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教育经验大全11篇
时间：2024-04-26 11:22:48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纪律教育经验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体验经济概述
1.体验经济的产生
“体验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形成的。它的创作者是美国一家企业管理咨询顾问公司的两位合伙人――约瑟夫・派恩二世（B・Josehp Pinei II）先生和詹姆斯・吉尔摩（James H・Gilmore ）先生。他们的著作《体验经济》(The Experience Economy)一书于1999年问世，并且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根本上说，任何时代经济活动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生产力发展与人们需求不断升级相互作用的产物。体验经济正是以客户为中心的经济，它反映了人类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进入了一种更高的精神消费境界。体验经济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服务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一新的经济形态。
2.体验经济与旅游
从企业角度看，体验经济是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与体验。也就是说，企业是一种体验的策划者，它不再仅仅提供商品或服务，而是提供最终的体验，给顾客留下难忘的、愉悦的记忆和经历。从消费对象看，他们的消费需求从重产品向重感受转移，从重消费结果向重消费过程转移，从重生理需求向重心理需求转移。他们在消费中寻找感觉，寻找体验寻找能够使他们长久留在记忆中的、美好的、不可复制的体验。他们愿意为这种体验付费。
从旅游的本质来看，体验是旅游的核心属性之一。有学者认为旅游根本上是一种主要以获得心理为目的的审美过程和自娱过程，其本质在于审美和愉悦(基础旅游学，谢彦君，1999)。旅游的基本出发点、整个过程和最终效应都是以获得精神享受为指向的，而这种短暂、异地的精神享受即是体验。从体验的内容来看，旅游是体验的大舞台。体验是一种参与的经历，它能为参与者提供身心的享受，留下难以忘怀的回忆。旅游是人们满足了基本生理需求和物质需求之后追求的更高更新的精神需求，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异地旅程和暂居的体验，与体验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体验经济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
1.农家乐旅游中的体验经济
体验经济是消费者的休闲娱乐、旅游观光、劳动体验、人文情感体验消费与生产环境建设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随着城市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都市的人口密集与空间狭小和越来越严重的喧哗、噪音、污染等现象，日益成为城市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人们重返自然、返璞归真的追求，在一些城市周围的农业生产基地或者农业科技园边发展起了农家乐旅游。这样的农业基地或者农业科技园的资源优势在于能够使人们在休闲中学习，在娱乐中实践，在劳动中享受这份独特的生活体验。
2.旅行社业中的体验经济
中国康辉深圳旅行社“体验式旅游”推出了西部自驾车之旅，自驾车走丝绸之路“从兰州出发经青海到拉萨”第一个旅行团的88个团友说，这是他们所参与的旅游活动中最感人、最深刻的一次旅行。现代相当部分的年轻人认为，现代旅游不完全在于我到过哪里，更多的是我在那里感受到了哪种生活方式，感受到了哪些地域文化和地方风情。
3.餐饮业中的体验经济
餐饮业的经营思路是首先考虑顾客体验消费的环境(即舞台),然后考虑满足这种消费体验的产品和服务(即道具),真正的“演员”就是顾客自己。当顾客购买一种服务的时候,他实际上购买的是为他度身定做的一系列无形的体验，他买的是时间和享受,是他在这段时间里体验的一系列值得回味的活动,餐饮业需要将这些活动编排得像一出戏一样赏心悦目,并以令顾客喜闻乐见的形式演给他看。人们愿意花二十几块去享受一杯星巴克的咖啡，而不愿意在办公室里喝几块钱的速溶咖啡或咖啡饮料。
4.旅游景点中的体验经济
在国内，起步比较早，而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主题公园应该算是深圳的了。明斯克号航空母舰、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和欢乐谷等，都是在服务的基础上加深了游客们的感受时期，从而使公园保持持续、旺盛的生命力。明斯克号航空母舰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航母上，为体现“明斯克”号的原舰风貌，航母上基本保留着原有的设施装备，即使是仿制品，也很难分辨真假，这也无形中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每一个工作区的服务员的服装完全是与真实航母上的相应工作区的士兵服装一致。飞行甲板上的服务员穿的是引导员的服装，头戴安全帽，身穿亮条坎肩；休息区是一般的水兵服，底舱是工作服等等。这些服务员的来回走动，相互招呼，让游客们真正地有一种“身临其舰”的感觉。
三、旅游服务的经营问题
1.体验质量的衡量
体验创造的价值来自于消费者个人内在的反应。体验本身也就可以看成某种经济上的给予，所以消费者会愿意为这种体验付费。由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提出的幸福方程式是研究体验质量的一个着眼点。幸福公式：
我们可以看出欲望（期望）与效用（满足程度）对体验的影响。增加幸福的方法是控制欲望和增加效用。“效果――期望”模型是对幸福公式的描述。如图：
归纳起来体验与期望的关系如下表：
表 体验与期望的关系
2.利用体验经济创造价值，增强旅游企业竞争力
(1)在服务中融入更多体验成分。旅游企业在一般正常的服务之外，如果融入体验的内容，将会创造一些意想不到的价值。例如，在深圳的欢乐谷，游客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旅游体验：矿山车可以让游客体验到穿越矿山的惊险与刺激；四维影院可以让人们感受全方位的视觉冲击；卡通城可让人们沉迷于童年的回忆，而魔术晚会则让人们在膛目结舌中体验超凡的感受；不同的娱乐主题可让不同年龄的人们塑造自己的娱乐经历和体验。“老北京炸酱面”把民族传统的饮食和声情并茂、热情殷勤的传统服务结合起来，在店里面总是热热闹闹的场面。搭着毛巾的店小二，响亮而且拖着长音儿的招呼声“来了您那……”，“慢走了您那……”，老式的四方桌和长条板凳，再加上古典朴素的装修，偶尔还有戏曲和曲艺表演，使人有一种置身历史的感觉。饭菜虽简单，但是给客人的感受却是深刻的。
(2)将自己定位于体验经济。定位于体验经济，关键是要抓住目标顾客追求的体验价值，并集中于某一个方面创造出独特的体验来。例如黄山、桂林、九寨沟的美景举世无双，但如果仅仅卖一卖风景，并不能创造超额顾客价值，有时利用不当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顾客投诉）。旅游公司和景区管理部门必须在服务项目、顾客参与、知识发现、文化价值挖掘、交际、以及提升顾客的自我感觉等方面下功夫，使顾客愿意在景区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只有创造和吸引这样追求体验的高端游客，才能带来更多的一般顾客。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迪斯尼乐园是体验经济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它通过成功动画片的情景模仿,运用色彩刺激、情景魔幻等表现手法创造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3)塑造体验经济价值链。NBA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基于体验的价值链。从球队的经营、球星的包装、赛事日程安排、现场气氛的塑造、电视转播到各种服装、纪念品的开发等也是一个完整的价值链。这个价值链的核心也是体验经济。因此NBA要推出新人，创造新闻、追捧球星、创造市场气氛，并不断创新。如果NBA仅仅依靠门票生活，实际上根本就维持不了。目前，中国众多旅游企业的生存仍然依靠门票和企业的冠名，这是难以持久的。尽管有些旅游企业靠冠名一举成名，但多数旅游企业的经营却捉襟见肘，其根本原因是缺乏一个以体验经济为核心的价值链。
(4)开发旅游企业内部体验价值链
①员工满意度影响员工保留率和生产率。不同的员工追求的体验往往不一样。刚刚毕业的学生更关注学习，例如毕业生去外企的重要目的是学习和体验外企的管理，而不是在于高工资。青年经理更在乎授权和独立发展机会，这或许是许多外企基层和中层经理逐步离开的重要原因，而中层经理更在乎情感、尊重和成就方面的体验。对不同的员工要给予适当的满意体验，以保证保留率和生产率的提高。研究表明，员工选择主动辞职的原因依次是公司气氛沉闷、感觉压抑、公平、工资奖金等。如果一个公司充满生机，绝大多数员工并不会因为工资问题而选择辞职，这就可以创造相对竞争优势。
篇（2）
绿色背景之下的体育授课，整合了独有的体育品质，促进和谐共生。新颖理念之下，平日授课增添了和谐因素，创造民主氛围，鼓励同学参与。采纳多样路径来激发潜藏着的热情，促进自觉探究。这种氛围内，同学不再觉得这一科目很枯燥，而是全心融入，提升身体素质、提升平日的锻炼水准。由此可见，绿色体育变更了惯用的授课思路，贯彻绿色精神，培育出长久的锻炼爱好。
一、新颖授课理念
绿色背景特有的新体育授课，变更了单调及枯燥这样的授课程式。在体育课上，师生不再单纯考量大纲架构内的体育锻炼、期末体育测试，而是拓展了新颖思路。按照以人为本，把学生设定成授课进展之中的主体，变成课堂主人。绿色理念之下，拓展了原有的思路空间，供应了更多的展示时机，让同学凸显独有的体育爱好、科目特长等。这样做，调动了深层级的学习热情，让同学真正喜好平日的常规锻炼、体育课内训练。
二、非绿色背景体育教学的弊病
（一）缺失师生互动。体育锻炼不可脱离最适宜的环境。传统模式之下，师生缺失必备的互动，没有创建最适合的授课氛围。教师单调讲解，或者演示某一动作；同学机械跟随并模仿，但没能获取真正的主置。
（二）锻炼意识薄弱。体育课应凸显锻炼身体、培育健康体魄这样的主旨。教师主导着平日内的常规授课，应能凸显作用。但从自身来看，教师的专业素养偏低。唯有认真采纳根本的健康理念，才能培育出最适宜的体育人才，实现体育授课的根本目的。
（三）单调演示讲解。传统流程之中，常会忽视和谐。惯用的授课路径，是教师先去做某一动作示范，同学跟随演练。体育授课流程内的示范动作，应能增添原有的灵活性。针对某一时段的同学真实水准，采纳带有针对特性的授课流程。随时调整初始的思路，以便灵活授课。师生彼此配合、同学自主探究、独立摸索知识。
三、绿色授课模式
绿色体育独有的优势被凸显在更多层面。从现有状态看，若让师生接纳这一新认知，还是带有难度的。这是因为，绿色理念指引之下的常规授课，应能替换惯用的系列流程，融汇真实课堂。具体而言，绿色体育建构起来的授课新模式，含有如下的特性：
（一）师生彼此协助。平常授课时，教师应能协助班内同学来确认这一理念：倡导尊重自然、善待世界万物，注重和谐相处。培育出来的根本精神，应当添加授课之中的科学因素。充分运用科学，辨识人类及自然深层级的彼此关联。在这种根基上，科学参与运动。体育授课应能凸显公平的特性，给予公平机会。在师生之中建构彼此衔接的通道，保障沟通顺畅。
（二）增强健康意识。任何体育项目，都应注重本源的健康理念，培育健康体魄。常规体育授课，不仅含有大纲设定好的动作要点、常用锻炼方式，更应涵盖着全面健康。体育授课融汇着身心健康，全面考量了德智体。通过课内锻炼、延展的课余锻炼，应能增添未来时段的社会适应特性。同学走出校门，也能适应剧烈态势下的岗位竞争，拥有健康保障。对于此，师生都应予以注重，拓展现有认识，培育长时段的健康素质。
（三）提升专业素养。新颖理念之下，教师应拓展全面架构下的自身素养。拓展体育视野，充实根本技能。与此同时，也不应忽略本源的职业水准、根本职业道德，树立学生榜样。社会进展之中，教师应随时查验自身，发觉自身素养的弊病，不断累积知识。常规授课时，应能凸显厚重的智慧，供应求索源泉。拥有广博视野，不仅添加了课堂范畴内的乐趣，也能改善氛围，提升教学水准。
（四）注重平日沟通。师生应能彼此平等。设定目标时，应考量真实情形下的学生需求。课余时段内，师生经常沟通，了解潜藏着的学习困惑。这样做，便利彼此互动，沟通彼此情感。这就变更了僵化的总氛围，创建和谐氛围。在友爱氛围内，同学更能调动起深层级的探究热情，自主摸索问题。师生共同参与，探究某一疑难。开放状态之下，卸掉了偏重的应试压力，建构愉悦及轻松这样的新氛围。
四、应注重的事项
新颖体育授课应能增添针对性。班内同学表征出来的体育水准都会带有差异，学生体质不同。为此，不可采纳拟定的单一程式来授课。设定授课进程以前，应能着手调研，辨识同学独有的爱好倾向、锻炼中的侧重点。唯有如此，才能拟定带有针对特性的新颖方案。同时，为了添加授课进程之中的多样趣味，还可在平日锻炼之中添加趣味游戏、小型竞赛游戏。淡化单调架构下的技术授课，融汇多彩活动，培育出综合素养。
依据同学实际，灵活筛选最优的授课路径。惯用的讲解之中，教师单纯去演示，同学跟随去模仿。这并不利于培育出创造思路，还会压制兴趣。绿色体育应凸显根本的和谐原理，应当添加多样化的授课途径。例如：搜集多样视频、为同学解析某一运动项目独有的背景来历。按照锻炼项目特有的属性，筛选不同方式。授课考评之中，应能缩减单调技能占到的比值，转向查验综合素质，渐渐扭转师生原有的关注点。
结语：绿色体育教学，变更了传统范畴内的授课程式，采纳新颖步骤。它凸显了学生主体，强调终身发展。建构起来的课堂带有动态的特性，充满和谐活力。师生彼此结合，共同来建构最适宜的授课氛围。绿色理念之下的新体育课，促进健体强身，促进彼此沟通。它传递了应有的体育精神，让同学喜好体育。
参考文献：
[1]邓耀凯.基于绿色理念下的体育教学[J].湖南农机，2012（09）：169-170.
[2]毛红英，李梅娟，邓逢明.21世纪高校体育教学管理研究[J].皖西学院学报，2005（05）：136-138.
篇（3）
新课标中关于拼音教学的目标“能读准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这一项属于符号表征学习，是言语信息的三个亚类之一。因为“读准”即“准确地认读”，就是要在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与其读音之间建立联系，反复认读，不断纠正，使学生一看到它们，就能准确地认读出来。在奥苏伯尔的有意义言语学习分类中，这种学习属于机械学习。重复练习和反复纠正是这一类学习的最重要条件。对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这虽然是一种基本方法，却较为枯燥。在这里，教师所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是要教给学生一些记忆的“金钥匙”――给学生呈现正确的联想。
如，教学“b-d-p-q”这四个声母时，教师可以同时出示广播、闹钟、小车上坡、气球的图片和“b-d-p-q”这四个字母，在抽象的字母与具体的图片形象之间建立联系，并辅之以儿歌：像个广播bbb，像个闹钟ddd，小车上坡ppp，像个气球qqq。这里，想说明的是儿歌的编写和图片的选择是有特别用意的，相比较另一首儿歌“左上半圆qqq，右上半圆ppp，左下半圆ddd，右下半圆bbb”，虽然也能较好地区别四个形近字母，但却没有前者结合图片具体形象，而且又与读音挂钩，方便记忆。
如，教学“iu”这个复韵母时，教师可以把它与学过的复韵母“ui”作比较，通过比较，发现两者的不同，一个是“i”在前，“u”在后，一个是“u”在前，“i”在后，它们的位置不同，所以发音也不同。发“iu”的时候，先摆好“i”的口型，再快速滑向“u”，不能发成两个音。发“ui”的时候，先摆好“u”的口型，再快速滑向“i”，同样也不能发成两个音。学生掌握了这样的记忆方法，“ie-ei”“ün-un”等其他容易混淆的符号学生也能记忆。
根据机械学习的特点，学生对此类学习内容易遗忘。在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提供给孩子巧妙的记忆方法，还要通过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将枯燥的记忆活动与有趣的游戏相结合，引导复习巩固及运用，强化记忆。
二、读准――动作技能学习
新课标中关于拼音教学的目标“能读准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这一项同时又属于动作技能学习。动作技能学习主要出现在体育、音乐、美术、劳作等课程中，但语文学科中的读与写也有动作技能的成分。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动作技能是一种习得的能力，是按一定技术要求，通过练习而获得的迅速、精确、流畅和娴熟的身体运动能力。影响这一技能学习的因素有教师的言语指导、示范，学生大量、充分的练习。它要经过多次重复练习与反馈和纠正之后动作达到自动化阶段。
在拼音教学中，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以及四声都是比较难以读准的，基于动作技能的教学原理，最有效的教学就是做到有效的言语指导和发音示范，并给予学生大量、充分的练习。有的教师在教学中过于注重情境创设、故事导入以及动画媒体的设计，课堂华而不实，却没有抓住这一类学习规律：示范―模仿―练习。
怎样的指导和示范才是有效的呢？不应是简单示范让孩子一遍遍机械模仿，更不是向一年级的小学生生硬地讲发音技巧，而是针对一年级孩子形象思维的特点，利用孩子原有的生活经验及发音水平，为孩子的学习创设具体的语言环境，帮助准确发音。如，教学“á”：
师：á戴上了第二顶帽子，就像小熊在山坡上骑车（出示小熊骑车图），这就是第二声。读的时候就像有人问你话，没听清时，你会问：“á，你在说什么？”就是这个音。领读，模仿，轻读，读准á。（教师发音，学生跟读，并配以手势助读）
这个教学案例中，教师针对动作技能的学习做了有效的指导和示范，有效性就表现在：能针对一年级孩子形象思维的特点，配以小熊骑车的图片和做手势，区别了四种声调的不同发音方法，降低了学习难度。同时，能利用孩子原有的生活经验及发音水平，为孩子的学习创造具体的语言环境，帮助准确发音。
三、拼读――基本智慧技能学习
新课标中关于拼音教学的目标“能准确地拼读音节”，按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属于基本智慧技能学习。基本智慧技能指运用概念和规则办事的能力，拼读教学所要教给学生的是拼读的规则，即将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一个音节并将它拼读出来的方法。规则学习有两种方法：例―规法，规―例法。针对一年级孩子的年龄特点，让其自己从例子中去发现规则比较困难，一般采用的教学方法为“规―例法”，教学流程为“教学规则―验证规则―运用规则练习巩固”。因为智慧技能一般不能通过模仿习得，不能搞机械重复的练习，所以，教师在教学中面对拼读困难的学生不能简单处理，不能请其他学生帮他或教师代替他来拼读，结果解决了问题，实际上该学生并没有在拼读中掌握规则。所以应该指出学生拼读中所存在的问题，让其尝试在变式条件下反复运用，最终达到自动化程度。
如，教学拼读三拼音节：
篇（4）
1 创设情境，发现问题
1）先要求学生观看照相机、显微镜、哈勃望远镜等图片，指出这些设备都运用了凸透镜。
2）让学生拿起桌面上的凸透镜，背对着窗户。观察纸上的一些文字，在发现文字放大的同时，会惊奇地发现纸上出现窗外景物倒立、缩小的像！这是为什么？
3）（回顾上一节课堂问题）用放大镜（凸透镜）观察近处物体时，若适当增大放大镜与物体间的距离，会看到什么？（动手试一试）（先是正立、放大的像，该像随物距增大而增大，再是倒立、放大的像，然后是倒立、缩小的像）
问题：凸透镜成像的情况与物距、像距有关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呢？从照相机、显微镜、哈勃望远镜等熟悉的图片导入，一方面让学生从熟悉现象中疑问，另一方面是让学生关注最新科技的发展，增强对自然界的好奇，激发学生的参与欲望。
“意外的发现”是为了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而回顾上一节问题是为了让学生将这个“铺垫”捡起来，利用已有的知识可以进行有目的的思考，为下面的猜想打下基础。
2 分析讨论，大胆猜想
情境的展示使学生求知欲望一下子提了起来，思维空前活跃，此时针对上述小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教师及时指导学生对成像的情况进行讨论，让他们充分交流并提出猜想：
1）成像情况可能与物距有关？
2）成像情况可能与焦距有关？
3）成像情况可能与像距有关？
4）成像情况可能与凸透镜大小有关？
这样设计有利于学生学会在观察和学习中发现问题，使学生逐步具有观察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3 介绍器材，模拟操作
1）教师介绍实验用的器材：光具座、光屏、凸透镜、蜡烛等。简单地说一下注意点。
2）学生在电子白板上利用其交互性操作演示一下器材放置的位置，如何调节，见图1。
3）展示几张烛焰在光屏位置的图片，判断合适与不合适，见图2。
4）教师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强调烛焰、透镜、光屏三者的中心要“等高、共轴”。
通过上述学生上来演示模拟使用器材，对可能出现情况的判断，是为了让学生暴露出存在的问题，及时改正；其他学生可以更直观、形象地看到问题产生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
4 “整体”观察，“局部”突出
先整体是为了学生初步观察凸透镜成像的总体变化情况，便于学生建构初步知识。符合学生认知规律，使学生认识初步的变化，在下面的重点学习中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局部”是指对凸透镜成某种性质的像，学生再进行数据收集，这样安排一改以前教科书中先给定物距，然后观察像的性质并记录像距的做法，从而降低实验的难度，提高探究的效率，达到同样的效果。
5 交流合作，分析论证
“交流合作，分析论证”是科学探究的重要环节，教师应充分创设和抓住机会，让学生经历从物理现象和实验数据归纳出科学规律的过程；同时学生表述自己的观点，与人交流，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具有将自己的见解与他人交流的意识，敢于提出与别人不同的见解，能自我反思、听取别人的意见，勇于放弃或修正不正确的观点，逐步具有信息交流能力。
教师从不同组中随机抽取不同焦距时的5组测量数据汇总在表格中。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学生很快能发现焦距与物距、焦距与像距、物距与像距之间的初步大小关系。在此基础上，教师逐步提示：物体通过凸透镜成像的性质与凸透镜的焦距有关，并且它还与物距的改变有关。（重点考虑1倍焦距和2倍焦距）进一步分析物距与焦距、像距与焦距关系，得出：
当物距 焦距时，成倒立、缩小像的 （实/虚）像；
当物距 焦距时，成倒立、等大像的 （实/虚）像；
当物距 焦距时，成倒立、放大像的 （实/虚）像；
当物距 焦距时，成正立、放大像的 （实/虚）像。
这样用另一陈述方式，不是重复学生填充的内容，而是向另一角度去思考、归纳，有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记忆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在教师和学生一起对前面的猜想进行说明判断后，教师继续提出影响凸透镜成像性质有两个关键位置：一是二倍焦距处；二是一倍焦距处。它们分别如何影响成像的性质？
6 评估实验，感悟体验
评估是对探究行为和获取信息的可靠性进行衡量，科学性是从更严密的角度反思的过程，是不可缺少的探究要素。实验评估主要从实验过程、实验数据、主要操作步骤、器材的使用情况着手，仔细分析实验过程中还有哪些方面存在不足？会有哪些新发现？实验中出现的问题该如何解决？这样让学生对实验进行改进，优化实验方案，促进学生实验能力的形成。
7 动画总结，深化规律
教师用动画演示凸透镜成像的光路图（如图3所示），在透镜及其主轴上标出物体成不同性质的像时，物体及其像的大致位置和性质（即在主轴上用图示的方法说明当物体从较远处逐渐靠近透镜的观察中，像的大小、正倒、虚实的变化情况），从而帮助学生理解、记忆和从整体上把握凸透镜的成像规律。
篇（5）
一、 引言
近期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重申支持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虚拟经济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目前，经济领域学者对虚拟经济在合理范围内能够较好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而过度膨胀则会危害到实体经济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标准（Standards）和警戒线（Boundaries）。
二、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概况
1. 中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概念界定及发展现状。结合国内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划分理论，并考虑我国的经济结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分类等因素，文章将虚拟经济范畴界定为以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为主的经济总量，主要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证券基金市场、期货市场和商品房销售市场的交易规模。同时将工业增加值规模界定为实体经济方面。
从规模上看，2006年之前，虚拟经济总量与GDP、工业增加值呈相对协调发展，而2007年后，虚拟经济总量开始加速上涨，远超工业增加值等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
2.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内在比率关系。金融相关比率FIR （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是国内外学者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内在比率关系的重要指标，它是指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在总量上的关系，即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率。金融增长快于实物经济增长，金融相关比率上升，但上升不是无限制的。文章将M2/GDP作为金融相关比率，虽与严格意义上的金融相关比率（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国民财富之比）存在差异，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我国1999年以来的金融相关比率和工业增加值变化趋势看，2009年之前，金融相关比率保持相对稳定，与工业增加值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而2010年之后，金融相关比率攀升而工业增加值增速不断下行，形成“剪刀差”。
3.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体现在三方面：第一，虚拟经济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虚拟资本一开始是从实体经济中产生的剩余资本里转化而来，因此，实物资本或实体经济是虚拟资本存在的依托，同时，实体经济是虚拟资本的利润源泉;第二，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第三，虚拟经济中的长期资本又会以某种方式与产业资本融合，以实体经济的形式存在。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对实体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实体经济的融资提供较大便利，利于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经济效益的迅速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快速升级;但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容易造成泡沫经济，使经济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实际上，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时，虚拟经济的发展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一国经济增长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当虚拟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实体经济时，便会产生金融抑制现象，导致资金的低效运用和市场分割，并进一步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时，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
三、 全要素生产率
1. 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生产率综合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生产率与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均会促进经济增长。从效率角度来看，生产率等于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中总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以索洛（1957）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种是增加要素的投入，另一种是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率。但长期来看，资本边际效益递减，仅仅依靠增加要素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是无法持续的。因此，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主要是依靠提高技术水平以推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衡量技术水平时，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比单要素生产率更优越，更合适。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可以看成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剩余值”。
2. 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假设中国经济的生产函数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分别代表资本k和劳动l的产出弹性;当规模报酬不变时， 表明生产效率并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才会提高经济效益。
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模型1：
采用1991年～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亿元）做为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的指标;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数据（万人）做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资本存量数据（亿元）（该数据是根据历年全社会固定投资完成额测算，按照10年期平均折旧，残值为0计算得到）做为资本投入量;但是模型1结果显示自变量间存在共线性，系数因偏小而不尽合理，于是采用哑变量代替模型1中的时间变量t，进而模型1变为：
根据1991年～2015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情况，假设当处于2000年～2008年期间，哑变量取值为1。模型2结果如表1，从模型2结果也可看出，哑变量的取值是符合中国实际经济情况：即在2000年～200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较明显。
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总的来说，中国经济TFP是先升后降的，TFP在2003年之前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从2004年开始至今基本处于下降趋势，只是在2007年稍有反弹后继续下降。而TFP增长率在2003年前虽下降但也是正增长，而从2004年开始变为负增长。
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图1）中可以看出：第一，资本投入的报酬率高于劳动投入的报酬率，一定程度说明劳动力未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发挥充分作用。第二，从2004年起TFP下降且TFP增长率由正转负，反映了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逐渐降低，说明此时中国经济的增长大量依赖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率。第三，1978年起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如1984年进行了以价格双轨制为特点的工业改革;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住房改革;2011年加入WTO，而这些改革措施带来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使得红利在2000年～2008年期间才陆续释放，导致这时期国民经济整体产出明显增加。第四，2008年之后，随着改革红利效应趋减、大规模经济刺激导致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对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
由此可见，中国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低下，生产能力利用水平偏低，设法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有较大促进作用。
4.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黄金比例及结论。文章以虚拟经济总量代表虚拟经济发展规模，以工业增加值代表实体经济发展规模，研究虚拟经济总量与工业增加值之比对上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最终回归结果如下：
@里xt表示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实体经济工业增加值规模。对上述式子求导，得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对全要素生产率起促进作用的黄金比例为：X=16.7。也就是说，当虚拟经济发展规模是实体经济工业增加值规模的16.7倍时，两者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这时对全要素生产率起着促进作用的正效应，虚拟经济的发展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图2趋势表明：在2008年该比例达到15.2，2009年～2014年该比例远大于上述黄金比率16.7，在2010年达到顶峰31.3。这充分说明自2009年开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已经不在合理区间，也就是说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可能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诱发系统性风险。
三、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1.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滤波分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既有短期波动因素也有长期的趋势性因素。从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情况看，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比如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加值等都会围绕着它们自身的确定性趋势发生周期性波动;同时，在微观虚拟经济体层面，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基金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其交易规模的变化虽然呈一定的波动，但也并不总是随机的，而是呈现出一定的趋势性。尤其对于虚拟经济体而言，趋势成分更能表明市场的机制建设和发展规模的趋势性特征，而波动成分更多的表明了短期市场的投资、投机行为。所以，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考察宏观经济的波动，还是在微观层面分析虚拟经济体的交易变化情况，既需要了解变量的趋势成分，又需要了解周期波动成分，这就需要时间序列的HP滤波法。
经过HP分解后，可以得到每一个变量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其中：变量工业增加值经过HP分解后的趋势成分可以看作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反应实体经济在较长时期内的增长潜能与变化的方向，所以其变化方向的调整也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大周期的体现;而周期波动成分反应的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额，即所谓的短期波动，反应的是由于宏观经济内在或者外部环境变化的各种冲击带来的实体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具有反映的及时性特征，其变化方向的调整可以看作是实体经济小周期的调整。相应地，对虚拟经济、工业增加值、股票交易等指标经过HP滤波分解，可以得到其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分别代表虚拟经济、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各虚拟经济体的长期趋势和短期内的波动幅度。
2.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长期趋势、短期波动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由于样本数据都是时间序列数据，且要以动态时间序列模型作为分析基础，所以在进行深入的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测其是否存在单位根，拟或是同阶单整的。因此，先检测单位根以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再对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分别进行协整分析。然后分别进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长期趋势的GRANGER因果检验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短期波动的GRANGER因果检验。
从上述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得出：长期趋势上，实体经济与各虚拟经济体之间存在明显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虚拟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可以促进虚拟经济各主体市场的发展。从短期波动的关系上看，股票市场、基金市场的短期波动能够影响实体经济的短期发展，因此对于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不仅需要重视长期的制度性、趋势性分析和风险管控，也需要重视短期市场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而期货市场、商品房市场、债券市场的短期波动对实体经济短期波动的影响较小，因此需要长期持续的制度性、规律性和趋势性的规范管理。
四、 总结与建议
自2009年开始，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可能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诱发系统性风险。
因此经济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1. 增加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在重视人力资本投入的同时要制定相关奖励措施以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注重经济结构的升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 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管与约束。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已经严重偏离最优比例，出现金融资产、不动产价格脱离真实价格水平的虚涨现象。为了保障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相关部门必须监督和控制各种促进泡沫增长的投机活动以约束泡沫经济的发展。
3. 提高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准入条件。虚拟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步伐协调，要精准、高效地资金引导至实体经济领域，避免过多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一要提高金融机构设立条件和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规范金融市场发展秩序，强化准入标准在产品设计、风险控制、资本约束、从业经验和技术运用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必要时可以采用牌照监管方式提高准入条件;二是深刻认识金融创新的实质，要以是否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降低金融和系统性风险为出发点，回归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对P2P、众筹等所谓的通道型、复制型金融创新要及时稳妥治理和规范;三是对于银行业等风险管理较为规范机构，要由业务监管向资本监管转变，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在资本约束下，倒逼和鼓励商业银行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和精细化水平，助推银行机构向低资本消耗的模式转型。
4. 深化市场经济建设，构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双向促进机制。虚拟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可以促进虚拟经济各主体市龅姆⒄埂R虼嗽谖夜市场经济建设及经济转轨过程中，各部门之间应该多沟通、多协调以确保各市场政策目标一致。
参考文献：
[1]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6）：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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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曹源芳.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关系――基于1998-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6）：57-62.
[4] 杨万东.虚拟经济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5）：77-80.
[5] 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汇，2003，（2）：17-24.
[6] 刘沁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性的统计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4，（24）：120-124.
[7] 曾虹.虚拟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探索[J].统计与决策，2012，（32）：6-7.
篇（6）
我国旅游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仅需要研究旅游的理论专家，更需要大量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因此，旅游管理类专业的相关课程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更应注重学生独立学习能力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更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旅游经济学作为旅游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过去由于条件的限制，多采用“填鸭式”教学方法，以书本、教师为中心，忽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学生虽学到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能力低下、素质得不到提升。参与式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应用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使学生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所学知识，并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本文拟对笔者在历年教学过程中发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参与式教学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的实践。
1.参与式教学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应用的意义
1.1有利于更新教学理念，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引入参与式教学，要求教师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切实把握新理念，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在教学中树立新的教学理念：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即教会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打下良好基础。同时，教师在备课和教学实施过程中也有压力，教师要创设课堂教学情境，对教材内容进行梳理、挖掘、拓展，运用沟通技巧，唤起学生热情，才能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获得有效的教学效果。此外，教师还要深入社会调查获得相关经验和知识，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有利于“双师型”教师的成长。
1.2有利于开创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
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潜在优势，老师要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能，鼓励他们独立思考，提出不同看法和见解。在自由、民主、宽松的课堂中，参与式教学法充分整合各种教学资源参与课堂教学，如运用角色扮演、小组活动、游戏和模拟教学、案例分析、辩论等形式，让学生发挥想象、自由思考。参与式教学不是要找到唯一的正确答案，其魅力在于自由发散的思维方式和讨论激发的各种思想火花碰撞带来的成就感，不知不觉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而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较强的创新思维意识，为以后继续深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3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参与式教学法讲求师生互动与参与，整个教学过程是动态的。它鼓励学生积极而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并且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这种方法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应用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使学生深刻领会和掌握所学知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能动精神，实现学习由教师“教”向学生“学”的转变，知识由被动接受向学生亲历参与、亲身体验、亲自选择转变。
2.《旅游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教学内容滞后于旅游实践。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目前《旅游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在诸多方面滞后于旅游实践。大多数高校仍以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为主对教材加以讲授，拘泥于对原理条文的苍白解释，而且教材内容的很多理论都移植于西方经济学基本框架，部分章节与旅游学概论、旅游市场学、旅游产品规划开发等课程重复，未能体现旅游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和生命力。对于实践发展的解释和指导作用都难以落实和体现。
2.2教学方式偏重于填鸭灌输。
《旅游经济学》课程的课堂教学目前大多采用以教师理论讲授为主的单一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基本是教师站在讲台上当演员，学生坐在台下当听众，偏重于灌输，导致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教学过程缺乏教与学的良性互动。“填鸭式”灌输知识很难内化成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学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记录、整理和背诵课堂笔记上，很少主动学习和研究原理背后的原因，更谈不上独立进行调查分析，以解决现实旅游经济问题。
2.3教学手段单一，辅助教学手段运用不足。
在教学手段上，有些学校手段单一，即“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本书，一张嘴”。部分学校虽然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但由于教师教学观念没有转变，教学理念没有更新，存在对多媒体、网络等辅助教学手段运用不足等问题。通过对学生的访谈和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多媒体教学实质上是讲授式教学的改版，教师通常把所要讲授的内容做成课件，利用多媒体在课堂上播放给同学们看，不断点击鼠标，用事先设计的课件流程取代学生思维的发展轨迹，让学生在台下仰着脖子当观众，无异于“穿新鞋，走老路”。
2.4教学效果评价陈旧落后。
传统教学效果评价以闭卷考试为主要考核手段，将考核最大比例放在期末考试上，如总评成绩中平时成绩占30%，期末考试占70%。而期末考试基本是闭卷考试，主要是对知识要点的考核，缺乏对应用能力的考核。这种评价方法的弊端在于从分数判断学习效果，严重束缚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直接导致部分学生学习动机不纯，“混”学分现象突出。如有些同学上课不记笔记，下课拷课件;有的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人在心不在;对提问不积极思考回答，参与讨论也不积极;对作业敷衍了事，从网上下载抄袭;考前依赖划范围，考试作弊，并且只注重书本知识的掌握，不重视实际操作能力的提高等。
3.《旅游经济学》运用参与式教学改革建议
3.1统筹安排，优化教学内容
《旅游经济学》的课程特点结合参与式教学具体形式的核心问题是统筹安排，优化教学内容。课程教学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任课教师应该思考如何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前提下，在教学内容上做到典型性与完整性结合;如何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并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如何适时介绍学科前沿的研究内容和方向，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可自编《旅游经济学》教材或讲义，可组织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根据学科前沿理论和当前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结合现实经济社会生活制订教学计划和大纲。然后优选3～5种《旅游经济学》教材，以某一教材为基础，其余教材为支持，对旅游经济学的体系、内容、案例、习题等进行优化组合，形成全新的自编教材或《旅游经济学》讲义。在实际教学中要不断增删一些内容，密切结合旅游业现实变化和国外先进成果。
3.2改革教学方法，理论和参与形式有机结合。
部分教师虽然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一些参与式教学方法，如提问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社会实践调查等，但存在的问题是机械地应用这些手段，没有把课程特点与具体教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实施方案，随意性较大，流于形式，实施效果很差。教师必须把理论和参与式教学有机结合，在旅游经济学案例教学中，大量选用本地区旅游胜地的素材，运用本地区旅游市场发展数据和案例充实教学内容，在保持课程基本原理、基本框架体系完整性的同时，增加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内容以紧扣学生的兴趣点，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中。
3.3注重人才培养，提升教师自身能力素质。
参与式教学法对教师的能力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其知识面、表达能力、思维敏捷度、组织与协调能力等方面应有相应的水准。因此，教师必须不断学习，任课教师应主动适应旅游教育新形势发展，不断强化自己，主动对接产业，融入行业，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全能型教师。学校要主动走出去，加强与政府、旅游企业的深层次全面合作，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源配置为重点，建立人才培训、评估、实习、就业一体化的合作网络平台。
3.4改善教学环境，组织实施好课外实践教学。
改善教学环境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改善课堂教学环境。平等的交流方式及自由、宽松、合作的环境氛围是参与式教学的催化剂。教师作为教学的指导者，应不失时机地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环境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师生与环境互动架设桥梁。二是组织实施好课外实践教学，积极拓展校外实习基地。在课堂教学中，虽然增加旅游经济热点问题案例分析，能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但没有真正做到在工作岗位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教师应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教学内容选题，对学生进行分组，指导问卷设计。可利用已建立的酒店、旅行社等实习基地和合作单位，组织学生开展相关调研和实地考察，进行实践、实训性教学活动，将对旅游经济活动的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在实践体验中中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参观访问、撰写调查报告或心得体会。
3.5优化教学评价，转换考核形式。
应付标准化的试卷考试花费了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极易磨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且不利于培养自主学习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在教学评价中，考核如果不仅强调学生平时上课时在情景发言、案例学习、专项调查、小组讨论、辩论比赛中的参与程度，还注重学生的求知精神和创新能力水平，学生就会从大量参考资料和独立思考中发展自己的思路和想法，甚至能发现课本、文献和权威们某些不甚完善之处。《旅游经济学》运用参与式教学法应以过程考核为主，依据考勤、作业、提问、讨论、测试（或专项调查）等几部分按比重计入总成绩，以此调动、鼓励学生的学科参与性，同时能够综合、客观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状况、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1]范玉翔.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旅游经济学教学改革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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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贡献率 教育 超效率DEA模型 DEA模型
引言
区域经济增长是指一定时期内，区域内居民财富的真实增长速度和真实增加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蔡晓斌，2009），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由原先的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自然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和制度创新，研究教育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率成为我国现阶段亟待研究的问题。通过将数学模型运用到研究教育对区域经济贡献率的课题中（张晓冬，2008），既是融合多个学科相互研究的典范，同时也是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最有效证明。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一种遵循相对效率为基础，并量化多指标的投入和产出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进行科学有效评估的方法（解茹玉、师萍，2008）。由于DEA模型存在的诸多优势，开始被大范围运用于各种领域。随着超效率DEA模型的出现，它能够对较多DMU进行排序和处理，并且能帮助使用者深层次地分析同样有效的DMU之间的效率高低。
超效率DEA模型构建及检验
不同的DMU在具有相同的产出变量和投入变量的同时，可以通过一个DMU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与其他DMU相比较，并将多个产出变量和投入变量都转变为效率评估指标（欧阳露莎等，2009）。即假定DEA模型的DMU最高效率为1，那么其他DMU则趋于0-1之间。
首先假定一组决策DMU的数量为n，那么每个DMU都有m个输入变量和s个输出变量。通常Xij表示DMUi是j种投入量的输入。Yik表示DMUi是第K种产出量的输出。因此，DMUi的投入就可以表示为：
Xi=（xi1，xi2，...，xim）T，（i=1，2，...，n） （1）
得出DMUi的产出为：
Yi=（yi1，yi2，...，yis）T，（i=1，2，...，n） （2）
得出DMUi的效率为：
Ei=，（i=1，2，...，n） （3）
其中vTuT分别表示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的权向量，因此，适当选用权重v和u，能达到Ei≥1，i=1，2，...，n。
但如果对第i0个DMU进行评估，就应该标记为DMU0，其产出量为Y0投入量为X0，从而得到第i0个DMU的效率对比模型：
（4）
（5）
（6）
然后使用偶规划理论以及Chamess-Cooper变换，并加入松弛变量s-，s+，和Archimedes无穷小量ε，将以上模型的线性分式代入到线性规划模型：
（7）
（8）
（9）
（10）
（11）
再将第K个DMU的总有效率代入到以下线性规划模型：
minθ
（12）
（13）
（14）
通过规模效益为固定值的假设性得出CCR模型，公式中的θ就是第K个DMU的总效率值，它满足0≤θ≤1。其中包含的经济含义为：一个DMU产出的Y，被K个DMU产出的线性规划组合所替换时，它的投入量X就表示可浓缩程度，其浓缩比例为θ，也可以理解为效率测度值。而当θ=1时，就表示该DMU的效率值处于前端，可以理解成该DMU的状态为有效；而对于 θ
此时的DEA模型可以得到更多的有效单元，与效率评估值为1时比较，当时的DEA模型是无法评估更多的有效单元的。超效率DEA模型就是在DEA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和升级（李锋等，2010），它能准确地对DEA的DMU做出科学的排序和深层次的分析。此时的超效率DEA模型就演变为：
minθ
此时，公式中的θ就是第K个DMU的总效率值，它满足0≤θ≤1。可区别于DEA模型的就是，超效率DEA模型在进行K个DMU效率评估时，可以让K个DMU的产出和投入被其他DMU的产出和投入的线性规划组合所替换，从而可以把第K个DMU剔除。因此，可以得出一个有效的DMU让其投入遵循一定规律上涨，而又可以不改变效率值，让其投入的比例成为超效率评估值。
而当某个DMU为非DEA有效时，则评估的DMU一定存在产出不足Y0或投入冗余X0，即在产出不变的条件下，其投入可在原有基础上减少X0，亦或是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其产出可在原有基础上减少Y0。假设S0+、 S0-以及θ0是规模模型的解，就表示由Y0和X0组成的产出和投入相比于原有的n个DMU是有效的（张军，2009），其中：
既然确立了DEA超效率模型基础，就可以设置DMU和指标体系如表1表2所示，并根据建立的超效率DEA模型，将2008-2011年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相关指标数据分别输入EMS的软件中（米红、陈钱敏，2008），得出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分析
从表3可知，在2007年到2011年间，吉林省6个城市除白山市2007年DEA评价值为89.97%，其DEA属于无效，其他城市的DEA均属有效。其中长春市的发展情况最为稳定，其产出和投入相对比较稳定，且资源利用效率也颇高；而通化市在2008年的DEA评价值达到1737.54%，表明在2008年，由于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和相关政策的出台，从而让区域经济与教育的整合率达到巅峰；而四平市的开况较为不稳定，其DEA值落差较大，但其5年DEA值均为有效，且逐年呈现上升趋势。而在黑龙江省的6个城市中，鸡西市在2007年、2010年、2011年都出现了DEA无效的发展趋势；而大庆市和伊春市分别在2009年和2010年各出现了DEA无效的发展趋势；而哈尔滨市则更为特殊是由于：其2007年的DEA评价值为big，这是因为当使用超效率DEA模型时，哈尔滨市在无节制地降低产出和增加投入，但其DMU值依然有效，是一个合理的结果。这表明在笔者研究区间内，哈尔滨市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是较为成功的，可被其他城市借鉴参考。然而从黑龙江省的整体来分析，由于其DEA评估值的发展情况不如吉林省的DEA评估值，虽然有所增长但其趋势发展过于反复，就导致黑龙江省的整体DEA评估值明显下降。而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长春市，来研究教育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长春市作为吉林省的省会，其教育事业支出和固定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冗余。而冗余的投入指标，表明由多个DMU组成的经济体系中，对于在产出固定的情况下，可以使一部分投入量达到最精简状态，因此，其投入量不能遵循一定比例降低，但是，仍有对产出或投入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存在。而此时对于该DMU的超效率DEA模型评估就可以确定为DEA有效，就表明长春市的生产模式是合理的，但仍存在结构问题亟待改善。综上所述，教育已为影响区域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地位和作用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越发受到重视。
结论与建议
超效率DEA模型评估结果显示，投入指标为教育事业费支出时，各个区域的超效率DEA评估值均为DEA有效，且评估值的波动较大。详细来说，可以长春市为例，长春市经济的发展受教育因素的较大影响，其经济开始迅猛发展，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已不言而喻。然而，如何让教学更高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根据以上结论的基础，同时结合研究对象长春市，本文提出政策建议：首先应构建人性化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体系，构建的就业体系，应符合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同时也要充分掌握就业市场的特殊性，相关部门应积极促进用人单位、高校毕业生以及高校之间关系的融洽发展；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加大对就业市场的整治，而用人单位作为就业市场的需求方，也应构建全面化、人性化的用人制度；还有高校毕业生自身，作为就业市场的供给方，也应积极分析我国目前的就业市场和就业形势，主动适应市场大环境，做到不消极、不盲目地选择用人单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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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欧阳露莎，刘寅，刘敏思等.湖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状况的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4）
篇（8）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研究视角；理论拓展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2-0015-09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也是法学界发展最快的流派之一，是20世纪后半期经济学界乃至法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1]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并不统一，虽然对于研究目的有着共同的表述。
一、法律经济学：经济学的视角
用波斯纳的话说，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应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的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2]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律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3]因此，从根本上说，法律经济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其他视角的研究都是对经济学视野中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深化和拓展。
经济学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认为，虽然法律经济学起源于1960年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发表，但是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以及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关注的经济学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以及杰瑞米・边沁关于“法律的创造是为个人获得最大的幸福”的理论，都对法律经济学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4]
经济学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关注三个紧密相关的领域：预测特定的法律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法律会存在、确定应该存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5]鉴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经济学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实证学派）、耶鲁学派（规范学派）和弗吉尼学派（实用学派）。[6]
芝加哥学派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时，以财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坚定的市场观念为核心观点，采用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实证的经济分析方法。其基本信条是“法律分析应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正义，效率应该成为法律解释的关键。”[7]因此，法律应尽力遵照帕累托效率或者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配置资源。帕累托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改变在以下情况才是有效的，即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没有人变坏；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于受损失者可以由获利者给予补偿（财富最大化）。因为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人们很难对什么是公正达成共识，所以考虑是否公正，只会使法律（司法程序）陷入令人无法接受的模糊地带，因此效率才是法律制度（司法裁决）的最佳标准。芝加哥学派的法律经济分析为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意义重大的方法，并对法律本身的解释与实施产生了影响，它使法律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内的一个次级领域，一种新的分析制度和一系列新观念被引入法律研究之中。[8]
虽然芝加哥学派在对法律效率及其对财富和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上极具竞争力，但是，在为社会变革或法律改革提供规范性视角方面，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经常被描述为规范学派的耶鲁学派认为，为了纠正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对法律的干预存在着更大的需求。对分配的关注是耶鲁学派的核心。不同于芝加哥学派与经济学派，该学派的全部哲学观点经常被表述为具有更多的价值内容，和倾向于进行政策干预。”[6]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时，耶鲁学派运用芝加哥学派的方法，并把这些方法拓展到“应然”领域，即法律应该是怎样的，并提出了规范性的主张：通过法律追求公平和正义是最高目标，因此，由芝加哥学派界定的效率标准不能够成为法律体系的终极目标。
弗吉尼学派是在法学、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交织中产生的新学派，它拓展了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范围，认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运用是实用性的，应该忽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区别，因为人们努力从整体上去解释的社会现实，应该被看作是对周围的社会现实具有独立理解力、追求自身目标的个体选择与行动的结果。因此，弗吉尼学派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与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相结合，认为在对法律的不同渊源之间进行价值比较时，需要对最初环境所具有的激励结构进行恰当的分析，而不是直接去评价单个规则的成本收益情况。与此同时，弗吉尼学派关注法律形成中的政治失灵，认为在法规创立与选择过程中，应注意制度设计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市场与非市场机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研究在制定有效率的法律规则时，是采取集权还是分权立法更适宜的问题。
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是将实验经济学的成果运用于法律的经济分析之中，形成了实验的法律经济学。[4]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探究了不同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决策的影响。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可以被描述成一个精心控制的、综合的经济环境，在其中各对象参加一个或更多的在经济学上相关的真正的货币回收决策活动。每一种实验对参加者来说都有一套指示。这些指示描述了经济环境、控制参加者之间信息交换的规则，对特定个体或团体货币回收决策的计划。构成货币回收使用基础的基本设想是各对象宁愿得到更多的钱而不是更少，在这类实验中实验者使用那些货币回收工具可以利用该激励去导致一组其偏爱的结果。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已经证明，市场制度至少在决定能否行使垄断权利方面与市场中卖方数量的多少一样重要，因此，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分析必须重新评估关于改变市场制度的政策。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探究了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自愿贡献和市场交易机制，研究表明单纯地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将是非效率的，贡献中的互惠使自愿提供公共物品是可能的；当有差别的财产权具有社会合法性和政府可以执行私人合同时，通过市场交易（谈判机制）人们可以自己决定公共物品、外部性和税收的理想的分配。因此，政府的作用应当受到限制，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分配中的决策权力应当分权。伊丽莎白・霍夫曼指出，当政府向私有化和分权的经济体系移动时，这些研究结果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越来越重要。[4]
二、法律经济学：法律的视角
由于法律的经济分析影响了法律思维，法律体制及其参与者都受到了以促进效率配置为目的的强烈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角度评价法律经济学的意义，探讨法律经济学和传统法律推理之间的差异，由此形成了法律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法律视角集中分析了私法和公法、刑法和家庭法、法制史和比较法领域经济推理和法律推理之间的差异，并探究了法律的经济分析对这些领域的影响。[4]
传统的私法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司法判决，而司法判决就是把已经建构好的、相对稳定的法律条文运用到个案中，法律推理是在普遍区分法律概念的详尽体系中做出的，法律寻求的是个人争端中“公平”的结果，而这种公平的结果又要基于裁决对未来行为产生的事前影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法律经济学采纳了一种主导的事前观念来预测一种裁决或替代性裁决对社会总行为的影响，要求判决者用一种更系统的方法阐明法律的目标，使之能够说明在追求非经济的目标中所涉及到的经济损失（机会成本）。在法律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看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对私法的普遍原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私法的大部分领域广泛地运用法律经济分析的成果。例如，从法律的角度看，侵权法历来被视为这样一组原理，这组原理就是确定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加害者对受害者作出补偿才是公平的。但是，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使人们知道如何选择适用的责任规则，使意外事故成本、预防成本以及行政成本最小化。[9]同样，合同救济是保证履行承诺的手段，如果承诺未履行，合同救济可以为受约方提供充分的补偿。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违反合同可能会产生某种收益，因此，判决者应被告诫保证特定的救济不能抑制这种收益。从法律的角度讲，随着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股东对公司的法定权力应该得到加强，但是，通过评估公司的业绩，法律经济学则直接关注金融市场如何对企业的无效生产施加了强有力的约束。[10]
在公法方面，虽然公法领域本来就需要专门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公法的经济分析却出现得较晚，因为公法的研究受到法律程序理论的限制，法律程序理论认为政府应合理运作以便实现公共利益。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法律的经济分析才开始渗透到公法领域，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运用，使公法的经济分析产生了大量的新见解。它不仅阐释了自利的政客、国家官员以及个人群体之间的交易如何出台了总体上违背公共利益的法律，而且描述了更适合秩序控制的宪法性安排，使人们重新审视宪法性安排的基本特征。“当想到公共政策时，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谁获得了利益、谁失去了利益，而且还应该知道他们获得和失去了多少利益。这不仅是战略性公共管理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对规范性考虑立法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也是十分重要的。”[11]但是，公法的经济分析所形成的成果不仅源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运用，也源于对公共选择理论的批评。即便公共机构容易受到个人利益和判决者自身利益的影响，公法在处理市场失灵和追求其他公共利益（包括再分配）方面仍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果资源分配问题不能通过选择性的制度体系来加以完美解决，特别是市场、私法和政府行为，那么主要的任务就应该是对每一种体制所设定的问题或者一系列问题的优缺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
在刑法和家庭法上，法律的经济分析激起了主流法律学者对它的“极端敌意”。法律经济学把潜在的罪犯设想成为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们会权衡从非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以及可能因逮捕、控告和定罪而遭受刑事处罚的成本。法学家认为，这种法律的经济分析是肤浅的，对刑事责任、刑罚的种类及刑事违法的严重性、刑事制裁以及对法律执行强度的经济分析，忽视了道德义务观念以及刑法的非威慑功能，而这两者是刑事审判体系的根本。因此，刑法的经济分析脱离了基本的价值主题，不能切中要害。但是，也必须承认，对犯罪行为存在一种重要的经济性界定，这种界定的严格分析产生了许多的见解，即使这些见解不能被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它们还是很有价值的。对家庭法也是这样。如果把婚姻视为一个需要高额的实际交易投资，而且容易受到极不完全信息影响的长期合同，那就会使人际关系中的情感与社会的满足显得异常平庸。但是对经济因素的关注则会强调法律结构对行为动机的严重影响，而这种动机通常为人们所忽略。
在法制史和比较法方面，法律的经济分析将法律变迁的主要动机归结为诉讼行为，认为争议者倾向于使用有效的法律规则来解决诉讼请求，因而会对无效的法律规则提出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效的法律规则会保留下来并代替无效的法律规则。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法律视角认为，这种分析过分地简化了诉讼的动机，没有考虑到外部因素和这样的事实：很多受法规影响的人们没有能力质疑规则，而且效率标准也是有问题的。另外，这种分析也没有讨论立法，而立法是引起法律变化的重要原因。由于法律的变化也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法律经常从一种体制中移植到另一种体制中。这种现象已为比较法学所研究，但它对这种变化的发生没有提供清晰的解释。法律经济学填补了这个空缺，因为立法是朝着效率的方向发展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压力存在敏感。随着要素在不同的管辖区之间不断的流动，不同法律体制必定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竞争以满足公司和个人的偏好。
三、法律经济学：哲学的视角
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哲学视角源于法律经济分析引发的对哲学问题的争议，它所关注的是法律经济学的三个核心原则：效率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和财富最大化原则中内在的哲学意义。在法律经济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论点是，法律规范应该满足经济效率的原则。而在经济理论中，最常用的效率标准与帕累托密切相关。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效率就是帕累托效率。这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命名的。如果有人的境况不会变差，有人的境况就不会变好，具备这种特征的资源配置就是帕累托有效或者帕累托最优。这种标准以比较X和Y两种社会安排对相关个人的福利的影响为基础。倘若在X社会安排中每一个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Y社会安排中的福利差，并且在X社会安排中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比在Y社会安排中更好，那么X社会安排对于Y社会安排就有帕累托优势（相对有效率）。相应地，如果不可能调整一种社会安排X，在这样一种安排中每一个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别的社会安排中的差，甚至某些人还会更好（换句话说，如果将X社会安排改变为其他社会安排，就会导致某些个人更穷）那么X社会安排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4]
由于个人福利是一个优先选择――偏好――的问题，因此对于社会安排的评价来说，帕累托效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相对较少争议的标准。同其他标准相比，它们对信息的要求低得多，因为它们不预先假定任何个人之间的偏好或者功利的比较。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中，帕累托标准可以作用于社会安排的改变。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没有交易成本，并且有关各方都通情达理的时候，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法――法律与帕累托观点便不会有任何的差别。倘若它们的分配不能满足最佳标准，相关的个人就会进行相互交易，直到达成一种对于原来的分配具有帕累托优势和帕累托最优的安排。问题是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的，在一个有交易成本的社会中，交易成本会损害效率，以至于有可能封杀任何朝向优越的和理想的社会安排的过渡。因此，如果帕累托效率被认为是法律变革的必要条件，那么许多法律变革是不符合帕累托标准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此必须求助于其他原则。
一个显而易见的可供选择的原则是功利主义原则。功利主义“是伦理学中一种传统的名称，它直接地或间接地评价行为、政策、决定和选择的正当性，其根据是看它们增加受其影响的人们的幸福的趋向。”[12]功利主义原则将个人福利的量（平均水平）最大化，并因此允许平衡权利的分配――减少一部分人的福利，这“失去的部分”又通过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而抵消。只要相互交易能够使各方增加福利，功利主义原则就不会禁止任何权利分配。问题是，诉诸于功利主义原则时，法律经济学不仅需要面对人与人之间福利的比较问题，还必须面对所有针对功利主义的道德上的反对意见。[13]为此，在功利主义原则之外，法律经济学（尤其是波斯纳）又强调了另外一条原则――财富最大化原则。
波斯纳认为，财富最大化是法律经济分析中的解释性和规范性标准，谋求社会财富最大化是法律决策的重要准则。在波斯纳看来，财富最大化是合理的，财富最大化促进了效率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财富最大化也是正义的标准（资源浪费对稀缺社会来说是最大的不正义），财富最大化至少可以衡量（正义则涉及伦理的、哲学的评价标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且为人们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提供了实现手段。[14]
问题是同功利主义原则一样，财富最大化原则也要面对大量的道德上的反对意见，财富最大化标准具有不正当分配的倾向。而且，要使财富最大化具有合法性，还会导致现行法律制度的重大调整。原告将不再限于受害的一方，被告也不会限于加害的一方。如果让第三方参加诉讼能够有效地增加收益，那么就应该鼓励第三方提讼。同样，如果第三方比那些实际造成损害者能够有效地将成本最小化，那么他们反对诉诸法律行动就应该是适当的。如此一来，在财富最大化的法律制度中，私法就会被公法彻底吞没，法院将不再履行其传统职能――将公正给予各方当事人。[15]
由此，在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哲学视角看来，不管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是奠基于财富最大化，还是效率最大化亦或是功利主义标准，法律经济学都必须面对着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难以驾驭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近年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转向更加实际得多的应用性问题。
四、法律经济学：批判法学的视角[4]
作为法学研究的流派之一，批判法学在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提出批评时，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批判法学视角。批判法学认为，自由市场的效率取决于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而外部性问题比经济学家们可能认识到的更严重，外部性因素包含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是，法律经济学强调，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效率，因此，应该从一种能够使产出的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来制定调节自由市场的法规，而不管分配的结果如何。自由市场能够做的就是使财富最大化，可以把分配的问题（外部性问题）留给立法机构制定的税收制度和调节计划解决。这样做在制度上是适当的，因为这些决定是政治的，应该由多数表决来决定；在经济上也是适当的，立法机构是有权制定税收和转移调节计划的――成本最小或效率目标最大的再分配的最佳方法――惟一法规制定机构。
在批判法学看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其本身的论证前后矛盾。立法机构能够颁布法典，通过调整税收和转移调节计划的法令以修正外部效应，但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就可能会有几种具有不同分配后果的法律规则，从效率观点来看，它们具有同样的优越性。在一种办法具有决定性时，就相当于使一种大规模的再分配成为事实。显然，每一个法规都会产生不同的财富效应。“一旦我们选定了规则，游戏本身也会产生许多可能的结果（外部性），这要取决于力量和技巧的黑匣子。许多可能的结果中的每一种，都包括一种分配和与之相联系的资源配置。”[4]于是又只能通过税收和转移修正分配结果。因此，即便立法机构是通过税收和转移调节修正外部性问题的适当机构，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这种修正的实际影响也是非常复杂和捉摸不定的。
由此，批判法学认为，法律经济学试图以效率为中心建立一套适合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法规是不现实的。由于存在众多的选择，每一种选择又都导向一套不同的现实世界的有效法律和不同的税收调节计划，所以不会有有效的法典。运用效率标准（尤其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来制定法律规范，既不现实在理论上也行不通。作为一个事实，法院和立法机构在决定损害法的范围、要不要对消费者和劳动合同强加强制条款之类的问题时，都要排他地把全部非效率目标考虑进去。在这种背景之下，制定规范自由市场的基础法规，似乎本身就是“调节性”的――涉及一个又一个案件，一个又一个的部门，特别是政府为鼓励做大蛋糕及做出来之后的公平分配所制定的决策。因此，不可能简单地按照效率原则来确立界定自由市场的法律规范，权利、道德、公共利益，一句话，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在法律制定过程中都会起作用，冲突的权利、道德原则和意识形态等对于法律规范的选择都是关键的因素。
五、法律经济学：女性主义的视角
女性主义“是对一种复杂现象的总称，就该词的含义引起的争议可以部分地解释女权主义。它主要可以理解为基于妇女因其性别遭受痛苦这种认识而对妇女在过去和现代社会中与男人的关系方面的社会作用的一种关注。”[12]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是汲取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有用的成分，用于解决女性问题。
女性主义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受到以效率为焦点的规范的支配，但是把法律的经济分析与作为规范标准的效率联系起来是有局限性的：效率分析是有分量的，但是它只在自己的领域内有分量；它在需要更多的法律而不是使每一个人都维持现状的领域是无所作为的。因此，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抛弃以效率作为常规的标准”，[4]它的标准取自经济――分配的正义、反对歧视、监护――以外的，却具有适当经济概念的理论。例如，女性主义认为，在就业平等的立法中，基于性别但与工作无关的歧视是不正当的，因为这种歧视而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
在女性主义的法律分析中，经济学概念是在这样的范围使用的：它们须经得起是否“最管用”，是否同“经验要求的集合”相一致的检验。因此，在分析性骚扰时，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使用劳动力市场中的抉择人这样的经济概念，在分析离婚时使用人力资源、自我利益和机会主义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符合女性主义范式：通过这些分析（就业、选择、性别特征、婚姻、爱情等在经济抽象中被忽略了的要素）所失去的，必须通过发掘理解和强有力的，也许是带有偏见的论点而有所得。
虽然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强调必须将法律的经济分析从效率中剥离出来，但是它仍然重视诸如价值、成本、效益等概念的运用。因此，当女性主义者运用经济理论审视法律问题时，她们探讨了如下的主题：儿童到底是公益的还是私益的？是福利政策还是抚育儿童所必须的额外补贴导致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当女性主义者在研究婚姻家庭法时，她们提出了如下的疑问：结婚的效益是什么？结婚对人力资源的贡献有多大？是把结婚理解为一种契约还是视为一种关系状态？什么是女性心目中婚姻的重要内涵？到底哪种方式――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是家庭贡献的适当方式？因此，在女性主义的法律分析中，经济学是实用主义的运用，是要从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发现对女性主义有用的内核，将法律经济学置于服务女性主义的主题，而不是其他相关的东西。
六、法律经济学：博弈论的视角
从学科分类来说，博弈论属于数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内容是运用数学方法构造人类行为的理论。而人类行为理论是所有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博弈论有四个基本特征：群体性（社会生活是两个人以上的世界）、互动性（事情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所有人的行动）、策略性（每个人都认识到并考虑到这种相互依赖性）、理性（所以每个人选择行动的时候要针对对手的可能行动而选择一个最优对策）。[16]由于博弈论对于理解法律的构成及其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途径“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洞察力”，[17]因此博弈论被广泛地用于法律的经济分析。
在《法律的博弈分析》一书中，道格拉斯・G・拜尔（Douglas G.Baird）、罗伯特・H・格纳特（Robert H.Gertner）、兰德尔・C・皮克（Randal C.Picker）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对法律及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1）策略行为、纳什均衡与法律规则。策略行为出现在两个或多个个体相互作用的场合，这时候每个个体的决策取决于对其他个体行动的预测。纳什均衡是指在参与人将选择的策略组合中，没有参与人能在给定对方策略选择的情况下通过选择其他策略而使状况变得更好；每个参与人选择的策略是对对方所选择策略的最优反应。由于一项法律会引申出一套策略行为，签订一项契约也就意味着进入一个博弈，因此，策略行为和纳什均衡引入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将揭示出每个参与人在不知道他人做什么的情况下必须做决策时法律规则如何影响了参与人的行为。这为理解不同的侵权制度如何运转以及财产法、劳动法和其他一些特定内容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2）信息、博弈与法律规则。信息在个人相互影响的方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方当事人从隐瞒信息中得到的个人利益可能诱导该方以一种尽管对个人有利，但对社会而言并非最佳的方式行动。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时，博弈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可避免。此时，“要理解法律规则的作用，必须不但要注意到法律规则对当事人实际采取行动的影响方式，还要注意到它对当事人即使在没有该法律规则时也不会采取的行动的影响方式。如果拥有信息参与人不能利用从其他参与人行动中推论出的任何信息，那么拥有不利信息的参与人就没有激励去仿效其他拥有信息参与人的行动。”[17]（3）声誉、重复博弈和法律规则。声誉是指一种社会评价。在博弈过程中，即使只有少数人认为自己的声誉有价值，每一个其他的参与人可能认为仿效他们也符合自己的利益，从而在许多情况下，长期合作成为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可能的，尽管大多数的参与人在阶段博弈中背叛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规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影响声誉的形成并最终建构重复博弈中的合作意愿。例如，将一个个体从某一社会圈子中排除出去变得更为容易的法律规则就具有建构声誉的直接效果。（4）讨价还价、非合作博弈和法律规则。法律规则的存在不仅便利了贸易，它们同样影响了当事人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的分配方式。换言之，法律规则界定了一个社会讨价还价的环境，任何一项法律规则的变化都可能改变了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许多法律规则，例如合同法和破产法之所以起作用，并不是因为法庭常常被要求使用这些法律规则，而是因为它们确立了当事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的框架，给予了一方当事人或其他当事人以退出选择，即通过行使某种法律权利而有能力离开谈判桌（非合作博弈）同时还能获得某些利益。
博弈论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实证的理论基础，它描述人们在一个制度环境下是如何做出行动决策的，这些行动导致了什么结果，因此“法律经济学只有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的时候，才能达到真正成熟和完善的地步。”[16]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博弈论分析特定的法律问题。例如，利用博弈论，贝克丘克（Bebchuk）考察了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卡茨（Katz）分析了合同法中的出价与接受问题，约翰斯顿（Johnston）阐述了合同违约规则，戈顿（Gordon）和利布郎（Leebron）考察了公司法，布里尔梅尔（Brilmayer）分析了法律的冲突问题，埃里克森（Ellickson）说明了习惯如何能与法律规则一样发挥作用。
七、法律经济学：比较分析的视角
法律经济学研究比较分析的视角也被称为比较法律经济学。比较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假设是：法律不仅是创造了相应的激励的法律规则的集合；它也不是立即就可以转化为一些直接影响个人行为的隐含定价系统，法律的修辞学或意识形态性质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如果我们希望了解用来分析法律的法律和经济观念的话。[7]基于这样的认识，比较法律经济学以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分析为基础，探讨了法律制度的变迁与移植、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改革以及欠发达国家的法律结构。
效率与公平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一个有效率的法律解决办法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分析应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公平（正义）。比较法律经济学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在法律制度的舞台上，公平与效率都具有作用，效率是一件值得追求的好事，但是效率与公平总是在一起的，一定法律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都会涉及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财产征收法（或民法中因公共利益而征收财产）提供了这两方面结合的一个例证。因此公平与效率“远非对立的观念”，在比较法律经济学的视野中，它们都是进行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要素。
基于对公平和效率的讨论，比较法律经济学分析了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在比较法律经济学看来，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法律在全世界都会是有效率的。法律的多样性可以被理解为由法律传统和法律意识形态所导致的不同交易成本的结果。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不论是有意识的选择或由于社会的需要，都有追求效率的强烈倾向，即降低交易成本而使法律制度更好地运行。但是法律的变迁和移植方向也同样追求公平的取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所有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因此，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是法律对社会所感知的公平正义需要所做出的政治反应。
建议发展一个合乎有效市场需要的法律体系的使命，使比较法律经济学关注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改革问题。比较法律经济学指出，改造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要小心地选择适合的制度供给。为了有效实施，改革方案不能忽视基础背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遗产，是法律体系改革中不能忽视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构新的法律体系，需要考虑社会与经济现实。虽然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必定要求法律以效率为导向，但是不公平的改革就会对市场有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改革必须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立法在创立市场经济中能否起重要作用？二是立法能否在民主的创立和维护中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三是民主的创立和维护是否是市场创立与运作的一个先决条件？
比较法律经济学认为，虽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和西方国家是不同质的，但是法律经济学对分析欠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同样是有用的。在一个软弱政权以及相应的发展中的法律体系中，交换关系主要通过非竞争的市场机制进行的。关系原则（relational principles）不仅适用私人安排，例如契约，而且适用于所有政府、法律和人事各方面。因此，在欠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层次并不构成一个传统，法律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当法律制度的改变面临着政治选择的时候，由于不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法律程序与政治程序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意识形态的偏见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法律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拒绝法律向效率的渐进演变。所以，欠发达国家的挑战是发展一种适应现代化的法律传统，在这一进程中，比较法律经济学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帮助欠发达国家厘清它与发达国家在法律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性特征，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能的路径或最佳路径，通过相互学习，较不发达的法律制度最后可能将最初的解决办法发展成一种有效的且不同的发展路径。
八、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的视角
由于人们的行为“不仅仅由有关经济约束条件决定，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内生偏好、知识、技能、天赋以及各种心理和生理约束条件的影响。”[18]因此，要真正理解人们是怎么选择和行动的，就必须将心理学的理论引入到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才能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通过将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成果融入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法律经济学对人类选择的过程以及人类判断和福利的结构重新进行了更系统的评估，从而正在逐步形成行为法律经济学。[19]
行为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经济分析中大量使用的理性选择理论对日常行为缺乏解释力，在《告别理性选择》一文中，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由于纯粹理性选择理论对认知错误这一部分人类行为不能给出充分的解释，所以其分析力大打折扣。不仅如此，该理论也解释不了那些导致人们做出看似非理性选择的冲动克制问题。而且，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人们总是做出自利性选择，无法说明为什么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匿名慈善捐款。因此，行为法律经济学认为，必须修正理性选择理论，“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新的假定，作为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有限理性意味着人们在做出决定时，只是具备了有限的知识和资源，因此，人类的决策行为会出现与最大化利益不一致的现象。有限意志意味着人们往往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利益相一致的行为，人类最终的决策可能偏离利益最大化的轨迹。有限自利意味着个体决策受到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影响，并没有完全追求自我表现利益的实现，而是追求了自我表现利益以外的东西。[19]
在研究了人类如何选择的基础上，行为法律经济学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的假设运用到法律的经济分析中，重新审视了作为行为工具的法律。行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是有限理性的，不能获得完全理性所需要的充分信息，那么法律的惩罚措施往往不能有效地制止恶行，实现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阻吓的效果。如果人们是有限意志的，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体效用（利益）并对多重效用进行排序，就必须对交通安全法、侵权法、合同法以及管制法规等进行重新的解释。如果人们的行为是有限自利的，人们就会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等法律规范所倡导的价值而愿意承担额外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
由于在法律制度的设计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预测人们会对法规和制度约束做出何种反应，因此，行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法律经济学“理论方面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和相关的政策含义”，“有可能为法律和制度建构工作提供一系列政策建议”，[18]因此，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法律的经济分析将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力量。
九、结束语
虽然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不同，但是“大部分法律经济学的参与者都认为，不论各个学派的意识形态信条多么独特，总会存在共同的基础可以将该学科内所有的学派统一起来，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运用经济学的概念与理论，在法学内寻求新的理念。”[6]基于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在不断修正法律经济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高了法律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不仅使法律经济学的触角几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学的每一个领域，并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实和拓展。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经济活动的实践会对新的制度产生需求，而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因此，法律的变迁在中国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变迁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体察和审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变革与演进，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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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景观设计与体验
1.1景观设计
景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包括自然因素，还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因此景观设计对不同的人来说，也有不同的理解。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基于对自然和人文过程的认知基础上，景观设计规划是在一个相对宏观尺度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景观规划的过程就是帮助居住在自然系统中，或利用系统中的资源的人们找到一种最适宜的途径”。然而，任一区域的景观设计都不是固定型方案，设计者还要挖掘该地区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地域个性等，使设计的最终目标达到人与景观的和谐共存、发展。
1.2体验
对于体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体验不仅是一种活动，还可以是活动的结果，它强调个体亲身经历的过程，以及对这段经历的思考、感情和认知。尽管不同的人在同一景观内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受，但最受欢迎的体验方式是可以挖掘的。由于体验能够使每个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这就给旅游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规划视角，更有学者指出旅游规划的核心内容就是为旅游者营造独特而奇妙的体验。因此，民俗村旅游规划的每个细节都应围绕“体验”而进行。
2体验型民俗旅游景观设计基本原则及方法
2.1基本原则
（1）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尽量灵活使用当地所生产的素材材料、传统建筑工艺手法，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民俗特点进行设计；（2）渗透体验的理念。在体验的过程中学习和传播发扬民俗文化，规划者要对该区域所产生的体验种类进行分类，从而在细节上不断完善景观的规划；（3）和谐统一、统筹兼顾。景观设计不仅要讲究主次，突出景观的设计风格和地域文化特色，而且要注意其整体性以及景观可持续发展。始终保持风格统一，将“体验”的设计理念和方法贯穿始终。
2.2方法
进行“体验型”民俗村景观设计的首要工作是调查和掌握这个地区的景观特性、生态环境的特性以及可参与体验的特性。首先要对场地进行的详细调查，其次分析当地景观变化趋势、地域地形地貌、文化特征等，再次进行初步的构想和景观设计，最后进行景观设计和最终方案的确定，力求使之达到和谐、完美的统一。以人工建造的建筑景观，和以园林景观为核心开展旅游活动，再加上以“体验”的方式让人们去亲身感受文化景观，因此创造了景观的独特性，成为了民俗旅游景观成功与否的关键。
3体验型民俗旅游景观规划设计的要求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3.1景观的多样性必须得到协调统一
体验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或历史文化景观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关键，一切建筑物、空间环境、园林景观等，都应该以突出民俗文化核心为宗旨，同时也不能缺乏对景观设计的营造。因此，要把景观设计和民俗文化看作整体，与核心吸引物的景观特色相互协调的同时，不破坏景区原生态环境。在实践中，我们一定要遵循自然法则，保护自然环境，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来完善景观设计规划。总之，以体验来指导民俗旅游目的地的景观规划，能给景观注入更多的情感内容，突出景观的地域文化性。
3.2要根遵循地区性质和景观特点进行设计
民俗文化村成为旅游区之前，是当地人居住和生活的空间，这里凝聚着民族的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经历。在做民俗文化村的规划设计时，必须遵循地域文化和地域特性。目前有些民俗文化村景观规划出现雷同设计，没有创新点就是因为对地域文化了解不够深入。
3.3民俗旅游接待设施应配合独特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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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7-0155-03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2014]46号文件，将体育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支持发展区域特色体育产和少数民族特色体育产业[1]。当前，随着人们对体育运动功能的深入认识，体育运动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现代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能够缓解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也能够调整人们的心理与生理平衡。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众所周知，体育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的位置，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强心剂。体育旅游市场在体育产业占有重要份额，对于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拓展消费空间、盘活体育资源、实现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拓展区域经济发展新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一、生态旅游与体育旅游内涵解读
生态旅游是以有特色的生态环境为主要景观的旅游，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生态系统，开展的生态体验、生态教育、生态认知并获得心身愉悦的旅游方式，是到生态环境中去观赏、旅行、探索，在于享受清新、轻松、舒畅的自然与人的和谐气氛，增进健康，陶冶情操，享受自然和文化遗产，接受环境教育等，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3]。体育旅游与其他休闲旅游一样，特别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一致，增强爱护、保护自然的意识[4]，不同的是以体育为要素，以现场观赛、参与体验及参观游览为主要形式，以满足健康娱乐、旅游休闲为目的，向大众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新兴产业形态。从生态旅游视角将生态、体育与旅游三者结合的旅游形式，有助于扩充体育产业的类型，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推动区域经济绿色、生态、健康发展。
二、生态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我国生态旅游受各个方面都不成熟因素制约，存在着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进行无节制、超容量开发与管理混乱等现象。
（一）生态旅游开发混乱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和业余时间的相对增多，释放或者解压身心是现在人们的假日首选。旅游恰恰为人们提供了减压释放的时空环境，也就促生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假日游，人喜欢走到大自然去亲近泥土的芬芳，去听山泉水的律动，去听鸟儿的歌唱，去呼吸新鲜的空气。而生态旅游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并发展日益增快。但是，在催生生态游市场开发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一些专家、学者热衷于生态旅游的认证和标准的建立，习惯于文字范本的规范或者说框架结构思维，以期统一规范“混乱”的生态旅游市场。但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地域风情、项目特色、人文环境的差异，生态旅游的发展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特质，生态旅游发展的重点和核心要素不一。为此，盲目采用舶来发达国家的标准，不利于我国对生态旅游的发展和引导规范[5]。在利用生态环境带给我们经济利益的同时，更要用经济收入回馈、爱护、修缮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管理与服务意识匮乏
我国的生态旅游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生态旅游各个方面的资源开发与发展受到诸多的门槛限制，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关于生态旅游开发、建设、保障、检测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立法滞后、规范不统一等诸多现实问题[6]。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缺乏理论支撑与政府实践策略支持，再者，高校对生态旅游人才队伍的培养没有可操作性的模式，导致现有人才队伍思想懈怠、管理涣散、服务意识不强等经营管理问题。加之，我国公民的自身素质和生态意识不高，对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破坏、设施设备毁坏等问题较多，有的旅游者甚至骑在塑像的脖子上拍照等不文明现象，缺乏对旅游者违规行为的引导和约束、教育。因此，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还处在培育阶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要根据我国地域宽广、特色不同、区位差异等实际制约生态旅游发展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促进和提升生态旅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三、体育旅游存在的问题
体育旅游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消费，它不仅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社会和科技发展状况的制约[7]。体育旅游的开发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保证，在一定程度上，体育旅游开发所能获得资金多少决定着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体育旅游开发的目的、开发的手段，又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的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然而，就体育旅游开发的基本指导思想来说，是尽可能使现有的体育旅游得到充分的利用，使潜在的体育旅游得到充分的发掘，以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但是，体育旅游客观存在的形式是各不相同和千差万别的，其体育表现的方面也是多种多样的。各种体育旅游的开发和利用更好地在体现经济利益的基本思想基础上，更要认识到体育旅游的开发应具有理想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这是体育旅游开发必须要考虑的基本问题[8]。
野外生存是体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近几年来，野外生存运动已日渐成为一种时尚，受到了广大中青年消费者的青睐，挑战自我、磨炼意志，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开发一些层次高、项目定位准、线路精致的体育旅游景区，能够对体育旅游和户外运动爱好者有较强的吸引力，反之，则不利于开展。野外生存大多都是远离居民点的山区、丛林、沙漠、高原等复杂的地域，这些地域也都是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需要专业的运动装备才能实现野外生存，而这些装备又是体育旅游产品的附加值。所以，体育旅游使中青年户外运动爱好者远离都市的喧嚣与嘈杂，是面对美丽的大自然、洗涤净化心灵的过程。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体育传统，各地区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因而对于增加体育资源数量的开发，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带动户外运动实物产品与非实物产品的销售，推动了体育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体育消费。所以，对体育资源的外延开发，是一项重要的开发方法。低级别重复建设，不仅耗费大量资金，而且导致体育旅游者在选择上受限。
四、生态旅游为体育旅游提供了资源条件
我国有着1 072万公顷的湖泊和水库面积，28万平方公里的海岸地带面积，9 491万公顷的森林面积，320万平方公里的山地面积和95.59万平方公里的河流流域面积等，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发展体育旅游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保护也需要来自体育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收入的支持，生态环境是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例如冰雪、漂流、徒步探险、草原生态旅游区等[8]。所以，体育旅游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发展环境，这一点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9]。体育对人类的贡献不仅仅停留在健身健体的本位，同时也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体育旅游不仅仅是简单游山玩水、观赏比赛、参与比赛，而是通过体育这个名词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例如体育服装、鞋帽等产业资源开发，这不只是单纯的体育内部资源开发，它同时也会带动区域交通、住宿、餐饮一系列的经济收入。这种收入反过来可以投入到对环境的改造、修缮，环境变好了就会吸引更多的游客，体现经济效益于社会效益的互补性。体育旅游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积极的健康活动，它不同于一般的传统的旅游活动，是现代人寻求释放压力的一种新的选择[10]。体育旅游借助体育资源所得经济收入，也为民俗风情传承保护、体育环境保护与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二者相互扶持，相互促进。
五、构建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上新台阶
当今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封闭性的，挖掘和开发区域内与区域外经济联动，实现区域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发展[11]。体育赛事是一种特殊的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引入高水平赛事为陕北的黄龙县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12]。黄龙县通过引入体育赛事，使比赛项目与地方旅游资源有机结合，实现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吸引更多省内外人士前来领略黄土高原的独特魅力，深入挖掘体育在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潜力作用，进而拉动当地体育旅游产业实现大发展。
国际性体育品牌赛事活动具有参与性广、影响力大的独特作用[13]。体育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活动，而是将平面媒体、数字媒体、广告宣传策划、体育服饰等都纳入进来，一次知名赛事活动囊括了诸多关联产业的参与，也促M了关联产业的经济收入。各地区根据自身先天资源优势，实现“体育+旅游”融合的发展模式，依托独特的生态文化资源，促进休闲体育文化与全民健身相融合发展，实现文化、健身、旅游于一体，把绿水青山的自然资源，经过引入“体育”变成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开创地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开发保护新局面。
政府应充分利用现有的体育资源和具有市场开发前景的体育资源，充分、有效和合理地把稀缺的体育资源分配到不同的体育生产中去，实现旅游促销费，消费拉动经济，经济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服务人类。打造“体育+旅游+生态”为一体的体育旅游品牌，是旅游、体育、生态深度融合的一步[14]，这种生态、体育、旅游三者相结合的发展新模式，既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健全体育旅游产业政策法规，推动展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实现区域经济与体育旅游市场开发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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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宏观经济的研究中，利率是少有的，与经济波动之间关系复杂的变量之一。首先利率与经济波动的关系根据利率的选取方式不同而不同。例如Alan Gelb（1989）研究了34个发展中国家储蓄利率与经济的波动关系，他发现实际利率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Neumeyer和Perri （2005）将7个发展中国家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美元计价的新兴市场债券的实际回报率作为利率指标，发现这些国家的利率与GDP的波动存在一致的负相关性。其次，对于利率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一直难以弄清：到底是经济的波动导致了利率的波动还是利率的波动引起了经济的波动，或者是两者都有。
开放经济视角下的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工作是解释经济在开放环境中的波动特征和影响因素。在开放环境下，一国的经济波动必然会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就目前的现象来看，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种是国际贸易，一种是国际资本，而利率的本质是表示资本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的研究别是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普遍将利率定义为国内企业或者居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所面对的借贷利率——国家利率（Country Interest）。
二、 数据选取
一国的国家利率实际上是国际借款人愿意借给该国居民或者企业资本所要求的回报率，他包括两个部分：国际市场上的基准利率水平——世界利率和因各国经济环境、风险的不同而需要对回报率做适当的提高的部分国家点差（Country Spreads）。对于发达国家，国家利率基本与国际利率基本一致，因为发达国家具有良好的债务偿还能力与较小的经济波动，因此风险、波动以及流通都能代表最高等级的信用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风险较高，具有较高的国家点差，因此在考虑国家利率波动的时候就需要同时考虑国际利率和国家点差两部分的波动情况。所以从国家利率的角度研究利率与经济的波动主要被使用在对新兴经济体中。
世界利率的取值标准是没有违约信用风险的债券的利率，通常是以美国的实际利率作为国际利率，具体为3个月的美国T-Bill去掉通胀的因素。国家点差数据的选取一般使用新兴市场债券指数——EMBI（Emerging Markets Bond Index）指数。EMBI是衡量新兴市场国家因流动性或结构性需要在国际市场以外国货币发行的国债的总收益率的基准指数。选用EMBI的好处在于：（1）市场化，EMBI是以每日在海外交易的的各新兴市场政府、企业债券为基础。（2）时间早，EMBI是最早的针对新兴市场债券海外交易价格波动的指数，其中关于中国债券的价格波动数据起于1993年。在早期，有些国家的利率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利率（例如我国），EMBI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至少在海外是市场化了的利率指标。（3）美元计价，由于我们采用以美元的实际利率作为国际利率，选用同样以美元计价的EMBI指数使得我们在获取国家利率时的处理上能够有一致性。
数据显示1997年以来我国EMBI的波动范围在0.6%到4%左右，发展中国家EMBI平均的波动最高可达9%（均为年收益率）；而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强势美元时代美元的平均利率在4%左右，近十年间美元一直都维持低利率，实际利率则在1%左右波动。
三、 国家利率的波动及影响因素
1. 国际利率的波动。在研究中一般将国际利率——美国的实际利率作为完全的外生变量，即不受本国经济运行的影响。美国利率的波动具有很强的持续性（自相关系数为0.96），这说明美国政府的利率政策具有很强的一贯性。2000年之前，美国实际利率保持在3%以上的平稳波动，但是从近年看，美国实际利率的波动有所加剧。受金融危机及之后的三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美元的实际利率分别在2006年4季度达到最高点后一路下滑至0以下并且保持至今。从1995年～2012年的数据看美国实际利率的波动幅度为0.4%。
2. 国家点差的波动。国家的经济运行对国家点差的影响。在国内经济运行的指标对于国家点差影响的研究中，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家点差系统地并且逆周期的受到该国经济情况的影响。Edwards（1984）、Cline（1995）、Cline和Barnes（1997）的研究发现，国内经济变量，例如GDP增长率、出口增长率对决定一国的国家点差有显著的影响。同时更高的国家信用等级也会带来较低的国家点差，例如Cantor（1996）和Mody（2000）。而国家的信用等级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宏观经济情况。Cantor（1996）的研究中显示，一国的信用等级80%的波动受到该国的人均收入、外债总量、违约历史记录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的影响。
一些学者则试图将国家点差作为完全的外生变量。Perri（2001）假设国家点差和美国的利率是两个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的时间序列。他用这种假设作为一种冲击变量对阿根廷进行了理论模型研究，并且发现利率冲击可以解释阿根廷50%的经济周期波动（这高于Uribe 2006所估计的发展中国家平均值，12%）。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利率冲击是解释一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但是假如国家点差是一个关于一国经济的递减的函数的时候，当一国面对正的技术冲击的时候，总产出、投资以及消费都将扩张，这样在国家点差关于经济的递减函数存在的情况下，国家点差同样是下降的。因此用Perri（2001）的方法还是很难说明国家点差是完全的外生变量。
3. 国际利率对于国家点差的影响。国际利率对于国家点差的波动也会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作为国际利率标准的美国利率的波动可以看做是美国的国家点差的波动。当美国利率下降时，按照上面国家点差受到经济的逆周期影响的结论，说明美国经济趋于繁荣，这样便会吸引国际资本流向美国，使得其他国家将面临更高的借贷成本。正是这种由于美国经济的改善使得其它经济体的状况“相对恶化”的作用，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国家点差上升，因此美国利率与其它国家国家点差之间应该是负的相关关系。Uribe（2006）和梁宏（2013）中都显示了这个特征，即当产生国际利率负的冲击的时候则会形成对国家点差上升的影响。美国不仅是其它国家点差的一个评价标准，同时美国利率及其背后反应的美国经济还主导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但是美国由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使得美国经济在面对系统性冲击的时候能够保持较小的波动或者较快的恢复速度。因此在面对同样的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其他经济体面对的国家点差的上升应该高于美国，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利率与其它国家的国家点差应该是正相关的。梁宏（2013）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国家点差和国际利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6。
四、 VAR与DSGE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时间序列分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被广泛应用于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实证研究与预测，最早由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1980年提出。VAR模型是一种用非结构方法建立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的模型，它把经济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作为构成所有内生变量的函数，结果是将单变量的自回归模型（AR模型）扩展到由多元时间序列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具有以下特征：（1）VAR模型并不进行经济解释，只表现数据之间的统计联系；（2）能处理多个经济指标的分析；（3）具有预测功能。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开创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它的基础是微观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具有以下的特点：首先，参与经济的行为主体在作出对自己最优决策的时候，必须要能够预期当前的行为对未来会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因此他与经济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既是参与者又是影响者。其次，由于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以及所带来的当前以及未来状态的不确定性，参与经济的行为人所作出的最优决策也必须加入随机的概念。经济行为人在对未来环境形成理性预期的时候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确定的事件，而是一个具有某种分布的随机事件。最后，在各个市场上和各经济主体之间存在一些基本的均衡条件，这些均衡条件其实是满足行为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的，例如边际回报等于边际成本等等，在宏观经济学里面，这些一般均衡条件被作为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准则。
DSGE模型诞生以后马上被用于对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研究，它能够像运行程序那样模拟经济的运行，因此本身具有很多功能，包括对于变量波动关系的描述，对经济受到外生冲击反应的模拟等等。但是DSGE模型往往因受到实证研究的限制，并不能将这些功能完全表现出来。而VAR模型对于实证研究的改进，拓宽了DSGE理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首先，以往的DSGE模型的构建和评价的实证基准仅局限于经济变量波动的二阶矩（即变量的波动方差、自相关性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等等），由于VAR模型对于实证研究的预测功能，因此可以通过比较DSGE和VAR模型对真实经济与模拟经济的预测结果对模型进行改进或者参数的估计。其次，VAR模型可以描述各变量对于经济波动的贡献比例，而DSGE模型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因此这方面的对照也是VAR为理论研究所带来的改进只有。另外，VAR模型可以为DSGE中并不完全外生变量的设定提供实证依据，例如在之前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国家点差并不是完全的外生变量，它的波动受到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和外生冲击的影响，VAR模型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提供一个包含国内经济变量的利率识别方程，加入到DSGE模型利率的外生冲击中，使得DSGE模型中的利率波动同时受到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的影响。
五、 利率冲击的理论模型
国家利率负的冲击说明国际借款人愿意借给本国居民或者企业所要求的回报率降低，这必然会促使国内的投资增加、产出扩张，对经济产生正的影响。Neumeyer（2005）显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家利率与GDP之间为“U”型的负相关关系，并且最低点偏左。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利率的波动是引导经济的波动的。Neumeyer（2005）根据所观察到的特征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在Neumeyer的模型中，企业需要为生产要素做事先支付（在具体操作上认为只需要为工资做事先支付，而对资本则不需要），我们称企业为生产而保留这部分没有利息收入的资本为营运资本。营运资本的概念使得劳动的需求变得对利率的波动敏感起来。如果利率上升，营运资本的持有成本也上升，这意味着劳动的实际使用成本也会上升，企业便会更趋向于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同时效用函数的设定使得劳动在供给上是不受利率波动的影响的。于是利率上升带来的是劳动需求的减少，当达到新的均衡时，总产出的水平降低。
在Neumeyer的模型中并没有对营运资本的大小做更细致的研究，只是假定营运资本与工资的比例为1，即企业的营运资本为一期（3个月）的全额工资。Uribe（2006）则是通过对照VAR模型和DSGE模型对利率冲击的持续反映函数，计算出营运资本与工资的比例应该为1.2，即营运资本的额度大约为3.6个月的工资，另外梁宏（2013）采用同样的方法以中国经济为模板也得出我国营运资本与工资的比例应该为1.2。
在对利率冲击的响应函数上Neumeyer认为国际利率和国家点差服从一个一阶的VAR过程，即当期的国际利率或者国家点差同时受到之前一期的国际利率和国家点差以及随机冲击的影响，并且国际利率和国家点差的随机冲击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更多的研究则认为国际利率冲击对于利率的影响是有别于国家点差冲击的。Uribe认为世界利率冲击与国家点差冲击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同时一国的经济波动不构成对世界利率波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Uribe（2006）通过VAR模型对实证研究的结果，构建了两种利率冲击对利率的影响机制。在Uribe的模型中，国家利率是一个以GDP、投资、贸易平衡和世界利率为内生影响因素，同时包含外生随机冲击的函数。国际利率则是一个包含外生随机冲击的一阶自回归过程。
六、 利率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贡献
从波动的贡献率来看，以往的研究显示，利率对于总体经济波动的贡献应该在1/3左右。通过对VAR模型的方差分解，Uribe（2013）计算出对于新兴市场，国际利率对于整体经济的波动贡献为20%，而国家点差的贡献则为12%；梁宏（2013）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国际利率和国家点差对我国经济波动的贡献分别为43%和1%。国际利率对于经济波动的贡献普遍要高于国家点差，即使国家点差的波动并不比国际利率的波动来的小。这是因为在Uribe等人建立的VAR模型中，在受到外生的国家点差冲击的时候，由于国家利率只在当期受到外生冲击的影响，之后的波动则完全是受到自身波动的持续性的影响，因此国家利率的最高点出现在受到冲击的当期，然后快速回落。而当外生冲击影响的是国际利率的时候，由于国际利率波动的持续性和每期对于国家利率的影响，因此则相当于国家利率受到一个外生冲击的同时还不断的受到国际利率的持续影响，这时国家利率的最高点则出现在受到冲击后的某个时期，波动呈现“驼峰状”。梁宏（2013）的结果显示，最高点的高低并不能说明哪种因素对经济波动的贡献更大，在受到同样大小的外生冲击的时候，在冲击来自于国家点差时国家利率的最大偏离是冲击来自于国际利率时的2倍以上，贡献率却为1：43。这说明对于利率来说一个较为长期的低的波动对于经济的影响要远大于一个短暂的高的波动。
另外在理论模型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对经济波动对国家点差的反馈效果，以及国际利率通过国家点差的传递效果进行研究。由于国家点差的波动受到该国经济内生变量和外生随机冲击的共同影响，因此由国家点差的外生冲击所引起的经济波动必然会对国家点差产生反馈的影响。一般来讲，国内经济运行对于国家点差的影响是逆周期的，因此外生的国家点差的波动通过国内经济变量的对自身的反馈作用是加剧了国家利率的波动，Uribe（2013）显示，反馈作用对于经济波动的增加幅度在1/3左右。但是在梁宏（2013）的研究中反馈作用在中国经济中效果却是减弱了经济的波动。这是因为在VAR模型的实证研究中，我国国家点差的波动虽然受到GDP、贸易平衡之类指标的影响是逆周期的，但是投资对于我国国家点差的影响却是明显的正周期的，并且由于投资的波动幅度较大，因此在对国家点差的影响中，投资的作用要明显高于另外两个。所以国家点差通过影响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反馈作用对自身和整个经济的效果是减小了波动，减小的幅度大约为30%。同时国际利率冲击一般都会给国家点差带来正的影响，因此国际利率冲击通过国家点差的传递对经济的波动是放大的效果，但是我国国家点差受到国际利率的影响却很微弱，梁宏（2013）的研究显示在有没有国家点差对国际利率冲击的传递机制的时候，我国由于利率冲击所导致经济波动的差异并不大。
七、 对我国的启示
从最新的对于利率与经济波动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利率对于世界利率的主导作用，同时美国利率的波动会对其它新兴市场产生足够大的持续影响。特别是对我国，美国利率的波动虽然与我国国家点差的波动幅度相差不大，但是美国利率的波动影响主导国家利率利率对于我国经济的大部分的影响。另外，我国国家点差受到我国国内投资正的影响，这表示国外借款人对我国投资扩张是有抵触情绪。这说明，在过去的发展中，我国往往依赖于政府对投资的刺激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国外投资者对此种增长模式似乎并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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