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英文大全11篇

流浪者英文篇（1）

巴特勒说过，英国其他时期产生过一些同样伟大甚至更伟大的作家，但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浪漫主义时期这样涌现这么多确实举足轻重而又各具特性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历时并不算长，纵然是从布莱克的《天真之歌》（1789）算起，到1830年即已趋于结束。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几乎同时生活在英伦三岛，但彼此却很少唱和追随，从政治信仰到文学理念，他们往往大相径庭，彼此悖驳。 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浪漫主义作家们身处这一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之中，反倒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并无透彻的自觉，这便使得浪漫主义文学并未形成高度一致或基本统一的风格和理念，反而呈现出一派复杂多样的文学气象，使后来的文学史家很难对“浪漫主义”做出令人满意的理论概括。人们意识到，浪漫主义不同于以往的艺术运动或文学流派，如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这些流派容易辨别且相对统一；而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则是变动不居、各具特色的，有激越有含蓄，有精致有粗犷，有细腻有豪放，有写生有写意……，但是，历史愈沉淀，我们愈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经历同样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作家们毕竟存在着诸多共性。例如，他们都反抗某种社会羁绊，颠覆某种社会规范，执著地追寻个人的自由和理想。从布莱克到济慈，这种“热情奔放而叛逆”的精神汇聚成一道浩大的洪流。 就英国来说，同样的，尽管浪漫主义诗人彼此间很少相似之处，但只要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与法国或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做一比较，就会使人立刻感受到他们身上共同的英国气质。追本溯源，这种英国气质可以归结到一个明显的本源上，即生机勃勃的自然主义。勃兰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自然主义在英国是如此强大，以致不论是柯勒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义、华兹华斯的英国国教的正统主义、雪莱的无神论的精神、拜伦的革命的自由主义，还是司各特对以往时代的缅怀，无一不为它所渗透。它影响了每一个作家的个人信用和文学倾向。”［1］的确，似乎惟有自然主义，才构成了英国诗人气质中普遍的、核心的艺术因素，他们对乡村、大海、花草和一切动物的热爱使得他们成为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崇拜者和讴歌者。 一、田园风光之上的冥想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有大量的田园生活描写。在诗人们笔下，无论是清新恬淡的自然，还是绚烂绮丽的自然，无不透露出灵与慧、现实与虚幻相交织的境象。诗人的自然写作并非为自然而自然，而是以我观物、以景抒情、以物观我、以象寓理，在自然中寻求智慧与美感、力量与慰藉，甚至世间的真理。至于借自然之物言情述志，更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自然观的真实流露。“写平凡而表达不平凡，写社会和自然环境而表达人物内心世界，写客观同时表达主观的情况，这是华兹华斯在艺术上的造诣”［2］，也是整个浪漫主义诗人的写照。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并不满足于翔实地描绘自然、展现自然，而是将大自然当作实现梦想的天堂，净化灵魂的乐土。他们是真正的大自然的爱好者，爱好到狂热的程度。由于这一特点，他们的创作尽管旨趣不同，如布莱克和拜伦作有许多“托自然而说理”的诗篇，而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和济慈则有更多“托自然而思理”的华美篇章，但他们在作品的审美意境上无不在自然上下工夫，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纵然描述最简朴的乡间日常生活，也能诗意盎然；纵然描写最虚幻的梦境天堂，也能真实得历历在目，跃然纸上。 若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是在用诗歌描绘自然，莫如说他们是生活在诗意的自然中。柯勒律治说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得的只能是我们给的，大自然只存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华兹华斯这位描写日常田园生活的大师便以自己的诗歌语言证实了这一道理，也演绎出美的神话。在《早春即兴》中，诗人似乎把自己的神经触角伸展到整个自然中去了，“当我倚坐在灌木丛中，我听见一千种柔和的音响；愉快的遐想，甜美的心境竟把缕缕哀思送到我的心上。”可见，在自然的怀抱中，诗人是在用心灵感悟自然，用热情探寻美的存在，用生命记录自由之歌。 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景物常常被赋予生命和情感，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如布莱克的《向日葵》，“啊，向日葵！怀着对时间的厌倦，整天数着太阳的脚步，它寻求甜蜜而金色的天边———倦旅的旅途在那儿结束”。向日葵，暗喻了人类的欲望，看似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实则令人疲倦。那是多么无奈而又无尽的俗望啊。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诗人还常常将自己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如华兹华斯的《咏水仙》，“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高高地飘游在山谷之上。”或借自然之物阐述其人生体悟，如布莱克《天真的预示》，“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这些诗歌或赞誉大自然的神秘与美丽，或将自然视作心灵的慰藉。在写自然的幽美和雄伟时，也写自己内心澎湃的激情及所感所悟。似乎只有在亲近自然时，诗人才能感受到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愉悦，才能灵感泉涌直至神灵附体之境。由此可见，诗歌中的自然，乃是诗人心中的自然；诗人在自然中汲取心灵的慰藉，在对自然的崇尚中追寻梦想的天堂。 自然、生活、美和自由，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始终是浑然一体、相互渗透的。我们甚至无法分辨是自然赋予了诗人以灵魂，还是诗人赋予了自然以生命。在这些诗篇中，既有瑰丽奇异的想象世界，也闪现着真实生动的现实生活图景，不论是平铺直叙或跌宕起伏地讲述故事，还是激情澎湃或黯然神伤地抒感，自然的形象始终都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自然语境下的人性思考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诗人们对人性的思考，对人的自然性的关注。他们并不是消极遁世地描摹大自然，而是回归自然，探索隐匿在近代工业文明阴影背后的大自然的价值。诗人们从未放弃过在自然的语境下对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的思考。虽然从创作机制来说，自然是激发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进行思考的动因，诗歌是由感悟自然之物而起，但实则诗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人类的核心经验与生存本质。#p#分页标题#e#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期望的是通过重返自然来解决工业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平息商品社会中人类的骚动，甚至净化人类的心灵。当诗人们在纷繁的社会领域找不到出路时，英国丰富的自然世界和美丽的田园风光便成了他们最乐于凭借，并寄予无限希望的解决现世问题的法宝。正是这种对人的自然性的关注和期冀，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描写生活化；这些诗歌通常语言简朴，结构简单，内容平实但却充满挚情而且清新自然。也正是这种试图重返自然、关注自然的理念，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社会现状描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视角。这些故事往往娓娓道来，既没有声嘶力竭的抨击，也没有深邃精辟的评论，却能发人深思，痛人肺腑，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种种危机和隐患，以及所造成的人性缺失。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从自然之美出发，探索和思考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本质和关系，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篇历久而弥新的魅力所在。他们将生态的自然、物质的自然扩展到人性的自然，极大地拓展了艺术表现空间。浪漫主义诗人在处理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关系时，他们更愿意把社会性纳入自然性中，透过自然的视角观察评述人类社会的本质。如布莱克的《扫烟囱孩子》，华兹华斯笔下的《孤独的割麦女》，彭斯《两只狗》中的庄稼人，一次次地叩响人们心灵的良知之门，引发出无数人的愤懑与哀伤。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歌颂的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自然性，也包括人性中存在的自然性，这使得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描写不仅充满了人格魅力，而且触及到人性的深邃内涵，揭发出社会生活的严酷真相。这类诗歌往往体现着诗人们用诗歌重塑自然的努力，传达出诗人们挥斥生活的全部热情与信念。如彭斯在《不管那一套》中大声唱出：“有没有人，为了正大光明的贫穷，而垂头丧气，挺不起腰———，这种怯懦的奴才，我们不齿他！”当许许多多的人完全接受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价值中的财富尺度概念时，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批判性地思考这种财富尺度的能力。的确，当人们过多地关注自身的社会性时，似乎已经忘记了人类的自然性。人类将生存需求和金钱扭曲地连接在一起，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遗忘了幸福的本质，而困顿于金钱的枷锁之中。彭斯大声疾呼，他所要唤醒的正是渐渐被人们所遗忘的人之自然性。 正是这种对人的自然性的认同与关注，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写作更深邃、更宏大、更质朴。人不仅经济性的存在、政治性的存在、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也是物质性的存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从心出发，他们是真正的自然主义者，观察大自然，思考社会问题。他们不局限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和羁绊，在诗歌中追求真理，讴歌人性的坦荡、豁达和真实。 三、浪漫主义诗歌之生态批评 回到当下的社会，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处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生态文明”前所未有地受到了人类的关注，才出现了“生态学”视角下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生态学为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写作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文学和生态学的联系何在？文学研究能为世界生态系统的发展做些什么？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莱文指出：“我们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3］3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的机能，而在于我们的伦理系统的作用。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3］4 文学生态学的发生缘起于生态危机的客观要求，它“大致涵盖了3个方向：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以生态视角对小说、戏剧进行研究；环境文学的研究。”［4］27文学生态学的发展必将召唤出新的文学内部研究，包括对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描写和文学作品中承载的自然观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简单说就是要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写作。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写作，既包括自然描写，也包括人的情感、天性等自然性的描写，这种内在于人的自然主要指人相对独立于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等因素影响的自然属性。事实表明，以此为对象的自然写作正是以某种自觉程度的自然观为基础，对自然予以描写、说明并表达人的自然感受与价值意识的写作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和其他自然写生。 英国，作为工业文明的策源地，既是人类和自然之间依附关系被彻底割裂的起始处，也是现代生态危机的体现者。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正处在这一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的前沿，自然也是最先目睹人类生态危机的见证者。虽然受时代条件的限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生活中自然的缺失，并不乏余力地歌颂自然，重申自然对于人类的价值。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和灵魂的归宿，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从未遗忘这一点。其诗歌中的自然主题既是大自然的描摹，也是作者心灵的流露；既是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冥思，也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结晶，因而得以流传至今，沉淀为现代的生态意识。人类对自然的强烈的依附感原本来自早期记忆，那时人类从自然中获得最可怜但却最珍贵的生存资源，维持了自身的存在和自我评价。而工业革命带给人类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变，也猛烈而彻底地动摇了这个社会的自然根基。时至今日，各种非人道势力裹挟着科技力量，在使人类获得对自然的实际支配权的同时，进而发展到了桎梏人类自由和人类良知的程度。人类在狂欢中甚至呈现出遗忘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势头。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重温英国浪漫主义创作的自然主题，不禁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态意识固然是时代的产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虽未具备明确的生态意识和人类存在的忧患意识，但不可否认，他们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在思索人类命运和人类社会、历史问题时，格外注重人类和自然的联系，将其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自然带给人类怎样的命运，人类注定要和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一致的认知。#p#分页标题#e# 时至今日，现实逼迫人们关注环境，生态意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人类业已开始关注这些自然写作的现实生态价值（因而才导致英国浪漫主义创作受到世界各国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同时在努力建设基于生态意识的新的文学评价标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敏锐的视角，关注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的弊端，转而回归大自然，汲取自然的力量，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我们今天能够倚重的思想和艺术资源的一部分。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写作传统既体现出历史性和继承性，又彰显出前瞻性和超越性，为现代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从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思潮，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再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甚至包括19世纪的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英国社会的每一重大思想运动和实践活动，都闪现着自然主义创作的影子。”［5］英国社会的这一浓厚的自然主义传统无疑在现代文学艺术以及一般社会文化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英国浪漫主义的兴起是种种历史境况使然；回归自然，是诗人们在时代境遇下必然做出的抉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不是生态文学的开创者，但他们至少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的奠基者。

流浪者英文篇（2）

    一.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和起源

    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开始于18世纪中后期,是由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的社会政治状况决定的。同时18世纪英国的伤感主义文学、哥特式小说以及德国狂飙突进文学,都推崇主观情感,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而康德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费希德的“唯我论”赞扬了人的主观作用,也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观色彩和个人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805年左右,这一时期是英国的湖畔派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最重要的代表是华兹华斯, 威廉·华兹华斯是英国19世纪着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在所有浪漫主义诗人当中,其诗歌的哲理沉思色彩是最浓重的。【2】他在1802年诗集再版时写的序中对诗歌作出了着名定义:“好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溢”。第二次高潮则从诗人拜伦开始,他的作品在1815年至1825年间风靡欧洲,雪莱和济慈紧随其后。拜伦、雪莱以及济滋是继“湖畔派”诗人之后英国的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但他们和“湖畔派”的思想倾向则是截然相反的,他们虽也主张抒情主义、理想主义,但他们所表现的不是消极颓废之情而是积极向前的、反抗暴力的革命之情。他们的理想不是返回自然,返回中世纪,而是要创造一个人人平等、没有暴政的新世界。【3】1848年以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基本结束,但是浪漫主义思潮却并没有销声匿迹,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

    英国人向来以固守传统、含蓄深沉、坚忍不拔、孤僻甚至固执的民族性格闻名全世界,然而英国人的天性中又有一种“多愁善感性”,对艺术和自然具有特殊的感悟力。这似乎又培养了他们惯好独处、喜欢乡间和酷爱大自然的天性。【4】故西方浪漫主义以大自然为背景、注重想象、注重夸张变形、情景交融的方式与风格也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借鉴对象。作为一种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和特定哲学思想基础的文学思潮,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个人主义和批判意识。

    三、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偏重表现作家的主观世界,不喜欢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用客观实际或实践来束缚自己的思想,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位。

    第二 , 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上,采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体裁,运用夸张,追求强烈的美丑对比,充满异常的情节,神秘的色彩和奇特的异域情调。

流浪者英文篇（3）

一.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和起源

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开始于18世纪中后期,是由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的社会政治状况决定的。同时18世纪英国的伤感主义文学、哥特式小说以及德国狂飙突进文学,都推崇主观情感,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而康德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费希德的“唯我论”赞扬了人的主观作用,也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观色彩和个人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805年左右,这一时期是英国的湖畔派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最重要的代表是华兹华斯, 威廉·华兹华斯是英国19世纪着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在所有浪漫主义诗人当中,其诗歌的哲理沉思色彩是最浓重的。【2】他在1802年诗集再版时写的序中对诗歌作出了着名定义:“好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溢”。第二次高潮则从诗人拜伦开始,他的作品在1815年至1825年间风靡欧洲,雪莱和济慈紧随其后。拜伦、雪莱以及济滋是继“湖畔派”诗人之后英国的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但他们和“湖畔派”的思想倾向则是截然相反的,他们虽也主张抒情主义、理想主义,但他们所表现的不是消极颓废之情而是积极向前的、反抗暴力的革命之情。他们的理想不是返回自然,返回中世纪,而是要创造一个人人平等、没有暴政的新世界。【3】1848年以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基本结束,但是浪漫主义思潮却并没有销声匿迹,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

英国人向来以固守传统、含蓄深沉、坚忍不拔、孤僻甚至固执的民族性格闻名全世界,然而英国人的天性中又有一种“多愁善感性”,对艺术和自然具有特殊的感悟力。这似乎又培养了他们惯好独处、喜欢乡间和酷爱大自然的天性。【4】故西方浪漫主义以大自然为背景、注重想象、注重夸张变形、情景交融的方式与风格也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借鉴对象。作为一种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和特定哲学思想基础的文学思潮,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个人主义和批判意识。

三、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偏重表现作家的主观世界,不喜欢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用客观实际或实践来束缚自己的思想,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位。

第二 , 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上,采用具有强烈感彩的体裁,运用夸张,追求强烈的美丑对比,充满异常的情节,神秘的色彩和奇特的异域情调。

流浪者英文篇（4）

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poems by william wordsworth, in order to reveal the significance of romanticism in england. we suggest that the english romanticism movement have its philosoph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besides its aesthetic value.

key words:revolution in epistemology; romanticism;nature

对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诗作的分析,我国学者有的从其发端和源流进行研究(刘保安,2003)等,有的从其审美取向进行探讨(张婷,2004),还有的从浪漫主义与生态批评的关系入手进行梳理 (蓝仁哲,2003)。本文拟从英国浪漫主义的哲学背景开始,通过分析其代表人物华兹华斯的诗歌,论证浪漫主义不仅仅是文化艺术运动,更是一场认知方式的革命。

浪漫主义首先在德国发端,然后在英国产生。随着新古典主义的衰退,美国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欧洲大陆和美洲,新思想产生了。与新古典主义截然相反,它不再讲究秩序、逻辑、感情的含蓄、平衡、科学和理性。在这种新思想的作用下,人们开始重新认识理性和情感、个性和自然。关于浪漫主义,有人曾给过这样的诠注:

爱情战胜了死亡,感情统治了生命和思维,人的意志力超越了逻辑和理性,这就是十八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哲学。这段时间内,这种文化哲学席卷了欧洲,囊括了美洲,涵盖了艺术的方方面面:文学、绘画、雕塑、音乐、戏剧等(baudelaire,1917)。

英国作为浪漫主义较早的发端地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代表人物有诗人雪莱、华兹华斯、济慈、拜伦等。本文以浪漫主义诗歌为主,简要分析英国浪漫主义的自然观。

首先,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们认为,人只有通过自己的体验才能领略自然,获得真理,得到灵魂的滋养。当人独自处于自然之中时,他与自然的交流不是书本里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感官体验,他和自然通过自己的感官、情感来交流。这里强调人通过自己的感官来欣赏和理解自然。浪漫主义文学家通过抬高自然的地位,尤其是自然对于人的审美、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来针砭人们对知识和权威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盲目迷信。这一点在其诗作the tables turned中有表现,“起来! 朋友,把书本扔掉,不然你定会背驼腰弓”,开篇就要读者把书扔掉,作为一般读者我们能够领会作者实际上要我们抛弃对知识的盲目迷信和对权威的崇拜。到了“太阳在山头伫立,露出清新柔和的光泽”,作者引入了感性的内容,运用种种意象来传达他的思想:人们通过自然交融互动,能够领会深刻的东西,能够得到健康的身心。华兹华斯在临近结尾的部分写道:

……

理智的掺杂,

只能扭曲事物完美的形体

解剖无异于谋杀。(孙有中译)

通过这组诗句,华兹华斯将自己的立场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浪漫主义者们反对将一些置于分析的解剖刀下,他们认为,被解剖并不等于被认识,而且单纯分析并不能揭示事物,事物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接近和理解自然的最好途径不是“艺术和科学”,需要且仅需要带上我们的“心”,这里的“心”是指人性的感性方面。

其次,英国浪漫主义的自然观的方面是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浪漫主义者的诗作里,他们往往是通过自己的感官去感受自然,在他们看来,自然是主体之外的存在。人的想象力可以自由地驰骋,但这个前提是自然独立于主体,是主体认识的对象,人还是把自然给对象化了。自然是什么样子,取决于它怎样作用于我,或者我怎样改变了它。这些都带着康德的影子:人的心灵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和外在的自然世界截然分开的;人对可知世界的认识就是他的先验知识与对自然的感觉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浪漫主义的自然观虽然是认识到了理性的局限性和破坏性之后,继续追求人的解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从本质上讲,他们对人的解放是在西方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他们对人性,特别是非理性部分的拔高,仍然是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的。这一点,miller(1972)通过比较浪漫主义诗歌与中国的唐朝山水诗,部分地揭示了这一点。中国的唐诗人们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些唐诗的作者不仅仅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个部分,往往还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到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里去,然后通过外在的自然来反观自己、认识自己。与之相反,浪漫主义诗人们的做法是深度挖掘自身的想象力,穷极奇幻,追求丰富。

浪漫主义诗人们笔下的自然就是他们想象力之所及,以他们的自我认识为界,竭力打破新古典主义以来的局限。他们作品内容不再局限于他们亲历的事件; 他们的自由发挥涉及印象和想象。浪漫主义者们认为诗等文学作品可以描述意识里的事件,把自己的想象和意识看作一个复合体,既能包括当前,也能包括未来和过去;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时间、空间变换。miller(1972)在比较华兹华斯和中国的孟浩然等诗人时就发现,英国浪漫主义不囿于一时、一地,一个特定的体验。他写道:孟浩然为代表的中国山水、自然诗人们的诗歌往往是记述自然世界的一个事件,讲述人的经历、经验与某些自然现象、环境的一种偶合:日落、微风、泉水呜咽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相对固定的。与中国山水诗人不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自然观上的这种体现,我们可以在华兹华斯的《水仙》里可以看到:

……

这个情景给予我多少宝藏

以后常常地,每当我躺在床,

我的情绪感到空虚和怅惘,

水仙就在我的心上闪光。

我孤寂的心儿顿感欢畅。

…… (茅于美译)

同样是描写强烈的审美体验,华兹华斯描述的情景不是自己蜗居斗室里的所见,而是自己的想象力之所见,自己的经验之所见,或者二者兼有。总之,这些都是通过他的想象力(inward eye)所见。

浪漫主义对于自然的态度,并不完全是如华兹华斯说的那种带有宗教虔诚的爱(religious love of nature)。这里,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作品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把自然当作他们提升人性中非理性部分的依据。本文认为可以这样理解,浪漫主义文学家、艺术家们认识到了单纯理性因素的局限和破坏性,因而需要开发和重视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然而这些因素是没法通过严密的数学逻辑推导出来的,所以,就需要找个最方便的寄托,那就是自然。在浪漫主义者眼里,自然代表着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想象力留下了活跃的空间,极大地提升了人性中的非理性内容。可以说,欧洲近现代以来的各个领域的解放运动都是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范式下进行的,而浪漫主义运动则是针对这种传统的逆转,是一场认知方式的革命。

综上所述,自然在英国浪漫主义者看来,存在较高的审美价值,但浪漫主义的自然观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精英们在认知和哲学方面的探索,有着重要的认知和哲学意义。

参考文献:

[1]蓝仁哲.浪漫主义·大自然·生态批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j].19(5),2003.

[2]刘保安.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及其诗歌成就新论.河南大学学报[j].2003(3).

[3]张 婷.“upon westminster bridge” and the kernel idea of romanticism.四川外语学院学报[j].2004(6).

[4]baudelaire,c.(1917).l'ar romantique.paris:calmann-lévy.

[5]miller,j.w.“english romanticism and chinese nature poetry”comparative literature.24(3).

流浪者英文篇（5）

“寂寞党”的流行，说到底是现代人内心空虚的表现，是非主流文化的爆发，是当下正在流行的“无聊文化”的泛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面对如此具有消极影响的“无聊文化”，一些人开始选择站在“寂寞党”的对立面，他们笑封自己为“浪漫派”。其实，“浪漫派”最初的发迹同样是基于“无聊文化”，但是，“浪漫派”的兴起，却让一小部分精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发力点，因为“浪漫派”除了一个看似较为流行的表象，同时还具有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这就是积极向上的进取态度。

流浪者英文篇（6）

梁遇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散文作家，虽然他只有二十七年短暂的生命，但他借助自己的英语专业和在北京大学、暨南大学的经历广泛涉猎英美文学，畅游在西方现代思想海洋里，浸润着西方精神性格、人生态度和哲学思考，创作出五十余篇散文并翻译了《英国小品文选》、《英国诗歌选》、《吉姆爷》等二十余种英国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的爱利亚”。“爱利亚”是英国著名小品文作家兰姆的笔名，而兰姆便是对梁遇春影响最深的作家之一。梁遇春称书斋中的自己“最喜欢念的是essay，英国小品文大师兰姆、哥尔德斯密斯等人的全集和斯蒂尔、爱迪生、赫兹里特等人的小品集‘总在我的身边，轮流的占我枕头旁边的地方’”[1]，在孜孜不倦地阅读中，梁遇春“从英国的散文学习到如何观察人生”[2]，从兰姆“那么引人入胜”的小品文中学习着对待人生的精神态度。

一、畅饮春醪的“大勇主义”

面对“人生路上到处都长着荆棘”的现实，梁遇春认为“查理斯・兰姆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导师”，是“止血的灵药”[3]。在他看来，兰姆的人生哲学――“大勇主义”――是“无论看什么，心中总是春气盎然，什么地方都生同情，都觉得有趣味”[4]，是用自己的真性情来细细品读人生的一切乐趣和苦难，在爱着人生的同时也嘲讽揶揄人生。梁遇春生活在“无处无时不有火灾”的五四落潮时代，“在街上碰到的人十分之九是住在着火的屋子的人们”，但他并没有因为渺茫难测的人生就灰心丧气，而是跑到苦闷的生活里面用宽大通达的眼光把一切事都细细咀嚼一番。故而，他既痛责自己是躲在人生舞台“帘子后面呜咽”的弱者也激情地赞美救火夫才是打动着我们心弦的真正活着的人。他否定痴人说梦的理想主义者，批判躲避人生、没有胆量直面人生的态度，鄙夷诅咒人生、整个心被人世间各种事扰乱的人，肯定兰姆“执着人生，看清人生，然后抱着人生接吻的精神”，醉心于兰姆“心中总是春气盎然，什么地方都生同情，都觉有趣味”[5]的生活止血术。于是他抱着通达超脱的胸怀对平淡生活持玩味的态度：他并不真的喜欢饮酒，但偏偏经常喝上几口，以便可以借着酒说些醉中梦活；他虽年轻却喜欢西方学人口衔烟斗的派头，陶醉于抽烟斗时看着一斗微微发红的火光所感到的情趣，以至被人称为“口含烟斗的白面教授”；他不但喜欢睡懒觉，还制定出睡懒觉的大道理，以此沾沾自喜；他甚至反对用手捧着读书，认为那多半是在做梦，认为只有在床上、炉旁、烟雾中、酒瓶边读书才能读出味道来。

二、任情顺性流浪汉

在兰姆乐观、幽默、广大无边的同情心影响下，梁遇春抱了“坚定不拔的目的”，以“健将”、“壮士”的生活勇气在人生舞台上“吻着人生的火，歌唱出人生的神奇”。梁遇春坚信“生命力是不停地奔驰，生活也觉得丰富”，因此他鄙视毫无火气、远离生趣的人生，喜欢流浪汉般任情顺性地奔走。流浪汉最早可以追溯到《奥德修纪》中奥德修的流浪形象和心理状态。在欧美文学领域，不同时代的读者通过流浪汉小说分析来认识流浪汉形象及其精神价值。深受兰姆大勇主义生活观影响的梁遇春对此自然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流浪汉精神是一服极好的兴奋剂，最需要的强心针”，有流浪汉精神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拥有着不计得失，不论是非的英气，才真正懂得人生的趣味。这又契合了兰姆《过去的和现在的教书先生》一文中对个性和灵气的赞美。于是他通过拥有流浪汉精神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华兹华斯、布朗宁等古今伟大的文学家们年轻时候的风流韵事来嘲讽整天整夜按部就班的念书的君子式大学生，赞扬有着热烈生命和流浪心情的“可爱的人儿”、“自由的骄子”、“生命海中的弄潮儿”。他所向往的是种跟随自己内心去生活的态度，这不仅不会让人陷入空虚，反而使人即使在平淡的生活中亦能发现真正的生命意义。如他在《观火》中说“我们的生活也该象火馅这徉无拘无束，顺着自己的意志狂奔，才会有生气，有趣味。我们的精神真该如火馅般地飘忽莫定，只受里面的热力的指挥，冲倒习俗、成见、道德种种的藩篱，一直姿意干下去，任情飞舞，才会进出火花，幻出五色的火焰”[6]。

总之，五四落潮时代，现代化的浪潮席卷中国，各种西方的文化思潮纷纷涌入中国，梁遇春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断地接受新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理念。其中，兰姆 “执着人生，看清人生然后抱着人生接吻”的“快乐人世”对梁遇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梁遇春生活的社会充满了黑暗，黑暗成为他人生的核心，但梁遇春“人生的态度也就是在乎怎样去处理这个黑暗”，他所远离的是“生命向前的一个无聊的过客”，要做的 “知道黑暗的人”和“光明的歌颂者”；他不只是“尝一尝杯缘的酒痕”，而要“高举生命之杯，痛饮一番”[7]。

注释：

[1]梁遇春：《英国小品文选》序，载吴福辉：《梁遇春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冯至：《谈梁遇春》，载《新文学史料》，1984 年版，第 17页。

[3]梁遇春《查理斯・兰姆评传》，在吴福辉：《梁遇春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4]吴福辉：《梁遇春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5]梁遇春：《查理斯・兰姆评传》，载吴福辉：《梁遇春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4页。

[6]梁遇春：《观火》，载吴福辉：《梁遇春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7]梁遇春：《黑暗》，载吴福辉：《梁遇春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91页。

参考文献：

[1]冯至：《谈梁遇春》，载《新文学史料》，1984 年第 1 期。

[2]朱金顺：《五四散文十家》，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吴福辉：《梁遇春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

[4]高健：《英美散文六十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流浪者英文篇（7）

作者简介：赵军涛（1980-），男，河南舞钢人，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及圣经文学。

项目简介：本文是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2-ZC-008。

有学者指出：“几乎所有的西方文学作品，都渗透着基督教或圣经的影响，即使没有明显地取用其内容和人物的名字，它们也渗透着基督教的善恶观和为人处世的态度。”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也顺承着这一传统路径接受了《圣经》的润泽，只是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作品，诗人们对《圣经》的借用更隐晦。本文尝试以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代表人物雪莱及相关作家的诗歌及作品为例，探讨其与《圣经》的关系，以期从基督教神学方面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进路及基本经典有所认识。

一、“浪漫”之光促使其与《圣经》联姻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社会贫富对立、阶级矛盾变得尖锐化，资产阶级的恶行败德逐渐暴露出来，而英国政府在政策上亦趋向反动。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哲学思潮和流派，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和陈旧的封建意识在文化、思想领域产生猛烈碰撞，并在作家头脑中敏感地呈现出来，产生各种反映。如启蒙思想，对当时的思想、文学影响就颇为深远。

法国革命为浪漫派诗人树立了理想，也带来了失望。启蒙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美言并未实现，革命被野心家利用，激进的措施发展为恐怖政策，法国革命后的现实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暴露出了弊端。这些现状加剧了人们，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对现实失望与愤慨的心情，并开始憧憬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的未来社会，以至于“很多思想家和文学家要回到基督教中去寻找思想武器”，诚如汉斯·昆所说：“在欧洲，教会和神学依然深深扎根于浪漫主义之中。”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与宗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事实上，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一词源于中世纪的“浪漫传奇”（Romance），原本是一些情节离奇、富于幻想的有关英雄美女的爱情故事。“但就其产生的背景及其使用的资源而言，这一‘浪漫主义’无疑是当时欧洲基督宗教文化社会的自然产物，其立意和指归都深受基督宗教思想精神的熏陶与感染，而且其主要特点则正是突出基督宗教之圣爱精神来与传统的理性原则相抗衡。”这是欧洲浪漫主义的精髓所在，亦是其独特之处。不仅如此，“浪漫主义按其精神依属不仅是一种宗教思潮，而且从其文化关联和思想传承来看，更是在近代欧洲思想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基督宗教思潮。”故许多浪漫主义文学家亦是神学家，他们在文学创作时必定会在无意识中将其神学之思融入文学创作的思考之中。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也不例外，如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该隐游踪》、拜伦的《该隐》《扫罗》《耶弗他的女儿》等。正是浪漫主义诗人在现实失望中反叛现实、幻想未来这种“希望”之光，使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基督教《圣经》联姻。

二、“信仰”之光折射出独特的《圣经》观念

浪漫主义与《圣经》联姻，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受其影响在所难免。如雪莱八岁进入基督教学校学习，《圣经》是其常读之书。然而雪莱并非始终从文学角度去审视圣经，“这位年轻的诗人虽然有时在纯文学意义上谈到圣经，但他从未一味视圣经为文学作品。”而且研读并不见得会变得支持、信仰，而激烈的抨击、指责亦并不意味着拒绝。“雪莱对圣经产生如此高的兴趣并如此频繁的阅读，可这并不意味着雪莱会变得越来越同情、支持基督教，而且其反对将教会仪式作为习俗也并不意味着圣经与其精神冲动毫无关系。”这使我们意识到，雪莱是在猛烈抨击基督教、斥责圣经矛盾百出的同时，又借鉴、吸收圣经中切合其精神的部分，重新构建、阐释自己所认为合理的宗教精神、信仰，从而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圣经，并终此一生来实践其信仰。

雪莱由于《论无神论的必然性》使之成为众所注目的无神论者，但对其自己来说“用这个名称是为了表达我对迷信的厌恶”。故而他被称为无神论者，仅仅是世人按照“上帝”一词的通俗意义来理解罢了。诚如西美尔所说，很多人并未分清“宗教”和“宗教精神或宗教性”的差异。信奉宗教者为宗教信徒，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处事总是依据宗教原则和宗教仪式，宗教成了他们生存的标记和符号。而宗教精神信奉者则并非一定为教徒，也并非一定去教堂或受洗，他们更多是对宗教精神的认同。这种精神“并非是经过宗教僧侣宣传解释的宗教教义，而是他们依据内心的感受理解的并借助于圣经文本所表达的高尚精神或超越性的精神”。故而笔者认为雪莱虽非为信奉宗教者，但却属于信奉“宗教精神”的人，其所信奉的宗教精神是在阅读圣经文本时，依据其内心的感受和理解所形成的：是对人类的善、对人世间美好的理想、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永存的公平和正义的追求。

不仅如此，雪莱还从《圣经》中摘取某些篇章组成自己的圣经，即其《圣经节选》。虽然该书没有出版并流传下来，但雪莱在其书信中明确提到该书。“如果雪莱的《圣经节选》保存下来的话，我们不仅会有一位希伯来伟大的诗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从有关社会公义到拿撒勒木匠的高贵语词的记录。”可见，雪莱并非不信《圣经》，而是不信教会所宣传的《圣经》。雪莱信奉其所理解的宗教精神、其独特的《圣经》，这并不阻碍他对《圣经》中不合理成分的批判、谴责。正是在这些批判、谴责、怀疑中，雪莱形成了自己的宗教精神、自己的《圣经》，从而显出与众不同的个性。

从我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有与神学家重迭的身影，其诗歌中交织着不同的《圣经》因子，而这折射其中的是诗人对理想境界的追求，是其独特的信仰之光，也造成了不同的《圣经》思想。

三、“诗意”之光闪现不同的《圣经》之美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圣经》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理解，他们对《圣经》的接受也并非如世俗基督教教义的理解那样，他们用自己诗意的语言表达出了不同世俗宗教的《圣经》之美。

“上帝”、“耶稣”、“魔鬼”或“撒旦”等语词在雪莱诗歌中频频出现，反映出雪莱自身独特的经验结构。如“耶稣”在雪莱诗歌中所反映的意义和形象就非常接近于现实政治，而非宗教意义。耶稣的十字架救赎、复活，并不仅仅是一次历史性事件，更是一个超历史、超时空的事件。它之所以具有如此普遍性意义，是因为在神学家看来，上帝的力量和统治通过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与人类同在。但耶稣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眼里经过过滤和折射后却具有不同的意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人都以为他是自己最理想的人物。他是天才的宗教家，这是没有人否认的；他也是深刻的思想家，因为他有彻底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同时，他又是社会改革者，是爱国的志士，是医师，是教师……”雪莱在《麦布女王》《阿多尼》《希腊》《朱利安与马达罗》《论基督教》等作品所提及的耶稣，有时仅仅指《圣经》中的耶稣，如在《阿多尼》中。但更多的是被置换成一位社会改革者，如《论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是压迫与虚伪的敌人，是一视同仁的正义的倡导者。……基督坚信，废除人与人之间人为的差别，这才是他的教义之宗旨。实现这一目标，是他所追求的。”向世人充分展现出一位致力于改革社会的革命家形象。在《希腊》序幕中，撒旦、基督与在上帝面前争希腊，而基督寻求的是一个自由国度。雪莱偏爱该形象主要是由于受到法国革命精神的影响，其激进的革命思想和改革社会的愿望，使其笔下的耶稣成为一个改革社会的诗人、一切苦难的承担者，以此拯救当时英国黑暗的社会，雪莱张扬的是其崇高伟大人格和深厚情感。

耶稣确实是时代需要的民族革命者，但我们应该清楚耶稣被犹太人拒绝乃至被钉十字架的原因之一，是犹太人认为他并非所盼望的重建“大卫王国”的弥赛亚。犹太人并没有真正理解耶稣对他们的灵魂有何超历史意义。雪莱笔下的耶稣，必须承担起历史救赎的十字架，成为改革社会、拯救民族的希望。这位耶稣固然具有片面性，但那是被具体历史环境所折射、过滤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对他否认或指责，而只能说，是浪漫主义时代的现实精神塑造了雪莱自己的耶稣。

对于与自己的观念、理想相悖之人，在诗人笔下却又是另一种形象。如摩西，他在犹太民族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不仅是民族领袖，更是一位军事首领、犹太律法的颁布者和卓越的行政管理人，倍受犹太人乃至全世界的尊重和推崇，难怪弗洛伊德曾说：“在上帝将犹太人选为子民并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些壮举背后站着的是摩西，他自称是奉上帝之命而这样做的。我们可以大胆宣布，正是摩西造就了犹太人。”这样一位功绩显赫、有口皆碑的民族首领，在《麦布女王》中，雪莱将其描绘成了一位谋杀者、刽子手，是上帝的杀人工具，仅仅执行上帝的命令，在上帝面前诚惶诚恐、惟命是从，是一位玩弄权力的势力之徒：“一个凶手，在埃及听到了他的/说话声，一个凭着天赋和手腕/上升到了权力高峰的人，成为/无所不能那一位的犯罪的同谋，/无所不知的那一位的心腹。……那杀人凶手也吓得/面无血色，他那颤抖着的嘴唇，/几乎语不成声。”而在《暴虐的俄狄浦斯》中，摩西却成为一位卑微的阉猪者，被呼来唤去。昔日的民族英雄、立法者在此却成了杀人凶手、阉猪者，讥讽、嘲笑、揶揄之意不言而喻。

雪莱反对、憎恨一切压迫，《圣经》中希伯来人征服迦南的过程充满了流血、牺牲和杀戮，这些都激起雪莱的痛恨。尤其是那些来自上帝的流血、牺牲和杀戮，在雪莱看来是最值得痛恨和反对的。而摩西受命于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军迦南的过程，即充满了流血、战争和屠杀。因此，从《驳自然神论——对话录》开始，这些执行上帝命令的人在雪莱眼中就未获得很高地位，他们成了听从上帝的命令去杀烧抢掠的一群恶魔。

四、“生命”之光悟出非凡的《圣经》意义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作家在运用《圣经》因素时，各有各的特色，他们对《圣经》的态度也依据其个性有不同的特征。但个性中具有共性，由于浪漫主义诗歌的共性，它们之间也具有共同的特征。通过以上论述，既可以反馈出雪莱等与《圣经》的独特关系，亦可以看出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与《圣经》的某些整体特征。

首先他们大部分对《圣经》中的某些观念在怀疑、绝望中又存希望。他们怀疑《圣经》中某些行为的正确性，是因为其所描述的并非一致，如上帝的残酷、对背叛子民的屠杀等并非如其所描述的爱民如子。但他们对爱、仁慈等《圣经》所宣称的思想又非常认同，寄希望这些思想能够拯救当时的英国。如雪莱他在怀疑上帝存在的同时，又在《伊斯兰的反叛》等作品中勾画出基督教的宇宙层次，向人类展示一个即将到来的伊甸乐园的生存之境。对于来世观念，雪莱从理性上并不认同其存在，但在《论死刑》及一些信件中又流露出对它的幻想。我们如不详细分析，很可能会忽视其对此的渴望。

其次，他们大部分又将《圣经》伦理化，即更多将《圣经》中的某些内容看成一种道德标准。如耶稣所传福音，在雪莱看来即是耶稣以其尽善尽美的道德行为为人类树立的伦理标准。“一个人信仰上帝，不在于接受那些正统的教条，而在于接受耶稣的人格伟大。”雪莱虽然怀疑上帝，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接受了耶稣的伟大人格。他不仅认同其道德标准，而且还以其来塑造其理想人物，如在《伊斯兰的反叛》中，莱昂身上所体现的道德标准即是耶稣的伦理思想。更为有力的要数在《倩契》《伊斯兰的反叛》及《麦布女王》中对那些教徒的批判，谴责了那些教徒违背耶稣的伦理道德标准，暴露出其贪婪、腐败、堕落、奸诈、虚伪及凶恶残忍。

再次，他们中有部分将《圣经》世俗化，淡化了其宗教成分，这在雪莱笔下尤其明显。在《麦布女王》《暴虐的俄狄浦斯》《希腊》《伊斯兰的反叛》等作品中，对宗教的嘲弄、揶揄和对信徒的讽刺等，都采取了戏谑的态度，融入了更多的现实色彩。如《圣经》中的先知们，他们指责现实虽然是建立在腐败现实的基础之上，但其指责更多地带有神学意味，是受上帝默示对现实的警醒。而雪莱在《麦布女王》《伊斯兰的反叛》《普罗米修斯的解放》等作品中，采纳先知思想时，摒弃了其中的神学内涵，更多采纳的是其现实成分——对英国现实腐败的谴责。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圣经》的独特理解和运用，赋予《圣经》某些内容新的意义，圣经文本自身以及被重新阐释而赋予的意义，又为研究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文本提供了新的解释背景，成为在理解浪漫主义诗歌中产生新的意义的重要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刘建军.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流浪者英文篇（8）

对啊！昨天心里只想着女儿，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是谁把女儿从水里救上来呢。这个从水里救起小倩的人，才是最应该感谢的人啊！宾大海赶紧回来找黄婶，问昨天是谁把小倩救上来的，黄婶想了想说：“我也是听人说的，救起你女儿的，是一个看起来五十岁左右的老头，穿着破衣烂衫，说好听点的，是个流浪汉，说不好听的，那是一个乞丐！哎！你说当时看见小倩跳河的人那么多，有当干部的有做老板的，可咋就没有人下去救，倒是一个叫化子下去救呢！”

“去！去！去！”宾大海冷着脸说，“别左一声叫化子右一声乞丐的，人家那是英雄！懂吗？英雄！从今天起你别再提流浪汉什么的，我耳朵听了不舒服！”

宾大海原本就是个性格直爽，知恩必报的人，况且他就这么个女儿，自小被当成掌上明珠，要是女儿有个三长两短，他活着也没有意义了，救命之恩，哪能不报？可这英雄并没有留下地址姓名，流浪汉们又没有固定的住址，能去哪找呢？宾大海正纳闷呢，这天医院院长收到一封没有寄信人名址的信，信封上标明“院长转跳河轻生的姑娘收”，近来跳河轻生的人只有小倩一人，所以显然这信是寄给小倩的。信的内容先是劝告小倩要爱惜生命，要乐观，然后现身说法：“像我这样老婆离婚了，下岗了，身无分文了，只好出来讨饭的流浪汉，都不想自杀，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有什么理由去自杀呢？”当院长把这信转到宾大海的手上时，宾大海既感动又高兴，感动的是这流浪汉不但乐观，还对小倩如此关心，高兴的是得到了英雄的亲笔信，这笔迹就成了寻找英雄的重要线索。

宾大海立即着手行动，一是要黄婶帮忙，去找市电视台晚报等媒体，播出“寻找英雄”的广告：7月18日，绿水河边有位以四海为家的英雄，救起了一位跳河轻生的姑娘，姑娘的家人因当时思女心切，未能感激英雄救命之恩，现寻找这位英雄，请看到广告的英雄或者知情者联系宾大海，手机××××××××××，一并致谢。又印刷了几百份同样内容的寻人启事到街上张贴，并特别交待黄婶，在寻人广告中不能出现类似“流浪汉”这样的字眼，凡提到流浪汉的地方，必以“英雄”代之。二是他自己则拿着那封信，在广告播出的同时四处寻找流浪汉，让他们看信，请他们对笔迹。

各路媒体闻知此事，觉得这是难得的好题材，派出精英记者跟着宾大海的屁股，又是录音又是摄像，全程跟踪报道。可流浪汉们多半不会写字，会写的也与信上流畅飘逸的笔迹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一看就知道不是要找的英雄，找了三天一无所获。宾大海没灰心，广告继续播，他也继续找。这天，在天桥桥洞里看到一个流浪汉，宾大海又热情地迎上去了。

“你好！朋友！”宾大海给他递上一支烟，微笑着说。

“你，这是干嘛？”流浪汉有些受宠若惊，问。

“是这样的！”宾大海连忙掏出英雄信，又把女儿被救的事说了，然后要他对笔迹，因为说不定他就是救人的英雄。

“原来是这样！”流浪汉朝录像的记者们直摆手，说，“都别拍！也不必对什么笔迹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英雄！不过，我倒知道几个像我这样的乞丐，都是好心人，说不定救人的是他们！”

宾大海一听高兴极了，说那你带我去吧，流浪汉却板起了脸，说：“不急！你的广告里不是说对提供信息的也一并致谢吗？这年头做事情得讲经济效益，你先说说，我带你去找，你给多少报酬？”

得，连流浪汉也讲经济效益了！宾大海差点笑出声来，但找恩人心切，也不多想，立马答道：“你每帮我找到一个人，不管是不是我要找的，我都给你五十块，怎么样？”

“空口无凭，你得先给钱！”流浪汉伸出手来。宾大海这下“扑哧”一声笑了，掏出五十块钱就给了他，叫他快点带他去。流浪汉接过钱，这才迈开了步子。

一行人来到另一座天桥桥洞下，流浪汉指着桥洞里躺着的一个流浪汉说：“他叫阿猛，我原来与他并不相识，可有一次我发烧得很厉害，他路过看到了，就拿出仅有的十块钱给我买来了药，我才捡了条命，我想他既然舍得救我，救一个姑娘应当有可能吧！”流浪汉说着掏出一只药盒，说：“这就是那天他帮我买来的药盒，药吃光了，但盒子我不肯丢，我怕忘了好人！”

宾大海上前一看，却立即摇头不已，原来这阿猛看起来足有六七十岁，腰弯背驼，别说下水救人，看起来连走路都打摆子，根本不可能是他要找的英雄。

流浪汉也跟着摇头，说：“既然不是，那只好找第二个了！不过不好意思，还是得先给钱！”宾大海掏出钱往他手里一塞，流浪汉于是又把他们带到倒闭后闲置的一座工厂厂房里，指着里面躺着的一个流浪汉说：“他叫阿发，我原先跟他也不认识，但去年冬天的一天晚上，那天因为风大，特别冷，我冷得全身发抖，他经过我住的桥洞，看到我，也不多说，就把也不知从哪找到的一件军大衣给了我，还对我说他住在厂房里，不怕冷！你上去问问，你要找的看是不是他吧！”

宾大海上前一看，又立即摇头不已，因为这阿发虽然身体壮实，年龄也约摸五十岁，但一只裤子里面空荡荡的，显然是个瘸子，而据目击者称，救人英雄是四肢健全的。

没办法，宾大海只得再给他钱，要他再去找第三个人。流浪汉带着宾大海一行来到西街，然后拿出一枚“伍万”的麻将牌，说：“这个人具体住在哪我不知道，但五个月前的一天晚上，他曾经给过我一袋包子，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就拿这枚麻将牌给我，说他的名字就叫“伍万”，后来的几天里我见他老在这一带转悠，不知道他还在不在这里，你们自己去打听打听！”

宾大海一听心里很不爽，但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就上前敲开一位街坊的门，问他在这一带有没有见过一个名叫伍万的流浪汉，没想这街坊一听哈哈大笑，说：“有是有，可他现在改邪归正，不当流浪汉了！”说着伸手一指：“他就在对面8号门牌，有什么事你们找他去！”

宾大海转身就走，想一想又回来了，敲开了对面8号门，出来了一个中年汉子，宾大海问他是不是叫伍万，汉子点点头，问他有什么事，宾大海照实说了，伍万哈哈大笑，说：“没想到！这乞丐的记性竟然这么好！”伍万接着说，原来他曾经是个赌鬼，几个月前的一次中输光了全部家底，被老婆赶出家门，只好在街上流浪，后来那几个原先的赌友碰上他，嘻皮笑脸地问他饿不饿，他说饿，这几个赌友就说看在赢了他钱的份上，买袋包子给你吧，结果真买了袋包子给他。全部家产最后只换回一袋包子，伍万哭笑不得，又气又恨，刚好这时一个流浪汉从旁边经过，就把这袋包子给了他，发誓从此戒赌。后来老婆原谅了他，他也真的戒赌了。

宾大海一听哭笑不得，想再去找别的流浪汉时，转身却不见了那流浪汉，一群人正咋咋乎乎地找人呢，伍万摸了摸头，忽然大叫起来：“真是骑马找马，刚才带你们来这里的，不就是那个救你女儿的人嘛！那天你女儿跳河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没错，就是他！”

原来英雄就在身边，记者们一下子全都兴奋起来，一起四处寻找，可这流浪汉像上了天入了地似的，无论如何找不到了，接下来宾大海又找了整整三天，还是连影子也没找到。

正在宾大海一筹莫展时，这天他又收到一封信，还是医院院长转来的：

流浪者英文篇（9）

流浪汉小说是欧洲近代小说的一种模式，出现并繁荣于16世纪的西班牙。其常以人物的流浪为线索，在描写人物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展示广阔的社会图景。16世纪后期，流浪汉小说不仅风行于西班牙，也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地纷纷出现。17世纪下半叶，真正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开始衰落，但其独特的艺术结构仍对此后的欧美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于五四时期突破了传统文学的束缚，从欧美近现代文学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学结构变革的参照系，并结合自身文化本源，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中国作家大量阅读欧美文学作品，受到了欧美文学的强烈冲击。中国作家艾芜的《南行记》与西班牙流浪汉小说鼻祖《小癞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又有所超越。在学习与借鉴欧美笔法的同时，艾芜在《南行记》中展现出中国流浪汉小说独特的一面，即更多地结合中国国情与社会现实，在嬉笑怒骂的同时不忘挖掘人性人情，以达到唤醒民众，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一、《南行记》对《小癞子》的承继

1.“反英雄”式的小人物

自古希腊以来，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或是歌颂英雄人物的骁勇善战，或是描写宫廷贵族的逸闻趣事，再者便是推崇骑士佳人的浪漫爱情。由此可见，当时文学创作多是以上层社会为背景，体现了“英雄时代”的英雄主义理想。但《小癞子》却标新立异，打破了以往的叙述传统，尤其是打破了西班牙骑士文学与田园小说中“英雄佳人”式的叙述模式，以被人忽略甚至鄙视的底层市民为主人公，以其自身的视角与眼光审视自己，同时审视整个社会。这些流浪汉多为无业游民，他们一般出身低贱，在艰难困苦中挣扎求生。他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其低贱的身份使他们受人鄙视被迫到处漂泊。生活的艰辛迫使他们偷窃、诈骗，他们不是英雄，没有英雄的伟大与崇高，他们只是圆滑、伪善甚至是邪恶的小人物。他们的出现是对英雄主义理想的彻底否定，他们的出现是现实生活与理想之间相互冲突的产物。

而艾芜在人物塑造方面与《小癞子》一脉相承，关注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受侮辱与受损害的普通劳动人民为主角，谱写了一部中国式的“小人物传记”。在《南行记》中，不仅主人公（即艾芜本人）是一个四处流浪，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文章中登场的一众人物与主人公一样都是最底层最贫困的民众。他们的职业低贱，身份卑微，他们其中很多人为了生存不惜以身试法，但是这些流民没有使人感到厌恶反而多了几分同情。如《三峡中》过着流民生活，以偷盗为生的魏大爷、野猫子、小黑牛等；又如《松岭上》中孤苦无依，有着悲惨生活经历的白发老人；再如《森林中》虽以抢劫为生但性格耿直的马哥头等等。所有的人物均因生活所迫而做出了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他们并非英雄般完美无缺，但却有血有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遭遇。而艾芜也借助《南行记》表达了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与关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第一人称视角的运用

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一向为许多作家所推崇，虽然这一叙述方式使作者获得了充分的叙述自由，但却剥夺了读者探寻、解析作品的权利，削减了读者阅读的积极性。《小癞子》尝试了与之不同的叙述方式，即运用第一人称，以“我”为叙述者，通过“我”的生活经历将一个个彼此不相干的事情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叙述方式相比于第三人称那种全知全能的叙述方法，虽然减少了作者创作的自由度，但却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在作品中，作为叙述焦点的小癞子以第一人称形式出现，以其独有的视角探索人生，描写世间百态，引起读者共鸣。使读者在对小癞子滑稽无赖的举动付诸一笑后，能够深入作品内部，深刻理解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社会现实，达到警恶劝善的目的。

同《小癞子》一样，艾芜在《南行记》中也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以“我”的流浪经历和亲眼观察来叙述故事，对一群被社会抛出圈外的特殊人物进行了多层次的展露，也借“我”的亲身经历向世人展示了西南边陲地区的真实生活。小说中的“我”游历了西南边陲的诸多地区，以及与我国西南边陲接壤临近的缅甸、南洋等地。在流浪期间，在“我”身边发生了种种耐人寻味的小插曲。作者以“我”为中心，通过“我”的叙述将各个无关的故事十分自然地串联起来，将各色不相干的小人物们串连在了一起，展现了广阔的西南边陲地区的社会风土人情，并描写了在这广阔的西南边陲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二、《南行记》对《小癞子》的超越――刻画与倡导“硬汉”性格

艾芜在《南行记》中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子”人物形象。在《小癞子》等西方流浪汉小说中，人物多被刻画为圆滑、狡诈、虚伪等负面形象，而其随遇而安，苟且偷生的个性也与“硬汉”相去甚远。艾芜在《南行记》中也追寻着《小癞子》的脚步，塑造了许多胆小怕事，见风使舵的人物形象。但值得关注的是，艾芜并没有局限于西方流浪汉小说中的传统人物形象，而是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硬汉”形象。所谓“硬汉”，并不特指男性，也不是指那些体格健壮的人，而是指性格刚毅坚强、坚韧不拔、宁死不屈的一类特定人群。中国自古以来普通民众信奉的是“忍”的信条。中国民众历来是委曲求全的，因为“生比死好”。（下转第16页）

（上接第14页）由于中国历经了几千年封建集权的高压统治，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的爆发均是民众被逼至绝境的结果。若不是被逼至绝境，就会像鲁迅所概括的中国历史：“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是在《南行记》中，艾芜笔下的一众人物却坚信“死比生好”，他们对死亡是一种轻视态度，如《我的爱人》中因反对帝国主义而牺牲的缅甸战士，以及被抓入监牢，视死如归的反帝战士的妻子；还有《山峡中》“野猫子”得知有官兵要抓她时那轻松的语调与不屑的神情；野猫子的父亲――魏大爷曾说过：“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

艾芜在诸多篇幅中均提到了顽强、坚毅等词汇，如开篇《人生哲学的一课》中，艾芜发出了“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的呐喊；又如《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中艾芜感叹道：“那些勇敢的坚毅的人们，你们是有福的了。”；在《乌鸦之歌》中，艾芜也曾说过：“如果一开始便对敌人容忍，那人类绝不会活到现在。”第一版《南行记》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共由八部作品构成。这些作品的时间跨度是1931年至1933年。当时正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关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绥靖满洲国，并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的怒潮。作为一名爱国作家，作为一名进步的左翼文学作家，艾芜将满腔热血与真挚情感投入到作品中，直面惨淡现实的人生，在悲苦中塑在了一群“硬汉”形象。他们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因为他们内心埋藏着善良、纯洁的情操，他们有着血性，这种情操与血性需要被挖掘与开发。而他们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的民众，作者在文章中呼吁人性的复归与血性的喷涌，只有这样才能教育民众，唤醒民众，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小癞子》作为西方流浪汉小说的开山之作，首创了以社会底层的无业游民为主人公的人物塑造范式，以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开启了描写流浪汉形形生活的崭新篇章。《南行记》在继承与借鉴《小癞子》艺术风格的同时，更有着火一般的热情，有着鲜明的爱憎。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和憎恨，对底层人民的热爱和同情是作品的感情基调。因此，《小癞子》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形式，更多的为个体服务，强调个人的解放与发展；而与《小癞子》相比，《南行记》更多承担的是一种国家与社会责任，与国民思想的启迪和整个民族的振兴息息相关。这是中西方流浪汉小说最本质的区别。

【参考文献】

[1]艾芜.南行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克维多等著.西班牙流浪汉小说选[M].杨绛，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发.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M].济南：齐鲁书社，1999.

[4]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流浪者英文篇（10）

海洋文学是英美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无数劳动者、探索者、文学者共同研究后积累而成的新文学形式。早期英美两国为了满足殖民扩张的需要在世界各地大范围探索地理，经过很长时间的实践之后才发现了海洋，后人延续了前人的海洋探索道路，逐渐深刻地认识并开辟了海洋文化。可以说，海洋文化是海洋文学的基石，海洋文学是海洋文化的必然趋势，两者是相互共存的。

（一）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学

海洋是茫茫无际的水源，海洋是生物生命的开始，海洋是辽阔天空的蓝色，这些都使人类的大脑思维中对海洋产生了敬畏之心。在推动人类历史文明发展时期，海洋文化一直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跟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人类对于海洋文化的最早认知是将其定义为人类认知、开发、利用海洋的过程中，协调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人类通过挖掘利用海洋资源获得了生命，维持了正常的生活条件，对海洋也开始产生依赖之心。由于人类大脑机能的提高，对于海洋的界定不再仅仅是自然的景物，而是人类文化的最早起源，是后期文化崛起的根本推动力。因此，海洋文化具有开放、流动、浪漫、幻想的特征，极其崇尚奋斗、开拓和机遇，犹如海洋波涛汹涌般气势磅礴，这些都是导致海洋文学形成的主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正式将海洋文化确立为一门学科，其内涵和外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海洋为施展的平台，从而尽情展现人类精神活动和物质生产的所有作品均可以称为海洋文学作品；其二，以海洋为陪衬背景或叙述对象，进而反映海洋与人类自身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作品：其三，具有鲜明海洋意识和特色，能够展示海洋精神的文学作品。

（二）英国海洋文学的形成

在英国的文化发展史上，文学创作者们借助于岛国的地理环境拟定文学思路，从而成为了文学家的想象基础，对于推动海洋文化发展具有显著影响。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历史和文化让文学创作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方向，许多文学大师的文学作品开始与航海、船舶、海盗、海上征战、海外扩张、海上探险、海外贸易等内容紧密相连，这恰恰符合了英国海洋文学的变革需要。英国人民向来以骁勇好战、富于冒险、敢于面对自然、征服自然等性格著称，这多少受到了早期海洋文学的影响。众多的英国作家所塑造的人物性格反映了个体性、激进性、吸收性和开放性的海洋精神，作品主人公充满战斗力的人文气魄为文学价值的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之后，文学塑造者开始将这种精神始终贯穿于文学作品中，从而形成了英国的海洋文学。

（三）美国海洋文学的形成

美国也是全世界海洋文学的大国之一，其海洋文学作品的质量和数量堪比爱情文学、战争文学、科幻文化、西部文学。溯其根源，美国的文学其实源于欧洲大陆，以英国文学为代表的老牌殖民国家的海洋文学为美国海洋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生长土壤，这也是美国海洋文学形成的最重要的根源。美国海洋文学的形成也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正是英国殖民地扩展才刺激了美国内部人民的思想崛起，海洋文学才会得到人们的新认知。从另一个角度看，战争对于美国海洋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美国在战后重建过程中与英、法等国家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这对美国海洋文学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英美海洋文学中的浪漫情怀分析

（一）浪漫情怀的海洋文学作品

对于“浪漫情怀”的理解，东、西方国家的文学大师们有着不同的感触。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想象丰富，激昂奔放，富有浪漫主义精神。李白的浪漫情怀源自于内心的无限想象，对各种虚幻事物的美好点缀。而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浪漫情怀则源自于对现实事物的再次塑造，以实物为基础塑造了各种美好、浪漫的元素。具有浪漫情怀的海洋文学作品代表如下：

库伯可谓是美国海洋文学发展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均以海洋为题材进行创作。自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他曾写过11部海洋小说，包括《海狮》《舵手》《两个船长》等，这些作品的写作灵感多数源自于库伯少年时期的水手生活，展现了他与海洋之间密不可分的情感，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超脱现实的想象才能。库伯将自己的海洋文学创作立足于现实生活经验的积累，通过回忆水手生活期间对海洋的认识来激发文学灵感，这种条件下构造的作品更加接近海洋的本质，“浪漫情怀”的人文元素得到了全方位地体现。

赫尔曼·麦尔维尔是美国海洋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以其真实的海上谋生的经历为灵感源泉创作出了《泰比》和《奥穆》两部以他航海经历为素材的海洋小说，而后又创作了三部航海小说——《白外套》《雷得本》和《玛地》。1851年，赫尔曼·麦尔维尔发

表了代表作《白鲸》，这是一部经典的海洋小说，其主要特点就在于以海洋为背景，以海洋精神为小说展现的主题，丰富了海洋的意象象征含义。小说中除了用一半篇幅对捕鲸业的叙述与描叙之外，剩下的篇幅便是面对大海时作者与主人公的无尽海洋抒情，并将大海在不同风向、季节、地点的变幻莫测描绘得淋漓尽致，形成一幅壮观的写意画，蕴涵了丰富的浪漫情怀。

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在海洋文学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奠定了作者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年轻时的鲁滨逊怀揣着出海的梦想，不顾父亲的阻拦一意孤行地与朋友结伴出海，充满着对海洋的幻想和征服海洋的愿望，即便是在逃脱死亡恐惧之后，鲁滨逊也始终保持着对海洋探险的那份痴迷，毫无畏惧地再次踏上征程。自小对海洋充满好奇的心理促使了鲁滨逊长大后出海的行为，尽管这是一意孤行的举动，但从侧面反映了海洋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文学浪漫的色彩元素。主人公的这种心态反映出当时英国社会对海洋探险的普遍心态。

有美国戏剧之父之称的奥尔尼，在塑造《天边外》中的主人公时，为其构造了一个怀揣梦想出海远游而不能实现的人生经历。主人公的一生都梦想着与大海接触，幻想着遨游于大海的情形。虽然小说人物未能实现自己的海洋梦想，但这是一个至死都迷恋着大海的年轻人，这种浪漫情怀使他在弥留之际竭尽全力爬到能看到日出的高处，让即将闭上的双眼眺望那遥远的天际。《天边外》的主人公毕生梦想出海远游却未能实现，用“死”的代价来敬畏海洋的浪漫，这种文学精神更加提升了海洋文学的艺术魅力。

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表现人与自然冲突方面虽然不是那么明显，老人对自己的对手马林鱼也一样充满了爱和尊敬，但是也正如主人公所说：“可是我要趁着这一天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把你处死。”这显示了老人在自然面前所拥有的自信心和傲慢。这部作品将“硬汉形象”置于与大海紧密相连的故事情节之中，成功地塑造了“打不败的英雄”老人的形象。这位老人有着自然中心主义意识，把大海当做是与自己心灵相通的朋友，这是一种充满浪漫主义的情怀。

而当代的浪漫主义者在受到生态伦理的影响后，依然带着无限渴望出海，但却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渴望战胜自己、开拓自己。英国女作家萨拉·梅森的海洋小说《海恋》（2007）便是这样一部作品，11岁的主人公茵琪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身为女孩也可以驾驶帆船参加比赛，便在暴风雨中磨炼战胜苦难的勇气和毅力。与此类似的海洋小说还有大卫·海斯的《我的老爸与海》（1995），年轻的丹在大学毕业后便想出海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父亲大卫也参与了他的部分航程，丹出海的理由是让海上的清新空气吹进陈旧的生活。这一类在海中磨炼意志、培养勇气和自信心、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为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二）现实主义的海洋文学作品

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杰克·伦敦曾有过丰富的海上生活经历，他做过海盗，当过海豹捕猎船上的水手，他以其自身真实的海上生活写出了以海洋为背景的许多作品，如《白牙》《海狼》等。其中，在《海狼》的许多篇幅中都描写了船长的冷酷和船员的莽撞。在这部作品中，现实地反映了船员并不是对海有着依恋之情才出海，而是迫于生计、子承父业，出海捕鱼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当遭遇狂风巨浪时，船员要拼命保护船只，或者与海豹决斗，或者是与“老狼”拉森斗智斗勇，这种超现实的描述毫无浪漫可言。

流浪者英文篇（11）

一、 引言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的欧洲，战争频繁，社会动乱。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不平等让人们认识到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远非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理想王国”那样美好，人们在深深失望之余，努力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种情绪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了当时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则是诗歌。在19世纪的英国诗坛上涌现出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湖畔派”诗人，他们开创了新鲜活泼的浪漫主义诗风，使诗歌创作脱离了古典主义的理性的轨迹。而后崛起的拜伦、雪莱等诗人把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向了高潮，为英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对《西风颂》中浪漫主义元素的解读

浪漫主义诗歌以对自然地生动刻画和丰富的想象为特点，作者往往将个人的情感和想象置于首位，常借助于自然景物的描写抒发内心的情感，热衷于追求物我合一的理想境界，呈现出很强的主观性。这一点在《西风颂》中有鲜明而具体的体现。作为英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雪莱乐于亲近、观察大自然，从中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并善于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出来。在《西风颂》这首颂歌中，雪莱为我们树立了自然与现实完美结合的典范，成功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转换，独特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使该诗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诗歌共分五节，前三节咏风，诗人以丰富的想象把西风在陆地、天空、大海上的凛凛威风写得酣畅淋漓。接着诗人笔锋一转，由咏物转而抒情，将“我”引入诗中，在后两节中抒发了自己愿随西风而舞、与西风合而为一的澎湃激情，表达了诗人对革命的迫切向往。全诗结构严谨，层次清晰，主题集中。无论是前三节对自然景象的描写，还是后两节的直抒胸臆，都充满了主观性。诗人对西风破坏威力的感叹，对西风保护者的讴歌，让我们强烈感受到诗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他不仅看到了西风席卷落叶的破坏威力，也看到了它吹送种子的建设作用，雪莱将自己作为一位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和丰富的想象力展现的淋漓尽致。《西风颂》这首颂歌里充满了对自然的崇尚和向往，在诗人的笔下，自然被人格化了。第一节既写了秋之呼吸的西风，也写了春天“碧空的姐妹”――春风；既写了鬼魅似的落叶，也写了“像羊群一样，觅食空中”的春天的嫩芽；诗人既用“重染疫疠”等词语来诅咒垂死的秋叶，同时也瞻望春天“将色和香充满了山峰和平原”。诗歌中对现实的不满和鞭挞，对未来的幻想，也即是诗人对西风破坏旧的，催生新的双重作用的讴歌，使诗歌主题思想中这两个部分通过对比描写，不断地在交叉中发展，矛盾又统一，从而为后面几节诗的发展提供了中心线索，更为诗篇结尾的著名预言：“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埋下伏笔。在诗的第二小节诗人除了继续描写为“频死的一年”唱出了葬歌的西风的威力以外，还从上节诗中枯叶的形象联想到天上的流云，二者的联系密切而又自然，体现出异曲同工之妙。在诗歌的第三小节，诗人又带领我们进入惊涛骇浪的海洋，雪莱着力描绘被秋风唤醒的波涛汹涌的蓝色地中海，西风的威力进一步得到了渲染：大西洋的海水“向两边劈开”，为西风让路；深植海底的花木被西风“吓得发青，一边颤栗，一边自动萎缩”。至此，诗人以丰富的想象书写了西风扫落叶、席卷流云、翻江倒海掀起巨浪三种自然景象，这些想象中都融进了诗人最真切的感情，诗人正是借西风这一生动的意象来抒发自己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愿望。浪漫主义笔法的使用不仅没有破坏诗歌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反而使诗歌的意境更为宽广，让读者于视野的转换中充分感受到西风排山倒海般的气势，更为完美地反映了现实。这与诗人对大自然的细心观察是离不开的，就连落叶因不同的生长时期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这一细节都被诗人捕捉到了并在诗歌里表现出来：黑的、惨红的、铅灰的，或者蜡黄，这些对自然地着力描写体现出雪莱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

三、结语

《西风颂》中，西风具有排山倒海的豪迈气势，上天入地的神力，这与诗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的结果。西风的威武形象贯穿全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诗歌的各个小节诗人分别使用了丰富的想象来扩展诗的艺术效果，与全诗主题思想的两个方面相呼应。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