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全文大全11篇

三字经全文篇（1）

一、《三字经》用字与现代汉语常用字

与近古代、近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书面语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所习用的汉字，也经过繁体简化，面貌大改，那作为古代文言识字课本的《三字经》是否还可以为我们的现代的识字教育提供借鉴？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笔者考察了简化字写成的《三字经》的用字情况。

《三字经》共有1140字，除去重字共有530字。其所收字在现代汉语常用字中的收录情况为

从表中，可以看出，《三字经》中的530个字中，有451个字分布在现代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占到总字数的85％，次常用字以及未收入字仅占15％，经过分析，发现这些非常用字，主要为是表示一些特指名词，如古代人名或者封号“羲”“禹”“纣”，不常见的姓氏“窦”“虞”“赢”“蔡”，古代国家朝代“魏”“蜀”。再者就是表示一些古代的器具。所收常用字笔画数分析

通过对笔画数的统计，可以看出《三字经》中的字集中分布在1～10画之间，占到了总字数的76％。多为易写易认字。

以上两个表格显示，《三字经》的用字在现代汉语中仍多为常用字，且这些常用字多为在十画以内，属易认易写字，便于儿童记忆。不难看出，《三字经》不但可以为传统语文教育服务，而且仍然可以为现代语文识字教育所用。通过记诵一千多子的三字韵文，可以让儿童掌握四五百常用字，这种效率不能说是不高。不过用《三字经》识字也并非尽善尽美，它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未收入到字表中的41个字，要么意义生僻，不易理解，要么笔画数偏多，难写难记，这些都不利于识字的有效进行，如何处理这41个字，是我们在利用《三字经》进行教学识字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字与语素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是音、形、意相统一的文字，只有同时掌握了这三个部分才可以说真正掌握了汉字。现代汉语书面语的面貌去文言文已远，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词的双音节化，文言文中大多数的词是单音节的，文言文识字读物《三字经》在呈现字的同时也兼备了识词的功能；现代汉语中大多数的词多为双音节甚至多音节，《三字经》中的众多用字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再是单独的词，而成为了组词的语素。既然如此，那么《三字经》的识词作用是否已经完全消失，现代三字经的识字方式是否只是单纯地集中识字，是否会让儿童只识字体、不通其意。笔者并不这样认为，现代汉语书面语虽然不同于文言，却是源自于文言，二者有切割不断地血脉关系。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在向双音节词演变的过程中，有三个趋势，其一，是消失在现代汉语中，成为古语词，只在特殊的语言环境中才会出现，如“朕”字。其二，表示某一单音节词被完全无关的双音节词所代替，这个单音节词却以这一意义语素的形式进入构词体系中，与其他的语素组成双音节词，如“民”字。第三，则是表示某一意义的单音节词完全保留下来，例如“山”字。作为古代汉语识字教材的《三字经》的用字也主要是这三个流向。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后两种流向的字。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三字经中大部分的字已经不能单独成词，多数演变成了不成词语素。但是翻阅《现代汉语字典》就可以发现，这些单字的组词能力非常强大，而且其组成词语的意义也与其古代汉语中的意义或者相近，或者关联。例如“三光者，日月星”，中的“日”，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能单独成词，它所表示的意义也已经由双音节词“太阳”所代替，但是“日”并未就此消失，而是带着它原有的意义成为不成词语素，为汉语创造了更多的词如日常、日程、日期、日子、日历等等。如果儿童识字学习的初期不但认识了这些字的字体还了解了这些单个字所表示的意义，那么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语言能力进一步发展，阅读环境进一步扩宽，就可以做到举一反三，不但能够学会准确有效地用单字组词，也可以自主得推断出新词的意义，加快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速度。例如“寓褒贬，别善恶”中，如果儿童能够大致理解“别”字的意义为“分辨，分类”，那么以后遇到词如“职别”、“级别”、“派别”等没有见过的词也会产生相应的联想，并通过具体的语言环境将其证实，这要比一个一个得学习这些词快得多。

三、语言结构

三字经全文篇（2）

【作 者】覃小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G25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3-0087-003

Reasons for Long Life of Sawndip but Uncommon Use of It

Qin Xiaohang

Abstract：The reasons for a long life of sawndip (Zhuang characters coined with Chinese ones) are its use value，traditional customs and mass basis；and for uncommon use of it are its own shortconing，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position between Sawndip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being in the ruling class's bad graces of dynasties.

Key words：Sawndip；long life；uncommon use；reasons；study

在方块壮字研究上颇有建树的壮族著名学者张元生先生曾推测方块壮字有可能起源于秦汉时期。①另一位壮族著名学者梁庭望先生也认为方块壮字始于汉代。②据此推算，方块壮字发展到今天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按照文字发展的规律，一种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字一般都有可能成为全社会的通行文字。但是，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的方块壮字却出现了例外――长期囿于民间小范围发展，虽经久不绝但始终未能上升到全社会的层面上通行。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一、方块壮字经久不绝的原因

方块壮字“自生自长”，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其间并没有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帮助和扶持，几经衰落，但始终不绝于世而沿用至今。目前，各地壮族的师公道公诵经念道和主持道场时还在使用以方块壮字记录的经书，壮歌传授师也仍把方块壮字歌本当作教材。一些地区甚至在本地区媒体、影戏领域中使用方块壮字。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贻青先生的调查，③近几年来，德保县壮剧团常用方块壮字编、译剧本。靖西县使用方块壮字的范围更广，“在民间如木偶戏的唱本，民歌手编写的民歌等，都使用方块壮字，县里一些机关团体如县文体局曾编印《文化信息》报，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博物馆合编《靖西文博》报等，也常常刊有用方块壮字编写的民歌、演唱材料等。靖西县电影公司用方块壮字译制一二百部电影”。④著名壮族学者覃乃昌教授也调查发现：武鸣地区的壮族在歌圩活动中“用方块壮字编歌写歌。每年‘三月三’歌节，在县城和各乡镇举办的山歌比赛，各路歌手持的仍然是方块壮字抄写的歌本。”⑤

壮学研究目前，方块壮字仍在桂中、桂西以及滇东的文山壮族地区流行，流行区域达20万平方公里。

可见，方块壮字历经千古，至今仍然在民间活着。是什么原因使一种不受历代朝廷青睐的民间文字保持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呢?答案有三个：使用价值维系了它的生命；传统习惯(指壮族在使用它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习惯)使它生生不息；群众基础巩固了它在民间的地位。

方块壮字是随壮族民间巫术的出现而产生的。据梁庭望先生的研究，壮族早期的巫术为越巫。⑥越巫起源于汉以前。壮族早期巫术中的主角是师公，其主要活动是占卜驱邪，主持法事，进行这些活动均需要念经，经辞多为壮语韵诗，而壮族经诗一般都比较长，为了便于记忆以及传经于徒，师公们(包括师公请来记录经诗的汉文识字者)便创造了适合于标记壮语经诗读音的方块壮字，并在发展中形成为数众多的壮族巫术经书。据梁先生的不完全统计，这些经书主要有《唱三元》、《唱五雷》、《顺知闹海》、《千金万两》、《布伯》、《布洛陀》、《雷王》、《造天地》、《莫一大王》、《白马三娘》、《甘玉》、《冯泗将军》、《唱》、《唱东林》、《祖源歌》、《唱鲁班》、《二十四孝》、《唱引光》、《蟾蜍王》、《唱董永》……而所有这些经书多用方块壮字写成。可见，方块壮字最早是为记录经书而产生的。尔后，方块壮字便成为师公占卜驱邪、主持法事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壮族巫术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近，笔者回乡参加几次葬礼，亲眼目睹师公照着经书上的方块壮字念经时“师不离经，经不离字”的情景)。这种使用价值使得方块壮字至今在壮族民间宗教中的地位坚如磐石。由于古壮人喜占卜，信鬼神，好办道场，而师公是占卜驱邪，主持道场的高手，所以师公在壮人的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其形影不离的交际工具――方块壮字也成了壮族人心目中的圣文而被后人学习和借用。这样，方块壮字就超越宗教范围，逐渐通行于牒诉券约、壮歌传授、壮剧创作、楹联碑刻、草医药方、家谱地名等领域，使用价值不断上升。这在壮歌传授方面尤显突出。我们知道，歌圩对唱曾是壮族人求偶择婚的必由之路，但要学会对歌，首先要过方块壮字识字关，因为歌师是通过方块壮字传授壮歌的。可见，方块壮字在成就壮族婚姻大事上价值非同小可。

千古长兴的使用价值铸成了壮族民间持续使用方块壮字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靖西、德保方块壮字在普及汉字教育和推行拼音壮文的今天仍盛行不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传统习惯又让方块壮字在壮族民间扎下了根，形成了牢固的群众基础。靖西在报刊上使用方块壮字就标志着那里的壮族群众已经能够熟练地阅读方块壮字文章，同时，也说明那里的群众对方块壮字有深厚的感情。

综上所述，使用价值是方块壮字得于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传统习惯和群众基础是方块壮字流行至今的重要因素。

二、方块壮字未成通行文字的原因

方壮字虽然从古代一直沿用至今，显示了较强的生命力，但始终未能成为全社会的通行文字，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原因有三：

其一，方块壮字本身的缺点。陆发圆先生认为：方块壮字比汉字还要难写、难读、难记(下简称“三难”)。“三难”本是汉字严重的缺点，而方块壮字大多是用两个以上繁难的汉字组合而成，因此更显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非常难写；此外还有许多字不能见字读音，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认去记，十分难读；同时方块壮字多达上万个，要记下如此繁难且数目惊人的方块字并非易事，一般人对此只能望而却步。

另外，方块壮字不是超方言文字，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文字形体。例如同样是标记壮语词feiz(火)的字，在靖西、德保等县写成“微火”；在陆边、隆安等县写成“门火?”；在武鸣县写成“微”；在龙州、百色等县则借用汉字“肥”来表示。又如，同样是标记壮语词mboq(泉)的字，平果、上林等县写“沓”；龙州、靖西等县写成“”；宁明、武鸣县写成“氵布”。有时候，同一个字在同一个县区内也有不同的写法。例如同样是标记壮语词haeux(米)，德保县内就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成“口人?”，另一种写成“叩”。又如，同样标记壮语词goep(蛙)，龙州县内也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一种写成“吸”，另一种写成“蛤”。方块壮字的这种严重的方言分歧，必然阻碍文字的统一。

还有，方块壮字以汉字的读音去记录壮语词的读音难于达到准确性，因为汉语语音和壮语语音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两者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以前者去记录后者，必然有误差，而这种误差则使文字在科学性方面大打折扣。⑦

其二，汉壮文字在社会地位中的差异。方块壮字是壮族人利用汉字或汉字偏旁，并模仿汉字六书的构字方法创制而成的，因此，要创制方块壮字必须在谙练壮语的条件下首先精通汉字，因为造字者要用汉字来作为创制方块壮字的材料，这就需要造字者具备熟练地把汉字偏旁拆开，然后再按照壮语词的读音和意义把它们重新组合在一起或把两个汉字合为一体的能力。也就是说，壮族人学习、掌握、通用汉字在先，创制方块壮字在后。覃乃昌先生说过：“历史上，壮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就十分密切，壮族地区长期在汉文化圈内生活，使用的是汉字”⑧“壮族地区大约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即办有以汉语文教育为主的私学，自唐宋以后，设有孔唐和书院，继之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和私塾。壮族文人还借助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创造了表达壮语音义的古壮字”。⑨“武鸣县的教育发展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这种教育基本上是通过汉文化教育培养出来的。”⑩由于汉文在方块壮字创制前就已经是壮族人的通用文字，在壮族社会中占正统地位，这样，携上述缺点的方块壮字就只能屈居民间辅文字的地位。这样的地位很难让它登上全社会通行文字的宝座。

其三，没有进入历代统治阶级的视野。一种文字要成为统一的、通行的书写工具必须取得官方文字的地位，要取得这一地位首先要进入历代统治阶级的视野，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青睐。这已为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例如秦以前我国使用的汉字是大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推行“书同文”的政策，淘汰了繁难的大篆，以较简化的小篆为官方文字，小篆遂通行全国。又如越南在秦始皇征岭南并设象郡(越南中部和北部)之后的2000年间一直视汉语文言为正式文字，并通行全国。但1945年越南独立之后，统治者便以越语罗马字作为国语字，取代汉语文言的官方文字的地位，于是越语罗马字很快成为全社会的统一文字。而方块壮字从产生那一天起就囿于民间小范围流行，从未进入历代统治阶级的视野，只是偶被汉史籍称为“土俗书”。究其原因，秦始皇攻占岭南，建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之后，继续推行他的“书同文”政策，在岭南各级政府确立汉文的官方地位，并对当时还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壮族先民进行汉文教育，以利于他的统一领导，政令畅通。所以，两千多年来，汉文一直是壮族地区的官方文字，在广大壮族人民中根深蒂固。同时，岭南地区的历代统治阶级也一直视汉文为正式文字，不管朝代如何更迭。这样，汉文在壮族地区的官方文字地位始终固若金汤。在这种情况下，方块壮字想取代汉文的官方地位，成为全社会的统一文字，其难度系数不言而喻。

注释：

①张元生《壮族人民的文化遗产――方块壮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②梁庭望《壮族三种文字的嬗变及其命运的思考》，《三月三・民族语文论坛》1999年第1期。

③④郑始青《靖西壮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96年，第259页。

三字经全文篇（3）

abstract：the reasons for a long life of sawndip (zhuang characters coined with chinese ones) are its use value，traditional customs and mass basis；and for uncommon use of it are its own shortconing，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position between sawndip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being in the ruling class's bad graces of dynasties.

key words：sawndip；long life；uncommon use；reasons；study

在方块壮字研究上颇有建树的壮族著名学者张元生先生曾推测方块壮字有可能起源于秦汉时期。①另一位壮族著名学者梁庭望先生也认为方块壮字始于汉代。②据此推算，方块壮字发展到今天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按照文字发展的规律，一种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字一般都有可能成为全社会的通行文字。但是，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的方块壮字却出现了例外——长期囿于民间小范围发展，虽经久不绝但始终未能上升到全社会的层面上通行。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一、方块壮字经久不绝的原因

方块壮字“自生自长”，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其间并没有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帮助和扶持，几经衰落，但始终不绝于世而沿用至今。目前，各地壮族的师公道公诵经念道和主持道场时还在使用以方块壮字记录的经书，壮歌传授师也仍把方块壮字歌本当作教材。一些地区甚至在本地区媒体、影戏领域中使用方块壮字。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贻青先生的调查，③近几年来，德保县壮剧团常用方块壮字编、译剧本。靖西县使用方块壮字的范围更广，“在民间如木偶戏的唱本，民歌手编写的民歌等，都使用方块壮字，县里一些机关团体如县文体局曾编印《文化信息》报，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博物馆合编《靖西文博》报等，也常常刊有用方块壮字编写的民歌、演唱材料等。靖西县电影公司用方块壮字译制一二百部电影”。④著名壮族学者覃乃昌教授也调查发现：武鸣地区的壮族在歌圩活动中“用方块壮字编歌写歌。每年‘三月三’歌节，在县城和各乡镇举办的山歌比赛，各路歌手持的仍然是方块壮字抄写的歌本。”⑤

壮学研究目前，方块壮字仍在桂中、桂西以及滇东的文山壮族地区流行，流行区域达20万平方公里。

可见，方块壮字历经千古，至今仍然在民间活着。是什么原因使一种不受历代朝廷青睐的民间文字保持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呢?答案有三个：使用价值维系了它的生命；传统习惯(指壮族在使用它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习惯)使它生生不息；群众基础巩固了它在民间的地位。

方块壮字是随壮族民间巫术的出现而产生的。据梁庭望先生的研究，壮族早期的巫术为越巫。⑥越巫起源于汉以前。壮族早期巫术中的主角是师公，其主要活动是占卜驱邪，主持法事，进行这些活动均需要念经，经辞多为壮语韵诗，而壮族经诗一般都比较长，为了便于记忆以及传经于徒，师公们(包括师公请来记录经诗的汉文识字者)便创造了适合于标记壮语经诗读音的方块壮字，并在发展中形成为数众多的壮族巫术经书。据梁先生的不完全统计，这些经书主要有《唱三元》、《唱五雷》、《顺知闹海》、《千金万两》、《布伯》、《布洛陀》、《雷王》、《造天地》、《莫一大王》、《白马三娘》、《甘玉》、《冯泗将军》、《唱盘古》、《唱东林》、《祖源歌》、《唱鲁班》、《二十四孝》、《唱引光》、《蟾蜍王》、《唱董永》……而所有这些经书多用方块壮字写成。可见，方块壮字最早是为记录经书而产生的。尔后，方块壮字便成为师公占卜驱邪、主持法事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壮族巫术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近，笔者回乡参加几次葬礼，亲眼目睹师公照着经书上的方块壮字念经时“师不离经，经不离字”的情景)。这种使用价值使得方块壮字至今在壮族民间宗教中的地位坚如磐石。由于古壮人喜占卜，信鬼神，好办道场，而师公是占卜驱邪，主持道场的高手，所以师公在壮人的宗教信仰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其形影不离的交际工具——方块壮字也成了壮族人心目中的圣文而被后人学习和借用。这样，方块壮字就超越宗教范围，逐渐通行于牒诉券约、壮歌传授、壮剧创作、楹联碑刻、草医药方、家谱地名等领域，使用价值不断上升。这在壮歌传授方面尤显突出。我们知道，歌圩对唱曾是壮族人求偶择婚的必由之路，但要学会对歌，首先要过方块壮字识字关，因为歌师是通过方块壮字传授壮歌的。可见，方块壮字在成就壮族婚姻大事上价值非同小可。

千古长兴的使用价值铸成了壮族民间持续使用方块壮字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靖西、德保方块壮字在普及汉字教育和推行拼音壮文的今天仍盛行不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传统习惯又让方块壮字在壮族民间扎下了根，形成了牢固的群众基础。靖西在报刊上使用方块壮字就标志着那里的壮族群众已经能够熟练地阅读方块壮字文章，同时，也说明那里的群众对方块壮字有深厚的感情。

综上所述，使用价值是方块壮字得于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传统习惯和群众基础是方块壮字流行至今的重要因素。

二、方块壮字未成通行文字的原因

方壮字虽然从古代一直沿用至今，显示了较强的生命力，但始终未能成为全社会的通行文字，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原因有三：

其一，方块壮字本身的缺点。陆发圆先生认为：方块壮字比汉字还要难写、难读、难记(下简称“三难”)。“三难”本是汉字严重的缺点，而方块壮字大多是用两个以上繁难的汉字组合而成，因此更显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非常难写；此外还有许多字不能见字读音，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认去记，十分难读；同时方块壮字多达上万个，要记下如此繁难且数目惊人的方块字并非易事，一般人对此只能望而却步。

另外，方块壮字不是超方言文字，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文字形体。例如同样是标记壮语词feiz(火)的字，在靖西、德保等县写成“微火”；在陆边、隆安等县写成“门火?”；在武鸣县写成“微”；在龙州、百色等县则借用汉字“肥”来表示。又如，同样是标记壮语词mboq(泉)的字，平果、上林等县写“沓”；龙州、靖西等县写成“稾”；宁明、武鸣县写成“氵布”。有时候，同一个字在同一个县区内也有不同的写法。例如同样是标记壮语词haeux(米)，德保县内就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成“餦口人?”，另一种写成“餦叩”。又如，同样标记壮语词goep(蛙)，龙州县内也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一种写成“吸”，另一种写成“蛤”。方块壮字的这种严重的方言分歧，必然阻碍文字的统一。

还有，方块壮字以汉字的读音去记录壮语词的读音难于达到准确性，因为汉语语音和壮语语音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两者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以前者去记录后者，必然有误差，而这种误差则使文字在科学性方面大打折扣。⑦

其二，汉壮文字在社会地位中的差异。方块壮字是壮族人利用汉字或汉字偏旁，并模仿汉字六书的构字方法创制而成的，因此，要创制方块壮字必须在谙练壮语的条件下首先精通汉字，因为造字者要用汉字来作为创制方块壮字的材料，这就需要造字者具备熟练地把汉字偏旁拆开，然后再按照壮语词的读音和意义把它们重新组合在一起或把两个汉字合为一体的能力。也就是说，壮族人学习、掌握、通用汉字在先，创制方块壮字在后。覃乃昌先生说过：“历史上，壮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就十分密切，壮族地区长期在汉文化圈内生活，使用的是汉字”⑧“壮族地区大约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即办有以汉语文教育为主的私学，自唐宋以后，设有孔唐和书院，继之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和私塾。壮族文人还借助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创造了表达壮语音义的古壮字”。⑨“武鸣县的教育发展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这种教育基本上是通过汉文化教育培养出来的。”⑩由于汉文在方块壮字创制前就已经是壮族人的通用文字，在壮族社会中占正统地位，这样，携上述缺点的方块壮字就只能屈居民间辅助性文字的地位。这样的地位很难让它登上全社会通行文字的宝座。

其三，没有进入历代统治阶级的视野。一种文字要成为统一的、通行的书写工具必须取得官方文字的地位，要取得这一地位首先要进入历代统治阶级的视野，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青睐。这已为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例如秦以前我国使用的汉字是大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推行“书同文”的政策，淘汰了繁难的大篆，以较简化的小篆为官方文字，小篆遂通行全国。又如越南在秦始皇征岭南并设象郡(越南中部和北部)之后的2000年间一直视汉语文言为正式文字，并通行全国。但1945年越南独立之后，统治者便以越语罗马字作为国语字，取代汉语文言的官方文字的地位，于是越语罗马字很快成为全社会的统一文字。而方块壮字从产生那一天起就囿于民间小范围流行，从未进入历代统治阶级的视野，只是偶被汉史籍称为“土俗书”。究其原因，秦始皇攻占岭南，建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之后，继续推行他的“书同文”政策，在岭南各级政府确立汉文的官方地位，并对当时还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壮族先民进行汉文教育，以利于他的统一领导，政令畅通。所以，两千多年来，汉文一直是壮族地区的官方文字，在广大壮族人民中根深蒂固。同时，岭南地区的历代统治阶级也一直视汉文为正式文字，不管朝代如何更迭。这样，汉文在壮族地区的官方文字地位始终固若金汤。在这种情况下，方块壮字想取代汉文的官方地位，成为全社会的统一文字，其难度系数不言而喻。

注释：

①张元生《壮族人民的文化遗产——方块壮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②梁庭望《壮族三种文字的嬗变及其命运的思考》，《三月三·民族语文论坛》1999年第1期。

③④郑始青《靖西壮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96年，第259页。

三字经全文篇（4）

二、活动背景

二十一世纪，不仅是岁月的更替，也是新旧观念的更新。它需要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更需要国家语言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知识、经济飞跃发展的时代;是信息化、国际化的时代;是科技、人文相融合的时代。说普通话，用规范字，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是提高国民素质，营造改革开放环境的前提条件;也是提升国家形象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 三、活动目的

为积极响应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号召，全面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做到你我齐参与，推普率先行，增强我院师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促进语言文字应用规范化，充分认识推广普通话对消除语言隔阂，增进人际沟通，营造校园和谐语言氛围的重要作用，我院将围绕第1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以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为方针，结合学院实际情况，通过经典诵读、主题班会、学习小组等多种方式，开展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主题的推广普通话宣传活动。

四、活动主题

诵读经典，品味语言，感受传统文化

五、活动对象

数学学院全体师生

六、活动时间

七、活动地点

XX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

八、活动形式

1.成立学习型小组

学院成立推广普通话宣传月活动领导小组，XXX任组长，XXX副组长，XXX、XXX、XXX、程伟为组员，负责全面指导推广普通话宣传月活动;学院成立推广普通话宣传月活动工作小组，毛霞任组长，XXX任副组长，隆小霞、付科程、卢雅婷、刘强、屈洋为组员。我院团总支学生会与各支部均组建相应工作小组与负责人，协助我院推广普通话宣传月活动开展的相关工作。

2.营造活动宣传氛围

学院将围绕诵读经典，品味语言，感受传统文化的宣传主题，悬挂宣传横幅、设置专题宣传栏、张贴宣传海报，利用校园广播站、电子屏、学院主页等媒体，在全院营造活动宣传氛围。

3.拓展活动宣传平台

学院将以第1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按照学校的统一要求，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10周年系列宣传纪念活动，认真组织院内语言文字规范化专题培训、讲座等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类活动，继续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加强普通话、三笔字等培训力度。具体开展方式：

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10周年为主题，举行手抄报比赛，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10周年系列宣传纪念活动;(生活部负责)

举办语言文字规范化专题培训、讲座等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类活动;

在推普月期间，学院利用早读课广泛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引领广大师生热爱经典、传承经典，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提高语言文字应用水平;(早上5分钟演讲)。

举办书写经典，传承文明为主题的规范汉字书写大赛，弘扬祖国优秀书法文化传统，提高学生规范、端正、整洁地书写汉字的能力;

学院还将结合新生入学教育进行推普宣传教育，使学生一入校就自觉讲普通话，用规范字，增强学生语言规范意识和提高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和能力。

各班级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开展三笔一话强化训练。

4.开展诵读经典，品味语言，感受传统文化互动交流活动

在推普月结束前，邀请学校有关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共聚一堂，探讨推广普通话、品味经典、弘扬传统文化，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环节、落实素质教育精神、提升校园文化品味，努力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全院各班自主组织一次以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为主题的班会，全体学生参与活动，分享心得体会，倡导文明、规范、健康、和谐的社会语言环境。 5.以特色专业验收为契机，构建长期推广普通话宣传举措

以诵读经典，品味语言，感受传统文化为主题，各班级长期开展早上五分钟演讲;

各班级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开展三笔一话技能训练，定期开展比学赶帮超的三笔一话技能比赛，检验各小组的学习情况，交流各小组的学习经验，促进三笔一话技能的快速提高;将三笔一话纳入奖学金评定的一个指标，增强三笔一话练习的力度;

在学院办公室、学生寝室悬挂宣传横幅，营造推广普通话宣传氛围;(生活部：寝室文化周活动)

三字经全文篇（5）

一、引言

《三字经》成书于宋代，流传至今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三大国学启蒙经典之一，在诗学、蒙童教育、文化传播学等诸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鉴于其丰富的文化负载和广泛影响，这本小册子于16世纪便有了拉丁文译本，并从此开始外播的步伐。在《三字经》的诸个译本中，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翟里斯（Herbert Allan Giles）的译本影响较大。本文以翟译本为基础，主要采取历时、共时和对比的研究方法，综合文化学、历史学、对比语言学、翻译理论等学科的相关方法，试图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三字经》翟译本翻译策略选择进行多维考察，特别是其历史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译本在21世纪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我国典籍外译主体和籍重译方面的启示，以使不这部经典小册子的意义不断得到开掘和阐释。

二、翟译本的译文体例

翟里斯于1873年第一次重新翻译了《三字经》，收录在他出版的第一部汉英译作《两首中国诗》（Two Chinese Poems）中，因其译本备受各方苛责加上他本人也不很满意，于1899年重译了《三字经》。这个译本在原来版本的基础之上，附上了原文并且做了大幅的注释，使原本28页的原译本增加到了178页。这个译本有着非常深远的跨文化影响，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是英语世界汉学的常用教材和研究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

在探讨翟译本的翻译策略之前，有必要回顾译文的基本体例。如 “人之初”的译文如下：

人 之 初

Jen chih chu Men at their birth

Man arrive beginning

Jen is a picture of the object， - Shakespeare’s forked radish. Like all Chinese characters，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a root idea， humanity，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and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s vary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osition in a sentence and the exigencies of logic. The context， lines 3 and 4， here calls for a plural.

Chih originally meant to issue forth as grass from the ground； and by the extension， to meet， to arrive at. It has come to be used conventionally as a sign of the possessive case， a particle of a subtle influence， and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also， from its shape， =zigzag.

Ch’u is composed of 刀 tao knife as a radical， and 衣 I clothes （衣 in combination）， and is said to derive its mean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a knife or scissors to a piece of new cloth.

考察翟译本，其翻译体例都如上所列，按汉语自然小句结构每三字译出对应的英文。译文由汉字拼音音调标注体系（威妥玛-翟里斯拼音，拼音右上角的数字标注是该汉字的声调），汉字逐字对译系统，小句翻译以及附注构成。附注部分是篇幅冗长，大致分为三类：汉字偏旁、形、义及相关词组典故的注解、前译本误译及不充分翻译译标注、文化现象阐释等。

三、翟译本字本位翻译策略

翟里斯按照许慎《说文解字》，在附注部分对每个汉字的结构逐一进行解释，试图把字形字义结合起来，然后才在此基础上，以句为单位，逐句译出原文。如在“性本善”的译注中，对“性”的解释先从偏旁“心”说起，而“生”是形旁。接着阐释“性”：人天赋的道德品质、性情、脾气。随后说明“心”在汉语指心智中心。最后在译文部分给每个汉字标示出该字英文字面翻译。

因此，翟里斯深刻认识到汉语字本位的特点，注意到汉语行文的字词句篇是由小到大逐步聚合的过程，因此首先采用了字本位翻译策略，即他注意到了汉字是形、音、义结合体。首先对汉字注音标调，然后从偏旁部首出发一一阐释，注意到了汉字字形字义的相关性，由形及义，通过逐步解析诗歌隽永凝练的语言，使意义逐步得到呈现。可以说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使译语受众能够充分领悟原语的特点并在阅读译文的同时深刻领会到译文背后深厚的文化负载，因此在我国经典文化外传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一下三方面：

（一）译语文本增殖。

首先，增译使得原语文本意义发生增殖，影响目的语受众全面把握原语文本原貌。译本使一部精悍短小的童蒙教材变成一部冗长的汉语教材，大篇幅地阐释字形、字体构成及相关文化负载，使附注部分远超过译文的比重。从译语受众接受的角度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域读者从整体把握上全面把握这本小册子。译文读者自然落入译者视野，更多地关注汉字音形义及其相关的文化负载，相应减少了对译文文本整体性的注意力。

基于跨文化交际目的，我们立志于优秀的汉文化外传，应该努力使译语受众从形式到内容整体感知这本小册子的文化特色，至少要做到使译文读者“感受到原文读者是怎样欣赏原语文本的”，即做到最低限度的功能对等（奈达，1993：118）。具体到《三字经》，从形式讲，译文应反映出原文整齐悦耳的音律美，三字成句，两句一组，译文应在最大限度范围内再现这种形式和格律美。翟里斯作为出色的译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注意到了译文音韵和谐，但附注部分割裂了两句一组的完整性，从而影响了译文读者窥探原文全貌，整体把握其精髓。

（二）音调标注不甚合理。

尽管翟里斯立足于字本位，注意到汉语音形义三位一体，但音调标注部分也不尽合理。正如郭著章（2000：414）所说：威—翟拼音和用数字1—4表明声调的做法有失科学性。因为此拼音系统保留了接近英文拼法的某些特点，在异化翻译某些文化专有项方面主要依据这个拼音系统，如“连山”译为Lien shan （Line 139），“归藏”异化音译为Kuei tsang （Line 140）。威—翟拼音系统是西方人对汉字进行罗马字母标音的有益尝试，为现代汉语拼音的诞生奏响历史前奏，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在中国综合国力，文化影响力不断加强的今天，在汉语拼音推行已经半个多世纪，已经完善成熟的新的文化历史语境下，异化翻译策略应充分尊重原语的编码体系以及受众广为接受的通行汉字拼音标示体系。

（三）逐字英译割裂译文完整性。

最后，汉字字面意义逐字英文标示的做法也有待商榷。我们认为单字英文含义标示增加了译本接受的难度。翟里斯尽可能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每个汉字的字面意义翻译出来并于音调下方标注。如对“教之道，贵以专”分别标示为“teach， arrive， road”和“valuable， take， single”。两句译文如下：The right way in teaching is to attach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thoroughness。且不论对每个字的翻译得当与否，考察每个汉字的字面翻译与翻译小句之间的关系后发现，逐字英文标示与最终的译文之间并非总是存在对应关系，因为翟氏主要采用意译。如上例所述，如果说“教”能以“teach”代之，剩下的五个字的翻译与译句之间未见得直接相关。对于译本受众来说，增加的逐字翻译并未对他们理解原文本有所裨益，反而因为字面翻译与最终译文之间的差距而使他们陷入考据或训诂的漩涡中，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实现。另外，译者在附注部分对每个字的详解也使这种标示显得重复多余。如上例对“贵”在附注中详解之后解释为“precious， honorable”，与 “valuable”属同义重复，从而让这种标示显得意义不大。

（四）字本位策略局限性启示。

1.译者主体问题

《三字经》翟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局限性使其存在种种遗憾。正是基于此，我们看到典籍外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即翻译主体问题。翟里斯翻译《三字经》时，任驻宁波领事，是以外国人身份自主选择原语文本主动将中国典籍“译出”。时隔一百多年，今非昔比。翟里斯时代的中国积贫积弱，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领域的事务处于外国列强干预之下，包括文化在内的各项交流均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当时汉英兼通的人才极度匮乏，所以翻译的主要群体为在极短时间内以惊人速度掌握汉语的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等。步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系统的‘译出’工程主要还得靠中国学者来承担”（潘文国，2007），也有学者认为译出或外播工程应以中国译者为主力，然后让母语为英语的外国人做一些辅助的“润饰”工作，来“锦上添花”（霍跃红，2005）。总之，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国译者要肩负我国优秀典籍文化外播的重任，克服外国译者因对汉语认识的局限性，原语文本阐释不全不细甚至错误的缺点，主动选择经典作品译介，改变中外文化交流外播远大于内传的不利局面。

2.对重译的启示

根据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由于理解具有历史性，文本的意义永远处于向未来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之中。特定时代的译作只能是对原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和扩展，是特定历史和特定文化条件下的临时性产物，因此从文本历史局限性来讲，重译是必要的。《三字经》翟译本带着深深的字本位翻译烙印，从一本童蒙小册子增殖为一部汉语教材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外播文化弱势，帝国主义国家急需精通汉语的人才。在今天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势必要改变翟译本的汉语教材主导的翻译目的，以及此目的指导下的字本位翻译策略。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译者应以成功实现跨文化交流，促进中国典籍外播，扩大我国文化影响力为目的，更应立足于再现原语文本的全貌以及其深厚的文化负载。具体来说，首先注音体系应以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大陆拼音方案为标准，改变欠合理的威-翟拼音体系，按字注音标调。其次，翻译应以注重再现原语文本的结构对称性及音韵美，再现原文的三字成句，两句一组。最后，单个汉字注释、典故及各种文化负载项可作为附文，以附录形式附在书后供读者自主阅读。

五、 结语

本文以《三字经》翟译本为个案，通过回顾该译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了翟里斯所采取的字本位翻译策略的局限性及其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我国典籍外译的启示。以期对我们开展汉籍外译的翻译策略研究、典籍重译等工作有一定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Giles， H. A. Elementary Chinese. Shanghai： Messrs. Kelly & Walsh， Ld ，1900.

[2]Nida， E.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Epress， 1993.

[3]郭著章.谈翟理思英译《三字经》，《文化与翻译》.郭建中编.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4]霍跃红.典籍英译：意义、主体和策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 （9）.

[5]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三字经全文篇（6）

中图分类号：H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1-0105-06

传统蒙学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其主要任务是教学识字、写字，同时进行文化道德教育，其对中国教育、思想、文化的发展，甚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颇受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重视。

《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简称“三百千”)作为我国古代最负盛名、最基本的一套蒙学教材，是“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在汉语史、汉字史、汉字教学史乃至教育史等研究领域拥有独特的地位。对这套蒙学教材用字及其流向的认识，直接涉及对传统蒙学教育识字教学的认识与评价，间接影响到对基础教育识字教学用字量、字的择取、基本字的确定，最终对我们深刻体会汉字的独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由于其流传版本各有不同，更由于无人对其用字做具体的统计分析，学术界对“三百千”用字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训诲劝诫辑要》之一《蒙学――启蒙的课本》为底本，采用现代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对“三百千”的用字及其流向作了初步的探讨。“三百千”的版本很多，用字也各不相同。如岳麓书社《传统蒙学书集成》所收《三字经》的用字字次为1123个、字为529个，《百家姓》的用字字次为472个、字为435个，《千字文》的用字字次为1000个、字为991个。本文之所以选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版，主要是因为该版所收“三百千”为通行的版本，并且经王雪梅校注，讹误不多，比较逼近“三百千”用字实际。

一、众说纷纭的“三百千"用字

较早谈及“三百千”用字情况的是张志公先生。他在所著《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针对《三字经》的用字指出：“我们最熟悉的《三字经》是用‘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打头的这一。”“今天所见到的清初的本子是1140字，后来比较通行的本子(如所谓《徐氏三》本)，总共1248字。”关于《百家姓》的用字，他指出：“我们所熟悉的《百家姓》是用“赵，钱，孙，李”打头的这一。……《百家姓》是全然没有意义的四百多个字的堆积(通行本472字)。”并且指出：“明、清的统治者不愿意让‘赵’字打头，所以出现了下边两改编本。”一是“《皇明千家姓》，明吴沉、刘仲质编，有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乔山刘龙田刊本。收单姓1768，复姓200，共1968姓，2168字”。另一是“《御制百家姓》，号称康熙编，有康熙间原刊本，复刊本，道光十三年张瑜笺注本”。关于《千字文》的用字，他也指出：“只用1000个字，基本上保持不重复。”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三合起来，总字数是2720，除去复字不算，单字恰好是两千左右，符合初步识字阶段的要求，一部分字重复出现，也有利于复习巩固。”

林治金先生在所著《中国小学语文教学史》中指出：“《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撰。该书流传久远，版本很多。清王相训诂本《三字经》共1122字，除去重复的字，实际容纳510个单字。”“《百家姓》全书只有568字，除去复姓中重复的字，实际容纳510个单字。”“仅读‘三、百、千’即可认识1496个汉字。”②

由上可见，张志公先生与林治金先生对“三百千”用字的认识完全不同。实际上，除《千字文》外，学术界对《三字经》、《百家姓》用字的表述各不相同。为比较全面地了解学术界对“三百千”用字的认识，笔者选取几影响较大的论著将其对“三百千”用字的论述汇成表1。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了解到各家对“三百千”用字认识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尤须指出的是，常捷所谓《三字经))1086字当为"1068"之误，李良品所谓2168字的《百家姓》当为以“朱”字打头的明代《皇明千家姓》之误，而并非指“赵，钱，孙，李”打头的这一。

二、“三百千”的实际用字

据笔者统计，《三字经》的用字量为1140字次，字数为541个，其中单次字346个，复次字195个。《百字姓》的用字量为568字次，字数为500个，其中单次字451个，复次字49个。《千字文》的用字量为i000字次，字数为994个，其中单次字988个，复次字6个。作为一个整体，“三百千”的用字量为2708字次，字总数为1474个，其中单次字966个，复次字508个。为直观了解“三百千”用字的实际，特将上述结论汇入表2。

需要说明的是，《三字经》原文有“稻梁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句，其中“梁”字明显错误，本文将其正为“粱”后再加以统计。《千字文》原文有“海咸河淡，麟潜羽翔”句，“麟”字明显错误，本文将其正为“鳞”后再加以统计。

一般认为，《千字文》是作者编次王羲之书1000个不同的字而成，因此基本上无重复字。关于这一点，张志公先生曾特别注明：“个别的重复是有的，如‘女慕贞洁“纨扇圆絮’，‘洁’与‘絮’通。”但张隆华先生指出：“‘絮’和‘洁，音义相同，形体不同，是代表同一词的两个字。不算是重复字。”其实，《千字文》中是有重复字的。据统计，如上表所示，《千字文》中计有6组重复字：“云腾致雨”与“禅主云亭”中的“云”，“玉出昆冈”与“昆池碣石”中的“昆”，“周发商汤”与“盖此身发”中的“发”，“女慕贞节”与“节义廉退”中的“节”，“百郡秦并”与“并皆佳妙”中的“并”，“戚谢欢招”与“亲戚故旧”中的“戚”。

还需指出的是，上述字数是从古代汉语用字的角度，即严格按照原文统计出来的。如果从现代汉语规范字的角度统计，“三百千”所用字当为1470个，因为“後”与“后”、“麴”与“曲”、“巨”与“钜”、“实”与“”等4组繁简字、异体字均出现于原文。

三、“三百千”用字的流向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以及《新华字典》，是目前现代汉字规范化最重要的字表与字典。其中，《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字3500个(简称“常3500”)，含常用字2500个(简称“常2500”，其中前1500字本文称“常1500”)和次常用字1000个；《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7000个(简称“通7000”)，包括“常用字表”所收3500字；《新华字典》收字约10000个，又涵盖“通7000”。这些字表、字典所收汉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代汉字运用的层次等级情况。与上述字表、字典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三百千”用字的基本流向。现将统计结果呈现于表3。

通过表3，我们可以了解“三百千”用字在现代汉字中的基本流向。如从表3我们可以推论出，《三字经》所用541个字，有397个见于“常1500”，不见于“常1500”的有144个；有461个见于“常

2500”，不见于“常2500”的有80个；有501个见于“常3500”，不见于“常3500”的有40个；539个见于“通7000”，不见于“通7000”的只有2个；有540字见于《新华字典》，不见于《新华字典》的只有1个。从表3中还可以推论出，“三百千”所用1474个字种，见于“常1500”的有838个，不见于“常1500”的有636个；见于“常2500”的有1079个，不见于“常2500”的有395个；见于“常3500”的有1235个，不见于“常3500”的有238个；见于“通7000”的有1462个，不见于“通7000”的只有12个；见于《新华字典》的有1468个，不见于《新华字典》的只有6个。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谓“不见于《新华字典》”，是指没有作为《新华字典》的“字头”。真正没见于《新华字典》的，只有1个“清”字；其他5字，虽然没有作“字头”，但却以其他身份出现于《新华字典》之中：“”，来自《三字经》、《百家姓》，作为繁体字附于159页“谷”字后面；“後”，来自《百家姓》，作为繁体字附在186页“后”字后面；“桌”，来自《千字文》，作为异体字附在147页“稿”字后面；“钜”(实即“钜”)来自《千字文》，作为异体字附在248页“巨”字后面；“”，实即273页“鸥”的繁体字。

即如“清”字，虽不见于《新华字典》，却为《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并且还作了“单字条目”：“清qing(书)凉。”看来，这个字也属于“现在书面上还常见的文言词语”。

总之，由于“三百千”等文献“最集中、最充分、最典型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而其负载的文化又用汉字来体现，因而“三百千”用字的83％以上至今仍为“现代汉语常用字”，99％以上仍为“现代汉语通用字”，所有用字均为现代汉语书面语所常见。“三百千”用字，代表了我们汉语的核心用字。

四、“三百千"用字与古今通用基本字

孙钧锡先生曾经指出：“过去各个朝代编撰或流行的识字书，可以认为就是当时‘常用字表’。”笔者认为孙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三百千”作为我国封建时代最著名的一套蒙书，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反映古代汉语常用字的基本面貌。同时，《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之“第一级汉字”、MHK所收甲、乙、丙、丁4级字表及HSK所收甲、乙、丙、丁4级字表也最能代表现代汉语常用字的基本面貌。将“三百千”用字与上述4表对比所得的共用字，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今汉语通用基本字的面貌。

关于“三百千”用字与现代汉语常用字的关系，上面已经作了统计分析：“三百千”所用1474个字种，见于“常3500”的有1235个。也就是说，“三百千”所有用字至今仍有83.79％进入现代汉语常用汉字之列，为现今的人们所经常使用。

为适应电子计算机处理汉字的需要，国家标准局曾《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收两级汉字6763个。笔者的统计表明，“三百千”用字有1460个见于其中，也就是说，“三百千”用字的99.05％可用于我们今天的信息交换。其中，有1305个见于“第一级汉字”中，意谓“三百千”用字的88.53％经常被用于计算机。

为推进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教育部民族教育司组织专家研制了《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大纲》(MHK)，其中确定了4级3531个汉字。笔者的统计表明，“三百千”用字中有1237个见于其中，也就是说，“三百千”用字的83.92％现今用于MHK。

为满足母语为非汉语者学习汉语的需要，也为了使更多的汉语学习者有机会测试自己的水平，国家确认了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为部级考试。HSK择取了甲、乙、丙、丁4级汉字，合计2905个，其中有1155个“三百千”用字，约占“三百千”用字总数的78.36％。

将上述数据进行对比，得出古今通用基本汉字1151个。笔者比较的程序是：(1)1305字(“三百千”用字与“第一级汉字”的共用字)与1237字(“三百千”用字与MHK等级字的共用字)对比，得出共用字1235个；(2)将这1235字与1155字(“三百千”用字与HSK等级字的共用字)对比，得出共用字1154个；(3)将这1154字与1235字(“三百千”用字与“常3500”的共用字)对比，得出共用字1151个。这1151字，个个凝聚着汉民族人民表情达意的基本信息，蕴涵着汉民族人民长期以来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它们纵横古今，应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构字构词能力最强，并由此构成了汉语书面语的基础。如同“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基本词汇――占据词汇的核心地位一样，这些字也一直处于汉字运用的核心地带，也是古今汉字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完全可以称其为“古今汉语通用基本字”。关于1151个“基本字”的详细情况，可参见文末附录。

这些“古今汉语通用基本字”，反映了古今汉语“基本字”的基本面貌，对我们今天的辞书编纂、汉字机械处理和信息处理，尤其对母语教学、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附录：古今汉语通用基本字(1151个。按音序排列)

阿哀艾爱安奥八巴拔霸白百柏拜班傍包宝饱暴卑杯悲碑北贝备背被本逼比彼笔必毕弊壁边编贬辨

表别宾兵丙秉并伯薄卜捕不布步才彩菜餐蚕苍藏操曹草策查察柴昌长肠尝常场唱超朝车臣沉辰陈

晨闯称成承诚城程澄池驰迟持尺侈耻赤充崇抽仇出初除储楚处川传床创吹垂春慈辞此次刺从聪崔

催翠存寸达答大代带戴丹单耽旦淡当党盗道稻得德的登等邓地弟帝第颠典殿刁雕吊钓调丁定东冬

董动洞都督读独堵杜端短段断对顿多惰恶恩儿而尔耳二发伐法凡烦饭范方房纺飞非肥匪废费分纷

坟愤丰风封蜂冯讽凤奉夫伏扶服浮符福府俯父妇负傅富赋覆改盖干甘敢感冈纲高戈歌革葛给根更

耿工弓公功宫恭躬巩拱贡勾姑孤古谷股鼓故顾寡挂关观官冠管光广归规贵桂郭国果过哈海寒汉好

号合何和河荷贺赫横衡红洪侯后乎呼狐胡户花华滑化画怀徊槐欢环荒皇黄煌回悔会惠毁混火获祸

霍讥饥机鸡迹积基绩及吉即极集籍几己计记纪季既济继寂冀夹佳家嘉甲驾假稼坚兼简见建剑贱践

鉴江姜将讲蒋交焦角教阶皆接节洁结竭解戒诫巾今金谨尽近晋京经惊精井景警竞竞敬静究九久酒

旧居鞠举矩句巨具俱惧据聚绝军君俊康糠抗考可克刻空孔恐口寇苦况旷亏昆困来赖兰蓝郎廊朗劳

老乐勒雷累冷梨离黎礼李里理力历厉立丽利隶连廉良凉梁粮粱两量辽僚列邻林临灵凌陵龄领令刘

流柳六龙隆楼陋露卢鲁陆录路驴吕履律虑率乱论罗骡骆落麻马麦满毛茅茂貌梅每关门盟蒙孟米泌

密蜜眠绵勉面苗妙庙灭民敏名明鸣铭命摩磨莫漠墨默某母亩木目牧睦慕穆内那纳乃男南难囊能尼

年念酿鸟聂宁牛钮农怒女欧殴潘盘叛庞陪沛烹朋彭蓬披皮疲偏篇飘贫平颇魄浦七戚漆齐其奇棋岂

启起气器千迁谦前钱潜遣强墙乔巧切且亲钦秦琴禽勤青轻倾清情庆穷丘秋求曲驱屈渠取去全权泉

犬劝群染壤让饶热人仁任日荣容融如辱入若弱塞三散桑色沙山扇善伤商裳赏上尚少舌舍设社射摄

申身深神沈审甚慎升生声省圣盛失师诗施十石时识实食史使始士氏世市事侍是适释誓收手守首寿

受兽书叔殊疏舒熟暑柬述数衰帅双霜谁水税顺说丝司思斯四似饲肆松宋诵颂苏俗素宿虽随岁孙笋

所索台太泰谈汤唐堂陶特腾体天田条听亭庭通同桐童统头投图徒涂途屠土吐推退拓外丸玩晚万汪

亡王往忘危威微为维委卫位畏谓魏温文闻问翁我沃鸟巫无吴梧五伍武勿务物悟夕西息溪习席喜戏

系下夏仙先鲜闲弦贤咸显县献相香箱详翔想向项象削小孝效笑啸写谢心辛欣新薪信兴星刑行邢形

姓幸性兄雄熊修须虚徐许序畜绪续宣悬学雪寻训逊雅延严言岩炎颜厌宴雁燕扬羊阳杨仰养摇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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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全文篇（7）

3年前，该校就把《三字经》、《论语》等国学经典搬进了课堂，每天要求孩子们大声诵读，之后老师们再对这些国学经典一一讲解。

可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向全省中小学下发了一纸禁令――不可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如《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内容，这引起了人们对诵读国学经典新的思考。

在山东省教育厅的官方网站上，记者看到了2010年12月28日下发的《关于规范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实施和专题教育活动内容的通知》，通知上写明：“有的中小学在课程实施工作中没有认真开设地方课程《传统文化》，有的地方和学校在开展相关专题教育活动，特别是开展中小学生经典诵读活动时，对诵读活动的内容研究不深，分析不透，甄别不够，致使一些带有糟粕性的内容流入学校，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念，腐蚀了中小学生的心灵，造成了很坏的负面影响，引起社会和家长的强烈关注……因此原则上应以地方课程《传统文化》规定的学习篇章作为诵读的主要内容，不可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如《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内容。”

在这个禁令的影响驱动下，山东的中小学校开始了对自身国学课程的审查检阅，一些学校按照通知内容禁止对《三字经》进行全文诵读。而与此同时，湖北的一些学校在通知的光环效应下也开始自行删节《三字经》。

湖北的“删节版”《三字经》中将“昔孟母，择邻处”删掉，认为暗藏了“环境决定一切的意思”。而《劝学诗》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启示的是读书考取功名在古代是人生的一条绝佳出路，但现在，教育是让学生掌握知识，报效社会，这些与现代教育理念相悖的文字也都被删除了。

记者联系了湖北省武昌市的一所小学，一位语文老师告诉记者，他们认为《三字经》的全文是一个整体，句与句之间非常连贯顺畅，因此他们并不赞成对《三字经》进行删节，但《三字经》上的一些内容对于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们来讲，确实不太合适，因此他们让学生们全文诵读《三字经》，但对于一些和现代思想有抵触的部分，比如“昔孟母，择邻处”，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就会刻意回避不讲，即使有学生提问也会有所保留，等到孩子们大一点，有自我辨别能力，上三、四年级的时候再对其讲述大意。

那么，《三字经》等国学著作究竟是否该“禁”，学生们又应该读什么呢？

对此，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贵晨表示，《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全文共有1722个字，是明清以来很好的一个读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这些国学著作与现代的理念有些冲突，但也并不是全无道理。比如《劝学诗》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教导孩子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多了才能多作贡献，多得报酬。小孩子从小就应该知道劳动创造财富，那么知识其实也是一种劳动成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还是可以接受的。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是由于代代人传诵的结果，而现代的老师们依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删节，是不对的，这会导致孩子们看不到完整的版本，等于把传统给中断了。因此，他认为国学经典不能简单的“禁止”或者“删除”，关键在于老师们的讲解，如何在老师的带领下把传统文化内化为学生们的精神食粮，如何把古文的思想转化利用成现代的理念。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卫东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删减经典的做法反映了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是加减法，也就是切割，认为是精华部分的保留，认为是糟粕的部分就剔除。而决策者认识的前提是，精华和糟粕是各自独立的，但这种想法恰恰是错误的。

马卫东表示，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宏观的理念、精神和意识，在这里精华和糟粕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比如《三字经》、《千字文》，这些古代教育的启蒙读物，要说精华则通篇都是精华，要说糟粕则通篇都是糟粕。倘若非要针对某一具体的文字，辨别是精华还是糟粕完全在于教育者的解读和引导。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原研究员杨明川告诉记者，有一位从事高等教育的女士教育孩子的方法就别具一格。

每次和孩子发生冲突时，这位原本很强势的母亲会假装很伤心、很可怜，甚至痛哭流涕，当然并不是以低贱的姿态。她是想通过这种方法让孩子意识到，母亲受到了伤害，孩子有责任不让母亲难过，让孩子从小树立一种独立担当的责任意识，而不是一味地溺爱孩子。生活中样样包管，显得做父母的非常有能力，事实上，这对儿女今后的发展反而是不利的。

“这位母亲就赋予了‘三从’新的内涵，让这种所谓的糟粕来适应这个时代，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它、否定它，这就是一种非常开放、宽容的国学态度。事实上，在当代社会中也存在很多糟粕，难道我们就对此始终避而不谈了吗？” 杨明川说道。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孔祥林坦言，现代人在对待各种时尚文化时往往趋之若鹜，而在对待传统文化时却始终是吹毛求疵。其实，如今在电视、网络上所传播的有害信息，要远远大于这些所谓的国学经典中的糟粕。

“提倡国学是有必要的，现代人有一些浮躁的气息，比如追求时髦、盲目自大等，为了塑造人的价值理念，人们应该诵读国学，从中学习古人做人做事的‘道理’，但每代人都有自己要学的知识，人们不能一味把旧时代的学问当成是现在做人做事的‘准则’，国学是我们宝贵的传统资源，但它不能成为学生们学习的主要核心，除非是专研国学的专家，学生们对于国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即可，所以我认为像《三字经》等读物作为学生们的课外辅助教材更为适宜。”杜贵晨说道。

三字经全文篇（8）

“三农”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和“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中央以“三农”为主题，明确要求提高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水平，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广泛传播“三农”知识已经开始受到新闻出版界的高度重视，这对建设新农村传媒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三农”知识传播的现实问题分析

1.“三农”出版产品与我国出版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根据《全国农村报刊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课题统计，我国“三农”类报纸，包括综合类和专业类，共61种，仅占全国报纸的3.17%。如果仅是农村报、农民报，则只有17种，占全国比重不到1%，这与占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民人口相比，差距甚大。由此可见，因受众的经济能力有限，发展资金、扶持政策不足，发行渠道不畅等因素的影响，“三农”出版产品与我国出版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是不相适应的。

2.“三农”出版产品质量不高，缺乏农民喜闻乐见的内容

目前，我国“三农”读物的主要内容、版面设置、栏目安排过于单一，版式过于传统，时效性和信息量跟不上发展要求，总体给人感觉有些“土气”；各类出版产品形式过于雷同，互相效仿过多，独辟蹊径不足，缺乏深入农村、贴近农民的内容，农村需要的信息不能及时，这种低质量的出版产品很难得到农民的喜爱。

3.发行渠道成为制约“三农”知识传播的瓶颈

“三农”出版产品传统的发行方式主要依靠邮局发行。凭借发行网络广、末梢投递能力较强的特点，邮发方式成为大部分涉农读物普遍采用的发行方式。但首先因受读者群地域分布分散的影响，发行状况不容乐观。其次，邮局发行费率过高，对定价较低的“三农”读物来说，较高的邮发费率大大增加了发行成本，再加上新闻纸和油墨费用的上涨，使得“三农”读物“发得越多，亏得越多”。

4. 农村内部信息流通的社会成本高

我国有逾4万个乡镇、近75万个行政村，数亿农民分布在广袤的土地上。农村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欠发达，这些因素决定了农村社会的主流传播模式是以人身为媒介建构的传播网络。在这个传播网络内，血缘、地缘、业缘是其节点，家庭、集市、节日是其中心，村与村、村与镇、村与县之间的沟通大都依靠人身作为媒介，电话、传真等现代通讯工具仅是辅助媒介。以人身作为传播的主要载体，无形之中就把农民的时间成本消耗在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过程之中了，客观上加大了农村内部信息流通的社会成本。

二、利用数字出版技术传播“三农”知识

从口语传播时代一直到现在的“全媒体”时代，随着信息交流工具的进步，信息在传播的速度上越来越快，在传播的范围上越来越广，在传播的质量上也越来越高。因此，利用数字出版技术传播“三农”知识，不仅能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扩展传播内容，还可以消解城乡信息的鸿沟，从空间上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有效整合知识体系和传播资源，解决“三农”知识在传统传播过程中的障碍，重新构建全媒体时代的传播路线。

与此同时，利用现代数字出版技术传播“三农”知识，随着政策条件的成熟和技术的进步，已经形成了一些有利的条件。

1.“农家书屋”的建立

2007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会同中央文明办、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农家书屋”是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在行政村建立的、农民自己管理的、能提供农民实用的书报刊和音像电子产品阅读视听条件的公益性文化服务设施。每一个农家书屋原则上可供借阅的实用图书不少于1 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增加一定比例的网络图书、网络报纸、网络期刊等出版物。

“农家书屋”工程按照“政府组织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主管理，创新机制发展”的思路组织实施，把各地区、各部门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类似项目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同步推进，实现资源整合，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国内外各界采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进行捐助。“农家书屋”工程计划“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立20万个，到2015年基本覆盖全国的行政村。

“农家书屋”就好比农民自己的图书馆一样，随着这种模式的逐渐完善和成熟，出版产业链上的出版商和技术供应商势必会探索和研发针对“农家书屋”特点的数字化运营模式和出版产品，为“农家书屋”数字化图书馆的建立创造条件。

2.互联网逐渐进入农村家庭

随着计算机硬件和网络消费价格水平的下降，“网吧”已经逐渐在边缘化，家用电脑越来越被广大农民接受并使用，互联网已经可以在农村承担起传播信息和交流知识的历史使命。农民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各自所需的知识与信息，还可以把自己的经验与他人共享，为“三农”知识的传播铺开了新的渠道。

4.电子阅读器的推广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阅读器的价位也越来越容易被广大农民所接受，一些针对农民用户的电子阅读器已经开始进入农村市场，这类电子阅读器预装有各类形式的“三农”读物，携带自由，查找方便。农民只需要购买一个阅读器，就可以免费获得大量知识信息，同时还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量身定制内容。

5.手机阅读的流行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2009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农村网民达到10 681万人，年增长2 220万人，年增长率26.3%。其中，农村手机上网用户约为7 189万人，与2008年相比增长3 000多万，年增长率79.3%，远高于农村网民的整体增幅。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年龄在18～70岁之间的利用手机阅读电子出版物或游览网页的人数占整个国民阅读人数的23%，其中52%是农民。

手机阅读已经成为农民群众中最流行的阅读方式，手机“随时随地”和“方便快捷”的功能为“三农”知识传播解决了时间与地域的问题，也成为广大在外务工农民获取知识信息的主要手段。

三、利用数字出版技术传播“三农”知识的对策探析

1.引导“三农”知识传播方向，构建新农村文化建设蓝图

“三农”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重点，数字出版技术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十分巨大，出版企业首先要承担起“三农”知识传播的责任，结合国家政策，引导知识传播方向；其次，广播电视在农村的普及虽然解决了农村的部分文化饥渴问题，却造成了都市文化吞噬农村文化的“后遗症”，出版企业要利用数字出版技术，解决当下农村纸质媒介与数字媒介的生态失衡问题；最后，农村文化建设还要解决农村文化再生产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变迁相协调的问题，通过数字出版技术的突破带来整个农村文化系统的更新换代。机制与技术协调发展，才能重建农村文化知识传播的“新图景”。

2.整合“三农”资源，拓宽“三农”知识内容体系

在全媒体时代，要充分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在内容上一方面坚持“以农为本”的原则，同时需要拓宽服务领域，进一步突出服务性、贴近性和实用性，以满足农民用户了解农业政策法规、经济信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特殊需求，更大程度地整合各方信息资源与专家资源，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有效预测，成为基层农业经济政策制定和农民生产投入决策的风向标。

3.扶持和发展数字出版技术，建立“三农”知识传播的数字出版格局

随着数字出版技术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三农”知识传播的过程会变得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线电视将会被数字电视所取代；有线互联网将会被移动互联网所代替；手机出版也将会结合3G网络的广泛应用成为数字出版的主流。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高新数字技术也开始被应用到了出版行业，而这些技术对于“三农”知识传播更具有可操作意义。

2011年7月“第四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航天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展出了最新的数字出版解决方案以及多形态数字出版产品，包括卫星数字发行、卫星影院、卫星数字农家书屋等，这些数字出版产品和解决方案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前沿技术和创新成就。其中，卫星数字发行是利用卫星网络向具有接收和播放功能的用户终端直接投递音像、数字读物（图书、报刊、杂志）、游戏、软件等数字化产品的发行服务，可以实现全国覆盖，服务范围广；直投到户，发行速度快；集约经营，发行成本低；高速传播，发行效率高；安全受控，版权保护好等特点。

出版界业内人士认为，航天数字传媒有限公司的“卫星数字发行平台”通过上游数字出版物内容的标准化编码与加密、中游卫星广播传输与网络回传信息处理、下游终端用户版权认证应用以及行业监管平台，最终会建成一个覆盖全国城市和乡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数字出版技术，服务于广大民众的数字出版内容传播平台系统。我国的偏远乡镇、农村地区如果架设这套系统，对于我国“三农”知识的数字化传播以及新农村文化建设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副社长、副编审）

参考文献：

[1] 王宏，陈小申，张星剑.数字技术与新媒体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三字经全文篇（9）

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因母丧辞官归江宁守制。治平三年（1066）八月服除后，乃收徒讲学，终英宗一朝不复出仕。居江宁期间，王安石与王微之过从甚密，多有唱和。今所见《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中提到“微之”的作品就有十七题二十首，包括《和王微之登高斋二首》、《和微之登高斋》、《用王微之韵和酬即事书怀》、《和甫如京师微之置酒》、《次韵酬微之赠池纸并诗》、《和王微之药名劝酒》、《即席次韵微之泛舟》、《次韵微之即席》、《和微之秋浦望齐山感李太白杜牧之》、《次韵登微之高斋有感》、《和微之重感南唐事》、《与微之同赋梅花得香字三首》、《留题微之廨中清辉阁》、《和微之林亭》、《酬微之梅暑新句》、《酬王微之》、《谢微之见过》[1]。王微之的身份直接关系到这些作品解读的准确性。对于王微之的生平，前辈学者多有考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作补正。

一

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谈及王微之时从清人沈钦韩说，认定其为王贽，并以此为据将《和微之登高斋》、《和王微之登高斋二首》、《次韵登微之高斋有感》等作品的创作时间系于嘉祐八年至治平元年王贽迁官前这一时期[2]。关于这点，今人李之亮《王荆公诗注补笺》与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已指其误，今不赘述。李、汤二人都认为王微之即是“王皙”。汤江浩谓“《全宋诗·王皙小传》（卷514）撰者钩稽多种文献，叙王皙仕历颇详，由此可以大体了解王皙生平”[3]，并于文中多有援引。李之亮在论述王微之并非王贽而是王皙时所引用材料与《全宋诗》亦多有重合。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兹列《全宋诗·王皙小传》于下：

王晳，字微之（《刘忠肃集》卷一九《九月十日赵韩王园同舍饯送王微之皙出守汝州即席次春韵》），太原（今属山西）人（《宋元学案补遗》卷一）。仁宗皇佑元年（一四九），以著作佐郎知耀州富平县（《金石萃编》卷一三三《唐李太尉祠堂记》）。至和中为太常博士（《玉海》卷四）。尝知汝州（《刘忠肃集》卷一九）、卫州（《东坡外制集》卷上《王晳知卫州制》）、池州（《舆地纪胜》卷二二）。为江南东路转运使，迁刑部郎中（《韩南阳集》卷一七《江南东路转运使尚书祠部郎中充集贤校理王晳可尚书刑部郎中制》）。神宗熙宁中转兵部郎中，提点醴泉观（《续会稽掇英集》卷二）。哲宗元佑元年（一八七），判登闻检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一）。有《春秋皇纲论》五卷传世。又有《春秋通义》十二卷、《异义》十二卷（《玉海》）、《孙子注》三卷（袁本《郡斋读书志》卷三下），皆佚。[4]

《全宋诗·王皙小传》考证详尽，但若逐篇考察，颇有可商榷之处，如与小传中写作“（王）皙”不同的是：畿辅丛书本《忠肃集》“皙”作“晢”；四明丛书本《宋元学案补遗》卷一“范氏所传王先生”其名乃是上“折”下“白”，并非“皙”[5]；清影宋钞本《舆地纪胜》卷二二作“王晢”[6]；四库全书本《南阳集》卷一七韩维所作《江南东路转运使尚书祠部郎中充集贤校理王哲可尚书刑部郎中制》亦非“王皙”[7]；四库全书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九“知卫州王哲请以历赐有司，而不赐其人，诏并赐之”，卷三九一“中散大夫集贤校理王哲判登闻谏院”，卷三九三“六月二十一日荐中散大夫、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王哲为鸿胪少卿”，卷四三〇“蔡河拨发王哲为直秘阁提举崇福宫”均作“王哲”[8]；《宋史·艺文志》卷二百二亦称“王哲著《春秋通义》十二卷，《皇纲论》五卷”[9]；元刻明修与四库全书本《玉海》均称“太常博士王晢”[10]；四部丛刊影宋本《郡斋读书志》谓“王晢注《孙子》三卷”[11]。事实上，李之亮在《宋代路分长官通考》中也认可《南阳集》中的制文乃是王哲，并以此认定王哲于治平二年和三年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与他在《王荆公诗注补笺》中引作“王皙”相异[12]。

二

关于王微之生平，四库馆臣亦有所考证。《四库提要·春秋皇纲论》云：

《春秋皇纲论》五卷（内府藏本）。宋王皙撰。皙自称太原人，其始末无可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言其官太常博士。考龚鼎臣《东原录》，载真宗天禧中，钱惟演奏留曹利用、丁谓事，称晏殊以语翰林学士王皙，则不止太常博士矣。王应麟《玉海》云：“至和中，皙撰《春秋通义》十二卷，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阙者，用己意释之。又《异义》十二卷，《皇纲论》五卷。”今《通义》、《异义》皆不传，惟是书尚存。[13]

同《全宋诗》小传一样，《四库提要·春秋皇纲论》将王微之名字写作“王皙”。然考《四库提要·春秋皇纲论》所引用的原始材料，王应麟《玉海》作“王哲”，上文已列出；宋人龚鼎臣《东原录》云：

天禧中，真宗已不豫，但患曹利用在西枢跋扈，丁谓在中书弄权。一日召知制诰晏殊……既而惟演遂除枢密副使。晏相尝说与王哲学士。[14]

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春秋皇纲论》五卷、《明例隐括图》一卷。太常博士王哲撰，至和中人。馆阁书目有《通义》十二卷，未见。[15]”宋元之际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援引陈说：“《春秋皇纲论》、《明例隐括图》共六卷。陈氏曰‘太常博士王哲撰，至和间人。馆阁[16]目有《通义》十二卷，未见。’”[17]四库馆臣征引的《直斋书录解题》、《东原录》、《玉海》均写作“王哲”，同样作“王哲”的还有虽未明言但极可能会作为潜在参考资料的《宋史》、《宋会要》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既然如此，何以仍会将“王哲”写作“王皙”？我们认为，应当是传抄之误。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在《钦定四库全书·春秋通义》正文部分，四库馆臣援引《宋史·艺文志》，明确指出著有《春秋通义》十二卷的是“王晢”[18]。

除上述材料外，四部丛刊影宋本《温国文正公文集·齐山诗呈王学士》诗下，司马光自注“（王学士）晢，字微之”[19]；在今人所见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中，李壁注《和微之登高斋》云：“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晢《登高斋》诗，押簁字韵”[20]；注《和甫如京师微之置酒》云“王晢，字微之，时知江宁”[21]；注《谢微之见过》云“王晢，字微之”[22]。又，今存元大德刻本中，《和微之登高斋》与《和甫如京师微之置酒》二首的李壁注也都写作“王晢”[23]；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的《王荆公诗注》卷四十八“律诗”中的《谢微之见过》下注“王晢，字微之”；同书集部《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六引到“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晢《登高斋》诗，押簁字”作“晢”[24]，同书子部《说郛》卷八十一《金玉诗话》引到此句时写作“哲”[25]；同书《经义考》、《读礼通考》俱作“太常博士王晢”[26]。

三

上文中，王微之的名字出现了“王皙”、“王哲”和“王晢”三种不同版本。我们认为，宋元刻本与今文记载之差异，《四库全书》正文与《四库提要》的抵牾，主要是因为“哲”、“晢”、“皙”三字字形的相近，使得传抄错误总是难以避免。如同是清代人法式善撰写的《陶庐杂录》，嘉庆刻本中提及《春秋皇纲论》时写如：

《春秋皇纲论》五卷。宋太原王哲。至和间官太常博士。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说。其缺者以己意释之。凡二十三篇。[27]

而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陶庐杂录》中，“王哲”就变成了“王皙”[28]，显然是抄录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的出现，首先是古代“晢”与“哲”通假，二字的界限并不明显。在上古音中，“晢”为章母月韵，“哲”为端母月韵。在《广韵》中，“晢”是“旨热切”，章母薛韵，山摄、开口呼三等，入声；“哲”是“陟列切”，知母薛韵，山摄、开口呼三等，入声[29]。从两字的音韵地位不难看出，无论是在上古音还是中古音中，“晢”与“哲”都是准双声迭韵的音近通假。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易·大有》“明辩晢也”时引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晢，王廙作晰，又作哲字，郑本作遰，陆本作逝，虞作折”[30]。说明在唐以前“晢”与“哲”已然有假借通用的情况。唐以降，在一些儒家经典和正史之中，都存在“晢”、“哲”不分的状况。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中说：

明作晢。晢，坊本皆作哲……玉裁按：《说文》七篇《曰部》：晢，昭晣明也，从曰折声。二篇《口部》：哲，知也（古知智不分），从口折声。十篇《心部》：悊，敬也，从心折声。三字各有所属本义而经传多相假借……宋元本注疏云“王肃及《汉书·五行志》皆作哲”，定本作晢。则读为哲，作正义者不暇分别。[31]

王念孙在《读书杂志》记有宋祁转述的司马光将“哲”作“晢”的事情：

哲民情。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师古曰：“哲，知也”（知读如字）。宋祁曰：“司马温公云‘哲当作晢。晢，明也。言将发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念孙案……古书皆训哲为知，不当改为晢。”[32]

可见由于“哲”、“晢”二字读音相同、意义太过相近，又是通假字，因此极其易混。清人邓廷桢在《双砚斋笔记》中谈到这种情况时，有精辟的论述：

洪范曰：“明作晢。”后郑司农曰“君视明则臣昭晢”，与许说同。今本作哲。《说文》：哲，知也。《尔雅释言》曰。哲，智也。诗《烝民》曰：“既明且哲。”是晢、哲义亦相近……后世书此二字，往往相乱。又别制晰字以为明晰，尤为不经。故详箸之。[33]

在这里，邓廷桢除了谈到“哲”、“晢”的“往往相乱”外，还提到了“晰”字的出现，并斥云“尤为不经”。这里的“晰”正是“皙”的分化字。“晢”与“皙”音韵地位不同，却因字形相近，也十分容易混淆，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点。宋人张有撰《复古编》，其中“形相类”分辨二字云：“皙，从白析，先系切，人白色也；晢从日折，旨热切，昭哲明也。”指出两字的音韵地位与意义并不相同。[34]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易·大有》“明辩晢也”时引完陆德明《经典释文》后直接指出“凡俗本作晳者误。”[35]

清人王念孙《广雅疏证》释“皙”字云：“皙，音析，字从白，析声。与晢字异。晢，音哲，又音制，字从日，折声。旧本皙讹作晢。”[36]王念孙这里辨析了“皙”与“晢”的不同，并指出了晢“又音制”。王说甚是，《广韵》中晢有两个读音，一为“旨热切”，一为“征例切”。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沈钦韩会将“王晢”误为“王贽”——两者读音有相同性，李壁说王晢“时知江宁府”，却不见于史料，而王贽恰在嘉祐七年到治平元年间担任江宁知府，可能正是这个原因直接导致了沈钦韩的误判。

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及《东原录》所载“王哲”与司马光《齐山诗呈王学士》、刘挚《九月十日赵韩王园同舍饯送王微之晢出守汝州即席次春韵》、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胡仔《渔隐丛话前集》、王象之《舆地纪胜》、王应麟《玉海》及王安石酬唱系列诗歌中提及的“王晢”实为一人。王微之的真实姓名不应作“王皙”，当为“王晢”，“皙”乃“晢”字之讹。《全宋诗·王皙小传》、中华书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之亮《王荆公诗注补笺》、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偶误。“晢”与“哲”二字通假，舍“哲”而取“晢”，原因有三：司马光与刘挚皆是王微之的好友，时代最近，不会写错；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元大德刻本《王荆公诗注》、四部丛刊影宋本《温国文正公文集》、四部丛刊影宋《郡斋读书志》这些古本、珍本、善本均作“王晢”；《说文·日部》释“晢，昭晣，明也”，《说文·口部》释“哲，知也”，显然有明察之意的“晢”与“微之”的契合度更符合古人取字的习惯。因此，王安石诗歌中屡次出现的王微之姓名应为“王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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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9：160.

[3]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2：112.

[4]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十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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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韩维.南阳集（卷十七外制）.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8]以上分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九，卷三九一，卷三九三，卷四三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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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别见《玉海》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明修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十.

[11][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第三下，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淳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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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原书缺“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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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四部丛刊影宋绍兴本.

[20][宋]王安石撰，李壁注.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61.

[21]同上：747.

[22]同上：2170.

[23][宋]王安石撰，李壁注.王荆公诗注.元大德刻本，分别见卷九与卷十四.

[24][宋]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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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见《经义考》卷一三九、《经义通考》卷六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清]法式善.陶庐杂録（卷四）.清嘉庆二十二年陈预刻本.

[28][清]法式善撰，涂雨公点校.《陶庐杂录》卷四.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103.

[29]此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9.

[30][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22.

[31][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十三，《皇清经解》卷五百八十.

[32][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三.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33][清]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二）.光绪丙申本.

三字经全文篇（10）

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xxx小学扎实展开语言文字工作，积极创建语言文字特色学校。在创建过程中，我校真抓实干，充分利用学校现有教育资源，积极开展推广普通话和文字规范化工作，现汇报如下：

一、制度建设与宣传培训相结合

（一）高度重视，建章立制

学校建立健全了领导小组、工作机构，形成上下一致、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制定了工作计划、相关制度，使学校的语言文字工作有章可循，落到实处。学校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教师教学考核和学生的培养目标，积极改革评价制度。

（二）营造氛围，提高认识

学校通过教师会议、各种宣传活动和阵地大力宣传，营造气氛，统一思想，以至全校师生形成共识。学校还将语言文字工作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在走廊、楼梯口，台阶等处张贴语言文字宣传标牌；校内公文、文件、网站以及名称牌、指示牌、校风校训、标语、建筑物等用字规范；教室里的班规、评比栏、板报等用字规范，班级文化建设等都体现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良好氛围。

（三）校本培训，教学相长

1.三笔字培训

学校为每个办公室配备了一块小黑板，要求教师每天坚持练粉笔字。为每位教师统一购买了钢笔字、毛笔字字帖、训练纸，每月上交优秀作品。每学期初，学校都组织骨干教师给全体教师上书法课，上写字教学指导课。2017年6月，学校还组织教师参加了区“最美教育人.书法赞天心”毛笔字、钢笔字比赛活动，全员参与，人人上交了作品，展现了教师们良好的素养。

2.普通话培训

近几年我校不定期组织全体老师分批开展普通话培训。学校统一购买普通话培训书籍和碟片发放到教师手中，供老师自学和练习使用。2016年8月，我校组织全体教师参加了由普通话测试员湖南一师一附小校长余运群主讲的普通话培训。学校还充分发掘语文教师和部分中青年教师语言文字优势，发挥他们的推普骨干作用，推动校园语言文字工作的检查督导工作。目前，在全校32名教职工中，普通话达标率为100%。学校举行了以“我的爱心教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全体教师人人参与，用真实的感情讲真实的教育故事。以赛代训，让校园成为教学相长的共同乐园。

3、常规培训

为落实新课标对写字教学的要求，进一步促使广大教师重视课堂教学常规，促进学生树立规范书写的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学校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了《课堂教学常规》。校长就如何进行小学生的课堂教学常规进行了细致解读，并找来了相关的教学视频，供全体老师观摩学习，并提出要求。

4、阅读分享

从去年开始的青年教师共读一本书，到今年教师的阅读分享，学校一直提倡教师阅读，希望教师爱读书的榜样力量感染学生，形成良好的学风、校风。

二、常规管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一）加强过程监管，落实工作制度

教导处狠抓常规落实，坚持做到各项工作统一规范、要求明朗、定期检查。每天行政值日检查课堂常规、每周二随堂听课、每月中、月末教案作业检查，每期末教案作业评优。

1．监控作业质量: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控制作业数量。教导处每月中旬的作业抽查和月底的全面检查，第一目的是监控作业量，第二目的是对作业质量的把关，力争做到量少而精。制定了《新开铺小学优秀作业评比方案》，每学期期末进行全校优秀作业展评，以评比促管理，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和学生的写字能力。

2．落实书写督查：通过每周随堂听课、“创新杯”教学竞赛、家长开放日公开课等，督查课堂常规。课堂板书是教师练字的好场所，每天行政值日将板书规范列为课堂巡查重点，随堂听课的评价重点。培养学生良好习惯，每学期开展规范书写督查，对班级进行验收评比。2016年在天心区“爱阅读•善表达•规范书写”活动中获得特等奖。

3.开展常规竞赛：每年定期开展“听写大会”和“书法比赛”，通过比赛，我们既关注了学生的书写常规，又了解到本学期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的基本情况；既是对常规教学工作的督促，也是对学生学习的激励和促进。学校橱窗和各班黑板报常年有学生优秀书法作品、作业展示板块，经常更新。

（二）提供良好环境，培养阅读习惯

全新的学校图书室新进了一万多册书，每天早晚对师生开放。新建的班级图书角和楼道图书角，定期更换书籍，鼓励学生多看书、爱看书。

学校每天安排20分钟的午间阅读时间用于学生的集体课外阅读，阅读经典美文。如：一乙班弟子规诵读，二乙班《日有所诵》等。经过两年的努力，学生的阅读习惯得到了培养。语文老师跟着学生一起阅读，也成为了一种习惯。广大师生将传承祖国悠久语言文字变为自觉行动，并在浓郁的语言书香中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

（三）开展实践活动，深化文字应用

1.推普进社区活动：2017年9月，2--6年级学生代表来到桥头社区开展推普活动。每个班都表演了一个推普小节目。同时，小小宣传员还向社区居民发放宣传资料200份，宣传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意义。此次活动以学校为中心，辐射到家庭、社会，使普通话由校园语言迈向社会语言，在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中起到了示范、辐射作用。红网、中国未成网都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

2.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低年级自制识字卡，中高年级通过搜集资料制作古诗配画、遨游汉字王国、经典阅读手抄报、诗歌推荐卡，以及开展规范汉字纠错行动等等。

3.假期快乐体验活动。2017年元月，少先队员们和社区居民们一起参加新开铺街道桥头社区组织的写春联、送春联活动。

三、经典诵读与主题活动相结合

经典浸润童心，诵读传承文明。中华经典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有效实践。

1．主题班队活动：大队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各班结合主题，通过多种形式的经典诵读，实现德育目标。在“呵护童心，学会感恩”、“喜迎，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优秀传统文化就在我们身边”、“感恩父母·努力学习”、“三爱三节”等主题活动中，通过诵读经典诗文名句、蒙学课堂、现代名篇美文，背诵《三字经》、《弟子规》，或是讲反映民族精神的传统故事，如“精忠报国”、“闻鸡起舞”、“一诺千金”、“孔融让梨”等，诵读内容涉及广泛，学生诵读形式新颖有趣、丰富多样。在诵读中感受蕴涵其中的家国情怀和精神追求，学习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2.主题升旗仪式：学校每周的升旗仪式由三到六年级各中队承办，以班级诵读方式进行国旗下讲话。本学期，六年级两个班用情景剧的形式分别做了推普和两型主题的国旗下讲话，五年级用诗歌朗诵《我的祖国》和《红领巾心向党》表达了队员们对的期盼和十一三建队日的庆贺。四甲则采用童谣新唱的形式，用一曲载歌载舞的《悯农》宣传世界粮食日的意义。四乙中队用清脆的快板朗诵充满着孝与敬的三字经，倡导大家尊老、敬老、孝老、助老，关爱身边的每一位老人。三甲班《垃圾分类》情景剧，三乙班《消防安全》快板表演等等

3.六一庆祝活动:在六一“承中华美德，亮文明童心”文明校园主题活动中，孩子们的《三字经》表演唱、食品安全小品《麻辣烤串》等语言类节目赢得了阵阵掌声。

4.朗读启动仪式:4月23日是世界阅读日，二乙中队代表学校参加了由湖南交通频道主办的“心愿湖南朗读春天——720分钟全民朗读马拉松启动仪式”，朗读诗歌《少年强》获得了好评，并获得了湖南省广播电视传媒中心颁发的“优秀组织奖”。

5.幼小衔接活动：5月，金色摇篮兴威幼儿园四十多名大班幼儿来到学校，和二乙班的孩子坐在一起，一起上了一堂古诗新唱《春晓》课，为孩子们进入小学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课改教研与社团活动相结合

（一）开展教学研究，探索“双推”新路

1.2016年9月，学校《童心教育校本课程资源开发研究》的课题成为了长沙市教育科学规划办的立项课题。目前，童心绘本校本课程是童心教育下的主打课程,深受学生的喜爱。经过一年的时间，学校已成功举办了两次童心绘本大赛，涌现出许多优秀自编绘本；编印校本教材《童心绘本》2册，向学生免费发放.

2.积极开展识字写字课课型研究。2016年下学期，南大桥小学、金峰小学和新开铺小学三所学校联合开展了“三校联动，共话成长”语文校本研训活动。我校主持研训活动的主题是低段语文教学“如何把握识字课的特点”，由尹曦婕和龙安琪两位老师带来了二年级的两节识字课，有幸请到了黄祖训教授的亲临指导。校内，李游、伍恋名等老师先后上了4堂识字写字教研课。

3.教师们善于总结经验，积极撰写论文。周并老师撰写的《新课程背景下关于语文评价的设想》获区二等奖；刘娟老师撰写的《读写结合在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探讨》获市三等奖；刘佳利老师的《每一个汉字就像一个故事》获2016年长沙市第十二届“我与语言文字”征文一等奖。

三字经全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086—04

作者简介：赵学清，男，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西安710062）。

中国文字学会和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于2005年和2010年在河南漯河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两次会议都有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就“许慎文化”与《说文解字》进行学术研讨。经过近年来的研究、倡导和宣传，“许慎文化”成为河南乃至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在河南文字学会会长王蕴智教授提出“许慎文化”概念并大力倡导中原家乡进行许慎文化资源开发建设后，也有部分学者加以响应并撰写了有关文章①。关于如何理解“许慎文化”的内涵、如何利用“许慎文化”强化河南文化建设乃至中华文化建设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上述两方面内容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并加以简单论述。

一、“许慎文化”的提出

许慎用数十年心血完成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不仅在汉字学史上为奠基之作，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说文》自产生以后几乎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历朝历代研治《说文》者大有人在。至有清一代，更是大家层出，学者们对《说文》的推崇更是达到顶峰。“家有洨长之书，人习《说文》之学”②，《说文》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历代注疏之学，多得益于《说文》，历代工具书大抵是直接或间接祖述《说文》。今天，《说文》仍是我们认识汉字、分析形义关系所必需借助的工具书，也是我们弄懂其他古代文献的锁钥与研究甲骨文、金文的桥梁，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核心地位是无可争议的。

正是由于《说文》的重要地位，后来形成了所谓的“《说文》学”或称“许学”。在大力建设先进文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河南文字学会会长王蕴智教授明确提出“许慎文化”的概念。这与近年来学术界重视《说文》研究、重视《说文》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密切相关。1985年，在河南大学教授、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于安澜先生的倡议下，中国训诂学会在河南大学和许慎故乡漯河市郾城县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纪念许慎学术研讨会，同时建立了许慎纪念馆，修葺了许慎墓、许南阁祠，扩建了许慎陵园。王蕴智教授参与了纪念许慎的各种学术活动，并撰写了一些论著，逐渐将“许慎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提出来。③2005年和2010年在漯河召开的两次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以及学者们的相关论著标志着“许慎文化”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和重视。

二、“许慎文化”的内涵

2005年7月初，王蕴智教授在《许慎的历史贡献和许慎文化资源的开发》一文中提出许慎文化的内涵“包括了许慎精神和《说文》学两方面。这个界说还可以广义一点来理解，即‘许慎文化’当是指华夏同胞热爱汉字、学习研治汉字的传统人文精神以及由许慎所发凡、创立的汉字学”。此后，河南文字学会也发出过“关于进一步弘扬许慎精神、促进许慎文化资源开发的倡议”。河南漯河利用许慎和许慎文化的宣传作用，进行了较多的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设施的建设。不过，大家对于许慎文化的内涵并未再进行深入探讨。在2010年10月的第二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专门举行了“许慎与中华文化”名家访谈活动。访谈专家包括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教授、清华大学彭林教授、台湾大学叶国良教授、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古胜隆一教授等。学者们就许慎文化的内涵、许慎作为经学家和文字学家的关系、许慎文化在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以及许慎文化在“汉语热”中起到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学者们大多认为许慎文化的核心是汉字文化、经学成就和许慎精神。④我们认为许慎文化的最高层面是许慎精神，呈现出来的是汉字学、汉字文化以及经学贡献。

（一）许慎精神的本质是求真务本、兼容并包、发展创新的学术精神

许慎在东汉时期的今古文之争中，不满对于一部经书的随意解释，而要从本源上来清理文字，从而为正确释读经书打下基础。汉代很多学者对经学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都希望凭自己的学说走上仕途。许慎和他们不同，他用20多年写书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做学问，并且表现出求真求善的研究精神。他身上具有近现代学术的很多精神，比如善于归纳和分析。《说文》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与许慎写作的求真务实的态度是分不开的。许慎不满当时今文学者根据隶书随意解释经典的做法：“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⑤他自己的研究都是“信而有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⑥。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中也说，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而这一传统恰恰是我们古已有之又经过许慎发扬光大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用这种基本精神来研治学问，就能做到求真务实的考辨。许慎正是具有了这种精神，才能够写出下面这一段实实在在的话：

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⑦

没有一种认真的求学态度，不可能写出这5个非常精确的数字。用这种精神来治学就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在许慎时代，有不少学者具有这样的求实精神，在做扎扎实实的学问，所以汉代学术被称为汉学，后世又称之为朴学。朴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深远，一直到现代还有大批的追随者。

兼容并包是说许慎在写作《说文》过程中，能兼采众长、吸收各家说法，按照许慎的话说就是“博采通人”。通人是当时有学识的儒家学者。许慎本人虽然是古文学家，但是他兼通古今文之学。根据许冲《进说文解字表》等史料看，许慎少年所学很可能是今文经学，到了洛阳之后，师事贾逵，又改治古文经学。在古今文学派的斗争中，许慎善于客观评判是非，兼取两家之长。根据清人陈寿祺辑录的《五经异义》记载，其中既有“古尚书说”，又有“今尚书欧阳夏侯说”，既有毛诗说，也有鲁、齐、韩三家诗说；既有“古春秋左氏说”，又有今春秋公羊说……另外的经书说解也都是今文和古文说解并存。《说文》一书中，直接指明引经的地方有20余处，群书及通人之说有40多种，方言土语40多种。许慎真正做到了好学深思，博学多闻，在创作《说文》中既能坚守师承，又不墨守成规。这样才能凭借自己的深厚功力，又兼采众长，发现汉字构形的规律和系统，在汉语言文字的研究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发展创新是指许慎能在博采通人的基础上，发挥可贵的科学独创精神，写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许慎之前的类似著作都是童蒙识字课本一类的材料，如《史籀篇》、《仓颉篇》、《急就篇》等，这些著作是没法和《说文》相比的。北齐的颜之推曾经给予《说文》以高度评价：

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⑧

段玉裁也称赞说：

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源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⑨

许慎通过对小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提炼出540部，阐明了六书体例并用其分析9353个小篆。许慎创立了汉字部首，提出了六书条例并以之揭示了汉字内在的系统性，编写了第一部汉字字典，体悟到汉字表意性质并进行汉字形义关系阐释——他的很多工作都具有开创性。正因为《说文》的博大精深，所以自从公元121年产生以来它就在学术界发挥着广泛而持续的影响，成为解释经典的钤键，规范正字的标准，分析六书的依据，编写字典的示范，考据文字的阶梯，研究古韵的资粮。其影响早已经超越语言文字本身，而遍及整个知识界。这都是许慎具有创新精神并以之来创作《说文》的结果。

（二）“许慎文化”内涵的核心是汉字学和汉字文化研究

在第二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的“名家访谈”中，黄德宽先生明确提出许慎文化就是汉字文化，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指出许慎文化的核心是汉字文化。日本学者古胜隆一教授说：“我认为许慎文化的核心是汉字学。汉字学不仅对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国外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许多国家，至今都保持着学习和使用汉字的传统。汉字本身比较难认，但许慎通过《说文解字》，为国外学者打通了一个学习、认识、理解汉字的管道。”⑩黄德宽教授提到许慎对文字学最重要的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许慎的文字学思想具有现代科学意识；二是《说文》保留了当时的很多文字数据，是后人研究古文字的桥梁；三是对中国人传播汉字和汉字文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些说法都是中肯的。

从文字学的角度看，《说文》是一部奠基之作。其在文字学上的价值更多体现在保留了经过人为规整同时体现原始构形意图的小篆系统，开创了遵循形义统一原则进行构形分析的基本体例，充分认识并分析了汉字的构形系统性。《说文》小篆字系在整个汉字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汉字从古文字阶段到今文字阶段的桥梁和纽带。“汉字的一切规律全部体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文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因此，在近代以前，整个的汉字学史基本上都是围绕《说文》进行的，《说文》学甚至成为文字学的代称。《说文》小篆研究一直长盛不衰。新中国成立后，《说文》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说文》研究始终是文字学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文字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对于这样的一部经典性著作，我们不应该像当代有些学者那样，因为其存在个别的局部的不足就加以贬斥，那种做法是不合乎学术事实的。

从汉字文化的角度看，《说文》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这与许慎对经学的研究和贡献是分不开的。清华大学的彭林教授说：

所谓的许慎文化就是通过准确地解释文字来揭示经典的意义。中国的学术是经、史、子、集，它们是并列的关系，同等重要。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一个人的生活理念，需要一套理论的表述，而这些东西都在经典里面，即中国的核心文化五经。……许慎开辟了一条揭示经典的途径。许慎认为，只有先把每一个字的字义理解准确，才能对经义有个准确的把握。许慎从研究文字入手，以文字解释经学，以经学解释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讲，许慎树立了中国人研究中国学典范，创立了通过文字学研究经学的一种范式。

他认为许慎是为了研究经学而研究文字，研究文字是其研究经学的工具，因此许慎对中华文化的最终贡献应该定位在经学方面。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叶国良教授也认为《说文》本身就是一部经学著作，不能只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待它。

关于这一点，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曾经提到，《说文》这部书其实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说字、解经、谈文化。如果不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说文》，那么对《说文》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比如《说文》对“王”字的解释：

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现当代的文字学家，尤其是古文字学家根据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对“王”的原始造字意图做出新的解释，现在多数学者认可其造字意图是“斧头”。在这样的情况下，许慎对“王”字的解释大遭非议。批评者说，许慎的分析和解释是维护封建道德，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其实，许慎列举的“王”的词义及体现出的王权思想，并不是他自己的思想，而是时代的思想。孔子和董仲舒都推崇王权，被许慎拿来作为例证。“王”的原始造字意图不会是一贯三，从字源的角度看，许慎的说法一定是被否定的，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就可以获得认识上的价值。“中国古代王权至上的思想，从周朝到汉朝，历经一千多年，不断扩散侵润，早已构成一种文化，从思想家到平民，无不接受这种文化的灌输和熏陶。而且人们充分利用汉字的表意功能，把这种文化浓缩附着在‘王’这个形体结构中，使之永久化。”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许慎对文字的解释，与其说是在解字，不如说是在谈文化。因此，《说文》是一部经学和文字学合一的著作，汉字学和汉字文化学构成了“许慎文化”的核心内容。

三、“许慎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上，学者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尤其在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该如何协调等方面还很值得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建设当代中国文化，不可能全盘搬用西方文化。近代以来，在中国新文化建设方面，学者们就一直有争议。真正有识见的学者认为，我们是需要吸收西方文化乃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但决不能全盘西化。近现代著名学者张君劢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说：

吾们要问的是，这时期中国人一方面非学外国不可，但学习之后，是否全跟外国走。我想不会。如学生跟先生走，起初跟先生走，但慢慢学生有自己的认识，有自己的看法，亦有其自己前进之方法。所以我们虽然学外国，但我们自己之自觉心、自信力亦因之而增加。二者是互相影响的，学别人的时候，不会瞎睛只跟走的。在此时代中，无论学任何外国，你不会忘记你是中国。中国人在任何学科中，有自己种种眼光，所以你尽管学人，对于国家应如何贡献，有你自己的观察和方法，不会完全与外国人相同。

张君劢先生的这段话讲于70年前的抗战时期，但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适用。今天我们建设自己的文化，仍然必须先弘扬和发展自己的优秀文化。许慎通过《说文》为中华经典的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支配中国人思想的五经有重要贡献。“许慎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地域文化建设上，“许慎文化”对河南中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综合体。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地域文化的不同特色为丰富中华文化内涵起到重要作用。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表层看，她是一种地域文化，从深层看，她又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中原文化曾经在中华文化发展历史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中原文化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内容极为丰富。从精神文化的传承来看，由许慎开创的汉字文化研究对中华文化的承载和传播具有特别的作用和意义。汉字的产生及其发展的重要阶段几乎都与中原文化密不可分。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甲骨文都出现在中原大地上。至今我们还在使用的规范性字体“宋体”产生在河南开封，著名的活字印刷术也出现在这里。而以许慎为代表的汉字文化更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今天的中原文化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也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但不管怎样，都应该在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而以许慎为代表的汉字文化是今天中原文化继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

弘扬和发展“许慎文化”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并对周边国家如越南、朝鲜、日本等国的文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化十分发达，早在两千年之前，汉字就先后传入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作为这些国家的正式文字使用。汉字在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功不可没。同时，汉字在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中也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因此，中国周边几个曾经或正在使用汉字的国家，在文化传统上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

汉字流入朝鲜半岛并被使用的时代，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到公元5世纪初，在朝鲜半岛的各个国家，汉字的使用已经相当普及。而随着汉字被广泛地使用，汉文化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汉字在朝鲜半岛成为正式的文字。尽管1444年朝鲜创立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但汉字的使用一直没有被废止，相反，在朝鲜民族的文化与教育活动中，汉字一直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汉字在朝鲜半岛的流传使得中国文化也在那里生根发芽，深入到朝鲜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字是中朝人民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汉字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很快就利用汉字记录日本的语言，不仅如此，日本人还改造了汉字，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假名，就是借用汉字字形的部分笔划作为符号来表示日语的音节单位的文字体系。假名的创立并没有完全替代汉字，直到现在，日本文字中还有常用汉字2000个左右。

中国与越南更是自古就有密切的交往。汉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经是越南的官方文字。后来，越南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字喃”。虽然越南有了自己的文字，但是汉字在越南的地位一直相当高，直到19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侵入越南，推行拉丁化的国语字，汉字的地位才逐渐被取代。

由于汉字在亚洲的重要影响，使得文化界用“汉字文化圈”这个术语来指称东亚、东南亚文化的某些一致性。可见，汉字在历史上曾经代表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今后我们应当继续弘扬发展汉字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更好地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力量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进一步的贡献。