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与图书馆文创浅议

摘要：着眼于甘肃省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敦煌文书，探索开展图书馆文创工作的新方向。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在对甘肃省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敦煌文书与图书馆文创工作的结合与应用之路进行探讨。敦煌文书可以助力图书馆文创工作，文创工作可以促进图书馆营销。甘肃省图书馆应依托这一特色馆藏资源，大力探索敦煌文书的内涵与外延并应用于文创工作之中，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对文化传播与地方旅游乃至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都有所裨益。

关键词：敦煌文书；图书馆；文创

文创，即“文化+创意”。文化创意是一种以文化为元素，融合多元文化，整合相关学科，利用不同载体而构建的再造于创新的文化现象[1-2]。文创产品，就是与一定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背景相联系，源自个人才情、灵感或智慧，并通过产业化的方式进行生产、消费和营销的，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和欲望的任何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3]。文化创意产业早已有之，但图书馆的文创工作却尚处于发轫阶段。甘肃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尤其是敦煌莫高窟，更是举世闻名，每年都能够吸引来自国内外的大量游客。早在2016年4月，敦煌研究院就成立了文化创意研究中心，着力开发敦煌文化创意的线下产品与线上活动，但这些研究和开发多集中在敦煌石窟、壁画方面，将其中的飞天、九色鹿、三兔共耳等经典图案融入产品的设计中，而对敦煌文书的文创开发却鲜有涉足。敦煌文书是清末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五万余件唐宋之际手抄写本，很多都不见于传世典籍，具有极其珍贵的研究价值，现大部分收藏于英、法、俄等处。幸运的是，甘肃省图书馆现藏有300余件敦煌文书。本文着眼于这些珍贵藏品，力求探索甘肃省图书馆文创工作的新路径。

1甘肃省图书馆馆藏敦煌文书概况

1.1汉文写本概况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文书300余件，有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甘肃省公立图书馆时入藏的，有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国立兰州图书馆时期入藏的，也有建国后收购或者私人捐赠的。1994年，图书馆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工作；1998年，敦煌研究院施萍婷等专家对其进行鉴定、定名等研究工作；2013年，内部资料《西北研究通讯·馆藏敦煌文献叙录》出版。这些文书中有汉文写卷31件（C001-C031），每卷由数张黄麻纸或白麻纸粘接而成，每张纸约写28行，每行约写17个字，卷轴装，内容均为佛经，主要包括：《大般涅槃经卷》卷第一、第三十、第三十七，《妙法莲华经》卷第三、第五、化城喻品第七、信解品第四、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陀罗尼品第二十六、序品第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般若波罗蜜经》卷二百七十八、卷四百四十六、卷四百一，《瑜伽师地论》第二十三，《四分律删补羯磨卷上》《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法门戒品第十卷下并序》《思益经卷第二》《大乘无量寿经》《优婆塞戒经》悲济品第三，《佛说无量大慈教经一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九》《诸星母陀罗尼经一卷》等。其中，文书C030《金光明经卷第二四天王品第六》年代最早，纸质好，字迹工整，是研究北凉时期书法的珍贵写本。文书C014《优婆塞戒经》和C015《妙法莲华经信解品第四》首尾俱残,根据书写特征判定应为北朝写本。另外，文书C01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九》为五本，其余皆为唐本。

1.2藏文写本概况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中，藏文写经共计351件，有卷式和梵夹装两种。卷式藏文写经共32卷，编号T0001-T0032，从44cm到688cm长短不一。白麻纸，纸质较薄、较粗，有横划乌丝栏。文从左至右横写，卷首在左，卷尾在右，字迹工整，上下有天头、地脚，左右有边距。单纸长大约46cm，每纸18至20行不等，行22至25字，分左右两页抄写，中间留有1.5cm宽的中缝，近似古籍刻本版式。25件皆尾题抄经人、校对人[4]。这些写经内容均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每卷所抄经文份数不同，多数为一遍，但也有抄写两遍乃至五遍的，可见唐宋之际敦煌地区抄经活动之盛。梵夹式藏文写经319件，编号T0033-T0351，约1128页，每页由两层粗糙的白麻纸粘接而成，每面12行，每行约63个字，双面硬笔楷体书写，内容为《十万颂般若经第三卷》。其中122件有题记，内容主要是抄经人与校对人，还有一些杂抄。需要注意的是，这319件中还有38件废叶经。这部分写经在左边距或右边距四分之三处裁开，孔眼至天头或地脚约垂直线处裁开，划有“U”等较大的符号，地脚处或边距上多有杂写，内容如报废的原因、过程及保存等，极具研究价值。

2敦煌文书与甘肃省图书馆文创工作

结合的优势与客观需求图书馆的文创产品，是指与馆藏资源乃至与该地域文化特征相关的、被赋予文化内涵与纪念价值的产品。它通过遴选、重组、设计馆藏信息资源中蕴涵的丰富历史文化元素，使这些文化元素附着在一定的载体上，从而形成具有一定文化性和纪念价值的产品[5]。对于甘肃省图书馆而言，敦煌文书无疑是集历史性、文化性、地域特色于一身的馆藏资源，自然是进行文创工作的绝佳选择。

2.1敦煌文书与甘肃省图书馆文创工作结合的优势

敦煌文书是珍贵的藏品，珍贵的文物，更是珍贵的史料，这一点毋庸置疑。将敦煌文书应用于甘肃省图书馆的文创工作，主要优势有：（1）敦煌文书的知名度与研究价值是不容小觑的，不需要借助宣传，本身就已经是甘肃省图书馆的代表性名片之一。如果将其应用于文创工作，将文书元素直观化，将文书推近人们的生活，对文化传播和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都将起到巨大作用。（2）甘肃省图书馆藏的这些敦煌写经不仅是写卷本身，还是历史的载体与文化的传承。将其应用于文创工作，不仅可以挖掘本身的元素，还可以挖掘文书背后的故事，素材与资源都无限丰富。（3）敦煌文书是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珍贵写本，与敦煌、莫高窟以及其他相关石窟寺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馆藏敦煌文书应用于图书馆的文创工作，有利于甘肃省图书馆与敦煌研究院等单位在文创产业上开展合作，携手共赢。

2.2敦煌文书与甘肃省图书馆文创工作结合的客观需求

2.2.1图书馆营销与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图书馆营销已成为图书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合理与适度的营销不仅可以吸引读者，还可以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从而起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馆藏利用率、传播文化和助力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图书馆营销恰恰与文创工作不谋而合。可以说，开展文创工作是图书馆营销与发展的有效途径，可以潜移默化地将图书馆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就营销而言，图书馆文创产品实体店的购买力主要为到馆读者，可以直观感知文创产品，还可以与销售推介人员进行沟通交流，有助于加深读者对馆藏的认识从而增强图书馆的影响力。线上购买则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成为用户了解和购买文创产品更为方便快捷的途径，同时也更大范围地扩大了图书馆的影响力。正如敦煌研究院的特色文创产品“敦煌诗巾”，将敦煌的文化优势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除了设计师设计的丝巾外，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对敦煌石窟和壁画中提取出来的图案元素进行个性化设计。而个性化设计的过程，不仅是一种有趣的设计体验，还可以通过了解图像元素的信息了解敦煌文化，真正起到了信息传播的作用。同样的，图书馆也应乘势，增加营销力度，大力推出文创产品，配合阅读推广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图书馆，喜爱图书馆。虽然图书馆文创工作旨在文化传播与宣传图书馆，但销售也会带来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促进图书馆的自身发展。可以说，文创产品开发有助于图书馆转变发展观念，在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前提下，逐步增强市场意识，掌握文化市场发展规律，提升自我发展能力[6]。2.2.2地方旅游与打造品牌形象的需求。敦煌文书是甘肃省图书馆的特色馆藏之一。将其与图书馆文创工作相结合，对扩大宣传、促进地方旅游乃至甘肃省图书馆品牌形象的打造，都大有裨益。文创产品是图书馆精美的宣传名片。游客将购买的图书馆文创产品带走，介绍给自己的亲友，这实际上是对图书馆的二次宣传。做好文创工作，加大文创产品的开发力度，挖掘图书馆的自身特色，就是对图书馆品牌形象的打造。树立品牌形象，成为“网红图书馆”，不仅能扩大影响、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能力，还可以成为城市地标，对旅游业起到促进作用。

3甘肃省图书馆馆藏敦煌文书应用于文创工作的途径

3.1与文书直观的结合

图书馆文创产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内容类文创产品、创意类文创产品和延伸类文创产品[7]。甘肃省图书馆馆藏文献中的文字、图画等内容本身就是进行文创工作最直观的素材，可以形成多种文创产品。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这些敦煌文书中，有写经，有题记，有书法，有印鉴，都可以提取出可用于文创产品的元素。文书C021是唐经中的上品，文书C030有敦煌早期“经书体”的用笔特点，这样的文书可以成为书法的摹本，直接设计出摹写或者描红甚至便笺等文化用品类的图书馆文创产品。文书C003首尾均钤有“明德堂”收藏印；文书C006卷尾钤“枹罕张建鉴藏书画章”；文书C020卷首印“孔宪廷”印；文书C023卷尾有跋文两则，钤印三枚，其中两枚字迹难辨，另一枚为“秉清长寿”阳文；文书C024卷首另纸写慕少堂跋文，跋后钤印“慕寿祺印”与“少堂”，均为阳文；文书C025卷尾为“瓜沙洲大王印”，阳文，是曹氏归义军的藏经印；C031卷尾另纸写慕少堂长跋文，跋后钤印“慕寿祺印”与“少堂”，均为阳文。这些印鉴都可以作为设计元素提取出来，直观体现在文创产品上，也可以让读者参与拓印等体验活动。除了上述文书外，所有这些馆藏敦煌文书中，都可以直接提取这些直观可见的设计元素，形成复制品、出版物等内容类文创产品，也可以形成便笺、工艺品、帆布袋等创意类文创产品，还可以形成展览、讲座等体验式的延伸类文创产品，设计空间广阔，在宣传图书馆的同时也满足了受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3.2与文书内容及历史的对话

目前的图书馆文创产品，简单的套印居多，主要是将有代表性的馆藏文献印在便笺、书签、水杯、衣物、帆布袋等物品上面，并没有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敦煌文书不是孤立的，甘肃省图书馆藏的敦煌文书不仅仅是一件件简单的写经，而是一个个历史的见证和文本的载体。我们可以透过文书内容看其历史文化、地域特征，并以此为切入点，结合人、事、物，提取出与其相关的信息、图案、纹样等，经过设计重组，设计开发出更多的文创产品。甘肃省图书馆馆藏的藏文写经中出现了张议潮和法成的校经题记。张议潮（799—872年），沙洲（今甘肃敦煌）人，幼时受业于寺学，曾跟随法成学习。唐宣宗大中二年，他在吐蕃内讧之际发动军事政变收复敦煌。大中五年，唐于沙洲设归义军，统领瓜沙等十一州，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法成是藏族佛教经典翻译家，原为吐蕃贵族，公元9世纪时期在佛教文化传播及汉藏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文书C006《瑜伽师地论第二十三》，卷尾有法镜的题记。法镜（约803—883年），沙州开元寺僧人，通晓《净名经关中疏》《瑜伽师地论》《维摩诘经》等,是法成的学术继承人。此卷字体虽不甚规整，但却值得珍重。它是法镜听法成讲《瑜伽师地论》时所记，时间约在公元855年前后。事后法镜又对其进行了详细校勘，并加上多种章节符号[8]。文书C01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九》末尾的题记中提到“太保帝主”。据荣新江先生研究曹议金同光二年称司空，于同光三年以太保见称，主要根据P.3805《同光三年（925）六月一日归义军节度使牒》后署“使检校司空兼太保曹议金”，本卷题记再次证实这一研究正确性，同时还由题记得知曹议金不但称太保，而且以帝主自居[9]。从题记来看，此件写经书写于后唐“同光三年”，因采用后唐纪年而似乎是奉后唐为正朔。但如果联系王子通写经题记的发愿内容，我们发现后唐君主并未列入他的祈愿对象，反称曹议金“帝主”“军王”，祈望曹氏政权“永作西陲之主”，王子通此举并非一意孤行，相反他正是迎合了归义军政权割据独大的政治图谋[10]。上面文书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中，法成与法镜都是对当时敦煌佛教文化传播做出巨大贡献的重要人物，张议潮和曹议金是敦煌归义军时期的两位重要领导者。我们可以此为依托，对他们的相关事迹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度挖掘，提取出设计元素，应用于图书馆文创工作，设计出更多的内容类、创意类以及延伸类图书馆文创产品。

3.3拓宽文书视野营造众创空间

敦煌文书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书仅仅是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书的沧海一粟。所以，要想做好敦煌文书的文创工作，势必要回归溯源，将这一小部分文书放置到整个敦煌文书的海洋中去。甘肃省图书馆可以以此为契机，将馆藏敦煌文书与敦煌相结合，将文书背后的历史文化与甘肃旅游资源相结合，加强与敦煌研究院等相关单位的合作，结合数字资源与现代化信息技术群策群力，营造众创空间，一起讲好敦煌故事，做好大敦煌文创，开拓图书馆文创工作的新方向。图书馆文创工作不是孤立的，敦煌文书也可以与其他馆藏资源有机结合，一起提取文化内涵，碰撞出更为璀璨的创意火花，就像大英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古埃及象形文字版《彼得兔的故事》一样，文化特色与历史内涵有机结合，让人眼前一亮。

4结语

敦煌文书可以助力图书馆文创工作，文创工作可以促进图书馆营销。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作为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以往的“以书为媒”“以书会友”的书籍承载和休闲交流中心，更可能是“因文化创意结缘”“以文化创意激发变革”的社会文化创意中心[11]。图书馆可以顺应这个发展趋势，重新审视文创工作，探索自身发展的新途径。文创作品从设计到完成再到销售需要经过很多环节，只有真正到购买者手中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图书馆创意团队要通过网络、广告、媒体、电子商务等拓宽产品营销渠道、扩大文化产品传播。只有这样，才能畅通销售渠道，才能实现其价值[12]。这就要求图书馆文创工作不仅要关注馆藏文献本身，还要关注受众的需求，做好市场调研与产品定位；文创产品不仅要在内容上创新，还要在形式上创新。就像故宫博物院一样，文创产品可以延伸到口红、饰品、茶具等人们喜闻乐见的诸多方面，其文化底蕴之深、涉及内容之广、设计创意之美、推广力度之大，都值得学习和借鉴。甘肃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敦煌更是重中之重。敦煌文书是甘肃省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图书馆应以此为依托，大力探索敦煌文书的内涵与外延并应用于文创工作之中，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对文化传播、地方旅游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都有所推动。

作者:宁宇 单位:兰州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