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论文大全11篇

科技文化论文篇（1）

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既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文化观念上的转变必然引领科技文化的转向———从传统科技文化走向生态科技文化。生态科技文化“立足于系统整体观的科技文化思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技思维方式、主张保护自然和环境的科技价值观念、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成果评价标准,代表了未来科技文化发展的方向。生态文明社会的实现,要求人们用生态价值观来评价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应用。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从科学技术可以改一切的传统科技文化转向主张利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科技文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7]。当今时代,生态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从传统科技文化走向生态科技文化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而科技文化的生态化发展必将影响甚至决定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未来。作为科技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生态科技文化必将成为科技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科学技术在不断演化,生成于科学技术活动的科技文化也在不断演化,现代科学技术正在走向生态化,而科学技术生态化必将催生科技文化的生态化;其二,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展开,建设生态科技文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战略目标的统领下是辩证统一的;其三,科学发展观既是衡量科学技术发展合理性的重要尺度,也为我们在新时代认识和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新的视角,因而为科技文化的生态化转向指明了方向。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加强生态科技文化研究,在全社会弘扬生态科技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的指导。西方学术界关于科技文化的思想层出不穷,理论派别也是蔚为大观。在这众多的科技文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文化观以其独到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备受关注,对当今时代生态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弘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本质上是一种生态文明的科技文化观,它也是科技文化生态化的重要理论来源,加强生态科技文化研究,在全社会弘扬生态科技文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的指导。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就要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这就要求21世纪的人类在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时,必须以更加负责和慎重的态度全面估价科学技术的环境后果,更加正确地开发和利用科学技术,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绿色化,切实把握生态科技文化的发展方向。总之,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的明智选择,生态科技文化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取向,必将有力促进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向,推动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科技文化研究,也必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科技文化社会功能研究的新视野:科技文化软实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中央在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尤其是针对全球范围内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而提出的一个崭新理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科学分析当前形势,深刻总结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政方针和目标要求,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所谓“文化软实力”,即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是指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以人为主体的蕴涵,并通过人们的活动整合而显现出来的一种综合力,其核心是人的素质和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能量。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软实力当然包含科技文化的力量,科技文化软实力是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笔者曾经撰文指出:“科技文化作为一种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积淀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逻辑地包含着科技文化的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

加强科技文化建设,打造科技文化软实力,就要加强科技文化软实力研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文化软实力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科技文化何以成为一种软实力、科技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科技文化软实力的特质及构成以及科技文化软实力的实现路径等。客观地说,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孙波撰文指出:科技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主要包括作为智力支持的科技文化软实力和作为精神动力的科技文化软实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文化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笔者认为,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其功能集中表现在:推动科学技术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导向功能,协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功能,引导科学技术资源合理分配、提高科学技术运行效率的增效功能,以及激励全社会特别是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共同为科学技术发展而不懈努力的凝聚功能等。科技文化软实力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化软实力的特质及构成。首先,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自身的发展中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质,包括普适性、基础性和整体性等静态特质,也包括发展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等动态特质。其次,从科技文化特殊样式考察,其软实力构成主要表现在:科技文化价值观念的吸引力、科技文化政策法规的保障力、科技文化公共服务的亲和力、科技文化创新氛围的聚合力以及科技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影响力等。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方面考察科技文化软实力构成,如物质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制度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以及精神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等。科技文化软实力在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加强科技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注入文化创新的生机和活力,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加强科技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是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科技文化体系,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不断增强全社会对科技文化软实力的认同感,着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

三、面向现实的科技文化研究新课题:科技文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科技文化论文篇（2）

二、科技文化建设的时代价值

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高级表现形式，科技文化不仅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先进要求，还彰显了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对于加强社会文化建设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巨大的时代价值。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能够为社会文化建设中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养成提供积极有效的方法。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关乎着国家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建构。所以，加强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及提升科技文化建设的层次不仅可以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还能够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能力，提高国家在文化方面的竞争实力，形成良性的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当今时代，国际化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各国人才实力的竞争。所以，人才培养也就成为了各国发展的先决条件。可是，少数的高尖端人才并不能真正地将国家整体实力提升一个质的变化，它更多的是需要社会科技文化的普及才能够达到目的。所以，只有依靠着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才能够切实地将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入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之中，从而使得市民在科学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上提高自我科技素质的整体发展。科技文化在提升民众科技素质整体发展的过程中，也客观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建构。

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层面的全面发展和提升，同时也需要人在精神层面的提升，这样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而科技文化恰恰就起到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推动器作用。科技文化既现实地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内化人的精神财富以提升人的思想观念认知。所以，通过科技文化的全面建设以塑造科学文化，坚持先进性文化发展方向就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基础，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成果，因为，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要在理论和现实中积极地寻求适合中国基本国情，并在这一基础上来满足时代所赋予其的要求。只有这样，科技文化才会在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真正地形成一种有助于科技发展和民族发展的文化形式。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技术无时无刻不体现其巨大的创造性并以此改变着每个时代下的世界面貌。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大背景下，对于科技文化的需求尤为明显。作为社会现实化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智力支持已经达到主要性地位，所以，科学技术所形成的科学文化也将成为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第一文化形态，并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力量。虽然它不如经济和政治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大，但是它依然是科技进步所必需的一种平台和载体，积极地影响着科技的生成和发展。而作为国家在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形式，科技文化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思想观念上的改进和创新作用。因此，科技文化已经成为了推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重大力量，同时也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给予着积极的智力保障。

三、社会文化建设视角下的科技文化建设路径

（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化的科技文化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体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科技文化体系要有中国特色。多年来的文化强国实践进程使得我们越发地感觉到对于西方科技文化的学习过多到已经开始否定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所以，在社会文化建设的视角下来看科技文化的建设就要求我们“特别需要的是下大力气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真正补救我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科学技术文化不足的缺陷。这才是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强基固本，从基础上下功夫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切实的道路。”所以，中国的科技文化体系要秉承着中国式的文化传统以适应中国的现实国情，在这基础上来满足时代化的需求，只有这样才会使得科技文化成为一种利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形式。因此，加快中国特色化的科技文化体系的构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二）积极加快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的有机融合

我国社会的文化建设过程中，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之间的融合问题既是未来发展趋势，也是未来发展理想。它更多地应将其放在一种战略化的高度上给予看待。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融合的可能性，原因在于“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源、共生、互通、互补，两者及其延伸不可分割地构成了人类文化。正是这种同源、共生、互通、互补，使得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成为当今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都是可能的。”这就表明，科技文化是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基础，而人文文化则是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保障。依托着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的有机融合推动社会文化建设的发展，会充分地发挥出社会文化建设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力量。而从我国现实的国情来看，要想将两者有机的融合，不仅需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推动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有机融合的契合点，还要在教育方面促使科技教育同人文教育积极有效地进行交流和沟通，以此作为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融合的有效性方式，而这些最终的落脚点是要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为最终目标。

科技文化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25

科技文化建设现在正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为更好地建设和发展我国的科技文化，我们有必要弄清科技文化的发展机制。

一、科技文化发展的内部机制

（一）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革命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包含诸多内容，从文化的视角看，科学技术是由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活动、科学技术方法、科学精神、科技道德、科学技术体制等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构成的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其中，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占据核心地位，其他因素或者是以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为基础产生起来的，或者是为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而服务的[1]。因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进化是科技文化进化的重要源泉，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进化无非是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并在集聚到一定程度时发生革命来实现的，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革命是科技文化进化的重要内在机制。普尔曾对直线式积累的科学发展模式提出质疑，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大胆地提出假设，通过证伪，然后理论的过程，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不间断地革命，通过从问题开始，经过试探性理论，又经过批判性检验、排除错误，进而提出新的问题等环节循环往复而不断前进的。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库恩则提出了既不同于传统“渐进积累”模式，也不同于波普尔的“不断革命”模式的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其中，前科学时期，各种理论、观点、假说相互竞争，但没有一种在科学共同体中得到确认。常规科学时期，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指导下不断积累知识的时期，通过常规研究，不断验证和发展范式，为新观念、新理论的突破奠定基础。科学革命时期，出现了与范式所预期的不相符合的反常现象，当调整范式不能解决反常的问题时便出现危机，这时原有的范式便受到质疑，科学革命从此开始。这些多种多样的科学发展模式，虽然各自本身都有一定的缺陷，但它们或肯定科学发展中存在积累，或肯定科学发展中存在革命，或既肯定有积累也肯定有革命，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科学知识的积累和革命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机制。

（二）科学技术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和渗透

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按照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领域的不同可划分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学科。由于自然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科学技术的各门学科也应该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之间会发生相互融合和渗透。这种融合和渗透不仅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各门学科密不可分地构成一个严密的知识网络系统，而且会导致新的学科产生以及出现新的科学技术生长点，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化。从科技史来看，近代科学从古代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而获得独立发展时，刚开始只有少数几个学科，且各门学科彼此是互相隔绝的，彼此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各自划定了严格的隶属自己的研究范围。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各门学科的界限开始被打破，各门学科不再有严格的研究范围，各门学科间的融合和渗透逐渐成为科学技术的主旋律，科学技术发展的繁荣期也随之来临。及至现代科学技术，学科间融合和渗透的趋势更是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也就在更高的水平进化。学科融合渗透机制具体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某个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某种方法，还可以是综合运用各门学科知识研究综合性的问题等。学科融合渗透机制发生作用导致的结果也有多种――可以产生边缘学科，也可以产生横断性学科，还可形成综合性学科等等。

（三）科学技术方法的变更

科学技术方法的更新对科技文化的进化，如同人类不断发明和更新工具去从事生产而对社会产生的进化一样，是极为重要的。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指出：“科学的跃进往往取决于方法上的成就。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也仿佛随之升高一层，从那高处，我们就可以望见广阔的远景，望见许多先前望不见的事物。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2]科学家乔治•萨顿曾说：“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这些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遇到的某些的问题。”“科学史实际上就成为一种研究方法。”[3]事实上，全部科学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理性思维，当一个新现象得到解释，一个新问题得到解决时，新的理论观点便会产生，而这种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又会转化为新的思维方法。掌握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往往就成为科学技术进化的关键。科技史表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往往是由于科学方法上的突破。例如，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崛起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果便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这固然与很多因素有关，但从科学技术自身来看，其与近代科学技术广泛采用了实验方法、分析方法和数学方法是分不开的。而现代科学的巨大发展则与系统方法、信息方法等等方法的出现密不可分。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技术方法的变革是科学技术进化的重要原因。更进一步，甚至可以把科学技术方法看作是科学技术进化的基因。从生物学的解释来看，进化的实质是基因的变化。科学技术方法的变化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进化。按照这一看法，真正的科技史不应仅是对发现的描述和对科技成果的记录，因为发现是昙花一现的，具体成果也是随时在更新的，而应当在科学技术中发现那些规律性的内容，探求思维方式的演变，要进一步对那些具有普适性的科学技术方法作出深入研究。我国近些年来出版了许多科学技术的读物，这对繁荣科技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少读物仍然还只停留在对科学事件的描述上。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要培养出大批的科学大师，更好更快地发展科学技术，需要重视思维方式的演进，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方法，不断地在科学技术方法上创新。

（四）科学与技术的互动

科学与技术是两种不同的活动。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认识、解释和预见自然现象，提高人类洞察自然的能力。技术是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创造人工自然，提高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科学的主要动力源于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本性。技术的主要动力源于人类试图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动机和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的欲望。二者的研究程序和方法不同。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为：选题――获取科学事实――加工整理――形成假说――验证――建立理论体系。其基本思路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观察、实验、概括、抽象、归纳、演绎、假说等。科学研究常常撇开某些次要、偶然的因素，在纯化和理想化的条件下进行。技术研究的一般程序为：技术规划（预测、评估、确定课题）――技术构思――设计――研制――试验――形成产品。其主要方法是类比、外推、移植、试验、模拟等。此外，二者的成果形式、约束条件、评价标准等也都有所不同。科学的成果主要是以知识形态存在，如新的概念、定律、定理、公式、原理及由它们构成的理论体系。技术的成果除了以知识形态出现外，很多以物质形态存在，如新的工具、装置、工艺、技巧、仪器等。科学主要受认识程度制约，技术除此之外，还要受社会经济、法律、道德、安全等条件制约。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主要是真实性与创造性。而对技术的评价则主要看其水平是否先进，是否有用，以及经济效益的大小。由于改造和利用自然与认识自然是分不开的，这又决定了科学和技术本应该是一对天生的“伙伴”， 彼此需要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并相互结合才能促进彼此更好地发展。科学与技术的互动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从历史上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技术却基本上是分立发展的，结合不很紧密，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上升为科学的过程比较缓慢，科学和技术在发展上相互脱节。技术的进步往往依靠传统技艺的提高和改进，只凭经验摸索前进。科学理论也经常是跟在实践之后来概括和总结人们在生产技术活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材料。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技术上由于生产发展需要，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革新，但却不能上升到科学理论高度，并用它指导技术的发展。如蒸汽机已经应用了很长时间，而热力学定律还没有总结出来。而有时科学上已发现了的东西，在技术上却很久不能应用，如19世纪末，麦克斯韦已建立电磁理论，并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然而很长时间里，英国没有出现任何应用电力的装置。19世纪下半叶，科学和技术的联系开始得到加强。20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的联系空前增强，使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科学技术化。即现代科学的发展对技术进步有高度的依赖性，一些重大的科学研究完全离不开先进、复杂的技术手段，离不开各种类型技术人员的合作。另一方面，技术科学化。即现代技术的进步高度依赖现代科学的发展，任何现代技术的创新、发明必须以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为先导，都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正是这种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趋势，迎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兴盛。

二、科技文化发展的外部机制

（一）需要机制

科技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科技文化进化是人类文化进化中的“亚物种进化”。因而，考察科技文化的发展，必须考察它与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

科技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可归结为社会需要。人类任何活动追根溯源实际上都是由需要引起的，正是由于有物质需要，人们种植粮食，生产各种产品，正是由于有精神需要，人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创造出各种文化。可以说，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动力源泉，没有需要，人们就难以有动力从事各种活动，人的任何活动将无从谈起。由于人的需要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人的某种需要被满足后又会产生出新的更高级的需要，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因而人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也永无止境。人的活动就是在需要产生――满足――新的需要产生的不断循环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的需要可分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前者是每个个体所具有的需要，后者是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需要。社会需要源于个人需要，而个人需要又要受社会需要制约。显然，作为社会活动的动力源泉主要是社会需要。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也毫无例外地受一定社会需要所推动，科学的发展也只有满足社会需要才有生命力，事实上科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要来自于各个方面，如社会生产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教育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类追求精神满足的需要以及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等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一旦与社会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性以及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必然性相整合而构成社会推动科学技术的有效需求，便会极大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整个社会而言，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社会需要。无论是科学工作者个体还是科学共同体，他们所进行的一切科学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固然取决于他们个人或集体的意图、愿望、兴趣、爱好，但同时也不能不受到社会需要的制约。人们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社会的需要：一方面，社会需要刺激人们从事相应的科学技术活动以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只有符合社会需要的科学技术活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扶植和奖励。因此，人们从事什么科学技术活动与当时有什么社会需要有很大关系，社会需要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例如，在古代，由于丈量土地和确定生产季节的需要，促使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在近代，由于对高效动力的需要，促使热学和电学的发展；在现代，由于航空工业和火箭发展的需要，推动空气动力学和材料力学的迅速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当然，社会需要极其广泛多样，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方向，而是多种多样的。

由于社会需要对科学技术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因此科技工作者不能仅仅埋头于科学研究而对周围社会中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反应迟缓，要时时关注和了解社会需要，自觉遵循社会需要开展研究，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激励机制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研究科学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时，开创性地引入了科学奖励系统的概念，认为科学奖励制度是科学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他从科学的建制目标出发，对科学奖励的实质作了独到的分析。

在默顿看来，科学的建制目标和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理解科学奖励的实质的前提。他指出：“科学的通常目标，就是扩充正确无误的知识。”[5]实现这一目标是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责任，需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奋斗。那么，如何引导科学家聚焦于这一目标？靠什么调整科学家的行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实现？默顿认为，在科学建制目标的指导下，科学家们建立起一套特定的行为规范来制约他们的行为。这些行为规范是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合理怀疑性。在这些规范的约束下，科学家把他们的行为指向科学发展的目标。显然，规范是必须的，但是，仅有规范又是不够的。因为规范只是强调科学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仅靠规范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激励科学家的全部积极性去实现科学发展目标，规范对于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要更好地实现科学建制目标，并保证科学行为规范被很好地遵守，还需要建立科学奖励制度对科学家的行为进行调整，通过对那些努力实现建制目标并遵从规范的科学家予以积极的承认并赋予荣誉，以激励他们作出进一步的贡献。实际上，关于科学规范和科学奖励对调整科学家行为的作用，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科学规范是通过“纠偏”的方式消极地调整科学家的行为，它防止科学家有任何偏离科学建制目标的行为，而科学奖励是通过鼓励的方式，激励科学家向科学目标迈进，它是调整科学家行为的一种积极方式。这样，从实质上讲，科学奖励是出于激励科学家的行为，从而更好地满足实现科学的建制目标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奖励和科学规范一样，对于促进知识增长，调整科学家行为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保障科学建制目标得以实现的作用。

科学奖励可归结为社会承认，包括两个方面的承认：一是对科学家科学成果的社会承认；二是对科学家科学能力和贡献的社会承认。承认是对科学家的最高报偿，承认意味着认可科学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正如默顿所说，科学王国的基本通货是承认。因此，科学家十分关心和注重承认。科尔兄弟指出：“在科学中，承认是财产的功能等价物，要求得到‘承认’确实是科学家不可剥夺的权利。”[6]如果说科学家渴望获奖，其实质乃是为了得到承认。

科学奖励作为一种激励方式，之所以能对调整科学家的行为起着巨大作用，其原因在于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与荣誉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时，并不是完全埋头于研究，也需要荣誉即关心社会承认，因为这关系到其活动的价值。科学家一旦有所成就，社会就会以各种方式对其贡献给予荣誉和奖励。而这种奖励又刺激着人们更加努力，以获得更大的成就和荣誉。按哈格斯特龙的说法，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获得科学奖励二者不断相互交换的过程。科学家把自己的科学成果作为礼物奉献给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返还给科学家荣誉和承认，彼此交换，和谐发展。

（三）传播机制

如果说需要机制和激励机制构成科技文化进化的社会动力机制，那么科技文化要在全社会得以扩散，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还需要有传播机制。

科技文化传播机制包括传播指导思想、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方式（或手段、途径、媒介）、传播资金投入、传播人才保障、传播制度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以及联结的方式不同就构成了不同的科技传播模式。传播模式的不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是从西方引进的，晚清时期（1840-1911年），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大面积、大规模传播，但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像西方那样飞速发展，这与当时中西科技传播模式有很大差异是分不开的[7]。近代科学技术本来就源于西方，科学技术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是主动创新型。它的发展是一个由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自主创新的过程，而它的传播模式则是由科学共同体内部向外辐射式传播。从科学技术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开始受科学共同体以外的因素影响较少，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上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使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开始进行科普式的传播，最后渗透到文化中。也就是说，其传播模式是向外辐射式。见图1。

反观中国，晚清时期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被动接受型。它首先是由教会在传播基督教文明时，附带传播的。然后由洋务派官员、近代企业等在社会上层进行传播。从科学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模式，一开始就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较大影响，中国近代科技的传播模式是向内收敛式。见图2。

进一步对比同时代的中国和日本，可能更有说服力。晚清时期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启动近代化，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很快成为科技强国，而中国却沦为半殖民地境地。这可从两国科技传播模式的差异找到原因。相比日本的科技传播模式，晚清时期的中国科技传播模式存在诸多缺陷[8]。首先，晚清中国科技传播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以官方主导的“主动式”传播和以外国教会主导的“被动式”传播两套系统。而这两套系统的目标显然是不同的，晚清官方是以“求强、求富”为目标，而教会则是以传教为主要任务，附带进行科技传播，实行的是文化渗透和侵略。因而，它们的活动常常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往往造成科技传播的混乱。其次，从科技传播的内容看，晚清偏重于与军用技术密切相关的技术传播，没有移植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等西方科技文化，大部分时期停留在“器技”传播的阶段，因此属于部分嫁接式，而日本则是整体移植式。再从科技传播的主体上看，晚清的科技传播者主要是以洋务机构和教会机构以及留学生和洋员洋匠为主，而受传者也是以为其培养的学生和企业技工为主，因此传播主体范围比较狭窄，没有向大众普及科技知识的愿望。此外，晚清科技传播的资金投入、人才保障以及传播制度基础等等外部条件也都是远远落后于当时日本的。

（四）保障机制

科技文化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在社会中正常运行，需要有多种社会因素的支撑，形成完善的保障机制。科技文化的发展是多种社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科技文化发展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入保障机制。科学技术研究活动是一种知识生产，如同物质生产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样，科学研究也需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进行。社会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即经济实力决定的。经济实力强，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多，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队伍就强大，教育和科研机构就发达，科研条件就好，则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就快。反之科学技术活动就难以进行或发展缓慢。如美国每年提供的科研经费居世界之首，而美国的科研成果也是世界最多的。随着现代大科学、高技术的兴起，科学技术已成为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现达国家都注意随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加科研经费，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投资渠道也不断拓宽，为适应高技术高风险的特点，还出现了风险投资的新形式。

二是决策保障机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并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加强科技管理和作出正确的决策是保障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机制。科研管理的目的是通过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更好地调动发挥科研人员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依据相关的规定、制度来规范科研活动，促进科研能力的提高。管理部门应及时向决策层提供相关的科研信息和动态，并作出科学性的分析与预测，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作用，排除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障碍。尤其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复杂，对社会作用的影响不断加大，国家要加强宏观调控，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科学正确的决策，包括制订合理的战略方针，引导产业升级调整，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等等。

三是制度保障机制。制度保障是从完善相关法规，健全各种体系和相关制度，如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中介服务体系和服务制度等方面来保证科学技术活动的顺利进行。许多国家都重视利用这一机制促进科技文化的发展。如二战后，日本为了能迅速成为经济技术强国，先后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法》、《研究交流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来支持和促进科学进步，促进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另外，为了提高科研经费使用的效率和保障资金使用的公平性，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应的法规体系。如美国颁布的《联邦会计和审计法》、《政府公司控制法》和《首席财务官法》，日本最高科技部门出台的《关于防止公共研究费不正当使用的共同指导方针》，文部科学省出台的《研究机构的公共研究费的监管指导方针（实施准则）》等规定，都是以行文的方式明确规定科研经费的预算、拨放、使用细则。我国财政部和国家科委共同制定的《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也是让各科研单位在在财务方面有章可循，进一步规范科学事业单位的财务行为。除此之外，许多国家还制定了专利制度，科研工资制度，诚信制度等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保障科技行为规范，为科技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上述科技文化发展内外机制是共同起作用的，缺少任何一种都不利于科技文化的发展。从中可看出，科技文化发展涉及诸多因素，因而，要更好地发展科技文化，需要把科技文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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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O Jian-ming ,CHEN Man

科技文化论文篇（4）

为广大网友提供了很多论文题材，管理学论文介绍了很多科技方面，管理方面的素材，下文主要介绍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内容，如下： 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论文 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就科技成果为客体的知识产权而言，它是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计算机软件版权和技术秘密权的统称，其实质是法律赋予权利人对科技成果在一定期间内（技术秘密权除外）独占支配，禁止他人擅自利用的垄断权利。所谓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是指科研项目在立项、实施的过程中应当明确项目成果是否适用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适用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保护的科技成果，在完成的同时应当明确采取何种知识产权保护形式并给予相应的落实；它不仅关注科技成果向知识产权转化的结果，而且关注科技成果向知识产权转化的过程。 1.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及其研究的意义 长期以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科技人员都十分重视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199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预以支持，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比较多，在农业领域，国家甚至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并设有专门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农技推广专业。相对而言，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问题，尚未引起特别的重视。 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是自主创新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条件。“自主创新”是科技发展十六字方针的核心，在科学意义上，旨在强调国家有能力持续不断地造出新的科技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意义上，旨在强调这些科技成果能够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并领先世界，这既是我国科技进步的根本任务，也是自主创新发挥积极作用的本质所在；但从法律意义上

科技文化论文篇（5）

二、业务功能流程与分析

系统业务功能分析项目数据集中、业务规范统一，为财政支农项目申报项目信息资源整合和全面监管提供依据。集成项目申报业务、项目立项业务、人员专家资料库、经费管理业务、项目实施管理和成果管理及项目评审验收等一系列项目管理职能，实现项目资源上的人、财、物的全面管理和项目滚动管理的全程跟踪。提供动态的项目执行控制和资料管理，可及时监管项目实施进度和成果。支持多年数据集中管理、动态分析、对比分析和挖掘分析。与市财政预算系统能够进行预算科目对接，实现协调办公。预留与涉农补贴资金监管系统等相关系统对接的接口。

三、主要功能

1.项目申报管理上海市各区县农委通过本系统进行农业科技项目的申报，预算申报数据经本系统校验通过后，可形成上报文件，上报市级农委。上海市级农委通过本系统对区县农委的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后,聘请专家进行项目评审与立项，评审结果通知申报单位。对通过项目评审的支农项目进行支出预算和审核。需要进行数据调整的单位可自行进行调整，再次上报。

2.项目执行管理上海各区县农委通过本系统进行项目执行（包括各类监督检查、资金管理、整改处理等），各类数据经本系统校验通过后，形成上报文件，上报市级农委。上海市级农委、各区县农委通过本系统对区县农委上报的各类材料进行审核与评估，必要时聘请专家参与项目评审，评审结果通知申报单位。

3项目验收管理上海各区县农委通过本系统进行项目验收申请，提交验收材料，各类数据经本系统校验通过后，形成上报文件，上报市级农委。上海市级农委、各区县农委通过本系统对区县农委上报的各类验收材料进行审核与评估，聘请专家参与项目评审，评审结果通知申报单位。

4项目资金管理上海市级和区县级农委通过本系统，实现农业科技项目支出预算录入、预算审批、预算审核等项目资金管理功能，同时通过与市财政局部门预算软件的数据交换实现数据共享，向是财政局提交预算与接受市财政局的预算批复信息。

四、结语

信息系统建设和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对业务流程进行信息化改造的过程中，也会改变某些工作流程。本系统以农业科技项目集中监管为目的，以农业科技项目过程管理为核心，以农业科技项目资源管理为重点，全面实现了农业科技项目信息整合，从而方便高效地管理和控制农业科技项目活动，满足农业科技项目管理与决策的需要，达到对农业科技项目全面管理的目的，为上级农委农业科技项目管理者对农业科技项目成果的正确评估提供依据。

科技文化论文篇（6）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关键词：标准化自由贸易双重性

一，引言

1947年，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关贸总协定，3作为重要国际组织,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所签的条约，尤其技术条约，已经成为规范贸易行为和制度世界性指导原则。但是这个多边贸易体制具有大国利益倾向,尤其是自由这个贸易中的实用主义依然存在,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一个场所。事实和历史证明：关贸总协定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贸易中的实用主义和大国主导操纵，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有人说：WTO是一个“富国俱乐部(clubofdevelopedandrichstates)”和“只保护富国利益(protectionstates''''profitonly)”4。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因此要扬长避短。一方面，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适当搞一些自己的标准，以阻挡外国企业长驱直入，保护本民族利益。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要利用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给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的条件，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作用。

二，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发展的趋势和WTO技术标准协议

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趋势:5(1)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因此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6(2)国际贸易壁垒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是指关税以外的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其中主要包括对进口产品数量的限制,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等和贸易技术壁垒(3)贸易技术壁垒的核心是标准,贸易技术壁垒主要通过产品技术标准和制定技术法规，以及检验产品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的合格评定程序来实现，其核心是技术标准。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另一种趋势是:技术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越来越多，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与预防协议（SPM）、《TBT协定》中，人为设置障碍，这已经成为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组成部分。7

1993年,关贸总协定历经七年艰苦谈判，达成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WTO。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宗旨是限制贸易技术壁垒，要求尽可能采用统一的国际标准。但是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的利益并不对称。原因是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可言，发达国家的产品能够长驱直入，而对于发达国家，这些标准则可以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的铜墙铁壁。8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捆绑现象屡见不鲜。9

三，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研究

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

从概念上讲,WTO的规则体系中存有许多例外,如保护环境的规定,俗称环保例外权。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barrier)”，这种环保例外权的行使往往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在国家高于一切的国际法原则的影响下，有些国家利用GATT/WTO在规定自由贸易的同时，出于对环保和不均衡考虑的例外，如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和规定不完善，一些发达国家在过份严格的科技标准化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多样，涉及产品广泛，措施花样繁多。绿色贸易壁垒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纵观GATT/WTO的历史，不难发现：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principle)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的贸易结果,1958年的GATT专家组的报告指出,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和市场问题和现存的规则和公约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10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克研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不得不为较少的回报出售越来越多的货物.11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barrier)”，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如，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的国家，遭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出口货物已超过25%，约400-500亿美元，极大地削弱WTO多边贸易体制作用的发挥。

科技文化论文篇（7）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淫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淫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淫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淫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淫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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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旉．农书•洪兴祖后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科技文化论文篇（8）

科学技术创新作为文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表现出自身显著的特点，体现为多种属性的辩证统一。1.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任何一种科学技术创新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及其他科学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离开这些，科技创新就可能成为无水之源、猜测臆断。同时，科学技术创新是在原有文化资源基础上，对自然事物的规律进行的新探索和创新，正如波普尔所说：“理论是我们自己的发明物，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它们不是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65现代西方理论界中，库恩的“范式”理论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在分析科学发展演进时，都体现出科学技术发展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特性。

2.个体性与社会化统一：科技创新需要生产者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与科学家自身的兴趣、爱好、知识、灵感等紧密相关，如牛顿的“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体现出科学创新中科学家自身的鲜明个体性特征。同时，科技创新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特别是随着当代科研领域的扩大与深化，科技的研发不仅需要科学家之间的紧密配合，也越来越需要多个科研机构、多个国家的政府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体现出社会化、全球化的特性。

3.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科技创新是科学家认识和把握自然界客观规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过程。科技生产者在不断探寻未知、进行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始终探索着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同时也遵循着科技创造生产自身发展演进的规律。当然，科学家进行科技创新不只是追求真理、认识世界，他们直接或间接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社会，提高人自身的能力水平和实现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体现出科学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

二、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科技创新思想的发展历程

1.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地位作用，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科技思想的同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先后提出一系列科学判断和重要思想，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论，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将科学技术作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提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86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把高科技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我国在这一时期先后推出“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等科技发展战略举措，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创新的发展跨越。

2.江主席提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观点。以江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的科技思想，提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500，坚持将增强科技观念、推动科技发展作为大事来抓。在1995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与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将创新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着我国科技创新发展。

3.胡锦涛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加强和改进科技工作与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联系起来，制定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突出强调将科技进步创新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求增强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创造性地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为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

4.提出“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继承了我党以往的科技创新思想，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要求科研工作者要不断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

三、当代中国科技创新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充分调动与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创新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取得了辉煌的科技创新成果，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动力。

1·当代中国科技创新的重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和长足发展，科技整体实力显著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科技发展进入重要跃升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一大批前沿科技领域获得突破，科技实力大幅提升。随着我国科技研发体系的不断完善，以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性能计算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科技项目实现突破，我国整体科技创新水平获得大幅跃升。二是科技基础领域研究获得较大发展。国家通过组织实施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措施，取得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成果使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水平不断提升。据统计，2003年至2013年，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科技论文114.30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论文共被引用709.88万次，排在世界第5位。三是科技体制改革成果斐然。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全面推进，原有封闭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过渡为以开放的市场机制来配置科技资源，科技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极大增强，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四是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加大，大批高素质科技人才不断涌现。据统计，201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8]。随着政府对科技投入的不断加大和社会化科技投入体系的建立，各类实验室、科研仪器和科技文献等科技基础条件逐步完备，“”“百千万人才工程”“杰出青年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先后实施，科技人才队伍迅速壮大、结构日趋合理。五是我国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从1993年颁布实施《科技进步法》开始，由各项科技政策法规组成的科技创新法律制度体系形成并不断完善。同时，科技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府间双边和多边国家间科技合作框架，初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格局。正是在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任务，明确提出要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任务。

2.当代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现实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科技大国，但同时我们应看到，我国整体科技创新水平还不算高，还不是一个科技强国，我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世界各国间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更趋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基础继续领跑于世界科技变革浪潮，且继续针对我国实施“技术壁垒”政策。由于我国科技基础相对薄弱、发展时间相对较晚，仍处于后发追赶状态，因此，我国在一段时间内仍将面对发达国家科技占优势的压力，且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存在着被继续拉大的可能。另一方面，从我国自身科技发展状况来分析，我国公众的科学意识与科学素养依然偏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基础和前沿研究还比较薄弱，不同地区、行业间科技创新水平发展不平衡;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水平偏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亟需提高，科技创新的管理体制、市场转化机制、评价体系、激励机制等与科技发展水平还不相适应;科研机构条块分割现象仍然存在，科学研究的功利化、行政化现象仍然存在，科技创新的投入产出质量有待提升、经费管理使用需要加强，科技创新的优秀人力资源仍显不足，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需要进一步激发。

四、加快推进当代中国科技创新的现实分析

着力增强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我国科技整体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的目标与要求。要落实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我们应当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创新系统、培育科技创新文化和扩大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继续努力。

1.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是解决我国当前科技创新面临的突出矛盾、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应当是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自身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且能够实现科技与经济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邓小平同志曾说：“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108改革科技体制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出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此，科技体制改革必须在构建人才激励机制、塑造良好人才环境、优化人才比例结构和提高其综合素质上下功夫，着力构建一支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同时，科技体制改革应当不断优化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相应的科研机构转企改制，整合各种科技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再次，要加强科技管理体制建设，提高科学管理水平，要理顺科技创新中的各种关系，强化政府宏观决策和科研机构、企业的内部管理。另外，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引进竞争机制，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对民生的推动作用。

科技文化论文篇（9）

1.天人合一自然观的伦理化倾向与有机性并存理学在湖南的发展主要是由湖湘学派完成的。湖湘理学源于周敦颐，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宇宙图解《太极图说》。《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周敦颐把整个宇宙当作单一的有机体，“极”被认为是有机体的中心，是世界中轴线本身，但任何一个特定的部分都不能被认为居于控制地位。朱熹在继承前人理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将世界本原探讨归于“气”和“理”，他认为这两个术语代表了基本自然世界中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朱熹曰：“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4]朱熹的理气之分可以看作是周敦颐阴阳两极思想的延伸，但他和周敦颐一样，并不把理气对立，而认为是一体浑成，“理未尝离乎气”。（[5],pp.32-33）因而认为其存在着有机整体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李约瑟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最好把“理”译为“有机体”或“有机体原则”，表示宇宙的组织原理。[6]如果因为朱熹的有机论倾向就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那又有些牵强。朱汉民就认为，理学家提出的诸如无极太极、理气等学说，最终要证明作为宇宙本体的天理，就是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7],p.8）如朱熹就曾说“，且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8]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朱熹的自然观明显地与伦理思想掺杂在一起，折射出理学中的儒家身影。他的自然观中蕴涵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自然规律和伦理规律是合一的或者一致的。胡宏对“天人合一”做出了新的本体论诠释，提出了“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的本体论，认为天理人欲在形而上的本体中处于同等地位。胡宏的本体论既区别于程朱遵循“天-性-心”逻辑结构的天本体论，也区别于陆王两派遵循“心-性-天”逻辑结构的心本体论，但这种本体论更加反映了天人合一自然观中浓厚的伦理色彩，这表明当时的自然观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唯物自然观，也就不会有助于认识世界的物质本性，这必然对科技活动产生消极影响。李约瑟也认为，儒家对待科学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虽然从根本上注重理性，反对一切迷信，但在另一方面，儒家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使得他们只对“事”进行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这对科学的进展，反而不如神秘主义。

2.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同时指导着道德实践与科学实践格物致知学说，初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在汉唐时期沉寂了几百年后，宋学家对格物致知学说作出了自己独特的阐释。二程认为，人心中本来有知，由于被外物所蔽，使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所以要通过“格物”或“即物究理”而获得知识，认识自己。程颐认为，格物致知是内省的功夫，是德性之知，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治理天下国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格物与致知的学说，他也认为，所谓格物致知，不在于求科学之真，而在于明道德之善。关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过程，朱熹同意一物一物地格，积习多了后，便能“豁然贯通”。有学者认为，朱熹“求理于事物”只是“得君行道”设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0]这与二程格物致知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湖湘学派的胡宏也认为，致知的目的在于认识普遍的、先在的道德规律，而穷理致知是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他在《与张敬夫》中说，“故学必穷极物理为先也。然非亲之，则不能知味。惟不知味也，故终有疑，必待人印证也。”[11]虽然朱熹认为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但是他并不排斥“格一草一木的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一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12]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后人在继承“格物致知”学说时，不仅用于指导道德实践，也用来格物理之理，指导着对自然的探索。这样，格物致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如宋人朱中在研究潮汐中就运用了格物的思想和方法；宋王厚斋依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类推”，将格物致知学说运用到生物知识的发展中。正因为如此，该词与西方“科学”含义最为接近，因而近代学者在引进西方“科学”一词时，最早是将“Science”（科学）翻译为“格物致知”。

3.书院私学成为官方科技教育的重要补充官学中的科技专科学校（如司天监中的天文历法学校）是宋代实施科技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能在官学中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更广泛的科技教育任务，仍然需要私学来补充。宋代是私学科技教育充分发展的年代，书院是私学的高级形式。长沙作为商业发达、商人集中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也较为昌盛，这也符合“富而教之”的传统。宋代书院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被普及开来，尤其是到南宋，书院文化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据统计，宋朝共建书院173所，其中北宋建37所，南宋建136所，占总数的78.61%。[14]湖南书院教育发达，全国四大书院中湖南就占到一半：长沙岳麓书院和衡山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在南宋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书院。湖湘学派开创者之一胡宏在担任碧泉书院、文定书堂和道山书院山长期间，经过长期探索逐渐形成了湖湘书院教育的特色。他认为，创办书院的教育目的是振兴道学，培养有体有用的人才。并且，胡宏强调学贵力行，他认为“力行”既是教学的目的，又是检验学习是否有“真见”的标志。他自己甚至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突破了道德践履的局限。其学生张栻秉承师训，并在其主持岳麓书院工作时将其发扬光大。岳麓书院此后一直将“务实”作为执教理念，尤其体现在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上。正因为这种学风，书院所涉及内容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伦理学科，还有自然科学；不仅对以往的科技史有所研究，还包括对科技的应用与创新的扩展。如朱熹对自然科学和音律学颇有研究，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因而他在岳麓书院讲学时，就曾告诫学生说“：为人子者，医学、地理之书不可不知也。”

4.实学精神对发展实用技术影响深远宋学通过“天人合一”肯定了人格本体与外在宇宙本体相通，但要实现这种内与外、人道与天道的沟通，则必须通过实践。理学的实践精神对湖湘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直接结果是诞生了实学思想，湖湘学派明确标明“务实近本”“、当昭示以用工之实”的实学宗旨。那么，他们这个“实”到底指什么呢？张栻是这样回答的“：于践履中求之。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际，无非实用。（”《性理大全》卷四十九）。这段话包含了两方面内容：第一，湖湘学者所说的践履是“实行”、“实践”的意思，这种实践主要是日用伦常活动，即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第二，实践与实用是紧密相关的。湖湘理学的这种务实思想对宋代长沙商业有较大影响，体现在提倡重视市场、注重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务实作风，以及积极实践、敬业创业的商业思想。按照《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之十二》的记录，古时长沙的潭州所辖各县商税年收入曾一度达到9.2万贯，商业水平位于全国先进行列。除此之外，湖湘学派的实学宗旨对发展实用技术具有深远影响。宋代自开国便外患四立，在统治者尊崇儒学的背景下，宋学家自觉树立“内圣外王”的志向，并通过教育将这种精英文化推向社会。湖南在实现“内圣外王”目标中不断发展“经世致用”的各类实业，不少行业发展水平领先国内其他省份。比如，代表着军事和贸易水平的湖南造船业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潭州能制造载米万石的巨舰，其技术水平之高可想而知。（[3],p.481）此外，潭州是宋代有名的产纸地，发达的造纸业又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最终造纸业和印刷业共同推动了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岳麓书院在宋代刊刻有大量书籍保存至今，这是与当时造纸业的发达密不可分的。这种实学精神甚至影响到近代，一大批在政府担任要职的湖南人，如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在鸦片战争失利后率先开眼看世界，把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引介到中国。综上，在古时科技最为繁荣的宋代，科学与技术作为文化形式在不断交融中相互促进发展，即使在相对偏僻的湖南地区也是如此。当然，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社会文化作为中介完成的，在湖南尤其是受到理学文化的影响。

二、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

科技文化论文篇（10）

1学科技档案的基本特征

医院的科技档案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公开发表的科技论文、论着及其原始资料的收集;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及其相关实验原始资料的收集;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从立题至结题期间，所有相关资料的收集;协作项目的协议书，技术转让或申请专利的有关证明等的收集;通过鉴定后的科研成果资料的收集。这五个重要组成部分均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1源广泛

医学本身是一个多专业的庞大科学体系，涵盖了医、药、卫生、微生物、职业病、生化等。其分科的细致与多样性决定了医学科技档案的来源相当广泛性和分散性。而这些科技档案均自然形成于每一个科研机构和有科研能力的单位及个人的研究工作中，因此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十分散乱。此外，医学科技档案的载体材料和形式也颇为多样化：载体材料包括纸质载体、磁盘记录载体、光盘记录载体等;档案形式包括文字材料，奖状、奖杯、证书等实物，这样导致科技档案管理工作量巨大，加之漫长的科研过程和周期，无疑加大了科技档案收集工作的难度。

1.2利用价值高

医学科技档案不仅具有凭证作用，同样也具有广泛的参考作用。其内容包含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先进的科研思路、方法及大量有价值的国内外科研资料，包括成功或失败的经验，都可为今后科研开展提供参考，并对避免科研工作低水平重复或为科研而科研等，都有极高的利用价值。

2充分利用医院内部互联网，创建和完善医院科技档案管理系统。

根据医院科技档案的两个基本特征，如何在医院科技档案管理中采取信息化管理的思路和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医院科技档案的作用，成为医院建设中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认为由于医院科技档案来源广泛，而档案管理人员人数、人力有限，医院可充分利用医院内部互联网，按照科技档案的管理要求，建立高效的科技档案管理系统，可促进充分发挥医院科技档案的作用。

医院科技档案管理系统可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建和完善：

2.1医技人员个人信息管理

以科室为单位，将医院医技人员的个人科技档案信息输入医院科技档案管理系统。此系统可提供各类科技档案，如各年度科研项目执行汇报表、各项科研经费报销登记与结果反馈、论文投稿登记情况表、学术会议审批及学术成果统计表，外出培训以及涉及到个人的科研教学信息等。

科技文化论文篇（11）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建设的特点

当今，知识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急速迅猛，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在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与其他企业文化相比，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有如下特点：一是以人文本。知识和人才资源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和壮大的源动力，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做到以人文本，企业才能留住人才，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二是具有创新开拓、团结进取的协作精神。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不断创新和开拓、不断开发新产品是这类企业的灵魂和立身之本；新产品和新服务是协作的产物，企业员工只有通过团结协作、共享资源和技能才能做到群策群力，不断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三是适应市场。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产品品种、技术含量、发展战略目标要跟随市场变化随时进行调整和重新定位，因此它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和文化理念也要适应市场的变化，适时调整。四是持续学习。发展迅速、产品更新换代频率快，市场变化快是高科技的最大特点，科技型中小企业只有持续学习，持续更新知识结构，才能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认识不清。部分企业对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没有清醒的认识，一味盲目扩张，盲目多元化，没有真正根据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为自己量身制定长远发展战略。最终，导致自身竞争优势被弱化，逐渐丧失市场竞争力。其次，缺乏创新理念。面对当今时代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的急剧更新，有的企业仍然固守传统的、甚至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造成企业内部死气沉沉，管理效率低下。有的企业缺乏创新理念，一味模仿别人的企业文化，不能根据本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造成害怕变革、得过且过的思想惰性，造成企业发展停滞不前，不能进行文化创新从而顺应时代的发展。第三，缺乏有效的沟通和激励机制。有些企业员工不关心企业的效益，只关注个人收入，有较为严重的“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心态。他们对领导不信任，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意见或者建议透露给上司领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是自己的工作就不愿意去做，不积极参加决策，觉得跟自己没关系。究其原因，是因为企业领导没有和员工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彼此互不信任，不重视员工的精神建设，没有让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休戚相关的理念深入人心。同时，激励机制不健全，赏罚不明，分配不公，导致员工失去工作热情，丧失了团结协作的基础，使得整个企业如同一盘散沙。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为企业设计愿景

愿景就是告诉人们要将企业做成什么样子，是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期望和描述。清晰地描述企业的愿景，员工、社会、投资者和合作伙伴才能对企业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才能激发人们强大的凝聚力王冲中共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会党校300011和向心力。战略是企业发展的指引，解决的是认准方向、走对路、走好路的问题；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导向，解决的是在正确方向的指导下如何凝聚人心、共同奋斗的问题。而愿景就是战略和文化的关联点，它赋予两者一个明确的方向、一个伟大的梦想。科技型中小企业领导者的主要职责就是确定前进方向、规划发展战略、实施重大决策，带领企业实现未来的愿景目标。他要充分考虑当前决策和未来目标的关系，协调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不能为了暂时的现象或者短期的利益而迷失前进的方向。建立愿景的步骤如下：高级决策人员参与反馈信息制定愿景纲领塑造整体图像建立愿景推销愿景接受他人的愿景综合意见颁布愿景。

（二）创新变革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理念

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是标准的自上而下式的层级组织结构，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利于领导和员工的沟通，制约了知识型员工主动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是员工知识创新的组织障碍。扁平型结构则要求企业组织结构尽量扁平化，最大限度地向知识型员工提供自由发挥的余地，为他们创造参与企业管理的空间，从组织结构上激励员工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只有实现了企业组织结构从传统金字塔型结构向扁平型结构的转变，才能为人才的创新和顺畅的上下联动沟通扫除体制。在知识快速更新的当代，原有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受到许多新的挑战，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的新要求。科技型中小企业必须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外部市场环境中掌握主动权。首先，要打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紧盯市场动态，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其次，采用新策划、新方式、新技巧，敢于标新立异，打破员工守旧、沉闷的心态，破除经验主义，有的放矢地建立起适合本企业发展的管理机制。

（三）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首先，弘扬民主，畅通沟通渠道。高科技人才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智力资本和发展动力，团结广大研发员工，畅通与员工的沟通渠道，是集思广益，发挥员工主观能动性的必然途径，也是企业领导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因此，企业领导要改变家长制作风，在企业内部大力弘扬民主，实施民主管理，让员工充分参与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来，充分行使自己的民利。其次，建立员工的工作分析制度，打牢人才激励的基础。工作分析是对工作进行整体分析，以便确定每一项工作让谁去做、工作的内容、何时去做、在何地做、怎样做、为什么做、向谁负责，最后形成岗位说明书。它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只有在客观、准确的工作分析基础上才能制定行之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工作分析要在最大程度上让员工自主设计工作内容、方式、时间和工作程序。积极扩大工作范围，丰富工作内容、创新工作方式，逐步推行弹性工作制度，从而使员工乐于工作，勤于工作，不断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第三，建立职业生涯规划制度，让人才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职业生涯规划是为员工个人在企业里的职业发展所作的策划，是人才个人发展目标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的重要步骤。每位科技型中小企业中的高科技人才都有自己的成长目标，有的愿意从事管理工作，有的希望从事技术研发工作。因此企业领导必须充分了解和理解员工的真正需求，为员工才成才之路出谋划策、扫清障碍。国外成功的高科技企业无不重视员工的职业规划，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要想留住人才，发展壮大，必须建立起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制度，为科技人才的成长开辟绿色通道。第四、建立定期培训制度，提高人才的创新能力。科技型中小企业要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而企业创新的关键是员工掌握创新必须的知识技能。因此企业要加大员工培训投入，建立定期培训制度，不断深化员工的创新意识，提高员工的创新能力。然而，我国许多科技型中小企业认为员工培训后，技能得到提高，就容易跳槽，不愿在员工培训上过多投入。事实上，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通过培训，员工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就能得到提升，企业就有了做大做强的资本。企业强大了，效益好了，员工的薪酬待遇就提高了，员工自然就愿意留在企业，继续将企业发展壮大。这是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是一种良性循环。第五、建立公平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和薪酬体系，让员工有成就感。公平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和薪酬体系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留住人才，发展壮大的重要措施。这种公平合理包含外部公平和内部公平。外部公平是就同地域或同行业而言，如果本企业人才的报酬高于外部平均水平，将会促使员工积极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才流失，吸引优秀人才；内部公平是就企业内部同层次或不同层次人才的报酬相比较而言，如有失公平合理，则会导致员工的不满和优秀科技人才的流失，极大地损害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此外，还应该创新员工的薪酬支付模式，将它与知识、能力挂钩，采取与股权、期权、利润分成等相结合的报酬支付模式，在企业内部形成比学赶帮的良好氛围，使员工有成就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