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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艺术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4-23 15:23:36

电视艺术论文

电视艺术论文篇(1)

Abstract:Thekeytopicsaboutthemoviestudiesin2007-2008aremainlyfocusedonexploringandreflectingthedevelopmenthistoryofChinesemovieinthepast30years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waslaunchedin1978.Therefinementofmovieindustrysystemandreformoftheaterchainmanagementarealsowidelydiscussed.Thestudiesoftelevisionartaremainlyfocusedontheproductionsoftelevisiondrama,andtheresearchmakesprogressinthefiledoftelevisionartcolumnsanddocumentary.

Keywords:China;Movie;TelevisionArt;ResearchDevelopment;Annual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香港回归”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香港回归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牛顿和约翰•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斯贾汀的《日本异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彰显人性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

电视艺术论文篇(2)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电视艺术论文篇(3)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

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电视艺术论文篇(4)

2.微门槛、低成本便于大学生参与个人拍摄微电影并不需要专业的摄录设备,这为学生进行微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专业实践设备资源不再成为学生作品创作的障碍,网络、手机、相机、DV等移动媒体在大学生群体中基本普及,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创作。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智锋教授认为,微电影的兴起与发展成为影视教育人才培养新的有利的载体和手段,微电影短小、精致、低成本的特点有利于融入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之中,成为新的人才培养手段和模式。

3.微周期制作可以较快检验教学成效微电影虽微但却浓缩了正规电影的所有结构,包括剧本创作、前期拍摄、录音、音乐、舞美、灯光以及后期制作等过程。通过微电影创作进行实践教学,有利于高校影视艺术专业在短时间内检验各个专业课程教学的实际效果,能较快地体现教学成果。由于微电影篇幅短小以及投资拍摄周期短等特性,决定了其非常适合大学生参与其创作活动,它可以使得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和锻炼。同时,表演、摄影、编导、设计等艺术类不同的专业学生也可以共同参与和创作。对实践教学而言,这种相对低成本和时长短小的影片制作,有助于让学生对影视作品的生产传播形成快捷、完整的认知。

二、微电影在影视艺术实践教学中的实际运用

1.让学生在微电影创作中体验影视制作的完整流程微电影创作需要具备完整的策划和系统的制作体系、作品本身具有完整故事情节,是团队协作的产物,微电影的浓缩特质有助于开展全流程实践教学。由于其低成本、微周期的特点,微电影创作往往只需要极少数人的参与,因此制作者必须熟悉并参与到作品创作的各个环节上。在影视艺术实践教学中,我们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微电影创作,鼓励学生与有经验的学长合作来进行学习,掌握影视创作的全部过程。学生从最初的剧本创作、前期拍摄到后期合成,每个步骤都亲身参与,通过微电影创作来体验影视制作的完整流程,提升学生在影视艺术领域的综合能力,使学生能真正成为影视制作领域的通才、全才。

2.以微电影创作为纽带,使学生通力合作、加强交流微电影作品涉及的题材和行业较为广泛,构思巧妙,形式多样,学生围绕兴趣爱好拍摄不同题材、反映不同主题思想的微电影作品,从而提升并完善自身的创作水平。微电影创作甚至可以吸引不同国籍、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一起通力合作。事实上,微电影已经超越了影视专业的范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家穆德远认为,电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其载体发生了变化,如今的电影不仅通过院线、屏幕传播,而且通过手机、电脑进行传播,这是当前多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微电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既有影视的元素,又有新闻、艺术的元素。可以说,微电影在各个学科交叉、交融中不断发展,因此各专业学生都能够参与微电影创作、拍摄。

3.鼓励学生参赛,将学生作业变为作品影视艺术实践课程教学大多是以提交作品的方式来进行课程考核的,将学生的微电影创作与参加各种影视作品大赛结合起来,鼓励学生用微电影形式探索多样化的原创影像,培养自身创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让学生能更多地了解国际影视创作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当代大学生的专业追求。从2012年起,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先后参加了两届由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主办,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韩国清州大学协办的“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典”,在首届盛典上,我院09级学生作品《你是我的眼》获得纪实类三等奖,还成功入围“半岛国际纪录片节”。国际大学生微电影大赛让教学成果真正有机会参与国际交流,与世界共享,也鼓舞和带动了更多的同学积极参与到微电影创作中来,同时让老师对微电影在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思考和探索。在第二届比赛中,我院有4部作品在比赛中获奖,其中10级学生作品《外教夫妇和他们的九个孩子》荣获最佳短片单项奖、《鱼》荣获动画动漫类二等奖,另有2部作品荣获纪实类三等奖,大赛组委会根据学生投递微电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还为我院颁发了本次微电影盛典评选活动的组织奖。微电影作品参赛实现了从学生作业到学生作品的转变,是学生实践教学重要成果的提升,对老师的教学水平、责任心和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将日常实践教学与比赛相结合,让学生针对比赛主题量身定做、集中精力进行创作,将学生实践教学作业变成国内外影像节的作品,才能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大学生在微电影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电视艺术论文篇(5)

(一)模糊不清的教学目的

电脑艺术设计在中国大学中的艺术系或学院作为必修课程仅仅20年的时间,由于普及时间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较短,这门学科的专业教学法和课程设置标准仍处于空白阶段。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河南省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农业大省,以科技为导向的电脑艺术设计教育在其高校的发展也就相对滞后。这种滞后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教学目标不清晰。多数课程在为期四到五周,每周1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段中,把教会学生技能作为课程目标。一般来讲,教师会把介绍“像素”概念作为学习设计软件的开头,例如Photoshop,CorelDraw,Illustrator。接下来,一系列设计工具的功能被逐个展示及讲解,学生按照教师的讲解做没有任何艺术理论支撑的练习。“这种授课的方式被中国大多数高校运用,是由于几乎所有电脑艺术设计教科书籍只强调电脑相关技能和手法而忽略了艺术或设计理论”[2]。因此,教学方法经常被当作课程目标。虽然一些教师会在授课过程中讲述艺术理论及历史,但仍然不可避免地从掌握电脑设计技术为出发点讲解设计工具。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具体展示说明他们的观点,教师有时不得不拼凑从网络上找来的图片,最终借助设计工具完成特殊效果制作。课程结束经常以一张到两张二维设计项目为评判标准,例如海报设计,标志设计或者书籍装帧设计。非常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案例当中,由于对技术以及特殊电脑效果的过度聚焦,学生所完成的设计作品经常出现过度使用电脑特效的情况,而没有反映他们的个人艺术表达,这样制作的艺术作品仅停留在应用电脑技术的表层,失去了设计作品的艺术本质。

(二)课程设置相对落后

数字艺术在当今社会已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河南省,已经有超过40所高等院校开设了视觉艺术专业。虽然本科学生扩招不断增长,学校由于扩招带来的收益也不断加大,但视觉艺术的课程设置十年来却未有大幅变化。根据抽样调查,河南省高校视觉设计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可分为五个阶段: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实践课程以及选修课。具体来讲,公共基础课也可以称作通识教育课,主要教授政治、思想、计算机等课程,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课时当中。专业基础课主要集中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上半学期,教授中外艺术及历史理论,训练基础绘画及造型技能。专业核心课程包含电脑艺术设计及相关设计课程,例如海报设计、标志设计、字体设计等,学生从大二下学期到大四上学期进行学习。实习课程主要由外出实地考察以及毕业设计组成。据调查,视觉艺术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平均占到毕业总学分的约30%,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核心课程共占到总学分的约50%,剩余学分由实践和选修课程组成。这就表明,电脑艺术设计课程设置时间的短缺会极大影响学生掌握电脑设计技能及方法的能力,至于将个人艺术表达融入其中的较深层面更无从谈起。此外,今天的电脑艺术设计并不仅局限于二维或三维图形图像设计,动态平面设计早已成为图形设计的另一种趋势。这意味着表现视觉艺术的媒介在不断更新,叙述手法在不断完善。同时,这种现象提示了传统电脑艺术设计课程所强调的知识点已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如今的动态平面设计更强调图形与观众动作产生互动效果,而非传统平面设计只处理图像视觉信息,多媒体的综合技术运用使动态图形不仅有形态,更有声音与动态”[3]。正因为动态平面设计具有较强的交叉性、综合性,传统封闭的独立课程单元需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将相关课程进行有逻辑的交叉衔接。

(三)先进教学设备的短缺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与教育投入的比率失调具有相当长的历史。”[4]这种教育资源配置的短缺首先体现在对公立学校的财政拨款方面,教学设备的定期更新是许多高校面临的问题。尽管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以及课程设置是达到预期教学效果的核心,但是先进的教学设备也是教育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有效使三者结合并实现教学效果的护航使者。尤其在视觉艺术专业领域里,电脑的硬件及软件更新对于其课程的有效展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河南许多高校的艺术学院仍存在着此类问题,低级别配置的电脑无法满足不断更新的设计软件的速度要求。此外,一些艺术学院无法保证电脑总数匹配学生总数,这就造成了教师有时候不得不要求学生上课带自己电脑的尴尬局面。在如此情况下,教师很难保证良好的教学环境,学生也可能会逐渐失去学习的兴趣。

二、改革电脑设计课程的方法建议

改革电脑艺术设计课程的前提条件是明确新的课程设置目标。课程理论之父拉尔夫•泰勒曾经提出一条经典的课程目标设置基准:“既制出要使学生养成的那种行为,又言明这种行为能在其中运用的生活领域或内容。”[5]相关课程设置应该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是培养学生能够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的能力;第二是学生在运用知识的领域中能有光明的前景。除此之外,课程设置应具备可持续性的特质,意味着各门课程直接的逻辑交叉关系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学生才能从中积累知识并且循序渐进地培养自己的能力。根据以上理论基础,本文提出五点整合电脑艺术设计课程的办法。

(一)专业基础课程

高校视觉艺术专业仍旧需要专业基础课程来强调艺术及设计理论与历史的重要性,并给学生创造一个了解艺术及设计背景的途径。这些课程可以同时以传统及现代艺术理论为重心,并用多媒体为主要教学手段。通过学习不同的艺术理论,学生可以把所学知识作为怎样把美学概念融入数字艺术的手段,并充分理解电脑艺术设计在他们作品中的重要地位[6]。这样,便有助于解决学生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不会将艺术理论与设计艺术手法相结合的难题。

(二)专业核心课程

理论概念和不同的多媒体技术的课程应该在大学一年级开始。但在河南省,此类课程经常到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才开设。在此状况下,学生可能并不能熟练掌握电脑技术。如果多媒体相关课程可以较早开设,学生就可能更熟练掌握此项技能并更容易把自己的艺术观点融入到其设计作品中去,而不会由于技能的生疏限制了他们创作灵感的发挥。同时,“电脑艺术设计课程需要紧跟当今科技与数字艺术的趋势”[7]。现今的美学观念和动态平面设计课程应该纳入视觉艺术课程体系以及实践类课程,例如让学生接触现实实践设计项目,是培养他们适应未来工作的有效方案。

(三)与设计产业联系的工作室制度

工作室制度的教学模式,可以从视觉艺术专业的第三年级开始建立并持续到毕业年。与传统教学课堂相比,这种模式更能够积极地鼓励学生参与到数字媒体相关产业中去。工作室模式教学和以“项目设计”为中心的教学在西方国家已经运作得较为成熟,它具备很强的开放性与互动性,强调让学生参与到设计课题当中而绝非完成单独不相关的作业。高校可以经常请设计企业代表或专家来到课堂与学生分享设计趋势,或举办一些与电脑艺术设计行业相关的研讨会,并提供真实的设计项目。教师在设计过程中作为“促进者”,能帮助学生不断反思设计问题,并在没有固定方式和局限条件下共同研究设计方案。这样,使学生提前了解社会市场需求,以便培养相关能力,为其毕业找工作做好准备。

(四)毕业设计项目

鼓励临近毕业的视觉艺术专业学生在相关企业中进行实习并寻求工作岗位。学生的毕业设计项目是开放的,允许他们根据喜好挑选感兴趣的命题或者根据未来工作需求拟定相关题目。在设计过程中,教师应以学生为中心,辅助指导他们完成毕业设计。

三、课程设置改革之相关问题

除了需要对电脑艺术设计相关课程设置进行重新整合外,也不能忽视教育资金的短缺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遗留问题所造成的影响。作为全国最大的农业省,政府资金的投放与分配,不能够完全满足教育发展的需求。依赖先进并昂贵的硬件及软件设备支持的电脑艺术设计课程改革将会因为资金的欠缺受到影响。此外,高校视觉艺术专业中的公共基础课程比例应该削减,要增加电脑艺术设计课程的整体比重。思想教育及通识教育课程的过度填充可能会对此专业教学效果产生消极的影响。相比之下,与电脑艺术设计相关的选修课程可以适当增加,因为此类课程可以拓宽学生对艺术设计的理解能并培养其设计技能。但以思想教育为核心的此类课程设置所占比例也会影响未来课程设置的改革。

电视艺术论文篇(6)

这两者深化的对应关系,即电视艺术理论批评建设与美学的深化应当取决于并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本来是老生常谈的一条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理论的生命在于它或迟或早能指导实践。但是,较长时期以来,无论是文学还是电视艺术领域,每当创作的实践顺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前进,冲破了现成理论框架的束缚,即现成的理论已经阐释和概括不了新鲜的创作经验,甚至已经证明现成的某种理论指导是有悖于创作的发展时,我们往往不是科学地考虑理论自身应当如何调整、充实和发展,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创作“越了轨”。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不仅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而且也自然损害了理论自身的声誉和尊严。

物极必板。于是创作界有了一种责难理论、甚至排斥理论的呼声,理论界自身似乎也有人提出了一种索性主张建设“与创作实践根本不搭界”的“纯理论”的主张。而日新月异的创作现实,又总是对应着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的,因此这“纯理论”也就自然与社会改革“不搭界”了。

我不否认,文学、电视艺术理论建设尤其是美学建设确实都应有专门人才侧重于对艺术本体进行高层次抽象思维的“纯理论”建设。而我们民族传统的文艺理论之所以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演绎能力都还不够发达,恐怕也多少与我们缺乏这种“纯理论”建设有关。这一点,只消把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作个比较,便看得非常清楚。黑格尔曾指出中国哲学思辨不发达,连孔子的著述也只是“道德箴言”。翻一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也可以发现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在中国,代数学很早就很发达,而几何学则不然。这大概是因为代数重在“求算”,而几何则重在“求证”。凡“求算”的都很早就算出来了,如南北朝时代的祖冲之,就早于欧洲人一千多年推算出圆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著有《缀术》、《九章术义注》等书。但凡“求证”的则很晚才证出来,如古希腊就已发现的几何学上的欧几里德定理,我们一直到明朝才由徐光启在《几何原本》中译介过来。这些都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实际存在的这一弱点。说它是弱点,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呼吁整个电影理论建设中应有专门人才去从事这种“纯理论”建设,以促进理论思维的深化和提高,自有其合理性和迫切性。

但即使是这种“纯理论”建设,我以为也必须对应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也必须从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中自觉汲取动力。从发生论的观点看,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电影界,新的理论研究思潮和新的批评方法的崛起,从根本上讲,都是既起因于对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的观照,又是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在审美领域里抽象思维成果的直接体现。试想,没有社会改革、开放的总背景,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如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方法等等,能引进到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领域里来吗?文学、影视艺术理论批评的日趋细密化、理论化、科学化,是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理论批评自身也随之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一个国家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无论是实践性强的理论建设还是所谓的抽象性强的“纯理论”建设,都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它的经济实力及文化传统。因此,在我国,理论批评要深化,要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需要建立自身的尊严和相对独立的品格。但无论如何,文艺理论批评思潮的深化,只有更自觉地对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深化,并自觉地从中汲取动力,才是有源之流,才能形成浩博之势。

关于借鉴西方影视艺术理论和整个文艺理论的间接思维成果与对我国电视艺术创作的直接科学抽象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前一问题的深化。无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积累和横向借鉴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现实的创作实践经验进行直接抽象并上升为理论的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过程。这两者虽有区别,但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直接从创作实践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并建构理论体系的任务极其艰巨,而任何个人的才智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包括刘勰那样的大师,也很难说全靠这种直接抽象建构他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借鉴和吸收古代和外国的间接思维成果。新时期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被介绍进来。这是大好事。因为从宏观上讲,开放带来的认识线索的多维化和理论批评的多样化,是以承认事物本身(包括影视艺术)的复杂性、整体性为理论前提的,它打破了那种僵化的大一统的简单的理论批评模式。从微观上讲,开放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有助于电视艺术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向细密化、科学化,以利于对电影活力(从创作到发行放映乃至批评研究)的各个环节和局部进行深入的、精细的研究剖析,推动我们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日益全面和科学。但我感到,文学、影视界有一批最富创造力、最有潜力的理论新秀,其兴趣和希望似乎较多地寄托在对西方文艺理论间接思维成果的吸收上,他们往往倾其精力研读和套用这些间接的思维成果,写出了一批不仅在观念上、方法上,乃至在思辨上、文风上都“东施效颦”式的文章。甚至有人还从西方生吞活剥地“借”来一种批评模式,然后用以“读解”某一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最终证明西方批评模式的“正确”和“灵验”。这是不足取的。倘陶醉于此,我很怀疑在理论上能真有建树。因为建设新理论的难点,恐不仅只在如何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今天的时代水平上把间接的思维成果消化,并同直接的对我国创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抽象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我国著名的电影美学家钟惦fěi@①先生生前就反复强调过:“电影美学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既要从银幕上去寻求,更要从银幕下受其感染的观众中去寻求。”(注:《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34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此言极是。

我这样说,是基于确实感到这种结合有加以强调的必要。当然,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自有其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但从宏观的战略意义上看,我们仍须保持一种科学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例如,有一位青年学者著文介绍说,西方的文艺理论表现为越来越远离创作实践,它们仅仅对文艺现象作形而上的阐释,并以脱离形而下的创作经验而自豪。这种鄙视创作实践并不以指导创作实践为己任的理论,虽然很难说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实际上它最终还是要以各种形式作用于文艺思维和文艺实践的),但它的弊端和不足也是明显的。有时连一个一说就明、一道就破的文艺现象,也要用一连串的繁琐概念加以玄虚的描述。至于西方美学中各派分庭抗礼,各执一端,相互否定而在理论范畴和逻辑体系上较少渗透互补的情况,更是多有存在。因此,有鉴于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我仍然主张既注重纯粹思辨的理论演绎能力的培养,也更注重用对直接经验的归纳来弥补其不足,并以此来沟通理论与实践间的信息交流;主张既注重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也更注重直接从现实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主张既注重防止以整体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去制约电影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多元化发展进程,也更注重提醒潜心从事于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某一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的同志,能正确估量本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在提高全民族电影文化水平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两者相辅相成,结合互补,才能较少片面性。

关于我国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乃至整个电视文化的建设,需要具备一种“着意于久远”的战略眼光的问题。

应当承认,无论从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的需要看,还是从电影创作日趋繁荣呼唤理论引导的需要看,我们的电视艺术理论批评都是有愧的。造成这种滞后现状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恐怕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即我们缺乏一种“着意于久远”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眼光。

目前,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还很难说得上已经深化。现状是:就电视艺术批评与美学研究队伍而言,似乎还未能在宏观的战略眼光下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人才。北京虽然有专门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电视艺术家协会,三家的理论队伍却各自为战,缺少分工协作;此外的理论批评队伍则大都从属于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将理论建设的使命附属于播出单位,理论批评联系实践的优势明显,但其独立品格和尊严恐难以保证。但令人欣喜的是,自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先后建立或开始筹建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这必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不少高等院校文科也纷纷开设影视艺术理论与电影美学选修课,一支由高校从事影视艺术教学的师资组成的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生力军正在形成。尽管如此,就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而言,由于缺少战略考虑和统筹安排,影视艺术理论研究、影视艺术作品批评和影视创作规律探索,在目前还基本上是混为一体的。这也不利于理论批评的深化和科学化。这三方面应当有区别也有联系。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同志也应发挥自己的优势,侧重于在某一方面有所深化。这样,理论思维和批评水平才可能改变平庸浅薄和就事论事的局面而强化理论深度,才可望顺应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升腾到更加科学化、细密化的新水准。至于影视艺术美学,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真正进行哲学领域里形而上的抽象、概括。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所言:“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这样,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才可望作为“着意于久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是老一辈文艺家、电影家的夙愿。我的恩师钟惦fěi@①先生,早在五十年代,便“不甘寂寞,想写一本电影美学”(注:《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见《钟惦fěi@①文集·下》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但一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令他蒙冤罹难。二十余载,只能在写检讨中过日子。直至年逾花甲,才在新时期抱病组织班底,受命主编《电影美学》。只可惜,仅仅出完《电影美学·1982》和《电影美学·1984》,病魔便夺走了这位“松竹梅品格皆备,才学识集于一身”的电影美学家宝贵的生命。但他留给我们的千古文章,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也为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艺术美学体系,指明了方向和要领。我们应当认真继承,反复领会,付诸实践,受用无穷。

在周扬为《电影美学·1982》所作的序中,钟惦fěi@①融入了自己数十年来对电影美学研究的思考成果(据笔者亲身经历,知周扬这篇序的起草者即是钟惦fěi@①)。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哲学美学研究之风大甚,而艺术诸门类则多忙于自身的实践,无暇顾及这方面的事情,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这篇序精辟地阐明了建设中国电影美学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一是“电影美学的根本问题还是由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决定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建成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观念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高度发达的社会,这既是我们的政治纲领,也是我们的审美理想。”“没有这样的审美理想,电影美学就将失去它崇高的目的和本身应当具有的魅力。”二是“我们的电影,正如其它艺术一样,是为人民的,首先是为劳动人民的。”“近五十年和更长时期的中国电影,应该成为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所谓精通业务,就是要懂得业务自身的历史和现状。轻视自己的传统和经验是不对的。”三是“电影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艺术,我们决不可以闭目塞听,固步自封”,要善于吸取西方电影美学中适合中国国情的营养,“为我们所用,而不是‘随风飘去’”。四是要“建立良好的学风”。“美学上有些问题争论了几百年,几千年,至今没有结论。我们的学术和艺术正是在这种争论和不同艺术风格的竞赛中逐渐有所进步和有所突破的。”(注:见《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1~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

上述四条,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思路、再到学风建设上,为电影美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出了极为重要、精辟的意见,是我们后学者创建电影美学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新时期以来,钟惦fěi@①还就电影美学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闪烁着真知灼见光芒的论文,如《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问题·序》(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196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回声——电影美学札记之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30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拟〈电影美学〉序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5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的追求》(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9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电影美》(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1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5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1984编后记》、《平安里美学——又说〈乡音〉》、《致〈电影美学〉写作组诸同志》、《电影学的思考方向》等。他深刻指出:“美学是一门边缘性的学科,电影美学尤其如此。它不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诸方面,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显得更突出,而且在艺术诸门类中也具有边缘性,使它既从诸联系中认识它之所以成为综合艺术;又从区别中把握电影的特性。这就是我们的美学不等于政治,却比政治更深;不等于世界观,却比世界观更具有实在的内容的粗略叙述。不比诸姐妹艺术源远流长,造诣高而且深,却使诸姐妹艺术在银幕上发出难以磨灭的异彩。电影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艺术家可以不承认它,但更严峻的还在于它是否承认艺术家。”

这段话,字字珠玑,不仅对电影美学建设,而且对电视艺术美学建设,都具有明鉴作用,足以令我们深长思之。

论及电影美学,钟惦fěi@①先生还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电影美学一刻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广大观念。这是我们的电影美学意识中最根本的意识。”这话,同样适用于受众面更广的电视艺术美学。

电影观众学即电影接受美学,是电影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再玄妙的电影,倘无观众,是无法实现其价值的。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创作,提倡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出现了那种以“玩艺术”为宗旨的令大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发行拷贝数几乎为零的如《雾界》这样的作品。因此,我们必须劝导电影艺术家们,万勿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脱离大众的审美需求,搞贵族艺术,这是决无出息的。但这只是重要的一方面。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必须着力于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下功夫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须知,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乃是为了提高大众的审美素养,在提高的指导下去适应,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这才是全面、正确、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关系的正途。

勿庸讳言,无论在电影领域,还是在电视艺术领域,时下对“观赏性”的认识,都存在着必须引起严重关注的片面性。

一种是远离大众审美需求,无视观赏性。如前所述,这较易识别,其谬误显而易见。

另一种是盲目追求观赏性,片面抬高观赏性的地位和价值。这往往是在“尊重观众”的唯物史观旗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因此,较难识别,常常以假乱真。其实,所谓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原本不是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同一范畴里的概念。前者是以观赏者的接受效应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接受美学范畴:后两者均为以艺术品自身的品格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作品美学范畴。按照语言学、逻辑学的规范,要求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概念,才能在一定范畴里进行推理,从而保证判断的科学性。显然,硬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拉到同一范畴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推理、作出判断,是欠科学的。更何况,观赏性虽然与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决定它的主要因素不是艺术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而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譬如,电视连续剧《孔子》,在山东大学从事儒学研究的教授们那里,看得津津有味,观赏性甚高;而在文化素养较差的城市“盲流”那里,却知音寥寥,观赏性甚差。由此可见,观赏性与作品本身关系并不直接;决定它的,倒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再,观赏性还是个变量,而非恒量。昔日的“毒草”,今成“重放的鲜花”。如老舍的《茶馆》,五十年代演出,因其舞台上烧了纸钱,适逢“一化三改造”刚过,于是被斥为“替资本家招魂”,观赏的结论是“毒草”;而新时期以来,只消于是之先生在北京人艺舞台上一站,便被观赏者赞为“一身都是文化”,《茶馆》成了传世之作。且,即便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审美接受空间不同,观赏效应亦迥异。评委们评奖,在审看间里正襟危坐、专心致志地看,与回到家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看,其观赏效果能一样吗?惟其如此,以接受美学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计,倘给观赏性下一定义,则至少应表述为:它虽然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主要取决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观赏者与作品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这是极为复杂的。

我这样分析观赏性,绝非咬文嚼字,更不是玩概念游戏,而是事关电影美学和电视艺术美学建设的大计。理论思维与美学思维的失之毫厘,势必造成创作实践里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历历可鉴。

电视艺术论文篇(7)

这两者深化的对应关系,即电视艺术理论批评建设与美学的深化应当取决于并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本来是老生常谈的一条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理论的生命在于它或迟或早能指导实践。但是,较长时期以来,无论是文学还是电视艺术领域,每当创作的实践顺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前进,冲破了现成理论框架的束缚,即现成的理论已经阐释和概括不了新鲜的创作经验,甚至已经证明现成的某种理论指导是有悖于创作的发展时,我们往往不是科学地考虑理论自身应当如何调整、充实和发展,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创作“越了轨”。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不仅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而且也自然损害了理论自身的声誉和尊严。

物极必板。于是创作界有了一种责难理论、甚至排斥理论的呼声,理论界自身似乎也有人提出了一种索性主张建设“与创作实践根本不搭界”的“纯理论”的主张。而日新月异的创作现实,又总是对应着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的,因此这“纯理论”也就自然与社会改革“不搭界”了。

我不否认,文学、电视艺术理论建设尤其是美学建设确实都应有专门人才侧重于对艺术本体进行高层次抽象思维的“纯理论”建设。而我们民族传统的文艺理论之所以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演绎能力都还不够发达,恐怕也多少与我们缺乏这种“纯理论”建设有关。这一点,只消把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作个比较,便看得非常清楚。黑格尔曾指出中国哲学思辨不发达,连孔子的著述也只是“道德箴言”。翻一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也可以发现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在中国,代数学很早就很发达,而几何学则不然。这大概是因为代数重在“求算”,而几何则重在“求证”。凡“求算”的都很早就算出来了,如南北朝时代的祖冲之,就早于欧洲人一千多年推算出圆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著有《缀术》、《九章术义注》等书。但凡“求证”的则很晚才证出来,如古希腊就已发现的几何学上的欧几里德定理,我们一直到明朝才由徐光启在《几何原本》中译介过来。这些都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实际存在的这一弱点。说它是弱点,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呼吁整个电影理论建设中应有专门人才去从事这种“纯理论”建设,以促进理论思维的深化和提高,自有其合理性和迫切性。

但即使是这种“纯理论”建设,我以为也必须对应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也必须从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中自觉汲取动力。从发生论的观点看,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电影界,新的理论研究思潮和新的批评方法的崛起,从根本上讲,都是既起因于对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的观照,又是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在审美领域里抽象思维成果的直接体现。试想,没有社会改革、开放的总背景,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如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方法等等,能引进到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领域里来吗?文学、影视艺术理论批评的日趋细密化、理论化、科学化,是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理论批评自身也随之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一个国家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无论是实践性强的理论建设还是所谓的抽象性强的“纯理论”建设,都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它的经济实力及文化传统。因此,在我国,理论批评要深化,要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需要建立自身的尊严和相对独立的品格。但无论如何,文艺理论批评思潮的深化,只有更自觉地对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深化,并自觉地从中汲取动力,才是有源之流,才能形成浩博之势。

关于借鉴西方影视艺术理论和整个文艺理论的间接思维成果与对我国电视艺术创作的直接科学抽象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前一问题的深化。无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积累和横向借鉴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现实的创作实践经验进行直接抽象并上升为理论的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过程。这两者虽有区别,但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直接从创作实践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并建构理论体系的任务极其艰巨,而任何个人的才智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包括刘勰那样的大师,也很难说全靠这种直接抽象建构他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借鉴和吸收古代和外国的间接思维成果。新时期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被介绍进来。这是大好事。因为从宏观上讲,开放带来的认识线索的多维化和理论批评的多样化,是以承认事物本身(包括影视艺术)的复杂性、整体性为理论前提的,它打破了那种僵化的大一统的简单的理论批评模式。从微观上讲,开放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有助于电视艺术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向细密化、科学化,以利于对电影活力(从创作到发行放映乃至批评研究)的各个环节和局部进行深入的、精细的研究剖析,推动我们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日益全面和科学。但我感到,文学、影视界有一批最富创造力、最有潜力的理论新秀,其兴趣和希望似乎较多地寄托在对西方文艺理论间接思维成果的吸收上,他们往往倾其精力研读和套用这些间接的思维成果,写出了一批不仅在观念上、方法上,乃至在思辨上、文风上都“东施效颦”式的文章。甚至有人还从西方生吞活剥地“借”来一种批评模式,然后用以“读解”某一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最终证明西方批评模式的“正确”和“灵验”。这是不足取的。倘陶醉于此,我很怀疑在理论上能真有建树。因为建设新理论的难点,恐不仅只在如何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今天的时代水平上把间接的思维成果消化,并同直接的对我国创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抽象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我国著名的电影美学家钟惦fěi@①先生生前就反复强调过:“电影美学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既要从银幕上去寻求,更要从银幕下受其感染的观众中去寻求。”(注:《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34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此言极是。

我这样说,是基于确实感到这种结合有加以强调的必要。当然,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自有其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但从宏观的战略意义上看,我们仍须保持一种科学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例如,有一位青年学者著文介绍说,西方的文艺理论表现为越来越远离创作实践,它们仅仅对文艺现象作形而上的阐释,并以脱离形而下的创作经验而自豪。这种鄙视创作实践并不以指导创作实践为己任的理论,虽然很难说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实际上它最终还是要以各种形式作用于文艺思维和文艺实践的),但它的弊端和不足也是明显的。有时连一个一说就明、一道就破的文艺现象,也要用一连串的繁琐概念加以玄虚的描述。至于西方美学中各派分庭抗礼,各执一端,相互否定而在理论范畴和逻辑体系上较少渗透互补的情况,更是多有存在。因此,有鉴于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我仍然主张既注重纯粹思辨的理论演绎能力的培养,也更注重用对直接经验的归纳来弥补其不足,并以此来沟通理论与实践间的信息交流;主张既注重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也更注重直接从现实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主张既注重防止以整体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去制约电影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多元化发展进程,也更注重提醒潜心从事于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某一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的同志,能正确估量本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在提高全民族电影文化水平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两者相辅相成,结合互补,才能较少片面性。

关于我国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乃至整个电视文化的建设,需要具备一种“着意于久远”的战略眼光的问题。

应当承认,无论从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的需要看,还是从电影创作日趋繁荣呼唤理论引导的需要看,我们的电视艺术理论批评都是有愧的。造成这种滞后现状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恐怕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即我们缺乏一种“着意于久远”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眼光。

目前,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还很难说得上已经深化。现状是:就电视艺术批评与美学研究队伍而言,似乎还未能在宏观的战略眼光下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人才。北京虽然有专门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电视艺术家协会,三家的理论队伍却各自为战,缺少分工协作;此外的理论批评队伍则大都从属于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将理论建设的使命附属于播出单位,理论批评联系实践的优势明显,但其独立品格和尊严恐难以保证。但令人欣喜的是,自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先后建立或开始筹建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这必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不少高等院校文科也纷纷开设影视艺术理论与电影美学选修课,一支由高校从事影视艺术教学的师资组成的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生力军正在形成。尽管如此,就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而言,由于缺少战略考虑和统筹安排,影视艺术理论研究、影视艺术作品批评和影视创作规律探索,在目前还基本上是混为一体的。这也不利于理论批评的深化和科学化。这三方面应当有区别也有联系。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同志也应发挥自己的优势,侧重于在某一方面有所深化。这样,理论思维和批评水平才可能改变平庸浅薄和就事论事的局面而强化理论深度,才可望顺应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升腾到更加科学化、细密化的新水准。至于影视艺术美学,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真正进行哲学领域里形而上的抽象、概括。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所言:“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这样,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才可望作为“着意于久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是老一辈文艺家、电影家的夙愿。我的恩师钟惦fěi@①先生,早在五十年代,便“不甘寂寞,想写一本电影美学”(注:《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见《钟惦fěi@①文集·下》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但一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令他蒙冤罹难。二十余载,只能在写检讨中过日子。直至年逾花甲,才在新时期抱病组织班底,受命主编《电影美学》。只可惜,仅仅出完《电影美学·1982》和《电影美学·1984》,病魔便夺走了这位“松竹梅品格皆备,才学识集于一身”的电影美学家宝贵的生命。但他留给我们的千古文章,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也为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艺术美学体系,指明了方向和要领。我们应当认真继承,反复领会,付诸实践,受用无穷。

在周扬为《电影美学·1982》所作的序中,钟惦fěi@①融入了自己数十年来对电影美学研究的思考成果(据笔者亲身经历,知周扬这篇序的起草者即是钟惦fěi@①)。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哲学美学研究之风大甚,而艺术诸门类则多忙于自身的实践,无暇顾及这方面的事情,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这篇序精辟地阐明了建设中国电影美学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一是“电影美学的根本问题还是由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决定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建成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观念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高度发达的社会,这既是我们的政治纲领,也是我们的审美理想。”“没有这样的审美理想,电影美学就将失去它崇高的目的和本身应当具有的魅力。”二是“我们的电影,正如其它艺术一样,是为人民的,首先是为劳动人民的。”“近五十年和更长时期的中国电影,应该成为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所谓精通业务,就是要懂得业务自身的历史和现状。轻视自己的传统和经验是不对的。”三是“电影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艺术,我们决不可以闭目塞听,固步自封”,要善于吸取西方电影美学中适合中国国情的营养,“为我们所用,而不是‘随风飘去’”。四是要“建立良好的学风”。“美学上有些问题争论了几百年,几千年,至今没有结论。我们的学术和艺术正是在这种争论和不同艺术风格的竞赛中逐渐有所进步和有所突破的。”(注:见《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1~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

上述四条,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思路、再到学风建设上,为电影美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出了极为重要、精辟的意见,是我们后学者创建电影美学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新时期以来,钟惦fěi@①还就电影美学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闪烁着真知灼见光芒的论文,如《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问题·序》(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196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回声——电影美学札记之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30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拟〈电影美学〉序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5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的追求》(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9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电影美》(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1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5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1984编后记》、《平安里美学——又说〈乡音〉》、《致〈电影美学〉写作组诸同志》、《电影学的思考方向》等。他深刻指出:“美学是一门边缘性的学科,电影美学尤其如此。它不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诸方面,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显得更突出,而且在艺术诸门类中也具有边缘性,使它既从诸联系中认识它之所以成为综合艺术;又从区别中把握电影的特性。这就是我们的美学不等于政治,却比政治更深;不等于世界观,却比世界观更具有实在的内容的粗略叙述。不比诸姐妹艺术源远流长,造诣高而且深,却使诸姐妹艺术在银幕上发出难以磨灭的异彩。电影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艺术家可以不承认它,但更严峻的还在于它是否承认艺术家。”

这段话,字字珠玑,不仅对电影美学建设,而且对电视艺术美学建设,都具有明鉴作用,足以令我们深长思之。

论及电影美学,钟惦fěi@①先生还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电影美学一刻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广大观念。这是我们的电影美学意识中最根本的意识。”这话,同样适用于受众面更广的电视艺术美学。

电影观众学即电影接受美学,是电影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再玄妙的电影,倘无观众,是无法实现其价值的。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创作,提倡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出现了那种以“玩艺术”为宗旨的令大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发行拷贝数几乎为零的如《雾界》这样的作品。因此,我们必须劝导电影艺术家们,万勿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脱离大众的审美需求,搞贵族艺术,这是决无出息的。但这只是重要的一方面。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必须着力于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下功夫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须知,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乃是为了提高大众的审美素养,在提高的指导下去适应,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这才是全面、正确、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关系的正途。

勿庸讳言,无论在电影领域,还是在电视艺术领域,时下对“观赏性”的认识,都存在着必须引起严重关注的片面性。

一种是远离大众审美需求,无视观赏性。如前所述,这较易识别,其谬误显而易见。

另一种是盲目追求观赏性,片面抬高观赏性的地位和价值。这往往是在“尊重观众”的唯物史观旗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因此,较难识别,常常以假乱真。其实,所谓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原本不是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同一范畴里的概念。前者是以观赏者的接受效应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接受美学范畴:后两者均为以艺术品自身的品格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作品美学范畴。按照语言学、逻辑学的规范,要求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概念,才能在一定范畴里进行推理,从而保证判断的科学性。显然,硬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拉到同一范畴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推理、作出判断,是欠科学的。更何况,观赏性虽然与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决定它的主要因素不是艺术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而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譬如,电视连续剧《孔子》,在山东大学从事儒学研究的教授们那里,看得津津有味,观赏性甚高;而在文化素养较差的城市“盲流”那里,却知音寥寥,观赏性甚差。由此可见,观赏性与作品本身关系并不直接;决定它的,倒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再,观赏性还是个变量,而非恒量。昔日的“毒草”,今成“重放的鲜花”。如老舍的《茶馆》,五十年代演出,因其舞台上烧了纸钱,适逢“一化三改造”刚过,于是被斥为“替资本家招魂”,观赏的结论是“毒草”;而新时期以来,只消于是之先生在北京人艺舞台上一站,便被观赏者赞为“一身都是文化”,《茶馆》成了传世之作。且,即便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审美接受空间不同,观赏效应亦迥异。评委们评奖,在审看间里正襟危坐、专心致志地看,与回到家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看,其观赏效果能一样吗?惟其如此,以接受美学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计,倘给观赏性下一定义,则至少应表述为:它虽然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主要取决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观赏者与作品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这是极为复杂的。

我这样分析观赏性,绝非咬文嚼字,更不是玩概念游戏,而是事关电影美学和电视艺术美学建设的大计。理论思维与美学思维的失之毫厘,势必造成创作实践里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历历可鉴。

电视艺术论文篇(8)

济南电视台自94年创办收费性经济信息专题节目至今已有5年的时间,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如何办好节目,增加创收,提高栏目收视率,使栏目常换常新,观众喜闻乐见,一直是我们这些工作者的美好愿望。如何能使商业栏目更加贴近观众,可视性更强,更好的为商家服务,我想要从方方面面利用电视媒体的特长,在视觉和听觉上下功夫,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创意是电视节目的起点和构思体系的综合产物。它是一刹那灵感的闪现,有了好的语言和优美的画面,成功就有了保障。经济节目每天播出新制作的节目,产品要推向市场,商家要招揽顾客,如何使节目抓住人心,要在宣传主体的切入点上下功夫,以何种方式体现主体,以什么样的角度宣传主体,具体的词语要精彩简炼,画面要突出主体,要以崭新的视角,并配以靓丽清新的画面,在较短的时间内,冲击、震撼观众的心灵,在观众的脑海留下深刻的印象。

例:98年底《商业七色光》改版为《购物乐园》,在主任李一平的带领下,大家集思广义,改变栏目的形式,使栏目风格轻松活泼,不但从新制作了以栏目主持人为人物的新片头,而且还自己作词作曲制作了栏目的片头曲,歌词既符合《购物乐园》栏目的风格,又付予了节目新的含义。歌词大义是:谁都喜欢美,

谁都喜欢甜,

谁都喜欢好东西,

谁都喜欢少花钱

………………,

愿你天天都喜欢,

购物乐园天天见!

歌词通俗易懂,曲调很容易上口,很容易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节目串联也一改往常的惯例,由两位女主持人以闲谈的形式将节目串联起来,既轻松又随意,在不经意间为后面播出的节目做了铺垫,使观众能够依照兴趣有选择性的收看不同节目。

一、经济信息类节目实质性的真实往往只是部分的真实。除了关于企业、商品或服务的信息要绝对真实外,所传达的其他信息可以是虚拟的。大部分的商品宣传是借助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有典型的环境、情景和人物,只要包含实质性合理的、可信的因素,都可用来增强信息传达的效果。例如栏目中常有的保健类产品的节目,常常通过一个典型形象来演绎使用的方法和过程,并且对产品有较详尽的功能讲解和使用说明,使观众对产品有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二、经济信息节目反复、重复的特性。新的产品需要向市场上推广,已经为观众所熟悉的商品也需要持续的宣传,单一品种的产品和系列产品以及知名品牌的产品在做系列节目的时候,在文字和画面上要力求新颖,这往往需要编辑记者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制作节目。在功能和特点上寻求新的切入点,画面也要以新的视角给观众新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跟得上大密度的播出节奏。因为经济信息节目的传播是多次性的,它可以在某一个台或多个台滚动播出,形成稠密地“大轰炸”宣传,也可以在某一个台经年累月不断的播出,以求给观众产生深刻的印象。

例:在以往的节目中,我们曾连续报道过海尔的电视机、洗衣机、洗碗机、冰柜、热水器、空调等家电产品,以洗碗机为例,在体现其功能和使用上我就下了一翻功夫。如碗筷、盘子、杯子怎样摆放才能节水、节电,如何在冲、洗烘干后不留污渍、水渍,明亮如新。对同样一个洗碗机,怎样摆放才能容纳更多的餐具等。由于现在家庭洗碗机的拥有量比较少,站在观众的角度对适用于不同家庭的洗碗机的功能和型号进行分析才能抓住观众的心,请海尔的工作人员将不同材质及粘有各种油污的餐具放进洗碗机,进行示范,使整个过程一目了然,经过清洗的碗盘光洁如新,很有说服力。

三、经济信息节目的具体化、语言环境的具体化、观众角色的具体化也是栏目的一个特性。多数的节目都是直接通过片中的主持人之口来介绍商品,人物对话也常常被安排在家庭、社会交场所等特定的环境中,事实证明,担任传达信息任务的主持人往往拥有更多的观众,比单纯的以客观的画外音的形式介绍商品的节目更能够引起观众的注意,这要求摄像在拍摄主持人出镜的画面时,尽可能使画面更完美。如环境要好,光线要充足,如果背景颜色比较亮丽,但环境较零乱,则可采取远拍人物,使背景虚化,突出人物。拍人物近景的时候,则要求人物化妆和穿着要精致一些。主持人也应更贴近节目的形式,更注重仪表形象。

四、节目的家庭化。由于电视是一种家庭化的传播媒介,经济栏目在创作的格调上应该与家庭的和谐、安宁、轻松的氛围协调一致。画面尽量选择形象好的镜头,避免出现恐怖的、丑恶的、反面的、刺激性很强的镜头。电视属于情感媒介,节目尽可能以情动人,寓广告宣传于艺术之中。就画面而言,一般要清新、活泼、生动,形象要好,富有魅力。就音响效果而言,一般要根据节目形式与节奏,选择轻松、愉快、优雅悦耳的音乐,语言一般要简洁明快,含蓄风趣,并且言之有物,使观众看后有所学,有所悟,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听觉上都是一种享受。

例:《购物乐园》获奖作品《鱼缸》。鱼缸做为一种装饰品是近年来才走进大众家庭的,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它既能装饰家居,又能陶冶性情,花或多或少的钱都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充满情趣,为家庭增色不少。节目介绍了济南市场上各种档次的鱼缸,对不同品种鱼的观赏、饲养以及如何成为养鱼“发烧友”都作了详细的叙述。画面是鲜艳神奇的水底世界,话外音是养鱼的基本知识和小窍门,配以舒缓动听的音乐,整部片子如行云流水,节目虽然只有三分多钟,但象一股甘冽的泉水流入了人们的心田,喻教于乐,使人看后有神清气爽、心旷神怡之感。

五、节目制作要精美,通过综合的视听符号,突出传播的特点。

1、观众要能通过电视画面“看懂”节目,虽然可以运用诸如视听的多种符号,但从本质上说,电视是一种视觉媒介,观众在收看电视时,是以“看”为主,以“听”为辅的,因此,电视节目画面居于主导的地位,而文字、配音居于辅助的地位。

2、文字与画面的“对位”在节目的制作过程,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即“声画对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原则,一方面是文字的含义必须与画面所表达的含义一致,另一方面是文字和画面根据创意的要求各自承担自己的传播职能。画面表达信息不明确之处,就由文字来表达,画面本身已经建立了正确的上下文关系,表达了明确的信息,就不要再把过多的文字塞进去,节目所传达的写作信息要和节目画面相吻合,同时流动的画面和变化的音响要保持同步关系,而不能脱离画面和音响。文字的结构随着画面的发展而自然地呈现出来。同时,有了对画面充分的想象,也更容易明了哪些信息可以通过画面来传达,哪些信息必须通过文字来传达,哪能些画面需要文字对画面作必要的诠释。这样可以得到画面与文字语言结合的最佳方法,使文字与画面配合恰到好处。

3、语言文字易于理解是节目的基本要求。在风格上打破了各种文体间的界限,将各种有助于吸引观众,有助于使经济信息得到更好的传播,并收到理想效果的风格结合起来。论文的严谨、散文的随意、诗歌的优美、新闻的纪实,都可以为节目所用,使整体风格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性。

写作时要严格遵守各种法规,特别是《广告法》。同时要注意尊重和民族风俗习惯。

节目有多种表达方式,既可以以画外间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人物语言或者字幕的形式表现。因此,画外音、人物语言、字幕的运用及其比例,也是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一些客观评述性的语言,如果直接通过画面中的人物之口说出,会显示得生硬、呆板;一些属于人物内心独白的语言,如果在片中直接作为人物语言出现,也会令观众感觉极不自然;而一些重要的、观众一时不一定理解或者需要观众产生深刻印象的内容,则可以以字幕、画外音或人物语言的形式同时出现。字幕是表现电视节目内容的一种常用的方式,尤其是某些以“无声”的方式来创造特殊的传播效果的节目,更是经常使用字幕这种方式。

六、商品和企业形象节目是传递信息,是说服性的。它将有关商品的信息传递给观众,使观众对商品产生认知。它通过对商品优势的展示和对观众的承诺引发观众对商品的兴趣,从而指导消费者消费,促使观众产生持续的购买行为,加强观众购买商品后的满足感,并形成对品牌的一贯认知性。商品和企业形象宣传是有目的、有计划、有对象、有连续性广泛传递信息的特点。节目要讲究艺术性,目的是树立企业形象,提高商品的知名度。

写商品介绍时应注意:

1、突出此种商品的优点。例如功能和功能优势,或功能更多,在某些方面功能更强,发明了同类商品不具备的新功能等。商品的材质和材质优势,如使用了特别的材料,使用了天然的材料,使用了新型材料等等。商品的技术和技术优势,产地和产地优势。如原装进口,名牌、名厂出品,来自著名产地等。历史优势,如生产历史悠久,生产经验丰富,生产工艺成熟等等。品牌和品牌优势,如著名品牌、传统品牌、外国品牌等内容。服务和服务优势,如免费保修,免费安装,24小时服务等等。价格和价格优势,同等质量、重量,价格如何等。

例:孟氏中药拔罐。孟宪忠所长突出“不用火,不用电,哪里疼拔哪里,会拧水管就会拧拔罐”,简单易学,朗朗上口。罐体采用聚脂材料,不变形,不易裂碎,并继承了传统针灸拔火罐的原理,免费试用,免费保修,还赠送穴位挂图和拔罐指南丛书。新发明的活血通络液(纯中药制剂、外敷),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2、要根据商品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的不同,来分别进行写作,市场导入期商品的宣传侧重传达观众未知的新信息,让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认识该产品,并产生好感和购买行为。市场成长期商品的宣传侧重对观众已知品牌信息的深化,并继续提供新的信息,以加深观众的印象,促进商品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市场成熟期商品的宣传侧重商品信息的表达方式的不断变化,以使观众对已经非常熟悉的信息能再次引起注意,从而起到不断提醒观众购买商品的作用。

3、在写作食品、酒类、化妆品、保健品的节目时,必须符合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使用的内容要准确无误,不要超越使用范围,误导观众消费。

例:某某保健食品、健康食品或补酒等,在采访使用过的人服用效果时,说食用了或饮用了某种产品后,治好了多年不愈的疾病,比吃药打针还管用,真是神了,效果最好。这种形式听起来没什么,但它违背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误导了消费者,所以是不可行的。

4、以情动人,以悠久的历史增添恒久的魅力。例如98年干红葡萄酒正热销市场的时候,张裕干红葡萄酒就以酒的生产历史作为创意的契机,并配以酒文化,如何品酒、如何饮酒,吃什么菜配以什么酒,来诠释干红葡萄酒的妙处,同时在《市场特快》和《购物乐园》两个栏目中集中地大密度地播了一段时间。酒作为一种最能够寄托情感的商品,往往代表着喝酒人的某种情感和个性,因此,在品牌、产地、历史、口味等基本的内容之外,将酒与观众的感受相联系,营造一种或温馨浪漫,或热烈奔放或沉静或庄重的氛围。同样,与之相联系的酒的消费者的个性也常常在文字中得到充分的张扬。

我们在做企业形象宣传时,目的是向观众传达有关的企业信息,传达企业良好的形象,经营理念,包括企业的技术形象、企业的精神形象、企业的社会形象等等。确立企业在同行业中的地位,显示企业的实力和竞争优势。通过良好的企业形象促进消费者对企业的商品和服务的认同。

电视艺术论文篇(9)

在没有新科技之前,文化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口头相传、文字记录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媒体不断产生。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可以通过广播、电视、计算机等进行信息传播,而传播媒介主要是声音及图像,因此,视觉因素及听觉因素则成为了观众评价节目质量最为感官的因素之一。实际工作中,电视传媒都会对播音主持人的外形、服饰以及发型等进行相关指导,其主要目的便是想在最大范围内获得观众的认可,吸引观众注意力,从而最大程度上增加观众数量及关注度。但是,对主持人外形包装作为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将其个人魅力与节目风格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其个人魅力与节目效果互相支撑,比如毕福剑与《星光大道》、李想与《一站到底》及孟非和《非诚勿扰》等,这些主持人与节目相得益彰,取得了极大关注。作为电视播音主持人,其自身的谈吐、文学修养等,也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因素之一。优秀的播音主持人可以在各种状态下收放自如,谈吐机智、幽默,比如撒贝宁在《梦想星搭档》的节目主持中,凭借其良好的外在形象、机智的谈吐以及才艺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也增加了节目的收视率。由此可见,作为电视播音主持,其健康的外在形象能够直接让观众获得愉悦舒适的情感体验,活跃的思维能力才能真正让观众信服,进而征服观众。

1.2具备良好的声音条件及语言技巧

视觉条件是电视节目主持人需要具备的艺术要素之一,其声音条件则是电视播音主持人艺术价值的前提。受个人生理条件的影响,每一个人的音色、发音习惯及音调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因此,嗓音呈现出来的效果便有轻重缓急、高低强弱等变化,由于嗓音性质是无法改变的,人们可以在语言艺术上实现嗓音品质的变化。对于电视节目播音主持人而言,其嗓音条件要让观众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同时主持人的自身内涵、语文功底也会对其言语造成影响,语言是否得体、大方,和其文化修养有密切关系。电视节目主持人和观众进行有效的沟通,不仅要考虑措辞、表达方式,还要借助其他形式的交流,比如表情、手势以及语速等,比如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他擅长运用自身独特的嗓音条件,饱含个人魅力。赵忠祥在《动物世界》中的表现,令人赞不绝口。此外,播音主持人的语言技巧和情感表达方式,也会带来不同的节目效果,不同的感情说同样的话,其语言色彩就会有所差异,重复说同样的话与只说一句相比,其感彩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在电视节目中,播音主持人要注意选择正确的情感表达方式及语言技巧,从而为观众传递正确的信息。

1.3社会价值取向正确

对电视播音主持人而言,其传递的价值明显大于其自身的价值。电视播音主持人是完整的艺术形象,其具备的艺术价值除了自身的知识结构、性格及才学等,还在社会事业中传递了其具有的社会价值。电视播音主持人的艺术成就不仅是由个人素质决定的,还需要结合多种社会文化要素进行综合评定。受社会多元化背景的影响,播音主持人要将社会层面的道德标准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尺,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将自身的综合价值体现出来。电视播音主持人在节目过程中不只是为观众传递自己的知识结构及人格魅力,比如《新闻联播》中的系列主持人,邢质斌、张宏民、王宁等人,他们在节目播报过程中,全程体现国家的政策方针,将其传播给广大观众,并注意体现我国气势恢宏的形象,这些主持人的着装、神情、语言风格等比较严肃,体现了国家形象。比如,撒贝宁主持的《今日说法》,每期以犯罪事实为例进行讲解,通过讲述犯罪过程,让观众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并请有关专家进行讲解,对案例进行简单点评,并在节目最后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此一来,不仅说明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也为观众传递了正确的价值观,利于法制知识的普及。

1.4现代媒体传播的综合作用

电视作为影响最为广泛的传媒工具,对信息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播音主持人在节目中也要严格遵守电视媒体传播的相关规定及制度。应用语言技巧及声音特点,是电视节目实现有了传播的重点内容,而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如何进行语言表达也是考量的要点内容。因为电视节目现场节奏感比较快,播音主持人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和电视节目的画面及声音处于同步状态,就要具备和相应的声音画面掌控能力。除此之外,电视媒体可以将各种艺术手段完美结合在一起,并从各种艺术形式中取得收获,从而形成具有特色的综合审美艺术。

电视艺术论文篇(10)

时至今日,电视栏目片头的制作已经不是当年的手工制作模式了,电视栏目片作更多的采用的是新的数字媒体技术,具体的来说,就是通过在电脑等数字媒体制作出由数字语言构成的原始声画素材,然后通过特殊设备把数字信号转化为电视模拟信号或者直接使用数字化设备播出。也就是说电视片头的本质是基于“”和“1” 的数字语言的艺术,数字媒体艺术性是其本质特性。从数字媒体的美学特性去探讨片头艺术的美学特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对于数字媒体艺术的美学根源,一些学者和专家认为数字媒体艺术的美学思维主要受到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即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的抽象主义艺术、包豪斯的工业设计思想、杜尚的达达主义和反理性主义、2世纪5~6年代动力艺术和光效应艺术、2世纪7年代的录像装置艺术(Video Art)。此外,以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和劳申伯格(R.Rauschenberg)为代表的波普(Pop)艺术,以达利、玛格丽特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以现代版画艺术大师埃舍尔为代表的“科学观念绘画”均和现代数字媒体艺术的表现和思维方式存在密切的逻辑联系。数字媒体艺术集众多美学特性与一身,但又不能用其中任何一种美学特性来概括数字媒体艺术的美学艺术,作为数字媒体艺术的一个方面,电视栏目片头不仅继承了人类对“技术美学”的探索和对机器美学的批判和扬弃:而且也继承了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人文取向和批判精神。电视栏目片头制作是新媒体技术发展的产物,具有新媒体技术所独有的美学特性。可以说,电视栏目片头作为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其美学特性是多元的,独创的。“开放性”、“人本性”和“自由性”是电视片头制作的本性。

所谓“开放性”是指电视片头作品并非仅限于传统影视艺术创作过程中成员的相互协作,它更在于每一件作品所蕴含的无限衍生能力;电视片头的数字本性使得电视片头的作品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迎合人们审美观念的日益更新,电视栏目片头作品可以被二度甚至三度创作,而这种创作的实现就在于数字化产品的可修改性,可参与性、以及可完善性。这一点可以从电视片头制作的发展看出来,最早制作电视栏目片头,需要美工人员在画纸上手工设计出美术字幕、图标图案后,运用专业电视摄像机拍摄下来,再在编辑机上对编,与栏目内容串成一体。线性的编辑方式和近乎原始的手工操作方式以电视受众的缺乏让片头制作的效率低下。而现在,在非线性编辑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下,片头制作出来,再电视台展出之后,还可以根据观众的审美需求做进一步修改,所要做的工作只是在电脑上对原始的素材进行再编辑。

所谓“人本性”是指电视片头制作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其创作的核心在于创作者的艺术理念,或者说一个片头作品的艺术性的实现,更多的是在于创作者人的价值的体现,作为艺术创作本体的人,他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理念,艺术素养的高低是电视片头艺术性高低的决定性力量,例如,《东方时空晨曲》的创意和设计就体现了作者对宏观世界的展示与追求,让人的情感在时空交错中得到体现和升华,让人的思维在具象与抽象空间流转,达到一种深刻的意境,展露一种世界的博大与人物的生机。片头的创作就成为创作者的追求和精神的体现。低廉的制作成本,对创作人员艺术素养的培养的忽视,使得让设计无法师把片头制作当作一件事业来做,而只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如何能创作出国际化优秀的产品。

所谓“自由性”是指片头作为数字产品,其数字技术的虚拟性质,超过了截至目前的任何一种创作媒介,所以他比任何一种之前的媒介材料及其相关的语言更自由。通俗的说,电视片头制作的内容可以是现实的某物,也可以是虚拟的仅仅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东西,数字技术作为电视片头创作的材料和基本语言方式,不仅能完成物质世界的表现,并且能够完成非物质世界的表现;不仅能够完成表现的场传播,并且能够完成表现的非线性传播;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从事艺术表达的自由追求。这一点我们在电视片头的“虚拟性”里将继续深入探讨。

电视艺术论文篇(11)

这条广告片的播出,被欧美国家评论为是“中国开放的信号”。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内地的电视广告处于新生阶段,新闻报道式是当时电视广告的主要形式。当时的电视广告主要以商品的生产资料为诉求点,以展现企业外景、大门、企业领导、招牌、车间和奖状等内容为画面展现主体,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带有意境的青年形象。在语言上,当时的广告语常为“质量第一”、“信誉可靠”、“实行三包”、“誉满全球”等充满俗套的语言。总的来说,当时的电视广告以展示产品为主,缺乏情节性强的叙事,画面缺少意境、创意含量较低。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迅速,珠江三角洲地区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商业广告领域也随之飞速发展起来。具体表现在综合性的广告公司和制作公司以及政府电视管理机构相继建立,大批有经验的导演、摄影师、演员、设计师、作家等纷纷加入到电视广告的创作行列,电视广告业竞争日趋激烈,形成了崭新的广告生态。从此电视广告创作观念发生了质的转变,广告作品表现风格逐步走向多元化。在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广告作品有1986年广东白马广告公司制作的“天丽”香皂广告片,1989年由著名电影演员李默然代言的“三九胃泰”广告片,1990年,同样是由广东白马广告公司创作的“太阳神”口服液广告片,90年代初小孩子们人人熟悉的“娃哈哈我要喝”广告片,和1994年央视广告招标“标王”山东“孔府家酒”的广告片。

在这五条广告片中,除李默然代言的“三九胃泰”广告片外,其余四条中都出现了青年人形象。这四条广告片中出现的青年形象分别为海边嬉戏的美丽少女,充满力与美的强悍青年男子,温柔的年轻母亲,和海外归来的女儿(王姬)。

在温馨的广告歌曲中,一群身段丰腴的青春少女优美地奔跑在沙滩上,他们长发飘飘,优雅迷人地追逐、在水中畅游,最后出现广告词——“365日,浪漫总是天丽。”“天丽”香皂的这条电视广告片以浪漫作为诉求点,将年轻少女在沙滩嬉戏的场景用富有浪漫气息的画面表现出来,与广告词互为照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在“太阳神”广告片中,出现的是一个年轻强壮的男子形象。在晨曦中,青年男子一声长呼,震彻大地,太阳慢慢升起,男子开始辛勤地劳作奋斗,主题歌响起——“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在这条广告片中,青年男子基本上没有面部特写镜头,但给人的整体印象非常清晰,强壮结实,勤劳勇敢。

“娃哈哈我要喝”广告中以儿童为主要再现对象,在此暂不细谈。“孔府家酒”广告片描述了一个爱意荡漾的黄昏,一架“空中客车”翩翩飞临,归来的王姬与亲人真情相拥,客厅里白须飘飘的老者写下一个斗大的“家”字,

“孔府家酒,叫人想家”这句广告词的出现,将气氛推向高潮。整支广告片以中国人想家、恋家、爱家的情结作为切入点,将中国的家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90年代中期以来,内地电视广告片的形式更为多样,创意也更加丰富,许多优秀的电视广告作品如“娃哈哈纯净水我的眼里只有你”、“飘柔空姐篇”、“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至今仍令观念记忆犹新。

一群年轻人冒着狂风暴雨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突然有人不小心滑倒,旁边的成龙赶忙将其扶起,继续往前赶,屏幕上出现——爱多VCD,我们一直在努力!这就是98年央视标王爱多VCD的广告,它体现了年轻的爱多人努力拼搏的奋斗精神,是一则成功的企业形象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