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工程论文大全11篇

移民工程论文篇（1）

《现代汉语辞典》中对“补偿”一词的解释是：“补偿——补足(损失)”。应当说，对三峡水库移民的补偿，符合上述解释，不但补足了受淹没的公私财产的损失，而且还考虑了适当的发展。对三峡水库移民的补偿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新旧差价性补偿。

对于淹没的一栋民房、一座工厂厂房、一条公路、一座水电站等，无论其已经使用了多少年，也就是无论其新旧程度如何，在原规模、原标准的前提下，都是按一座新的建筑物进行补偿的。一座被掩没没的旧建筑物现在(实物调查时)的价值属于赔偿部分；该座旧建筑物与同样规模、同样标准的新建筑之间差价，属于补偿的部分。例如，一栋砖混结构的居民住房，按1993年5月末价格水平(三峡枢纽工程和水库移民均采用这一价格水平)的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185元，假如这栋房屋已经住了10年，按50年折旧现值为每平方米148元，这部分应当是赔偿；而185元与148元之间的差价，即每平方米37元应当是补助的。这样补偿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移民在新搬迁的地方按照原标准(砖混结构)、原规模(原面积)，盖起一栋新的住房。

还应说明的是，对于公路(含桥梁)、输变电线路、通讯线路、港口码头等专项设施，不但要按原规模、原标准进行补偿，还要使其能够恢复原功能。比如：水库淹没了10公里山区重丘4级公路，而要恢复原功能，必须要新建12公里才行，那就按新建12公里山区重丘4级公路进行补偿。

第二种类型是适当发展性补偿。

这类补偿主要体现在对受淹城市、县城和集镇在搬迁后的新城镇的占地规模上，还体现在对新城镇用水、用电容量及设施的补偿上。凡是到过三峡库区的人们都知道，三峡库区受淹旧城镇的共同特点是，道路狭窄，房屋拥挤，人口密度大，发展余地小，人均占地一般只有25～30平方米，国家为了彻底改变三峡库区城镇的落后面貌，给予了适当的发展性补偿，即不论一座城镇原有的占地规模有多大，均在考虑了城镇人口的增长因素之后，按建设部规定的人均占地标准补偿占地规模。

《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规定的人均占地标准是：城市80平方米从，县城70平方米从，一类集镇66平方米从，二类集镇61平方米从。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据建设部统计，目前除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域较为广阔的省、自治区外，全国尚有70%的城镇还没有达到上述标准。国家让三峡库区受淹城镇在搬迁后即达到上述占地规模标准，应当说，是国家对三峡水库淹没区内城镇居民的关心和支持，为新城镇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

根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湖北省、重庆市三峡水库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中数据统计，以8个全淹的县为例，新县城占地规模与旧县城占地规模相比，其倍数平均为2.65倍，最大的为3.23倍。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旧县城原有的占地规模，是赔偿部分；新县城比旧县城扩大的占地规模，是补助部分；而且补助部分都大于赔偿部分。

由于新县城占地规模的扩大，不论旧县城原有的用水、用电容量与设施的规模有多大，《大纲》中也都按照建设部规定的标准进行了补偿。比如：城镇居民用水量标准为：城市120升/人·日，县城和一类集镇100升/人·日；二类、三类集镇80升/人·日；城市、县城的供水普及率要达到100%；除生活用水外，还规定了工业、市政、公共建筑、不可预计等用水量的标准。城镇供电负荷标准为：生活用电，城市250瓦从，集镇150瓦/人；工业用电，根据随城镇迁建的受淹工矿企业用电量而定；市政与公共建筑用电，城市、县城按总用电量的5%～8%确定，集镇按总用电量的3%～5%确定。

按照上述用水、供电补偿标准，每座新县城都建起了现代化的自来水厂和供水管网，建起了大容量的变电站和供电线网，和旧县城相比，均有了成倍的增长和长足的发展。

对新城镇的排水设施、环境卫生、消防、公共绿地、道路等，《大纲》中也都按照建设部规定的标准给予了补偿。

三峡库区第一座建成的新县城——秭归县新县城已经搬迁结束，于1998年9月28日举行了隆重、简朴的搬迁仪式。新县城道路宽阔，交通便利，高楼耸立，绿地成片，市场繁荣，俨然已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城市，与狭窄拥挤破旧不堪的老县城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县城已成为秭归全县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余7座全迁的新县城及上百座新集镇，都在加紧建设，有的已初具规模，数十座新集镇已经基本建成。应当说，秭归县新县城是三峡库区新县城的缩影。

第三种类型是动态增长性补偿。

开发性移民与赔偿性移民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考虑了动态增长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考虑了移民的动态增长。在逐户、逐级调查到的淹没线以下实有人口的基础上，《大纲》中规定，对于农村移民人口，按1.2%的年递增率计算需要生产安置的人口；对于城镇移民人口，考虑了以下五种增长因素：1、随迁人口，因城镇搬迁而需要搬迁的而并不受淹的非农业人口，一般按受淹人口的10%计算；2、机械增长人口，按受淹人口和随迁人口之和的10%计算；3、占地人口，指新城镇建设区内的原有人口，一般根据1/1000地形图调查确定；4、自然增长人口，直接受淹非农业人口与前3种人口之和，按1.2%年递增率计算至新县城建设与搬迁完毕年；5、常住无户籍人口，指户口不在受淹旧城镇而长期(3年以上)居住在该城镇内的人口，一般按直接受淹的非农业人口与随迁人口之和的10%计算，直接受淹人口加上以上五种人口之和，来计算新城镇占地规模(面积)和基础设施建设补偿费。由此可以看出，《大纲》为城乡移民群众确实是考虑得十分周到的。三峡水库淹没线以下的直接淹没人口是84.75万人，考虑了各种增长因素后，最终动迁人口为113万人。

另一方面是考虑了移民补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因素。三峡水库移民补偿资金总额为400亿元，这是依据1993年5月末价格水平测算出来的。三峡工程水库移民从1993年开始，到2009年结束，时间跨越长达17年。因此，必须考虑移民补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物价上涨因素，才能保证水库移民工作的顺利完成。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传统的做法是每隔若干年调整一次概算，这样作既不科学，也很难做到公正、合理。三峡工程对此进行了改革，水库移民和枢纽工程建设一样，都采用了“静态控制，动态管理”的办法来进行投资控制与管理。每年要聘请有资格的中介机构测算物价指数，再根据这一物价指数计算出测算年的动态投资与静态投资之间的差额。

三峡工程水库移民补偿资金每年的物价指数是聘请中国价格中心进行测算的，该中心本着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本着对国家、对移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在三峡库区14个区、县，对数十种商品进行价格采集，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概算权重为基础，精心测算1993～1995年三峡水库移民补偿资金物价指数，通过专家评审后，已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准。1996、1997年的物价指数也即将被批准。考虑移民补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物价上涨因素，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府对移民群众极端负责的精神。

要使水库移民各大类补偿投资及其总额计算的准确，关键还在于要实事求是、认真细致地搞好淹没线以下的人口和实物数量的调查，也可以说这是计算水库移民补偿性投资的基础，是执行好开发性移民补偿原则的基础。

1991年至1992年6月上旬，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会同四川、湖北两省和有关地(市)县政府，按照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要求的精度，完成了20个县(市)水库淹没线以下的人口调查和实物数量调查。实有人口的调查方法是：由调查人员根据分公安机关填发的户口册逐一入户调查，按人口登记办法当场核对并填报，由户主签字认可。农村人口按组、村、乡、区、县逐级汇总，由各级负责人签字认可，城镇人口按居民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镇、县(市)逐级汇总由各级负责人签字认可。这样调查的成果是相当精确的，而且是群众认可、各级政府认可的，因此是可信的。淹没实物数量的调查大致也是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的。

移民工程论文篇（2）

为了减少水利工程移民带来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冲突问题，建议在水利工程移民筹划的时候，要严格遵循“就近”、“同源”的基本原则。所谓的“就近”原则，就是选择迁出地周边较近的区域作为迁入地，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原有的土地关系等不变，能够就近安置的一定要就近安置，即便要付出更多的安置成本。所谓的“同源”主要是指文化的同源性，简单的来说就是要求迁出地与迁入地在历史文化风俗上面一致或类似，这一点要求相关单位在选择移民地址的时候，必须先做好历史文化传统的调查工作，详细比较、分析迁出地与几个目标迁入地之间在历史文化上的差异。这一点，可以通过调查走访两个地区的老人，就婚俗、民俗等方面的差异作出相应的评价；也可以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对比分析两个区域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比如说如果两个地区的居民都是同族，同一民族在历史文化上具有同源性，则可以选择这种区域作为移民迁入地。如果无法做到文化的同源性迁入，则应该由政府出面，就文化观念上的一些冲突进行协调，避免影响到迁入地与迁出地居民之间的关系。

（二）尽量维持水利工程移民间原有人际关系

在水利工程移民当中，也要考虑到移民的人际关系因素。在选择迁入地的时候，应该先划定移民的人际关系圈，迁入地要尽量在人际关系圈之内或者靠近其人际关系圈。当然，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都是复杂的，不可能将其所有认识的人都划进人际关系圈之内，只能以主要人际关系作为其人际关系圈的确定依据。比如说近亲属、同学、好友等，以这些人的居住地为点，划定一个圈，就是水利工程移民的人际关系圈。所有迁出人员的人际关系圈，就是整个水利工程移民的人际关系圈，迁入区的选择应该在这个大的人际关系圈之内，或者靠近这个人际关系圈，这样才能保证移民能够维持原有的人际关系，保证其移民后的情感交流需求得到较好的满足，避免因情感交流匮乏导致情感空虚，引发各类社会问题。同时，为促进水利工程移民与迁入地居民情感认同，可以组织一些两地居民的交流活动，比如说让移民与当地居民一起编排一些文艺节目，共同表演、共同演出、共同欣赏，逐渐地形成共同的文化氛围，也促进他们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同时，鼓励移民参加当地的丰富文化活动，鼓励当地居民在情感上接受水利工程移民，邀请他们参加婚礼、文化表演等活动，让移民更好地融入迁入地的人际关系和情感关系当中，有利于水利工程移民尽快适应新的生活。

（三）生活习惯因素

对于水利工程移民迁徙以后可能产生的生活习惯问题，应该在移民过程中考虑到，这一点已经体现在移民方案当中，但就这一问题，仍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原有工作或者谋生手段不变。一般来说水利工程移民都是整体移民，在移民规划上应该尽量保证移民原有工作或谋生手段不变，比如说移民在迁出之前在村里是开商店的，迁出以后也应该选择合适的区域，继续让其开商店；有的是干养殖的，迁出以后也应该划定相应区域扶持其继续做养殖；有的是做医生的，也应该继续让其经营医务室，为维持原有的生活习惯创造物质条件。第二，迁入地的村、镇尽量参照移民之前的居住位置进行规划，让其与原来的老街坊、老邻居生活在一起，这样也为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创造条件。第三，帮助移民逐渐地养成新的生活习惯。需要促进水利工程移民与迁入地居民之间的交流、交往，逐渐地让移民适应以后的生活环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先向移民介绍本地居民的一些日常生活习惯，带领移民了解本地区的一些环境状况、基础设施等。重点关注、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为青少年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避免其在移民后形成不良生活习惯，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

移民工程论文篇（3）

2建设征地实物指标

2．1农村

农村调查对象包括人口、房屋、土地、小型水利设施、农副业设施和其他项目等实物指标。1)永久征地。工程建设永久征地涉及丰城市曲江镇1个镇，香甪、莲花、红门和曲江4个村委会，26个村民小组和工业园管委会，总面积1436．63亩。2)临时用地。临时用地总面积508．80亩。其中料场临时用地103．50亩，弃碴场临时用地405．30亩(地类均为荒地)。3)人口、房屋及其他。工程建设征地涉及4个行政村14个村民小组、1个村小学。合计813户3415人，房屋面积192761．45m2。农村附属建筑物主要有砖石围墙、门楼、混凝土石晒场、压水井、大口井、沼气池等，另有树木共5024株。

2．2专业项目

专业项目分公路、电力、电信、广播电视、地下管道等。本工程交通设施:工程建设征地影响等外路8．7km;输变电设施:工程建设征地影响10kV电力线路1．45km;管道及水利设施:工程建设占压各类管道2．0km，抗旱泵站10台，灌溉电机5台，灌渠及灌溉涵管1．5km。

3农村移民安置规划

3．1生产安置规划

通过环境容量分析，可以在本镇进行移民安置。移民安置以种植业安置为主，安置标准参照征收前标准和安置区居民拥有资源状况，人均耕地面积参照该村现状人均耕地数量确定。由于征地区为城市规划区，移民生产安置结合城市规划，在土地调剂及合理利用补偿投资的基础上，可辅助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二、三产业，作为对种植业安置的补充，实现征地后农民生产、生活恢复或超过原有水平的目标。本工程建设征地涉及村生产安置人口共468人，其中418人在本村进行种植业安置，50人在当地进行二、三产业安置。生产安置费来源于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计1141．18万元(人均生产安置费2．44万元)。种植业安置调整耕地面积共计369亩。调整耕地所需费用为911．38万元，剩余资金为229．8万元，规划投入到调整土地的村组水利设施配套改造中。

3．2搬迁安置规划

参照《镇规划标准》，结合江西省有关规定，确定农村居民点迁建规模;考虑尊重地方各级政府及移民意见，在环境容量允许的前提下，以本村安置为主，不打乱原村组建制，以便于移民的管理。规划兼顾节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经计算，规划搬迁人口3463人。主要安置方案，以就近后靠安置为主，依托已有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系统，集中迁建由县政府负责，规划建设集中居民点4个，安置3463人，其中香甪村、莲花村、红门村、曲江村各1个，占地总面积363．60亩。

4专业项目处理

按照原标准、原规模或恢复原功能的原则进行复建规划，对已经失去功能不需要恢复重建的设施，给予合理补偿。因扩大规模、提高标准(等级)或改变功能需要增加的投资，由有关部门自行解决。受影响的公路，一般平行堤线，规划在占地范围外后靠复建，按现有占用规模的1．2倍估算复建长度;电灌站给予一次性补偿。

5补偿投资概算

占地处理补偿投资包括农村移民补偿投资、专业项目补偿投资、其他费用、预备费、有关税费等。经计算，本工程农村移民费为14242．53万元、专业项目补偿费483．40万元。其他费用1546．33万元，基本预备费1301．47万元，有关税费1025．72万元，工程占地静态总投资18599．45万元。

6移民工作实施与管理

6．1管理体制与机构设置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丰城市人民政府负责移民安置项目管理，负责项目重大事项的决策与协调工作，指导、监督实施机构的工作，确保相关政策法规以及移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执行机构为丰城市城西堤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具体实施由曲江镇人民政府负责本乡镇移民工作，层层负责，共同努力完成移民工作任务。

6．2规范性管理

移民实施管理的规范化是移民安置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移民实施需健全移民管理体制，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确定的管理方式，严格按照批准的规划实施，实施中对原规划进行重大变更的应按规定程序报批。各安置区移民安置工作实施前，应着重落实移民安置意愿，签订安置协议，避免出现项目资金已投入而移民不愿迁往的情况发生，保证移民投资使用的有效性。

6．3监督、评估

在移民实施过程中，需有资质的移民监理机构对移民安置实施情况进行全过程综合监理。监理内容包括移民工程实施质量、进度、资金拨付及规划控制情况、移民安置信息管理等。监理时限为工程建设和移民安置完成后1年。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移民监测评估，对实施移民前后移民生产生活水平进行监测，并对移民规划及移民实施后的效果进行评估。监测评估时限宜为工程建设和移民安置完成后3年。

6．4移民管理人员及移民技术培训

移民实施工作任务重、压力大、难点多，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性、政策性、群众性，为完成实施工作，应加强移民干部培训和农村移民技术培训。农村移民技术培训针对技术难度及移民接受度采用不同的方式:对简单实用的技术，采取现场示范和培训、扶持专业户带头;对面广，收益大的实用技术，采取夜校讲课和分发科技小册子的办法;对高新技术，采取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合作开发的形式等。培训内容:科学种田，增加农业科技含量，提高收益;扩大经营范围、多种经营，扩大收益渠道;发展特色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引导移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三产业中的实用技术，为发展二、三产业创造条件。

移民工程论文篇（4）

三峡移民在形式上分为就地后靠移民和跨省外迁移民。其中跨省外迁的三峡移民大多具有非自愿性迁徙的特点，这种以大规模、远距离为搬迁特征的外迁三峡移民在缺乏基本的社会心理认同感的情形下，其生产结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社会支持网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移民在安置地区能否生活稳定与健康发展，关系到地区的稳定发展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国内外学者对移民的研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成果颇为丰富。本文力图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对已有的三峡移民研究作述评。

一、国外的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

国外有关我国三峡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较少，但是对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却是西方移民研究中的重点。国外早在工业化时期就有了对各式各样的移民比较详细的研究，西方学者对移民融入方面的研究值得我们借鉴。

国外对于移民社会融入研究使用的概念大致有：社会同化（assimilation）、社会适应（social adaptation）、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社会吸纳（social inclusion）与社会并入（social incorporation）等。这些概念的侧重点不同，它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界定、描述移民的融入状况。

格雷泽（glazer）和卢卡森（lucassen）指出，社会同化是指移民被流入国完全接纳，并归属于某一特定群体，其后代有着与其祖辈不同的社会认同，成为该国的公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讲，同化主要是从社会价值体系、社会身份认同等层面来进行概括，并且着重强调了移民群体的被动适应过程，移民最终能否融入主流社会取决于是否完全接受流入国的社会价值体系。因此，同化更加突出社会成员同质性特征。

社会适应指的是个体与群体间的互动适应以及他们在面对特定的社会环境时所作出的反应。马腾斯（martens）指出，移民的适应过程不仅包括主流社会对移民的吸纳与整合，还包括移民群体对新社会价值体系的认知、选择、行动与内化过程。移民通过内化了的行为准则与价值标准来实现对新的生活与文化环境的适应。社会适应更多地强调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

社会融合的概念相对更为宽泛，是指移民在主流社会的融入状况，包括移民的生活状态、移民融入的演变过程等多个方面。艾林森（w.ellingsen）指出，移民社会融合是指移民平等地融入主流社会的状态和过程，体现了移民与其所融入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是一种双向适应的过程。社会融合既包含个体层面的融合，又包含群体层面的融合。此外，社会融合的研究内容也包括诸多方面，学术界倾向于从移民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关系等多个维度对其进行界定。

文化适应最经典的定义来源于1936年雷德菲尔德·林顿（redfield 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的界定，指的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移民进入到新社会中，通过持续的互动与联系，其自身原有的价值体系逐渐发生变化的过程。从狭义上来看，文化适应是指移民对主流社会文化习俗的适应。但是文化适应仅是移民实现社会融入的某一具体阶段，移民在文化上适应了主流社会，并不意味着移民完全融入到当地社会。米尔顿·戈登（milton gordon）在1964年的研究中指出，移民融入是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过程，其中的文化适应仅是移民融入的第一步，包括对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其他文化特质的适应等。他还指出，初级阶段的文化适应与结构性融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恩泽格尔（h.entzinger）和拜泽韦德（r.biezeveld）也认同此观点。他们认为，文化适应并不是移民社会融入的唯一选择，也不是社会融合成功的必然要求。移民虽然接纳了主流社会的某些重要价值元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对其自身原有文化的全盘否定与丢弃。

社会吸纳的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医疗与福利危机，带有一种公共政策和福利研究的社会意味。这一概念起初是用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后来又用于对移民群体、少数族群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研究。它将移民群体看作是社会行动的客体，更多地突出流入地社会的积极能动作用。它的目的是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状态，消除社会生活的障碍与预期风险。

社会并入的内涵与社会吸纳比较类似。它主要是针对移民在劳动择业、文化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社会组织网络等诸多方面的融入。因此，社会并入政策是通过创造均等的教育培训机会，为移民提供语言与技能等方面培训，从而提升移民等其他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活能力，进一步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合。

二、国内的三峡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

三峡移民问题是整个三峡水利工程的关键之所在，是一项综合性、复杂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对三峡移民的研究有助于国家进一步完善移民政策，为以后其他移民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借鉴与指导。三峡移民在迁移人数与迁移规模上当属世界之最，尤其是外迁移民所面临的不仅是地域上的变迁，更是在缺少社会心理认同感的情形下，生产结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社会支持网等的巨大与深刻的变化，因此三峡工程从实施之初就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水利工程建设所导致的移民迁徙是移民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三峡移民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成果，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水利交通运输、医疗卫生保健、建筑工程、新闻传媒、法律制度等多个层面。

第一，三峡移民扶持政策方面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峡水利工程实施的第一阶段，研究内容大多涉及水利工程的规划实施与监督管理、资金的运作监管、移民的拆迁安置、国家补偿政策等方面。例如，徐琪、刘逸农等（1993）的《三峡库区移民环境容量研究》，袁宏全（1994）的《三峡移民工程管理方法研究》。

第二，三峡移民经济融入方面的研究。大致从1999年以后，国内学者对移民的研究逐渐开始涉及经济发展这一层面。随着三峡工程的进一步展开，移民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移民的经济融入状况与移民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整个移民工程不仅是移民能不能迁得出的问题，更是移民迁出后在安置地能否稳得住、经济生活能否得到较快恢复，并持续发展、走上富裕道路的问题。例如，罗凌云、风笑天（2001）的《三峡农村移民经济生产的适应性》，马德峰（2005）的《我国水库外迁移民社区经济适应研究——以大丰市三峡移民安置点为个案》，张燕（2007）的《水库外迁移民在安置地的社会经济适应研究综述》，刘志军、孙泽建（2012）的《浙江首批三峡移民的经济适应——兼论模糊人情化扶持及其超越》。

第三，三峡移民文化心理融入与稳定性研究。三峡移民迁移模式分为就地后靠与跨省外迁，不同的迁移模式与安置方式对移民的心理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并且还容易产生诸多不稳定因素。例如，刘震、雷洪（1999）的《三峡移民在社会适应中的社会心态》，何泽仪、彭婷（2005）的《入湘三峡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文化融合探析》，刘伟（2007）的《从“乡土”文化结构探究三峡移民心理困境原因》，彭豪祥、段跃芳（2009）的《三峡工程移民社会适应性与心理健康研究》，喻婷婷（2010）的《论后移民时代三峡移民的生活融入与文化认同》。

第四，三峡移民社会整合方面的研究。随着移民工程的进一步展开，移民在安置地区的社会生活已经全面铺开。但是随着后移民时代的来临，各安置地已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移民更深层次的社会发展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杜健梅、风笑天（2000）的《人际关系适应性：三峡农村移民的研究》，艳梅、雷洪（2001）的《对三峡移民社区环境适应性状况的考察》，刘晋飞、黄东东（2008）的《三峡移民社区的整合机制分析——兼论移民纠纷框架下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马佶庆（2011）的《移民的社会网络与适应层次研究：以广东峣山村三峡移民为例》。

移民工程论文篇（5）

工程移民是社会学亟待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对工程移民中的人口、家庭、就业、贫困、社区建设、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与社会控制等问题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并应用社会学知识于工程移民过程，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和保障措施，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它对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促进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过程：对工程移民进行社会学分析

工程移民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移，也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环境的改变。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它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过程，是一种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在移民身上的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心理变迁的过程。下面，我们试从这两个方面对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做一分析探讨。

1、移民：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

一般来说，工程移民，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中的工程移民，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因此，其迁移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围绕着迁移，移民与政府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面对面的互动。在这对互动关系中，政府的目标是顺利实现迁移，而对于被迁的移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次巨大的经济、社会、人生变迁和利益损失，利益保护本能则往往迫使他们拒绝迁移。而互动的必然结果则往往是迁移的实现。

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作为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其互动的必然结果之所以往往是迁移的实现，这是因为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有两点则是共同的：一是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二是互动结构的不对称性。所谓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是指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政府为了顺利实现迁移的目标，往往采取了他组织! 由外在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部分联系起来的组织行为" 的组织方式，并充分利用政府权威的强制性和责任性强化这种方式，以对移民进行以迁移为目标的总动员。而互动的另一方——移民，面对信息输入和利益损失，基于利益保护的本能也形成了一套自我保护的机制并作用于它的互动对象，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形成移民自组织，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迁移的净损失等。但移民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往往是孤立的、分散的，软弱无力的，它根本无力与高度组织化的政府相抗衡"（綦淑娟，1996:38）。

2、工程移民：旧的社会解组和新的社会整合过程。

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工程移民首先是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同时又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舍弃了旧的社区组织以至整个旧的家园，造成程度不同的社会解组与社会解体现象。

工程移民过程是旧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样式的破裂，也是新家园的重建。这种重建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简单重复，而是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发展，因此，移民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新的社会整合的过程。在这新的社会整合过程中，移民的利益整合，包括国家与移民、移民地区与其相关的非移民地区以及移民地区内部不同的部门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与重构则是关键。工程移民的社会整合，除了利益整合外，还包括社会的"狭义" 和文化的整合，如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村落和行政组织、宗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工程移民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整合，逐步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结构，实现由原居地到新的安置地的搬迁、适应和融合，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中实现新的发展。

转贴于

二、变移民为发展：社会学知识在工程移民中的一个实际应用

从理论上讲，征用和重建，移民与发展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组成部分，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现实中的征用和搬迁并不会自发地引起重建和发展。移民由于工程建设而被迁出后，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或者失去了住所，或者土地和住所两样都失去。其后果是安置的结果与移民原有的生活水准大不相同。据一项对三峡移民的调查，在移民群体中，收入因迁移而受损失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移民家庭除了在住宅方面有了很大改观外，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十分欠缺，三分之二的人反映迁移前的收入比现在少，而现在收入比迁移前多的仅占9.2%，外迁型移民收入减少者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了后靠型移民；农村移民又比城镇移民受损的范围和程度更大更广一些。而迈克尔?塞尼在对世界银行工程移民进行大量研究和分析后认为，工程移民可能造成的贫困风险主要包括：丧失土地；无家可归；失业；被排斥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食物没有保障；疾病和死亡的增加，失去了享受共同财富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因此，为了减少工程移民的贫困风险，降低搬迁所造成的影响，促进工程移民从失去土地向以土地为基础的安置转变，从失业向再就业工程转变，从失去家园向重建家园转变，从混乱向重建社会网络转变，从边缘化到融于社会转变，从被剥夺向恢复对公共财产的使用权转变等，实现移民与当地人民融为一体，我们就必须切实改变以往那种“重工程轻移民”、“重搬迁轻安置”、“重一次性经济补偿，轻可持续开发”的思想和做法，改变那种认为通过行政手段就可以解决移民问题或把工程移民仅仅视为工程的附属问题，用工程方法来解决移民问题的认识，真正把工程移民问题纳入整个开发计划中，将工程移民视为发展问题，在强调对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和增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上安置移民，不仅要使移民能够“搬得走”，更要使他们能够“稳得住，会致富”，即所谓的变移民为发展。

而在变移民为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学知识则可以也必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种贡献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工程移民准备阶段，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实地调查，真实地了解受工程项目影响的地区和新安置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移民和安置地居民的意愿，帮助政府及移民当局制定一个符合客观实际，既能体现移民政策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移民利益，又易于操作和实施的移民规划，以便指导相关组织及时有效地开展移民工作，从而使移民和发展做到更有计划性和预见性。这种移民规划必须充分体现以人为根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到移民未来的重建和发展，它至少应当包括发展计划与战略；帮助移民重建社会组织；对财产进行估价和赔偿；有关文化习俗和社会服务的条文；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措施；相关组织所应承担的职责等内容，并在保持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则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从而为项目规划者进行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行动提供指南。

其二，在工程移民的实施过程中，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社区和社会组织的重建工作。如提出一套重建社区组织与社区结构的方法，新移民与新安置区相互融合的途径，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网络的实施步骤等，以促进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的尽快融合。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学家和移民的共同参与，提高工程移民中的非成本—收益性因素，如增强移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公正感；保证移民应得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减少移民对政府的“综合依赖症”，更好地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等等，而且，通过广泛深入的参与，还可以多方面地吸收各种建议和意见，使隐藏的有关问题及早地暴露出来，从而降低搬迁的难度，提高移民的满意度，增加长期稳定的系数。而这些都是成功的移民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和条件。第三，在工程移民安置结束时，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工程移民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最大限度地为移民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增强移民发展经济的适应性，促进移民原有文化样式与安置地文化的尽快融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移民恢复由于搬迁所带来的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以及心理方面的损失，实现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塞尼，1996，《移民与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水库移民中心编译，河海大学出版社。

移民工程论文篇（6）

工程移民是社会学亟待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对工程移民中的人口、家庭、就业、贫困、社区建设、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与社会控制等问题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并应用社会学知识于工程移民过程，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和保障措施，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它对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促进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过程：对工程移民进行社会学分析

工程移民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移，也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环境的改变。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它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过程，是一种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在移民身上的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心理变迁的过程。下面，我们试从这两个方面对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做一分析探讨。

1、移民：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

一般来说，工程移民，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中的工程移民，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因此，其迁移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围绕着迁移，移民与政府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面对面的互动。在这对互动关系中，政府的目标是顺利实现迁移，而对于被迁的移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次巨大的经济、社会、人生变迁和利益损失，利益保护本能则往往迫使他们拒绝迁移。而互动的必然结果则往往是迁移的实现。

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作为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其互动的必然结果之所以往往是迁移的实现，这是因为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有两点则是共同的：一是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二是互动结构的不对称性。所谓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是指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政府为了顺利实现迁移的目标，往往采取了他组织! 由外在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部分联系起来的组织行为" 的组织方式，并充分利用政府权威的强制性和责任性强化这种方式，以对移民进行以迁移为目标的总动员。而互动的另一方——移民，面对信息输入和利益损失，基于利益保护的本能也形成了一套自我保护的机制并作用于它的互动对象，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形成移民自组织，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迁移的净损失等。但移民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往往是孤立的、分散的，软弱无力的，它根本无力与高度组织化的政府相抗衡"（綦淑娟，1996:38）。

2、工程移民：旧的社会解组和新的社会整合过程。

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工程移民首先是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同时又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舍弃了旧的社区组织以至整个旧的家园，造成程度不同的社会解组与社会解体现象。

工程移民过程是旧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样式的破裂，也是新家园的重建。这种重建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简单重复，而是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发展，因此，移民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新的社会整合的过程。在这新的社会整合过程中，移民的利益整合，包括国家与移民、移民地区与其相关的非移民地区以及移民地区内部不同的部门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与重构则是关键。工程移民的社会整合，除了利益整合外，还包括社会的"狭义" 和文化的整合，如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村落和行政组织、宗族、以及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工程移民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整合，逐步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结构，实现由原居地到新的安置地的搬迁、适应和融合，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中实现新的发展。

二、变移民为发展：社会学知识在工程移民中的一个实际应用

从理论上讲，征用和重建，移民与发展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组成部分，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现实中的征用和搬迁并不会自发地引起重建和发展。移民由于工程建设而被迁出后，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或者失去了住所，或者土地和住所两样都失去。其后果是安置的结果与移民原有的生活水准大不相同。据一项对三峡移民的调查，在移民群体中，收入因迁移而受损失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移民家庭除了在住宅方面有了很大改观外，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十分欠缺，三分之二的人反映迁移前的收入比现在少，而现在收入比迁移前多的仅占9.2%，外迁型移民收入减少者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了后靠型移民；农村移民又比城镇移民受损的范围和程度更大更广一些。而迈克尔?塞尼在对世界银行工程移民进行大量研究和分析后认为，工程移民可能造成的贫困风险主要包括：丧失土地；无家可归；失业；被排斥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食物没有保障；疾病和死亡的增加，失去了享受共同财富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因此，为了减少工程移民的贫困风险，降低搬迁所造成的影响，促进工程移民从失去土地向以土地为基础的安置转变，从失业向再就业工程转变，从失去家园向重建家园转变，从混乱向重建社会网络转变，从边缘化到融于社会转变，从被剥夺向恢复对公共财产的使用权转变等，实现移民与当地人民融为一体，我们就必须切实改变以往那种“重工程轻移民”、“重搬迁轻安置”、“重一次性经济补偿，轻可持续开发”的思想和做法，改变那种认为通过行政手段就可以解决移民问题或把工程移民仅仅视为工程的附属问题，用工程方法来解决移民问题的认识，真正把工程移民问题纳入整个开发计划中，将工程移民视为发展问题，在强调对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和增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上安置移民，不仅要使移民能够“搬得走”，更要使他们能够“稳得住，会致富”，即所谓的变移民为发展。

而在变移民为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学知识则可以也必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种贡献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工程移民准备阶段，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实地调查，真实地了解受工程项目影响的地区和新安置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移民和安置地居民的意愿，帮助政府及移民当局制定一个符合客观实际，既能体现移民政策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移民利益，又易于操作和实施的移民规划，以便指导相关组织及时有效地开展移民工作，从而使移民和发展做到更有计划性和预见性。这种移民规划必须充分体现以人为根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到移民未来的重建和发展，它至少应当包括发展计划与战略；帮助移民重建社会组织；对财产进行估价和赔偿；有关文化习俗和社会服务的条文；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措施；相关组织所应承担的职责等内容，并在保持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则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从而为项目规划者进行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行动提供指南。

其二，在工程移民的实施过程中，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社区和社会组织的重建工作。如提出一套重建社区组织与社区结构的方法，新移民与新安置区相互融合的途径，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网络的实施步骤等，以促进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的尽快融合。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学家和移民的共同参与，提高工程移民中的非成本—收益性因素，如增强移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公正感；保证移民应得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减少移民对政府的“综合依赖症”，更好地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等等，而且，通过广泛深入的参与，还可以多方面地吸收各种建议和意见，使隐藏的有关问题及早地暴露出来，从而降低搬迁的难度，提高移民的满意度，增加长期稳定的系数。而这些都是成功的移民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和条件。第三，在工程移民安置结束时，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工程移民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最大限度地为移民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增强移民发展经济的适应性，促进移民原有文化样式与安置地文化的尽快融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移民恢复由于搬迁所带来的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以及心理方面的损失，实现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移民工程论文篇（7）

 

一、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的概念

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是指在水利工程建设征地移民活动中，征地移民监理单位接受业主或有关单位的委托和授权，依据国家批准的工程移民文件、法律法规及有关合同、协议、责任等合法文件而进行的监督管理活动。

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旨在实现移民活动的目标，根据委托方的要求，监理的工作范围和内容，既可以是全方位、全过程监理，也可以是阶段性的监理，还可以是具有某种特殊目的的专项监理。免费论文参考网。

二、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服务的主要内容与主要工作

1、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个人补偿费的按时足额兑现、土地补偿费的有效使用；农村移民居民点建设、农村移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移民生产安置措施落实和生产项目的实施；集镇搬迁建设；专业项目的恢复建设；移民按计划搬迁安置；附着物清除进度；征地移民实施过程中档案资料(包括音像)收集；参与征地移民实施方案的制定；配合审计和检查；临时用地复垦实施；参加征地移民各阶段验收等。

2、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服务的主要工作

（1）水利工程征地移民实施进度控制方面

1）根据工程进度的总体要求，审核实施方案提交的总进度计划、阶段计划和详细的年度工作计划，并提出控制性进度目标和实施计划，督促实施方采取切实措施，实现合同的工期目标要求。当实施进度发生较大偏差时，及时向发包人提出调整控制性进度计划意见，经发包人批准后，完成进度计划的调整。

2）对实施方编制的征地移民实施方案和有关问题提出审核意见。

3）根据批准的征地移民实施计划和专业项目恢复建设方案，对各类移民安置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监控。重点控制农村移民村庄和散迁户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建房进度；农村移民生产用地拨付和生产开发的实施进度；移民安置区专业项目建设实施进度；集镇迁建实施进度。及时向发包人反映征地移民计划的执行情况。

4）对勘测定界单位征地界桩埋设进度进行控制。

（2）水利工程征地移民质量控制方面

1）协助发包人审查实施方提交的征地移民实施方案和质量保证体系，并监督实施。

2）按照移民安置的综合质量目标控制移民安置实施质量；检查移民安置有关工程质量的监理和监督工作；综合检测移民安置质量及生产、生活水平，并做出总体评价。

3）对移民安置工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不符合要求的要及时责令整改。对移民安置工作中存在突出问题和发生重大事件及时报告，在进行必要的调查后，提交专题报告。

4）对征地界桩埋设质量数量进行控制，向发包人提交专题报告。

5）参与各阶段的专项验收和移民安置验收，并提交各相应阶段的监理报告，移民工程竣工验收时，提交《征地移民监理质量评估报告》。

（3）水利工程征地移民投资控制方面

1）监督征地移民补偿资金的拨付、使用。分项检查项目资金使用及资金分配公告情况；定点抽查移民个人补偿费的兑现。

2）协助发包人审查征地移民超出概算部分项目内容。

3）督促征地移民补偿资金按计划及时到位，检查资金的使用情况，监督实施方按审定的规模、标准和投资进行实施。

4）参与移民安置规划设计成果审核以及漏项、设计方案变更等审查，提出监理意见。免费论文参考网。

（4）监理信息管理制度

对水利工程征地移民专业项目和移民安置工程建设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定期编制移民监理工作报告，及时上报重大问题。免费论文参考网。应在发包人要求的时间内向发包人提交征地移民监理实施细则和合同条款中规定的文件资料。

（5）合同的管理

协助发包人组织各项移民工程合同的签订，并在合同实施过程中管理合同，包括合同管理、会议管理、支付款项、合同变更、违约、索赔及风险分担、合同争议协调等。

（6）集镇和专业项目的恢复建设

全面管理集镇和专业项目承建合同，就实施方选择的分包商资格及分包项目进行审查批准；协助或代表发包人答复实施方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宏观控制各集镇和专业项目恢复建设实施进度、质量和造价，进行安全监督检查；主持监理合同授权范围内集镇和专业项目恢复建设各方协调工作；参与集镇和专业项目恢复建设的验收工作。

三、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的外部协调

水利工程征地移民项目系统与外部的关系，主要是发包人与外部单位的合同关系，因此，水利工程征地移民与外部关系的协调内容，主要是相互配合，界定各方的权利、职责和义务，共同保证工程移民项目建设目标的实现。

在与外部关系的协调过程中，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协调工作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在不同的阶段也各不相同。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的介入主要是在征地移民工作的实施过程中。

1、进度问题的协调

进度问题的协调内容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面附着物清除进度的协调，另一个方面是征地移民资金发放进度协调。对地面附着物清除进度的协调，实践证明，有两项协调工作很有效：一是与发包人共同商定以及网络计划，并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作为衡量工程进度的依据；二是设立奖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或工程办事机构工作的积极性。

2、合同争议的协调

在水利征地移民监理协调中，合同争议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单项移民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单项移民工程诸如专项迁建合同纠纷、临时用地复垦合同纠纷等，首先应协调解决，协调不成时才向合同管理机关申请调解或仲裁。对仲裁决定不服时，可在收到裁决书15日内诉请人民法院审判决定。

3、与设计单位关系的协调

在水利工程征地移民工作中，设计单位负责工程影响人口和实物等指标的认定、区域环境容量的分析和移民规划的编制等一系列工作。与设计单位保持良好的工作联系是十分必要的。协调好与设计单位的工作关系，能够为征地移民实施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在征地移民实施中能够对移民安置规划编制的前提、环境容量制约因素、规划所使用的政策、规范标准等依据和规划的目标等情况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能够在移民安置中有的放矢，减少盲目性和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协调的方法有进行设计交底、召开工作例会和文件往来等。

4、其他关系的协调

水利工程征地移民资金收支一般都需要依靠各级银行及其业务网点进行，移民资金按进度拨付需要银行的配合。因此，有必要在征地移民实施初期对资金的拨付条件、标准和方式与银行进行协调；在外业调查开始时间和进行过程中以及界桩埋设的时间，需要与勘测定界单位进行协调。

【参考文献】1、左平，苏青，龚银辉.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监理与检测评估〔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

移民工程论文篇（8）

为了改善陕南地区人居环境现状，陕西省政府于2010年实施了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陕南移民搬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的最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工程，搬迁移民240万人，比三峡移民多100万人。移民搬迁是集地质灾害移民、洪涝灾害移民、生态建设移民、扶贫移民、工程移民为一体，对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低收入群体生产生活环境、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陕南移民搬迁规划十年完成，目前已开展两年有余。认真总结移民搬迁的工作成效，分析政策执行和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的举措，对促进小康社会建设、发展民生经济，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1移民搬迁与社区文化重构

移民搬迁是指政府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为改善人居环境、缓解生态环境恶化等实施的移民活动。移民搬迁是一项负责的综合性工程，涉及到经济、政治、人文、生态以及建筑规划等各个领域。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移民群众要面临入驻新社区、适应新环境、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以新的社区文化等问题。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移民主体原有的文化被破坏，社区及社会关系都发生变化，需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建立文化网络。从而实现社区文化的重构与整合。

2我国农村移民社区的研究进展

我国关于农村移民社区的研究工作是由20世纪90年代政府推动的山峡工程移民引发的[1]，开展相对比较晚。因此，关于农村移民社区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经查阅资料和文献，发现有关的文章只是在一些期刊论文上，目前尚无专著，也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2]。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农村移民社区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于工程移民，从经济学、社会学、人文等角度对农村移民社区进行研究论证。鲜有文章从生态的视角，统筹农村移民社区的全局发展进行研究。以研究工程移民农村移民安置模式问题为主。高齐《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新模式初探》文中提出通过兴建移民城的方式组团安置农村移民，集中实现非农化的转移，从而提高农村移民的生活水平、库区社会稳定以及资源开发等都有着非凡的意义[1]。以研究农村移民社区基础设施供需关系的为主。段玉瑾《农村移民社区生活设施供需错位现象的考察》提出通过农村移民社区基础配套设施的系统化、完善化的研究，为更好的发展农村移民社区具有积极意义[2]。以研究农村移民社区移民适应性现状为主，农村移民安置社区的考察，从社区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生产劳动方式、风俗习惯描述了外迁移民社区适应状况，分析了影响移民社区适应的主体因素，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3]。

2.1我国农村移民社区工程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移民社区工程的开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在1985~1995年之间，在三峡工程库区移民进行了搬迁安置试点，让首批移民从坝上库搬迁到向家店村，这次的移民搬迁采取了村落归并和探索农户村移民的安置模式。在1988~1999年间，我国在宁夏、甘肃、新疆等西部省和自治区开始采取了异地安置扶贫方式探索移民的安置模式。而且随着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云南、贵州、蒙古和宁夏组织开展了异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并于后来推广到了9个省或自治区。从2005年起我国的移民快速发展，在“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移民5万，宁夏移民工程的规模达到了20万，甘肃省从南部的干旱贫困山区移民到黄河灌区达20多万人，青海省从东部环境恶劣地区向柴达木盆地移民达10万，广东省从北部的石灰岩山区向广州市郊等地移民达10多万，此外，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黑龙江省森林腹地、黄河下游滩区等区域也实施了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在2010年，陕南按照陕西省政府的总体规划，将移民搬迁项目从2011年一直到2020年，利用十年时间，实现陕南三市28县一共安排搬迁安置移民60万户、240万人，这是目前最大的一次移民搬迁工程。截止到了2014年，我国政府总共对1000多万的贫困人口实施了搬迁，使得一部分事务贫困地区率先走出了“人口贫苦”和“生态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情况。因为我国进行了这么大的搬迁规模，所以也就形成了巨大的农村移民社区规模的建设。

2.2我国农村移民社区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目前，已经有学者探讨了关于国内开展的农村移民社区的不足之处。通过查阅资料可以发现，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寺堡生移民开发区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左旗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这两个区域采用了“建设小绿洲，保护大生态”的移民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提高村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大幅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并取得了较为不错的生态效益，成为我国农村移民社区比较成功的案例。但是在移民区快速高效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主要包括：①生产问题。移民本身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而搬迁，由于安置社区区产业体系发展不够成熟，部分地区又以农业收入为主，这就导致收入水平不高，与村民期望值差距较大。②生活问题。农村居民长期生活在庭院的建筑模式之中，而移民社区的建设基本模仿城镇的居住设计模式，打破了原有的生活模式[18]。而且，在农村的家畜、家禽养殖等由于居住环境与模式的改变也无法进行。减少了农民收入以及生活乐趣。③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原有的家庭庭院模式被打破、沼气池、太阳能等能源的利用也无法应用于现在的城镇是的居民楼当中。

3问题及展望

3.1陕南农村移民社区出现的主要问题

通过走访调研多个陕南农村移民社区的在建项目，围绕移民社区的建设促进以新农村经济走向高效、可持续、发展道路。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移民社区在选址方面。陕南地区地处秦巴山地腹地。平整地段较少，大部分为沟壑坡地，不适宜修建大规模的成片的移民社区。但在实际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大量的破坏山地植被、挖山填地等现象，破坏了原有的山地民居营建技术。同时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生态植被条件的破坏。②生产问题的配套不完善。单个移民社区规模建设偏大，配套的服务设施不健全。农民再就业、产业转化力度不够。出现了农民无业可就，无地可种的现象。③农村能源利用不充分。农村广泛使用的沼气、太阳能等在新社区建设中没有进行充分考虑，未能形成良好的循环机制。造成能源浪费。

3.2结论

移民搬迁是解决人居环境问题、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陕南地区的移民搬迁与新社区文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对陕南移民搬迁的后续建设与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当地政府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作者:田海宁 单位:陕西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移民工程论文篇（9）

工程移民是社会学亟待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对工程移民中的人口、家庭、就业、贫困、社区建设、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与社会控制等问题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并应用社会学知识于工程移民过程，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和保障措施，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它对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促进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过程：对工程移民进行社会学分析

工程移民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移，也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环境的改变。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它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过程，是一种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在移民身上的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心理变迁的过程。下面，我们试从这两个方面对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做一分析探讨。

1.移民：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

一般来说，工程移民，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中的工程移民，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因此，其迁移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围绕着迁移，移民与政府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面对面的互动。在这对互动关系中，政府的目标是顺利实现迁移，而对于被迁的移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次巨大的经济、社会、人生变迁和利益损失，利益保护本能则往往迫使他们拒绝迁移。而互动的必然结果则往往是迁移的实现。

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作为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其互动的必然结果之所以往往是迁移的实现，这是因为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有两点则是共同的：一是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二是互动结构的不对称性。所谓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是指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政府为了顺利实现迁移的目标，往往采取了他组织!由外在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部分联系起来的组织行为"的组织方式，并充分利用政府权威的强制性和责任性强化这种方式，以对移民进行以迁移为目标的总动员。而互动的另一方――移民，面对信息输入和利益损失，基于利益保护的本能也形成了一套自我保护的机制并作用于它的互动对象，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形成移民自组织，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迁移的净损失等。但移民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往往是孤立的、分散的，软弱无力的，它根本无力与高度组织化的政府相抗衡"（綦淑娟，1996:38）。

2.工程移民：旧的社会解组和新的社会整合过程

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工程移民首先是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同时又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舍弃了旧的社区组织以至整个旧的家园，造成程度不同的社会解组与社会解体现象。

工程移民过程是旧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样式的破裂，也是新家园的重建。这种重建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简单重复，而是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发展，因此，移民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新的社会整合的过程。在这新的社会整合过程中，移民的利益整合，包括国家与移民、移民地区与其相关的非移民地区以及移民地区内部不同的部门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与重构则是关键。工程移民的社会整合，除了利益整合外，还包括社会的"狭义"和文化的整合，如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村落和行政组织、宗族、以及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工程移民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整合，逐步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结构，实现由原居地到新的安置地的搬迁、适应和融合，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中实现新的发展。

二、变移民为发展：社会学知识在工程移民中的一个实际应用

从理论上讲，征用和重建，移民与发展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组成部分，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现实中的征用和搬迁并不会自发地引起重建和发展。移民由于工程建设而被迁出后，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或者失去了住所，或者土地和住所两样都失去。其后果是安置的结果与移民原有的生活水准大不相同。据一项对三峡移民的调查，在移民群体中，收入因迁移而受损失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移民家庭除了在住宅方面有了很大改观外，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十分欠缺，三分之二的人反映迁移前的收入比现在少，而现在收入比迁移前多的仅占9.2%，外迁型移民收入减少者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了后靠型移民；农村移民又比城镇移民受损的范围和程度更大更广一些。而迈克尔・塞尼在对世界银行工程移民进行大量研究和分析后认为，工程移民可能造成的贫困风险主要包括：丧失土地；无家可归；失业；被排斥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食物没有保障；疾病和死亡的增加，失去了享受共同财富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因此，为了减少工程移民的贫困风险，降低搬迁所造成的影响，促进工程移民从失去土地向以土地为基础的安置转变，从失业向再就业工程转变，从失去家园向重建家园转变，从混乱向重建社会网络转变，从边缘化到融于社会转变，从被剥夺向恢复对公共财产的使用权转变等，实现移民与当地人民融为一体，我们就必须切实改变以往那种“重工程轻移民”、“重搬迁轻安置”、“重一次性经济补偿，轻可持续开发”的思想和做法，改变那种认为通过行政手段就可以解决移民问题或把工程移民仅仅视为工程的附属问题，用工程方法来解决移民问题的认识，真正把工程移民问题纳入整个开发计划中，将工程移民视为发展问题，在强调对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和增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上安置移民，不仅要使移民能够“搬得走”，更要使他们能够“稳得住，会致富”，即所谓的变移民为发展。

而在变移民为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学知识则可以也必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种贡献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工程移民准备阶段，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实地调查，真实地了解受工程项目影响的地区和新安置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移民和安置地居民的意愿，帮助政府及移民当局制定一个符合客观实际，既能体现移民政策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移民利益，又易于操作和实施的移民规划，以便指导相关组织及时有效地开展移民工作，从而使移民和发展做到更有计划性和预见性。这种移民规划必须充分体现以人为根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到移民未来的重建和发展，它至少应当包括发展计划与战略；帮助移民重建社会组织；对财产进行估价和赔偿；有关文化习俗和社会服务的条文；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措施；相关组织所应承担的职责等内容，并在保持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则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从而为项目规划者进行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行动提供指南。第二，在工程移民的实施过程中，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社区和社会组织的重建工作。如提出一套重建社区组织与社区结构的方法，新移民与新安置区相互融合的途径，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网络的实施步骤等，以促进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的尽快融合。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学家和移民的共同参与，提高工程移民中的非成本―收益性因素，如增强移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公正感；保证移民应得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减少移民对政府的“综合依赖症”，更好地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等等，而且，通过广泛深入的参与，还可以多方面地吸收各种建议和意见，使隐藏的有关问题及早地暴露出来，从而降低搬迁的难度，提高移民的满意度，增加长期稳定的系数。而这些都是成功的移民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和条件。第三，在工程移民安置结束时，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工程移民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最大限度地为移民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增强移民发展经济的适应性，促进移民原有文化样式与安置地文化的尽快融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移民恢复由于搬迁所带来的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以及心理方面的损失，实现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水库移民中心编译.迈克尔・塞尼.移民与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M].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

[2]綦淑娟.政府与移民互动关系的分析――以三门峡水利移民为个案[J].社会学研究,1996,4.

移民工程论文篇（10）

作者简介：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

周思伽，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现有的研究中，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距离不断缩小的过程，也是其从文化、收入、身份等方面不断向城市居民趋同的过程。然而，随着大批农民工的不断涌入，他们逐渐形成了新的一套文化和准则。不同于一味地学习和接受城市的规则，农民工形成了一种介于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融合。只有将内部与外部的融合相结合，农民工才能既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又获得较强的归属感。其社会融合具有与身份相对应的二重性。

二、文献综述

西方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主要分为“同化论”、“多元论”和“区隔融合论”三种。“同化论”的代表人物有克雷夫科尔、特纳、帕克以及戈登（黄匡时，2010；Park，1924；马戎，2004）。{1}它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针对特定对象提出来的。这是一个族群内部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外部主流文化不断侵入的过程（Simons，1901；Leonard & Kitsuse，1955；Spiro，1955）。{2}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它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同化始终没有出现。“多元论”是相对于“同化论”提出的。它主张各群体内部应该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认同，保存原有的种族和族群文化（Berbrier，2004）。{3}经验研究中，多元融合原本以种族移民为研究对象，之后扩展到妇女、同性恋、残疾人等弱势群体（Berbrier，2002）。{4}其最初是一种政治主张，目的是对抗具有明显种族歧视的同化论。它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Portes，1980）。{5}“区隔融合论”主要是针对移民二代的融合而提出。它认为，移民的人力资本（教育、技术、文化）及他们在流入地最早遭受的待遇与社会融合模式之间存在互动（Portes，1995）。{6}

国内对于社会融合维度的研究并没有统一的观点。王桂新和罗恩立（2007）将其分为经济、政治、公共权益以及社会关系四个维度的融合。{7}张文宏和雷开春（2008）将其分为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和身份融合。{8}还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相对稳定的职业、可观的经济收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田凯，1996）。{9}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社会维度的标准存在差异，由此测量出的社会融合情况也不同。同时，学术界对于影响社会融合的因素从户籍制度、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层面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析（李强，2002；李培林，1996；赵延东，2002）。{10}其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普遍偏低且具有明显内部差异性（钱文荣，2009）。{11}

根据国内外文献的分析，学术界关于农民工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尚有不足。首先，西方理论均从文化和结构讨论社会融合，以主流文化为参照系，忽略阶层群体差异。其次，社会融合维度不一，其维度和影响因素之间的界限模糊，致使测量结果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1. 研究框架

由于本文需要对社会融合进行探索性分析，所以这里并未提出明确的假设。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人口特征（性别、户籍、教育、政治面貌、拥有证件类型）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迁移融合、本土融合）的重要因素（任远，2006）。{12}同时，家庭（配偶情况、迁移家庭规模、共住共居模式、居住地方）作为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费正清，1987）{13}纳入回归方程。另外，工作状况（工种、企业性质）作为农民工生活的重要部分也将纳入回归方程。

2. 资料来源和抽样设计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2010外来务工人员调查”，调查地点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宁波、上海、苏州、深圳、佛山、东莞六个城市。本调查最终成功访问了2 680位外来务工人员，样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 主要指标及操作化测量

本文将社会融合分为了本土融合与迁移融合两个概念。具体的指标操作化测量如下：

待遇情况：企业提供待遇情况，包括病假工资、带薪休假、产假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其编码：1为有，0为没有。月平均收入：被访者的月平均工资。本地人成为邻居情况：被访者的邻居中是否有本地人。其编码：1为是，0为否。本地人到家做客情况：被访者是否邀请过本地人到家做客。其编码：1为从来没有，2为偶尔，3为经常。听懂本地话程度：被访者能否听懂本地话。其编码：1为听不懂，2为听懂一些，3为全能听懂。讲本地话程度：被访者能否讲本地话。其编码：1为能讲，0为不能。工作评价：被访者对目前工作状况的评价，包括收入、工作安全性、工作环境、工作时间、晋升机会和整体满意度。其编码：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一般，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企业评价：被访者对目前所在企业评价，包括工资水平、最低工资保障、工资按时发放、加班时间和报酬、社会保障、企业福利、劳动保护、工作环境、文化娱乐情况、上下级关系、工友关系、员工参与工资协商、职业技能培训、本外地人同工同酬、男女同工同酬。其编码为：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一般，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城市评价：被访者对打工地所在城市评分，包括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生活质量、社会治安、交通条件、子女教育质量、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会公正、生态环境。其编码为：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一般，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直接管理人员是否老乡：被访者目前工作场所最直接管理人员是否老乡。其编码：1为是，2为否。工作场所中老乡比例：工友中与被访者同一个乡镇、县、省的人群比例。其编码：1为很少（50%）。社会交往中老家方言使用情况：被访者在社会交往中使用较多的语言。其编码：1为本地话，2为普通话，3为老家方言。工作老家方言使用情况：被访者在工作中使用较多的语言。其编码：1为本地话，2为普通话，3为老家方言。家庭总收入：被访者家庭年总收入。打工总收入：被访者家庭外出打工收入。是否回老家买房：被访者5年内准备置办房产的地方。其编码：1为打工地城市，2为老家县城或乡镇，3为老家农村。是否认同外地人身份：被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哪种人。其编码：1为本地人，2为新本地人，3为既是本地人又是外地人，4为既不是本地人，也不是外地人，5为外地人。

4. 分析方法和统计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类：第一，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探索社会融合的相关因子，统计模型为：

Xi=Ai1F1+Ai2F2+...+AimFm+Ui； （i=1，2，...，k）。

第二，当因变量为定距及以上变量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个人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家庭环境、工作状况与社会融合各因子间的相关关系，统计模型为：

Y=B0+B1X1+B2X2+...+BkXk+ε。

四、研究结果及发现

1. 农民工社会融合因子结构

（1）本土融合的因子结构

本土融合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融合概念相似，是农民工基于本地关系与本地居民进行的一种外部融合。这部分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本土融合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正交旋转。其中，有4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4个因子累积的方差贡献率达到70.8%（>70%）。因此，这些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表1可知，因子F1主要由“工作评价”、“企业评价”和“城市评价”3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870、0.885和0.756。这3项较好地代表了F1，反映的都是农民工对移入地的评价，是农民工的主观感受，表现的是其对移入城市的认同。因此，F1为“认同融合”。

因子F2主要由“听懂本地话程度”和“讲本地话程度” 2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888、0.901。这2项较好地代表了F2，反映的是农民工对当地语言的情况。与文化的其它方面相比，语言是外来人口对移入地文化掌握的最突出表现。因此，F2为“文化融合”。

因子F3主要由“本地人成为邻居情况”和“本地人到家做客情况”2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861、0.724。这2项较好地代表了F3。与本地人做邻居反映了农民工在地缘上与本地人接近的程度，本地人到家做客的情况则反映了农民工是否与本地人有较为亲密的联系。这两者都较好地反映了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因此，F3为“网络融合”。

因子F4主要由“待遇情况”和“月平均收入”2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740、0.769。这2项较好地代表了F4，反映了农民工个人在移入地的经济水平。月平均收入、待遇情况与其职业直接相关，是体现个人经济水平的最重要部分。经济水平越高，其在当地的经济地位越高，融合程度也越高。因此，F4为“经济融合”。

（2）迁移融合的因子结构

迁移融合是农民工基于乡土关系与当地同乡进行的一种内部融合。这部分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迁移融合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正交旋转。其中，有4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4个因子累积的方差贡献率达到70.9%（>70%）。因此，这些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表2可知，“是否回老家买房”和“是否认同外地人身份”2项指标对F1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758和0.756，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1，都表现的是农民工对自己家乡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虽然此种类型的认同并不一定能使农民工长期定居移入地，但是作为精神上的依托，为农民工在本地的生活提供了动机和支撑。因此，F1为认同融合。

“社会交往老家方言使用情况”和“工作老家方言使用情况”2项指标对F2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70和0.862，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2。与国外对种族文化差异的研究不同的是，在中国，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因此，老家方言在公共场所的使用情况，则代表了农民工在移入地对家乡文化的传承。因此，F2为文化融合。

“直接管理人员是否老乡”和“工作场所中老乡比例”2项指标对F3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02和0.813，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3。以往研究显示，工作从时间和空间上占据了农民工大部分生活。除去邻居，农民工社会关系大多来自于工作。因此，F3为网络融合。

“家庭总收入”和“打工总收入”2项指标对F4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912和0.916，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4。家庭及家庭打工总收入在当地越高，其家庭的内部融合越高。家庭的总收入尤其是家庭打工的总收入代表了农民工亲属群体在移入地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迁移融合中亲属的经济水平。因此，F4为经济融合。

（3）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现状

通过对农民工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的各因子进行相关分析可知，仅有两者的经济融合呈现正相关，而认同融合、文化融合、网络融合均成负相关。但是从其它角度来看，本地认同融合促进了迁移融合除认同融合的其它方面。本地文化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迁移融合的网络与经济融合。反而本地网络融合在更大程度上阻碍了迁移融合，本地经济融合也与迁移融合除经济外的其他方面呈相反趋势。由此可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的本土融合与迁移融合之间的融入趋势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促进的（见表3）。

2.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回归分析

（1）农民工本土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由表4可知，自变量对农民工本土融合中的认同融合、文化融合、网络融合和经济融合的解释力，分别为3.2%、7.2%、7.4%和19.7%。其中，自变量对经济融合的解释力最大，而对认同融合的解释力最小。

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人口特征分析，性别仅对农民工本土融合中的经济融合产生显著的影响。女性比男性的经济融合程度低0.420分（B=-0.420，P

从家庭环境的角度看，配偶所在地对农民工认同融合、文化融合有显著影响。与配偶待在同一企业的农民工相比，与配偶在同一省市的农民工认同融合低0.237分（B=-0.237，P

根据农民工的职业状况，工种对农民工的认同融合和网络融合有显著影响。与生产工相比，技术人员的认同融合程度低0.178分（B=-0.178，P

（2）农民工人员迁移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由表5可知，自变量对农民工迁移融合的认同融合、网络融合、经济融合的解释力，分别为13.7%、6.4%和12.9%，而对文化融合的解释力为负。因此，自变量对认同融合和经济融合的解释力最强，对文化融合的解释力不足。

针对农民工社会人口特征而言，性别对网络融合的影响显著。女性比男性网络融合程度低0.168分（B=-0.168，P

从家庭环境的方面来说，配偶所在地对网络融合和经济融合影响显著。与配偶住在同一城区的农民工比在同一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网络融合程度低0.341分（B=-0.341，P

根据农民工的职业状况分析，其工种对农民工认同融合和经济融合影响显著。作为中低层管理人员的农民工比生产工认同融合程度低0.400分（B=-0.400，P

六、 结论与讨论

1. 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情况

移民工程论文篇（11）

1.召开了两次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99篇、42万字，并分年汇编成册出版发行。

2.创办了月刊《水库经济动态》，作为本专业刊物。于1988年3月创刊，至今共出了21期。

3.开展了咨询、考察、调研工作。吐.开展了课题研究。根据水库移民面临的形势、任务、方针和间题，有针对性地组织了一些专题研究。通过以上工作，在学术研究方面逐步深人，有不少新的见解，科学地揭示了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为

(二)本次会议围绕着两年来开展的“移民优惠政策”“移民环境容量”、“农村移民补偿费用”、“开发性移民方针”、“兴办企业安置移民”及“移民资金使用管理”等六个课题的调研成果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1.姚少华同志代表《优惠政策》课题组宜读的“关于水库移民优惠政策的探讨”的报告，对水库移民实行优惠政策的必要性、合理性和重要性作了充分的论述，在总结几个省区对在建一些水库实行的优惠政策和经验的基础上，对优惠的范围、项目、期限等作的分析和科学分类具有参考意义。就其研究报告的内容，已完成任务。与会同志一致强调衍出:由于安吸好水库移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在对淹没损失进行一次性补偿的同时，对移民采取优惑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和行之有效的。它可以起到补充补偿投资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国家现已确定的地方留成的用电指标和库区维护基金、有的省区规定在一定时期内给移民平价供应口粮、减免农业税及征购任务、实行优先招工、招生、招兵等措施，解决了一些移民实际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有的同志提议最好将“优惠政策”改称“优惠配套政策”。至于谁来制定和执行这些优惠配套政策，大家认为要贯彻“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一般由水库工程所在的省、区研究确定，并负责实行。同时，许多同志认为，优惠政策的内容、范围和期限，要因时、因地、因库制宜，区别对待，不要强求统一规定。有的同志鉴于优惠政策对妥善安置移民已表现出来的意义和作用，建议在前期工作阶段就宜研究提出，供国家计划部门及有关地方政策研究建设项口时加以考虑，并在初步设计审查时予以明确。

2.对陈星明同志代表《环境容量》课题组宣读的“移民环境容量的理论及其在安置规划中的应用”报告，大家认为，用环境容量理论来指导移民安置规划，有其重要的实用价值。过去有些水库移民在安置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原因之一是不顾环境容量的限制条件，盲目安置所造成的。本课题已在理论上作了广泛的探讨，并在应用上提出了一些定量分析指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理论研究部分可告一段落。在1990年内，宜进一步收集分析实际资料，着重在应用方面探讨一些问题。如对农村移民，要探讨安置环境容量(土地)在数量上、质量上的安置标准，以供各地参考。

3.刘兰桂同志宣读的“水库农村移民补偿费用研究的阶段报告”，汇集了30多项已建、在建水库移民补偿费用的调查成果，反映了一年多来这一课题组的同志所做的大量工作，由于该课题是涉及移民补偿费用这样一个敏感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与会同志的极大关注。补偿费用的额度应满足移民恢复原有生产、生活的需要这一点，与会同志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如何计算和确定补偿费用的额度，有两种意见。多数同志认为，阶段报告中的提法是可行的，即按照国家现行的有关政策，以淹没的实物数量和质量为基础，分别计算补偿费用，而后以此补偿费用为限额进行移民安置规划。如果规划方案的投资较大，首先要分析规划内容的合理性。如果规划的内容不尽合理，则应调整规划，或采取投资分摊解决。有部分同志认为，只有根据移民安置规划的实际需要来确定补偿费用，才能保证移民生产、生活的恢复，不应进行“限额规划”。但有的同志认为，这在理论上较合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存在诸多困难。在前期工作阶段，要做出完全切实可行的规划，往往缺乏应有的条件，而且往往会导致规划范围的扩大，标准的提高，投资无法控制，缺乏现实性。对阶段报告中所列举的近年移民补偿费用的急剧上升趋势，有的同志表示担心，认为在当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仪势如不加以控制，势必限制水电建设的发展;建议在确定补偿费用时，要结合考虑后期扶持的措施;在实现移民安置基本目标的前提下，要适当缓解前期补偿费用的压力。与会同志对该课题阶段报告中的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探讨的问题，作了充分的肯定。建议下一步着重研究土地补偿中的粮价问题，并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对所探讨的问题加以充实提高，于年内提出最终研究报告。一一州一/4.唐登清、安申义、胡治琶、张绍山、徐和森和余德坤等同志分别宣读的同开发性移民方针、兴办企业安置移民、移民资金使用管理三个课题有关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引起了与会同志的兴趣。在讨论中，许多同志结合本单位的实践经验和自己的体会，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有利于这些课题研究的深化和提高。会议建议这些课题组的同志，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再作必要的资料补充和进行综合归纳，于年内提出综合研究报告。5.除以上研究课题的讨论外，尚有十几位同志，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论文内容多与改善当前水库移民工作有关、需要加以探讨的问题，值得引起重视。这些论文将选编在1989年论文集中，供广大水库经济工作者研究。

(三)会议期间，不少同志就有关领导机关对当前水库移民工作中的组织管理方面提出了很多积极建议，归纳为以下儿个主要方面。

1.能源部对水库移民工作没有专职机构和专人管理，希于改进，建议在部内设置移民专管单位。

2.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的水库专业力量薄弱，主要工作只限于设计审查。建议适当增加人员，建立水库处，适当扩大管理范围。

3.各勘测设计院对水库专业工作的领导大都不够有力，对技术人员的配备，大都不够重视，必要的工作经费(工日)缺乏保证。这巫需引起主管部门的注意，采取有力措施。

4.移民安置规划工作的进度和深度，都末能满足实际需要。建议研究解决的办法。多数同志主张将目前以地方政府为主编制移民安置规划改为以设计单位为主进行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