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教数学论文大全11篇

冀教数学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6）06-0013-04

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带来了京津冀地区高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作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联系最为密切的高等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高技能型人力资源支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实施京津冀区域高技能型人才一体化培养， 能大大加快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笔者根据京津冀校企资源发展现状，探讨区域高等职业教育一体化服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京津冀高等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现状

（一）区域产业分布状况

近年来，京津冀区域整体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经济总量不断提高，GDP在全国的比重逐步提升。2013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万亿元，超过全国 GDP 比例的10% ，占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三大经济圈生产总值的29.36%。当前，京津冀地区第一、二、三产业布局情况见表1。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全国第一；河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是京津的10倍。

（二）京津冀区域内国内500强企业分布情况

从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国内500强）名单来看，2013 年京津冀地区共有国内500强企业143 家，占500强企业总数的28.6%。北京最多，有99 家，天津、河北分别有20 家和24 家。仅从大企业数量而言，北京是天津的近5倍，是河北的近10倍。由此可见，三地大企业数量分布极不均衡，表2是京津冀各地区国内500强企业的基本情况。

（三）京津冀高等职业院校分布现状

目前，京津冀地区共有高职院校109所，占全国高职院校总数的8.4%，在校生近82万人，约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8.5%，每年毕业生约27万，占全国总数的8.9%，招生人数约26万，占全国招生总数8.2%。

其中，北京市现有高职院校25所，国家示范校4所，骨干校2所。在校生10万余人。

天津市有高职院校26所，国家示范校4所，骨干校2所。在校生16万余人，约占全市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0% 。有数据统计，目前天津市的新技术劳动岗位从业者有近94%是来自各级各类职业院校的毕业生。

河北省现有高职院校58所，国家示范校8所，骨干校5所。

二、京津冀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校企资源比例失调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京津冀三地平均每所高职院校所对应的国内500强企业数分别为3.6、0.7、0.4个。北京市平均每所高职学院要负担4个国内500强企业的人力资源输出保障，平均每个企业仅有0.12万人的人力资源储备。而河北省平均每所高职院校仅负担0.4个企业，每个国内500强企业有2.25万人的人力资源储备。也就是说，京津冀三地之间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输出与三地的企业人力资源需求差异极大。北京市的企业资源和教育培训资源与河北省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较大的失衡。根据这种供求关系极不平衡状况下，必须在当前高职教育资源分布现实状况下通过探索京津冀高等职业院校一体化合作的办法来弥补，以建立能够与整个区域产业规模相适应的高等职业院校合作方式，统筹京津冀实训基地建设，带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的整体均衡发展。

从京津冀三地的人均GDP数据分析来看，京津两市均排在我国的城市前列，但河北省相对落后些。在产业结构上，北京市高速发展第三产业，天津市均衡发展第二、三产业，河北省则有良好的工业基础。京津冀三地的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以及产业结构不同，为京津冀教育的协同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难题。

（二）高职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随动性差

高职毕业生在就业时常会遇到有的专业供不应求，而有的专业分不出去的现象。入学时的热门专业毕业时就不那么热了，这里有专业设置的合理性和超前性问题，也有缺乏对市场需求变化进行评估和预警的原因，还有就是地区影响力（政治、经济、交通等综合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的大企业入驻吸引力不同。很多区域经济发展急需的专业“优势”和“特色”不明显，如全国高职院校中会计、电子商务、商务英语、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的重复设置率较高，且特色不明显。

（三） 三地办学主体差异

京津冀是有着明显行政格局的地区，三地高等职业教育在各自的办学模式和体制方面缺乏垮地合作。由于缺乏区域大局意识，在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上没有体现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难以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导致目前京津冀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不平衡。

办学主体模式上三地也有不同。北京的25 所高职院校中，有 9 所为相关委办局（或集团公司）所属，北京市所属 4 所，另有3所为区县政府所属和 9 所民办院校。天津市和河北省也有多个办学主体，河北省地域广泛，许多分布在石家庄、邯郸、唐山、保定等城市的高职院校还要兼顾这些城市本身的发展需要。这种多个办学主体的办学管理模式无疑对信息资源共享和职业教育的一体化发展形成一定的行政障碍。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将多个办学主体融合到一起，让竞争转变为合作，建立统一的统筹管理机制，是京津冀区域高等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课题和一个难点。

（四）高职院校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够

目前，京津冀地区正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升级，但是，高职院校参与行业实践的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还有很大距离，主要表现在：自身的科技创新实力不强；高职层面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既有较深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能参与企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双师”较少；产品研发的软硬件环境不足，不具备为服务区域企业进行员工培训的先进设备条件。这些因素都导致高职院校参与区域经济活动能力不足。

（五）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

京津冀高职教育协同发展对学科带头人的专业化水平和科研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师资队伍教学和科研水平成为高职院校提升整体办学水平的重要因素。高职教师中很多都是大学毕业后直接上岗，实践经验几乎为零，科技研发能力也非常有限。教师的知识更新跟不上行业发展对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要求，反映出高职人力资源的整体水平有待提升。

（六）校企合作有名无实

校企合作开展教育教学能大大提高高职教学与社会生产实践的契合度，也取得了一定实效。但是，一些名义上的校企合作没能达到实际效果。因此，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有流于表面的现象。

四、京津冀高职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对策思考

通过对京津冀高职院校现状的研究以及对当前存在问题的综合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观念上创新，认识上提高

改变京津冀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由于行政隶属关系造成的地区性、机制性制约环境，强化顶层设计，建立由政府职能部门、企业、高职学院共同参与的京津冀高职教育协作组，协作组由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和教育专家等组成，本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主体多元的原则，对实施过程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督，共同讨论合作发展规划，完善交流合作举措，充分考虑区域整体利益。把学习型社会所蕴含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引入京津冀高职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组织形态构建上来，形成扁平化、信息化、开放化的机制与环境，达到教育资源合理流动，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目的。从观念上把京津冀高等职业教育看作一个整体，以全局化的观念规划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二）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跨地区合作

实现高职院校与企业的跨地区联合办学，建立高职院校与区域产业互融发展体系，满足企业人才需求。发挥北京市的资源优势和辐射作用，有效整合资源，以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建立能够与区域产业规模相适应的高等职业院校办学合作与交流机制，统筹京津冀实训基地资源共享，使高职教育办学更贴近企业需求。

（三）实施京津冀区域教育资源与产业互融

京津两地是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特别是北京，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势必会产生“扩散效应”，从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针对京津地区知识技术密集、河北工业经济基础雄厚的特点，实现高职教育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同步性。对于整个京津冀区域高等职业教育而言，通过建立区域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共享机制，充分利用京津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势，实现区域高职院校均衡承担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任务。

（四）创新区域高职院校联邦式合作

从行政区划意义上看，京津冀分属三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域，要在这种高级别的层面构建起整体协同发展的规则，必须创新合作方式。联盟是已经存在的不同机构间的联合形式，所谓联盟，是指为了实现资源共享、利益互惠而组织起来的受共同认可的合作协议制约的联合体，是约束松散、效率较低的一种合作方式。联邦式模式是遵守共同协议，实行并行运行与共享资源的长期联盟。由于具有统一的联邦基础，有某些稳定的共同需求，使多个联邦成员组成一个整体形式，是对等个体间的合作，以实现互相支持。将“联邦”所蕴含的思想和理念融入京津冀高职教育一体化实践中，要突破组织边界，在当前行政体制框架下，地区间通过协商制定共同遵守的协定、条约或合同，开放共享需求。通过对联邦体内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围绕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实现区域内教育资源共享和人才自由流动，逐步成为长期的成员互信与合作机制。

（五）加快制度与规范制定

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是每一项工作正常运转的保障。联合人事、就业、社保等部门加快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制定，可为京津冀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自由流动提供政策保障。微观有问题的先从宏观上开始探索，逐步细化。切实提高办学自，构建起由国家统筹规划的面向社会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管理体制，使学生自由地跨地区求学、求职、就业，教师跨省市流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都在共同认可的协议下实现有效控制。

（六）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关于资源共享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例如广州大学城信息资源建设、南京仙林大学城信息资源共享建设、廊坊大学城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等。这些成果大多是在高校实现的，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京津冀地区的109所高职院校涉及铁路、交通、石油、煤炭等行业，具有高度专业特色的院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文献信息资源，应把这些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就可以建设高职院校需要的特色数据库，先实现京津冀区域内高职院校信息资源共享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信息资源共享是其他教学资源共享的环境基础。建议发挥各地图书馆学会的作用，在相关职能机构的支持下，学会牵头，在统一的网络平台统一标准、各自负责、分别建设，逐步建立一个集信息资源的收集、组织、存储、传递、开发和利用于一体的区域共享、功能齐全、开放高效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陈彬，王义娜. 改革开放30年我国高职教育研究文献的计量学分析[J]. 大学教育科学，2008（6）：91-96.

[2]李志涛.我国百所高职示范校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J].现代情报，2012（8）：81-84.

[3]李志涛. 我国高职院校图书馆论文产出的文献计量学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1（1）：122-125.

冀教数学论文篇（2）

北京高校雄踞全国领先地位，天津高校也有相当的地位，而河北省高校在全国的地位较低，影响力也较弱；不论从数量上看，还是质量上看，三地高校严重分布不均衡。京津冀三地高校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国家和三地政府出台相应政策，推进北京高校优质资源向河北转移或传递，推动京津冀三地高校的合作办学和合并办学。

一、目前京津冀三地高校的比较分析

（一）数量比较

从高校数量与人口总数相比较看，京津冀三地每百万人拥有大学数量分别是：5.22，4.18，1.47。也就是说，在北京，每一百万人就有5所大学，即差不多20万人就拥有1所大学；在天津，每一百万人有4所大学，即25万人就拥有1 所大学；在河北，每一百万人只有1.5所大学，即近70万人才拥有1所大学。

从高校数量与地域面积相比较看，京津冀三地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大学数量分别是：64.29，52.21，5.70.也就是说，在北京和天津，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大学数量是河北的11倍和9倍。

可见，从数量看，河北高校数量与北京、天津高校数量有很大差距。但同时也反映出北京、天津的高校发展从空间和生源看存在相对弱小趋势。从长远看，北京、天津的高校可能会存在地域空间狭小和生源不足的问题。

（二）质量比较

大学质量比较涉及大学评价，不同的大学评价体系可能有不同结论。但总体看，还有时一些相似结论。我们这里可从武书连的大学评价来粗略了解京津冀三地高校办学质量差异情况是十分明显的：全国排名前100的高校，北京15所，天津、河北各有2所；全国排名前200的高校，北京26所，河北、天津各6所。

河北工业大学属于河北省管辖，但办学地点在天津市区，实际上河北地面上一所211学校都没有。当然，河北也没有985高校。985高校和211高校不仅在办学上具有国家直接支持的优势，而且在招生、就业等方面也越来越具有政策优势和社会认可优势。由于国家实施211、985、部属等大学办学措施，推进了我国高校的分类办学，但也给非211、非985、非部属高校办学实际上造成了不公平待遇，不论是经费、招生、就业，还是管理、福利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不同地位。从一个角度看，非985高校和非211高校已经被政策排斥到我国高等教育非中心地位或核心地位。而现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只有有关大学，言必称211、985。211、985已经成为我国高校办学一个基本门槛，这样态势还会持续下去。

河北有4所部属院校，分别属于司法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中国地震局，但没有1所是教育部所属院校。教育所属院校在经费、科研、学科建设、招生等多个方面具有办学优势和发展先势。

河北开办有17所独立学院，其中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是北京高校在河北开办的独立学院。天津的独立学院有10所，而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是北京高校在天津开办的独立学院。北京的独立学院只有5所。这说明，北京高校开办独立学院还有潜力。

天津天狮学院是天津唯一的民办普通高校，也是本科高校。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吉利学院是北京的民办本科普通高校。

总体看，北京高校雄踞全国领先地位，天津高校也有相当的地位，而河北省高校在全国地位较低和影响力弱小；不论从数量上看，还是质量上看，三地高校严重分布不均衡。

二、京津冀三地高校如何协调发展

（一）北京高校优质资源向河北转移或传递

在国家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京津冀三地应该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推进北京高校优质资源向河北转移或传递：是鼓励一些高校到河北办学，可以建立分校、设立学院、开办校区、合办校区、合办研究生院或研究院、建立办学共同体。

据有关报道，北京化工大学将在北戴河新区建立北京化工大学秦皇岛校区，预计于2017年开始招生。另外北京、天津的一些高校在河北以前就设置有校区或培训基地，例如北京理工大学在北戴河就有校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等在北戴河也有培训基地等，尽管占地面积不大，但可以作为立脚点加以拓展。

据了解，河北省秦皇岛设立了北戴河新区，以及唐山曹妃甸新区，都以极大的优惠政策接纳高校到这些地区办学。这些地区的地理、气候、自然环境优越，土地面积大、成本低廉，非常适合高校扩张办学和优质办学资源转移。据估计，在北京所属市县开办校区的成本是在北戴河等地开办校区的4到5倍。而随着高铁开通，北京、天津到北戴河的交通时间在1小时左右。北戴河机场也即将开通。这都有利于学校的师生的往来。

在秦皇岛开设校区一个成功例子是，东北大学在秦皇岛开设的分校，办学10多年来，在校学生已经达1万人，全部是1本招生，而且录取分数线与东北大学校本地（沈阳）已经差不多。

随着交通便利进一步提高，北京高校到北京周边的河北地市办学，具有越来越大的优越性。北京高校在河北地市设立校区后，可以将本科生教育教学或研究生教育教学整体转移到这些校区，实现北京校区与河北校区的功能分工。这有利于北京高校进一步转型升级，促进跻身全国一流或世界一流大学、著名大学之列。

（二）推动京津冀三地高校的合作办学和合并办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的合并办学，尽快有不同议论，但在总体看是成功的。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等一大批高校通过合并，进一步提升了办学规模、办学定位和学术影响力。京津冀三地高校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诸多原因，可以考虑一些高校合并办学。

一是强弱联合办学。北京的211、985高校可以合并河北、天津的高校成为一个办学实地，河北高校成为一个校区或分校。河北的一些高校有这样的愿望。例如，作者所在的燕山大学。1958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系及相关专业成建制迁至工业重镇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组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学院。1960年独立办学，定名为东北重型机械学院。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1985年至1997年学校整体南迁秦皇岛市。1997年1月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燕山大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燕山大学在河北高校排名前列，具有5个国家重点学科和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1个博士后流动站、1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占地4000多亩、学生4万人、教职工3000多人，但苦于未能进入211序列，再向前发展举步维艰，一直在寻求与985高校合并办学，把燕山大学合并为一个985高校的校区或分校。如果能与北京、天津的985高校（例如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不仅燕山大学将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合并后主校也会有迎来新的发展，这对京津冀的高等教育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二是弱弱联合办学。京津冀三地的职业教育高校，可以考虑合并组建应用型大学――本科办学层次的职业大学，这不仅由于京津冀三地的高等职业教育实现规模发展、转型发展，而且也十分符合目前国家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和十分迎合社会、企业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需求。京津冀三地一般非211、985本科院校也可以考虑合并组建为新型应用型大学，以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主体，推进京津冀三地职业成为全国的领头羊，为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职业技术人才提供保障。

三是京津高校帮扶河北高校办学。建立京津冀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协调工作机制，推动京津冀三地不同层次高校之间建立联系，实行对口帮扶，还可以让北京、天津的211、985重点高校在河北的某些院校设立分院（例如研究生分院），或者把某些系、科、专业设在河北院校，扩大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和辐射能力。

（三）河北省应该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承担主动性

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递减，优势互补，京津两地高等教育发展成熟，河北省相对弱势，应该积极主动地出台相关政策、做出制度安排，引导河北省高校主动出击，寻求发展。

同时，目前国家层面或者京津冀三地还没有建立顺畅的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协调与激励机制：一方面，河北一些高校寻求合作办学、合并办学的愿望十分突出、积极主动，北京、天津的一些高校可能“高大上”的思想和眼光还很突出，看不起河北的高校，不愿意与河北高校合作，这一对矛盾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京津冀三地高校的办学主体也比较复杂，有些高校属于各省市、有些高校属于教育部或其它部委所属，办学主体有10多个，要实现合并办学和合作办学，还需要跨越各省市、各部委管辖各高校的体制。

在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中可能出现政府和高校的不协调、不同步的情况――政府呼声很高，高校积极性不大，或者高校主动出击，政府不予支持。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河北省政府有必要率先启动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推进计划，力求尽快在京津冀三地政府签署的一体化合作章程，明确合作理念、组织机构、经费投入、合作规划与合作方式、合作实施方案、监督与评价等内容，特别要规定各方政府必须每年从财政预算中拨出专门项目经费成立共同基金支持高校开展合作，并使之制度化，设立不同合作项目，例如科研与研究生教育合作、教师学生互派互访、资源数据网上共享等等，鼓励高校在一定框架下开展多元合作。

参考文献：

冀教数学论文篇（3）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标志着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教育一体化是重要内容之一，其在整个过程中将起到基础性作用。在目前形势下，构建京津冀区域教育治理结构、构建区域教育协同发展机制、探索区域高职教育发展模式，打破现有体制机制的束缚，进一步缩小三地在办学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最终实现区域内高职教育均衡发展，将是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们探索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深化教育改革的众多路径之一。

1京津冀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办学中，北京所拥有的高校数量、教学资源及其影响力，均居全国首位。天津高校在国内高校中也有相当的地位。而河北省，无论是所拥有高校的数量、教学资源还是影响力，则都处在较低的地位。可以说，京津冀在院校数量、教学资源等方面存在很严重的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在京津，每百万人所拥有的大学数量分别是5.22和4.18，而河北省只有1.47。国内百所名校中，京津分别拥有15所、2所，河北拥有2所。在国家211院校中，北京有26所，而河北省只有1所，且位于不在其行政管辖范围的天津市。以上种种原因导致河北省考生要想升入国内名牌大学，只能选择省外院校，而且名额配比极其有限。名校的稀缺和优质教学资源的不足，阻碍了河北人才在本省发展的空间，也进一步影响了河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面，截至到2014年初，京津冀三地总共有109所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约82万人，毕业生人数为27万人，年招生人数约26万人，分别占全国综述的8.4%、8.47%、8.89%和8.17%。以上数据表明，京津冀在全国高等职业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培养区域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京津冀分别拥有高等职业院校25所、26所和58所，所拥有的国家示范性院校、国家骨干院校6所、4所、13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面，京津两地发展水平处在全国发展的前列，而河北省则处在全国中下游的水平，部分指数仅仅是北京市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水平。

2京津冀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区域内经济总量快速发展，区域交通一体化取得重要成绩。但是，在京津冀在高等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中，还存在诸多困难挑战。

2.1行政壁垒严重由于历史的原因，京津冀地区有明显的行政壁垒和行政属性，这直接导致高等职业教育各自为政，相互封闭，教育资源没有达到共享；缺乏合作与交流，使得京津冀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共同合作的局面难以实行。由于缺乏区域大局视野，在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上不能体现京津冀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对人才素质的综合要求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难以适应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要求。导致目前京津冀高等职业教育没有实现优势互补，反而在许多方面形成对立，各地区之间处于分割状态。

2.2缺乏统筹管理的合作机制

京津冀高等职业院校中，办学主体存在多元化、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合作的主体多元化的现象，办学主体有相关委、办、局或者企业。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将多个办学主体融合到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统筹管理机制是京津冀区域高等职业教育一体化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2.3缺乏协调和激励机制

京津冀三地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各有特色和优势。北京拥有丰富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天津高等职业教育在全国高职院校发展中最富特色，而河北省则拥有丰富的学生资源。理论而言，三地应该可以实现互利共享，办好区域内的高等职业教育。但事实上，京津冀三地往往只追求自身的利益，引发利益冲突，导致在合作中出现不和谐音符。另外，由于地方本位思想的作祟，京津冀三地的教育资源市场还处在封闭状态，没有实现优秀教育资源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北京市和天津市的优质教育资源没有对河北省起到辐射带动作用，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京津冀应尽快建立协调和奖励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京津冀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对策

要有效解决京津冀在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中的各项难题，需要政府部门、主管机构、教育活动的主体等共同参与，贯彻协同机制，走创新路径，采取各项有效措施，实现京津冀高等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

3.1政府牵头，建立统筹协调机制

在京津冀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政府居于主导地位。三地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树立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勇于打破行政壁垒观念的枷锁，淡化传统地方行政区域观念，用开拓创新的精神、开放包容的心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京津冀区域内优秀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其次，京津冀三地政府还应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深入而有效开展交流、沟通，共同筹划京津冀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探讨高职教育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定位京津冀三地政府机构在推动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职责，进而形成区域内高等职业教学协同发展规划。

3.2打破行政壁垒，争取多元办学主体支持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充分考虑到整个区域的整体利益，因此应打破京津冀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各自为政的局面。三地间展开高等职业教育的交流合作，实现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优势互补。在观念上，要改变以往的固有认识，在行动上，要敢于打破行政和区域壁垒的束缚。我们要把京津冀三地高等职业教育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更要用长远的眼光、全局的观念，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手段，来切实推动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京津冀高等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合作，而不仅仅是京津冀三方面的事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应该争取包括京津冀三地政府机关、教育机构、相关委办局、企业等办学主体对京津冀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支持

3.3政策引导，推进区域合作

国内外经验证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推进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在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进程中，政府通过“有形的手”提供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引导、规范、调整市场主题的合作行为。目前，京津冀在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方面仍然缺乏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这是制约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关键因素。根据国内外区域职业一体化经验，应该尽快完善职业教育相关政策，加强对职业教育块区域合作的引导，并给予相应的支持。京津冀地方政府应在具体的政策、经费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高等职业教育学校、相关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积极开展高等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同时，应建立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专门机制，合理推动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

3.4认同合作理念，明确合作目标

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最大障碍于合作理念与目标认同。京津冀不仅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领导层必须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以更宽广的视野制定经济社会规划，寻找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战略契合点，追求共同发展的长远利益。以职业教育均衡发展、实施人力资源开发为目标，促使每一位京津冀公民都能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北京市应基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强劲态势，主动发挥协同作用；天津市应立足本地产业需求，主动寻求区域合作；河北省则应基于人口优势，主动承担京津职业教育资源的转移。既要学习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也要引进优秀的教育资源。通过三地密切配合与实质合作，精心打造实体性京津冀职业教育集团获职业教育联盟，不断将京津冀区域职业教育做大、做强，成为世界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典范。同时，注意引进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课程等，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培养更多的具有国际水准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3.5政府推动，加强交流与合作

为避免教育资源的闲置浪费，发挥其最大价值，我们应建立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共享机制，实现教育资源在区域内的共享。因此，可以由京津冀共同设立专门机构，促进三地教育资源的优化和整合，推动区域内高职院校见开展有效的沟通合作，彼此展开联合，为建立和完善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合作机制探索新的道路。在实际展开工作时，特别要促进高职院校之间共享资源平台的建设，以便使京津优秀的资源，如教师、教学资源、科研资源等得到有效的利用，开展院校间在人才培养、科研课题项目研究、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冲破行政区域间、高校间的壁垒，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机制，为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另外，政府应扮演好“推手”的角色，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京津冀区域内出在不同办学层次和水品的高职院校间建立密切管理，实现院校的配对和帮扶。拥有优质教学资源的院校，要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对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河北省有关院校展开帮助扶持，促进其发展进步，实现一流院校的辐射带动作用。

3.6成立研究会等组织，建立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长效发展机制

为了促进京津冀高等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应成立相关研究会、协会等组织。可以成立由京津冀区域内有一定影响力的高职院校的院长和校长组成的“京津冀高等职业院校协调与合作协会”，其主要职责是制定京津冀区域内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规划设计、专业建设规划、教材和精品课建设规划等。成立“京津冀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促进会”，开展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召开各类学术研讨会，为区域内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提供信息服务。

3.7科学布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形成优势互补

由于人口、发展空间、物价等因素的限制，导致京津两市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其扩建成本不菲。而河北省各城市发展规模有很大的潜力，有能力承接京津两市部分院校的外迁或扩建。因此，河北省要积极主动地调整政策机制，努力接纳北京市、天津市的优质教育资源，进而实现优化京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空间、协调均衡京津冀区域内教育资源、促进区域内高职院校共同发展的目的。除此之外，京津冀三地应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并制定出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进一步形成三地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京津冀协同发展已全面展开，但在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面，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却仍是缺乏的。京津冀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要实现统筹规划，实现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打破此障碍。除此之外，还要在有关的人事制度、就业制度等方面进行有效改革，从而为区域内教育资源的有效流动、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等提供制度保障。另外，京津冀三地政府还要加强对高职院校的有效宏观管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院校的办学自，建立由国家统筹规划的面向社会的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3.8规划统一，建立保障机制

目前，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处于非制度性阶段，导致三地合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供给。由于各行政区所追求经济利益不同，造成地方性职业教育法律规则各异，不符合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的要求。因此，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通过平等协商等途径，共同拟定地方法律规则，构建与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通过完善相关合作规则，严防地方政府及职业教育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毁约等现象的发生。建立相应的合作激励制度，对跨区域合作主题实施一定的奖励政策，调动三地企业、学校、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的合作积极性。明确职业教育合作各方的权力与义务，增强区域职业教育互动性。可以依照美国学区制，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委员会，专职督学，负责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总体规划、监督、评估等，保障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郭秀晶,桑锦龙,高兵等.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行动研究与战略构想[J].北京教育(高教),2010,(12).

[2]吴岩等.高等教育强国梦——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新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冀教数学论文篇（4）

高校信息资源在区域经济建设中作用日益凸显。如洛杉矶―旧金山区域，正因为拥有斯坦福和加州理工学院核心的高科技资源和人才，所以成就了好莱坞和硅谷等世界知名科技和文化产业。[1]北京图书信息资源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持续上涨的发展态势，北京截止到2012年12月，学校的拥有量为3314所，其中教育类型的高校及科研所为179所，博物馆165所，公共图书馆25所，文化艺术馆343所。[2]由此可见，北京文化资源丰富，图书馆拥有数量多，尽快将现有资源转换成信息载体，减少地域性束缚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天津一直以来以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为原则，天津在科技信息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小进步。截止到2012年12月，天津学校拥有数量为1514所，文化馆18所，公共图书馆31所。[3]河北近年来在群众文化和出版发行等方面有所提高，但与北京和天津仍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应借助京津之力打造圈的信息资源发展，借此来提升冀方资源利用率。河北拥有本科院校29所，独立学院18所，高职专科学校62所。并在不断建设各类型的图书馆、博物馆及文化馆，为图书信息资源共享创造条件。2002年末统计显示，我国拥有公共图书馆2698家和4亿多册的藏书总量。[4]我们具有良好的图书资源，这就迫使我们所有类型的图书馆其中包括工会图书馆、科学研究图书馆、机关团体图书馆、街道图书馆等，都要积极主动的向社会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不妨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应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5]图书馆应主动地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信息服务，所谓公共信息服务指的是：“与公共利益、政策制定、管理制度的实施和公共事务活动等有关信息实施开放和开展服务的过程”。[6]随着人们求知欲望的不断提升，只依靠本地域的图书馆提供的信息资源服务很难满足社会大众的广泛需求，应开展京津冀三方图书资源向社会开放，以此来实现图书信息资源三方共享的局面。

二、京津冀高校信息资源共享现状

现有的各类型图书馆中各级各类学校的图书馆占到80%，然而调查结果显示，京津冀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实施开放方面还不成熟，在电子资源和信息流通方面开展程度低。京津冀高校图书信息资源丰富，各具地域性特色，然而利用程度不尽人意。高校图书馆彰显着城市的文化底蕴，向社会开放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调查各城市社区居民就信息资源需求程度得知，有63.48%的居民对信息需求程度强烈。京津冀图书信息开放数量有限，服务项目单一、更新速度慢、IP限制度强，为三方建立信息资源合作共享埋下隐患。我们应采取有效模式开放现有资源，聆听用户心声，同时指定可行性强的开放机制，为京津冀信息资源共享创造条件。

三、制约京津冀高校图书信息资源共享的因素

1、主管领导观念保守，支持程度欠缺

调查发现，各地区校方领导思想陈旧，主观认为图书信息资源就是为本校师生服务的，没有义务向社会开放。所以多数管理者从思想上不支持向社会开放自身资源，更加担心外来人员进入校园后存在的安全隐患。因此，必须减少图书馆管理者的担忧，提高从业者的思想观念。

2、制度法规缺失和经费短缺

有效的开展图书信息资源共享离不开科学的监管。面对不同层次的校外读者，建立科学的制度法规显得尤为重要；只要是服务必将产生成本，面对工作人员的劳动费用、数据库的维修等诸多费用，没有足够的经费保障实现三方信息资源共享就是一句空话，只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并配以监管措施解决经费紧缺现状才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

3、信息资源共享的经营模式单一

京津冀高校图书信息流通方式陈旧，各高校图书馆应建立合作发挥其广泛性等优势，向社会开放现有资源以此来提高自身利用率。调查中发现，多数高校图书馆开放程度低，开放时间和空间上局限性强。没有根据市场需求制定经营模式，开放形式单一。要想更快的实现社会化服务就必须制定科学有效的经营模式，主动积极的建立京津冀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一体化网络模式。

四、京津冀高校图书信息资源共享的新举措

1、增强从业者信息资源共享理念

从业者应建立大局意识，三省市无论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各个区域高校图书馆的发展，都应建立自身在资源共享中的大局观，不应沉浸在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管理体系中。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三方协作才能满足社会不同群体读者的需求，从而改善社区读者阅读环境和资源匮乏的现状。只有提高从业人员思想上服务社会的积极性，才能实现社会开放的责任感。以此来提升全民阅读的质量和水平，实现京津冀高校图书馆资源优势互补、科学共享。

2、规范信息共享中的管理体制

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京津冀三地高校主管部门近年来虽然每年组织召开协调会议及论坛，但多数是重形式轻内容，目前政府还没有出台相关的管理法规，所以必须明确高校在信息共享中的职责和经费的管理办法。多方协商制定监管办法并取长补短，在实践中优化不足加以改进，最终出台适合京津冀资源共享的管理办法。

秉承自身独特的地域优势，建立本土特色的服务项目。京津冀各高校可根据自身学科建设特点开设特色性、实用性强的服务项目，提高资源共享的同时彰显自身魅力。

3、扩大京津冀图书信息资源共享的影响力

冀教数学论文篇（5）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下金融人才培养路径研究，编号：2015030226。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加速重点领域一体化的进程，包括经济圈一体化、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人才体系一体化等。其中，金融一体化是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首要环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对金融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高素质创新型金融人才不仅可以提升金融业的综合竞争力，而且是推动京津冀三地金融业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分析

1、对金融人才数量需求的趋势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业劳动力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目前，我国金融从业人员总数约为762.7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而金融业增加值约占GDP的5.5%，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2.4%，金融从业人员在经济增长中做出了较高的贡献。2015年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通过，在此之前，三地已经在不断推进区域金融合作，2012年京冀围绕要素市场、科技金融创新、信用体系建设、金融后台服务基地、金融风险防范等九个方面开展合作，签署区域金融合作协议；2013年，津冀、京冀先后签署《天津市河北省深化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和《北京市河北省2013～2015年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三地从政府层面提出了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的相关措施。在此种机遇之下，大量的金融机构将会整合业务资源，以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争夺市场和客户，中小银行营业网点、信用担保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创司、基金公司将会迅速布局和扩张，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量将会急剧增加。

2、对金融人才质量的需求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京津冀三地金融发展的功能做出了明确的定位。北京是全国的金融决策管理中心和信息中心。天津作为港口城市，利用其发达的物流业进行金融创新，着力发展产业金融和贸易金融等特色金融服务业，实现集聚化、产业化、体系化发展，定位为北方金融创新运营中心。河北省产业资源丰富，金融业的后续发展空间非常广阔，定位在建设中国北方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和重点金融街区，建设多家金融后台服务、数据备份中心和培训等机构，形成集聚发展优势。虽然三地在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但是随着金融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三地对于人才培养的诉求都是一致的，传统的一般性、操作性、单一性的金融人才已经不适应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需要，在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所需要的是高层次的金融人才。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下对金融人才需求的特征

1、创新型金融人才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必然加速金融业的竞争，而金融业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在金融业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金融人才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满足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由于金融行业自身具备一些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点，这决定了金融行业更需要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所谓创新型金融人才，是指在金融业中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功底、较强的金融创新能力，在学习和工作中能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破旧立新，用于开拓和探索，不断创建对社会具有独特价值，并为金融改革、建设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不管是全国还是京津冀三地，在金融队伍中都存在一般性人才多，高层次人才少，操作性人才多，创新性人才少的突出问题。因此，京津冀要想加速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必然要培养大量的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2、复合型金融人才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步伐在加快，区域间多种合作在加强，因此培养复合型人才是当务之急。随着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这对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互联网金融经过不断发展与完善，在2015年形成了相对成熟、稳定的服务体系，众多跨领域复合型人才积极加入。据金融英才网数据显示，互联网金融人才需求在3年内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2013-2015年同比增幅分别为55%，48%，35.6%。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的分论坛上，探索农村金融改革新模式的“普惠金融”受到业内各界的关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金融机构必须跳出传统金融运作模式的框架，力争提供更精准、更细致的金融服务，这就需要有一批既懂金融，又了解相关领域问题的人才加入金融机构，以推动金融行业进一步的发展。金融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中枢地位决定了其对从业人员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即“知识+能力”的复合型金融人才，所谓“知识”是以金融学为专业，精通相应金融领域专业理论知识，具备较强的应用实践技能，同时熟悉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经济法学等与其具体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的金融人才。除此之外，还需要能力上的复合，即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外还需具备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等。

3、国际型金融人才

培养具有国际化和国际视野的高端金融人才是京津冀金融一体化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北京的金融决策管理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决定了其国际化和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方向。现阶段，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下，各类跨国投资企业、跨国银行和政府监管部门（银监会、证监会、发改委商务部）必然会急需高层次的国际型金融人才。这就要求金融从业人员要具有广阔的国际文化视野、较高的中英文沟通能力、合理的知识结构、精深的专业知识，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岗位竞争。但是，目前在国际会议等场合能够用流利英文表达观点高管人员有限，拓展银行海外业务的银行高管缺乏，具有国际并购和管理经验的企业高管不足，掌握和运用国际金融复杂工具和产品的专业人士稀缺，具有复合型、全能型的金融创新人才稀少。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下金融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1、政府要在京津冀地区加强人才流动的法制和法规建设

随着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与人才流动相适应的政策法规制度也应该与之相匹配。京津冀三地应消除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态势，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健全包括人才流动、人事关系、社会保险、劳动保护、争议仲裁等内容的政策法规体系，使人才流动有法可依，以便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市场，建立强有力的人才市场监管机制，建立行业诚信体系，从而促使人才合理、有序的流动。

2、高等院校要创新高层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从京津冀三地金融改革与发展对人才和人力资源的需求结构来看，京津冀三地在金融一体化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不同的诉求，既需要创新型金融人才、国际型卓越人才、高级管理人才，也需要大批适应第一线实际工作的、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应用型骨干人才。高等院校是金融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金融院校必须结合金融理论专业的发展及其对人才的需求，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目前，高校在教学方面过分侧重专业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忽视了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即人才培养的“广度”，以及理论性与应用性的融合。在教学方法上，要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推行案例教学和实践模式，着重培养学生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金融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

创新不仅需要高校的努力，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把政府、企业、媒体三方协同起来。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最了解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导向，媒体能够让人才的创新有用武之地，所以三者的协同，必然能够优化创新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进行实际应用，从而创新需要实践的检验和认证，而高校往往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政府、企业就需要联合起来，利用各自独特的资源，不仅让在校学生有了更多更好的实战经验，还能让学生在使用这些资源时树立为金融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努力的意识，为企业输送更优秀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与媒体联合，让从业者的创新有用武之地，有鼓励，就会有更大的动力。总之，外部环境对于金融行业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傅钰：新媒体背景下高校金融人才的培养[J].新闻战线，2015（5）.

[2] 秦洪军、孙龙建、王僚：金融人才产学研联动培养模式研究[J].金融教育研究，2012（5）.

冀教数学论文篇（6）

一、引言

城市群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京津冀城市群包含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11个城市，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为核心，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变的众多要素流中，经济流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研究京津冀城市群经济流的强度方向以及空间分布是否合理，对于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布局优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济联系强度模型

经济联系强度，反映了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和周边城市对中心城市辐射力的接受能力。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公式，构建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将人口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市间距离三个因素考虑在内。

（二）要素流的方向

衡量城市接受的经济辐射强度的大小，本文利用经济强度隶属度来分析要素流的主要作用方向。

■ （2-1）

■ （2-2）

■ （2-3）

其中：Eij表示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Ei表示城市经济联系总强度；Pi和Pj表示两个城市的人口数；Gi和Gj表示两个城市的GDP；Rij表示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

其中：Eij表示城市i和城市j间要素流强度；Ei表示城市i的要素流总量；Wij表示i城市对j城市的隶属度，表明研究的两城市的要素流强度占i城市要素流总强度的比重，数值越大对外联系度越高，数值越小表明对外联系度越低。

三、京津冀经济流分析

根据经济联系强度模型计算京津冀城市群2010年～2014年经济流强度数据（如表1）。对京津冀城市群经济流进行时序研究可以看到，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中两个重要的增长极，北京市经济流总强度在京津冀城市群的总强度中的占比维持在24%～25%之间，天津市经济流总强度占比维持在21%～23%之间，北京市和天津市的总强度占比在45%～48%之间，并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说明北京市和天津市在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河北省的11个城市中，廊坊市经济流强度一直在河北省排名首位，唐山市、石家庄市和保定市的经济流强度随着时间推移开始超过1000，但过半数的城市其经济流强度仍未超过1000，和北京市和天津市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表1 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2010～2014年经济流强度

■

根据经济流隶属度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间的经济隶属程度，以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间的经济隶属为例，计算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经济隶属度，如表2。以北京作为核心城市研究城市间隶属度，北京市―天津市间的经济隶属度最高（35.04%），说明天津市接受北京经济辐射的能力最强，其次为北京市-廊坊市，其隶属度为32.42%，河北省各地市中，廊坊市以优越的地理位置，接受北京市经济辐射的能力最强，显著优于河北省其他各市。以天津作为核心城市研究城市间隶属度，天津市―北京市间的经济隶属度最高（37.42%），说明北京接受天津经济辐射的能力最强，其次为天津市-廊坊市，其隶属度为29.36%，廊坊市仍然是河北省各市中接受天津市经济辐射最显著的城市。整体来看，京津的经济联系属于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间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

表2 2014年京津两地经济隶属度

■

四、结论

以京津冀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流强度和经济隶属度两个角度研究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空间联系。根据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在2010年～2014年间，北京市和天津市经济流强度占比排名前两位，并且京津两城市经济流强度占比呈现增加趋势，说明京津是京津冀城市群中两个重要的增长极，河北省冀东的地区经济联系高于冀中南地区，冀北地区的经济联系最弱。京津冀城市群内部联系差异较大；从经济流的作用方向来看，北京和天津的经济联系随着时间推移，一直是京津冀城市群中最为主要的经济联系方向，河北省各城市中，廊坊市和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经济联系最密切，和河北省各市相比其经济隶属度最高。

参考文献

[1]李王鸣.基于城市空间要素分析的浙中城市群结构特征研究[J].地理科学，2011，31（3）：295-301.

冀教数学论文篇（7）

陈可冀1954年7月毕业于福建医学院（现福建医科大学）医疗系，同年9月留校任内科助教及附属医院内科住院医师。不久，他师从名老中医冉雪峰及著名经方派大师岳美中教授，系统学习中医和临证，从此走上中西医结合之路。

陈可冀从事中西医结合，是从心脑血管疾病医疗及研究起步的，5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可冀率先倡导应用活血化瘀治法防治心脑血管病，创用活血中药川芎有效成分川芎嗪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现仍在城乡广泛临床应用。除川芎嗪注射液外，其主持开发研制的精制冠心片（颗粒）、速效药物宽胸气雾剂均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药物。作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一个典范，其主持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获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而在此之前的1991年，陈可冀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拓荒创新路任重而道远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可冀领导团队针对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PCI)后再狭窄这一冠心病防治领域的国际难点，首先提出运用古方血府逐瘀汤防治，进而研制成芎芍胶囊，使冠脉再狭窄及心绞痛复发率下降50%，为药物防治再狭窄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径。

陈可冀注重在继承中创新，取诸家所长，力创“两补”（补肾、补气血）、“三通”（芳香温通、宣痹通阳、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并付诸临床实践。2010年12月总结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显示：益气养阴活血中药结合西药治疗干预急性冠脉综合征介入治疗后的患者，可减少心血管死亡、再次介入治疗、心功能不全、心肌梗死、中风等临床终点事件的发生，明显改善生存质量。

陈可冀还提出毒瘀互结、因毒致变是冠心病的主要病因病机，并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下进行了临床和试验研究，证明了约90%的心血管事件归因于“瘀毒”致病。这一发现，对临床治疗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陈可冀注重中医古籍及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继承和研究，1980年倡议并主持整理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3万余件，并积极倡导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进行整理研究，开辟了继承我国传统医药学遗产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喜作黄昏颂 青山夕照明

老龄化中国的到来，亟需更完备的老年人防病治病的干预措施，这是未来我国医疗卫生系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陈可冀早年即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并身体力行展开一系列的相关研究。陈可冀于1981年倡议并组建的西苑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是全国中医药系统第一所老年医学研究所。陈可冀担任该中心名誉主任，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的开拓者。

陈可冀认为，中医老年学应以养老祛病、健身延年为主要研究内容，并可分为4个部分进行研究，即老年心理学、老年疾病学、老年保健学和延缓衰老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团队结合清宫医案研究，对清代宫廷“延年益寿”方剂（如清宫八仙糕、清宫寿桃丸、清宫长春丹和龟龄集等）进行抗延缓衰老作用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近年来，陈可冀所率领的研究团队证实，综合干预是预防老年冠心病患者心血管事件的主要策略。

如今，陈可冀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他却是把八十岁当作青春来看的。他每星期都要出门诊，而外出会诊、开会的次数更多，现在还带着十几个博士生及博士后研究人员，手头还有两三个课题，其中有一个是“十二五”科技项目。

元帅于1977年所作《八十书怀》中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是陈可冀明亮黄昏的写照。2009年，陈可冀在《八十年人生印迹》一文中写到：“我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人生，是充满曲折艰难的人生……清夜自思，流水无情，不免也有‘夕阳西下几时回’之叹了，但却明理而不颓废，胸有确定的社会责任感，将继续挥洒激情，待过春华看秋实。”

治心需忘我 精勤写人生

“写好人生这本书”，是陈可冀带领学生临诊时经常说的一句话。陈可冀教书育人可谓深悟“传道解惑”之法，他曾说：“一名好医生既要有精湛的医术，又要有高尚的医德和人格，强调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有机结合。”

“人命至贵，贵重千金”，开方用药，有是症用是方，重学习、淡名利。过去老一辈专家看病时要求“胆大、心小、智圆、行方”，陈可冀院士曾多次谈起老师岳美中先生警句“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以告诫学生。

陈可冀是个急性子人，然而临诊患者时却从未有过稍稍急躁，每一次问诊、每一次查体、每一次开处方，他都要自己亲自去做，表现出对患者极大的责任感和爱心。当问到对青年一代的中医学子有何期望时，陈可冀说：“大学生和研究生要学会自我设计，自我规划。当今是国家与社会需求和个人品牌相匹配的时代，学生时代学好专业，作为一名医学生的特殊性还在于不仅要尊重老师，向老师学习，更不可忘记向患者学习。到了高层次的研究阶段，更要注重培养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立足理论，看重临床，多涉猎一些课外国内外文献和进展。”

韩愈《进学解》中的“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的名句，陈可冀经常用此来督促后学。多年来陈可冀先后培养来自国内外的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110名和学术继承人4名，扶植和造就了一大批新生力量，在国内外学术界起到辐射作用，促进了国内外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和持续发展。

大众医学：无论是您的论著还是随笔，都引经据典、斐然文采。深厚的“国学”底蕴是否对您的事业成功有很大帮助？

陈可冀：垂髫时，我就对我国传统文史知识饶有兴趣，童年时最难忘的事就是没日没夜、半生不熟地看书，看小说。少时，家父常带我去找著名中医叶良藩治鼻炎，其处方字迹工整洒脱，令我毕生不忘。留校任教期间，精于西医的出身于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主任王中方教授每用中医药治病获效，令我钦佩。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起始我的少年时代，躁动于青年时期，支持我一生勤勉学习，在中西医结合的艰辛路途中求得乐趣而无怨无悔。

大众医学：您已是耄耋老人，却依旧从事着繁忙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您是怎样保持精力和体力的？

陈可冀：我很喜欢游泳，小时候，家门口有一条河，七八岁就学会游泳了。1956年调到北京工作时，医院离颐和园很近，昆明湖还是开放游泳的，那时候我每天去游两次，中午去一次，晚饭后再去一次。后来昆明湖不能游了，就去体育馆游。直到现在，还基本保持有机会游泳的习惯。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评估，结合自己的情况，确定运动量，不能运动过头。《论语》有“过犹不及”之论，现在我每天持之以恒的锻炼方式就是走行。步行是老少咸宜的运动方式，而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步行中可以享受到生活情趣和健康乐趣。

装饰

1、陈可冀人生格言――“功名一时气节千载”

2、配图

1、 西苑医院院士办公室（p89）

冀教数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0-0001-02

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重点是将教学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态度和价值观三方面实现三维目标的整合，从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质量、效果评估等方面构建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建立和完善联培监督、评价和调控机制，能显著提升京津冀地区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

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的重要性

联合培养不仅可以让硕士研究生享受更多更好的教学资源，开阔视野，也能同时获得企业实战的锻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能够实现教育资源互补。由于京津冀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发展水平存在差距。有学者用高等教育规模（高等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数）与经济规模（GDP）之比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是否与经济发展同步，结果发现京津冀区域都低于全国水平，说明京津冀高等教育规模落后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随着首都行政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外移，这一矛盾将在北京得到逐步改善。相对而言，天津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当地经济发展比较同步。京津冀三地间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协调，区域内的分布也不均衡。教育资源呈单向流动，北京和天津的区域“双中心”吸引了河北省大量的优秀教育资源，限制了河北省的教育发展。受制度机制约束，京津冀区域教育合作机制缺乏，合作缺乏对接点，合作交流水平较低，区域内院校的办学定位模糊，专业设置重复，造成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构建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是实现京津冀教育资源互补的基本要求。

2.能提升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推进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在京津冀三方推动下的签署，提出共同探索都市农业的多种实现形式，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走出去”等方面大背景下，亟需大批优秀的硕士研究生人才。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的建立，既注重科学前沿，又面向国家需求，将教学实践与科研实践相结合，能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及时效性，能够解决硕士研究生培养与社会、企业需求脱节的矛盾。

3.有利于加快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目前，京津冀区域内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尤其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对于全国教育系统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构建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有助于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目标和框架

1.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目标。加强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是高等教育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有效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更是高校自身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构建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要坚持京津冀高校为区域经济建设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的培养方向，以“科教兴国”方针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按照“以人为本”、“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硕士研究生教育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逐步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从而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的培养目标是遵循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通过培养模式与运行机制的创新，形成一个以高等院校为主体、以企业为依托、以研究生为中心，参与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协同化、合作形式多样化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旨在凝聚各方雄厚的人才、产业和科研优势，加强资源共享，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实行全方位、深层次的产学研结合，形成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新结构，探索出一条培养高层次创新应用型人才的新道路。

2.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框架。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是由政府搭台，财政出资、引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高等院校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其组成部分主要包括：①高等院校在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中起着非常的重要地位，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联合培养平台构建中的主导作用。②企业在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过程中具有在资金、设备、创新机制、实践场地等方面的优势，要充分调动企业在联合培养平台构建中的积极性。③高等院校导师要认真思考硕士研究生在联合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交流教学经验，引导研究生深入思考，真正明确需要把握哪些内容，如何处理问题，真正让他们听懂、看懂、做懂，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业意识，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④硕士研究生要注重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根据社会多样性需求确定研究内容，多参与创新项目的决策、选择和监测评价过程，构建研究生在联合培养中的主体地位。

三、构建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的运行机制

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建设是一项突破性的改革，也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要使平台建设合作各方协调配合良好，富有成效，就必须制定完整规范的平台运行机制，共同遵守并维护。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要率先成立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培管理”办公室，不断强化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积极推行“多元”导师制，“两段式”教学以及实行学分互认制度。

1.“联培管理”办公室是京津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联合机构。北京、天津和河北三方政府牵头，成立由教育局、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部门组成的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培管理”办公室，负责平台运行的有关工作，具体制定研究生联合培养的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监管培养过程，决策研究项目，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等。更重要的是，管理办公室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总结“联培”的阶段性成果。

2.联合培养过程的实施是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质量保证的基础。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要充分认识到培养过程的重要性，“联培方”要协调配合，确立共同的合作原则，并共同遵守共同维护。联合培养的整个过程，要以农经硕士研究生为本的原则，从培养计划的制定到实施，科研项目的参与和深化，再到毕业融入社会，“联培平台”都需要为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创造广阔舞台。不仅加强其科研学术能力及实践能力，还要培养其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提升个人素质；建立联合培养平台，要充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根据农业院校不同学科、特点，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和作法，并根据实际情况的改变而随时调整。

3.“多元导师”制的推行是京津冀硕士研究生素质提高的保障。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一律实行“多元导师”制，高等院校、农业企业和科研院所为每个农经硕士研究生各指派一名导师。企业导师一般应是长期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管理工作，熟悉掌握市场需要，高校和科研院所导师应具有教授以上职称并承担一定级别和层次科研项目的专业人员。所有导师不仅要有培养学生所需的经费，还要有足够的时间指导研究生进行学业学习和毕业论文的研究。因采取“多元导师”制，硕士研究生能够领略到各位导师的不同风格，并把三者的优势结合起来，不仅掌握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并在实践上得到了锤炼。

4.“两段式”教学的落实为京津冀硕士研究生提供了制度保障。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一般采取3年制，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过程综合来说可以是采用“两段式”的培养形式，即把整个培养阶段分为课程学习和在平台研究两个阶段。第一学年主要是在各自高校进行课程学习，后两年主要利用平台进行课题研究并完成论文写作。用第一年的时间学习课程，可为以后的学习研究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更符合具体操作，避免了学生又要做科研又要去学校上课的困境。后两年利用联合培养广泛的教育资源，充分实现自我的升华，既科学前沿，又参与到课题研究，全方面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四、结论

发挥各方优势联合培养研究生，是迅速提升硕士研究生创新水平和实践能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是以促进京津冀教育与科技、经济紧密结合为出发点，以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为主体，联合具有优质资源的大型企业集团或科研院所，建立以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企业与科研院所中具有研究前景的工程项目或技术创新为支撑，以培养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应用复合型人才为重点，多学科相互融合的研究生培养平台，是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的主要场所，是京津冀地区产学结合的重要载体。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的构建是京津冀高校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实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战略，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平台的构建将有助于优化京津冀的教育结构，实现京津冀丰富教学资源的互补，加快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步伐，逐步提高京津冀硕士研究生的人才质量。

参考文献：

[1]李金龙，张淑林.协同创新环境下的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改革[D].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4，（9）.

[2]王世斌.关于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思考[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4，（6）.

冀教数学论文篇（9）

一、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现状

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之间行政地位对峙，三地之间相互封闭，各地拥有教育资源发展其独特教育。如北京，拥有全国55％的高等教育和科研资源，其定位于引领全国，面向世界。这『必然使北京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区域发展当中，也就是说首都意识要强于京津冀区位意识。据2005年统计资料显示，河北除了在专科院校方面比较占优势外，在其他方面基本都处于劣势。专科院校(包括职业技术学院)北京20所，河北57所，河北是北京的2.85倍；研究生培养机构(包括普通高校和科研机构)北京115所，河北17所，北京是河北的68倍；本科院校北京57所，河北29所，北京是河北的近2倍；在其他方面也存有较大差距。其次师资力量的差异。三省市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和师资力量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一是普通高等学校(包括本科、专科、独立学院)的教职工数量，北京是河北省的1.1倍，天津的2.1倍；北京专任教师的数量是天津的2倍，比河北多6118人。二是师资力量的差异，以2004年河北天津的师资情况作比较，河北全省普通高校教师中有硕士学位的有5359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763人，在高校工作的两院院士有6人。天津全市普通高校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的4610人，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达到2271人：在高校工作的两院院士达到20人。再次三省市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不均衡进一步拉大高等教育差距。一是体现在三省市在“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上。2005年，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京津冀分别是21.71％、20.34％、21.21％，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分别是16.60％、16.55％、20.20％，增长幅度分别是5.11％、3.79％、0.95％。从数据可以看出，河北省的增长幅度是最低的，低于天津2.84个百点，低于北京4.16个百分点。二是体现在三省市政府在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教育事业费增长与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增长上，2005年与2004年相比，北京、天津都在增加，而河北省则在减少，居然减少了23.04％，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也减少了5.66％。

二、区内高等教育一体化缓慢发展的原因

(一)思想认识滞后

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比较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缓慢发展，是与思想认识的滞后和重视程度不够密切相关的。首先京津冀地区由于长时期受到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商业”文化色彩比较淡漠，以感情和关系为中心的社会效率远远超出以建设和发展为中心的经济效率，市场经济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并未得到充分普及。其次，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和梯次推进战略也未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概念并提到思想认识高度，始终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再次，在思想上重视程度不够。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欧美成功经验及“珠三角”、“长三角”的迅速崛起都给我们很多启示。近几年，京津冀区域经济呈快速发展趋势，尤其是“首钢”成功搬迁及河北曹妃甸工业园区迅速建立，都是中央及三省市政府重视的最好例证。但如何利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好机遇和区内优越的高等教育资源建立区内高等教育一体化，使高等教育一体化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二)行政壁垒障碍

京津冀区域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带有明显的政治属性，“京津”为直辖市，尤其北京是中国的首都，由于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和传统思维方式影响，无论当地政府还是百姓都形成各自根深蒂固的行政壁垒观念。虽然河北省紧密环绕京津两市，但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却有着很深的行政界限。所以，行政壁垒观念的泾渭分明，导致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各自为政，致使区内高等教育谋求合作、共同发展的局面难以形成。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之间行政地位对峙，三地之间相互封闭，各地拥有教育资源发展其独特教育。如北京，拥有全国55％的高等教育和科研资源，其定位于引领全国，面向世界。这必然使北京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区域发展当中，也就是说首都意识要强于京津冀区位意识。因此区域“壁垒”障碍致使目前在区内高等教育一体化方面既没有形成优势互补也没有统一，基本处于条块分割状态

除上述两方面原因外，京津冀高教资源差距成为一大原因。环渤海地区高等教育资源密集，所拥有的大学数量，相当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总和。但京津冀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十分不均衡，其中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教育中心、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天津也具有发展高等教育的独特优势，而河北省的高等教育实力是比较弱的。

冀教数学论文篇（10）

1939年，党中央在延安建立了华北联合大学，后来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华北联大迁往晋察冀边区，作为边区机关报的《晋察冀日报》，对华北联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这些报道不但扩大了华北联大在边区的影响，配合了党的干部教育工作，而且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华北联合大学落户晋察冀边区

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形势更加严峻了。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联合抗日，但是，领导的国民政府，唯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得到壮大，不断制造摩擦。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长期的抗日战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必须培养大量的优秀干部从事各种工作，但这些干部除了在抗战的实际斗争中培养外，还要利用学校教育去培养。只有这样，我们各项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才能有较大的提高。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决定于1939年6月，将陕北公学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和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了华北联合大学，学生有1500人，并于当年7月7日这一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在延安正式宣告成立，校长兼党团书记为成仿吾。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延安面临国共政治军事摩擦，经济困难，难以养活大批非生产人员。党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大迁往晋察冀军区总部所在地――河北阜平。1939年7月12日，由校长成仿吾同志率领一千五百余名师生由延安出发，跨过敌人一层层封锁线，战胜千难万险，行程三千里，抵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1939年11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在晋察冀边区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从此，华北联合大学正式在晋察冀边区开始了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创建、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教育事业。[1]

《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阜平创办，面向全区发行，1938年4月改为晋察冀省委机关报，1940年11月7日该报改为《晋察冀日报》，由邓拓任社长。1948年6月14日终刊，后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是《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日报》充分发挥其作为新闻媒体具有的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该报是晋察冀边区最重要的一种报纸，是边区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喉舌。自从华北联合大学落户边区以来，为了配合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不断扩大华北联大在边区抗日战争中的影响，《晋察冀日报》对华北联大进行了很多报道。

（二）《晋察冀日报》对华北联大的报道

华北联大刚刚落户晋察冀边区时，很多人对这所学校还不太了解，学校学生只有1500多人，远不能满足抗战的需要。为了配合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扩大联大在边区的影响，使学校迅速发展壮大，逐步走向正规化，《晋察冀日报》充分发挥它作为晋察冀边区重要宣传媒体对群众的影响力，对华北联大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这些报道紧紧围绕华北联大的建设和党的抗战事业，有力地支持了联大的发展，同时也为党的抗日战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晋察冀日报》充分发挥党报作为重要的新闻媒体覆盖范围广、影响面宽的特点对华北联大的发展及时进行报道，扩大了联大在晋察冀边区的影响，使华北联大迅速发展，不断走向正规化。

为了使华北联大迅速发展，在联大建校一周年之际，《晋察冀日报》全文报道了联大一周年宣言，让广大边区人民了解到“华北联合大学是属于一切坚持抗战的团结进步的革命人民的”，使那些愿意参加抗战的人加入进来。1939年，刚刚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只设有社会科学部、文艺部、青年部和工人部，人数1500多人。由于《晋察冀日报》的不断报道， 1940年7月1日，又成立了师范部，部长是名教授李凡夫，各部又有各系。[2] 1940年10月，社会科学部改为社会科学院，设财经、法政两系及一个少数民族回民队，还成立一个为本校培养干部的预备队。文艺部改为文艺学院，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及一个文工团。教育学院设教育系及中学班。1941年3月起，又改设法政、文艺、教育三个学院和群众工作、中学两个部。全校教工和在校学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华北联大不断壮大。1941年8月，由于敌人“大扫荡”，战争残酷，经费缺乏，逐渐缩编只保留教育学院，直到抗战胜利。[3]

《晋察冀日报》对华北联大各个学院的发展也不断进行报道，这对联大的发展壮大起了很大作用。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本着“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战争服务”的精神，在联大创立了教育学院。1941年7月9日，《晋察冀日报》详细报道了该学院，首先让大家明确了教育学院的任务、作风、编制。然后介绍一年来联大教育学院的成绩，指出：“我们培养了几百和培养着几千余的教育干部。……帮助了华北的学校教育工作……发展了新教育科学理论与方法，初步奠定了教育学院的基础。” [4]1941年7月4日，该报登载了华北联大教师沙可夫的文章《两年间，壮大起来了！关于联大文艺学院》记录了联大文艺学院随着在边区影响的不断扩大，学员不断增加的过程。鼓舞了人心。[5]除此以外，《晋察冀日报》还对联大法政学院、联大鲁艺也进行了相关报道，让边区群众充分了解华北联大各个学院的教育教学情况，不断吸引学生来校就读。抗战期间，华北联大培养了将近一万人分布到华北各个工作岗位上，进行了组织民众的工作，完成了坚持敌后抗战的任务。

2、《晋察冀日报》报道了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华北联合大学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号召联大师生和全国人民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维护统一战线，不断同一切投降主义和独裁主义作斗争的活动。

1940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投降、分裂、倒退成为全国抗战与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严重危险，只有坚决地实行政治改革，广泛开展民主运动，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还政于民的，才能动员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力的反对妥协投降，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争取最后胜利。但是，以为首的政府却以各种理由推迟实行。[6]在此形势下，《晋察冀日报》及时报道了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促进会的消息，1940年2月14日，《抗敌报》报道说“华北联合大学于‘一二八’纪念日正式成立‘华北联合大学促进会’，并发出通电号召全边区各界共同推进运动”[7]并且该报还将华北联大通电全国，共同推进的原文予以登载，与此同时该报还以特讯的形式，号召边区的各界群众开展边区运动，有力支持了联大发起的促进运动，同时也配合了全国的促进运动。

1940年5月4日，华北联大同学会进行了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活动，作为《晋察冀日报》前身的《抗敌报》，1940年6月5日，对这一纪念活动进行了报道，《抗敌报》原文刊登了华北联大学生会纪念“五四”青年节告毕业同学书，对这一节日进行纪念，同时该报通过这一纪念活动也号召全中国的青年，要响应华北联大学生会的号召，在我们的抗战事业进入到现在这个非常艰苦的阶段时，一定要保持“团结、前进、刻苦、坚定”的精神不断加强自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为了祖国的生存而努力奋战。[8]8月3日《抗敌报》报道了华北联大1940年7月7日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并全文刊登了纪念宣言，宣言首先回顾了华北联大的成立，迁移和学校的发展状况，然后指出现在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处在空前的抗战困难和空前的投降危险的时候，在此非常危急的时刻，华北联合大学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三周年对时局的宣言，永远站在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旗帜下，为培养千百万的抗战建国干部而斗争。最后学校宣言“我们华北联合大学是属于一切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革命人民的，我们愿意和一切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工作者站在一条战线上，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不息……” [9]这篇报道明确了在抗战进入非常危险的时刻华北联大跟随共产党的坚强决心，同时也坚定了联大和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1年1月，叶挺、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在皖南地区遭到了军7万多人的袭击，部队伤亡惨重，这是中央在抗战时期制造的一次摩擦，华北联大师生闻听此事无比愤慨，《晋察冀日报》为了揭露事件的真相，让人民了解的阴谋，1月26日《晋察冀日报》全文登载了华北联大对新四军全体将士的慰问“惊悉新四军皖南部队北上途中，遭到亲日派阴谋家顽固派7万大军的聚歼，无比愤怒！我们正和全国人民一起，抗议和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谨向死难将士致沉重的哀悼，向叶项军长及全体指战员之亲切的慰问！”[10]《晋察冀日报》通过对华北联大对新四军全体将士慰问的全文报道，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全体国民认识到要想实现全民抗战，要想维护统一战线必须同一切、反人民的力量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这从舆论上谴责了发动摩擦的军队。

1941年7月和1942年7月分别是华北联大建校两周年和三周年，对此《晋察冀日报》也分别予以报道。在华北联大建校两周年到来之际，1941年7月4日《晋察冀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庆祝联大建校两周年，社论指出：“两年来，联大有了很大的发展，他高举着鲜明的旗帜，他反对敌人的奴化教育，也反对亲日派、反对顽固派的亡国教育，也正在为新民主主义的大学教育开辟道路。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并实行思想与学术自由研究创造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实行了政治指导和教育作业合一。和中国的旧式教育正好相反，联大是实行抗日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兵团，是自由幸福的乐园。”[11]同时《晋察冀日报》还刊登了江隆基同志纪念联大建校两周年的文章，江隆基在文章中指出当今中国存在三种不同的社会，在敌占区是日本帝国主义一首遏制的完全殖民地化的社会，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外一种就是抗日根据地解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废除了封建压迫走上独立自由与光明幸福之道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此相对应也存在三种不同的教育和文化：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大后方的封建教育、抗日根据地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教育。而华北联大就是以新民主教育为内容的大学，他在抗战当中和抗战胜利后还要担负起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重任。[12]这些报道充分肯定了联大两年来的成绩，同时也让广大人民更加了解联大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民族的将来而培养人才。1942年7月3日，《晋察冀日报》为纪念联大成立三周年，特别刊登了联大校长成仿吾同志写的文章《华北联大三年的回顾与展望》，对联大三年来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重点指出联大工作中的缺点，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明确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断克服。[13]这对华北联大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晋察冀日报》充分利用其作为边区主要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本着一切服务于党的任务需要，一切为了抗战需要，为了配合党中央的培养干部的工作，积极对华北联合大学进行宣传报道，迅速扩大了联大在边区的影响，同时也是支持了党的抗战事业，为华北联大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潘清平，《史无前例的创举》副标题：忆华北联合大学1987年4月7日。

[2]《抗敌报》1940年8月3日。

[3]《晋察冀日报》1946年2月23日。

[4] 《晋察冀日报》1941年4月9日。

[5]《晋察冀日报》1941年7月4日。

[6]《抗敌报》1940年2月14日。

[7]《抗敌报》1940年2月14日。

[8]《抗敌报》1940年6月5日。

[9]《抗敌报》1940年8月3日。

[10]《晋察冀日报》1942年1月26日，第2版。

冀教数学论文篇（11）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上升至重大国家战略高度。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方案中京津冀地区承担起创新改革试验区和先行先试的重任。这也意味着“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实质提速阶段。京津冀一体化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污染严重、减轻城市拥挤、实现产业转移升级等问题，为实现地区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与条件。京津冀城市群作为我国重要的城市群之一，目前正在积极打造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然而京津冀城市群在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着财政资金不均衡、财政协调困难、财政体制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一体化发展。因此建立京津冀地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科学评价地区财政支出效率，找到其制约影响因素，提高地区财政支出效率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二、文献综述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一般针对的是当地基础设施、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和医疗卫生等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在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随着财政支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不断提高，这种作用更加明显。财政效率是效率在财政领域的特殊体现，从理论上来讲，财政效率应包含财政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两个方面[1]。地方财政效率的高低直接体现了地方公共服务质量和行政效率的高低。

 

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利用DEA的方法对财政支出的整体效率进行研究。如Borger和Kerstens运用DEA和FDH在内的五种方法对比利时自治市的财政效率进行了测算，得出地方税率和教育水平对财政效率有积极作用，而收人水平产生相反的作用[2]。Afonso和Fernandes采用DEA方法对葡萄牙各个自治市的财政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实证检验，指出大部分地区财政效率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其中，人均购买力和受教育水平与财政效率呈正相关的关系[]。Boetti、Piacenza和Turati采用随机前沿(SFA)方法对意大利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研究[]。

 

国内对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多是针对省级地方政府。陈诗一和张军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了财政分权改革后我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得出了我国大部分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的结论，并且跟西部地区相比较，东中部地区的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具有高且差距小的特点[]。唐滔在运用非参数核回归方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支出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唐齐鸣和王彪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对我国26个省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发现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效率最高，人均GDP、人均预算内财政收人和财政自主性与财政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人口密度对地方政府财政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7]。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针对财政支出的一个方面进行了效率研究。如杨伯坚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效率进行了分析。王宝顺、梁淑美、杨林、朱浩等均采用DEA和Tobit的方法，以公共卫生、财政科技、公共文化服务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测度。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以发现:衡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指标体系的建立相对比较成熟;财政效率测度方面，DEA-Tobit和SFA方法是运用比较广泛的一种方法;评估层面多是省级地方政府，而针对某个特定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

 

借鉴前人研究的经验，本文首先利用超效率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10个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评价，其次采用Tobit分析方法从社会、经济等方面研究其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本文试图找出影响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提高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的有效对策。

 

三、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的测度

 

(一)模型和方法

 

1.数据包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由Charnes等1978年首次提出的一种以相对概念为基础，以凸分析和线性规划为格局的一种评价方法，该方法是根据多投入、多产出指标对相同类型决策单元DMU的相对有效性进行测度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13]。根据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DEA模型可以分为固定规模报酬的(CCR)模型和基于可变规模报酬的(BCC)模型，BCC在CCR的基础上对模型的使用范围和观念上进行修正，解决了实际决策单元规模报酬可能处于递增或递减的情形。从效率衡量角度，DEA可以被分为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投入导向是指在不改变产出变量的情况下，如何减少投入要素，使投入最小;产出导向是指在不改变投入要素的情况下使产出最大化。

 

超效率DEA模型是在DEA模型的基础上，针对有效决策单元效率值的比较问题提出来的。解决了传统DEA模型在评价决策单元的效率时，出现多个评价单元都处于生产前沿面而无法进一步进行评价的问题。超效率DEA模型有助于了解连续时间段内决策单元动态效率变化情况和导致效率变化的因素。

 

(二)研究指标和数据选取

 

京津冀城市群主要包含了以下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和廊坊。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京津冀城市群的财政支出效率，故本文将城市群所包含的10个城市的地方财政支出系统作为10个决策单元。由于2003年之前的财政支出指标数据比较零散，所以本文选择2003—2013年作为研究时期。

 

估计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函数前首先要确定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陈诗一和张军、唐齐鸣和王彪、代娟和甘金龙等认为我国财政支出体系包括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两者提供的公共服务侧重点不同[5’6’14]。中央政府负责外部性较大的国防、外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地方政府承担的力度比较大。因此，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将主要考察地方政府对本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社会管理这六类公共品的财政支出效率。“十二五”期间，我国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①。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它与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息息相关。随着我国民生建设的不断深入，公共文化服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本文在建立指标体系时，把公共文化服务考虑在内，作为财政支出效率的产出指标。

 

本文的投入变量为各城市2003—2013年的人均一般预算支出和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本文产出变量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社会管理这七大类，并且对每一类指标都选取了几项子指标，子指标通常以“人均”、“每万人”和“比例”等形式给出，以避免因城市人口规模的不一致而影响到测算结果，从而试图做到科学、全面地评价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

 

其中，在基础设施类指标中：邮电业务量说明的是一定时期内地方邮电通信业务发展的成果和发达程度;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说明的是地方能源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铺装道路面积和公共汽电车拥有量说明的是交通和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绿地面积说明的是人们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的改善程度。在教育类指标中:在校大学生数说明的是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的付出和重视程度;高等学校生师比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占总人口比例和小学专任教师数占总人口比例反映了地方义务教育资源的水平。在医疗卫生类指标中：医生数，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和医院、卫生院数均反映了地方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在公共文化服务类指标中: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和剧场、影剧院数衡量的是地方对公共文化服务和娱乐设施的建设水平。在社会保障类指标中: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人数衡量的是地方社会保障的水平。在环境保护类指标中: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率和森林覆盖率反映的是地方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社会管理类指标中:火灾发生率、人口出生率和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反映的是地方行政管理支出绩效水平。

 

四、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设定和指标选取

 

上面已经通过超效DEA方法获得各个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值，但是哪些因素影响财政支出效率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

 

本文参考已有的文献和财政支出的差异性，主要考虑这几个影响因素。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用gdP表示，该指标用以衡量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L0ikkanen和Susilu〇to提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的部门和人员会不断扩张，政府开支转向粗放型增长，从而失去进一步控制成本的动力，导致财政支出效率的恶化[2°]。Afonso和Fermandes的研究则表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能督促地方政府以高效率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因此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相对会更高[3]。

 

2.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元/人)用rev表示。该指标可衡量地区的税收收入水平，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财富水平较高居民的需求层次会发生变化，自然会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有着更高的要求。如Davis和Hayes研究得出的结论: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往往面临比较严格的监督，较高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会增强纳税人监督意识，从而可以促进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1]。但Borger和Ker-stens认为政府的税收收入与财政支出效率是呈负相关关系的，因为当税收收入较高时，缺乏有效利用这些税收资源的激励[2]。

 

3.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用fdi表示。该指标代表各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努力程度、利用外资的效率和城市的开放度。陈诗一和张军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支出效率的影响是负的，但是不怎么显著，因此他们认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努力在改善地方政府效率中所起的作用还不能

 

确定[]。

 

4.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用pop表示。根据统计年鉴上的指标解释，人口密度指的是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这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的人口统计特征。Athanassopoulos和Triantis等通过研究认为人口密度越小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越高[18]。Philip等却提出，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成本与地区的人口密度是呈负相关关系的，即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政府支出的规模效应越显著，越有利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规模经济效应越容易出现。

 

5.中小学在校生占总人口比例(人/万人)用edu表示。该指标反映了地区人口的义务教育水平。Borger等的经验研究都先后证实，政府支出效率与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2]。Hayes等的研究也提出，当地居民给政府施加的压力越大，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就越高，而受教育水平高的居民才能有这种给政府施加压力的能力[1]。教育的外部性，其中一个潜在的正外部性就是增加受教育者的政治行动力。因此他们认为，教育能够更好地促进居民选择能干的官员以及增强对官员腐败的监督。

 

(二)实证分析

 

首先，可以看出模型的rho值为0.121，rho值代表了个体效应的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说明个体效应变化不是引起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效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其次，从各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来看，除了人均gdp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并不显著，其他的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人均gdp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反而造成了财政支出效率的下降。这与唐齐鸣、王彪结论相同[7]。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对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说明正规的预算内收支可以增进财政资金配置的效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反映了一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京津冀城市群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较为发达，凭借独特的政治地位，容易吸收外资资本，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为负，说明京津冀城市群的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提高财政的支出效率，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财政支出效率反而降低0.2%。人口密度的系数为正，说明地区的人口密度越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余越集中，支出规模经济效益越明显，越有利于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受教育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受教育的人数越多，对政府财政支出施加的监督压力也就越大，从而越有利于财政支出效率提高。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京津冀城市群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10个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评价，并运用Malmquist指数对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动态分析，再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Tobit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与启示。

 

1.京津冀城市群的财政支出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技术进步衰退成为影响财政支出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虽然近年来财政支出效率有上升的趋势，但总体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因此，首先，政府要根据新的《预算法》规定，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预算和规模;其次，政府需要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效率考核体系和监督约束机制，将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和方向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确保每一笔财政支出都是将效率放在第一位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