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系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楚时代的鲜明特征。在楚文化影响的地域范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众多精美绝伦、具有研究价值的楚青铜器,其造型之雄伟、纹饰之精美、铸造之精良,堪称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只奇葩,这也昭示出楚系青铜器在整个青铜器的历史长河中的辉煌成就。
1.楚系青铜器的美学意义
1.1楚系青铜器的技术美
楚系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在铸造技术上首先表现在金错技术的发展,楚国江南地区兵器和日常用器的制作采用的多是金错工艺,但金错器却不甚发达。随后,自楚境发现了规模较大的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及规模较小的湖南麻阳古铜矿等遗址后,以代表铸造工艺最高水平的失蜡法及其他先进的铸造工艺,使世人为之惊叹。这种技术工艺所铸造出来的器物无范痕、光洁精密。而楚人最先运用失蜡法这一先进的工艺技术,是在曾侯乙墓出土的盘尊上的透空附件,之后又相继发现了比曾侯乙墓年代稍微久远一点的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铜盏等,其上的镂空装饰及手法也是失蜡法所做。由此可见,楚国青铜铸造有着先进而高超的工艺技术,楚人在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青铜铸造工艺外,还融合了新工艺、新技术在其中,这就使得青铜器在许多方面加以革新、创造和发明,从而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一个技术美的高度。
1.2 楚系青铜器的造型美
楚系青铜器的造型,根据生活用途的不同,大体可分为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杂器、兵器、乐器、工具等八类。器型因其用途之分而各不相同,有的造型硕大、敦实实,有的造型则小巧精致、线条圆润。我国目前所知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司母戊鼎,其器形呈长方形,四足呈柱状,足与器身相连接,在鼎身的两侧,用边缘图案的组织形式饰以兽面纹与夔纹,有一种强烈对比的艺术效果。鼎的两端口采用立耳设计,其转角处有高起的棱角,既美观也具有一定的牢固作用。这个鼎的造型极致特别,形制浑厚雄伟,具有庄重、瑰丽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展示出楚系青铜器器物之精美,造型之独特的艺术魅力,也进一步显现出楚人在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前提下开始非常注重器物的造型美感,器物造型由传统单一逐步向丰富多样发展,造型精美、形象生动,并给人以极强的造型艺术美感。
1.3 楚系青铜器的纹饰美
楚系青铜器纹饰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它又不仅仅是一味地沿袭中原青铜器,它更多的是在继承中原青铜器的基础上有所创造与革新的。楚系青铜器的纹饰主要包括龙凤纹类、几何纹和其他物象类。龙纹的铸造及其装饰是楚系青铜器最为巅峰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闻名中外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盘尊,它以平雕、浅刻、浮雕、圆雕等多吧种技法和各种成型手段饰以龙纹及龙形装饰,纹样的种类也是异常丰富,有立体的龙、盘绕的龙、,及其繁密的虺龙纹、肩浮龙纹和镂空龙纹,整个尊提上的龙纹和龙形装饰,加上那些细小的虺形龙纹,总数可达百条之多。凤纹在楚系青铜器上较为少见,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曾出土过纹饰极为精致的连凤纹,凤纹的姿态与神韵表现的惟妙惟肖,也是极具美感的。楚系青铜器上的龙凤纹的纹饰可谓是龙游凤翔,图案优美至极。几何纹及其他物象纹相较于龙凤纹数量不多,且往往不会是器物的主体纹样,出现较多的有云纹和雷纹,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纹饰,其线条活泼流畅,给人以轻松的美感。
2.楚系青铜器的现代价值
2.1 楚系青铜器的艺术价值
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楚系青铜器是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体。楚系青铜器之所以获得了极大地艺术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它的审美性使楚系青铜器具有浓厚民族地域的艺术特色与雄伟浑厚的装饰美特色。从艺术风格来看,楚系青铜器在不同时期的形制和纹饰都具有其独特的特点,它们所不断发扬的楚韵文化艺术特色和诸如雄伟浑厚、典雅大方的装饰美感对现代生活与艺术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楚系青铜器富有文化内涵的造型、图形和纹饰经过元素的概括与重组运用在现代标志设计、产品造型设计以及动画人物设计中等等。可见,楚系青铜器中富有民族形式特征的元素无疑给如今单调枯燥、缺乏深度的现代设计风格带来一股清新的意味,同时也满足了现代人多元的审美情趣。
2.2 楚系青铜器的学术价值
楚系青铜器作为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造型、纹饰、工艺等多方面都散发出自己独特迷人的风采,也是最能体现楚文化意蕴的。随着楚系青铜器的大量出土,我国对楚系青铜器的研究日益深入。楚系青铜器研究在“楚学”这一新兴学科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并且在我国青铜器文化的总体研究中起着不可磨灭的地位与作用。在许多权威性的考古研究书籍中有对楚系青铜器做详细的论述,《考古卷》也指出:我国东周时期青铜器“总的看来,地方特点都比较明显,尤以秦、楚两国更为突出”。种种论述都已把楚系青铜器作为我国整个青铜器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研究。为了挖掘楚系青铜器的潜在价值以及让人们更好的了解楚系青铜器文化,就需要更多的研究学者搜集丰富多样的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资料以及大量有关楚系青铜器的研究资料,对楚系青铜器做一个全景式剖析,并使楚系青铜器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
2.3 楚系青铜器的经济价值
楚系青铜器因其雄伟敦实的造型、飞扬的纹饰和精细的铸造工艺,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人们都乐于去欣赏它、收藏它。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一些工厂便专门从事楚系青铜器的仿制,作为旅游纪念品。楚系青铜器是楚地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艺术品,它不仅具有浓郁的东方气息,更带有鲜明的地方楚韵文化,对于向往东方古老文明和楚韵特色的中外游客来说,它是雄伟而神秘的,极具吸引力,因此许多工厂也常常会联合博物馆生产复制品出口外汇以满足人们收藏的心理诉求。另外,在楚文化的带领下,楚系青铜器也可以发挥楚地的文化优势,大力进行旅游开发,致力打造以文化为中心的楚地旅游品牌,从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3.结语
楚系青铜器是中国美术史上光辉的一页,它作为楚文化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独特的风格、精湛的工艺美术水平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今天来探讨和研究楚系青铜器的美学意义和现代价值,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理清楚系青铜器文化的发展脉络,挖掘其深沉意义与潜在价值。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和借鉴传统文化的精华,以传统的元素来丰富现代的生活,建构更为辉煌的现代文化。(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1]郭军林.中国青铜文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P34.
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巨头亦循例在亚洲周期间举行春季中国艺术品拍卖会。纽约苏富比推出两个中国艺术品专场:3月19日至20日的“中国瓷器和工艺品”(包括纽约水牛城Albright-Knox艺术馆馆藏精品)和3月19日的“雍穆堂私人收藏中国玉器和工艺品”。两个专场获得空前成功,前者以3529.87万美元收槌,后者取得了513.716万美元的佳绩。
纽约苏富比春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瓷器和工艺品”专场中来自纽约水牛城(Buffalo)Albright-Knox艺术馆收藏的中国艺术精品。Albright-Knox艺术馆是全球最知名的现代及当代艺术收藏机构之一,其珍藏的绝大部分中国艺术品系美国著名化学教授兼收藏家亚瑟米高(Arthur Michael)(1853-1942年)捐赠。此次拍卖的收益也将全部用作该馆未来征集艺术品之经费。
由该馆提供的28件拍品大部分是馆藏级精品,流传有序,以青铜器、石雕和墓葬陶器为重点。成交23件,成交率82.14%,成交额1813万美元,占整个专场总成交额的51.36%。而在这28件拍品中,青铜器又是重中之重,共9件,成交8件,仅一面铜镜流拍,成交价超过10万美元的精品有5件,即商晚期青铜^纹方小⑽髦苤衅谝鬲、战国中晚期青铜错红铜方壶、商晚期青铜兽面纹小⑸掏砥谇嗤方彝,成交价最低的商晚期青铜方彝亦达14.4万美元。 如此骄人成绩再次向证明了中国青铜器无与伦比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也是青铜器的市场价格向价值理性回归的重要一步,为投资者增加了信心。
一
下面逐一介绍本次拍卖中最重要的4件青铜器。
商晚期青铜^纹方校估价200万至300万美元,以810.4万美元成交,创全球青铜器拍卖第二高价。全器通高30.7厘米,器身长20.4厘米, 宽18.8厘米,此形长方圆体,侈口束颈鼓腹,器身下承四条三棱锥足,口沿上立两个四坡屋顶形柱,器身一侧有兽首形,器口覆以长方形盖,盖面中心饰由两个相背而立的鸟组成的鸟形纽,器身四角和三面均饰有扉棱。器身三面(除了带的一面)饰有以^的正面脸部形象为中心的^纹,间饰龙纹和蛇蚊,特别强调了^的大圆眼、有力的尖喙和宽绰的双翅,形象生动地塑造出^机警凶猛的神态,十分传神;带的一面口沿下饰相背的龙纹一组,中间饰四个横列的涡纹,下面饰兽面纹;四足均饰蕉叶形兽面纹;通体以细密的雷纹为地,器内底铸有族徽一枚。此性煨投俗大气,纹饰奇特华美,立体感强烈,体现了商代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是商代青铜礼器中出类拔萃的精品,堪称艺术瑰宝。
惺巧檀晚期流行的一种酒器,为盛酒行礼之器,或云兼可温酒。出土的青铜写蠖嗍为三足圆校方兴见甚少,极为珍贵。和其它青铜礼器一样,如尊、、鼎、爵等,方器比同类型的圆器要少得多,且大都出土于王室或高级贵族的墓葬中,因此,这件^纹方杏Φ庇邢院盏纳矸荩从精美程度来看极有可能是王室之器。与此行沃苹本相同的方写媸懒考少,笔者初步统计有6只,5只分别藏于大英博物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只见于英国著名古玩商Eskenazi 2006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题为“中国早期青铜器精选”的展览中。此外,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也出土过方校但形制与此不同,体形硕大且修长。
此件^纹方兄所以弥足珍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奇特的纹饰。^一作枭,学名鸱鸺,俗称猫头鹰。以^纹为装饰的青铜器集中出现在商晚期,主要有尊、卣、觥、小Ⅵ5绕魑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模仿^的立体形象,如^尊,著名的有妇好^尊、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尊、美国塞克勒艺术馆所藏^尊、美国耶鲁大学艺术馆所藏^尊等,又如^卣,多为两^相背的造型,河南博物院、日本泉屋博古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等均有庋藏;另一类是此件方猩系柠^纹,即以^的正面脸部形象为中心的平面^纹,具同类装饰的器物有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纹觯、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纹方彝、美国塞克勒艺术馆所藏^纹卣等。以^纹为装饰的青铜器大都是极其精美的礼器,且并不多见。此次拍卖的方惺窍纸袼见的唯一一只饰有^纹的方校属孤品,珍稀程度不言而喻。
第二件珍贵青铜器是西周中期尹鬲,估价60万至90万美元,成交价102.56万美元。 此鬲通高35厘米,口径29.8厘米,平唇、短颈、鼓腹,三柱足粗矮,口沿上有两立耳,腹部饰三组兽面纹,雷纹为地。这件青铜鬲在同类器物中属较大的,加上浑圆的造型,非常少见,显得庄重沉稳,气势非凡。从其形制和纹饰看,当断为西周中期之物,但具体属于哪一个王世,学界尚存异议:唐兰先生判为恭王,马承源先生断为孝王,日本学者白川静先生定为穆王。
此器之所以珍贵,更重要的是器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在此器内壁一侧口沿下的部位铸有8行共65字铭文:“穆公作尹宗室于繇林。惟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望穆公圣明弼事先王,各于尹宗室繇林,君蔑尹眩易玉五品,马四匹,拜稽首对扬天君休,用作宝R鼎。”铭文大意为:穆公为其妻尹在繇林建造了大屋,休天君没有忘记穆公弼辅先王,建立功勋,在六月既生霸乙卯这一天,她亲临尹在繇林的大屋,勉励尹并赐给她五块玉和四匹马,尹叩拜并赞扬休天君的伟大,制作了这件珍贵的宝鼎。
铭文中的尹是穆公的妻子,休天君为先王的王后。从铭文看,穆公应是位辅助先王、屡建功勋的大臣。此篇铭文之所以极其重要是由于其中提到的休天君,类似这种记述皇族遗孀活动的铭文,还见于一件日本私人收藏家收藏的青铜鬲上,弥足珍贵。
第三件重要青铜器为战国中晚期青铜错红铜方壶,估价30万至50万美元,成交价28.8万美元。此壶体形较大,通高48.2厘米,盖J顶,置四环钮,敛颈、溜肩、鼓腹,两侧有铺首衔环耳,平底,圈足。器身主体纹饰为菱形纹,每个菱形内用红铜错出钩连纹,最为奇特的是每个菱形的中心都饰有一个鎏金的半球体乳钉,菱形之间的间隙也饰有精致的钩连纹,壶身纹饰间隙中原来可能嵌有绿松石,因年久而全部脱落。这件方壶高大雄伟,装饰华丽,体现了战国时期高超的青铜错嵌技术,是难得的青铜艺术精品。此壶原为一对,另一只现藏于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博物馆,与此形制、装饰类似的方壶,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等均有所藏。
第四件重要青铜器是商晚期青铜兽面纹校估价20万至30万美元,成交价27.6万美元。此型ǜ36.5厘米,侈口,束颈,深腹分段,兽首,菌状柱,三锥形足。腹部上、下段均饰兽面纹,雷纹为地。这件三足圆惺巧掏砥谇嗤械牡湫褪窖,同类品并不少,但其纹饰清晰、流畅,器体厚重,保存完好,较为难得,在目前的市场中亦不多见。
二
我们再来谈谈青铜器的投资技巧。要想在青铜器投资中获得理想的回报,最重要的是正确选择增值潜力相对较大的藏品,并合理地控制价格;再者就是对市场有深入的了解。笔者结合自己的经验简要的介绍几点青铜器投资的心得,求教于方家同道。
品相完好。青铜器投资首选品相完好的器物。所谓品相完好,主要是指保存完整,无破损、无变形、无修复,锈色美观,无恶锈和有害锈。青铜器由于在长期埋藏地下,受周围环境中各种化学成分的腐蚀,以及墓穴塌陷、地壳运动等因素的影响,极易损坏,所以有“十铜九补”的行话,完全完整无破损的青铜器非常难得。正因为数量少才珍贵,不仅给人以视觉上的愉悦,增值潜力也较大。在市场上以高价成交的艺术品,不管是瓷器、青铜器、玉器、杂件等,大都是品相完好的精美器物,可见品相对于艺术品的重要性。
工艺精良。工艺精良主要是指青铜器纹饰精美,造形独特,制作工艺繁复,能代表同时期青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平。此类器物具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工艺价值,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例如此次拍出的战国中晚期青铜错红铜方壶集错、嵌、鎏金工艺于一身,充分体现了战国时期青铜器制作工艺的高度成熟,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典型代表。
存世量稀少。存世量稀少是指同类器物现存的数量极少,这样的器物历来是藏家关注的焦点,所谓物以稀为贵,早为业界的共识。例如这次拍出的^纹方屑词蔷典例证,现存仅此一只,独一无二。越是稀有的东西价值越高,也越能激起藏家的兴趣和占有欲望,所以在投资时要尽量选取存世量少的器物。如何了解一件器物的存世量则并不容易,拍卖公司由于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经验,了解拍品的存世量相对容易一些,但个人在进行投资时如何判断一件器物的存世量呢?笔者认为要多到博物馆参观,多看各种图录(包括国内外公、私博物馆图录、拍卖图录等),多观摩拍卖会,多比较,多总结。但要了解那些没有公之于众的私人珍藏,则要靠投资人自身的人脉资源去挖掘和发现,实非易事。总之,要对藏品的存世量作出准确的判断,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积累,绝不是短期可以达到的。
流传有序。流传有序是影响一件青铜器价格的重要指标。所谓流传有序指的是一件藏品的来历和每次易手都有清楚、准确的记录,详尽的反映了该藏品的流传过程。流传有序的青铜器历来都是藏家竞相追捧的热点。此次Albright-Knox艺术馆提供的青铜器都是流传有序的佳品,每件均有完整的收藏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追溯至1942年或更早的时间,其中包括一些很详尽的收购和遗赠日期,结果这些青铜器大都以高出估价的理想成绩成交。为什么流传有序的藏品如此受到藏家亲睐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流传有序的藏品历史清楚,市场认可度较高,特别是那些在流传过程中曾被著名收藏家或知名公、私收藏机构收藏并见于著录的藏品,这类藏品的真实性和价值早已被业界公认且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再加上名人效应的附加值,在眼下鱼龙混杂的文物市场中无疑给投资人增添了极大的信心;合乎法律,因为青铜器属于出土文物,国家严格监管,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只有是在1949年以前出土的,有明确著录的青铜器才能上拍”,足见流传有序的重要性,在海外市场环境相对宽松,但随着国际间打击艺术品走私和非法贩卖的合作日益密切,来源不明的艺术品的流通将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所以流传有序的艺术品将会越来越受到藏家的关注。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铭文上,铭文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那些具有长篇铭文的重器都是国内外各大收藏机构的重点收藏对象,其经济价值亦十分可观。但并非所有的青铜器铭文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例如战国中期以后的青铜器铭文大多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此类铭文并无多大的历史价值。在青铜器投资活动中,对于有铭文的器物要详加考证,因为铭文的历史价值是和器物的经济价值和增值潜力成正比的。哪些铭文的历史研究价值大呢?简要的说就是那些反映重大的政治事件、军事活动、王室生活、以及其它重要社会活动的铭文。此次苏富比春拍推出的西周中期的尹鬲以高价拍出,主要就是因为其铭文珍贵,此类记述皇族遗孀的活动的铭文罕见,具很高的研究价值。
我国古代青铜艺术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因此,不管是金银纪念币还是邮票,这些作为“国家名片”的载体将瑰丽多姿的青铜器进行了再现。通过艺术再创作的手法,这类收藏品将远古青铜器艺术的神韵通过现代制作工艺予以充分表达,赢得了广大收藏者的喜爱。就金银纪念币板块而言,除了1981年、1992年和1993年所发行的3组出土文物金银纪念币外,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从2012年开始发行的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系列。而邮票板块方面,除了三星堆青铜器邮票、编号票中的出土文物邮票和其他个别邮票外,特63邮票、T75邮票和2003-26邮票,将殷代、西周、东周不同时代的青铜器都搬上了票面。
发行概况
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系列已经发行的三组币与相同题材的邮票――特63邮票、T75邮票和2003-26邮票,都对入选的青铜器进行了严格的挑选。为了能够更好地表现青铜器的神韵,这类题材的邮票基本都采用了雕刻技艺,影雕套印。而金银纪念币由于材质与铜一样都是金属,能够比邮票更传神地再现青铜器的神韵。如仿古工艺、喷砂底面、镜面底面、多层次喷砂、反喷砂、内部做亮等。
发行量方面,特63殷代邮票达到100万枚,发行量大的东周青铜器邮票则达到950万枚。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1组)中,发行量最大者是1盎司银币,达到8万枚。而发行量最少者,是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3组)中的5盎司金币,计划发行量仅为1000枚。
面值方面,青铜器邮票最小的面值为4分,最大面值为2元,三星堆青铜器邮票小型张面值为6元。而在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系列中,面值最大者为5盎司金币,达到2000元,面值最小者则为1盎司银币,为10元。
年代选择方面,3组邮票严格按照殷代、西周、东周3个时期来划分,已经发行的3组青铜器金银纪念币基本也是按照年代划分的,除了第1组中的乳钉纹爵是夏代晚期器物外,其他题材均为商代青铜器。
发行时间方面,特63殷代邮票于1964年发行,距今已经有50个年头。而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则是从2012年开始发行。另外,从特63殷代邮票到2003年发行的东周青铜器邮票,历时近40年的时间,时间跨度非常长。而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则是每年发行,按照原计划将发行10组币,而目前仅发行了3组,且已暂停。
发行规格方面,3组邮票每组均发行8枚邮票,是名副其实的大套票。而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每组则有5个规格不同的金银纪念币品种。
市场表现
近年来,不管是金银纪念币市场行情还是邮市行情,总体上仍然不太强势,因此,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1组)(第2组)除了个别品种外,其他品种的市场表现均一般。特63邮票、T75邮票和2003-26邮票的市场表现同样平平。总体上来讲,在熊市发行上市的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1组)(第2组),经过价格的反复震荡后,目前均处于相对安全的底部区域。
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1组)具有龙头品种的概念,按照一般规律,其市场价格应该远高于后面发行的系列题材金银纪念币品种的价格。但是,由于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2组)(第3组)的发行量大幅减少,影响了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1组)的龙头溢价水平。另外,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2组)(第3组)个别品种采用了仿古做旧的制作工艺,受到收藏投资者的追捧,这在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1组)的发行过程中是没有的。
邮票板块方面,特63邮票由于发行时间久、市场消耗明显,其最高的市场价格曾经达到1500元,目前最新的市场价格则为800元,进一步下探空间比较有限。T75邮票最高的市场价格曾达到200元,目前最新的市场价格为140元,处于底部徘徊的状态。2003-26邮票曾经是打折票,后来最高到达30元,目前最新的市场价格则为15元。
收藏价值
3组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的发行量均不一样,与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1组)相比较,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3组)的发行量大幅缩减。第3组各规格品种缩减情况不太一样,减量最多者为5盎司金币,发行量直接由第1组时的2000枚减少至1000枚。其次是1/4盎司金币,发行量由第1组的5万枚减少至3万枚。5盎司银币由1万枚减少至6000枚,减量力度相当大。相比而言,1公斤银币和1盎司银币的减量幅度不及上述3款金银币,发行量分别由6000枚和8万枚减少至4000枚和6万枚。
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1组)是按照计划发行量发行的,而第2组则是按照计划发行量的70%发行的(第2组的计划发行量与第1组相同)。
中国青铜器从它诞生之日起,即确立丁它象征王权的等级,无沦王朝怎样更替,拥有者依然是“王者”。直至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即将消亡,才轮到达官贵人来收藏,李鸿章、端方、罗振玉、梁上椿、刘体智等即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代表人物。
中国青铜器本身的价值,我们可以通过陕西省董家村出土的西周时期的“裘卫四器”上的铭文内容得以证实。该器物现在分别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其中“卫B”与“卫鼎”上的铭文记录了青铜器和玉器当初的交易价格。铭文的大意是:天子举行建旌大典,诸侯皆须送礼,于是矩伯为筹备一份礼品,向裘卫订制了一套车马上配用的青铜器,以及一对玉虎和一件玉璋,以八十朋(一朋十贝)、十三田(一田等于一百亩)和一大片林地(大而无法丈量)进行交换。可见青铜器和玉器在当时的订制价格已是千亩土地的等价(据相关资料,当时最贵的地是中原地区种粮食的十地)。
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原本的收藏秩序疲打乱,固有的艺术品价格被颠覆。自古以来为王公贵族专享的青铜艺术精品,目前却由于认知的缺失而被贬值。于是原本岂敢奢望的青铜器收藏,尤其是中国青铜铸造工艺中的许多极品恰在当下时代呈现在我们面前,如今,只要你具备了基本的审美能力,只要你对古代青铜艺术有起码的了解和认知,并愿意花费心血从事青铜器收藏,你将是这千年难遇的盛世收藏时代中最幸运的人。
不要失去青铜器收藏的大好时机
改革开放,中国崛起,中国人有能力更有义务来收藏这了不起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令人欣喜的是,不少散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在回流,如今2010年3月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举行的赛克勒旧藏专场拍卖,其中的中国古代玉器和古代青铜器90%以上据说都被中国上海的刘先生和陈先生竞买回来。在目前全球艺术品市场刚刚企稳的大背景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率先复苏应归功干国内购买力的强势支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宏观环境也是中国艺术品市场领先全球的重要原因,而经济的增长就催生了更多的藏家。藏家数量的迅速攀升,形成了强大的购买力。苏富比公司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对内地藏家的崛起印象深刻:“单是2009年与2008年相比,参加另:富比拍卖的内地客人的数量迅猛增长,和2004年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笔者也是一名艺术品收藏爱好者,自然被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艺术之美所吸引,青铜器那种令人震撼的、充满神秘的魅力无法言表。笔者为收藏青铜器几乎有点疯狂,一见到好东西就抑制不住激动,常常倾囊而出,将以往开餐馆、办工厂经营贸易所得差不多全部投了进去,还热心说服朋友们一起参与收藏,并帮他们鉴定把关。
笔者屡次去欧美、日奉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搜寻早年流落在海外的青铜珍宝。去得最多的要算是香港了,近十年来几乎每三两个月就会走一趟。香港的中环有一条古董街叫“荷李活道”,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古玩店开了有白,多家,其中经营青铜器的有十多家,坊间青铜器真真假假,鉴e全凭自身眼力。在这条街上有声望的要算“台湾王”和“日本陈”了。“日本陈”的古玩店我去得最多,店老板号“日本陈”自然对日本“渠道”最熟悉了,因此经常可以收集到一些早年流失日本的中国青铜器。店老板同样非常热爱中国青铜文化,在经营的同时保存了大量的极其珍贵的青铜艺术资料,设想在退休后编写一本中国青铜器过手录。店老板时常提及目前懂得一件青铜器卖几千万港币的全世界只有3个人,一个是台湾的曹兴诚,一个是比利时的吉赛尔,一个是英国的埃斯,肯纳奇。可惜,尽管近两年来国内艺术品购买力出现强力增长,但除了保利艺术博物馆,国内够实力的懂得买青铜器精品的私人收藏大家一个也没有,目前那些几百万美元成交的青铜器几乎都由海外买家得标。想来那些顶尖的青铜铸造工艺极品,如果中国收藏家失去眼前的好机会,将来可能用十亿百亿的代价都难以买得回来。
店老板“日本陈”还说到一位青铜镜收藏大家,名字叫千石维斯,他目前收藏的中国青铜镜号称世界第一。几年前笔者曾想请店老板帮忙从千石维斯那里转让两件唐代海兽葡萄镜,愿每件出价200万元人民币。然而店老板笑着说:“这根本不可能。”并解释说:千石维斯对中国青铜镜非常有研究,认为中国青铜镜具有世界顶尖的青铜铸造艺术,其中的极品是世界顶尖艺术品之一。千石维斯请了早稻田大学的专家学者专门研究了中国古代青铜的铸造技术,认为战国以至汉隋唐的铜镜艺术成就已远远超越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所以在他经营的企业最困难的时候,他宁可把所藏商代子龙鼎以4800万港元转让给,中国国家文物征集机构,把商周时期的青铜觥和青铜提梁卣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台湾的曹兴纾而不愿意割舍青铜镜精品,日本一家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崇尚艺术美的美秀(MIHO)博物馆,曾分e以300万与500万美元的价格请求千石维斯转让这两件唐代海兽葡萄镜,结果仍然被谢绝。前两年这位大名鼎鼎的“千石”先生经店老板“日本陈”介绍笔者在上海相会,并鉴赏了笔者收藏的铜镜,先生对每一件铜镜都看得非常仔细,连吃饭都忘记了,看到累了,干脆坐在地毯上继续看,越看越来劲,他万万没有想到除他收藏之外还能见到如此精美的中国青铜镜,大为惊讶,他称从此打破了以往铜镜收藏没有对手的寂寞局面(图1、2)。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他收藏的青铜镜在中国展览,认为这些最好的青铜镜更应该在它的祖国放光彩。
店老板“日本陈”说的台湾曹兴诚,是台湾联电集团的掌门人。曹兴诚喜欢收藏各类艺术品,尤其喜欢青铜器精品,包括特别精美的青铜镜。到目前为止,他是唯一能够与欧美的青铜器收藏家抗衡的华人收藏大家。据店老板说,数千万港元一件的青铜器从2002年起大部分归于曹兴诚收藏。曹兴诚家中的陈列柜摆放着许多青铜器精品,犹如一家博物馆。几年前曹兴诚荣列全吐界艺术品收藏最杰出的一百位收藏大家之一,他是唯一在世的华人代表。
要知道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如何,起码要了解它艺术的高度、制作的难度、存世的稀缺度;其次要开拓视野,了解世界艺术精品,将每一种艺术品与吐界上同类艺术品作比较,最后得出自身的等级。艺术品收藏千万不要只看到自 己的小天地。收藏艺术品还必须会进行不同艺术成就之间的比较。好比自行车与汽车比,汽车与飞机比,飞机与宇宙飞船比,要通过比较知道它们之间谁的等级更高。
玩艺术品也不要被一句所谓“生活用品”之类的活愚弄,其实所有的艺术品都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用品,祭天祭祖的行为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说祭天祭祖的器物被冠以礼器的称号就等于最有艺术价值的艺术品了。只是每一件艺术品对人类生活的作用不同而已。可以说离开了人类的生活就没有艺术的创造。比方说中国的家具难道不是生活用品吗?但是王世襄先生看到了中国明清时期登峰造极的家具艺术,尤其是中国明清宫廷家具堪称世上一绝。在王世襄之前被人贬为生活用品的明清家具,如今一件上奸的已值几千万人民币,因此要区分艺术品的等级,艺术的价值是第一要素,用途的价值是其次。
笔者收藏的几件精美的回流青铜器
笔者多少年未能买到精美的青铜镜,但买到一些青铜容器。据店老板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日奉。因为自1900年“庚子之乱”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大量的古董被日本的一家“山中商礼”转卖到日本及欧美,这其中较为人熟知的有商代晚期的皿天全方。此方的盖子尚在湖南省博物馆,其器身早在20世纪20年代被转卖到日本,一直到10年前才在美国纽约的一场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当时上海博物馆决定动用2000万元人民币赴美竞标,设想让尚在湖南省博物馆的器盖和失散了六七十年的器身重新团聚。然而未能如愿,此皿天全方惕器身被英国的一位收藏家以900多万美元标走,可谓一大遗憾。笔者收藏有一件商小期的同类款式的青铜(图3)。商中期的青铜铸造技术尚不成熟,因此这一时期青铜器的精品尤为珍贵。
清代,人们的日常开支多使用铜钱,而大额交易及交纳赋税多使用白银,因此钱价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了国家的稳定和满清政权的长治久安,清政府很关心钱价的高低。乾隆初年,市场钱价居高不下,于是清政府加大京、省各钱局铸青钱数量,以期遏制私销,平抑钱价。
1.乾隆五年(1740)以后开炉情况
随着清统治者对矿业开发的有限度地解禁,铜、锌等铸钱原料供应日趋充足,乾隆五年后,很多省份开始鼓铸。据《清朝文献通考》:乾隆五年(1740),开福建宝福局、江苏宝苏局、浙江宝浙局,增开云南省城及临安府局炉座,合计年增青钱348 846 000文;六年(1741),开云南东川府局、湖南宝南局,合计年增青钱113 773 700文;七年(1742),宝泉宝源局每年各加二十卯,开广西宝桂局、江西宝昌局,年增青钱410 458 800文;八年(1743),开湖北宝武局,云南大理府局,年增青钱140 130 200文;九年(1744),增江西宝昌局炉座,贵州宝黔局加卯鼓铸,京局也因钱价高而加卯,年增青钱52 892 200文;十年(1745),开广东铸局、直隶保定府局,年增青钱90 044 100文;十一年(1746),增四川宝川局炉座,年多铸青钱62 200 000文;十二年(1747),湖北宝武局添炉鼓铸;十三年(1748),开山西宝晋局、陕西鼓铸局,年增青钱115 124 000文;十四年(1749),增广西宝桂局炉座,但减云南省城及临安府炉座,合计比上年减少青钱5 755 900文。②
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乾隆五年至十四年增加铸钱的数目平均每年达10亿文。《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是各局应铸数目,实际执行中由于种种原因有可能不能如数。按布维纳先生的研究,乾隆六至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铸4.5亿文,比乾隆一至五年平均增长约24%。数据虽然不一致,但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后,各省先后开炉,京局、云南省局加卯鼓铸,铸钱数量增加了很多。
2.改铸青钱后的银钱比价
乾隆五年(1740)前,铜钱的价格较高,银钱比价偏离官定比例较大。按“私销说”的观点,铸青钱后钱价应该有所好转,可事实怎么样呢?
注:1.《宫中档・财政类・货币金融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3.王光越《乾隆初年钱价增昂问题初探》,《历史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4年第二期。
表中有些数字较大,如乾隆十年,贵州一两白银兑钱900文,这是特殊情况,由于贵州铸料丰富,铸钱较多,故钱价相对较低,云南兵饷按1∶1200发放也是这个缘故。
钱局和铸钱数目在增加;同时,铜钱的重量、含铜量没变,而铅锡的加入对成本影响不大,即铜钱的总成本几乎没有差别。然而,改铸青钱后钱价并未平减,这说明铸青钱政策没达到预期目的,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该政策没达到平抑钱价的目的。
二 “私销”问题
乾隆四、五年,私销是钱价高的原因几乎成为定论。改铸青钱后,因钱价不见平减,市场上流通的铜钱中黑小钱仍很多,很多人仍认为是私销造成的,如乾隆七年,江西巡抚陈宏谋分析:“是以京外各省年年鼓铸而不见其多,翻见其少。若非销毁,钱归何处?”③乾隆九年对铜铺进行严格监督管理,也是为防止私销。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上谕:朕思私铸固当严禁,而私销之罪浮于私铸,乃地方官惟是查获私铸以邀议叙,而拿获私销者甚属寥寥。乾隆认为私销之危害比私铸更甚,说明他对私销问题的重视。
前面已经谈到,加锡后的黄铜性能改变,不宜打制铜器。为什么他们还认为私销很严重呢?如是,说明改铸青钱政策防私销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如不是,则私销不是钱价高昂的主要原因。各种迹象表明,乾隆初年私销情况不是很严重。
大臣们认为私销存在之证据不外乎以下几个理由:一、官钱越铸越多,流通中却不见其多,若非私销,钱归何处?二、官钱太重,毁钱有利可图,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三、铜铺需要大量的铜制造铜器,私销钱币是其来源之一。其中前两条尤为重要。 “私销说”提出后,上述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似乎无懈可击。事实并不是这样。
第一,年年铸钱,不见钱多,的确容易联想到钱被销毁,但是,也有可能被储藏起来了,且后者可能性更大。
乾隆初年,市面上行使的铜钱种类很多:黄钱、顺治康熙时之青钱、④各类私小钱等。顺治康熙之青钱与黄钱同价。私钱又分为两种:私人铸钱和钱局私铸小钱。本来私钱是清政府禁止行使的,但雍正至乾隆初期,钱价日渐昂贵,乾隆元年后,清政府放松了对私钱的管理,如,两广总督鄂弥达等因广东官铸制钱较少,使用小钱相沿已久,恐禁之于民不利,且交易不便,奏请免禁小钱,乾隆也支持这种做法。⑤因此,私、小钱得以合法地使用,而且其价几乎与大钱相仿。如乾隆三年(1738),广东地区银钱比价:大官钱为1∶800,黑小钱近1∶1000;⑥四年(1739),两广民间所用多为黑小钱,其价也颇不贱,闽浙等省使用的铜钱,“计算银一两止兑七百一十余文,较之康熙年间大为悬殊,且系不堪杂钱,内字样模糊、薄小、穿破类如鹅眼者甚多”。⑦这种情况到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后并没有改观。乾隆五年(1740),湖南巡抚张渠奏:“臣查湖北各处日用钱文,贯陌之中大半皆低薄轻小,绝少青黄大钱,由来已久,莫可究诘。向来钱价每钱一千仅值银一两及一两零几分,迩来竟值银一两二三钱不等。”⑧可见,大半是黑小钱的铜钱,比价也在1∶800左右。乾隆六年(1741),江西的小钱“向卖(白银)五六钱一千者,今则每千需银一两二钱以外,而且半系砂铅、漏风(破烂不堪之小钱)、鹅眼、剪边、锤扁以及无字铜片等项,每百长不及三寸,每千重不过三斤(每千文钱的标准重量为七斤八两),低薄丑恶,莫可言状。”⑨乾隆十四年(1749),湖北“彼此交易多用钱文,乃制钱之外复有剪边、v孔、砂壳、鹅眼、锤扁、京墩(康熙小制钱)、铅铁等项概行使用,竟与制钱无异。……但京墩与八分重之钱,从前行使与大制钱毫无分别……”。⑩这里清楚地指出当时地私小钱在使用时与大钱无异。发展到后来,人们不仅使用黑小钱,即使有大钱也要将其剪边后才行使。由此可知,乾隆初,青、黄大制钱及各种私小钱同时流通,混杂使用,而且价格都很高。为了获得更大利益,人们在交易时尽可能夹杂黑小钱,那些较大的官钱就会被持有者储藏起来或剪边后使用。如,乾隆三年,湖广镇m镇总兵谭行义注意到,当时小钱多的原因是“因官钱价贵,所用尽属小钱”,“民间亦因黑钱价贱,多用黑钱,少用官钱。”(11)因此,黑小钱越来越多,而大官钱越来越少,这主要是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作用的结果。之所以大钱中青钱多于黄钱,也是因为人们更喜欢黄钱,将之视为“良币”储藏起来,从而多被“劣币”驱逐出市面流通了。
由于钱价很高,对私小钱的管理比较松,促使了私钱的大量生产,这也是黑小钱多的原因之一。
第二,销毁铜钱铸造铜器利润未必很大。
按张若震的说法:(12)较大的铜器论斤出售,利润较小,而小铜器仅能打制,但论件出售,利润很高,因此,私销者私销铜钱多打制小铜器。但毁钱铸造大铜器利小,说明毁钱为铜本身并不能带来利润,否则,铸大器也应该利大。为何打制小铜器就利大了呢?
我们以乾隆十年(1745)安徽按察使都隆额所奏数据为例:“今即以每钱一文重一钱二分计算,每钱一千重七斤八两(七斤半,一斤为十六两),各省时价大概值银一两三钱有零,计每斤值银一钱七分三四厘。若一经销毁,铸造粗重器皿即每斤可值银二钱四分,每钱一千可值银一两八钱;若打造细巧器皿,每斤可值银三钱一二分,每钱一千可值银二两三四钱……。”(13)大钱一千值银一两三钱余,而销毁大钱一千可制造粗重铜器(即张若震说的论斤出售的大铜器)能卖到白银一两八钱,看起来利润还有五钱,实际上也不是这样。都隆额完全是理论上的计算,而忽视了几个问题:第一,毁钱、铸造和打磨均有铜料的折耗。按《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14)熔化“黄铜每斤折耗九钱”,铸造生铜大器皿“每正铜一百斤加耗铜十斤”,“v磨大物件每斤折耗四钱”。据此计算,毁钱一千铸成大器后只有约6.27斤,值银一两五钱余。第二,制造铜器用工问题。据《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熔化红黄铜每“化铜二十斤用化铜工一工”,“铸造大式器物重二三斤以外者,每正耗铜一百斤用:铸铜匠六工、拉运夫三名;每正铜一百斤用:v铜匠六工、铮磨匠五工、碹匠三工、嵌补匠一工六分;做子儿番砂托模,每正铜一百斤用:子儿匠二工、番砂匠四工八分、捉麻匠二分。”经折算,毁钱一千铸大器用工约2.2个。康熙九年,河工的工食费用是每天折给银四至六分,乾隆十五年永定河工每天给铜钱十五文,(15)按市价折银近二分。而乾隆初一碗面的价格是十六文(合银二分),因此,作为技术工的铜匠每天的工钱应在二分以上,按每天二十个铜钱计,2.2个工需工价50文,折银六分多。第三,熔化铜钱需要木炭、煤等燃料、化铜砂罐及制模材料等。通过以上计算,销毁一千文钱铸大器,除去折耗和工钱后还有一钱三分多的盈余,再除去材料费,剩下的利润已远低于五钱。实际上,当时流通的铜钱中有很多私小钱,即使是官铸的大钱很多也是不足重的,一千文钱的重量少于七斤半;同时,雍正五年后铸钱合金比例为“铜铅各半”,黄铜器的合金中铜的比例多为60%,铸器时还要加入红铜,更增加费用。因此,最后的利润恐怕不及一钱,利润确实不多,这也正好印证了张若震的观点。
再看打制小器问题。用铜量相同的情况下,打制细小铜器的确比铸大器贵多了,按都隆额理论上的计算,毁钱一千有约一两白银的利润。据《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打制精小铜器折耗:熔化“黄铜每斤折耗九钱”,打造“每铜一斤折耗九钱”,“v磨小物件每斤折耗八钱”。我们看到,除去折耗后,销钱一千仅剩铜6.35斤,值银二两三分余,表面上赚银七钱三分余。再《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打制小铜器用工:“化铜二十斤用化铜工一工”,打造“各项零星小什件,……,每铜一斤用打铜匠一工八分”,“凡成造门神、门对、帘子、雨搭上一切什件,并碎小素活、零星物件,v刮出细,内务府、制造库俱无定例,今拟每v刮一斤用铜匠二工。” 这里仅将熔化、打制、锉刮三个程序的所需工时列出来。通过计算,私销铜钱一千打制小铜器需工约26.5个,工钱估计不少于铜钱530文,合白银六钱六分。如果再除去燃料、器具等费用,其最后利润还不足一钱。由此看来,毁钱打造小铜器利润比铸大器还小。
从上面计算过程可以看到,打制的小铜器之所以卖价相对高于铸造的大铜器,主要是所需的工时更多、技术更高。张若震所谓的毁钱打造小铜器利大,这里的“利”应是需要更多技术、工时的结果,与铜料本身没什么关系,即使购买铜、锌,打制小器一样“利大”。乾隆十年,户部尚书海望的看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打制小器虽然需铜不多,售价较高,但主要是打造工价倍于铜价,(16)而不是利润高。
实际上,直接购买原料较毁钱更有利。乾隆五、六年,钱价很高,我们按一两白银兑钱800文计(都按大钱计,事实上并非如此),1000文钱重七斤半,值银一两二钱五分。乾隆五年(1740),铜质最好的洋铜市价每百斤值银二十两,(17)每斤合银二钱;六年(1741),湖广的锌(当时各省鼓铸用铅、锌多至此以市价购买)运到江西后每百斤值银四两七八钱,(18)每斤合银四分七八厘。我们按铜钱的比例铜、锌各半计,直接购买铜、锌配制七斤半黄铜(铸造、打制黄铜器不加锡,这里只按铜锌两种金属算)仅需白银九钱三分,较私销铜钱节省银三钱二分。乾隆十年,广东巡抚策楞等奏称,广东省铜匠的铜料“皆系商人从云南、广西等省采买,运至佛山镇投行发卖。上等黄铜一百斤时价一十五两,中等黄铜一百斤时价一十四两,各铺户按价收买F造器皿已有利息,若大制钱不可多得,而各项小钱又质轻价重,得不偿失。是以现在并无销毁钱文情弊。”(19)我们按上等黄铜计,购买七斤半(1000文大钱的重量)黄铜需银1.125两,而1000文钱时价是1.2两。因此,铜匠们销毁铜钱不如直接购买黄铜,何况毁钱所得的铜不是上等铜。再如,乾隆十一年(1746),湖广红铜市价每百斤值银二十两六钱八分,每斤二钱六厘八毫;锌市价每百斤值银五两六钱,每斤五分六厘。(20)配制七斤半黄铜合金(铜锌各半)需白银九钱八分五厘五毫,而1000文钱当地市价约值银一两三钱,可见,直接购买铜锌较销毁铜钱仍节省银三钱有余。
我们比较铜钱的名义价值与本身材料的价值也能得到上面的结论。乾隆初,各省陆续申请开铸,留下很多铸钱成本的资料。如,乾隆三年六月(1738),四川巡抚硕色奏称:“……每年铸出之钱,按季搭支官兵养廉月饷,每银一两给钱一千,是又有益于官兵。再现今开炉八座,其买运铜铅等费共需库项工本银二万六千八百余两,铸钱三万六千一百余串,除将搭支官兵养廉月饷,易出之银归还原项及支放内员役工费外,尚盈余钱三千三百余串。此鼓铸有便兵民,而无亏国帑也。”(21)我们看到,铜钱的搭放按官定比例(1∶1000,实际上当时铜钱1000文兑换一两二三钱白银),剩下的铜钱仍按1∶1000进行计算,铸钱利润达到12.3%,铸钱工料花费在15%以上,因此,铜钱中所含铜锌的价值至多是名义价值的73.7%。乾隆十三年(1748),浙江:“滇铜配铸,每钱一千文计工本银一两三分三厘有零;洋铜配铸,每钱一千文计工本银一两一钱八厘有零。今搭放兵饷,以千钱作银一两,原于成本不敷。至现今市价每钱千文兑银一两三钱零,若照官价采买商铜,每百斤价止十七两五钱,以之铸钱出兑,则赢余尽多。若照市价采买商铜,如每百斤价在二十两及二十一两以内,以之铸钱出兑,约计赢余,可较市卖钱文稍增,以资平减;如商铜市价至二十二两以外,则鼓铸工本与民间钱价相 !(22)我们看到,滇铜价格低,铸钱利润较大。即使是按市价购买铜(其它原料多是以市价到汉口采买),铸钱后按市价兑换也不亏本,何况这里面也包含了约15%的工料费用,铜钱中含有的铜铅等金属的价值仍低于其名义价值。其它省份情况也大致如此。由此可知,铜钱的名义价值较本身的材料价值高,从经济利益来说,铜匠们没必要私销钱币。
第三,铜铺铜料的来源问题。按当时的说法,铜匠们需要大量的铜制造铜器,却并不购买铜斤,而是依靠毁钱为铜。如,乾隆五年那苏图奏请铸青钱时说:“至今行用黄铜钱文易于销毁,民间需用甚广,即如烟袋、钮扣、铜丝等项,为物虽微而货卖者遍于街市。若辈并不购买铜斤,悉皆毁钱为用。”(23)这种说法纯属于臆测,几乎没有实据。果真如此,全国大小铜铺都在收买铜钱,然后销毁为铜,他们保密措施再好,不可能没人知道,也不可能一次次躲过政府的稽查,何况他们是稽查的重点对象。乾隆九年对铜铺进行严格的控制也没发现私销,而且市场上钱价、铜价、铜器价格均无变化,这些说明铜铺的铜料有其它来源。事实上,乾隆时期全国的铜、锌供应比较充足,鼓铸之外有剩余,并作为商铜出售。如,云南就有10%的铜允许矿民自卖,据《皇朝政典类纂》:“(乾隆五十九年)滇省办铜各厂,除抽课交官外,向有一成、二成准令通商之例。”(24)洋铜一半官买,一半市场上出售;还有各地偷采的铜等。这些都是铜铺的铜料来源。广东省就从云南、广西购进黄铜;云南、贵州本省有铜铅产出,市场供应也较充足。
第四,当时官吏也不是全都支持“私销说”。
乾隆六年(1741),广东粮驿道按察使签事朱叔权奏称:“夫钱之贵由于钱文之少,而钱文之少,议者谓由于奸民之销毁与富民之埋藏。但臣阅历所至,其私销制钱耳虽闻有其语,目实未见其人,即地方官之拿获私销者亦甚寥寥。至于藏钱不若藏银,富户之智岂不及此。”(25)乾隆十年(1745),大学士讷亲奏:“臣等查上年京师钱文昂贵,恐有不肖奸民将钱文私行销毁,制造器皿。业经酌议设立官房,令打造铜器铺户在官局F铜制造,并严查出入铜斤以及制器铜数。行之数月,详加确访,钱文未见私销,铜价亦不昂贵,是民间原有铜斤可用,未必销毁制钱。且臣等议覆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奏请改铸青钱案内,将所铸青钱试行F化,较原本亏折甚多,毁钱并无利息……。”(26)同年, 大学士张廷玉也认为,各铜铺搬入官房以来,钱价未平,细察情形似无私销之弊。(27)同时,各省也派员对铜铺进行监督,也未发现有私销现象。如,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奏称无私销现象;川陕总督奏该省无大铜铺,即使小铜铺也少,铜器来自于外省。我们知道,对“地方官之拿获私销者亦甚寥寥”一事,当时有似乎合理的解释。但乾隆九年(1744)加强了对铜铺的管理。其做法为:进入铜铺的铜料经过称重,出铜铺的铜器也称重,如果重量相符,说明没有私销,如果生产的铜器重量大于铜料的重量,则认为存在私销钱币,就要治罪。如此严格的监督管理,私销的确不易,何况一旦被查获,就要治罪,利润不大的情况下,铜匠们也没必要冒这个险。因此,更进一步说明铜铺私销的可能性不大。
通过以上分析知道,销毁铜钱制造铜器,无利可图,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私销说。改铸青钱后,私销青钱得到的铜不适于打制小器。可见,当时本来就没有多少人毁钱打制或铸造铜器,不是因为青钱的缘故,而是毁钱不如买铜。因此,铸青钱防私销的意义不大。
三 结论
乾隆初年,鉴于“钱价之贵在于钱少,钱少之故实由私销,欲清其弊,当先绝其源”的认识,提出铸青钱以杜私销的办法。然而,由于乾隆朝矿业政策的变化,铜、铅、锌、锡等原料供应比较充分,其价格也不是很高(相对于销毁钱币来说),销钱为器无利可图。虽不能说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前后绝对没有私销,但可以说即使有私销,也不是普遍现象,对钱价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说,私销不是引起钱价高的主要原因。因此,铸青钱政策防私销的意义不大,同时,钱价也不能得以平减。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五年改铸青钱的政策基本上没达到目的。
铸青钱政策本身也存在不足。私销铜钱不外乎有以下几个用途:制造铜器,其中又分为打造铜器和铸造铜器;改铸劣小钱;铜价很高时,卖铜获利。乾隆五年改铸青钱的确能够防止私销打制小铜器,但是,在技术上看,铸青钱不能防止铸造铜器。同时,乾隆朝私铸铜钱的现象非常严重,各地流通的铜钱中大量私钱足以证明。铸青钱也不能防止私铸劣小钱,私铸者在铜料价高或急缺时有可能私销铜钱。如,清人乔光烈在“禁私销议”提到:“又定例:鼓铸钱文铜铅各半,每铜铅百斤加入点铜(锡)三斤。其质柔脆,不能打造响器,立法已属周详。但不能为打铜尚可为铸铜,如铜镜、乐器、以及箱柜事件等碎小器皿均可私销改造,而碎小器皿加以手工,往往不计分两取值,每易子倍于母。是以铜少之区,虽钱质甚轻,而不免有私销之弊。”(28)当然,这里不是说乾隆朝的私铸和铸造大铜器者一定会私销铜钱,但从铸青钱政策本身来说,它是很不完善的。
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青钱的成功试铸是对黄铜合金性能认识的一个进步。乾隆五年部定铜钱的合金比例就是其集中体现:首先,工匠们开始有意识用四元合金铸钱;其次,合金中各种金属含量的控制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铜、锡尽量减少以减少铸造成本,而锌、铅含量尽可能大却又不致引起钱币质量下降。再次,青钱的铸造的确可以防止私销打制铜器,只是当时私销不是很多。
注释:
① “青钱”即乾隆五年开始铸造的铜、锌、铅、锡四元合金钱。此前清政府铸造的是铜锌二元黄铜钱,钱法至此进行了一次大变革。
②(17)《清朝文献通考》钱币,第4996-500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③《宫中档・财政类・货币金融项奏折》(胶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江西巡抚陈宏谋奏。
④ 这里的青钱指清初铸出的铜钱,由于铸钱时铜料来源较杂,带入一部分铅锡,从而使钱呈青色。
⑤同③乾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鄂弥达、广东巡抚杨永斌奏。
⑥(11)同③乾隆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广镇m镇总兵谭行义奏。
⑦同③乾隆四年三月十八日,闽浙总督郝玉麟,浙江总督卢焯奏。
⑧同③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湖南巡抚张渠奏。
⑨同③乾隆六年九月十二日,江西巡抚包括奏。
⑩同③乾隆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唐绥祖奏。
(12)同③乾隆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浙江布政使张若震。
(13)同③乾隆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安徽按察使都隆额奏。
(14)《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中国古代匠作资料业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16)同③乾隆十年四月初四日,海望奏。
(18)同③乾隆六年九月初二日,江西布政使陈宏谋。
(19)同③乾隆十年四月二十日,两广总督那苏图,广东巡抚策楞奏。
(20)同③乾隆十一年六月初三日,湖北巡抚开泰奏。
(21)同③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四川巡抚硕色奏。
(22)同③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浙江巡抚方观承。
(23)同③乾隆三年七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
(24)席裕福等《皇朝政典类纂》第八十八辑卷六十六,钱币九,台北文海出版社。
(25)同③乾隆六年二月十五日,广东粮驿道按察使签事朱叔权奏。
中国青铜器作为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其中文名称英译具有重要的文化信息传递功能。我国人文景观众多,特别是博物馆,收藏展出的青铜器文物不在少数。目前国内,多数青铜器名称英译比较混杂,亟待规范。本文主要以中国文字博物馆展出的部分商代青铜器名称英译为例,归纳青铜器的种类和功用,旨在探索其英译原则和策略。
一、青铜器的文化价值
青铜器诞生于人类文明的青铜时代,是世界文明的标志。以艺术价值来看,中国青铜器精美的制作工艺世界闻名。青铜器又称“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红铜和锡制作的器具,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这其中属商代的青铜最为精美。在我国境内出土的大量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为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宝贵的证据。
青铜器的文化价值首先体现在其历史性。多数出土的古青铜器都刻有铭文,表明该器物的名称、使用的场合或是主人的相关信息等,具有极大的考古价值。如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毋鼎,因其鼎身刻有“司母毋”字样,所以命名为“司母戊鼎”。
高超的铸造工艺是青铜器的另一价值体现,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无限智慧与技艺。如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四羊方尊,据考古学者分析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再进行整体浇铸(百度百科)。如此鬼斧神工的铸造技艺也是对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点之一。
二、青铜器功用分类及英译策略
青铜器按其功用可分为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礼器等。作者实地考察了中国文字博物馆展出的其中65个青铜器文物的名称英译,按其功用划分为食器礼器类、酒器水器类和武器乐器类,以分析其中出现的问题,归纳总结其英译的原则。
1.食器、礼器类名称英译
最常见的青铜器当属食器和礼器类的青铜器。上文中提到的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都属于礼器,即在古代用贵族在举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礼仪活动中所使用的器皿指青铜器中的鼎、簋、觚、豆、钟等都属于食器或礼器类。
表1为中国博物馆食器礼器类青铜器名称及英译。不难发现,多数青铜器中文名称属难检字,这些汉字只在古语中使用,甚至是专门用来表示该青铜器名称的字。Backer(2000:21)就曾指出,源语文化文化专有词语所表达的概念也许不存在于目的语中。况且在某些情况下,现代汉语中都没有对应的字,只能靠解释才能让今人明白其功用,在英语中更难找到对应的单词或短语。因此对这些青铜器名称的英译只能采取释意法或音译加意译法,如鼎既可以作wine-container(释意法)或Ding-vessel(音译加意译法)。但这两种策略都有其缺陷:前者虽指明了青铜器的功用,但不具有鼎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后者沿用了“Ding”的概念却不能让读者明了该青铜器的功用。若将两种策略结合起来,使用音译加意译再加注的策略则可以两全。如“簋”可译为:Gui-vessel(food container)。
2.酒器、水器类名称英译
作为青铜器的另一大类酒水盛器类,如爵、壶、尊等,这些名称虽用于古时,但对现代中国人来讲并不陌生。但具体到各个器具之间的差别,就不得而知了。针对旅游文本,方梦之、毛忠明(2003:274)认为,“旅游资料是一种大众化的、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普通游客看懂并能从中获取相关的自然、地理、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知识”。博物馆作为大众科普中心,有责任向包括外国游客在内的参观者介绍相关知识。但由于参观的时间限制,解释应当简洁明了,最好能在其名称中有所体现。如均是盛酒水的器具,爵、觯、觚等是饮酒器,一般译为cup,而像壶、尊、卣之类的盛酒器,一般译作vessel或wine Hu-vessel,Zhi-vessel等,并没有凸显其功用,甚至与上文提到的食器礼器类相似;有的音译因为译者没有仔细考究中文汉语拼音而造成误译,如“瓿”应音译为“bu”而非“bo”;而且对于饮酒器和盛酒器英译,并没有特别区别开来,翻译方法比较混乱。加注的方法同样适用于酒器类青铜器名称英译,也是较为安全的翻译方法,如Jue-vessel(wine cup),Hu-vessel(wine or water container),Jia-vessel(for wine warming)。另外,也可以用cup和container加以区别饮酒器和盛酒器。
3.兵器、乐器等名称英译
兵器、乐器及其它是青铜器的第三大类。各种武器乐器的差别较大,如表3,“戈”翻译成“Ge-dagger”,“铍”译成“Pi-sward”,“铙”译成“Nao-bell”。但“矛”在英语中有对应的“spear”,因此不必译为“Mao-spear”。青铜乐器“勾”因其是古代特有的一种乐器,直接用音译加注的翻译策略即可。译为:“Goudiao(Musical instrument)”(原译音译错误)。
三、结语
中国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在博物馆展出的青铜器更是对外文化交流的良好载体。不同的青铜器有其独特的功用,因此博物馆青铜器名称英译应当根据其功用的特殊性遵循相应的英译原则,使用不同的英译策略。
参考文献:
古莒的青铜器文化区域主要是以莒县为中心,西至费县,北至胶州,南至赣榆,东至黄海。古莒文化区域中所出土的青铜器整体造型大气雄浑,大部分简素无纹,反映古莒地先民所崇尚的一种古朴自然美,体现出青铜文化与经济、人文习俗密切相连的特点,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一、古莒的青铜文化历史
从目前莒县的考古发掘资料看,莒地青铜器属于龙山文化(古莒地胶州三里河)。虽然青铜器在夏代便已经开始存在,但是我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青铜时代仍要追溯至古莒地费县所出商代铸有“举又”铭文青铜器,因此可以说莒地是我国青铜时代的起源地。
S着对古莒国墓葬的发掘,发现了数量众多、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其中很多属于传世佳作。这说明莒国青铜铸造水平非常高,青铜制造业非常发达。据《左传・昭公七年》所载:“晋侯有间,赐子产莒之二方鼎。”充分说明了在春秋时期,莒国的青铜铸造水平便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地步。其中莒国青铜裸人方鼎别具特色,被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在青铜器中绝无仅有”。南老龙腰、沂水刘家店子出土编钟等乐器上百件,这在同代的齐、鲁等国墓葬中是少见的。近年来,莒地出土青铜器的地点有十几处,多以莒城为中心,向四周的山前平原、丘陵地带、水库岸边埋葬,即环郭而葬,距城郭15~50公里。
二、莒县博物馆藏青铜鼎的艺术分析
莒县博物馆馆藏的青铜鼎大多采用“灌铸式”铸造手法,因此整体器形大气磅礴,形态端庄。而在花纹的设计上,多以重环纹、素面纹为特征,特别是人面首大刀、山字形器、龙凤绞绕纹铜车元,为其他地域所少见,是为数不多的西周典型器物。而在莒县的老龙腰、刘家店子、天井汪、于家沟、老营、源河等莒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无论是种类、造型、纹饰还是技艺上,都较之前的青铜鼎有明显的进步。蛇纹、蝉纹、鸟纹、窃曲纹等成为这一时期的时尚。青铜鼎上的铭文亦逐渐盛行起来,铸铭铜器日渐增多,以莒太史申鼎为例,铭文的内容多与祭祀相关。春秋青铜器莒太史申鼎有铭文“莒太史申作其造鼎十”等铭文。这些青铜鼎工艺更加精细,器形方面更加规整,厚薄也更加均匀。
春秋青铜器蟠虺纹铜鼎(见图1),1997年莒县龙山镇王家山村出土。整鼎的通高25厘米,口径19厘米。鼎三足,双耳,配有一个盖子。子母口,附耳,深腹,圜形底,蹄形足,这些皆为春秋时期炊器的典型特征。鼎耳崇尚简约实用的原则,以勾连纹为饰。勾连纹不仅能够装饰,而且可方便移动整鼎。鼎的腹中部分饰有凸弦纹一周,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阳”的体现,凹为阴,凸为阳。因为作为炊具,故而需要“阳”的热量,这是古人对于自然崇拜的一种体现。鼎的盖及口沿下饰蟠虺纹,腹下饰蟠虺纹、三角形兽面纹。这些都是传说中的瑞兽,充分说明了此鼎的来历不凡。在春秋时期,天子“九鼎八簋”以及相应的对于鼎的使用制度,都能反映在花纹和图案上。特别是这种瑞兽,充分体现了古人的信仰与崇拜。鼎边还饰有环射线纹、锯齿纹、云纹,窄平素边。总的来说,这件鼎不仅体现了高超的铸造工艺,也蕴含着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以及文化,对于今天研究过去的思想文化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春秋时期窃曲纹龙形柄青铜匝、盒形铜敦,器形独特、纹饰华丽;尤纹铜鼎,器形规整,造型优美,堪称典范,对研究春秋时期莒与周边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西周时期炊器(见图2),1996年4月莒县店子集镇西大庄出土。器口沿外折,双立耳,腹较深,圜形底,蹄形足。双耳各饰两道凹弦纹,口沿下饰重环纹一周,腹中部饰凸弦纹一周。通高23.8厘米,口径26.4厘米,腹深11.2厘米。
汉代炊器(见图3),2009年莒县浮来山镇马顾屯出土。鼎盖弧隆,上置三半环状钮,钮上各有一乳突。鼎身子母口,扁球腹,圜底,三蹄形足。口沿下有二对称的附耳,腹上饰一周凸棱。口沿下有“中宫长公子鼎容五升第十三”铭文。通高15.2厘米,口径11.8厘米。
三、莒县博物馆藏青铜器物的文物价值分析
莒县作为在古莒国旧址上的一个县城,具有无可比拟的地理位置优势。而莒县博物馆作为莒县重要的文化保护及研究部门,在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研究及建设方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众所周知,青铜器是我国的“国之重器”。在生铁冶炼技术还未充分推广及使用的时代。上至礼器,下至日常生活用具,皆用的是青铜进行铸造,故而加强对青铜器的研究对我们研究古人的生产、生活具有极大的价值。莒县博物馆馆藏青铜鼎不仅仅是一件文物,其上更蕴含着极大的历史研究价值,是我们研究古代山东先民的一个重要凭证。加强对莒县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物的研究,不仅可以增强人们的家乡自豪感,而且有无可比拟的文物研究价值。研究者可以通过青铜器器形以及铸造方式对当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以及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解;通过文字及图案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进行研究;还可以通过对其数量等其他方面的研究,了解中国古代先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及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形态。
参考文献:
在青铜器和铭文中,尤其在传世品中,或出土的个别铜器,对伪作的识别是极具意义的,因而在这些器物中,尤其是前者,有些是赝品。或个别部分是伪作的,有的伪作表面看去很逼真,但真正内行里手就可以发现某点、某几点破绽。对这些历史上或今天所作的伪器、伪铭,鉴定中一定要与真品严格分开,另作研究和他用。不能让其与真器鱼目混珠,把假铜器与伪铭作为真器真铭不遗余力地去研究考证,这是白费力而徒劳无功的,而且贻害后人,在历史都是有教训的。在全国文物鉴定时,我们也发现某省博物馆藏有较长篇铭文的传世铜器,器上铭文过去也曾有人进行研究考证。经鉴定,器物本身为真器,而铭文则是后代伪作的,因此对铭文研究考证就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认为,在对铜器和铭文进行论证之前,尤其是传世铜器和铭文,一定要确切知道其真伪再下笔,否则一切都失去意义。
这里再强调一下,对青铜器与铭文进行真伪鉴别,其真正目的是明确的,正如已故郭沫若先生所讲过的,如果没有把器物时代弄清楚,“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我们对青铜器与铭文辨别真伪的目的,就是要用那些真实的、有价值的资料,用这一历史载体,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发展观,为研究古代历史、艺术、文字、科学等多方面内容服务。而伪器、伪铭,那就是另外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了。青铜器与铭文的辨伪研究和结论,对进一步保护、宣传和研究这些实物资料,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 论伪作与仿制之区别
中国古代青铜器与铭文,主要盛行在商周时代,通过近年考古发现和研究,又表明了秦汉时代仍存余韵,并有发展创新,与商周铜器与铭文形成了下延链接。从礼乐制度、制作技术、历史价值、经济价值等多方面看,这一传统文化,历朝历代都可谓受到重视,例如: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一书中云:“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反映了对夏商周三代礼乐之崇拜。两宋时代,青铜器与铭文不断被发现,受到了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重视。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中说到当时的情况:“宣和间内府尚古器……而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计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因古铜器经济价值高,一些不法之徒,为牟取经济利益,伪作、仿作古青铜器与铭文油然而起。从流传下来的实物资料和文献看,较多的伪作和仿作是从宋代开始的。今人常常在实际工作中对青铜器与铭文的伪作和仿制混为一谈,不明内里,有时虽在理论上弄明白了二者之区别,但遇到实物时又模糊了。
青铜器的仿制与伪作的主要区别是,两者虽都对先秦两汉青铜器与铭文的造型、花纹、文字等方面进行模仿,但仿制是因某些需要,如:宗庙祭祀、制礼作乐、日常生活品的需要,模仿古制而制作的,即是为实用目的而作。所模仿的青铜器物或文字等方面,不必完全与被模仿的物象一致,而是大体相似即可。有些仿制品无论是在器形上,还是纹饰、文字等方面有时还有一定的创新,常常反映了作仿制器物的时代风格特点。从文献记载来看,古铜器之仿造可能要上至唐朝,但从实物资料考察一般要到宋朝,而以北宋“宣和”时期最著,这与徽宗嗜古、好古密切相关。最负盛名的仿古铜制品,莫过于大晟编钟和宣和三年尊,前者为徽宗时铸,其造型是以当时发现的春秋时代的宋公成钟为模式,制作名为“大晟”的一套编钟。大晟钟对了解宋代乐制,了解仿古青铜乐钟和铸造技术都有着重要价值。宣和三年尊是徽宗宣和三年制作,铭文26字,其中有“宣和三年……皇帝考古作山尊,于方泽”句,可知该尊是置放在方泽祭祀神祗用的。由此可见仿制品只是模仿或借鉴某种古器的基本特点,并标出新器名、制作的时间,等等。客观反映了为实用而作器,本身无一丝作伪之嫌,为世所允许。宋代以后有的铜制品本身虽为铜质,但从器形、装饰、铭文等分析,其主体完全是制作时代自己的风格特点。在全国铜器与铭文鉴定中,江西萍乡市博物馆收藏一件铜,外底铭文有“至正甲申岁,傅氏梅隐置山谷书院用”等字,至正是元惠宗年号,甲申岁为公元1344年。该明确标明是元代至正时所铸,因而应为仿制品。所见这种情况亦很多。
伪作器则不同,它不是真正好古博雅,而是作假古董,欺骗世人,破坏古代传统文化,其目的是获取厚利,这是在任何时代都不应允许的。因为要造假铜器和铭文,制作者在其本身水平的基础上,心怀叵测地下功夫,以掩饰伪作不被识破。希望所作伪品伪铭与某种先秦两汉的真器真铭完全一致,以达到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程度。伪作实物告诉我们,再好的伪造“高手”。伪作的铜器与铭文,在铸造、造型、装饰、铭文、锈蚀等方面,总会露出破绽,正如古人云,伪作“气质自恶”。铜制品和铭文的赝品之作,文献记载已很早,《韩非子・说林》:“齐伐鲁,索缠鼎,鲁以其赝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后的一些文献,也有一些零散记载。前已论及较多的青铜器与铭文的伪作,是从两宋开始的。主要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理学,以巩固封建统治,用金石文物来粉饰太平,这无疑使古铜器与铭文在经济价值上也会越来越高,在利益趋动下,不法古董商人开始大量作伪,充斥市场,欺骗世人。明清以至民国,伪作铜器和铭文连绵不绝,式皆法古,使真伪铜器与铭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混乱。铜器与铭文的造伪,一直影响到近现代。
历史遗留下来的伪作青铜器与铭文较多,从对全国青铜器与铭文鉴定看,在一些博物馆和文物机构一般都有保存。从一定角度看,这是一笔很重要的文化财富,应很好保存研究。但从伪品制作性质、目的看,又玷污了传统文化的圣洁,这是应该予以认识的。笔者曾在一次有关文化艺术品市场的学术研讨会上谈到:“目前在文化艺术品市场上,伪造、伪作的古代艺术品较多,如果是成批生产的,这些产品在生产和进入市场之前,一定请厂家在物品上标出有关新生产的等字样,以免被商贩用来坑害顾客。”今天我们在国家文物政策的指导下,应努力净化文化艺术品市场,对那些伪劣产品加以限制。
三 青铜器与铭文伪作溯源和历代伪作主要特点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其独有的艺术形式被世界各国学者关注,也为研究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目前,国内专家学者对鄂尔多斯青铜器式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以及艺术价值都做了行进而深入的研究与评价,笔者则试图将国内对鄂尔多斯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做一个扼要的阐述。
1鄂尔多斯青铜器式的渊源
探讨鄂尔多斯青铜器式的渊源问题基本从两个问题人手:首先是考虑早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空间分布地域,其次还要探究早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发展去向。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范围应是以鄂尔多斯、陕西北部和山西吕梁地区为中心,向东经京、津唐地区达沿海之滨,向北越辽西丘陵蒙古高原达外贝加尔,向西跨甘青宁北部达新疆巴里坤草原,向南伸进中原腹地商文化分布区域之内。
从上述早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地域内,相当于朱开沟第五阶段出土的鄂尔多斯式短剑、铜刀、铜鳌和铜圆牌等,是截止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资料。根据朱开沟第五阶段发现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及与之伴出的陶器群推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可能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亦即朱开沟文化分布范围之内。至晚商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日臻成熟,而享有此文化的部族已开始强大起来,严重威胁着商王朝的安全。因此,在武丁前后,大举向北方用兵。在这样历史背景之下,我国北方的游牧或半游收部族开始向适宜他们游牧的地方游动。从此,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便开始广为扩散。
2鄂尔多斯青铜器式的区系与种类
正因为早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地域非常辽阔,故把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又称其为“中国北方青铜器”。然而,北方系青铜器从时空来看,它所包涵的内容又嫌过分庞杂,很难于准确地表述这种艺术的内容和实质。因此,很有必要将“北方系青铜器”,这个无所不包的艺术综合体加以划分。这将有助于古代的民族史、文化史和艺术史的研究,有助于对各个民族的艺术界定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盖山林按照青铜器艺术品的题材内容、构图技法和艺术风格,从东至西,大约可以区分为以下几个区系类型:东胡系、山戌系、匈奴系和西戌系四个青铜器艺术类型。
当然也有较多的学者特别是考古学者更倾向于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按照其用途进行分类,这也是由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为实用器具的缘故。大致的分类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及车马器四大类,以短剑、鹤嘴斧、棍棒头、各类动物纹饰牌、饰件、扣饰等为主,因以大量动物纹饰器物而最具特征。
3鄂尔多斯青铜器式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造型艺术与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观念、意识、、审美情趣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鄂尔多斯青铜器式作为北方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折射或反映了北方文化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状态。
由于动物纹饰作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最为显著的部分,因而我国有部分学者就以动物纹饰为出发点对鄂尔多斯青铜器式的文化内涵做了详尽而深入的探索,杜志东就以青铜器动物纹装饰中的虎纹来阐述其特有的文化功能,在对其形象内容和造型特征等显性要素的梳理基础上进一步从巫术功能、象征功能、认同功能和审美功能等角度挖掘其所要表征的隐性文化内涵。包桂英从北方岩画艺术、萨满文化以及北方神话三个方面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可以看出,不同的学者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文化内涵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既有从青铜器本身具备的不同文化功能进行阐述,也有从青铜器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但总体来说,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都与其当时游牧民族生活的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水平等有着的密切的关系,自然生态环境对文化形态和内容具有一定的规定和制约。
4鄂尔多斯青铜器式的造型与审美风格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上起春秋下至秦汉,延续的时间较长,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动物纹,具体的动物纹有虎、豹、狼、狐狸、野猪、鹿、马、牛、羊、骆驼、刺猬、飞禽等,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雕塑手法。每个动物纹饰牌都是一个写实小景,构图多不求对称,而是求其自然真实,饰牌的创作者们把自己观察到的一切,高度概括集中到寸许的饰牌之中,给人以无限的情趣。
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应该是何种造型与审美风格,有的学者认为是写实风格,有的学者认为是写意抽象风格,更有学者折中两者观点,认为是准“实”风格,当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青铜器的审美风格是介于写实与写意之间,甚至乌兰托亚、海日汗冠之以象征着草原民族文化的狂野之美风格。
第一件:千年一现 镇馆之宝——神面卣。
神面卣是世界上3100多年前的青铜器,其价值不想而知,因其身上有多种动物造型而得名,造型华丽繁复。它曾经被一位日本收藏家以高价收藏了,日后一位欧洲的大古董商不甘心宝物被日本买家捷足先登,便广泛散布青铜器神面卣为赝品的消息。为了澄清神面卣这件西周早期的青铜珍品的流言蜚语,神面卣的身上被打了几个洞,再神面卣的身价有疑问时,很多买家迟迟不敢下手。但中国保利艺术博物馆却毅然收藏,后来在确定下来神面卣的确是一件货真价实的价值连城的珍品之后,日本博物馆痛心不已。因而造成我们今天所见的神面卣表面有缺陷。但神面卣造型的举世无双,并且是西周早期青铜器中的旷世奇珍,至今让人拍手称奇。
第二件:第一青铜顶峰——??季风鸟大尊。
这件风鸟尊体型巨大,气势不凡,且前所未见,是从古至今难得的艺术珍品。这件青铜器上刻有铭文,明确表明其为商周时期有名的??氏家族的某位成员所为的青铜器。它繁复而美丽,被周人视为祥瑞,也让后人第一次充分领略到商周风鸟尊的最高水准,也从中体会到古代商周人对凤的崇敬与喜爱。
第三件:正反无别,淋漓尽致——逐公? 。
逐公?这件文物是在表面锈蚀严重,器内被锈土掩盖着的情况下被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不经意间看到了,虽然他们隐隐觉得有些异样。但还是把它带回了北京,经过检查,不但证实了大禹治水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有记载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件青铜器的身价,为解开中华上古历史之谜,提供了文献证据。
在青铜器一课的学习中,要使学生赏识古代青铜器,了解青铜器和现代生活的关系,就要拉近古代青铜器与现代学生生活的距离感,创设生活化的场景。教师以问题情境为引入的起点,激发学生对青铜器的兴趣。我利用广州特有的俗语提问:“过年时大家有没有吃‘九大簋’啊?广州人通常说请你吃‘九大簋’,那是什么意思呢?”学生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九大簋是什么?是鸡鸭鱼肉?是不是火锅?满汉全席?”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簋”字,注解拼音“guǐ”。有学生注意到,这个簋字的下端是“皿”字。学生提出,簋应该是一种器皿。我顺势引入了青铜器的鉴赏学习,使学生从生活的情境自然地进入本课学习。
2. 组织多元的学习方式,发现艺术品独特的美感价值
教师引导的小组讨论形式。我把学生分成小组,并给每组一张印有各种不同的青铜器图片。学生观察图片,并辨认图片中的青铜器哪些是用来装食物的,哪些是用来盛酒的。然后我引导学生赏析古代青铜器的造型特点,感知青铜器的外形之美,在小组讨论中说说自己对青铜器的认识。教师通过自己的介入、讲解和姿态,传达给学生“一种意识,一种在艺术作品中寻找真正潜在价值的意识,一种寻找有意义的艺术形式的意识和培养一种真实品位的意识”。而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方式进行独立思考,展开想象,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学生主导的表演形式。两位学生以说唱的形式表演了《我们眼中的青铜器》,向全班同学展示两件古代的青铜器。学生在乐曲声中播放课件,展示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流行音乐、熟悉的伙伴、模仿电视人物的表演,引起了其他学生听觉和视觉上的共鸣。通过主持人与听众的互动提问,全班不知不觉的进入青铜器美感价值的课堂辩论状态中。学生在自由的欣赏和聆听过程中,感受到青铜器的另一层社会、文化的含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不但有精湛的工艺、精美的花纹和形状,更是根据当时社会的贵族阶层审美观念而铸造的,它体现了特定的精神目的和神权思想。
在活动中,我也不时引导学生加深对青铜器美感的认识。我问:“铜何尊是周朝时期的青铜器,你们认为它与商朝时期的尊有什么不同呢?”学生们利用之前小组讨论和表演中获得的知识,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了:“周朝的尊是圆的,造型独特,看上去美观又别致。商朝的青铜器造型凝重、朴实,庄重典雅,而四羊方尊是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不同点是四羊方尊的羊脚部分像龙的形状的就是兽面纹,还有细雷纹,而且是遍布整个尊的。”“这不是羊的外形吗?”“四羊方尊的外形顾名思义是由四只卷角的羊头组成,并用手指轻触幻灯片中的羊头,它让我想起藏羚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高图足上。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其实,我想这件四羊方尊是因为制作者看到了四只羊十分兴奋活跃,才制作出这么生动的形象,把四只羊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不但理解了古代青铜器的独特美感价值,还逐步融入了自己的看法和感情。
3. 通过评述和模仿撰写评论,提高对艺术作品欣赏的层次
初步学会欣赏评价。教师在指导学生写欣赏评论的初期,可以先教学生欣赏借鉴别人的评论。教师摘抄一些不同的艺术评论,让学生分组讨论学习。比如,为什么要写评论?他们觉得哪个评论比较好?为什么那个评论写得好?写得好的评论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些不好的评论有什么不好,哪里可以改进等等。或者教师可以对同一个艺术作品列出几种不同解释,让学生分辨其中的优劣。这些活动可以让学生在观赏艺术作品时更加接近作品的特殊本质,学会明白清楚地表达自己对作品的感受及其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