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文化论文大全11篇

钱币文化论文篇（1）

【关 键 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 history/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monetary culture

【 正 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 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 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 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钱币文化论文篇（2）

戴志强先生从事钱币学、货币史研究30余年，出版专著11部，百余篇，获得多项中国钱币最高学术奖“金泉奖”，主持创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在中国钱币学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方面有卓越贡献。

在座谈会上，戴志强先生作了精彩的演讲：

钱币学不是货币学，货币学要研究的是货币理论、货币制度、货币政策、货币购买力等等与货币相关的经济问题。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钱币”，则是一个文化领域的名词，既包括正在流通使用的货币，也包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货币，还包括因为货币和货币文化而产生的其他相关事物。说到底，钱币学要研究的是文化问题。

具体到压胜钱来说，以前统称厌胜钱或压胜钱，我还是认为这两个名称好。“花钱”这个名称出现较晚，有些叫法来自台湾等地，如叫玩钱等等，我感觉这样的叫法是把厌胜钱的品位降低了。中国民俗钱币学会成立，没有用花钱的名称。这样既体现了钱币蕴含的文化价值，又准确地涵盖了此类钱币包含的丰富门类。

压胜钱是正用钱(也叫行用钱)文化的衍生物，称之为“货币文化的衍生物”，非正用钱与正用钱之间的关系，就像纪念章和货币的关系。因此压胜钱又可以理解为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用途的“章”。品种相当多，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制作，但也不乏出自官炉的上乘之品。压胜钱的门类极其繁杂，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币文化、民俗风情，成为古钱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事实上，从有正用品时就有了钱币文化，也就有了非正用品。比如自货币产生之初就出现有以冥币陪葬的习俗，这种人死后在“阴间”使用的钱币就属于民俗钱币的一部分。再加上其自身包含的民俗文化的丰富，民俗钱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钱币的半边天。

压胜钱的源头现在看到汉是没有问题，那么再往上追溯，能到什么时候?有人讲，齐“六字刀”是纪念币的性质，如果这样，也就是说，战国就有了压胜钱。再往前追，我认为，从货币产生那天起，就有了压胜钱。因为古人去世后，要用一些货币随葬，那么这部分货币就没有了流通功能，它就是压胜的意义了。压胜钱到了今天还有没有衍生物?各种纪念币、纪念章是不是?纸币有没有压胜钱?民间印的用于葬仪的冥币应该就是。邮票是不是?各种有价证券应该都是纸币的衍生物，邮票也应该是纸币的衍生物，以前就在国家印钞厂的一个车间印制。

戴先生还回顾了他在主持《中国钱币》杂志期间的一些工作，他说，《中国钱币》一直希望能刊载一些压胜钱方面的文章，但实际发表压胜钱的文章很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到稿子自身质量的局限，缺少有质量有深度的文章，研究的成果也相对少；二是压胜钱的断代是个难题，单凭拓片、图片等不好下结论，不像正用品有史书记载的参照，钱币本身也多有年号等信息。所以一直没有实现。现在你们成立了学会，相信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会得到加强，也会组织起民俗钱币的爱好者一起把这项工作做好。戴先生最后祝愿民俗钱币学会越办越好。

“天下花泉”网站站长、民俗钱币收藏家陆昕介绍说，正是由于民俗钱币具备许多钱币之外的文化内涵，因此该网站在致力于藏品分享、泉友交流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吸收民俗学方面的专家，并将此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网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将民俗钱币蕴含的文化、知识、故事记录下来。”而记录本身，就是一种传承。

钱币文化论文篇（3）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

三、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四、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

参考文献：

钱币文化论文篇（4）

广西钱币博物馆展品主要分为基本陈列和临时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以历史脉络为主线，以地方历史文化和东南亚文化为亮点，共展出精品1万多件，展览分中国历史货币、人民政权货币、广西历史货币、东盟十国货币、世界各国货币、反假货币、学术研究成果七个展区，运用文物与史料相结合的方式，真实反映货币金融的发展历程。临时陈列采用专题展方式，在博物馆中设置可移动展柜，着重突出展览的时效性和特殊性，全面反映每一时段文化特点。两种陈列方式，相互辉映，形成了广西钱币博物馆独特的展陈风格。

中国历史货币是博物馆展品最多也是最丰富的展区，从夏商周的贝币到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货币，各种钱币洋洋大观，其中不乏珍贵品种，有商代后期生产的世界最早金属铸币“人工铜仿贝币”，战国时期人们制造出的铲形、刀形金属铸币，秦始皇统一江山铸行的全国通用货币“秦半两”，汉代使用计重的五铢钱，唐朝首次采用的通宝钱，宋代铸工精良、文字优美的书法钱，元明清沿用皇帝的年号钱，民国时期全国各省市三十几家地方银行的银行券，抗战时期根据地的货币就有四十几家银行，其中北海银行、华中银行、西北农民银行货币为本馆规模最大、品种最全。一枚枚钱币上，烙下了历史的沧海桑田，透过钱币上的文字，看到了几千年的华夏历史。

博物馆最有特色的是广西历史货币和东南亚货币。广西历史货币有北部湾海上丝绸古道出土（两晋以前）的五铢钱，有宋代梧州、贺州钱监遗址出土的炉渣及钱币，民国时期广西新、旧桂系军政权印制、发行的各式各样的军用钞票和地方货币，还有尤为罕见的援越抗美时期发行的一套“军用代金券”，和保存完整的抗战时期中央造币厂桂林分厂的称量工具——天平。这一件件实物反映了当年广西风云变幻的政治变迁，是当时广西政治、经济、金融的真实写照。

东南亚货币有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泰国、文莱十国货币，其中尤以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货币最为齐全。博物馆收集了越南近千年货币，从丁朝第一枚铜钱“太平兴宝”开始直到阮朝“保大通宝”机制铜钱，法国殖民时期印制的纸钞、镍、锌币、银币等，特别是集藏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期的珍稀货币数量之多，堪称亚洲第一。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砂捞越”、“霹雳”等洲锡钱及“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属海峡殖民地”、“英属婆罗洲”等货币应有尽有。柬埔寨“扶南王国”的金银币，“逝里差旦罗王国”银币，真腊时期大量通用的中国货币。这些东南亚货币充分体现了中国与之交往的悠久历史，也显示了东南亚人民智慧的光芒。

最后一部分是世界各国货币，在一张世界地图上布满了全世界一百八十多个国家的硬币，展示出世界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及地区的货币，有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分出的十几个国家的货币，还有整套的新欧元（硬币），另有难得一见的一套26枚15世纪古罗马手工打制的铜币，还有最大面值的钞票——前南斯拉夫伍仟万亿的纸币。

特色展览精彩纷呈

走进广西钱币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布置在展馆中央的专题陈列展品，这是博物馆为了正确引导群众性收藏、投资活动的一项举措。十多年来，博物馆始终坚持每个季度举办一期内容丰富、展品精良的特色专题展览，这些展览都经过认真策划，展品经过精心挑选，并兼顾了不同人群需求，社会效果十分显著，大大提升了博物馆的知名度，这项活动走在了全国各省市钱币博物馆的前列，也是目前能坚持走定期举办特色展览道路的唯一一家钱币博物馆。

为充分发挥展览的宣传效果，也为了更加吸引参观者，博物馆非常注重结合时局形势来安排展出内容。为迎接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博物馆举办了以柬埔寨历史货币为主题的《柬埔寨及东南亚历史货币珍品展》，为迎接第四届、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又推出了《马来西亚历史货币精品展》。博物馆还积极创新，分别与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合作举办了《农业银行60周年精品票证展》，与中国银行广西分行合作举办了庆祝中行成立一百周年的《百年中行钱币票证展》，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之际举办了《党旗红革命文物精品展》，在每年辞旧迎新之际举办生肖币展。这些展览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提高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搭起了一座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的文化桥梁。

研究成绩硕果累累

广西钱币博物馆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结合钱币学会工作特点，积极组织、指导开展钱币研究，每年都组织一次全区性的钱币理论研讨会，并不定期地出版论文汇编刊物，由此推动广西钱币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营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研究氛围，尤其在广西历史货币和东南亚历史货币的研究上，取得了骄人成绩。

1993年12月，广西钱币学会编写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有无发行货币的调查研究》荣获中国钱币学会第一届“优秀成果金泉奖”。

1998年10月，广西钱币学会主编了《广西历史货币》，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广西历史货币全貌，与云南钱币学会合编了《越南历史货币》。这两部专著获中国钱币学会第二届“优秀成果金泉奖”。同年，广西钱币学会推荐的五篇文章收入了中国钱币学会东南亚货币研究组主编的《瀛海流泉》一书。

2002年，《南明永历通宝》的研究工作列入全区钱币研究重点课题。《因地制宜搞好越南钱币的研究》、《浅谈地方钱币博物馆的特色与作用》两篇论文被中国钱币学会选送至北京召开的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第九届年会发言和张贴。

2003年1月，由广西钱币学会组织全区钱币专家编撰的《中国十文铜元版式研究》出版发行。

2004年，广西钱币学会专家赵盾编写的《钞海览胜》一书，作为广西社科联重点科普读物出版发行。

2006年8月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国与东南亚古代货币发现及研究研讨会论文汇编》。

2007年，成立“柬埔寨历史货币”（暂名）和“新编中国十文铜元版式”（暂名）课题组，不断加大课题研究工作力度。

2009年，学会编辑的《钱坛新论——广西钱币学会优秀论文集》，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钱币文化论文篇（5）

会议原则通过了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锡全汇报的《中国钱币学会2006年工作总结及2007年工作计划》，以及副秘书长王永生汇报的《中国钱币学会对地市级团体会员届审考核报告》。副理事长李学勤，常务理事吴荣曾、高崇文、王敬东、周载群等作了重点发言。最后，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中国钱币学会理事长马德伦作了重要讲话。

一、充分肯定了学会2006年的工作

会议认为，2006年的学会工作在组织建设、学术研究、宣传普及、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新的成绩。特别是成功组织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规划了新一届理事会工作，为新形势下学会工作的发展建设指明了方向。为贯彻新任理事长马德伦的讲话精神以及新一届理事会工作规划，学会组织召开了“中国历代货币发现与研究新收获学术研究会”和“楚国货币与中国古代铸钱业学术研讨会”。同时推动了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为发展我国钱币、银行类行业性博物馆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需要加强钱币学的学科理论建设

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学勤副理事长认为：钱币学虽然已初步构建了学科的理论体系，但是还不完善，也不系统，与社会上钱币事业发展的现状相比还相对滞后。因此，需要加强钱币学的学科理论建设，继续从理论上进行更系统的归纳、总结，使钱币学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取得其应有的地位。同时，希望学会能够经常性地组织类似“新发现新收获学术研讨会”。其他理事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三、学会工作要为央行履行职能服务

马德伦理事长指出，学会挂靠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就有责任尽心尽力办好学会。这就要求学会要在弘扬历史货币文化，为会员及广大爱好者作好服务的同时，积极配合中央银行的中心工作开展学会工作。在研究工作上，要拓宽领域，增加深度，提高层次。要紧密围绕中央银行业务，以史为鉴，既要研究钱币学、货币史，又要紧密围绕中央银行的中心工作，深入研究钱币文化的外延，更好地为现实经济、金融工作服务。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四、要从提高中国货币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和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加强与国外钱币界的联系与交流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及对外联系的增加，中国文化对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钱币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要办好展览和宣传，并且让更多的外国人在参观钱币博物馆时，能够了解更多的中国货币文化，这也是走出去的一种形式。要重视中国货币文化的传播，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中国货币文化的影响和地位。

五、宣传普及工作要面向广大社会公众

钱币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要注意扩大宣传的受众面，既要面向专业人员，更要面向普通大众，展览要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针对社会上很多人对钱币市场感兴趣而投资、收藏钱币，学会应该面向百姓关注的钱币市场，正确引导群众性的收藏、投资活动，把宣传普及工作做实做活。要广泛地宣传金融、货币文化，普及反假货币知识，要充分发挥学会的组织协调作用，调动会员和各地分会的积极性，增进学会间、馆际间的交流与交往，抓住契机，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人民银行建行60周年、2010年世博会等重大纪念活动，做好宣传普及工作。

钱币文化论文篇（6）

王荫嘉先生是我国著名钱币学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钱币的集藏和研究掀起高潮，荫嘉先生此时即投身钱币事业。1940年，上海成立中国泉币学社，同年创刊《泉币》双月刊。荫嘉先生既是学社的骨干，又是泉刊的编辑及校订者。他一方面辅佐学社领导推动学社活动，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全力收集钱币资料，开展研究，为泉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文章、研究成果，在泉币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荫嘉先生一生留下了大量关于钱币的文章，对钱币的集藏和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先生的名言“欲研泉精微，必也胸罗全史”，代表了先生在泉币研究方面的理论建树。他的《寿泉集拓》辛集“序”，分析集藏钱币必备的条件，其中一条是“须学识之丰富”，并对钱币学识作了精辟的阐释：“古泉聚历史之精神，树百世之楷模。形影相随，表里为用。史以外无他学，斯泉以外曷足以代表夫全史乎?故欲研泉精微，必也胸罗全史。私家记述，断章残简，石墨金文，无不取资。而五金之配合，冶炼之纯杂，理化学也。入土时代之深浅，原壑燥湿之异同，五采于焉彪炳，锈蚀随而分歧，地质学也。礼失求野，本国之所不详者，或反得诸异邦。突厥番夏之文字，西域蒙古之金银，非博稽俄、法、英、日诸儒之著述不可知，译学其尤要也。”在多数人执迷于就钱论钱的时候，先生能有如此卓识，实在难能可贵。荫嘉先生对于钱币的鉴定，有超凡的判断力，除了他对钱币本身有着敏锐的直观感悟之外，更得益于他的博学广识，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化修养。

读先生留下的《品泉录》、《品泉续录》和这部钱币论集，如见先生其人。先生是一位严谨、仔细的学者，他从不夸夸其谈，空发议论；他嗜好钱币，更关注资料的收集整理。他做的拓本，一丝不苟。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钱币学大家亲自制作拓本，他知道重点在哪里，要反映的关键部位在哪里，再加上洞察入微的分析点评，往往使人豁然开朗，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正因为他的资料丰富，博学广识，治学谨严，所以他的文章，往往切中要害，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对于钱币的见解，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化遗产。所以《王荫嘉钱币论集》的整理出版，不仅是对前辈学者的仰慕和纪念，更是为当今钱币的集藏和研究，提供了一部实用的手册。为此，我要感谢健舆兄，感谢上海市钱币学会为我们的事业又做了一件实事。愿我们的事业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向前，不断进步。

谨为序。

丁亥岁末于北京续斋

钱币文化论文篇（7）

《货币哲学》是西美尔唯一一部结构完整的大部头论著，在二十世纪开头的那一年问世。不过，西美尔的基本思想已经反映在1896年发表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一文中。文章的题目已经讲得很清楚，西美尔感兴趣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因此，自然要“从货币经济学结束和尚未开始的地方起步”。

西美尔并非不晓得货币首先是一个“历史现象”，但历史唯物主义的货币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触及货币“对内在世界——包括个人的生命力、个体命运与整个文化关联的影响”。“只能用哲学方式来处理”现代货币经济与真正人的历史现象的关联，意味着要“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来考察货币的本质”，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睛对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恰恰是瞎的。

西美尔的货币文化哲学也不是实证的经验社会学的货币研究。按照当今主流社会学界的“学统”观念，西美尔的货币研究就算不上社会学论著。西美尔当然看不起经验的实证社会学，如果要“从货币的作用来说明生命现象的本质和肌理”，仍然需要哲学思想，而经验的实证思想并不思想——其实也不分析。

货币古而有之，现代经济生活使得它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对于韦伯，这一变化的深远意义在于理性化机制的形成。对于西美尔，其深远意义首先在于：货币成了个人生命中“不受条件限制的目标”。

从前，人们渴求的人生目标——比如美好的爱情、神圣的事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而金钱这样的人生目标却是人随时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换言之，前现代的人生目标乃是一个恒定、潜在的生活目的，而非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如今，金钱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所以，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的说法绝非比喻。

就生活产生的生命感觉而言，以金钱为中心与以上帝为中心所产生的生命感觉有形式相似：上帝的观念超越了所有相对事物，是终极性的抽象综合；在上帝观念中，生活的矛盾获得了统一，生命中所有不可调和的东西找到了和谐。同样，货币超越了所有具体事物，显得可以调解一切生活矛盾，“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人们相信金钱万能，如同信赖上帝的全能。

西美尔又将金钱同语言模拟。

语言不等于具体的富有特性和差异的言语，它本身没有特性和差异，但能让言语富有特性和差异。同样，金钱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其“没有独特性的力量，但这些力量仍然能够给生活添加各不相同的颜色”。金钱显得像纯粹的形式，使得具有质地的生活内容和方向产生质的变化。生活的各种因素通过语法形式而成为接触、冲突、交往的言语，金钱就是现代生活的语法形式，生活中“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相互接触”，成为活的言语。

这种货币的上帝模拟论和语言模拟论并没有先设定某种对金钱的道德立场，相反，西美尔看到，金钱一视同仁地支持截然相反的生活品质道德诉求，平等推动“大相径庭的思想方向和情感方向”，就好像上帝观念可以被不同的人利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语法形式表达其道德偏好。

比如，货币经济生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持续的个人自由主义诉求。原因很简单，在前现代的生活形式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明确、固定、人身化的；在货币经济生活中，人们很少依赖确定的人，每个人只依赖自身。人们固然依赖供货商，但人们可以经常随意更换具体的供货商——就像在现代货币经济生活中，婚姻关系仍然是一种人与人相互依赖的形式，但货币使得人们可以随意更换具体的依赖对象。在前现代社会，人同他人的外在联系都带有人身（Person）的特征，货币经济生活结构能够使人的日常活动与其人身色彩——也就是其真正的身体自我——显得不相干，人身自我能够退出日常关系，从而更关注自己的内在。人与人的联系固然极大地增多了，但人对他人的人身反而冷漠得多。所谓现代的自由，不过是货币生活为个体性和内在独立感带来的广阔空间。

然而，货币经济生活并非仅仅为个性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空间，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同样导致利益、关系、理解的平均化、无差异化，为平等诉求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平等诉求与个体自由根本上就无法共荣。

所谓平等，实际上就是“一种夷平过程”：所有高贵的东西向低俗因素看齐，这恰恰是金钱的作用。金钱是所有事物“低俗”的等价物，把个别的、高贵的品质（这恰恰是自由的个性要寻求的）拉到最低平均水平：“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西美尔敏锐看出，各个阶级在现代生活中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现代式“贪婪”，因为金钱成了概括一切值得追求的目标的通用语，“就像神话中有魔力的钥匙，一个人只要得到了它，就能获得生活的所有快乐。”

对于西美尔来说，价值意识集中在平等或自由，同价值意识集中在金钱身上一样，都是现代货币经济的产物。平等或自由的价值同金钱的价值一样，最终都不过是纯粹手段。

钱币文化论文篇（8）

一、明初钱钞兼用体系的建立及宝钞的崩溃

自唐代飞钱产生，纸币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钟爱，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明初亦继承前朝，实行宝钞。明初钱钞并行兼用，白银作为贵金属在明初属于非法货币，受到国家严禁，明初明确规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1），直到以英宗时期“金花银”的出现，白银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官方承认，终于成为合法货币。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主要是由于铜钱铸造和使用的限制：一方面，由于政府财政力量不足，铜源短缺，铜钱铸造数量有限，出现供给困难，同时官府为了得到足够铜材，令人民以私铸钱及铜器输官的做法，引起民间的抱怨与不安；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贸易用钱量增大，不便携带的铜钱成为商业周转的弊端，已经习惯于用纸币交易的商贾们不愿重为铜钱所累。明钞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流通不限制地域和时间，出现之初弥补了铜钱的不足，于是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的逐步形成，虽给明王朝带来了更大的统一性，，但是由于宝钞自始就是政府不兑换的纸币，明朝发行宝钞无准备金，发行量又无限制，这也直接导致了洪武末年由于滥发纸币纸币，通货膨胀，百姓不再相信纸币的信用度，出现了金银交相使用，商人拒绝使用纸币的情况。

政府为了维持纸币的流通，多次强行禁止使用白银。洪武七年，明确规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后明朝廷要求“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洪武三十年重申“交易用金银之禁”。而这种以惩治为主的强制措施在永乐以后发生了变化，新的货币回笼政策出现。永乐二年皇帝采纳了都御史陈瑛的建议，开始实施“户口钞盐法”，在《明史・食货志》及《明会典》中均有记载，每户大人配食盐一斤，收钞一贯，孩童减半（2）。仁宗时期，朝廷虽然认识到纸币滥发导致宝钞贬值厉害，但是民间形成的物重钱轻现象已不可控制，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的政令在民间令行不通，出现了“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宣德初，政府被迫放松了布帛米麦交易之禁，但是对于金银的交易罚钞越来越重。尽管政府采用各种政策回笼货币，但是钱钞兼行的货币体系的崩溃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宝钞的购买力一路下滑，至正统九年，米价已经涨到宝钞一百贯，政府放弃用银的禁令，上下都不愿意用钞而用银、钱，成化年间，一贯纸钞只值一文钱。正统时，宝钞一度到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地步，不再通行，只有官俸还是用钞折付，到弘治、正德年间，宝钞实际已经废止不行了，使用纸钞也仅限一贯，其它不复流行，虽明末还以钞字代表货币，实际上支付的是银或钱，纸币流通名存实亡。此后，明朝基本上没有再行纸币。明末天启、崇祯年问，给事中惠世扬和何楷力主恢复行钞均未获准，特别是在崇祯十六年，崇祯皇帝本人也接受了行钞的主张，并设立了内宝钞局，日夜赶造。但此时明朝江山已摇摇欲坠，没有人肯用白银去换纸币，明朝最后的行钞努力终于没有成功。

二、铸币的尴尬地位

白银为何能在明代超越纸币和铜钱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从内外因角度分析，一是白银自身的因素，二是同时期流通领域的其他货币存在无法避免的弊端。

首先从外因分析，钱钞体系的崩溃为以白银为主的新货币体系提供了机遇。明代通行的主流货币有宝钞、铜钱、白银，有时粮食衣帛等实物也用作交换。上文已叙述了宝钞的崩溃，而铜钱铸造也存在问题。明朝铸造铜钱数量有限，为历朝历代最少，尤其以万历之前，其发行量甚至不如汉唐时期。明朝的铜钱可分为制钱、古币、私钱三种，有学者将明代的铜钱政策分为四个时期：一、洪武至宣德年间的铸钱而禁用钱；二、正统至成化年间不铸钱但逐渐弛钱禁；三、弘治至隆庆年间大规模铸钱；四、万历至崇祯年间铸币再次陷入混乱状态（3）。据《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载洪武元年铸“洪武通宝”8 900余万文，洪武五年铸钱22 241.956文，洪武七八年间铸钱各铸钱19 984.983万文，宝钞发行之后，为确保宝钞的流通铸钱减少，据载“宣德通宝”只是两京宝源局及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宝泉局铸行了十万贯，数量不多。永乐、宣德两朝铸钱所开钱局相同，连两京在内也只有六处鼓铸，每年铸行也都不超过十万贯。与之相反，宋朝实行铜本位制，铸币为历史之最，据《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道中时期年铸钱为80 000余文，景德时期年铸钱1 830 000文，天禧末150 000文，明前期铸币量最高几乎为宋景德时期的十分之一。

明朝铸钱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铜源限制，明初甚至由于铜矿资源的紧张以及私铸钱的影响下令私铸钱作为废铜送官，并责令百姓出铜，以至“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明史・食货志五》载“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二处”，正德九年（1514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此后遂屡开云南诸铜场。有人建议：“两京铸钱以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可采云南铜，自四川运至岳州府城陵矶开铸”（4）。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采取鼓励铸币的政策，屡开云南诸铜场，久之产量减少，崇祯时，回收古钱用以铸钱（5）。其二，私铸钱也造成了钱币流通的紊乱。明末清初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述“惜铜爱工，钱即恶薄，私铸繁兴”影响了明朝的钱法施行。嘉靖四十三年因私铸币质量低劣，盗铸引起贸易不通，嘉靖帝采纳大学士徐阶的建议不得不暂停铸钱。万历十年曾因铸钱混乱下诏“近因铸造不精，私钱淆杂，及不系产铜去处买运艰难，领发行使阻滞不便，诏书到日，各该开局铸钱，地方暂行停止。”（6）其三，铸钱在明代地位尴尬。在洪武八年“大明宝钞”出现前为专用铜钱的时代，但是官府铸币十分有限，宝钞出现后构建了以宝钞为主、铸币为辅的货币体系，通货膨胀加剧了旧的货币体系的崩溃，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白银在成化、弘治年间成为铸币，新的以白银为铸币、铜钱为辅币的货币体系建立，可以说在中国大明时期铜钱处在了尴尬的辅币地位。明钱发行量有限，大多流行古币，古币之中以唐宋钱居多，特别是宋钱最多。据研究，明朝到十六世纪底两百年间不超过千把万贯，而且有一大部分收藏于官府之中，因此实际流通的铸钱以古币和私铸钱为主。明朝不仅铸币少，还有一部分流到国外，这部分铸币以古币和私钱为主。明代官制铜钱由于铸造量少等原因购买力很高，但是古币和私铸钱的购买力不断下降。

因此，在宝钞不断贬值，铸币作为辅币亦无法稳定货币流通，势必需要新的货币体系的诞生。

三、以白银为主币的新货币体系的建立

白银最开始作为非法货币，被政府明令禁止，但明初宝钞政策失败，铜钱资源的紧张，民间使用金银的趋势不可阻挡。据傅衣凌先生对146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分析指出“洪武、永乐之间以钞为主，宣德、正统则钞、稻谷、布、银兼用，成化、弘治以银为主”，万明在白银货币化的研究中据此得出“明初至成、弘年间，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宝钞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7）。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并论证了白银货币化由自下而上趋势转而为自上而下的转折标志是成化、弘治以后，而非正统初（8）。大量的历史事实也证明白银货币化的全面展开是在成化、弘治以后，不可否认的是英宗“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国家正式公开使用白银，白银成为合法货币，它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基本职能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

万明将白银货币化的发展阶段分为三个时期并详细分析了各阶段特点：第一阶段明洪武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这是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在民间社会启动和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明成化二十三年-嘉靖十九年，这是白银货币化的国家与民间社会互动扩展的段；第三阶段明嘉靖十九年-明末，这是白银货币化在国家与民间社会极大扩展后走向世界的阶段，是国家、社会与世界三者互动的阶段（9）。故此不再赘述。

明代白银货币化走的是先自下而上再到自上而下的道路，可分为三个阶段民间层面-国家层面-国际层面。万明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详细探讨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白银能够在明代成为主币除去钱钞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其本身也具有特殊的优势：1、体积小，耐腐蚀，易保存；2、单位价值高，与铜钱和宝钞的兑换值大，购买力强；3、易于分割，分割后损失较低。命人对使用白银的便利有着明确的概念“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混烂；是以白金（银）之为币长也。”（10）

学界对于白银货币化的研究集中于唐宋时期和明代，其中王文成著有《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日本学者加藤繁的《唐宋时期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和万明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及一系列相关论文。笔者比较赞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论断，即第一次白银货币化发生在两宋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经过第一次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民间使用白银的习惯已经逐渐形成，虽然期间政府多次禁银，但是民间自用金银，因此政府不得不屡禁屡开。因此，白银能够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从非法货币成为合法货币原因之一就是历史习惯的传承与延续。

白银的形制多样，民间交易所用白银最初以首饰的形式出现。明初多次禁止民间交易使用金银，但是首饰器皿不再禁止范围之列（11）。同时政府虽然禁银，但是在课税方面仍然认可白银，如《宣宗实录》在宣德六年六月，浙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渊谓时政虽禁银，但是商税征银，朝廷的禁银令实行艰难。在明初，白银虽为非法货币，但在民间对白银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的优越性十分认可。

其次，同样作为不同货币体系中的主币，白银相较宝钞而言，购买力更加稳定。白银在明初购买力就非常高，其后不断攀升，十五世纪后半期最高，后购买力下降。根据宝钞与白银的兑换率可知宝钞的贬值速度十分迅速，远不及铜钱和白银稳定，铜钱也由于铸造量少处于尴尬的辅币位置，因此白银取代宝钞成为主币也是理所应当的。

同样，尽管初期白银与铜钱同样面对了开采量少的境遇，但是随着本土出产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白银从国外流入中国，白银的产量大大增加。白银产量的增加包括两个方面――国内增产和白银内流。《明史》记载，洪武十九年增加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二十四座，成祖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世宗开大理矿，期间银矿皆有开罢，至神宗为收刮钱财，大肆开采银矿（12）。据研究洪武二十四年只产白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宣德五年增加到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天顺成化年间只云南每年就可产白银十万两。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源于日本和美洲。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起，日本向中国输出的货物由刀剑、扇子、屏风、硫磺等转变为白银，随后六十年代到十七世纪前半期为明治以前金银产量最多的时期，万明指出此间为“中国白银货币化加剧进行，对白银需求急速扩大，国内开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期”，中国内需促进了日本的白银激增（13）。因倭寇影响，明朝实行海禁，唯通过广州-澳门-日本航线用丝绸等与日本交换白银。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大量金银矿被开采，欧洲人用西属美洲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等物品等奢侈品。据万明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540-1644年间，从日本流向中国的白银大概有7500吨，在1570-1644年美洲白银大约有12620吨流入中国（日本约每年流出白银75吨，美洲约每年约180吨），美洲白银产量为当时世界大百分之八十。自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后，外来白银取代本土白银占据中国货币市场的主要地位。

除了钱钞体系崩溃，白银自身特点及时代的特殊背景，政府在白银货币化进程中也起到了想到重要的作用，对此万明的相关著作及论文介绍分厂详细（14）。

小结

明朝初期从“大明宝钞”的发行开始明政府致力于构建以宝钞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可是宝钞和铜钱都有着致命的缺点，明钞无准备金，正如《重评“大明宝钞”》中总结“明政府过分自信没有采用前朝的方法加强人们对宝钞的信心及准备金制度，只是依赖政府的威信，这可是宝钞失败最大的致命伤”15，同时滥发纸币而导致的宝钞大幅贬值，人们最终对宝钞失去信用，多采用实物及金银进行交易，造成物贵钱钱，最终钱钞体系崩溃。铜钱在整个明朝都处于尴尬地位，铸币少，造而禁用，铜钱流通混乱，官制铜钱大部分被官藏，古钱和私铸钱购买力也不断下降，铜钱作为辅币无法弥补铸币的缺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合法货币，证明了白银在明朝具有特别的优势，经济发展的推动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白银作为贵金属特有的特点，历史习惯的继承性，还有海外白银流入克服了矿源限制，使得白银能够克服宝钞和铜钱的不足，替代钱钞体系成为新的货币体系。

注释：

（1）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2

（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3

（3）周玉英：论明朝铜钱政策[J]，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281-287

（4）转引自薛亚玲：中国历史上铜、锡矿业分布的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参考《续文献通考》23卷《征榷六・坑冶》

（5）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1974

（6）转引自张诗波：明代“私铸钱”与国家的应对措施[J]，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参考《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八[Z].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7）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46-147；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载《明清社会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47；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二期，并论证正统初年金花银名称尚未出现，金花银存在一个逐渐形成定制的过程，以正统初作为朝野广泛用银的标志不能成立。

（9）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J]，《中国钱币论（第五辑）》，2010，249-254

（10）转引自孙玉良：试论明代的白银货币化[J].3。参考王世贞：《州史料后集》卷37，《钞法》

（11）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3

（1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772-1773

（13）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236

（14）参考万明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下》、《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等等

（15）赵善轩、李新华：重评“大明宝钞”[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73

参考书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钱币文化论文篇（9）

【关 键 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 history/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monetary culture

【 正 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骚。至唐王朝初年，在 社会 政治 、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

二

通宝币制的 研究 ，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 文献 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 内容 。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 时代 学人对于 经济 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 历史 学 方法 研究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 研究 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 发展 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 参考 货币史、钱币学和 经济 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 社会 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钱币文化论文篇（10）

《中国货币史》，彭信威著，1952年上海群联出版社第一版，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版。第三版重印后，不久即脱销。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货币的产生、发展及演变进程的著作，是当代国内最高权威的货币史经典巨著。在一些研究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者看来，《中国货币史》是中国货币发展和钱币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中国货币史》的英译本普遍入藏于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彭信威先生在著作中对源远流长的中国钱币学说的历史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首次提出了“中国钱币学”这一概念。《中国货币史》以整个货币经济时期为研究对象，沿用通俗的办法大体上根据朝代来划分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研究内容，分为四个方面来表述：第一是货币制度，第二是货币购买力，第三是货币研究，第四是信用的信用机关。除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外，还附设有“中国货币史大事年表”，方便读者查阅，并在正文前面附有多幅古钱照片资料供读者鉴赏。本书重点论证了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和货币购买力，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这一方面，作者尽量利用了过去钱币学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参考了当时关于钱币出土的新资料，用钱币学的知识来充实货币制度方面的内容。彭信威先生对钱币实物的重视和对钱币的社会调查，是其他货币史学家所无法比拟的。利用钱币学的知识，为货币史研究服务，先生做出了典范。这样的治学方法和求实精神，最终凝结成这部著作的特色。（1）

《古钱大辞典》二册，丁福保编，1982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古钱大辞典》分总论、上编、下编三部分。上编是古钱图谱，广收上自先秦刀布，下迄清末圆钱，以及压胜钱和马钱的原大拓本（部分据刻本收入）。下编是古钱辞典，包括刀布、圆钱、压胜钱及马钱三类，前两类按古钱名称的笔划为序，集录前人对该种古钱的考订文字，后一类因种类较少，只将有关资料稍以类别，不再按笔划排列。丁福保是解放前一位著名的古钱收藏家，本书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古钱鉴赏家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籍。（2）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上海教育出版社，马飞海总主编，1986年起陆续出版。全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依据朝代的先后和历史货币情况，分为十二卷，分别为先秦卷、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隋唐五代十国货币、宋辽西夏金货币、元明货币、清钱币、清末民国银锭银元铜元、民国时期国家银行地方银行纸币、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货币、钱币学与货币文化。各卷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总论，对这一时期货币发行情况的总的论述；二是图录，是这一时期各种货币拓片（或照片）的汇总；三是专论，对这一时期货币的重要方面或重要问题作专门论述；四是资料，收录了这一时期货币的研究资料。《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的编纂力求紧密结合各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对历史货币制度、体系、币材、形制和结构的变化，以及货币分布、流通规律等进行了科学分析，是一部中国历代钱币集藏和研究的大型工具书。（3）

《中国古钱谱》，国家文物局《中国古钱谱》编撰组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本书收录古钱拓本近4000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本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排列，是一部为古钱保护、整理、研究及鉴赏提供参考的工具书。这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收录了1949年以来田野考古、文物工作和古钱研究的新发现、新成果，其中有些古钱拓本尚属首次发表。本书收录范围以流通钱为主，样钱、雕母、母钱等非正式流通钱币，或与流通有关，或有古钱断代之参考价值，亦酌量收入。拓本排列一般以朝代为序，但为照顾同类古钱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又不绝对拘泥于铸期先后。在书中，作者还对所列钱币的存世情况做了适当的评定，为读者提供参考。作为一本图文并茂的实用书，《中国古钱谱》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充分利用新的考古资料，比较系统地反映钱币学的研究成果，较好地体现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统一。而这，也正是钱币爱好者所希望看到的。（4）

《中国古钱币》，唐石父主编，国家文物局主持，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发行。本书为教学需要，在国家文物局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聘请各位专家、学者编写而成，承担本书的编写工作的均是钱币学领域的资深的专家/学者。本书上、下两编。上编介绍中国古钱发生发展概况、铸造情况以及重点钱币等。上起先秦，下迄清亡。所谓重点钱币，并非专指“孤品”、“无定价”钱币，而是综合考察其史料价值，以学术评价为主，而非以值钱多少来确定是否重点。下编从不同角度，介绍相关知识，涉及面广，比较复杂。相信本书是广大钱币研究者/收藏者与爱好者的良师益友。（5）

《中国钱币》杂志，由中国钱币博物馆和中国钱币学会共同主办，1982年创刊，每季度在北京出版并向全国及海外发行。这是一本钱币学专业杂志，全面反映学术研究成果及钱币活动情况的权威刊物。《中国钱币》杂志是交流钱币研究成果的园地，拥有大量的钱币爱好者、收藏者和初学者。在强调学术性的同时，兼顾知识性、资料性和一定的趣味性，自创刊以来深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和关注。现主要栏目有“货币史研究”、“钱币学论坛”、“一钱一议”、“出土与发现”、“根据地货币”、“人民币”、“百家争鸣”、“钱币知识”、“泉坛人物”、“泉界动态”、“书讯”等。

钱币文化论文篇（11）

漫谈我国的流通纸币--"元宝交钞" 尹家甫

浅谈中国古代铁钱 谭意炯

在中国硬币史中汉并未承秦制 杨苹

"直百"钱与蜀国的灭亡 付朝琼

浅谈"对钱"的定义 吕恒

广西贝币研究 黄启善

会昌开元钱背字代表地名悬疑考辨 周定国

宋代郁林州铸钱暨相关问题探析 李义凡

广西出土乾元重宝版式简介 叶树钦

马君武和他印制的"广西军用钞票"及"广西定期有利省库券" 孟国华

广西定期有利省库券探议 黄国强

"桂省发行,两广通用"壹元券新探 刘绍峰

广西金库券和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发行考 梁华汉

浅谈民国时期广西银行纸币壹元券 杨萍燕

容县"自良日益会找补凭证"壹圆券略考 蒋孟博

人民币的昨天、今天、明天 李应权，黄玥

货币贬值与国民经济 高庆民

昙花一现的"南宁市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投资证券"发行始末追踪 徐钢

当前假币流行的特点和识别方法 张炳钊，曾红文

收藏新品--练功券 曾红文

苏俄早期发行的"结算票"初探 赵盾

浅析越南古代锌钱 祁兵

电子货币发展情况初探 陈红

浅谈银行卡的集藏 杨萍燕

中越边境互市贸易与钱币交流史略 马冠武

历史亲见证民俗活化石--百色市出土咸丰重宝当五十大钱 黄家武，黄鑫

浅谈贝币与生殖崇拜 李文

广西贺州宋代夹锡钱再论 黄启善

"对钱"的组配与命名 吕恒

"郁林州道光二十二年"铭文银锭初探 李义凡

方孔钱"花廓"现象简析 徐钢

浅析古丝绸之路酒泉发现的"周天元连"古铜币 雷顺英

广西古代钱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廖国一，宁金

关于宋代贺州钱监遗址与铁钱制造考证分析 彭强华

再议永历王朝与永历通宝 高庆民

崇祯通宝背"寿"折十钱小考 徐国洪

初探北宋铜钱类聚性与铸造地的关系 魏勇

是锸币与铣币,还是布币 杨蘋

日军入侵广西发行"军用手票"考略 梁华汉

广西近代机制硬币概述 孟国华

探讨塑料钞票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陈丝清

简论英国"法新"币 祁兵

万元日钞的头像何许人 赵盾

欧元硬币 陆锦标，梁媚

澳门流通硬币初探 关戈

我国金属硬币材质的演变与冶金业的发展 王铭洛

线条--钞票的生命线 韦雨

桂林发现南宋"十八界会"钱牌 周庆忠

广西铸光背"洪武通宝"小平钱初探 李光军，熊云芳

贺州市博物馆利用钱币进行考古断代的两例报告 胡庆生

浅议古币上"货、布、泉"三字的含义 高庆民

试论蜀汉"直百"与"直一"钱的关系 徐国洪

谈清末朝野人士对近代化货币的认识 祝远娟

漫谈象鼻山银币 雍洪，吴世权

谈容县"万生铜元"代价币 梁华汉

对新桂系发行的"八省大洋券"的认识与分析 黄国强

浅谈第三套人民币的收藏价值 张斌，曾红文

对人民币反假工作的几点建议 谭意炯

浅谈纸币趣味号码收藏的一些体会 韦忠诚

泉苑奇葩--中国熊猫加字纪念银币 李燕妮，王星度

衡复饷押当票 蒋孟博

浅谈特种货币--"兑取现金券" 刘建新

无记名国债的收藏价值与假券鉴别初探 柒玉廉

介绍民国时期三种珍贵的广西股票 孟国华

浅谈牛顿诞辰纪念币 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