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重要性大全11篇

古代文学的重要性篇（1）

（一）“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思想的形成

在我国传统社会早期，绘画与文字往往呈现出一种混沌的融合状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以具象表现为主的绘画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字的替代品，发挥着事件记录与信息传达的功能。象形文字这种延伸自绘画的文字形式，以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方式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演变，才成为笔画简单的汉字。而长期以来，传统的绘画创作仍然没有脱离具象的创作技法或者表现方式，比如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些壁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其这一特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字为主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两种相互独立而又关系紧密的艺术门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急剧动荡，尤其是连年的战争使无数的文人雅士开始不断地思考人生价值，在文学、绘画中寻求身心与思想上的解脱，其中当时的归隐思想、佛教盛行与玄学的极大发展便是当时文人阶层思想观念最鲜明的写照；另一方面，随着域外文化的大规模流入以及与本土文化进行的碰撞与融合，从而将文学作品和绘画创作两种艺术形式推向了巅峰时期。其中，当时谢赫创作了我国艺术史上最早的以绘画为主的文学评论作品“六法”，对当时传统绘画创作风格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作品在吸取当时文学创作思想观念、风格特征、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绘画创作也应当坚持“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样式和创作理念。这与当时其他诸多文论对绘画艺术的创作追求是相通的，并且鲜明地透露出我国传统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轻再现而重表现。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当时诸多知名画家的作品都体现出“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特征。

（二）“烘云托月，避实就虚”风格的形成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社会的人们具有含蓄、间接的性格特征，因此，反映到传统文学创作中，也就是历来重视抽象化、意象化甚至是间接的文学创作与描写方式，也即是通过“言此而意彼”的方法来拓展文学作品的想象空间，一方面提升整个作品的艺术内涵，另一方面也能极大地彰显作家的文学水平。我国传统文学创作的这一思维方式与风格特征不仅出现在诸多文论作品中，而且部分文论作品也由此提出了绘画创作的“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追求和表现方式，从而对当时的绘画创作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比如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金圣叹在《西厢记》评论中明确地提出：“‘烘云托月，避实就虚’是我国历代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追求的共同表现方式，同时也是所有文学作品共同的风格特征，反映了历代文人雅士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追求，因此，在绘画创作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贯彻之一思想，即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固在月也。”此外，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与刘熙载也曾对文学创作“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特征经过分析和论述，并引申至绘画创作过程中去，由此对后世的绘画表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指导意义。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创作方式与风格特征，使我国传统的中国画一直坚守并张扬着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以笔墨为主，略施淡彩，落墨草草，便能显示出一种天趣和洒脱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品位。正如沈雄先生在《古今词话•词品》中所说的：“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比如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在画马的过程中，融西洋画的造型与我国传统绘画的写意为一体，综合应用染、烘、积、泼等诸多墨法，使整个画面中的物象产生细腻的色质变化，由此产生特殊的情感韵味和情景氛围。

（三）“移物言志”创作思想的产生

《尚书•舜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另外，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这样写道：“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简而言之，文学作品是要用来表达作者的志向和决心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我国古代社会中的诸多文学家习惯于含蓄、间接的创作方式，尤其倾向于采用“移物言志”的方式进行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主体的思想情感难以进行准确而直接的描述时，“意”的表达就需要借助于自然万物，即“移情于物”，通过物性来观照或者是反映人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由此进行准确而流畅的思想表达。这种“移情于物”的思想是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古代文学的重要性篇（2）

Course to Medical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Disciple Rules"

ZHOU Kaiyan

（Zhaoqing Medical College， Zhaoqing， Guangdong 526040）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disciple rules"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curriculum，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and value of integrating the content of the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into the students' rules. Th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medical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are analyzed， and finally，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disciple rules" in the mor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is discussed， which is worthy of attention.

Key words medical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ancient literature； "disciple rules"

医学院校是面向医疗卫生行业培训医务工作者的最主要场所与阵地，是医疗卫生行业领域源源不断获取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基地，可以说医学院校对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将直接关系到整个医疗卫生行业未来的发展走向与趋势。医学专业学生在不断丰富专业技能与操作经验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对德育的教育与学习，全面提高德育水平，争做符合岗位要求的复合型人才。换言之，在新时期高等院校对医学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过程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本专业医学生为在自我人格上实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就必须以优秀的职业道德行为以及良好的道德品质素养为前提。故而，有关医学专业学生德育内涵的培养必须摆在医学类高校教育教学事业的中心位置上，以完善以学生道德品质素养为根本目标。本文即针对我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典型范例《弟子规》，对医学生道德教育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与思考。

1 《弟子规》的德育意蕴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详细记录了弟子在学习、待人接物等各个方面应当恪守的规范与准则。《训蒙文》后经清朝贾存仁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修订与改编，改名为《弟子规》。我党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明确指出：新时期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着重体现和谐、友善、诚信、以及敬业的理念，这些理念与《弟子规》中优秀的精神内涵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将对医学专业学生德育品质的培养与《弟子规》中所宣扬的精神内涵相融合，在完善医学生人格品质，和谐人与自然关系，乃至深化生命价值教育理念等方面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医学生道德教育现状

2.1 道德教育意识薄弱

在当前医学行业相关岗位对人才的筛选与偏向中，多对医学院校应届毕业生的技能操作以及知识构成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人才筛选上具有偏向技能的特点，导致医学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多关注应用科学技术手段来“铸造”人才，以技术训练以及理论知识教学为侧重点。相较于其他专业学生而言，医学生面临着学习内容多，课程难度大，以及课程密度高的特点。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导致无论是对于医学院校，教师，还是医学生而言，都对道德教育比较轻视，大部分医学生对道德教育的理解多停留在较浅层面上，或是仅仅因需要应付考试而进行学习，未能够形成对道德教育的深层感悟。

2.2 目标定位模糊

现阶段医学院校面向学生所展开的德育教育多以思想政治教育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内容，且这些课程多集中在一～二年级。课程讲授中，思政可教师多侧重于体现教学内容在理论、系统以及逻辑层面的特点，但较少涉及到引导学生以时下热门话题为依托探讨主流价值观的教学内容，对学生价值观的导向难以避免地存在“虚晃一招”的问题。同时，思政课程的教育在内容与方式上并没有体现医学专业的特色与特点，一些医学院校甚至没有充分考虑医学生德育教育的专业问题，或虽然开展有医学伦理学、卫生心理学以及卫生法律学等相关课程，但多为选修课形成开展，且教学要求不严，教学效果不佳。

3 《弟子规》在医学生道德教育中的实施策略

3.1 体现医学生作为道德教育主体的地位，实现课堂教育与自我教育的有机结合

以往针对医学专业学生所展开的道德教育课程多具有满堂灌的特点，知识灌输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接受的部分少之又少，且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未能够得到充分体现。相较于此，真正有效的医学生道德教育模式应当以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充分结合学生道德品质培养的内在需求，采用与医学生自身特点，岗位发展需求，以及道德教育要求相融合的教学路径。在《弟子规》中对相关道德教育内容与素材的选择中，必须同时考虑医学生感兴趣且愿意主动关注的问题，并将《弟子规》中所宣传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力行学文，明理成人”、“以孝为先，道德为本”、“博爱众生，天下为公”以及“诚信为本，慎独自律”等融入其中。在道德教育的方式手段上，应当以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为基本原则，应用多媒体媒介下的教育手段丰富教学方式。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生课堂讨论，引导讲解，观看录像，角色扮演，唱歌，以及主题辩论等多种形式，让医学专业学生主动且积极地参与到德育教育活动中。而从教育评估的角度上来讲，可以为医学专业学生引入专门应用于记录学生在校期间道德情况的档案模式，记录内容包括学生在校就读期间的诚信表现，日常行为，以及对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情况，档案所记录内容定期进行综合考评，将学生的考评结果与《弟子规》中对道德品质的要求进行综合对比，从而了解医学生在道德品质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以积极应对，通过调整德育教育手段或内容的方式优化德育教育效果。

3.2 将《弟子规》与医学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融合

医学院校党团组织所发挥的第二课堂职能对于校园文化建设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例如，可以要求本地区大型医院知名医师以及专业经验丰富的学校教师，以讲座的方式组织进行《弟子规》传统文化文化系列主题报告，将《弟子规》作为医学生课外阅读书籍进行推荐，也可利用早读或其他时间安排医学生集体诵读《弟子规》。在院校所开展的各种阅读、文化活动中（如读书报告会，经典作品阅读会，知识竞赛，辩论竞赛等诸多形式的活动），以《弟子规》为主题丰富活动内容，在这些活动中促进医学专业学生全面掌握并熟记《弟子规》中的相关内容。同时，院校还可在文化建设过程中为医学生提供有关赏析《弟子规》或《弟子规》评价相关的影视作品，引导学生展开对《弟子规》内容的感悟，并举办以此为主题的感悟活动。除此以外，在医学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可以应用课堂部分时间向医学生宣传《弟子规》，配合校园广播、宣传海报、电子显示屏以及横幅等多种途径的宣传方式，让医学专业学生能够在这种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中受到熏陶与影响，从而正确认识《弟子规》对自身道德品质培养的重要意义，在无形之中接受并认同《弟子规》对自身的影响。

3.3 实现知行合一，在实践活动中深化对《弟子规》的感悟

大量研究中均表明，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够得出真知，实践活动同时也是检验真知的唯一标准。因此，在医学生道德教育活动中需要通过积极组织并参与各种类型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让《弟子规》中所弘扬的“爱众者，得众爱”精神能够在医学专业学生心中形成全新的感悟。在高校道德教育过程中可以以各种节日为契机，以本地区主要社区，中学小学，乃至是普通市民大力宣传与《弟子规》相关的思想理念，如“首孝悌，次谨信”等。道德教育同时要求医学院校应用周末或寒暑假的休息时间组织学生面向社区积极展开与医学专业技能相关的帮扶活动以及志愿者活动，使医学专业学生能够对《弟子规》中的“有余力则学文，学而行则明理”思想有更加深层次的感悟与理解。除此以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医学专业学生身边的典型案例以及榜样作用，让医学生通过身边人讲述身边事，身边事感染身边人的方式，体会到《弟子规》中传统文化精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可贵之处。

3.4 对德育教育手段进行创新，促进《弟子规》的传播

古代文学的重要性篇（3）

涉及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研究数不胜数，并且研究的视角很集中。罗宗强着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指出文体大致包括体貌和体裁两层含义。从体貌这一方面来说，文体的体貌不确定性因素太多，而体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可以是指文学作品的具象某一方面体貌体征，也可以是指作品的全貌，有时泛指某种体貌类型，有时也指宏观上某个时期创作的总体风格；而体裁的定名与其生成并无统一的关系，有的生成与定名源自于其功用，有的却与功用的关系不大。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还涉及体貌和体裁的关系，对某种文学文体的定名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对不同的体裁需要提出不同的体貌特征；二是不同体裁之间要相互融合而体貌之间存在交叉现象。曾枣庄从文学性、非文学性、尊体和破体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总体上可以分为文学性、非文学性和两可性。从文学性、非文学性角度划分不是错误的，但是不能是绝对性的。一些非文学文体也有很多文学名篇，而文学文体的文章也不是篇篇都是文学文章。所以判断作品是否属于文学范畴，看的是内容而不是文体。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照搬西方文学或现代文学的方式方法，如果简单的只把文学作品归属于诗歌、散文和小说，或是将文学定义为纯艺术性、虚构性而非纪实性，那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将所剩无几。

1.2中国古代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

古今演变研究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新的历时把握方式。目前，文学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古今演变问题的思考较之前更为深入，对该问题进行了不同时间矢向的思考、异域空间的比照以及他学科交叉等多视野的探寻。梅新林等将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以文化视角进行了划分，将中国文化的古今演变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华夏文化时期、东方文化融合时期和世界文化融合时期，而中国文学相对应的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的变化。由此可知，从文化角度出发的中国古代文学演变是一个历时性、共时性的过程，需要作出文学本位立场的辨析，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演变研究做一个本位立场的思考。黄仁生认为，越来越多的人把古今演变当做一种方法运用于个体案例的分析中，在对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的思考中，要结合学科建设的需要和学理思考，包含古今内涵的界定、文学史的分期、开展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古今演变的研究，既不是效仿古代的通变研究，也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新文化追根溯源，我们要遵循突破学科区隔的宗旨，同时打破古今文学的鸿沟，结合现实需要，创新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做贯通性的研究。黄曼君认为，研究和转换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很有必要的一部分，应该为了现代文学的繁荣而回到过去，用开放的姿态，向古代文学开放，也向西方开放，传统的生命的激活是为了更好地抚育当下的生命。也提出过，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性的继承，创造性的改革。

古代文学的重要性篇（4）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5－0115－04

已丑年荷月，知名体育史学者王俊奇先生又一力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出版了。从《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中国唐宋体育史》到《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王俊奇先生在体育史学视野的拓展、史论角度的调整、史料层面的细化和研究视野的开拓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显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日渐突破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象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开拓性建构，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面临着断裂式、碎片化的尴尬处境：“一种是满足现状，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似乎已没什么可值得研究的，选题较难，研究者渐少；另一种则是急于求成，缺乏深广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文章内容显得空泛”。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很少有人再追问中国古代体育史“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在史学理论发达的今天，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虽还停留在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的初始研究形态，但谭华、崔乐泉、罗时铭、王俊奇等知名体育史学者在不断“建构――解构――建构”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话语谱系和当代形态，促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超越的新气象。

1　问题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

在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系列问题面前，《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话语理论，强调在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的问题化形态下将史料意义从古代体育史文本中释放出来，注重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与意义实践，重视在古代体育史料的建构中传播、解释和协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一切合理性问题。在当代体育史学术共同体中，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研究机构和学术平台无疑是非常重视古代体育史史料文本回归的学术体。1984年成立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是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她所组织的全国性体育史学术会议促进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的发展和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体育文化导刊》是在继《体育文史》后一份对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期刊，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至今，《体育文化导刊》共发表古代体育史论文达50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注重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武术史专家唐豪先生等古代体育史研究前辈对我国古代体育史料进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考订工作，编辑、出版了9辑《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其中以对中国古代球类项目的考证既广又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翁世勋的《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陈昌怡的《古代体育寻踪》和崔乐泉的《图书中国古代百戏杂技》、《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图说中国古代体育》等我国古代体育史专著通过知识考证的方法将史料文本置于理论架构之下，使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问题链在不同的时空被确认、转换和澄明，让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成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主流价值。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论述我国古代体育服饰文化、古代球类文化、古代体育艺术和古代棋类文化时，无不植根于详尽细致的古代体育史料。其参考文献不仅涉及到体育史学，还有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与美学等学科，还广泛涉及《史记》、《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古籍文献，不仅如此，《全唐诗》、《全元散曲》及明清笔记小说也被引用进这一研究中。史料的文本价值在史学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传统史学流派和新史学流派无论理论指向存在多大的分歧，都得重视史料这种文本回归和价值存在。“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当然也存在着联系，传统史学毕竟占据了史料优势，新史学不能不从中寻求史料支持”。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顾颉刚的“层累地制造古史”说，还是欧美的年鉴派史学、历史叙述学，都揭示了古代体育史料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文本价值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中，诸多新的古代体育史料的发现和引用，不仅意味着我国古代体育史新的研究领域将被开拓，而且表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者对古代体育史料这种历史文本的学术自觉和价值回归。

2　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

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缺乏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形态的必要关注与理论自觉，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遗憾。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借鉴现代史学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可以使我国古代体育史“作为一种‘局部性知识’与从其他区域人类经验中提取出来的带有所谓‘普遍主义’性质的‘通则’相联系相映照”，实现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以王俊奇教授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人类学、分析史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我国古代民族传统体育，如跳傩舞、划龙舟、抢花炮和舞龙灯等，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古代体育史知识体系进行反省、修补、拓展，甚至重构，激发出了新的学术热点。王俊奇先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在过去《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进行了重新梳理，为广大研究者进行新一轮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崔乐泉、李重申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互证的研究方法，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来考察我国古代体育，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研究的当代重要流派。以刘秉果、谭华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美学理论等理论资源来拓宽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视域，研究重点从古代体育宏观领域转移到古代体育微观领域，强调古代体育运动日常规律的探讨，强调对古代体育运动的文化多样性，强调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细节、断裂与变化，但未形成特色鲜明的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流派。

在多元理论的介入下，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论域、视界得到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妥善吸收多元理论的合理因子，吸收多元理论新鲜、合理的语汇、观点，来拓宽观察我国古代体育问题的视角，推动我国古代体育史新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自觉的我国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在此，《中国古

代体育文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学术证明：多元理论系统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具有内在同一的理论逻辑涵蕴关系，形成的理论立场、研究方法等具有互释的内在一致性。

3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迷惘的低潮期，尤要注重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实现体育史学价值的转向与复归，必须追求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和本质规律的理论实现，以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体育史学革新的‘新’重在实践，要重视体育社会史的研究，对体育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一种立体的体育史学，形象化的体育史学和科学的体育史学，让更多的人知道体育的历史，让体育史产生社会效益……要加强与当今人类、与我国现实生活相关的体育规律或规律性的理论研究”。

无法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我国古代体育史学的致命软肋，也是古代体育史研究应该面对的现实问题。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成果不应成为“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是孤独的“守望者理论”，无法创造性地诠释我国古代体育运动的内在精神和现代意义。由于拘泥于古代体育史实的重现与复活，我国古代体育史没有能从深层次地解释、剖析中国人的运动健康观、休闲养生观、体育文化观，来挖掘利用古代体育运动资源，丧失了解释国人运动健康和现实需求的能力。我国古代体育史理论活力丧失的背后，是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的立场错位与价值缺失。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么沉溺于考据式的传统史学，要么受西方体育史话语系统影响，常常沉醉于抽象的思辨，对于重大体育现实问题，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体育问题追问和服务不够。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是脱离社会实践而形成的，没有实现“服务社会实践，服务社会大众”的应然价值和应然立场，没有激发出应有的理论活力。

令人可喜的是，王俊奇教授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力地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的视阈，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进行合理“切割”以凸显该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如对蹴鞠衰亡历史原因的考证、对中国古代的城市体育的详尽描述，无不为当代体育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4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中建构多元范式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低潮时期，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处于理论紧张的境地。“近十年的体育史学大多数还属于过去史学模式的深化，并没有完成体育史学的‘范式’转换。眼下体育史学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应该从自身检讨，要扪心自问，我们的体育史学究竟发现了哪些独创性、实用性的理论?究竟提出了哪些与当今社会生活相关的‘规律’和‘规律性的理论’?”我国学者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表达出了建构古代体育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诉求。

古代文学的重要性篇（5）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j.cnki.kjdkx.2018.01.060

1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的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课题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实践是一切知识获得的前提。2005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应着眼于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同时，更应注重能力培养，特别是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坚持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教学改革，构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学生素养的提高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2]

实践教学是教育体系范畴的一个重要組成，一般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实际操作为主，获得知识与技能，提高综合能力的一系列教学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3]实践教学力主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实践结果表明，单一的知识教学不可能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同的活动与不同的素质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对应性。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实验、体验、实习、课程设计、论文、调查等具体的实践环节，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个人潜力。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应用性和针对性很强的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专业必修的基础课，在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该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同时又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主要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研究在上古口语基础上所形成的古代书面语言，以及东汉以来所发展而成的古白话。虽然古代汉语课程本质上属于语言学课程，要求学生认知汉语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但从当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汉语课程的实际教学情况来看，通过有限的课堂教学，很难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从学生角度来看，现在的学生普遍接触古文很少，基本上对古文没有太多感性认识，毫无古文功底可言；另一方面，从课程本身来看，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问题是一个难度较大的理论问题，本身既涉及普通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又要求对汉语历史演变特征细致描写，对于古文阅读能力薄弱的本科低年级学生，课程难度极大。鉴于此，要求古代汉语课程具备较强的理论性，既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教学目标。王力先生曾指出：“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古代汉语’是一门工具课；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使我们能更好地掌握古代汉语，以便阅读古代文献，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4]当前，古代汉语课程工具性特点和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这一课程目标已取得学界的普遍共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这一目标的设置也是可行的。

古代汉语课程所涉语言时代跨度大，教学内容多，任务重，教学难度大。当然，本科阶段的古代汉语教学，其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能够一定程度上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并通过古代汉语的学习，帮助学生认识古今汉语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提高学生语言文字的修养，增强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因此，古代汉语课程的这一目标就要求在教学上要有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只有通过实践教学才能让学生充分提升古书阅读能力，牢固掌握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语言文字方面的修养。

2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实施原则

2.1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

古代汉语课程为语言学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理论性。考虑实际情况，在教学中又必须以古代汉语语法、词汇、语音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为工具，以此指导学生的古书阅读，帮助学生从对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知，能够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实施的过程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辅相成，实践教学建立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之上，在基础理论的充分掌握的前提下展开实践教学，理论教学应当培养学生古代汉语方面的实践能力服务。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阅读一定量的古籍作品，并在阅读中对其中特殊句式表达、虚词运用等语言现象作出某种程度的总结概括，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培养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意识和主动探究的能力，帮助学生在古书阅读的实践中将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并进一步指导古书阅读的实践活动，切实提高学生古书的阅读能力。从近几年的教学情况看，不少学生能够自发地在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做好读书笔记，并能在读书笔记中整理出质量较高的课程作业。理论和实践结合，大大加强了学生对古代汉语知识和现象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养成了学生自觉观察古代汉语现象、搜寻古代汉语材料的习惯，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水平和质量。

2.2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相结合

知识是发展能力的基础与前提，而发展能力则是掌握知识的目的与归宿，而能力的提升又可进一步促进知识的掌握与深层次理解。二者相辅相成，关系密切。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明确指出，人的知识存在两种类型：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5]所谓显性知识，即能够用各种明言符号加以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即领会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二者共同构成个体总的知识体系，而显性知识又植根于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个体获得显性知识的背景与向导，支配着个体的认知过程。而隐形知识的获得，并不能仅靠理论教学，必须以实践为途径，在实践教学中获得隐性知识，从而提升能力。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学生的隐性知识的获得显得更为重要。学生一方面要掌握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必须将这些基础知识的掌握内化为阅读古书能力的提升。这一过程离不开实践活动，只有学生亲力亲为，在对相关古文一定量的研读练习过程中，才能系统构建起自己古代汉语完整知识体系，促进自身运用知识的能力发展。

2.3信息反馈与课程调节相结合

教师在充分发挥教学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教学过程真正处于师生协同活动，相互促进的状态之中。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关系。教师与学生从教和学的活动中及时获得反馈信息，以便及时了解教与学的情况，并能够及时有效地调节和控制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达到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目的。在古代汉语实践教学中，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充分利用练习、作业、见习等环节，建立并疏通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信息交流渠道，强调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习方法、学习效果以及自主性等方面信息反馈的及时性与通畅性，在实施实践教学的环节中不断改进教学策略与方法，优化教学程序，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阅读技能的提升与古代汉语能力的发展。

3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实现途径

3.1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的调整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构建起以文选、通论、常用词三要素相结合的内容体系，给高等院校古代汉语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堅实的基础，也给建国后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体系建构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虽有各类古代汉语教材不断面世，但王力先生主编的这套古代汉语教材，经过不断修订，仍然是当前高等院校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要教材之一。该教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至今仍具有经典价值，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从当前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实践及当前古代文献研究现状来看，完全按教材内容进行教学就容易忽视专业特点和古代汉语教学的实践性特点，因此对教学内容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非常必要。

（1）增加有关汉字方面的教学内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主要是培养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专门人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要能胜任面对国外母语非汉语的学生汉语教学的任务。而汉字历时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构形特点，国外学习汉语的学生往往对汉字的兴趣极为浓厚，这要求该专业的学生需要扎实掌握汉字的有关知识理论，能对一批常用字的构形以及字形的发展演变做出正确的分析。汉字构形多与意义相联系，加强汉字教学也能促进古代汉语词义方面的学习，可以提高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能力与运用水平。

（2）调整文选部分的篇目。古代汉语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的古代文献的阅读能力，这一教学目标的设置无论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或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都是合适的。因此，文选部分是古代汉语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目前的古代汉语教材文选部分，所选篇目较为丰富，但内容以文言文为主，并主要按时代编排，虽自成体系，也颇能遵循汉语发展的时代顺序，但不利于教学过程的循序渐进。如教材将《左传》《孟子》等先秦部分难度较大的文言文置于初始段的教学中，无疑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对自主性学习有一定的障碍。故在不破坏汉语时展的顺序性的同时，有针对地按照文选的难易程度很有必要。如将相对较容易的《战国策》以及学生较为熟悉的《论语》中的一些章节置于教学前期，学期后段再学习《左传》《孟子》等，由易而难，有利于学生学习。

（3）增加古代汉语的练习部分。当前的《古代汉语》教材并未设计练习部分，学生无法在预习中充分把握学习目标，明确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课后也无法通过练习检测自己的学习效果。这不利于古代汉语课程的实践教学和学生的自主学习。因此，可以在教材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课后思考与延伸学习的设计。结合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思考练习环节，使学生学习的目的性更强、自主性更高。并且对教学内容中涉及到的一些重要问题，专门列出有关重要的参考文献，以供学生按图索骥，巩固学生所学知识，拓展学生学术视野，促进学生的探究性学习以及创新能力的发展。

3.2课堂教学方法的借鉴与革新

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大多以讲授法为主，通过教师对相关问题的讲解分析，使学生理解掌握所学知识，学生互动较少。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让学生系统掌握所学知识，但不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也无法真正理解所学知识，更无法真正应用，难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因此，借鉴新的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势在必行。如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可以结合自主探究教学模式，优化课堂教学环节。在要求学生充分预习的前提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先准确地揭示课程学习目的，通过适当引导，使学生围绕学习目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问题进行个体探究，经过类比、分析、归纳等，得出初步结论，并完善结论。教学中给予学生自由探究的时间，通过课堂讨论、合作交流发现新知。鼓励学生敢于质疑问难，发表不同意见。如在教学文选时，可将具体章节落实给每一学习小组，通过自主探研、小组讨论，对文选中的重点句式、重点字词加以研讨，并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相关句法特点、词义演变规律，以获得并巩固新知。这样既凸显了古代汉语课程的实践性特点，也强化了学生学习的实践性，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3.3实践环节的优化设置

首先要优化设计好练习环节。利用多样化的作业形式加强学生实践。如阅读训练、课程论文、文言文创作等，尤其是要加大文言文的阅读量，以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其次，充分利用大学相关社团、系、院乃至校级平台发起并组织一些有关古代汉语方面的活动，如有关古代文化方面的知识竞赛，汉字听写赛，词语理解赛等，这些活动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古代语言文化的兴趣与热情，加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再次，可以充分利用好系、院的学生实践基地，如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孔子学堂等，让学生真实感受古籍形态，熟悉古代文献，感知古代文化，培养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热情。还可以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帮助教学的完成。如嘉兴南湖景区的揽秀园，荟萃了文徵明、何绍基、董其昌等历代文人所书碑刻九十余块，可让学生利用课余，走出校门，研读并整理这些珍贵的古代碑刻文献，标点翻译其中的一些篇章。通过辨文识字，离章析句，感知古代文献的整理方法，加深对古代汉语课程的认知，开拓学生眼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 

[2] 张英彦.论实践教学的理论基础.教育科学[J].2006（4）. 

[3] 封传兵.实践论：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内涵及其意义[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1）. 

古代文学的重要性篇（6）

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中，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趋于实用性和多样性，而作为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古代文学面临着压缩学时的困境，从教学内容上来说，对这门课大多是从重点词、句的解读的教授，其并没有注重对其内在的文化内涵进行理解性教学；从教学手段来说，主要采用的是背和记相结合的模式。再加上大学扩招，学生的基础下降，这就造成了高校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不合格。简单枯燥的教学方法也使很多的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学生反而追求一些对自己具有实用价值的英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

2.高校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大学生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许多大学生都没有看完四大名著，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的学习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并不是为了获得文学修养，学生甚至认为学习古代文学没有前途，因而对其的学习热情也不高。这样的教学显然不利于学科体系建设，因此对高校古代文学教育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高校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构想与实践

1.改革教学方法

高校古代文学教育方法上应该突破单一的教学模式而将现代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交叉融合，优化组合教学方法。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复杂且涉及面广，这也就要求教师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通过各种途径使学生具有文学基本功。比如要求学生诵读名篇，感受古文的音韵美，体会作家的风格特征。教学实践表明，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对于古代文学课程而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还是存在着信息获取量小的特点，没有注重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培养，使古代文学的学习成为死记硬背，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可以采用多媒体介入，这样能够从视觉、听觉和触觉各个方面使学生进行信息接收，这在无形中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也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改革教学模式

现阶段，古代文学课程主要采取的是填鸭式教学方法，但是古代文学课程的目的并不是让学生记几首诗词这么简单，古代文学课程开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具有古代文学素养，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所有的关系都是围绕此而展开的，也正是如此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在古代文学改革思维模式下，应该改变传统的师生不平等地位，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和学习积极性。现在高校的古代文学课堂都是采用论文和考试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考核，这样的方式无疑让学生在死记硬背的樊笼里不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价值观，未来改革的古代文学课程应该开设专题讨论评分制，以某一个课题作为讨论对象，以此来评判学生的古代文学思维能力和学习的主体性。

3.改革古代文学的培养目的

古代文学是作为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而存在的，而这就需要通过重新确定教学目标，通过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改革来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比如，教师在课前指定学生搜集资料、阅读篇目，在课堂上不采用讲授法，而是采用讨论法进行，并对一些问题进行现实结合教学法，引起学生思考，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让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有效锻炼。

4.改革课程设置

古代文学的重要性篇（7）

1　不同的需求及开发比较。“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的通行教材是由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社科院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上用得比较多的教材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也有各种新教材、新作品选诞生，但用来用去，大都觉得游国恩、朱东润的这两套教材是很不错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点是作品，作品是稳定的，那么教材也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但也应该注意到，当前各地研究地方文学史的热情很高，有的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省级、校级项目就更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地方文学史时，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也应该属于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范围。各地方文学史和民族文学史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从大一点的范围说，以长江为界，南北文学的不同早引起历代学者的注意；又如广西广东虽然同属岭南文化，但二者地方文学的差异不言而喻。科研上对地方文学的资源开发，必定影响到教学。一是从观念上讲，要不要让这些内容进入课堂；二是从方法上讲，如何让它们进入课堂。以前，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是依照通行教材来进行的，如果现在有意识地适当增加或突出这些地方色彩内容，不仅仅可以提高地域大学生的自信心、适应各地方提出的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而且从文学史本身来讲，发展主线与个别现象的比较使人们能更设身处地地感受和理解古代文学。

而作为师范院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又面临着如此现实：与综合性大学或其他单科性大学相比，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是有特殊性的。这是因为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理工科院校相比，学生的就业、工作性质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此二者的古代文学教学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不同?就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来说，其开发古代文学教学资源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想方设法突出师范教育特点，把古代文学教学与师范技能的训练结合起来。

2　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目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文学教学与“五四”以前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不同。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一是读“经”，即读以“十三经”为领衔的先秦诸子著作；二是读文学作品，读“一代之有一代的文学”，即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在先秦诸子著作的内容已分散融通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没有单独成为一个系统来教授，能体现其独立性的只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时段。但是，自古以来，“十三经”和先秦诸子著作是国学的基础与灵魂，也是古代文学的根本与精髓。一来因为“经”的意义指向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与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的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其核心的儒、道之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立身世界文化之林的实践及其象征，意义定位在人文关怀与直指人心上。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是仅仅教现在的学生懂得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人生拼搏与物质消费，而更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完整的人。二来先秦诸子著作是古代文学的活源之水，所谓“文出于《五经》”、“文出于六艺”。而一个人诗意化生活的基础就是文学修养。因此，如何开发以“经”为领衔的古代文学资源也应该在我们教学改革的视野之内。

二、多媒体、网站、文史哲结合与教学方法的资源开发

古代文学课程以前是大学中文系的重点；而当全面铺开“大学语文”教学时，古代文学课程从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又成为全校的素质课，这就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对象的资源开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随着教学对象的扩大，教学方法的开发与新教学手段的开发也应运而生。

1　多媒体教学全面铺开。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多媒体技术可以提供各种典籍的图片、古代作家的手迹、画像，古代文学的原典图样，古代诗歌的吟诵、古代戏剧的演出实况、古代文学文物、景观、遗迹的照片、古代文学发生各时期的历史地图、古代文学改编的影视等等资料。这些弥补了传统授课的不足，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可以更直观地学习，感觉古代作家离自己很近。

2　古代文学教学网站的建立。当代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技术和互联网的建立，突破了原来的空间观念，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为教学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有效的平台，网络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我校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网，为辅助传统课堂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做了有益的尝试。通过教学网将有关电子网络资源整合链接，整合了大量的网络资源文献，其中包括历代的史书文献、历代的文学总集文献、历代作家文集文献、各种电子数据统计系统、各种专题研究等。还可以及时把当前古代文学教研通讯、学术讯息动态地出去，也可以把历代作品、教学大纲、授课教案、课堂实录等放在网上，与学生组成互动空间，开展课外学习。让网站成为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理解古代文学的重要活动场地，并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与运用网络学习和搜寻资料的能力，而通过对学生的科研辅导检验课堂教学的效果，可以强化学生对教师教学的反馈。

3　文、史、哲结合的教学实现多学科的交叉。大学里以前讲授古代典籍是以院系的学科专长为单位的。如讲授《论语》时，中文系把它当作文学读本，侧重于分析语录体散文的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总结孔子的“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文艺理论观点。而教育系把《论语》当作教育读本，重点讲讲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而哲学系、历史系又把《论语》当作哲学读本和历史散文，侧重于讲孔子“仁”和“礼”的观念，讲孔子周游列国的史实。这样各个专业的学生学到的只是部分《论语》，看到的只是孔子的某一面。那么，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把完整的孔子、完整的《论语》教授给我们的大学生?这就要求实现多学科的融合。目前大学教育是分院系、分专业的，各院系、各专业都有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突破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将打乱当前的教学管理体系；而不突破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方面又有缺陷与遗憾。多学科交叉授课一方面要求老师具

有文、史、哲结合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要开设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和公共素质课，让学生自由选课，按兴趣选课，按自己的目标选课。这样就为《论语》《老子》等国学经典完整地走进课堂提供了条件。

三、提高人文素质、强化动手能力与教学主体的资源开发

观念的转变在于：把本来是单纯知识传授的古代文学教学目标改变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时，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又有哪些资源可以开发?当把本来居隅于中文系或文学院的古代文学教学推广到全校文科、理科、工科作为素质课时，古代文学教学又有哪些特殊性?针对当前的“国学热”，我们组织大学生作了一个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首先阐述了在高校校园内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并通过对学生课程学习心得的整理，以及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反映本校学生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态度和看法，以教学实例体现国学教育对高校学子思想、言行转变的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其内容有：当今大学教育的角度阐述国学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研究，阐述了大学生对国学经典教育的认识，大学生国学经典课程的学习反馈及国学教育对大学生人生道路设计、人际交往、价值观念、自我修养和社会工作意识的影响，并提出大学国学经典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与推广建议。通过调查与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把教学主体的资源开发进行定位：

古代文学的重要性篇（8）

    据我理解,许多学者所说中国文论的“失语”,并不是指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沉寂,而是指中国文论家们所实际操作的理论和批评话语都是西方引进的,没有中国自己的“话语”。用曹顺庆等先生话说就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 。或如季先生所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着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 这些当然是不争的事实,无可争辩。那么,中国当代文论为何“失语”呢?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外因是西方文论话语的冲击,内因是中国当代文论界对“运用”古文论的“忽视”:“西方理论与话语的大量涌入反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失语’,这正是当代批评界忽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不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的后果。” 这样,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便被置换成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问题;而古文论“复语”的关键,又在于当代文论界的“重视”“运用”。既然如此,事情便变得简单多了,甚至无需再这般讨论了。

    今天完全排拒西方“话语”并制止西方“话语”继续大量涌入显然是不可能了(那样的话,我们真的“失语”了,所有文论批评和交流包括这次讨论都将无法进行),但让文论界“重视”古文论却并不难作到。问题是“重视”并“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就能使古文论在当代“复语”吗?我持怀疑态度。文论,不是玄学,也不是形上哲学,而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古文论“话语”的“运用”或“创造性地运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想用就可以用的,而必须有话语对象,即能在与当代文学对话中获得生命。而这,与古文论“话语”本身是否丰富、系统,能否实现现代转化并没有直接关联。而我们一些论者在讨论中,却不约而同地把话题一转,将重心放到对古文论内涵丰富性的描述上,反复重申古文论的话语优势或反复肯定古文论的系统性,以强调古文论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行性。譬如,有的学者为了否定那种认为古文论“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的观点,便努力寻找古文论的“元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以建构古文论范畴体系 。但是,如果论者不能同时证明古文论“话语”在当代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即使它有着再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征和优势、有着再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有人已经寻找并建立起古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架构,又能怎么样呢?它依然是古董,是没有当代生命力的古典学问体系,甚至还会对古文论的当代“复语”构成障碍──后文将论及,因为它将古文论有当代生命的部分也纳入到已丧失生命的“体系”中去了。据说,印度也有古文论,印度古文论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丰富内涵,但这并没有使之避免“失语”的命运 ;而当代西方种种所谓“后”思潮,解构的就是“体系”,黑格尔已成为他们的宿敌,但这并不妨碍种种“后”批评在中国的盛行。因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西方古典哲学、美学范式,来论证古文论的当代价值呢?这种努力本身不正说明古文论在当代失去生命力了吗?

    不妨以有论者提及的中医为例来作类比。虽然在当代医学科学领域中,西医的“话语”优势已无法逆转,中医处于严重“失语”状态,这是西医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医的原因。但今天,中医却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生命力并不在于它从西医那里夺回了自己的“话语”权,而在于它本身的“传统话语”依然有效──能治病,既能治中国人的病,也能治西方人的病;在医学实践领域中,中医并没有“失语”,这是中医全面复语的重要条件。设想一下,如果中医界多年来只是反复强调中医“话语”的丰富内涵和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却提供不出中医治病的成功案例,那么,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中医能在当代“复语”呢?因此,作为外行读者,每每读到学者们有关古文论的种种高见时,我都禁不住想冒昧地打断问一句:既然大家都充分认识到古文论话语的优势特征,为何不去应用和实践呢?有先生曾启发式地发问:“用‘风骨’、阳刚阴柔去评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当代的小说创作又有什么不可呢?” 恕我直言,这一问有些多余:西方各种文论武器都已畅通无阻地引进并付诸实践,当然不会有人对古文论话语操作说“不”!但令人好生困惑的是,大家都在说“好箭”、“好箭”,为什么却都“引而不发”呢?是不是因为这“好箭”已经过时、好看不中用了呢?

    细一琢磨,原来事出有因:这称赞“好箭”的学者多是古文论家;他们批评并试图用古文论丰富内涵去说服或征服的是当代文论家。或许可以这样说,是古文论家们提供“好箭”,让当代文论家去“操弓”;是前者开出克服“失语”的“药方”,要后者“吃药”治“失语”症。如蒋述卓先生,虽然认为古今文论家都有责任,但“当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就应该更多进行‘古为今用’的实践。” 如张少康先生,更是寄希望于研究当代文论的年轻人,他们“如果能以传统文论为基础,使当代文论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创造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论‘话语’,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一定会在世界文论讲坛上唱出中国的最强音” 。恕我再直言,这些良好愿望恐怕要落空。这不仅因为当代文论家们“忽视”传统文论的“传统”久矣,更因为西方时髦“话语”仍在不断涌进,大家正忙着学习各种“后”“主义”“话语”以防自己“失语”呢(连我们古文论学者不是也在学习操练“话语”“失语”这些新概念么!),怎么会去热心学习并操作“前”的不能再“前”的古文论“话语”呢?既然如此,古文论学者何不放弃这种劝服努力,亲自作实践主体,担当起这一让中国古文论“复语”的历史重任呢?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当代,都同样面对当代文学,而且,中国古文论从来就不屑于形上思辨,具有紧密联系创作的传统。张少康先生说的好,那些认为研究古文论和当代文艺学没有关系的人,“是根本不懂文艺学,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 。因此,只要古文论研究者能如其所倡导的让当代文论家“重视”古文论那样,“重视”一下当代文学,有那么三、五人率先垂范,每年用古文论固有或转化后的“话语”系统写出那么三、五篇漂亮的批评当代文学的文章,让那些只会操作西方话语的当代评论家们集体“失”一次“语”,那么,古文论“失语”问题就可以圆满地解决。但如果数年下来,古文论学者,把手中的“好箭”统统用上,却难中鹄的,或效力难抵西式武器,真的是好看不中用,那么,我们无论怎样讨论或倡导,古文论“失语”的悲剧命运都是不可逆转了。

    二、古文论“失语”: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客观必然

古代文学的重要性篇（9）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及专业的核心与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是分析中国文学从先秦到近代在不同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发展、繁荣与演变情况，具体包括经典作家与作品、文学流派及其艺术表现规律、文学运动与思潮、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旨在培养、提高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鉴赏、解读等综合能力。这些教学内容和目的可以概括为两个维度：一、认知维度，即要求学生掌握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迁现象相关的各种具体的文学知识；二、审美教育的维度，即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对古典文学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鉴赏中净化和升华师生的精神和心灵，以促进人的和谐、全面发展。认知维度是审美教育实现的知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文学艺术来进行审美教育是最好的途径之一。高尔基曾说：“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它以同样的强度既作用于思想，又作用于感情。”

审美教育是美学在人们人生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审美功能的最终体现；在教育领域，审美教育不仅是教学的重要手段，更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中如何发挥我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和功能值得我们去关注、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理念要实现当代化

如何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研究教学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的“当代化”问题，而今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因为古代文学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自身的价值与目的。如果教学与研究目的是为古代文学而古代文学，那么古代文学的教学就会失去当今学生和读者的热爱，久而久之必然就会失去古代文学学科及课程的生命力。本课程目前的教学实践已经面临这一挑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性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教学教育手段的当代化，如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先进技术设备；更重要的是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之价值取向与目标要当代化，要能有效应答学生和读者在当下现实中所面临种种困惑和不安，塑造他们的心灵，净化他们的情感，吁求理想人生境界。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古代的文学作品及文学思想，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性。但是古典文学的当代性价值如何实现这一命题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在当下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要求中充分借鉴古今中外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实现对古典文学的创造性诠释与“误读”。这就要求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充分理解时代要求，发掘古代文学资源，并能运用后者来阐释时代命题。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下的时代困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物质匮乏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工业社会中人之异化、生态环境等命题，这些命题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应该能够回应、介入这些具有时代典型特征的命题。在《诗经》中、在诸子百家散文中、在汉赋唐诗宋词中、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在中国古代人们创造种种精美的意境中，充满着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集中体现着古代中国特有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中国古代文学既有必要也有能力、有资源、有条件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面对日益严重的人之异化与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有足够的文学及相关文化资源储存，可以大有作为。

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五》中写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中表现出的人生观与自然观对当代人们来说有很强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该诗语言浅白通俗，但意境清新优美高远，颇具哲理性；诗人没有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在。更重要的是这些极具中国古典特色的话语与意境塑造了一个“诗意地栖居在大地”的人之形象，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人之本真存在”的向往与践行。

孟浩然在《春晓》中描绘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具体内容与意境完全可以结合当代的时代精神创造性地进行生态阐释。这样类似而又独特的诗句、意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学生和读者就是在这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境界、审美中实现了生态教育，在对古典文学进行的审美享受中重塑、重建、重构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实现对时代现实生活中生态危机的回应与介入；同时也实现古代文学自身价值的当代化，实现了“古为今用”，展现古代文学的勃勃生命力。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之目的

文学始终是人的文学。文学应该、必然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关注人的存在。审美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辅助方法或艺术效应，其本身就是实证和实现人的生存理想的重要途径。美育目的在于人本化，即美育既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同时也以人的生存为目的。当代审美教育观念充分肯定审美的人本主义取向，强调审美对于人的生存幸福和全面发展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整性是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关心人的生存和发展、尊重个性发展、促进个体的情感解放和精神自由作为审美教育的根本尺度。马克思认为审美教育是为了促进“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

审美教育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人性、人格的完善是其最高理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认为人按照其本质来说就是审美的，人的本质和审美本性在本体上具有统一性；主体（人）的审美状态时人的自由本质的充分体现：“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和“自由地对待产品”是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社会存在物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不能处于审美状态，不具备审美能力的人就是非人的存在。这样，美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而且更是“自然向人生成”的伟大历史成果；审美就不仅仅是一种额外的享受，而且是人的自由的类生活本身的特性，是人的自由生存的必要充分条件。

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也莫能概外。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是如此充分如此优美精致地再现着古人的欢欣悲喜、忧伤困惑和豪迈豁达，如此形象生动地表达出古人的种种情绪与情愫。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可以窥探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生活着，生存着：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感受古人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在“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中体验古代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情怀；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中领略古人对生命的眷恋，对时间流逝的伤感；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感受古人的深沉与慷慨，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中体会古人的建功立业的豪迈，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想象古人的家国情怀……，在这样的优美动人的意境中，读者、学生、当今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与古人进行着对话，在体验古人情绪和生命的同时感受自己的人生。

的确，审美教育不能直接影响人的行为与实践，也不可能直接去创造美的环境，但能逐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建构美的心灵。以此为基础与前提，审美教育无疑会对读者（学生）的行为实践和人生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实现了以“以人为本”，以“以今人为本”；也就践行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让历史引领现在，让历史照亮未来。”

三.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与教育的辩证关系

审美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方马克思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及艺术审美内在的含有政治与革命的潜能，其实质是强调通过艺术及其审美改造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包括感觉、情感、判断、认知等等，从而最终改变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学艺术审美也势必内在的含有教育功能。但是必须要强调，虽然审美必然引发一定意义上的教育，但是教育并不一定就是审美。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教学实践中有一点颇为关键，就是要处理、把握好审美与教育的关系。文学审美要取得教育的实际效果，就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必须首先给予学生（读者）以美的享受和乐趣。

审美愉悦和享受是文学艺术之教育功能实现的前提和充分条件。很多学者都曾论述过审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古罗马的贺拉斯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同时又对生活有帮助。在你教育人的时候……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有使他喜欢，才能符合众望”。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而简练地把审美教育的特点和功能归结为“寓教于乐”。

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雄辩的目标是说服，历史的目标是教导，诗歌的目标是用移情动魄的手段给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指出艺术作为教育的有益手段不是简单生硬的说教，“诗人、小说家、演员，他们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打动人心，特别是当心灵本身舒展着迎受这震动的时候，就更准确有力地打动人心深处”。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艺术作品直接的政治性越强，就越会弱化自身的一再力量，越会迷失根本的、超越的变革目标。”本杰明也曾说：“只有当一件文学作品以文学标准看是正确的时，才可以认为它的倾向在政治上正确的。”所以，文学艺术的教育潜能也仅仅存在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即其文学性、审美感越强，其教育潜能才可能相应越强；反之亦然。

文学审美教育具有人文性、感受性、情感性、直观性、形象性、音乐性等特点。审美教育不是像德育那样以“概念”、“逻辑”进行“分析”、“推导”、“说理”、“说教”，而是通过诗人创造的种种美的形象、意境，潜移默化，渗透于人的感官和情感，在感觉、想象、体验中不知不觉中改变人的心理和喜好，从而实现文学艺术审美的教育功能。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审美教育实践的基础在于师生要充分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特性，即了解、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天人合一等），认知、体会其文学表现形态的华夏民族古典特色，包括传统的文学观点（言志说、虚静说、文以气为主、赋比兴、文已尽而意有余、神思说、缘情说、妙悟说），古汉字的象形特点和古汉语音韵独特表现（双声叠韵对仗押韵等）。在中国先人所创造的富有感情的富于声律辞采美的古典语言形态中，在美的享受和愉悦中，在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意境中充分实现其潜在的教育功能。

四.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特有的审美教育载体

“意境”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最高范畴，是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学概念，深得儒、道、释三家学说的滋养，是古代先贤以华夏民族传统思维的独特方式，对文学艺术审美特质的理论把握。一般认为，“意境”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等方面，是艺术辩证法的充分体现。它的更为空灵与高妙的美学意蕴则是将有限的生命境遇与无限的宇宙图景相互交融。从汉朝的刘勰，到唐代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再到宋代严羽，清代王夫之、王士祯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丰富、深化了传统的“意境”论。直至近代，接受了西方文艺哲学而又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王国维完成了古典美学已经论的探讨，提出了理论化的意境论。中国古代诗人无不在创作、欣赏中鲜明地体现出对意境的审美追求，并在这种对意境的追求中显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诗人之思和诗化的感觉方式。

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一般不提倡激烈感情的直接流露，而强调情感必须通过可以感知的对象（景）呈现出来，使情成体，化无形为有形，将作者情感渗透在、弥漫在、投射在景物上，使率直表露的情感变得含蓄蕴藉，并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召唤着读者，激发他们的直觉、想象、情感，读者可以把玩无极，回味无穷，即所谓“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一切景语皆成情语。意境是意与境的结合，但“意”中必含有情，情是已经的基本要素，无情不能成意境。杜甫在其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中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意境。诗中写景与抒情结合完美，真正做到了情境交融的效果。写景状物，叙事绘人，各种因素综合为一个独立的天地和世界，自然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景、物、事、人等综合构成的“境”，和作者所要表达之“意”浑然一体，含蓄而又强烈地表现出作者对于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前人曾云：“古人卫士，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举出的典型例证就是这首《春望》。《春望》被后世认为是表达“国破家亡”悲愤忧伤之情的典型意境，成为我国古代诗歌作品的经典之作。

总之，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最重要的审美教育载体和抓手。古今中外的学者们都认为文学审美教育具有突出的形象性、体验性、情感化、生动化等特征；而意境所具有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正契合了这一要求，使得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容易打动学生、感染学生，潜移默化，达到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意境使得相应的文学审美教育在实践过程达到了较为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古代文学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当代化以人为本意境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及专业的核心与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是分析中国文学从先秦到近代在不同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发展、繁荣与演变情况，具体包括经典作家与作品、文学流派及其艺术表现规律、文学运动与思潮、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旨在培养、提高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鉴赏、解读等综合能力。这些教学内容和目的可以概括为两个维度：一、认知维度，即要求学生掌握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迁现象相关的各种具体的文学知识；二、审美教育的维度，即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对古典文学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鉴赏中净化和升华师生的精神和心灵，以促进人的和谐、全面发展。认知维度是审美教育实现的知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文学艺术来进行审美教育是最好的途径之一。高尔基曾说：“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它以同样的强度既作用于思想，又作用于感情。审美教育是美学在人们人生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审美功能的最终体现；在教育领域，审美教育不仅是教学的重要手段，更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中如何发挥我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和功能值得我们去关注、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理念要实现当代化如何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

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研究教学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的“当代化”问题，而今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因为古代文学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自身的价值与目的。如果教学与研究目的是为古代文学而古代文学，那么古代文学的教学就会失去当今学生和读者的热爱，久而久之必然就会失去古代文学学科及课程的生命力。本课程目前的教学实践已经面临这一挑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性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教学教育手段的当代化，如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先进技术设备；更重要的是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之价值取向与目标要当代化，要能有效应答学生和读者在当下现实中所面临种种困惑和不安，塑造他们的心灵，净化他们的情感，吁求理想人生境界。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古代的文学作品及文学思想，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性。但是古典文学的当代性价值如何实现这一命题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在当下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要求中充分借鉴古今中外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实现对古典文学的创造性诠释与“误读”。这就要求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充分理解时代要求，发掘古代文学资源，并能运用后者来阐释时代命题。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下的时代困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物质匮乏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工业社会中人之异化、生态环境等命题，这些命题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应该能够回应、介入这些具有时代典型特征的命题。在《诗经》中、在诸子百家散文中、在汉赋唐诗宋词中、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在中国古代人们创造种种精美的意境中，充满着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集中体现着古代中国特有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中国古代文学既有必要也有能力、有资源、有条件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面对日益严重的人之异化与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有足够的文学及相关文化资源储存，可以大有作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五》中写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中表现出的人生观与自然观对当代人们来说有很强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该诗语言浅白通俗，但意境清新优美高远，颇具哲理性；诗人没有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在。更重要的是这些极具中国古典特色的话语与意境塑造了一个“诗意地栖居在大地”的人之形象，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人之本真存在”的向往与践行。孟浩然在《春晓》中描绘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具体内容与意境完全可以结合当代的时代精神创造性地进行生态阐释。这样类似而又独特的诗句、意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学生和读者就是在这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境界、审美中实现了生态教育，在对古典文学进行的审美享受中重塑、重建、重构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实现对时代现实生活中生态危机的回应与介入；同时也实现古代文学自身价值的当代化，实现了“古为今用”，展现古代文学的勃勃生命力。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之目的

文学始终是人的文学。文学应该、必然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关注人的存在。审美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辅助方法或艺术效应，其本身就是实证和实现人的生存理想的重要途径。美育目的在于人本化，即美育既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同时也以人的生存为目的。当代审美教育观念充分肯定审美的人本主义取向，强调审美对于人的生存幸福和全面发展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整性是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关心人的生存和发展、尊重个性发展、促进个体的情感解放和精神自由作为审美教育的根本尺度。马克思认为审美教育是为了促进“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审美教育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人性、人格的完善是其最高理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认为人按照其本质来说就是审美的，人的本质和审美本性在本体上具有统一性；主体（人）的审美状态时人的自由本质的充分体现：“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和“自由地对待产品”是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社会存在物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不能处于审美状态，不具备审美能力的人就是非人的存在。这样，美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而且更是“自然向人生成”的伟大历史成果；审美就不仅仅是一种额外的享受，而且是人的自由的类生活本身的特性，是人的自由生存的必要充分条件。

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也莫能概外。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是如此充分如此优美精致地再现着古人的欢欣悲喜、忧伤困惑和豪迈豁达，如此形象生动地表达出古人的种种情绪与情愫。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可以窥探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生活着，生存着：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感受古人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在“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中体验古代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情怀；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中领略古人对生命的眷恋，对时间流逝的伤感；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感受古人的深沉与慷慨，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中体会古人的建功立业的豪迈，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想象古人的家国情怀……，在这样的优美动人的意境中，读者、学生、当今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与古人进行着对话，在体验古人情绪和生命的同时感受自己的人生。的确，审美教育不能直接影响人的行为与实践，也不可能直接去创造美的环境，但能逐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建构美的心灵。以此为基础与前提，审美教育无疑会对读者（学生）的行为实践和人生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实现了以“以人为本”，以“以今人为本”；也就践行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让历史引领现在，让历史照亮未来。”

三.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与教育的辩证关系

审美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方马克思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及艺术审美内在的含有政治与革命的潜能，其实质是强调通过艺术及其审美改造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包括感觉、情感、判断、认知等等，从而最终改变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学艺术审美也势必内在的含有教育功能。但是必须要强调，虽然审美必然引发一定意义上的教育，但是教育并不一定就是审美。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教学实践中有一点颇为关键，就是要处理、把握好审美与教育的关系。文学审美要取得教育的实际效果，就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必须首先给予学生（读者）以美的享受和乐趣。审美愉悦和享受是文学艺术之教育功能实现的前提和充分条件。很多学者都曾论述过审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古罗马的贺拉斯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同时又对生活有帮助。在你教育人的时候……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有使他喜欢，才能符合众望”。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而简练地把审美教育的特点和功能归结为“寓教于乐”。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雄辩的目标是说服，历史的目标是教导，诗歌的目标是用移情动魄的文学教法042手段给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指出艺术作为教育的有益手段不是简单生硬的说教，“诗人、小说家、演员，他们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打动人心，特别是当心灵本身舒展着迎受这震动的时候，就更准确有力地打动人心深处”。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艺术作品直接的政治性越强，就越会弱化自身的一再力量，越会迷失根本的、超越的变革目标。”本杰明也曾说：“只有当一件文学作品以文学标准看是正确的时，才可以认为它的倾向在政治上正确的。”所以，文学艺术的教育潜能也仅仅存在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即其文学性、审美感越强，其教育潜能才可能相应越强；反之亦然。文学审美教育具有人文性、感受性、情感性、直观性、形象性、音乐性等特点。审美教育不是像德育那样以“概念”、“逻辑”进行“分析”、“推导”、“说理”、“说教”，而是通过诗人创造的种种美的形象、意境，潜移默化，渗透于人的感官和情感，在感觉、想象、体验中不知不觉中改变人的心理和喜好，从而实现文学艺术审美的教育功能。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审美教育实践的基础在于师生要充分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特性，即了解、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天人合一等），认知、体会其文学表现形态的华夏民族古典特色，包括传统的文学观点（言志说、虚静说、文以气为主、赋比兴、文已尽而意有余、神思说、缘情说、妙悟说），古汉字的象形特点和古汉语音韵独特表现（双声叠韵对仗押韵等）。在中国先人所创造的富有感情的富于声律辞采美的古典语言形态中，在美的享受和愉悦中，在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意境中充分实现其潜在的教育功能。四.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特有的审美教育载体“意境”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最高范畴，是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学概念，深得儒、道、释三家学说的滋养，是古代先贤以华夏民族传统思维的独特方式，对文学艺术审美特质的理论把握。一般认为，“意境”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等方面，是艺术辩证法的充分体现。它的更为空灵与高妙的美学意蕴则是将有限的生命境遇与无限的宇宙图景相互交融。从汉朝的刘勰，到唐代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再到宋代严羽，清代王夫之、王士祯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丰富、深化了传统的“意境”论。直至近代，接受了西方文艺哲学而又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王国维完成了古典美学已经论的探讨，提出了理论化的意境论。中国古代诗人无不在创作、欣赏中鲜明地体现出对意境的审美追求，并在这种对意境的追求中显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诗人之思和诗化的感觉方式。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一般不提倡激烈感情的直接流露，而强调情感必须通过可以感知的对象（景）呈现出来，使情成体，化无形为有形，将作者情感渗透在、弥漫在、投射在景物上，使率直表露的情感变得含蓄蕴藉，并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召唤着读者，激发他们的直觉、想象、情感，读者可以把玩无极，回味无穷，即所谓“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一切景语皆成情语。意境是意与境的结合，但“意”中必含有情，情是已经的基本要素，无情不能成意境。杜甫在其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中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意境。诗中写景与抒情结合完美，真正做到了情境交融的效果。写景状物，叙事绘人，各种因素综合为一个独立的天地和世界，自然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景、物、事、人等综合构成的“境”，和作者所要表达之“意”浑然一体，含蓄而又强烈地表现出作者对于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前人曾云：“古人卫士，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举出的典型例证就是这首《春望》。《春望》被后世认为是表达“国破家亡”悲愤忧伤之情的典型意境，成为我国古代诗歌作品的经典之作。

四、总结

总之，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最重要的审美教育载体和抓手。古今中外的学者们都认为文学审美教育具有突出的形象性、体验性、情感化、生动化等特征；而意境所具有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正契合了这一要求，使得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容易打动学生、感染学生，潜移默化，达到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意境使得相应的文学审美教育在实践过程达到了较为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古代文学的重要性篇（11）

一、古代文论研究“求真”与“求用”的纠结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这两种研究路向各自言说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间经常纠缠不清，这既不利于合理阐释各个命题的意义，也不利于不同命题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比如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接受和质疑。众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宋元明人陆续提出，到王国维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渐被文学史书写所采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但是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之声④。 乍一听，这些质疑之声确实言之凿凿。比如他们对以宋词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质疑就很有说服力。首先，宋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其次，就现存文献而言，宋词无论在作者数量上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无法和诗、文相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可以追问质疑者提出的这些事实是否和王国维他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相矛盾，也就是两者的问题意识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尽管这两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予以区别对待。概括言之，质疑者的声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真”的精神，它们主要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这一层面。而王国维他们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用”的精神，它们更多地注重的是价值真实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王国维不仅研究过宋元明清戏曲史，而且还考察过宋代的金石录，他对宋代诗文创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独推宋词，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价值的裁决。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紧接着开头那句话后就写到：“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见：一是王氏深知戏曲在古代是“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从其“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来说的，这里明显地透露了他对戏曲的价值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是结合时代与文体来谈的，但是在这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之间是否有相同的东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在元明清时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以来获得主流地位，并陆续被文学史书写所接受，这恐怕与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发生一些学者所言的误导，责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说上，而在我们的接受者误把别人的价值判断当作事实判断了，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视野和判断。 这么说并非为王氏辩护，也并非抹杀质疑者的意义，而是反思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说的有效性。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普遍性，比如争讼不已的唐宋诗之争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各自的有效性作严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也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采取比较圆融的态度。比如文学史书写可以有两大类。一类是“求真”型的，主要是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古代各个时期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历史事实的真实为最高追求。一类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个古代文学的万花丛中采撷那些最鲜艳的，对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经典之作———以当下价值意义的合法性为最高追求。为了从学理上厘清“求真”与“求用”各自言说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要“二重历史化”。 二、“求真”与“求用”纠结的解脱之道———“二重历史化” （一）古代文论研究“二重历史化”概念释义“第一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重建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以“求真”，其正当性在“古”。“古”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记忆了我们的过去，记忆了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等。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必定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社会群体中，了解过去的历史不仅可以借鉴历史之兴衰胜败，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虽然古代已离我们远去，要完全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语境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古人生活的真实样态还是在许多“历史流传物”中流下了烙印。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典籍记载的历史我们大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对于那些有文献记载或文物可考的历史我们还是要追求相对的“真实”。在阐释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予以“同情之理解”，不能强古人以就我，进行“过度阐释”。所谓“同情之理解”就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所谓的“忠恕”精神。章氏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2］278就是我们面对古代文论的观念时，要追问每一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是什么，古人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们又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为什么如此解决？然后再看它存在什么问题。①这一研究路向的理想典范是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和这几年方兴未艾的“文化诗学”。钱穆虽然不以治中国文学著称，但是由于其深谙中国文化之精髓，所以其论中国文学让我们倍感贴切，这一点恐怕读过其《中国文学论丛》等作品的人都不能予以否认。以童庆炳、李春青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已经把这种研究路向上升到了理论自觉的高度，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广为学界认可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也陆续被一些青年学者所采纳。我们认为在这一“求真”的层面上，必须充分尊重中外文化、文论的异质性和不可化约性。因为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提出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域与解决之道，不能予以简单比附，或者比较时必须警惕是否有可比性。对于这一研究路向的不足，就目前之研究状况来看其着眼点主要在“释古”上，而对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即“开今”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p#分页标题#e# “第二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古代文论进行一定的历史内化以“求用”，其正当性在“今”。古代文论毕竟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时移世变，要它直接为现实服务，必将圆凿方枘。纵观20世纪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世纪初，由于处在一个激烈的转型期，一方面是西方咄咄逼人的坚船利炮，另一方面又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因此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从容地面对这一问题。五四先贤大多采取了先破后立的策略，古代文学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只有那些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文学价值观注脚的文学才能获得合法性。解放后意识形态之争的泛化更是将古代文学、古代文化肢解的支离破碎。改革开放之初，鉴于“”期间文学研究的过度政治化、工具化，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文学的审美功能。再加上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古代文论研究大有式微之感。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失语症”的呐喊。我们认为这一呐喊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困境，但是对其提出的解决之道却不敢苟同。他们更多地焦虑如何复活古代文论的话语层面，有一种浓厚的复古情调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倾向。之后提出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看作是对解决这一困境的一种尝试。但是由于其转换路径主要是通过西方话语或现代话语来阐释古代文论，所以收效甚微。新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和马列文论对一些文学问题解释的不完满性也暴露出来，于是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古代文论要参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当中去的呼唤，但是到底如何实现有效参与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来应对这一难题。 （二）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 首先，我们要通过“第一重历史化”对古代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样古代文论必将是一个鲜活的东西，它凝结了几千年来古人认识和解决相关文学问题的智慧。其次，要充分意识到古今时代之变。尽管在古代也有大的社会变迁，但是其文化形态主要还是在自己的文化圈里运转。而现在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经和全球化联系在了一起。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空间的扩大，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异质性的西方文明。而且这个文明在很多方面都优越于我们，这已经是被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古今之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的演变。第三，要充分认识古今之变，就必须扩大我们的视域，只有不断扩大视域才能更好地给古代文论定位。而视域的扩大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古代文论原有的内涵如何在今天再次获得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而是建立在它对一些当下文学问题的有效地解决上。第四，经过这样的心理推演和观念转换之后就积极介入当下的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效果。就笔者有限阅读所见，这方面的理想典范有徐复观的《中国文学讨论中的迷失》等一系列文章［3］，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李春青的《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4］等成果。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在对一些当代文学问题的解决上，古代文论的研究者能够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能见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不易见或不能见的东西，这才是它高明的地方。第二、我们所谓的“第二重历史化”既不是一些学者和著作中所做的那样，将几种文论不伦不类地罗列在一起，也不是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恢复古代文论的话语权，而是将古代文论的一些智慧内化成创作者、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品格，渗透在其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第三、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具有选择性和开放性。古代文论作为古人几千年来文学经验的积累，内容非常驳杂和丰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历史内化时必须予以适当的选择。在古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在今天未必具有意义，在古代没有什么意义的在今天未必没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同的不一定就具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异的不一定就没有意义。古代文论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而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却是开放的，不同时期的人可以就自己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地向古代文论借取智慧。古代文论就像一潭活水源头，不断地沾溉当下的文艺批评。 （三）当下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困境 当下文艺学的学科划分不利于“历史内化”。当下的文艺学学科主要包括三大板块，即古代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马列文论研究。目前的格局是三个方向分疆而治，相互之间的交流比较少，大多是学者自发的或私下进行的，三个方向之间没有形成有益的互动。治古代文论或古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很少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治马列文论或西方文论的专家、学者又对古代文论比较隔膜。当然，现代学术分工的日益精密化，每个人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笔耕不辍，但是至少应该有一部分学者从事融汇古今、再铸新章的工作。否则不仅不利于解决当下文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对青少年的学习也极为不利。就像今天学国学还要从《三字经》读起，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其精华还没有经过“过滤”，渣滓也可能有腐蚀的负作用。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内化”。今天提倡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学者大多还停留在口号和宣传阶段，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历史内化”，所以他们的功夫大多用在“第一重历史化”方面。这样，他们对当下文学批评就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很少有学者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对一些文学问题给出心悦诚服地解决。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更多地显示出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倾向。这固然和当下现实世界的不完满有关，但部分原因也在于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历史的内化。总之，古代文论研究者对专业角色的固守，对历史流传物内化的未完成性，对当下文学批评实践的缺席等一系列问题都悬空了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p#分页标题#e# （四）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一些尝试 1．诗言志。首先，古代社会中文体具有一定的等级性。一般而言，诗、文是主流，小说、戏曲是支脉。这就要求我们打破文体的这种人为限制，将诗的这一功能适当泛化，应该说各种文学都有一些是表达作者一定的志向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其次，古代诗人所言之“志”往往受到士、农、工、商阶层划分的限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因此必须予以扬弃。现代社会作家的“志”应该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平等、自由、博爱、其乐融融的现实生活，在人格方面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在共同体中的分工不同而已。第三，古代由于长期处在君主专制统治时期，所以士人言志的方式受到了极大地限制，最理想的方式是言之者“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使“闻之者足以戒”。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这些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贤明与否，弄不好就是惨绝人寰的“文字狱”。最后，由于古代的很多作品是在“采诗”的传统下创作的，所以其潜在的接受对象往往是“天子”，为的是天子“不出户牖而知天下”，这样文学的功能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今天的读者主要是生活于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其功能主要是交流共同体的生存体验和陶冶大家的情操，所以作品的好坏得失应该是大家共同予以评价，而不是以某个领导或某个团体为转移。 2．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这个命题本身并不是没有什么创见，问题在于古代的儒者由于受到自己知识、时代的局限，往往将“道”与“文”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这样他们所谓的“道”、“文”只是他们一家之“道”之“文”。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导致他们经常以圣人之名义来为自己的“道”、“文”张目，而且其言说往往具有独断论的嫌疑，所以使得这一命题的创见常常遭到歪曲，只在一些通达之士那里才偶尔开出奇葩。这一命题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文学创作建立在一个非常高的支点上，文学不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之作，而且是胸怀天下生民安乐的“为人生的艺术”。只不过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传统“道”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予以“重塑”。目前，我们主要面对三种不同的“道”，即古代文明之道、西方文明之道、马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之道。而这三种“道”现在还没有实现很好地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兼容并包的“道”。这就需要我们重塑“道”的合法性并思考其与文学创作的复杂关系①。 3．叶燮的“才”、“胆”、“识”、“力”。对于叶燮的诗学观念学界已经研究很深入了，但是如何使其诗学观念内化成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还没有见到什么大的收获。叶燮认为文学创作是以“在我者之四（才、胆、识、力），衡在物者之三（理、事、情）”［5］24。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在我者之四”中的“识”与“力”方面略加引申，详细的“内化”待以后撰专文讨论。首先说“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地球村中的一员。而且当下这个“世界”变化多端，异常复杂，面对这样一个风起云谲的世界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识”。只有具备一定的“识”才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来设定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调，否则我们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具备一定的“识”才能不人云亦云，随影附形。再说“力”。我们经常感叹中国文学理论“失语”了，我们失去“原创”能力了。但是怎样走出这一困境呢？叶燮对“力”的洞见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己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像他人之家以为我之家乎！是犹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邻人之物以为己有，即使尽窃其连城之璧，终是邻人之宝，不可为我家珍。而识者窥见其里，适供其哑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广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5］27尽管上面的尝试主要还停留在理论的推演上，有些还不成熟，但是它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的理论旨趣及其有效性。具体的实践只能寄希望落实在未来的批评实践中了。其实笔者的这篇文章和《文学、文学理论的未来———“世界意识”的重塑》都是这种内化的成果。 三、“求真”与“求用”的贯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如上所示，我们虽然把主要篇幅放在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方面，但这并不代表“第一重历史化”不重要。而是笔者认为第一个方面前人言之已精，就不在此赘述了。我们的目标是使这两种研究路径实现很好的贯通，二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资为用的。 （一）“求真”是“求用”的前提和基础，否则纠结不清，有可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求真”工作做不好，不仅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人，而且建立在其上的“求用”也会受到局限。比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兴起的“生态美学批评”，本来是一个很有阐释空间的学说，但是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追溯其源头的时候是从海德格尔和中国的《周易》和道家开始。客观地说，“生态美学批评”与海德格尔、《周易》、老庄等确有关系，但是如何准确地定位这种关系，使其既不强古人以就我，也不因这种关系而限制这一理论自身的阐释空间。目前，“生态美学批评”在这一方面的阐释还很不周延，部分学者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古人“天人合一”的思维上，这是非常迂曲的。再就是这几年的“审美意识形态”命题之争，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这一命题受到一定的质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些学者证明其成立与否的方法只是马克思说过没有，这样的争论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步。#p#分页标题#e# （二）“求用”是“求真”的意义和归宿，否则埋头书堆，不仅难以知古，而且难以知今。现在有一些学者鉴于以前随意寻撦古人为自己张目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弊端的警惕，主张古代文论研究应该纯学术化。这些观点对古代文论研究过于急功近利的危害确有所见，但也有因噎废食之嫌。“求用”固然不能强古人以就我，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向古人“求用”，“求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求用”。概括言之，学术研究可以有两种大的研究路向，即我们说的“求真”和“求用”，而且放在长远的历史之中来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只“求真”而不“求用”，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下，我们不能把意义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这就好比不能把幸福寄托在宗教所谓的遥远的“彼岸”世界一样。理想的状态是我们根据不同的时代需求、研究者的个体禀赋予以合理分配，争取既“求真”又“求用”，使得二者彼此互补。 （三）贯通使“古”历久弥新，生生不息。之所以提出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研究没有对二者各自的言说畛域进行限定，使得很多讨论陷入自圆自画的泥沼之中，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因此，本文作者不揣谫陋，试图通过“二重历史化”来厘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主要是针对古代文论研究提出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甚至西方文化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前人也偶有提到类似的研究方法，但是就目前而言仍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变成大多数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本文将其提出希望引起广大研究者的注意。由于这一问题非常宏大，笔者自知其中有很多论述不周延、不充分，希望各位师友不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