。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职权也就是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行事,丝毫不是脱离党的领导。相反,各级党的组织都应把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邓小平还提出“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这些都体现了党对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邓小平关于党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制有效实施的思想,为我们在新时期里处 理好党和政府,党和宪法,法律的关系,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作出了重要铺垫。权与法是一对孪生姐妹,二者相生相克。在专制体制下,法律只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和奴隶,统治者完全凭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进行统治。只要法律完全沦落为权力的仆从地位,那么法律就可以按权力的需要被任意塑造。在这种情形下,法律是变态的,人同样是变态的。未被驯化的权力是野蛮的,犹如洪水猛兽,它使人类付出的代价,比起战争、饥荒和瘟疫,毫不逊色。而在法治状态下,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轨道内运行。因此,法治通过对权力的规制,使权力的运行彻底摆脱了野蛮、任性的状态。我国历史上是个法治传统非常薄弱的国家。法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低微,基本上是权力支配法律。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时期内,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法律虚无主义泛滥,以至出现了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领导人的评论代替法律的不正常现象。如何避免这类的发生呢?邓小平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可见,邓小平同志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解决权与法的关系问题,杜绝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三、邓小平法制思想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式和步骤,为实施依法治国伟大实践指明了方向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民主法制建设所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很充分,这种状况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推行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误导或急躁,都有可能妨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规律,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制建设方式、具体制度和措施,解决法制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过程。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我们指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式和步骤。邓小平同志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他还指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他认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以我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同时又要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经验。任何国家的法律制度都离不开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以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和创造中国特色有社会主义法律发展形式和发展道路。我们要分析研究国外的先进经验,吸收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借鉴和吸收各国法律制度中进步因素,是社会主义法制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体现。但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国体、政体和法制建设的方式上明确指出:“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党制。”“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因此,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既要有长远目标,又要有阶段性目标,逐步地推进和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地方人大政府正是在这一方向的引导下,使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做到有法可依,并确立了到2010年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 四、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法制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的继承和发展 法制是现代文明的成果和标志,选择和坚持法制实际上就是选择和实现现代文明的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科学总结出依法治国的科学涵义,那就是“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与法律不 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执政党要依法执政的方针。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律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尤其是法律实施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依法治国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首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在全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搞好法制基础建设。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法律宣传教育,他明确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连续进行全国性的普法教育,坚持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公民的法律意识空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人们的观念从“官告民”发展到“民亦可告官”,每年行政案件都在大幅度上升,从自觉守法向自觉地维护法律转变。只有人人守法,人人护法,勇于同一切违法行为做斗争,才能使法律发挥应有的效力,使法律更好体现人民的意识和利益,为人民服务。在加强全民法制观念的同时,党员干部队伍是法制教育的重点,大力加强司法队伍法制建设,依法执政,行政,认真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其次,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执政党带头守法,对维护法律权威至关重要。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依法执政,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是十六大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党治国执政理念在继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之后的又一重大发展。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通过法律程序,依法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依法把党的要求变成民众的力量,依法把党的作用变为社会的行动。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领导决策,领导讲话,领导干部的任免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制度建党,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现代化,也才能更好地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真正把我国建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再次,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提高行政法治意识,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其基本含义在于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必须严格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把政府各部门行使职能转移到法治化的轨道上来。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否则就会发生法治错位。依法行政反映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2009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行政实施纲要》,总结了近年来推进依法行政区域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要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制约行政权力,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期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体现。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行政,从严治政,不断提高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的同时,要保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任何权利的侵犯,使司法工作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要从制度上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要完善监督机制,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行政内部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都要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监督到位,效果明显。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邓小平法制思想具有严格的科学性,鲜明的人民性,强烈的现实性和非凡的创造性。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从逐步恢复,健康发展到空前兴盛。学习,领会,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对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意义重大。在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做好立法,执法,司法等各项工作,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作出更大贡献。参考文献:1、《邓小平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2、《从法制到法治》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3、《依法治国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4、《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5、刘文海:《努力建设法治政府》,中组部《党建研究》2009年第8期6、沈志先:《邓小平法制思想论略》,上海社科院《政治与法律》 2009年第6期7、石亚军:《依法执政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中组部《党建研究》 2009年第7期8、《中共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讨论纪实》法律出版社 1995版9、顾昂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成就显著》,中组部《党建研究》 2009年第11期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4)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和阶级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走出了神学的误区,以独立思考代替了虔诚的偶像崇拜,从而打破了林彪、江青制造的现代迷信,推倒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自觉地认识到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在文艺发展方向问题上,邓小平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1)但邓小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上面,而重点则放在发展上。“发展是硬道理”,“重点在建设”。依据20世纪文艺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实践的经验教训,邓小平重新调整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2)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邓小平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突破与发展。本世纪初,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认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党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后来日丹诺夫等人并未完整准确地理解列宁的文艺思想,而只是片面的强调文艺的党性和阶级性,把文艺看作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具和武器,并且以行政方式粗暴地干涉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产生的恶果是世人尽知的。在中国,文艺从属于政治也是有历史传统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极力提倡“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是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欲救中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五四”以后,文艺为民族解放服务、为救亡图存服务,几乎成了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共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并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并提,作为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在战争年代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就日益显露出来。伴随着“左”的文艺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开展的一次又一次文艺斗争,都是从文艺背离“无产阶级政治”中找到它的理论根据。这样以来,文艺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最后走进了“文化大革命”的绝境和死谷。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首先就表现在他以理论家的勇气和胆识,科学地总结了近一个世纪的文艺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辩证地阐明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为社会主义文艺拨正了航向。

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二为”方向的确立,为文艺工作者解除了最大的精神绳索,大大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从改革开放的时代高度,重新解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涵,提出了文化学术交流的理论。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揭示了文化学术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但在理论说明与具体实践中,却与提出的初衷相悖。由于毛泽东将“双百”安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因此他把“百家”变成了“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因而自然也就把自由讨论和争鸣双方的关系,变成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实际变成了一个“谁战胜谁”的过程。这样在实践上必然造成混淆政治与艺术、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出现批判“封、资、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对外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杜绝了一切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渠道;对内则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杜绝一切探讨真理、发展艺术的道路,从而使“百花齐放”变成百花凋零,“百家争鸣”变成万马齐喑一言堂。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在为我党制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强调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3)。并且重申:“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针对“百家”即“两家”的看法和闭关锁国的教训,他说:“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前人和古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搞封锁的,就说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5)邓小平充分尊重争鸣双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提倡学术交流,强调各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平等地进行对话与交流。这里不存在什么批判与被批判,谁战胜谁的问题,大家的共同目标是追求真理,既可异中求同,也可同中求异,或争鸣各方各自保留自己的不同见解。在科学研究中,邓小平认为应全方位地吸收前人和今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对于外国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6)。属于文化领域中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盲目推崇和照搬是错误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拒绝接受一切外来文化则是愚蠢的。

邓小平文艺理论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价值取向和发展规律。它继承前人,突破陈规,开拓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生活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7)社会主义文艺具有生动感人的形象性、艺术的真实性、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风格的多样性,它不是以抽象的说教去说服读者,而是以巨大的艺术感染性,激发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和目的。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范畴概念,并以此体现人民的审美理想,进而达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目的。邓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8)社会主义新人是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审美理想的新颖生动的个性。他们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普通的有着七情六欲、悲欢离合的丰富多样的社会主义个性。他们是“四化”的建设者、创造者和为实现祖国统一、民主、文明、富强而奋斗的炎黄子孙。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形象和典型性格的塑造,必将给人民群众以美的享受,提高他们的审美情操和审美能力,有力地影响着四有新人的培养。

第三,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一生的座右铭,它集中概括了邓小平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既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文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文艺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鼓舞教育人民,培养四有新人——这是邓小平反复阐明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观。在对作品的评价上,邓小平特别提出了“社会效果”检验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人民最高利益的所在,以“社会效果”检验,自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9)1992年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鉴赏、评价文艺作品的审美主体。因此,“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10)邓小平还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向文化教育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这“三个面向”也是人民鉴赏、评价文艺作品成就高低的重要依据。

第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道路。邓小平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视角,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道路。他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的在人民的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1)沿着这条康壮大道前进,文艺工作者应在三个方面上下功夫:(一)应深入人民生活、贴近生活,在丰富的生活沃土中获取创作源泉,哺育和激发自己的艺术生命力;(二)应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想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三)应当认真钻研、吸收熔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要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不断攀登艺术的新高峰。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党所领导的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党如何领导文艺,能否不断地解放艺术生产力,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文艺生力军,并为文艺工作者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辟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天地和文化氛围,这是社会主义文艺能否真正走向发展繁荣之路的根本保证。邓小平总结了本世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从两个方面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第一,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领导文艺。邓小平从历史的经验中深刻地认识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由于文艺是一种复杂的个体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2)“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13)成功的正确的领导,应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4)

第二,关于反“左”防右,主要是防“左”的问题。“左”、“右”本来是党内领导政治运动使用的两个概念。早在1929年斯大林就指出:“‘右倾’和‘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的说,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就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倾向于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因此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像文艺、戏剧等等非党的和无比广阔的领域,那就奇怪了。”(15)中国由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因此政治上“左”、“右”的倾向不时地影响到文艺事业的发展。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视角,对文艺上的反“左”防右问题作了理论分析,提出了中肯的、可行的意见。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的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6)邓小平说的右,主要是指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搞动乱;“左”主要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左”的极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就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对于为什么主要要反“左”,邓小平根据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实际,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左”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在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王明、李立三、瞿秋白三次“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极大危害。“建国后,从1957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17)二是传统的习惯势力。邓小平说:“‘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18)邓小平关于在文艺领域反“左”防右,主要是反“左”的观点,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地告诫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各种干扰,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间,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还有相当的差距,称得上有世界重大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作品还未出现。“一个伟大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19)在邓小平理论的光辉旗帜指引下,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胜利,中国的文学艺术必将以璀璨的成就卓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注〕

(1)(2)(3)(4)(5)(6)(7)(8)(9)(10)(11)(12)(13)(14)《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08、84、109、100~101、84、6、6、5、8、10、9~10、9页。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5)

如果没有邓小平,也许人们至今仍主要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观察框架中谈论现实政治问题。邓小平力倡在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上谈论民主政治问题,这就为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创设了一个以现代文明积累为标识的观察框架。这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一次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思维范式的转换。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注:参见江泽民2002年5月31日在中共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6月3日《人民日报》第1版。)正是邓小平在这一领域中所实现的思想解放成果的更加鲜明、更加精辟的概括。准确把握、深刻领悟邓小平为分析和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问题,特别是民主政治问题所建立的观察框架以及思维方式,是理解江泽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命题的重要理论通道。

一、邓小平:在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上谈民主政治问题

以邓小平的名字来界定的具有独特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并逐渐形成发展为一个理论系统的。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早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底蕴。但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史上划阶段性地提出一种理论体系的,是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主题报告中开始的。邓小平当时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请注意邓小平提出“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的最元初的出发点,他关心“民主太少”问题的解决,他关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局面的形成,而从根本上说他最为关心的是“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取向,是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最初出发点,他是从中国进入现代化世界文明潮流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问题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于邓小平的极力主张,全会明确了这样一个根本认识: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主要的政治”、“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正是这一“最大的政治”、“伟大的革命”所决定的重要政治思路。邓小平特别强调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来定位的。三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在1979年元旦的全国政协座谈会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局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其后不久,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工作会上提出了著名论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理论界研究邓小平的民主理论,给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以特别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民主政治建设存在严重失误,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逻辑关联、历史关联在理论上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同时,长时期的理论传统也使研究者们形成了一种思想习惯,凡讲民主,只讲民主与“阶级”、“阶级关系”、意识形态取向的关联,而很少言及其它。所以,人们特别关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命题。其实,从邓小平的理论个性来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论断的后半部分,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在列宁那里已经出现。列宁提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现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2页。)列宁这段论述的前半部分上承恩格斯对19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而列宁论述的后半部分,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长期未能取得成功的经验,甚至使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这就愈显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论断的珍贵。所以,人们总是关注这个命题。而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理论逻辑上与列宁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里必须指出,邓小平表述中的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民主”,在观察方法、历史特性、具体内涵上有很大的超越和发展,具有全新的历史涵义,但总体上说存在着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理清这种一脉相承关系后,就可以发现邓小平作出独特贡献的,是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提论断的后半部分,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命题。这是在列宁、包括毛泽东的视野中还没有真正出现的命题,因而更具有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独特个性。列宁、毛泽东主要是在实现革命和维护革命的制度成果方面谈论民主问题,而邓小平则把民主放在现代化历史潮流中作出分析和说明,从而更具个性,显现出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真正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起点。

关于这一点,研究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邓小平从解放思想的角度提出民主问题,而不是直接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等概念”提出问题,这样“易于理解和接受,能够收到而且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娴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智慧和求实精神。可以设想,如果换一个角度,例如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提出民主问题,那很可能事与愿违,不但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反而会被引伸到别的问题上去。”(注:崔佩亭、孙代尧主编:《邓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这种看法对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把握有一点是准确的,即肯定了民主政治格局的形成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格局形成的密切关联。但是,并不因此就表明邓小平回避了“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提出民主问题”。当时,邓小平多次说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第一部分就阐述这一观点:“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解放思想问题,直接就是民主政治格局的开创问题。在这里,邓小平没有如上述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换一个角度”,没有回避“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提出民主问题”。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提出要“特别强调民主”,就是直接针对当时“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针对“思想僵化,迷信盛”,针对全国上下“鸦雀无声”,针对“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盛行”,针对“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针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民主太少”。汇总起来,邓小平提出民主政治建设,直接就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

当然,这里有个理论的叙述逻辑问题。邓小平在这里作理论叙述的逻辑起点,不是那种经院式的“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之类的概念。那套经院式的概念领域已是一块被多少代人耕耘得疲惫不堪的思想土地。邓小平从不受这种经院式叙述的困扰,他直截了当地从实践起点开始,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化法”的问题,他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展开民主政治理论的叙述。这一点,正是研究者们常常未能给以充分关注的。人们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凡涉及民主,首先就是“民主和专制”的概念,首先就是“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专政”。首先就是“谁有民主和对谁专政”。人们还不习惯于这样的分析与叙述思路:民主是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民主是现代文明的构成物;民主和现代化同在一个现展的进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解放思想的根本问题是“充分的民主”问题;民主在中国,也是摆脱传统社会禁锢、获得现代文明的问题。邓小平正是独辟新的分析与叙述思路,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展开政治民主的叙述,为人们提供了观察民主的一个崭新的观察框架。

我们说邓小平从中国现代文明发展、中国现代化开始叙述民主政治问题,这是他特有的叙述逻辑。同时,这种叙述逻辑又是他的民主政治理论的真实逻辑,因为邓小平全部理论思维的意识中心正是现代化、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发展。这是他的政治思维的一种超越,是他和毛泽东政治思维的区别之所在。毛泽东全部理论思维活动的意识中心是革命,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曾经对于中国十分宝贵,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必须被超越。革命是什么?在邓小平的思维框架中,革命决不是革命本身,也不是为了某种抽象的制度形式。革命服务于一个根本的历史目的: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而从当代中国来说,就是为了现代化。舍此而言革命,不过是一场代价惨重的革命游戏。邓小平正是在这种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来说明民主政治,所以,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关于民主的叙述逻辑,也同样是他关于民主的真实逻辑。

二、关于对邓小平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的误释

当我们强调说明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实践逻辑,或者说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说明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个对邓小平政治发展战略思路的准确把握问题。简列几种看法如下:

美国的中国史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文化因素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以适应那名之曰‘现代化’的物质积累”。各种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受到公众的欢迎,就像秦始皇暴政后的汉朝,以及祸国殃民的隋朝之后的唐朝一样,人民是欢迎的。”(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页。)

美国学者石池雨认为,“邓小平推行大胆的经济政策。他把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他认可了对个人实行物质刺激的合法性。他的政策允许个人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经济决策,决策范围远比以前宽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这一思想构成邓小平的“现代化计划”。(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美国学者阚哈叶称“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认为“邓小平明白而实用的家庭出身施政方针(不论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迎合了毛泽东之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他没有高喊什么口号,而大谈提高生活水平。他看不起那些理论家,并指责他们死抱教条的保守主义。他强调中国需要从西方获取知识和技术,以实现国防、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盛赞邓小平“领导了把中国带入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而同时认为,“在西方,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现代化运动一般与民主政治的出现是形影相随的,这种情况可能最终在中国发生,但并一定说那些在毛后的时代倡导经济现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开明人士,只是这些人更愿搞经济建设而不愿搞阶级斗争。”(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400页。)

此类看法还可以列出一些,这里不准备对所有看法一一作出评说。只是有必要指出,上述各种看法中对邓小平的理论有两个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倾向:其一,认为邓小平的理论就是经济的现代化理论,“经济挂帅”的现代化理论,关于“物质积累”的现代化理论,只关注经济问题解决的现代化理论;其二,关注经济的现代化,不一定政治上就开明,即如尼克松所理解的邓小平,“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

第一个倾向误释了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毫无疑义,作为完整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有一个重大事件,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是邓小平现展理论中的重要思想,并且构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邓小平并非是一个实用的经济现代化主义者。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邓小平作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中国现代化事业负责任的政治家,当然十分关注经济问题的解决,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进展。但是,他深知,在曾经“民主太少”的中国,如果继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理论,构成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支柱。1985年,他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政策成就时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在这里,邓小平说三中全会的最重大的政策成就为两大方面:一是政治上发展民主(请注意,邓小平有时提“发扬民主”,但在许多重要表述中用“发展民主”。他在20世纪40年代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中就用“发展民主”。“发展”和“发扬”各自相对应的主词的微妙区别,便反映出邓小平政治思维深处对中国传统民主意识的超越。——作者按),二是经济上进行改革。作为两条最重大政策成果中的政治上发展民主,在这里邓小平还作为第一条而摆在经济上进行改革的前面。当然,这不是说邓小平对经济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地位有丝毫的忽视,而是说在邓小平的现代化战略布局中,民主政治发展的地位也同样丝毫没有忽视。理解邓小平的理论,当然要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的观点,但是,切莫忘记邓小平给我们的一个提示:1984年10月6日,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实践的成果表明邓小平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并非外行而是里手。印度学者苏地生称邓小平“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应该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邓小平。这将“有助于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走上正轨”。(注:参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页。)但是,我们在理解邓小平理论的时候,不要忘了邓小平自己的提示,即“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正因为应该“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来把握,所以,才有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取代“全国上下鸦雀无声”,因而“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是中国摆脱传统时代而开始现代文明的重要根基。

前述各种看法中的第二个倾向是误释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政治取向。在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确有一些政治家追求经济现代化,而政治上不开明。但是邓小平绝不属于这类政治家。如果我们能够对“政治上开明”给出一个基本认同的看法,那大体上是指适应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主张民主和平等的取向。那么,使中国的政治从僵化、封闭、禁锢、“个人迷信”中走向开放、开明的,正是邓小平。别的不说,仅说邓小平个人政治生涯中的风风雨雨,“三起三落”,就可以深知他是一个对个人崇拜、保守僵化深恶痛绝的人。他在中国努力展开现代化战略,但最大的阻力正在于这种曾经给了他多次政治打击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僵化的势力,所以,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此而力倡“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所以,邓小平是当代真正力倡政治文明的开明的政治家。当然,中国的国情复杂而特殊,民主的政治文明发展在策略安排上不能不“一步一步地进行”。这种策略上的渐进性安排,才是战略上真正开明的政治家的选择,而民粹主义式的“民主喧闹”绝不可称得上开明。

至于尼克松对邓小平政治取向的解说自然另当别论,因为在他的思维框架中,有一个先定的规则,即现代民主只和资本主义相联系,而民主的发展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取消。所以,尼克松认为,邓小平“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21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注:参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即使存有这种意识形态屏障,尼克松也并不就此认为邓小平不开明,甚至凭藉他的现实主义政治经验,认为在邓小平经济改革中存有的一种政治发展取向:“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该能尽快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述得再好不过了:‘如果我们得以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的威望。”(注:参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尼克松在这里所表述的政治自由的目标中,显然包含由于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含义。这层含义与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未来发展取向显然不相兼容。但是,在尼克松所表述的政治自由的目标中,确有属于现代文明潮流中的政治成果的内容,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中吸取的进步因素”,这正是邓小平整个改革战略设计和改革目标取向的题中必有之义。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对邓小平的理解比起西方一些意识形态情绪浓烈而政治上短见的政治家们来说,是颇具见地的。

三、民主发育和现代政治文明积累

前面述及尼克松对邓小平经济改革中的政治发展目标的理解,其颇有见地之处在于从人所共知的邓小平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发现了并非人人悟到的邓小平民主政治发展目标,尽管尼克松的看法中带着明显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是在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很少有人再提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而尼克松认为:“邓小平——伟大的领导人往往这样——比这些专家们高瞻远瞩,他看到的未来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注: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在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当中,从未缺失过民主政治发展的地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就把民主政治发展视为建构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这正是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实践出发点;而在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全部文明积累的构思中,不可或缺地包含着争取民主政治发展,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现代化文明积累来观察、分析和说明民主政治问题,这是邓小平解决民主政治问题的主导性的思维取向;强调民主政治发展和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必然联系,是邓小平阐述民主问题的基础性的逻辑线索。

从政治发展的现代性、政治文明的现代化来观察和说明民主政治,这是邓小平政治理论中早就潜藏着的线索。在阶级矛盾极为尖锐、阶级斗争极为激烈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在论述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时,就显露出现代政治文明所特有的民主逻辑特性。1941年他发表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杂志上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一文中,开宗明义称“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这种民主的含义是,“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优势,“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显然这种民主是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有秩序的政治竞争(邓小平在这时称“政治斗争”)的民主,是以权利平等为核心内涵的现代式民主。正是在这种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特性的民主框架中,邓小平极力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他是这样分析问题的:假如说中国是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9、10、11页。)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体悟出当时邓小平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中所存在的一个基本看法:西欧共产党有民主传统,但是常常出现民主的资产阶级化倾向;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则是“一般缺乏民主”,缺乏现代民主政治的“常识与锻炼”,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仍然认为党内长期是“民主太少”。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西欧共产党不同,首先所要解决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那种民主的资产阶级化影响,而是克服“国民党的不良传统”的影响,解决民主习惯缺乏的问题,建立西欧共产党已经获得充分“常识与锻炼”的现代民主政治传统。这种现代民主政治传统,当然首先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项贡献。但是,这一政治文明成果绝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贡献,更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为争取“政治解放”这一历史进步,资产阶级举起过民主的旗帜,但在历史天平上产生决定性份量的还是平民等级中的劳动者。英国革命中的破产农民、法国革命中的“第三等级”、宪章运动中的英国工人、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各国劳动者阶级和阶层,无不以自身的历史力量在西欧近现代史上申明了这一论点。现代民主政治作为现代民主成果,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成果,是人类文明的政治成果的一种积累。即如恩格斯当年所说:“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4页。)但是,资产阶级把这一文明成果纂取在自己的手中,打上自己阶级的烙印,使之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宣言》强调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正是在这个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毫无疑义民主都带着阶级的烙印,但是烙印并非就是民主政治本身,并不改变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而区别于传统专制政治的特性。尤其刚刚开始从传统政治社会摆脱出来,长期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更应关注民主的这种现代文明特性;而对于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成为社会主题的国家来说,当然也更应关注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成长和对于既往民主政治经验的超越。此两个“更应关注”的条件,在中国都存在。所以,在中国谈论民主问题,首先应关注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的成长,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安排。这正是邓小平阐述中国民主问题的基本逻辑。在上述两个“更应关注”的条件中,如果说在1941年的时候邓小平更为关注前一个条件,那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更为关注的则是后一个条件。这不是说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不关注民主的阶级烙印,不关注在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中说明民主问题,而是说在不同的实践环境中应有不同的观察视角,有不同的理论意识中心。对于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来说,正确阐述民主政治发展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关联,则是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

四、关于在现代政治文明中理解的民主范畴

当我们沿着邓小平的这一理论逻辑把握现代民主问题,就可以获得超越具体民主主体之上的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规则的民主范畴。无须回避问题,在这里会遇到关于民主问题的阶级性的提问。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在民主的阶级性、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分等问题上,始终有着十分清醒的把握,他以十分严肃的科学态度宣布:“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毋庸讳言,民主总是归属于一定具体社会主体的民主,凡是获得民主权利的阶级、阶层、社会群落,都会对民主运作方式按自己的意志作一番设计,所以,民主总会具有阶级的属性。但是,关于民主,绝非在关于它的阶级性言说中就完成了所有内涵的阐释。或者在实践上说,绝非哪个具体阶级获得民主权力(大体相当于获得国家政权、统治权)而宣称争得了民主,就算完成了现代民主政治规划的建设,就算有了民主。所以,在民主具体归属于一定社会主体之前,有一个作为当代政治文明一般规则的民主问题,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适应性选择。处于革命时期的革命阶级,把民主的阶级归属、阶级属性提到首要位置,这很正常,也很合理。但是,在经常性的建设、发展时期,对民主的观察就不能总是拘守这一框架之中。革命和争得民主权力,并非问题的全部,革命最终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巨大改造作用而造就最能实现和保护人权、自由、安全、幸福的政治生活规则。正因为如此,不同主体归属的民主之间才能有可比性,才能理解为什么列宁能够一方面宣称可以保证“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0页。),另一方面又指出苏维埃国家机构“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才能够理解什么是邓小平所指出的“民主太少”,为什么邓小平能提出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理清了这一思路,至少可以获得这样一些基本看法: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6)

一、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继承了新民主主义思想,在开始酝酿勾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提出来,并从战略高度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的四件工作中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强调指出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战略高度,把精神文明建设看作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主要是使我国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我们要看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转折和事业大发展的初期,而这个时期又是在国际格局大变动中发生的,国际格局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向着多极化方向变化发展。全党对如此复杂的历史大转折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复杂性思想准备不充分,在领导工作中出现了失误。在一些地方和领导工作中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间题,还没有解决。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群众不满意,比如,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的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尽管这些问题不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流,但如果忽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就会危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它关系到我国跨世纪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21世纪的兴旺发达。总而言之,它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同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交织在一起的形势下,更进一步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同志开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中体现在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探求上。在十五大报告中,同志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在党的十五大上,在详细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有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探求,体现出党在面向21世纪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站在时代的最前端以放眼世界的眼光,立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勇于创新的崭新特性。在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同志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择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在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四有”公民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稀文明建设落实到人们思想意识上要达到的具体要求,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决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

二、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任务的丰富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问题上,邓小平根据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分别从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纪律教育方面.作了大量明确而又具体的阐述:在思想建设方面.他强调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人民要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艰苦创业精神教育,用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在道德建设方面,他强调要加强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科学和教育要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民主法制纪律教育方面.他强调要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要加强组织纪津性,保证理想的实现: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针,从多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有效的努力。十四大明确要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党的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写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十五大以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大力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20多年来,在邓小平同志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推动下,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文化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应该看到20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绩和主流,坚持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来考察,放到整个世界的大局中考察。要解决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历史课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的理论,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创造性地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早在十五大报告中,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含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发展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消极腐败现象对社会风气带来的不良影响,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思想,这是一个创新的思路。社会主义道德精神与法律精神具有一致性,他们都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要求,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所蕴涵的诚信、互助、友爱,公平、公正等原则规范,也是法律所要包含和体现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改革步伐的加快,人们之间利益的分化,出现了不同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冲突,人们对改革的理解或存在的困惑等已在某些方面影响了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就要在这个“结合”上做切实的工作,真正使桂会主义道德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精神基础,而社会主义法治又能真正成为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可靠保障。为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当前实际情况颁布实施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它的实施,为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对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问题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为此,他强调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很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关键是要抓好党风建设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总之,只要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就可以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20年来积累的经验,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抓住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两个主体,特别是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这一个依靠力量,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7)

王观松认为,一些人之所以对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存在着疑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偏重于理论的表现形式而忽视了理论的实质内容。从表现形式上看,邓小平的著作主要是一些报告、讲话、谈话和批示,几乎没有长篇大论的理论文章,表述的大都是明确的论断和观点,一般没有更多地展开。如果仅从这方面看,邓小平理论似乎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但是,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科学体系,主要不是看它的表现形式,而是要考虑它的实质。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  

丁俊萍教授认为,衡量和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科学的理论体系,应该有客观标准。理论界有学者认为主要标准有三条:一是看它是否有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并且科学地揭示了所论对象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二是看它提出的一系列论断与观点是否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三是看它的主要论断与观点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一般而言,这三条标准是可行的,但要判断作为一个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是否形成了科学的体系,还应该加上一条,即看它是否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全局性的积极影响。邓小平理论符合这四条标准,因为:第一,它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一以贯之的主题,并且予以科学的揭示和回答;第二,它提出的一系列论断与观点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其中的精髓;第三,它的主要论断和观点,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第四,在它的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见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全局性的积极影响。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  

孙来斌认为,像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作家一样,邓小平不是为了构建一个所谓的体系而坐在书斋里从事理论研究,他不是专业的理论家,但兼有理论家和革命家的双重品格。邓小平理论是实践的产物,邓小平提出的每一个重要论断和观点都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都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邓小平理论是不是科学的体系,最权威的检验标准还是实践。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  

石书伟认为,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此问题作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这样的概括符合真理的辩证特性,体现了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绝对真理。但是,邓小平理论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所有问题,它在各方面都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相对真理。因此,在不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又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着眼于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的理论思考,努力促进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二、关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  

关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许月梅认为,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始到党的十五大,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共进行了八次概括,每一次新的概括都促进了人们对邓小平理论内容和本质的认识和研究。其中,就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的概括和揭示而言,199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和统一印发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影响最大,迄今为止,理论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超出《纲要》列出的内容范围。事实证明,确实像党中央在印发《纲要》的通知中所指出的那样,《纲要》“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文选》的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当然,对各方面的内容还可以作更深入的研究。  

对于理论界讨论较多的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主题”、“核心”问题,丁俊萍教授认为应该对它们作必要的分析,以弄清其区别和联系。“精髓”的含义是精华,它可以是事物的核心,也可以是贯穿和体现在整个事物之中的灵魂;“主题”通常指作品、活动等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核心”则是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三者的区别。但是,三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其中,精髓是反映和表现主题必须贯串和运用的思想路线、方法论原则,核心是作品、活动等中对主题反映和表现得最突出、最集中的部分。弄清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后,我们不难发现,理论界有的学者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当作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精髓,有时又将其称作为核心,这是值得商榷的。丁俊萍教授还结合党的历史谈了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她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则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变贫穷、专制、愚昧的中国为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主线。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它不仅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将其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加以强调,并以此为中心构建整个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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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管理 1020118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977 餐饮业法规  04729 大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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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1020176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20 高等数学(一)  27007 应用文写作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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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 1020203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20 高等数学(一)  27007 应用文写作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27008 成本会计  27009 管理会计  27092 财务管理学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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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 1020209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27007 应用文写作  00012 英语(一)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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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 1020228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 高等数学(一)  05362 物流英语  00012 英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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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管理 1020313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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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202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350 社会研究方法  00182 公共关系学  04729 大学语文  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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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01  00386 幼儿文学(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384 学前心理学  00385 学前卫生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小学教育

1040103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 大学语文  00412 小学班主任  29766 现代教师学  心理健康教育

1040109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466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5615 心理健康教育概论  29659 家庭心理治疗  04729 大学语文  汉语言文学

邓小平理论论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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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社会保障(02023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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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0202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市场营销(0202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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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工程(0803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计算机及应用(0807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数据结构导论(0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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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工程(0808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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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论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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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论文篇(11)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一是要坚持,二是要发展。只有在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同时,又坚定不移地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邓小平理论才能在新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指引党和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一、邓小平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

一切科学的理论都具有逻辑继承性和发展延仲性。邓小平理论所以成为科学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历史性飞跃和新的理论成果。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不是凝固不变的教条,而是指导实践活动的行动指南,它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具有坚定的信念。一方面,面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挫折,他明确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他又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nil这表明了邓小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创新精神。这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重点是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富有时代精神,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的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对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和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并揭示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陈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我国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一再证明:在我国社会发展实践中形成,并经过这一实践检验的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特别是80年代末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考验的事实;在90年代以来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下,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事实,都显示了我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生命力,尤其是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不断更新的,实践的新成果在不断涌现,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也正迅猛地变化着,邓小平理论必定是不断发展的。

二、在新的历史实践中我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1998年初,在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在《深人学习邓小平理论》一文中又指出:“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事实上,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作出的种种战略决策,所采取的各项重大步骤,所创造的许多宝贵经验,对国内外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所作的妥善处理,不仅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运用,而且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再一次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人新阶段以来的新鲜经验,在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及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突出表现在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实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

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科学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正确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确定邓小平理论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提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并以党章的形式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改,又把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确定为国家的意志。这是我们党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是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事业的重要制度保证。

在对现实国情的认识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现实根据和国情根据,我党深刻地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社会,深一刻阐述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使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更加完整和深刻,有助于加强和统一全党的认识。

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强调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拓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并对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作出战略部署。在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主要是南方谈话的有关论述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比如:“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不能笼统地说它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提倡和鼓励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这些理论上的新观点,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涵义和特征的历史性概括,是迄今为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最全面的总结。它为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明确提出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抬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和体现。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而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这三个要素和环节统一起来,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党的十五大还根据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个总目标,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部署。

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把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并把从延安时期讲起的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目标与“三个面向”结合起来,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精辟地阐发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并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随着社会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要素也转化为文化建设和人的素质的高低。从这一意义上讲,可以说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决定性就在于文化建设的优劣与否。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切中实际地强调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为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充分的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深化。另外,我们党还把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要求知识分子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这些新观点、新论述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运用、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上,从党的历史任务、.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对腐败、从严治党等六个方面,总结我们在新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主要经验,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的三大优势;提出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再次告诫全党,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并确定了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原则。这使党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自身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任务更加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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