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文学论文大全11篇

中俄文学论文篇（1）

郭沫若曾经说过，中俄文学交流是“洪流与溪涧的关系”。中国从19世纪末开始翻译俄国文学，鲁迅形容当时的心态：“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是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发见了火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中俄交流现象产生不对等的原因，那就是俄国是中国的导师，所以在文学交流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虽然俄国不乏有文学大师曾经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例如托尔斯泰就尤其推崇老子的思想，深入研究了《道德经》，其“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也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中俄文学交流的大势所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革命指明了方向。俄国有中国急需的理论和经验，文学作品作为思想理论的载体，源源不断的涌向了中国。之后，俄国了沙皇专制，建立了苏联，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对抗德国法西斯的中坚力量。那时候，中国也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并在战斗中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中国各方面力量都逊于苏联，又需得到苏联的指导和帮助，文艺也处处效仿和学习苏联，两者之间的交流自然不可能对等。二战后，世界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苏联成为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跟随苏联对抗西方，这段时期堪称中俄的“蜜月期”。中国不仅在科技、政治方面深受苏联的影响，文学方面也亦步亦趋，引进苏联的作品，接受苏联的思想，以苏联文艺为本国文学的风向标。而后，苏联政府因为种种原因和中国政府斡旋不成而交恶。中俄交流进入冰封时期，俄国对中国的文学输出也暂时中断。直到八十年代，中俄关系重新修复，文学交流也进入昌盛时期。中国复兴，国力强盛起来，俄国经过解体已经元气大伤，影响力大不如前，而且经过交流的冰封期，俄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如前，俄国又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可以说，直至此时，中俄文学交流才终于摆脱了俄国占据绝对优势，中国被动接受的局面。

中国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是克雷洛夫的3则寓言。至于俄国文学翻译总的情况和数量，据统计，“从我国晚清民初直到1919年之前介绍俄国文学的情况来看，当时我国已翻译过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十几位俄国名作家的作品约80种以上。”在此可以看出虽然俄国文学的译介虽然较为突出，但是情况既分散又不具有代表性和明显的倾向性，从寓言到诗歌，文体多样，思想内容也各异。此时俄国文学的译介和其他国家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流传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和差异。

然而十月革命后，中国人对苏俄产生极大的兴趣，把译介俄苏文学当作“盗天火给人类“的神圣事业。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数量激增，在外国文学翻译中的比重急剧上升，并占居首位。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的统计，以后八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共有187部，其中俄国为65部，占三分之一。这个阶段的翻译家，主要有鲁迅、瞿秋白、郭沫若等。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形成了“红色的十年”的世界，从中国来看，则从此时起苏联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冲破重重的封锁和禁令，源源不断地被介绍进来。苏联的文艺政策和革命文学运动对中国的文学运动起过很大的影响。文学的接受说到底是为了改造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学，不论怎样引进和译介外国的文学，都是为了本民族的需要。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学接受史，往往就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和社会的变迁史。苏联的文学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并非是其艺术成就方面格外突出，而是它切合了中国当时社会的现实，迎合了知识分子的需求。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对外面临着被列强瓜分殆尽的危险，对内军阀混战、战火连绵，中国首要的任务不是莎士比亚式的关心人的生存意义，也不是荷马史诗式的瑰丽想象，而是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十月革命在中国造成的震动可想而知。这也充分说明为何苏联有那么多杰出的作家，无产阶级的作家却能在中国独领。虽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批判传统文化，但他们骨子里仍打上了传统思想的烙印。中国儒家思想中要求“文以载道”，士大夫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早已深入他们的灵魂。在当时，普通大众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学的译介工作主要是由精英知识分子进行的。文学接受的风向标也由他们掌握，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都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俄国文学的思想正是满足了他们的现实需求，才涌入中国。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继续坚持翻译苏联文学，尤其是抗战文学。在延安有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在大后方重庆等地，有“苏联文学丛书”。在沦陷区上海，有以苏商名义出版的译作。这一阶段的译介虽然仍然以无产阶级作品为主，但又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以战争文学为主导。这个时期，苏联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战争文学作品。而中国大量引入这些作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也在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因而不只是文学主题思想，甚至是文学形式也和苏联极其相似，如报告文学和战地文学。

中国在50年代这次翻译俄苏文学的高潮，特点是译介的文学作品数量大、范围广。在50年代，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待苏联的文学作品，翻译和发表的热情极高，影响极大。中国青年以保尔·为榜样，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苏联文学作品都对中国青年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作用。《铁流》、《青年近卫军》等更成了鼓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赴朝作战的有力武器。俄国文学从古代的《伊戈尔远征记》到19世纪所有名家的代表作，都有了译本。苏联文学能够在中国如此繁荣，绝不仅仅是因为其文学成就高。最重要的的原因是政府的作用——也就是政治生活对文学译介的干预。当时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资本主义有天然的抵御情绪。加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封锁，也从客观上阻断了对中国的文学输出。在全民学习俄语的大背景之下，俄国文学的译介洪峰自然到来。

苏联文学中还有一类作品虽然未被列入文学史上的名著，但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也及时翻译出版。这部分文学作品文学价值并不高，但是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也译介入中国，并深深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人。文学作品的译介和推广都依赖于政府的审核和倾向，所以这种现象更充分说明了在文学的接受中，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80年代起，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园地也增加了。发表译作的期刊已由主要的《译文》一家增加到有《苏联文学》等多家。还有一些地方的文艺刊物也登俄苏文学的译作。许多出版社曾大量翻译出版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已经出版了许多作家的文集、选集和合集或单行本的中译本。大型的文集、选集有：《普希金选集》（7卷）、《高尔基文集》（20卷）。选集和合集如：俄国的《果戈理戏剧小说集》等。加上下列一些作家的单行本，几乎把俄苏名家包揽无遗。80年代也是俄苏文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阶段，其标志是同时创办了4家专业杂志。另一个表现是改变了文学论著多出自翻译的局面，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专著、论著开始成批出现。这时期中国对俄国文学的译介面不再局限于无产阶级作品，而是包含了各个方面，极为广阔，又有系统性。大型文集、选集的编撰和研究，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也需要安定繁荣的社会大环境。例如《永乐大典》的编撰，就是在明朝国力全盛之时进行的。当然，这更需要海纳百川的怀和大视野。正是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中国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中国对俄国文学的接受也不再局限于译介和模仿，而是批判性地接受，并进行独立的研究。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和俄国文学的交流终于打破了一边倒的现象，中国不再亦步亦趋地跟随俄国文学，而是随着中国的崛起，逐渐向对等的位置转换。

参考文献

[1] 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3]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中俄文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2-0007-03

文学史教学在语言教学、文化教学及人才培养过程中意义重大。俄苏文学史是我国高等院校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主要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俄苏文学史发展的基本分期，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和代表作家，并对作家的创作思想、艺术特色、人物形象及性格进行解读和阐释。

会话含意理论是语用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帮助说话者表达“言外之意”，听话者需透过字面意思去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会话含义理论可以运用到“俄苏文学史”教学中，体现在教师授课过程中对合作原则的遵守，亦体现在学生在文学作品阅读中对会话含意的正确解读。本文分析如何将语用学中的会话含意理论与俄罗斯文学史教学相结合，以期为我们的教学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本文中的文本主要选自俄罗斯民间故事。

一、合作原则及会话含意理论概述

会话含意是说话人通过说话所含蓄表达的意义。“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是由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H.P.Grice）首先提出来的，是语用学的核心内容，在语言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

合作原则与会话含意同样是语用学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合作原则即在参与交谈时，说话人说出的话语应符合参与交谈的目的。格赖斯提出如下4条合作准则及其相关次准则。

1.量的准则：指所提供的信息的量。（1）所说的话应包含为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2）所说的话不应

该包含多于需要的信息。

2.质的准则：（1）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2）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相关准则：在关系范畴下，只提出一个准则，即所说的是相关的。

4.方式准则：（1）避免晦涩；（2）避免歧义；（3）简练；（4）有条理。

在交际中，出于种种原因，说话人并不是总会严格遵守合作原则，此时听话人若想真正领会说话人的想

法，就需要领会其“话外之音”，“言外之意”。这种话语的隐含意义就是“会话含意”。格赖斯把会话含意分为两

类：一般性会话含意和特殊性会话含意。一般性会话含意不需要特殊语境就能推导出来，而特殊性会话含意则要依赖特殊语境才能推出。

二、会话含意理论在“俄苏文学史”教学中的应用

会话含意理论可以运用到俄语教学中，包括“俄苏文学史”教学。会话含意理论的运用既包括教师教学过程中对会话含意理论及合作原则的科学运用，也包括学生运用该理论理解文学作品。

（一）会话含意理论在“俄苏文学史”教学中的实践

若要实现最佳教学效果，教师在备课及授课过程中需遵从合作原则。教学中遵循量的准则及质的准则就要求教师在有限的课容量中向学生讲授足够量的教学内容，教学语言合适，且教学效果良好。教师在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开展工作的前提下，应该提前考虑每堂课的重

点、难点，学生的知识储备、接受能力，该细化的细化，该简化的简化。如19世纪文学史中重点介绍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作家及其各自代表作，而其他作家、作品则可在课堂上简单介绍，由学生课下自行阅读。在正式开讲俄苏文学史之前分出一定的时间概括地介绍一下上自古希腊、罗马， 下至20 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欧洲文学的沿革史十分必要。此部分内容虽然会占用部分课时，但对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很有帮助。

教学中关系准则及方式准则也是教师所必须遵循的。所谓关系准则就是要求教师课堂教学内容逻辑性强、教学语言清晰切题。如在介绍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主主义美学观， 并在其基础上引申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时，有的教师的讲解条理清晰，层层相扣；而有的教师则思路混乱，解释不清，学生接受效果不佳。所谓方式准则就是要求教师教学语言简洁、精练，不说与教学无关的话，不说学生似懂非懂的话。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教师提前计划好每一个教学环节，并充分考虑学生的背景知识情况及接受能力。

（二）会话含意理论在文学作品阅读中的运用

在俄苏文学史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会话含意理论来指导学生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文本情景，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让学生深刻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真正准确、透彻地理解俄语语言。

教师应传授会话含意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语用意识。教师在运用会话含意理论进行教学时，首先，应该培养学生区分字面意义与会话含意的意识，让他们了解会话含意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工作机制，同时将会话含意理论中的合作原则及合作原则的违反讲授给学生，让学生明白，当作品中人物有意违反合作原则时，则不能对其话语进行简单的字面理解，而应读懂其深层的含义。其次，向学生介绍含义产生的触发机制，也就是让学生知道会话含意是怎样产生和传达的。最后，还要让学生知道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传达含义，同时应该将常见的违背合作原则的情况告知学生，如伤及自己或别人面子时，实施拒绝、请求、批评、抱怨等言语行为时，说话人会有意识地违反合作原则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如长篇小说《无望的逃离》中，主人公巴士马科夫由于黑鱼子酱事件被区团委开除，去新的工作单位报到，

下面是新上司和他的对话。

“亲爱的，您原来在我们区里做过什么？”巴士马科夫的新上司继续问他说。

巴士马科夫：“我是莫斯科鲍乌曼高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学动力机械的。写的论文是……”

这个例子中，巴士马科夫答非所问，没有回答新上司的问话，转移话题，违反了关系准则（所提供的信息要关联或相关）。从而隐含了这样的语用信息：巴士马科夫不想提起自己在区团委工作的事情，希望新上司不要问他这个方面的事情。

《无望的逃离》中，主人公巴士马科夫的工作单位来了一个年轻的女研究人员奥列霞，大家给她取绰号为

“列雅公主”。全科研机构的男同胞都喜欢公主，巴士马科夫也不例外。一天，他的情人尼娜・安娜列耶芙娜和他的对话如下。

尼娜・安娜列耶芙娜：“你是不是喜欢公主？”

巴士马科夫：“你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呢？”

这个例子中，巴士马科夫答非所问，没有回答情人的问话，转移话题，违反了关系准则（所提供的信息要关联或相关）。从而隐含了这样的语用信息：巴士马科夫不想回答情人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他确实喜欢公主又不想让情人知道。

另外，教师还应该培养学生利用语境信息理解、运用会话含意的能力。平时教学中注重学生背景知识的积累，帮助学生推导和运用会话含意。

（三）会话含意理论在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体现

俄罗斯民间故事是早期俄苏文学史中的重要内容，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口头创作。其内容丰富、语言诙谐、情节曲折、想象奇特、讽刺辛辣，因此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1]。同时，民间故事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具有较明显的审美和道德教育功能。民间故事创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通过对人物行为和结局命运的描述，表达了民间的道德价值取向[2]。因此，俄罗斯民间故事是浩瀚的俄罗斯文学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俄罗斯文学史教W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在充满民族智慧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中不乏蕴含“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精美对话。然而，由于欠缺会话含意理论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少学生在俄罗斯民间故事的阅读中仍旧存在困难，不能完全理解其中某些对话的真正含义。学生在这方面的不足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文本的理解。

1.遵守合作原则。 “那你会什么？”“老爷，我会吃面包。”…… 船里的另一个老头儿凑了过来：“你好，伊凡・贝卡维奇！把我也带上。”“那你会什么呀？”“老爷，我会喝酒。”（民间故事《伊凡・贝卡维奇》）

在对话中，两个人的对话十分简练，问者和回答者都言简意赅，简明扼要，同时又保证了对话的完整性，听话人领会了说话人的意图，遵守了量的准则。

从前，一个老头有个傻儿子。傻子请求他爹给他娶媳妇儿：“要是不给我娶媳妇儿我就把这整个炉子砸了！”

“我怎么给你娶媳妇儿啊？咱家没钱。”“没有钱，我们有牛啊，把它卖到屠宰场吧。”牛听到以后，跑进了森林里。傻子又站到他爹跟前儿说道：“给我娶媳妇儿，不然我就把整个炉子砸掉！”他爹说道：“我倒是想要给你娶，可是咱没钱啊！”“没有钱，我们有羊啊，把它卖到屠宰场去。”（民间故事《熊和公鸡》）

从这段父子对话中，可以看出两个人围绕一个话题，就是“娶媳妇儿”的问题，傻儿子一直要求父亲为他娶媳妇儿，而父亲也是反复强调家里的现实情况不允许给儿子娶媳妇儿，正是符合了质原则的要求，说话人对听话人所说的内容是真实的。

2.违反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制约着会话的互动性语言的交际，一般情况下说话人会尽量地遵守该原则，并且希望对方也能够遵守，但在现实交际中人们常常不能够遵守。例如，说话一方可能说谎，而听话的另一方又没察觉，竟然当真对待，虽然这时言谈可以进行下去，但结果却让听话人上当受骗。这表明说谎的一方违反了合作原则，而当真的一方却遵守着合作原则，且误以为对方也在一直遵守着合作原则。当一方察觉到对方没有遵守合作原则时，他就应该越过对方话语的表面意义，去领会说话人借助该话语希望表达的深层次意义或言下之意，从而体会出说话人在什么地方体现了合作，于是就产生了会话含意理论[3]。

“小河妈妈，把我们藏起来吧！”“把我的粉冻吃掉。”没办法，小姑娘把粉冻吃了，河把她藏在粉冻岸下面。天鹅飞过去了，小姑娘走出来，说了谢谢，带着弟弟又跑。天鹅掉过头来飞，迎面飞过来，怎么办呢？倒霉！恰巧苹果树在那里，“苹果树妈妈，把我们藏起来吧！”“你吃我的野苹果。”小姑娘赶快吃下去，苹果树用树枝把他们盖住，用树叶把他们遮起来。白鹅飞过去了。小姑娘和弟弟连忙又跑，这时白鹅看到他们了，飞过来拍着翅膀，好像要把弟弟从她手里拉出来似的。幸运的是，路上遇到炉灶，“炉灶妈妈，把我们藏起来吧！”“吃我的小黑麦饼。”小姑娘赶快把饼塞进嘴里，走进炉灶，坐在灶口。（民间故事《天鹅》）

上文中，急于救出弟弟的姐姐沿途中分别向小河、苹果树、炉灶求助，但每个人一开始都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谁都没有直接回答帮助还是不帮助，而

是都要求小姑娘吃掉自己的食物，这是它们帮助小姑娘的前提条件。显而易见，小姑娘领会了说话人的内在含意，满足了它们的要求，最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本段选文中如果学生不理解会话含意中合作原则故意违反的情况，那么就会在文本的理解中出现障碍。小姑娘明明是向大家提出藏起自己的请求，为什么大家都答非所

问。这就需要理解合作原则中故意违反各项原则的情况。

“嫁给我吧！”“不，仙鹤，不会嫁给你。你的腿那么长，衣服那么短，还那么瘦，飞得也很差，也没什么能供养我的，离开吧，细长的家伙！”……“仙鹤，你娶了我吧！”“不，白鹭，我不会娶你，我还不想结婚呐，不会把你娶走的，走开吧！”（民间故事《仙鹤和白鹭》）

在这段对话中，仙鹤和白鹭围绕着“娶”和“嫁”的话题展开对话，最开始是仙鹤向白鹭提出“嫁给他”的请求，白鹭清楚地给出对方答案，并说明了拒绝的原因。但从仙鹤走后白鹭的内心独白可以看出，白鹭是说了违心的话，她之所以拒绝仙鹤只是出于傲慢，好面子，因此违背了“质的准则”。接着是白鹭向仙鹤提出“娶了她”的请求，仙鹤也清楚简练地做出了回答，“不，白鹭，我不会娶你，我还不想结婚呐，不会把你娶走的，走开吧！”可实际上，仙鹤也是非常想娶白鹭，只是因为之前求婚遭到拒绝，为了挽回面子，出于傲慢，他又拒绝了白鹭的求婚。因此，在此段对话中，其都没有遵循对话的合作原则，都违背了“质的准则”，都说了假话。而全文最后，笔者也明确说明白鹭和仙鹤之所以始终不能在一起，是因为“傲慢”。本段选文中，仙鹤和白鹭出于傲慢不肯答应对方的求爱，而且也没有正确领会对方的话外之音，言外之意。学生在文本阅读中，如果不明白故意违背合作原则的情况，就会在理解方面出现偏差。

综上所述，在“俄苏文学史”教学中，教师应科学践行合作原则，遵循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力争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学生在文学作品的解读过程中也应树立语用意识，学会区分字面含意与会话含意的不同，读懂作者真正的意图。教师需要在学生阅读原文文本中给予正确的指引，以便于学生更准确地理解文本。这一过程当中就需要会话含意理论的支撑。一般来看，遵循会话含意中的合作原则的对话，学生在理解方面相对容易；违背会话含意中合作原则的对话，学生在理解方面相对困难。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运用会话含意理论来指导学生理解文本情景，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让学生深刻理解说话者的深层含义，真正准确、透彻地理解俄语语言。

本文运用了会话含意理论解读了部分俄罗斯民间故事文本。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是会话含意的主要内容，在语用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该理论奠定了语用学的基础。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话语进行解释。在分析语用含意时还应该根据上下文语境，否则很难判断说话人的真正意图。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俄罗斯文学史教学中引入会话含意理论，使学生在俄罗斯文学作品的阅读中真正领会作者的思想及意图。此外，会话含意理论还有助于提高学生俄语实践应用能力，最终使他们达到提高自身交际能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中俄文学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249-02

一、国情文化知识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中，学习兴趣是最可利用的有效因素，因此，在大学俄语教学中加入文化内容正是合理利用了这一有效的因素为教学服务。将文化内容贯穿于整个外语教学中能使教学过程变得丰富多彩，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俄语的兴趣，进一步增强俄语语言感受能力。

现在的低年级大学生是看着日本、美国动画片长大的90后，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英语教育，对英美国家了解较多，而对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国情了解甚少，也谈不上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对于大学将俄语作为公共外语学习的学生基本都是零起点，加之俄语语法难度大、课时少，很容易让学生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完全丧失信心。如何针对这种情况提高大学公共俄语的教学效果，是每一位教师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发现在教学中适当地导入俄罗斯国情知识，不但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克服畏难情绪，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主动、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度，更能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符合俄语语言习惯的表达方法。

二、国情文化知识对培养俄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作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镜像。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曾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正因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所以文化教学便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对外俄语教学就对语言国情学相当重视，“俄语作为外语教学中的语言国情学问题”一文作者甚至指出：“语言国情是俄语教师工作中的一个方面，从其地位来看，完全可与语言教学中的一些传统方面，即语音、语法、词汇和修辞相提并论，而从其意义来看，还远远超过它们”。

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语言达到交际的目的，而学习外语知识、掌握外语技能、提高运用外语的能力是与熟悉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密不可分的。所谓精通某种语言的人，必定是一位充分了解所学语言国文化历史背景、社会风俗习惯和人文礼仪的人。

在学习俄语时，学生需要掌握大量的词汇及众多的语法规则，然而在交际场合却经常不能恰当地运用它们，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学习语言时将语言与文化分离，所以在教学中不能忽略这一环节。另外，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事物和现象，这些事物和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包含丰富的国情文化内容，在另一国家的语言中无法找到相应的词汇和语句对译，只有通过描述才能弄清词意，比如“火锅”，译为俄语通常是китайский самовар，但中国的火锅也只有早些年使用的铜火锅与самовар在外形上相像，近年饭店里的火锅连外形上与самовар也没有共同之处了，而且俄罗斯的самовар是用来烧开水的，所以需要向俄罗斯人解释这是традицио

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блюдо，并且讲解就餐程序，这样对方才能真正理解其意思。

三、大学公共俄语教学中导入国情文化的途径

外语教学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语言能力，而且还要具备交际能力。俄语不仅要作为知识来掌握，更要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来使用，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运用俄语时，不仅要“合乎语法”，而且要恰当、得体，可以为人接受，同时也要求教师除了传授正确的语音、语调、语法知识外，也不可忽视语言背景、文化的渗透。在课堂上主要是利用词汇、课文和听说练习来导入国情文化知识。

（一）介绍包含国情文化的词汇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尽管多数词汇在各种语言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词汇，如вода－水；гора－山；река－河等，但有一少部分词汇却包含着丰富的国情知识，对于熟悉国情的本民族人来讲，在理解上不会发生任何障碍，但是对于外国人往往会难于理解或容易产生误解。

包含国情知识的词汇有些是一种语言特有的词汇，有些是在两种语言中有对应词，但包含的国情知识不同，比如борщ一词，译为“红菜汤”或“罗宋汤”，是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波兰等东欧国家餐桌上经常出现的浓菜汤，甜菜是主料，课上可辅以图片介绍。

对于两种语言中意义基本对等，但又不完全等同的词汇应该加以解释。比如школа一词，看似俄汉语是对等的，译为“学校”即可，但实际上俄语的школа与汉语的“学校”并不完全等同，这就需要讲解国情背景知识。比如2004年9月1日俄罗斯别斯兰市发生了一起劫持学生、教师和家长作为人质的恐怖活动，恐怖事件发生在школа № 1 города Беслана（别斯兰市第一学校），国内媒体多译为别斯兰市第一中学。事实上在前苏联和俄罗斯，школа是包括中学和小学在内的十年制或十一年制学校，这跟我国是不同的，我国的学校要么是小学，要么是中学。

再如，俄语的клуб一词源自英语的club，但包含的国情背景却不同。在俄罗斯俱乐部是大型企业、学校的文化娱乐中心，而英国的绅士俱乐部是上层社会的社交场所，往往都有数百年的历史，加入时须经人介绍，并且要交高昂的会费。以前，中国的俱乐部同俄罗斯的一样，都是单位、企业的娱乐场所，但近年随着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国际化，我国也出现了高级商业俱乐部，成为特殊的商业交际平台。社会发展导致语言内涵发生的变化，也是国情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介绍课文中的文化背景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风俗又都在该民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在讲解课文的时候介绍相关背景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加深印象。

课文中，有些表达法看似含义明确，事实上却存在着不易察觉的差异。比如学生说“我家”时喜欢用моя семья来表示，这是汉语的直译，但实际上在俄罗斯，当孩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时，应当说наша семья，只有独立成家后才说моя семья. 再比如，пить чай两种语言都是“喝茶”的意思，但在中国就是一杯清茶，而在俄罗斯，пить чай指喝茶的同时还要吃些点心，通常喝的是加了糖的红茶。这种表面看上去相同，但却有不同内涵的表达方式在俄汉译中还有不少，教师应注意为学生讲解它们的区别。

（三）在听说课上导入文化背景知识

在听说课上，首先涉及称呼的问题。在对待称呼的问题上，中俄两种语言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俄罗斯的公共场合，女性喜欢被称呼得年轻些，所以在商店、饭店、银行等服务性行业，经常称呼女性为“Девушка”，这几乎与年龄无关，甚至对一些上年纪的女服务员也可以用这种称呼方式。有些中年女性相互之间甚至用“Девочка”相称。但在中国一般用“老＋姓”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在汉语文化中，“老师”、“医生”等一些表示职业、职务的词可以直接用于称呼，表达说话人对所指的尊敬，然而在俄罗斯文化中，这类词一般不作为称呼，尤其是如果用阴性形式对女性称呼，则有藐视和不屑一顾的含义，所以犯这种语用错误比语法错误还让人难于接受。在课堂上对老师的称呼是表示职业，不论是称呼男老师还是女老师，只能用阳性，经常用的称呼形式为“Товарищ препода

ватель”或“Товарищ учитель”，当然最恰当的称呼形式是“名＋父称”。

通过给学生看俄文电影、听俄文歌曲也是补充国情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同时学生还可以通过电影直观地了解俄罗斯的风土人情以及俄罗斯人的非语言交际手段，比如俄罗斯特有的手势语：Щёлкать по горлу（用食指弹脖子）表示“邀请喝酒”、“想喝酒”、“醉了”；Проводить пальцем по шее（用食指横在喉结处划线）表示“吃得极饱”、“不能再吃了”；Сцеплять пальцы（将两个小指勾在一起）表示“友谊”、“和睦相处”；Крутить у (возле)виска（食指指向太阳穴并画圈）表示“疯了”、“傻了”、“缺心眼”等。

结语

学习外语并不只是为了学习该语言，而是为了在工作中运用它，使之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交际功能。外语学习始终伴随着文化因素，即使最出色的外语学习者，也可能因为文化国情知识的欠缺而导致交际受限，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把文化国情知识的传授贯穿于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的所有环节，努力帮助学生了解所学语言国的文化以及与其母语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文化盲点，把握语言教学中最本质的东西，使学生在用俄语交际时能准确表达思想，避免因文化差异引起的交际障碍。

参考文献：

[1][美]E.萨皮尔.语言论[M].赵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М.Баранова. Методик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M].1985.

[3]В.波里先科，Ю.普罗霍罗夫.俄罗斯文化国情辞典[M].郭津楷，译.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5.

中俄文学论文篇（4）

苏俄文学和文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规范有着重要的影响，传播苏俄文学和文论的期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同样不可忽视。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文艺报》是传播苏俄文学文论的重要桥梁，对中国此期文学的发展与规范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国内文艺论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文学真实性和形象思维两个文艺理论问题的论争为切入点，对《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和文论的情况做了一番梳理考察，以探讨五十年代《文艺报》如何通过传播苏俄文学与文论而对国内建立一体化文学规范起到影响和作用的。

一、真实性问题的论争

真实性问题是五十年代重要的理论问题。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秦兆阳、胡风、陈涌、于晴、蔡田、唐挚、冯雪峰等对建国以来文坛充斥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不满，他们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根据，主张以 “真实性”来作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为此，他们提出了“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提出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性的论争由此开始。《文艺报》对这一问题的论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文艺报》上发表的关于真实性问题论争影响比较大的文章有：1956年第23期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1957年第4期于晴的《文艺批评的路》、1957年第8、9期蔡田的《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1957年第10期唐挚的《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双百方针”的提出，此时的《文艺报》可以更多地认可自主的、自由的声音，可以认可文学的真实性的提法。并且，《文艺报》在此前后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传播苏联解冻文学以来关于真实性的文艺思想，设法从苏俄文章中去寻找艺术真实性的理论根据，这实际上间接表明了要维护文学的真实性，使得国内文学界能够接纳真实性的文艺观念。《文艺报》1952年13号发表塔拉森柯夫的《艺术的真实》、1952年14号发表索弗罗洛夫的《争取生活的真实》、1953年16号发表戈尔卡柯夫的《感情的真实性》、1953年第18期发表威·道布伯申考的《真实的法则》，这些文章实际上站在拥护的立场回答了论争中的真实性问题。如塔拉森柯夫在《艺术的真实》中写到：“为了刻画真实的人物，作家必须了解生活的各个方面，仔细研究生活，洞察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必须能够真实地写出在改变和向前发展中的现实面貌。”［1］塔拉森柯夫的文章主张真实地、深入地了解生活，这实际上与国内提倡的文学的真实性本质上没有区别。索弗罗洛夫在《争取生活的真实》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许多作家的作品脱离现实，“许多作家都已丧失了苏维埃艺术家的主要特性——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他们都似乎只急于想把我们的生活予以诗一般地美化，而对于生活中那些否定的现象，对于那些伪善者，已不予注意。对于我们的人民——共产主义建设者——正在顽强地和尖锐地斗争着的那些缺点，也都忽视不见了”［2］。索弗罗洛夫要求作家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大胆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和缺点，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那样新颖、真实、能吸引人的剧本才能够以自己的尖锐性和真实性，以自己能接近人民思想与渴望的东西而抓住观众”［3］。《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表现出拥护真实性的立场，并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真实性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影响国内对真实性的认可。

这种情形在特写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写问题实际上也是关于真实性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特写在苏联受到重视，它主张如同新闻特写般地真实地再现生活，反映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揭露一切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消极现象。瓦·奥维奇金更是大力提倡以特写来真实地再现生活，从理论上辨明特写的重要性。《文艺报》成了传播特写的阵地，无论是苏联关于特写的动态还是关于特写的理论都一股脑译介过来，这些文章倡导特写，引导写真实的文学思潮。《文艺报》1954年第22期刊载《苏联召开全苏特写创作会议》的消息，报道了苏联特写创作发展的情况。1955年第23期译介《集体化农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把特写分为两类，深入地论述了不同特写的特征。1955年第七、八期发表了刘宾雁翻译的瓦·奥维奇金的论文《谈特写》。该文详尽地介绍了特写这种文学式样的意义以及特写作家应具有怎样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并把特写称为“侦察兵式”特写。《文艺报》1956年第8期发表刘宾雁的散文《和奥维奇金在一起的日子》，深入地展现了这位作家的风貌，介绍了他的有关文学特写的思想。在苏联众多的文学问题中，《文艺报》把目光投向特写，旨在为真实性问题的论争推波助澜，引导国内比较自由的文艺思想，在国内掀起批判性、揭露性、写真实的文学浪潮，通过译介苏联特写来影响国内的文学创作。所以，五十年代“干预生活”的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与《文艺报》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文章大胆表现生活中的矛盾，不回避对生活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将主要矛头指向领导者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保守主义以及革命意志衰退等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种种社会弊端，都是受到苏联特写的影响，这其中《文艺报》传播苏联文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

这一问题同样受到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文艺报》通过传播苏联文学思想、译介苏俄理论文章直接影响了论争的开展。形象思维本来是文艺创作中最常用的一种思维，但是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晚。在苏联，别林斯基最早提出了形象思维的命题。1840年，别林斯基在《艺术的观念》中提出“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1953年，布罗夫在《论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征》中对形象思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形象思维不能解释艺术家在创造形象时的思维活动本质，他还认为在创作活动中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不能并存，布罗夫实际上是否定了形象思维。尼古拉耶娃反驳了布罗夫的论断，她在《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中认为：“‘形象’和‘形象思维’是艺术特征定义的中心。”［4］1956年，布罗夫出版《艺术的审美本质》一书，更加引起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虽然在三十年代形象思维的概念就传入我国，但真正的论争是在《文艺报》传播苏联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的背景下引发的。《文艺报》先后发表了苏联学者的文章，如狄莫维埃夫的《文艺理论的建设》、伯林斯基的《论所谓纯粹艺术问题》、索包列夫的《美学问题与苏联文学》等，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形象思维问题，但其中不少地方有所涉及，引发了中国对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在《文艺报》的引导下，国内这次论争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什么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等理论问题上。《文艺报》1956年第9期发表了陈涌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将形象思维的讨论推到高潮。由此可见，《文艺报》译介苏俄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文章对国内产生论争以及论争的焦点都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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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文论对论争的作用

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是在《文艺报》译介、传播苏联文学文论的背景下发生的，离不开苏联文学这个大的背景，而《文艺报》通过传播苏联文学文论对国内的论争产生了重要作用。

首先，促使国内论争向苏联文艺观看齐。在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中，苏联文艺观成为论争的标准，不管论争者的立场是什么，都一起向苏联文艺观看齐。

在真实性问题的论争中，“写真实”和“干预生活”这些论争中非常响亮的口号也都是直接从苏联文学拿过来的，作为论争的基石和参照。并且，在论争中，《文艺报》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设法从苏俄文章中去寻找艺术真实性的理论根据，这实际上也间接表明了向苏联文艺观看齐。苏联这一时期出现特写以及相关理论文章，由于《文艺报》的译介，国内马上掀起讨论特写的浪潮。如果苏联的特写理论没有被《文艺报》译介过来，就不可能在国内论争中掀起倡导批判性、揭露性、写真实的特写浪潮，更不可能出现大批大胆表现生活中的矛盾、不回避生活阴暗面的特写式小说。《文艺报》促使了国内论争向苏联文艺看齐，向苏联文艺观看齐。

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也是如此。国内以前一直不太注意这一特殊的思维方式的规律，更没有从理论上去辨明形象思维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在《文艺报》传播苏联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讨论的背景下，国内展开了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局限于苏联形象思维的理论水平，国内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也大多停留在“什么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等一些初级基本的理论问题上。

这两个问题的论争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并没有超出苏联文艺观的范畴。在这些论争文章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作家们对苏联文学及文艺理论的推崇，苏联文艺思想成了他们据以判断论争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时，《文艺报》甚至以绝对的权威性促进论争向苏联文艺观看齐，因为，我国在五十年代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文艺政策，苏联的文艺观就是当时的主流文艺观，而《文艺报》是维护主流文艺观点的。为了向苏联文艺观看齐，《文艺报》可以动用行政组织话语权以先入为主的观点来确定所要讨论的某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使论争在设定的理论框架内进行。

其次，构建了论争的知识背景和契机。《文艺报》认为国内需要澄清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时，往往首先大量译介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理论相关文章以及领导人的文艺思想来构建相关的知识背景，继而诱发国内的论争。在文艺论争中，国内的论争者也更喜欢从苏联文学、苏联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中去寻找证据支撑自己的观点。

真实性问题论争一开始，《文艺报》先声夺人，先后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态度鲜明地要维护文学的真实性，构建了论争的知识背景，这导致了国内关于真实性的论争一开始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要效法苏联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

此外，《文艺报》通过有意地译介苏联重要的理论论争，或者报道相关的论争情况，来构建论争的舆论氛围，吸引国内文艺理论家和研究者的目光，故意制造论争的契机，以点燃国内论争的导火索。最典型的是国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在国内掀起论争之前，苏联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进行得很激烈，但国内基本没有什么反响，当时中国文坛对形象思维的概念还比较陌生。形象思维的概念虽然在30年代传入我国，茅盾、周扬、胡风等理论家对这个问题都有所论及，但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一直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展开广泛的论争。1956年《文艺报》第5、6期刊登周扬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康濯的《关于两年来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小说》，这两篇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都极力倡导形象思维，再加之《文艺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人》专论对形象思维进行了大力阐释，这些都构建了国内论争的契机，使国内的文艺理论家和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产生浓厚的兴趣，故而形象思维的论争一时成为国内的热点问题。

我们可以说，五十年代国内关于这两个理论问题的论争，都与这个在当时有着绝对权威性、起着文艺导向作用的《文艺报》的积极译介和大力倡导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五十年代《文艺报》在文艺论争、传播苏俄文学文论的过程中建构论争的知识背景和契机对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促进了对理论问题的重视。国内文艺创作中一直以来之所以不重视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虽然与当时特定的文艺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理论先在的提倡，没有在理论上辨清真实性和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如形象思维，它本来是古今文艺创作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思维规律，但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晚。从40年代到50年代，胡风多次谈到形象思维问题，但由于当时文艺环境的影响，文艺界更多的是批评胡风过多强调艺术认识和文学创作的感性特征，贬低乃至抹杀创作过程中的理性的作用。由于文艺界在理论上忽视了形象思维的重要性，当时文学中出现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也在所难免。在形象思维的论争中，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认识到形象思维对于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的意义。正是这些论争，才促使了文艺界对形象思维问题的重视。五十年代《文艺报》探讨的理论问题都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对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确立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艺报》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作为五十年代中国文艺的喉舌，《文艺报》不可能对激烈的文学论争不闻不问，它总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到论争当中，译介苏联重要文学理论，为论争寻找理论根源。《文艺报》探讨的这些文艺问题，不仅仅是维护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更是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地反思，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深化。在苏俄文学影响下，《文艺报》探讨的这两个问题，虽然由于文学环境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还存在偏狭片面的一面，但在根本上还是促进了对理论问题的重视。

苏联文艺的大环境以及国内文学环境对五十年代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都有影响。但如果从期刊影响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与文论对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五十年代中国作协的机关报，党的文艺喉舌，《文艺报》总是积极参与论争，成为文艺论争的重要阵地。《文艺报》译介传播苏俄文艺理论不仅从深度广度上影响了论争，而且无形地规定限制了论争的内容和方向，其影响程度不亚于国内外文学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五十年代苏俄文学文论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时候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时期《文艺报》传播苏俄文论对论争的影响和作用，以此来提醒当下文艺研究不要忽视了期刊对于五十年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中俄文学论文篇（5）

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阶段。其中，西方文化尤其俄侨文化助推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是民国时期中国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热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俄侨文化给予了极大关注，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学理梳理，将有利于俄侨文化史的深入研究。

一、代表成果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围绕俄侨文化史共出版相关著作和80余部（篇）。现仅就代表性成果分类列举如下：

（一）俄侨文化的综合性成果：李兴耕等的《风雨飘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1）、石方等的《哈尔滨俄侨史》（2）、汪之成的《上海俄侨史》（3）、于湘琳的《民国时期哈尔滨的俄侨文化》（4）、李逸津的《近代俄罗斯侨民在天津的文化活动》（5），等等。

（二）俄侨文学：李萌的《缺失的一环：在华俄国侨民文学》（6）、王亚民的《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7）、刁邵华的《重放异彩的哈尔滨俄侨文学》和《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8）、李延龄的《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和《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9），等等。

（三）俄侨教育：李树笑的《哈尔滨俄侨音乐教育史初探》（10）、王琦的《20世纪初俄侨在哈尔滨的音乐教学》（11）、陈晶的《哈尔滨俄侨西洋音乐教育特点研究》和《哈尔滨俄侨专业西洋音乐教育研究――以两所专业西洋音乐学校为例》（12）、何艺；宋立权的《哈尔滨20世纪早期（俄侨）手风琴教育探究》（13），等等。

（四）俄侨艺术：刘欣欣、刘学清的《哈尔滨西洋音乐史》（14）、汪之成的《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15）、高延松的《19至20世纪中叶俄侨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的贡献和影响》（16）、王艳莉的《俄侨音乐家与工部局乐队交往历史新探》（17）、林琳；王艳莉的《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活动研究》（18）、孙兆润的《俄侨声乐教师霍尔瓦特夫人身世考据》（19）、王亚民的《创建于中国的世界最悠久爵士乐队――兼忆俄侨音乐家伦德斯特列姆》（20）、牛蕊的《从漂泊的“无根者”到中国早期专业音乐的“拓荒者”――俄侨音乐家嘉祉、托诺夫在华音乐史料述评》（21），等等。

（五）俄侨学术：谭英杰的《解放前俄国人在黑龙江的学术团体及其考古活动简述》（22）、林军的《帝俄在哈尔滨的东方学家协会》（23）、徐雪吟的《俄国皇家东方学会与东省文物研究会》（24）、阎国栋的《俄国汉学史》（25）、彭传勇的《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和《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26），等等。

（六）俄侨新闻出版：赵咏华的《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1898―1956）》（27）、张慧君的《哈沪之旅：一段特殊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出版图书概述》和《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出版报刊概述》（28）、王迎胜的《1898―1949年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新闻报刊事业史研究》和《俄罗斯文化曾在这里繁荣――哈尔滨俄罗斯侨民图书事业回溯》（29），等等。

二、主要特点

综观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涉猎领域众多。如上文所述，国内学者对民国时期俄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覆盖面很广，涉及到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和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俄侨文化的多元性。

第二，俄侨文学艺术研究比较深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学艺术领域出版了5部著作（含丛书），占俄侨文化史全部著作的5/6，其中文学著作3部，占文学艺术领域出版著作的2/3；发表了大约50篇论文（含学位论文），占俄侨文化史全部论文的2/3，其中文学论文30多篇，占文学艺术领域的2/3。从以上数字可以证明，国内学者在这两个领域尤其是文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相对比较深入。

第三，有些问题的研究走在了国际前沿。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学、学术等领域取得的成果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1]是中国出版的世界上唯一一部中国俄侨文学文献的著作。该书是作者研究、整理了解放前俄侨留下来的大量报刊书籍，录存文学作品和文艺论文的篇名和书目，同时又通过俄、美、法等国的学者友人，取得了各该国大图书馆中馆藏资料辑成。《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2]（2005年该丛书出俄文版）收录了俄侨文学作品约800万字，填补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的空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簇奇葩》[3]、《论哈尔滨俄罗斯侨民诗歌》[4]、《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5]等文章对俄侨文学进行了理论构建，提出了中国俄侨文学是“中俄合璧文学”、“半中国文学”、“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等学术观点。《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6]一文提出了“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的重要论点。《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7]一文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哈尔滨俄侨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并就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列举，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其研究特点，肯定了哈尔滨俄侨学者的研究在中俄文化交流、俄罗斯中国学、文化遗产等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8]一文首次提出了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的概念，并进行了概念界定，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划分了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的历史分期，列举了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总结了其主要发展特点，对其进行了历史评价，认为哈尔滨是俄罗斯域外中国学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最后提出了加强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力度的建议。

三、几点思考

尽管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从俄侨文化史的研究内容上看，俄侨文化史的研究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笔者试就该问题提点自己的几点思考，期待能有裨益于学界。

第一，应撰写出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专著。

从目前面世的俄侨史著作来看，国内学者既在全国性的俄侨史著作里论及了全国性俄侨文化，也在地域性的俄侨史著作里研究了地域性俄侨文化。然而，遗憾的是，学界至今既没有出版1部全国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也没有出版1部地域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因此，学界应从地域性俄侨文化史研究着手，尽早出版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专著。

第二，应撰写出更多专题史著作。

从目前出版的俄侨文化专题史著作来看，只出版了俄侨文学、新闻传播和音乐等领域的著作，这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利于撰写出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所以，学界应在诸如俄侨教育史、俄侨艺术史、俄侨出版史、俄侨学术史、俄侨图书馆史、俄侨博物馆史等专题进行研究，争取早日撰写出更多专题史著作。

第三，在巩固现有研究优势上，其他领域的研究有待深入。

在上文中笔者指出了国内学者对俄侨文学艺术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因而相比较其他领域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薄弱。笔者认为，在继续深入研究俄侨文学艺术的基础上，加强诸如俄侨教育、俄侨学术、俄侨出版、俄侨图书馆、俄侨博物馆等领域的研究。在俄侨文学研究上，进一步挖掘史料，在哈尔滨俄侨文学与东北文学关系、上海俄侨文学与“孤岛”文学关系上给予关注；在俄侨艺术研究领域，应多研究一些俄侨绘画艺术问题；在俄侨教育、学术、图书馆、博物馆研究领域，应系统梳理；在俄侨出版研究领域，应对包括《远东报》、《亚细亚时报》、《东省杂志》等重要报刊进行重点个案研究。

参考文献：

[1]刁邵华.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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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在华俄侨学术活动及价值研究”（13CZS04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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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文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4）11-0066-02

随着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俄语专业也再次成为我国高校的热门专业。目前，国内有近100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然而拥有俄语语言文学博士招生与培养资格的院校依然屈指可数。其中，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是部级重点学科，拥有较为完善的本、硕、博培养体系。本文以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俄罗斯文学方向博士课程设置为例探究俄罗斯文学博士培养模式。

一、立体复合的课程体系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分段式的教育体制，也即分为高等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又分为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博士是最高学历，其教学目标是培养适应普通高等院校和其他各类科研机构、研究所的教学与研究岗位的专业化高层次人才。也就是说，博士学习阶段旨在夯实和提高博士生的专业理论基础、系统专深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目标的实现首先与课程设置有着紧密联系。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方向博士生课程设置体现出全面、立体的特点。

俄罗斯文学方向博士课程主要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必修课包括俄国文艺理论原著选读、俄罗斯文学原著文本选读、白银时代作家专题研究、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专题研究、俄罗斯文化专题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等课程。选修课包括俄国宗教哲学、洛谢夫美学理论等。

从授课语种角度看，课程设置体现了俄文授课与中文授课并重的思路。众所周知，结束本科阶段学习，进入硕士和博士阶段学习时，学生的口语能力往往呈下降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习目标的改变，即从注重实践能力锻炼转向侧重于理论基础的积淀，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与各个学习阶段的课程设置不无关系。本科阶段的专业主干课是俄语精读，其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掌握和运用能力；硕、博阶段理论课和专题课占据主要地位，这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口语的训练，从而可能导致口语出现一定程度的退化。开设俄国文艺理论原著选读和俄罗斯文学原著文本选读这两门课有助于扭转学生口语能力下降的趋势，给学生提供掌握理论知识与锻炼口语同步进行的机会。理论原著与原文文本的阅读与研究是俄罗斯文学方向博士生区别于其他类似专业博士生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原著研习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由于翻译过程中的误译而导致的错误理解，有助于学生准确地把握理论的精髓。

从课程内容角度看，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为主，相关内容适当拓展，文学理论与文本分析并举，以及以俄为主，兼顾西方的特点。

“文学属于那类所谓简单的，或者称之为单一成分的艺术……但与此同时，文学又与那些将若干种不同的形象载体集于一身的综合（多成分的）艺术紧密关联”[1]。文学名著不仅彰显了作家对永恒命题的深沉哲思，还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人文风貌，因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才被公认为“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2]。换言之，文学研究不仅仅需要文学理论基础，还需要哲学、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文学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度阐释必然涉及大量的文史哲知识。俄罗斯文化专题研究、俄国宗教哲学、洛谢夫美学理论等课程作为专业拓展课和选修课显然十分必要和适宜。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强化学生对于俄罗斯社会文化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宗教哲学和美学素养。显然，宗教哲学与美学知识又会促使文学研究进入更深的层次。

文学理论是文学研究的指导，也是文学阐释合法性的前提与依据，文本分析则是研究的实践。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关系。20世纪西方文论、俄国文艺理论原著选读、俄罗斯文学原著文本选读等课程不仅体现了文学理论与文本分析不可偏废的原则，而且兼顾了西方文学理论与俄罗斯文学理论。不可否认，新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许多文艺理论缘起于西方，其后才进入俄罗斯文学界，进而风靡全球。因此，将西方文论纳入博士生课程之中显然有助于拓展学生的理论视野，真正做到厘清文学理论的起源与流变。

从课程形式角度看，专题课与非专题课有机结合。如果说非专题课侧重于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做出高屋建瓴的引导，使学生对该领域拥有总体把握，那么专题课则就单个专题进行纵向深挖、开掘。博士阶段的学习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鉴于此，对文学思潮与代表作家的泛泛了解显然不符合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专题课有助于师生就某一专题展开较为深入的解析。同时，在各个专题准备阶段，学生必然要大量涉猎与该专题相关的文献。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横向对比阅读能力可以得到充分锻炼，这些环节与论文写作过程高度重合，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为课业论文和学位论文写作奠定了基础。

二、互动演练的教学模式

俄罗斯文学博士教学目标是培养能胜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教学与研究的高层次俄语专门人才。换言之，博士的就业渠道大多为普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这就要求学生具备教学和科研两大基本能力。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博士授课采取教学互动的模式。学生根据老师预设的教学内容进行课前准备，形成较为完善的课堂发言稿，然而在课堂上发言，最后老师点评并总结。这种授课模式的突出优势如下。

1.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前准备环节要求学生广泛涉猎相关领域的知识，经过独立思考，写作发言稿。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都需要认认真真地准备。当结束该专题时，学生往往能收获颇丰，获得一种满足感与成就感，这种情感会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于科研工作的兴趣。

2.科研能力显著提高。课前准备的发言稿究其本质而言是一个论文提纲。也就是说，准备发言稿就是加强科研意识和科研思维训练的过程，是在实践中探寻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过程。同时，发言稿作为论文提纲可以进一步充实、完善，形成独立的小论文。目前，国内各高校的文科博士研究生必须以独立作者身份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2-3篇学术论文才能取得论文答辩资格。准备课堂发言稿不仅为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奠定基础，而且可以将小论文作为课业论文以获得该课程的学分，甚至可以将其反复修改、完善，最终成为能够发表的学术论文。

3.获得教学技能提升。课堂发言是博士课的重要环节。它要求学生以最平素、简洁的语言阐释自己的观点；同时，发言者作为临时教师势必要根据听众的反应对自己的发言内容和进度进行及时的调整，以求张弛有度、详简得当，且控制好时间。简而言之，课堂发言不仅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而且强化了学生对于课堂的掌控能力，提高发言者的教师技能和素养。

4.加强师生沟通，不断改善课堂氛围。老师点评是课堂的重要环节。老师将会就发言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并与学生展开面对面的交流，而在这种学术争鸣和观点的对撞往往会擦出新的灵感火花，迸发出意想不到的创意。同时，较为自由的课堂氛围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沉闷，有助于师生之间进行随心所欲的交流和沟通。

三、改进俄罗斯文学课程设置的建议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是我国俄语教学的“大本营”和俄语教学改革的“桥头堡”。毋庸置疑的是，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已经相当完善，课程设置呈现立体复合的特点，教学模式则注重互动，兼顾学生的科研能力与教学技能的培养。然而，与其他拥有俄语语言文学博士招生资格的外语类高校及综合性大学一样，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一些瑕疵和被忽略的“死角”。

（一）强化独立的文学批评立场

俄罗斯文学拥有无与伦比的独特魅力，与此对应的俄罗斯学界对文学评论具有强大的传统。中国学界对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具有较好的基础，却依然较为薄弱。同时，“无论是专家论著还是一般的评论”，都容易陷入“俄罗斯学者的价值观、理论和语调”的节奏。换言之，独立的文学批评立场的强化与凸显显得必要且紧迫。这种独立的文学批评立场根植于传统的中华文化，也就是说，加强文化国粹的吸收与运用是形成独立文学批评立场的必由之路。鉴于此，俄罗斯文学博士课程中加入有关中国文化的选修课似乎不失为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相比较而言，各高校的文学院更为注重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且往往开设相关的课程。因而允许包括俄罗斯文学博士生在内的外国文学博士生选修文学院的相应课程必然有助于加强学生的国学素养，进而有助于培养立足于本民族的独立文学批评立场。

（二）拓宽文化视野与文学背景

俄罗斯是西方文明还是欧亚文明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且至今尚无定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难以隔断的联系。俄罗斯从来就不是文化孤岛，而更像是文化沟通的桥梁和各种文化的汇集之所。换言之，研究俄罗斯文学而绕开西方的文学和文化背景是不明智，也是不可取的。俄罗斯的东正教来源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而宗教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极其密切。同时，俄罗斯文学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的哲学思潮大多由西方传入，借助于文学作品阐释哲学思想又是俄罗斯文学的显著标签，乃至于很多著名的俄罗斯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哲学家和思想家。换言之，将俄罗斯文学置于欧洲文学和文化视域下研究是必然选择。加强欧洲文化与文学知识的储备对于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而言十分重要。因此，增设和强化欧洲文化与文学相关的课程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

参考文献：

[1][俄]瓦・叶・哈利泽夫；周启超等译.文学学导论[M].北

中俄文学论文篇（7）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近日主办“改革开放30年与俄国文学和哲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林精华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名誉学部委员钱中文研究员和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建设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教授先后致辞。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40位俄罗斯文学和哲学历史领域的学者，细致深入地探讨了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俄国文学和哲学的翻译、研究、教学等一系列问题。

贯穿大会的议题是总结和回顾30年来中国的俄国文学和哲学所走过的历程。与会者认为，30年来培养了一批俄罗斯文学研究人才，纠正了重翻译轻研究的现象；众多的研究著作以开放性的眼光超越学术界限，对中国文化、思想和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着理论引进，“对话”成为重要的思维方式。与会者同时从立场、方法、视角等角度，对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未来提出建议：程正民认为研究者应具有主体意识、主体立场，发出属于中国的独特声音。钱中文指出研究俄国文学要具有强烈的探索和创新精神；眼光要拓宽；以前文学就是政治、“非此即彼”的方法有一定弊病；在现在的背景下应当以宽容的心态、多元的视角对待分歧，持有开放创新的、有一定价值判断的观点。另外李明滨、查晓燕等从不同方面对中国学界编纂俄罗斯文学史、高校俄罗斯文学史教学的历程及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受俄罗斯文学影响颇深，两国在文学创作、批评理论和文化观念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为中国学者所关注。童道明、吴晓都、夏忠宪等分别总结了中国戏剧观念变化同译介并上演俄国戏剧之关系、俄苏文论中的文学性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接受及产生的意义、20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之于中国审美变革的作用。汪剑钊还结合自身诗歌创作经验，从中俄现代诗政治和道德关系问题、中俄接受外来影响、中俄现代诗交流的不对等关系、中俄现代诗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问题等方面对比了中俄现代诗的若干问题。

面对共同的俄罗斯问题如何汇通文学和哲学，与会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张百春等从不同角度说明了作为依托俄罗斯哲学研究俄国文学的意义。王志耕讨论了俄国文学中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认为俄国文学之区别于西欧文学的核心价值体现为对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贯彻。来自哲学界的声音，对文学界启示良多。而对文学理论、文学史、汉学和翻译等具体问题的探讨，是此次会议的又一亮点。李正荣探讨了19世纪末学术大师维谢洛夫斯基文学史观的核心概念及其形成问题，认为他从探索文学史观念到建立历史诗学，同样经历了从驳论到立论的过程。与会者还就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比较文学视角、俄罗斯思想史研究等论题各抒己见。

此外，老学者还对近年来俄语文学及理论文本的翻译表达了深刻的忧虑：过去因为客观条件和人力资源所限，翻译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近年来在俄语水平普遍看涨的情形下，不少人不去做原创翻译而满足于不断重译，这于国家和个人都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中俄文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5.006

Study of Some College Undergraduates Russian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GUO Jun， ZHOU Wei

（Russian Department， Heihe University， Heihe， Heilongjiang 164300）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of professional and college Russian part， their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 and put forward reasonable proposals for curriculum problems in the us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Key words college; Russian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目前我国开办俄语专业的本科高校已有百余所，各个高校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的人才培养目标虽有所不同，但俄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存在着异同。下面将这些高校分为外语类高校、综合类高校和师范类高校三类进行分析，由于各高校开设的通识课（公共课）科目基本相同在此不做一一阐述。

1 我国部分高校本科阶段俄语专业课程设置

1.1 外语类高校本科阶段俄语专业课程设置

当前我国开设俄语专业的外语类高校有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天津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学院等。下面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为例，对这类院校的俄语专业课程设置进行分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全国重点大学，是中国外语、翻译、旅游、经贸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基地。俄语专业本科学生德、体合格，修满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最低毕业总学分（155学分），达到毕业条件准予毕业。各类型课程学分及学时见表1：

表1

专业课由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组成，其中专业必修课共计8门，7分，具体课程有：基础俄语32学分、基础语法16学分、中级俄语12学分、高级俄语4学分、写作4学分、俄语听力4学分、社会实践与专业实习2学分、毕业论文5学分;专业选修课共有17门，48学分，具体课程有：俄语视听说、俄罗斯国情、俄汉翻译、俄语通论、语言与文化、经贸俄语、汉俄翻译、俄语口译等。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以培养应用型俄语人才为培养目标而进行课程设置的。除了开设基础俄语、中高级俄语、写作课程外，还开设了17门专业选修课。虽然专业必修课程门数较少，但学分数比重较大;而选修课门数较多、学分比重小，但应用性课程门类较多。

1.2 综合类高校本科阶段俄语专业课程设置

我国开设俄语专业的综合类大学有黑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辽宁大学、新疆大学、兰州大学等，其中最具有专业特色的院校是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大学本科俄语专业采用的是“平台+模块”的课程设置结构。俄语专业的学生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170学分方可毕业。学生毕业合格标准（表2）：其中专业教育平台分为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实践教学环节三类，专业必修课有俄语实践、俄语视听说、俄语口语、俄语阅读;专业选修课分为专业指导性选修课（共20门：必选7门，其余任选2门，18学分）和专业任意性选修课两类课程，其中专业任意性选修课分为三个模块：俄语语言文学模块、俄英双语模块、俄罗斯学模块，每个模块共10门课程，每个模块必修课有5门课程，选修课5门，其中选修课中必须选修1门，至少修读12学分;实践教学环节由学年论文、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组成。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为了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该校针对考研学生设置了俄语语言文学模块，根据英语生生源设置了俄英双语模块（外语+外语型人才）和俄罗斯学模块（外语+专业型人才）。这样的课程设置充分满足了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

1.3 师范类高校本科阶段俄语专业课程设置

我国开设俄语专业的师范类院校有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下面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阐述师范类院校俄语（师范类）专业的课程设置。

东北师范大学俄语（师范类）专业的学生在校四年时间内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165学分方可毕业。具体课程类型及学分分配见表3。

该专业的专业课程分为三类，其中专业基础课程共有5门， 68学分：基础俄语、中级俄语、高级俄语、俄语视听说;专业主干课程有俄罗斯国情学、俄语理论语、俄汉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专业系列课程有12门：交际俄语、俄语写作、俄罗斯文学史、新闻俄语、语言学导论、跨文化交际、俄语实践修辞、论文写作等，共30学分，最少应修满10学分。

教师职业课程可分为三个类别，即教育理论课程、教育技能类课程和教育实践类课程。教育理论课程下设共通教育理论课程（3门必修课，共计5学分;5门选修课，共计5学分）和学科教育理论课程（2门必修课，共计4学分;1门选修课， 1学分）两类课程。教育技能类课程也是下设共通教育理论课程（3门必修课，共计3学分;3门选修课，共计3学分）和学科教育理论课程（3门必修课，共计3学分）两类课程。教育实践类课程都为选修课，共计7学分，包括教育实习、教育见习和教育调查。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东北师范大学俄语（师范类）专业课程设置注重学生的德和才的培养，尤其是在教师职业道德意识和教育教学实践能力方面的培养，这充分体现了俄语专业的师范性。

2 三类高校本科阶段俄语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

上述三所高校俄语专业所开设必修、选修课程学分比例见表4。

通过对上述三类高校俄语专业课程设置分析，可以看出外语类高校课程设置多采用模块组合式，侧重培养德才兼备的俄语高级专门人才;综合类高校注重培养学生的俄语综合素质、较强的适应能力;师范类高校重点培养学生的俄语教学实践能力。虽然各个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但在俄语专业课程设置上有相同之处：（1）通识课内容逐渐增加并向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发展，但所占总学分比例不高，占总学分的三分之一左右;（2）专业课逐渐向“精”的方向发展，此部分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在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从充分说明各高校重视学科专业课程，有利于学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形成良好的学科专业素质，为以后顺利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此部分课程学分比重大势必要削减其他类型课程的比例，不利于学生学习专业课程外的科学文化知识;（3）部分高校注重教学实践环节，向“活”的方向发展，如黑龙江大学开设了学年论文、专业实习等相关实践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思维和能力;（4）师范类高校的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向“深”的方向发展，其中东北师范大学将此部分课程设置分为三大类，其中两类课程下设共通教育理论课程和学科教育理论课程，有必修课和选修课，可以说课程门类齐全，课程内容丰富，更能体现出师范类专业的特色，有利于为学生打下坚实的教育能力基础。

3 对我国高校本科阶段俄语专业课程设置的几点建议

通过对比我国部分高校本科阶段俄语专业的课程可以看出，现行的俄语专业设置的课程存在以下弊端：文化课程类别较少、语言类课程所占比重较大;课程设置过于繁琐、零散，缺乏系统性;各门课程之间缺乏联系和呼应。众所周知，如何进行专业课程设置关系着整个本专业的发展，“让学生掌握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实现学生学校与社会、学习与实践的顺利对接”，①应加快解决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的步伐，就此对我国高校本科阶段俄语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调整课程设置，加强人文教育。在通识教育课程中适当地增加人文课程的比重，简化一些课程科目;注意专业课程内容中的中俄文化的均衡;适度地调整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比例;确保文化课和技能课程、理论性课程与实践性课程之间的呼应和渗透。

第二，重视专业学科与其他相关专业相结合。上述三类高校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设置的科目大同小异，差别在于同样科目到底是专业选修课，还是专业必修课，而未开设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只有将俄语专业与其他相关专业相结合，才有利于学生打下更宽厚的专业基础，向真正的德才兼备方向全面发展，才能将个人兴趣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制定正确的职业方向。俄语专业无论是增加应用性课程，还是与其他专业相复合，都应在确保俄语专业课程的基础上，开设其他相关专业课程。

第三，加强能提高学生言语实际应用能力的实践活动。各高校俄语专业开设的语言课程较多，而学生实（下转第34页）（上接第13页）践课程少之则少，很少参与多样性综合实践活动的学生很难有较好的口笔语能力。因此，应在设置课程时适当地增加此环节课程，可以为学生开辟更多的第二课堂，增加中俄交流活动等。只有这样学生在实践中才能更快、更熟练地运用所学的知识，积累工作经验，具备更强的专业社会竞争力。

总之，课程设置是教育的核心环节，培养目标的实现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必须通过课程才能实现，而课程设置是否科学至关重要，因此，各高校要重视课程设置，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来设置各类课程，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科学地解决课程设置上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办学质量，筑牢基础，开办出自己特色的专业。

黑龙江省教育厅2013年度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俄罗斯对外俄语和我国专业俄语本科阶段课程体系比较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RWY201315）

注释

① 李雪微.旅游俄语课程课堂教学改革探究[J].科教导刊，2014（7）.

参考文献

[1] 郝淑霞.新中国高校俄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历史回顾[J].中国俄语教学，2010.2（1）.

中俄文学论文篇（9）

 

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文学与产生于19世纪初的“黄金时代”文学一起铸起了俄罗斯文学的两大高峰，它们的先导都是诗歌领域的创新与辉煌，分别处于两大高峰之巅的是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和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罗斯诗歌的崛起。而本人认为，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其时代精神的造就密不可分。原因在于，文学是一种时代的精神现象，它总是最敏锐、最鲜明、最深刻地反映着一个时代。而所谓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统摄作用的精神，是时代的脉搏和灵魂。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与文化和时代精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与文化会自觉地映现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同时，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也会对文艺创作及文化产生影响。从时代精神角度分析，“白银时代”在俄国文化发展史上，实质上是一场范围广大、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先导于一股新的诗歌潮流，随后带动了包括宗教哲学、戏剧艺术、音乐绘画等在内的整个思想文化艺术领域的全面创新，可以说是俄国精神文化的“大爆炸”（苏联文艺学家洛特曼）或“文艺复兴”时期。论文大全，俄国。因而从这个视角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白银时代的文化特质，而且有助于我们把握和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与艺术家的创作。

一、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时代精神建构源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首先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失败加重了俄国的经济危机，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接受奠定了基础；而1881年暗杀亚历山大二世事件，标志着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派”运动的破产。自此，从俄国革命民主派到民粹派一脉相承的启蒙自由主义理想——进步、科学、公正和道义受到严峻挑战和质疑，导致了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危机。同时，俄日战争中俄国的惨败，1905年革命的失败，一战的爆发，使社会各界进一步认清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反动和落后，导致了俄国的社会危机。20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中包括相对论在内的许多重大发现导致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的思维原则受到颠覆，人们开始重新感知这个世界。社会危机加重了思想危机，民主派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郑重思考并试图解决诸如俄罗斯的出路与前途，知识分子的作用、使命、命运以及他们与人民的关系等问题。世纪之交的作家们也感觉到席卷包括哲学和美学在内的所有领域的时代危机，感觉到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的必要。同时，马克思学说在俄罗斯的传播，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涌入，给受“世纪末”危机感压迫着的俄国思想界文化界人士以有力的启示和推动。科学与哲学始终是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和精神的危机也促进了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界的积极探索，并最终迎来了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的繁荣。以此为契机，以现代主义诗歌为先导的各种文学流派相互竞争与对话，带动了包括诗歌、戏剧、音乐、绘画等艺术流派的振兴与繁荣，同时也促使不同的艺术流派相互交融。各种思想充分对话，“重估一切价值”成为时尚，一场足以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的轰轰烈烈的精神文化复兴运动在俄国掀起。论文大全，俄国。

二、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时代精神建构内容

俄罗斯白银时代主要是一场复兴俄罗斯人文精神及世界文化传统的精神文化运动，因此，复兴的精神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精神，但俄罗斯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模仿前人的水平上，他们敢于蔑视权威，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这种创新不仅表现在某一领域内部，还表现在不同艺术门类的相互兼容与渗透，此外，由于俄罗斯人特有的宗教情结及当时特有的“世纪末”情绪的影响，宗教神秘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人们的思想及各个艺术流派中。

1．复兴的精神

白银时代大多数文化人都非常珍视俄罗斯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阿克梅主义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1]，这是阿克梅的主将曼德尔施塔姆对阿克梅主义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具有代表性的。在那个时代，俄国的知识分子不仅重新认识与发掘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且对远至古希腊罗马的神话，近至德国的哲学、法国的象征主义理论等非现实主义流派也采取全面开放、广泛接纳的态度。白银时代的诗人和作家们都非常重视俄罗斯民间文学及本国19世纪经典作家的创作。除了文学领域，白银时代戏剧、音乐、文化等各领域的复兴与繁荣也是深深植根于俄罗斯传统和世界文化的滋养。此外，由弗•索洛维约夫开创的宗教哲学思想也成为这个时期文化的思想核心和理论基础。“新宗教意识”并不是要恢复俄国东正教的正统地位，而是更新俄国人的精神观念。世纪末的信念危机促进了俄罗斯哲学思想界的积极探索，哲学思想的繁荣也带动了白银时代文化领域的全面复苏和更新，为濒临灭亡的俄罗斯文化带来转机和生气，使人摆脱了充满政治气氛、束缚人们思考和感受的呆滞的思维方式。

2．批判与创新的精神

白银时代充满批判与创新的时代精神席卷了包括诗歌、哲学、音乐、绘画等在内的所有文化领域。首先是诗歌领域的创新，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三个主要流派，尽管风格各异，但在创新诗歌语言、主张把各种艺术元素融合进诗歌创作中的追求中却表现出了一致性。 同时，诗歌的繁荣也带动了戏剧、绘画、音乐乃至舞蹈的昌盛兴旺。此外，“白银时代”俄国文化人巨大的创新精神还表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每个艺术门类的‘现代化’都起源于世纪之初的俄国”。[2]

3．民主与包容的精神

“白银时代”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充满了种种矛盾，然而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在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里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不仅各文学流派之间相互对话，而且各艺术门类之间相互借鉴与交融。“艺术在不同门类的独特扩散，是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期文化的一大特征。”[3]诗人除写诗也写小说、剧本、评论，甚至向宗教、哲学及神学领域扩张；哲学家也不囿于自己的天地，涉足于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等诸多领域。因此，白银时代产生了许多“综合型”的天才。这种综合兼容，不可避免地带动了包括抒情、叙事以及评论等诸多文类的繁荣，促成了包括戏剧、绘画、音乐乃至舞蹈等艺术的全方位的昌盛，从而使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进入一个空前高涨的状态。论文大全，俄国。

4．宗教神秘主义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充满了世纪末的悲凉气氛，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还未产生广泛影响，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失去精神支柱。因此，他们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向唯心主义和其他非理性思潮靠拢。正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内心里感到需要信仰，而理智上却明白无法信仰，在这种病态的、无法解决的不和谐中，在这种悲剧性的矛盾中，如同在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和敢于否定中一样，包含了那种神秘主义需求的最典型的特征。”[4]别尔嘉耶夫也曾指出：“俄罗斯文化复兴要求返回远古的源头，返回大地神秘主义，返回宇宙宗教。”[5]白银时代独特的精神氛围也造就了俄罗斯独有的“宗教哲学”，这些宗教哲学家的探索不仅影响了思想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包括诗坛、画坛在内的整个文化界。因此，可以说，宗教意识和神秘主义已经深深渗透于俄国文化之中，“神秘主义是解开白银时代诗歌美学和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6]，而摈弃宗教视野则无法理解俄国文学及俄国文化的精神。

三、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时代精神建构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批判与创新的时代背景下，白银时代的时代精神兼具了革命性、兼容性、以及实践性的特点。

1．革命性

白银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与探索精神的文化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从事文学创作的诗人、作家，从事音乐、戏剧、舞蹈等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以及进行宗教哲学、神学研究的思想家，他们不仅以新的眼光审视本民族历史与文化，而且创造性地接受和内化了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在人文科学和艺术各领域展开了富有开拓性的创造活动。其开拓进取的“革命性”与“前卫性”构成了“俄罗斯文化复兴”的基本特征。

2．兼容性

“白银时代俄罗斯的文化高涨是一种整体现象，它……以思想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多种形式的交融与互动关系为特点。”[7]在当时，正如绘画、音乐、散文和诗歌是形影不离的一样，哲学、宗教、社会活动甚至政治，彼此之间也是密不可分的。论文大全，俄国。文学是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并存，各种创作风格多元发展。 在那个时代，与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同步的还有各个艺术领域，如音乐、绘画、戏剧等，此外，在人文科学领域，在思想界，也相继出现了众多的学说、思潮和流派，特别是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人文科学和思想界的探索与创造，彼此渗透，相互影响，一同造就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整体文化氛围。

3．实践性

面对当时的危机，俄国社会上的各类人都迫切地想要给时代开出一个对症的药方。他们想要济世救民、普度众生、拯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俄国社会和俄罗斯文化。白银时代诗人大都奉行一种所谓“最高纲领主义”。论文大全，俄国。无论他们信奉什么，他们都身体力行，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论文大全，俄国。

综上所述，社会剧变时期往往也是社会文化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世纪末”的思想情绪影响着俄国知识分子，因此，在他们的思想和创作中不可避免地有着神秘主义和颓废主义的印迹，但批判与创新、民主与包容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在对本国和西方优秀文化传统及西方现代思潮最大限度地吸纳和创新的基础上，俄罗斯文化迎来了它又一次新生。

[参考文献]

[1][3]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M]. 凌建侯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刘文飞.也谈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A]. 回眸与前瞻——中国俄罗斯研究二十年（1979-1999）会议论文集[C]. 淼华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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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冰.白银悲歌[M].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

中俄文学论文篇（10）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1-0094-02

在21世纪中俄两国努力加深互信、不断提升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势下，中俄关系史研究有必要向新的领域开拓，“国家形象学”正是这样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

“中国的俄罗斯形象”指的是中国公众对俄罗斯（苏联）的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反映了中国人对俄罗斯的认知、中国人的俄罗斯观。无疑，这是考察中俄关系史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考察中俄关系史意味着开辟了“中俄关系史”的新领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李随安研究员的这部著作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可喜的尝试。

由于中国、俄罗斯两个国家的复杂性以及两国关系的复杂性，想要全面、系统、真实、客观地讨论“中国的俄罗斯形象”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所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的俄罗斯形象”探讨得都远远不够。

当中国人对“中国的俄罗斯形象”开始进行民意调查和一星半点的研究时，年迈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C.Л.齐赫文斯基就在2008年出版了著作《中国对俄罗斯形象的接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8）。这部通史性的著作第一次对17世纪到21世纪初年中国的俄罗斯形象作了扫描式的概述。但是，也应该指出，由于齐赫文斯基在中苏对抗时期担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在中苏论战中“战功”卓著，因而他这本著作多多少少带有当年中苏论战时期的思维惯性，存在诸多偏见、不公正、片面性，对中国责难过多，对苏联偏袒有加。另外，由于篇幅所限，这本书对许多问题的阐述不够深入，甚至忽略了某些问题。

在齐赫文斯基院士考察“中国的俄罗斯形象”的同时，俄罗斯亚·弗·卢金博士考察了“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二人的研究形成了呼应。卢金博士的著作《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的中译本于2007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显而易见，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的俄罗斯形象”的研究走在了中国人前面。在此形势下，中国人推出一部自己的阐述“中国的俄罗斯形象”的著作已经迫在眉睫！

正是出于填补学术空白的使命感，李随安研究员这几年为这一课题付出了巨大劳动。他依据档案文献、学术著作、论文、文艺作品、教科书、回忆录、信函、网络贴子、实际调查等，考察中国人眼里的俄罗斯形象。在很多地方，作者采取“让当事人自己讲述”的方式，亦即引用或转述当事人的讲述，使书中所展示的俄罗斯形象更加客观、真实。例如，作者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友谊”到“交恶”的记叙、分析十分详实，其中关于领袖人物的个性特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议论得有理有据，且可读性很强。书中所有结论性意见都很有新意，许多提法又都是建立在充分事实基础之上的，而且表述得直接、准确，这不仅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更体现了他探究真理的学识和勇气。据初步统计，这部专著所涉猎的各种文献、史料、著作、文章数量多达650余种，足见作者求实的科研态度。

中国人对俄罗斯的认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俄罗斯的形象在中国也几经变化。作者对“中国的俄罗斯形象”的阐述从中国人、俄罗斯人在元朝初年的最早接触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为止。对元初至1949年中国人对俄罗斯（苏联）的认知，作者只是加以简要的概述。1949—2009年这60年里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形象是这部专著阐述的重点。作者把这60年里中国的俄罗斯形象的演化历程分成三个阶段，在阐述每个阶段的俄罗斯（苏联）形象时，作者都是从以下方面着手：该阶段的两国关系；中国希望塑造什么样的俄罗斯（苏联）形象，如何塑造；俄罗斯（苏联）对此采取了什么协作方式；中国教科书中的俄罗斯（苏联）形象如何；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俄罗斯（苏联）形象如何；中国人形成了什么样的“苏联情结”。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俄罗斯形象是作者考察的重点，所以在前两章已有架构的基础上，作者在第三章进行了新的尝试，探讨了：中国人如何评价俄罗斯的自然面貌、文化成就、文明水平，如何评价俄罗斯的三个群体——女性、光头党、警察，如何重视俄罗斯历史上几次崛起的成功经验、苏联的失败教训，如何评价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如何回应俄罗斯媒体宣扬的“中国”，如何预测俄罗斯的未来及未来的中俄关系。同时，作者还将中国人眼里的俄罗斯形象与俄罗斯人眼里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比较。

作者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中俄两国之间存在的相互“误读”。俄罗斯方面对中国的“误读”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的怀疑和担心。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这个强大的邻国一直存在“黄祸论”、“中国”。作者在《疑心重重的邻居》一节里，介绍了俄罗斯“中国”的历史渊源、俄罗斯人的排外心理、近20年俄罗斯人因两国发展速度不平衡产生的心理失衡和焦虑，等等。作者指出，俄罗斯“中国”和“黄祸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对其境内中国人的驱逐和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远东地区中国人的迫害。最近20年，俄罗斯沸沸扬扬的“中国”阻碍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正确认知，丑化了中国的形象，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损害了中俄两国人民的相互信任。作为俄罗斯人的一种灰色心理，“中国”无疑是影响未来中俄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人对俄罗斯的误读有复杂的原因。例如，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抗争扭曲了中国人对苏联的认知，“苏联修正主义”堪称中国人对苏联的最大误读。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形成共识：关于“苏联变修”完全是个伪命题。这一误读与时代的极左路线、个人迷信密切相关，在我国持续二十多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方面才将之抛弃，转而肯定苏联在50年代、60年代进行的改革。

中俄文学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116-01

俄罗斯文学与其独特的社会发展历史轨迹息息相关，是具有1000年有记载的文化史。18世纪初，彼得一世统一俄国版图以后，打开了向西欧汲取文明的大门，18世纪俄罗斯文学一方面受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形成自己的古典主义流派，另一方面又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启蒙文学的性质。这一时期俄国作家注意吸收民主题材，特别注意文学语言和诗体改革，强调爱国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启迪作用，同时比较关注现实，注意揭露批判社会的阴暗面。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飞越发展和繁荣作了准备。19世纪的俄国，处于风雨飘渺的历史变革时期，旧制度处在全面崩溃的历史前夜。该世纪初俄国文坛各种流派和思潮纷然并立，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继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之后出现了浪漫主义。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盛行的时候，现实主义也顺速发展起来，成为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主流。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并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有“黄金世纪文学”之称。

20世纪初叶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在风云际会的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多极化现象。由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俄国文学界开始了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文学共处的格局。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头十几年，俄国文坛上表现得最活跃的是现代主义文学，有“白银时代文学”之称。20世纪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世纪。在这100年里，俄罗斯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世纪之初，俄罗斯爆发了三次革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到20世纪下半叶，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发生了剧烈动荡，最后导致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终止。20世纪俄罗斯尖锐的社会冲突、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变革和巨大的反复，必然会影响文学的发展，必然会给文学带来内容和形式上的重大变化。

俄罗斯文学同时还具有独特的思想特征，有深厚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由普希金开创的文学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传统，铸造了俄罗斯文学的精魂。正是在这一传统的辉映之下，所有的进步作家都在创作中紧贴现实生活，注重社会问题，关心民生疾苦，反映人民呼声，充当下层阶级的忠实代言人。这一时期文学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爱国主义热情，显示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俄罗斯文学独特的文化特性是有进步的明确的文学理论指导。这在整个19世纪欧洲文学中都是十分罕见的。从40年代开始，在短短的30年内，俄国出现了三位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包括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的开创者，他高扬现实主义旗帜，强调文学表现“现世纪的兴趣和时代精神”，并且第一个提出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问题，为俄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全面继承了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和批判意识，并且比前者的思想更为激进。杜勃罗留波夫作为《现代人》的理论代表，总结了最新的文学动向与文学经验。

俄国现代主义文学既受到外来影响，也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俄国现代主义文学中先后出现了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等几个主要文学流派，从实质上说，它们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特定时期里从西欧嫁接到俄国文学躯干上来的生成物。美学思想上，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宣传“为艺术而艺术”，艺术的非理性，形式至上，用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取代现实主义。象征派是当时现代派文学中出现最早的一个流派，规模最大，成绩也最突出，涌现了像勃留索夫、别雷、勃洛克等一大批有特色、有成就的诗人和散文家、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