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10-23 17:45:40

电视文化论文

电视文化论文篇（1）

在文化学视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构成现象，它标识着相关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话语的成立方式与作用力度。对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断，意味着在其所属领域文化本体论推导的结束和对其社会历史成因多元化的认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给予文化观察者的实验条件，主要在于多维度的视角和对其所在系统生命性联系的提示。因此，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执一端的说法，并非区分理论是非的简单依据，表象的混乱状态往往更能见出电视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维度的合理性及其关联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从俯视、后视、外视、侧视、内视、前视几个角度，对电视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观照和审视，进而尝试让观照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推导的方法，以期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在纷呈的现实表象中渐渐浮出。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第三，电视文化不能像相异文化形态那样具备相对稳定的某一种属性。断定电视文化是大众文化，显然过于笼统。大众文化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是随一系列大众传媒的崛起而登场的。大众文化以“文化大众”为旨归，宣告了文化消费时代的垂临。“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锦华著《隐性书写》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阶级性、阶层性和垄断性，是一切现代文化形态均有的属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计地搭乘大众文化快车，才有可能传播到位。大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对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态的气象，所谓文化的终极必然趋向大众。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

后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见证，又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1-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体特征，既标识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到达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广度，同时又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积淀，以“神来之手”，不可遏止地参与到了我们对现代文化灵魂的塑捏中。

从这个视角把握电视文化身份，其理论眼光必然充盈着殷殷的怀古忧思，所展开的文化研究则更多地罗织着批评的维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体地位的心理诉求，促使其素朴地以自身的特点来限定电视文化身份，如，从文化集权观念出发设定电视文化机构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为电视文化增设划一的评判标准，对电视作为大众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级、展开文化自由竞争的冲动予以约束；另一方面，则以自身为比照基准，止于对电视文化中传统文化特质的缺失或变异的指指点点，从而推断出电视文化身份缺席的结论。这种批评，徘徊于对电视文化功能的客观解析与主观期望两相矛盾的游离地带，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内部研究上，就有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传统文化鸿沟置换为电视屏幕上“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争执不休；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则出现了“电视文化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工具”的呼声，从而强调对电视文化身份的“介质”性理解与使用，而忽视了其文化本体的存在与特质。

在这个视角观照电视文化身份，难能可贵之处应在于对传统文化中既有的历史发展眼光的择取。传统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过去时段，其存在本身蕴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纵向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就传统文化而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形态，就像岩画——戏剧——诗——小说出现的秩序那样，明摆着石器——青铜器——甲骨、竹简、羊皮纸——造纸术——印刷术的文化生产链条；机械时代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信息时代必然酿造大众文化的甘醇。如果从这种发展的路线上延展开去，也许走不了很远，就会有人将电视文化视为传统文化来审度。“人类文化总是处于创造与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质总是受到挑战”（注：参见1999年3月11日《文艺报〈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建设〉》），因此，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电视文化身份必将是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现在时段主体形态的显现者，它在完成“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注：CCTV-1频道形象广告词）的使命中凸现自我，更多的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纵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文化时间的不同维度得以自由流淌，极大地体现出了文化时间来龙去脉的连贯与不可分割，亦即电视文化对文化时间的自由把握与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传统文化已有的多种形态与特征，亦即电视文化的出现不是空中楼阁的出现，它必然在其技术构成的基座上，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予以现代性的重构与诠释，在电视文化的每一种构成上总是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泽，同时也衍射着未来文化的辉光。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身份表现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态。

外视：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社会生活，意指人类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是以“群”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系统，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围的“群”中，人们会在调适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中结成形态相对稳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党派、社团）群落、经济（企业、财团）群落、“文化”群落（狭义的文化艺术性组织、机构）、宗教群落，个人自组织群落（个体的人对属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说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那么，任何一个“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

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电视”是各个“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间”、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现代化武库，电视的文化身份无疑被塑造成了一个“千面人”，具有很强的可易性和复杂的多面性。亦即电视文化身份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性存在所能影响和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系统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使得电视文化身份由“实物决定论”走向“关系决定论”。存在于社会生活巨系统中的电视文化，各个“同文化群落”的力量会让它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动或转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释政策、传播政见的“喉舌”；经济群落则希望它姓“商”、成为塑造企业形象、营销商品的“自由市场”；文化群落则希望它属于纯文化，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自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是千里眼、顺风耳，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因此，电视文化身份在社会系统中由整合力最强的要素（群落）来决定，但同时，会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预下，以合力运动的方式合规律性的变化与发展。亦即，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其身份具有很强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从长远看，则与社会的进步力量同向度、共属性。

用系统解构的方法，可以将各“同文化群落”对电视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为三种：1)投入者；2)媒介自组织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权力投入（政府行为的支持、含政策与财政投入）、纯财力投入（企业、财团的经济行为）以及纯文化投入（文化界学术界的智性投入）组合而成。这部分作用力，对电视文化身份的影响最直接、最具干预性，它支配着另外两种作用力。媒介自组织者，包括媒介经营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从业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利益及价值观念，以及创作者（编、导、摄、主持人等）的价值观念。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体形式存在的，是对投入者与接受者两种力量的贯通与遇合；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机构文化色彩，会以隐在的方式，借投入者与接受者的力量阐发机构意志。接受者，则层面多而人数众，其力量的体现是通过投入者与媒介自组织力量的实现与否来表达的。从表象看，它具有被动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实质上它是前两种力产生的原动力，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结点。前两种力的发生以到达它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馈的方式成为衡量前两种作用力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而成为三种力中无形的最大作用力。这三种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各种力的向度与强弱会发生相应的游移、遇合与分解。如在意识形态垄断社会一切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会变得强而有力，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使电视文化成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纯财资投入则会对电视文化发挥强势干预，会使其属性倾向于商业文化色彩，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取舍；同样，在讲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条件下，纯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组织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会影响权力投入者、财资投入者以及媒介经营者的价值观念，接受者也不会被当作商品信息与精神产品的简单“货仓”，而会焕发出参与媒介活动的自觉力量，从而形成三种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运动，使电视文化的身份在各种关系的运动中突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兼容，其身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

侧视：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因此，这个视角的占踞者应该是拥有独特语言方式、堪与电视相并列的文化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这几种文化形态的语言方式是艺术的语言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度电视作为艺术文化形态的特征。艺术，文化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大量的文物、遗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类文化成果，那么艺术则以鲜活的生命方式滚动着人类文化的成果，使人类的文化之树果实常新。占踞这个视角的各类艺术，在审视电视时目光多少有些不安。这种不安，长期以来一方面被归结为电视作为艺术，其语言、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被归结为电视艺术对其他艺术的技术性掠夺。但这两种归结前者止于冷静的技术分析，后者则止于激情的笼统印象。任何一种艺术，都因拥有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传播方式才得以确立而且被认同。就像文字不对绘画的线条造成威胁，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诗歌的表现，音乐的时间联想并不会冲击戏剧的空间再现那样，电视声光色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法规则，并不能动摇任何艺术形态固有的“树形结构”。而电视对各类艺术的技术性掠夺，毋宁说是各类艺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电视弥合了其他艺术传播方式中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的堑濠，改变了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之间的两相分立，成为“间接传播中的直接传播”。这种来自技术的魅力，终成各类艺术突破既有风范的谷口。这似不应给各类艺术带来不安，而应该额手称庆。

不安，实则来自电视对既有艺术理念根本的摇动。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对世界的四种掌握方式：科学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艺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电视出乎意料地横空出世，使这几种把握方式面临重写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种掌握方式的边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维度把握。其次，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发展规律也有以下的结论：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压倒物质、内容不断冲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显露的过程，并把艺术归纳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其中物质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诗歌。但电视却使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线路出现了波折。电视艺术中，物质的成分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内容不仅无法冲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理念不是愈益显露而是愈益隐蔽。再次，电视以外的各种艺术，其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作品的独一无二和审美意识对作品产生环境的先天依赖。亦即它追求艺术作品个体的“惟一”价值和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特殊语境。如宫廷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宫廷的“语境”；宗教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语境”；所谓“红楼十二钗”也只有在大观园的语境下才得以生气灌注，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艺术的个体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电视不然，它技术性地使艺术作品的复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与膺品的差异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艺术美感赖以产生的语境获得了重构。它将其他艺术所依赖的纯粹审美空间推至纷扰迭起的世界：开放的意义即为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封闭的意义则指电视机“机体”空间，即相互间并无多少关联的各类节目所连缀的假定性空间。对此，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发出了“阿乌拉”(AURA)（注：本雅明把传统艺术称为有韵味的艺术，认为有韵味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独一无二性。对它无法进行复制，即使勉强复制，复制品也不能与原作相媲美，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认为复制艺术的出现让有韵味的艺术崩溃了。）不复存在的叹息。

因此，这个视角审视下的电视文化，是又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多维度把握；同时，它在逃逸出传统美学范式的前提下，以复制的合法性，将传统美学加以现代美学意义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现出重构文化的姿态。

内视：从电视文化本体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从内部解析开来，电视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机构文化、成员文化、节目文化。机构文化，在经历了微波传输时代行政式逐级到达观众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卫星时代，通过制、播分离，由“生产文化型”向“消费文化型”转轨的阶段。电视机构由政府和纳税人供养的生存机制也正在向机构产业化的自造血机制转换。这个转换，必然带动电视文化向“产经”文化和“商经”文化发展，电视文化身份本位也开始发生易位，从单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经营式生存，成员文化，往往因为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过多的依赖其他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名称：如：编辑、编剧、导演、剪辑、录音、作曲等，在身份称谓上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包括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如此；加之电视从业人员对自身以及电视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为上的自觉，要么把自己装扮为“政府发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知先觉者；要么从高处弯下腰来俯视芸芸众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视姿态（骨子里在说我是贵族）；要么就是为不知其内里的商品做了营销员；并且由于规约电视文化行为的法规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违背电视文化建设的个体操作和群体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隐藏的是机构或个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潜藏着对文化大众作为市场的利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对电视成员各种不满与指责，导致了电视与文化无关的言论。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心目中的电视人和电视机构因为是一种技术的掌握者与垄断者，所以变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这也助长了电视人对扭曲电视文化身份的现象视而不见。但是，电视成员在这种驳杂的表象背后，还是在走一条有序而必由的发展之路：从编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划人中心制，大致勾画出了其由创作型向生产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体意志型演绎的总向度。

关于节目文化，理论的热情较多地止于电视文化的语言学分析，对其语言的构成元素、构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语法规则和技巧以及解读方法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尝试将之与其他文化语言区分开来，特别是电影文化语言。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斐然。但是，这个层面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使电视节目文化倾向于技术性的构成，而忽略了对其文化特质的整体性把握。诚然，电视本体首先是一种技术的存在。在这个层面，技术大于人，是技术赋予人相对的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同时又限定了其思维与行为的绝对不自由：在电视文化中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与行为。首先，技术让电视文化拥有了时空上的相对自由、电视文化突破了通约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与传播规则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时空；但电视文化因技术的限定，又都是“拍出来”、“编出来”、“做出来”的，在技术的客观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态及内容都是假定性或虚拟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们可以生活于其中而电视文化只给我们以氛围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电视文化的氛围中。前不久，CCTV-1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世界第一位由网络制造推出的电视虚拟主持人已经诞生。这意味着“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上帝”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技术使电视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实感的肌体。其实，技术给予电视重构文化的可能，但同时限定了其文化属性的非独立品格。人，“是从事构造化活动的动物”（注：参见刘xīn＠①著《电视重构论》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于其不断地向理想的构造渐近。任何文化终究都是对人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同质异构”。电视的技术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无衰减无变异地通过电视而抵达受众，即电视不是一个无机通道，而是一个有机通道。在电视的“场”中，所有的文化形态获得重构成为电视文化的本体组织。

因此，从这个视角解析，电视文化体现出来的本质是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与边缘特征：一方面，电视因技术而获得的文化重构“场”，具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将文化艺术的时间流和空间场综合起来，也可以将各种文化艺术综合为一体，从而体现出时空的综合和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另一方面，综合意味着取舍而非杂凑，如果从文化艺术的时间特征来审视，电视则是以空间来表现时间，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边缘特征；如果从文化艺术的空间角度来审视，电视又不单纯是空间文化，而是通过时间的流动实现空间的扩展与建构，从而体现的是空间与时间交错的边缘特征。用艺术做譬：电视可以表达戏剧，但从戏剧的角度来审视，它只体现了戏剧的边缘特征而非本质特征；电视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使用与表达都是如此，它不可能体现各种艺术的本体特征而只能体现其边缘特征。到此为止，所有言说电视在糟蹋各种文化艺术的误会应该结束了，其怨言来自用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取代电视文化本质特征而必然发生的失落感。试想，如果文学电视表现出的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让“文学”满足的话，那么电视的身份就彻底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视角的审度下，电视文化身份所体现的是综合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形态。

前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网络”，以毋庸商量的霸气从未来世界幻影迷离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与此同时，“传统电视”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许电视自己也未曾料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论的慌乱，从对“网络时代电视的身份将会如何”等等的预测中略见一斑。这也是文化理论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论不再意味着“过去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进行时”和“将来时”。

1999年岁末，在地球的西方发生于一件关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国在线以18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华纳兄弟影视集团。这似乎是一则预言：人类的“全媒体”时代即将莅临。

有理论将20世纪出现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但网络是否可以被称作“第四媒体”目前还争执不下，难见端倪。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其作为文化是否已经成熟，实则是双方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简单排列。问题并不在于媒体的序号性存在，而在于媒体文化本体性状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较之其他文化形态都有空间上的组合关系，较之本文化脉系则都存在着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就像电视文化曾对（我们对电视开始使用过去时态）横向的其他文化进行组合，创造出杂志性电视栏目、报纸性电视新闻等等；在纵向度上，今天的电视已非20世纪30年代贝尔德实验室里的电视，但它却纵向聚合了电视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优秀环节：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显示的状况也是如此，并非各种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队出行、轮番坐庄，而是纷纷抢滩网络。网络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从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这犹似当年的电视。今年4月，在中国电视文化转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方时空”栏目，在7周年庆典之际，举行了中国电视的首次网上直播。如果说美国在线与华纳兄弟公司正在以“机构”方式走向“全媒体”时代，那么中国电视则正在以“节目”方式轻轻地点击“全媒体”的门环。

在“全媒体”化的过程中，究竟谁能占上风，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胜者将是整合力最强的一方。站在“全媒体”时代的角度分析电视肌体整合力的强弱，则很可能推导出它在未来文化中的身份与地位。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宽泛层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战世界的同一性、解体及冲突的范式”，他所指认的范式即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将被文化的冲突所取代。撇开其文化冲突所隐含的经济与政治冲突的“祸心”不论，就文化冲突本身而言，文化冲突的趋势终究会走向技术的整合与化解。这意味着文化空间与文化内涵的全球性共享。从网络的角度审视，网络所追求的是个人化的文化言说与个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对电视文化播迁向度的增设和对电视文化人格“趋同”、个性丧失的补救。但是，从人类既有的发展轨迹预见：文化趋同是必然的，文化个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许下的特殊生存。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字，不论是机械还是电子，任何一种媒介的诞生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沟通。沟通，则为了趋同；趋同，则为了合力运动的可行。《圣经》中有人类在语言同一的情况下建造“巴贝尔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达上帝的传说。其实，人类自诞生以来，共同建造巴贝尔塔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也正是技术的一次次飞越，使得人类共同的巴贝尔塔渐渐增高。支撑着文化学理论的“单线进化论”、“普遍进化论”和“特殊进化论”虽然存在探讨文化进化过程的视角差异，但无不首肯技术是文化进化的动因。所有文化冲突的解决最后都取决于技术的调和，技术让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沟通、易于互解，从而化干戈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文化所具备的群体参与方式、时空共享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必需的方式与手段。就目前网络运行的特征看，网络显然难以承担电视所能承载的人类对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并难以取代电视所能带给人们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电视直播对场效应的全方位公开、对各种场元素间生命联系的集约式发送。也许，我们对电视拥有过多的“怀旧”情感，所以网络的出现并不让我们理解为电视技术的停滞不前。技术的多元并进，可能会导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彼电视”定然不是今天的“此电视”，但电视的文化身份不会退场，在这个视角下，它必定要显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态。

电视文化论文篇（2）

当今时代，消费主义呈现席卷全球之势。在消费社会与电视文化的共舞中，电视文化通过大规模的日常的信息传递、观念传播成为了消费社会发展的巨大助推力；另一方面，消费社会所创造的特定场域也对电视文化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置身于消费社会语境中的电视文化呈现出与传统文化生产完全不同的特点：电视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娱乐化趋势的增强；电视文化双重属性激烈碰撞并最终趋向产业化；电视文化受众身份实现了从普通观众到消费者的转变。

Abstract:Consumptionideologicaltrendengulfstheentireworldatpresentage.Dancingtogetherwiththeconsumptionsociety,TVculturebecomesthrustforcethroughthelarge-scaledailyinformationtransmissiononethehand.Ontheotherhand,theconsumptionsocietycreatesthespecificfieldterritoryandhasdecisiveinfluenceonTVculturealso.Undertheenvironmentofconsumptionsociety,TVculturepresentscompletelydifferentcharacteristicfromthetraditionalculture:TheentertainmentfunctionofTVisenhanced;TheTVculture’sdualattributecomesintointensecollisionandfinallytendstotheindustrialism.TheindustrialismofTVculturetransformsthenumerousstatusesfromtheordinaryaudiencetoconsumer''''stransformation.

Keywords:Consumptionsociety;TVculture;EntertainmentFunction;Industrialism;Consumer

当今时代，“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波德里亚,1970,p1）“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詹明信,1997,p148)学者们在不同描述中传递了一个共同的信息：人类社会已经悄然从生产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

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冲击和影响下，当代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呈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人们的消费结构消费心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费能力与消费内容正在逐渐成为社会地位、个人成功、声望的评价依据，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追逐品牌的热潮中。200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上经济专家和社会学家指出，当前的中国越来越壮大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渐成为我国消费的主力，并最终将我国带入了“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所孕育的“消费者意识”“文化产业理念”以及“消费至上的逻辑”直接决定了生存于其中的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和未来走向，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视文化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娱乐化趋势

监视环境、协调关系、传递文化和娱乐消遣是媒体在社会中的基本功能，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媒体功能的发挥和实现有着直接影响。消费社会的商品化逻辑总是把事物视为获利的工具(商品),以商人的眼光作为评估事物的最终方式。受消费社会的“商品化”逻辑影响，西方社会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都逐步实现了媒介运作机制的转型，公共电视和事业电视普遍受到了商业化模式的冲击。进入市场的电视作品需要通过大众的接受来回收制作成本和换取利润，电视产品制作者必须尽可能满足受众的需要，受众的好恶引导着电视产品的生产，并成了衡量电视文化产品的重要参数。那么与消费社会脚步同行的中国受众需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性改革在国人精神生活层面引起了相应的变动，大众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由统一向分化、由教化模式向消费模式、由社会活动向私人娱乐、由自发向自觉的转换。看电视成了人们在和在购物、旅游之外填补闲暇的有效方法。作为一种对忙碌而紧张的竞争时代的精神调整与心理修复手段，逗笑的、欢快的、不用动脑筋的娱乐类节目自然比深沉的、说教类的节目更容易受到大众的喜爱，娱乐性内容自然会更加吸引观众。于是，众多电视台纷纷打出了“娱乐牌”，中国电视媒体进入了被娱乐主宰的时代：电视荧屏被综艺游戏的热闹纷繁、益智的紧张刺激、情景喜剧的调侃轻松所占据。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开心辞典》等益智类节目的兴盛以及堪称央视收视亮点《非常6+1》、《星光大道》、《梦想中国》和风靡全国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选秀节目在电视文化中刮起了一股娱乐风潮。一些电视台迎合观众所需在不同的时段推出各类电视剧场，安徽卫视在周末以电视剧全天联播的《周末大放送》来满足观众的需求。在2000年人大舆论研究所对北京居民媒介接触和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娱乐类电视节目已经成为观众收视的首选，在电视荧屏上迅速走红的也大多是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如央视的李咏、毕福剑等。

与此同时，在人们眼中一向是严肃面孔的新闻报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凤凰卫视的《凤凰早班车》、北京台的《第七日》、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等掀起了颇具娱乐元素的“说新闻”形式；随后，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南京电视台的《直播南京》、重庆电视台的《天天630》、东方卫视的《直播上海》等节目带动了地方电视台倾力打造民生新闻的狂潮。“新闻故事化”“讲述家常化”显示出了娱乐元素对电视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渗透。

娱乐消遣作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消费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电视文化对娱乐功能的强调不过是对受众需求和消费逻辑的一种呼应而已。“在市场经济下，媒介是作为一种文化消费而存在的。……电视台就是一个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收视率是评判节目好坏的尺度。看来与大众一起娱乐、狂欢、轻松、消费是电视文化的一大功能。”（陈默,2001,p8)“愈是迎合普遍口味，消遣性、娱乐性愈强的东西当然愈有市场，获取利润的可能性就愈大，对资本的诱惑力也愈大。所以，大众对娱乐、轻松的要求因为受经济规律的支撑而成为引导电视娱乐化走向的动力。”（沈荟、吴飞，2002）消费社会的到来直接推动了电视娱乐消遣功能的凸显并使娱乐化成为了电视文化的大势所趋，因此有学者干脆直接称电视文化为“娱乐产业”。娱乐功能的提升是中国电视文化适应消费社会逻辑的必然选择。

二、电视文化的双重属性和产业化趋势

在现代产业经济中，文化产业和其他一般产业部门一样具有经济属性，是以追求利润、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增值为目标的。这一特点使文化产业与以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为最高目标的公益性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文化产业是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行业，与生产和经营物质产品的一般产业不同，具有特殊的精神或文化的属性。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波德里亚对电视文化的双重性作过这样的说明:电视首先是一种物,具有商品的特征,但电视还可能被看作是社会象征符号,是社会成员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作为消费者的单个个体也正是凭借这种地位和身份而被整合到社会系统之中，因此电视这样的“物”具备了商品的价值和社会仪式的价值。而消费社会的到来推进了中国电视“商品价值”的实现和产业化进程。电视文化的生产者从经济利益考虑需要推动电视产业化，电视文化的消费者由于对消费品附加值的追求反过来又促成了电视的产业化。

当今的“消费社会在点、线、面的地毯式的形成变动过程里，终于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构造，直接冲击既有的（文化）生产。”（陈光兴，2001）电视文化要想在消费社会中获得生存、发展，必须具备消费社会中其它商品共同具备的那些特性。“西方电视一开始就进入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运作之中，成为传媒产业和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我们对电视的市场属性、产业属性、商品属性的认知是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逐渐形成的。”（胡智锋、顾亚奇，2005）不过，将电视媒体视为经济市场系统中一个重要的产业领域和部门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共识：从1979年播出第一条广告至今，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中国电视文化产业的巨大影响力和发展潜力。今天，作为大众消费品走向产业化的电视文化，连接消费者——电视观众和消费品——电视节目，它既要站在生产者的立场，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又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促使电视产品更加符合消费者的口味。以追求消费品最高利润为目的的消费社会是电视产业化的温床。如果说，以往强调的是电视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如今则突出了电视的产业性和经济效益。在消费社会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电视要尽其所能地扩大消费群体，无论哪种类型的电视节目，最终都必须转化成收视率。唯“消费”意识在电视文化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收视率和节目创收的强调。

电视的产业化是电视进入市场后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它关系到电视的发展与繁荣。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王锋认为中国电视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从总体上推進电视的产业化发展。在消费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中运行的电视产业化应该通过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完成产业化的转型。从电视的市场化、产业化这个角度看，电视节目的制作是一种商品生产，需要服从市场行情与商业原则的调控，这种情况既给电视经营者带来诱惑，也带来许多困惑。市场化的电视要直接面向市场、面向受众，最关心的是销路。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私下里也许和其他人一样十分关心美学价值与人类现实，但是，作为生产者的角色，他们必须首先考虑商业利润，很多时候，在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不可调和的状态下，消费社会的逻辑通常是先考虑经济效益。由于电视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这一链条中，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很多矛盾性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需要处理好文化与商品、事业性和产业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这就如同车之两翼，缺一不可。

三、电视文化受众身份的突变：从观众到消费者

传统的电视受众研究中传者中心的立场曾经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研究者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实现传播者的意图：西方“魔弹论”的预设点在于传播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是必然和重大的。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了以“传播者意图是否实现”作为检验传播效果的标准。以大众传播模式中的“拉思韦尔模式”为例，其经典表达是“谁？谁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有什么效果？”，完全忽视了作为接受者的受众反馈。

即使在电视产业高度发达西方，对于受众的研究也一直滞后于电视的总体发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学者关注受众对电视节目的解读环节。英国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写于1973年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认为电视文本意义不是传播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其创造性在于它把电视文本意义的定制从生产过程转移到消费阶段。1980年伯明翰学派后期中心人物戴维·莫利出版了《<举国上下>的观众》一书将研究焦点转移到观众对同一电视文本的不同解读上，从中发现观众反抗霸权话语的可能，印证了霍尔模式的合理性。1985年荷兰裔女学者洪美恩出版专著《看〈豪门恩怨〉：肥皂剧和情节剧想象》，运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经验层面分析了电视受众的收视行为和心理。以上研究显示电视观众不象文化批判家眼中那样被动和消极，在信息接受方面他们是主动的、积极的。“主动的观众”理论虽然提升了观众在电视节目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上的重要性，但是又无一不是把观众作为电视节目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而已。消费社会的来临使这一局面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主动的观众”转而成为了“影响生产”的“主动的消费者”。

在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消费成为人们保持联系的主要途径，社会公民也好、一般观众也好，从消费主义的视角来看，他们都是消费者而已。在促进电视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消费社会和消费逻辑把电视受众统统变成了消费者。由于电视文化在消费社会的特殊功能，电视观众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也呈现出某种特殊性：“媒介工业建构了一个二元的产品市场。也就是说，媒介只创造一种产品，却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上运作，并且，这两个市场会彼此影响。其第一市场是媒介产品市场，第二市场则是广告市场，和其他产业相比，这个二元市场几乎是媒介经济独一无二的特征”（陆晔，2001）因此，看电视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变成立了双重的消费者，既是媒介的消费者（作为观看者）又是电视展出商品的消费者（作为潜在的消费者）。“消费者”的提法本身就蕴含着电视产业化、商品化的前提预设。那么从“观众”到“消费者”身份的转变对于电视文化的发展来说有何意义呢？我们不妨从对“消费者”的一些历史理论的分析入手。

在西方社会中关于消费者的作用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中消费者的选择权决定了生产者的成功与否,因此消费者在整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消费者是“国王”、是“上帝”，“消费者”概念因此而被提出。另一种观点完全相反,认为消费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无力做出明智的选择，所以消费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消极的消费者”。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推广，目前在消费社会中显然越来越占据上风的是“消费者”思想，在他们看来“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满足消费者”，只有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才有赢利可言。在产品绝对匮乏的传统社会,生产者占据着明显的优越地位。对于消费者而言,不论商品的质量如何,一旦商品到手,只有被动地消费商品。可是,到了20世纪初产品供应大大地超过了市场消费者的需求,社会产品显得相对过剩和饱和。此时生产和消费开始逐渐发生逆转,不再是生产者决定生产,而是由市场决定生产和产量,市场又由众多消费者的需求所构成,于是,“消费”得到重新定位,尊重消费者的“消费者”思想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当我们把电视观众视为消费社会中积极消费者时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电视文化的商品化逻辑首先就是要满足电视观众的需求。作为消费者的观众自然比传统观众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电视文化产业发生了巨大的转向，近些年电视产业的服务意识、平民化意识的增强，以及电视文化的娱乐性的加强都不过是“消费者”概念引入电视生产的结果，换句话说也正是消费社会席卷电视文化的必然结果。

商品化大潮需要电视文化不断地满足消费对象（观众）的需要，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支撑着电视业的发展。如果说早期电视传播重视“教育作用”，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视传播关注的是“消费群体”，它需要尽量提供不同的文化商品满足不同阶层消费者的欲望。于是，电视业与观众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推销者与被推销者的关系，观众喜欢什么，观众欣赏什么成了电视文化确定传播策略的首要之义。消费社会把受众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众作为消费者对电视文化的生产必然要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数字化电视，而数字电视台的任务是为多个电视频道搭建平台，为电视观众建起了一个“电视超市”，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为观众提供优质服务。当电视的运营“越来越依赖于广告资金和订户收入（或者付费电视节目），其中涉及的正是电视收看的商品化过程，同时还伴随着交换过程的价值机制中动态关系的转变。”（戴维·莫利，1992）消费社会中，电视文化产业要获得发展唯一的道路只能是积极研究、主动兼顾并满足作为观众的消费者的需求。在“电视超市”中，除了基本的综合类电视节目和资讯服务，不同的电视频道就像超市中的商品，观众可通过付费方式各取所需，“定制”自己喜爱或需要的专业频道。专业频道和数字化付费电视的出现，无疑正是文化产业主动满足电视消费者需求的举措。

总之，消费社会的“市场和商品化的逻辑”作为经济杠杆决定了未来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消费社会与电视文化在互动中各自找寻着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方面，电视文化通过大规模的日常的信息传递、观念传播成为了消费社会发展的巨大助推力；另一方面，消费社会所创造的特定场域必然要对电视文化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电视的未来之路正在与消费社会的共舞中慢慢铺展开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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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默(2001).影视文化学（第1版）.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ChenMo.TelevisionCulture.Beijing:BeijingBroadcastInstitutePublishingHouse.2001.]

3.戴维•莫利(2005).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原著于1992年出版).[DavidMorley.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ShiAnbin(eds.)translates.Beijing:TheXinhuaPublishingHouse.2005.(originalpublishedin1992)]

4.胡智锋、顾亚奇(2005).五种视角看中国电视.新闻与写作,7,pp7-9.[HuZhifeng,GuYaqi.FiveKindofAnglesofViewonChineseTV.NewsandWriting..2005.(7).pp7-9.]

5.转引自陆晔(2001).探析市场重构的范式与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广电业.现代传播.(3).pp9-18.[LuYe.ReconstructionoftheMarketModelandSubject:TheContextofGlobalizationoftheUnitedStatesBroadcastingIndustry.ModernCommunication.2001.(3).pp9-18.]

电视文化论文篇（3）

学术界一般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种划分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是否具有科学的依据或历史理性，尚需进一步论证。主流文化当然是长官（领导）意志的文化，具有鲜明而强硬的“命令—服从”特点，因此本文存而不论。精英文化亦称雅文化，是在特定历史横断面上为知识阶层所欣赏和认知的文化，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构成知识阶层强势话语的文化。大众文化概念的提出，最早见于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主要是指现代社会中涌现的、被一般大众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该书指出：“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最先产生于先进的工业主义的美国。”中国与这一观点相一致的有周宪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该书指出：“……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首先，大众（mass）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与传统社会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迥然异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

如按上述观点界定大众文化，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大众文化形态还没有形成。因为中国现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是发展中国家，是前工业社会、前现代历史时期。现代社会不仅应具有与现达国家大体一致的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还应具有与现代社会相称的法制环境、文明氛围和社会体制。这些中国都不具备。中国现在虽然形成了一批污染不轻的大城市，并在城市集中了一大批来自文化底层的流动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城市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何况80—90%的中国人口仍分居于乡镇和农村。由此可见，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群体。传播媒介目前在较发达的城市虽然购买了数量可观的硬件设备，有些硬件甚至与发达国家比都不相上下，但这些城市传播媒介的现代化管理体制和运作系统并未形成。因此，中国的大众传媒只具备“准”或“亚”的性质，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总之，在中国不存在现代都市大众，因此也就无所谓“大众文化”。“现代”不是日历写定的历史，而是社会文明决定的历史。地球上现在仍处于原始部落阶段的人群，虽然与我们翻着同一页日历，但他们仍过着渔猎、采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并没有同发达国家的主流社会一起步入现代生活。也许考察者可以把电视机等现代化设施摆放在他们的草棚里，让原始人和我们一同享有现代文明，但这也仍然不能使这些原始人一步跨入现代大众文化行列。中国大陆与此同理。

那么与精英文化（雅文化）相对举的、为广大民众（以较低文化层为主体）所乐于接受的那种文化形态如何称谓呢？笔者认为可以称为当代世俗文化，以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目前中国现存的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事实上是几千年中国传统雅—俗文化形态的继承和延续，是雅俗之辩在中国当代历史语境下的嬗变形态。

笔者在定义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时侧重于“接受”和“欣赏”方面，即文化的接受主体群落是区分、界定精英与世俗（雅与俗）的关键。文化创造主体的文化身份既对文化成果雅、俗形态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然而又非等齐一律的对等关系。雅、俗文化均可由文化接受主体的对立面的个体甚至群体所创造。精英文化并非全由精英所创造，往往来自世俗阶层。比如中国古瓷器是文人雅士爱不释手的文化艺术精品，但这些瓷器大多来自普通工匠之手。反之文化精英所创造的文化成果虽为当时部分知识界人士所拒绝，但却为大多数市井俗民喜闻乐见，如明、清小说、戏曲。

雅—俗是一对动态把握的历史范畴，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发生跃迁。我们今天看到的诗、词、曲均为被历代文人雅化了的民间歌谣俚曲。电影，原来人们并不把它视为一种艺术，认为电影是“低微的……极大部分观众都只把它视为一种娱乐……电影是廉价的，因为它在许多情况下都带闹剧、色情与暴力的表现，在大部分影片中，胡诌占了优势……它是使人卑下的工具，是‘梦幻工厂’（爱伦堡语），是‘长以公里计的、滚滚而流的视觉鸦片河’”（奥地倍尔地语）。①现在几乎没人再怀疑电影的艺术地位，当然电影也和小说、音乐、雕塑等艺术一样有艺术精品，也有商业化倾向的普通作品，甚至垃圾作品。另一方面，雅文化也常常沦为世俗文化。中国大陆看电视在80年代以前一直是一种高雅的文化享受，进入90年代，中国知识阶层开始逐渐远离电视，精英门开始抱怨电视节目媚俗、肤浅和粗制滥造：“影视作品中弥漫着一片虚无、媚俗的酸腐气氛，一方面，艺术家们开足马力生产，另一方面，观众看起来索然无味，专家看后忧心忡忡，感叹历史的命运的无奈。”②有位学者则以20万字的《告别弱智——点击中国电视》③一书痛斥中国电视的弱智。电视失去了知识阶层接受群体，基本上属于世俗文化范畴。

雅—俗虽为相互依存的两种文化趋向，而非水火不相容的两极，虽在世俗文化层和精英文化层对同一文化存在的共赏共鸣现象亦不为罕见，但是由于精英与世俗对同一文化存在的观赏角度和理解深度不同，而形成鲜明的历史剪刀差。这恰如当代最前沿的科学家脑海里的宇宙、时间、空间概念与我们普通人形成巨大差别一样，当科学家们说“时间变成了另一维空间”时，我们理解的仅仅是表层的语言，而科学家们所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们的理解与我们相去甚远。现代物理学不存在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代物理学家们认为，过去、现在、未来这些概念都是一种人类的主观心理存在。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再如一位九段围棋大师与一位业余棋手对弈，虽然他们所用的棋语完全一致，但对同一枚落子的理解却相距万里。《红楼梦》虽然雅俗共赏，但“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④由此可见，雅—俗这两种文化趋向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不会走向融合。世俗文化的主体性存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世俗民众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持续存在的人类文化群体，在中国，这一群体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群体需要一种适合于他们欣赏习惯的文化——世俗文化。因此，为中国知识阶层所不屑一顾的中国大陆电视节目，既有广大世俗受众方面的赏识，又有商界的需要，不能、不可能、也不必要使之完全走向雅化。所以，文化精英们对中国电视不如人意的现状，既不能急于求成，亦不可冷眼旁观。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电视节目不是过于高雅而是过于媚俗，是高雅栏目的缺失。在电视领域精英文化已走向边缘，文化精英已成弱势群体，呈失语状态。虽自1996年以来涌现出一批文化栏目，如：中央电视台的《文化视点》、《读书时间》、《中国风》、《中华文明之光》、《千秋史话》等；北京台则有《什刹海》、《北京时间》、《黄金五分钟》、《东方书苑》等；浙江电视台有《文化公园》、《文化时空》等。这些栏目虽然都有雅化的意识，但档次却参差不齐，较好的栏目也非每期都精彩，真正高雅精美的节目只占极少数，大多节目趋于生硬刻板，缺少生命活力和美学格调。有的制作粗糙，仍给人以没文化者讲文化的感觉。现在最大的疑惑是在中央电视台9套节目中，竟没有一套是专门面向精英层面的。这方面杨澜的《阳光卫视》抓住了机遇及时补位，给中央电视台留下了永久的遗憾。《阳光卫视》公开宣言要面向高素质的观众。《阳光卫视》高雅却不过分深奥、专业，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却不艰涩难懂，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观赏起来轻松自如，而且具有较高的美学品位和轻松的观赏效果。当然《阳光卫视》仍有不如人意之处，如讲粤语的男女主持人，起码在北方人看来缺少高雅气质等等。文化传播一般是以精英为同心圆内核的逐渐外推的过程，同时精英内核又不断汲取同心圆的文化养分，并将其雅化再传向的这样一个同化—异化双向运动过程。因此，《阳光卫视》一旦在全国形成传播规模，它的受众群体必将是一个以文化精英为核心的，对亚知识层形成巨大文化张力的滚动发展的高素质趋向群体，必将对中国电视文化走向良性循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学艺术名著的问世不是随机而发和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历史积淀和文化成熟的过程。在人们感叹中国电视艺术界不争气时（自从中国有电视以来，生产了数以万计的电视剧，却没有一部鼎立于世的名著，可称得上精品的电视剧也寥寥无几），我们应该反视一下我们的文艺创作历史：明、清五百多年中国小说创作仅存目者就数以千计，而佚亡者更无以数计，然而能沉积下来并可鼎立于世的名著却屈指可数。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应该放任目前电视剧创作的粗俗状态，而是不必苛求历史——正在进行的历史，中国电视剧的确需要一个积淀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电视剧艺术界脱窠臼、立主脑、戒浮泛、戒荒唐，而且需要权豪势要高抬贵手，更需要电视接受群众文化素养的渐积渐进。四大名著除《红楼梦》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审美创作群体和审美接受群体共同的文化、艺术的综合积累才得以鼎立于世的。即使《红楼梦》以清代社会生活为叙事的基本依托，然而也仍然立基于中国几千年的小说叙事成败的美学土壤之上，而且是明、清几百年大量言情小说的点睛之作。因此，为中国电视剧创作保有一个不急躁的创作、接受氛围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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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文艺创作的历史上看，文学艺术的繁荣昌盛离不开文化精英的积极参与和全身心的投入。唐、宋以诗词取士，带来了唐、宋诗词空前绝后的昌盛。在元代废科举的几十年，知识阶层断绝了传统的科举进身、求取功名利禄的道路，转而把文化知识投向世俗文化活动，他们积极参与杂剧艺术的创作和欣赏活动，最终使元杂剧走向了繁荣昌盛。元代文人的这种积极投入，既有文人谋生的需要，也有释放自身本质力量的自由享受。关汉卿是元代精英的典范代表，他不仅是剧本创作高手，而且还擅长粉墨登场。他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和《赠珠帘秀》等散曲画出了元代精英的魂魄和品格。当然，元杂剧的兴盛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元代统治者不太苛求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度一致，以及不设文字狱等等。鉴于历史的经验，中国电视要想最终走向繁荣，离开大量的文化精英的积极参与是无法想象的。而参与的首要途径是把文化精英吸引到电视机旁来，并进而把大批文化精英引进电视队伍中来，使之逐步成为中国电视文化的主创力量。

电视界有一种共识，认为媚俗虽然会受到知识阶层的责难，却能得到较高的收视率，而高雅的节目则会失去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文化层观众，其实这里面有两个误区。

第一，目前中国收视率的统计方法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这种理论自身的科学性不必怀疑，但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局限性。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与中国比相去甚远，发达国家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均占社会人口的极少数，而中产阶级占据人口的大多数，整个社会从经济实力到知识结构都呈菱形。这种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格局，其电视收视率与市场销售份额可实现大致等齐的直接对接。而中国大陆至今仍是一个三角形社会结构，知识、财富、权力都集中在占人口极少数的上层，而贫困和只受过初级教育的（以及未受教育的）人口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社会三角形的上层意味着较高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而底层则相反。2000年7月国家统计局对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浙江、广东、云南、陕西、湖北、辽宁等10个省市的高收入群体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和地区、行业已经成为影响收入的决定性因素。而以往设想的演艺界和低文化人群可能收入较高，并未被调查结果确认。见下表：

不同职业人员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比重⑤

职业类型所占百分比职业类型所占百分比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31专业技术人员25.2

自由职业者17.8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9.5

商业服务人员8.5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4.4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3.5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0.1

因此，中国的收视率与市场销售呈不对等的态势。对商界来说，这就意味着，丧失了文化阶层对电视的关注就失去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收视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从较大的时间视角看，精英文化对世俗文化具有引导、示范和带动作用。文化的雅、俗群体，是两种动态存在的社会文化阶层，较低文化群体总是向较高文化群体靠拢，下位文化社群永远在向往追寻着上位文化社群昨日的足迹。艺术影片对普通商业电影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商业电影不断从艺术影片中吸取艺术养分，以提高自身对观众的吸引力。但商业电影并不是在追寻艺术道路，它只是利用艺术并把艺术影片中的美学内涵庸俗化。但如果没有艺术影片的不断探索，商业电影也将失去发展的前程。再如，服装艺术大师们所设计和展示的创意型服饰，显然不能直接进入人们的日常穿戴，但人们日常穿戴的流行服装，正是服装艺术大师昨日的创作冲动和审美向度。电视界同样需要不断推出一批批高雅的（哪怕是孤芳自赏的）艺术作品作为日常电视节目的前导，它可以告诉日常的电视节目制作群体和接受群体，在某一个审美向度方面人们可以走多远，并为电视艺术界开拓新的思维领域，同时亦可满足高素质接受群体的需求。电视文化市场也同其他行业一样需要不断地培养和发育，需要电视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制作高雅电视节目正是对未来电视接受群体的审美养成。相反，如若一味媚俗，将会使现有的接受群体走向麻木和厌倦，最终使电视业走向衰落。目前许多电视节目制作人都在感叹节目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正是一味媚俗的结果。

电视文化的雅化当然不能没有限定，过于雅化也同样会丧失观众，以至丧失电视文化自身，所谓过犹不及。就目前中国的电视文化的现状来看，接受群体中的较高文化层似应采取适当的迁就和不过分挑剔的态度。比如，电视连续剧《让爱做主》，虽然最后两集叙事比较生硬，缺少编演故事的能力，主人公耿林似乎每天都在为别人筹钱，而且数额很大，脱离生活一般逻辑等等，但叙事语言简练，对话机智，感情和细节比较真实，也是其他电视剧所不具备的，可谓值得一观。精英们对《还珠格格》当然都不屑一顾，但该剧之所以得到较高的收视率必然有其内在的因素，比如剧中的生活环境、人物关系和矛盾纠葛显然借用了《红楼梦》的叙事手段，而小燕子身上又似乎流露出孙悟空的某些性格特点。该电视剧主创人员借用古典美学的一些精华，移花接木，并进行现代转换，可谓精明之举。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的雅—俗两种形态，经历了千百年的对峙、互动、共生、共荣之后，一起步入了电视文化时代。伴随着商业化和工业化的日益昌盛，电视文化正亦步亦趋地消解着自身的文化艺术品格，而变得机械、刻板、粗俗和浅薄。世俗民众由于受自身文化素养的局限，非但不能阻止这一趋势的蔓延，反而乐此不疲、痴迷忘返。电视文化是中国大陆民众接受知识、培养情操、取得信息的强势主渠道。恰如古人从勾栏、瓦舍和乡村庙会戏台上获取历史、道德、文化知识一样，现在中国年轻而又过早地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的社会群体，正无所顾忌地饕餮着电视机奉献给他们的文化晚餐，他们信以为真地认定电视所传输给他们的都是“真理”。在文化垃圾中成长的人群对社会文明的阻滞力和破坏力比外来文化的渗透更加可怕。因此，文化精英积极投身到电视文化的创作和批评中来是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麻木、冷漠、懈怠、急躁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作雅的升华，强调要有严肃的态度，正确的导向，要注重表现案例的社会内涵，阐述案例的法学意义。这样，通过巧妙地选择角度和切入点，可以确保各种题材的高品位。20世纪末崛起的都市报是我国新闻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报以服务城市市民、报道都市生活为特色。在宣传各项改革、引导热点问题时，都市报善于把观察点下移，从工作和生产经营的层面，下移到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层面，生动而权威地把握好引导工作，自然而然地服务百姓生活。

当大众传媒高速发展时，保持高品位显得尤其重要，而高品位的软着陆更是为传媒自身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使传媒贴近受众、贴近实际，曲高和“众”。

注释：

①（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

②吴锡平《呼唤“大历史”意识》，《光明日报》2001年2月28日

电视文化论文篇（4）

第二，娱乐化倾向的凸现。随着生活、工作压力的日益增大，社会对于娱乐休闲的需求显著增强。民众逐渐远离精英文化、公共话题，转而获取趣味性、娱乐性强的信息，在消费这些娱乐产品的时候，获得精神的宣泄和情感的释放。媒体也在此时迎合了受众“娱乐至上”的需求，制造了大量的娱乐节目，满足不同类型受众的多样化娱乐需求。

第三，拜金主义的泛滥。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带给民众一种“焦虑”的情绪，这种焦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财富分配不均后出现的一种“相对剥夺感”，社会对于金钱的崇拜异常剧烈，伴随产生的是一系列传统道德的解构、人类情感的贬值。如今，电视娱乐节目中也同样充斥着拜金、浮华，通过给观众构建出一个虚拟的浮华世界，从而满足了一部分民众的感官的虚荣。在《非诚勿扰》“拜金女”马诺事件中，女主角“宁在宝马中哭泣”的言论是浮华世界最好的注脚。

电视娱乐节目的审美追求康德曾经把人的愉快归纳为两类：一是经由感官或者鉴赏获得的“感性的愉快”，二是通过概念或者理念表现出来的“智性的愉快”。而目前的电视娱乐节目多注重文化消费层面上的游戏、娱乐、炫耀和欢愉，旨在逃避现实生活和调节世俗，而作为审美层次上的“智性的愉快”却往往被忽略。挖掘隐私、讽刺人物外形、突出感观刺激等大行其道，成为电视娱乐节目的惯用伎俩，大大颠覆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走向了传统审美的对立面。

电视娱乐节目出现审美缺失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也有电视台自身的问题。一方面，商业逻辑制约着媒介运作和媒介伦理，电视台的商业运营性质在讨伐声中备受责难。另一方面，电视受众的审美和价值追求发生变化。作为文化消费者的观众，手拿遥控器投票的商业化运作性质使得电视节目将受众的口味和兴趣放在第一位，因此，受众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电视娱乐节目的走向和底线。

审美，作为一种体验，是人在心理上超越了异化的存在状态。审美是满足人们对美的高级需求，而不是对本能的低级满足。仅仅把审美对象当作一种本身无需道德判断的东西，就失去了审美的基础。②笔者认为，电视娱乐节目的审美追求应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电视娱乐节目需要有正确的审美观，媒介不能盲目地迎合受众偏激的需求，更不能让不健康的审美价值观通过媒介向大众传播，造成不良影响。

电视娱乐节目的根本目标还是应该放在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文化需求，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品位的层面上。电视娱乐节目能够给观众们一种精神美的享受。

第二，电视娱乐节目的主题要贯彻三贴近的原则。电视娱乐节目的兴起，真实地反映了受众力图摆脱传统类电视节目中精英文化“宏大叙事”的模式和框架的意图。“芙蓉姐姐”、“犀利哥”、“凤姐”等人物符号的流行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主流话语渠道的偏差，没有传统精英分子的学识、财富等等，没有过多的包装和修饰，反而给人一种相对真实的感觉，也更容易引发受众的关注度。

电视娱乐节目需要做到在世俗化与低俗化之间寻找到平衡点，真实再现普通民众的“原生态”生活，在柴米油盐的感性生存体验中展示人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人生境遇，从中挖掘出值得回味的戏剧性、趣味性和娱乐性。但是同时也要避免过度世俗化所引发的低俗化的隐忧，在应有的思想深度和品质格调上疏于要求而丧失其在整个社会背景下的意义真实。

第三，电视娱乐节目技术环节方面，注重舞台设计、灯光配置、音乐效果、画面切换、节奏把握等等。

审美最基本的也是最直观的就是视觉美，一个节目的场景设计对于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非常重要，华丽但又朴实的场景布局加上高科技手段的装饰，给人们一种新颖的美，而在节目各个环节的安排上也要环环相扣，将内容紧密整齐地连贯起来。

电视娱乐节目的价值定位目前，青年人是娱乐节目的主要受众群，观看节目的过程也是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婚恋观进行再塑造的过程，因此娱乐节目的价值定位有着较为重要的社会影响。选择“娱乐至上”的纯粹娱乐价值还是选择寓教于娱乐之中的价值，决定了电视娱乐节目的品位和层次。就媒体的“教育引导”功能来看，我们的选择当然是明确的，寓教于乐的形式最符合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说，娱乐节目的教育功能是那种能够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伦理观念、精神品格的人生境界的力量，是那种能够净化人的灵魂、激励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素质，从而实现改造世界重铸自我的功能。”③笔者认为，电视娱乐节目在策划制作过程中应当努力达到以下几方面要求：第一，倡导健康向上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应当立足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道德传统，弘扬时代先进理念，表现出一种催人上进、奋发努力的精神气质，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第二，注重社会效益的实现。媒体有自身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要求媒体在实现自身经济价值的同时，为丰富社会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塑造民族性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电视娱乐节目也是如此，娱乐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电视娱乐节目的根本目标还是应该放在发扬传统文化，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品位的层面上，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文化需求。

第三，不断进行节目内容与形式的创新、超越。

由于诸多历史与现实原因，我国的电视媒体原创能力不强，引进吸收电视强国的节目形态和创意是有效解决我国电视节目形态老化问题的好办法。④但我们同样要强调自主创新，即使引进节目，也要注意本土化的完善和创新，不能全盘照抄。在节目发展起来后，也应当不断创新，加入新的内容，不能一直走老路。另外，主持人要追求个性风格多样化，时刻给观众新鲜感。

观众在观看娱乐节目时，心情一般都是轻松愉悦的，很多信息就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观众。所以娱乐节目给自身一个健康的价值定位的基础上，担负起社会责任，才能在寓教于乐中营造良好的娱乐氛围，提高全社会的欣赏品位。

参考文献：①谢耘耕、唐禾：《2006年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报告》，《现代传播》2006年第6期。

②田维钢、：《真人秀电视节目的

电视文化论文篇（5）

（1）节奏感、形象性、视觉化、幽默感是电视广告引人注目的主要特征。广告本身就是一门综合艺术，电视广告也是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制作而成，它将声音、色彩、图像等融为一体，制成一件“复合艺术品”，以其主题鲜明、色彩对比强、运动节奏快、传播时间短等特点给观众视觉、听觉造成强烈的震撼力和美感冲击，从而使观众对所宣传的产品产生购买欲望。例如张惠妹主演2004年夏季的康师傅冰红茶广告片——“冰力四射”篇就非常吸引人们的眼球：张惠妹一身“清凉装扮”——头顶雷鬼头、身穿露背装、热裤与马靴，装扮非常诱人，片中展示的是张惠妹正在冰山中举行演唱会，当麦克风从她面前浮出，她一手抓住麦克风，开始载歌载舞，还拿起麦克风杆在头上旋转，动感十足。颇具未来感的冰山形象与张惠妹的清凉、激情四射、活力奔放的形象很好地传达了康师傅冰红茶“冰力十足”的产品个性，也让观众感受到了炎炎夏日里的一丝丝清凉，起到了有力的促销作用。

（2）电视广告传播面广，受众广，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只要视力正常有条件的人都会看。尤其因为电视广告富于变化，色彩鲜艳，篇幅短，内容丰富，特别深受小孩的喜爱，这也正是世界知名品牌企业心甘情愿地花大笔大笔的钱在电视广告上的原因之一。比如麦当劳、肯德基、富士、柯达、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等。

（3）电视广告充分显示了信息、娱乐、艺术的完美组合。它既能完全从商品出发，依据事实，展示其商品或服务比其它竞争者独特的地方，即商品独到的价值、特有的信息；又能借助娱乐的表现形式，使人们从众多广告的厌烦中脱离出来，重新激发起对商品、服务的热情与冲动；并透过戏剧性的构想，卓越的创意，极具感染力和情趣美的艺术表现，动人的形象与精美的画面效果，具有强诉求力的音响等等，使广告从单纯的信息传播，一跃成为富有审美内涵的艺术表现，令受众产生一种审美感受，造成其情感上的共鸣，同时获得精神上的享受。2002年网上评选出来的中国十大赏心悦目电视广告获奖作品就是这样的：平安保险（水乡、新疆、东北）篇、中国宽带（速度篇），特别是其中的娃哈哈茶饮料电视广告（周星驰、冯小刚沏杯茶篇），整个广告片的风格以幽默见长，集合了周派无厘头喜剧风格和冯氏京味幽默，外加逼真而有气势的特技效果，两位“喜剧大腕”以精湛的演技为娃哈哈茶饮料做了精彩的诠释——“娃哈哈茶饮料，不用沏的龙井茶”。让受众在开心笑之余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产品。

（4）电视广告创造时尚理念和展现消费潮流。由于电视媒体本身的特性，在创导、诠释、演绎、解读时尚方面，电视广告当仁不让。商家在电视广告片中常用时尚、流行来包装和解构各种新闻资讯及商务生活信息，特别是针对白领、小资等阶层，由于他们年轻、新锐、有钱但又不是太多，家庭负担也不是太大，对一些新潮、前卫、流行和特色化的东西比较关注，电视广告在这方面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同步心理欲望，如夏新A8的电视广告系列片中这样描述：“在浪漫的气氛中，‘会跳舞’的手机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它的主人——一位魅力十足的男士引以为荣。这时，美丽的女主角缓缓走向他，‘能跟你要电话吗？’女士首先开口，男士自信地掏出名片递出，女士的手却巧妙地越过名片，拿走了手机。”这则广告不仅突出了手机的特点——“会跳舞”，而且还表现出男士非同一般，颇具魅力。广告语“夏新A8，梦幻魅力，舍我其谁”适时的响起，强烈地吸引了目标受众，使他们成为产品的购买群体。另外三星anycallCDMA乐趣X619(360度旋转)、菲利普639(我有我的魔影魅镜)、联通（新时空）、POLO系列电视广告也是这样吸引着目标群体做出消费选择。

2电视广告的信息传播

广告的文化效应是指广告作品在社会文化中引起的反应和产生的效果。广告活动的传播效果不单在经济方面对商家有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方面对受众的影响也不小，它已不再是一种纯经济现象和纯商业行为，它的传播必然会引起商业之外的社会文化效应，表明其存在的文化价值。作为最受关注的、传播最广、效果最好的电视媒体，电视广告在推销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把一定的价值观念、文化形态、生活方式推销给了社会大众，受众在不知不觉中会受到它的影响，它的影响力越强，人们对广告信息的理解也就越深刻。

（1）电视广告所传播的信息体现了有关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观念，这是广告文化独有的效应，它必须最终取决于目标受众的认同，即目标受众对商品（服务）价值的确认。通俗化、本土化、人性化是随广告价值有效传播应运而生的，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在中国春节这个合家团聚的日子，广告上展现出来的不再是麦当劳叔叔、肯德基上校形象，而是选择了典型的中国情境拍摄，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福字、对联、木偶、剪纸等中国传统艺术，通过贴春联、拜年等民俗活动，来表现中国浓厚的乡土味，而这种乡土形象，使中国消费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2）电视广告所传播的信息有着特定的民族文化的人文特征（信仰、道德、行为准则、习俗等），渗透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我国广告中很多时候表现了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心态和行为规范，如大一统观念、尊老爱幼、人情道德、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等，这些民族精神不仅是文学作品所讴歌的主旋律，也是广告作品所要宣扬的基本观点。中国银行的电视广告“止，而后能观”篇，描绘的情境是在金秋丰收时节，一个敦厚的汉子畅快于一片富饶无际的麦田，向世人展示出了中国人不卑不亢、大气而不霸的民族气节，同时也渲染出中国银行的财雄势大以及中国人的理财智慧，塑造出一个浑实却不失飘逸的中国银行形象。

（3）电视广告所传播的信息同时也起到传播人类社会知识的作用，人类所获得的有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丰富知识，都是靠文化传播一代代延续并发展起来的。电视广告的传播也是一种文化知识的传播过程，人们通过电视广告可以了解到一些日常生活中存在却不知或没有留意到的知识。乐百氏的“27层净化”的纯净水电视广告就是这样很理性地道出纯净水因何而纯净的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理由，舒肤佳“爱心妈妈”系列片中阐述了注意卫生清洁、保护肌肤的重要性。

（4）电视广告所传播的信息体现着特定的审美价值，给目标受众一种审美感受，使其产生情感上的相通和共鸣，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得到灵魂上的洗礼和情操的陶冶。消费者在获得商品或服务信息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审美愉悦感。在今天广告特别注重艺术性与娱乐性的状况下，电视广告作品的审美价值就显得十分的突出。云南电视台的形象宣传“大有可观”篇中展现的云南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地质地貌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令人陶醉，心早已飞向那香格里拉、西双版

纳、苍山洱海、蝴蝶泉……

（5）电视广告所传播的信息目的与其它媒体传播没有什么两样，都在于说服受众，改变其原有的观念与态度，形成群体行为模式，以影响目标受众的观念和态度的转变，使其产生广告主预期的购买行为，行为模式如未能形成，广告信息的传播就将会失去效果，这也是电视广告作品追求的文化效应之一。好像宝洁公司的产品虽然众多，但它一点也不担心各种品牌在同一货架上的相互竞争，因为在它的电视广告中很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受众在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哪种品牌，使受众养成一种习惯，并相互告知，形成群体意识，最典型的就是洗发水广告，海飞丝个性在于去头屑，“头屑去无踪，秀发更出众”，飘柔突出“飘逸柔顺”，潘婷则强调“营养头发，更健康更亮泽”，三种品牌个性一目了然，消费者想让头发更飘逸自然是选择飘柔而不是海飞丝。

3电视广告的传播效应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电视广告是有责任的传播，要对时代进程、民族、社会发展负责，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电视广告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观念、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然而，当前仍有一些不良倾向的广告，有的不恰当地鼓励高消费，甚至宣扬享乐至上；有的在价值取向上把女性当成了男性的玩偶和附属品；有的在广告词中说大话，甚至说假话，欺骗消费者；有的广告所传达的价值信息往往是相互矛盾、冲突的，加之各种夸大、扩张；有的误导、唆使儿童沾染不良习惯和不文明举止；有的在广告中乱改成语，严重误导了小朋友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接受……因此电视广告的导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1）在以人为本的今天，电视广告也要讲人文精神，也要有人文关怀，但这种关怀不应是肤浅的，也不应是简单的煽情，而是要深入人心，真诚的表示关怀，另外还要重视人的各种情感：父母子女情、夫妻情、爷孙情、同学朋友情等等，通过这类情感题材去寻求隐藏在其后的广阔空间和深层内涵，认真思考和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挖掘出蕴含其中的人文精神和时代意义。

万事达卡围绕其“万事皆可达，唯有情无价”的广告口号，特别设计了“四代同堂”的影视广告。在温馨的音乐声中，我们看到万事达卡娓娓描述了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欢聚场面：小女孩抱着新买回来的玩具熊，笑面如花；爷爷在试穿他的新西服，慈眉善目；妈妈为奶奶戴上名贵的珍珠项链，一切尽在不言中；而爸爸拿出他的新数码相机，留住幸福的一刻……在每一个动人的情节出现时，字幕随着画面出现：玩具熊：￥150；珍珠项链：￥2800;单排扣西服：￥6000;单反相机：￥5500;分享四代同堂的欢乐：无价。

在这段广告片中，事业有成的男主人用万事达卡购买的礼物——无论是给孩子的玩具，给母亲妻子的首饰，给父亲的西服，还是满足家庭需要的相机，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团聚时刻的浓浓亲情，享受家的浪漫温馨。万事达卡推出这个广告，其主题一方面是想促使消费者去办理申请手续，这是广告主进行广告宣传的最根本目的，也是最终的经济目的；另一方面却暗示消费者不要随便花钱去购买不必要的东西，要正确看待金钱的作用，希望消费者在金钱与商品、生活之间能领会到更多新的价值观：那就是有信誉的信贷者不单追求高物质生活，他们还想追求精神生活，重视人性化的生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情感，这就是“万事皆可达，唯有情无价”的真正意义。

（2）现代企业的竞争已从单纯的产品竞争转向企业形象竞争，而企业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当企业发展到一个高层次后，必须从文化理念上进行深层内涵的深度挖掘，展现在公众面前的企业形象则需要更具有深意与价值的文化基础来支撑。在21世纪，谁拥有文化优势，谁就能把握主动权，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企业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副院长在2004年首届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上指出：“优秀的企业文化本身就是企业持久经营和发展的力量源泉”，优秀的企业文化更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在电视广告文化中要突出这一点。如飞利浦公司每次做电视广告宣传，于广告片的结尾处总要在屏幕上打出“让我们做得更好”的广告语，表现出了企业精益求精的文化内涵，道出了它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向受众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我们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大公司，会越做越好的，买我们的东西您尽可放心；我们和您一样，遵循着这样的人生准则，那就是“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其赢得了受众的心，竖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也避开了与竞争对手在技术上的比较，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3）越具有民族性和特色的东西，越具有竞争力。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植根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的中国现代广告，不仅要适应特定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民族属性，而且要善于发掘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把握受众的民族文化心理，从中汲取精神的养料，将民族文化融于电视广告作品中，让受众理解并引起感情上的共鸣，取得最大的诉求效果。如早期的“孔府家酒，叫人想家”，一句亲切感人的广告语一经当时主演《北京人在纽约》红遍中国的女演员王姬说出，立刻唤起了无数中华儿女和海外游子的心声。而且“孔府家酒”系列的包装以中国民居为仿照，也突出地表达了浓厚的“家园情结”。

一则创意恢宏的广告，能囊括上下数千年的民族文化精华，强烈地吸引目标受众的关注和兴趣，张艺谋导演深谙此道，他不仅在其所导演的2008年北京申奥宣传片中展示着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景观，如长城、北海、故宫、天坛、胡同、钟鼓楼、太极表演、以及正在化妆的京剧人物、中式装束满面笑容的三轮车师傅等等，而且在奥运开幕式中更是把这一特点发挥到极致，通过全球电视转播，让全世界人民为中国喝彩、加油。

又如2008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的设计就是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手法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人的造型同时形似现代“京”字的神韵，蕴含着浓重的中国韵味——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说的：“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

参考文献

电视文化论文篇（6）

2电视广告的信息传播

纳、苍山洱海、蝴蝶泉……

3电视广告的传播效应

参考文献

电视文化论文篇（7）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后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与特质。

外视：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社会生活，意指人类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是以“群”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系统，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围的“群”中，人们会在调适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中结成形态相对稳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党派、社团）群落、经济（企业、财团）群落、“文化”群落（狭义的文化艺术性组织、机构）、宗教群落，个人自组织群落（个体的人对属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说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那么，任何一个“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

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兼容，其身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

侧视：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电视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首先，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注：参见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学者与电视〉》）。长期以来，电视文化就是这样被相邻的姊妹文化侧目而视。这种视角下发生的理论成见不言自明。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成熟与发达抑或所表现的文化素质的高低，都不能简单地以其形成时间的长短来测定。在文化形态的生成速度上，时代愈演进，其生成与发展速度则越快。从前文字时代到文字时代，人类走过了千万年，而从报刊文化出现到影视文化的出现不过百年而已，报刊文化的真正成熟与发达几乎是与影视文化同步的；其次，“因为报刊有文化，从而电视无文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且类比失当，就像指责玫瑰为什么不具备洋葱的辛辣那样；再次；报刊文化传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脉，而电视文化是电子时代视听文化的创新。电视人掌握的是另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否定者只能明证其对电视文化的视觉盲点：报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而电视文化在大众传播方式之外还创造出了新的语言体系，比方小说、诗歌，被报刊登载依旧是小说、依旧是诗歌本身；而进入电视踞者应该是拥有独特语言方式、堪与电视相并列的文化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这几种文化形态的语言方式是艺术的语言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度电视作为艺术文化形态的特征。艺术，文化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大量的文物、遗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类文化成果，那么艺术则以鲜活的生命方式滚动着人类文化的成果，使人类的文化之树果实常新。占踞这个视角的各类艺术，在审视电视时目光多少有些不安。这种不安，长期以来一方面被归结为电视作为艺术，其语言、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被归结为电视艺术对其他艺术的技术性掠夺。但这两种归结前者止于冷静的技术分析，后者则止于激情的笼统印象。任何一种艺术，都因拥有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传播方式才得以确立而且被认同。就像文字不对绘画的线条造成威胁，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诗歌的表现，音乐的时间联想并不会冲击戏剧的空间再现那样，电视声光色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法规则，并不能动摇任何艺术形态固有的“树形结构”。而电视对各类艺术的技术性掠夺，毋宁说是各类艺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电视弥合了其他艺术传播方式中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的堑濠，改变了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之间的两相分立，成为“间接传播中的直接传播”。这种来自技术的魅力，终成各类艺术突破既有风范的谷口。这似不应给各类艺术带来不安，而应该额手称庆。

内视：从电视文化本体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于其不断地向理想的构造渐近。任何文化终究都是对人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同质异构”。电视的技术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无衰减无变异地通过电视而抵达受众，即电视不是一个无机通道，而是一个有机通道。在电视的“场”中，所有的文化形态获得重构成为电视文化的本体组织。

前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审视了电视文化在特定语境下所呈现出来的身份特征。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机拍摄”的效果。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所倚重的并非哪一个“机位”，而是各“机位”间存在的关系及其共同“摄制”完成的主旨。对不同视角的逐一观照。链接成了对电视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观照的一个有机过程，其中包含了我们对电视文化理论研究的动态眼光和理论推导的有机趋向：从我们审视电视文化身份的动态眼光则不难发现，以往诸多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界说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是相对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层面而具有一定正确意义的静态界定。各种界说，之所以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难以相互谅解、纷争不休的场面，即因为各种界说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确的而在相异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种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论纷争，根本上反映出对电视文化身份长期缺乏理论认识的清醒与辩证，并缘此而走向创作实践与文化接受两个环节上的静态化片面化扭曲，诸如“是快餐”则必定粗制滥造；“是通俗”则必定媚俗无度；“是娱乐”则必定游戏人生；反之，“是引导”则必定充斥宣教；“是艺术”则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则必定远离大

电视文化论文篇（8）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商业文化大潮对严肃文化、精英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诉诸官能的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无主流、无深度、一次性、平面化的消费文化呈现泛滥的趋势。这些东西反映在电视传播领域中，集中地表现为电视剧的文化品位低俗和游戏娱乐类节目的大量“克隆”的倾向。脱离生活、远离现实、题材雷同、内容重复、情节虚假、人物模式化的所谓文化快餐，不仅倒了观众的胃口，而且严重干扰了主旋律的弘扬。因此，电视界内外对高品位、高水平的电视精品的呼唤和生产，不仅充实着电视这种现代传媒的思想文化力量，而且也是实现电视“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正确途径。

电视娱乐节目是电视文化的四大功能之一，通过收看电视娱乐节目获得休息和消遣，这是人民群众非常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正因此这样，电视艺术才成为今天最有群众性的一种艺术。电视给人们带来娱乐的这种广泛性，决定了电视文艺节目必须从满足观众多层次、多方面的要求出发，努力做到丰富多彩，雅俗共赏。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以电视剧和文艺晚会为主要方式的电视娱乐节目，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两方面具佳的精品之作还显得太少，大量平庸的电视剧冲淡甚至淹没了电视佳作。在“电视剧就是通俗艺术”、“电视剧的商品化趋势不可阻挡”等所谓“理论”的误导下，有些电视剧出现了偏离文化的倾向，表现出一种拒绝其文明教化作用而纯粹供人消遣的所谓“潇洒”。于是，在电视屏幕上，种种有悖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生活的“活法”，冲击着电视剧这种现代艺术本来就必不可少的底层感和平民情结，动摇着电视剧对民族生存状态的当下关注和对民族命运的殷切关怀。在影视界，有人声称“要气死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戏说一个皇帝，演绎一个宰相，编造一个皇后之类的东西在屏幕上大行其道，深刻和理性受到嘲弄与冷落，媚俗和浅薄博得了认同与喝彩，而这些竟然被冠之为“老百姓喜欢看”、“电视剧就是游戏”。有人公然声称拍电视剧是“玩电视”、“过把瘾”，只要能拉来赞助，从剧本的品味到演员的质量都是次要的，于是，什么虚假的本子都敢拍。所有这一切都在警示我们：中国每年多达几千部集的电视剧的产量当然是惊人的。但是，数字诞生不了美，艺术繁荣的标志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一部艺术精品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几十部乃至上百部平庸之作都不可比拟的。平庸之作再多，屏幕也不能繁荣。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已有的成就和种种的不尽人意告诉我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多出电视精品，这不仅是完成中国电视任务的根本措施，而且也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方向。

弘扬主旋律，在现阶段就是努力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反映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伟大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是时代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时代总是具有自己的时代精神，一个发展着的社会总是具有时代的思想主流，主旋律就是这样的精神和主流，它代表了时代精神。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全面反映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的波澜壮阔的现实，热情颂扬催人奋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些都是中国电视弘扬主旋律的应有之义。

提倡多样化，就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健康有益的前提下，鼓励电视节目在风格、样式、观念、题材、体裁等方面的多样性，以适应社会各个阶层、不同观众的各个方面的需要，丰富电视屏幕，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电视节目要努力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手法，表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正如同志指出的那样：“历史与现实，雄伟与细腻，严肃与诙谐，抒情与哲理，喜剧与悲剧，只要是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受到欢迎。”［1］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中国电视传播的指导方针之一，是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总的指导思想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发展方针的具体体现。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这两者是辨证统一的关系。电视传播中既要有英雄曲，也要有小夜曲。因而，只讲主旋律不讲多样化，屏幕就会太单调；只讲多样化而放弃主旋律，屏幕就缺少了灵魂和支柱。当然，强调弘扬主旋律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一些干巴巴的政治口号，不是生硬地为某项政策作模式化的图解。电视精品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产物，是教育、认识、娱乐和审美的综合体现。电视节目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不仅思想内容应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应精益求精。这样的作品才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才能在整个文化市场的竞争中赢得优势。中国电视精品不仅要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内涵和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且要有饱满的激情来表现时代主流和时代精神，表现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的艰辛和创造。从本质上看，提高质量，多出精品，是人民群众对电视节目的迫切要求，是繁荣电视节目的关键所在。努力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制作精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并能经受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应当成为我们创作精品的标准。把握时代脉搏，描摹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反映当代生活的风云变幻，揭示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曲折和阵痛，这是从更高的层面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是中国电视文化产品创作和创新的“重头戏”，也应当是众多现实题材作品中的主旋律。

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媒介，不能仅仅满足于用所谓“快餐文化”和游戏娱乐去充斥观众的休闲时间，电视传播应当承担一种文化使命，这就是要以一种真善美的境界去陶冶和净化人的心灵，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我们还必须看到，电视节目在面向大众、雅俗共赏的同时，还承担着用高雅文化引导观众和影响观众的使命。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完全根据接受者的数量来判断电视作品的优劣。在电视作为大众文化主要载体之一的现时代，应该鼓励和扶持那些具有思维个性和艺术个性的电视节目，并以此去有意识地、逐步地引导广大电视观众，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

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目的就是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满足观众的需要并不是低水平的重复，更不是有意迎合、故意媚俗。中华民族的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需要电视去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需要电视去提高，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和人民不屈的奋斗需要电视去正视，中华民族当代的伟大复兴需要电视去表现。因此，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不仅是完成中国电视任务的根本措施之一，而且也是中国电视的历史使命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事业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电视大国。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和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广大电视观众对电视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同电视节目数量少、质量差、格调低的矛盾日益明显。近年来，在中国电视的产业化、集团化得以迅速发展的同时，电视的商业化、同质化、庸俗化、贵族化倾向也愈演愈烈。其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受到许多电视台的追捧，出现了数十家省级电视台同播一部电视剧的“电视奇观”，而这些电视剧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又是比较低劣的；二是游戏娱乐类节目被大量地“克隆”，尤其是在节假日的黄金时间里，屏幕上大呼小叫，争相搞笑。至于屏幕上的“豪华风”、“滥情风”、“戏说风”、“聊天风”、“猜奖风”、“破案风”，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华丽的信号究竟给社会心理输送了多少健康生长的维生素和营养？尤其是高踞信号榜首的中国电视剧，又到底给本来就漂移不定的大众心理灌输了多少人生的定向、审美的规指、心灵的依靠、信仰的关怀？”［2］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电视传播多样化中的某些“另类”予以深入的辨析。

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商业化

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不仅原有的文化形态找到了自己在电视传播中的落脚点，而且借助广播电视的表现方式扩大了各自的领地和影响。至少，电视在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电影等文化形态方面的普及和传播中功不可没。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电视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革，电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当今其它任何文化形态，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力量。然而，电视对文化的影响并非只有积极作用。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收视率、销售量等市场营销术语引入“电视文化生产”，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异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消费文化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巨大冲击，“物质丰裕，精神痛苦”这种“病态社会”中人们被异化了的生活也通过电视表现出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瑟罗深刻地指出：“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价值观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电子媒介所左右。人类社会几乎彻底地让商业市场来决定他们的价值观和模仿的榜样，这是前所未有的。无论从深度（看电视花去的时间）还是广度（看电视的人口比例）上说，电视创造的文化渗透力也是前所未有的。”［3］

电视这种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其运转过程与现代大工业生产极为相似，电视事业发展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文化工业迅速成熟，使文化市场日趋丰富。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看，包括电视在内的文化艺术向商业化靠拢，实际上表明整个中国社会纳入市场体制运行轨道的深刻变革。我们之所以说电视文化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种怪现象不可避免，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还有许多无序甚至混乱的现象，非理性的东西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从社会宏观角度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交换形式，其本质是一种理性化的经济行为。电视产品的生产过程有强烈的经济行为表现，这是正常的；中国电视文化的完善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也不难理解，但如果总是跟着感觉走，以耻言理想、躲避崇高、消解价值、游戏人生为“潇洒”和“乐事”，以对艺术的冷落为代价，那么感性化、平面化、媚俗化、游戏化将永远是中国电视文化无法逾越的严重障碍。

发展才是硬道理，但不等于说“赚钱就是硬道理”，更不等于以牺牲电视的人文关怀和生态环境为前提去发展也是硬道理。中国电视不能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那种认为只要彻底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只要完全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体制实现“接轨”，一切问题自会迎刃而解的看法，未免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电视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并不是体现在它的融资和挣钱能力上，电视台永远不具有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性质。电视事业的综合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信息传播和文化娱乐功能。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电视节目，去不断满足观众的文化娱乐需求，这才是电视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增长是为人的生存服务而不是人的生存为增长服务。因此，坚持电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针，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面对包括中国加入WTO等等在内的新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遇，中国电视肯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代价不能是以消解意义、躲避崇高、无序竞争、拼命媚俗为前提，甚至以牺牲社会公正和公众利益为代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日益凸现出来，某些广播电视节目具有商品性，要讲求经济效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电视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兴趣爱好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就更应强调电视节目的社会属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中国电视的发展告诉我们，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可以统一的，真正社会效益好的电视节目，经济效益也是不错的。中国电视的产业化和集团化，决不等于电视的商业化。

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中国电视商业化倾向的体制根源，认识中国电视商业化倾向在制度安排上的弊端，从而从制度创新的高度纠正电视商业化的不良倾向。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电视大国，中国的电视台、电视从业人员、电视受众堪称世界之最。然而，电视大国不等于电视强国，数量大不等于质量高。一些电视台为维持生计，乱播滥放，格调低下，这不仅对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形成冲击，而且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在媒体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电视台的强大生存压力和强烈发展欲望。从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来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发展电视事业的方针，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和实施的，它对于弥补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迅速扩大电视的人口覆盖率产生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没有“四级办电视”的方针政策，就没有中国电视的今天。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四级办电视”为中国电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不失为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革。

但是，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制作、重复播出、重复覆盖，导致了重复投入，增大了支出成本，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浪费。由于各级电视台之间的无序竞争，相互瓜分观众群，致使覆盖效益降低，“散”、“乱”成为现阶段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电视的无序竞争必然是以电视资源的浪费和电视节目的品位低下为代价的。现在常能目睹这样的电视播出现象：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在播放中，常常插入广告而使电视剧的完整性受损；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画面在不少地方的转播中被打上本地的滚动小广告；电视节目中的在场观众明显的企业色彩和广告效应，等等。人民群众对电视文化不断增长的需求，与电视节目数量少、质量差、格调低的矛盾，在新的形势下仍然存在。中国电视业现存的规模数量型和粗放型特点，决定了距优质高效和集约型的有序发展目标还相距甚远，决定了电视文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决定了电视对大众文化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中国的电视资源养不起也养不好现有的这几千家电视台。因此，要从制度上筑起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商业化的堤坝，就必须切实减少中国电视台的数量，把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小电视台坚决清除出电视序列。

就中国电视走向国际市场而言，那种认为电视的商业化程度愈高愈是与国际接轨的看法是片面和有害的。中国电视界的新派人物杨澜的这样一番话颇给人以启发：“到底是不是做文化就一定得在商业上失败？为做文化就非要献身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后来多走了几个国家我却意外发现，事情并不都像我在国内讲的那么悲观，国外恰恰就有很多既做高品味电视文化，又在商业运作上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美国电视的历史频道，它所获得的商业利润甚至远远超过了很多综合频道。所以我就不相信咱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真的一点没有这种节目（指专题片和纪录片）的市场和观众需求，而事情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是我们没有找对路径。”［4］我们深信，优秀电视文化产品本身所蕴涵的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对电视应有的文化意义的挖掘和追求，以及电视表现手段上极具精英色彩的人文关怀，等等，不仅处于21世纪中国电视的主流地位，而且肯定有既叫好也叫座的光明未来。

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贵族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安邦治国的角度看，一方面，要以科学、积极和务实的态度对待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的新变化，要着重考虑并满足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解决好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和看待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要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强引导，增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应当看到，对社会结构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以及这种新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电视在传播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从总体上看，在电视传播中，工人、农民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数量少、质量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电视节目还太少，而且，电视传播中对下岗职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生活窘迫的展现，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工人阶级的价值和尊严。有些反映工人、农民生活的电视剧，又把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创业过程塑造成了“暴发户”的生活轨迹，给人一种“多亏下了岗，才成大老板”的感觉。这种“落难公子中状元”式的电视作品，不可能真正反映工人、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粉饰太平实际上也是一种误导。另一方面，对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的屏幕形象，也存在不少扭曲。例如私营企业主的一掷千金和纸醉金迷，他们与女秘书的情感纠葛，甚至包括成为黑道头子后“看上去很美”的善解人意和极尽孝道，都可以找到对社会新阶层的了解和把握浅尝辄止的创作弊病，更暴露出在电视传播中，缺乏站在时代的、历史的、发展的、民族振兴的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国家的主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蓝领”或“白领”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人阶级在社会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下岗职工的存在以及再就业，就是这种牺牲的客观反映。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所付出的成本，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所以，违背现阶段中国的基本国情，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普通百姓的生活实际，去勾画一幅幅虚假的“清明上河图”，是与中国电视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文化战略背道而驰的。

曾几何时，屏幕上星级宾馆富丽堂皇，大款小密情深缘浅，大酒店、美容院、住别墅的女人、中国模特、洋行里的中国小姐，如此众多的情节离奇的肥皂剧和爱得寻死觅活的言情剧，让无数中国的普通百姓不由自主地发出抱怨自身命运的悲凉感叹。问题在于：别墅、美容院、大酒店……，与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实际相距甚远，而且，不论是政府的目标，还是百姓的希望，都不会将这些场所作为自己理想的园地。那里发生的一切在引起观众最初的一种新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巨大的隔膜感，这种隔膜感，如果能以冷静思维告诫自己不可攀比，那还算幸运；不幸和威胁恰恰在于，当富丽堂皇同现实中的穷乡僻壤形成巨大反差时，它所引起的副作用便原形毕露：观众只好抱怨命运的不公和人生的无奈，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挥之不去，特别是当中国的下岗职工日渐增多时，看到屏幕上那一掷千金的场面，实在反差太大，下岗职工那能不反感、不气愤？所以，这种“富丽堂皇”的宣传实际上就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一种诱因。

星级宾馆、腰缠万贯、极尽奢华，在其中出现一些死去活来的故事，这当然也是多样化中的“一样”，在中外电视剧中，这种题材并不少，这种场面就更多。从提倡多样化的角度看，这也无可非议。弘扬主旋律，也并不是一味展现农舍院落的破败、下岗职工的艰辛之类的画面就让人肃然起敬。但正像描述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是透视着电视的心灵关怀一样，对高消费一隅中发生的一切，电视应当表露出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倾向。那种半是欣赏，半是自愧佛如的屏幕信息，对我们的民族、对广大的民众，没有丝毫终极关怀的意味，而只能是终极伤害。

仍然是那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缺陷进行了猛烈抨击的瑟罗指出：“如今，最经常被邀请来你家的邻居并不是你真正的邻居。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大约要富裕4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5］在美国，“4倍”这一数字就使人获得一种简单的清醒，而4倍放在中国应是几倍呢？相信一切智力正常的人都会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现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中国的这种国情，对中国电视传播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中国的电视传播必须对宏观的社会大背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对当代中国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聚焦和观照。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起步走向富裕的国度里，目标尚在远方，贫穷就在身后，中国的电视传播决不能对这一基本国情视而不见。确立人民群众在电视传播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成为荧屏聚焦和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这是中国电视的基本属性之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电视安身立命的法宝之一。中国电视只有从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首先赢得中国广大观众的喜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

中国电视的发展，同样存在一个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从世纪之交中国电视的总体态势来看，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中国电视的传播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社会承受程度的大小，最根本的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电视准确地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生活的水平，就能对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积极引导作用。当“一掷千金”被诱导为“潇洒”、“挥金如土”被隐喻为有“派头”时；当“赢得观众”演变为“媚俗和迎合”时；当“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被认为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时，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就被动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就被歪曲了，中国电视的基本定位就严重地错位了。

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同质化

所谓电视文化的同质化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范围的电视节目出现的某种程度的“互文本”现象。形象地说，就是所谓“克隆”，通俗地说，就是“扒过来”。从表面上看，电视文化的同质化是十分迅速的，甚至像瘟疫般流行，其突出的表现是，受境外电视文化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游戏娱乐类节目等节目形态在屏幕上颇为流行。例如，节假日黄金时段的《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等节目，不过是台湾的《雅嘉非常男女》在此岸市场的翻版；而收视率颇高的《开心辞典》、《幸运52》、《超级大赢家》则是国外的《百万富翁》的“克隆”。于是，“媒介文化同质化”的论点也随之而起，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依照这种观点，“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中，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发展出纯粹的本土媒体文化去抵抗西方的媒体文化，也不可能以本土的肥皂剧来冲销《达拉斯》这类肥皂剧的影响，因为一进入媒体文化的大环境，文化的同质化现象就会加剧，也就是我们只能以比《达拉斯》更《达拉斯》的电视剧来取代前者，而不可能依照民族原有文化特点来制作所谓的‘中国特色的肥皂剧’，因为真正中国特色鲜明的可能是京剧或各种地方戏剧。”［6］

“电视文化同质化”的观点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一种反映。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它会影响和辐射到其他各个领域。经济全球化已使每个国家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大循环中去。很明显，经济全球化不仅对一个国家的提出了挑战，而且会导致文化文明、思想观念、人权标准、道德准则的尖锐冲突。我们应当承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力量处于弱势的情况下，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本国的民族文化将面临着被同化甚至被异化的可能。因此，文化全球化和电视全球化已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电视面临的实实在在的一种压力和威胁。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文化，其输出者都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和进攻性，所谓“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侵略”，无一不是借助于经济实力的强势文化使弱势文化向其趋同，而电视文化的嬗变无疑又在其中扮演了首当其冲的角色。

所以，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大气候中，我们的电视传媒是否需要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又如何通过电视节目加以体现？这就不仅是一个电视传播多样化的技术问题，更是关乎中国电视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我们必须坚持文化多元化的基本立场。从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稳定的基本点出发，对于外来文化的引进必须在比较、选择和批判的氛围中进行；为了保护民族文化的个性和特点，对不符合本国价值体系的外来文化必须进行抵制和禁止。而且，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会毫无限制地让其他国家在本土建立电视台或其他媒体。

实际上，作为电视传播的另一极的电视观众，在本质上最终不会失去自我，尽管他们可能在外来文化及其具体的电视传播形态和样式面前会表现出短暂的接受热情。但是，“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中国电视观众的情感体验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的文化情结，他们对电视盲目追随和模仿外来文化的举措不可能产生终极的认同。一个民族的文化意念、文化自尊、文化价值取向是无法彻底替换的。美国的电视文化虽然强大，但它也不可能完全将欧洲文化“美国化”；同样，中国电视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美国化”。

与电视文化的同质化相反，我们赞同和呼唤电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本土化。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电视文化生产的本土化受到我国特定的电视组织类型的制约，为我国特定的文化场域结构所限定，是全球化语境中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7］“中国的电视是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地上和吸收着世界上优秀电视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不但有效地整合了世界电视文化的成果，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电视文化，‘去其糟粕，吸取精华’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文化形态的最佳总结。”［8］我们应当时刻铭记：中国的电视文化拥有五千年丰厚的文化历史资源，有着遍布全球的十多亿华语电视观众，这是中国电视文化发展的巨大财富。在我国加入WTO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电视文化要实施本土化战略，与时俱进，面向国际，不断创新，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电视文化产品，去拓展民族文化的海外市场。

加入WTO是一个双向市场开放的过程。在我国对外国产品和企业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也为中国产品和企业进入世界市场带来了商业机会。中国电视也是这样。今天，中国电视的“上天”问题已基本解决，而“落地”却还存在诸多障碍。特别是中国电视进入西方主流传媒，仍然任重道远。既然WTO具有双向性，信奉平等交流的对等原则，那么，中国电视便可充分利用这一游戏规则，为自己争得世界电视市场。

应当看到，目前中国电视产品在海外的市场，主要局限在东南亚的华人圈子里，产品的类型以电视剧和文艺类节目为主，这与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目标相去甚远。事实上，进入西方主流传媒的中国电视产品只能是中国的优秀电视作品，只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电视作品。因此，这就给中国电视的节目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些流水线式的工业化生产的节目、“克隆”类的节目是不可能有国际市场的。中国电视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在全球化、一体化的历史关头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必须警惕殖民化的威胁。中国电视绝不能成为外国电视的录放机和传声筒。我们必须明白，世界电视行业的“龙头老大”们，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电视的。男儿当自强，看好我们自己的家园，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才是明智之举。

当我们讨论电视在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时，不能不提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中，电子化的信息沟通手段的飞速发展和日新月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电视不仅是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媒体，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信息产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电视产业领域加速发展的咄咄逼人之势，不仅使人们看到了东西方电视文化的差异，而且强烈地感受到了东西方电视产业的差距。我们应当认清，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主动并逐渐深入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也是中西方文化不断冲撞的过程。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虽然包含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互补，但这并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化的泯灭，更不会产生某种普世文化。

我们深知敞开文明大门是强国之本。中国文化与文明同样具有吸收和采纳他方文化和文明的特点。在中国电视文化面临被同质化的危险时，躲避、龟缩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要认清“文化帝国主义”一心想着要克服、战胜、吃掉、消灭他方的文化和文明的霸权主义实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大胆交流、迎接挑战的既定方针，通过电视的传播，让中国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转引自《人民日报》1997年5月26日第1版；

［2］张宏森：转引自《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第117页；

［3］《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4］《大众电视》2000年第17期，第4页；

［5］《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电视文化论文篇（9）

电视广告即视像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实现物的日常功能，而是刻意突出人的自由的消费和消费能力。比如化妆品广告中明星的如雪肌肤如瀑秀发，汽车的驾驶乐趣以及拥有某一汽车后路人的注目，对于这些视像的生产来说，这种物的存在实际上直接地依赖于物的可视性所带来和意味的人的生活享乐满足。视像的生产方式集中于对外观形式的视觉性美化、修饰，它体现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趣味“物化”可能性，美化、修饰甚至凌驾于直接功能价值之上的那种外观包装。电视广告把日常生活的视觉转换作为自己的目标，从而为视像生产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可能。在这种语境下，消费不仅仅是一种需要的满足，而且在更深程度上是人对自身欲望的蠢蠢欲动，欲望是人在现代社会结构上的自身利益之源。广告形象中无论是色彩、文字还是故事情节、明星名人的参与都为了煽起激情与冲动，无论你认可或是拒绝，广告形象的泛滥都成功地占据了人的全部行为和欲望。消费在以艺术修饰的广告形象中，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象征。

（二）欲望背后的生活化审美

当代中国社会由原来所追求的本真、纯粹的审美转而以获得日常生活的快乐、舒适为主的享乐伦理，即使是虚拟的、臆造的情感满足，只要带来的就是好的。不仅大众的认知内容纵，而且情感也被广告所营造的视像欲望给操纵了。

（三）以“追求个性”同化人的自我

观众并不是被动的消费者，也是意义的生产者，有商品选择的权力，并且可以充分参与传媒的对话与交流过程中，甚至成为某种意义的传播者。广告开放式的、游牧式的能动性选择权，提供给观众一种充当主角所获得的“民主的、自由的”身心。因此电视广告的媚俗本质被它所标榜的“追求自我”“个性张扬”所包装，人们在标榜苹果电子产品的设计理念时，将自我绑定在对这个设计理念的消费行为中。

二、电视广告“媚俗化”的时代性演化

“媚俗化”就是这样把平庸的思想和感情，用视觉影像和情感故事把它乔装打扮，本质特征是一种以成为他人为目的的表演性表现手法。观众接受媚俗是对现代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一种轻松地逃避，这种逃避就是在被异化的社会中大众内心的无力感与渴望。媚俗的核心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以及它美好但虚假的承诺，于是，当代的广告媚俗化具有权力统治的实质，例如幸福的允诺来瓦解人们批判和否定的思维能力，以欲望的填充缓和人们反思的冲动。“为观众服务，体验式服务”成为媚俗性新装，媚俗甚至扮演起来“自由”的角色，当川久保玲的反时尚成为时尚，当Diesel标榜的大智若愚来挑战传统社会规则，两个品牌都被全球广大的青年人所拥护，市场份额也逐步扩大。媚俗实现了人的生存实践的现实意义的“占有”，亦即将人对物质享受的直接满足同人对“生活意义”“生存价值”的把握粘合在一起，以占有物质的形式来肯定人对现实的前瞻性、突破性读解，以物欲的满足来构造出整个世界的精神状况。对广告形象的认同越是充分，所获得的自由的享受便令人兴奋，追求自我、个性的欲望越是强烈，越容易被广告形象的暗示所同化，对其宣扬的理念的心理认同也就越充分，由此形成的广告暗示也就越发控制了人的日常生活。“自由”成为消费和消费者的行为，自由从挣脱现世不完善境遇束缚的生命努力，蜕变为在现世中广泛占有和消耗的享受活动，并且成为广告的一个新支点。由于所有人都有将个人融入大众的需要，这逐渐使人在无意识中模仿、同化，媚俗的最大威胁，就是淡化本性以达到同一性的文化背景，电视广告只是满足人们这种需要的上手之物。广告的力量使人可以身处大众的语境中宣泄其虚妄的欲望，而这些欲望在其个人维度上甚至是不被自我认同的。西方国家的部分精英就是在个体与整体相互关系中由民主体制促成的，领导人无法肯定是统治了大众还是被大众统治，媚俗化恰恰代表社会与个人冲动之间的原始平衡。

电视文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278-01

阿多诺在《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中认为，电视的内容是一种“伪现实主义”，“让观众身不由己陷入其中，常常会身临其境自比为节目的主人公。”例如小品《卖拐》，与其说是在警戒拐骗，不如说是在诱导拐骗，“即便节目的主题是惩恶扬善，不知不觉还是把罪恶种进了观众心中。”因为“电视的产品是经过精心设计而拥有多重结构的，目的就是从不同的心理层面上来麻醉观众。”这种商业性质的大众电视节目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反对某种假恶丑，但“总是在无意识层面上向观众灌输，叫他不知不觉之间中了毒害，还自鸣得意。”[1]而当下社会中屏幕也同样如此。自从便捷的、快速的屏幕取代了电视，这种现象更加大肆其道。而屏幕文化（传媒“掌中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文化称之为屏幕文化）所展现的便是一种快捷、无处不在、具有很强侵蚀性的文化形态。

雷蒙・威廉斯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态》中谈到电视节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商业性质的，如肥皂剧以及一般的娱乐节目；另一类则是公共服务性质的，如新闻、教育、艺术等节目。他进一步指出，这些商业性质的节目是允许观众参与的，因此它们是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而那些官方的、高雅的如BBC、ABC等教育节目的观众大都是中产阶级，他们正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顺民，“灌输什么，就接受什么”。然而我们如果进一步做出分析的话，就不难看出，在当下社会中恰恰正好相反，所谓的大众文化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葛兰西所谓的意识霸权。而且大众文化不断有庸俗化的嫌疑，是值得警惕的。

因此，在精英文化受到了严重挤压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大众文化就通过屏幕迅速传播，而在屏幕上呈现的形式就是商业性质的节目，相亲、游戏等娱乐节目是当下最为典型的体现形态。“就大众文化的基础价值判断而言，我们依然是在求诸或者已成明日黄花，或者东山再起、重振雄风的舶来理论。假如我们不认可当下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比如，当流行歌曲风头不再，电影的热情意兴阑珊，真人秀异军突起，美女俊男在屏幕上川流不息扮演男找女、女找男、未婚找离异、离异找未婚、丈母娘找女婿，或者哪一天倒过来女婿也找丈母娘，等等，假如我们对这一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故事心存不满，有意提醒受众这类娱乐至死的相亲节目说它什么都行，唯独不是真实，那么我们尽可以援引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说明大众文化骨子里总是唯利润是瞻。”[2]“无怪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痛心疾首，将之命名为‘文化工业’，判定它是垄断资本和寡头政治联手，生产低劣文化产品来给工人阶级洗脑，总之是在追逐利润中控制思想，在思想控制中追逐利润。”[3]

如果我们再借用一下威廉斯提出的“流程（flow）”概念的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当下的屏幕远远比威廉斯时代的电视更为便捷，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流程”。如果威廉斯对电视“流程”还在迟疑是否给与批判的话，我们则可以明确地断定，这种屏幕“流程”的结果更是打破了传统思维方式，剥夺了思维的时间和空间。况且，屏幕文化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变成了生活本身，其所宣传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使受众变成了“顺民”。福柯在《规训与惩罚》《权力与主体》中指出现代文明将人变成被动的客体有三个步骤：区分、规训、检查。意思是说把不符合主流的区分出来，然后进一步规训，最后个体在自我趋同中客体化。例如尤金・奥尼尔的《毛猿》中，杨克在不断地自我确证失败以后，变成了“畜生”――动物园里笼子中的猩猩。而今天的屏幕文化的传播更为隐蔽和快速，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规训，更可怕的是屏幕文化试图把所有人囊括在自己的体系之内。

总之，在虚幻的时间和空间中凋萎的东西正是人的本真性，这是因为虚幻的时空取代了现场性，而现场性具有独一无二的存在感。屏幕文化中虚幻的本质是由于它的二度性――编辑所导致的。本雅明在谈到“灵晕（aura）”时举例自然对象的灵晕。他认为这是一种“距离的独特现象”。他说：“如果当一个夏日的午后，你歇息时眺望地平线上的山脉或注视那在身上投下阴影的树枝，你便能体会到那山脉和树枝的灵晕。”[4]他在谈到灵晕缺失的社会根基时，多次提到了“当代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大众影响”。而屏幕文化恰恰在“竭力通过激发幻觉的场面和暧昧为可疑的投机来激发大众的兴趣。”[5]

参考文献：

[1]陆扬.电视与大众文化[J].三峡大学学报，2006.1

[2]陆扬.大众文化：塞壬的歌声[J].探索与争鸣，2012（5）.

[3]陆扬.大众文化：塞壬的歌声[J].探索与争鸣，2012（5）.

[4]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238.

电视文化论文篇（11）

包装是电视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是电视节目、栏目、频道成熟稳定的一个标志。如今电视观众每天要面对的是几十个电视台和电视频道，是几十种类型的节目和栏目。各台、各频道、各栏目之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竞争。观众既有主动的选择权，又有非常大的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包装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重视商品的包装和广告推介是商家们的必要策略，电视节目、栏目、频道的包装应该和商品的发展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作为同时播出的几十个频道来说，电视观众选择了你，是你的成功；而没有选择你，你的一切辛苦和投入就等于零。要观众选择你的重要条件是了解你，包装则是了解你的最直接的手段。

二、电视包装要素

1.形象标志。无论节目、栏目、频道都有一个CI形象设计，也就是最基本的形象标志，这是构成包装的要素。在不同的情况下，形象标志有各种变化，但“包装”构成的要素一般是比较稳定的。频道的形象标志，一般展现在角标和节目结尾落幅上。好的形象标志的设计，能使人过目不忘，深入人心，能使观众快速判断出自己看的是什么节目、什么频道、什么台，便于观众一下子就捕捉到想要看的节目，所以形象标志设计对于电视包装是非常重要的。

2.颜色。根据频道、栏目、节目的定位，确定包装的主色调。主色调可能是单色，也可能是复合色。如中央台一套是新闻为主的综合频道，所以其主色调以蓝色为主，凸显一种冷静、客观的形象；CNN基本也是蓝色基调；文艺性的频道和栏目在一般情况下是暖色调，色彩相对艳丽一些；凤凰台是以艳丽黄为自己的主色调。所以，颜色设计是电视包装的基本要素之一。它的基本要求应该是颜色协调、鲜明、抢眼，但不刺眼，能与整个节目、栏目或频道的基调相吻合，能保持和节目、栏目、频道的风格相一致或给予有效的补充。

3.声音。声音包括语言、音乐、音响、音效等诸元素。声音在电视包装中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在好的电视包装中，音乐应和形象设计、色彩搭配有机地成为一个整体，无需看到画面，观众就能判断出是什么频道和什么栏目。

三、电视整体包装应遵从的基本原则

随着我国电视包装的不断成熟，以栏目为产品，以频道为品牌的包装模式已经成为目前大家所倡导的整体包装理念。而电视整体包装应该遵循两大基本原则：

1.统一性原则。电视节目、栏目、频道应该遵从整体包装的统一性，首先是识别整体包装的元素包括标时、音乐、颜色等都应该相对统一以形成整体效果，节目包装/栏目包装应该在整体的频道包装统一原则内实现自己的包装特色，节目/栏目形象应从属于整体的频道形象之下。

2．规范性原则。电视整体包装的统一性要有科学的规范化操作作为保证，必须严格按照设计规范落实到日常的节目和栏目当中，才能确保整体包装的具体实现。四、电视包装的形式

电视节目、栏目、频道包装有多少种形式，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总的来说应包括下面一些形式：

1.以形象标志为主的频道标志的位置设置和出现方式的设计。

2.电视台或电视频道的形象宣传片。

五、电视包装与电视节目产业化的关系

1.电视包装是电视产业化生产的重要环节，是品牌化战略的具体体现。电视作为中国百姓的精神大餐，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为满足电视文化市场的需求，频道在不断地增加，节目在不断地扩充，同时也使本来竞争就十分激烈的电视收视份额更趋白热化。如何能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建立自己的独特专业频道，在收视分流严重的情况下，吸引住观众的眼球。这里，电视频道的整体包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电视节目作为文化领域的一种特殊产品，也应该同时兼备形成产品的两大体系，第一是生产体系，第二是营销体系，所谓电视节目成为产品的营销或称为宣传，就是电视包装，而品牌化战略应该是我们提升产品知名度、促进产品销量的重要手段。按照电视节目产业化的发展规划，我们提出了频道专业化、栏目个性化、节目精品化的总体计划，为电视的总体包装提供了前提。反过来说，电视包装的品牌化战略会更加促进电视节目产业化的发展。

2.电视包装使电视产品在市场营销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电视包装不是节目策划，它对电视节目、栏目、频道起重要宣传和推介作用。电视包装的基础是包装策划。我们去市场上买东西，总是被外观美观，造型新异的产品所吸引。成功的产品外包装和外部造型会刺激购买者对该产品的购买欲。一个产品经过包装后介绍给市场便能有效地吸引顾客。这种注重产品包装行为的营销方式，能在顾客心里树立起一种品牌意识。高水平的产品包装能使产品在市场中从众多同类中凸显出来。近年来，包装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包装这个概念，在商品社会中的各个角落不断蔓延、渗透，形形的包装活动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在电视领域，品牌作为一个频道的标识，给频道注入了巨大的无形资产，从而使频道在电视节目市场化经营中取得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