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大全11篇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1）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⑴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入中国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到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另一个传统。“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形成一种“五四”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是《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便首先在《新青年》上由主编陈独秀写出。今天有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只是口号，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诚然如此。陈独秀、胡适们对“民主”并没有一种确切的理解，对“科学”更往往把它和“技术”混为一谈。然而，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传统，又缺乏自由精神的国度，光是作为口号引入这两种观念，就足以产生无穷的震撼力。“五四”之后的历史，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在中国不断被认识、不断遭挫折，不断被言说的过程。

二

对今天的中国思想而言，我们的思想、精神资源既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形成的结晶。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他的换血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国家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发展者”，一种是“后来者”，也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如果把1840年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现代化从起步到进行的历史，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就是“五四”时期。

首先，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对思想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上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文则引进西方的文法结构与语法结构，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例如古代文字中说到“天”字，便是笼统的一个“天”，冯友兰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个字背后的内涵时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意义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至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⑵从中可以看出，由文言文至白话文之后，文言文中的模糊、抽象、笼统的字词，都可以而且必须经过现代人的诠释用白话文明晰、科学、具体地表达出来，使思维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诠释，首先便在于弥合由语言断层造成的思想断层。白话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以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作为表达深刻思想的手段，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正宗，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传统文化，赞成还是反对五四思潮，你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以“五四”为主要源头的语言。

其次，“五四”开始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转型。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也是如此。晚清时期，无论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今文经学家还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古文经学家，均无意识的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有所批评。因此余先生认为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⑶而这种批判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甚至做出“打倒孔家店”的姿态。由儒学“内在批判”始而至于“打倒孔家店”，期间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陈独秀、胡适们观察中国历史、现实的参照坐标，他们赖以理论的思想资源，都是西学。总体言之，他们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他们自己淫浸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谙中国文化、制度的痈疽，而且为之深感痛苦，特别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们有一种以学术去唤醒国人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副传统颠覆者的姿态，以西学的价值观念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撞击，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这些观念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礼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得追求，除了儒家的“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过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薪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新鲜的血液，吹入新鲜的空气，而这新鲜的血液、空气，恰恰就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促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五四”开辟了一个与中国固有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传统，也就是以“反传统文化”姿态出现的传统。

当前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两种貌似冲突的传统，要合理深入的继承这两种传统给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就必须对这两种传统做出梳理。这两种传统要共同构成今天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它们首先不能是水火不容，而必须是可以互相容纳甚至具有互补性的。在我看来，这两种资源是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必须并行不悖的，只有如此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才可能更加丰富。这两种传统主要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冲突的关系。

三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全盘反传统。而所谓“传统”，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我认为如果仅仅把五四思想家抨击的对象视为一个整体，而后断定他们反礼教而且反孔子，必定无法理解五四思想家们的激烈姿态背后的理性，更难以发掘他们的意义。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通过国家化、政治化、世俗化，造成一种复杂的思想－社会体系。而儒家由思想家的思想转变成为全面安排人间秩序，体现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中的思想，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环节。思想家的思想本身是一条脉路，而在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政治权力通过权力行使把思想政治化世俗化加以推广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体现于政治、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念，就往往不再与原来的思想家的思想相一致，甚至走到思想家元思想的对立面。儒家思想正是从思想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中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重新安排人间秩序，而后被政治利用，政治化、世俗化，并且造成各种罪恶的教条。明清时期，也就是儒教社会的成熟时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杀人的价值信条，无一不是来源于儒家思想家的教诲。

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对孔家店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孔教的基本教义不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说：“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⑷在1911年，帝制就已经在建制上崩溃了。也就是说，“三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已经在实际上消失了。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建制化的最基本一环的消失。对当时大多数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帝制的崩溃展示了中国走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希望。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又使他们不得不正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艰难。革命不过是揭去屋檐的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在广袤的农村，处处都是阿q、闰土、鲁四老爷之类的人物。而在政治上，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充分表现了这个国度对帝制的迷恋。袁世凯特别借重儒学以期建立其帝位的合法性，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恶感。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实，与儒家“礼教”在现实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孔孟对国家道德的温情脉脉的描述，没有《礼记》对圣王与大同世界的深情款款的向往，更非二程、朱熹对圣人、道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是一整幅与现代文明出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场景与心理场景：在政治上，是固有的民本主义思想，甚至渴望君臣大义的重建；在社会生活中，是小脚、姨太太、贞洁牌坊，残暴的监狱与法庭；在价值领域，仍然是贵贱、上下、尊卑、男女、父子的人格不平等。这些现实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果要展望一个文明社会，就应该批判这些现实并且寻找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而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无疑与儒家礼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与政治化、世俗化之后的儒家世俗观念区别开来，我们对“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礼教咬牙切齿的态度就可能更具同情之理解。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吴虞，他们都是紧贴着地面发言，他们的工作都是基于现实批判而进于文化价值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答辩状中列出了《新青年》的几条“罪案”：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⑸

这些“罪案”，实际上就是《新青年》集团当所从事的事业。陈独秀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⑹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和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之精神相冲突的中国现状。即以反“孔教”言之，在当时任何一个人，只要反对帝制追求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尤其是其中“君为臣纲”的教条。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写了不少反孔文章，因为袁世凯复辟所借助的价值力量与思想力量便是传统礼教。陈独秀直接斥道：“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⑺陈独秀的反孔，实质上就是反“立君”，反“复辟”。鲁迅之反对“吃人的礼教”也是如此。《狂人日记》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⑻吴虞解释说，那些最热衷于讲仁义道德的人，事实上就是吃人者。鲁迅这种貌似偏激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中国民间社会与中国野史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的。儒家的教条中，光是一个对“贞节”的鼓励与提倡，便不知道夺去了多女的生命！儒家教条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模式，则更是用僵死的道德观念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我的节烈观》中，鲁迅写道：“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互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⑼这些道德明显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它们作为儒家思想世俗化之后的观念，切入实际生活中却成为杀人的教条。鲁迅所说出的裸血淋淋的现实，鲁迅的批判也指向这些丑恶的现实。与陈独秀一样，鲁迅所憎恶的，是“礼教”借国家机器实现对思想言论的扼杀，他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⑽五四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反感，最主要的方面，就在于当时的现实及中国的历史中，儒学的一尊地位，压制了其它思想、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陈独秀所说的：“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⑾因此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与其说是对儒家原思想的批判，不如说首先是对这种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一尊局面的批判，是对思想专制的批判。在一个一种思想独尊，并且压制其它思想发展的时代，对这种专制思想进行批判的意义，并非在于否定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通过思想批判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思想空间，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就没有思想自由的可能。没有对中国盘踞独尊之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传入。我们今天尽可批评五四思想家们对民主自由等等现代观念的认识的局限，但是在当时，在这些现代观念开始传入中国的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在传统思想中扯开一点自由空间，这些观念无法在中国生根。而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态度，五四思想家的主要目的，是把它还原为百家争鸣中脱离政治，可以批评的一家。正如胡适在早期的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说的：“我确信，中国哲学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只是曾经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争鸣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把它看作灿烂的哲学星系中的一颗星，那末，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了。”⑿

由“儒教中国”的现实出发，五四思想家猛烈抨击这些丑恶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儒教教条。“旧伦理”、“旧艺术”、“旧政治”等等都是这些教条支配下的产物。早在1919年3月，林纾便写信给蔡元培，控诉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蔡元培回信辩解，认为北大的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控制之名而反对革新的言论，而非与孔子本人为敌。他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耶？”⒀蔡元培向来以兼容包并之气度著称，他对林纾这样的回应，来自他的客观的观察。在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思想社会局面中，要打破这种独尊局面，便需要这种思想之外不同的声音。周策纵先生在《史》中认为：“‘’早期的新知识分之们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这种解释也好，这种攻击也好，虽说都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也不一定完整地把握了孔子的理论或精神。”⒁“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就是陈独秀们攻击的旧伦理旧政治的理论基础。

余英时先生曾论及西方近代反基督教思想家们的态度：“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之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外在超越型的西方文化不能完全脱离它，否则价值将无所依托。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化思想家所攻击的只是教会的专断和腐败而非基督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反教会最强烈的伏尔泰，据近人的研究，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尼采和齐克果都曾著书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对原始教义仍然是尊重的。他们只是不能忍受后世基督徒的庸俗和虚伪。”⒂余先生以此为参照系对比中国情况：“‘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又误以为现代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⒃西方中古教会权威的崩溃，经历了数百年的科学发展的积累，哥白尼的地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无不对教会权威造成极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科学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这样的科学也无法摧毁中国传统中独尊的儒学的地位。要从价值上摧毁儒学独尊的地位，只能以观念战胜观念。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传入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起到了颠覆性作用，加上朝代末世各种社会危机的并发，直接导致清王朝的灭亡，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灭亡。儒学三纲中的君臣一纲在表面上已经消亡了，但是儒学的建制远远没有崩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仍然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由此才有“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进行。这时启蒙思想家的反孔，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家们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主要力量集中于反对建制化，政治化的儒学，而非孔孟的原始精神——虽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即使是孔孟的原始精神也有太多和现代应有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内容。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在安身立命之处常常就是传统主义者。鲁迅的一个思想核心是“中间人”角色的自命，也就是说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因袭了传统的重负”的。而胡适1929年的日记就记载了傅斯年的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评论这句话道：“孟真此论甚中肯。”⒄胡适、鲁迅对待他们的母亲的态度，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中“孝”的要求。五四思想家们做出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姿态，实际上是充分考虑了文化的惰性，企图使态度与现实折中。鲁迅就曾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间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⒅

林毓生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中对五四思想家批评道：“既然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完全拒斥儒家的传统，他们当然就不会去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要将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整合，他们也会觉得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约制之故。”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林毓生批判五四思想家把传统视为整体的，而他自己却把“知识分子”视为整体的。事实上，对“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们而言，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思想中的一支，他们也希望把儒家还原为争鸣的一家，因此，他们丝毫不会去干涉别人——不管是“完全接受儒家传统”了的辜鸿铭，还是“最后一个新儒家”梁漱溟——去拥抱儒学甚至拥抱儒家礼教的自由。今天即使有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干涉林毓生“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自由，而林先生指责五四先驱没有他的“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背后有两个基础，一是以今人立场指责前人思想，一是预设了儒学的普适性，在儒学的立场上把它看作一种普适的“价值来源”，从而批评五四思想家对这种普适性的怀疑。

四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社会体系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我们仅仅看原始的孔孟荀朱陆王，那是哲学的角度，在这一层面上，儒家思想可能成为构建我们新的精神家园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能补救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病。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模式来自西方哲学，从胡适写出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开始，中国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哲学主题的异域变奏，很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孔孟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哲学”定义，因此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比如黑格尔。但是今天，一部分西方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并且把它放到与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上加以审视。他们把中国哲学视为西方哲学的一面镜子，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作者郝大维、安乐哲这样说到：“在我们当前这个历史的决定性时机，不去吸收中国的智慧，就会使西方失去一个惟一的发现自己的机会。”⒇另一种角度则是从儒家原始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教条入手，批判这些教条的反现代特征，对人性的桎梏，对捍卫人道底线的无力，这是历史的角度。在这两个角度中，哲学角度承接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角度则开辟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在今天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观察五四时期的反孔与尊孔的论争，便会发现他们的分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陈独秀向来被目为极端反传统的，他在《旧党的罪恶》中有这么一句话：“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本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梁漱溟向来被视为“最后一个儒家”，“新儒家”的第一代开山祖师。但是梁漱溟在赞美孔子的同时，对“礼教”桎梏下的中国人的批判，丝毫不比陈独秀们温情。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中国人始终记念着要复辟，要帝制，复辟帝制并非少数党人的意思，是大家心里所同。他实在于他向来所走的路之外，想不出别的路来。”（21）“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22）废除帝制，废除尊卑大小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都是儒家礼教所视为不可忍受之事。同样，熊十力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也毫不客气。事实上，在现实层面，任何有良知的知识人都会批判当时的儒家教条，只不过反传统的思想家不再理会，甚至直接批判原始儒家价值，而尊孔的思想家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在灵魂层面回到原始儒家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与九十年代的国学“复兴”，意味着 “反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经历了三十年“”破坏之后的承续。这两种传统都是我们今天赖以思想、发言的基本土壤。而且，这两种传统的并行不悖，可以为未来思想状况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五四”思想家们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事业，得到传承，并且人们进一步梳理这些观念，以补五四时期认识粗疏之弊。而儒学经过“五四”的洗礼，已经不得不把民主、人权等观念融入自身，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把民主科学观念植入儒学体系的一种富有价值的尝试，而儒学究竟能否通过现代解释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来源，这一问题的回答尚待人们的努力。

注　释：

⑴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3页。

⑶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3、4页

⑷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11页。

⑸⑹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⑺陈独秀《复辟与尊孔》，《独秀文存》第115页。

⑻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44页。

⑼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7页。

⑽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8页。

⑾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独秀文存》第646页。

⑿胡适著，欧阳哲生、刘红中编《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第17页。

⒀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转引自周策纵《史》。

⒁周策纵《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出版，第435页。

⒂⒃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出版，第15页。

⒄转引自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7页。

⒅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8页。

⒆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12月出版，第193页。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2）

【作者简介】 范军，中学高级教师，邵阳市名优教师，县级语文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杨启升，中学一级教师，邵阳市名优教师，县级语文骨干教师。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依靠“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这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丢弃的思想教育“法宝”。2014年4月，国家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规划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并分为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根据纲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开展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优秀传统文化入教材、进课堂由此在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地方围绕这一要求，从教材编写、课程设置、师资培养等各个领域开展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北京、上海、湖南等省区率先制定了在中小学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规划。

但是，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如何入教材、进课堂，一些专家、学者在认识论、方法论上走入了误区。实际上，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没有脱离中国教育实际，而是融合在学科教学之中，比如思想政治课就贯通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原则、语文课注重对文本人文价值的挖掘、历史课中的科技文化以及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评价等。学科教学中并不缺少优秀传统文化的含量，而是缺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缺乏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一直以来，我们没有摸索出一条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学科教学有机融合的途径，使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形式化非常严重。因此，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认识走偏，就容易直接导致研究路径偏轨。2014年下学期刚开学，上海市学生发现一年级语文教材删掉了旧版本中全部8首古诗，一些网友认为这是以“减负”为名向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开炮”。无独有偶，2014年9月10日，北京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任翔对外透露，由北师大文学院老师编写的北京市义务教育语文教材，大幅提高了古诗文所占比例。2015年9月起，小学一年级《语文》的古典诗词，将由现在的6到8篇增加到22篇，整个小学阶段不少于100篇。这一与上海针锋相对的“改革”再次引发全国舆论界的热议。这种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误以为增删古典诗词比例进而直接拿语文教材开刀的“极左”或“极右”的作法，完全陷入了方法论的误区，几个专家或行政领导无视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需求，随便张口就将教材玩弄于股掌之间，完全源于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短视和曲解。

正值教师节之际，到北京师范大学与老师座谈。在参观的过程中，他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总书记的这番话起到了矫枉过正的作用，不仅说出了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一个被某些专家、学者忽略的教育常识，更指出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要有正确的方法途径。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之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它承载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道德伦理观念、价值取向、哲学思想。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青少年思想熏陶、道德教化、人格养成、价值观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介入现代日常生活，以健康心态纳入当代实践，才能真正‘存活’延长，才能让全体国民都认识到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因此，优秀传统文化入教材、进课堂，甚至列入中考、高考要求，是一项伟大的教育实践。

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教育课题，一道关乎“立德育人”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大餐”，烹饪这一道“大餐”，既需要端正认识，更需要把握“火候”。

1. 增删古诗词无关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流传千古的经典诗词、散文，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不仅蕴含了个人的人生思考、家国情怀、道德情操、价值取向，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意境美和语言美也是现代文不可替代的。但是，以为在中小学课本里增加几篇古典诗词或散文，就加大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含量，就以为是在践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大错特错了。“完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不是意味着要拿教材开刀，完全依赖教材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显然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重在“完善”二字，重在教育方法的不断改进，重在教育形式的不断创新，重在开创出一条传统文化教育与学科教学有机融合的新途径，重在破解课堂教学与情景体验的矛盾。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3）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则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把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问题，其前提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进行扬弃。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够凝聚一个民族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在新世纪新阶段，理应充分发挥中国传统道德积极进步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浩瀚渊博，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社会的道德教育思想；有中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尚书•尧典》中就有“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表述。在殷墟的甲骨文字里有“礼”、“德”、“孝”等文字，说明商代就已制定有体系性道德规范，出现了所谓“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的提法。

在我国，传统道德主要指的是儒家道德，其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时值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 他从自己的政治理念出发形成他全面系统的道德思想。他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德目置于其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仁”的含义最基本的解释是“仁者人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就是说要把人当人看，而且要爱人。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规则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①无“仁 ”更谈不上其它德行，由此逻辑地得出“为政以德”、天下太平的结论。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君主忙于征战，政治上的功利压倒了道德上的考虑，所以，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遭受着冷遇。封建主阶级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如何保持社会的安定，成了统治者考虑的首要问题，此时，孔子道德观因具有统一人民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功效而受到重视。到汉武帝的时代，董仲舒根据孔子的道德教义，在提出“三纲”、“五常”的同时，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硬手段，将儒家道德观念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通过道德规范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把道德比喻为一张网，那么规范作为网的经纬线必然是丰富而具体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逐步积累与形成了一些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其内容的道德规范，比如：仁、恕、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等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的规范非常之多，每一个规范都有其独特内涵，另一方面规范更主要地又是对行为的规定。

商代“六德”就提出了知、仁、圣、义、忠、和六个规范；孔子伦理思想中的道德规范主要包括“仁”、“孝”、“悌”、“忠”、“信”等；《管子•牧民》中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政治伦理的规范；战国时期，孟子上继孔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说，并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原则。董仲舒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出“三纲”《春秋繁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常”《举贤良对策》说。宋元时期 ，人们在管子的礼义廉耻上，配以孝悌忠信，就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

张岱年先生在《道德与文明》1992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在总结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九个主要规范：公忠、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的“九德”。

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多卷本《规范卷》中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道德规范，有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自强、持节、知耻、明智、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第二部分是职业道德规范，有政德、武德、士德、民德、商德、师德、艺德；第三部分是家庭伦理规范，选取了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它们分别是关于亲子关系的规范，关于夫妻关系的规范，关于长幼关系的规范；第四部分是文明礼仪规范，分别是尊老敬贤之礼，接人待物之礼，仪态言谈之礼，庆典婚丧之礼。

这些道德规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纲目，道德规范体系，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人类道德文明上的智慧和贡献，当然，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又具体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有效工具。所以，对待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既要继承也要批判。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4）

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企业管理的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各个方面和层次，这些思想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传承，形成了符合中国人的独特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体系，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我们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毫无例外地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紧密的联系，但要看到，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是初级的、无意识的，并没有和现代管理相对应，也没有形成能系统性地影响现代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管理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最初引进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先进的管理理论、方法和经验，到开始反思这种简单的照搬照抄的模式，探讨如何突破瓶颈，开始有意识地在管理中实践传统文化，有意识地在管理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因素，整个社会兴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高潮。比如管理界兴起了“中国智慧热”，相当多的企业家开始在企业中实践《弟子规》、学习中国式的领导学等等。

可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之间的融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辩证地看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管理的影响。传统文化既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先天性的不足之外，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它，也要正确的看待它与西方管理的关系，从而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管理实践。

1、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

从目前来看，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在于它能从“道”的高度指导现代管理，甚至有些高度与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关于企业的根本定位，在理论上，《论语。雍也》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在实践中，“全聚德”、“德发长”、“信祥和”、“同仁堂”、“荣昌祥”等等，无一不是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正当需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制造或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均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与西方管理学中的“企业的目的必然定位于企业的外部，事实上由于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器官，企业的目的必然居于社会之中，因此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定义：创造顾客。”（《管理的使命》彼得。德鲁克著）的说法一模一样，但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再如对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的描述，在《易经》中有“群龙无首，吉”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地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组织就能达到最佳的效率。而在西方管理实践中，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目的也是能让每个人发挥出自己最好的能量，从而帮助员工实现他的各种需求（马期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既是文化，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管理智慧的结晶，但是如何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引入现代企业的创新管理之中，这就要求我们更多的去领悟，去实践。

2、传统文化在管理中薄弱的一面

与西方管理学的发展相比，传统文化薄弱的一面体现在它缺少“术”的一面。传统管理文化局限就在于它在境界上高，但在如何实现它所追求的结果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方法。这就好像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如何去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只能去探索、去总结经验，但无法直接去实现共产主义。而现代西方管理学在“术”的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如在如何赢得顾客方面，有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在管理学中，有德鲁克的《管理的任务、使命、实践》，在战略方

转贴于

面，有波特的《战略管理》……，可以说，几乎所有涉及到管理的东西，西方管理能从理论到方法实践提供指导，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管理已经形成了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而我国传统文化只是停留在哲学高度，而缺乏具体方法。

从吸收掌握的角度看，对传统文化的掌握的要求要更高一些。中华文化的基本要求是“知行合一”，要在管理中去实践，必然就要求实践者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也是为什么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实践更多地开始于企业家、开始于领导者，内容上大多偏向于提高领导的个人修养，偏向于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哲学，在实践中却很少能应用到底的原因。

三、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管理

1、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不能丢弃西方管理学。

上面已经说过，传统文化与西方管理学是“道”与“术”的关系，两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而且，现代社会是多种文化、多种观念、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社会，我们不迷信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并不是不去借鉴他们的取得成功的方法与策略；我们不去复制他们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并不是不去研究欧美的管理学。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中国人的处事哲学、文化习惯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要将的东西中国化，使其具有中国特点而后再实行，让其“为我所用”。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包治企业管理百病的良方，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予以人的思想的启迪，取精华而去糟粕，辩证的应用才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如果说西方管理好比参与竞技的装备和武器，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驾驭这些装备的智慧和技巧，单纯的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战胜对手，只有将其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克敌制胜。

2、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不能脱离基本的管理常识

现代管理依然是市场经济下的管理，它就必须具备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人性是自私的，人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要先使服务目标得到利益，也就是先达人后达己。在管理活动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管理者经常忘记这一规律，如老板让员工学习《弟子规》，让员工用《弟子规》来规范日常行为，员工因为实践不实践《弟子规》，对自己的利益增加没有任何帮助，最终的结果是一如往常，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始终结合不到一块去。

3、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还需要结合整个社会的发展

传统文化的接收主要靠教育，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外结合”、“知行合一”的特点决定了教育与接收的最佳阶段是从青少年。而目前的管理却是直接面向成人，这就给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管理造成很大困难，因为接收对象的价值观已成型，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有很能大一部分与当前社会的价值观不一至。这就决定了传统文化的融合不是一项短期或轻松的工作，而是要根据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

二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素质要求较高。当前我国的管理学界，既对传统文化要有深入的了解，又具备一定的管理素养，两者兼而有之的大师级人物较少，造成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融汇、传播上难以形成推动力。例如，说到法家，大多数人认为法家便是主张法学、实行法制，但冯友兰先生则说：“如果对法家望文生义，这便错了。法家的主张，用现代语言来说，乃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这套法家理论和方法在现代管理上如何得到合理的应用，如果不是大师很难抓住要害，更勿论在管理实践中实施之。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5）

中国戏曲诞生以来,经历过相当长的辉煌时期。随着时代的需求,目前传统戏曲早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辉煌,很多戏种却陷入了戏曲人才青黄不接,观众锐减的困境,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娱乐传媒的竞争中,传统戏曲文化是否真正失去了市场呢?面对如此严峻的事实,如不及时转变思路,传统戏曲生存的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小。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戏曲的普及,发展在于培养观众、真正走进观众。过去戏曲作为舞台艺术因为场地的局限性,不能更好普及,而广场是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传统戏曲文化和群众广场文化二者相互融合、创新才能发展。这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今天这种局面是主观客观、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经验教训,争取更多观众,是挽救戏曲免于衰亡的当务之急。

传统戏曲发展至今,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小圈子、小团体的活动,不仅失去了商业价值,更失去了文化意蕴。以珠三角为例,这里的文化广场极为丰富,但是传统的粤剧和粤曲,观众群越来越少,年轻的观众群则更少。而相对于歌舞、魔术、杂技等文艺活动相比,戏曲晚会上人数总是寥寥无几,更显孤寂。戏曲俨然变成一项曲高和寡的高雅艺术,这本身就不符合戏曲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传统戏剧要面向市场,首先要面对开放,定位于广场群众之中,接受群众的检阅,这样才能达到戏曲的推广和普及,才能让大家走近戏曲艺术,领略其艺术魅力。

如何在传统戏曲文化和群众广场文化之间达到融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支持和引导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当地政府要在政策和市场上扶持,走“政府组织,企业投入,百姓参与”新形式,模式以政策上的支持为戏剧团体提供演出便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直以来都是各地以文化活动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然而我们在不少地方看到,这类虽然众星云集,载歌载舞,却往往有台无“戏”,没有真正的主角,花钱搭起的大“台”,没能唱出真正的好“戏”。戏剧团体可以在政府、企业的需求下,创作一些贴近企业文化生活,反映现代气息和热点题材的戏曲,以企业赞助的形式在广场冠名演出。企业得到品牌宣传、戏剧得到发展,互利互惠,实现双赢。另外,当地文化部门要定时定点的举行一些戏曲文化活动,争取一些相对稳定的群众观看,推出一些适合广场活动的戏曲演出,吸引观众。如:东莞厚街镇举办的戏剧曲艺比赛和戏剧晚会,就是以企业赞助冠名,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二、经典和创新并举促进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有的传统戏曲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外地人听不懂和当地年轻人热情不高的事实,这样容易流失观众群,为吸引观众,需要在传统和创新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在继承传统剧目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作一些优秀的新编历史剧,同时更好地创作出现代戏的精品,做到两者的协调统一发展。但是需要注重戏曲创作的文化普适性,注重凸显戏曲当中孕育着的民间文化色彩,以多元化形式把普通群众的心态、趣味、对生活的追求得以传递出来。这样既得到本地群众的欢迎,也能使外地人正真融入进来,参与进去。当然,戏曲的改革是多样式,根据场地、环境等不同因素,插入说唱、舞蹈等新的形式,本地方言要做到字幕与声音匹配,让外来群众理解本地文化,真正达到有机的融合,通过一些新戏让不懂戏曲的人懂戏曲,让不喜欢戏曲的人喜欢戏曲。做到戏曲只要有人看、有人学、也有人做,进入到这样的良性循环,戏曲就有了生命力,就有了发展的潜能。如:东莞的“周六故事”广场活动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活动于每周六在广场定期举办、吸引新老观众。特邀省级戏曲专家加盟,以传统民间曲艺说唱特色,以讽刺社会假恶丑、歌颂真善美的故事为题材,吸取口技、戏曲演唱的艺术之长,寓庄于谐,吸引观众。 这是对传统戏剧曲艺向前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

三、理论和实践互补推动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优秀的文化从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水平的高低往往影响或决定文化水平的优劣,二者相互关联。传统戏曲要想得到全面的发展和进步,也离不开理论工作的支持,只有花大力气,加大基础资金的投入,创办一些戏曲学校和理论刊物,丰富理论人才和理论创作,扩大戏曲的影响,推动戏曲的进步。在实践中,要以理论为指导,大力推广戏曲知识普及,戏曲学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措施,不仅能培养大量的理论人才,也能选拔、输出更多的优秀表演人才。戏曲的普及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青少年的培养,对一些有经济能力的地方可以从青少年做起,培养青少年对戏曲的热爱,并教授理论和才艺既能,扩大戏曲的影响,真正使文化达到融合,促进进步和发展。如东莞市道窖镇粤曲进校园,开设幼教班,注重培养“小戏迷”为例在进广场进行汇报演出时吸引广大观众,小演员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演出,得到父母家属支持,观众也愿意看,表演期间主持人还向现场观众讲解了有关粤剧的行当、化妆、戏服、唱做念打、乐器、乐队等小知识,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粤剧艺术的魅力,也增长了群众的艺术见识,所以演出很成功。广东市粤剧发展中心“粤韵金声”在镇街之间交流演出反响强烈。这些实践都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戏曲文化中应该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工作。

四、寓教于乐沟通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戏曲是一个面向广大群众的开放大舞台,要想吸引并留住观众,仅仅靠优秀的表演水平和创新是不够的,在文化市场的需求下,更需要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直接的参与和交流,真正做到文化的融合。可以适当地选拔一些有一定表演功底的群众参与演出,或现场邀请几名观众表演,充分调动了观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会收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可以打破传统的中场休息冷场现象,在期间加入知名演员和观众的零距离接触和互动,或以有奖问答和抽奖等一系列的奖励活动,更能让观众感受戏曲文化的美妙和好处。这就需要群众文化工作者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因地制宜,随市场的需求和群众的需要而做出适当的改变和调整。只有真正达到和群众文化的融合,才能得到群众的满意和支持,戏曲作为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才会更加长久。

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的融合不仅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更能使传统的戏曲得到创新和发展。两者之间的融合,促进了外来人员和当地之间的交流和进步,带来社会的稳定,这是建设和谐社会一个重要文化手段。

参考文献: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6）

中国戏曲诞生以来,经历过相当长的辉煌时期。随着时代的需求,目前传统戏曲早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辉煌,很多戏种却陷入了戏曲人才青黄不接,观众锐减的困境,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娱乐传媒的竞争中,传统戏曲文化是否真正失去了市场呢?面对如此严峻的事实,如不及时转变思路,传统戏曲生存的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小。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戏曲的普及,发展在于培养观众、真正走进观众。过去戏曲作为舞台艺术因为场地的局限性,不能更好普及,而广场是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传统戏曲文化和群众广场文化二者相互融合、创新才能发展。这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今天这种局面是主观客观、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经验教训,争取更多观众,是挽救戏曲免于衰亡的当务之急。

传统戏曲发展至今,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小圈子、小团体的活动,不仅失去了商业价值,更失去了文化意蕴。以珠三角为例,这里的文化广场极为丰富,但是传统的粤剧和粤曲,观众群越来越少,年轻的观众群则更少。而相对于歌舞、魔术、杂技等文艺活动相比,戏曲晚会上人数总是寥寥无几,更显孤寂。戏曲俨然变成一项曲高和寡的高雅艺术,这本身就不符合戏曲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传统戏剧要面向市场,首先要面对开放,定位于广场群众之中,接受群众的检阅,这样才能达到戏曲的推广和普及,才能让大家走近戏曲艺术,领略其艺术魅力。

如何在传统戏曲文化和群众广场文化之间达到融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支持和引导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当地政府要在政策和市场上扶持,走“政府组织,企业投入,百姓参与”新形式,模式以政策上的支持为戏剧团体提供演出便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直以来都是各地以文化活动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然而我们在不少地方看到,这类虽然众星云集,载歌载舞,却往往有台无“戏”,没有真正的主角,花钱搭起的大“台”,没能唱出真正的好“戏”。戏剧团体可以在政府、企业的需求下,创作一些贴近企业文化生活,反映现代气息和热点题材的戏曲,以企业赞助的形式在广场冠名演出。企业得到品牌宣传、戏剧得到发展,互利互惠,实现双赢。另外,当地文化部门要定时定点的举行一些戏曲文化活动,争取一些相对稳定的群众观看,推出一些适合广场活动的戏曲演出,吸引观众。如:东莞厚街镇举办的戏剧曲艺比赛和戏剧晚会,就是以企业赞助冠名,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二、经典和创新并举促进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有的传统戏曲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外地人听不懂和当地年轻人热情不高的事实,这样容易流失观众群,为吸引观众,需要在传统和创新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在继承传统剧目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作一些优秀的新编历史剧,同时更好地创作出现代戏的精品,做到两者的协调统一发展。但是需要注重戏曲创作的文化普适性,注重凸显戏曲当中孕育着的民间文化色彩,以多元化形式把普通群众的心态、趣味、对生活的追求得以传递出来。这样既得到本地群众的欢迎,也能使外地人正真融入进来,参与进去。当然,戏曲的改革是多样式,根据场地、环境等不同因素,插入说唱、舞蹈等新的形式,本地方言要做到字幕与声音匹配,让外来群众理解本地文化,真正达到有机的融合,通过一些新戏让不懂戏曲的人懂戏曲,让不喜欢戏曲的人喜欢戏曲。做到戏曲只要有人看、有人学、也有人做,进入到这样的良性循环,戏曲就有了生命力,就有了发展的潜能。如:东莞的“周六故事”广场活动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活动于每周六在广场定期举办、吸引新老观众。特邀省级戏曲专家加盟,以传统民间曲艺说唱特色,以讽刺社会假恶丑、歌颂真善美的故事为题材,吸取口技、戏曲演唱的艺术之长,寓庄于谐,吸引观众。 这是对传统戏剧曲艺向前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

三、理论和实践互补推动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优秀的文化从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水平的高低往往影响或决定文化水平的优劣,二者相互关联。传统戏曲要想得到全面的发展和进步,也离不开理论工作的支持,只有花大力气,加大基础资金的投入,创办一些戏曲学校和理论刊物,丰富理论人才和理论创作,扩大戏曲的影响,推动戏曲的进步。在实践中,要以理论为指导,大力推广戏曲知识普及,戏曲学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措施,不仅能培养大量的理论人才,也能选拔、输出更多的优秀表演人才。戏曲的普及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青少年的培养,对一些有经济能力的地方可以从青少年做起,培养青少年对戏曲的热爱,并教授理论和才艺既能,扩大戏曲的影响,真正使文化达到融合,促进进步和发展。如东莞市道窖镇粤曲进校园,开设幼教班,注重培养“小戏迷”为例在进广场进行汇报演出时吸引广大观众,小演员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演出,得到父母家属支持,观众也愿意看,表演期间主持人还向现场观众讲解了有关粤剧的行当、化妆、戏服、唱做念打、乐器、乐队等小知识,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粤剧艺术的魅力,也增长了群众的艺术见识,所以演出很成功。广东市粤剧发展中心“粤韵金声”在镇街之间交流演出反响强烈。这些实践都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戏曲文化中应该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工作。

四、寓教于乐沟通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戏曲是一个面向广大群众的开放大舞台,要想吸引并留住观众,仅仅靠优秀的表演水平和创新是不够的,在文化市场的需求下,更需要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直接的参与和交流,真正做到文化的融合。可以适当地选拔一些有一定表演功底的群众参与演出,或现场邀请几名观众表演,充分调动了观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会收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可以打破传统的中场休息冷场现象,在期间加入知名演员和观众的零距离接触和互动,或以有奖问答和抽奖等一系列的奖励活动,更能让观众感受戏曲文化的美妙和好处。这就需要群众文化工作者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因地制宜,随市场的需求和群众的需要而做出适当的改变和调整。只有真正达到和群众文化的融合,才能得到群众的满意和支持,戏曲作为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才会更加长久。

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的融合不仅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更能使传统的戏曲得到创新和发展。两者之间的融合,促进了外来人员和当地之间的交流和进步,带来社会的稳定,这是建设和谐社会一个重要文化手段。

参考文献: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7）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0-0089-02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核心价值的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未来的思维形成、行为方式、思考方式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潜在影响，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脚步加快，外来文化不断涌入中国，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部分学生出现了忽略传统文化的倾向。[1]大学生是文化的传承者同时也是接受新鲜事物最快的群体之一，但在文化传承方面却出现了失衡的现象，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本文以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为例，调查了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的现状，分析其原因，以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促进大学生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承的任务。

一、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认知现状

1.大学生传统文化知识掌握现状

中华文化是经过上下五千年的沉淀发展形成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一不涉及，还涵盖了道德、礼仪、价值取向、思维形成等丰富内容。此次调查问卷设计了一些题目来了解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情况。其中有一道高中学习过的文言知识的客观题目回答的正确率不足70%；均阅读过四大名著的学生占调研总人数35%；能讲出5个以上传统节日起源的学生只有25%；在对于自己家乡历史文化了解程度问题中，有深入了解家乡文化的学生不足6%。以上几个方面的调查显示，学生对传统文化认识不足，掌握不够，这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有不利影响的。

2.大学生传统文化意识情况

传统文化意识主要是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可程度。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可程度直接关系到他们学习传统文化态度。问卷调查显示，48%的学生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关于是否应该继承传统文化，22%的同学认为应该继承并发扬，77%持中间态度；在大学生对传统节日的重视调查中：30%的同学认为节日放假可以更好地体验节日意义，70%表示无节日感受；有69%的同学喜欢春节，31%的同学选择了圣诞节。在古典书籍阅读方面，只有27%的同学愿意学习。对于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看法，47%的同学持乐观态度，32%持中间态度，21%的同学持悲观态度。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传统文化意识较低，对文化的认同感并不高，这对文化传统有不利影响。

3.传统文化学习途径情况

大学生获得传统文化相关知识的途径很多，根据问卷调查所得，有65%的同学主要通过课本知识了解传统文化相关知识，17%通过长辈讲述了解，还有17%的同学通过网络媒体等方式了解，1%的同学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可见大学生主要了解学生的方式是书本知识，但事实上，书本上所教授的知识大学生吸收的效果并不好，大多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过后就遗忘。同时，也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途径过于狭窄，大部分只局限在课本知识上，课余通过其他方法了解的较少。

4.大学生传统道德践行情况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厚重的道德追求。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最高道德标准。“仁”的含义包括“克己”“爱人”两方面，而以“礼”为准则。但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交融的今天，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传统道德意识渐渐淡化。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的大学生虽然拥有优秀的学业成绩，但缺乏合作精神，待人接物缺少文明礼貌。”[2]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弱化主要就表现在这两方面，一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在校园中主要表现为：在自习室大声讨论题目，考试作弊手段层出不穷，宿舍同学相处越来越困难，为各种小事儿大吵大闹等等。二是行为举止欠缺文明礼貌。主要表现为：不按顺序排队，随意损坏公共财物，上课时大声喧哗，目无师长，公共汽车上不愿与老人让座等等。这些都是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弱化的表现，而思想道德素质的弱化则是学习传统文化不够的具体行为表现。

当代大学对传统文化知识掌握不足，传统文化意识薄弱，传统思想道德素质弱化等，这些结果都显示出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情况是不容乐观的，这不得不让人陷入沉思。

二、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不足原因分析

1.客观环境影响

大学生对于事物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从小成长的环境。而今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认知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父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父母是在成长过程中陪伴孩子最久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影响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大学生群体的父母大多是60年代到70年代的人，那个时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是比较恶劣的，这就导致了父母阶层的目标大多是求温饱，而不是追求精神文化需求。并且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传统文化被一度认为是腐朽、古板的旧文化。如今大多数父母的心愿被狭隘地定义为“考上重点大学”，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家长让孩子在课余时间上补习班，却不认为应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2）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缺乏。教育是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途径，但问及关于已经学习过的文化知识时，回答的正确率却不足70%，教育的效果不尽人意。在我国，大多数高校是不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高校为了赢得更好的生源，在教学计划上更重专业而轻人文这种带有功利性的教育不仅对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兴趣的培养、人文素质的提高不利，还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变得急于求成。尤其是理工科院校，人文社科类课程多以选修课的形式存在，并没有纳入学生的教学计划中，选修课往往课程内容分散，学生无法进行系统性的了解与学习，这就很难带动学生学习的热情。

与此同时，老师的素质也在此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古语有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在大多时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只关注到了解惑这一层，对于学科的整体内涵，以及上升至哲学问题上的地方却极少涉及到。一方面当今的老师也是从应试教育中走过来的，自然地将以前的学习结构、框架带入到教学过程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3]另一方面是教师的责任心与道德素质还需要进一步地提高。一些老师对职业的认识不够，对职业的荣誉感不够，他们认为教书仅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并没有把引导学生承担起传统文化的责任作为自己的成就目标。

（3）社会大环境影响。经历后，中国经济倒退了十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当前中国社会上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推崇拜金主义思想，并且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快节奏生活，也让人们在工作生活中变得急功近利。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人们变得越来越现实，社会上主流认为对个人发展有用的是各种专业证书、等级证书等，培养人文素养，提高综合素质就显得对自己“无用”。

（4）外来文化入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文化不断融合与碰撞，然而渐渐形成一个词――文化入侵。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传统节日与外国节日的不同待遇。“洋节”在近年来大受追捧，而中国传统节日却呈现萎靡之状；其次就是饮食文化，麦当劳、肯德基、韩国菜、寿司等在中国大受欢迎；再次就是西方价值观的渗入，大学生学习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崇尚自我，变得更加自私，越来越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大学时期是人生重要的成长时期，同时学校也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给学生。大学生踏入相当于半个社会的大学，面对大学里多元的文化，许多大学生对各种各样的新鲜信息没有一个好的判断力，最终往往选择盲目跟风。部分大学生在此过程中甚至产生了民族文化无用的想法。

2.主观原因分析

（1）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识存在偏差。由于教育体制问题与大学课程设计的限制，大学生缺乏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学习，这就导致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很难有清晰的认识。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等各个方面，可谓包罗万象。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并富有民族特色。近百年来，传统文化经历了被抛弃和重新拾起的跌宕过程，这一过程对当代的大学生也造成一定的影响。许多学生对一些传统文化存在误解，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封建糟粕，比如认为《易经》是算命的，《孙子兵法》已经过时，阴阳之道只是迷信之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早该被丢弃。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由于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识存在偏差，很难理解这一点，也就更难积极地去学习。

（2）大学生功利思想过重。古代职业地位排行是“士农工商”，士人为首，商人最末。然而如今金融热将这顺序颠倒过来。经济类专业受到大家热捧，人文社科类专业几乎无人问津。如今，读书成为了一个找工作的工具，通往社会的踏板。学生在选择大学时，关注的主要是学校的科研水平、师资力量、硕士点博士点数目、就业率等。[4]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今天，铁饭碗早已打破，高的学历并不代表好的就业和高的工资，为了自己以后“长远的发展”，很多学生在大学期间只关注自己的专业知识，宁愿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专业知识和考取专业的证书上，也觉得比读古典名著、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和古典乐器这些貌似毫无作用的东西更有实际的意义，这也就导致传统文化无人传承的尴尬局面。

三、提高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认知的建议

在清华一百周年校庆上，同志在讲话中把“文化传承与创新”明确为高校的第四大职能。这就表明，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已经变成一个时代使命，社会各界对此都应该奉献自己的力量，责无旁贷。

1.对社会的建议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内容对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思想品味和道德素养等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许多偏差，认为是封建的糟粕，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整体氛围对一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的影响。因而，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从而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帮助大学生自觉地学习传统文化。

2.对学校的建议

（1）利用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传承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籍、文物、遗址等就是很好的物质载体。而这些载体，就是学校可利用的资源。具体来讲：一是学校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参观民俗博物馆、名胜古迹等，让学生从中体味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二是学校应鼓励学生在课余参加当地民俗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当地的文化活动。[5]三是学校在当地民俗工艺厂建立暑期社会实践基地，成立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来了解学习传统文化。通过以上措施，让学生亲身参与到多元的传统文化相关活动中，加深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建立文化自觉。

（2）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校园文化活动是进行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方法，既给大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还在让大学生在活动中收获知识。学校就可以通过各种活动宣传，以及号召全校师生学习传统文化。团日活动、演讲比赛、辩论赛都可以将主题设为了解传统文化、宣传传统文化。院校也可以组织形成一个传统文化社团，专门在每个传统节日组织活动，让大学生体验传统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3）改革完善教学体系。课堂教学是大学生获取传统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高校可以通过提高人文课程在选修课中的比重和增加一些必修的人文课程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开设文、史、哲等人文课程，引导大学生来学习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知识，从而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气质等。高校也应更加重视人文课程，加大对人文课程的教学投入，并提高此类课程在教学计划中的权重，以引起学生的重视。

3.对大学生的建议

（1）思想上，端正态度，增强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大学生应该端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应了解到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家的瑰宝，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需要继承与发展的民族的根。正如在五四重要讲话中说到：“中国梦是我们的，也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中变为现实。”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栋梁，应该加深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牢记中国梦，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其精神，继承其精髓，是作为中华儿女不可推卸的责任。

（2）行动上，自觉学习，主动宣传。首先，大学生应该自觉主动地学习了解传统文化知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文化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这就需要大学生有一定的辨认能力，去其糟粕，继承与发展其精华。其次，当对传统文化有一定认识与理解后，大学生应该发挥“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从正确的立场、正确的角度向周围的人群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群众、更多国家都能修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谬解，从而对千百年来经时间冲刷却依旧流传下来的历史遗珠有着正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黄小平.传统文化的缺失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0，（35）.

[2]范绪锋.著名史学家张岂之谈入世后传统文化教育：立足本土拥抱世界[N].中国教育报，2002-01-05.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8）

(二)传统田径运动会的现状与改革方向

谈起田径运动会，学生们都非常熟悉。从小学到大学，学校几乎每年都要举办一届田径运动会。为了提高全校的运动水平，为了增强学生进行课余锻炼的效果，大部分学校都很重视田径运动会，并为此想尽了办法，工夫下得不少，但效果却并不显著。笔者通过对学生问卷调查和采访其他高校资深体育教师的方法，经研究得出：高校传统的田径运动会现状不容乐观，存在许多问题，值得体育工作者回味与思考。调查结果表明：传统的田径运动会与现今高校体育建设的现状和思想已不吻合。首先，运动会期间造成了少数学生比赛、多数学生放假的现象，参与者大多是擅长各种体育项目的学生，师生的参与率都很低，违背了人人参与的原则，不利于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其次，各年级、专业之间，男女生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而有些集体项目又必须有足够的、占一定比例的男女生来参加，这就使一些学生的运动强度超过了他们的极限，从而造成了身体的损害，并带来了心理压力，对他们的健康不仅未能真正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还带来了负面影响；此外，传统的田径运动会竞技性过强、项目单调、式样老套、缺乏足够的魅力和生机，以单纯的跑、跳、投等竞赛项目为主，项目内容与大部分教学内容脱节，不能反映体育教学的效果，不能真正起到促进和提高体育教学的作用。种种不足与弊端，导致了大学生对传统的田径运动会失去了兴趣和新鲜感，普遍存在着排斥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新梳理高校传统的田径运动会的指导思想、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就成为值得高校体育工作者探讨的一个课题。

随着高校体育工作的不断改革、深化，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的田径运动会，必须根据新形式、新要求全面加以变革，设计出科学、合理、有效的方法，淡化以往“重竞技、重锦标”的指导思想，树立“重能力、多参与、共娱乐、促健康”的改革主旋律，把素质教育的要求始终贯穿于“体育运动会”的全过程，充分体现当代大学生的运动、健康和人文综合素质。可以结合“健康第一”、“兴趣至上”、“育人为本”等理念和高校实际情况，将运动会内容设置为三个部分：传统的竞技性内容、健身娱乐休闲性的内容以及体育文化的内容。以全新的“体育文化节”为载体，以丰富校园的文化建设为宗旨，使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文化节的系列活动，并发扬“勇于争先、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风尚，欣赏运动之美、了解体育常识，力求把体育文化节办成在高校师生中有较大影响的品牌活动。 　(三)体育文化节内容体系的设计方案

竞技部分的内容应以传统的运动会项目为主，保留主要的、精彩的田径项目。如100米、接力跑、跳高、跳远等，着重发扬和继承传统体育运动的文化和精神，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和运动成绩，为学校的竞技体育选拔和培养优秀的人才。

健身、娱乐、休闲部分则可以采取以运动能力和健康素质相结合的内容为主体，以高质、轻负的运动休闲项目为主导，并增加一些富有娱乐性、趣味性的项目，如拔河、太极拳、越野跑、足球射门、篮球投篮、跳绳、韵律操、类游戏等。着重发展普通学生的基本运动素质和健身素质，提高他们的基本活动能力和机体的工作能力，并满足部分身体素质较差的学生的身体活动要求，丰富文化生活，培养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使他们建立正确的体育审美观和价值观，培养和树立健康第一、终身锻炼的体育意识和自我锻炼能力。此外，它还应充分结合体育课的教学内容，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提高。

在“体育文化节”期间，还应加强体育文化的传播，并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文化节的主题征集和体育锻炼与健身的知识，举办体育摄影展览、组织学生观看高水平体育比赛的录相、电影，欣赏体育歌曲等。此外，还可以邀请一些健身营养专家开展讲座，使“体育文化节”的主题突出、内容新颖、形式多样、覆盖面广，使整个校园呈现出一派“体育健身、文化育人”的景象。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在立足于中国实际需要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被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能够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并具有时代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也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过程。要想实现马克思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要通过民族形式来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国情的具体斗争中去，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传统文化继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挖掘传统文化所承载的反映中华民族优秀气质品格的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学术和实践两大层面。

（一）理论层面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体现在理论层面的主要是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这两种思想对从中国古代一直延续至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唯物主义思想

中国古典哲学具有唯物主义传统，唯物史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共同特征之一。商周形成了具有唯物主义萌芽的天命观。春秋战国时代，唯物主义思想得到了发展和深化。中国最早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萌芽的哲学家老子把“道”作为万物的起源。同周人所讲的天一样，“道”不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而是事物存在、变化的最根本的法则和规律。荀子在继承老子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认为人定胜天，对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类能够通过探索、认知而掌握，并且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改造自然，使之为我所用，为人类造福。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马克思认识到了物质的第一性，物质基础的重要性。中国早期唯物主义萌芽把“道”作为万物的起源，把事实存在作为万物的起源，而不是精神性的东西作为起源。并且，这里的“道”是指事物存在、变化的最根本的法则和规律，并且这种法则和规律具有客观性，不随某个人意志的转移而转移。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且“历史进程是受内在一般规律支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物思想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和趋势，而且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人们的物质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致性。

2.辩证法：对立统一与天下一气

中国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从“天下一气”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力求用阴阳二气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阴”“阳”本义是指同一山阜的背日面和向日面，因此就用“阴”“阳”来指两种气，以此来表明这两种气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后来就用阴爻和阳爻来表示宇宙间事物普遍具有的相反的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不仅发现矛盾的两个方面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且指出正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变化。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于其内部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结果。中国的阴阳学说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总根源是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既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在相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朴素表达。

（二）实践层面

1.民本思想与群众史观

中国从古至今，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建设阶段都非常重视人民的重要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认为君民关系就是舟和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到了唐朝，太宗李世民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遵从重民、爱民的民本思想，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有共通之处。中国传统的人学思想也是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结合点。

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他认为未来社会的原则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主张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对社会的批判改造，最终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产生了共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2.“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的天命观。道家的《庄子》中多出讲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根本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类应该以自然无为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使万物顺其自然的发展。庄子不仅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运用到人与人之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只有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才能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社会化的人，相互关联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这是在说人类不能主宰自然，人类应该合理地调节和控制自然，而不是掌控自然；并强调，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地球为代价。

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3.经世致用与重视实践

中国传统文化较为崇尚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人生哲理，主张积极入世，希望通过“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真正建立起“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这样积极入世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作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实践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暴力革命来打破旧的社会枷锁。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主张使得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看到了改造中国的希望更愿意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改造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实践去争取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要想救国，光靠知识分子来重教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应用，也得到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的认同。这也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性思想高度契合之所在之一。

4.社会理想：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

从古至今，中国人民都在追求一种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体现了他们在封建社会中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和谐社会的憧憬和追求。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基本是儒家的“大同社会”的理想。《礼记・礼运》中就对“大同社会”有详细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必。是谓大同。”“大同社会”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有爱、和谐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是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和目标，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实现“大同”的社会理想而赴汤蹈火、前赴后继。

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有着很大的区别。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指导，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基础上来理解和阐释科学的社会理想社会的构想。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形态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各尽其能，按需分配，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与中国古代自由、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传统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教训值得我们反思。

（一）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注意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精华，但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给二者的结合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批判的继承，但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很难完全区分，并非泾渭分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渗透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当中，要想完全摆脱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是有很大难度的。

首先我们就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对于人格修养和智慧等方面我们要继承；对于封残余的因循守旧的东西就要抛弃。认清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才能更好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其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既要防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糟粕的消极影响，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深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修养。

最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要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使得中国在外来文化的引进中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光辉，使得中华民族仍能立足于师姐民族之林。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的基础，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源泉。用中国的眼光去看世界，用中国的文化来融合世界的优秀文化。

2.“一分为三”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似乎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由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构成。但是实际上，精华和糟粕的区分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纠缠在一起的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有些思想从一个角度看是精华，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糟粕。如果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评价。所以，我们就怕精华和糟粕这两个极端的中间部分，也就是精华和糟粕的混合作为以中国中间状态，用“一分为三”的方法，既基本上符合实际，也不会把问题搞的过于复杂。

（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两种关系

1.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离不开政治层面的引导。时期过于重视政治层面，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僵化，现在我们进行了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齐头并进的发展。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既有区别又相互统一，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的学术，也没有完全不关心学术发展的政治，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合理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2.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群众特色，使其成为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实践需要的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精英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精英阶层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创造出为社会精英阶层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在目前的融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较好地实现了精英化，但是大众化发展还很欠缺。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密不可分，也由于当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方式总是采用说教和灌输的方式，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比马克思主义精英化更为重要。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更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转变教育、宣传模式，让马克思主义深入民心，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来指导人们的实践生活。

三、结论

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规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和趋势。只有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在融合的过程中，“一分为三”的区分精华和糟粕，处理好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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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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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10）

〔中图分类号〕D64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083-05

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就此而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割断的命脉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彰显与弘扬。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的根本”、“民族的基因”党的十强调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所包含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一是国家层面，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二是社会层面，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三是个人层面，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其实质讲的是三种不同的价值理想建构。这正如所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2〕从国家层面，主要说明我们将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价值形态；从社会层面，具体阐述我们的社会应该建设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价值状况；从个人层面，详细规划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境界。这三者相依相存，缺一不可。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根基；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保障；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条件。

在此，如果没有国家价值形态的良性发展，社会就不可能具有其良性的价值状况，这是由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特征所决定的，在阶级对立、民族矛盾仍然存在的今天，国家必定是作为公民社会实存的价值基础，没有国家的政治力量支撑，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发展。相反，如果没有相应社会的良性发展，国家的形态就不能够体现出它良好的价值性。其间如果没有每个人的具体努力，没有与国家、社会发展相一致的价值追求，即不利于国家、社会价值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个人的价值实现。因此，这三者是纵横相连，犹如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3〕就此而论，从文化传承和思想根源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确实深深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之上。在我国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理。正如《大学》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其齐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气呵成，相互贯通，互为关联，整体意境上已蕴涵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孔子曾如此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要讲“大道”，大道，就是人类社会中人们共同遵守、而去努力执行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就是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妄语；就是选有德性、有才干、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担当国家大事，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就是讲信用，不欺瞒，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和睦相处。

从社会层面来看，其社会境况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礼记・礼运》）孔子把这样的社会叫做：“大同”。“大同”思想自先秦以来不断地支配着中国大批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无数志士仁人为之思虑，为之奋斗，其间不乏优秀的思想和精辟的学识。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看来，建构“大同”社会的核心是“恕”，即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正像孔子所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从个人层面来看，其品质修为应重在于修身养性。《大学》说的明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就从社会分工的层面，把每一个人应该重于什么样的个体修为，具有什么样的个体品质阐述得清清楚楚，而以诚实守信作为社会交往的基本行为规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尤其强调为政者的个人修为，特别突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生境界和民本情怀。这就是志在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无不感叹地说道：“何事于仁！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孟子进而解释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在重公轻私，公私有别。正如儒家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私义行则天下乱，公义行则天下治。公则一，私则乃殊。为公，便能为民，为民，则天下同乐；为私，仅只为己，为己，则天下纷乱。此外个人品行修炼还应注重“礼义廉耻”，说的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4〕为此，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内容的提炼，无不闪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正如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5〕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思想源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整体意义上来把握，应该看成是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多年生命的历史积累，是中华民族生命绵延不绝的理性精神。因为我们理解的文化，并不是指一时间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生活现象，而必须是一种国家民族的共同社会生活绵延过程的历史积累。我国当代著名文化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6〕这正如一个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过程，那就是生命一样，文化也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钱穆先生为此说的明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7〕概括起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绵延不绝的共同生活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形成、发展和聚积起来的精神生命实体，它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生命力，是中华民族永恒不灭的活的灵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生命进程中根据时代要求提炼出来的理性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发展大系中的一个环节。自然是不可与中华优秀文化相割离的，它本身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优秀文化广博的内容来看，其精髓主要体现为：一是“仁”的核心价值理念；二是“恕”的实践价值精神；三是“德”的人格价值追求。其三者不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乃至于个人层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秀文化品质和精神支撑性。

基于国家层面，“仁”是支撑国之为国的根本。“仁”的核心价值就讲一个词：“爱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学生樊迟问仁的含义时，就曾明确指出：仁就是爱人。爱人就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在此，“仁者爱人”的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良好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这个价值要素的实质就是“修己”、“克己”。因此，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良好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而对“仁”的实践却在“义”的坚守上，为此，以孔子为首的儒学思想家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义”，即适合于仁的精神，正所谓“义者宜也”。用宋明理学家朱熹的话来说：“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朱子语类・卷27》）这就是说，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境界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不因事而就事，而应根据这件事是否适合仁的规范来做，如适合“仁”的精神，便无不利于自己的行为发生，这就是义。而君子只应该知道义，对自己的利害得失不必理会。应该说，这对我们今天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加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培育具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指导性意义。

基于社会层面，“恕”是社会和谐的依据，是“仁”的精神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恕”就是宽容，宽容就是心胸开阔，宽厚待人，就是“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视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霖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宽容要求性格豁达，胸怀坦荡，心地磊落。不过分看重一己之私利，一时之得失；不过分计较名誉地位。当他人取得成就时，不犯红眼病，不起忌恨心。即使有时命运在捉弄人，当不如自己的人在升迁、晋级、名誉、地位上一时高于自己时，也不会显得过分的沮丧、悲愤、不满和仇恨。因此，宽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善品质的表现。只有懂得仁爱的人才懂得宽容；只有深知道义、明白礼节的人才具有“恕”的品质。子贡曾请教孔子，说：做人“贪而无陷，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如此做人，可是可以了，但是还不如虽贫穷而乐于自觉加强仁德的修养，虽富足却谦虚礼让，不以富压人。”（参见《论语・学而》）这就是儒学的恕，儒学的宽容。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曾国藩曾有句名言：“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曾国藩全集・家书二》）这是中华优秀文化中坚持至仁至善思想在人生情感认识论上的具体体现。善莫大于恕，就是说，一个人品性中最完美、最善良的本性都不可超越宽恕这一至高的德性。德莫凶于妒，就是说，一个人的品性中最丑恶、最凶狠的本性都不如嫉妒情感显示得那样恶劣。在今天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发生争论，只要人与人之间相互谦让一点、相互包容一些，努力做到：“贫而无怨”、“富而无骄”（《论语・宪问》），不犯红眼病，不起忌恨心，即使有时命运在捉弄人，当不如自己的人在升迁、晋级、名誉、地位上一时高于自己时，也不会显得过分的沮丧、悲愤、不满和仇恨。社会自然就会呈现“自由、平等、公正”的状态，“法治”也就融含其间了。

基于个人层面，“德”是个人品质的核心。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德”具有广泛的涵义，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可纳入“德”的范畴，不仅如此，“德”更是一种为人的崇高境界。因此，我国历来志士仁人都十分强调做人“怀德”。孔子说的非常明白：“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君子”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含义广泛，层次复杂的概念。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理解，君子可指君主、君王，也就是国家的首领；从法律思想的角度理解，君子可表示遵守法律，忠实于统治阶级意志的人；从伦理思想的角度理解，君子一般指道德高尚、品性优秀，具有崇高人生境界的人；此外从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君子还可以解释为胸怀大志，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 “小人”一词，与“君子”一词相反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是一个含义广泛、层次复杂的概念。与君主、君王相反对，小人可指一般的普通的平民百姓；与守法的人相反对，小人可看作顾利枉法的人；与有德性的人相反对，小人是道德品性差、人生境界不高的人；与志向高远的人相反对，小人是指胸无大志，抱负肤浅的人。 君子怀德，就是强调：一个胸怀大志，品质优秀的人，应该是时时不忘道德规范，处处以道德规范来要求和制约自己，须臾不可轻视自己的言行，遵循法律制度，依法办事。小人怀土，就是说一个心胸狭窄、品性不高、胸无大志的人，才念念不忘自己的生活处境，只顾自己的利益，关心恩惠，而不注重道德品质修养，不遵守法律规范。为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始终强调做人怀德，才是君子之所为。认为人的一生无非是以德律己，以法束己，做人怀德者为人的正道。而做人只顾自己的利益，却多怨恨，是小人之所为。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一个人依据个人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的怨恨。孔子又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即君子通达于仁义之行，小人则精通于财利之道。 今天看来，君子怀德既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所强调的人生境界，又是其推崇的做人原则，这一思想是积极的。人生的实践证明，一个人一旦疏远了、淡忘了道德的自我约束，一旦亲近了、接受了物质利益的引诱，这个人便会走向道德人格的堕落。中外古今，此类事例数不胜数。所以，“君子先慎乎德。”（《大学》）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也不可避免具有历史局限性，我们应与时俱进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8〕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够把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人们的生活相割离，只有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文化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由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远，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历史延续性和时代价值性。这便决定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所融含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念，不仅具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变迁不断地与时俱进。

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根源上传承着中华优秀文化，而且在现实中要充分体现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的独特精神风范，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精神。为此，我们必须对如何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又要看到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所以，我们应与时俱进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此，我们首先应该进行两个分清与三个剥离。两个分清： 一是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绵延性与现实创造性的关系。我们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多年生命的历史积累，是中华民族生命绵延不绝的理性精神，仅此一点，中华文化在其承载的内容上是厚重性和历史性的，在中华民族生存的任何时期都是不可断裂的。文化的现实创造性，只是中华文化历史链条中的一环，这个环节无论怎样创新，也不可能脱离文化的历史延续或者替代文化的历史厚重性。 二是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主体与创造主体的关系。我们说文化离不开人们的生活，生活是文化的源泉，一种生活的历史绵延性决定着特定文化的形成及其基本形态，而生活的主体是人，是既定的某种人群。因此，中华文化的承载主体是中华民族自身，是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具有深刻的大众基础。但是，文化是需要提炼的，自发的生活是不能够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化精神的，因此文化必须进行创造，也就是进行生活精神的提炼与张扬。在此来看中华文化，它既是人民大众的，又是知识精英的。前者是根基，是载体；后者是繁叶，是精髓。 再看三个剥离：即把根植于中华民族中优秀的大众的传统文化与封建社会中王权的专制的文化形态剥离开来；把中华民族中优秀的知识精英与封建专制中的统治者剥离开来；把中华优秀文化的承载者、创造者与文化的使用者、占有者剥离开来。 通过两个分清、三个剥离，就能够很好地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优秀的文化，哪些是文化的糟粕。在此，文化的摒弃，不是因为文化曾经被谁使用和占有过，而是摒弃掉文化使用的为己性和占有的个体性。说的明白点，就是要摒弃掉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被封建地主阶级用来为其统治服务的为己性，以及农业文明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旧的生活习俗与行为习惯。

为此，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地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因为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是福祉于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的事业，这在本质上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通的。

所以，要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它真正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最要紧的是从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身修养做起。 一是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民族、报效祖国的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范畴； 二是把“笃志而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和“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范畴； 三是把“诚实守信”、“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范畴； 四是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关爱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范畴。 只要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能够坚守自己的修身本位，认真落实“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真正地在现实生活中，既坚持了良好的品行修为，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9〕根据这个表述，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华夏大地上的创新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棵大树在改革开放历史新环境中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它融含有时代的创新精神，它是为解决时代问题应运而生的。它既不是复古，又不是崇洋。

〔参考文献〕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11）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历程中积累沉淀的宝贵财富，其对民族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作为华夏儿女，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最为基本的责任与使命。当前，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开始融入社会中，我国社会中的文化呈现为多元化的发展形式，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为高职学生本身无法有效甄别多元化的外来文化，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在高职学生中得以有效的传承与发扬[2]。

（一）高职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高职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能够进一步加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语文是进行母语教育的基础课程，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语文本身存在有别于其他物质工具所具有的特殊性质，语文根植于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华夏儿女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所以，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在较大程度上需要依赖语文这门课程。而高职语文教学中只有真正融入传统文化的核心，才真正具有神韵与灵性，也才能够真正实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

（二）高职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健全学生人格

高职语文归根结底也是一门教育学科，除了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之外，还要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精神上感召学生。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传统美德，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壮大，目前的学生已无法深切体会到先辈们创业的艰辛。因此，很多学生在成长中缺乏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缺乏宽容大度的为人处事风格。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充分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忧国忧民等文化精髓，能够逐步培养其健康、独立、健全的人格，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高职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

（一）积极转变教学理念

传统的高职语文教学中，部分教师片面追求考试成绩，再加上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通常自行忽略教材中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解环节，抑或是采用课后作业的模式让学生去进行自学。正是因为教师对传统文化教育的不重视，导致学生往往难以产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积极性。针对高职学生的教育，不仅需要涵盖基本知识技能方面的学习，同时还应当包含文化底蕴的积累、思想品德的培养。这就需要广大教师积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意识到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语文中的重要作用，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向学生展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使得传统文化能够渗透到语文教学中的各个环节。与此同时，教师还应当反复向学生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使得学生能够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能够意识到传承、发扬传统文化是自己的重要使命。只有教师与学生理念的共同转变，才能够重新认识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真正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提升到足够的高度，才能够真正实现高职语文与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整合[3]。

（二）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

1.构建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教学氛围

良好的教学氛围能够将学生的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使得学生更为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教学过程中。这就需要广大高职语文教师积极构建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教学氛围，充分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比如，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汉字英雄、最爱是中华等学生所喜欢的电视节目，通过模仿电视节目来开展相应的教学，引导学生去关注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的内容[4]。教师可以在每次课前将安排学生轮流分享传统文化小故事，抑或是针对某些传统文化作品进行简单介绍，向大家推荐经典作品；在学习传统文化教材内容的时候，教师应当针对教材进行深入的挖掘，针对教材中的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拓展；通过多媒体课件，进行传统文化方面的教学设计，从视听的层面来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通过构建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教学氛围，使得学生能够置身于传统文化的环境中，从各个方面去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使得学生真正热爱传统文化，逐渐开始承担起传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使命。

2.组织传统文化专题教学

正如上文所述，语文根植于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华夏儿女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高职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或隐或显于各篇文章当中，其本身是呈现为零星分布的形式，难以形成有效的教学体系。

为更好地融入传统文化教育，教师应当针对组织传统文化的专题教学，针对教材当中蕴藏的各种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梳理，使其更具条例、更为系统，然后再针对重点知识进行讲解，使得学生能够更为深入、系统地了解教材中蕴藏的传统文化。一些条件较好的高职院校可以积极尝试自编教材，依照专题来自选相关的传统文化篇目，以便于更好地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使得教育更具针对性。

3.注重诵读来感受传统文化

诵读是学习语文的重要途径之一，诵读的进程中实质上就是语言积累的进程。针对高职学生来说，诵读的具体形式也并不需要过分拘泥，读、诵、吟、唱均可以，诵读的主要内容是古诗文。高职语文教材当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古诗文，其本身具有良好的意境美、音韵美以及语言美，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学生通过反复诵读古诗文能够进一步亲近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最终真正吸收传统文化的内涵。

（三）第二课程渗透传统文化

1.构建传统文化教育微信平台

信息化时代，针对高职学生机不离手的特征，高职院校应当建立有关传统文化的微信公众号，利用微信平台来与高职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有关的互动。安排语文教研室来负责平台的运作，各个语文教师来推荐有关传统文化的作品或者视频；抑或是针对影视剧、娱乐节目中错误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也可以推荐一些校内外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信息等内容，使得学生能够时刻学习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

2.组织传统节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