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法律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11-25 22:34:46

户籍法律论文

户籍法律论文篇（1）

中国的许多不公平和弊端都和户籍制度有关系。那么一个问题提出来：通过法律手段——立法、司法和《立法法》第90条、91条规定的违宪、违法审查办法，如何能够在实际上减轻其弊端。我强调是要减轻弊端，而不是造成新的祸害。本文最初步的发现，我国和户籍制度有关的问题是一团乱麻，绝不是仅凭人权的抽象道德就可以解决，我们需要以最大的耐心注意法律的技术。

一、对《户口条例》进行违宪审查？

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措施，以及在接受、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北京某大学教授于2004年的11月9日，上书全国人大，递交违宪审查建议书（《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声言现行户籍制度有悖《宪法》。[1]该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进行违宪审查的主要目标就是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建议书》中指出：《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等不仅违背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而且也涉嫌违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户口登记条例》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以及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等规定”。该教授认为，正是由于二元户口制度及其附加功能的不断强化，才导致农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税费、甚至选举权等方面都受到种种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最突出的就是在就业和受教育两方面，如有的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才能被录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许多持农业户口者的子女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不得不交纳一定的借读费，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失去。

单单从规定本身看，《户口登记条例》本身仅仅是用来记录一个人是什么地区的，那么很难谈到违宪与否的问题。确实，因为登记条例的存在，可以方便地区别不同地区的居民、农村和城市的居民。但是，一提户籍制度，就不得不将范围推广得非常遥远，推到无数的法律规则当中去。所谓的户籍制度在我国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规则构成的，在各个地方规则又都不相同，我们事实上无法定义什么是户籍制度——除了在理论上抽象之外。在理论上所进行的抽象和理论判断并不能直接用在现实当中，不能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法院判断并认可一种抽象的权利理论和学理论，这既无必要，也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说要对这千千万万的规则进行法律意义的判断和审查，那么将是一系列具体的判断，而不是抽象的判断。

我们是否要消除一切区别对待？在具体的事例中，我们将发现，公民基于上述区别形成的某些不同对待、享有的不同权利，不能废除，其存在有合理性。例如，“高考移民”问题；农业户口同时也意味着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意味着某种财产权利等等。并不是所有对公民的区别对待都是不合理的，比如一个其他城市的居民到本城市来，由于他不给这个城市缴税，所以当他使用本城所提供的某些公共品时，就要付费，这一点没有人认为是不公平的；某地给了本地居民一些特殊的优惠，比如美国上州立大学本州居民和他州居民的不同学费比例也是合理的。

要分别考虑各种具体的区别对待，各种具体的区别对待在我国是一种附加的制度，和《户口登记条例》之间并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改革户籍制度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语义分析或者纯逻辑的问题，没有一般的抽象原则可供推理得出结论，这是在充分了解现实情况和不同规则下的社会后果后进行审慎判断和权衡的问题。审慎的做法是在那些附加的制度当中看看哪些是最不可取的，可以相对平稳地废除，并且这种废除和其他规则之间并不产生一种严重紊乱的后果。改革户籍制度需要发展法律技术。

二、涉及我国户籍制度的一些具体事例

“高考移民”问题

我国实行各省、市、自治区分别进行评卷和划定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政策。部分考生利用各地存在的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及录取率的高低，通过转学或迁移户口等办法到高考分数线相对较低、录取率较高的地区应考，这被称为“高考移民”。与沿海省份及其他教育发达省份相比，西部省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一般会低几十分，甚至上百分。因而，每年高考报名时，教育发达地区的许多考生便想方设法移入新疆、、宁夏、青海、贵州、云南等教育欠发达的西部省区应考。这就打破了各省高考原有的政策规定和分省定额录取的格局，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

国家教育部和一些中西部省份均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措施杜绝“高考移民”现象。教育部在《200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中规定：以虚报、隐瞒或伪造、涂改有关材料取得录取资格的，应由高校取消其入学资格。海南省曾经规定，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在本省要有户籍；考生本人高中阶段后两个学年要在海南就读；考生本人小学或者初中在海南毕业且毕业时户籍在本省。另外，考生本人在海南有户籍且其法定监护人属驻琼部队现役军人或者属省人事部门确认引进的优秀人才，也可在海南省报名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不符合以上条件之一，但户口在海南的考生限定报考本科第二批和专科(高职)学校。2005年海南省出台了更严苛的《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规定》，以“入住三年，读书三年”为基本要求。吉林、广西、宁夏、贵州、青海等地也相继出台了类似政策。

能否废除一切对“高考移民”的限制？这个问题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知道了平等受教育权和迁徙自由权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找到了稳妥地减轻弊端的答案。既然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还没有改变，是否可以设想，取消本省和外省户口的一切区别？如果这么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类似的问题古已有之。[2]中国古代（宋、明、清）采取的是乡试、会试取中名额按地区分配，并禁止“冒籍”行为。例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边远省份或致遗漏，因此废去南北卷制度，代之以分省取中办法，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会试中额。从此，分省定额取士制一直延续到科举被废。这项措施的实施是希望通过对录取名额分配的控制，照顾文化不发达地区，平衡地区利益。各地区有固定的取中名额，这就使得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向边远地区流动，导致了“冒籍”现象的产生。明清两代，“冒籍”问题尤为严重。明清两代对“冒籍”问题的解决对策一般是根据户籍限制其报考，一旦发现有“冒籍”行为，即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进行惩处。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即古代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是一个自宋代以后就争论不休的千古难题。考试公平是指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公平录取考生，区域公平是指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这是一个古今大规模考试都会遇到的棘手问题。本文不能够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能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平衡两种平等原则在具体实践中的冲突，需要考虑到国家的稳定和整合（古代云、桂、黔无人中进士，今天青、新、藏无人考到北京来上北大、清华，都是或会引发这些问题）。

农业户口与财产权资格

“农转非”在上个世纪计划经济年代曾经是农民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一出农门便身价倍增，农民们通俗地把农转非、吃商品粮称为“吃国家粮”。到上世纪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我国不少地方出现“农业人口转非农人口”的热潮，当时，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一个的“农转非”名额非常抢手。十几年过去了，原来办理了“农转非”的一些人，如今却有许多要求“非转农”。有调查显示，近年来城市人口的扩容，主要是通过行政区域调整和征用农民土地而“进城”的，农民主动要求户口“农转非”的并不多。江西新余、浙江海宁这些被作为城乡统一户籍制度试点的县市，也有类似的情况———政府鼓励的“农转非”政策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踊跃场面，一些多年前“农转非”农民反而竭力要求“返农”。[3]

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农转非”呢？农业户口也意味着一种重要的财产权资格，在有些地方，这个资格远比空头的“市民”身份更值钱。附加在城市户口的诸多福利和特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逐渐消退，比如，计划经济年代城镇户口附加的粮油关系、副食品补助、招工就业等等名存实亡。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等，基本上都与工作岗位挂钩。而同时，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乡村除了较稳定的农业收入外，还有集体经济收入和土地被批租变成“股东”的红利。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城市发展中热衷于鼓励甚至是强迫农民“洗脚进城”，看中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农改非”后，农民原来手中的集体土地就变成城市国有土地，城市政府轻而易举取得了土地的开发使用权。

要保障一个人的正当权利，在我国一些具体的情况下，并不是要改变他的“户籍”，有时候，这么做的结果刚好相反。

怎么确定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

既然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意味着价值极高的财产（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如此，在农业税费高的情况下，甚至是负担），那么怎么确定这个资格？根据什么标准？这和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本文仅仅是作为问题提出来，这里面有一系列复杂法律问题，不仅仅是迁徙自由的原则就可以解决的。

陈端洪研究了中国农村“外嫁女”案件中的法律问题。[4]珠江三角洲较其他农村地区城市化和化的进程快，在此过程中，不少村民委员会积累了可观的集体收入，定期或不定期地分配征地补偿款或向村民发放分红。许多村的村规民约规定,“外嫁女”及其子女不得参加分配或不能取得全额分配。为此，“外嫁女”多年来纷纷上访并走上了法律诉讼之路，聚讼的核心问题是征地补偿款和分红的分配权。“外嫁女”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或行政案件，一系列复杂的法律问题摆在法官的面前：村规民约规定女性出嫁必须在半年或一年内迁走户口是否侵犯了妇女的平等权？是否违背了迁徙自由的原则？农村集体经济，特别是土地的财产权主体怎么确定？“外嫁女”在集体经济，包括土地上到底拥有什么权益？如何理解村民自治和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如果违法，谁来撤销之或责令改正？法院是否有权自治组织的内部分配方案进行审查？如果法院是有权对村规民约进行审查，以什么方式进行？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与政府在法律上是一种什么关系？

正如陈端洪指出的那样，“外嫁女”案件实质上是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身份——的纠纷。成员资格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户口、村民待遇。如果类比宗族，上户口有些类似上族谱，村民待遇好比宗亲待遇，但由于实行集体经济而有更多的经济内涵。

从上文的叙述来看，笼统地谈废除户籍制度无法实际上减轻弊端，甚至有适得其反的后果。我国户籍居民身份或居民资格与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缠绕在一起。如果两种不同的资格或权利能够分开，财产资格不再以户籍居民身份为前提条件，户籍制度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证明公民身份、维护社会治安、户籍部门掌握着准确的户口资料。可是，这么做需要我们发现或创造出一些精致的法律概念，特别是财产权方面的法律概念。财产权方面的问题获得哪怕部分的解决，“居留权”方面即使出现冲突，解决起来也容易了。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展开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律运动，而不是在消除农民身份依附的同时，制造出一无所有、游离社会结构之外的所谓自由人，重蹈的覆辙。

三、他山之石——美国的有关案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美国没有城市和农村户口的区分，但存在着和中国户籍制度相关问题类似的问题：一、基于本州公民和非本州公民[5]或基于居民和非居民身份的区别待遇问题；二、以某地居民身份或定居期限为享有某些权利的前提条件问题。我们看一下在美国这样一个法律发达的国家，这些问题是怎么处理的。通过研读美国问题的相关判例，我们可能获得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线索，并且实际体会判例法中法律技术的美德（virtue）。

美国宪法第4条第2款规定：“每一州公民得享有其他各州公民的一切特权与豁免权”，这被称之为州际特权和豁免权条款。《联邦党人文集》第80篇阐述道“每一州公民得享有其他各州公民的一切特权与豁免权”，乃“联邦形成的基础”，强调了这一条款的重要。从字面看起来，这个条款的意思是：A州的某公民，现在正在B州，应受到与B州给予它本州公民完全相同的待遇，但实际中的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以某地居民身份或定居期限为享有某些权利的前提条件问题，和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1款“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更密切相关。理解这些条款的具体含义，需要求助于宪法判例。

本文选择了一些案例,并分组进行讨论，这种分组仅是为服务于本文要说明的问题进行的。其中，一组是“渔猎系列”的4个案例，对应于上述问题一；“居民身份确定和定居期限要求”这一组，对应于上述问题二。

“渔猎系列”案例

“渔猎系列”案例涉及的是一州居民到另一州领土上捕渔打猎的权利，这个归类表面上比较好玩，但下文所列是非常重要的宪法4条2款判例，其中的判决规则可以扩大于不仅仅捕渔打猎的事项。

考菲尔德诉考耶尔案（Corfieldv.Coryell）[6]维持了新泽西州一个禁止任何不是“本州真正居民”的人从该州的水域中捞取蛤和牡蛎的法案的效力。

麦克瑞底诉弗吉尼亚州案（McCreadyv.Virginia）[7]判决：这一条款（宪法4条2款）没有禁止弗吉尼亚州授权给它的公民在州的潮汐水域养殖牡蛎的排他特权。

图默诉威特塞尔案(Toomerv.Witsell)，[8]最高法院取消了一项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居民和非居民在州的领水内捕虾缴纳不同的许可证费（二者分别为25和2500美元）。

鲍德温诉蒙大拿州渔业和狩猎委员会案（Baldwinv.FishandGameCommissionofMontana）[9]维持了蒙大拿州狩猎驼鹿许可证对居民和非居民收取不同费用的规定。

考菲尔德诉考耶尔案中华盛顿法官的意见曾多次被引用，这可以说是阐述特权与豁免权条款的经典之作。在判决中，他试图界定什么是各州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提出了基本权利理论，认为这些特权和豁免权在性质上属于基本的权利，是所有的自由政府下的公民都有的权利。至于这些基本权利是什么，他认为列举出来，与其说是困难，不如说是乏味。接下来，在这些基本权利之中，他列举了：“一州的公民为了贸易、农业、职业追求等目的，通过或定居在任何他州；申请人身保护令状；在州的法院提讼和进行各种主张；取得、持有和处置财产；免于超过州内其他公民的税负和义务”。[10]

华盛顿法官的判决是新泽西州的法案没有违反宪法州际特权和豁免权条款，因为该州水域中的鱼属于该州全体公民的财产。法院不同意这种观点，即根据宪法的这一条款，本州公民拥有的所有权利仅仅因为本州公民拥有，外州公民就可以被允许享有了。“我们更不会同意，在对各州公民的共同财产（commonproperty）作出规则时，州的立法有义务将保证本州公民行使的相同权利延展至其他州公民”。[11]法院认为，“如果将各州的共同财产等同于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而赋予其他州的公民，就走得太远了”。[12]

华盛顿法官将州公民的特权与豁免权解读为州公民权的基本权利，此观点如加以引申，则会要求建立对此基本权利的联邦法律保护，因为，既然是基本权利，是不能从外州公民那里撤回的，又怎么可以从本州公民那里撤回呢？[13]但是，对特权与豁免权条款基本权利理论的此种引申含义，最高法院从来没有接受，在“屠宰场案”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完全拒绝这样的理解：“它的唯一目的是向各州宣布，无论其向本州公民授予、创设权利还是对本州公民运用这些权利加以限制、限定和规制，该州对处于其管辖之下的他州公民的权利予以衡量时，应一视同仁，不得损益”。[14]这一条款被狭窄地严格限制在反歧视含义解释上。

即使特权与豁免权条款基本权利理论仅仅应用于反对州际歧视的领域，不涉及对州立法除此之外的全面审查，仍然导致要决定，对州公民权来说，什么权利是基本的，什么不是基本的。但是，最高法院拒绝对宪法4条“特权与豁免权”术语提供任何精确和全面的定义。柯提斯大法官（JusticeCurtis）在一个案件的判决中说：“我们不认为企图去定义宪法这一条款权一词的含义为必要。这个词的含义在每一个案件中，根据某个特定的权利被确认或否认的观点来决定，乃是更安全、更合乎司法部门职责的。我们处理的是如此宽泛的一个条款，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极为微妙和重要，而且在这些问题上，仅仅是抽象的定义极少会导致正确而错误地进行定义则一定产生祸患”。[15]

本文看来，美国宪法这一条款中，州公民的特权与豁免权涉及的范围非常宽泛，对其的确定常引起异常微妙和复杂的问题。一种简单的处理方式，如将其解释为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又被理解为含有确切的权利目录而非歧视性州法的一般性否定时，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它很容易导致联邦法院对州立法的全面审查，面对处理千变万化的具体情况的千头万序的州立法，法院当考虑自身能力的限制而自我克制；即使在仅仅适用于州际歧视时，基本权利目录也有问题。我们不难找到实际的或虚拟的具体情势，在这些情势中，有些权利看起来是基本的，但行使时居民和非居民必须被区别对待，如选举权、担任公职权等；有些权利远不是那么基本，但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仅部分人（本州居民）享有则会带来巨大的祸患。

考菲尔德诉考耶尔案中华盛顿法官判决中的判决规则实（holding），成为最高法院在麦克瑞底诉弗吉尼亚州案判决的基础，该案法院支持了一项弗吉尼亚州的法令，这项法令禁止外州公民在州河流的潮汐水域养殖牡蛎。首法官维特（Waite）撰写的法院意见认为，州占有其潮汐水域和河床，州人民得以共同在那里捕捞和养殖，此种占有不过就是人们对于其共同财产的经管而已。州公民在那里面养殖牡蛎“事实上是一种财产权利，而不仅仅是公民权的特权和豁免权”，一个州的公民没有被宪法的特权和豁免权条款授予“另一个州的公民的共同财产（commonproperty）中的任何利益”。[16]

在上面两案判决中，法院使用了州公民的共同财产概念，认为在某些事物上，州公民共同拥有某种财产权利，这是私权利（privateright），因此不属于宪法第4条第2款的“特权与豁免权”的范围。州政府，乃是作为某种类型的受托人（trustee），为其公民的利益行使财产权利。本文看来，此种财产权利概念本身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州公民的财产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等同于或类比于个人和法人的财产权利。既然权利不过就是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既然存在着一个个不同的个别的州，既然人们又可以理解法人财产权利，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州的财产权利或私权利。这确是一个合理且有用的概念，能够帮助人们思考许多州际区别待遇的问题。不过，州的共同财产权利是比较特殊的，由于州本身是一个实体，不同于普通的社团，不容易划清州政府的公共权力和受委托行使的财产权利的界限。当说到州所有的时候，意思可能是州政府独占的公共权力，对抗的是其他政府行使同样的权力，对外州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对其他政府公权的限制，不是一回事。而且，即使可以确定为州公民的共同财产权利，同普通的财产权利相比，在实践中也会表现出特殊性，比如或许要受到更多的限制。

图默诉威特塞尔案，涉及南卡罗来那州对该州海岸外一段领海内商业性捕虾的管制法令的合宪性。南卡州管制的虾场乃是从北卡罗来那州到佛罗里达州近岸海域的一个更大虾场的一部分，这里的虾大部分是洄游性的，南卡州法令中的一款规定居民的一艘捕虾船付执照费25美元，非居民付2500美元。首法官文森(Vinson)发表的法庭意见第一次使用了对州际区别对待合宪性的实质理由（substantialreason）测试，“像许多宪法条款一样，特权与豁免权条款并不是绝对的。它禁止对外州公民的区别对待而没有超过仅仅被歧视者是外州居民这一事实的实质理由”。在宪法特权与豁免权的每一案件中，要考察区别对待的理由，区别对待的理由和区别对待的措施间有无紧密联系，以及州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余地（避免或较不严重地区别对待）。南卡州的法令不能通过上述检测：对州保护渔业资源的目的而言，外州居民不是资源损害的独有因素；外州居民也不曾使用更大的船或特别的捕捞，对外州居民的执法成本也不是更大，也没有什么州自身的资金贡献于虾资源的保存；州可以采取其他办法，如根据捕捞船尺寸收不同的许可证费，向外州居民征收等于州税在他们身上的额外花费数额等等。[17]

接下来的是在州的领海中捕虾是否构成了例外，不属于州公民权的特权与豁免权的范围。该案看起来和上面的麦克瑞底诉弗吉尼亚州案十分类似。文森对图默案和麦克瑞底案的事实进行了区别，区别有二：麦克瑞底案的牡蛎不游动，图默案的虾洄游；麦克瑞底案中州法管的是内河，图默案则为领海。如此，就算麦克瑞底案确立了特权与豁免权的一个例外，但本案的事实和它不同，不成为例外。南卡州的这项法令被判违宪。

希克林诉奥贝克（Hicklinv.Orbeck）案[18]中,最高法院使用了图默案确立的测试方法。法院一致取消一项阿拉斯加，该法律要求阿拉斯加居民比非居民优先拥有与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有关的工作。援引图默案，法院认为，宪法第四条第一款并不排除在许多情况下确有正当独立理由的对外州公民的区别对待，但它确实规定，除非有实质的理由，一个州给它本州的居民以好处的时候，它不能拒绝把同样的好处给外州的公民，实质理由通常指的是，一个州必须确定，非本州居民是该州正在设法解决的某一问题的特殊根源，并确定州法的规定与消除该问题有着实质性的关系。法院指出，即使一州通过要求私人雇主歧视非居民减轻其失业问题是正当的，阿拉斯加法律也不能被维持，因为阿拉斯加失业问题的原因在于相当数量的失业居民缺乏和训练或居住偏远，而不是来自寻求工作者的蜂拥而入，更有甚者，这一法律的优先扩展到所有阿拉斯加州人，不仅是失业者。

图默诉威特塞尔案中的实质理由测试其优点在于处理州际区别对待这一复杂问题的灵活性。它将特权与豁免权条款的司法审查焦点，从划定州公民权的基本权利转移到州保持区别对待的理据上。一个允许仅仅是必要的区别对待的灵活方法，代替了僵硬性的废除任何损及州公民权的基本权利的区别对待的方法。

图默诉威特塞尔案首法官文森视麦克瑞底诉弗吉尼亚州案为一孤立的先例，而且字里行间对该案的不以为然，他写道这一“完全所有权理论----现在一般被视为仅仅是一种虚构，表现在法律向它的人民概略表达重要性就是：州有权力保存和调控一种重要资源的开发”。实际上，他拒绝了该案久经确立的规则。

图默案中一个问题是，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名称，在实质上，州公民的共同财产理论在根本上就不成立，还是应仅仅着重在其应用的范围的确定上？可能，有些事物曾经被理所当然认为是州的共同财产，但随着的变化而变得不合时宜了，也可能会出现新的事物需要被当成共同财产。

著名的弗兰克福特大法官(JusticeFrankfurter)，不满于法院意见对州公民权特权与豁免权的例外这一问题的处理，写下了附议意见，认为对处理特权与豁免权的“例外”不给出任何线索将遗留大量问题。他的附议意见认为“不可想象制宪者会意图消除在一个州和它的公民之间的所有特别关系”。他认为宪法通过时关于州对其渔场的权力有一共识，这一共识反映在麦克瑞底案州公民的共同财产理论中，“麦克瑞底案不是一个孤立的判决乃得以睥睨视之，它实乃我国法律中至重要教义的象征，它表现了此前法律史中的要素，围绕它积聚了一系列的裁决。不仅有大量案件应用该案教义（doctrine）处理州为其公民利益控制本州的猎物和渔场的权力，而且在我们的时代，本法院还扩展该理论，指向州人民的公共领地（publicdomain）或共同财产或共同资源的管制和分配问题，这些事物的享有可以仅限于本州公民而不及于外国人和外州公民”。

鲍德温诉蒙大拿州渔业和狩猎委员会案，维持了蒙大拿州狩猎驼鹿许可证的规定。这项规定的是：蒙大拿州本州居民可以购买单独的狩猎驼鹿许可证，价格为9美元，非居民则只能购买包括狩猎驼鹿在内的联合许可证，价格为225美元，同样的联合许可证本州居民购买只需30美元。最高法院的结论是，宪法第四条第二款仅仅适用于那种“妨碍统一合众国的形成、宗旨和”的歧视。简言之，非居民捕猎驼鹿一事“仅是娱乐和运动”，平等地捕猎驼鹿“对合众国的维护和福利无关大局”。关键的问题是，有争论的活动对全体国民的福利的重要程度是否达到要列入受宪法第四条第二款保护的特权和豁免权的范围以内,援用宪法4条2款的规定应是在国家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19]

布伦南大法官(JusticeBrennan)发表的反对意见（有两位大法官加入）则认为，是否“基本权利”这一问题和宪法4条2款是无关的；关键的是对外州居民的区别对待是否有理由，而蒙大拿州的这项法律不能通过实质理由测试；至于州所有境内野生动植物的教义已经完全过时，这只是州在合乎宪法和联邦法条件下行使警察权力的问题。

鲍德温案法院根据宪法条款的原初目的和州公民权的基本权利理论来思考该案中所涉州法的合宪性,拒绝使用实质理由测试。看起来，基本权利理论在该案中又复活了，却伯认为这与其说是坚持过时的教义不如说是出于方便。[20]本文认为，该案法院做了什么比说了什么更重要，法院意见令人困惑的语词背后，仍然是州公民集体拥有某些类似于私权的权利的认识，“有一些物品或服务是州公民为他们自己创造和保有的，他们有权利将之留给自己。蒙大拿州仔细管理的驼鹿群接近于公立图书馆、公立学校、州立大学、州立和公共福利项目——这些事物法院已经认为州可以为其公民使用或享有而保留”。[21]不过，一些州资金支持或州保留的物品或服务，因为国家统一与和谐的需要，对其的使用与享有仍然要在居民和非居民间一视同仁，例如警察和消防服务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仍然需要细致地逐案讨论。

看来，基于居民和非居民身份的区别待遇这个问题是复杂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这一条款的首要目的，在于帮助将独立的、州的集合融合为一个国家（nation），但是，另一方面不可想象消除在一个州和它的公民之间的所有特别关系”；一方面，所有的公民都具有某些基本的权利，居民与非居民的区别不能消除这些基本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一州公民所享有的权利的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享有的事实就必须与其他州公民共享,他们总有一些排除他州公民享有的独占权利。

上文已经通过案件阐述了一些法律概念，本文认为，一种精致发展的地方人民的共同财产概念、一种精致发展的实质理由测试方法、一种在个案中确立而非事先条列目录的基本权利概念，对于我国解决和户籍制度相关的问题，是不无启示意义的。

居民身份确定和定居期限要求

夏皮罗诉汤普逊案（Shapirov.Thompson）[22]，法院否决了州法以一年期的定居要求（one-yeardurationalresidencerequirements）作为申请福利帮助的条件（除此之外，申请者是符合当地居民身份测试的）。与此案类似，在Dunnv.Blumstein[23],法院否决了一项田纳西州的州法，该州法要求选民在选举登记之前，要在州住满一年，在县住满三个月。在MemorialHospitalv.MaricopaCounty[24]，法院否决了亚利桑那州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在某县一年期的定居，贫困者才有获得由县资金提供的非紧急性医疗的资格，法院判定，此项定居期限要求，违反了宪法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创造了不公平的分类，通过否定新来者“生活的基本需要”侵犯了他们州际旅行的权利。

以上三案，法院判决，州法施加定居期限作为州际旅行权的负担需要紧迫的州利益（acompellingstateinterest）作为理由。在三案中，州法都缺乏这样的理由，所以分别被判违反宪法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不过，是否享有权利，并非和定居要求无关，在三案中，法院都仔细区别了定居期限要求（durationalresidencerequirements）和真实定居要求（bonafideresidencerequirements），[25]布伦南大法官强调，定居要求和一年期等候要求乃是截然不同的和独立的获得帮助的前提条件。[26]福利机构在批准福利申请之前，可以做必要的关于申请者工作、住房、家庭等事实情况的调查，决定申请者是否是居民。[27]法院并不认为任何定居期限要求都是违宪的，“对于以等候期限或定居要求决定投票、免学费、获得职业执照、获得打猎捕渔执照等等的合法性，我们并没有暗示看法。这些要求也许可以促进州紧迫的利益，也许不构成对行使州际旅行之宪法权利的惩罚”。[28]

罗莎丽诉洛克菲勒案（Rosarisv.Roclcefeller）[29]维持了相当于初级选举的居住年限要求的政党注册限制。Sosnav.lowa案[30]法院维持了衣阿华州的州法，该州法以一年的居住期作为在州法院离婚的资格条件。在Vlandisv.Kline案[31]，法院宣布“州可以确立这样的州内身份的合理标准，以使那些实际上不是该州的真实居住者而是仅为了教育目的而来到该州的学生，不能利用州内的学费优惠比例”。佐波尔诉威廉案(Zobelv.Williams)[32]也是关于居住期限问题的。政府是否可以基于居住持续的时间长短给予福利,其中新来者也获得一点,但长期居住者获得更多?在此案法院的回答是否定的。阿拉斯加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把从北部坡石油开发所获得的巨额收入直接分配给阿拉斯加的公民。接受的数量依据其居住时间的长短。从1959年建州开始，“分配的单位”将依一个居住年为一个分配单位的比例。法院以8对1的表决，宣布阿拉斯加的法案违宪。首法官伯格（C.J.Burger）的多数意见认为该州法案违反平等保护条款，甚至不能通过最低合理性标准之审查。

马丁内兹诉白纳姆案（Martingezv.Bynum）[33]是关于真实居民要求的州法合宪性问题。德克萨斯州教育法典规定，如果一个未成年人没有和“父母、监护人或其他根据法院的裁定对其有合法监护权的人”生活在一起，如果他在某校区出现的“主要目的为了获得免费公立学校教育”，那么州法允许校区禁止他在公立学校免费入学。出生在美国的公民莫雷尔斯（RobertoMorales）离开居住在墨西哥的父母家，到美国和居住在德克萨斯州麦卡伦（Mcallen）的姐姐马丁内兹（Martinez）住在一起。麦卡伦独立校区认定,莫雷尔斯移居的主要目的是在地方公立学校上学，因此该校拒绝他免费入学。一项集体诉讼挑战德克萨斯州的法律明显违宪。联邦地区法院和第五巡回法院都肯定了该法的合宪性，最高法院也以8：1表决维持了该法的合宪性，只有大法官马歇尔表示反对。法院的裁决认为，一种适当定义和普遍适用的真实定居要求，在确保提供给居民的服务只为居民所享有方面，促进了重要的州的利益。尽管真实定居标准之含义依语境而变化，传统上这一标准包含两个因素：亲身居住在某个地区并有意图继续留在那里，校区的性质决定，要求学龄少年或他们的父母至少满足传统的标准（才能免费入学）是正当的，德州州法的规定较传统标准更为宽厚，因此是合宪的。

在Plylerv.Doe案[34]，最高法院判决德克萨斯州教育法典的一项违反宪法平等保护条款，这项州法授权地方校区拒绝非法移民子女入学，规定不为这类学生的教育经费提供州资金给地方校区。法院认为该州法不能促进重要的州的目标，而且，非法移民子女不能为他们的非法地位负责，对公共教育的剥夺不能等同于其他政府服务利益的剥夺，公共教育对于维系一个的联结纽带，对于维续美国的和文化传统至关重要，剥夺一个人的教育对其整个人生有巨大的负面。

中美两国具体情况不同，以上“居民身份确定和定居期限要求”诸案例中确定的具体规则未必是我们也需要立即采用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法院采用区别与分类管理的技术。根据宪法判例法，一个人，如果到某州堕胎的话，不需要是该州真实的合法居民，[35]如果到某州获得福利或免费医疗帮助，需要真实居民身份但没有等候时间要求，如果离婚，则需要在该州住满一年（如果州法有这样的规定）。法院区别了定居期限要求和真实定居要求，某些权利的享有需要定居期限，某些则不需要，不同的权利可能要求不同的定居期限。真实定居标准或居民身份本身，虽然有一传统的定义，但并非是一个固定的逻辑起点性的定义，从中可以派生出所有权利享有的资格，毋宁说，仍然要在具体个案中进行真实居民或真实定居标准的法律含义解释。对应于免费进入公立中小学的居民标准和享受州立大学学费优惠的标准不同，前者，合法进入并停留6个月以上的外州或外国人，其子女就被视为所在校区的居民，[36]甚至非法移民的子女也被视为居民，但并非任何一个停留的儿童都是居民（马丁内兹案）；后者，也许传统的定居标准还不够，需要的是家居（domicile）标准。[37]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论证方式，是对真实定居标准的含义逐案解释；还是认为不同的权利对应不同的居住标准要求；甚至认为问题不过是确定权利享有的适当资格而已，居住标准云云，只起到修辞的作用，论证使用的词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上进行的细致分类。

四、结语

我们承认，广义的户籍制度在我国制造了深重的弊端，它侵犯了人民的权利、破坏了国家的大同。但是，无法消除政府服务和提供利益的地方性，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一种简单的处理方式，如将平等权或迁徙自由权视为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又被理解为含有确切的权利目录，依此目录来否定一切区别对待，只是似是而非的法律理论。一种在个案中确立而非事先条列目录并且往往只起修辞作用的基本权利理论，甚至是更好的。

我们的面临弊端为一种如此僵硬的思维方式——找到一个原点然后演绎推理获得所有实践结论——所制造，消除弊端却不能采用同样的思维方式，需要的是细致入微、抽丝剥茧般的功夫和审慎精神。尤其重要的是，不要使户籍本身成为派生一切权利的源头，也不要立即使之毫无意义，这都不合乎法律的精神。像地方人民的共同财产这样精致的法律概念是需要发展的；区别与分类管理的技术是我们所需要的。从我国的情况看，某个地方的人群至少可以作这样的分类：户籍拥有者、定居者、一定期限以上的定居者、临时停留者。这几个类别可能重合也可能不重合。毫无疑问，某些权利是所有人包括临时停留者都享有的；某些权利只有定居者享有，户籍拥有者但不定居者也不能享有；某些权利是一定期限以上的定居者才能享有；也不排除，某些权利必须是户籍拥有者且一定期限以上的定居者才能享有；有些情况下，某些权利只要是户籍拥有者就可享有而不管是否定居，等等。

本文还想指出，户籍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成员的资格确定问题，可能需要借鉴普通法曾经的精华——英国中世纪的土地法来发展一些法律概念。例如，多重所有权（国家、地方、村、村民）概念，并需要仔细确定每一方权利的界限和权利的性质——是私权利、还是在所有权名义下的公权力、是否存在可类比于领的政府权力，并且这些只有在具体的情况中才是可能的。

当我们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户籍制度的僵硬性和弊端就已经开始逐步消除了，通过不断的单个规定和案件的累积，最终人们会发现，中国不是一个存在户籍制度的国家，这一切甚至发生在不知不觉中。

[1]李慎波：《法制早报》2004年11月18日第1版。

[2]本段资料刘海峰、樊本富：《论西部地区的“高考移民”问题》，《教育》2004年第10期。

[3]参见邓建胜：《谨慎推进“农转非”》，见/20051031/n240625266.shtml。

[4]参见陈端洪：《排他性与他者化：中国农村“外嫁女”案件的财产权分析》，北大法律信息网，/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7136。

[5]在美国，州的“公民”包括一个州内的任何合法居民。

[6]6Fed.Cas.546,(no.3,230)(C.C.E.D.Pa.1823).

[7]94U.S.391(1876).

[8]334U.S.385(1948).

[9]436U.S.371(1978).

[10]6Fed.Cas.546,(no.3,230)(C.C.E.D.Pa.1823).

[11]Id.

[12]Id.

[13]参见LaurenceH.Tribe,AmericanConstitutionalLaw,secondedition,FoundationPress,Inc.1988,p529.

[14]参见slaughter-HouseCases,83U.S.36，77(1872)。

[15]Connerv.Elliott,59U.S.591,593(1855).

[16]参见McCreadyv.Virginia,94U.S.391，395(1876)。

[17]参见334U.S.385,396-399(1948).

[18]437U.S.518(1978).

[19]参见436U.S.371(1978).

[20]LaurenceH.Teibe,AmericanConstitutionalLaw,secondedition,TheFoundationPress,Inc.1988,p534.

[21]Id.,p539.

[22]394U.S.618(1969).

[23]405U.S.330(1972).

[24]415U.S.250(1974).

[25]在三案中，权利被州法否认者的真实居民身份都没有在法院受到挑战。

[26]Shapirov.Thompson,394U.S.618,636(1969).

[27]394U.S.618,636(1969).

[28]394U.S.618,at638,footnote21(1969).

[29]410U.S.752(1973).

[30]419U.S.393(1975).

[31]412U.S.441(1973)).

[32]457U.S.55(1982).

[33]461U.S.321(1983).

[34]457U.S.202(1982).

户籍法律论文篇（2）

一、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

户籍法律制度所应具有的功能和要实现的立法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确认主体身份，为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提供便利

在一个国家，一个人要想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不管是公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还是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法律主体，享有依法从事法律行为、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这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确认每一个人的主体资格的法律制度，户籍法律制度便由此产生。我国称之为户籍登记，国外多称之为“民事登记”、“生命登记”或“人事登记”。登记的主要内容有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婚姻、认领、收养、失踪等变动情况。各类项目登记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主体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编号、住所地址、家庭成员姓名及与户主关系、文化程度、职业、民族、国籍、等，对出生、认领、收养事项，还要分别登记当事人的父母姓名、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项。上述内容是每一个人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可靠依据。比如，出生登记确认了人的出生事实、出生时问和出生地点，这为界定行为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认定主体的各项民事权利和义务，确定民事诉讼管辖地区以及认定公民的就业与服兵役年龄、选举与被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签发护照等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死亡登记确认了人的死亡事实、死亡时问和死亡地点，这为处理与死者有关系的各种法律关系提供了法律支持；迁移登记确认了居民的常住地，为认定公民参加选举和依法纳税提供了法律依据；婚姻登记确认了行为人的婚姻事实，为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由此看出，户籍法律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它只是对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相应的记录，为行为人各项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提供依据和保障。

(二)提供人口信息，为政府和社会服务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无论是进行行政管理还是经济管理，都必须统筹考虑国家的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社会治安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人口情况这一重要因素。

户籍法律制度除了为公民的各项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提供便利外，还为政府各个部门和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活动提供准确的人口信息，使其对所辖区域的人口数量和构成情况了如指掌，进而进行科学的管理决策，以实现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经济的目的。例如，建设部门要制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文教部门要设置相应的服务机构，社会保障部门要确认服务对象，公安部门要及时了解侦查对象身份，统计部门要人口迁移信息等，这些都离不开相应人口信息的支持。另外，户籍法律制度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以及一般的个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于一个公司而言，要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就必须对有关地域的人口情况作重点考虑；它在招聘公司员工的时候，要想对应聘人员的情况有所了解，户籍登记信息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而对于普通个人来说，在与他人进行法律行为时，需要了解对方的必要情况，那么具有公信力的户籍登记信息就成为获取相关信息的有效途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确认公民身份，为公民行使权利义务提供便利和为政府与社会各界提供人口信息服务，是户籍法律制度的功能和立法目标所在，是户籍法律制度本身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价值，它是一个对主体各项权利的实现和对主体进行必要管理的一个必要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它的本质应该是中性的，而不应该是一种限制主体行为的工具和手段。

二、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简要分析

在我国，户籍法律制度是政府对所辖民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管理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现行户籍法律制度的依据是户口登记条例及有关户籍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把人口划分成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主要户口类型，并据以实行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与其他国家的户籍法律制度相比有很多极具特色的内容。

第一，在功能和立法目标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承载了多重功能，具有多重立法目标。即，既要证明主体身份和提供人口信息，又要控制人口流动、维护社会治安，以及为利益和资源的分配提供依据；而一般的户籍法律制度只有证明主体身份和提供人口信息的功能和立法目标。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以“控制”为指导“；而非以“服务”为指导。

第三，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而且成为直接进行权利和义务配置的法律制度，对每一个现实的行为主体的利益产生了直接的作用；而一般的户籍法律制度由于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具有中立性，则不会对行为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直接的作用。

(二)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户籍法律制度所具有的问题日益凸显，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我国过去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已经不能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方面，这一法律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相结合，过多地承载了原本不应该由它担负的功能，使户籍法律制度本应该是一个不直接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发挥直接调整作用的技术性法律，成为了一个确定人的身份，进而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直接进行调整，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直接进行配置的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根据现行户籍法律制度所获取的人口信息存在失真问题，这样就使其很难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而使得户籍法律制度本来应该具有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2．户籍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由于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存在问题，因此，在指导整个户籍法律制度构建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也自然会产生问题。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是以“控制”为指导思想，以“城镇化”为价值取向的，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今天，这一制度的局限性也进一步暴露了出来。在我国，公民的平等身份和迁徙自由还没有完全实现，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他更多的问题，这些都阻碍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3．户籍法律制度具体制度的构建。从“法治”的视野对户籍法律制度进行审视，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在具体的制度层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最突出的就是没有依法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和迁徙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从而使户籍法律制度的本来面目发生了异化。

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

(一)对户籍法律制度进行准确定位

发挥户籍法律制度的应有作用，首先就要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户籍法律制度改革应该从还原其本来面目着手进行，要把强加在其身上的多余功能剥离出来，对其本应具有的功能进行强化，使其真正成为便利行为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以及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人口信息的法律制度。

(二)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

实践证明，在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下，立法者会进行不同的制度构建，从而会对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因此，在探讨如何构建我国新形势下的户籍法律制度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有关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问题，这是我们构建整个户籍法律制度的先决性问题，会对整个制度构建和现实结果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新形势下的户籍法律制度应该以“服务”作为指导思想，将“实现公民的平等权和公民的迁徙自由”作为改革的价值取向，以“服务”和“实现平等和自由迁徙”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来构建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

(三)构建适应新形势的户籍法律制度

实现户籍法律制度的立法目标，发挥它的功能，更为关键的是具体的法律制度的构建。只有通过详尽而完备的法律规定来为行为主体的权利实现和义务履行提供切实的制度支持和保障，才能实现户籍法律制度的立法目标。

户籍法律论文篇（3）

一、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

户籍法律制度所应具有的功能和要实现的立法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确认主体身份，为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提供便利

在一个国家，一个人要想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不管是公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还是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法律主体，享有依法从事法律行为、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这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确认每一个人的主体资格的法律制度，户籍法律制度便由此产生。我国称之为户籍登记，国外多称之为“民事登记”、“生命登记”或“人事登记”。登记的主要内容有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婚姻、认领、收养、失踪等变动情况。各类项目登记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主体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编号、住所地址、家庭成员姓名及与户主关系、文化程度、职业、民族、国籍、宗教信仰等，对出生、认领、收养事项，还要分别登记当事人的父母姓名、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项。上述内容是每一个人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可靠依据。比如，出生登记确认了人的出生事实、出生时问和出生地点，这为界定行为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认定主体的各项民事权利和义务，确定民事诉讼管辖地区以及认定公民的就业与服兵役年龄、选举与被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签发护照等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死亡登记确认了人的死亡事实、死亡时问和死亡地点，这为处理与死者有关系的各种法律关系提供了法律支持；迁移登记确认了居民的常住地，为认定公民参加选举和依法纳税提供了法律依据；婚姻登记确认了行为人的婚姻事实，为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由此看出，户籍法律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它只是对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相应的记录，为行为人各项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提供依据和保障。

(二)提供人口信息，为政府和社会服务

二、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简要分析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以“控制”为指导“；而非以“服务”为指导。

(二)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

(一)对户籍法律制度进行准确定位

(二)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

(三)构建适应新形势的户籍法律制度

户籍法律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5)04-0096-04

[收稿日期]2005-04-10

《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学者们经常利用这则材料来说明汉代存在田租税律。但是汉代的田租税律到底包含那些内容?对田租征收有哪些规定?这些问题一直以来困扰学术界。可喜的是，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我们了解汉代的田租税律提供了可能。

关于律令问题，南玉泉先生认为，自商鞅改法为律以来，国家颁布的法律形式主要是律。秦汉律既规范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又设定刑事惩罚制度①。根据《二年律令·田律》记载，汉初政府对田税征收的管理制度有明确的规定，如：

入顷刍?，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收入刍?，县各度一岁用刍?，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刍一石当十五钱，?一石当五钱。②

可知国家征收刍?税是非常严格的，每顷征收刍各两石至三石，而且是收新不收陈，违反者罚黄金四两。当各县备足一年的刍之后，就要折合收钱，每顷收五十五钱，并且“刍一石当十五钱，?一石当五钱。”法律对田租附加税也有明确规定。

首先，从“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来看，对田税的缴纳有严格的法律处罚规定。上交赋税不符合要求要处以罚款。(二年律令·户律》规定：

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为人名田宅，能先告，除其罪，有(又)畀之所名田宅，它如律令。(《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7页)

这条法律虽甚简单，却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便是有田宅而不立户，不名田宅，附名他人名籍和代替他人名田宅两种作弊行为。原来秦时其所以允许名田宅，其意在于按名籍课取田租和刍、?税，并不是允许他们拥有私有土地。但是，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虽有田宅而不愿为户，而把田宅附于他人名下的情况，即“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者，他们之所以要这么作，为的是要逃避官府的课税。法律明确规定要给予打击，即双方“皆令以卒戍边二岁”。

从秦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于隐匿田税、虚报田租数额、漏交田税以及所交租税不合规定者要给予处罚。龙岗秦简记载：

坐其所匿税臧(*[?+臧])，与??(法)没入其匿田之稼。(简147，第121页)

不到所租直(值)，虚租而失之如。③(简143，第120页)

第一条材料规定了对隐瞒田租者按其所隐瞒田租获赃数额定罪，并依法没收其隐瞒田地上的庄稼；第二条材料说明了交纳田租如果不到所租田地应该缴纳之值，虚报田租数额而设法逃漏者，要受到法律处罚。对于隐匿田税的具体处罚情形，秦律也有规定，例如简文云：“人及虚租希(稀)程者，耐城旦、舂；。”④(简129)这则材料说明田租征收者如果虚报田租或故意降低田租标准要处以“耐城旦”等⑤。很显然，国家对田租的征收是有一定标准的。再如：“希(稀)其程率；或稼。”(《龙岗秦简》简134，第117页)此处“程率”指国家规定的每个单位土地面积应缴纳的田租数量的标准。法律还规定：不应该逃避应缴纳的田租或降低田租标准，如“不遗程、败程租者，；不以败程租上。”⑥(简125)如果少报土地面积，盗占田地，要按逃漏田租处罚。如“盗田二町，当遗三程者，。”(《龙岗秦简》简126，第115页)再如：“一町，当遗二程者而。”(《龙岗秦简》简127，第115页)即盗占田地一町、二町，按照相当于漏交二程、三程租赋处罚。

那么，“匿田”者受法律处罚后，是否可以不缴纳田租?答案是否定的。简文规定：“者租匿田。”(简165)整理者解释说，“租匿田”就是对隐匿的田征收赋税⑦。同时，法律对缴纳租赋不合质量者要赀租者一甲。再如秦简《效律》：

仓??漏)*[歹+?@](朽)禾粟，及积禾粟而败之，其不可?(食)者，不盈百石以下，谇官啬夫；百石以上到千石，赀官啬夫一甲；过千石以上，赀官啬夫二甲；令官啬夫、冗吏共赏(偿)败禾粟。禾粟虽败而尚可?(食)??也)，程之，以其?(耗)石数论*[左负右??久](负)之。⑧

此处几次提到“败”，其意思很明了。“败”即谓禾粟烂坏，不合质量要求。包山楚简记载：“十月乙未之日，?陵正娄奇受期，月乙巳之日不以廷，门又败。”败即不符合法定程序⑨。同时法律对欺诈行为也进行了规定：“*[讠+作](诈)一程若二程之。”(《龙岗秦简》简128，第116页)由于评定土地等级的工作人为因素较大，容易滋生诈骗租程的行为，因此秦律做了详细规定。这里还有则汉简材料：“效谷、遮要、县泉(悬)、鱼离、广至、冥安、渊泉写移书到……其课田案劾岁者，白太守府，毋忽，如律令。”(Ⅱ0214③：154)意思是说，如果举劾征收田租的案子，过了一年的要报告太守。这说明当时存在征纳田租不合法律要求的事实。

其次、《田律》对卿级以下爵位的人，在赋税方面给予优抚的规定。如“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⑩。有卿级爵位者，每年五月户出赋十六钱，这也是相当优厚的待遇。《汉书》卷一《高帝纪》记载：“八月，初为算赋。”同书如淳注说：“《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第46页)到文帝时由于人口增多，算赋由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吕后让有卿级爵以下的人家，户出赋十六钱，足见对有军功爵的人的优抚。从《二年律令》的律文中还可以看到，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是拥有卿级爵位以上的人。他们不仅获得大量的田宅，而且还给予免除田租、刍?税的特权。如《二年律令·户律》：“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第176页)卿以上是指左庶长至大庶长等爵位以上的人，他们占有的大量田宅，却不缴纳田租和刍?税。

第三，汉代田租税律还规定：管理部门必须编制《田租籍》等。例如《二年律令·户律》记载：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箧若匣匮盛，缄闭，以令若丞、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封府户；节(即)有当治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令若丞印，啬夫发，即?治为；臧(藏)已，辄复缄闭封臧(藏)，不从律者罚金各四两。其或为*[讠+作](诈)伪，有增减也，而弗能得，赎耐。官恒先计雠，籍不相(?)复者，(系)劾论之。(《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8页)

我们知道，《年细籍》指记录户内人口年龄的簿籍，《田比地籍》指记录田地四至的籍册⑾。《宅园户籍》是专门用以记录民户房宅情况的簿籍。而《田租籍》、《田命籍》⑿如何解释呢?

1、《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部佐匿者(诸)民田，者(诸)民田弗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⒀

2、《二年律令·行书律》：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鸡中五邮，邮人勿令繇(徭)戍，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勿令出租、刍?。(《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0页)

我们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授予的田宅都要出田租和刍?。前引《二年律令·户律》：“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为了了解每年可收田租的土地数量，国家就须制定相应的簿籍，这就是田租籍。田租籍记录了缴纳租税人的住址、姓名、田亩数量和应缴纳租税总数。如：“北地泥阳长宁里任慎，二年田一顷廿亩，租廿四石。”(E．P．T51：119)又，“■右第二长官二处田六十五亩，租廿六石。”(303．7)再如：“右家五田六十五亩一租大石，廿一石八斗。”(303．25)甚至还有记录缴纳田租与应收田租有误的“误券”或“租吴券”。如《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⒁记载：

误券租禾误券者，术(衍)曰：毋升者直(置)税田数以为实，而以券斗为一，以石为十，并以为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者，直(置)与田步数以为实，而以券斗为一，以石为十，并以为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升者，直(置)与田步数以为实，而以

券之升为一，以斗为十，并为法，如得一步。

租吴(误)券田一亩租之十步一斗，凡租二石四斗。今误券一石五斗，欲益冥其步数，问益?几何。

曰：九步五分步三而一斗。术(?)

曰：以误券为法，以与田为实。

税田税田廿四步，八步一斗，租三斗。今误券三斗一升，???缀尾揭欢贰5迷唬浩卟截?三十)七分步廿(二十)三一斗。衍曰：三斗一升者??法，

十税田，令如法一步。

这几条材料说明在登记田租数目时会出现误差。这在汉简中也有体现，如：“张伯平入租少八斗五升。”⒂文书必须注明某人“租少”几何，以便核查。

另外，出土材料表明，如果某人拥有土地，政府要颁发土地文书，予以证明，如：“宜禾里公孙益，有田一顷四亩。西支。(A)苻。(左侧刻齿内)(B)”(Ⅰ 0109②：18，第49页)，又，“破胡里王平文，田一顷卅五亩……(A)苻。(左侧刻齿内)(B)”(Ⅰ 0109 S：182，第50页)整理者说，符，合符契券，犹后世土地证明⒃。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田租税律包括：对隐匿田税、漏交田税以及所交田租不合规定者要给与处罚；对达到一定爵位等级者给予优待的规定以及对编制《田租籍》等帐簿的规定。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南玉泉：《论秦汉的律与令》，《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张家山二四七号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③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④整理者认为，希程意即减少规定的田赋指标。见《龙岗秦简》，第116页。

⑤对田亩制度，法律也有明确规定。高大伦先生说，青川秦木牍《为田律》并非每一亩都必须按宽一步和长二百四十步来划分的，而是规定亩的面积是多大，违反田制是要受到处罚的。参见高大伦：《张家山汉简<田律>与青川秦木牍<为田律>比较研究》，张显成主编：《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1辑，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387—388页。《为田律》见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四川青川县战国墓挖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关于秦田制问题，李学勤先生、于豪亮先生、生先生都有研究，分别参见李学勤：《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第274—283页；于豪亮：《释青川秦墓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生：《青川秦木牍“为田律”所反映的田亩制度》，《文史》第19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李昭和：《青川出土木牍文字考释》，《文物》1982年第1期。

⑥《龙岗秦简》，第114页。

⑦《龙岗秦简》，第127页。

⑧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18—119页。

⑨刘信芳：《包山楚简司法术语考释》，《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⑩前揭《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68页。

⑾释文说：“依田地比邻次第记录的簿籍。”

⑿高敏在《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三》中谈到了《田命籍》的问题，但是没有解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关于《田命籍》，《孟子·滕文公上》：“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论语·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对“田”、“命”都有解释。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及西汉王朝也给予官吏这一授田和租税方面的特权。《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吕蒙传》载，吕蒙未死时被封孱陵侯，他死后孙权令“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这里的“复田五十顷”可能即在“田命籍”上登记。由此推测《田命籍》可能是记录那些具有豁免特权不需交纳田租的土地册。

⒀《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说：“部佐，乡部之佐，汉代称乡佐，《续汉书·百官志五》：‘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释文又说：“租，《说文》：‘田赋也’。《管子·国蓄》注：‘在农曰租税。’此处意为征收田赋。”(第218页)

户籍法律论文篇（5）

关键词: 战国时期;户籍;户籍制度

Key words: the Warring States era;household;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9-0256-02

0引言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末尾引的《秦纪》说:“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这是史书记载“户籍”一词最早的出处。所谓“户籍相伍”就是通过户籍将百姓按五户为一个行政单位加以管理,把户籍编制与伍的编制结合起来,这标志着户籍制度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说明秦国在此之前已建立了户籍制度。《管子・国蓄篇》有“以正户籍,谓之养赢。”意思是说按户籍征税就对富家大户有利。《商君书・徕民篇》说韩魏“其寡(当作‘宾’)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上无通名”是说没有在户籍上登记,这说明韩魏早已实行户籍编制方法。1987年在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简提供了战国后期楚国的户籍实例。这些资料说明到战国时期,各国都已有了户籍登记和管理制度。

1战国时期户籍制度确立的原因

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战国时期的农民脱离父权制大家庭的集体劳动,从事个体劳动农业经营提供了条件,个体小家庭开始成为真正的社会经济单位。各诸侯国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纷纷采取授田制。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从而推动了个体劳动的进一步发展。为了保证授田制的推行,从而使尽可能多的农户都能分到土地,国家就需要确切了解所辖区域农户的多少,这就把户籍制度的确立提上了日程。这时,县的设置已很普遍。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乡、里,得以健全和推广。如上所述,县普遍的成为地方政府机构,乡、里设置的推广,什伍制度的设置,人们以夫家为单位注籍于自己所在的乡区,按地区划分国民,标志着战国时期领土国家在行政上的最终形成。而一个能够对自己所辖领域的人民和领土完全掌握,完全行使统治权力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正是户籍制度得以确立的前提。

2户籍制度的内容

战国时期建立户籍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国家在了解全国户口、人数的前提下,进行对赋税和各种役事的征发,以此来使国家达到国富民强、巩固统治的目的。《商君书・境内篇》记载:“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去强篇》强调“知国十三数”: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利民之数,马、牛、刍、稿之数。”这十三种数据是国君所要掌握的与国家实力有关的数据,是户籍登记的主要内容。

2.1 名字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有一份“爰书”说:“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牧犬一……”这份爰书虽然不是户籍本身,但据此可推知当时秦国户籍登记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称家口名序的社会习惯,这应与户籍登记中的姓名顺序是一致的,即:户主、妻、子、臣妾、子辈,子辈不论男女而是以年龄大小为先后顺序。

2.2 籍贯战国时期地域组织的成熟,使国家对人口的控制有了地域编制上的依据,人口的居住地成为户籍登记的第二要素。秦简中有关“某里士伍”、“某里公士甲”、“某里典甲”、“里人士伍丙”、“某里公士”的记载很多,说明当时在人名前冠以居住地已成为的习惯做法。

2.3 身份秦简中关于“士伍”“公士甲”“典甲” “公士”的记载很多,其中的“士”“典”“公士”就是社会身份的标识。秦简中《为吏之道》附抄《魏户律》记载赘佟⑸倘擞辛砹⒒Ъ之制。《汉书・晁错传》讲到秦时“以尝有市籍者”及“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戍边的规定。除了社会身份外,户籍中还登记有个人在家内的身份关系,涉及到一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法律诸方面的权力、义务、责任范围等问题。这种家内成员身份的登记为一定社会关系的确认与保证提供了依据,[1]直到今天,这种登记仍然存在。

2.4 年龄与身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就是男子不论成年与否,一律要登记年龄。《战国策・楚策二》记载楚国大司马昭常说:“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史记・白起列传》记载秦赵长平之战中,秦昭王“自至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封诊式》“爰书”讲到没收被审讯者的家财时,还有“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的话;《仓律》中讲到隶臣妾时,也有身高的记录。

2.5 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周礼・地官・乡师》记载乡师的职务要“……辨其老幼贵贱废疾。”秦简《秦律杂抄》中《傅律》有:“匿敖童,及占癃不审”的记载,说明身体状况也是户籍登记的内容。《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之职:“……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上引《封诊式》“爰书”中“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则说明婚姻状况也是户籍登记的内容。

2.6 财产睡虎地秦简《田律》云:“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封诊式》“爰书”讲到有关官府查封被审讯者的家财时,其中包括被审讯者的家室、妻、子、臣妾、衣服、器用和牲畜,还有一间堂屋、内间卧室,皆用瓦盖,木构齐备及门前桑树十棵等记录。“爰书”虽不等于户口册,但没收犯人家财时,必以户口册为依据。可见财产的多少与类别,也应是户口册登记的内容。[2]

2.7 户籍的变动《商君书・境内篇》曰:“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就是关于人人必须登记户口,生则著籍和死则削籍的规定,这是关于户籍变动最基本情况。秦简《法律答问》简文曰:“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说明居民要迁徙,必须向官府申报,经过批准,并办理迁移户籍的手续;如果不办理“更籍”手续而擅自迁移者,要受到法律惩处。

2.8 个人向国家完税服役的情况秦简《封诊式》“亡自出”条就详细地记载了一个逃亡的人向其原籍自首,乡某对其进行审问并查户籍以进行证实的情况,其中就提到了该男子三月份逃脱筑宫役二十天。《封诊式》“覆”条记载政府对逃后归案的犯人查户籍以了解“几籍亡,亡及逋事各几何日”的状况。说明赋税役事完成的情况在户籍中也是有所登记的。此外,诸如性别等内容户籍中也有登记。

3户籍的管理

战国时期户籍统计的最基本单位是“户”。户成为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及司法活动中最基本的责任单位。在户之上再编制成伍、里、乡、县等级别的组织单位,这样国家便可以通过户籍将社会人口按户纳入国家社会行政编制,充分掌握,以便进行管理和控制。

乡、里的普遍设立及在人名前普遍注以乡、里地名的作法说明乡、里是户籍管理的最基本单位。户籍由乡、里登记后,上报给县,再由县上报给中央,由此国家来掌握户数计民数以便维护其统治。

战国时期户籍的管理很严格,往往与法律紧密结合。户籍登记必须准确,还要及时地反映户籍变动的情况。如家中有新添人口,需向政府汇报进行 “著籍”;家属死去要及时向政府汇报进行“削籍”;想要迁徙异地,则要向政府申请“更籍。”家中人口到达一定年龄,就要向政府“傅籍”。如果出现失误,当地官吏就要受到处罚。秦简《秦律》中记载:“人户、马牛一以上为大误。”“大误”受到的处罚是:“人户、马牛一,赀一盾;自二以上赀一甲。”

战国时期户籍的编造大约是每年一次。因为战国时期出现了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因此可以推知每年上计前,官吏必然进行一次户籍登记。云梦秦简《仓律》中有“小隶臣妾于八月傅为大隶臣妾”的记录,这是秦国八月案比户口编造户籍的明证。

4战国时期户籍制度的作用

4.1 户籍制度是统治阶级掌握人口具体数字的依据人口是各诸侯国立国的根本。为了富国强民,必须掌握人口的数量,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商君书・去强篇》具体的谈到了建立户籍制度的目的和作用。它说:“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则强。”注释家的解释则更为清楚:“此户籍之法也,举凡户口之数,生者著于籍,死者削其名,户籍可考,故民不逃粟,则土地尽垦。”户籍登记中关于家庭成员的名字,身高和年龄以及不断地进行变动的做法,为统治阶级准确地掌握人口的数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4.2 户籍制度是政府进行授田的依据《管子・禁藏篇》说:“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为国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这里就以“户籍”和“田结”并称,“知其田”和“知其人”并论。睡虎地秦简《田律》云:“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可见对于“受田之数”必有所登记,才能为国家剥削提供一个依据。《尉缭子・原官篇》说:“均地分,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均地分”当指魏的按户授田制度而言。国家授予每户农民的土地份额的基数是百亩。为了保证使所控区域的农民都能分到田地,维持社会的安定,就需要对所辖区域的人口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因此,授田制的推行促使户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4.3 户籍制度是国家征收赋税的依据,能够起到巩固政权、稳定统治的作用户籍制度确立的目的,是确保统治者了解所辖民户的多少,从而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依据。战国时赋税的征收,是以户为单位,按照户籍登记进行征派的。徐鸿修先生在他的著作《先秦史研究》中提出春秋战国间税役是按户征收的。并举例说“《左传・哀公九年》:‘得敝无存者,以五家免。’即赐以纳税民户五家,将五家应向国家缴纳之税转归中赏者征用。《荀子・议兵篇》:‘(秦人)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即免除五家的徭役,使之转为中赏者服役。赋税、徭役按户赏赐,当是税役按户征收的反映。”[3]《通典・食货四》:“夏之贡,殷之助,周之籍,皆十而取一,盖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地数未盈,其税必备。”说明秦征收田税的标准改变了过去那种根据土地的多少收税的做法,而是在以一户有田百亩的基础上,按人户征收的。

这些情况说明,战国时期赋税的征收,与户籍制度严密的结合起来了。户籍成为统治阶级剥削广大农民的主要工具,确保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起到了巩固政权,稳定统治的作用。

4.4 户籍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征调军士,以服务于战争的需要

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建立户籍制度,可以有效的推行征兵制度,征发成年的农民作为主力,增加军队的人数,以确保在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户籍中登记的年龄、身高及健康状况,成为战国时期征兵的依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说齐宣王云:“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这是按户征兵的明白案例。

4.5 户籍制度还具有对基层社会的治安作用这表现在户籍制度中的“著籍”、“更籍”、“削籍”,通过这些规定,统治者把居民牢牢的固着在土地上,禁止随意迁徙,若不经政府允许随意迁徙,就会失去享有政府授田的权利。并通过什伍制度把居民联结起来,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以维护地方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同时也起到了维持地方治安的作用。

5战国时期户籍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5.1 战国时期户籍制度的内容决定了后世户籍登记的内容,一般都是以户口的多少为主同时登载有土地、财产、赋税等情况从汉以后一直到中唐以前,在标准的户籍类文书中,一般都是以户口为主,同时登记有土地、财产、赋税的情况。宋代以后,由于土地私有化的发展,户籍登记的内容更为详细,这决定了户籍的分类更为多样化,例如明代有专门登记土地的鱼鳞册,有专门用于应役纳税的实行簿、空行簿,有登记不同人口的黄册,白册,保甲册等。但无论怎样变化,在主要的户籍类册籍中,都同时登记有人口、土地及赋役的情况。

5.2 战国时期户籍制度出现的等级色彩,决定了以后历代户籍制度都带有严格的等级性例如秦汉时期就沿用并发展了“宦籍”“弟子籍”,魏晋南北朝的“士族籍”,隋唐的“衣冠户”,宋代的“官户”,元代的“儒户”,明清的“缙绅户”,都是属于享有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教育等特权的上层户籍。与这种上层户籍相对应的是贱籍,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均有一定数量的贱籍,包括工商类民户,他们长期被列入典型的户籍,如“市籍”、“匠籍”等。这种对工商民户的歧视,阻碍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延缓了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户籍的等级性是社会生产不够发达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这种等级性呈现出越来越弱化的趋势。

5.3 户籍制度对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户籍制度形成于战国时期,这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分裂向统一过渡的时期,通过体系完备的户籍管理组织和行政网络统治者有效的实施了对人口和疆域的控制,不但能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的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及时完成统治者所制定的赋税和各种役事的征调,推动封建经济的向前发展,还能有效地克服地方分离势力,减少封建割据战争,促进了统一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5.4 户籍制度对人口的严格控制是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封建国家通过编制严密的户籍制度来实现其对人民的控制。一方面利用乡、里组织的首脑对人民进行监督管理,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连坐法,以便居民之间相互监督。这种做法,保证了封建国家对赋税和各种役事的征发,也造成了中国农民阶级的封闭性。他们能够有一块地可种,有一口饭吃就已经对现实很满意了,至于是否在政治上享有更多的权利,大部分农民不会去关心。这种对政治的淡漠造成了农民对封建统治者俯首贴耳、逆来顺受、甘受剥削,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揭竿而起,进行以暴易暴式的所谓起义或革命,往往又使社会遭受极大的破坏。而以血汗换来的结果也无非是继续受到新的封建王朝的剥削。在户籍制度的严密控制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下,工商业中的绝大多数人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利润后,也只好去购买土地,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土地上,对建立全国性的商业市场不感兴趣。手工业者也大多从事简单的制造和修理工作,很难形成系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的规模效益,这不能不说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变化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张金光.秦制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84-785.

户籍法律论文篇（6）

中国传统社会的乐户，也称乐人、乐师、歌工等，身份接近于奴婢，乐户因统治者礼乐及声色之需要而设立，实际是一个执业伎乐的专业贱民群体。北魏时期乐户已从奴婢群体中独立出来（即乐户制度的正式出现），延续千年才被废除，总之乐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其特殊之初在于其将至尊的统治者与低贱的奴婢连接了起来。与“乐户”息息相关的是“乐籍”，现今学界提及“乐籍”多指为乐人立专籍的身份制度，不仅面对北魏隋唐之乐人会论及乐籍制度，而且在认定宋以来文献中出现的“妓籍”、“娼籍”、“花籍”等名词皆是乐籍制度衍生概念的基础上，将乐籍制度作为宋元明清音乐史、戏曲史中的重要研究支脉。但值得注意的是，乐籍制度虽至清朝雍正帝时才立法废除，但该制度在其千余年的沿革史中并非都是政府重要制度。换言之，宋以来的文献中出现了名词“妓籍”、“伎籍”、“娼籍”、“倡籍”和“花籍”，并非乐籍制度的衍生的概念，也不可作为证明唐以后乐籍制度还是国家重要制度的依据。对此，这是一个长时段的模糊概念，不能一概而论。

弄清“乐籍”概念内涵的前提是对乐籍制度有清晰的认识，而了解乐籍制度的突破口在于北魏：这不仅是因为北魏时期出现了目前可见最早直接提及乐籍的文献，对该文献的考订将有助于把握乐籍制度的早期发展情况；同时也是因为北魏制度有承前启后之功，既对魏晋南北朝制度的总结，又是隋唐制度之来源，了解北魏乐籍制度的特点及变化趋势，将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隋唐及其后乐籍制度状况。故而本文将着力考辨北魏乐籍制度的基本情况。并对“乐籍”一词之概念做简单的界定。

一、乐籍制度化的时间

关于乐户另立户籍成为制度的时间，所依靠的最主要材料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孔颖达正义所言：“近世魏律，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一铅为轴。”。但根据这一有限资料，学界的说法不一，有学者根据这条直接记载指出乐籍制度化时间在北魏时期，如项阳在《山西乐户研究》中曾说：

虽然乐人群体以及相关的机构在制度上有着相当的延续性，但是作为罪罚之人的亲属入籍，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的乐户，史籍的记载却是从北魏时期开始。

当今学界大部分人对此表示赞同，另外亦有学者对乐籍的制度化时间提出异议，如黎国韬在《早期乐户若干问题考》中认为所谓“乐户”，就是古代掌握着专业音乐技能且名隶乐籍的杂户民，而所谓“乐籍”，简单讲就是这类杂户民之户籍。而乐户制度作为一种正式的户民制度，其最初出现应在东魏时期。

然而据有关材料显示，乐人作为群体立专籍成为制度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北魏之前就已开始，其发轫当不晚于三国。《三国志》中记载周瑜袭破皖城事，其中记载“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此处的乐人“鼓吹”相对汉代，已是地位低下、身份不自由的群体。赵敏俐曾指出：“鼓吹在汉代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主要指汉代宴飨食举之乐，同时既包括前世振旅凯乐，又包括后世骑吹”，换言之“鼓吹”所奏内容当不出东汉四品乐之“黄门鼓吹乐”、“短萧铙歌乐”的范围。而鼓吹手（尤其是皇帝身边的鼓吹乐手）并非一般倡户子弟，《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元年九月载：“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羽林士乃指禁军兵卒，从这里可以看出，黄门鼓吹并非普通的音倡，可充当禁军兵卒，担负着持兵护卫之职，其参与者都是经过选拔的政治正确、出身良好的时代骄子。而到三国时期，乐人“鼓吹”似已是地位低下的专门群体，从与“百工”、“部曲”同列这一点可看出其身份不完全自由性。鼓吹身份不自由性亦可从与士兵相似中得到验证，《三国志・魏书》对此有所记载：“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竞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妻母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鼓吹宋金逃亡后以军法处置，说明了曹魏时鼓吹身份和士卒相同，而三国时期士兵身份低贱，人身不自由，终身为统治者服务，所以鼓吹身份的不自由性当非揣测。值得一提的是，高敏关于此“鼓吹”实为后世之乐户及唐代音声人（半自由人）之合称的论断并不准确@，虽然三国时期鼓吹地位已不如从前，但与“乐户”与“唐代音声人”等在中古社会良贱身份制度下产生的乐人群体不能混为一谈。三国时期乐人地位的下降正是乐籍制度产生的关键转折点，至西晋时太常乐人已经不依附郡县：“时总章太乐伶人，避乱多至荆州，或劝可作乐者。弘日：‘……虽有家伎，犹不宜听，况御乐哉。’乃下郡县，使安慰之，须朝庭旋返，送还本署。”官署对乐人全权掌控，乐人不依附于郡县，其户籍与普通百姓亦不相同，而这便是乐人立专籍的重要前提，乐籍的制度化很有可能在西晋已经展开。

而乐籍成为定制的确是在北魏时期。正如唐长孺曾指出身份制度的标准等级：“在两晋南朝至多是习惯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以朝廷的威权采取法律形式来制定门阀序列，北魏孝文帝定士族是第一次。”与此相关的，以法律形式制定贱民的的门阀序列也在北魏后期，而非东魏时期。切实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还是孔颖达正义《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的那则材料（后简称“魏律”）。张维训认为这条魏律的出现时间当在拓跋焘神麝年间（428-431），其立论的根据是《魏书・刑罚志》上的一则文献，该文献记录了崔浩在神麝年间制定了一项以罪犯充工匠的律令：“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槁；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但张维训也已经注意到此则文献与“魏律”相比，范围窄、对象小，但张氏依然认为魏律出现在拓跋焘时期则显得证据不足。之后又有翟桂金的《论北魏国家贱民制度之演变》在张维训结论的基础上认为始光三年的罢属郡县诏与《魏律》的出台具有某种关联性，这一结论亦存有疏漏@。其实“魏律”确实晚于《魏书・刑罚志》的这则资料，但却不在拓跋焘时期，“魏律”的出现大约是北魏建义元年（528）以后。该材料中“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是说乐人乃与百工一起作为杂户而另立赤籍，以区别于一般编户齐民的之黄籍，可见此时乐籍成为法律所承认之制度。而“杂户”一词得与工乐伎人同列以表示的涵义就是在此时间段内。“杂户”在十六国时期原本是指从种族圈内游离出来的杂居人口，除了“有百杂之户的含义外，还有杂种人口”之含义，这时的“杂户”只是体现出种族成分上的混杂复杂性，不具备贱民的特征。“杂户”一词在北魏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指这种种族成分的混杂，史书记载太平真君七年（446）金城边同、天水粱会谋反，提及“杂户”：

金城边同、天水梁会谋反，扇动秦益二州杂人万余户，据上邦东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设备，杀贼百余人，被伤者众，贼乃引退。同、会复率众四千攻城。氐羌一万屯于南岭，休官、屠各及诸杂户二万余人屯于北岭，为同等形援。

这时的“杂户”乃与同列之“休官”、“屠各”意义相近，指代各种少数名族部落；到孝昌年间“杂户”仍是指代混杂的各民族，孝昌二年（526）十一月诏日：“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之内，为杂户滥门所拘辱者，悉听离绝。”@此诏乃针对北魏孝昌元年（525），北魏柔玄镇人杜洛周聚众反对北魏统治的起义而颁布，“杂门滥户”明显不带有贱民属性，所指仍是种族部落的混杂。但这一情况到建义元年（528）发生了改变，该年三月己卯的诏书中提到杂户：“右卫将军贺拔胜并尚书一人募伎作及杂户从征者，正入出身，皆授实官，私马者优一大阶。”此处“杂户”与伎作同列，已明显是伎作之意，所以文献中出现用赤纸立籍的“工乐杂户”当不早于建义元年（528）。

而孝文帝后，伴随拓跋鲜卑汉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在实现汉化、重建门阀士族制的过程中，良贱身份等级制度开始建立，且一直在完善过程中。《魏书》载太和元年八月丙子诏日：“工商皂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已下准次而授。若阶藉元勋以劳定国者，不从此制。”孝文帝此诏批评了“有司纵滥”、使工商皂隶“或染清流”的情况，规定了今后工役之户任职将限于本部丞以下，从该诏敕可以看出，北魏此前法律上的等级身份界限尚不十分严格，此诏则使之出现强化的趋势：太和五年（481），孝文帝又“班乞养杂户及户籍之制五条”；太和十七年（493）九月诏书命令：“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而在孝文帝以后，北魏朝廷整顿贵贱尊卑等级秩序的努力仍在进行，肃宗神龟元年（518）正月曾“诏以杂役之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五人相倮。无人在保者，夺官还役”，这是肃宗加大督察杂役户冒入清流的现象的力度，所以对乐人这一贱民阶级的法典化，不可能早于神龟元年（518），这也间接增加了上文所证乐籍制度法典化的时间，即北魏建义元年（528）以后的可信性。

从上文论述可知，乐人立专籍的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其大约滥觞于东汉末年，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在北魏逐渐成熟，最终于北魏后期建义元年（528）后法典化。

二、北魏在籍乐人的特点

乐籍制度法典化的时间是北魏后期建义元年（528）后，可想而知，北魏时期的乐籍制度已十分成熟，因此北魏在籍乐人的特点具有典型化意义。

北魏在籍乐人是由官方严格控制的群体，这是其最重要的特点。北魏乐人户籍用赤纸记录，是延用古代奴隶制下的丹书遗法。这就说明工乐杂户的地位接近奴隶，而且北魏政府对贱民身份的管理十分严格，这首先体现在对乐人贱民身份从各方面进行强调，《魏书》对此有所记载：“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性为婚，犯者加罪。”“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乐人在内的百工伎巧不得与士民及贵族通婚，违规通婚者将被治罪；乐人在内的百工伎巧还要世代沿袭父兄所业，不能私立学校，这是政府对包括乐人在内的百工伎巧权力的限制。同时对包括乐人在内的伎作逃亡之事，也治理严格，任城王元澄曾给灵太后上十条利国济民的奏疏，其中第六条“逃亡代输，去来年之久者，若非伎作，任听即住”，如此种种都是保证乐人群体贱民身份机制有效性。

北魏不仅对乐人贱民身份多加强调。亦不允许政府以外社会其他阶层占有乐人，《魏书》对此不乏记载：

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民，不得作乐，此一异也。

真度有女妓数十人，每集宾客，辄命奏之，丝竹歌舞，不辍于前，尽声色之适。庶长子怀吉居丧过周，以父妓十余人并乐器献之，世宗纳焉。

（高）允年涉危境，而家贫养薄。可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根据上述三则例子，我们大致可以了解政府对乐人的独占性：平常百姓举乐是被严格禁止之事；而诸王亦不可独立拥有乐人，只有在举办婚礼时由政府乐部分配伎乐，若王公大臣私养乐人，一经发现将被朝廷收编，如世宗便收纳大臣真度的女乐；反过来，朝廷则将拥有乐人作为一种特权重新奖赏给大臣，如高祖喜爱高允，常置左右，给予高允很多特权，其中就有赏赐乐人之事，但在赏赐给高允丝竹乐部时，只允许乐部五日一诣，而非永久赐予，这点似乎比其他百工工匠更为严苛。

北魏对于乐人往往采取集中管理的方式，这是保证对乐人有效管理的最佳方案。在北魏都城洛阳，乐人集中居住：“市南有调音、乐肆（当为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为壮士歌、项羽吟，征西将军崔延伯甚爱之。”可见京畿中乐人集中而居，而京畿中的一部分乐人很有可能籍贯仍在寄籍之军镇，这与工乐杂户的迁移轨迹有关，北魏工乐伎巧大多经掠夺入京，挑选部分精英留京服务，大部分发配至地方，而地方的技人因才能可再升至京，但其籍仍在地方，《魏书》中记载蒋少游“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而名犹在镇@便是这一情况。而对于大部分散落诸州郡之工乐杂户而言，其皆是军人身份，接受军队编制，由杂营户帅管理，自魏初即然，《魏书》记载：

魏初禁纲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余天下，不属守宰，发赋轻易，民多私附，户口错乱，不可检括，洛齐奏议罢之，一属郡县。@杂户营帅遍及天下，由此可知细茧罗谷等杂户十分普遍，且这些与部伍同列的百工伎巧作战能力不容小觑，《魏书》记载清河王绍之乱，太宗在外，使夜告安同“令收合百工伎巧，众皆响应奉迎”曾。吕思勉指出由于诸部“皆内怀疑贰，太宗不获用代北诸部，乃藉新徙之汉人，以顷清河也”@在争权夺位战争中能起到重要作用，以军队编制的百工杂户战斗力并不算弱。具体到北魏乐人在州郡的分布情况，虽不能详细阐释，但可以肯定的是，距离京城不远的重要州郡聚集了大批乐户，且应都以军队编制进行管理，如《魏书》卷八十六记载：“河东郡人杨凤等七百五十人，列称乐户。皇甫奴兄弟，虽沉屈兵伍而操尚弥高，奉养继亲甚著恭孝之称。”杨凤等七百五十人都为乐户，且沉屈兵伍，其军队编制之事实毋庸置疑；而这些乐户所在的河东郡在秦时立郡，历两汉不改，魏晋南北朝亦然，其“去西京三百六十里，去东京五百四十里”，唐人韩覃指出“夫河东者，国之股肱郡也。劲锐强兵，尽出于是”，可见河东郡是离洛阳不远的军事重郡，就此安置大批乐户，极有可能出于方便管理、调配的原因。

除了对作为官贱民的乐户严格管控外，北魏乐籍制度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其主体由具有礼乐性质的战俘及驱掠人口构成。工乐杂户，特别是乐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争夺的对象，往往是以战俘形式转移，如上文提及袁术控制的“百工及鼓吹、部曲”在战败后转移与孙氏之手，南燕时期的乐人亦是前世伶人，《晋书》同样记载了“太乐诸伎皆是前世伶人”，乐人伴随纷乱战争不断被转移，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得乐人者可立礼乐制度。而这是帝位是否被承认的重要因素之一。北魏拓跋氏之乐人也来源于战俘：太祖灭前燕后，徙其“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世祖时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都是北魏早期大规模地以战俘及驱掠人口为乐人的例证。又《魏书》记载高宗、显祖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不再传习时，提到当时“旧工更尽，声曲多亡”，可知显祖时所用乐人仍是太祖、世祖时掳掠之旧乐工。之后，北魏与南朝政权在江淮战场长达数十年对峙，直到北魏景明元年（500）才占领寿春，这场战争的重要目的是拔地攻城与掳掠人口，掳掠有礼乐性质的乐工以解决乐工断层的危机更是重中之重。史书记载永平二年（509），有扬州民张阳子、义阳民儿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颇解雅乐正声，召为礼乐事宜圆，像扬州民等有礼乐功效的技艺人是掠夺的重点，可知北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依靠掠夺战俘及驱掠人口来充作乐人。

总体看来，北魏在籍乐人是具有礼乐性质的战俘及驱掠人口组成，且由官方严格控制的群体，即“官贱民”、“官奴婢”，这体现在：其一，京畿及散列于诸州郡的乐人都不寄籍郡县，而是以军队编制集中管理；其二，不允许政府以外社会其他阶层占有乐人；其三，乐人身份世袭，不得随意脱籍，不能与良人通婚，这些特征亦是完善的乐籍制度的基本特征。

三、乐籍制度在北魏后期的衰落

虽然乐籍制度的法典化是在北魏后期，但这时的乐籍制度已与从前有很大不同，这些不同正预示着乐籍制度开始崩溃与瓦解。换言之，与北魏乐籍制度法典化同时进行的是该制度不断的衰落。

首先，政府对乐人的管理不再严格。延兴二年（472）四月，诏日“工商杂伎尽听赴农”，太和十一年（487）十月又诏云：“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普泰元年（531）三月，再诏“百杂之户，贷赐民名，官任仍旧。”政府一再下令放松对乐人等百工的管理，因为政府法令松动，各色杂户不断违反规定，延昌中孙绍曾上表说百工争弃其业，这打破国家对工乐杂户的有效控制，而百工杂户甚至还有僭越的行为，《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法云寺》记载在都城洛阳，一部分贱民凭借自身的技艺和才能，迅速成为暴发户，生活极度奢华，所谓：

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是以海内之货，成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字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

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

由于工巧货殖等贱民生活过于奢华，神龟年中，政府不得不下令限制工商上僭的行为，但是施行效果却不甚理想。

其次，北魏后期在籍乐人的主体已经变为罪犯。北魏后期，社会问题严重，京师治安混乱，宣武帝时，河南尹甄琛就上疏建议加强京邑洛阳的治安，孝昌以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时宽时猛，京畿群盗颇起。可见到北魏后期自宣武帝以来，社会问题不断加重，以致延昌、孝昌后天下混乱，乐人等工伎杂户脱离管理的越来越多，打破国家对工乐杂户的有效控制，这就不能保证国家乐事的正常举行，而这时众多盗贼犯科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足乐人数量上缺口，以罪犯充乐户的法令出现，《魏书・刑罚志》规定：“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脏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同时北魏后期魏律对乐人立专籍进行控制，已经规定“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一铅为轴”。至此可以肯定，北魏在籍乐人中罪犯所占比例不低，逐渐成为主体。

再者，北魏后期在籍乐人的礼乐功用越来越弱。北魏前期依靠俘虏来的乐人承担国家乐事，后虽偶有增修，如天兴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但总的来说北魏前期诸帝无所改作，不以声律为务，勉强维持乐制，到高宗、显祖时古乐音制，更是不见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故而孝文帝于太和初立志改革礼乐制度：“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可’。”但太和初年之礼乐改革并不成功，因为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乐事弥缺，只能以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至太和十六年（492）春，孝文帝再次下诏改革乐制：

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然音声之用，其致远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风易俗。……自魏室之兴，太祖之世尊崇古式，旧典无坠。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乐失治定之雅音，习不典之繁曲。比太乐奏其职司，求与中书参议。览其所请，愧感兼怀。然心丧在躬，未忍阙此。但礼乐事大，乃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书监高闾器识详富，志量明允，每间陈奏乐典，颇体音律，可令与太乐详采古今，以备兹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参议也。

户籍法律论文篇（7）

一、对《户口条例》进行违宪审查？

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助性措施，以及在接受、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二、涉及我国户籍制度的一些具体事例

“高考移民”问题

我国实行各省、市、自治区分别进行评卷和划定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政策。部分考生利用各地存在的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及录取率的高低，通过转学或迁移户口等办法到高考分数线相对较低、录取率较高的地区应考，这被称为“高考移民”。与沿海省份及其他教育发达省份相比，西部省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一般会低几十分，甚至上百分。因而，每年高考报名时，教育发达地区的许多考生便想方设法移入新疆、西藏、宁夏、青海、贵州、云南等教育欠发达的西部省区应考。这就打破了各省高考原有的政策规定和分省定额录取的格局，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

户籍法律论文篇（8）

户籍制度

行政立法

社会效应

一、民国初年户籍制度简介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底层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国家资源配置与社会控制的重要制度，往往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结合在一起，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制度需求，户籍制度随着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户籍制度在中国起源较早，发展较完善。据甲骨文记载可知，在商代就开始了人口登记制度，即称之为“登人”或“登众”（摘自：周自强:《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发展至汉代，已形成一套较为严密的户籍制度，不仅要在户籍簿上注明户主的居住地址、年龄、相貌，而且要注明职业，财产状况，如《居延汉简甲编》第37 简记载宋买的户籍簿：“长安有利里，宋买，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篇》，北京：中华书局，1980）。中国古代政府之所以强调户籍制度，在于户籍制度是政府有效控制人口和土地等资源的工具，是国家赋役的重要依据。

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户籍制度一直以来变化不小，但是渐进近代，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外环境的改变，中国户籍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自清末试图实行宪政而开始的一系列户籍制度的变迁。

（一）清末户籍法律的变革

清末，国内危机四伏，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国内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得到迅速发展，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自守的国策被他们的船坚利炮击的粉碎。晚清制度为了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进行变法图强。户籍制度的变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1911年，晚清政府在考察欧美各国之后，认识到“宪政之进行无不以户籍为依据，而户籍法编订又必由民法与习俗而成”（摘自：公安部户政管理局编：《清末至中华民国户籍管理法规》，“民政部编订户籍法奏折”，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在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单行法规。

该法规共八章、184条，其内容可分为户籍的管理、人籍、户籍、罚则四个部分。该部法规的主要特点在于：首先，将户籍吏、户籍局置于法规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突出了户籍管理机构的地位，反映了政府在观念上仍视户籍为管理人口统制的手段，强化户籍统制功能。其次，法规区分了人籍和户籍。人籍主要是关于个人出生、死亡、婚姻、继承、国籍等比较个人化的信息资料，户籍则是以家庭为单位，关于移籍、入籍、就籍、除籍等家庭信息资料。法规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剔除了传统户籍中资产登记项目。户籍开始成为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的工具，而不再纯粹是国家管制人口的工具。再次，法规既规定了民众有呈报户籍之义务，也规定了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提出诉讼抗告的权利，将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废除了以往民众只是义务载体的陋习。

但是，《户籍法》制定后未及颁布，晚清政府便灭亡了，《户籍法》随之搁浅。因此，晚清政府户籍制度实际上仍沿袭了清中后期的保甲制度的一些做法，将人户“编牌入甲”。不过与保甲制度不同的是，清末编查人户的机构是警察机关。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随着国门洞开，一些维新改良人士提出了建立西式警察的主张，并提出了警察机构的职责主要有三大项：维持治安、清查户口、整顿街道。将保甲户籍改造为具有近代意义的警察制户籍，使清末户籍改革的另一重要功绩。但它仍然是强调对人户的控制，强调户籍的治安功能。总之，清末户籍立法对民国乃至台湾地区和内地户籍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户籍法律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未颁布单行的户籍法规，只颁布了《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1915年）、《县治户口编查规则》（1915年）、《京兆各属户口编查单行细则》（1916年）等条例。这些条例一方面承继了晚清《户籍法》所确立的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相结合的原则，规定清查事项主要有姓名、年龄、男女之别及已未嫁娶有无子女、籍贯、居住处所及年限、职业、教育程度、盲哑疯癫及其他残疾、户内人口对于户主之称谓等；另一方面，由于战乱，因而更注重对年界20岁到40岁之壮丁、曾受刑事处分者、素行不正或形迹可疑者、户内杂居多数非家属人者的编查。同时将封建时期的保甲制度与近代警察制度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清末确立的警察户籍制度。与晚清户籍制度相比，北洋政府的户籍制度更强调警察的监控作用。北洋政府无论是户口调查之监督还是具体的户口调查事务均由警察机关负责。甚至是县治的户口编查，也只是在警察机构不完备的情况下适用。并且，即使适用，户口编查长也只有在没有设警察、保卫团的地方，才由本地方的图董、村正等职务或公正绅士充任（参见1915年《县治户口编查规则》，第1条，第7条）。北洋政府的这种规定大概与当时政局动荡、战乱有关。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户籍法律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认为“户籍法与清查户口，及推行地方自治，皆有密切关系。……为训政时期初步最要工作。”（摘自：谢振民：《中国民国立法史》（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页）在推行乡自治的基础上，参照英、美、德、日等国户籍及人事登记的法律制度，于1931年正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1934对该法修正，并于同年施行，1946年对该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并公布并施行。该法分通则、籍别登记、身份登记、迁徙登记、变更登记、登记申请、罚则、附则，共八章61条。与晚清的《户籍法》相比，具有把人事登记与户籍登记合二为一、推行身份证制度、确立了“以户立户”的编户原则等。不过，在实践中，南京国民政府《户籍法》并未得到很好实施。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处于与共产党及其进步力量对峙时期，国民政府将“防盗”、“防匪”放在首位，先后颁布了《保甲条例》（1937年）、《县保甲户口编查办法》（1941年）等。这些条例虽是以《户籍法》为基础，但实际上破坏了户籍管理形式统一、平等，保障私权的原则。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实际实施的户籍制度与保甲户籍制度无异，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保甲户籍并无多少差别，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民众、乡村的控制。

二、作为户籍管理的行政立法引起的社会效应

在传统社会之中，每一个人都是以户籍身份存在于国家之中，人户与国家之间，是一种束缚与被束缚的单向性关系，人户身份转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户籍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普通大众牢牢的束缚着。这一情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户籍赋役功能的逐步弱化而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清末民初，在中国的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之后，传统社会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彻底破坏，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导致传统户籍网络的破坏，为各种利益集团队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使得建立在传统户籍基础上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

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晚清政府起草了历史上第一部户籍单行法规。这部法规虽然没有颁布，但它打破了传统户籍理念，解除了封建社会长期束缚在人们身上的户籍绳索，为民国户籍法律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为近代城市化发展、人口流动提供了比较畅通的渠道。

（一）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促进了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所谓城市化，是指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数目日益增加的过程，也是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与西欧城市的发展不同，我国古代城镇体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初步形成，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统治阶层的政治、军事需要。

由于封建城市主要是基于行政因素产生，因而户籍在城市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城市市场的设置须依户口之众寡而定，城市大小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户口之多寡的影响。其次，对于城市居民，尤其是工商业者而言，户籍身份是成为城市居民，并获得合法经营的条件。如宋代实行城乡分治，城市居民均被划分为坊郭户，以区别乡村民户。坊郭户市城市居民获得封建国家许可在城市居住、生存的前提。因此坊郭户也要依资产评定户等，按户等高低承担封建服役科配。

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之后，户籍成为保障人们私权的载体，而不再是束缚人身的绳索。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四处寻找生活。城市居民，尤其是工商业者，也可以有一定的自由而流动经营。城乡之间、城镇之间真正互动起来了，这一切都有助于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传统城市逐渐向近代化方向发展，城市规模、城市数量以及城市的职能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另外一点，中国近代化城市的迅速崛起与国门洞开，通商口岸的设立、近代工矿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结构的改变不无关系。但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流动也具有重要作用，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封建户籍制度下，人户的流动是被禁止的。“流民”，无论是哪种情形，一般都被称为逃户、亡户或浮户等（摘自：陆德阳：《流民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是法律惩治的对象。进入近代以后，户籍制度的变革，解除了对人身的束缚，才使人口的流动变为合法，从而为广大农民流入城市提供了法律保障，进而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清末民初户籍制度的变革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二）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为近代市民群体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近年来，学者们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如金兰、罗威廉等西方学者运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和方法，通过对近代中国某个城市活地区作个案研究，论证：“中国清代和民国时期，存在着某些鱼市民社会（但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并“称之为‘公共领域’”。而孔飞力、黄宗智等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历史上“缺少一套足以资助公民社会赖以发展的政治或文化条件。如果一味刻板地套用欧洲的理论构建，我们得到的不只是‘虚假的现代化’，甚至还会得到‘自由主义萌芽论’，亦即‘资本主义萌芽论’在政治上的翻版，而此一概念不过发轫于亟欲表明‘中国也有’的心结。”（摘自孔飞力：“公民社会与体质的发展”，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3期，第82页、第84页）中国学者则从中西文化、中西历史的比较角度出发，辨析近代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的状况和特点，形成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伟代表的“文化派”或“思想派”；或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对中国近代史作实证研究和探讨，主要运用商会史研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成果，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形成以马敏、朱英等人伟代表的“商会派”或“施政派”。陶鹤山认为，“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之所以在市民社会问难题上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关键在于对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研究不够，因为常常纠缠不清，无法形成一个共识”。因此，陶鹤山通过对市民群体的研究，得出近代中国曾出现一个雏形的市民社会的结论（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也无意于此。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渊源来看，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指“对应于政治国家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构成这些民间组织和团体的成员，主要来源于“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出气的城关市民，从这些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份子。”（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但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与西方不同，市民群体的构成与产生方式也与欧洲市民等级构成和产生方式不一样。中国近代城市居民成分复杂，不像近代欧洲那样可以简化为典型的两大对抗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除此外，其余阶级都是出于次要的依附的乃至行将被消灭的地位。中国近代城市居民既有为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小官僚；也有工人、脚夫、会党、无业游民、娼妓、江湖术士等城市贫民阶层；还有工商资本家，小业主，学生等。在这些人群中，有的学者仅把资本家阶层、新知识份子阶层、城市中小阶层等城市精英阶层列为市民群体。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人数不断扩大，逐步成为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在“五四”运动中能够独立跃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

虽然近代市民群体是与近代城市相伴而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清末民初户籍制度的变革为其产生、发展提了一条畅通的渠道。如前所述，户籍制度变革不仅解除了人身束缚，使人户身份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合法的进行。同时也打开了城门，拆除了城墙，使城与城、城与乡之间封闭走向开放，静止的社会走向动态。传统户籍固守的“工农士商”的身份与职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封建官僚、买办、士绅向资本家转换；而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向近代雇佣工人转换，新的市民群体应运而生。他们与以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商人、手工业为主体的传统市民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入籍、移籍、就籍、除籍，不再被户籍捆绑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斩断了由传统户籍保有的与土地的联系，也基本上摆脱了传统户籍反映的封建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差序人际关系，而以工作、职业、居住关系为纽带结成非血缘人际关系，这应该是城市意识的产生基础。他们居住在城市拥挤、狭小的空间，不同于传统的村舍结构，基于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交通、治安，移籍公共设施的维护等问题，市民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市政参与意识和市政管理意识（焦润民：“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崛起于文化选择”，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总之，正是清末民初户籍制度的变革，改变了传统户籍制度的理念，户籍开始成为国家掌握人口信息，推行宪政的依据，而不再以控制人口、禁锢人身为己任。户籍制度变革使人身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为社会结构的分化、新阶层的兴起提供了一个中介——由市民群体构成的雏形的市民社会，它成为制约国家权力，制衡国家政权的社会实体的胚胎。传统社会中国家对地方基层严密控管的关系划上一个句号。

（三）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的负面效应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虽然促进了城市近代化进程，但也为城市和农村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首先，从城市来看，随着人口流动渠道的畅通，人们涌入城市，城市人口骤增，给城市造成了巨大压力，引发了种种城市问题。如随着人口密度不断上升，城市建筑密度增高、交通拥挤、公共卫生差、治安混乱等。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冲击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资本家雇佣条件苛刻，工人收入难以糊口，城市上层与下层的贫富差距日愈加大，冲突也日愈增多。同时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的存在，影响了资本家改善生产经营条件，提高带工业技术有机构成的积极性。因为“工人工资低廉，又是手工制造比使用机器更便宜 ”，从而也影响了城市近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城市近代化步履缓慢，又造成就业不充分，大量失业人群被迫寻找各种可以户口的职业，不仅造成职业结构畸形，而且使娼妓业、跳舞业、按摩业、擦背业、看相业等下等职业发达。此外，流入城市的多以男性为主，造成城市男女比例构成不平衡等（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50页）。

户籍法律论文篇（9）

二手房交易实践中，由于房屋的户籍属性而导致的户口迁移问题越来越突出。房屋交易一旦因户口问题发生纠纷，处理起来非常复杂。因此，在订立二手房合同之初，便应对该房屋的户籍条款予以详尽约定。然而，人们在进行交易时，由于有限理性、信息搜寻的高成本及不确定性等因素，不可能获知与交易有关的一切知识，这就决定了交易当事人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全更多的表现为信息不对称。在二手房交易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出卖方对标的房屋的属性等掌握了充分的信息，处于优势地位；买受人对标的房屋的信息了解较为贫乏，且由于房屋属性多属于私人信息，通过相关途径验证相关信息成本昂贵而使验证在经济上不现实或不合算，处于劣势地位。实践中经常出现因二手房买卖合同未约定户籍条款，等房屋产权过户后，买受人才发现出卖人及其亲属的户籍未迁出，而出卖人又拒绝予以协助办理户籍迁出手续的案例。此种情况下，买受人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呢？笔者认为，这就需要讨论户籍条款在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的性质。

一、户籍条款附随义务性质认定

（一）二手房合同中的义务群：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

就二手房买卖合同而言，围绕房屋权属转移和支付相应对价的顺利实现存在若干义务群，主要包括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

给付义务依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划分可分为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主给付义务“因债之关系的成立而发生，为债之关系所必备，并决定债之关系（尤其是契约）的类型”，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卖方承担的交付房屋并转移所有权的义务，买方承担的支付价款义务即为主给付义务。主给付义务在整个合同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了合同的基本类型、性质以及当事人违约后的责任类型。从给付义务“是基于法律明文规定、当事人约定、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及补充的契约解释”而发生，“具有补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以确保债权人的利益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

附随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诚信原则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恪守信用，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附随义务的功能价值在于促进主合同义务的实现、保护他方当事人的人身或财产上的利益，以实现合同的实质正义。附随义务具有如下特点：（1）时间上的附从性。附随义务是随着当事人缔约、履约以及履约后而产生的，贯穿于合同关系始终；（2）地位上的从属性。附随义务不具有独立性，从属于主给付义务而存在；（3）效力上的强制性。附随义务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而产生，属于法定义务范围。它是一种强行性义务，不能通过当事人的约定而排除；（4）内容的不确定性，与给付义务相比，附随义务不是在合同成立时起便已经确定的，而是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和产生的。

在主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的区别上，王泽鉴先生认为“主给付义务构成双务契约的对待给付，一方当事人于他方当事人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反之，附随义务原则上非属对待给付，不能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附随义务与主给付义务之间区分较为明显，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排斥，互不包容的关系。

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的区别，德国法通说应以能否独立诉请履行作为判断标准，能够独立诉请履行的为从给付义务，不能独立诉请履行的则为附随义务。如果出卖人不履行从给付义务，买受人可以就此诉请出卖人履行义务；如果出卖人不履行附随义务，买受人则只能就其损失诉请赔偿，但不能就附随义务独立诉请履行。

（二）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的户籍条款性质探讨

房屋买卖合同的主给付义务包括卖方交付房屋的占有使用并转移房屋所有权的义务，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上述两项义务决定了该份合同的性质、类型；出卖人的迁移户口之义务是否约定、是否履行，当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类型及未为履行后责任之承担，故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的户籍条款当不为主给付义务无疑。

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的户籍条款是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呢？如前所述，能否独立诉请履行是两者判断的标准。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下，户籍的迁入和迁出均归公安机关管理，带有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若当事人诉请法院要求强行迁移户口，则法院往往以不属于其受理范围为由而不予受理，换言之，对要求合同相对方就户籍的迁移问题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买方并无诉权。由此可见二手房买卖中的户籍条款并非属于合同的从给付义务。

由于附随义务的不确定性，在处理具体个案的时候，往往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和合同解释，以确定合同双方是否负有以及负有何种附随义务。

在认定合同附随义务所应遵循的原则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应遵守下述几项原则：（1）当事人约定和法律规定优先的原则，有约定从约定，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适用该规定；（2）诚信原则，诚信原则为附随义务的理论基础，以此认定附随义务自是应当；（3）兼顾交易习惯的原则，“交易习惯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化，……如有交易习惯，则不妨参考之”（4）利益横平原则，当某一附随义务“就权利人而言为急迫之需要，就义务人而言，仅为轻微之负担，则权衡双方利害关系，本于诚信原则，自应有产生此等附随义务之必要”。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也规定当遇到不可预见的客观情势上的重大变化，通过施加一方当事人一定附随义务，赋予不利一方请求法院变更解除合同的权利，以横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以此更好的维护契约交易之实质正义。

探讨户籍条款的属性，不能仅仅是某个单一具体原则的使用，而是需要多个原则体系上相互依赖、合理参照。在二手房交易实践中，房产中介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往往会有“……出卖人保证将该房屋上所有户口迁走”这一户籍条款，从该格式条款可以看出，在二手房买卖领域，户籍条款应为基于诚信原则而衍生出的交易习惯之一。若双方当事人在二手房买卖合同中将户籍条款明确予以约定，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则应直接适用该户籍条款；若双方当事人未予以明确约定，当发生纠纷之时，则根据利益横平原则，户籍迁移问题就房屋买受人而言实为必要，在实践中，许多当事人多为子女能够就读师资水平较好的学校而购买的学区房。若户籍迁移出现问题，则此目的似要打折扣；而就出卖人而言，户籍迁移问题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应为出卖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的协助义务，仅对出卖人构成轻微负担。因此课以出卖方迁移户口的附随义务，亦能更好的实现实质正义。因户籍条款引发纠纷，权利人并无独立诉请。综上所述，合同户籍条款应认定为合同附随义务。

二、户籍条款附随义务违反的法律责任

（一）归责原则

二手房合同中，出卖人违反户籍迁移附随义务和违反给付义务一样，都将导致债务的不履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那么此附随义务之违反应适用哪种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还是过错责任？笔者认为，户籍迁移附随义务之违反应采过错责任作为归责原则为宜。理由基于以下几点：（1）附随义务以诚实信用原则为理论基石，诚信原则系道德价值的法律化，是隐含的价值标准，关注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因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是指当事人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时，应以过错作为确定其责任构成的主观要件。依据过错原则，只要出卖方在缔约前尽到了户籍状况告知义务而买受方在明知户籍迁移不可实现的情况下仍为买卖，或者出卖方已尽了完全的迁移户口协助义务，而因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于出卖方的原因导致户籍条款无法实现，则即使因此对买受方造成损害也无需承担责任，而应视为正常的风险承担。（2）若对户籍迁移附随义务适用严格责任归责原则，无疑将增加出卖方的负担，使合同当事人因害怕承担约定之外的义务而不敢签订合同，阻碍了市场的有序运作，不利于二手房市场的繁荣。（3）我国《合同法》对违反契约附随义务的归责原则多采取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如总则中第42条对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第119条对后合同义务中的附随义务的规定，分则中第265条规定的承揽人违反照管义务的赔偿责任等的相关规定进行归责时均采过错责任原则。户籍迁移附随义务亦应类推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二）法律责任

通说认为，合同中附随义务违反应该纳入合同义务违约来处理。我国合同法虽未对合同中附随义务违反的责任承担方式予以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比照适用合同法所规定的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在二手房买卖中，违反户籍迁移附随义务主要应承担以下责任：

户籍法律论文篇（10）

一、从非本市户籍人员的社会作用，提高对他们进行普法教育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

非本市户籍人员是一个数量庞大、总体素质不高、流动性强、工资待遇普遍较低的社会群体。这类人群在心理上容易陷入失衡状态，又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极易做出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越轨行为。所以，我们从多角度分析和解剖了非本市户籍人员的特征后，就能意识到开展针对非本市户籍人员的普法教育工作的必要性：

1、非本市户籍人员数量大，是我街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难点，对他们的普法教育工作的成功与否，对南岗街的社会稳定有直接、根本的影响，甚至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倘若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疏于普法教育，或者进行普法教育不及时、不到位，比较容易发生越级、集体上访及治安案件、甚至是刑事案件的发生，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我街非本市户籍人员以农民为主，他们主要集中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也有是建筑施工、货物运输，也有是酒店、餐饮、服装等服务行业。而在九个社区中，以沙步、南岗转制社区招商引资的企业中非本市户籍人员居多。

2、非本市户籍人员流动性强，对他们进行普法教育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区、依法治街的基本内容。我街的非本市户籍人员绝大部分是以谋生为目的，工作待遇是决定他们去留的主要因素，他们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间普遍是一到两年，因此他们的流动性是比较大的。既然非本市户籍人员的流动性强，为什么还必须对他们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呢？从全区、全市的大局来看，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对某个非本市户籍人员进行了普法教育，以后不管他们到哪里去做工，能遵纪守法，那么全区、全市就会减少刑事、治安案件的发生，社会就稳定了。

3、非本市户籍人员普遍素质不高，缺乏很基本的法律常识。我街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平均文化程度普遍是初中文化，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并且缺乏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的观念。文化知识的局限直接导致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懂法、不知法，因此就谈不上守法和用法，更多时候他们对违法和犯罪的法律知识了解不多，往往自身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甚至是触犯了刑律却一无所知。因此，非本市户籍人员成为社会稳定中的重要因素也是普法教育的重点。采用活泼生动、深入浅出、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对他们进行普法教育极其必要的。

4、我街违法犯罪案件的实施主体约四分之三是非本市户籍人员。据有关数据显示，2002年全年我街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中约有四分之三是有非本市户籍人员实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们的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勿庸置疑，不懂法、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是主要的原因之一，通过全面的法制宣传及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2003年非本市户籍人员的这种现象才出现较好的好转。从这点来看，对非本市户籍人员进行普法教育，用法律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让他们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和正确保护他们自身合法权益是极有必要的。

5、非本市户籍人员是我街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普法学习，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很有必要。三万余人的非本市户籍人员约占我街总人口的50％多，他们为我街的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大局和长期的眼光看，用法律去引导他们更好地发挥聪明才智、切实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我街的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和现代法制化建设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6、非本市户籍人员大部分是重体力低收入阶层，对其进行普法教育是政府关心扶助其的一种表现，有助于缓解平衡心理。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社会隐患。因此，帮助非本市户籍人员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减轻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巨大压力，应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而对他们采取丰富多彩的普法宣传，从保护他们切实利益出发普及法律常识无疑能让他们感到政府的温暖和关怀，能缓解他们的失衡心理，防止做出他们非理智行为。

针对以上非本市户籍人员的特点，我们从思想上有了根本转变，从过去上级“要我抓”，为现在的“我要抓”，把非本市户籍人员的普法工作作为综治工作、司法行政工作及街道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主动出击，真抓实干，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出文明的法制环境。

二、真抓实干，努力探索非本市户籍人员的普法新路子。

我们在开展非本市户籍人员的普法工作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及区七届三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和街道的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坚持采取形式活泼多样、喜闻乐见的形式，抓住“龙头”，由“点”到“面”、从“上”到“下”，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1、首先对企业法人代表、工厂负责人、个体商铺负责人、建筑承包人等这个“龙头”进行普法教育。从非本市户籍人员主要集中地的企业、工厂、个体商铺、建筑工地等负责人这个“龙头”开始，带动我街非本市户籍人员全面进行普法的学习。对企业法人代表、工厂负责人、个体商铺负责人、建筑承包人等进行普法教育是对非本市户籍人员普法教育的切入点和入手点，把他们的普法工作做好了，对非本市户籍人员进行普法教育更显得顺理成章和游刃有余。2003年11月份开始我们组织了辖区内企业法人代表、工厂负责人、个体商铺负责人、建筑承包人共200余人举办了法律培训班3场次，主要讲授了《劳动法》、《合同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条例》、《民法》、《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法律法规，然后把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开展了“法律服务进民营企业”工作向他们作了介绍，承诺“及时、主动、准确、效益、信誉”的服务宗旨，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支持，取消了他们的顾虑，并且我们反复强调司法所干警可以义务地到其所在企业进行法律宣传活动，主要讲授有关维护社会稳定（治安管理、刑法及消防等）、保护企业财产及经营方面的法律法规，讲这些法律法规要求非本市户籍人员遵纪守法对企业的管理有好处，使“龙头”们思想上发生转变，从而配合我们普法工作的开展。

2、由“点”到“面”，营造良好的学法氛围，到非本市户籍人员集中的企业开展普法工作。对企业法人代表、工厂负责人、个体商铺负责人、建筑承包人等进行普法教育后，大力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分批、分层次辖区内的企业对非本市户籍人员进行普法教育，在企业老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共举办学习培训班10多次，受教育人数达3000余人，主要是每个企业的管理人员居多，通过“面”上的班长、组长等骨干分子的普法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法律素质，影响了大部分“点”上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学法的热情，我们将他们关心的法律法规及有关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人身损害赔偿、因工受伤赔偿、医疗事故赔偿、劳动合同纠纷、解除婚姻关系、国家赔偿等进行宣传，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3、利用宣传阵地，对非本市户籍人员进行长期的普法教育。一是充分利用《法制宣传栏》的宣传阵地，在非本市户籍人员集中的地点设置法制宣传栏，并且对出版法制宣传栏人员进行培训，开展《法制宣传栏》检查评比，提高社区居委的法制宣传栏的出版水平，更好的利用法制宣传阵地开展非本市户籍人员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二是播放法制宣传录像和电影，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非本市户籍人员进行普法教育，一年来，共出版法制宣传栏141期，开展法制宣传栏检查评比活动2次，放电影、录像8场次，受教育5000人次，举办出版法制宣传栏人员培训班一次，20多人参加培训，通过这次培训，提高了调解主任及负责出版法制宣传栏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有效地解决了出版法制宣传栏无从下手的问题，使出版宣传栏从传统简单写上两张纸或贴上宣传画、报纸的宣传方式转变能让非本市户籍人员喜欢的，并且美观、大方、好看的法制宣传栏，达到让非本市户籍人员普法的目的。

4、及时将相关法制宣传资料送到非本市户籍人员手中。一年来，我们将司法局印发的小册子及根据南岗实际印发的有关宣传资料及时地发给非本市户籍人员，从而达到了普法的效果。主要宣传资料有《法律服务进企业》、《法律服务进社区》、《远离、关爱未来》、《黄埔区“四五”普法学习资料（三）》、《黄埔区出租屋消防安全法律知识必读》、《黄埔区集贸市场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法律知识必读》、《集会游行示威、法律知识读本》、《集会游行示威、法律知识读本》、《交通安全法制宣传资料》、《社团登记管理法律知识读本》、《法律援助指南》、《给全区集贸市场经营及管理人员的公开信》、《有关集会游行示威法律知识》等法制宣传资料30多种共6万多份。这些法律知识读本从方便他们的工作、生活，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并且又能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让他们了解当前的社会形势。通过发放这些宣传资料，解决了学法无从下手及没有书籍的问题，实现了送法到非本市户籍人员手中的目的，也切实地营造了一种学法的氛围，以法律书籍占领了他们的思想阵地。

5、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义务咨询等活动及通过法律咨询热线，解答非本市户籍人员的法律咨询，对他们进行普法教育。首先我们对每一位非本市户籍人员的法律咨询来电来访，我们都耐心、细致地进行解答，做好记录备案，在解答的过程中不单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而是将普法教育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解答过程，向咨询人阐明法律事实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将有关法律书籍发放给咨询人，同时注意主动将其反映问题的有关情况反馈给咨询人，做好跟踪和落实，力争通过法律咨询，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发现纠纷隐患。其次我们配合各种活动到南岗市场、沙步市场开展义务法律咨询摆摊活动，通过送法下乡，前来寻求法律咨询、法律服务的非本市户籍人员络绎不绝，对于他们提出的疑问我们一一热情详细地作答同时向他们发放了禁毒、消防、生产安全等各种法律宣传资料二十余种2000余册。通过这样的活动，积极宣传了法律法规，营造了浓厚的法律氛围，起到了较好的效果，非本市户籍人员对这样的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年来，我们共接待来电、来访的非本市户籍人员500多人次，到人多集中地开展义务法律咨询3场次，有1500多人次前来咨询，达到了较好的普法效果。

6、通过法律服务及排查矛盾纠纷时给非本市户籍人员讲授法制课，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根据调解工作的实践，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矛盾纠纷都与当事人的法制观念淡薄有关，而且矛盾纠纷发生后不懂得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而往往采取暴力等不正当的手段去解决。因此，我们认为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非本市户籍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通过人民调解活动来宣传法律法规，值得进一步提倡和加强，这种宣传形成很好地将维稳工作与法制宣传工作结合起来，两方向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如在东兴市场矛盾纠纷中，针对承租户（90％是非本市户籍人员）不了解与纠纷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所人员讲授了法制课8场次，直接受教育达300多人次，同时向其发放《条例》和《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法律读本，宣传经济合同等法律知识，要求争议双方要依法解决问题，上访也要按照《条例》的规定以书信的形式，或者推选5名代表进行。通过宣传教育，控制了异常上访的发生，并且经过及时进行调解全部成功，我们通过结合调解纠纷工作在调处时讲授法律知识使非本市户籍人员切身体会到了法律的尊严。如我们在调处广东金冠印刷实业有限公司建筑承包商拖欠工人工资劳资纠纷矛盾中，因为包工头拖欠了工人工资50多万元涉及200余人，聚集要求老板发放工资，当时正值年关工人们都等着钱回家过年，稍稍不妥当的言行举止都可能引起在场工人的不良情绪从而引起骚乱、甚至是治安滋事事件，因此，开展对200多非本市户籍人员的普法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在劳资纠纷的现场，我们司法所干警抓住非本市户籍人员为了拿到钱回家平安过年的心理，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条例》等法律法规出发向他们及时宣传，同时加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教育疏导，告诉他们千万不可违反法律，否则不但拿不到钱回不了家，如果违反法律引起冲动伤害了老板反而要在“看守所”过年，后来又通过通宵达旦地调处终于平息了很可能演变为治安、刑事及上访事件的劳资纠纷，从调处矛盾纠纷中对非本市户籍人员进行法制宣传，从而促进了矛盾的成功调处。一年来，我们通过调处矛盾纠纷为非本市户籍人员上法律课13场次，受教育达1100多人次。

三、经过对非本市户籍人员进行普法教育实现了“三个好转”。

通过坚持不懈地对非本市户籍人员进行普法宣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非本市户籍人员影响社会稳定的现象明显减少，对维护我街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依法治街工作的开展。

1、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一年来，我街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大幅下降。2003年1-12月，全街刑事发案数572宗，比去年同期下降13%，其中，双抢案件下降17%，入屋盗窃案件下降17.3%，盗窃机动车案件下降22.7%，凶杀案下降80%，没有发生影响恶劣的特大恶性案件。非本市户籍人员作为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实施主体在总人数中的比例

户籍法律论文篇（11）

一、导论

2012年国务院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引起了公众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广泛讨论；2013年又提出《居住证管理办法》即将出台，可谓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与户籍制度涉及人口之多、牵扯利益之深是息息相关的。

我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几经变迁，在计划经济时期曾起到了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的户籍制度逐渐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因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化、激化了“三农”问题，有歧视农民身份、人格之嫌，更因引起了户籍管理腐败、权力寻租等现象，尤其是存在侵犯人权中的迁徙自由的疑惑而广为诟病。近年来，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响，国务院积极出台了相关文件，各地政府也响应号召作出了一些尝试性的改革，中国户籍改革在全国逐步展开。然而在一片欢欣鼓舞之中，却有不少人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着隐隐的担忧，认为户籍改革条件不成熟或不适宜，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事实上，这是一种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迷思，其实中国不论是在时机上还是条件上，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都已成熟，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且需“雷厉风行”。

二、我国户籍制度与迁徙自由

（一）户籍制度

当今世界各国通行的户籍制度主要是国家为统计人口的需要，根据公民的常驻地址，而编户入籍的人口管理制度，主要是为了普查人口、了解国情，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的。①中国的户籍制度却不仅仅具有普查人口的功能，还与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紧紧相连，是农民向市民转化难以逾越的一道“龙门”。

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简而言之是“自由迁徙――严格限制――半开放”的历程。在1949年被誉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公民具有迁徙自由，这一阶段，中国户籍制度较为宽松，公民可以自由迁徙。分水岭在1958年，这一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首次把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村户口”，开始严格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我国的户籍制度又开始呈现半开放的状态。其中，国务院分别在1984年、1997年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为户籍制度再次开放做出了尝试和铺垫；在具体户籍制度改革实践过程中，近20个省、市陆续取消了“农”、“非”的户籍划分标准，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遍地开花”。

（二）迁徙自由

所谓“迁徙自由权”，就是指根据人之本性，为更好地满足人性的各种合理需要而享有的一种可以离开自己居所以及变换居所的资格；在法治社会中，“迁徙自由权”则意味着是一种被法律所保障的由公民所享有的离开以及变换居所的资格。②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如此重要的权利却被排除在我国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之外，虽然于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对迁徙自由权有所规定，但这种“承认”对重要人权之一的迁徙自由权来说，未免有法律位阶不高之嫌。

迁徙自由不仅仅是一种人身自由权利，因为是否享有迁徙自由权往往与公民能否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社会保障等挂钩，所以性质具有复合性，所以我们在考虑迁徙自由权时常常要将其与相关社会保障权利联系起来。

（三）户籍制度与迁徙自由之间的关系

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③说明任何权利都需要设限，没有限制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应不例外地受到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合法合理。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已然成为公民迁徙自由的最大限制和障碍。于法，对我国公民迁徙自由的限制依据多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数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了，但这种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明显有违法理且与宪法精神不甚契合。于理，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已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信息管理制度，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如今仍未完全把其他的附加功能剥离开去，对公民的各项权利都存在一定的干涉和侵害。

由此可见，迁徙自由和我国的户籍制度密不可分，二者互为前提因果。

三、破除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迷思

如前面所提到的，我国想实现迁徙自由，必经户籍改革，公民对此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打破滞后的传统城乡二元户籍模式，实行统筹城乡的户籍管理体制。然而户籍制度改革是不是像少数人想的那样阻碍重重还没到推行的时候呢？下面笔者就来破解四种常见的迷思：

（一）会不会形成大规模、混乱的“入城潮”？

这个问题的逻辑是这样的：一旦开放户籍制度，压抑已久的农民必将纷纷涌入城市，这种“入城潮”范围广、规模大、人数多，必将造成混乱无序的人口流动，对社会稳定十分不利？

实际上，且不说户籍制度改革本着“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到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一直遵循以地区试点为“先锋”、逐步向全国全面铺开的改革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安身立命才是农民入城的首要目的。户籍制度一旦“松绑”，它自身也得到了“瘦身”，户籍不再与特权和其他利益相挂钩，重新回归单纯的身份证明。这时候，大家的户口都变为了统一的居民户口，不再有“农”和“非农”的差别，那么进城对农民来说，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这时候农民进城，是为了安身立命，那么就得有安身立命的本钱，城市的就业要求相对较高，若没有明确的就业目标，不会选择进城；就业机会是有限的，一旦农民发现在城市待不下去，也自然会返乡。

得出结论，改革户籍制度、实现迁徙自由并不会形成大规模、混乱的“入城潮”，因为人群都是以利益为第一导向，公民会理智选择自己的生活栖息地。

（二）城市能不能容纳如此多的“新市民”？

即使没有那么多农民进城，还是会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想享受城市环境和便利生活，那么城市有那么多资源可以“匀给”这些新市民吗？

从最基本的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容纳能力够吗？笔者认为同样依据破解第一个迷思的原理，容纳不下了自然有人会走，居民都是流动的，尤其是对处于尝试阶段的农民来说。第二，有那么多就业岗位提供给他们吗？其实与平时我们感受到的“就业难”的压力不同，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其实是很旺盛的。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在中国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至今已有大约1.5亿农村人口通过农转非、城市扩展等方式进入城镇定居或就业。④说明城市是可以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且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已经这样就业了。这是因为我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资源也是市场资源配置的一个部分，市场可以自主调节劳动力的流向。

（三）户籍制度改革是不是损“城”利“乡”？

这里也从两个基本方面进行分析：治安和经济。

治安是大家关注又担心的一点，因为确实城市流动人口的犯罪率要远高于常住人口。但是我们不仅要看到表象，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城市居民经常将农民视为“拖累”和“包袱”，认为其抢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常常有瞧不起农民的表现。而政府也没有赋予外来人在城市里的正式居民身份，只是从利用其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着眼，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保护则不太关注。⑤这么恶劣的生活环境，少部分人思想一偏激，就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经济方面，农民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市民却常常忽略了他们的这一重要作用。农民工在城市里干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单薄的工资，一边为城市经济发展做贡献一边接受市民的白眼，这样的待遇可谓不公平。

所以，一方面要从形式上取消市民和村民的界限，实现迁徙自由，另一方面大家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市民应改变对村民“脏”、“乱”、“差”、“没文化”的旧观念和旧印象，给这些“准市民”公平发展的机会。

（四）配套制度、公共服务体系行不行？

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在逐步打破“农”与“非农”的藩篱，使大家变为一样的居民，但城市还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比农村更好的配套制度在吸引着农民入城。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行不行？会不会使公共服务体系不堪重负，使“新市民”无法得到期望中的福利，又使“老市民”的福利水平下降呢？

我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产生，其根源在我们的财政体制。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是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持的，然而拨款的依据是通过当地的人口数量来计算的，外来人口的户籍没有计入这个数量之中，所以造成了这种不公平。只有改革我国财政体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国家对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应该全国一盘棋，全面规划和统筹。中央财政应改变目前侧重大城市的政策，转而向地方倾斜，尽量平衡公共服务的地方差别。⑥户籍制度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全盘考虑、逐步推进，进而达到城乡和谐一元化。（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娟：《论迁徙自由――与户籍制度相关联》，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2] 李铮：《论迁徙自由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河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3] 王剑：《迁徙自由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探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1期。

[4] 郭芹：《我国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改革的伦理探究》，重庆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5] 黄仁宗：《城镇化抑或迁徙自由――反思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求实》2002年5月。

[6] 张萌：《从迁徙自由权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7] 谢锐勤、谢俊平：《迁徙自由：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7年8月第17卷第4期。

注解：

① 马福云：《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9页。

② 赵小鸣：《迁徙自山权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3页。

③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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