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乡社会调研大全11篇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1）

都说七月流火，天公果然不负人。在阴天的时候，　6月30日　，一年一度的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乘风起航了。“科学发展，加速崛起，青年勇当先锋”．为了响应团省委﹑校团委关于组织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的号召，我积极报名参加了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的三下乡队伍，并最终加入了经管学院赴江西吉安县横江镇的实践服务队伍。本队以“科学发展树新风，携手共建新农村”为主题，赴吉安县横江镇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切实体验农村生活，了解农村状况。

辛苦付出 只待开始

为保证“三下乡”活动的顺利开展，经管学院成立了以院党委副书记上官飞、院团委书记李淑贤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XX年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在下乡以前，多次与“三下乡”服务队召开筹备会议，召开了“三下乡”动员大会，还隆重举行了全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出征仪式。

为了把此次“三下乡”活动做好，我们队还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制作了大型横幅和手绘海报。我们查阅大量当地的有关资料，精心、严密的准备了近千份调查问卷。为了提高宣传力度，扩大此次活动的影响，让更多的人关注“三农”；我们还发了大量文章到网站、报纸等新闻媒体上，使外界了解我们下乡的动态。

作为此次三下乡的联系人，我早在三月份就开始为这件事情做准备，到了5月初，正式前往吉安县横江镇进行踩点工作。与当地政府联系，并且对当地资源进行调研，为队伍来到横江镇之后的饮食住宿及活动开展的细节工作进行尽善安排，力求不失误。回校之后，在队长的帮助下，将三下乡的策划书写出来，并且安排好行程表。作为一个大一学生，很难得有机会参加三下乡。机会难得的同时也就表明了挑战和经验的缺乏。联系人的工作很繁琐，很多的突况，很多的细节，不身临其境难以想象。

也是三下乡终于结束的时候，我才敢对自己说一声：联系人这一工作总算圆满完成了。

壮士出征 服务农村

以前有下乡经验的学姐和学长都说，今年下乡的条件不是最艰苦的，甚至应该说，算是历年来条件不错的了。天气虽然还是炎热，但相比早些天，已经是好很多了。伙食是在镇政府的食堂，吃的是镇政府提供的工作餐。是而住宿的地方，虽然是地铺，但打扫之后，倒也算干净。住下来之后，晚上气温都可以把人冻坏。任务重、行程安排得紧凑，我们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实践、服务农村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圆满了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正所谓是壮士出征。

6月30日是我们三下乡的第一天。为了赶上早晨8点20的火车，我们6点就在女生楼下集合了。6点半从学校出发赶到火车站。经过一个上午的乘火车、转汽车，与吉安县县团委进行短暂的接洽仪式之后，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横江镇政府。政府给我们安排镇政府的两间空接待室作为我们的宿处。我们放下了身上的大小包行李，坚持不麻烦政府工作人员，不上旅途的劳累，花了一个多小时将我们住的房间打扫干净。

休息好了之后，第二天，我们展开了政策咨询，知识宣传活动。向当地农民国家有关“三农”问题和农村医疗保障等方面新出台的方针政策，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农村医疗保障、国家惠农政策、农村自主创业、文化遗产保护、留守儿童等等。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总是那么的大。调查问卷原来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很多群众对于我们要开展的活动不够了解，我们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在走访中，遇到的留守老人和家庭主妇居多，他们的文化程度偏低或是没有文化，对党和国的政策知之甚少，关于我们问卷上的题目，有的更是令他们无法理解。面对这样从未预料到的现实，我感到很惊讶，很诧异，同时也对自己想当然的天真感到可笑，由此也产生了压力与责任感，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会尽力去宣传他们不了解的政策方针，去解释他们不明白的地方，真心地和他们对话，消除彼此的距离感，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

第三天，参观历史古村——唐贤坊。石径好吟诗，美景应入画。绵延的复古建筑更如堕数百年的风尘。带着坎坷参差。在雨色里走进古村，街上淌有积水，青色的屋檐下游走的是来自明清的笔触，低调而奢华。就是这个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小村庄，让你领略江南古村的独特魅力。

我们走在青石板铺就的既古老又年轻的街道上，心里充溢着严肃和欢愉。眼睛四处张望，处处都似有生动的故事在牵引人。走进一户人家，一位老奶奶迎出来，笑吟吟的望着我们。我们上前去交流，老奶奶知道我们的来意，乐呵呵的让儿子，我们称作肖大哥的，带着我们进入了古宅内部。这样的旧式建筑，以前是大户人家的住宅。走廊曲折漫长，光线幽暗，只有高处一扇小玻璃窗能照进来西落的阳光。房间一间隔一间。

是的，这就是南方家乡的大宅，青砖黑瓦，白墙高高耸起，有古老石雕的壁檐缝隙，生长出茁壮的瓦松和仙人掌。宅子内光线阴暗，木楼梯窄小破败。一排排房间纯为木结构，墙壁、地板、门、窗，是被梅雨和霉湿侵蚀成暗黄色的木板。屋顶开着阁楼式的尖顶天窗，叫老虎窗。屋檐下有燕子筑巢，黑色鸟儿不时迅疾地低俯掠过。窗边的竹竿上晾晒满各式家常衣服。阳光明亮。孩童嬉戏的笑声穿过悠长弄堂。

一间间房走着，见到了镏金的雕花窗户，龙凤呈祥的太师椅，摆着屏风的房间，古旧的墙壁上面写着明清的字迹，各式各样的动物的图案。古代人过日子，果真是精致。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为了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第四日，我们带着从出发地扛过来的千余册图书，在横江中心小学，设立爱心书屋，并且进行揭牌仪式。莅临本次揭牌仪式的嘉宾有横江镇党委书记刘小勇同志，吉安县吴副县长，县教育局副局长，南昌航空大学校团委副书记罗来松同志，及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上官飞同志。并有县电视台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全程拍摄。

在揭牌仪式结束之后，队员们将在场的小学生们分成4队，分别带到两个教室进行支教活动。我们给他们纠正英语的发音，我们跟他们传授学习英语和数学的方法，我们跟他们谈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还与他们畅谈人生的理想。看着他们渴望的眼睛，我们真的很震憾，也很感动。最后我们与他们合影留念，依依不舍的离开了。

下午3点，与横江中心小学的老师们展开座谈会。老师对于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热切的欢迎。座谈会伊始，老师们对横江中心小学的情况作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包括历年来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企事业单位的通力协调。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进，城乡建设的逐步完善，横江镇的人口处于下降的趋势。人口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愿意将孩子送往县城读书，横江中心小学的人数正在越来越少，而老师却有超编趋势。

校长表示，不管孩子们人数多少，都将鞠躬尽瘁，尽心培养，另在座的人深受感动。

神秘的群山，温润的沙洲，宁静的村庄，古老的祠堂……

杉树，铁树，樟树，柏树，桂树，乌桕树……

第五日，我们来到了有“一村一品百村推进行动十强村”“ 长在葡萄园里的现代新村”之称的公塘村。车子驶入进村水泥路，就见两旁的田野里荒坡上，满是大片的郁郁葱葱的葡萄园。一进公塘,扑面而来的感觉便是:晴空如洗，泸江似练，青山吐翠，古村含绿！抬头一看：八景胜地。于是惊呼得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沿着这观光带走进去，眼前就是参天的古木，一个环形的小区模样。设了亭子，休息的石桌石凳，一些体育器材。进得村里，环视四周，还是成片的葡萄园。农人们正在田间辛勤地劳作，采摘着成串的紫色果实。发展至今，公塘全村大部分种了葡萄，一些持有观望态度的村民也正在加入葡萄队伍里来。“可以说，只要是留在村里的青壮年家庭，每家每户都种了葡萄，葡萄已成为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肖书记介绍说。

产业兴，百姓富。如今的公塘，每年的葡萄产值上百万元，家家户户都因种植葡萄致富盖起了三四层的小洋房，有关部门也把公塘列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整洁的巷道、干净的庭院，优美的环境、完善的设施、富足的生活……

公塘闻名于外界的，还有其文化古迹，诸如，相国花园，贞节牌坊，历史的天空，崇本堂，广福禅林等等，无一不是有着浓郁的古风古韵。渴望回归的现代人，需要的，也许就是这样一块土地。满足现代化的物质需求，又满足内心对于古老文化的向往。古典的心灵，现代的生活。宁静，致远。

公塘，正是——碧水青山桃源地 一村一品葡萄园。

第六天，探望横江镇敬老院。顶着炎炎烈日，带着一百多斤西瓜，我们来到了横江镇敬老院，为老人们送上一份夏日的关怀。

7月的横江，炎热非常。然而敬老院却因为我们的到来显得其乐融融。阳光明媚的大厅里时不时传出欢声笑语。老人们就像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关爱地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对我们嘘寒问暖。

老人们喜欢活跃的节目，我们在出发前就做好了准备。一场山寨版的春晚看下来，老人们看得笑开了怀，连我们也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看到老人们像孩童般的笑容，我们也就满足了。

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不知不觉，我们三下乡活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圆满结束了。三下乡与其带给我不少的锻炼不如说带给我不少的思考的角度，这次三下乡让我真真正正的从管理者的角度在思考着问题，即使很幼稚，很懵懂，但却是让我思维的方式有了重大的转变的。

我的三下乡本就是懵懂之行。作为一个大一学生，跟着大二大三的学长学姐来下乡，学到的更多是如何办事如何做人，如何感悟生活体验艰苦。而事实上，这次三下乡给我的更多的感觉，不是艰苦或者劳累之类的感情，而是庆幸，和沉思。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2）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即“五个统筹”理论。特别强调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统筹城乡发展”到重庆、成都的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我国的城乡统筹正在探索的路上艰难的前进着。开展城乡统筹评价，尤其是从土地利用的资源配置角度进行城乡统筹评价将为我国的城乡统筹进程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因此，笔者对国内外近几十年来有关土地利用城乡统筹的文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期望为开展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土地利用城乡统筹的含义

尽管统筹城乡发展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被作为五个统筹之首提了出来，但对它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社会各界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解释也没有统一的看法。黄祖辉、卫龙宝(2007)认为，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曾业松(2003)认为，统筹城乡发展就是通过体制创新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秩序，解决制约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促进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

随着城乡统筹的深入发展，城乡统筹也逐渐与土地利用联系起来。黄明华等（2011）认为要从土地规划的平台落实城乡统筹，以联动的方式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发展变化，为解决用地增长和耕地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谢从朴，田莉（2010）任务，城乡统筹的核心之一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创新，使农民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陈智华等（2011）从城乡土地利用协调度的角度诠释了城乡统筹。他们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利用，城乡统筹发展下，城镇和乡村土地利用关系能推动城镇和乡村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促进城乡经济、文化、社会及空间的全面融合。Tscarlett Epstein与Davidjezeph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背景入手，提出了包括乡村增长区域、乡村增长中心和城市中心的三维城乡合作模型。Bhishna Nanda Bajraeharya提出在处理城乡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践方面，20世纪70年代，日本“第四全综”和韩国的“第三次国土规划”，都突出强调点(城镇)、线(基础设施)和面(农村地域)的网络化发展，分别较好地处理了本国的城乡统筹发展问题。

三、土地利用城乡统筹评价

刘菊鲜等（2011年）从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个方面构建了城镇、乡村的土地利用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王晓沛（2010年）从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城乡社会统筹发展、城乡生活统筹发展和城乡环境统筹发展四个准则层的角度，构建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每个准则层又由若干个指标支撑。李琪（2010年）从城乡统筹发展指标、城乡社会发展指标、城乡经济设施与生态指标和城乡规划管理指标四个一级指标的角度，构建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殷清慧（2008年）将土地利用城乡统筹目标层定位在经济、社会、空间和环境四个准则层上，而这种准则层则更多的体现的是与城乡统筹的内涵紧密相关，反映了城乡统筹的现实。

四、结语

从土地资源的角度探讨城乡统筹的研究较少，从土地资源的角度评价城乡统筹程度的仅有一个学者。因此，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似乎需要更深入的联系土地利用和城乡统筹，从土地资源的要素角度合理的配置从而实现城乡统筹。通过对土地利用城乡统筹评价，可以更准时、精准的反映城乡统筹进程中土地利用需要注意的事项，从而更好地利用土地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黄祖辉，卫龙宝.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论城乡统筹发展与政策调整――城乡统筹发展与政策调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3

[2]曾业松.按照城乡统筹思路创新现代农村制度.理论前沿，2加3(21)

[3]黄明华，陈默，张静雯.城乡建设用地联动规划-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必然与必须.现代城市研究，2011,1:61-65

[4]谢从朴，田莉.城乡统筹背景下的集体土地制度创新与城乡统一规划.上海城市规划，2010,06,28

[5]陈智华，刘菊鲜，罗伟玲.城乡统筹视角下土地利用协调性评价研究.广州土地科学:2011,6

[6]孙雪锋.新世纪城市化变阵:浙江省城乡协调发展研究.浙江大学，2005:15一17.

[7]李泉.中外城乡关系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2005，(4):209.

[8]刘菊鲜.广州市城乡发展协调度研究.中国土地科学，2010,08,15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3）

了解__县“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编制__县“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思路设想、意见和建议。

课题组专家一行6人

（一）召开座谈会

课题组成员分成两组分别召开座谈会：

1、综合口和政法口调研座谈会

时间：__年6月8日下午3:00—6:00

地点：县行政大楼1248会议室

参会名单：县政府办、财政局、人保局、审计局、统计局、地税局、国税局、人民银行、金融办、司法局、法制办、行政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县委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分管领导。

2、城建口和商贸口调研座谈会

时间：__年6月8日下午3:00—6:00

地点：县发改委1201会议室

参会名单：国土局、城建局、房管局、环保局、城司、商务局、烟草公司、供销社、商业行业办、工商局、恩江镇、佐龙乡、古县镇、瑶田镇、坑田镇主要负责人。

3、工交口调研座谈会

时间：__年6月9日上午8：30—12:00

地点：县行政大楼1248会议室

参会名单：工业园、工信委、交通局、公路局、质监局、安监局、邮政局、供电公司、电信局、移动公司、藤田镇、陶唐乡、石马镇、县电子商务产业办、县碳酸钙产业办、县循环经济产业办、县食品医药产业办、县电子信息产业办、电子商务办、龙天勇有色金属、源

丰金属、广源化工、科越科技、南方水泥、鹰鹏水泥、航盛电子、忠明电子、源生狼和、美媛业、绿海油脂、万山茶油主要负责人。 4、社会口调研座谈会

时间：__年6月9日上午8:30—12:00

地点：县发改委1201会议室

参会名单：科技局、教体局、文广新局、卫生局、计生委、食药监局、旅游局、民政局、残联、龙冈畲族乡、上固乡、君埠乡、沙溪镇、潭头乡、三坊乡、中村乡、上溪乡主要负责人。

5、农口调研座谈会

时间：__年6月9日下午3:00—6:00

地点：县行政大楼1248会议室

参会名单：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扶贫办、新村办、农开办、气象局、蔬菜局、粮食局、鹿冈乡、沿陂镇、七都乡、八江乡、潭城乡、官山林场、李山林场、罗铺垦殖场主要负责人；鹿冈乡光明家庭合作农场、钟光平家庭农场、灵华山有机白茶基地负责人。

座谈会内容：各单位根据《“十三五”规划调研详细提纲责任分工》，结合工作实际，总结“十二五”规划执行情况，提出“十三五”发展思路、目标、主要措施和拟实施的重点项目，乡镇要重点介绍本区域农业产业化发展、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四大统筹区域发展的情况和设想，并对编制全县“十三五”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实地考察

路线：

6月10日上午7：30县城出发 龙冈畲族乡上固乡沙溪镇藤田镇。（具体考察点由乡镇安排，每个乡镇考察时间20—30分钟）

6月10日下午3：00县城出发 生物医药产业园源生狼和桥南建材市场__县天然气公司航盛电子广源化工抚吉高速入口源丰金属龙天勇现代农业示范园惠丰设施农业。(每个考察点10-15分钟)

6月11日上午8：00县城出发 鹿冈乡沿陂镇罗铺垦殖场佐龙乡。（具体考察点由乡镇安排，每个乡镇考察时间20—30分钟）

1.请各单位参会人员做好发言准备，《“十三五”规划调研详细提纲责任分工》明确的单位必须提交书面材料。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4）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6―0042―03

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区域，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既存在着摩擦和对立，又具有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城乡发展关系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围绕城乡发展关系提出了“城乡一体化”、“乡村城镇化”、“城乡网络化”、“城乡融合”、“城乡协调”等观点，并取得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2000年以来，围绕统筹城乡发展的讨论与研究使城乡关系问题在新形势下，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又一热点。

1研究区概述

川东北经济区地处四川省东北部，东、南邻重庆，北接陕西、甘肃两省。境内有涪江、嘉陵江等重要河流，其中，嘉陵江自北向南纵贯全区，在重庆市与长江汇合。该区包括南充、遂宁、达州、广元、广安、巴中六市，这六市地缘相邻，地多属丘陵，地貌相似，条件相近。六市自然、经济、文化的关联性与相似性，使川东北经济区在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格局中同成都平原经济区、川西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和攀西经济区并驾齐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板块（图1）。特色产业主要是以化肥为代表的天然气化工，以丝麻纺织为代表的农产品加工业，以茶叶、中药材、食用菌、油橄榄、优质粮油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以红色旅游为特色的旅游业。该经济区人口约占全省的1/3，农业生产条件较好，是全省农产品主要生产地区。目前人均GDP只有全省平均值的63%，其他各项经济指标均位居全省各经济区后列。该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封闭、差异和摩擦问题相对突出。同时，由于自然、社会、历史等原因，城乡之间的协调性程度在空间上差异显著。因此，从城市和乡村区域系统的角度出发，选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模型对该经济区城乡区域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做出科学的评价，对于探寻新型城乡关联模式，促进城乡关联协调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相关概念

2.1城乡关联

城市和乡村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种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诸多学者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多个角度对城乡联系做了相应的诠释和研究。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的诠释都存在着基本的特征，即自然、社会、经济资源在城乡空间的流转和配置。

所以，城乡联系的实质就是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促使自然、经济、社会等资源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得以最有效的配置与流转的过程。

2.2城乡关联发展

城乡关联发展可以理解为在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协调的前提下，通过城乡互动，使城乡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的过程。

2.3城乡关联度

城乡关联度是用来比较、评价城乡关联发展状况的一个综合评价值。城乡关联度越大，表明城乡联系越密切，其城乡关联发展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三者之间相互对应。需要指出的是，关联度只是一个相对值，需要在相互比较中分析城乡关联发展状况。

3城乡关联发展的评价

3.1评价方法

本文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城乡关联度作为表示城乡关联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值，即通过因子分析将所有指标所代表的信息综合成一个指数。城乡关联度的高低，综合反映了城乡关联发展的水平即城乡之间要素流转程度及协调程度。利用mapinfo等GIS作图软件将评价结果在空间上进行表达，以增强分析结果的形象性和直观性。

3.2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于《四川统计年鉴2011》、《四川农业经济年鉴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1》及研究区各个地市的统计资料等。

3.3评价指标的选取

城市和乡村两个子系统间通过人流、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相互交流，从而构成复杂的城乡巨系统。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联具体表现为以自然条件为依托，基础设施为物质载体，经济联系、社会联系为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为目标的空间关联和功能关联。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从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两个方面选取人均耕地、人均邮电业务量等18个分析指标来构建川东北城乡关联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结合川东北的实际情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遵循以下原则：（1）科学性原则。能够科学、客观、真实地度量和反映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发展趋势、发展潜力；（2）简明性和全面性。指标既能较全面反映评价对象，同时也要简明易于操作；（3）可获取性。所选指标应便于收集。

3.4评价步骤

对按照城乡关联发展指标体系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级差标准化。

利用SPSS软件分别对城乡基础设施水平和城乡社会经济水平两个层次的标准化后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出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特征向量和方差贡献率及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2，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基础设施水平前三个因子和社会经济水平前两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已经对大多数数据给出了充分的概括，所解释的方差分别占总方差的87.88%和80%，保留这几个因子能够概括绝大部分信息。因此，最后结果确定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分别提取主成分个数为三个和两个。据此，分别可得Y1，Y2，Y3与X1，X2…X9的关系式和Y4，Y5，Y6与Y10，X11…X18的关系式：

将标准化后数据代入上式，得川东北6市因子得分。因子Y1，Y2，Y3的得分基本反映了各市的城乡基础设施水平，Y4，Y5的得分则基本反映了城乡社会经济水平。虽然Y1，Y2，Y3和Y4，Y5基本综合了原信息，但为了更好的综合评价各地市的城乡关联发展水平，可根据表2和表3将Y1，Y2，Y3和Y4，Y5分别以其方差贡献率为系数，加权求和分别得到一个衡量各地市城乡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的综合评价得分函数：

因为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同样重要，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因而对其取均值作为城乡关联度综合得分值，即：G=（M1+M2）/2。

4结果分析

4.1城乡关联空间分布分析

从川东北6市的城乡关联度来看，遂宁市、达州市、南充市相差不大，分别位于第1、第2及第3，将其划分为第Ⅰ级；广元市和广安市分别为第4和第5，巴中市远远落后于其他城市，位居最后（图1）。

具体来讲，南充市是川东北交通通讯枢纽，川北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国家三峡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享有“川北心脏”之称。其工业基础较好，工业门类较齐，科技教育发达，资源丰富，是闻名遐迩的丝绸之乡。与成都、重庆主城三个四川盆地的区域中心城市构成的成南渝黄金三角经济区域。达州市是中国西部四大名城―重庆、成都、武汉、西安交汇辐射的中心地带，是四川省的人口大市、农业大市、工业重镇和四省市结合部的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素有有着中国气都和中国苎麻之乡的美誉。遂宁市是四川盆地的几何中心城市，是四川农作物主产区之一，三产比重分别为22%、51%、26%。广元市地处川陕甘三省结合部，素有“川北门户”之称，二、三产比重相近，分别为39%、37%。广安市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二、三产比重分别为48%、31%。巴中市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水平都比较落后。

4.2城乡关联度和城乡基础设施水平、社会经济水平比较分析

从表4中可以看出，川东北6市城乡关联度和城乡基础设施水平、城乡社会经济水平基本一致，这表明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水平与城乡关联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三者也并非完全一致，如广元市基础设施水平排第1，社会经济水平排序第5，表明该地区还未完全发挥其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应寻找其中原因，促进其城乡协调发展。遂宁市基础设施水平排名第4，而社会经济水平排名第1，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基础设施水平，表明基础设施水平制约了其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其余各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其中巴中市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则应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其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打好基础。

4.3城乡关联度与城市化水平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分析

从城乡关联度与城市化水平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中可以看出，三者较为一致的有广元市、南充市和巴中市。这表明三项指标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也相应的较高，必然有利于该区域的城乡协调发展，因而其城乡关联度值也应该较高，反之亦然。但是三者也并非完全一致，如广安市城乡关联度和城市化率位次分别为第5和第6，远低于人均GDP位次第1，表明该市城乡区域系统的发展受制于其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城镇体系建设，广大的农村区域不具有与城市较为公平的发展机会，制约农村了的发展，限制了城市化的进程，从而导致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达州市的城乡关联度位次和人均GDP位次一致均为第2，远高于城市化率位次。表明这类区域城乡关联度值虽然较高，但并没有充分发挥其经济实力的支撑作用，实际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这类地区可适当加速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5结语

（1）界定了研究区，并在概述其自然、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指出对该经济区城乡区域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做出科学的评价，对于探寻新型城乡关联模式，促进城乡关联协调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构建了评价城乡关联发展的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川东北经济区6市的城乡关联度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和现实情况基本一致。表明评价方法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3）判断一个地区的城乡关联发展水平，应在相互的比较分析中进行全面的评价，包括不同区域之间的横向对比和同一区域的动态纵向比较。由于收集资料的困难，本文只对川东北经济区6市做了横向对比分析，有待日后进一步进行纵向对比分析，以期提出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蔡文春，张竟竟等.基于时空理念的区域协调度模型及实证分析[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09，25（2）：915.

[2]段娟，鲁奇，文余源.我国区域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综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5（1）：7681.

[3]罗雅丽，李同.城乡关联性测度与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21（5）：6871.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5）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7-0126-03

现代化发展研究很重要，而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尤为重要，而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形态，城乡问题的产生是社会分工、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以城乡问题终将在现代化发展中得到解决。

一、现代性：个体―群体新型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

作为现代化思想理论形态的现代性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而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中国社会走出传统、走向现代的趋势和特征越来越明显，理论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关注思想理论内涵的现代性问题。“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与“现代”（modern）概念及“现代性”（modernity）概念既相联系又相接近的概念。“现代性”反映的是现代社会中人和事物具有的特征和品质，它的反义词是“传统性”。“现代”社会是指充满了“现代性”的社会，它的反义词是“传统”社会。“现代化”则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或曰不断获取“现代性”、摈弃“传统性”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现代性”“现代”社会看作“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而把“现代化”看作是获取“现代性”、构建“现代”社会的过程。

对于现代性，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的概念，用其表达一种新的时代性;有的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或社会组织模式;有的把现代性看作对历史剧变的一种特定的心理体验，即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体验;有的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精神气质，即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也有的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如关于理性、自由、解放的允诺等“元叙事”或“宏大叙事”，还有的把现代性理解为自启蒙以来尚未完成的事业，强调现代性的潜在动力和解放功能。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它既是指以启蒙运动为标志，以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为核心的时代意识和价值取向，也是指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管理等为基本构成元素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内在要求;既是指祛魅化的、突出主体意识的生活态度，也是指按照现代化规律行事的行为方式。从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形态，特别是价值层面来理解现代性内涵。西方现代化的思想来源于基督教的新教伦理，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逐渐形成了西方现代性的理论特征。因此，现代化的过程既是现代性的思想理论逐渐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在这些思想理论指导作用下的结果。

城乡关系发展是与城乡发展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息息相关的，在现代性视阈下研究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前景，是值得的和必要的，在研究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前景之前需要在现代性视阈指导下，了解中国城乡关系现状和政策以此来有根据的分析和研究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前景。

二、中国城乡关系现状

在现代性视阈下体察中国城乡关系现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经济发展迅速，成就显著，城乡尤其是乡村现代性发展较快。但在当前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城乡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如何更好地促进城乡发展，探索适合新时期发展要求的城乡道路，成为我们当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

首先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城乡二元各自封闭的社会系统和二元户籍制度。二元结构包括户籍、住宅、教育、医疗、就业、保险等十余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工业和城市成为发展中心，忽视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农村地区落后与城市地区，并在政策基础上形成了城乡差别对待，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形成二元壁垒。行政控制户籍管理阻碍城乡人口流动是二元结构的保障。在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方面严重失衡。当然，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有关。同时在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下，我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随之衍生出了“重工轻农”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以维护人民政权和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和固化。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取代了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已经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却依然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格格不入，阻碍着社会经济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出现了很多混乱现象，为了更好地维持秩序，国家出台了暂住制度，严格审批暂住证的发放，对那些申请不到暂住证的农民工进行遣返。这一制度的影响下，很多农民因为申请不到暂住证而被迫遣返，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严重挫伤了许多农民进城务工积极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市场经济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家为维持市场秩序，大力扶持国企，对乡镇企业的发展严格审批和限批，使得开展得火热的乡镇企业开始受到限制，阻碍了乡镇企业的继续发展。这些都是在二元结构影响下，国家做出的二元政策，限制了我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农村经济发展，延迟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其次，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农村人口很难进入城市，被限制在落后的农村，继续从事不发达的农业生产，中国的劳动就业分割成农村就业和城市就业这两大对立关系，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农村人口只能在农村就业，城市人口在城市就业，这些都制约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动力和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使城乡之间人力资本不能自由流通，阻碍了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城乡互动。

再次，城乡分割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城乡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城乡二元的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忽视对农村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农村地区的教育相对滞后，政府把主要精力和资金放在农村地区，促进了城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农村地区只能由村民自己筹集资金，教师资源也严重匮乏，教学质量很差，农村地区的学校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形成恶性循环。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福利待遇有着很大的差别，城市人口占社会福利社会保障4/5以上，而农村人口的权利却几乎得不到保障，城乡居民的福利保障差距不断拉大，存在不公，使城乡居民差距日益变大。

此外，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现代化进程。城乡二元结构将使农村发展为城市服务，甚至出现牺牲农村以发展城市，使得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发展，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在生活、就业、收入、保障、教育等各方面相差悬殊，农业现代化就像“木桶效应”中的短板，影响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没有农业现代化的现代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同时也制约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最终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还有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在二元结构下，城市以剥夺农村发展已实现自身的发展，使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差距日益拉大，想从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更有重重阻碍，农民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这种不公正，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也成为积攒在农民心中的情殇，“不患贫而患不均。”长此以往，产生了众多不稳定因素和仇富心理，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无从谈起，只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社会的稳定和谐局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城镇化、中国特色工业化、现代化及新农村建设被逐步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束缚和枷锁，打破传统的二元结构成为人民和社会的呼声。

三、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前景

（一）城乡产业协调

第一二三产业以及农轻重比例和发展速度的协调。未来，根据城乡优势互补原则，从城乡两个层次统一考虑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将形成既有分工又有联系的城乡地域分工和经济体系，逐步打破城乡分割和分治的局面。其中核心问题是将实现工农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重新组合和利益再分配，组建跨城乡、跨地区、跨所有制的企业集团，形成利益集团共同体，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结合，不以牺牲农村、农业、农民利益为代价，城市与农村形成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三大产业的协调必须以城市与乡村和谐发展为前提，三大产业的载体和依托是农村和城市，所以三大产业的协调必须充分发掘城乡优势，城乡互补点。

（二）城乡市场协调

以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和大市场原则，将建立跨城乡、跨地区和跨所有制界限的城乡统一市场（包括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等），以此来规范市场行为准则，反对不正当竞争，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贸易壁垒，打击欺行霸市、坑农行为和非法竞争，将实现工农衔接、城乡衔接以及农户与市场衔接。当前将建立起城乡劳动力市场网络，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协调工程的实施。劳动人事部门要改变过去只管城市就业，不问农村就业的偏向，统一管理城乡劳动就业，规范劳动力市场。城乡产品将实现在城乡市场的充分交易，实现城乡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城乡市场的协调是城乡协调发展的一部分反映。

（三）城乡规划和建设协调

将改变过去就城论城、就乡论乡的城乡分割的规划和建设做法，把城市和乡村的居民点、工业农业布局、基础设施网络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建设。尤其对城乡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尤其对城乡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利用目前马上将出台的房地产登记制度，对城市和农村的土地资源进行摸底和了解，从而为下一步进行城乡土地统一规划做打算。城乡规划和建设的现代化，也是政府行政能力提高和不断进步的一个反映。对一些区域性基础设施，如水利工程，做到城乡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四）城乡生态环境的协调

目前，城乡环境污染有以点到面扩散蔓延的趋势。未来将扭转城乡相互污染和转嫁的状况，将从城乡两方面进行努力，统筹安排有污染工业布局，统一协调环境整治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方面对于城乡居民生活有密切关系，同时对于城乡旅游观光进一步提升也有很大的作用，对于城乡第三产业发展，为城乡增收创收都有长远意义。

（五）城乡体制与政策协调

将继续消除或修订计划体制下影响城乡联合、协调发展的有关制度、法规、条例和政策，在十政策的指导下，制定新时期的城乡体制和城乡政策，促进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出台，从而使城乡生产要素得到充分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到法制轨道上来。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的利益就一直牵绊着每一个领导者的心，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对于城乡关系的关注和投入国家一直有增无减，新时期下，中国城乡关系如何发展成为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从西方现代性的相关理论中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对于现代化的研究，其中对于城乡现代化的研究也很丰富，当前我国提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将城乡发展问题进一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现代性视阈下研究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前景是必要的也是需要的，通过现代性理论的逻辑思路来观察了解中国的城乡关系现状，进一步分析研究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现代性前景，最终，城乡关系将实现城乡产业协调，城乡市场协调，城乡规划和建设协调，城乡生态环境的协调，城乡体制与政策协调，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走向城乡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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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裴凤琴.构建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2，（2）：324-326.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6）

随着改革开放度的不断加大，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传统的中国农村应该怎样应对现代化的挑战”这一延续百年的争论更加突出的摆在我们面前。在此之际，回顾百年来中国三农研究的发展，再现仁人志士对中国农村的倾心探索的历程，重温历史上关于中国三农与现代化的探讨，必将有利于我们深刻的理解三农问题，深入的研究三农问题，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

一、二十世纪上半页：农村的衰败与三农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就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统治时期，不仅没能遏制农村的衰败和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来乡村社会所凸显的矛盾，酿成二十世纪前期农村空前的大动荡。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引发了当时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掀起了中国三农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1、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

社会变革一次又一次的兴起，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引起了一些社会精英对中国现代化方式的深刻反思。他们感到西方理论并不适合中国，中国以农立国，只有走社会改良的道路，改造农村体制，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小农经济才能解决农村的问题，乃至中国的问题。于是以社会活动家，学者为主，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了！

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先后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等机构。一方面进行理论研讨，一方面训练乡村服务人员。他们还组织大批学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和实验。后来在国民政府支持下选河北定县，山东菏泽等地进行“县政建设实验”：改造基层政权实行民主监督，兴办公民学校和保健机构以改造农民，组织农村互助社，改良手工业。后因日军侵华被迫中止。但影响深远，美国国会在1948年通过“晏阳初条款”，规定对华援助的十分之一用于中国的农村建设；菲律宾，危地马拉，印度，加纳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专门到中国学习乡村建设的经验。

2、以为代表的共产党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几经反复形成了全党共识，把农村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其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他们还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是农民，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农村革命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的成败。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的革命纲领和政策一直十分重视农村工作的开展。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薛慕桥，千家驹，孙冶方等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研究，作品集中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

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实地考察。二十年代对湖南农民的考察，三十年代对江西长岗乡，长溪乡的调查。陈翰笙在中统区秘密组织了对保定，无锡和广东等地农村的调查。42年对陕北农村进行调查，写出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的初步研究》《米脂县杨家沟的报告》等文章。

3、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

除了上述两种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而解决农村问题外，也有一些职业社会学者，从纯学术的目的出发，进行更科学的社会实验，更标准的调查报告，更来客的理论分析。他们被称为了“学院派”。

1926年，李景汉就带领燕京大学生对京郊持甲屯等四村进行调查，写出《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冯和法写的《农村社会学1929》不仅交代了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与问题，并讨论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言心哲的《中国农村人口之分析1935》对农村人口的现状和历史变迁都有专门研究。

特别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大学期间就在于曾到广西家县花税务瑶从事农村调查。后来在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在江苏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写出农村社会学名著《江村经济》。后与张子毅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绿村，玉村，易村，先后写出《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水害为主题的理论著作。这一切奠定了他在中国三农研究中的首席地位。

4、解放前，外国学者、团体对中国三农的研究

外国的研究就其目的来说，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研究。主要有金陵大学教授卜凯，通过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为期五年的大规模调查，写出《中国农家经济》，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是人口过剩，过密造成的农场面积零碎，南成规模。庐江大学的库尔普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调查，写出《华南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另外还有日本学者林惠海，福武直六次调查江苏苏州近郊农村等。

另一类是为本国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美国著名学者在《美国与中国》中对中国农村进行了专门介绍，是美国政府和国会较为重视的对华资料。另外主要是日本1907年开始在大连设置的“南满洲铁道株氏会社”，其主要目的就是收集中国的社会经济情报，为侵华提供资料信息。他们的调点即是农村，范围和内容随侵华战争的扩大也不断扩展和深入，主要方式是在各地抽样调查。这项调查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目前发现的调查报告和文章就有10514种之多，被各国学者公认为是了解和研究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乡村的重要资料。

二、50-70年代，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和国外研究的缓慢发展。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在50年代之后，迅速进入农村集体化。从此知道70年代，三农问题研究的主线基本上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的，并由此展开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这一时期三农研究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再加上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因“革命需要”而撤销，直到1979年，初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中国境内的三农研究基本停滞下来。

与之相比，国外的一些小规模研究仍在继续。旅美华人杨庆堃根据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威廉•韩丁在时期的陕西长弓村的调查经历，使他写出《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美国汉学家陈佩华等人对广东一些村庄进行调查，并出版了《陈村：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区的现代史》《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此外在台湾和香港主要是帕斯特奈克的《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和英国人类学家华德的《多样化的农民意识模式》等。

三、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和三农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1978年开始兴起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二十多年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层出不穷。同时，以前掩蔽和积累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逐步显露，甚至于激化，这都为三农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为三农研究提供了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再加上80年代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量引进和我国社会科学的全面恢复，为三农研究提供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这样，在学术界和政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三农研究得以不断深入和拓展，形成了三农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1、80年代前期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的农村经济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紧跟政策的发展，基本是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或是对集体化，公社活动进行批判与反思，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

2、80年代后期关于乡镇企业，人口流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基本解决了生产动力和生产积极性问题。但剩余劳动力的大量闲置有造成了新的挑战，以致我国农村依旧无法摆脱只增长不发展的低水平状态。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身上迸发出的巨大创造力与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和“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工两种形式，自醒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这两种形式也是这一时期三农研究地两大热点。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林毅夫的《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马戎的《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均等机制》。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研究》，辜胜阻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等等。

3、90年代开始对农村政治体治改革的研究

90年代开始村民自治逐渐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行，这项做习题举从根本直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通过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通过民主所动员的民间力量监督基层干部。这种乡镇政府，村民自治委员会，农民三级关系结构。实现了行政效率和民主精神的强强联合。但就实现形式，自治程度，村委会定位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引发各界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

这个时期除在关于村民自治方面的研究外，三农研究也在不断拓宽领域，深化专业，农村体制改革，农民生活状况，剩余劳动力问题，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民教育，农民素质，人工智能口与流动，社会化与整合，社会组织与文化，社会保障，婚姻家庭，社会问题社会变迁，以至外国农村，农村史都必须成为三农研究的课题和方向，成果空前丰硕：如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民问题》，曹锦清的《当代浙北乡村的当代浙北乡村文化变迁》、《黄河边的中国》，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文化》，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以及陈吉元的《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变迁》。

4、2000年以来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与大学生支农调研

迈入新千年，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三农研究中，有两股力量异军突起，一股就是社会活动家们掀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以晏阳初，梁漱溟为楷模，用更理性，更人性，更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理解中国农村，并积极与政府合作，参与农村社会体制改革。《中国改革》总编温铁军构想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完整和理想的农村社会，包含环保，人权，网络等多种现代化因素，并希望能成为广大农村发展的模板和参考。华中师大的贺雪峰在洪湖等地实验时，成立了村老会，希望能发挥老人的智慧指导村民事务，配合年轻一代的热情与活力，共建农村。北京周鸿陵在沙洋县天村开展基层民主培训，内容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贺民主选举等等。

另一股是大中专院校学生，寒暑假进行的支农调研活动。该活动有发起，知名学者率领，个院校学生社团组织，每次活动都有上万人次参加。他们或调查研究，写出三农问题的报告，或运用所学知识为农民服务，一方面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以致用，一方面有利于青年更深刻地了解农村，感受现实。

5、80年代后国外大规模的三农研究

中国的改革者首先在农村开始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也日益引起了国外政府部门贺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时期国外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领域广泛。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各自理论，对中国农村展开研究，涉及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二是研究力度大。许多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基金会和一些国际组织都提供资金支持中国三农研究，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卢斯基金会，卡特中心，英国汉学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平研究所等。三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国外研究尤其重视实地考察，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亲自到中国农村深入了解过。

较著名的研究成果有：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完）

参考资料：

肖桂云《农村社会学》

袁建歧《农民与城市化》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7）

【中图分类号】F4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5-0151-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族群网络与专业网络——香港、上海、福建之间的华人跨界企业家成长研究”（批准号：11YJC840063）

【作者简介】袁建伟，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管理；

李生校，绍兴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企业成长。（浙江绍兴312000）

从历史经验看，城乡社会之间跨地区移民流动是人力资源在经济理性与文化理性支配下，随着产业发展而进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改革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索城乡社会管理机制如何完成从流动人口管控到移民人口管理的变革，力求用发展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当代中国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移民管理问题。地方政府需要重视移民群体、移民经济、移民网络对于区域性产业集群发展、城镇化战略、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文化融合的重要作用，要从发展的角度看待由大规模农民工进城、东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移民管理问题，将其放在与国民经济收入再分配、区域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与跨地区经济文化融合等重大问题相关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考虑。政府公共部门改革和城乡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是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切入点。在城乡社会公共事业创新中，需要实现由“管制型”政府机构到“善治型”公共服务机构的变革。

一、理论探讨回顾

（一）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路径

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导致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政治经济原因很多，主要是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一直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产生的城乡工资差距与城乡消费不平等（林毅夫，陈斌开，2009、2010）。形成城乡二元分立结构的症结所在，是政府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复杂性和城乡人口社会融合障碍问题而产生的城市化不能完全推进问题，即王春光（2009）指出的“半城市化”问题。温铁军等农业经济学家在横向比较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经验、教训后，指出“在大型发展中国家没有看到城市化成功的典范”。温铁军等（2007）提出中国应该避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陷阱，通过城镇化战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将城镇化作为连接农村社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地带，并可以促进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第四波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挑战（叶嘉安，徐江，易虹，2006）诸如城市就业压力、区域差异与城乡差异、城市贫民等问题，迫切要求中国政府对城镇体系进行重组，发展服务型城镇。区域型产业集群城镇联合周边城市共同形成一个城市网络，加强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二）城乡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三大挑战

1.城乡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公共部门转型

地方政府打造开明政府、以民为本、推行善政、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完成从“政府管制”到“政府治理”的转型。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有效推动政府公共部门改革，动员企业与民间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从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与城乡社会统筹机制建设，是改革的关键。在城乡社会管理创新中，地方政府要对公共事业部门进行商业化与民营化改革，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Christine Wong（2009）在中国研究权威期刊剑桥大学《中国季刊》上，指出重建面向2l世纪的中国政府的关键所在，是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间的财政制度改革，促成地方政府公共部门变革与社会管理创新。

2.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移民管理问题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学界倡导政府需要从发展的视角看待世界范围内的跨地区移民问题。国际移民研究权威Ronald Skeldon（2010）在反思现代化过程中移民管理发展经验后认为，政府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到新的移民模式、人口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与需求。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理性与文化理性支配下合理的跨地区移民循环流动有助于消除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在劳动力、资本、技术、教育与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与障碍（Ronald Skeldon，2010）。中国政治学者俞可平首次将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农民进城的现象看成是新移民运动，进而从政府治理层面将农民工跨地域流动看成是促进中国社会进行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的发展动力（俞可平，2010）。俞可平也同时强调政府要从推动民主和法治人手，制定相应的政策，切实维护新移民的基本公民权利。

3.民间社会力量与民主法治建设

社会公平与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基石（俞可平，2005）。民主建设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金国华，汤啸天（2011）提出，民主建设与民生建设在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缺一不可。在当前中国场景之下，“公民社会”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发展。民营企业与民间组织在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社会管理创新、公共服务事业改革等诸多方面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蒲奇军，罗伟，2011）。李景治（2011）通过回顾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形态基本特征认为，以“单位社会”为主体的传统格局依然发挥作用，倡导在党和政府领导之下，引领民营企业、民间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多元化社会管理创新。

综上所述，应对中国城乡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三大挑战的关键问题是转变社会管理模式。孙立平（2011）倡导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讨如何从消极防控式的城乡社会管理模式走向积极的注重全体公民幸福感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城乡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城乡社会管理创新、县域经济转型发展、政府公共事业改革，是新时期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三大重点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场景之下，城镇化是解决城市化难题、破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的重要路径之一。区域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产业发展走向集群化、注重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与民生建设是县域经济发展城乡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

（三）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探讨

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模式直接影响城乡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机制建设。在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对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与城乡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需要进行进一步总结与分析。依靠乡村工业化过程中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而领先全国的“苏南模式”，与乡村工业化过程中民营经济主导的“浙江模式”，是中国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两个典型代表。

以“地方公司主义”（温铁军，2011）为特色的“苏南模式”，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同时带来的“强政府”、“弱社会”现象，需要通过城乡社会管理创新和政府转型得到进一步的解决。温铁军等（2011）将“苏南经验”进行“去意识形态化”的解读指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是适应了区域性的产业资本调整和产业扩张需求的市场化改制，在金融资本全球化条件下，主导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与城乡资源配置。“苏南模式”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事业现代化”共同发展来实现城乡协作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通过城乡社会管理创新向现代化迈进的新路（陆学艺，浦荣皋，2009）。

城乡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机制建设离不开民营经济的成长、企业的创业创新活动与民间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经济学家吴敬琏（2010）与政治学者俞可平（2005）都从政府治理与政府转型入手，提出制度环境建设、完善市场机制、改革公共治理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性。陆立军（2008）对义乌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推动农村向社区、农民向市民、农业向企业转变，努力促进城乡融合，可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区域分工协作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模式。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是回应当地社会民生发展、市场发育与产业转型对于制度环境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需求（应小丽，2011）。浙江与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发展民营经济、完善区域市场体系、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改变中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状况的有效举措（王志凯、史晋川，2011）。

二、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建设与路径选择

实施城镇化战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促使政府公共部门转型、在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基础上拓展城乡社会管理创新的多元化路径，是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的基本途径。

（一）城乡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建设与路径选择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通过区域产业集群培育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城乡社会管理创新提供重要的发展环境基础。地方政府要努力营造有利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企业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培育地方产业集群成长，打造区域经济发展平台。要完善移民管理政策，改善就业环境，逐步积极推进城市化发展进程，努力缩小城乡差距，鼓励外来移民产业链内部创业、融入当地社会。

在城乡社会管理创新中，应当发挥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民营经济的壮大与发展是城乡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动力来源，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产业集群升级、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地方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城镇化战略中，政府与企业在移民管理、劳资关系调整、城乡社会保障建设等方面要建立协同与互动机制。政府要以善政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监管与协调机制，有效化解由大规模移民产业工人管理而产生的深层次社会矛盾。通过建立合理的城乡社会保障机制与城镇化建设，促进社会融合与民生和谐。

地方政府要适应后单位时代社会阶层变迁与社会结构调整的需求，建立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调节、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城乡社会管理创新模式。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当中，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民权益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组织力量。既要充分发挥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活力，又要积极促进专业团体、慈善机构、行业协会、社区委员会等NGO新型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与参与渠道的拓展。

（二）从政府公共部门改革和城乡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切入

地方政府在探索在城乡社会公共事业创新中，政府公共部门改革和城乡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是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切入点。要努力实现由“管制型”政府机构到“善治型”公共服务机构的变革，从五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研究如何推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城乡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第一，通过政府监管制度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机制改革，增强政府公共危机处理能力，提高行政运作透明度。

第二，逐步推动社会公共服务商业化进程。

第三，发挥民营企业与民间组织的作用与活力，在合理的范围内推进公共事业民营化。

第四，通过民主建设与法制保障拓展城乡社会管理参与渠道与扩大参与主体。

第五，通过培育新型社会组织、加强社区建设实现多元化城乡社会管理创新。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8）

我系党总支对此项活动高度重视，成立了XX年“十万学子三湘行”暨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多方面政策，提供全面保障。领导小组先后转发了学校《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XX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暨“十万学子三湘行”实施方案》《关于做好全国高校学生“永远跟党走”主题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网络展示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指导活动有序开展。

院系领导积极参与指导了我系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网院分党委书记刘建军、校团委书记李涌涛、学生处处长曾伟积极指导了我系本次“三下乡”活动，系主任王宇、系党总支书记刘顺宝对实践团队全程跟踪指导，并多次对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进行业务培训。

我系分团委于6月初着手招募社会实践服务团队，通过多次召开辅导员、班长、团支书会议反复动员，讨论活动方案，组建了由教师、系团学干部、优秀共青团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共1人的社会实践团队，确保了活动的顺利开展。

我系分团委于6月中旬对株洲炎陵县的红色革命遗址以及正在施工的炎汝高速公路项目开展了认真、细致的前期调研工作。一是对于红色革命遗址进行了前期考察。炎陵县霞阳镇、水口镇等乡镇聚集了多个工农红军时期革命根据地旧址，组织当代青年大学生追寻红色足迹，重温革命历史，可以坚定广大青年学生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二是关于社会实践基地炎汝高速炎陵施工段的前期考察。炎陵至汝城高速公路是岳阳至汝城高速公路的南段，起于炎陵县，终于汝城县。炎陵段工地现有农民工2余人，对交通系统农民工进行调查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对农民工生存状况、刻板印象、学习需求、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融合度等方面进行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我省“四化两型”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因此，在充分了解基层需求的基础上，我系确定了以“炎汝高速炎陵施工段农民工生活境况调研”为主题的调研活动。

二、主题鲜明、立足专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我系申报的“炎汝高速公路施工段农民工生活境况调研”课题获得了校级团队立项。我系XX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以纪念建党92周年为契机，充分发挥社会实践作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途径的优势，带领青年学生通过参观工农红军时期革命根据地旧址，了解党史详情，追寻的党的发展历史，追寻红色足迹，坚定了青年学生永远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我系“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一路追随共产党的红色足迹来到了红军标语博物馆、酃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叶家祠、八担旧址、工农红军第一军师部旧址、周南学院等地，重温革命情怀。

二是开展“xx”规划宣讲服务及志愿者活动。215“十万学子三湘行”暨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深入基层广阔天地，考察了解国情民情，充分认识“xx”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并向炎汝高速公路炎陵施工段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宣传“xx”规划的主题主线、目标任务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划和举措。与此同时，我系分团委215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前往炎汝高速施工工地慰问农民工朋友，并为在高温下为国家重点工程作贡献的农民工们送去了毛巾、矿泉水、藿香正气液、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用品。此外，参与社会实践的同学们还为农民工朋友义务整理了宿舍，与他们一起在工余时间开展文娱互动活动。

三是对炎汝高速公路炎陵施工段农民工生存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对农民工的学习需求、社会保障、基本权益保护、社会融合度等方面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服务我省“四化两型”建设。我系分团委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在炎汝高速第十、第十一合同标段开展并完成了“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调查方式以问卷调查为主，个别问题辅以访谈法;共发放问卷235份，回收有效问卷227份，达到调研预期目标。经过整理后，撰写了《湖南炎汝高速炎陵施工段农民工生活境况调研报告》。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9）

今年4月，市新社区办组建以来，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主要从实现上下对接、加快整体推进、加强分类指导、抓好综合协调、强化检查督办、营造宣传氛围等六个方面履职尽责、开展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城乡三类新社区

1、规划情况。全市共规划建设城乡三类新社区89个(城市新社区40个、城镇新社区25个、农村新社区24个)，其中：孝南区26个、汉川市6个、应城市9个、云梦县7个、安陆市9个、大悟县9个、孝昌县11个、高新区8个、临空区3个、双峰山1个。规划总建筑面积4475.98万㎡、应还建总面积749.68万㎡，计划集并205个村、10.7万户、42.5万人，建成后可容纳101.08万人。

2、建设情况。目前，已开工建设79个（城市新社区34个、城镇新社区24个、农村新社区21个），完成建筑面积930.66万㎡、占比20.8%；建成还建房面积197.99万㎡、占比26.4%；还建房入住4502户；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工60个，其中29个已基本建成。

3、试点情况。孝南区和市直“三区”24个试点新社区目前已开工建设17个，其中孝南区9个（沙沟、鲁铺、东山头、郑阁、八一、甘山、殷陈、燎原、同心）、市高新区7个（诸赵、裕祺、新桥、柏树、城际、大会集、董永）、市临空区2个（闵集、道兴）、市双峰山1个（涂巷）。规划总建筑面积1868.66万㎡，完成建筑面积84.31万㎡、占比4.5%；建成还建房面积75.04万㎡、占比14.9%；还建房入住1620户；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工9个。

(二)三个“1+X”体系

目前，全市共有城乡社区321个（城市社区165个，城镇社区91个，农村社区65个），其中：

1、“1+X”服务平台。“1”，即社区综合服务中心，“X”，即与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相配套的其它若干服务设施。目前，全市有198个城乡社区按照“1+X”模式完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和改造，总面积为11.8万㎡，平均面积达到 600㎡以上，占比61.7%。

2、“1+X”服务组织。“1”，即社区党组织，“X”，即与社区党组织相衔接的其它若干社会组织。目前，全市共有社区党组织1788个（其中党委23个，党总支118个，党支部573个，党小组1074个），自治组织6825个（其中居委会321个，居民小组2674个，楼院门栋3830个），社会组织1290个（其中文体活动类553个，志愿服务类562个，专业经济类175个）。

3、“1+X”服务队伍。“1”，即社区“两委”干部，“X”， 即与社区“两委”干部相呼应的其它若干服务队伍。目前，全市共有社区“两委”干部1769人，其中党员1533人，大学以上学历248人，平均年龄44岁；综合服务中心专职工作人员（不含“两委”干部）1274人，网格管理员1046人，志愿服务者20636人，社会工作者44人。

二、主要做法

1、加强组织领导，在思想上凝聚共识。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是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创举。市委、市政府提出，从2012年开始，用3年左右时间，改造提升一批老社区，规划新建一批新社区，高起点打造城乡三类新社区试点和样板；在全市城乡社区实现“1+X”服务平台、“1+X”服务组织、“1+X”服务队伍全覆盖。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3月，由市委组织部和市民政局牵头，从组织、民政、规划、国土、建设等部门抽调10余名干部，成立了市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市新社区办)，在市民政局集中办公。罗部长、周市长先后于5月8日、8月2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全市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推进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任务、强化了责任。

2、加强调查研究，在理论上寻求提升。市新社区办组建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调研活动，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路、突出了工作重点，加强了理论研究。6月28日，邀请民政部社区建设专家组成员、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伟东教授等一行8人，到我市考察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工作。9月12日、22日，分别邀请了全国党建研究会和省委党建研究会到我市调研三个“1+X”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情况。在此基础上，市新社区办拟定了城市（城镇）社区、村（农村社区）两大类型的《***市三个“1＋X”服务管理体系建设标准（试行）》。11月22日至24日，省委组织部、省党的建设研究会在***市举办了全省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讨会。孝南区、安陆市、汉川市先后以党委、政府名义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有关文件。

3、加强分类指导，在规划上突出引领。5月，指导各地对城乡三类新社区建设规划进行了认真研究，确定在全市共规划建设城乡三类新社区89个(城市新社区40个、城镇新社区25个、农村新社区24个)，并印发了《关于下发全市新社区建设规划的通知》（孝新社办发［2013］2号），统一了各地上报口径。11月，根据市委、市政府“全域规划、分类指导、倒逼推进”新社区建设的新要求，以市委组织部和市新社区办名义，印发了《关于调整全市城乡三类新社区建设规划的通知》（孝组文［2013］99号），要求各地按照规划新建类和改造提升类两大类别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城乡三类新社区建设总体规划，并于12月底前正式上报。

4、加强服务协调，在推进上形成合力。5月14日，召开了各县市区和市直“三区”新社区办负责人培训会议。6月9日，召开了市直24个重点新社区建设工作队工作动员会议，印发了《关于组派24个重点新社区工作队的通知》（孝组发［2013］14号），确定了市领导挂点重点新社区联络员机制，并从市直48个单位选派72名干部，组建24支工作队对口支持重点新社区建设。各工作队及时指导、督促、协调解决重点三类新社区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当好挂点市领导的联络员，较好地发挥了牵头单位、责任单位与挂点三类新社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5、加强检查督办，在落实上求真务实。建立了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电子台帐，实行挂图作战；结合市委、市政府第一、二、三季度拉练检查活动，对各地开展了三次巡回督查；在第二季度拉练检查活动总结大会上印发了《上半年新社区建设情况通报》，10月12日印发了《第三季度新社区建设情况通报》。在检查督办中，注重检查各地是否突出“三个重点”(居民还建房、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是否落实“三个优先”（优先规划、优先选址、优先建设），是否遵循“三先三后”（先地下后地上、先建平台后建房、先还建后开发），通过领导挂点督办、部门驻点督办、专班巡查督办等措施，强化时间节点，狠抓形象进度，确保建设质量，力戒形式主义，形成了强大的工作推进态势，真正使新社区建设成为老百姓受益和拥护的“民心工程”。

6、加强宣传引导，在舆论上广泛造势。制定下发了《***市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宣传工作实施方案》，编发《***市城乡新社区建设工作简报》29期，召开了有关新闻媒体单位座谈会，从10月23日起，在《***日报》开设了《建设城乡新社区》专栏；从11月19日起，在***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开设了《新社区、新生活》主题宣传栏目，每周播放2期，目前已播放6期。在***电视台《周末会客厅》栏目制作了专题访谈节目《构建和谐社区由你我开始(上、下集)》，在中央、省市有关报刊、网站刊载理论文章、宣传信息60余篇；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知识还进入了党校、教材、课堂；今年8月29日、11月5日，积极争取市人大、市政协分别组织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开展专题视察，营造了社会各界重视、关心、支持、参与城乡社区建设的浓厚氛围。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总体发展不够平衡。三类新社区由于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土地指标紧等客观原因，总体推进速度不够快，区域发展进展不平衡。少数地方规划建设的新社区迟迟不能开工，有些地方“三先三后”原则执行不够好，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比较滞后。

2、资金投入缺乏保障。新社区建设资金筹措方式比较单一，资金来源渠道不够稳定。多数新社区建设投入主要依赖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整合，地方财政投入有限，社会总体投入不足。

3、政策创举力度不大。对新社区建设中的土地、资金、拆迁、就业、户籍、社保等问题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有力的扶持政策，特别是缺乏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新社区建设的优惠政策。

4、服务管理有待提升。三个“1＋X”体系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管理、轻服务”等现象。有的地方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规划设计不够科学，服务功能不够突出，存在“衙门化”、“行政化”倾向和资源闲置等问题；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缺乏有效扶持政策及措施；社区干部队伍的培养、使用、保障等机制不够健全。

四、明年初步打算

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是惠民之策、利民之举，但同时也是一项难度大、任务重、周期长的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需要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

基于以上认识，2014年工作的初步思路是：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为民务实清廉”群众路线主题教育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的重要决策和安排部署，充分发挥市新社区办的组织、指导、协调、督办等职能作用，进一步深化认识、明确目标、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加快推进城乡三类新社区建设，着力完善三个“1＋X”体系，不断提升城乡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坚持以党政为主导，进一步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各级城乡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职能作用，梳理部门职责，落实工作任务，理顺工作关系，建立成员单位和挂点单位工作述职和考核评价制度，促使有关部门履职尽责、形成合力。

2、坚持以规划为引领，进一步优化建设总体布局。指导督促各地抓紧对城乡三类新社区建设规划进行调整完善和汇总上报，增强规划刚性，有序推进实施。

3、坚持以政策为保障，进一步调动激发各方合力。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研究制定关于加快推进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的综合性、政策性指导意见，聚合各类资源，激发内生动力，释放政策红利。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10）

一、筹备篇：不大无准备的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确保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顺利开展，我们精心部署，从4月份开始就"三下乡"活动开始积极准备，并开展了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与校团委及各团队紧密联系，为本次我学院各团队的社会实践做了充分准备。各下乡团队也积极配合我部门开展各项工作，为今年的"三下乡"活动的成功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活动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各下乡团队在实践地开展各项活动，秉承"求学务实乐学善思"的院训，今年七八两月，各团队的服务热情堪比天高，锐意创新，结合学院专业特色，策划了一系列为农民的志愿服务活动，各下乡活动为农民带去了知识，带去了欢乐。

(一)热心搬运图书，赠予山区

赴梅州平远八尺义教之旅的资环青志支教队伍，收集社会上热心人士捐赠的1000册儿童读物，给小孩子们带去知识的同时，也给他们带去了欢乐，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三下乡"活动拉近了队员们之间的距离，增进了队员们之间的友谊

(二)教书育人学以致用显专业特色

资环青志常在校内校外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今年7月，他们结合各个专业的特色，进行了这一期的义教活动。他们的课堂非同一般，学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各种才艺。例如趣味语数英、演讲提升、音乐、美工制作、手语培训、医疗卫生、安全教育、急救常识、社科亚运、科普讲座、环保讲坛、青春期生理心理等，为了迎接亚运会，他们还特别举办了激情运动会。多彩的课堂学习，让小孩子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他们说："两个班级70多个学生，不时传来阵阵笑声，欢呼声。他们学得快乐，我们也教得舒心。每一堂课下来，我们的小老师都感觉轻松，时常因为学生的兴致勃勃，不得已而拖堂。"

(三)信息调研帮助农民了解专业知识

赴海南省澄迈县福橙研究所的团队进行的是调查了解海南福橙的种植和病害状况，他们深入果场,调查研究，取得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说"通过今年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从与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了解、交流和调研中受到真切的感染和体验，从无数活生生的病虫害实例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使专业知识得到巩固，社会责任感增强。在实践中，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提高了认识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11）

中图分类号：D9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0169-04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治理模式统一性的障碍并不在于社会多元权力的竞争，而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一元权力对社会渗透的有限性，民间自治成为传统中国国家权力无力实现地域化统一性的主动选择，中央集权与民间自治的综合国家治理模式在法律制度层面上表现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契合统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作为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熟人社会承载着为家、为国的双重社会责任，以其为核心向外扩展构成宗族、村落等社会基本单位，它们独立于传统中国国家官僚体制，形成具有各自独特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的生产生活空间，维持国家秩序具有合法强制性的国家法在此富有浓郁血缘色彩的乡村社会外无奈驻足，形成“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传统中国社会法律信条，然而，此信条为我们传递的信息似乎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对立，其实不然。由于传统中国社会民间法的存在，民间秩序并未因政府的无奈驻足而混乱：地方乡绅制度为维护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秩序提供了地方权威性保障。地主乡绅成为民间法存在和实施的主体。国家对民间自治的包容乃至对民间法的放任，都在“礼治”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礼”成为了传统中国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下维持社会稳定的最高准则，国家对民间自治的放任被很好的控制在“礼”的范畴之内，国家通过“礼”实现着对国家权力无法直接控制的乡土社会的间接控制，国家法与民间法在“礼”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实现了契合性存在。

新中国建立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斗争和土地革命经验奠定了新中国“以农村为中心”的国家策略。结束了地主乡绅在农村的统治，传统民间法失去了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权威力量，新中国把对乡土社会整合融入到国家整体建设格局之中。新中国建立后的、合作化运动和化，不断加强对农村的制度化控制，特别是“”十年期间，广大乡村完全被纳入“政治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体制在国家对社会强劲的挤压之下实现了高度整合，社会消融于国家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定了涉及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具有国家意志属性的国家法通过高度统一的行政指令行为在农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广和实施，社会生活被纳入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与行政控制网络之中，民间法失去了其生存发展的民间自治空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的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农村社会僵硬的一体化局面，商品经济的发展激活了乡土社会人民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和契约意识。的解体和改社为乡的体制变革，意味着国家社会控制方式由原来的行政命令型、强制型向指导型、管理型过度，村民自治即是在这样的国家体制变革中，乡村社会对民间自治的一种全新制度化探索。然而，村民自治不同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民间自治，它摆脱了传统乡土社会地方乡绅对“熟人社会”的绝对性控制而形成的松散自生自发民间秩序，村民自治是在治理策略层面上整合国家和民间社会关系的基层自治制度建构。这就为政治学和法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即在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中，我国法治建设如何促使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契合?这一重要理论课题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村民自治问题、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契合问题，以及两者契合的制度性可能问题。

关于国家法、民间法以及两者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学术界已著述颇多，山东大学的《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对2002年至2009年的民间法的国内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综述。该学术报告主要对民间法研究领域进行内容分类，如民间法的本体研究、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研究、各类民间法研究、民间法的司法运用研究等，以此对各年度范围内的民间法研究进行系统梳理，阐述乡土社会中民间法的存在以及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中考察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关系。村民自治制度在乡土社会变迁中为民间法提供了生存空间，学术界对村民自治与民间法在乡土社会的运作等问题也做了较深度的理论探索，大多从村民自治中透视转型期中国农村的民间法存续问题，即村规民约在国家法范畴内的演化与变迁，认为乡村主导下的多元规则将长期成为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有关民间法和国家法研究的学术综述来看。大多立足于理论层面对两者就行历史视角和理论视角的考察与分析，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论述的著述较少，大多表现为一种超脱式的研究倾向，参与性研究势在必行。

二、村民自治：民间法的当代生存空间

这里的“当代”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建立至今的时间界限，取代传统中国社会因“皇权不下县、政权不下乡”而自成一统的民间社会，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从“政党下乡”到“政权下乡”过程中，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依靠党的政策进行制度整合消解乡村权力的农村治理制度变更，民间法如冰山下的火种般，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召唤下再次燃烧起来。然而，村民自治制度作为由国家以立法形式确立的基层政治制度，本身属于国家法的内容范畴。在具有国家法与民间法“各司其职”或国家法消融民间法存在等政治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是否延续传统拒绝民间法的亲近?然而，处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村民自治制度在依法治国的政治理念中尊重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社会特性，给予民间法以生存发展空间。这里的民间法也专指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村规民约。

1987年全国人大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实施，1998年经过修订去掉试行在全国广泛实施，其中所确立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法律所认可的村庄社会自治传统的延续，它改变了制时期国家、社会的同质性现象，是对高度同质性在社会转型期引起的社会秩序失范的主动反应，承认农村社会在经济发展新历史条件下的群体分化之异质性、自主性现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村民自治为民间法提供的生存条件。

第一，村民自治为民间法构建了赖以生存之自治文化基础。前面已论述传统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血缘性社会文化构成了高度的乡村“自治”状态，民间法在此文化语境中当然成为传统乡村社会的内在制度。民间法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内在制度。是“由某一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村民自治作为一项社会制度，是调整农村基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和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规范体系。它本身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创新，由统

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设计出来并推行和贯彻到广大的农村的，属外在制度类型。由此可见，村民自治构建的乡村自治文化不同于传统中国式的内生型乡村自治文化。那么，村民自治制度在当代的文化制度背景下将如何构建延续民间法生存所依赖的自治文化?它因自身来源特点所产生的外生型自治文化是否与民间法的内生型文化特质契合?

晚清以来，中国的政治结构呈现政府主导型的政治格局，广大农村社会被纳入到国家发展的统一进程中。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体制是自1984年后我国最为基本的政治结构，其作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乡村自治制度，始终无法背离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乡土社会环境，仍然具有乡土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自治特点。村民自治制度是化瓦解后，为了应对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农村自发创立的新型群众性自治形式。后虽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成为农村的基层自治制度。却是农民自我探索发现的结果。根据现有的资料，广西河池地区宜山县(今为宜州市)、罗城县是我国最早实行村民自治的地方。因此，村民自治制度的本质是农民根据自身的社会实践和经验创造出来的，具有内生型乡村文化特质，契合了民间法生存所依赖的自治文化基础。

第二，村民自治制度中对村民委员会相关职能的确立，特别是村规民约的制定权保留，是民间法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演化变迁表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后，根据该法第16条规定，村规民约是由村民会议制定，并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备案的由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行为规范。1998年经过修订去掉试行在全国广泛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也明确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因此，村规民约中是否保留以及多大程度地保留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民间法内容，是村民自治制度为民间法在民间立法层面上提供生存空间的关键要素。民间法是一定地域内人们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果，凝聚了该地域范围内的经验、价值、信仰、制度等文化传统，有其特有的自生自发性秩序传统意义。村民自治作为当代新型的乡村治理制度，必须根植乡村社会土壤，尊重民间传统乡土风俗礼仪，在自发组织的基础上制定符合乡村秩序传统的村规民约，保留民间法中适应新时代秩序观念的传统成分。少数民族习惯法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突出，如广西大瑶山瑶族的石牌制，作为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习惯法，长期维持着大瑶山瑶族的生产和社会秩序，石牌制在瑶族社会中沿袭了几百年。1951年，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即沿用石牌的形式订立了《大瑶山团结公约》，并将其刻在石碑上树立在县镇府大院里，至今依然存在。其中的村规民约包含了丰富的习惯法内容痕迹，如1990年3月订立的“瓦窑屯村规民约”第七条规定：“乱搞男女关系的罚双方四个三十：30斤米、30斤酒、30斤肉、30块钱，办给全村人吃。”这与历史上的石牌习惯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着明显的历史连续性和法的传承性，同时也反映了村民自治在自治立法控制乡村秩序层面上保留了民间法的生存空间。

第三，村民自治制度为民间法在乡土社会提供了实践与运用的可能性保障。当代的中国大部分乡村仍延续着传统“熟人社会”的家族宗族血缘关系，基本生活在共同的村社价值体系之中，具有高度的社区认同感，人们依据自我构筑的村社价值标准、行为规则来约束行为、调整生产生活关系。民间法则是这一社区价值标准的集合体，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管理形式，民间法也在此获得了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由于乡民对民间法的习惯倾向心理，当前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诉求顺序为：首先诉求本村有权威之人进行调解，其所蕴含的显性、隐性社区权威强制力保障往往能起到很好的“定纷止争”作用，而这样的民间权威化调解所依据的大多是民间法，因此容易获得乡村范围内的普遍认同和遵守。那么，建立在民间自治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基层自治制度在民间纠纷调解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在发挥乡村纠纷调解功能时是否认同以及多大程度上认同民间法在其调解过程中的实践运行作用?当乡村权威无法实现有效纠纷调解时，村民接下来的诉求对象一般不是国家法所期望的法院，甚至不是基层调解机构――司法所，而是反映他们自治意识的村民委员会，因为它同乡村传统权威一样，具有维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面子效应”。村民自治既然建立在村民自发创造的自治文化基础之上，其结构构成具有与村社传统权威重合的特点，是传统乡村权威的制度化演变，两种权威现实契合的结果必然会在处理乡村纠纷时自觉尊重村社范围内长期形成的民间法规范，在处理村社纠纷时必定认同村社范围内的价值标准和情感取向，综合运用民间法所蕴含的社区道德、伦理、情理等要素的立体解决方式，达到纠纷解决的理想社会效果。

三、村民自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制度性契合保障

当今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期，单调的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被打破，社会阶层也产生了多元化分层，地域的界限传统被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竞争规律所打破，城乡界限和差别在城市扩大化中被模糊的同时，乡村社会也出现了人口的频繁迁徙和自我封闭的落幕。社会分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也出现多元化趋势，有些人甚至具有双重或多种身份，乡村社会中的农民因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劳动力解放，纷纷离开故土融入城市发展的大潮中，有人农忙时也请假回乡劳作，仍然背负着农民与农民工的双重身份，有人则背井离乡开始了全新的城市生活。由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部分农民还成为了私营企业者。乡土社会的人员流动打破了乡村世界固定的人员结构模式和文化结构传统，家族宗族血缘关系和由此形成的道德伦理礼俗文化被弱化甚至异化，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治理注重自上而下的国家法推进模式，村民在此多重冲击下不断懵懂地认同和接受国家法规范，于是就有了类似“秋菊的困惑”和“被告山杠爷的不解”，这集中体现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在社会转型期的冲突必然。虽然有了国家法对乡村社会进行规范的社会发展可能，但由于种种自然、人文和历史条件的原因，中国国家权力虽经历了政权建立之初的“全面下乡”过程，但其权力基地或中心地区依然是城市。对某些农村乡土社会的控制依然松弱。现代化、工业化发展虽打破了乡村社会的沉寂，但中国城乡经济差别依然存在，国家权力以“法治”的名义或方式进入乡土社会也是困难的，民间法在乡村社会经过长时期的反复博弈有其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事实充分证明，国家施于农村的法律未必都一定契合了农村的实际，国家法的运作在许多方面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村民的需要和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尤其在

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熟人社会”的牢固传统使得国家法与乡土社会难以契合，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性差异与国家法律的统一性不契合：国家法律供给与农村实际需求的不契合；来自民间的知识传统与国家法知识背景间的不契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是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不契合。

村民自治制度对乡土社会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具有协调契合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村民自治制度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充分反映了地方性差异与国家统一性的契合，实现农村规范供给的平衡。村民自治制度赋予了村民大会制定村规民约的自治权力，各地依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村规民约，这样的地方差异性只有在国家法统一指导下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法社会学强调在立法中，国家法应当注意吸纳民间法中的积极成分来实现两者的契合。当前村规民约的合法性表现在：根据国家法律授权制定，在不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基础上，对国家法进行有益的补充。这避免了传统民间法一味寻求民间血缘性自治而留下的狭隘自治性。而且政府还进一步制定范本对村规民约进行立法性引导。当前各级乡镇府都为村规民约制定了范本，对村规民约制定的原则、范围、内容、执行程序等提出了详细的制定标准，与之相配套的还有村规民约制定、修改后必须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规定。这带有行政化色彩的引导似乎弱化了村规民约的自治民意表达，然而通过引导可以一方面将国家统一的价值观念融入到村规民约中。另一方面也给予了某些合理但可能不合法的民间法一定的让步和保留，如村规民约中保留了大量有关风俗习惯和的内容，它们在处理国家法不予调整的农事、吵架一类的民间琐事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弥补了国家法对农村需求供给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