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论文大全11篇

闽南文化论文篇（1）

自唐朝灭亡之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蒙古兴起时，全国各地尚有南宋、金、西夏、大理、土蕃、西辽等多个政权并立。蒙古统治者依靠武力先后灭亡其他政权，完成了空前的全国大统一。为了巩固统一，确保元朝政府在全国实施有效地统治，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体制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发展。而直接影响闽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是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关于元代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前人已多有研究，1此处重点探讨的是与闽南地区发展相关联的方面。

元代以行省作为地方最高官府和一级区划是前代所未有的。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辖区相当于宋代的几个路。但职权之重是前代地方政府望尘莫及的。元代学者柳贯曾对行省职权有过评述：“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秉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籍”。2实际上行省职司对辖区“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3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从而使中央通过行省有效地实施对地方的统治。元代初期，行省的建置区经常有所变化，以后基本固定的行省有十个，即岭北、辽阳、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4

元代闽南地区在元世祖时，曾一度隶属过福建行省。5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元朝政府“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6原福建辖区归属江浙行省。此后，闽南一直归属江浙行省管辖。江浙行省所辖三十路和一府：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江阴、广元、婺州、衢州、绍兴、温州、处州、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福州、建宁、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泉州、漳州和松江府。7涵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南部地区，以及江西和安徽部分地区。当时，在十行省中，江浙行省被元朝政府视为重中之重。“江浙行省视诸省为尤重，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也，朝廷之注倚”。8“所统列郡民物殷盛，国家经费之所出，而又外控岛夷，最为巨镇”。9

元朝政府实施的这种行省建置对闽南地区的影响，与前代有何不同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提升了闽南地区的地位。唐、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闽南地区在唐、宋时期，一直作为地方州的行政建制设泉州和漳州。宋制定了以路作为州、县之上中央派出监察辖区的制度。宋以福建为一路，福建路下设“州六：福，建，泉，南剑，漳，汀州”。10当时泉、漳两州的权限及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大。元代在行省之下采用路、府、州、县的地方建制。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泉州和漳州分别被升格为路一级的建制。而且在前后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闽南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据《元史·地理志》载：“漳州路，下。唐析闽州西南境置，后改漳浦郡，又复为漳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漳州路”。“泉州路，上。唐置武荣州，又改泉州。宋为平海军。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十八年，迁行省于福州路。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福州路”。11上述的记载反映出，漳、泉地位的前后变化情况。唐代划闽州南部为漳州，宋沿袭未变。元代统一江南后，对闽南的重视程度超过前代。元代不仅将漳、泉建制升为路级，而且对作为闽南核心之地的泉州关爱有加。先后在泉州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总管府，还曾两度作为行省治所。至元二十年，元廷还曾“复令行中书省于漳州”。12这一举措，大大提升漳、泉在福建和全国的政治地位。此后，闽南地区社会发展与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二是直接促进了闽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密切联系。由于闽南泉州、漳州等路被纳入江浙行省，增强了与同一行省区划内的各路之间的交流。通过江浙行省，闽南地区与元朝中央政府乃至全国联系比已往更加密切。元人黄溍说：江浙行省“当东南之都会，生齿繁多，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所统句吴于越七闽之聚，讫于海隅；旁连诸蕃，椎结卉裳，稽首内向。擎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事任至重，非元勋懋德两有文武，莫克膺其寄”。13陈旅亦云：江浙行省“夫物大则制劳，务繁则理艰，土赋居天下六七，则辨（办）集之责殷矣。是故朝廷恒选勋戚大臣与猷为之优著者，行中书省于兹，厥惟重哉”。14黄、陈二氏所说不谬。如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朝议以江浙行省地大物众，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镇之”，遂命木华黎后人、元世祖忽必烈的养子脱脱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脱脱离京赴任时，成宗“命中书祖道都门外以饯之”。15可见元朝政府视江浙行省非同一般。闽南归入江浙行省管辖之后，加强了与江浙行省其他地区联系。同时，闽南地区也进一步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为闽南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除行省制之外，对闽南地区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市舶司制度。市舶司是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最初，唐代在广州曾设过市舶使。宋代开始正式有市舶司制度，但是这一时期的市舶司制度还很不完善。当时，宋代设市舶司的主要地点是广州、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而福建路泉州直到宋哲宗元祐年间才新增设市舶司，以后又一度废止泉州市舶司。南宋建立后，高宗赵构曾以“市舶司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为由，罢两浙和福建路市舶司，以“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并归转运司”。16以后，市舶司虽又恢复职能，但在这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不能不对闽南地区的发展及宋代海外贸易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元朝灭宋统一江南后，即在“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17随后，又在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等地设立市舶司。几经运作，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泉州、庆元、广州3处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政府下令各市舶司“悉依泉州例”。18说明元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是很高的。而且，有元一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就没有动摇过。由于泉州市舶司事务通常是由江浙行省直接管理，这也无疑加强了泉州及闽南的区域地位。元代的市舶司制度不仅使海外贸易制度化，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南方市舶口岸与大都和北方的联系。元代泉州港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外贸易港，与元代的市舶司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元朝政府对泉州及其闽南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是有远见的。元人吴澄曾见证元代泉州的繁荣，他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之窟宅，号为天下最”。19元朝的政策对闽南地区多元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

二、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地域因素

闽南多元文化形成有着特殊的地域因素。闽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其东、南两面凭海，晋江、九龙江流经闽南入海，水路交通便利，形成易于船舶停靠的多处港湾口岸。这与域外交往带来便利。中国有着广阔海岸线，凭海城镇不止闽南一处，何以闽南在元代独据优势？自然地理环境只有充分地开发利用，才能发挥其蕴涵的潜在优势。

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以前已开始受到关注，元代正是在承袭了前代所提供的积累之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尤其是泉州港成为元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后，使闽南更显出地域的优势。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完成的几大交通工程中，其中有一条重要交通路线是从市舶主港泉州出发，经福州、建宁越武夷山，循信江至鄱阳湖入长江，至真州，再沿新开通的大运河北上。于是“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20另外，开通闽地到天津直沽的海上航道。这一举措，使闽南地区与北方政治中心——大都之间有了畅达的通道相连系。“顺风十日到闽海”，21从而缩短闽南与北方路程。闽南有江浙行省广阔而雄厚的经济腹地作为物质支持，使其对内对外发展游刃有余。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才有了前所未有的更大发展空间。

元人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中，曾盛赞元朝大一统所带来的中外交流的发展，以及他撰写《岛夷志略》一书经过，这与元代闽南有关，现引录于下：

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屿无虑数千国，莫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川焉。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至正已丑冬，大渊过泉南，适监郡偰侯命三山吴鉴明之续《清源郡志》，顾以清源（泉州）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宜记录不鄙。谓余方知外事，属《岛夷志》附郡志之后，非徒以广士大夫之夷闻，盖以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22

此处记载告诉我们：汪大渊在至正已丑（1348年）冬，来到泉州，正遇到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组织人续修郡志，汪氏应邀将其海外见闻编成《岛夷志》附于郡志之后。由此可见，汪氏有关元朝的弘论就是站在闽南大地之上抒发的。汪氏业已看到泉州这一“诸蕃辐辏之所”，与元朝中外交流发展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元朝统一之后，闽南的地缘优势得到较大的发挥，闽南明珠才得以绽放异彩。

元代闽南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源源不断的各种货物在这里装上装下，行销全国各地和海外诸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名扬中外的声誉，使四方“蛮商夷贾”、传教士、旅行家、使节、僧侣、道士、少数民族等纷踏而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依本·白图泰曾先后来过这里，并为世人留下赞美刺桐城（泉州）之壮观的名篇。23各种人物会聚在这个神奇的地方，从而为多种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闽南在元代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点。

三、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人文因素

闽南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区域，还是学术氛围浓厚的地区。传统的文化积淀对一个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元人修《宋史·地理志》时说：福建“多乡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24元代学者吴鉴说：“闽文学始唐，至宋大盛。故家文献，彬彬可考。时号海滨洙泗，盖不诬矣”。25元朝史官与吴鉴所说自然涵括闽南地区(吴鉴说上述话时正在泉州修方志)。在文化领域对闽南学术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学。这与南宋的朱熹有很大的关系。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入仕后首任泉州同安主簿，以后又曾知漳州，并长期在此地讲学。他“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子弟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已治人之道”。26 “一时从学者众。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名士徐应中、王宾等，以为表率，日与讲论，正学规甚严。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27因此，朱熹对闽南儒学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公（朱熹）既没，凡所居之乡，所任之邦，莫不师尊之，以求讲其学，故书院为盛”。28闽南籍的儒学学者多为其师友门人。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对特定地区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

入元以后，元朝政府重视文化教育。元灭南宋后，原南宋的地方官学统归于元朝各级政府管理。此后，元朝政府在陆续恢复传统学校的同时，并创办了一些新学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29元朝政府教育政策对包括闽南在内福建文化教育有推动作用。元代学者虞集说：“国家奄有四海，郡县无大小远迩，莫不建学立师。乃若先贤讲学故地，遗迹所在，及贤士大夫好善者，或因或创，为之书院。其以文公而有所创立者甚众，而七闽为尤甚。”30虞集是在漳州路龙江书院落成时说这番话的，反映了当时闽南的文化教育情况。

元代以尊孔崇儒的方针为指导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元世祖忽必烈曾多次崇奉孔子的诏旨。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进用蒙古文字译写《孝经》，武宗下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以下皆赐之。”31此时，朱熹学说在文教思想领域开始占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当时许多学者的著作中有反映。“虽戴惠文身，为刀笔筐箧之行，与非华人，亦手披口诵是书，求厕士列者，往往多然。”32 “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33 “穷徼绝域，中州万里之内外，悉家有其书。”34元仁宗时期，朱学在全国文教思想领域完全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延祐年间元朝实行科举考试之后，考试内容主要采用朱学，“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35 “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36以后，朱学在有元一代的学术文化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元代闽南地区路学、县学、社学、书院齐全。当时闽南的最高学府是泉州路学和漳州路学。泉州路学是在南宋州学的基础之上创办的。据元人朱文霆记：“元大德三年，福建都元帅扎剌立丁重建明伦堂。至治改元，总管廉忱始甃台塑两庑从祀像，筑杏坛于棂星门之南，康里巎（巎）为记。明伦堂前，旧有泮池，行循两斋。至正九年，郡判卢僧孺桥之。十年，监郡偰玉立重建明伦堂，并修议道堂，为斋舍四十间及先贤等祠”。37漳州路学，其校址是原建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的州学。朱熹任职漳州时，曾经修建过“宾贤”、“受成”二斋。后州学于南宋末年毁于兵战火。“元延祐三年，郡守张泉逸、教授高元子，重建大成殿、两庑及戟门、棂星门。殿后为杏坛，又后学廪；廪之东为神厨，厨之东为宰牲房；厨前为神库殿，西为明伦堂，左右为四斋堂；前为亭，亭外为书楼，楼下为大门，门外砌石为桥，桥下为泮池；堂后为乐器库，堂西为馔堂，东为教授廨舍，又东为训导廨舍。天历二年，达鲁花赤纳兄占伯重修明伦堂”。38从泉、漳两路学情况来看，元代闽南学校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在学校和书院担任教授、学正、学录、教谕、山长等学官的人员，多为学有所成的儒师。如泉州路教授闻人梦吉、陈天锡，漳州路学正的晋江人傅定保等，都是一代名儒。元代闽南各地的还创办不少书院，如孔子五十三世孙孔公俊于同安县所建大同书院，漳州路的龙江书院等。这些教育机构对元代闽南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闽南儒学原本有朱熹亲自教化的基础，元朝的尊朱方针更使闽南的崇尚儒学之风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现存于闽南的泉州府文庙（孔庙），始建于南宋，也是元代路学所在地。这是闽南尚儒的历史文物见证。

元代闽南除儒学之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也很流行。这多种宗教文化汇聚在闽南地区，在全国也不多见。下面对元代闽南宗教文化的情况作一简述，重点放在研究者关注较少的方面。

中国的佛道两教由来已久。道教生于本土，佛教传自外邦。闽南地区佛道早已有之，而元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关闽南佛教的情况，学者王荣国著有《福建佛教史》，对福建佛教历史研究甚深，其书内列有闽南佛教寺庙统计数字，现将王氏成果转录，以供参考。元代泉州有寺院2所、庵堂38所，漳州有寺院5所、庵堂3所。漳州路寺院5所、庵堂3所。在原址重新修复的寺院分布是：泉州路13所 ，其中晋江县4所，南安县5所，惠安县1所、永春3所；漳州路3所，其中龙溪县2所，漳浦县1所。39

关于元代闽南道教的状况，笔者未见有专门涉及元代闽南地区的道教研究成果。因此，依据福建方志等相关记载（笔者掌握的资料很不完备），对闽南地区的道教的宫观情况作了一些粗略的考察。明以前，泉州路的宫观共有46所，漳州路宫观有7所，其中有一定数量建于宋和宋以前，但元代尚存。泉州路有明确记载建于元代的道教宫观是：晋江县的灵济行宫，建于元至元间（未注明是世祖至元，还是顺帝至元）；南安县的凤山宫，建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永春县的三清观，建于元至正间。漳州路有两所宫观记载是元代重建；龙溪的东岳行宫，元大德元年（1297年）重建；龙岩县的东岳观，元至正九年（1349年）重建；漳浦县崇真观，宋建于县西门外，元至正间移建“县治西朝无坊内”。40由于历史久远，史籍记载往往有疏漏。一般情况下，道观的实际数目要高于据史籍统计数字。闽南的道教，主要教派当属于正一道。目前仍踞坐在闽南清源山右锋山麓宋代巨型石雕老子像，昭示着闽南地区兴于宋而盛于元的道教历史文化。

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看，元代闽南佛、道两教的寺院道观分布较广，数量也是很可观。但是，总的来说，闽南佛教势力要高于道教。弘治《八闽通志》所说：闽地佛道在明以前，“名山圣地多为所占，绀宇琳宫罗布郡邑。自二氏较之，佛氏之居，视老氏十八九矣”。41这也应当是与元代闽南地区的情况相符合的。

元代闽南地区伊斯兰教是文化是仅次于佛教和道教又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早在唐代闽南就有伊斯兰教传入，主要是在留居泉州等地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间流行。42但在元以前，其在闽南传播的规模都不大。入元以后，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员大量增加。这些人员，一方面是通过海路经泉州港进入泉州；43一方面是通过内地迁徙过来的中亚各族居民。留居闽南的伊斯兰信徒，带来了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并融入当地社会。泉州现存有国内最早的礼拜寺，始建于北宋，经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两次重修，是伊斯兰教文化在泉州的文物见证。泉州灵山南麓的圣墓埋葬着包括元代来闽南的伊斯兰教信徒，元英宗三年（1323年）所立阿拉伯文纪念石碑犹在。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所收藏有数量很大的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伊斯兰文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元代，并有不少还是阿拉伯文的。最近笔者到泉州访古时，曾有幸两次造访宗教石刻陈列馆，仔细观看了有关元代文物石刻资料，精美的伊斯兰教文化遗存令人叹为观止。

元代闽南地区是天主教在江南的主要教区。自元代前期始，奉罗马教皇之命来元朝的约翰·孟特·科儿维诺大主教，即向泉州派遣主教。元代在泉州担任主教的有热拉德、佩里格林、安德鲁等。安德鲁在泉州病逝，并葬在泉州。在鲁不鲁乞《东游记》收录佩里格林、安德鲁写自泉州的两封信：一封名为《刺桐主教、教佩里格林的信》，另一封为《佩鲁贾人安德鲁的信》。前一封信后注明 “耶稣纪元1318年写于刺桐”，后一封信后签署“耶稣纪元1326年1月写于刺桐”。44两封信记述了他们在闽南传教的情况。

元代闽南地区还是摩尼教活动的场所。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3世纪创立，又称明教，唐代由波斯传入中国。45教义的核心是“二宗（光明和黑暗）三际（初、中、后）说”。认为经过初、中、后三际，光明即战胜黑暗。宋代摩尼教在闽南已经开始传播，但规模不大。元代摩尼教在闽南有所发展，并建寺传教。现在晋江县境内遗存有草庵摩尼教遗址，即为元代所建。寺内保存有元至元五年（1339年）摩崖浮雕摩尼佛一尊，是元代闽南传播摩尼教的文物见证。此外，元代闽南对天后（妈祖）的崇祀，在民间也广为流行。总之，元代闽南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

元代闽南形成儒学和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元朝蒙古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文化政策，对闽南多元文化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13世纪的波斯著名的史学家志费尼在他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成吉思汗对宗教“没有偏见，不舍弃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抑彼。……他一方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方面极为尊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许多人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的皈依伊斯兰教的，有的归奉基督教的，有的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宗的旧法，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人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扎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46马可·波罗在他写的《行记》中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的一段话：“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 。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47在蒙古统治者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下，各种宗教得以自由广泛地在全国流传；而福建本身又有“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习俗，48于是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汇聚并发展起来。

四、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元代闽南多元文化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地社会原因。元代闽南社会人员构成很繁杂，不仅有土著，而且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在闽南上流社会的官员、士绅、商人、学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户。虽然这部分人的数量并不很大，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当时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的一些有代表性家族，如回回蒲氏、畏兀儿偰氏等需要有做些重点考察，这对我们了解闽南特有的文化现象会有所帮助。

1、蒲氏。闽南最著名的家族当属泉州回回蒲氏家族。泉州蒲氏的祖先原是阿拉伯人，先是从海路到广州经商，以后由广州迁徙到泉州定居。49宋代蒲氏在泉州主要从事香料贸易。当时，蒲氏家族以蒲寿宬、蒲寿庚兄弟为首经商牟利。南宋度宗咸淳年间，蒲寿庚协助官府以平定海寇之乱，因功被授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提举市舶。从此，蒲氏走上官商结合之路。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蒲寿庚升任福建广东招抚使，总管海舶事务。当年十二月，元军兵临泉州，蒲寿庚以泉州降元，并将众艘海舶交元军进攻宋军余部。以后被元廷授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蒲寿庚被任命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负责招海外诸国贸易。其长子蒲斯文，也官授宣慰使左副元帅。至元十八年（1281年），蒲斯文接任掌管泉州市舶司。蒲氏多年掌管泉州市舶司，亦官亦商，成为元代泉州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拥有海船80艘，珍珠130万斛 ，“其家富甚”的回回巨商。50史籍称：“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诸孙，多至显达。泉人避薰炎者八十余年，元亡乃已”。51

2、偰氏。在闽南历史上偰氏的作用不容低估。元至正九年（1349年），偰玉立担任泉州路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偰氏遂与闽南发生不解之缘。偰在氏祖地在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是唐回鹘国相暾欲的后裔。元代为畏兀儿人，属色目人的一种。元人欧阳玄曾写有《高昌偰氏家传》，传中记述偰氏家族的历史。52偰玉立的曾祖岳璘帖穆尔，精通畏兀儿文。教授成吉思汗的兄和15岁即随成吉思汗征战，并担任皇弟斡赤斤和诸王子的畏兀儿老师。窝阔台汗时，他出任大断事官，从斡赤斤镇守河北。53祖父合剌普华，年幼“俾习畏兀书经史，记诵精敏”。成年后任忽必烈宿卫，曾先后出任江西宣慰使，广东都转运使，兼领诸番市舶。父偰文质官至江西吉安路达鲁花赤。偰文质“子五人偰玉立、偰直坚、偰哲笃、偰朝吾、偰列篪，皆第进士。偰哲笃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学政事称于时”。54偰玉立是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进士，任泉州路达鲁花赤期间，“兴学校，赈贫乏，考求图志，搜访旧闻。聘寓公三山吴鉴成《清源续志》二十卷，以补一郡故事。郡人皆勤于文学”。55据陈垣考证说： “摩尼教世家，高昌偰氏也”。56闽南偰氏亦崇信摩尼教。

3、马氏。元代闽南漳州马氏也是一大氏族。元代中期，曾任漳州路同知的马润（1255—1313年），生于漳州，长于漳州，卒于漳州。马氏的原籍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城卜子村），为汪古部人。马氏的远祖名帖木尔越哥，在金朝曾任马步军指挥使。于是，子孙以先人官职首字为姓。马氏家族信奉聂脱礼派基督教，马润祖父名月乃合，是以教名行。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马月乃合出任军储都转运使。马润之父马世昌，曾仕元为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定居漳州。马润“是生漳州，讳润，字仲泽父，即以文墨入官”。马润先在荆湖、吉州路、两淮、太平路、常州路、光州等地任职，最后才到漳州任职。“漳州负海障崖，龙岩、漳浦数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渐宁谧”。马润不仅做官有政绩，而且学问也很高，曾著有诗集《樵隐集》。马润长子马祖常，字仲泽，延祐行科举，乡贡、会试、廷试皆名列前矛，历任监察御使、翰林待制、官至礼部尚书等职。马祖常工文章，能诗，参与修《英宗实录》，并著有《石田文集》。次子祖义，乡贡进士；三子祖烈，官至江浙行省宣慰使。闽南漳州马氏子孙地位显赫。57

4、乌古孙氏。在与闽南有关的姓氏中，乌古孙氏居官最高。乌古孙氏原籍北方女真族，史称：“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人。其先女真乌古部，因以为氏”。乌古孙泽（1250—1315年），元世祖时从军南下灭宋，升福建行省都，以后长期任福建廉访使。“泽宿有德于闽，闽人安之”。58其子乌古孙良真，“资器绝人，好读书”。曾任闽南漳州路推官，“狱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仗，今仗而有徒，非恤刑意，宜加徒减仗’遂定为令”。在担任泉州路推官时，“益以能称”。入朝后，担任中书参知政事、中书右丞，兼大司农等高官。“有诗文奏议若干卷，藏于家”。59可见，乌古孙氏在闽南很有影响的。

5、阿儿浑氏。阿儿浑，又译作阿鲁温、阿鲁浑、阿剌温等。原为中亚突厥部的一支，信仰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西征时，投附蒙古。元朝建立后，成为元代色目人的一种。60元代先后在闽南任职的有两个阿儿浑：一是马哈谋沙，至正十五年（1355年），任泉州路同安县达鲁花赤。曾几次击败攻同安的反政府武装。在任期间，“复新公廨，复学舍，葺邮传，废毕兴，与民不劳”。61一是迭理弥实，元末曾任漳州路达鲁花赤。62在闽南任职的两个阿儿浑氏，都信奉伊斯兰教。

除上述闽南几个世家大族之外，还有不少在闽南为官名人。如泉州路总管怯来，元末任南安县达鲁花赤的蒙古人迺穆泰，南安达鲁花赤达答剌真，大同书院的创办人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公俊，泉州路总管推官、江西武宁人周天凤，元顺帝至元间曾任泉州路学教授的金华人闻人梦吉，元统进士、曾任泉州路同知、泉州路总管的莆田人朱文霆等等，都曾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以上的家族和官宦来看，有信奉伊斯兰教世家，有崇信摩尼教世家，有信仰基督教的家族。官宦涉及的民族成分，有汉、蒙古、回回、女真、突厥、畏兀儿等多种民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闽南出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就很自然了。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元代闽南是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它处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其他区域难与相比的。同前代相比，元代闽南多元文化有许多新特点：一是兼容和谐，二是开放进取，三是博大精深，四是重古求新。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元代闽南这样在文化层面上显现出这样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1 参阅李志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2 柳贯：《柳待制集》卷17《江浙行省左右司提名记》。

3《元史》卷91《百官志七》。

4《元史》卷58《地理志一》：“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包括征东行省。

5《元史》卷9《世祖纪六》载：至元十四年九月，“福建行省以宋二王在其疆境，调都督忙兀带、招讨高兴领兵讨之。”说明此时已设福建行省。

6《元史》卷20《成宗纪三》。

7 参阅《元史》卷62《地理志五》。

8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送宋子章郎中序》。

9 黄溍：《黄金华先生文集》卷24《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

10《宋史》卷89《地理志五》。

11《元史》卷62《地理志五》。

12《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3《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

14陈旅：《安雅堂集》卷9《江浙行省题名记》。

15《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16《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1、12。

17 18《元史》卷94《食货二·市舶》。

1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

20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事略》。

21黄镇成：《秋声集》，《元诗选》3集庚集。

22汪大渊原著、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后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

23参阅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56章《刺桐城》，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马金鹏译《依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宋史》卷89《地理志五》。

25《岛夷志略》附《清源续志序》。

26《宋史》卷429《朱熹传》。

27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

28 任松乡：《松乡先生文集》卷1《重建文公书院记》。

29《元史》卷81《选举一·学校》。

30虞集：《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乾隆《龙溪县志》。

31《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

32《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3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30《题晦庵先生行状后》。

3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8《庆元鄞县学记》

35《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

36欧阳玄：《圭斋文集》卷5《赵忠简公祠堂记》。

37弘历《八闽通志》卷44《学校·泉州府》。

38同上卷45《学校·漳州府》。

39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294—29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0以上资料主要采自弘历《八闽通志》卷77《寺观》，同治《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41弘治《八闽通志》卷77《寺观》。

42参见田坂新道：《伊斯兰教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第363—364页，东京1964年版。

43参见黄秋润：《伊斯兰教从海上东来泉州传播后的盛衰》，《中国伊斯兰研究文集》第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4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出使蒙古记》第270—2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5 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46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7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卷2第79章190页。

48《宋史》卷89《地理志五》。

49参见 桑原骘藏：《蒲寿庚事迹》，陈裕椠菁汉译本。

50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佛莲家资》。

51《闽书》卷152。

52《圭斋集》卷11《高昌偰氏家传》。

53 《元史》卷124《岳璘帖穆尔传》。

54以上见《元史》卷193《合剌普华传》。

55《闽书》卷53《文莅传》。

56《元西域人华化考》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7 以上引文及史实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6《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赠汴梁路同知骑都尉开封郡伯马公神道碑》，《元史》卷134《月合乃传》、卷143《马祖常传》。

58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63《乌古孙泽传》。

59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87《乌古孙良真》。

闽南文化论文篇（2）

自福建省提出并实施海西发展的战略构想以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加快发展，不仅增强了福建的综合实力，也为两岸交流搭建了更大的前沿平台。几年来，“海峡西岸”这个概念相继写进中共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的重要文件，“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也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和政府报告中得到肯定。党的十七大开幕式上，******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经济发展”进一步表达了党中央对海西建设的重视和关怀。海峡西岸经济区东与台湾一水之隔，与台湾地区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具有对台交流的独特优势，是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是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全面和谐、持续平衡的总体推进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需要强化品牌带动。从海西文化建设来讲，最有特色和优势的就要数闽南文化了。

闽南文化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5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03-02

开发闽南民间舞蹈的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不仅有利于对学生个性化舞蹈风格的培养以及视野与眼界的拓展，培养闽南地区学生对家乡的地域自豪感和故土情节，还能增强海峡两岸同胞对地方性文化之间差异性的认同感。

一、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模式

素质教育和新课标双重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学科的课程开发就出现了两种科学合理的开发模式，即目标模式和过程模式。这两种开发模式为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提供了重要的开发思路和开发理念。

1949年笔者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目标模式的概念及其知识原理，将目标模式分为确定目标、选择和组织经验与评价目标这三个部分。确定目标即在安排和设置课程之前明确指出教学的根本目标和课程教学的预期成效；选择和组织经验指的是根据指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预期来选择教学内容，并且确定了实现课堂目标和达到预期成效的详细方案和具体手段。评价目标则是指在课程结束之后检查和审核课程教学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以便后期研究分析和改进更新。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出了目标模式的整个开发过程。

1976年出版的英国课程论专家斯坦豪斯《课程研究与开发导论》一书，对泰勒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更正和完善。其在书中强调课程开发过程的重要性，主张建立起由学科的概念、标准和过程等知识所构成的过程原则和过程模式。通过发现法和探究法来进行课程教学，以此提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二、开发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的实践探索

（一）选择闽南民间舞蹈课程内容的基本原则

1.代表性和广泛性相统一

代表性是指闽南民间舞蹈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风格特点。要对闽南民间舞蹈的校本课程进行充分而有效地开发，就必须要从闽南民间舞蹈文化中选择出最具民族特色、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代表性舞蹈来进行。闽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舞蹈放在中国渊博的民族文化中具备了一定的民族代表性，能够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中迅速掌握闽南民间舞蹈的内涵和精髓。

广泛性是指闽南民间舞蹈开放性的教学体系尽量包容了闽南地区的代表性舞蹈。这种广泛性的舞蹈教学体系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眼界。代表性和广泛性的有机结合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

2.基础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相统一

基础性学习指的是对教材内容的学习。闽南民间舞蹈的文化内容较为庞大和复杂，但是课程的学习时间是极为有限的，不可能兼容并包，包罗万象。那么就只能从庞杂的闽南民间舞蹈文化中提取出具有“萌芽”和“胚胎教育作用”，并且含有一定“生长发展成分”内容作为课程教学的基本内容元素。应用元素提取法对闽南民间舞蹈的动作素材、舞蹈技巧、民俗风格和精神文化等进行严谨的选择和提炼，让学生在学习了这些基础知识之后能够对闽南民间舞蹈有一个宏观上的认识和微观上了解，奠定闽南民间舞蹈学习的理论基础、技能基础和发展基础。

探究性学习指的是能力较高的学生在充分掌握了闽南民间舞蹈文化的基础性知识和舞蹈技能之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尝试着探索独立进行即兴舞蹈创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种学习方式是对基础性学习的延伸和补充。基础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和谐统一可以帮助学生在打好舞蹈基础的同时，建立和发展即兴创作舞蹈的能力。

（二）闽南民间舞蹈课程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

1.口传身授教学

“口传身授”是由吕艺生教授依据舞蹈课程教学的特点而提出的一种舞蹈课程教学方法。“口传”指的是舞蹈教师通过对舞蹈的体态、动作和技巧原理的细致讲解来教授学生完成舞蹈的正确做法、规则和要领。“身授”指的是舞蹈教师通过亲自示范舞蹈来为学生建立起正确的舞蹈表象，使学生充分认识和了解到舞蹈动作的时间值和空间值以及舞蹈在表演过程中的现场特点。“口传”和“身授”这两种教学手段并没有先后顺序的硬性规定。舞蹈教师可以先讲清楚闽南民间舞蹈的动作原理，再亲身示范；也可以先进行现场示范，再说明其中原理。这种分别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教授学生舞蹈技能的教学方式具有极高的奠基性作用。只有通过舞蹈教师不断地言传身教，学生才能正确地把握住闽南民间舞蹈的风格和韵味。所以，闽南民间舞蹈课程的第一条教学策略就是聘请老艺术家们莅临学院，对学生们进行“口传身教”的舞蹈教学。

2.情景教学

情景教学是一种在教学课堂上创设情境，让学生在具体的模拟情境之中进行学习的教学方式。对闽南民间生活情境和风俗习惯的模拟是在闽南民间舞蹈教学课堂中创设情境最核心的教学要素。首先，老艺人们可以通过对闽南传统文化的讲解来实现跟学生之间言语上的交流，从这种沟通的关系中生成情境，巧妙地将这种模拟情境与学习的课堂环境相融合。其次，教师可以要求学生选择熟悉或钟爱的角色来进行扮演，创建出具有表演性质的活动情境。最后，在学生假期期间，舞蹈教师应该启发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家乡的民间舞蹈活动，在刻意营造出的民间舞蹈文化氛围中感受与课堂情景不同的真实情境。这种课外的情境教学有利于学生对舞蹈情境中思想感情的进一步理解和表达。所以，舞蹈教师在教授闽南民间舞蹈的课程时要准确把握课内虚拟情境的创设方式和课外真实情景的营造方式。

3.即兴创造指导教学

作为中国民间舞蹈主要创作方式之一的舞蹈即兴创造，指的是舞者在观众情绪和自身情绪双方面的影响之下受到了精神上的激励，没有经过事先的编排就在民间舞蹈表演活动中随着音乐和鼓点即兴起舞，创造出兼具传统舞蹈规范和自身艺术造诣的即兴舞蹈。即兴创造体现的不仅仅是舞蹈表演者的舞蹈功底和舞蹈素质，还展现了舞者发现新事物，独立完成艺术通感转换和发散性联想能力以及突破传统和自我的高超技能。广大人民群众和舞蹈艺术家们的即兴创造既是一种传情达意、表现才华的展示形式，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中优良舞蹈传统的一种传承和延续。舞蹈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认真欣赏舞蹈艺术家们的即兴表演，分析和总结即兴创作的规律和特征，并且指导学生在课后尝试进行即兴的舞蹈创作。所以，教师应该在闽南民间舞蹈的基础课上注意对学生即兴创造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进一步加强学生对闽南民间舞蹈的感悟和领会。

三、结束语

闽南民间舞蹈课程的开发是一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延续。在开发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的过程中，要坚持代表性和广泛性相统一，基础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相统一的原则来对课程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应用口传身授教学、情景教学和即兴创造指导教学等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来进行教学。以上观点是笔者个人探索的结果，以后也将继续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得到更多体会。

参考文献：

[1]黄明珠.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与校本课程开发[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145-150.

闽南文化论文篇（4）

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成绩斐然，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实践经验，已走在世界的前端，本着“拿来主义”，相互学习、理解交流、融会贯通的精神，相信很快能让海峡两岸的文化创意产业携手共进。

厦门有自己的立足点的，否则就只能是单纯的仿制品。这个立足点，实体上是厦门市，区域上是厦漳泉，升华上去是闽南文化，也是厦门立足点最本质的东西。

闽南文化的积淀很有深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上可以追溯到秦朝的闽中郡；上千年的发展中，宋元“海上丝绸之路”选择泉州作为起航点，明清西方商人传教士为闽南带来了西方文化。闽南文化内容十分丰富，挖掘空间非常广阔，我们要在这个立足点上着力发挥闽南文化的优势，力推闽南文化的城市精神，兼有包容、含蓄、开放、创新的特色。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文化为灵魂，以创意为核心，以产业为依托的新型产业。一个有创意的文化作为外衣披在传统产业的身上，产业就可以华丽转身，得到了升华。第一、二、三产业加上文化的元素，便可以成为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与晋江、石狮的服装产业，德化的陶瓷产业，泉州的茶文化等等产业进行对接，帮助它们完成产业的再次升级。

闽南文化论文篇（5）

大家早安！我是泉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传播协会负责人陈宗钰，爱拼敢赢、重乡崇祖的闽南人。闽南文化传播协会，成立于2010年4月1日。六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传承闽南文化，服务校园师生”为己任，做有理想，有特色，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影响力的社团。

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没有理想，不能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明确，那便是通过各种闽南文化的载体、文化传播的媒介，传播、弘扬闽南文化的精神内涵，即重乡崇祖、爱拼敢赢、重义求利、山海交融的闽南精神。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闽南地区的同学了解家乡、传承家乡；让非闽南地区的同学，了解泉州、爱上闽南、奉献海西，也就是让闽南的小伙伴乐意回报乡梓，让省外的小伙伴，愿意留下来建设我们福建。因此，我必须强调，社团的活动，从来都不只是闽南人的独角戏，从来都不为办活动而办活动。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个文明一旦灭绝了语言，便被宣布死亡，例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因此，在闽南文化传播中，闽南方言文化就显得举足轻重。为此，我们设置了闽南语歌曲大赛、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闽南方言文化大赛三个活动。其中，闽南语歌曲大赛已成功举办了五届，第六届将于5月8日母亲节当天以“爱要大声讲出来”为主题举行，每届的闽歌赛都得到非闽南地区的同学积极参与，2014年更是被入学前从未接触过闽南语的、社团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学员、来自新疆的小伙伴张伟同学夺得冠军；闽南方言文化大赛于去年11月首次举办，共吸引了包括陕西、海南、贵州等在内的277人报名参与。足见，社团活动，绝不是闽南人的独角戏。

我们从来不为办活动而办活动，每个项目的设置，都经过我们的调研、思考，并且进行可行性评估。例如，我们闽南语歌曲大赛及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的设置。有人说，读大学就是品读一座城市。但是，现实中，许多闽南籍同学，会唱国语、外语，甚至粤语，对于乡音却只停留于《爱拼才会赢》；许多非闽南籍同学，来了泉州四年，却只学会了公交车上提示注意安全的“开门请细腻，落车请行好”。这无疑将会是大学青春时期的遗憾。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结合社团在汉语言方面的优势，开设了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举办了一届又一届结合不同时事、节庆的闽歌赛。

对于一个团体来说，有理想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论的武装。市场营销的理论告诉我们，只有明确社团闽南文化传播的对象，设置有针对性的项目，才能真真切切地起到闽南文化传播的目的。从学生社团的性质来说，兴趣是社团成型的原因，因此对闽南文化抱有强烈兴趣的会员是我们的主要的文宣对象。但是，文化的传播也不能忽视潜在市场，立足社团，辐射全校，乃至全市，一直是我们的理想。

在此基础上，我们把社团文宣活动分为对内（即会员、理事）、对外（即全校师生）两个部分。对内文宣活动由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闽南民俗景点采风两部分组成。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包含闽南语教学、闽南灯谜教学、闽南文化研讨会三个子项目。闽南文化研讨会是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项目中的亮点，能够引导会员深入了解闽南文化，近一年来，先后在社刊《一页刺桐》发表了《论闽南文化重乡崇祖的精神内涵》等近5篇学术论文。对外活动由闽南民间艺人进校园演出、闽南方言文化大赛、闽南美食品鉴会、泉州高校闽南文化微影视大赛、闽南语歌曲大赛、闽南文化摄影大赛及摄影展、“中国灯谜之乡”灯谜展猜、戏曲小品表演等活动组成。我们坚持在实践中，创新、淘汰、升级我们的活动。

闽南美食品鉴会是社团的特色项目之一。在实践中，我们对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升级。从一开始的单纯品尝，到讲解环节的加入，茶文化、闽南语歌曲表演的加入，到第六届的“自己动手做”。会员通过自制闽南美食，分组讲解美食蕴含的历史文化。既享受了美食和劳动的快乐，又学到了闽南文化知识，可谓一举两得。活动得到了《海峡都市报》半版的专题报道和东南网、闽南网等媒体的报道或转载。

不仅如此，社团的许多活动在校内、泉州市内都具有影响力。首届泉州高校闽南文化微影视大赛，吸引了包括华侨大学、闽南科技学院等近5所高校总计58部作品参赛。活动得到了泉州晚报社、泉州网等媒体的宣传和报道，4天网络点击超过4万人次。社团闽南方言文化大赛、闽南美食品鉴会等活动被列为中科院闽南文化研究基地社科普及计划项目。

打铁还需自身硬，传播习大大口中“大有可为的闽南文化”需要坚强的文宣队伍。社团现设决策团、顾问团，秘书处、财务处，组织部、实践部、文宣部等七大机构，及隶属文宣部的社刊工作组、闽南语教研组、灯谜教研组，拥有一间闽南文化学术研究室。值得一提的是，社团组织部由会长直接领导，负责社团理事凝聚力、向心力的建设工作，确保文宣队伍具有极强的战斗力。社团的顾问团，由社团离任理事自愿组成，负责监督社团，为社团发展献计献言、发挥余热。

泉谚：“站着要像东西塔，躺着要像洛阳桥。”闽南文化传播协会一步一个脚印，做切切实实地闽南文化传播志愿工作。

谢谢！

附件：

答辩材料

1. 社团活动理论联系实践

文化的研究、传播离不开切身的体验，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做到切实地文化传播。闽南民俗景点采风便是社团为此设立的活动项目。“闽台缘博物馆采风活动”是项目中的传统，其目的在于促使新一届会员了解闽台五缘，领略以泉州为代表的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对闽南文化形成初步认识。文化骑行是该项目的另一传统，也是社团活动中最受会员欢迎和好评的活动之一。2015年11月社团组织会员开展了新一届“y-滨海”民俗调研骑行活动。在本次活动中，社团依托y“王爷生”等重大民俗活动，结合y村蚵壳厝及传统闽南“皇宫起，燕尾脊”建筑和宗法产物，结合“y女”服饰、头饰，进行实地讲解，让会员们能够更直观地感受闽南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此外，社团的闽南民俗景点采风也会结合时事热点和月份民俗，灵活增加项目。如，2014年因永春达埔镇获评“中国香都”而开展的“香都古韵、文传千里”暑期采风活动、泉州广播电视台“香恋？中国香都”文艺演出现场采风活动，结合泉州“海丝国际艺术节开幕式”举行的“源和1916”采风，2015年结合第14届泉州亚洲艺术节开展的泉州戏曲采风（含泉州南音、提线木偶戏），2016年4月的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采风等。采风活动所征集的采风报告、诗歌、散文，都择优发表在社团《一页刺桐》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闽南文化论文篇（6）

③⑥《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六点意见》[N].《人民日报》，2008-12

④林其泉、陈慰锭，《闽南文化与两岸统一》[J].《黄埔》，2004（4）

⑤全国研究室编：《历史怪胎——“”》[M].华艺出版社，1992

⑦袁曙霞，《两岸文化大交流对台湾同胞认同的影响研究》[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10）

⑧郑淑真、萧河、刘广才：《根在河洛》[M].华艺出版社，2000

闽南文化论文篇（7）

在西方，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进入都市化时代的美国，对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由城市社会学来承担。在中国，由于社会学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或小城镇，“这直接影响了城市社会学等知识谱系与理论工具的传播与应用”，使都市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急需加以填补的理论空白。目前，中国都市文化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学科中，而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有关刊物的文学、美学、文艺学栏目中体现。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 J ? H ， 1902 — 1972 ）在《文化进化和过程》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从1999年起，文化生态学研究进入了“大文化”研究的视野，研究取向集中在城市社会学、传播学以及伦理学等领域。国内文化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带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征，体现了当代国内学术界的现实关怀。本文将都市文化的研究延伸至社会语言学，立足闽南文化建设，关注闽南都市群的发展，从语言文化这一微观角度入手，以厦门为个案，对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的生态环境构建做尝试性探讨。

二、厦门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

    厦门是一座富有闽南文化底蕴同时又日趋国际化的都市，外来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融合使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良好的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应该是闽南都市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三种语言文化，即闽南语文化、普通话以及英语文化共存共生、平衡发展的语言环境。据此，本研究围绕这三种语言的发展现状调查展开：

   （一）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闽南都市文化具有开放性、移民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特征。这三个特征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闽南都市群在福建政治、经济的地位和发展决定了其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同时为闽南都市文化增添了魅力。然而，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需要语言多样性和方言文化的支撑。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在厦门工作和学习的各类人员，包括学生及其他各类人群，共计200 名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和分析，了解了受访者普通话和闽南话的使用情况。问卷共设计50道选择题, 全面了解厦门闽南话与闽南文化生存现状。调查数据见表1。

表1  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闽南话

43%

    65%

           70%

普通话

   100%

    100%

           10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上述调查表明，在厦门这个迅速发展的著名的闽南都市中，只要掌握普通话，日常交流没有任何困难。虽然成年的当地居民通常能够使用闽南话相互交流，但在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闽南话的掌握与交流却存在一定困难。其主要原因是普通话的普及和普遍使用，使得闽南话的使用场合非常有限。这种发展状况不由得使人对闽南语言文化的留存产生一定的担忧。如何正确处理好普通话与闽南话的关系，保持闽南话的活力与闽南文化特色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在普通话日益扩大使用场合的同时，地方方言也应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鼓励市民主动大量地去吸收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

   （二）闽南都市社会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现状

闽南都市群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实践证明，闽南市民的英语教育程度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海峡对岸的台湾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闽南的富强，英语教育的强调不是太过了，而是远远不及。本文通过广泛调研、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语言学、社会学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厦门的英语教育现状做出评估，调查结果如表2。

表2  英语教育的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受过英语教育

95%

    100%

           75%

英语表达流利

   16%

    30%

           2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厦门中小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教育普及较广，各类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中受过英语教育或者相关培训的比例较高，但真正能用英语流利交流的比例则都比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英语教育在大中小学得到普及，受英语教育的学生比例达95%以上，但仍旧以应试教育为主，较少注重实际交际能力的培养；此外，厦门作为正大步迈向国际化的都市，其国际化氛围仍显不足，英语的使用场合较为有限，使得英语的使用主要局限在学校课堂。

三、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 政府部门的重视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相应举措。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包括泉州、漳州、厦门三个城市，成立后主要保护闽南方言文学、闽南民间音乐、闽南戏曲、闽南民间舞蹈、闽南民间美术、闽南民间手工技艺、闽南民俗、闽南传统体育竞技、闽南民间信仰、闽南消费习俗等十类项目。福建省非常重视闽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以加强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以上种种举措说明政府已经将大力保护闽南文化生态提到了议事日程，将极大地促进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二）2+1模式的语言教育政策

本文认为，闽南都市文化区应借鉴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机制，在小学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闽南话和普通话想结合的“双语教学”，激发小学生学习闽南文化的热情。应鼓励并加强2+1模式（普通话、英语加闽南话）的语言教育政策，在中学和大学除了开设语文、英语课程之外，还可开设形式多样的闽南话课程，如闽南话短期培训班、闽南话选修 课等。2+1模式的语言教育，既提高市民的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又保障地方语言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繁荣闽南都市群的语言文化多样性，构建闽南都市社会的良性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

   （三）加强闽台文化交流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台湾一衣带水，具有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 一脉相承、相互交融。近年来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谍展牒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层出不穷，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五缘”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以及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四）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可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开设闽南语电视频道和广播，宣传闽南文化；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可以举办闽南话歌唱比赛及演讲活动，创设校园闽南文化的氛围；还可以在校园推广闽南戏曲，如歌仔戏的培训和演出活动，使闽南文化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闽南文化传播的基础上，以文化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探索文化与产业、城市、环境、社会融合发展，使文化产业成为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亮点。

四、结语

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学科理论构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畴等方面的问题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闽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闽南都市群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闽南都市文化开放性、移民化、文化多样性的特点，致力于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对于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地方政府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实际意义和参考价值。

闽南文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 J609.1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系广西艺术学院2012年度院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东南亚歌曲的教学研究与实践》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012JGY08.

闽南语歌曲顾名思义就是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歌曲，主要流传在福建省东南沿海厦门、漳州、泉州地区及宝岛台湾、东南亚等闽南人聚居的地方，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及整个东南亚流行乐坛中，闽南话歌曲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经久不衰。歌曲中所传承的地域文化、人文精神和鲜明的音乐风格，以及独特的唱腔，让人们在艺术的美境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愉悦。

一、闽南歌曲的根源、演变及音乐风格

一说到闽南语歌曲，这个极具闽南方言韵味和特殊魅力的“乡土”歌曲，很多人都会想到台湾的闽南语歌曲，目前舞台上演唱的闽南语民歌也主要来自于台湾。它的产生可追溯到300年前。那时，大批的闽南移民追随郑成功东渡台湾，使闽南人的语言文化、风情习俗在台湾扎根。先民们以闽南方言采用中国古老的五声音阶进行演唱的俗歌俚曲、山歌褒调世代相传，所以说现在流传于东南亚一带的闽南语歌曲就是在闽南语民歌的基础上演变、发展、创作出来的，它的歌词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题材大多包含亲情、爱情、励志、思乡等。 早在1922年厦门才女周淑安就创作了第一首闽南语歌曲《安眠曲》，这首花腔歌曲的出现在原本到处都是闽南歌仔的当时可以算得上是闽南语流行歌曲的一个雏形。闽南歌曲用的是闽南方言演唱，闽南方言源远流长，是一种超地区、超省界、超国界的汉语方言，千余年来，闽南人出洋谋生而相继向海外移居，人语相随，故在如今的东南亚诸国有相当一部分华侨和华裔仍然以闽南方言作为语言交际工具。在东南亚地区，闽南语歌曲具有一定代表性。长期以来，闽台海峡两岸以及东南亚等世界各地闽南语系地区的闽南同胞都非常喜爱并传唱闽南语歌曲。 闽南语歌曲可以说是闽南文化精华浓缩的体现，它的不断崛起、发展和演变，无不渗透着古老悠久的历史，从最初的歌谣启蒙到戏曲音乐，再到风起云涌的各种流行乐风，始终因应着时代的不同需要而生存。

作为民族音乐百花园中之一乐种闽南语歌曲，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通俗的话语，朗朗上口的语调，通俗易懂，好听好唱，因此受到老白姓的喜欢，被人们称之为老百姓自己的歌。台湾闽南语歌曲之所以成为海峡两岸人民喜爱的艺术之花，除了歌曲始终保持自己的质朴、通俗、大众化等特点外，还在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文化因素之融合。如闽南的戏曲有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芗剧（台湾歌仔戏）等。民间音乐有南音、北管以及山歌、茶歌等。在宗教方面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及相关的宗教音乐文化。闽南语歌曲正是产生在这种多元文化积淀的土壤中，具有鲜明的地域多元文化的音乐风格。当然语言和音乐并非孤立的文化事项，它们往往是某个民族或民事的地理的、历史的、心理的等等自然的文化产物，他们有其自成一格的特殊框架。这些音乐语言相互交叉、相互融合，使歌词内涵的情感强化、深化、使色彩更丰富；变化更细致，展现更富有动态，其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其感染力十分强烈，它经常以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影响人们的身心、陶冶人们的情操。再加之它的歌词完全趋于大众化，同时做到贴切生活的通俗性不说，任何一首闽南歌曲所采用的表现手法十分形象生动，内容高度统一，结构紧蹙层次分明。闽南歌曲音乐的陈述也是很具特色，其音乐色彩包括旋律美、语言美、韵味美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歌曲内容、形式体裁的不同，其创作手法大致分为三类：童谣、爱情、婚姻生活。闽南歌曲中的童谣活泼俏皮，其歌词充满着童真童趣。如闽南语童谣《天乌乌》：天乌乌，卜落雨，海龙王，卜娶某。其爱情歌曲多半忧伤缠绵，婉约迷离，非常扣人心弦，如《爱人跟人走》把一种痛失爱情，深爱的人却爱上别人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闽南歌曲中有关婚姻的歌曲则风趣幽默，充满着幸福与甜美，其取材也贴近着生活，以生活中真实的一面来歌颂婚姻的美好。如《病仔歌》其唱腔欢快而有趣，而其歌词更展示了闽南方言的丰富多彩。短短的十句换了十种叫法称呼自己的妻子。总之，闽南语民歌最为单纯朴实，闽南方言的根植于民间，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各种乐种相互吸收、相互渗透，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该地区的音乐风格，为其音乐文化远播海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说，闽南歌曲是独具魅力的歌种，鲜明地体现了当地人的生活情趣。闽南语歌曲作为闽台文苑中的一个乐种，正是其歌曲音调组合元素来自闽南文化沃土中，源于闽南地区的语言，民间曲艺民间民谣、戏曲、以及地域特色的生活、习俗等人文活动。一直以来，闽南语歌曲为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各地的闽南乡亲所津津乐道并传唱着，凡是有闽南语系的地区如闽台一带、广东潮汕、海南以及东南亚等地，都少不了闽南语歌曲，可见其辐射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

二、闽南歌曲独特唱腔

闽南歌曲的魅力不仅来自其优美的歌曲旋律，而且来自其诗一般优美的歌词，鲜明而起伏跌宕的歌唱性节奏。它们在表达了词、曲作者的动机和思想的同时，也通过演唱者饱含深情演唱的二度创作，赋予了曲调和歌词以全新的生命。

台湾闽南语歌曲的演唱跟其他流行歌曲一样，都需要有声乐的基本功，但是台湾闽南语歌曲的演唱与流行歌曲、民歌等演唱的最大区别和特色在于唱腔上，大部分台湾闽南语歌曲演唱常用哭腔，这就要求演唱者演唱时要有一定的声乐技巧，运用充满韵味的哭腔来演唱。使整首歌曲的感彩越加浓厚，使歌曲更加富有感染力，如现代比较流行的一首闽南语歌曲《雨水我问你》，独特的鼻音、丰沛的感情、苦味满满的哭腔令人为之动容，如“啊～～～～雨水我问你，我的感情算什么，不知爱已经爱这么多年。。。。。。”如果和我们平时演唱流行歌曲一样来演绎就体现不出这首歌的韵味，如果再结合哭腔来演唱，歌曲就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非常吸引人，又显现出闽南语独有的味道。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变化，闽南语演唱也渐渐融入流行音乐的要素，有些歌曲出现了没有运用哭腔演唱，但歌曲仍然有自身的特色。

闽南语歌曲在演唱上的另一特色在于尾音的咬字以及演唱的颤音上。闽南语歌曲在演唱时经常用拉长的颤音，这就要求我们在演唱的时要有气息的支持及控制气息的能力，而且在咬字上有别于我们演唱其他歌曲，闽南语歌曲演唱的尾音特别注重押韵，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爱拼才会赢》中“一时失志，不免怨叹”的“叹”，一般是唱成ta.....n，而闽南语歌曲在唱腔上却注重它的押韵，唱成tan n......“一时落魄不免胆寒”的“寒”，“那通失去希望”的“望”等等都注重在押韵上，与流行歌曲在演唱上要求要打开唱有区别，又如歌曲的尾音在演唱时运用颤音来拉长，通过气息上升到鼻腔，感觉是用鼻音再延长，就如我们练声时唱“n”字一样感觉运用到尾音的咬字上，然后再拉长保持尾音的时候装饰了颤音，使歌曲特色突出，韵味十足又与众不同。多数闽南语歌曲婉转优美，转而情绪激昂高亢，再急转直下，唱腔收放自如，出神入化。因此我们要唱好闽南语歌曲就要把握它的风格，了解其曲式结构，歌曲的特点，运用其特殊的演唱方式演绎出饱含韵味的闽南语特色。

闽南语歌曲演唱大多以质朴、通俗、大众化等特点，深受海峡两岸人民的喜爱，其唱腔曲调的特殊均利用人物性格，环境气氛，用音乐强弱和节奏松弛来激发相应的感情，所以更能强化人物性格，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的内心世界。使听众直接获得不同程度的美感与共鸣。“声情并茂”作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已有悠久的历史，它不仅是我国民族声乐理论的一个闪光点，而且也表达了人们的审美方面的一种追求，在我国古代的唱论中，“声”与“情”一直作为歌曲艺术的两项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准。

综上所述，闽南语歌曲是具有独特魅力的歌种。欣赏者和演唱者应从歌唱的语言、音乐、文化去把握其间相互的关系；体会其交相辉映的美感。闽台文化源于中原文化，又与闽台当地的文化相互融合，闽南语歌曲正是秉承其特点而发展成为闽台乡土之花的特殊歌种。闽南语歌曲演唱不仅是一种技巧，而且是一种文化，他潜移默化地提升了我们的修养，陶冶我们的情操，增加我们的知识。

三、结语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而歌曲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看成跨越国界、疆域的文化使者，它们常常能反映一个民族的心声，也能表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的喜怒哀乐、文化习俗。同时，不同风格的歌曲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底蕴，其歌唱的内容也无不深深的打上了时代和文化的烙印，所以，对闽南歌曲的学习还能够促进学生对东南亚国家的了解，促进跨文化的交流。笔者希望能借助声乐教学中闽南歌曲的教育和教学，使声乐演唱者易于接触、理解、融入东南亚国家的风土人情和习俗文化，可以从闽南歌曲的学习中挖掘出大量的他民族文化的瑰宝，缩短中国传统民歌与东南亚民歌之间的文化“时差”距离，扩大演唱者的文化视野，逐步消融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启迪我们学生的智慧，最终达到培养和发展学生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所需的跨文化交流、交际能力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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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艺凤.近现代闽台闽南语民间歌谣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

闽南文化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7）01-0010-05

当前，随着《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正式出台；随着我国体育（武术）治理能力（体育治理能力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不断深化，武术的文化生态问题必将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众所周知，地域上的“闽南”包括厦门、漳州、泉州、龙岩；文化学意义上的“闽南”主要指厦门、漳州、泉州三地。本文研究的“闽南武术”是特指孕育于厦、漳、泉地区，受其地理和人文环境影响而产生并流传下来的武术统称。“文化生态”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那么，闽南武术“文化生态”则可理解为“闽南武术文化在一定的环境下存在和发展的状态”。本文主要从闽南武术文化生B的现状及其问题为切入点，通过闽南武术文化生态（文化结构一般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生态位是生态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格林内尔[J・Grinell，1917]最先将其定义为一个种或亚种所占据的基本空间单位。鉴于此可将文化生态分为物质文化生态位、制度文化生态位、精神文化生态位）三层面的具体剖析，解构闽南武术文化生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利于闽南武术文化生态的建设与保护。

1闽南武术的物质文化生态位

1.1闽南各种武术样式发展现状

中国武术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分为传统武术、竞技武术、艺术武术、媒介武术、大众武术、学校武术等多种样式。通过调查和走访发现，闽南的传统武术保存较好，民间习武人士较多（如：石狮的周盟渊先生门徒众多，每日求教之人络绎不绝；南安的王明钦先生亲传弟子300余人，等等），保存相对完整的拳种主要有五祖拳、永春白鹤拳等；竞技武术发展较快，近十年来在省级和部级各类竞赛中获得奖牌的人数持续上升；艺术武术和媒介武术相对较弱，没有形成较大的闽南武术文化品牌，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将闽南武术传播出去；大众武术普及较好，闽南人在经济比较充裕的境况下以及当地“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全民健身意识普遍提高”的背景下，已经充分认识到武术的健身养生功能，习练人口与日俱增，在南安市水头镇朴里村的几次调研中发现，不断有新村民加入习武行列；学校武术有待加强，目前有些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没有实质性的武术课，有些开设武术课的学校也多局限于五祖拳健身操等。以泉州市区中小学开展现状来看，各校对武术重视程度存在差异，与之相应的教学情况、课外活动也不尽如人意。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丰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传统体育等进校园等。这是国家宏观层面发出的指令和号召，可以利用此契机在闽南范围内，全面调查学校武术的开展情况，尤其是市郊、乡镇易被忽视的地方。将所有的学校都纳入统筹战略之中，全方位考察闽南武术文化生态建设的成效，促进闽南武术物质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

1.2闽南武术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

闽南大地尚武之风久远，受其尚武精神的影响，闽南武术传统元素与其他地域相比保存较好，但是现代创新元素不多，有些拳种并没有融合现念进行创新发展；另外，由于闽南多山川与江河湖泊，古来交通不便，“形成了许多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的地区，它们的文化产生和发展也不尽相同，使得人们对本民族的传统比较保守”，再加之闽南语言的独具特色，自成体系，阻碍了人际之间的交流，使得闽南武术只是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如有的研究者指出：“通过赢得泉州武林的承认，实现了五祖拳的本地化；借助精英化和大众化的两向度传播，推动了五祖拳在泉州的发展”，等等。这些言论进一步证明了闽南武术本土继承与发展较多，而外来引进和融合偏少的局面。应该说，闽南武术发展不能靠国家政策的勉强维持，也不能靠特殊群体的友情支持、而要靠自己的努力、创新，使它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真正需求。新时代的闽南武术要力争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综合考量、协调发展。

钱穆先生曾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中言到，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刺激，犹如人身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生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发展。一种文化必须有多种异质文化的不断渗入，才能在博弈中互相吸收，才能在比较中取长补短。闽南武术吸纳外来文化的因子越多，推动自身文化发展的力量则越大。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出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等多种原因，闽南武术排斥异质文化现象明显，这虽然保存了自身相对完整的技术风格，但也缺少了进取的创新意识，不利于闽南武术的长远发展。

1.3闽南武术技术体系与练习场域

闽南武术上承南派武术，相较于北派武术而言，技术体系风格独特，套路动作一般短小彪悍，常常配有发声呼喝等；闽南武术（以南拳见长）整体上以手法为主，多善桥手，灵活多变、拳势勇猛，少有蹿蹦跳跃、闪展腾挪、起伏转折和跌扑滚翻等；另外，由于闽南地处亚热带，常年气温在20℃左右，所以闽南武术练习场所多以室外为主（明显区别于北方），尤其是乡村。在调查中发现，部分习武者或聚集在自家庭院或相约于山头林间，三三两两有单练、有对练，不亦乐乎；在练习方式上也是兼具分散与集中。如有的村镇（南安霞美村、桃源村）开设了武馆，村民茶余饭后可免费在一起切磋武艺。另外，也有一些常年习武者早晚会到附近的山上（九日山、紫帽山）独自修炼，追求大自然赋予的天地灵气，迎接东方的第一缕晨光。总之，闽南武术技术体系保存较好，但是创新力度不够；练习场域分布不均，少有室内独练者。

2闽南武术的制度文化生态位

2.1闽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在举国上下齐声呼吁抢救与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闽南地区的武术文化遗产曾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传承。如1986年，五祖拳被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确认为福建传统拳术之一；1990年，“国际南少林五祖拳联谊会”在泉州成立；2008年，五祖拳成功进入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永春白鹤拳史馆在永春县五里街镇大羽村成功开馆；2010年动画片《永春白鹤拳》正式开拍。上述这些事实说明闽南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了当地政府及协会团体的重视，收到了较好成效。但遗憾的是，近年来并没有更为细化的保护条例出台，也没有闽南武术非遗保护的具体时空框架建构，一定程度上又出现了“失衡”的文化生态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得当与否是衡量文化生态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与关键维度，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建设文化生态，就是要调整文化定位和社会关系，把它们的关系重新理顺，成为常态。这就是文化生态建设的基本使命。目前，闽南地区在抢救和保护民间传统武术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整体的文化生态现状仍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对五祖拳、永春白鹤拳等代表拳种的重视程度较高，对民间其他拳种的投入和宣传则相对较少。另外，五祖拳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的重点并不是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这些物质文化形式背后的精湛技艺、独特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涵等非物质形态的内容，显然，在@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意见》指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2011年国家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旨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非遗保护等相关问题纳入法制化。但是通过调查和访谈得知，漳州地区的武术非遗政策配套不够完善，缺乏对传承人的具体保护措施和后续财力支持；泉州地区的武术非遗保护条例不够细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有的法制化、规范化等要求相比，一些拳种（如五祖拳）的保护还表现出无序、无法，随意性大的特点。

2.2闽南地方武术管理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

2004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11年又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意见和决定表明，我国已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以及当代文化建设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闽南地区虽早在2007年便成立了我国首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厦门、漳州、泉州分别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和保护规划。但是闽南地方武术管理部门对武术的哲学社会科学价值显然认识还不到位，出台的法律法规、保护规划不完善，没有针对武术非遗保护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深层发展等方面制定进一步的措施。另外，由于制度文化建设的不健全而导致错位现象明显，有些拳种的非遗申报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出现了传承不清、权属纷争等问题。有研究者指出：“许多体育范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缺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资源一制度，正在淡出主流体育文化，濒临灭绝”。可见，当前应该结合闽南武术的实际发展状况、在借鉴各类已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闽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法规体系，规范闽南武术非遗传承人的确认与培养制度、保护支持制度和经费分配制度等，引导闽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效、有序地开展。

2.3闽南武术代表性拳种传承人的遴选制度

闽南武术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具体操作要个人申请、逐级报送、层层帅选，最后通过政府部门审批来认定。但是，近现代以来由于闽南民间武术传承无序，分枝众多，互相“争大”“正宗”难觅，对闽南武术代表性传承人遴选与认定工作造成了一定阻力，影响了其健康发展。在泉州永春调研过程中发现，由于永春白鹤拳传承人分枝分派，且辈份不一，有的传承人技术水平难以服众，有的传承人自我标榜第一，还有的传承人唯利是图，弟子徒孙良莠不齐，等等。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当地民间武师传承与传播武术的积极性，违背了“非遗”传承人遴选制度与保护的宗旨，造成了闽南武术代表性拳种传承人遴选制度与文化生态建设现实需求不对称现象。其实，有研究者早就指出，在近十年来的武术“非遗”保护上，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名录的评审、技艺的保护及传承人的遴选等。闽南武术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需要建立长效机制，要有长期的制度跟踪，遴选时要根据候选人的平时表现――武德、人品、技艺、口碑等做出综合评价，不要因为“一匹害群之马”而导致该拳种的衰落或对该拳种名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事实证明，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损毁，也不是缺乏相应的技术保护，而是人们各种片面的观念和错误的做法”。在这方面厦门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厦门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实行专家评审制度。市、区文化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文化主管部门根据评审意见和公示结果，拟定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市、区人民政府对符合条件的代表性传承人给予相应扶持。这种公开透明遴选代表性传承人并给予奖励和扶持的做法有效避免了部分代表性传承人滥竽充数或真正的代表性传承人无力开展工作以及担心后继乏人的状况。

3闽南武术的精神文化生态位

3.1闽南武术人文价值宣传平台

闽南武术文化内涵丰富，人文价值厚重，但是受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影响，官方特别是当地武术管理部门主要认可武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对武术的文化价值显然缺乏重视力度和缺少宣传平台。通过调研得知，闽南武术文化价值宣传平台相对匮乏，乡镇、村级主要通过人际传播，传播主体仍然是在民间并以口口相传为主（缺少专业理论人士引导和书面整理），县、市级主要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进行宣传，尚未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形成合力。“当前，信息载体、传播渠道更新迭代越来越快，移动应用、社交媒体已成为主要信息入口，聚合类平台、自媒体公号不断涌现，网络直播、问答社区等成为信息传播重要源头”。面对传播形态的深刻变化，我们认为，要想发扬闽南武术文化，传承闽南尚武精神，就要着力打造闽南武术宣传平台，通过体现时代特征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联合作业”来提升闽南武术文化传播能力。

鉴于此，当地武术主管部门可根据闽南武术文化生态总体规划宏观构建闽南武术文化价值宣传平台，综合运用纸媒、广播、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手机报、移动电视、网络电台等“叠加效应”建设好闽南武术的网络媒体、数字化平台，提高闽南武术主流媒体的文化公信力和文化影响力。

3.2闽南武术精神文化创新途径

闽南自古以来即是兵家必争之地，尚武之风浓厚，历史上出现了俞大猷、傅应嘉、郑成功、施琅、陈化成等一大批名将，在这片土地上孕育的闽南武术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审美价值取向。但是，精神文化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要结合现代元素进行创新，使之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闽南武术文化中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等核心要素加以整合并凝练成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合青少年审美价值取向，使之在闽南武术文化生态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地域文化特色，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结合时代的精神导向进行再凝练、再创造、不断增添新质一凸显武术“仁”“礼”教化的内涵，这样才能解决当下闽南武术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部分闽南武术已经偏离武术本体发展、丧失了独特的人文精神和职业操守，进而破坏了闽南武术长期建立起来的精神文化生态）。

“中国实用文化中的饮食文化和民俗文化已然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礼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服饰文化等看得很重，强调在日常用度中抵达中国文化的深处。”中国武术文化亦如此，深度挖掘闽南武术文化的精神内涵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已经时不我待；在体育强国、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下，推动闽南武术文化深度的、全方位的精神传承与当代阐释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传承与阐释不仅可以在“守正创新”中感受闽南武术的“爱拼敢赢”之风范，而且可以在“文化生态”的建设中发挥闽南武术的“精神引领”之作用。

3.3闽南武术文化生态美学意识

文化生态美学意识是一种“和谐”意识，它“既强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忽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闽南武术的文化生态美学意识既要考虑自身发展又要顾及其人文价值和社会经济效益。但通过上述论述不难发现，闽南武术的文化生态美学意识并没有将三者有机结合，需要进一步的改善和加强。

闽南文化论文篇（10）

闽南地区位于福建省的南部，以丘陵地带为主，丘陵山地之间交错着河海冲积平原，东面一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天然良港。现在所说的闽南地区，主要是指泉州、漳州、厦门三市。

一、闽南文化及闽南人移居东南亚

在闽南这片土地上，南来的中原文化与原住民闽越人文化、以及海上舶来的海外文化相融合，历经先秦至唐代的形成期，五代至宋元的发展期，最终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兼有独特方言与强烈地域文化特征的闽南文化，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文化的核心区包括泉州、漳州、厦门，区涵盖了闽西、闽北、闽东、浙南、广东、海南、台湾、港澳的部分区域，辐射区波及到东南亚等海外闽南移民聚居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以及遍布世界各个国家闽南人后裔。随着闽南人的不断向外开拓、向东南亚迁徙，闽南文化随之传播到东南亚各华侨聚居国，对当地的华侨华人，乃至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闽南文化是世界各国各地区6000多万闽南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闽南人的海外贸易由来已久，早在唐代，已有闽南人或因商贾而在南洋“住蕃”，或因其他与缘故而“流寓”南洋。五代以后，闽人大量出海贸易，“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宋元至明清时期，中国海外贸易不断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向东南亚的移民，蔚成风尚。闽南人定居性移居海外是在明代以后，自清中期以后，西方人东渐，海洋交通进入航海大贸易时代，闽南人也被卷入东南亚的劳动力市场中，因生活所迫，越来越多的闽南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其中仅泉州籍港澳台侨胞就有2000多万人，在东南亚各国中，100万人以上的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10万人以上的有缅甸、泰国、越南等国（1）。这些华侨华人把家乡先进的生产、生活用具、技艺等带到海外，与当地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所在国家娶妻生子，生根发芽，与居住国人民一道，共同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侨与家乡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常存在着“落叶归根”的心态，盼望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以后，得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由于这种心态，加上闽南人在移民和再移民的历史过程中，保留了中国最为完整的宗族文化形态，都以聚族或聚乡而居的形式，来巩固发展自己固有的生存空间，这使得许多华侨得以更多地保存家乡的传统文化。

二、《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展示的东南亚华侨文物

2013年在举办第二届世界闽南文化节期间，为了给世界闽南文化留下一个永久的记忆，泉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期间建成《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该展示中心设立于泉州市博物馆内，总面积为4200平方米，通过300多张照片，2000多件实物，从闽南方言、闽南历史、闽南宗族、闽南宗教、文化遗产等五方面，讲述闽南人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故事，为唤起闽南人对本土文化的珍视，共同保护和建设世界闽南人的精神家园提供了一处重要的窗口。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于2013年6月17日正式对外开放。在该展示中心的建设过程中，为了充分体现闽南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繁衍，特委托新加坡华侨、文物收藏家吕世聪先生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马六甲等国家和地区征集到相关文物43件，这些海外征集来的文物讲述闽南人从历史走向未来，见证闽南文化“来自中原，航向四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闽南文化对东南亚华侨及当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海外征集来的文物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文化典籍

文化典籍有新加坡、马来西亚 翻译中国古代小说《一枝梅平山贼》、《平闽十八洞》、《走马春秋》；新加坡出版的《地藏菩萨本愿经》、《高王观音救苦经》、闽南语《金刚经》；《李载鸾永春拳谱》、《四书》等12类。这些书籍多为闽南人移民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后，带去并在当地的发行、传播，成为当时东南亚华侨的精神食粮。

（二）瓷器

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经常在闽南瓷窑订烧瓷器，再销售予当地百姓。此次展出三件瓷器，分别为泰国华人订烧五彩小盘、青花泰文罐、漳州窑双狮娘惹瓷罐，具有浓烈的异域色彩，这类瓷器深受东南亚国家人民的喜爱。最特别的是青花泰文罐，以外国文字为纹饰的瓷器，除了欧洲地区的荷、英、法等洋文、尚有阿拉伯地区的回文，中南半岛的泰文尚不多见。

（三）民间信仰类

闽南人出外总会带着自己家乡神明神像或香火（香灰），祈求家乡神明佑护在异地顺利平安。此次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征集到漆线雕番面妈祖坐像、广泽尊王、保生大帝等香火盒、天公金木印版、清代慈云阁双面签诗木印版等9种民间信仰的文物。妈祖信仰遍及泉、漳、厦等闽南地区及台湾地区、东南亚诸国，此尊妈祖坐像系东南亚国家所出，她有一张“番仔脸”，冕冠后面缀有一撮玫瑰红发髻，使妈祖番客韵味十足，这在妈祖形象中堪称奇葩。

（四）其他类

从18世纪开始，华人在东南亚的开发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渐成当地有影响力的一方势力，或是一地的统治者，遂模仿当时中国通用的铜钱样式，取材于当地常见的铅锡，制作发行了各类华人的钱币。展示中心展示三枚印尼华人铸币“列港公司”、“玛瑙公司”、“中和公正”等铸造于18世纪的锡币，出水于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邦加岛（Pulau Bangka）等地。另有从新加坡征集来的源崇美茶庄茶具，由紫砂壶、茶盘（锡制）、茶罐（锡制）组成的整套茶具，其中紫砂壶壶身有“新嘉坡源崇美茶庄”等款识。

三、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从这些海外征集而来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华侨在侨居国不仅较好地保持了闽南文化，而且不断地在当地传播、弘扬闽南文化。

（一）物质方面

人是文化的最忠实、最活跃的传播者。由于中国人的海外迁徙是一种被迫的移民行为，他们移民居住国后的少数民族地位和被统治、被支配的现实处境，使他们无论在现实生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需要与自己的祖国保持一种身份上的认同，以使自己无论走到哪里，走得多远，都有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所以闽南华侨在移居海外过程中，几乎将他们在故乡的生活方式完整地移殖到侨居国。如这次展出的源崇美茶庄茶具，就是其原主人为了促销茶叶，从宜兴定制了茶壶，从潮州定做了锡制茶罐，从香港定制了锡制茶盘，组成了整套茶具赠送给买茶的人，随着其茶叶生意的兴盛，闽南功夫茶文化也随之在当地得以传播。又如瓷器，移居东南亚的闽南人回国定制瓷器，带到移居国使用，不仅丰富了侨居国的物质文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在菲律宾部分比较闭塞地方的土著居民，把拥有中国陶瓷当作估量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主要准绳和象征。瓷器传到菲律宾，启迪并带动当地制陶业的发展，推进当地社会文明的进程。

（二）精神方面

闽南人在驾驭海洋世界以及“过台湾”、“下南洋”时，他们为了适应新环境、满足精神生活等需求，又将源于故土的精神文化传播到侨居国，这些闽南精神文化在闽南地区与东南亚社会的交流中影响广泛。如 马来文学在19世纪的马来西亚非常有影响力。这个早期闽南人移民与当地马来人结合的华人亚族群― ，将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翻译成马来文，其中使用大量的闽南方言，如《走马春秋》封面上的字眼“CHAU MAH CHOON CHIU”，懂得闽南语的人若拼一下，就会发现它是“走马春秋”四字的闽南语发音。这些翻译的通俗小说成为风靡一时的 马来文学，至今被各方藏家争相收藏。而被誉为音乐“活化石”的南音，流行于所有闽南人生活的地方，南音唱腔优雅中带有一丝丝哀怨，倾诉着母亲、妻子对于漂洋过海的儿子、丈夫的深深思念，折射出闽南历史上传统社会和家庭生活的特征。这幽雅的乐曲曾是许多海外闽南人梦牵魂绕的乡音和乡愁，于是，围绕闽南戏曲的社团纷纷在世界各地产生，它们承载着海外游子浓厚的乡情，也凝聚着世界闽南人深厚的亲情。

此外，共同的信仰不仅是海外闽南人和祖籍地密切联系的纽带，也是团结世界闽南人的载体。闽南人外出到东南亚一带后，把祖籍的信仰也一起带了出去，而这些信仰又影响到了当地人，以至于“妈祖”到了海外后，就有了当地人的新面孔，变异成番脸妈祖，菲律宾不少天主教堂中供奉的妈祖神像是全身天主教服饰的神像。1954年，全世界天主教在菲律宾举行祗祷大会，教皇特封妈祖为天主教七圣母之一，并隆重为妈祖加冠（2）。这说明不仅菲律宾华人信仰妈祖，一些菲律宾人也用他们的传统方式来信仰妈祖信仰。妈祖信仰已渗透到当地民俗中，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闽南人在世界各地以血缘、亲缘、乡缘、业缘等为纽带，通过举办各种迎神、祭神庆典活动，创办华文学校、华文报刊等方式来强化华侨的民族意识，传播闽南文化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完整的华人华侨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传播史。

闽南文化论文篇（11）

1引言

在当今国际经济、文化日趋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亦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同化的趋势。如何在规划中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本土传统民居优秀的特色，并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设计体现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城市景观显得特别重要。做为一个环境艺术的学习和研究者，在本土传统民居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显得日渐式微而感到遗憾的同时，深感有责任就此课题进行探讨。

2闽南红砖传统民居的解读

单德启在他的《人与环境一一中国传统民居聚落基本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一文中，用英文中的“本土的”(vernacular)，“传统住宅”(traditional rcsidcnce)，“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etecture without archtect)，对“传统乡土民居”的含义进行l}释。n]现仅以笔者当下生于斯长于斯的闽南民居为例，就其内部空间形态、外观特征、色彩特征、装饰符号、文化特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探讨其对于今天的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重要性。[z]闽南红砖民居通常指的是用本地特制的红砖结合本地石材和工艺、融合了中原文化及闽南海洋文化的精神而建造的大膺a "詹”是闽南方言，就是通常所说的“房屋”。

1 .1闽南红砖民居的空间构成形式

闽南红砖民居一般为单层，其布局以中轴线分布;呈“向心围合式“;左右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正中间有天井，中设厅堂，一般摆放祖宗神位，前设石煌，两边为厢房，左为大。在闽南方言里，几进一般也称作“几落”，如“三落大膺”的说法，指的即是三进的大詹。

1 .2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分析

1.2.1主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以红色为主色调。究其心理及传统因素，红色是中国传统象征意义文化中举足轻重的色彩，红色在几千年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象征喜庆、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闽南红”呈现的便是一种带有喜庆的红色，它代表了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乐观向上，奋发图强的生活态度，使闽南人对传统文化中代表喜庆、吉祥和朝气的红色情有独钟，并将红色作为建筑主色调延用至今。

1.2.2辅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中的白石、青石、原木色及饰作的辅助色，与砖红主色调相辅相成。可以说，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搭配无论从建筑本身，还是置于在自然的大环境中，都显得既端庄典雅又活泼灵动。

总之，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绿水之间那一栋栋具有典型的闽南特色的红砖民居，犹如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画中一枚枚朱砂色的印鉴，它与环境显得统一而又有变化。

1.2.3闽南红砖民居的装饰符号

闽南红砖民居不仅远观起来赏心悦目，近看局部装饰的符号设计亦别具一格。

a、装饰符号的位置:屋脊、墙面、悬梁、柱子、门窗、斗拱等;b、装饰符号的制作方式为:石雕、砖雕、木雕、灰塑、剪贴、拼凑等;c、装饰符号的题材:吉祥纹样、神话教化、诗词楹联等。这些装饰符号的灵活运用结合民居建筑的材料与工艺，使之无不充分显示营造者的匠心和艺术造诣及文化品位，亦成就了闽南民居独特的魅力。 1.2.4闽南红砖民居的文化

闽南上承古闽越的积淀、下启汉族及西域的交流、再融合东南亚、伊斯兰和西方建筑的影响，在文化面貌上呈多元化的状态。今天，闽南传统红砖民居独特的外观是在闽南地域文化的浸染下逐渐形成的，她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在造型式样上处处以装饰视觉元素体现建筑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2传统民居传承之意义

2.1传统民居传承之重要性

弗.赖特曾说:“唯一真正的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文化”由此可见，其对于本土建筑文化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传统民居是本民族人民智慧浓缩的结晶，它必然有着我们能够“古为今用”的有益成份。但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今天现代化的民居建筑的大量涌现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各地的民居逐步被所谓异彩纷呈的各色建筑、貌似多元的审美追求的建筑所代替。这表面看是“现代化”的体现，但也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缺失，亦反映出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从另一个侧面看何尝不是现代对传统的蚕食与否定，或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让位?如果说房子塌了，可以重建，但一个民族的精神垮了，要重铸又谈何容易?建筑是表现民族精神的一种主要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说亦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因此，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传统民居的优秀文化，是一个民族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

2.2传统民居传承之紧迫性

2.2.1外来因素导致传统民居加速消逝

当今，大量优秀的传统民居，正由干经济加速度增长、生活习俗的变革而快速消失。所以，民居的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早在建国初期，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就曾为了老北京的旧城保护问题竭尽全力、四处奔走。他们的方案是保留老城，将现代化的建设计划移到旁边的城市去;保留城墙，并在上面做出一些景观、休闲娱乐区域，这样人们既可以边饮茶，边徜徉在古城墙上，看老北京、看众生相，试想那是何等的享受!当梁氏夫妇看到古城墙被拆时，不禁痛哭涕零道:“每拆一块砖，都是在剥我的皮啊!”据说苏州郊区著名的水乡一一周庄之所以今天能够留存下来，也多亏已故艺术家陈逸飞先生当时四处呼吁奔走，今天才能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视线之内。

2.2.2内在因素造成传统民居传承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