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论文大全11篇

贫富差距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个人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分配制度个人所得税流转税矫正征税范围纳税人财产税税收政策取向

个人收入是居民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人总和。我国个人收人包括:工资和薪金收人;奖金和单位福利收入;兼职收人;资本性收人;灰色收人甚至黑色收人。税收只能对前四项收人进行调节,最后一项需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来加强管理。

一、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居民的个人收人也有了非常快的增长。但是，由于分配制度和劳动就业体制不完善，在初次分配中就存在诸多不合理，致使居民个人收人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

(一)居民之间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依据统计部门对城镇收人水平的划分，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人共分为五个层次:贫困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8%;温饱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一1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6.1%;小康型家庭年收人在10000元一3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50.1%;富裕型家庭年收人在30000元一100000元，占家庭总数的8%;富有型家庭收人100000元以上，占家庭总数的1%。富有型家庭与贫困型家庭相比，其年收入相差竟达20倍之巨。考虑到统计数据的不全面性，实际的收人差距可能更大一些。

(二)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国家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343.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两者相差1.56倍;而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为2253.4元，两者相差1.78倍，差距也呈扩大趋势。

(三)不同行业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1999年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金融保险业12046元，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513元，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为7794和7782元，农林牧渔业4832元，最高行业为最低行业的2.49倍。可见不同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职工收人差距悬殊。

判断居民个人之间收人差距大小有两个标准:一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收人的高度平均，大于0.4为很不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的基尼系数为0.397，低于0.4的警戒线。二是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中，收人分配将经历“先恶化，再好转”的过程。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收人差距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结果。但要注意，在拉开分配差距的同时，还要防止两极分化，这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二、税收在娇正个人收入差距方面的局限性

我国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我国现行税种在调节个人收人差距方面，主要是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实现的。另外，消费税、营业税也承担了一部分调节功能。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税制不健全，征管力度有限，使税收政策在矫正贫富差距方面尚存在不足，表现在:

(一)税制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其特点是:流转税重，所得税轻，财产税相对缺失。

1、流转税方面。我国现行流转税是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营业税为辅。这三个税种的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70.4%左右(2000年数据)。由于我国流转税追逐效率，所以流转税在组织财政收人、优化资源配置方面作用巨大，但在追求公平方面相对弱化。

2、所得税方面。包括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19.25%左右(2000年数据)，所得税在本质上是追求公平的，矫正贫富差距作用显著，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人分配，使之合理化，对经济起到“自动稳定”的作用。但我国现行所得税存在收人规模小，征收项目少等先天不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

3、财产税方面。我国现行财产税由房产税、车船税、契税等税种组成。目前，我国财产税的收人额只占税收总额的2.4%(2000年数据)。财产税在本质上也是维护公平的，它调节经济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收人(或财富)的再调节，促进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而我国现行财产税存在税负轻，征税对象少，收人规模小，税种单一等问题，缺少遗产赠与税，对个人非生产用的房地产均未征税，出现税收调节的真空。

4、其他税方面。缺少社会保险税，难以对市场危机做出对应。另外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过窄，比重过低，这些都妨碍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二）税种不完善.弱化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1、个人所得税。(l)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课征制。存在问题:一是分项课征制即分项确定收人、分项扣除、分项计算，易使纳税人收入化整为零，分解收人，逃避税收。二是分项课征制在税收制度上，不能体现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不征的累进税收制度，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不能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的思想。(2)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过窄、调节力度有限。(3)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过低，易使富人税变成穷人税。(4)个人所得税工资所得采取个人申报缴税，未考虑家庭人口问题。(5)个人所得税在征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公民纳税意识差，征管手段落后，收人多样化且采用现金结算多，个人财产收人不明晰、不确定，容易出现富人不缴税、少缴税、穷人缴税的现象，影响税收矫正贫富差距。

2、房产税。(l)房产税征管范围和纳税人不全面、税基狭窄。如，城市征，农村和涉外企业不征，造成城乡不一样，内外不一致。(2)房产税的免征税范围过大，且不规范。除机关、军队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用房外，对个人的非营业用房也免税，只对从事盈利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用房、个人用房和出租房征税。广大农村的企业和规模庞大的城市住房不在征税范围之内，使税收调节功能难以发挥。(3)房产税从价按房产余值征税，房屋升值税收不变。造成财政收人不能随房产的增加而增加;出租房按租金收人征税和营业税有重复征税之嫌，再者房屋租金收人中既有土地贡献，也有房产贡献，一律按租金12%征税，很难划清，会出现税负差距过大的现象。

3、消费税、营业税。消费税是对价大利大的高档消费品征税，对高消费具有调节功能。消费税存在问题是征税范围过窄，我国只对11种商品征税，调节力度弱，需加以适时调整。营业税是对不同行业盈利水平调节，存在征税范围窄、税率过低、不适应经济需要。如高档服务业和普通服务业税率相同，许多高档美容、洗浴等新型行业，未纳人征税范围，其对收人的调节力度相对较弱。

(三)税收征管存在问题

1、打击偷税逃税不力。由于纳税意识和征管水平不高，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偷逃税行为，特别是高收人者偷逃税，对拉大收人差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之近几年全国真正查处个人所得税的案件很少，法律威慑力不够，使许多纳税人产生攀比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思想，严重影响了税收的调节功能。

2、没有全面建立个人收入监控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金融资产实名制，个人财产来源不明晰。因此，很难将应收的税及时足额人库，调节功能随之弱化。

三、娇正个人收入理距的税收政策取向

矫正个人收人差距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规范初次分配的各个环节，用法律手段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整顿不合理收入，限制垄断行业的利润及其职工的过高收人;其次通过完善税制和加强征管，建立起一个多税种协调配合，筱盖个人收人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以充分发挥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一)完善现行税制结构

针对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进一步扩大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税基，提高其在整个税收收人中的比重，强化税收调控功能。

2、利用流转税税种，对垄断性行业价大利大产品规定较高税率，提高其税负水平，消除不同行业、产品利润悬殊现象;利用资源税、土地使用税来调节级差收人，排除客观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赠与税、社会保险税等对个人收人再分配进行调节。转3、具体税种设置上，在个人取得收人时征收一道个人所得税;为保持社会稳定，还要征一道社会保险税;个人消费时，征收一道消费税;对现存财产征收相应的财产税;最后在遗产赠与环节征收一道遗产赠与税，形成对个人收人的全方位监控。

(二)完善现有的税种

1、完善个人所得税

(l)改分项课征制为总额和分项课征制相结合。这一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在进一步规范目前分类所得的基础上，先以源泉预扣的办法预征分类所得税，在纳税年度终了时，由纳税人申报其全年综合的各项所得税，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毛所得额、调整所得额和应税净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出年度应纳税额，对年度内已纳的税额作结算调整，多退少补。这样做一是符合我国国情，二是将多元化收人纳人个人所得税的总控管理，以利于公平税收。

(2)扩大征税范围，严格控制减免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课征范围过窄，仅列举n项，应适时扩展。对于一些个人的福利收人和从事农、林、牧、渔等个人收人超过扣除标准的所得应列为征税对象。对属于常规课征项目的国债利息、省政府和部委以上单位的奖励、股票转让等应考虑纳人计税范围。取消对偶然所得中一次中奖不超过1万元免税规定。

(3)合理确定费用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扣除项目应包括纳税人为取得纳税所得发生的支出，基本生计费用和特别扣除费用，扣除标准要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赠养人口、年龄和健康状况、医疗、教育费用等因素，并根据收人、物价水平等因素适时加以调整，以体现公平原则。

(4)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由800元提高到1500元，以真正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

(5)提高公民纳税意识。要加大对税法的宣传力度，严格执法、守法。对违法者，严惩不怠。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并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个人所得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机制。要在继续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纳税人编码实名制。以信息技术手段为基础，加强与银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公安、法院的配合，对纳税人的账户实行全面的监控，以防止税源流失。

2、完善财产税

(l)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五税合一，开征不动产占有税。对不动产按用途不同设置差别税率，从价或从量征税;将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两税合一，由行为税改为财产税，开征动产占有税(对动产征税)。

(2)开征遗产赠与税。遗产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人死后财产课税，为防止生前将财产赠与别人，分散财产，无遗产可征，而开征的一个辅税种，遗产税是主，赠与税是辅。要适时开征遗产赠与税，以发挥税收在这一领域的调节作用。

3、完善消费税和营业税

(1)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新增一些税目，包括奢侈品、高档消费产品如高级时装、名牌表、高尔夫球设备等，并适当提高一些消费品如烟酒的税率。

(2)调整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将普通服务和高档服务的税率拉开档次，对高档服务实施高税率，调节高消费。另外扩大资源税的范围，向租借使用国有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资源消耗税，调节因占有资源而产生过高收入。

(三)新开征一些税种

开征社会保险税。社会保险税作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来源，是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为课征对象而征收的一种税收。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企业破产、关、停、并、转不可避免，失业人口增加，除了开展必要的社会再就业工程下，更重要的是解决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它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所以，就必须建立起以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税为中心的社会保险制度。年轻给年老做准备，在职给失业做准备。

参考文献

[l]白书坚.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2]郭欣根.邓小平理论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

贫富差距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05(C)-0175-01

和谐社会视域下，体现的是均衡的利益，倡导的结构合理、包容共生、运筹得当、规范有序的社会。和谐社会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所坚持的口号，其中也一直在强调贫富差距“先富带后富，共进致富路”的内涵。和谐视域下的中国贫富差距是必须还是偶然，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发展途中的弯路，本文即将展开讨论。

一、和谐社会的内涵及其视域下利益谐的要求概述

（一）和谐社会的内涵概述。对于和谐社会的内涵，最直接的表述为社会系统内各种因素、各种部分组成处在一个协调融洽的状态。新时期的和谐社会已经有别于传统社会中原生态、自发性的和谐秩序，被赋予了其时代的内涵。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公平正义、民主政治、安定有序、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二）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利益和谐要求概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讲具有利益的和谐性，和谐社会同利益和谐在本质的程度上是统一的。利益和谐属于根本意义上和谐的范畴，人类一切社会活动中，利益的寻求是根本动因，而经济利益又是社会利益的集中体现，反应的是物质财富的占有及支配情况，进而决定不同的利益关系。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就是利益的和谐，从根本上对利益主体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统筹，让不同阶层的群众利益得到合理的分配，及时化解利益矛盾，从而使得贫富差距得以实现有效控制。

二、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分析

（一）中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2005年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2005年4月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开展“收入差距问题公众评价”追踪电话抽样调查时发现，55%的人认为近两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随着“两会”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再次被提起。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居民收入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收入的提高远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并且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升至2002年的3.1。如果加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就更大了。中国贫富差距现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城乡之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近些年来，农民人均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是却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之间拉大；第二，地区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由于受到资源分布、发展速度及科技教育水平等方面因素的不一致的影响，导致了个地方之间的较大贫富差距；第三，行业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垄断行业同一般行业之间效益的不同进而导致其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第四，阶层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收入差距不断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富裕阶层，造成了富人、穷人两个阶层间的贫富差距问题，并逐渐突出。（二）中国贫富差距形成原因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背离了和谐社会的公平原则，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致富资源缺乏合理性。资源在初次的分配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不公平的竞争，导致了当前我国收入分化的明显特征；第二，致富途径缺乏正当性。当前，我国致富途径多样，有正当的和不正当的，不正当的致富途径，导致了利益分配的不公平性，进而造成收益的不均衡；第三，援贫缺乏执行力。在援贫的过程中缺乏管理和执行力，导致贫困群体难以得到有效的援助，进而造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三）中国贫富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分析。和谐社会视野下，中国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显得有些不合事宜，给人民群众带来消极心态影响的同时，让人们开始怀疑和谐社会的真正内涵。但是，重新审视之下，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利于人们财富创造积极性的激发；利于高端人才的引入；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利于产品的不断创新；利于国家财富不断的增长；利于社会就业的进一步扩大。（四）以和谐社会内涵为基准，改革现有体制，改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我国现有体制是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根源，如果在体制上不加以解决，新的问题仍会不断滋生。现有的体制缺乏对和谐社会内涵的正确认识，对其公平的本质要求没有足够的重视，进而导致经济、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现象不断发生，贫富群体已然形成。认证履行和谐社会的初衷，在现有体制中贯彻和谐社会的理论，从而缓解和解决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

总论：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审视，可以看出，贫富差距是利弊共存的，但是其不断加剧的形势与和谐社会理念相背离，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的实现。逐步完善现有体制，把解决现有贫富差距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从而缓解当前的贫富差距矛盾。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贫富差距论文篇（3）

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追求的目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大量分配不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对此，很多人感到困惑、迷茫而产生怀疑的情绪，这既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也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因此，准确理解共同富裕的含义，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现状，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的现实问题。

一、全面准确地理解共同富裕的科学含义

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邓小平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高度凝结和概括，又是对共同富裕观点上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科学内涵。

第一，从范围上看，它是指全体成员，即共同富裕是社会上人人富裕，而不是一部分人富裕。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最终追求，也是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否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第二，从程度上看，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而是有差别的富裕。它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这是对所谓“贫穷社会主义论”的批判和否定，同样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它不是要消灭差别，而是要消灭剥削；不是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齐步增长，而是在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有差别的增长；不是每个社会成员拥有同等的财富，而是以承认合理的差别为基础。

第三，从过程上看，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富后富，在空间上表现为先沿海后内地。我国地域广阔，各个地区、部门之间生产力的发展极不平衡，不可能同步实现共同富裕，而只能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和地区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共同富裕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实现的，这就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行之有效的途径。

第四，从内容上看，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还包括精神富裕，是全体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全面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二、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

就目前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片面夸大贫富差距，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二是无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否认两极分化的可能性。这两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

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两极分化？马克思就此明确指出：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同时他还强调：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允许产生旧的资产阶级。

由此可以看出，两极分化不是用简单地贫富差距来衡量，而是具有特定的含义：一是社会出现一个为数不多的阶级，占有大量的生资料，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二是广大的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除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我们也可看到，两极分化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此，在我国，只要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动摇，就永远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第二，正确认识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中国没有出现全社会范围的两极分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近几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而且速度在不断加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缩小，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目前的差距是进一步扩大。二是地区贫富差距，总体上看，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各地区的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三是不同部门收入差距。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初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表明，不同阶层部门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20%高收入者占总民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另外据资料表明，我国仍有3400万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左右城市贫困人口。

第三，贫富差距的原因。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它包括地区环境，历史文化，人口素质等因素；二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价值规律一方面使资源及时有效地配置，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贫富差距，特别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具有更快更强的财富积累和裂变效应，从而使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三是宏观管理不到位，即对少数垄断行业收入过分悬殊解决不及时，对少数高收入者调节力度不够，经济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四是法制建设不健全，由于目前法律体系尚不完备，不少人钻政策、法律的空子，利用违法经营，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进入高收入阶层；五是社会保障体系滞后，由于我国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政府还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因而还不能完全消除贫困现象。

第四，贫富差距的对策。问题的发现不等于问题的解决，这种贫富差距的状况已经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敏感因素。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缩小和防止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主要措施有：一是制度保证。只有坚持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消灭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根本条件和必不可少的基础。邓小平也指出：只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二是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优势，有效地对人们的收入进行适当的调节，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分地拉大。三是法律制约。大力加强执法力度，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同时，加快法制建设，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体系。四是社会保障。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调节功能，大力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互助，社会保障事业，对下岗工人，失业人口等生活贫困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金。五是道德规范。积极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努力营造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勤劳致富，助人为乐的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正确认识共同富裕与贫富差距的意义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目标，作为实现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根本要求的重要内容，它的出现决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贫富差距的现象，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共同富裕与贫富差距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在理论上，澄清了各种思想误区，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共同富裕理论的提出，有力地批判了“贫穷社会主义”，“ 致富速成论”，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而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合理调节贫富差距，就一定能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解放了思想，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左右倾思想束缚，头脑僵化，人们或者谈富色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或者由于近年来贫富差距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质疑。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共同富裕与贫富差距，有利于澄清人们思想迷雾，激发人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贫富差距论文篇（4）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从全局的高度规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方向，是我们认识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在我国现阶段，应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着力缩小贫富差距幅度，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正确把握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学内涵

（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终目标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还强调说“如果我们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上了邪路了”。1990年，邓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1992年，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了富民的根本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规定了富民的基本性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明确了富民的总体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奠定了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依据，并把共同富裕思想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高度。如果离开了共同富裕就失去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意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终目标。

（二）共同富裕必须建筑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

共同富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民富国强。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首要任务”、“第一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还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之上。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既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生产力发展，否则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也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讲共同富裕，否则就会导致共同贫困。

（三）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

邓小平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张。这个“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富”的新构想，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先富的积极作用在于：一是示范作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经验能为其他地区和其他人提供示范和借鉴。二是帮带作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帮助和带动大部分人致富，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三是经济作用。先富的地区、先富的人可以为落后的地区和人们提供经济发展的空间、机会和手段。四是激励作用。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可以有效地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激励没有富裕的人奋起直追，从而走上富裕的道路。

（四）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富裕

共同富裕作为人类追求富裕生活的最新阶段，它所指的不仅是全体社会成员物质生活上的富裕，更重要的表现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考虑人民群众的合理物质利益，使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但是，只有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这种富裕并不是现代文明条件下的真正富裕。在现代文明条件下，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高度发展的文化教育，为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分享人类科学文化的成果，提高文化生活水平愈来愈成为人们的共同需要。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但是，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还很突出，特别是出现了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现象。

（一）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的现状

1.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1984年为1.74: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19:1，2001年为2.9:1，2002年为3.11:1，2003年为3.23:1，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2∶1。

2.地区收入差距拉大。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四个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比最低的四个省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高7000～10000元左右，而2000年，四个最高省市比四个最低省区高4000～6000元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四个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比最低的四个省市贵州、甘肃、云南、陕西高3700～6000元左右，而2000年，最高的四省市比最低的四省高4000～6000元左右。

3.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明显拉大。1978年，我国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行业的工资之比是1.38∶1，1998年则上升为2.35∶1。2000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垄断行业、新兴产业部门等行业的收人增长很快，而一些传统产业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行业的收入增长缓慢。

4. 非法致富现象较为严重。有一些社会成员利用非法手段，如偷税漏税、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各种形式的寻租、内部人控制等非法收入现象相当普遍。其中社会反映最为强烈、影响最突出的是利用职权谋取不义之财的****行为，从索贿受贿到权钱交易到与不法分子狼狈为奸，****问题相当严重和突出。

（二）科学全面认识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的现状

应该说，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相当悬殊，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应从多重视角综合分析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1.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导致两极分化，而且也不是两极分化。首先，从基尼系数来衡量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导致两极分化。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贫富差距程度的度量问题，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般经验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明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基尼系数在0.2-0.3时，为相比平均；基尼系数在0.3-0.4时，为比较合理；基尼系数超过0.5时，表明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它会引起众多的社会问题。0.6是社会震荡临界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测算， 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212，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16，说明当时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呈现平均主义状况。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则上升到0.465， 2005年逼近0.47。据专家指出，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基尼系数会更大。因此，中国贫富差距现状不容乐观。但是贫富差距拉大，并不意味着两极分化。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之间收入差异程度的指标)才开始下降。而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的拉大是暂时的，总体上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

其次，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既有量的规定性又有质的规定性，从量的规定性来看是指贫困阶层和富有阶层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达到对立的两极。从质的规定性来看是指贫困阶层和富有阶层在财产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同时两大阶层形成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产物。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其生产的根本目的、动机和实质是剩余价值，是追求资本价值的无限增值，这就必然造成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财富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状况日趋恶化。尽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会在资本家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前提下得到改善和提高，但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业状况、精神生活等整体来看，仍然趋于贫困，特别是与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增长更快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相比，差距在扩大，生活水平在下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只能产生财富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而不可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制度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创造和享有物质财富的制度。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一方面不可能出现少数富有者作为社会的一个“极”，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而致富，也不可能在社会的另一“极”形成贫困的积累。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不具有的优越性。

分析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不难发现，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尚未形成一个有政治影响的阶层。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收入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原始积累的色彩。而这种原始积累随着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的加强和调控方法的改进将逐步结束。另一方面，中国的贫富人口相对分散，泛化地隐藏在地域、产业、所有制形式和职业等标签之下，因而从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讲，这部分人还不能构成一个阶层，只能算群体，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还只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社会冲突，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绝对对立的阶级矛盾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截至2006年底，我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14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2.3%。贫困地区各项社会事业长足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据世界银行的监测数据，1990—2002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1.95亿，占同期全球贫困人口减少总数的90%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得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应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整个实现过程中去加以认识，是一种富裕程度的区别，是先富与后富的区别。现阶段的贫富差距与中国人民的致富实践活动是同向的而不是逆向的。贫富差距是在我国居民总体收入提高基础上的收入差距，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先富后富的差别，而不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只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一部分人富裕程度更高、更快一些，这种差距是相对差距而不是绝对差距。要把这种差距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整个实现过程中去加以认识。历史使我们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而改革是从打破平均主义开始的，发展的高效率来自于有限资源的不平衡配置，如果没有一部分地区的更快发展，没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调动地方和个人的积极性，产生有效的竞争，就不可能有全国的持续快速发展。

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证明：适度、有序的贫富差距是党的富民政策和迈向共同富裕的最具实际意义的一步，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大多数人共同富裕，是一个从个别到普遍、由点到面的渐进的积累、延伸、辐射的过程，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3.现阶段中国社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绝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度的继续忽视贫富差距拉大。现阶段中国社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贫富差距拉大。我们必须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第一，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第二，打破城乡二元政治经济制度，给予农民“国民待遇”。第三，贯彻国家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采取的特殊扶持政策。第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第五，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第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总之，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是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先富与后富之间关系的反映，而非主要由社会制度性障碍造成。它并没有导致两极分化，而且也不是两极分化。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暂时性，我们既要承认贫富差距，又要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贫富差距论文篇（5）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也也出现了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现象实质上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领域。它是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对社会分层经典理论，探讨贫富分化在分层方面的特点。

1 对社会分层的两种重要理论

在社会分层理论中，有关分层标准的讨论有很多，其中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三个标准的理论最具有代表性。阶级理论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不同，其实质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划分。阶级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关系的理论，关系在这里被定义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形成的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阶级理论主要是解释性和分析性的，它的理论分析基点在于社会成员与社会资源的关系性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性质。而韦伯的理论并非一般的讨论宏观的社会分层结构，而是在讨论共同体内部的权利分配时，区分了三种权利分配的形式，即经济、政治和威望。韦伯所讲的权利分配实质上也是一种关系，即统治关系。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中，财产占有仍然是一切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但韦伯认为纯粹的财产占有仅仅是真正阶级形成的初级阶段，而导致共同行为和阶级利益的仍是市场状况。因此与市场机会结合并存的利益才造就了阶级，阶级结构因而是多层次的。由此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表现为经济资源在不同人民中的不平等分布，权利分配还是取决于等级。可见这两种观点的是截然不同的，而由此发展下去的社会分层理论，阶级理论更多的是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社会分层，多元分层理论则更倾向于用个人特征上的不同来解释社会分层。理解这两种观点有利于研究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

2 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无容质疑的。但是同时也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和出现暴富阶层的现象，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忽视。在测量贫富差距问题上有几个标准，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前为0.160，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而现今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60以上，超出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从五等分法来看，中国20%的最富有家庭占全部个人收入的50%以上，20%最贫穷家庭占5%以下，而美国20%最富有家庭收入不足全部收入的一半，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从恩格尔系数来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都低于15%，是极富裕国家，而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则在53%以上，恩格尔系数偏高，说明中国的贫困阶层的比例较大。按这三种社会分层的指标来划分，中国的总体社会分层结果都是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中间阶层太小。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分化的国家，城乡差异较大，所以如果分别看城市、农村则结果会略有不同。中国农村虽然有一个高收入阶层，但仍是一种低层次较大的结构，近70%的农民家庭处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这样一种收入分层结构是比较稳定的，也不太容易形成两极分化。而我们目前所研究的两极分化现象则主要发生在城市，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层是一种金字塔结构，一部分人开始成为高收入层，约63%的家庭处于下层和中下层水平，中产阶级规模虽略有扩大但比例依然很小，这种高低明显的分层结构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3 从社会分层角度认识贫富分化

3.1 阶级理论承认贫富差距存在的必然性

从历史上看，我国生产力水平起点低、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贫富差距问题客观存在。从现实上看，现阶段我国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可否认市场转型对利益关系、社会分层结构和机会结构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改革中产权关系逐渐明晰的公有制环境下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一种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混合并存的状态，在市场因素的作用下，以前那种由于权力差异形成的单一化分层结构被注重多种社会资源差异的多元化分层结构所取代。再者，市场经济强调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在竞争中出现了收入上的分化和贫富上的差距。也就是说在市场力量取代了行政力量成为左右各阶层利益的主导因素后，各阶层间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决定我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普遍贫穷，要么使一部分人先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实现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只能一部分人先富。随着现代化的实现，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调解贫富差距，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富裕起来，贫富差距就会回落。马克思分层理论在阶级分层的同时也强调阶层的划分，承认各阶层存在着差异，即承认各阶层由于分工不同存在贫富差距现象。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3.2 三个标准理论支持收入因素在贫富分化中的重要作用

韦伯认为在社会分层中主要有三个标准：经济、权利和声望。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中，这种分层标准依然适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分层中经济因素愈发突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低下使得个人财产占有较为平均，基于代际转移而引起的贫富差距很小。90年代以后，财产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逐渐凸显。从1988年至1995年，在城市，由财产性收入和个体经营收入所构成的资本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3%上升到7.5%。在农村，由农户财产收入和从企业获得的分红等非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6%上升到6.9%。个人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程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不同职业者的收入方面的差距已经开始在社会分层方面显示出多重的后果，如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有更多的机会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有更多的机会用金钱通过某些途径来实现权力或社会声望方面的交换，有更多机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如条件优越的学校去接受教育，有更多机会用特殊的消费方式来张扬其生活的富足程度和生活价值观等等，这些都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种贫富分化既是社会分层的结果，也是社会分层的原因，它将影响到下一步进行的社会分层，两者处于循环的交互作用中，经济因素在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次，职业、声望在分层中起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放松了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垄断程度，干部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在社会资源占有上的差异缩小；所有制和经济活动形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成员在成为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其社会活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声望资源分配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等原因，社会成员在各个社会领域活动中具有的职业地位越来越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

4 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现象

虽然贫富差距现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素，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则不然。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存在着不合理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配套的法制并不健全，仍有并非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现象，导致虽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贫富差距仍在扩大。这种贫富差距的过分悬殊，会进一步强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并导致两极分化，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扩大现象所引起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已经越来越引起人民的重视。当然，改革提出的先富观点并没有错，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让什么人先富起来和如何富起来。中国现在进入富裕阶层的有许多是社会边缘群体，文化素质不高，这不能说是合理分层的结果。因此要通过采取一些措施，例如逐步转变脑体“倒挂”现象，按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扶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鼓励社会上的优秀人才顺利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要通过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措施来杜绝通过非法手段或钻法律的空子而实现的致富；通过进一步完善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保证贫困群体的生存，稳定社会秩序。尽量缓解贫富分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景跃军，张景荣.社会分层研究与中国社会分层现状[J].人口学刊，1999(5)

2 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J].江苏社会科学，2001(3)

贫富差距论文篇（6）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也也出现了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现象实质上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领域。它是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对社会分层经典理论，探讨贫富分化在分层方面的特点。

1 对社会分层的两种重要理论

在社会分层理论中，有关分层标准的讨论有很多，其中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三个标准的理论最具有代表性。阶级理论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不同，其实质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划分。阶级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关系的理论，关系在这里被定义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形成的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阶级理论主要是解释性和分析性的，它的理论分析基点在于社会成员与社会资源的关系性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性质。而韦伯的理论并非一般的讨论宏观的社会分层结构，而是在讨论共同体内部的权利分配时，区分了三种权利分配的形式，即经济、政治和威望。韦伯所讲的权利分配实质上也是一种关系，即统治关系。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中，财产占有仍然是一切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但韦伯认为纯粹的财产占有仅仅是真正阶级形成的初级阶段，而导致共同行为和阶级利益的仍是市场状况。因此与市场机会结合并存的利益才造就了阶级，阶级结构因而是多层次的。由此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表现为经济资源在不同人民中的不平等分布，权利分配还是取决于等级。可见这两种观点的是截然不同的，而由此发展下去的社会分层理论，阶级理论更多的是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社会分层，多元分层理论则更倾向于用个人特征上的不同来解释社会分层。理解这两种观点有利于研究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

2 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无容质疑的。但是同时也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和出现暴富阶层的现象，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忽视。在测量贫富差距问题上有几个标准，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前为0.160，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而现今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60以上，超出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从五等分法来看，中国20%的最富有家庭占全部个人收入的50%以上，20%最贫穷家庭占5%以下，而美国20%最富有家庭收入不足全部收入的一半，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从恩格尔系数来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都低于15%，是极富裕国家，而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则在53%以上，恩格尔系数偏高，说明中国的贫困阶层的比例较大。按这三种社会分层的指标来划分，中国的总体社会分层结果都是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中间阶层太小。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分化的国家，城乡差异较大，所以如果分别看城市、农村则结果会略有不同。中国农村虽然有一个高收入阶层，但仍是一种低层次较大的结构，近70%的农民家庭处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这样一种收入分层结构是比较稳定的，也不太容易形成两极分化。而我们目前所研究的两极分化现象则主要发生在城市，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层是一种金字塔结构，一部分人开始成为高收入层，约63%的家庭处于下层和中下层水平，中产阶级规模虽略有扩大但比例依然很小，这种高低明显的分层结构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3 从社会分层角度认识贫富分化

3.1 阶级理论承认贫富差距存在的必然性

从历史上看，我国生产力水平起点低、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贫富差距问题客观存在。从现实上看，现阶段我国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可否认市场转型对利益关系、社会分层结构和机会结构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改革中产权关系逐渐明晰的公有制环境下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一种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混合并存的状态，在市场因素的作用下，以前那种由于权力差异形成的单一化分层结构被注重多种社会资源差异的多元化分层结构所取代。再者，市场经济强调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在竞争中出现了收入上的分化和贫富上的差距。也就是说在市场力量取代了行政力量成为左右各阶层利益的主导因素后，各阶层间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决定我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普遍贫穷，要么使一部分人先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实现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只能一部分人先富。随着现代化的实现，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调解贫富差距，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富裕起来，贫富差距就会回落。马克思分层理论在阶级分层的同时也强调阶层的划分，承认各阶层存在着差异，即承认各阶层由于分工不同存在贫富差距现象。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3.2 三个标准理论支持收入因素在贫富分化中的重要作用

韦伯认为在社会分层中主要有三个标准：经济、权利和声望。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中，这种分层标准依然适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分层中经济因素愈发突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低下使得个人财产占有较为平均，基于代际转移而引起的贫富差距很小。90年代以后,财产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逐渐凸显。从1988年至1995年,在城市,由财产性收入和个体经营收入所构成的资本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3%上升到7.5%。在农村,由农户财产收入和从企业获得的分红等非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6%上升到6.9%。个人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程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不同职业者的收入方面的差距已经开始在社会分层方面显示出多重的后果，如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有更多的机会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有更多的机会用金钱通过某些途径来实现权力或社会声望方面的交换，有更多机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如条件优越的学校去接受教育，有更多机会用特殊的消费方式来张扬其生活的富足程度和生活价值观等等，这些都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种贫富分化既是社会分层的结果，也是社会分层的原因，它将影响到下一步进行的社会分层，两者处于循环的交互作用中，经济因素在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次，职业、声望在分层中起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放松了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垄断程度，干部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在社会资源占有上的差异缩小；所有制和经济活动形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成员在成为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其社会活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声望资源分配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等原因，社会成员在各个社会领域活动中具有的职业地位越来越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

4 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现象

虽然贫富差距现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素，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则不然。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存在着不合理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配套的法制并不健全，仍有并非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现象，导致虽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贫富差距仍在扩大。这种贫富差距的过分悬殊，会进一步强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并导致两极分化，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扩大现象所引起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已经越来越引起人民的重视。当然，改革提出的先富观点并没有错，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让什么人先富起来和如何富起来。中国现在进入富裕阶层的有许多是社会边缘群体，文化素质不高，这不能说是合理分层的结果。因此要通过采取一些措施，例如逐步转变脑体“倒挂”现象，按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扶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鼓励社会上的优秀人才顺利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要通过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措施来杜绝通过非法手段或钻法律的空子而实现的致富；通过进一步完善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保证贫困群体的生存，稳定社会秩序。尽量缓解贫富分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景跃军,张景荣.社会分层研究与中国社会分层现状[J].人口学刊,1999(5)

2 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J].江苏社会科学，2001(3)

贫富差距论文篇（7）

我们对122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析显示，经济增长越快、私人部门比重越大、腐败程度越小、政府医疗卫生支出越大的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越小。

另外，收入差异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和很低的国家，贫富差距较小；而人均收入水平在1200至1300美元左右的国家，贫富差距较大。

本文采用基尼系数指标衡量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取值于0与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贫富差距越大。122个样本的基尼系数从0.247（丹麦）至0.743（纳米比亚）不等，均值为0.401，中位数为0.379。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大于0.4的国家，贫富悬殊问题较为严重。贫富差距较大是全球经济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样本中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曾经指出，一国的收入不平衡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人均收入水平极低和极高的国家，收入分布比较均匀；收入水平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贫富差距较大。

这是因为，从低收入开始，一个国家会经历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由于城市工业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均程度都比农业人口高，而且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较快，随着农业人口流入城市，城乡收入差别可能拉大。同时，更多的人口进入收入不均程度较高的工业，使得全社会的贫富不均加剧。高度工业化后，较低收入的工业人口通过提高技能和政治影响力缩小他们与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差距，最终导致贫富不均程度降低。

例如，卢旺达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68和0.289，而人均GDP分别仅为263和645美元（2000年不变价格）。挪威和瑞典的基尼系数与之相近，分别为0.25和0.258，但人均收入却分别高达39198和28912美元（2000年不变价格）。

分析显示，人均GDP在1266美元时，贫富差距最大，这是我们得到的“库兹尼茨阀值”。以这个阀值为起点，人均收入提高一倍，基尼系数下降0.005。

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具体如下：

――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样本中GDP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降低0.01。这表明，经济增长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途经，发展不仅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硬道理，也是实现收入平衡的必由之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用降低经济增速的方法摆脱贫困，而是必须通过经济增长使其尽早超越“库兹涅茨阀值”，并随着国力的增强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如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贫富差距。

――私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降低贫富差距。不少人认为私有经济的发展拉大贫富差距，但国际经验和实证分析支持相反的结论。私有经济成分的提高鼓励竞争，扩大就业，降低寻租机会。市场竞争使企业利润趋于合理，就业增长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私有经济的壮大降低政府干预和特权的滥用。我们用一国银行贷款中私有经济占比衡量其私有化程度。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基尼系数下降0.003。

――政府公共政策影响贫富差距。政府开支中医疗卫生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越高，基尼系数越小。这两项财政支出指标在回归分析中统计不显著，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公共支出主要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扶植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而不是直接改变他们的收入分配。但公共支出依然与基尼系数负相关，例如医疗卫生支出和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与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7和-0.09。这可能是因为样本中许多政府医疗和教育支出较大的国家（如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价格较高，因而劳动力与资本回报的差异较小，收入分布比较均匀。

贫富差距论文篇（8）

这样的“战役”不值得浓墨重彩地描述，正相反，它所代表的是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除了85=35亿的“奇葩公式”外，按照收入排名划分的全球最富有的7000多万人的总资产为110万亿美元，是占世界人口总数70%的较低收入者资产总数的15倍；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朗克・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从1988至2012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数收入上涨了60%，而最贫穷的5%人数收入没有任何变化。

“在21世纪，世界上有一半人口的总收入比不上极少数社会精英的财富，这是令人震惊的一个事实。” Oxfam执行董事温妮・拜恩义玛（Winnie Bayanyima）表示。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普通民众、政客、经济学家、慈善家、宗教人员等多方人士的关注。教皇方济各在2013年11月份就表示贫富差是“排他主义和不平等的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新暴君”。在2014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前，方济各在给论坛组办方的一封信中写道：“财富应当是服务人类，而不是统治他们。”

也正是因为如此，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问题的重视程度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2500名企业家、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士参与讨论了这一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伯特（Tony Abbott）在各自的发言中都提到了“贫富差距”；IMF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更是直言“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公敌”。

头号经济风险

说“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是世界公敌毫不夸张，根据Oxfam的统计，全球有70%的人所在国家在过去30年里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在Oxfam重点统计的26个国家里，有24个国家中占总人口1%的顶级富豪收入在国民收入比例有所上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数据则表明22个发达国家中有17个在过去20年里遭遇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

“2008-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数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8%上升到19%，新加坡的比例为13%，日本也有10%……”新加坡《南华早报》报道说。

“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是很显然不是所有人的生活从中获得相应的改善。”米拉诺维奇说。拉加德则在达沃斯论坛期间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商界和政界领袖应当注意了，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这不是一个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希望看到的现象。”

拉加德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Oxfam的报告认为贫富差会导致社会动乱的出现。“这种经济资源的大规模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对于现在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来说是一个重大威胁。人们正在被经济和政治力量越隔越远，这不可避免地加重社会矛盾、增加社会崩溃的风险。”报告说。

过去几年中发生的“占领华尔街”、巴西和泰国的社会动乱以及美国快餐店员工罢工等事件可以说是最好的佐证。根据盖洛普公司（Gallup）的一次调查，在美国有2/3的人对国家的贫富差距感到不满。尽管现在的文明和体制也许能够避免仇富情绪升级为暴力事件，但过高的贫富差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止社会不稳定。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对于贫富差的一大关注点在于它对经济的直接影响。首先，由于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原本是消费主力的中产阶级数量减少，而富人们则更愿意将自己的资产存起来或者进行投资而不是消费，消费的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速的减慢，造成更多的人失业或收入减少，进一步加剧资产两极分化。

其次，至少在发达国家，贫富差的加剧会导致贷款数量大幅增加。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得不通过借贷来维持自己的开销（尽管他们的消费水平已经停滞不前），债务的不断增长导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并最终酿成金融危机。而根据经济学家的观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开始之前也曾出现过贫富差的大幅增加。

因此，对于正在走出危机的世界经济来说，贫富差距的扩大不是一个好消息。今年达沃斯论坛对700名专家所做的调查问卷显示，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扩大是未来10年内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与会的澳大利亚贸易公会经济学家比尔・罗森博格（Bill Rosenberg）所说，“现在全世界应当思考如何才能将经济发展的结果更平均地分给更多的人”。

谁是罪魁祸首

既然贫富差距已经被视为头号威胁，那么尽快解决它成为当务之急。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想要战胜贫富差，就必须了解它的由来。目前公认造成贫富差距的一大原因是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繁荣。首先全球化将一些国家的制造业等原本收入就不是很高的岗位转移到了薪资水平更低的新兴市场，让很多人面临薪水不涨甚至失业的窘境，而金融市场的繁荣让很多该领域的人士跻身成为顶级富豪。

“现在全球的顶级富豪大多是银行家、律师、对冲基金管理人、成功企业的创始人、艺体明星和上市公司高管。”美国媒体报道说，“以美国为例，2012年房地产和金融界人士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中的比例比1979年提高了一倍。”全球工会联合组织Uni Global Union秘书长菲利普・詹宁斯（Philip Jennings）认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一现象的恶化。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的工作、薪资和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很多国家减少了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降低了对私营行业工人的保护、削减社会福利。”詹宁斯说，“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选择向市场投入大笔资金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创造了很多低收入而且不稳定的工作，却让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疯涨。”再次以美国为例，2013年该国的股票市场达到了历年最高值，但是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根本就没有股票，因此，美国成为经合组织报告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发达国家。

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尴尬解释了全球化以及金融危机对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扩大在各个国家的状况是不尽相同的。以国际上最直观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由意大利经济学家Corrado Gini所创）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2012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5；中国大陆为0.474，香港为0.533，欧盟国家的基尼系数最低值为瑞典的0.25，最高值为英国的0.34。

由此可见，欧盟尽管也遭遇到经济危机的困扰，但是它的贫富差并没有美国的那么大。这首先要归功于欧盟各国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有着更好的准备（也有人说欧盟只是小范围团结，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比美国低）。经合组织在2011-2012年所做的一项有关各个国家成年人技能评估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如今“全球化、以科技为基础”的环境中，瑞典、德国、丹麦在“解决问题”能力方面在19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而美国只排在第17位――瑞典等国实行的高等教育免费等措施保证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让本国人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优势。

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的高税率，瑞典、丹麦等国的税率一直以高而著称，让这些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来调节国民收入，并且提高国民的福利待遇。实际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都对收入最高的人征收超过80%的税，但是随着自由经济主义的盛行以及吸引人才的考虑，各个国家的税率开始降低，而全球资本的自由流通让大富豪们可以满世界地寻找避税天堂――缺乏必要的政府调剂手段，高收入者的资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庇护和增长。

对此，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罗戈夫（Ken Rogoff）认为政府有必要恢复这些手段，来保证全球财富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到人们手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很显然，各国政府在这场征讨贫富差距的战役中被推到了前线。彭博社在1月中旬所做的一次调查显示有68%的投资家、贸易商和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当在减少贫富差距的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而且它们应该尽快采取行动。

有些国家已经这么做了，法国政府祭出75%的超高税率、墨西哥开始改革石油领域、德国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一直都在为提高美国的最低工资而努力。

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措施还远远不够。至少对美国来说，最低工资的提高仅仅是杯水车薪。肯・罗戈夫（Ken Rogoff）建议美国政府要采取“更加富有侵略性的税收措施来保证国家的社会流动率”。与他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

“提高最低工资率并不能创造工作，也不能遏制高收入者资产积累。”哈伯德说，“奥巴马需要一个全方位的税收改革。这是建立一个‘包容型经济体系’的关键步骤，而这样的经济体系是减少贫富差距的关键。”

尽管人们开始逐渐重视贫富差距扩大并且希望政府采取行动，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消除贫富差距也同样如此。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依然在于人们的观念。参加今年达沃斯论坛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认为“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贫困率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值”；加拿大百万富翁凯文・欧利瑞（Kevin O’Leary）认为“85=35亿”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能够激励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向成为这85人中的一员而努力。

同样，政府对于贫富差距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美国，有90%的人认为政府应当出手缩减贫富差距，而只有45%的共和党人同意这一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巴马政府想要提高富人税却迟迟不能得到国会通过的原因。

“在我看来，（贫富差距扩大）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最重要或是第二重要的事情。”共和党议员、美国企业研究会学者迈克尔・斯特兰（Michael Strain）说，他的观点能够代表大多数反对政府采取措施对抗贫富差的共和党人；也能够代表德国、英国等由保守党派执政的国家――在他们看来，贫富差距的扩大与个人努力有关，政府无权干涉“多劳多得”的自然法则。

即使是那些赞成政府出手的人也不希望“罗马在一天之内就能建成”。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世界范围内有46%的人希望政府能够以渐进的措施来缩小贫富差，只有22%的人希望来一场“彻底的改革风暴”；在美国，只有13%的人希望政府采取激进的措施。

贫富差距论文篇（9）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不仅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日趋突出： 2.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率先推行，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亚洲各国一般在1.5～2.0倍之间。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城市居民实际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 4.贫困群众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分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1999年，还有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虽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1995年全国生活困难市民的比重已由1993年占城镇居民的总数的5%上升到10%左右。1999年接转的失业下岗人员1241万，再加上1999年660万下岗职工，据此计算，当年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有困难的人口累计不少于2200万。另一方面，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银行界人士分析，占总人口15-20%的高收入层掌握着大陆60%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0倍。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16，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显然，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

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正在引发着许多影响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一是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威胁着民族之间、边疆与内地、东部与西部民众之间的团结和感情，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以可乘之机。二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资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导致“有钱的不需要买，需要买的没有钱”恶性循环，进一步促使生产供给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形成所谓“买不起的买方市场”怪圈，致使政府为了启动市场、扩大内需、激活消费而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收效甚微。三是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使得诸如偷盗、、**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毒化社会风气。四是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导致教育失衡。在“贵族学校”层出不穷的同时，成千上万贫困儿童却处于失学辍学的境地，更谈不上接受高等教育，从而直接影响后备劳动力乃至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阻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必将威胁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助长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执政党必须正视的严肃课题，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意义深远：

首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因此，邓小平提出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标准。2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总体上是满意的、高兴的。但是，人民群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据对上海、广州、浙江、山东、云南、贵州等地的调查，78%的人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已经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56%的人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发展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

其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贫富差距悬殊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背离的。所以，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发展方针和政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党内极少数腐败分子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侵吞国家财产，不择手段地聚敛个人财富，也是导致贫富悬殊问题的一个原因，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铲除腐败土壤，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

最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推动效率不断增长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合理的收入差距，既是获得效率的动力，又是获得效率的一种表现。但是，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出现贫富悬殊时，对推动效率增长就会产生递减甚至是阻碍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由于资本和消费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社会成员手中，就会导致投资活力和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下降，从而引起全社会生产效率的负增长；其二，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超过了合理界限，贫富阶层容易产生尖锐的对立情绪，严重者甚至酿成社会动乱；其三，非诚实劳动造成的贫富差距，不仅直接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往往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力，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比较突出，推动效率增长的递减性已十分明显。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谋求公平推动效率已是一种必然的、现实的选择。

二、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效率优先”，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

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何在？一些论者认为问题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上，这是十分错误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理论；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是最为迫切而又严峻的任务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和效率应该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效率提高。只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既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又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

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原因必须正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出现的，而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发生的；二是我国贫富差距分化是在全体公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以大多数人的生活下降为代价。这两个基本事实表明，我国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使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其次，权力经济化、资本化，即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致使部分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暴富”，导致贫富悬殊。其一，贪污受贿涉及各类权力群体，尤其是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掌管钱物的公职人员。其二，滥用职权从事不正当经营，诸如倒卖“批件”、倒卖紧俏商品和生产资料平价指标。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测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仅我国价格双轨制形成的物资、资金和外汇的价格落差每年高达4000亿元，这一巨额“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与权力有联系的寻租者手中。其三，动用公款炒股票、炒房地产一夜暴富。其四，利用职权公款经商、办厂，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化归私有。其五，卖官鬻爵，使个别领导干部发财致富。其六，权力消费：公款吃喝玩乐“一条龙”，公款报销私人购物发票，公款装修私人住宅，等等。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1990年为741.2亿，1993年猛增至1283.5亿元，1997年增到2000亿元。这笔钱相当于1亿多农民一年多的生活费。据统计，每年直接落入以权谋私者个人手中的财物不下1000亿元，根据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这就是说，在当今居民的贫富差距中大约有31%是由各种非法收入形成的。如果减去这一因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基本上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从而也就不会有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

综上所述，产生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实行了“效率优先”的政策，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存在缺陷，表现为：人们的法制意识淡漠、国家机关的司法、执法问题较多，整个社会的法制化水平较低；金融、财税体制不完善，二次分配及社会保障能力差，利益协调机制缺陷多；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软弱无力，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到位等。

三、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逐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 江泽民同志关于逐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

其一，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富悬殊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表明了社会主义必须而且能够解决高效率下的贫富悬殊问题。这是对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江泽民同志提出和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特别是实施开发西部战略，是对邓小平“梯度推进”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其二，江泽民同志“兼顾公平和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述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完善。“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目标，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可能实现；作为一个过程，“共同富裕”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高效发展型态。对于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而言，效率与公平都是手段。

其三，江泽民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先富与后富”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所谓“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强调了“机会均等”、有效部分。“带动和帮助后富”则从理论上完善了“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和责任。

其四，江泽民同志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开征遗产税、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是对新的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实践，向世界表明，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我们进一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根本保证。

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把遏制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作为主要目标，务必取得阶段性的明显效果。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应把打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作为突破口，重点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非常满意，但对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等丑恶现象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尤其是对部分权力拥有者“近水楼台先得月”造成的机会不均现象的不满与日俱增。为此国家要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资本的膨胀，以增强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信心。

2.建立和推行税务制度。偷税、逃税、漏税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的由税务部门直接向企业、个人征税的办法，存在收税者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难以监督的严重缺陷。税务制就是在法制环境下，由中介组织负责帐目审计和税收业务，它有利于建立和形成纳税人、人和税务部门三方面相互制约的机制。我国目前约有3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2.6万人，还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具备了推行税务制的基本条件。

3.重建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依法保障农民的利益。工会和农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推翻旧政权的左膀右臂。建国后，工会继续存在，但农会却消失了。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的事实，表明农民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目前贫富差距悬殊，农村、农民收入太低，所谓“有需求无钱买”，主要表现在农民身上。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农村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但1996和1997年农民消费仅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15.9%、15.5%的需求。在我国农村，农民的税费负担、土地承包权利、粮食收购、生产自主权、金融和技术服务以及司法审判等许多合法权利不能充分保障的问题十分突出，广大农民的意见、利益诉求，没有一个组织化、程序化表达渠道，不少农民常常盲目行动，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农民作为一个组织上高度离散，经济上位居弱势的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和蛊惑，也最容易成为极端人物的社会基础。因此，恢复、重建农会组织，充分发挥其代表、维护、追诉农民利益的作用，对保障农民利益、打击农村基层组织的违法腐败行为，缓冲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各种矛盾都是十分有利的。

4.在西安、重庆、昆明等西部中心城市，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产业。为了给西部培养更多人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国家可考虑在以上城市设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分校，迁建与西部资源、生态关系紧密的科研机构，支持上述城市举办国内外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给予发展民办教育的特别政策，以促使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极的形成，充分发挥其辐射、示范和推动作用。

5.建立公职金制度，引导公务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腐败的实质是非法致富。为杜绝寻租、设租等腐败行为，对公务员和干部除加强勤政、廉政的教育监督外，还要建立激励机制。现行的对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实行晋级提升——“以官作奖”的办法并不科学，因为能提升的毕竟是少数。政府为所有公职人员设立银行“公职金个人帐户”，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原则，按公职人员的不同职级较大幅度地提高相应的职务津贴水平就较为必要和可行。其职务津贴分为两部分：一少部分随工资逐月发放；另外一部分作为勤政廉政抵押金记入政府为其设立的公职金个人帐户，只能在退休或正常离职时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在职期间贪污受贿，渎职失职或违法乱纪，轻则扣发，重则全部上缴国库。

6.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实行分类征收和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取消800元起征点、实施所有收入都征税的基础上，把征收的重点放在隐性收入和生产要素收益方面来。同时，在适当时期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对垄断性企业和特许经营的企业开征特别税。通过对个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变量的调节，遏制高收入阶层的过快增长，同时弥补政府转移支付、帮困扶贫等方面的资金不足。

贫富差距论文篇（10）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国情。什么是“国情”？有人能吃到盒子里装有黄金白玉的月饼，有人吃不起38元/斤的月饼，这就是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存在的国情。我们天天讲“化解矛盾”，首当其冲的是要化解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

为什么这些年发生在我们国土上的数以万计？为什么的规模从几十、几百发展到上万人，而且的烈度也在与日俱增？为什么有些省市“维稳”越维越不稳？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多数人占有少数财富”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

不论是用五分法计算还是用十分法计算，不论是看基尼系数还是看欧希马指数，不论是用官方的数据还是用学者的数据，亦或是用外国学者在中国调查的数据，不论是收入差距还是财富差距，中国的贫富差距都是过大了，都清楚地表明早已越过了警戒线，快踩到了危险点了。我们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熟视无睹了。站在镰刀锤子的党旗下，站在麦穗齿轮的国徽前，即使是腰缠万贯的学者，只要还有一颗火热的心，都不能允许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继续存在下去，都应该下决心为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做出不懈的努力。转型，首先是要把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形转为橄揽形，即富人少、穷人少、中等收入的人口居多。

我们讲“转变发展方式”。但方式是由目的决定的。目的决定方式，目的高于方式。30年前，经济学界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强调生产是为了生活，批评为生产而生产。我们今天讨论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搞清转变发展方式的前提――“发展目的”是什么？

“发展是硬道理”。这里的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发展一定要全面。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方面可以有所侧重，但那必须是协调中的侧重，是走路的左脚在前还是右脚在前的侧重，而不是孤军奋战，不是竭泽而渔。全面而又协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才能可持续。片面的高速只能是“欲速则不达”。畸形发展迟早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既会挨别人的打，也会挨自己人的打。就是挨自己人的打，就是挨自己依靠对象的打。

贫富差距过大与的高发有成正比的函数关系，二者之间是有必然性的。马克思有过茅屋与大厦的比喻。学界还有“隧道效应“一说。从哲学上说，“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贫富差距过大会引发对抗性矛盾，可怕的是局部的对抗性矛盾会演化为全局的对抗性矛盾。陶潜在《咏贫士》一文中写道：“贫富常交战”。不是吗？很多国家政权的更迭起于贫富差距过大。重庆人站得高，看得远，大声疾呼缩小三个差别，一步一个脚印地缩小三个差别，是抓住了社会稳定的牛鼻子、社会发展的关键，堪称治市有方。

剖析对“缩差共富”质疑的种种说法

对重庆缩小贫富差距的做法不断有质疑的声音传出。

“你们是搞平均主义！”不，缩小三个差距不是平均主义。缩小三个差距是公平主义，是平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纪之交，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与此相反的是，资本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剧上升，形成剪刀差。在平均主义束缚人的积极性时，要反对平均主义；在差距过大破坏人的积极性时，要反对差距过大。在差距过大时，还要反对平均主义，是火上加油，是助纣为虐，是强化矛盾。在差距过大时，缩小差距不是“复旧”，恰是与时俱进，是“翻新”。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会变的。无视社会结构的变化，一味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平均主义才是僵化、固化。重庆讲的是“缩小三个差距”，“缩小”并不意味着没有贫富差距，关键是不能过大。

“你们是否定激励机制！”不，缩小三个差距不仅不是否定激励机制，反而是强化激励机制。合理的分配，合理的布局，有利于发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积极性；反之，不合理的分配，不合理的布局，不利于发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积极性。邓小平同志严正指出：贫富差距过大是要“打内仗”的。我们要的是激励机制，不要激怒机制。现在有些机制在激怒人。贫富差距过大就是激怒机制。

“你们是民粹主义！”不，不是民粹主义，是以人为本。民粹主义有个重要特征是农民排斥工人。在重庆的缩小三个差距工作中，丝毫没有排斥工人的意思，相反的是千方百计地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重庆人在缩小三个差距的工作中，从不认为弱势群体是什么“天生的共产主义者”；重庆干部在结交“穷亲戚”时，十分强调对“穷亲戚”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灌输自力更生的理念。

“你们是迁就刁民！”不，缩小三个差距不是迁就刁民，而是要转变刁民，减少刁民。古人云：“穷山恶水出刁民”。既然知道了“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个道理，何不努力把“穷山恶水”建成为“山明水秀”呢？重庆就是在从犯罪的社会根源上抓起，来降低犯罪率。

“你们投入民生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这一批评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财政就是火锅里的肉，给企业吃了企业增长，给民生吃了民生改善，可是，民生改善未必会马上增加GDP，说不定会因廉租房的建设、提高社保水准等等而减少了GDP。不过，这里有个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存在。不管学者对生产力要素还有什么争论，争论的三方无不认为劳动者的技能和积极性是第一要素。劳动者心情舒畅了，还愁社会生产力上不来吗？把财政用在一时不增加GDP的民生上，是跃起之前的下蹲。姑且不从上面讲的“生产目的”、宗旨意识上去论证，说得实惠一点：“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今天多“予”了民生、民享，明天就会“取”来更多的GDP。反之，如果不关心弱势群体的疾苦，惹得他们对政府不信任，迫使政府把大把的GDP用在对付不信任上，用在维稳上，岂不是丧失了GDP的意义，岂不是对GDP的颠覆吗？2010年，重庆干了十大民生工程，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困难，而且GDP为7894亿，增速为17.1%，财政收入达到1991亿元，增加了49%。重庆经济总量2011年上半年经济总量为4450亿元，增速为16.5%，排位从全国第五上升到全国第二。

凡是了解重庆、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重庆缩小差距的政策是配套的，对重庆的责难，其中有认识问题，也有对自己既得利益的保护。不过，在重庆人那里，任何责难都会使得缩小贫富差距的工作更加周密和完善。有责难不是坏事，挑剔也是一种挑战。

贫富差距论文篇（11）

1 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1 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 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2.47:1,2007年扩大为3.32∶1;二是区域差距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3.15∶1,2007年扩大为4.44: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明显,特别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1978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2.17∶1,2007年,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行业之比已扩大为4.88∶1,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甚至更高; 四是不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呈逐步拉大趋势,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而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不仅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超过了中国过去的历史高点。

1.2 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

1.2.1 地区地理位置、资源条件的差异

从地理位置上看,东部沿海地区濒临太平洋,水路交通方便,有利于招商引资,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而中西部地区深居内陆,则不利于利用外资。此外,地区自然资源条件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直接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极大不平衡。这是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

1.2.2 经济体制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下以及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这必然使不同社会成员产生收入差距。此外,在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使得经济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1.2.3 城乡二元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如: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反而在之后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加重了城乡二元结构,如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而没有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除此,金融政策也偏斜于城市,使农民贷款困难,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增收空间。

1.2.4 体制和政策的缺陷因素

其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使的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1.2.5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缩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保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社会保障面还比较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使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1.2.6 公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因素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东西部之间与城乡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加剧了它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2 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的富民理论

2.1 富民的意义

2.1.1 富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创造性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强调过:“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是其富民理论的首要根据。

2.1.2 富民是解决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邓小平说:“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们富裕起来。

2.2 富民的目标

邓小平认为,富民就是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

2.2.1 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裕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从中可以看出,共同富裕即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2.2.2 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正是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必经的阶段。

2.3 富民的途径

2.3.1 发展生产力是根本

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判断标准。从中也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达到富民强国,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

2.3.2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可以有效配置资源,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

2.3.3 由先富到共富

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邓小平认为全国人民不可能同步达到共同富裕,应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所鼓励的“部分先富”是以勤劳致富、守法致富、知识致富为前提的,这是富民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在鼓励“部分先富”的同时,也主张“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提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

以上就是邓小平富民理论的丰富内涵,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其科学涵义,才能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并以其为思想指导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贫富差距。

3 以邓小平富民理论为指导,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贫富差距

3.1 发展经济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

依据邓小平的富民思想,要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是根本。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减轻贫困和公平分配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坚定不移地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2 政府要实行正确的政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彻底消除城乡壁垒。其次,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再者,优化财政税收政策,公共财政支出更多的向农村倾斜。为了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要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加强对耕地占用税的征管,确保该项收入能最终补偿给失地农民。最后,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建立一个完善的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

3.3 完善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要防止两极分化,只能在存在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为此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一要加强分配的立法和执法,依法切实保护合法收入;二要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三要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并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

3.4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我国尤其是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大力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互助、社会保险事业。同时还要加大对农村和城市的扶贫力度。

3.5 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机会均等

继续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特别要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同时也要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总之,我们必须全面深刻认识邓小平富民思想的科学内涵,以它为思想指导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措施,控制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促进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